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44:37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劝学原文及翻译，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基本方法：直译和意译
高考考查文言文翻译的基本方法有直译和意译两种。所谓直译，是指用现代汉语的词对原文进行逐字逐句地对应翻译，做到实词、虚词尽可能文意相对。直译的好处是字字落实；其不足之处是有时译句文意难懂，语言也不够通顺。所谓意译，则是根据语句的意思进行翻译，尽量做到符合原文意思，语句尽可能照顾原文词义。
二、具体方法：留、删、补、换、调、变
1.“留”，就是保留。凡是古今意义相同的词，以及古代的人名、地名、物名、官名、国号、年号、度量衡单位等，翻译时可保留不变。例如：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鸿门宴》）
2.“删”，就是删除。删掉无须译出的文言虚词。例如： “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沛公的侍卫樊哙。“者也”是语尾助词，不译。夫战，勇气也。
3.“补”，就是增补。（1）变单音词为双音词。“学（学习）不可以已。”（《劝学》）“吾尝终日而思（思考）矣。”（《劝学》）（2）补出省略句中的省略成分。“楚人一炬，可怜（阿房宫变为）焦土！”（《阿房宫赋》）
4.“换”，就是替换。用现代词汇替换古代词汇。如把 “吾、余、予”换成“我”，把“尔、汝”换成“你”。“吾（我）尝（曾经）终日而思矣（了），不如须臾（一会儿）之所学也。”（《劝学》）
5.“调”就是调整。把古汉语倒装句调整为现代汉语句式。例如，《烛之武退秦师》中“何厌之有”是“有何厌之”的倒装。
三、文言文翻译的要求
文言文翻译要做到“信、达、雅”三个字。“信”是指译文要准确无误，就是要使译文忠于原文，如实地、恰当地运用现代汉语把原文翻译出来。“达”是指译文要通顺畅达，就是要使译文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及用语习惯，字通句顺，没有语病。“雅”就是指译文要优美自然，就是要使译文生动、形象，能完美地表达原文的写作风格。
四、文言文翻译的步骤
文言文翻译的步骤有个口诀：首览全篇，领会大意。斟酌字义，动笔翻译。字不离词，词不离句。难译句子，前后联系，跳跃句子（省略句子），补出原意。字词句篇，连成一气。如无标点，琢磨断句。翻译完毕，检查仔细。
五、文言文翻译的原则
关键词: 《红楼梦》服饰英译对比
一、引言
我国自古就是历史上的衣冠大国,各朝史书中都有名正言顺的《舆服志》,而《红楼梦》则是一部没有名号的“舆服志”,令服饰研究者留连称奇。书中频繁出现的服饰及其用料、刺绣、做工等描写,其品种的繁多、色彩样式的丰富多彩,无不令人惊叹。如何翻译这些饱含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聚合体,才能传神般地再现其中深刻的文化内涵呢?然而目前相关的成系统的服饰翻译研究却鲜有所见。
在所有的《红楼梦》英译版本中,只有两个全译本(即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大卫・霍克思、闵福德《石头记》译本),两种译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与两位译者深厚的语言功底及其对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详尽了解是密不可分的。尽管如此,两位译者在面对小说中的服饰描写时,采取了甚至是截然不同的翻译技巧。本文分别从服饰质料、服饰色彩、服饰样式及服饰配饰等方面,将杨译、霍译中的服饰翻译内容进行对比,找出二者翻译方法上的不同,并对其原因作探讨分析。
二、服饰质料英译对比
《红楼梦》中的服饰琳琅满目,这些服饰的原料,不离棉、皮毛、羽毛和丝绸等,其中丝绸品种的丰富多彩,给小说的服饰描写烙上了世家大族的印迹。书中荟萃的丝绸品种少说也有十几种,主要有缎、锦、纱、绸、绢、绫、绉等。对于这些及富民族特色的物质,两位译者是如何处理的呢?
例1:(宝玉)……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倭缎排穗褂。(Cao Xueqin,1997:29)
Yangs’s transaltion:Over this he wore a turquoise fringed coat of Japanese satin with a pattern of flowers in eight bunches.(Yangs,1994:60)
Hawkes’s transltion:Over the upper part of his robe he wore a jacket of slate-blue Japanese silk damask with a raised pattern of eight large medallions on the front and with tasseled borders.(Hawkes,1973:100)
“倭”指的是“日本”,“缎”指的是它的质料,“倭缎”不仅反映出当时流行的衣料,还折射出当时我国与日本的海外交流。但是同时指“缎”,杨译和霍译却选择了不同的词来解释这一衣料:“satin”和“silk damask”,其实这两个词的词源背景是不同的。根据历史的记载,“satin”(绸缎),是一种特别平坦光滑的丝绸,它的名称取自于蒙元王朝的刺桐港(Zaytun,泉州),马可・波罗就是从那里启航回国的;而“damask silk”(锦缎),其名称来源于盛产革缎的大马士革城(Damascus)(叙利亚首都),是当时大多数从波斯伊利汗国去欧洲的商队的必经之地()。可见,前者强调的是古代中国的文化背景,而后者强调的是西方的文化背景。两位译者的翻译均是正确而又精彩的,但是不同的词的选择反映了两位译者的不同的文化背景或不同的文化取向。
三、服饰色彩英译对比
根据颜色语码认知研究专家,清华大学杨永林教授对颜色词的划分,所有的中英颜色语码词可以划分为四种:基础颜色词(basic words)、修饰性基础颜色词(modified basic words)、基础基础颜色词(basic-basic words)和解释性语汇(elaborated words)。具体来说,基础颜色词即指国际上公认的由Berlin 和Kay确定的11种色码“黑、白、红、黄、蓝、绿、褐、粉、紫、橙、灰”;修饰性基础颜色词是指“程度性修饰词+基础颜色词”,比如“淡绿”、“亮黄”、“淡红”等;基础基础颜色词是指“基础颜色词+基础颜色词”,比如“红黑”、“灰白”、“蓝黑”等;解释性语汇是指对于原有颜色所想象出的所有的解释性的语汇,比如“玫瑰紫”中的解释性词语“玫瑰”,“海棠红”中的想象词“海棠”等(杨永林,2002:51-52)。《红楼梦》中的颜色词亦是五光十色、缤纷绚烂,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语码。对于这些语汇的翻译,怎样才能既传递出其语义内涵,又能保留其原有的文学艺术美呢?
