时间：2023-05-29 17:44:3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明星制造，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詹妮弗・洛佩兹 Jennifer Lopez
拥有四款个人香水的詹妮弗・洛佩兹算是明星界中较早进军香水业的一位，2002年9月推出首款个人香水Glow by J．Lo，这款香水清新、纯净、性感，体现女性温柔舒适的感觉。半年后她再接再励推出Stil Jennifer Lopez香水。其代表作Glow by J．Lo的成功，引来不少香水生产商争相效仿这种百利而无一害的策略，掀起一片明星香水潮。
帕丽斯・希尔顿 Paris HiIton
富家女帕丽斯-希尔顿最近竟然发愤图强，誓言已厌倦了五光十色的派对生活的她，近年开始积极发展个人事业，拍电视电影、出自传、开夜总会，更在2004年5月推出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帕丽斯・希尔顿香水。此香水原本只是少量生产，结果市场反应供不应求。鉴于首款香水大受欢迎，希尔顿连忙再推出男士古龙水及Just Me by Paris Hilton香水，并扬言新作将陆续推出。
布兰妮・斯皮尔斯 Britney Spears
流行小天后布兰妮・斯皮尔斯与美国伊丽莎自雅顿公司签署协议，委托后者为其开发经销“小甜甜牌”香水及化妆品系列。2004年9月，布兰妮推出她的第一款个人香水Curlous，柔美的花香调使Curious显得异常感性。香水瓶身抢眼的亮丽天蓝色和闪烁的玻璃切面能唤起无穷的想象力，心形的小坠饰据说可带来恋爱运。
席琳・迪翁 Celine Dion
加拿大殿堂级歌唱天后席琳・迪翁曾先后推出多款香水，当中CelineDion Pa rfums气味芬芳浪漫，就像席琳。迪翁本人一样，深受25至45岁年龄段人群的喜爱，还打入了2003年美国十大最佳销量女性香水第九位，成为首款一面市便跻身十大的香水。她最新的香水Celine Dion Always Belong已于今年1月在美国各大百货公司出售，不论是香水的香调、色调、包装及广告等，她都积极参与，且看这款由歌后精心炮制的香水能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莎拉・杰西卡-帕克 Sarah Jessica Parker
自从饰演《欲望城市》的女主角凯莉之后，莎拉・杰西卡-帕克俨然成为全球女性心中的时尚偶像，而她独到的时尚品味也已获得所有时尚评论人士的肯定。莎拉・杰西卡-帕克在2005年完成了她心中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拥有一瓶自己所设计的香水。她与知名调香师合力调制出的首款名为Lovely的香水，其味道、包装以至广告都给人可爱甜美之感，相信不仅会吸引女士们的垂青，就连男性也会喜欢。
希拉里・达芙 Hilary Duff
从电视童星到流行歌手的希拉里・达芙和伊丽莎白・雅顿(Elizabeth Arden)去年9月宣布将推出希拉里・达芙的香水系列，新产品将于今年秋季在北美面市，然后向海外发售。伊丽莎白・雅顿表示希拉里・达芙有足够号召力，而达芙则坦言香水在自己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两者的合作会如何，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大卫・贝克汉姆 David Beckham
去年贝克汉姆夫妇推出个人香水及一系列相关产品，而打头炮的有2005年十一月面世的David Beckham Instinct古龙水。据关于备战2006年世界杯的关系，贝克汉姆原本不打算在老家英国推出这款古龙水，但经有关方面游说下，各位英国男士最终也可以一沾这位万人迷的“味”力。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发展阶段，这个公式在塑造品牌方面是不是已经显得老态龙钟了呢?应该做下修改了!而拿这个工具或者理念的诸位看官且听我的一家之言：
首先，信息传播环境变化
什么样的变化最可怕，不是一个孩子在瞬间变成老翁，而是在你不知不觉间，猛然发现自己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的焦躁。这样的例子也出现在我自己的身上，某日看报纸，发现未来(几年后)可能会无线用电，而插销，插座会被无线发生器替代。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天啊，技术真是发展的太快了。
第二个反应比较职业：现在的生产商，比如公牛等品牌的制造商应该及时转项经营。而现在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只是为了佐证和推测我们的现在的一些常规和以往看来绝对正确做法是不是在环境变化后变得绝对的失效了呢?
媒体的多元化是多数人公认的事情了，网络本身就衍生了众多形式的新媒体。但是这只是形式，没有触碰到事情的本质。
媒体多元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信息在前往目标接受者的过程中遇到的“噪音”(干扰信息)和数量和频次会更多，从而降低了传播效果。
具体说来就是：
(1)、明星多了，影响力下降；现在的明星有多少?唱歌的，电视的，电影的，网络的，草根的，体育的，文化的，半红不绿的，好几个栖的。现在的明星太多了，就好像雨后的木耳一样。而明星多了的后果就是1、明星数量的增加让品牌专家在遴选上费尽脑筋，他们根本摸不清对于一个明星来说，大众的态度是喜欢、厌恶还是无反应，或者态度不影响产品购买。
而对于同一个目标信息，由于载体太多会造成互相干扰。
(2)、造星过程比较速成；造一个明星需要多长时间?从现在选秀节目的情况来看，需要几个月时间。制造点新闻，制造点矛盾，吸引点眼球，多来点新闻，暴露点身体什么的。
而相比之下类似于刘天王和梁帅哥这样与老弥帅的老明星越来越明显，而他们本身被时代赋予的沧桑和魅力是新明星所不具备的。
速成的明星就好像方便面，没有“水分”就失去了味道。为了制造新闻点的某IT厂家和某牙膏选用李宇春作代言，广告很快被撤下，而李宇春也成了产品毒药就是明证。
(3)明星本身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干扰。厂家使用明星代言，根本目的是利用明星的知名度和曝光率搭便车。但是制造明星的一方为了让其在众星中成月，所以自然要释放很多消息，厂家的产品信息很容易就会淹没在这些对于产品而言的“噪音”中。
其次，明星带动效应减弱
明星不是一个严肃的话题，文艺偶像也不是宗教偶像。现代的人们已经更加信赖自己的决策和顺应自己的生活。换言之，明星对于公众的购买决定起到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小了。
“喜欢一个明星，喜欢她的作品，但是不一定喜欢她的男(女)朋友，也未必喜欢他代言的产品。对于我自己的事情，还是我自己来决定。”名利是明星的，钱包是自己的。这样的理性出现在高中生的话语中已经不足为奇。
第三，群时代的突然来临
群时代是一个细分时代。很多媒体都有评价。其中比较出色的是《新周刊》小众群体的专题。而我认为，群时代是网络带给中国社会的改变。通过虚拟交流，将一个无目的机械团结时代逐渐转变为有机团结的形态。
不论是MSN,BLOG还是QQ上，都形成了五花八门的群落。这些群落使得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平台展示自己不同角度的色彩。
这是一种分众，也是一种聚众。这样的划分让专业知识的流动更加迅速，人们宁可相信群里面的哥们，也不愿意去信奉明星，可以说，专业的技术时代来临了。
其四，产品的费力不讨好
对于被代言的产品，面临着几重危机：(1)代言明星的言行危机，一旦爆出丑行，危害十分巨大；(2)产品力危机，产品爆出问题，明星会有各种办法全身而退，而便车效应这个时候会十分突出，有明星的信息就有产品的负面信息。(3)大明星混用的信息危机，一个大明星会代言很多产品，虽然不会代言同类型的，但是代完稿科技又去代女性用品就不怎么样了。
结论：
[关键词]明星；商品化；拜物性
[作者简介]陈荟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2006级本科生，北京 100872
[中图分类号]B-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6―0109―03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电视的普及，明星的制造速度越来越快。当年香港“四大天王”横扫歌坛，而他们的歌迷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代“追星族”。目前的“粉丝”与当年的“追星族”在年龄段、心理特征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然而在追星行为表现上却又不尽相同。“粉丝”也是在追星，因此，现今利用追星心理获得商业利益的已经不单纯是娱乐产品制造商了。曾有媒体估算，2005、2006两年“超女”投票收益分别约为3000万和2000万。这笔数额巨大的收益分成也成为许多媒体和观众关注的焦点。
2007年3月，《新华日报》文化版发表“有多少明星代言广告在忽悠人”一文，列举了一系列明星代言涉嫌虚假的案例：以平民形象迅速走红的郭德纲被“藏秘排油”选为其代言人，有传闻称其代言费高达300万元，但“藏秘排油茶”后来被北京市民王先生以“广告夸大其词”为由告上法庭。付笛生和任静代言“仁和”药业的“妇炎洁”广告之后，“洗洗更健康”的广告词深入人心，但2007年2月，上海市卫生局在突击抽查中发现，“妇炎洁”植物草本洗液等产品存在标识标签不符合规范等情况。一位女士使用刘嘉玲代言的SK-Ⅱ护肤品后，因皮肤出现瘙痒和灼痛而将刘嘉玲告上了法庭，不久后SK-Ⅱ就被查出含有违禁成分，等等。
显而易见，随着娱乐商业系统的日益成熟，一个明星的商业价值甚至代表了这个明星的全部价值，明星与商业之间的关联度空前密切。越来越多的商业性选秀活动风靡全国，各式各类的明星票房排行榜出现在各个娱乐网站、娱乐杂志之上，各种明星代言广告遍布消费者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这个时候，为大众所钟爱的明星们是否已经演变成一种引诱大众消费的商业工具?抑或全然成为了一种为商家们赚取利润的商品?这样的现象背后所隐藏的究竟说明什么?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浅显探讨。
一、明星的商品化途径