例2:可惜这石榴红绫最不经染……(Cao Xueqin,1997:638)
Yangs’ translation:It’s too bad,this pomegranate-red silk shows dirt so.(Yangs,1994:1321)
Hawkes’s transaltion:It’s grenadine,isn’t it,that red material?They call it that because it’s the red of pomegranate-flowers.I’m afraid it’s a material that stains very badly.(Hawkes,1973:213)
“石榴红”是红色的一种,根据其语码特征,可以分为“解释性语汇(石榴)+基础颜色词(红)”,意指像石榴花一样的红色。杨译分别用“pomegranate”和“red”翻译该颜色词,属于直译;而霍译在翻译完该词后,又添加了一句话:“他们之所以这样称呼它,是因为它是石榴花样的红色。”这显然是对“石榴”一词的解释,以防读者对于该词产生误解或费解,属于增译。不同的翻译方法反映出了二者不同的翻译目的:杨译立足于最大限度地直译,以求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痕迹,忠实于原文,而霍译立足于英美读者的接受性,希求在传递原文内容的同时,要顾及读者的原有背景,因此他即使增添或删去一些内容以改变原文,也不能让读者迷惑或产生误解,属于意译,这也正是他在序言中说自己为什么会添加一些东西而对原文进行改动的原因所在(Hawkes,Vol.2,1977:17)。
四、服饰样式英译对比
《红楼梦》中的服饰样式包括袄、裙、褂、箭袖、披风、袍、坎肩、裤、斗篷、蓑衣、箬笠、袜、鞋、靴、屐等(李军均,2004:21)。这些描写既有汉族的特点,又有满族的特点,反映了当时两个民族在政治、生活中的融合。译者只有真实地传译其样式特征,方能真实再现当时的历史情境。
例3:(凤姐儿家常)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第六回)
Yangs’s transaltion:She was also wearing a peach-red flowered jacket,a turquoise cape lined with grey squirrel and a skirt of crimson foreign crepe lined with snow-weasel fur.
Hawkes’s transaltion:She was dressed in a sprigged peach gown,with an ermine-lined skirt of dark-red foreign underneath it,and a cloak of slate-blue silk with colored insets and lining of grey squirrel around her shoulders.
“袄、裙”是我国妇女传统日常服饰的一种。在清代,汉族妇女服饰风俗一般为上衣下裙,外穿披风里穿袄,袄又有大袄小袄之分,其基本形制为立领、连肩袖、右大襟、开衩摆,是特具东方风格的民族服装之一。杨译中的“jacket”在西方泛指“上衣”,包括夹克衫、夹袄、皮袄等类型的上衣,可以说是“袄”的上义词;而霍译中的“gown”常指特殊场合穿的长服,用以表明身份或职业,袍子居多,如“a BA gown(学士服)”(《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1997:645),所以这里对凤姐家常上衣的处理,杨译虽未细致描画出款式,但归类是正确的,可谓基本传达了“家常上衣”的原意,而霍译则显然有所违背。这与两人分处不同的国家,对于原文的背景知识掌握的程度不同是有关系的。
五、简析及总结
从以上三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同一部《红楼梦》中的服饰文化翻译,译者是有主观能动性的,杨译主要采用直译,以保留原作的风貌,而霍译多采用意译,尽量以英美文化中能接受的习惯和说法来代替。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1.二者翻译目的不同,杨立足于中国文化的传播,而霍多虑及英美接受者的习惯以供其理解欣赏;2.二者的文化取向不同,杨根植于中国文化,崇尚中国文化,处处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霍根植于英美文化,多尚英美文化,处处以英美文化为参照;3.二者背景知识不同,杨生长于中国,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知识,故翻译时易于辨认文化风俗而能传其原貌,霍成长于西方,对于中国的文化背景知识,了解认识得显然不如杨充分,翻译时难免有意无意地漏译、转译甚至误译。总之,取向不同,结果也就不同。
因此,带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的古典文学的翻译,要充分展示它的原貌,可以说是文化翻译中的难中之难。它要求译者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面向不同的读者,对源语及译语均能作多层次、多维度的分析,做到既能准确地传达语意,又能尽可能地保留民族色彩,这便是对广大翻译工作者的巨大挑战,更是对译者提高文化素质、增强文化意识及语言知识,以更好地发挥主体作用、弘扬中华文化的希望。
参考文献:
[1]曹雪芹.红楼梦[M].济南:齐鲁书社出版社,1992.
[2]Yang,Xianyi & Glady Yang trans.A Dream of Red Mansions[M].By Cao Xueqin.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978-1980.
[3]Hawkes,David trans.The Story of the Stone[M].By Cao Xueqin.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73.
[4]杰克・威泽弗德.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的形成[W].劝学网.Retrieved from:,2008.