文化产品能不能成为商品?在商业制度之中成就的各类明星是否成为了能够在市场上叫卖、以赢利为目的的商品?阿多尔诺说：“说起文化工业的典型的文化产品时，我们不再说它们也是商品，它们是彻头彻尾的商品。”弗洛姆则这样表达：“娱乐也像任何其他东西一样，是门实业，消费者被驱使着去购买娱乐。娱乐的价值，视在市场上的受欢迎度而定。”
(一)明星成为一种赚钱的商业工具
当所有的文化产品都成为商品，明星产业也如同其他产业一样，造就出了一大批商业获利者。某网站曾曝光了几百位明星的广告代言费和出场费，这无异于亮了明星生意场上的底牌，一时间引起轩然大波。而观众和网民看到的只是明星们高额的身价，却不知在明星背后还同时成就了无数明星制造商。当人们掏钱去观看明星出演的电影或者购买蛋糕时，他们都没有想到，其实对于电影制作商和蛋糕店的老板来说，明星们和蛋糕店里的蛋糕是一样的，都是为他们带来利润的商品，两者之间甚至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明星制造商们甚至会使用一些不尽光彩的手段，如虚假性的绯闻炒作等。在各种选秀活动，如“超级女生”、“快乐男生”、“非常6+1”、“梦想中国”、“星光大道”、“红楼梦中人”，通过短信投票、赞助商广告等花样百出的环节，掀起一波接一波的选秀热潮。这实质上就是媒体、企业等各类商家在极尽所能地利用观众为自己谋取可观的利润收入。
(二)明星被大众当成一般的商品进行消费
对于商家来说，明星和蛋糕是一样的，都仅仅是一种赚钱的工具；同样地，对于消费者，这两者之间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用钱买到的一种商品。对于这一点，弗洛姆有明确的表述：“我们所有的是一种消费性文化。我们‘饮进’电影、犯罪报道、烈酒及娱乐。”越来越泛滥的明星海报，越来越平民化的选秀活动，使从前高高在上的明星偶像现在已经堕落成为一般的消费商品，就像一块面包、一瓶饮料一样有钱便能够随便消费。人们可以并且也会很快在消费完后将其像垃圾一样扔掉，原先的神圣性和严肃性在这里已经荡然无存。霍克海默也指出：“过去曾经继承了艺术传统的所谓娱乐，今天只不过是像游泳或足球一样的大众化兴奋剂。”明星等文化工业产品现今已经如同足球、游泳一样，都是很大众化的东西，已经没有了神圣性和高雅性，人们花钱消费它们只不过是为了获得一些兴奋和刺激，它们的功能也就只相当于兴奋剂的作用而已。从大众的消费行为和态度上看，在这一系列的商业运作之中所产生的明星成为大众文化产品，其商品性可见一斑。
(三)明星已然成为一种广告
明星代言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遍布电视、杂志、高速公路的广告牌，铺天盖地的广告使得人们很难再把广告和明星分开来。代言明星和其所代言的商品的利润联系起来，也和制造商的利润联系在一起。各式各样的杂志报刊，都是对明星们的狂热报道，图片是对他们的生活和修饰习惯的说明，目的是为明星赢得更多的新的崇拜者；而广告专栏里也是运用大量的图片和描述来对商品进行宣传。如此这般，商品广告需要明星，明星自身也需要广告的宣传。明星和广告就是如此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明星和广告之间的复杂关系充分说明了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的明星，在现代商业社会中具有了商业性。
二、商品的拜物性和明星的拜物性
(一)商品的拜物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商业社会中，产品变为商品，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分离，人们不再重视商品的具体使用价值，而只关注它的交换价值。作为生产者在生产中对象化到产品中的劳动不再受关注，产品对消费者的具体使用价值也少为人们关注，人们主要关注的是产品在商业流通中的交换价值，也就是它们能够换来多少钱。这样，产品与人的关系被消泯，其中人性化的要素被忽略，这种见物不见人的现象就是物化，当这种物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至于物完全压倒了人就出现拜物性。卢卡契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他进一步认为，不仅人与物的关系如此，由于交换的原则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人本身也成为商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遵循交换原则，所以交换原则才是控制社会的普遍原则。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认同马克思和卢卡契的观点，他们敏锐地觉察到，在文化的领域也同样存在着交换原则的绝对权
威和拜物性的大行其道，特别是在大众文化的领域更是如此。
(二)明星的拜物性
商品形式的秘密在这一事实：其中人们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对他们呈现为一种客观的特性，一种劳动生产本身的社会的自然性质，因而还在于这一事实：生产者与他们自己劳动的总的整体的关系对他们呈现为一种社会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他们之间，而且也存在于他们的劳动产品之间。通过这种转换，劳动产品变成了商品，其性质对感觉来说同时既是可感知的又是不可感知的社会事物?……在他们眼里，明白无疑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却呈现为物之间的怪诞形式……我们把这称作拜物性，只要产品还被当作商品生产出来，拜物性就和劳动的产品紧紧相连，因而拜物性和商品的生产是不可分离的。从上述可知，马克思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扭曲为物与物的关系这种现象称为拜物性。在这段话中也可以看出，商品生产和交换原则把一切都变成了物，人们卑躬屈膝地崇拜被创造出来的物。
那么明星如何获得拜物性?我们从歌星的造星、明星运作和追星三个阶段进行分析：(1)造星。频繁地使用花哨的噱头，利用哗众取宠的各种商业因素来对歌手进行改造和包装，而不注重歌手的内在素质和音乐技能等。(2)明星运作。越来越多的代言广告想方设法地“唱而优则演”，绯闻花边层出不穷，过分注重商业利润，但是唱功和所发行的单曲质量却让人不敢恭维。(3)追星。粉丝们对歌星的关注胜于一切，根本不在乎其音乐技能和演唱本身。如“超级女声”，第一轮是以海选的方式选拔最的参赛选手，进入到淘汰赛之后，晋级与否的方式又变成了选手在场外获得的短信支持票数的多寡。比赛方式的变化，使一个以艺术表演方式――歌唱为内容的比赛演变成了观众多寡的比赛，最后完全失去艺术性，成为商业活动的附庸。另一方面，电视台通过这种“捧”的方式使观众们广泛关注这个比赛，提高电视节目的收视率；电信运营商通过广泛的支持短信而获得巨大的利润；众多商家则通过比赛做广告，也着实发了一把。这种原本以艺术的表现内容为根本的比赛已经完全变成了各商家获取利益的一种商品，其艺术性也已经完全变成了商业价值。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显示了比赛本身所造就的明星的拜物性。
其实所有的这些都可以从对商业利益的膜拜中找出原因：如果不是崇拜背后的商业利益又怎么会只讲究明星的名气和销量?如果不是明星制度的逐利性而忽略艺术性又怎么会造就只重视物质而不关注明星素养的粉丝?公众的盲目崇拜是对应于明星制度本身的拜物性的，是明星商业化、拜物性的自然结果，公众首先成为商业和物质的奴隶然后才会成为名气、销量的奴隶，才会成为文化工业的奴隶。所以说，在明星拜物性下掩藏的就是对商业利益的膜拜，阿尔多诺的话一针见血作了总结：“消费者所真正崇拜的是他为托斯卡尼尼音乐会的门票所付出的金钱。”
三、结语
在明星的商业化对我们的生活和社会影响越来越大的今天，我们应该对这样的商业化途径及其影响进行反思：明星的商业化究竟带给我们什么?当商家赚取利润的时候，作为受众的消费者被强加的是怎样的一种价值?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明星的商品性和拜物性?等等，这是我们正确对待明星商业化的前提。
[参考文献]
[1]Theodor w.Adorno，Culture Industry Recousidered[A],In the Calture Industry：Selected Essays on Mass Culture[C].London:Routledge,1991.
[2]陈学明，等.痛苦中的快乐――马尔库塞、弗洛姆论消费主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2015年9月起，各种新奇的明星首席官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近30位明星成为一个甚至多个品牌的高管。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为何越来越多的明星变身品牌高管？从时间上看，明星“入职潮”从2015年9月正式开始，这与新《广告法》实施的时间点不谋而合。新《广告法》规定，明星代言虚假产品将负有连带责任，除了没收违法收入、进行罚款外，还可能遭禁。这可谓当头一棒，极大限制了明星的品牌代言活动。
很明显，明星转而担任企业高管实际上就是打球，摆脱新《广告法》的禁锢，避开广告代言的风险。除了几位本身有任职能力的明星，如李湘担任奇虎360的首席内容官和副总裁，其他的品牌高管和代言人是换汤不换药，明星首席官实则为变相的品牌代言人。如宋仲基的首席漂亮官、杨洋的首席柔顺官、马天宇的首席颜值官……这些毫无工作经验的当红小鲜肉显然难以胜任实质性的工作，新奇的华而不实的名头也直接证明了该职位的本质。
他好，我也好
对于明星来说，担任品牌高管满足了自身转型的需要。为了事业能够持续性发展，不少明星选择和企业合作，担任品牌高管成为一种合作的形式。如周杰伦成为唯品会的首席惊喜官后，立即亲自策划了“4・19一场无与伦比的特卖会”促销活动。邓超加盟长虹成为其产品经理，据称会参与部分产品的外观工业设计及营销等方面的工作。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明星的个人价值。担任品牌高管并入股是另一种合作模式，毕竟代言只是一次性的回报，而投资新兴企业则是长久之计。如刘涛加盟平安好医生，担任首席健康官并持有部分股份；Angelababy与独立海外购物平台洋码头进行合作，成为其产品经理以及投资人。
对于企业来说，明星高管相对于代言人显然更具话题性和影响力。