[5]杨永林.中国学生英语色彩语码认知模式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但现在有不少考生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他们认为，反正高考中不直接考课文，对课内的文言文不必过于认真。其实，虽然高考中文言文不考课内的文章，但所有的考点都与课内文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联系是直接的，有的联系是间接的，虽然不一定能在课文中找到完全相同的词语，但只要我们熟悉课文中出现过的各类现象，做这类题目也不会太难。
所以考生应始终把课内文章视为基础中的基础，反复研读。可以按篇目把课内文言文涉及到的各项知识用表格的方式整理出来。要争取做到，只要看到某句话，就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命题虽在课外，但工夫应牢牢地渗透于课内的每个角落。潜心积累、反复实践、注重思考、总结规律，是应对好文言文考查的不二法门，建议学生在平时练习中注意答题策略：
1.立足课内语段。
课内部分可进行如下的操作：通过朗读，产生最初对课文的感知；通过小组合作、全班补充以及教师归类总结的形式疏通字词，概括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类活用等现象；通过个别思考和发言交流分析故事中人物的形象，探讨文章给予的启示。
2.强化记忆，增加积累。
注重日常积累，特别是对通假字、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类活用、“之”、“于”、“而”、“以”、“其”、“为”、“乃”、“焉”等常用虚词的意义用法及句式结构的记忆。考场上，随时从记忆仓库中选调，迅捷而又准确。
3.牢记方法，掌握技巧。
熟悉文言文句式，熟练掌握文言文翻译中增补、删略、调整、保留、扩充、整体、替换等七种方法，多多操练，学以致用。
4.抓关键词，明确主旨。
善抓关键词句，如段落的起始句、作者评述性的语句等，这些语句往往包含着作者的观点和态度，是整体把握文意的重要切入点。
5.立足原文，分析主题。
答题必须忠于原文，分析人物品性情感等，必环顾“楼上楼下”、“左邻右舍”（即上下文），从原文环境出发，分析推导。
但仅仅靠课内这几篇文言文又不足以对付高考。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地阅读课外的文言文。这是因为，文言文与我们平时交流用的现代汉语已有较大距离。而学习语言需要“语感”，它可以极大地增加对文本的理解能力。这和学外语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文言文学习的最好状态是：以课内文章为基础，辅以一定量的课外阅读。前者采用精读的方法，后者则采用泛读的方法。两脚并行，相辅相成，自能收到最佳效果。
在2001年全国高考试卷中，除北京外，均设置了理解并翻译文中句子的题目，由此可见，本考点是文言文中的重中之重。其考查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选择题，二是主观题。其中，以主观题为主。主观题又分为两类，一是从文言文阅读材料中选出几个句子要求翻译，二是另给一则文言短文要求翻译，以前者为主。考点有“正确理解文中句子的含意”“抓住文中的关键词语、特殊句式”等。考生除注意文言虚词的意义和用法外，还要特别注意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类活用等。
【考点解析】
翻译是把对语言形式的考查与文意内容的考查两个方面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查。
要翻译句子，必须先理解句子。“理解文中的句子”，要求能够根据语境读懂、领会每一文句的具体含意，并能对该句从内容和表达等方面作出相关分析。正确理解文中的句子，就要抓住句子中的关键词语，特别是多义实词、重点虚词、相关句式，并且要把握某些句子的特殊含意。
在理解的基础上翻译文中的句子。翻译句子，要求将文言句子转换成符合现代汉语语法规范的白话文，要做到语意准确、文从字顺、规范明了。
翻译以直译为主。所谓直译，就是将原文中的字句落实到译文中，译出原文遣词造句的特点，甚至在表达方式上也要求与原文保持一致；在难以直译或直译以后表达不了原文内容的时候，才酌情采用意译作为辅助手段。
【解题方法】
一、理解文言语句六法
1.要在全文中理解句子。无论何种句子，都不能脱离全文或文段去理解，要注意作者的基本观点和感情倾向。要做到“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篇”。如对“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鸿门宴》）的翻译，要结合当时帝王气象与众不同的迷信思想来翻译，还要知道“龙虎”象征天子，“五采”云为祥云等自然现象的含意。所以应该翻译成“我让人观望他（刘邦）住所上空的云气，都是龙虎形状，呈现五彩颜色，这是天子的气象啊”。
2.要注意词类活用、通假字这些文言现象，对这些文言现象的正确理解和把握，是翻译好文言文语句的前提。如“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赤壁赋》）的“而”省略了主语“江水”，翻译时要补充出来，译成“（江水）总是这样不停地流淌，但（它们）并没有流走”。又如“侣鱼虾而友麋鹿”（《赤壁赋》）中的“侣”“友”，都是名词的意动用法，理解为“以……为侣”“以……为友”，全句译为“把鱼虾作为伙伴，把麋鹿作为朋友”。
3.对句子中难懂的地方，不能采取忽略或笼统翻译的办法去逃避，而应该前后推导，认真理解。如“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寡人之于国也》）中的“凶”字理解起来就比较难。“凶”一般人理解为“不吉祥”“凶恶、残暴”，代入原句中都不通；联系课文谈话主体及后面的内容，可以推断“凶”应该是指“荒年，谷物收成不好”。此句译为“黄河以北遇到荒年，我就把百姓转移到黄河以东的地方”。
4.利用文言文中的排比句、对偶句等并列结构，把握句意。也就是说，在理解文言句子时，要充分利用文言文中与这些语句相对应的语句的用法和意义。如对偶句“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劝学》）中的“无以”意义和用法相同，都译为“没有办法来”。又如排比句“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过秦论》）中的“席卷”“包举”“囊括”都是“并吞”的意思，“宇内”“四海”“八荒”都是“天下”的意思。
5.对于复杂不好梳理的句子，最好进行成分分析，先抓主干，再看枝叶；或抓住关键词语，分析句间关系。如“臣之辛苦，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陈情表》），分析主干为“辛苦……非独……所见明知”，“所见明知”是“所”字短语，作宾语；“蜀之人士”和“二州牧伯（长官）”作定语，全句译为“我的苦衷，不只是蜀之人士和二州的长官看到并明明白白知道的”。