一是可以借机制造噱头，引起受众关注。尤其是邀请当今最具人气的小鲜肉，借助其本身的话题性及粉丝号召力能帮助企业快速成为焦点。如平均年龄为16岁的少年偶像组合TFBOYS，其三位成员分别成为360手机助手的首席时尚官、首席创意官和首席梦想官就引起不少热议。凭借韩剧《太阳的后裔》红极一时的宋仲基成为统一鲜橙多的首席漂亮官以及珀莱雅的首席宠爱官，两个品牌在短期内都收获了大量的关注。一些企业更是牢牢把握这一极佳的宣传机会，通过相应的活动以制造热点实现事件营销。飘柔特意召开了一场会宣布杨洋担任其全球首席柔顺官，并联手直播平台，对会的台前幕后进行直播，以及发起“杨洋顺毛逆毛的秘密”的微博话题，最终登上热门话题榜，成功打造了一场娱乐营销事件。御泥坊在综艺节目《我是歌手》歌王之战即将上演的当天，宣布歌手黄致列成为御泥坊的首席体验官，工号为2020号，谐音为“爱你爱你”，以贴合黄致列的暖男形象。同时，御泥坊在其各电商平台的旗舰店首页、商品详情页都换上了“为御泥坊2020号员工黄致列加油”的主题海报，借助节目的热度提高了品牌的曝光度，也为店铺带来了大量的流量。
二是能进一步挖掘明星背后的资源，包括粉丝资源、人脉资源等，为我所用。如阿里音乐聘请何炅担任首席内容官，除了看中他良好的声誉、极高的粉丝活跃度，还有其在娱乐圈中广泛的人脉，希望能借此机会加深与湖南卫视、天娱传媒的合作。王力宏、TFBOYS、李宇春加盟QQ音乐后，QQ音乐获得了这些歌手的新歌独家首发权，如TFBOYS歌曲首发的第一周，试听量就突破了5000万，QQ音乐还推出了粉丝福利包，有效捆绑了明星背后强大的粉丝群。唯品会邀请周杰伦成为首席惊喜官，除了收获明星自身的话题创造力以及背后强大的粉丝市场，还通过周杰伦成功拉入一些艺人自创的潮流品牌，丰富了商品的种类，扩大了消费者的覆盖面。
既要套路，也要真诚
变身品牌高管虽然能帮助明星规避直接代言的风险，给公司带来一定的福利，却也面临着一些问题。首先，选择明星必须慎重，明星的形象关系到品牌的生存和发展，一个形象良好的明星能从正面给品牌加分，也有利于提升品牌的美誉度。辣妈帮选择孙俪担任首席体验官，不仅是因为她身为人母的身份，还有工作认真努力、生活积极向上的社会形象，有助于提高受众对辣妈帮的信任度。反之，虽然苍井空出任订房宝的首席用户体验官引起大量网友的热议，这让知名度不高的订房宝在短时间内被受众所认识，但苍井空的特殊身份也不免让订房宝在形象上有所受损。
其次，明星与公司的契合度也影响着聘请明星高管的实际效果，通过明星个人的气质传达品牌的理念是明星代言最直接的作用，当品牌的特性与明星的个性形成默契时才能产生共鸣。人气女星Angelababy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年轻、时尚、有活力是外界贴在她身上的标签。Angelababy作为年轻时尚女性的代表，担任时尚海淘购物平台美丽说HIGO的首席时尚官，不仅让产品的目标用户和明星的粉丝群体产生交集，也加深了受众对美丽说HIGO品牌形象的认知。美团外卖邀请岳云鹏为首席声优官，热度上升的同时不免让人产生疑惑：一个外卖网站和声优能产生什么联系？柳岩成为酒仙网的首席品酒官也遭到不少网友的质疑，直接被扣上了炒作的帽子。美酒配佳人看似没什么问题，但成为品酒师却并不容易，仅仅申请品酒的资格就需要具备各种条件。
最后，公司邀请明星担任高管职位时要考虑切实的需求，而不是盲目跟风。既然明星高管比普通代言更易形成话题，这也意味着更容易让明星光环盖过品牌的风头，得不偿失。因此，企业应把宣传重心放在品牌上，突出明星与品牌的联系，让受众在关注明星的同时加深对品牌的认识与联想。另外，当红明星也许会受到多个公司的青睐，如黄晓明、周杰伦、黄致列、宋仲基等明星同时担任了两个品牌的高管，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人们对某一品牌的关注度，减弱了明星与某个品牌之间的固定关系，也容易让人产生混淆，不利于受众对品牌的记忆。
［关键词］ 华语电影；明星；票房；商业化
“全明星阵容”已成为近期华语电影制作的一大风潮，从开中国大片先河的《英雄》开始，“豪华明星阵容”成为大片高票房保障的重要制作策略，之后华语电影将此作为灵丹妙药屡试不爽并愈演愈烈。至2009年的《建国大业》，“全明星阵容”达到鼎盛，不仅主角清一色大牌明星，连戏份有限的配角甚至随意过场的客串都是响当当的腕儿，电影如同华语一线艺人大聚会。眼下华语电影的 “全明星”模式，大有持续上演的架势，成为电影运作的热门策略，手法大多相似，效果各有不同，利弊争论不一，“明星资源”的平衡拿捏其中颇有学问。
一、源起：明星效应与大片时代
华语电影中超常规地大量使用明星，发端于港产贺岁电影。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每到岁末，就会请来香港演艺圈内的众多明星，拍几部其乐融融、喜气洋洋的影片，且大多以吉祥如意的词语命名，如《八星报喜》《福星高照》《家有喜事》《大富之家》《东成西就》等。影片都充满喜剧色彩，内容大多富贵团圆，明星不计片酬集体出镜，创造了香港贺岁喜剧的独特形式，也是港片盛世时期的一道风景。而这类适宜合家欢观赏的贺岁片后来也因类型单一、制作老套而日趋同质化，在缺少院线竞争的环境中渐渐没落。
另外，香港电影界也曾为大型公益事件或特殊庆典动用过这种超常规的明星阵容。如1991年的《豪门夜宴》，是香港演艺圈为当年大陆华东水灾募捐而携手合作的一次空前绝后的大汇演，加盟明星超过200人，几乎网罗了全港巨星，影片几乎可以成为香港明星的收藏纪念册。而1992年的《群星会》是TVB为庆祝25周年台庆之作，戏如其名，群星荟萃，集结了无线多年来的卖座主角。
2002年的《英雄》是中国电影人学习好莱坞电影大制作模式的一次尝试，也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片”。张艺谋一改往日不用现成明星，从头“选新”打造的路数，用了李连杰、梁朝伟、张曼玉、甄子丹、章子怡、陈道明这些的顶级明星，不仅如此，和田惠美、程小东、谭盾、杜可风，甚至包括张艺谋自己，这些幕后的制作团队的名字，也同样具有国际化的明星效应。明星带来广阔的“明星议题”，让电影未映先红，影片震撼的视觉冲击，国际化的大片制作和宣传策略，最终让《英雄》创造了空前的票房，也为之后的华语电影制作提供了一套可供借鉴的模板。
从《英雄》之后，不断有“全明星阵容”华语大制作影片层出不穷： 2004年《十面埋伏》，2005年《无级》，2006年《满城尽带黄金甲》，这几部影片虽然没有在票房上输得太惨，但影片本身备受争议，赢了票房输了口碑，“全明星”并非拯救电影的灵丹妙药。
2007年《投名状》渐入佳境，票房口碑双丰收，2008年《赤壁》创下华语片首周末票房新高。到2009年聚成“全明星电影实验年”，其中以《建国大业》和《十月围城》最为典型。《建国大业》这部主旋律电影献礼国庆60周年，172位明星加盟，取得了国产电影票房的巨大成功，打破《泰坦尼克号》保持11年之久的纪录。年底《十月围城》“九帝一后”的阵容，监制陈可辛都感慨：“明星太多，个个都是‘角’，海报差点塞不下。”①
二、利弊：票房号召与资源浪费
明星会对电影产生巨大的效应和卖点，是电影商业化环境下不争的事实，香港著名影评人列孚直言明星的价值：“明星是什么？明星就是有票房号召力、有票房保证的演员。反过来说，明星制就是保障明星的存在、继续制造影响力并挖掘明星、让明星不断出现的一套游戏规则。经验证明，明星制是成功的。”②在票房是硬道理的当下华语电影界，明星云集的收益显而易见。
(一)明星议题，未映先红
在商业化的华语电影格局下，电影制作不再是影片摄制阶段，电影的前期筹划、宣传造势、推广流行，都是重要的电影制作环节，明星云集往往是最简单见效的影片推广手段。明星是娱乐产业最前台的群体，也是制造“议题”和“软新闻”的重要载体，在影片启动、拍摄阶段，围绕着明星的一言一行，都会被媒体当作新闻来报道。而众明星在这期间投入的电影也会上足新闻，占足版面，成为大众热议的话题，为影片未来的上映造足声势。所以，哪位明星出演、多少明星加盟、何时进剧组，明星在拍摄过程中的各种事件，早在电影上映前就炒热了影片，完成了最初的推广。(二)组合出击，票房捷径
当今中国已经形成电影制作可以大阵容大投资的阶段，2009年的《十月围城》，其实早在10年前导演陈德森就拿着剧本去谈投资。在当时香港电影低谷的时期,导演要求搭建城池、动用明星阵容的想法四处碰壁，反对者就有后来影片的监制陈可辛，而2007年《投名状》的成功让陈可辛发现 “中国电影已不只是小阳春了”③,华语电影使用超豪华明星阵容以及大投资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中国电影产业链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明星是必不可少的作为产业体现的重要一环，明星会招来资金，会形成投资方信心的来源。中国观众对明星阵容是存在强烈诉求的，但不得不承认，在当下华语电影界，真正意义上的票房巨星还是相当稀缺的，尚缺乏像好莱坞的史泰龙、施瓦辛格、马龙•白兰度、阿尔•帕西诺这样的一呼百应名满全球的国际巨星，要用明星形成票房号召，很多时候需要依赖明星的有效组合，强强联手，打“组合拳”，让“明星组合”的声势吸引眼球，这无疑是一条票房捷径。
与此同时，明星扎堆也不见得都是华语大片赢得成功的途径，“全明星”对影片所造成的不能承受之重以及明星泛滥对影片本身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三)成本提升，资源浪费
明星为影片带来票房和卖点，同时也抽取高额的片酬，明星越多，片酬总和势必越高，影片成本扶摇直上，像《十月围城》《孔子》的投资都高达1.5亿元，《投名状》投资3亿，公映前主演片酬曝光，四大主演的片酬占总投资一半。
当然也有特例就是《建国大业》，3 000万元的投资却招募了华语电影史上最强的明星阵容，明星们参演这部影片甘愿“零片酬”义务出演，光这一项就省下过亿成本。但这是在国庆60周年这样的特殊时期，总导演韩三平在中国电影界的特殊地位，“国庆献礼片”这样的特殊题材，对于一个演员来说，能参演这样的影片，是一名华语演员的荣幸，无形价值不是片酬衡量的。但这么多的“特殊”对普遍的华语电影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种模式并不具有复制性。一部影片的资源是有限的，演员庞大的片酬开支，往往导致制作费用的压缩，明星成为电影的包装，但不能成为拯救质量和内容的良方，赢了票房输了口碑的个案并不少见。
同时，众星云集的影片也导致戏份分配不平衡的问题，一部平均两个小时容量的电影，塞下十几个影帝影后，个个都是大腕，经常需要为某位明星的戏份改写剧本，导致某些剧情不按故事发展走，按明星出场时间走的局面，出现剧情硬伤。
(四)众星堆砌，分散视听
“全明星”的另一个问题是分散观众对电影的欣赏视听，观众对明星的熟悉度有时反而会成为观影障碍，“明星脸”能赚取眼球，也容易导致观众对“明星”本身的关注超过对明星所饰演角色的关注。特别是走马灯似的大牌客串和明星过场，几分钟甚至几秒钟的出场时间，很难让角色足够丰满，反倒容易让观众游离电影内容，只关注演员是谁，哪怕观众看得不敢眨眼，怕一眨眼谁就过场了。但如果观众在电影院里主要是“数星星”而不是真正欣赏电影本身，这也不是健康的电影发展模式，明星堆砌带给观众的新鲜感并不见得长久。
三、平衡：回归电影与理性整合
明星是电影产业链中的一环，但在电影创作过程中，决定电影最终价值的应该是电影本身，明星的使用要理性并且有度，“全明星”也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最终电影要靠质量取胜。纵观近年来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华语电影，也不见得没明星就会输票房。中国导演冯小刚就对“全明星”并不迷信，而倾向于把电影资源集中运用到影片的制作上，《集结号》投资8 000多万元，其中用在演员片酬上的费用非常少，几乎没有一线明星，但制作团队却非常扎实，无论编剧、摄影、特效各个制作环节都走在前沿。《唐山大地震》也是上亿的巨资拍摄，而大量资金用在外景地的搭建和特效场面制作上，总面积1.3万平方米的影视外景地，成功复原了上世纪70年代唐山小山一带民俗风情和城市景观，而特效花费更是超过了好莱坞灾难片《2012》,在演员片酬上却不到200万。这两部电影都获得票房的巨大成功。2008年，在电影业低迷多年的中国台湾，一部洗尽铅华的小制作本土电影《海角七号》，赢得了超过4亿新台币的票房收入，刷新了台湾有正式票房统计以来华语电影票房的最高纪录。
在当前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全明星”是一种用明星来制造卖点并最终成就电影的方式，其实明星与电影之间的扶植关系应该是双向的，明星的知名度能提高电影的号召力，但明星并非是成就一部高票房影片的必要条件，而高质量的电影却能培养并重塑明星。香港导演王家卫几乎所有影片都用大明星，并且当红明星都肯为他降低片酬出演。很大的原因是他能重塑演员，用另类的包装和诠释，让演员焕发在其他影片中被忽略被隐藏的潜在韵致，呈现不被预期的别样风情。其实这种重塑不仅可以存在于文艺片中，商业大片也一样可以做到。在近年来的华语大片中，《投名状》就是电影与明星互相成全的案例，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徐静蕾四大华语重量级明星强强组合，造成了极大的票房声势，而影片同样也让几个主演得到了演艺生涯的突破：主角李连杰突破以往倚仗拳脚的正面小生形象，演绎了一个亦正亦邪、阴骘多面、层次复杂的角色，让观众重新审视他的“文戏”功夫。还有刘德华在片中收起一贯的俊朗精明的都市感，克制地诠释了一个朴拙单纯、粗粝憨直的赵二虎，甚至让所有人忘记了这是刘天王。用列孚的话说，这是“明星到演员的转型”④，也是明星在极力追求的境界。所以在明星和电影之间，应形成一种良性的补益和互相增长促进的关系，而不是一味把明星当成“噱头”。
注释：
① 《“全明星阵容”越多越好?》，《解放日报》，2009年12月6日。
② 列孚：《影评以外：靓汤被炒，好莱坞明星制玩完？》，《南方都市报》，2006年9月1日。
③ 《中国电影业发展10年日益繁荣 商业化成发展趋势》，《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46期。
据调查，食品包装已成为包装业的“新宠”，占据了整个包装业的70%~80%，而40%以上的食品包装是以卡通形象出现。反思中国食品包装“千人一面”，严重同质化的尴尬境地，凸显出个性化设计是能否在市场竞争脱颖而出的关键性。经对国际食品包装设计的研究发现，对发展卡通形象的食品品牌可以简单的归纳总结为以下两种主要形态：
（一）以卡通形象作为动漫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塑造品牌
这一类企业是通过“卡通作品（漫画、影视作品）—卡通形象—食品品牌”的品牌制造加工过程来作为卖点来发展其食品品牌。食品品牌是作为动漫产业链中的其中一个环节，使用耳熟能详的卡通明星来充当品牌形象，形成企业独特而鲜明的品牌文化。美国著名的迪士尼公司就为世界的小朋友创造出一系列让人印象深刻的卡通形象，如所属作品：《小熊维尼》就塑造了一群性格鲜明，各有特色小动物们的卡通形象（图1）并利用其创造出来的卡通形象应用于其食品包装上，使其在品牌设计上形成独树一帜的包装风格，推进了商品的销售量，从而获取了高额的经济利润。
（二）专门为其产品设计研发卡通形象
还有一类公司，以“食品品牌—卡通形象—食品品牌”的品牌制造过程进行品牌塑造，用企业悉心设计卡通形象的方法，比如制作一个卡通小短片，或者漫画小四格来吸引大众去了解其企业的文化背景，不断地改善企业的识别系统，制造出动人的企业文化（品牌故事）等举措，是企业通过市场运作，来为其品牌的卡通形象不断地注入生命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的过程。中国早期流行过的食品品牌，如娃哈哈、康师傅、好巴适、旺仔等。其中以中国著名商标“康师傅”系列为案例，设计一个胖乎乎的厨师形象为蓝本作为其品牌的商品商标，使该商标名称和商标形象得到了高度统一，极大的提高了康师傅产品在市场上的的辨识度。康师傅中的“康”代表的是健康；“师傅”代表具有专业的态度、给人一种亲切、具有高度专业技能的感受。公司为其设计了一个白色的厨师帽，围着一条白色围裙，张开双臂来热烈欢迎着人们，彰显着其敦厚可亲的Q版厨师的形象，而背景则采用暖色调来提起人们的食欲。而外国利用卡通形象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比如可口可乐“酷儿”饮料就是设计了一位名叫“酷儿”的卡通形象（图2）。设计师利用简笔画的表现手法，创造了一位可爱的，笨手笨脚的大头娃娃一般的卡通形象，它还会发出一些类似于小孩子喝饮料时发出来的“酷儿”的响声，配上各种萌萌的表情。采取了黄金比例的设计原理设计出的酷儿形象，它的头与其身子的比例十分的完美，Q版人物的可爱特征又有趣又生动形象，与此同时还潜移默化的拉近了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
二、卡通形象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优势
流行趋势瞬息万变，要牢牢把握住消费者的心，必须牢牢抓住消费者的眼球，企业们纷纷采取“攻心为上”和“晓之以理”的营销策略，在强调商品的质量和设计形式等方面之外，更是以“动之以情”的感性体验来吸引消费者来选择自己企业的商品,所以企业非常钟爱使用当红的流行明星或者体育达人来加以宣传，他们对消费者，尤其是对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们有着不可拒绝的吸引力，因此利用他们对消费者的巨大号召力，扩大商品的影响力，提高品牌的知名度，扩大商品的受众范围，这对商品的销售有着非凡的意义。但是邀请著名明星花费甚巨，并且代言的流行明星或者体育达人们通常会受自己事业周期的波动影响，有时企业因为选择的明星代言人的不当言行与所销售的商品不符合时，则会对销售的商品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近期，由于明星们的公信力不断地下降，对于促进商品的销售遭遇很大的瓶颈。所以精明的商人把目光从明星代言转向了卡通形象的代言。卡通形象代言相比于明星代言具有以下特点：
（一）卡通形象代言的成本制作低廉，过程相对简单轻松，适应性强
卡通形象设计制作的费用远比聘请明星代言的费用更加的低廉，除了向需要制作卡通形象的个人或者设计公司来支付其设计的费用和在品牌形象维护上出一些如申请形象形象专利的资金以外，只需要相关的设计制作人员制作动画，推出一支新的广告作品。而明星代言动则百万千万还需要繁琐的广告拍摄过程以及后期的加工剪辑，不亚于拍摄一部微电影。而随着消费者们的消费理念的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越来越明白“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原理，消费者明白他们在消费产品的时候会考虑到其企业聘请流行明星的高昂费用会以各种方式转移到消费者自己的身上，所以理性的消费者会选择同类商品中并没有明星代言的产品。并且卡通形象代言的广告应变能力很强，能针对商场瞬息万变的情况和竞争对手采取新策略时进行及时的应对，而明星代言则明显不具有这样的优势。
（二）卡通形象代言有着极高的辨识度，更能凸显出商品的个性化
卡通形象比明星代言更加容易识别，具有很强的辨识度，相比于明星代言的同类商品而言，他们更加容易脱颖而出，能牢牢地抓住消费者的目光，进而能深深地被消费者喜爱从而促使其选择购买该商品。根据调查，消费者在选购商品的时候，给商品的目光只有3秒钟，在3秒钟之内决定是否购买其产品。而卡通形象大多都是设计的比较Q版比较简洁并且十分的符号化，这种符号式的信息简单便利更加有利于消费者的记忆和辨别。在明星代言泛滥的现在，能独辟蹊径的选择卡通形象进行产品的代言，本就是一种大胆而特立独行的行为。这种商业举措能让其商品与它的同期的同类商品比较有与众不同的感觉，从而有着强烈的辨识度。
（三）卡通形象代言对于企业品牌形象代言具有长效性
人类总是念旧的，对于伴随其成长的动画总是有一种莫名的留恋情绪。而一旦动画或者游戏中的卡通形象深入人心，就会一直常驻于人们的心中，难以忘怀。不会发生像明星们公信力下降而导致影响力下降的风险。虽然短时间内明星代言会促进商品的业绩，而这样的行为却会使一个品牌难以维持它的品牌形象的一致性和长期性，也有碍于长期的发展。而卡通形象则不然，一旦人物角色设定采纳，就会一直沿用下去，并且时间越久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也就越大。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名声渐隆，追随的人也就越多，自身所含的价值也就越大。它们是企业形象品牌长期、稳定的形象代表，它们会跟随企业的品牌一同成长。并且会因为其卡通形象的定位鲜明，渗透力强。因此企业的品牌形象的广告累积效应非常明显，这样能更好地维持品牌的形象，保持品牌形象活力。
（四）卡通形象代言对于企业品牌形象代言具有专属性
它是一种与微笑类似的风靡全球的通用语言，它可以被同时接受，无论在不同地区各行各业，全无差别，可以成为不同类型产品的形象代言人和品牌商标。广告商完全可以根据自身产品的特性，公司的形象，品牌的个性来塑造完全属于自己的卡通形象代言，而且有针对性的对于各种各样的诉求对象，多元化的需求，进行创作吸收，使卡通代言形象的生命、情感、个性成为专属于自己企业形象和独属于企业的惟一标签。以腾讯QQ为例，随着通讯软件的普及，胖乎乎讨喜的企鹅公仔戴着可爱的围巾十分的可爱，从而具有了极大的品牌号召力。腾讯企业趁热打铁推出了腾讯QQ企鹅公仔的玩偶，抱枕等周边玩具等等，实现了品牌形象从线上走向线下的华丽蜕变。
作者:张雪芝 王艺湘 单位:天津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谢娟霞，刘玢.卡通形象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J].包装工程，2016，32（06）：12.