6.要善于调动已学知识，进行比较，辨析异同。特别是对一词多义、古代文化知识的积累，有助于我们把握文言词语在句子中的具体用法和含意。如“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琵琶行》）中的“丝竹”，初中课本《陋室铭》中有“无丝竹之乱耳”一句，“丝竹”解释为“弦乐器、管乐器的总称，古代泛指音乐”。据此推出“终岁不闻丝竹声”中的“丝竹”也是指“音乐”。又如“腹犹果然”（《逍遥游》）中的“果然”的义项，可以联想到成语“食不果腹”来推断为“吃饱的样子”。
二、文言文翻译十法
1.留（原词保留）。像古汉语中基本词汇、专有名词，如人名、地名、国名、官名、朝代名、度量衡单位等词语，译时均可保留原词，不必翻译。
2.换（古今词代替）。换，就是用现代词语替换古代词语，将词类活用词换成活用后的词，将通假字换成本字，如：“吾本布衣，汝亦黎民。”这里“吾” “汝”直接换为“我”“你”； “布衣” “黎民”换为“百姓”即可。
3.对（对应翻译）。主要包括通假字要解释为对应的通假本词的意义；一般词语最好翻译为一个包含此语素的现代汉语常用词语等。如：“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这里的“游”翻译为“游玩” 较好。
4.转（转词意译）。文言文中有一些习惯用语（如“下车”），运用比喻、借代（“秋毫”）等修辞用语，形象描绘的词语（“乞骸骨”、“山陵崩”）等，要根据语境转换词语、意译。如：“上书乞骸骨”可译成“上书请求退休，回家养老”。
5.调（调整语序）。文言文常见特殊句式（谓语前置，宾语前置，定语后置，介词结构等）以及固定句式，翻译时要调整过来。如：“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可译成：“公子能为别人的困难而焦急，（这种品德）表现在哪里呢？”
6.合（繁笔简合）。有些句子为了某些需要，故意用繁笔，翻译时只要译出意思即可。如：“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可合译为：“有统一天下的心意（志向）。”
7.分（语意分承）。有些特殊的句子，翻译时需要扩充，才能使语意丰富。如：“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可分译为：“使敌人降顺，让远方的人归附，招抚谁，谁会不来呢？”
8.补（成分补充）。文言文省略某一词语（如介词“于”等）或成分（主语、谓语、宾语）的现象很常见，翻译时根据语境要补充完整。如：“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可补充省略为：“人不知（我）而（我）不愠，（我）不亦君子乎？”
9.去（删除省略）。有些文言虚词在句子中只起其语法作用，在翻译时不必也不能落实，只要不影响语气，就可以删去。如：句首的发语词（夫）、感叹词，在句中表顺接的一些连词，起补足音节或停顿的作用，只起结构作用的助词，均可略去不译。
10.套（固定句式）。文言文中的固定句式很常见，遇此情况可以套用翻译。如：“今君王既栖于会稽之上，然后乃求谋臣，无乃后乎。”这里的“无乃……乎”就是固定句式，可以套用为：“这恐怕（太晚了）吧？”
【模拟演练】
一、阅读下面文言文，翻译画线的句子。
甘茂亡秦，且之齐。出关，遇苏子。曰：“君闻夫江上之处女乎？”苏子曰：“不闻。”曰：“夫江上之处女，有家贫而无烛者，处女相与语，欲去之。家贫无烛者将去矣，谓处女曰：‘妾以无烛，故常先至，扫室布席，何爱余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赐妾，何妨于处女？妾自以有益于处女，何为去我？’处女相语，以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弃逐于秦而出关，愿为足下扫室布席，幸无我逐也。”苏子曰：“善。请重公于齐。”
（选自《战国策・秦策二》）
①何爱余明之照四壁者？
译文：
②今臣不肖，弃逐于秦而出关，愿为足下扫室布席，幸无我逐也。
译文：
二、阅读下面文言文，翻译文中画线的句子。
楚绝齐，齐举兵伐楚。陈轸谓楚王曰：“王不如以地东解于齐，西讲于秦。”楚王使陈轸之秦。秦王谓陈轸曰：“子秦人也，寡人与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亲国事也，故子弃寡人事楚王。今齐、楚相伐，或谓救之便，或谓救之不便子独不可以忠为子主计，以其余为寡人乎？”陈轸曰：“王独不闻吴人之游楚者乎？楚王甚爱之。病，故使人问之，曰：‘诚病乎？意亦思乎？’左右曰：‘臣不知其思与不思，诚思，则将吴吟，今轸将为王吴吟。’”
――选自《战国策・秦策二》
①子独不可以忠为子主计，以其余为寡人乎？
译文：
②臣不知其思与不思，诚思则将吴吟，今轸将为王吴吟。
译文：
三、把下面一段文言文翻译成现代汉语。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
（选自《世说新语》）
译文：
四、将下列文言短文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建文四年六月乙卯，燕兵遂渡江。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复兴。孝孺力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计，当死社稷。乙丑，燕兵入，帝自焚，孝孺被执下狱。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
（选自《明史・方孝孺传》）
①即事不计，当死社稷。
译文：
②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
译文：
【参考答案】
一、①你们何必爱惜照在四壁上的那一点余光呢？
②现在我由于没有才德，被秦国赶走，出了函谷关，（我）愿意为您打扫屋子，铺席子，希望不要把我赶走。
二、①贤卿为何不在为楚国效忠之余，也为我出一点主意呢？
②不知道他是否怀乡，假如真是怀乡的话，那他就要唱吴歌了。
三、阮光禄在剡的时候，曾经有一辆很好的车子，不论谁来借，他都借给。有个人要埋葬母亲，心里想借车子却不敢说。阮光禄后来听到这件事，叹了口气说：“我有车子，却使人家不敢来借，还要车子做什么用呢？”于是把车烧了。
关键字：状语后置 补语 定语后置
汉语的词序一般是固定的，一个句子基本是按“(定)主(状)谓(补)宾”的顾序来安排的。但是由于语言习惯和表达需要，有时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把谓语放在主语前的叫谓语前置，把宾语放在谓语前的叫宾语前置，把定语放在中心词后的叫定语后置。那么，有没有补语前置？没有，因为如果把补语放在谓语前，就成了状语。有没有状语后置？目前语法学界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说有的，举出了一些例句，认为符合这种情况的就是状语后置；说没有的，认为一旦状语放在谓语后面就成了补语，正如补语放在谓语前就成了状语一样。而笔者则认同有状语后置的说法。