[2]马莉.浅谈卡通代言形象在视觉传达中的优势运用[J].作家，2009（4）（下半月）.
2、落实责任，全面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按照五个落实，目标落实、组织落实、人员落实、措施落实、工作落实。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网络，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分解到各个单位、企业、车间、班组。规定了严格的责任目标。同时对各个单位、企业签订了安全生产责任状，确保安全生产责任目标逐级得到落实。
3、集中开展专项整治和安全生产大检查。我们对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破器材和烟花爆竹、道路交通运输、水上交通运输、公众聚集场所等九个方面的专项整治进行了明确分工，归口负责，确定牵头单位，有关部门齐抓共管。先后由安监办、派出所、经贸委、教办、交管所牵头，协同有关部门对九个方面集中开展了专项整治，关闭了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个个体加油站、×××个小型炼钢厂和两个无证开采的非煤矿山沙厂、窑厂，排除了安全隐患，杜绝了重大事故的发生。
从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统计报表分析来看：
1、产经营单位数×××个(见附页)，其中应设安全生产机构数×××个，实际设置安全生产机构数×××个占应设比例×××。
2、生产经营单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人，其中有专职人员的企业有(×××建筑、誉华建筑、明星家具，生力制造、大帅工贸、刚领运销、恒阳纺织、纺织二厂、呱呱鸭公司、环保化工)，生产经营单位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数×××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人数×××人，大专以下的×××人。
3、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数×××个(×××建筑、誉华建筑、明星家具、呱呱鸭公司、纺织二厂、环保化工、×××个砖厂、×××个锅炉)，占生产经营单位比例×××。
4、查出事故隐患数×××个，其中5有砖厂的积水塘、有的企业电路不规范、，个别浴池锅炉老化、安检阀没有校验，还有的企业单位没有消防器材；事故隐患整改数×××个(有的企业电路正在整改中)。事故隐患整改率×××，
重大危险源数为×××个，分别为超范围经营加油站、明星家具，个别无证经营的浴池锅炉、×××建筑、誉华建筑。镇安检办对他们一直都实施监控，监控率为×××。
5、全镇生产经营单位应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数×××个(两个建筑公司、明星家具、环保化工、生力制造、恒阳纺织、×××个砖厂)，实际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数×××个(生力制造没有建立)，救援专职或兼职人员数×××人。
然而一直到全民直播以及随后的明星直播概念诞生，直播才真正意义上在产品层面上获得了一次跃进。在这个过程中，明星直播无疑正成为新的焦点。
在此期间，一股新的竞争力量悄然而入，宋仲基、范冰冰、柳岩、林志玲......越来越多明星的加入，让明星直播不再只是一个“试水”项目，其带来的惊人数据更是让诸多平台难以忽视明星直播带来的粉丝号召力；随后，越来越多的平台闻风而至，战局愈加迷离。
然而，这一切似乎来得太快：一夜之间，明星直播间内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上千万的数字变得稀松平常，原本在线数几万十几万的“网红”也因之黯然失色。
纵观这些数字背后，可能并非只单纯代表着粉丝们对偶像近乎疯狂的追逐；直播平台、明星、经纪公司等利益链上的各方，正通过这些数字，默契的操盘着一局行业大棋。
然而、这盘棋，似乎只有赢家，没有输家。
风波：造假疑云
其实很多人都了解，也都明白，直播行业的系统数据造假由来已久，已经屡见不鲜。
从行业诞生开始，数据造假就是行业里公开的秘密，“最开始行业没有现在这么多资本方看着，公司更多考虑的是通过刷在线数等数据，制造出虚假繁荣的景象；而人们都有从众心理，相应的，好的数据会对新入直播间的用户造成一定心理暗示，使其更愿意参与互动”。
不以为然，这种“刚性需求”使得不少直播平台在造假手法上颇有心得。
据了解，在线数方面，不少平台对数据的处理并不是加几个0或者是一律乘以某个倍数一样简单粗暴，更多是建立一个数据模型。乘的倍数上，一般在线数越低乘的倍数越低，这考虑到低在线数的倍率若是高的反常会引起用户警觉；相反，在线数越高乘的倍数越高，最高乘的倍数在10-20之间。
在此同时，同时在线数、累积在线数、送礼数量等多个关键数据，平台也根据既有数据计算出了一套模型进行对应，一补给这方面的不足。
但是事实却不容乐观，这些措施使得如今的直播平台已经很难从公开数据的关联性上被轻易辨别出造假的事实。此前被扒出有造假的平台，基本都是自家主播的爆料，“因为主播收入往往和在线数挂钩，在主播那里，真实数据通常会有所显示”。
但是，觉得蹊跷的是，在20万这一关键数据时，各家通常都停下了造假脚步。这又是为何？
专业人士解释称，通过此前的数据模型，再往上加，对应的送礼数量，网站PV、UV等也会变得愈加离谱，“可以说，旧有的数据模型到20万差不多就到头了”，但明星直播出现后，可能一些平台方才发现，原有的数据模型好像不再适用。
毕竟，通过在线数量化明星粉丝效应的事儿，在以前并没有出现过。
发酵：利益“默契”
假如出现案例“真空”，就意味着有大做文章的空间。
一位专业人士称，此前在做分析时，各家平台尤其是已上市平台在数据上基本都做到了合情合理。这种数据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业已达成基本共识的“数据模型”存在。“但现在，虽然知道部分平台公布的明星直播数据灌水严重，我们也没办法通过既有经验得出结论，即便得出了，平台可能也很容易以明星直播不太一样为借口糊弄过去”。
可以说，明星直播的出现，从某种角度上讲，是为直播平台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造假数据模型。
该人士还表示，现在各个平台在明星直播在线数上由数十万到数百万都有，相差较大，这主要考虑到刚起步，还谈不上达到共识。他相信，这种利益共识的达成可能并不会太远，毕竟，在这个产业链上谁都不愿意被指责“操作”了数据。
但只将直播平台方纳入到受益者范畴，似乎并不全面。
一位熟悉明星经纪产业的人士称，无论是超一线明星到二三流明星，涉足直播都是一个巨大风险，“很多明星并不知道自己的粉丝群体有多大，经纪团队的估测很多也只是一个概数；而以往线下粉丝会涉及的粉丝群体较为有限，这种信息不对称如果突然被直播在线数纠正，并进行量化，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尴尬事”。
他甚至表示，其实很多所谓的“明星”并没有太多粉丝，微博时代时经纪团队自己雇佣团队刷粉、回复，故意制造出粉丝很多的假象；如今到直播时代，只是换了个形式，继续刷粉丝和在线数。
唯一不同的是，如今直播平台对于数据的渴求，由于“千团大战”，其激烈程度也超过了当年的微博大战，这使得直播平台也乐于参与到这个利益链中来。
据报道，一个较为常见的操作是，经纪团队从平台方以半价购买虚拟币，刷完数据后再与平台方对半分成，最终有可能经纪公司一分钱不花就火了明星，平台方也拿到了希望拿到的数据。
由此可见，通过与直播平台的合作，不少明星团队不仅免除了“粉丝效应”被量化之后数据可能不如意的尴尬；与此同时，通过平台的高数据，也制造了一些话题，从而低成本的增加其舆论曝光量。
分析：是“泡沫”吗？
这些乱象，不让不得不怀疑是否存在行业泡沫。
但事实是，即便存在一些利益上的“默契”，明星带来的迥异于普通主播的粉丝效应的确不容忽视，并且已经成了直播行业的一大变量。
据一直播透露，一直播此前拿到宋仲基粉丝见面会的直播权，仅仅是北京粉丝见面会的直播，就吸引了1100万人次围观，点赞达到2900万。考虑到宋仲基近期的火热度，即便这个数据不是百分百真实，直播本身为一直播带来的正面效应也无法掩盖。
而“头部资源”的作用，似乎在以往视频行业已经被论证了。不过，考虑到直播行业的特殊性，现在认为明星直播会成为直播领域的最重要变量可能还为时过早：
1、“头部资源”到底该投入多少资金等资源。事实上，比起视频行业，直播更加强调互动性，这使得直播中的“头部资源”难以像影剧一样被量化。诸如名气相当的明星，一个互动能力强一个互动能力弱，带来的直播效果都可能天壤之别。而相应的变现能力如何与投入相符，短期内仍需要平台进行摸索。
2、明星的忠诚度可能并不高。诸如罗振宇就在映客和一直播都有直播历史，此类有多个平台直播历史的明星还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对于明星来说，因为粉丝的原因就有这个需求与其互动，“所以你也不用特别地求他，如果说你这个产品做得不好，你再怎么求他，哪怕花钱请他来一次，他都不会做”。但事实上，平台之间并不明显的差异性，使得明星本身的选择显得颇为随意，如若不进行深度绑定，明星资源的流失将会成为重要风险。
3、明星直播的可持续性不强。一般来说，明星进行直播主要出于粉丝交流以及营销两个目的；由于变现并非其主要目的，直播栏目的可持续性会大打折扣，出现直播很有可能是出于明星自身的某个宣传需求才会进行。这样不稳定的档期，自然会影响粉丝的积极性，平台方的数据也会相应会有所波动。
4、用户参与度不足。在明星直播中，普通用户与明星的地位并不对等，如果明星在互动性上不足，将进一步降低粉丝的参与度。这一因素将产生何种影响，仍有待此后的论证。
[关键词]音乐明星 包装 社会学 思考
“包装”这个词，我们今天不仅在个人理解上比过去宽泛得多了，而且对其社会认识也深刻的多了。“包装”本意原是特指生产商品外观的一种专门技术，这种专门技术最大的成功之处是能生产出完全独立于商品物质躯体的“第二张皮”，在现代消费社会，这种美丽的包装已经摆脱了其最初的生产目的――保护商品，升华成商品真正的外观，它替代商品的躯体首先呈现在购买者眼前，成为脱离商品物质属性而富有生命力的一种文化形象，就像童话中的公主通过霓裳羽衣摇身一变，商品通过生产和改变自己的外观展现出富于魅力的视觉效果，企图用这种极富感性的生命力去征服消费者。