一、什么是状语后置
所谓状语，就是附加在动词谓语或形容词谓语前起修饰、限制作用的成份，用来表示性状、程度、范围、时间、处所、肯定、否定等。杨春霖在《实用古汉语教程》中给状语后置的定义是：用“以”和“于”组成的介词结构，在现代汉语中一般用在谓语之前作状语，而古汉语中这种介词结构却常常放在谓语后面作补语。但是在理解这个所谓“补语”的成分时，我们应当把它认为是状语，在翻译时要按照现代汉语的习惯把这个部分提到谓语之前。因为我们说的是状语虽然后置，但仍为状语，与谓语仍存在修饰、限制关系。即语序虽改变，但原有的语法结构关系及语法意义不变，是句法内部的易位即成份变位，因而状语后置是属于句法内部的成份易位。
看以下一些例子：
1.例1
（1）齐桓公闻管子于鲍叔。《吕氏春秋・察传》
（2）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庄子・北冥有鱼》
（3）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庄子・钓于蹼水》
（4）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鸩，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以）苇苕。《荀子・劝学》
（5）吾闻秦军围赵王（于）钜鹿。《史记・项羽本记》
以上五个例子中着重号标志的介宾结构虽然都在宾语之后，却都起着修饰限制和补充说明功词谓语的作用，是典型的状语后置。④⑤两句省略了介词“以”和“于”，如果补上就更清晰明了了。在翻译成现代汉语时，应该是这样的词序：
（1）齐桓公于鲍叔闻管子。
（2）于坳堂之上覆杯水。
（3）往矣，吾将于涂中曳尾。
（4）以发编之，(以)苇苕系之。
（5）吾闻秦军（于）钜鹿围赵王。
这些例子可以说是介宾结构的后置状语。
2.例2
（1）破操军必也。《资治通鉴・汉纪・赤壁之战》
（2）求剑若此，不亦惑乎？《吕氏春秋・察今》
（3）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孟子・离娄下》
这些词虽然在谓语之后，但并不是用来说明谓语的，而是着重修饰、限制谓语的，之所以放在谓语后面，一是强调突出谓语，二是习惯使然。以上这些例子，都说明在古代汉语中，状语后置这种现象是确实存在的。
二、状语后置与补语以及定语后置的比较区分
1.与补语的比较区分
状语后置之后与补语很容易混淆。但是状语后置与补语虽然在形式上很容易混淆，但是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下面通过几个例子来说明：
（1）君美，徐公何能及君也。《战国策・齐策》
（2）夫物盛则衰，乐则悲。《淮南子・道应》
（3）沛公欲王。《史记・项羽本纪》
以上几个例子中的部分都是用来补充说明前面的动词的，①句中“甚”用来补充说明“美”的程度，②句中两个“极”用来说明“盛”和“乐”到达的程度，③句“关中”前省略了介词“于”，整个介宾短语补充说明“王”的范围。
结合以上的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状语后置和补语有以下一些区别：第一，状语后置和补语在句中所处的位置还是有差别的，状语后置在动宾之后，而补语则是必须紧紧粘连在动词之后；第二，从作用上看，状语虽然后置，但仍然是修饰、限制它前面的动词（动词与状语之间隔着名词宾语），阅读时只有将后置状语提到动词之前，句子才更为通顺；补语是补充说明动作的，即使语序不变动，也不妨碍理解。
2.与定语后置的比较区分
有时候定语后置也容易与状语后置发生混淆，但实际两者的差别较状语后置与补语的差别要大很多，是很容易区分的。看下面这个例子：郑人有买履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用现代汉语来说，就是“有个买鞋子的郑人”，中心词是郑人，“买履”是郑人的限制词，是定语。很明显，这种中心词和定语之间的颠倒，有突出定语的作用，本句有突出这个郑人行为的作用。为了比较状语后置与定语后置之间的差别，再看以下几个例子：
（1）扁鹊至虢宫门下，问中庶子喜方者。《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2）阿从佗求方可服食益于人者。《后汉书・方术列传》
（3）宋人有曹商者，为宋王使秦。《庄子・杂篇・列御寇》
这三个例子中的“喜方者”“可服食益于人者”“曹商者”分别是中心词（名词）中庶子、方、宋人的定语。从位置上来说，定语后置和状语后置较难区别，因为都在中心词之后，特别是都在动宾之后。但是它们之间也有两个不同之处：
第一，凡定语后置，大都有“者”字作为标志，而状语后置则不带“者”之类的虚词；第二，用还原法可以区别，定语后置还原到中心词（它前面的名词）之前，就会文理通顺，而状语后置只有提到动词前才能使语句畅通。掌握了这两个特点，不仅能很好地将它们区别开来，而且能够使译文更加准确通俗，接近现代语序。
三、状语后置的意义
从上文的例子可以看出，状语后置在古汉语中是十分普遍的。纵观古籍，从时间上看，上始先秦，下至明清，都有状语后置这种用法；从文体上看，无论散文，还是诗歌，也均有这种用法。因此笔者认为，“状语后置”这一概念是必要的。明确地提出“状语后置”这一概念，对于阅读、理解和翻译古典作品，分析古汉语中的句子结构，都有极大的便利。阅读古代作品时，可以根据状语后置的语法特征，知道哪些词语是后置的状语，因而能自觉、有意识地运用状语后置的规律，把它们的语序调整到谓语之前来理解，就很容易弄清原文的意思，翻译出来会更加准确。分析古汉语句子时，也可以运用这一概念，迅速找出句子中谓语的状语，帮助我们弄清句子结构。所以这一概念的提出，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那么，古人为什么要把状语后置呢?它在语法功能上有什么作用?我们从还原后的状语和没有还原的状语的比较中可以看出：还原后的状语作用一般，并不突出。而状语后置使句子的重心后移，有突出和强调状语的作用，使它的限制作用大大加强。同时与现代汉语中的句子做过比较后，我们也很容易看到，除了语法功能上起到突出强调的作用，在修辞中也有一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杨春霖.实用古汉语教程[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2]肖列文.论古代汉语中的状语后置[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6(2)．
关键词：农村初中；文言文教学；“五字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16-314-01