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下。大众音乐文化生产的商品化是一种必然的社会选择，这种选择结果使音乐创作与表演的商品属性日臻完备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一种普遍现象，由于音乐明星是受众眼中音乐的直接生产者，他们往往被受众误认为是大众音乐社会生产的始作俑者，而成为备受社会瞩目的主角和形象代言人，音乐明星的一言一行也俨然成为社会文化关注的焦点。本文将以音乐明星的形象包装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在对音乐明星喜好“包装”的历史与现实社会因素进行溯源的同时，进而指出这种社会音乐文化现象存在的一些消极因素，以及如何正视这个大众音乐文化中的社会热点问题。
按照过去的一般概念性理解，只有商品需要包装，而今天却是连人都程度不同地需要包装了。尤其是活跃在社会舞台上的各色公众人物。细心的受众和文化研究者会发现这些在大众文化生活中充当重要角色的娱乐明星们无一例外地热衷于个人形象包装，仿佛这种“包装”在某种程度上能完全等同于他们的肖像权，其重要程度如同个人的第二生命，面对这一蔚然成风的文化潮流，社会和大众的反应非常强烈，连德艺双馨的表演艺术大师赵丽蓉也演过跟“人与包装”有关的小品来讽刺这一普遍性的社会文化现象。
包装，从字面上理解属于外在形式的范畴，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跟内容也有关。这里谈的大众音乐文化生活中的明星“包装”问题，既与内容有关，又与形式有关；是一种个人艺术形象(形式)和社会需求交织在一起的诉求。就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来讲，我们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一度把这对原本对立统一互为因果的哲学范畴搞得极不协调。把内容强调到一个不太恰当的高度，甚至以为只管内容就可以，而不必考虑形式。当然，即使是现在，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但形式的重要也是不可忽视的。
对音乐明星“包装”的认识，荣盛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包装”一词的社会内涵和应用范围也与时俱进。除用于一般物质商品外，也常常作为影、视、歌坛明星的专用术语使用，我们所谈音乐明星“包装”的含义，应是其在舞台上与生活中展示自我艺术品质及独特个性的一种日常社会行为方式，即利用各种手段向音乐观众、社会大众展示自我与众不同的艺术气质和个人魅力，给社会受众以悦目的审美感受，并取得观众和社会的肯定、赞誉，以求得到满意的艺术效果与社会影响，从而获得个人的成功。因此，“包装”作为音乐明星充分展示其才华而进行的一种个人外化社会行为方式是一种必然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笔者认为音乐明星对“包装”的需求是基于这样一些历史与现实的社会因素而出现的。
首先，“包装”应该是人类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一种外在行为体现。远在蒙昧时代的人类就使用树叶串成“花环”与兽皮遮掩下身，现代印第安土著或原始部落还在身上涂满纹路，或许这些社会行为便是人类童年最初的形象“包装”。人类社会进化到封建社会，“包装”的要义上升至修养和才学的高度。身着长衫的古人，无论他身居宰辅，还是身为庶民，皆操一手好笔墨，用以作诗绘画、上奏批文，使人的整个生命散发着墨香，将“包装”变得雅致，处处漫溢着文化的气息。到了近代工业社会，伴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包装的手段、技巧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从贴身的衣饰服装、发型、化妆品到舞美设计、音响、灯光等繁杂的物质技术，为专业的艺术商品生产而进行的明星“包装”越来越复杂。而现代信息社会。“包装”的要义又趋向于心理化。人们不会仅仅围着一个主题打转，他们追求新颖、时尚；顺着潮流，却又能标奇立异，独创风格，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化妆、舞美、服饰、传媒等技术手段的更新，为大众音乐明星的“包装”提供了更广阔的运用空间。
第二，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阶段和信息化时代。信息的交换与获取逐渐地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方式，社会公共信息量急剧膨胀与社会个体信息接受量相对缩小之间的搏奕是支配明星热衷“包装”的社会深层原因。而且这种支配音乐明星进行“包装”的巨大社会压力是在悄然无息中形成的，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数量及频率呈几何倍数的膨胀，时代节奏已经变得很快。信息的流通现在已经成为控制生产、工作和消费的关键，充沛占有信息网络中的最大信息流量就等于控制了音乐生产的社会阀门，那些被排斥在信息网络之外的音乐生产与传播就不可避免的被社会边缘化。于是，推陈出新，标新立异，让自己在信息汇积如海的芸芸众生中受到社会及观众的关注与钟爱，以求尽快脱颖而出的欲求便成为音乐明星“包装”的社会推动力。
第三，大众传媒影响、控制下的社会评价方式强烈地激发着演艺人成名成星的“包装”欲望是推动音乐明星热衷于此道的另一重要现实社会要因。现行社会流行的价值体系是一种过分表层化的大众评价方式，大众传媒为迎合社会大多数阶层受众的文化口味、审美水准与猎奇心理，往往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制造所谓的“时尚潮流”去追捧一些艺术功底并不高超而仅仅依赖形貌、举止“出众”的“流行星”，这种浅层化的社会评价机制在整体性的人才评价氛围上产生了非良性的作用，在选才环境上对过于内化、拘谨或不修边幅、缺乏经济支持的潜力型人才极为不利。这种社会评价机制促使音乐表演者在艺术表现上过多地依靠行为、举止、仪表等肤浅的外在形式和商业广告式的传媒炒作来哗众取宠，以便最快地赢得观众与社会的反馈，获得功利回报。
第四，市场经济条件下，音乐社会生产的商品性是文化娱乐产业与明星选择“包装”的首要社会原因与源动力。现代意义上的包装，一般是指商业上的推销行为。商业包装是指宣传商品的价值并推广其销路，以求得在市场上的畅销，从而达到商品经营的目的。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商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商品包装不言而喻地成为企业或商家的销售手段，明星作为大众文化娱乐产业的形象代言人和从业者，其本身很 多时候已经被消费社会异化为一款高档文化娱乐消费品。“包装”明星自然也成为文化娱乐产业吸引观众、扩大收入必用的一种促销手段。同一般商品一样，商品经济社会环境下的音乐表演者及其衍生的艺术产品同样需要包装。无可否认，所有文化企业与音乐明星个人都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在他们看来，舞台演出时与日常生活中的“包装”因素同样不可忽视。因为只有音乐明星的一言一行、举手投足能在社会大众中产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明星的艺术活动及衍生言行才能产生更丰厚的经济回报。即实现商品经济的终极目的――商品价值最大化，或者说明星利润最大化更为确切。
当然，在分析演艺界的音乐明星热衷于“包装”的社会原因时，文化研究者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某些音乐明星华丽的“包装”外表下也免不了有一些消极因素。一般来讲，我们对带引号的“包装”还往往有一种反面社会意义的理解，即认为某事或某物，为了讲究鹤立鸡群、凤毛鳞角的外在功利目的，而不顾是否败絮其中、金玉其外的实际后果。明星“包装”有术。但其艺术效果有限。近些年在我国音乐文化的社会生产机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配套法规、政策的缺陷与社会整体文化环境浮躁等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音乐明星的“包装”也是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在社会大众的眼中，正常的商品包装必须把产品的自然属性表现出来，以便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同时把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信息传达给消费者，这就是商品包装设计的基本目的。我们不难发现当代很多音乐明星热衷的是那种促销的商品包装的理念，所以，文化企业和明星自己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将一个个原本挺自然的音乐人进行最大可能的怪异化、虚拟化、荒诞化的外部包装处理，也就是将本来生活于普通社会文化活动中的音乐演职人员。过度地进行各种外在形体、容貌上的装扮和表演形式、举止上的异想天开，导致了一些被“包装”的明星让人一见顿感有矫揉造作之恶，却忽略了明星自身原有的气质、个性，乃至最首要的艺术实力及个人艺术修养的真实展示。不少文化企业和音乐明星自身在商品经济与市场大潮的洪流中，忽略了艺术实力等内在因素在形象“包装”中的根本性作用。而是一味地痴迷于东施效颦式的外在包装，片面、极端地追求明星形体服饰和表演形式上的新、怪、奇，使观众越看越觉得这种音乐演出不是让人听的，而是“演”给观众看的，丧失了音乐艺术表演中最本质、最根本的要素――音乐本体影响审美上的艺术性与情感性。这种类型的音乐明星“包装”自然不是正常的社会音乐文化现象，而且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社会音乐文化畸形。因此。笔者认为极端的强调市场与商业利润这对商品经济的孪生姐妹在音乐艺术生产及消费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是造成这种畸形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大陆，由于经济体制的成功转轨，音乐文化的社会生产自然要适应整体社会经济运行环境的转变，不可避免将音乐社会生产的主体――音乐明星们纳入商业化的运行机制，即文化娱乐企业将音乐明星作为特殊的“活商品”进行相关的培养、制造和推销等环节的“包装”，以便把明星的演艺活动、甚至是日常生活细节加以最大化的商业运作。最终实现音乐文化产业的利润最大化，使商家及其生产、“包装”的音乐明星在商品的市场交换中兑现各自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获取一般等价物――货币及其它商业利益。正因为如此。“音乐明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特殊艺术商品的知名标签被贴在业内许多演艺人的脑壳上，而这种不正常的社会音乐文化现象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有关文化娱乐行业的公司为制造“明星”、推出“明星”进行所谓的明星“包装”才点燃的野火。不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种对音乐明星的“包装”之火却越烧越旺，大有“不包不装”就会被社会和观众忽视、乃至遗忘的趋势。于是乎。业内公司、音乐演员、大众传媒、经纪人等一个个为“包装”忙的不亦乐乎，社会上也围绕着此事，有了一大群炒“星”族，这就是明星热衷“包装”导致的“炒星族・包装术”给我们的启示。