一.农村文言文教学的现状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阅读浅显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背诵优秀诗文八十篇。”“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由此可见，文言文教学对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具有重要作用。笔者为了解农村初中文言文教学现状，于2015年秋季学期设计了一份问卷，对灵川县潮田乡初中及海洋乡初中两所学校七至九年级学生共952人进行了调查，统计分析如下：
1、农村初中文言文教学环境欠佳。从问卷问题一（“农村初中文言文教学环境调查统计表”）反馈可知，农村初中学生的家庭文言图书拥有量很少，71.6%的学生家庭文言图书拥有量是2册以下，62.3%的学生从未选择文言文类课外读物自由阅读，这样的教育环境及阅读习惯制约着文言学习的进一步发展。
2、尽管选入教材的文言文篇目已经进行了筛选，但许多内容和情节往往是现代农村初中生没有亲历、没有听说、不能理解的。同时许多的教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不顾农村学生的实际学情教学文言文，使学生不能产生亲切感，实用感，对文言文产生疏离的心理。
3、农村初中教师教授文言文教学手段生硬单一。调查发现：高达68、8%的农村初中学生知道要多学文言文，却只有13、5%的学生喜欢学文言文，平日里教师授课要求学生机械背诵多，死记词句翻译多，理解朗读少，探讨赏析少，学生普遍认为学习文言文不好学。
（四）教学效果不理想。许多教师以为初中是义务教学，学生只要粗浅的了解一点基本知识点就行了，忽视文言文教学向课外迁移。农村初中语文教育踏在薄弱的文言文教学这块“薄冰”上负重而行，要取得理想的成绩谈何容易啊。
二.农村初中文言文有效教学“五字教学法”
课标指出：初中生在学习文言文中要求能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从业十六年来，我一直担任农村初中语文教学工作，在实际教学中，本人探索出一种“导――读――议――记――用”的文言文“五字教学法”，它是遵循学生的认知规律的一条有效的教学思路。
1、导。文言文距离学生的生活较远，要让学生喜欢读，能读懂文言文，必须缩短二者距离。要学好文言文就要特别注意一课之始的“导入环节”。例如教《孙权劝学》时可以利用“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的成语导入；教《木兰诗》时，利用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导入……以此来营造浓厚的走进古文的氛围，引发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积极性。
2、读。古语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读通文言文，是《大纲》的基本要求。重视文言文的朗读，指导学生读文言文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要带着问题听读。所涉及的问题可以是有关于作者思想感情的、可以是有关文中重点人物重点句子的识记的等。
（2）学生自由仿读。仿第一步的读法，要求读准字音和停顿。
（3）译读。教师指导学生读懂文意，概括大意。要求学生根据文中注解，口译原文，在此环节上可强调运用口译的“留、替、调、补、删”五字学习法。
（4）读出语气和感情。这是在以上几步的基础上对文言文的朗读提出的最高要求。
3、议。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课堂的主人，教师只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在“议”的过程中体会丰富的感情、感悟深沉的思想，理解精巧的结构，品味优美简约的语言。
（1）让学生在课堂上评价他人朗诵的断句、感情到不到位。通过朗读教师可以清晰的了解学生对于课文的掌握，并且对其不足之处进行指导，让学生在评读中不断进步。
（2）让学生为全班同学讲解课程。学生通过对文章知识点的整理，会对文章有深入的了解。
（3）让学生对所学文言文内容进行概括总结，可以通过书面或是口头的形式分享课文中重要的知识点。
4、记，即积累。教材中的文言文都是从古典文学中优选出来的精品，其深刻的思想内涵、精巧的构思、优美的语言、变化多样的词义，都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与借鉴。
积累文言文语言首先是词的积累，如文中的一词多义的积累、词类活用的积累、古今异议字的积累、通假字的积累，学生积累多了，对类文的学习自然会应用自如。其次是句段或篇的积累。如诵记《陋室铭》中意蕴丰富的五字骈句；还有那些要求全文背诵的篇目，教师要指导学生背诵的要点，帮学生背起来更快、更牢。再次，需要进行课外名句的摘录及阅读一些文言小短文。
[关键词]敦煌写本 文选注 李善注 五臣注 选学讲章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1-0116-07
俄藏敦煌写本Φ242号文选注残卷存束广微《补亡诗》第六首（起自“明明后辟”句）、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韦孟《讽谏诗》一首并序、张茂先《励志诗》一首、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诗表》（止于“驰心辇毂”句）。将其注文比勘李善注、五臣注及日本现存《文选集注》各唐抄本，知为《文选》的另一个注本。因是现存《文选》各注本之外的另一个注本，就显得十分珍贵，故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广泛的注意。先是日本狩野直喜为残卷作跋，[1] 德国Gerhard Schmitt对残卷作考证，[2] 残卷传至国内后，我国学者罗国威、傅刚、范志新等又相继撰专文进行研究，① 讨论的问题主要是注本的文献价值、抄写年代、创作年代及其与现存《文选》各注本之间的关系等，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笔者最近研究这个残卷，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是以不揣浅陋，提出来与学界共同探讨。
一、注本为乡塾选学讲章之本
从狩野直喜开始，人们就一直是把这个残卷视为《文选》的一个注本来进行研究的。从直观上讲，残卷中篇名目次均同于《文选》，而作者又是顺次对各篇文句进行注疏解说的，所以将其定性为《文选》注照理来说是没有什么不妥的。但是，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这份残卷无论在体例、内容还是行文上都与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注本存在很大的差异，而这些差异足以引起我们对它是否就是一个供案头阅读的《文选》注本产生怀疑。