陈琪，一个阳光的男孩，更是一个充满故事的男孩。尽管他身处娱乐圈，却要忘记身份，并以另一种视角想新闻、写新闻、传播新闻，因为他从事的是一种特殊行业：明星推手。他用了不到2年的时间，从北漂的地下室男孩蜕变成为月收入过万元的全国最年轻的“明星推手”。
李冰冰、林俊杰、阿杜、陈晓东、黄圣依、金莎，这些耳熟能详的明星陈琪都进行过针对性的宣传，陈琪为陈晓东成功宣传过单曲《星空梦游》，为林俊杰、金莎宣传单曲《期待爱》，为黄圣依的新专辑《黄圣依》制定了网络宣传；在影视方面，配合宣传了电影《精舞门》、电视剧《幸福的眼泪》、电影《味道男女》和电影《黄石的孩子》李冰冰出演的那部分网络宣传；在活动方面，陈琪组织了阿杜、金莎四川灾区行，电影《黄石的孩子》新闻会，林俊杰、金莎歌友会和林宇中专辑会。一个19岁的男孩，神奇地完成了这一切。
神秘的明星推手
在此之前，很多人都知道围绕在明星左右的工作人员无非是经纪人、化妆师、服装师等，但是还有一类人是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那就是明星推手。他们掌握着明星的动态，设计着明星的行程，比如一个明星要出席一个活动，独独一个活动会显得比较单调，媒体关注度也不够，但如果能帮他想一个亮点，一个能吸引大家眼球的东西，那么各大媒体都会瞄准他、关注他。
陈琪接受采访时反应超快，当记者请他举个例子时，陈琪信手拈来，比如某位女星走红地毯时，我让她一只手包裹着纱布，制造伤痕。并且在走红地毯前一天，出篇新闻说她和某位男星发生争执，被打伤，这样大家就会联想到当天她走红地毯时的那个伤就是那位男星所制造的，那么新闻一定会上头版。
负面的新闻岂不是更容易上头版？陈琪很淡然：“是的，负面新闻往往比正面新闻要容易上。我们会掌握好这个度，让明星在回应的时候可以带出正面性的东西来缓解，比如说前面这件事情，直接就说是因为连夜拍戏，没有休息好，导致不小心摔倒才受的伤，要表现出敬业的一面，提升正面性，然后让读者自己去联想。”
被国内知名网站广泛转载的范例
陈琪的得意之作――《娱乐圈88位明星电话曝光》一文，被国内众多知名网站广泛转载。该文声称某娱乐公司宣传人员电话遭盗，手机里88位明星电话被盗窃者公布于网络，被曝名单中包括林俊杰、陈晓东、金莎、胡灵、阿杜、谢娜、马天宇、吉米、制片人张纪中、主持人李咏、袁泉、韩国艺人SARA等，该事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娱乐界顿时一片惊慌，众明星遭遇了令人措手不及的隐私危机，不得不更换手机号码。与此同时，更有不少明星公然站出来要讨回公道……
如此这般的思路还真让人目瞪口呆！
那么普通人想当明星，你会怎么包装呢？“其实一个新人就是一个普通人，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包装你，你给我一定的经费支持，我首先会说，先看准你的定位，如果你长得很漂亮，又招人喜欢，就考虑让你先拍一组写真集，我要先拿你的写真集在各大网站上铺盖，当大家喜欢你的时候用它炒绯闻，当绯闻出来的时候你已经成为热点话题，大家都会关注你，想了解你、采访你，这个时候你的话题就产生了。当然，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推广策略。随后，我还会帮你推专辑和新闻，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会安排一些媒体为你报道，让你升温，让你的作品出来以后立刻得到市场的认可，明星们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
呵呵，也许，我们再看明星新闻时得有一笑了之的心态。太多的娱乐资迅真假难辨，千万别被忽悠了！
地下室里吃了4个月的土豆
如此灵性的明星推手陈琪只有19岁，记者颇感惊讶，惊讶他究竟有一个怎样的家庭，怎样的过去……
陈琪家境并不富裕，父亲是个小包工头，母亲是一名纺织工人。初中毕业后，因为成绩不理想，陈琪到宁波以及北京艺术学校求学。原本他以为到了北京,到了那所学校可以实现他的明星梦想,但进去后他发现他错了,里面的人几乎个个都是富家子弟,而陈琪跟他们永远都有着距离。加上学校的人非常不安分，时常有吵架、打架的情况。半年后,他选择了离开，进入了社会这所大学。
当时18岁的陈琪跟自己说不能向家里要钱了，同时他也做到了，他在北京的时候住在地下室里，有一次他甚至给网上的一个姐姐说他实在没钱吃饭了，幸好当时有一个单位让他去面试，他觉得人家工资很高肯定不会要他，于是他就说不要工资只要求包食宿，这招果然管用，老板留下了他，陈琪在这家公司免费干了4个月。在最艰苦的日子里，他在地下室里吃了4个月的土豆，但他没有虚度这4个月，而是利用这家小公司仅有的名声积累了很多传媒资源，也因此认识了圈里的一些策划人。
陈琪离开这家公司时，身上只有几百元钱。他又选择了到地下室住，他相信自己可以利用已经积累的资源，换来起码的生活保障。果然，他做到了，在地下室他靠给一些小明星写新闻维持生计，一个月的收入可达3000~5000元。虽然累死累活，但日子显然好过了不少。后来陈琪经常和一位有名的策划人一起探讨，学到的东西越来越多，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广，并在这位策划人的推荐下，进入北京海蝶音乐有限公司工作，后来又到现在的北京中天娱乐有限公司做明星宣传统筹。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说起当年的地下室生活，陈琪苦涩地说当时真的很绝望，而且迷茫到了极点，但是那些日子都挺过去了。一句简单的话，让我们看到这个19岁男孩的成熟。
陈琪眼里的明星
能和明星们零距离接触，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陈琪坦言，开始和明星在一起很紧张，生怕自己说错话做错事，但是时间久了不仅不紧张，反而觉得大家就像亲人，在他眼里明星的样子，也许就是明星生活中最真实的样子：
阿杜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他对任何事情都很坦然，不会说非要赚多少钱，只要差不多就可以了，不会让自己太累。而且和阿杜在一起时笑声是最多的，因为阿杜实在太会搞笑了。
金莎的皮肤可以说好得跟婴儿一样，非常嫩、非常干净。和金莎在一起时就会不停地聊天，聊工作，聊生活。
说到胡灵陈琪觉得她是一个非常正直的女孩子，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她不会跟你玩虚的，做事非常执著。很多人觉得胡灵讲话不太注意，其实不是她讲话不注意，而是因为她本身的性格就这样，她只是把真实的一面呈现给了大家。
陈晓东是个很敬业的艺人,很有职业道德，私下里又很幽默,很招人喜欢。
提到最有明星味儿的，当然是范冰冰，因为她在工作的时候并不化妆，就戴着墨镜，可就这种简单的装扮，你也能感觉到她天生就是一个明星，因为她太有星味儿了。
林俊杰也非常可爱，和金莎在一起，总能制造出一些有意思的事。
陈琪经典语录
进了娱乐圈，有没有觉得自己变了？
“娱乐圈不是人待的，是人精待的。我觉得我的本质没有变。可能我以前处事的态度和现在处事的态度不一样，以前会嘻嘻哈哈的，现在就会稳重一点。会去考虑很多的事情，因为在交谈的时候我必须要把这件事情谈成功，不会像以前那样，嘻嘻哈哈就算了。”
由于媒体包装的成功，现在很多年轻的女孩子梦想一夜成名。她们觉得炒作就可以让自己成名，把自己的基础和努力都放下了，这样的现象在娱乐圈比较普遍吧？
“我觉得比较普遍，但是我不认同她们的做法。你要炒作可以，请问你有作品的基础吗？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单纯的炒作只会把你炒臭，会把你炒成像芙蓉姐姐那样的人。”
对那些想从事你这个行业的男孩女孩们说些什么？
虽然报道的是政治，应该是时政新闻，但这条新闻却被很多网站放在了娱乐频道的显著位置：政协第十届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日前在广州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十一届广东省政协委员名单，共九百七十八名。名单中有不少明星，如马鼎盛、周星驰、汤镇业等。这是中国网络媒体的一个陋习：无论多么严肃正经或悲情的新闻，只要跟明星沾上半点儿关系，都会被放到娱乐频道。周星驰当政协委员，虽是严肃的时政，但因为是周星驰，自然要放到娱乐版上狠狠消费一把。
喜剧明星与政协委员符号的组合，产生了很强的喜剧效果，网民们欢乐地用记忆中的周氏搞笑片恶搞着“政协委员周星驰”。
人们并非歧视看低喜剧明星，更不是觉得政治是严肃的，搞笑的周星驰的参政议政就将政治娱乐化了——政治本就是众人之事，并非一定就得板着面孔；而且每个人都有参政议政权，演艺明星作为一个群体和阶层也应该有表达自身诉求的途径；当然，也不是嘲讽喜剧演员没有参政议政的能力，最重要的是，既有的政协委员遴选机制，还没有成功地制造过一个真正的“明星政协委员”，一场娱乐八卦之后，政协委员还是政协委员，明星还是明星。“明星政协委员”只是媒体炒作的一种作料，没有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真正留下过议政成果和政治佳话。
媒体已经炒作过无数明星政协委员了，从巩俐到张艺谋，从黄宏到刘翔，一个个奥运冠军，一个个相声演员、著名主持人、著名歌唱家，哪一个真正在议政厅中留下身影了？哪一个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有价值的提案建议了？哪一个曾以优美的议政姿态赢得过舆论的关注了？人们对明星政协委员的记忆，都是大会堂的合影，会外的花絮，与议政无关的笑料，或是各种请假和缺席记录，各种让人鄙视的不履职不称职。一个个名人明星都是政协的匆匆过客，他们在消费着政协这个招牌，忠实地履行着“打酱油”的角色。他们以后可以在自己的履历上留下“某届政协委员”的符号给自己镀个金，而他们没有给政协留下什么，没有给民众留下有价值的议政遗产。
明星中杰出者不在少数，有参政议政能力者多如牛毛，想要参政者难以进入，无意者却被“逼”参政。明星一次次被娱乐化的两会报道恶搞，可以一笑而过，继续当他们的明星；可政协被恶搞了，受损的却是难以修复的公信力。
搞笑的周星驰并不一定缺乏参政议政能力，但我们有没有问过他，他愿不愿意投身公共事务，有没有参政意愿？愿不愿意将时间精力花在参政议政上？
明星可以当政协委员，政协委员也可以成为明星，关键是我们的制度能不能使两个角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两种角色在参政议政上融为一体。
【原载2013年1月16日《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本刊有删节，标题有改动】
插图 ／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 么东光
［关键词］知青电影;商业化;明星制;非主流
一、知青电影从政治性到商业性
众所周知，传统的知青电影是符合历史真实、以宏大历史叙事来反映时代主题的，它承载着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教化功能和乌托邦式的精神渊源，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政治功利性，这是与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语境分不开的。中国当代前期电影受到政治直接的、强烈的干预和影响，体现为以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为主，故事编排完全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美学观念和民族审美习惯。电影风格相对单一，电影语言较为贫乏。在政治中心的文化语境里，中国电影考虑的不是是否卖座和商业回报等商业问题，亦不是如何表现生活的艺术问题，而是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知青电影作为电影创作题材的一类，必然也表现为政治化倾向明显，无商业化倾向。1983年，北京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影片再现了一代知青的理想、追求和他们的迷惘以及对人生和历史的种种思考。影片始终没有脱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束缚，“”期间，五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北京中学生来到黑龙江垦荒兵团，他们在这里洒下青春和汗水，多年后，考上大学返城的陈希南，毅然放弃城里生活，重返北大荒。影片虽然发出了“没有任何一代青年的信仰和青春遭受过我们这样的巨大摧残”的呼声，但人物最后重返北大荒的选择，无疑具有某种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倾向性。可以说，《我们的田野》是早期政治化知青电影的代表，它具有20世纪80年代知青电影的重要特征，极具激扬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气质，人物形象具有明显的英雄品格和理想操守，这些品格和操守在影片中得到肯定和颂扬。《我们的田野》始终贯穿着“温暖”的情绪，没有太多的沉重感，现实的残酷被有意弱化，以此达到肯定当时中国社会和人民精神风貌的创作目的。这是其政治化倾向的显著表现。随着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特别是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社会文化开始了大众化转型，娱乐性是其主要特征。中国电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也呈现日渐商品化的趋向。作为中国电影的一脉———知青电影也正完成着从政治性到商业性的过渡。
二、知青电影商业化表现
(一)明星偶像的引入
不可否认，偶像效应是影视作品成功的一大因素，明星偶像以其独特的魅力在大众观众中起着不可小视的导向作用，这是大众文化生成和传播的必然和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知青电影无一例外地起用了或年轻、在国际上获过奖，或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明星偶像作为主要演员，《巴尔扎克和小裁缝》由周迅、陈坤和刘烨主演，《美人草》由舒淇和刘烨主演，《青红》由高圆圆主演，《双驴记》由文章主演，《太阳照常升起》由姜文、黄秋生、陈冲等影响力尤强的老牌明星出演。大量起用或年轻、在国际上获过奖，或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这是减少异域观众心理接受障碍的有效方式，但抛开角色和演技等因素的主观考虑，抛开影片的主题艺术方面的考虑，这种选择无疑带有明显的国际化和商业化意味。电影进入21世纪，明星、明星制已逐渐成为电影产业中的两个重要因素。以印度电影为例，印度电影汲取了美国好莱坞和欧洲等国的经验，形成了一套本土化的明星制运营方式，加之印度向来盛产俊男美女，故明星在印度电影中的作用表现得尤为突出。印度有自己的“超级巨星”，通过“超级巨星”，电影的商业价值和娱乐价值得到了最完美的结合。可以说，从第一位电影明星产生开始，明星就成为一种鲜活的新元素进入电影产业，这不仅改变了电影产业的体制，还改变了电影的运行和营销宣传手段，明星凭借“偶像”作用，增加了电影的商业价值，“明星”已成为本土电影进军国际市场的名片。电影是用画面来说话的，它需要以吸引受众眼球为先导，这就要求调动一切手段对影片进行视觉包装。明星偶像的引入，是吸引观众眼球的有效方式，是电影获得更高商业回报的有效手段，亦是知青电影商业化的最显著表现。
(二)制造“卖点”
通常，艺术电影是以立意和表现的别具一格来实现创作者个人化艺术追求的。而商业电影本意并不在突出强调“个人化”，为了保证更多的观众能够理解影片意图，它尽量提供一些非常基本的精神内涵，这些基本的精神内涵又往往与人们潜意识中原始的精神需求相联系，如生命体验、心灵慰藉、感官享受、本能释放等，①也即公众话语中的“卖点”。制造“卖点”是电影迎合受众心理的典型策略，这是电影商业化的又一集中表现。知青电影的发展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部分，它本能地融入了这一特点，《天浴》里秀秀的背影，几段被“奸污”的片段;《美人草》和《巴尔扎克和小裁缝》都具有的三角恋模式，《巴尔扎克和小裁缝》中性的诱惑与偷尝禁果;《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性压抑等。这些无疑成了影片的“卖点”，满足了观众对性的心理及生理本能的窥视欲望。商业电影为了满足观众的本能欲望，需要借助感官层次的刺激，这是性和暴力之所以成为商业电影永恒主题的主要原因。但为了获得社会“常识系统”的认可，商业电影必须对感官层次进行道德包装，这样，观众才能既享受窥视和破坏带来的，又没有道德负罪感。②在知青电影叙事中，我们看到的性、暴力和破坏都是在故事情节中自然渗透的。《天浴》中秀秀用出卖身体的方式换得回城的机会，多次被奸污蹂躏使得秀秀的悲剧触目惊心，花一样的生命遭遇如此践踏，这是时代之于秀秀的悲剧。这里，性和暴力等本能欲望在一定程度上被“控诉历史”所遮蔽，商业电影于此获得了“常识系统”的认可。在《巴尔扎克和小裁缝》中，文明和知识的启发和召唤，给小山村带来了性开放和性诱惑，于此知青罗明和山村姑娘小裁缝偷尝禁果，影片所表达的是知青给一个封闭的山村带来的文化震撼和精神资源，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这里的“文明”和“知识”无疑也是一种道德包装。与上述电影相比，《太阳照常升起》是特别的，它由四个独立成章而又相互联系的故事组成，其中贯穿着为爱疯狂、、通奸的故事情节，表现了某种形而上的意蕴———在充斥着性压抑的特殊时代，命运充满了癫狂的变数。知青电影表现的是知青故事，反映的是知识青年在特殊时代里的人生际遇。由题材特点所决定，知青电影大多和青春、热血、激情、残忍有关。在反映这些主题的过程中，如何制造“卖点”，既迎合受众心理又能获得社会常识系统的认可，这是商业化知青电影创作者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三)非主流倾向
主流知青电影是指在某一时期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所形成的、被大众认可和接纳、符合主流“规范”的知青题材电影样式。相对于主流的传统知青电影，那些一定程度上偏离了甚或悖逆了主流的规范、突破主流传统知青电影的常态、非主流因素大大进入而形成的非常态、变态的知青电影样式即称为非主流知青电影。从第五代导演群体开始，中国知青电影即进入了多元开放的非主流时代，在题材选择、拍摄角度、表现手法上表现出和主流知青电影的对立、反叛和颠覆。具体表现为主题被高度削减、情节的不确定、反对塑造典型人物和英雄人物。非主流知青电影以轻松、无深刻历史意义、无深层指涉的荒诞形态存在，让观众毫无负担地沉浸在世俗狂欢中，历史感和历史使命感消失殆尽。③2007年姜文导演的《太阳照常升起》运用了荒诞主义和黑色幽默的表现方法，他用四个既独立成篇又互为悬念的故事述说了人的欲望和命运。影片没有连续清晰的故事脉络，也无一以贯之的主干人物，疯狂的女人、的女医生、的小队长、性压抑的知青，人性的诸种可能在这里被放大。影片中知青的故事和命运也已经不再是表现的重要主题，命运的不确定和癫狂变数成为影片要表现的主要内容。改自王松小说《双驴记》的《走着瞧》亦采用了黑色幽默及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故事讲述了北高村的知青马杰与两头驴的故事。当了村饲养员的马杰，遇到了两匹“地主驴”的后代———黑六和黑七。作为种驴，黑六不耕地、不拉车，吃香喝辣、妻妾成群，这让伙食比驴还差的光棍马杰极为不满，继而展开了人嫉妒驴、驴报复人的故事。影片离奇荒诞，现实、幻觉交织混杂，构筑了与主流知青文学迥然相异的叙事风格。在非主流知青电影中，历史意义和时代色彩皆被淡化，知青题材中敏感、尖锐的问题也被弱化，影片给人带来的多为轻松感和宣泄感。去除了意识形态负载的知青电影更易于为人们接受，娱乐性质的凸显迎合了知青电影的商业化趋向。非主流知青电影创作者有着明显的叙事自觉，他们有意解构主流知青电影的叙事形态。主流知青电影所彰显的青春与血泪非但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反而成了他们颠覆、消解和反讽的对象。这里，知青题材的严肃性大打折扣，“知青”只作为表现荒诞世界的背景出现，它本身已不具备任何意义指向。
三、知青电影商业化的可持续发展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