差异之一，一般注本都是严格地遵守传统的语体文注疏规范，而此注本则基本上用的是口义体。首先，注本文白兼用，有的甚至是鄙俚似小说家者言。如文中称前代王朝为“殷家”、“秦家”、“晋家”，称鲁仲连为“郎中”、孟凯是谢灵运之“丈人”等等，这些称呼为六朝及隋唐间口语，时人于诗歌、小说中多用之。此用于注疏中，实为不经。又如注谢灵运《述祖德诗》云：“宋永嘉太守，曾祖安、祖玄破扶（苻）坚贼，大有功勋，得七州刺史。”其中的“大有”、“得”之语，也并属当时口语，与传统的注疏所用书面语极不相协。其次，残卷在解释字词句义时每以“言……”、“谓……”为注例，如“言百姓之困也”、“言王信用谄谀之人”、“先民谓周公孔子之典籍之作”之类，意在告诉学生句意为何。引事时每以“事出……”、“出……”为注例，如“事出《春秋》”、“事出《左传》”、“皆出《白虎通》”等等，意在告诉学生成语掌故出于何处。这两种注例几乎贯穿了整个残卷的始终，显属课蒙的套语。此外，注疏中还常设“我”之口吻，塾师随文敷衍语气，跃然纸上。如：“言王不用我，故政教逸也”、“今我何人而不及之？”“绝豕韦氏我也”等等。间或又还有教师翻译句意的情形，如：“尔之众士，何得宁曰：舍不学。”这表明，残卷并不遵守传统注本在用语上的规范，已流于口义一类，而口义体正是为举业而设的讲章最基本的特点。
差异之二，一般注本行文多求简练，而此注本则不避重复。如谢灵运《述祖德诗》注，前有注云：“宋永嘉太守，曾祖安、祖玄破扶（苻）坚贼，大有功勋，得七州刺史。”又引丘渊之《新集录》注曰：“灵运，陈郡阳夏人。祖玄，车骑将军。父涣，秘书监。灵运历秘书监、侍中、临川内史，伏诛。”后复注云：“谢灵运，陈郡（阳）夏人，小名客儿。晋世以仕，至宋时为侍中。初为永嘉太守，非其意，乃归会稽。会稽太守孟凯谮之反，运乃驰入京自理，得免。乃迁之为临川内史，秩中三千石。于临川取晋之\，徙子弟养之，意欲兴晋，后事发，徙居广州，于广州犯事被煞。其人性好急躁、粗E，曾谓孟凯云：若生天在运前，若作佛在运后。凯问何谓？运对曰：丈人蔬食好善，故生天在前；作佛须智慧，丈人故在运后。因此孟凯遂致恨之。孟凯是运之丈人。灵运作诗，意述其祖德。其祖玄有功于晋，曾祖安亦有功于晋世。”前两条注文内容俱包含在后一条注文之中，大可不必列举，用后一条即可，何必反复以尽其意。从注本的角度来讲，这样的重复显然是不得其宜的，但从讲章的角度来考虑，这却是很自然的事。讲者牵引众说，循文衍义，自是冗沓过甚，不知裁减。
差异之三，一般注本引文都要求尽量引原文，即使不引原文，也要做到准确地传达原文之义，而此注本引文多不引原文，往往篡改文句，以己语述之，且有的与原文内容多不甚相合。比如，注曹子建《上责躬应诏诗表》云：“曹子建，名植。武帝时依铜雀台诗，门司马门禁。于时御史大夫中谒者灌均奏之，遂不在后。文帝即位，念其旧事，乃封临淄侯，又为湮城侯，唯与老臣二十许人。后太后适追之入朝。至关，乃将单马轻向清河公主家求见，帝使逆之，不得，恐其自死。后至，帝置之西馆，未许之朝，故遣献此诗。太后谓皇后、清河公主遣之。”此合《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及裴松之注引《魏略》为注，以己语出之，不为不可，但有的地方却叙述不清楚，读起来十分费力。如“武帝时依铜雀台诗，门司马门禁”及“遂不在后”之句，如果读者不参读曹植本传，根本就弄不懂是什么意思。按，曹植本传云：“时邺铜爵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这大概就是注者所谓“武帝时依铜雀台诗，门司马门禁”之意。又本传云：“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o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 这大概就是“遂不在后”之意。在其他卷次中，类似的错误也不少见，比如注谢灵运《述祖德诗》之“委讲缀道论”句云：“为救世故委讲者。谓运之曾祖安、王羲之友等同隐在会稽山，出，晋为苻坚于淮左。”其中的“出，晋为苻坚于淮左”就是一个读不通的句子。四库馆臣批评明代一些为举业而设的塾师讲章，其中就有不少是抄录前代史料前后失次、字句错讹而不可句读者，此残卷所暴露出的，正是这样的毛病。
差异之四，一般注本要求详略得当，该详则详，该略则略，而此注本有些地方则是详略不当，该注者不注，不该注者则详注之。比如，束广微《补亡诗》中的“濯鳞鼓翼，振振其音。宾写尔诚，主竭其心。时之和矣，何思何修。文化内辑，武加外悠”诸句，就只注了“宾”、“辑”、“悠”三个字；而韦孟《讽谏诗》中的“曾不夙夜，以休令闻。穆穆天子，照临下土。明明群司，执宪靡顾。征遐由近，殆其怙兹。嗟嗟我王，曷不斯思。匪思匪监，嗣其冈则”诸句，就只注了“殆其怙兹”一句和一个“冈”字，其它则阙如。就一般读者而言，这些诗句并不是一眼看上去就能理解的，比如“何思何修”一句，就用了《周易》和《庄子》成语，“穆穆天子，照临下土”一句就用了《诗经》成语，不为之注，作为注本来说自然是不合适的，此为该注而不注者。不该注而注者，如《励志诗》“熠耀宵流”句下注云：“其（一），①按，吕忱《字林》曰：一一其词也。此即谓其词一，其词二，数次之始也。”“其一”本是诗的次序编号，是说此为组诗的第一首，根本用不着解释，注者此解实为多余。又如谢灵运《述祖德诗》题下述谢灵运生平，结末云：“父名穑本作奂，一人。”述谢灵运生平，止其祖其父其身即可，此又解其父名在各本中的用字之不同，实属偏离注旨。这么多句子失注，和宋元以来一些猥陋塾师的讲章中“所纂之注，时有时无”的情形是极其相似的。而远离注旨去生发“其一”、“父名稹敝义，又是塾师随文敷衍、见字释义的行为，纯出于知识传授的需要，已与注的宗旨无关。
差异之五，一般注本的引典，贵在准确地说明典故出处，传达可靠的信息，而此注本则多以己语转述典故，错误甚多，这与上述征文的情形几乎是一样的。兹列举数条。（一） 注谢灵运《述祖德诗》“达人遗自我”句云：“墨翟贵己不贵清。”按，《吕氏春秋・审分览第五》：“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朱贵已，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注者将“阳朱贵已”误作“墨翟贵己”。（二） 注谢灵运《述祖德诗》“仲连却秦军”句云：“言不受赏，东赴于海。”按，《战国策》鲁仲连言曰：“权使其士，虏使其民，彼则肆然而为帝，过而遂正于天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矣，吾不忍为之民也。” 先秦文献中并无鲁仲连功成而东赴于海之说，此盖以异闻附益《战国策》鲁仲连之言而成。（三） 注张茂先《励志诗》“隰朋仰慕，予亦何人”句云：“《史记》云：隰朋，齐大夫，慕管仲德，曰：吾知管仲之德矣，隰朋耻不知皇帝。”按，今本《史记》无此段文字，管仲言隰朋为人事并见《庄子》、《管子》、《列子》。《庄子》曰：“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仲父之病病矣，寡人恶乎属国而可？’对曰：‘隰朋可。其为人也，愧不若黄帝而哀，不已若者慕。’”所引意多与诸子所言不合，明显是以己意篡改诸子之言而成。（四） 注张茂先《励志诗》“土积成山”句云：“孙卿子曰：积水成渊，吞舟之鱼生焉；积土为山，豫章之木出焉。”按，今本《荀子・劝学》原文为：“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注者所引与此并不相合，《意林》引《尸子》：“水积则生吞舟之鱼，土积则生豫章之木，学积亦有生焉。”则可知是合《荀子》与《尸子》之文而成。（五） 注谢灵运《述祖德诗》“明哲时经纶”句云：“经纶者，《尚书》云：纶道经邦。”“纶道经邦”今本《尚书》作“论道经邦”，孔安国传：“佐王论道以经纬国事。”据此，则“论”之意为讨论，“经”之意为经纶，今本《尚书》是。注者作“纶道经邦”，误，而以此为“经纶”之注，更误。李善引《周易》注曰：“君子以经纶。”应从李善注。四库馆臣论及宋元以来的一些低劣的塾师讲章，批评它们的引典但以“摭录示富，未必悉睹原书”，摭录之后又“未尝纠定，不甚考究古义”，因此颇多谬误。这个残卷在引典上所表现出来的陋习，正与此相同。
差异之六，据笔者比对统计，这个残卷抄撮李善注和五臣注达80%以上，作者自己的注不过十之一二，作为新的注本，引用旧注固不为不可，但引用如此之多则难以让人理解。是什么原因使作者对旧注表现出了这样强的依赖性？难道是想靠剽窃他人之作以成就自己的著述之名？这恐怕是说不过去的，因注本就在五臣注稍后写成，此时李善及五臣注均已公行天下，且已获得极大声誉，这个时候注者再去行剽窃李善及五臣注岂不是掩耳盗铃，贻笑天下？所以作者如果不是出于教学的目的，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其实李善注和五臣注在此残卷中占如此大的比例，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作为为举业而设的讲章，自然是要使用官方所指定的参考书，李善注和五臣注分别在高宗朝和玄宗朝得到官方的认可，当然是这个讲章所要采用的重要内容，它们之所以在写本中占了80%以上的权重，原因正在于此。再就一般讲章内容的构成而言，在主要采用官方指定的参考书之外，教师也还要有自己的讲解、生发。写本在李善注和五臣注之外的那十之一二的内容，应视为讲者自己的讲解、生发。
综合上述六大差异，笔者以为，残卷不过是一个乡塾选学讲章之本，将其定性为《文选》注本无疑是不合适的。
二、写本抄写于唐代宗李豫时代
关于写本的抄写年代，狩野直喜据写本中的“@”字有缺笔，认为是避中宗李显讳，当写在玄宗朝之前。傅刚则据写本正文及注文中“世”字、“民”字皆缺笔，而“治”、“照”、“隆”、“基”等字不讳，认为写于太宗朝。范志新赞同狩野氏写本避中宗李显讳的意见而不同意傅刚的看法，又举写本正文及注文中的“@”字左半下四点并省作三点，而“隰”字下四点写本则不缺，认为这是写本写在中宗朝的明证。笔者以为，傅刚的说法固值得商榷，但狩野氏之见及范志新新得的这一个明证也并不可靠。“@”字左半下四点并省作三点，其实是抄写者的习好，不足为据。一般说来，汉字缺笔以避讳是缺末笔，并不可随意而为。如果说“@”字需缺笔以避中宗李显讳的话，那就应该缺右半之末笔，而不是左半之末笔。再者，汉字的缺笔避讳不光是对本字，如以本字作为重要偏旁的，也是需要缺笔的。因此，如果说以“@”字作为偏旁的字需缺笔以避中宗李显讳的话，文中“隰”（按，@《唐韵》作，为一字。）字的下四点就更应该省作三点，而写本“隰”字下四点不缺，正说明写本是没有避中宗李显讳的。更何况，唐中宗李显又名李哲，而写本正文“明哲时经纶”及注文“明哲谓灵运之祖”句中的“哲”字并不缺笔，这则是写本不避中宗李显讳的一个铁证。
傅刚指出的“世”字、“民”字缺笔，是整个写本作避讳处理最为明显的地方，但问题是，古代有“卒哭乃讳，故生不讳”的礼制，所以写本虽然避太宗讳，却不一定写于太宗朝，而应该是在太宗朝之后。当然，傅刚也曾以写本中的“治”、“照”、“隆”、“基”等字不讳作为写本写于太宗朝的证据。然依古制，祧庙不讳，而高宗至玄宗七庙正属祧庙，宜其不讳。因此这个证据是不成立的。
唐文宗开成二年冬十月国子监刻成的《石壁九经》，内中文字集中反映了时人对唐文宗之前的唐代诸帝名字作避讳处理的情况，朱彝尊《经义考》卷二百八十八曾有过专门的论述，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写本避讳情形的一个最为直接的参考依据。
根据朱彝尊的总结，文宗之前的唐代诸帝中，太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为七庙，太祖、高祖、太宗为不祧之庙，故其名须讳；高宗、中宗、睿宗、玄宗则为祧庙，故不讳。按，《册府元龟》卷三云：“宝历元年正月，太常寺礼院上言：玄宗庙讳准故事，祧迁后不当更讳，制可。”可见，祧庙不讳，唐实有其制度，朱氏所言不虚。七庙之后又要避讳，则是因为循“天子事七庙”的制度。将写本比照朱氏所言，情况惊人地相似。兹表列之如下。
诸帝名号 写本文字 石壁九经
太祖李虎 虎字缺笔 虎字缺笔
高祖李渊 Y字改写作Y字缺笔
太宗李世民世民二字缺笔 世民二字缺笔
高宗李治 不避 不避
中宗李显 @隰等字末笔不缺 不避
武后武 不避 朱氏未言
睿宗李旦 昼字不缺笔不避
玄宗李隆基不避 不避
肃宗李亨 享、淳、熟等字皆从亨皆从
代宗李豫 像字不缺笔豫字缺笔
穆宗李恒 恒字不缺笔恒字缺笔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写本中太祖、高祖、太宗避讳，而高宗、中宗、睿宗、玄宗则不避，此合于《石壁九经》的情况。武后之讳朱氏不及，而写本不避，其原因《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说得很清楚，则天皇后临死“遗制，y庙归陵，令去帝称则天大圣皇后”。其y高宗庙而归陵，已示其卑远，高宗尚且为祧庙不讳，而况y高宗庙而归陵者乎。在七庙之后的诸帝中我们发现，肃宗名李亨，而写本中用“亨”字为偏旁的字如“享”、“淳”、“熟”等均将“亨”写作“”，与朱氏所说的《石壁九经》中“亨皆从 ”以“避肃宗讳”的情形完全相同，而写本中的“像”、“恒”二字又不避肃宗之后的代宗李豫、穆宗李恒之讳。这就表明，写本其实是避肃宗李亨讳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据此来判定写本的抄写年代。按照“古者卒哭乃讳，故生不讳”的礼制，这个写本就应该是肃宗之后的唐代宗李豫时代抄写的。
三、注本的写作年代及其与李善、五臣注的关系
傅刚以写本同李善注、五臣注在正文和注文等方面作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发现写本与各本之间存在着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因以写本写于太宗朝，所以认为李善注、五臣注都曾参考过这个注本。范志新不同意傅刚的观点，他同样也是在正文、注文等方面作了大量的比较研究，认为不是李善、五臣注参考了写本，而恰恰是写本参考了李善、五臣注。笔者同意范志新的看法，不过同时也感觉到，通过比较正文或注文的异同来说明他们之间的承袭关系，确实是途径之一，但要求得问题的解决，仅从这一条途径进行似乎还是不够的。在重新考察了写本、李善注和五臣注之后，笔者发现，这其中还有另外一些材料更可以说明这个问题，而且有的本身就是最为直接的依据。
关于是李善注、五臣注参考过这个注本还是这个注本参考了李善注、五臣注的问题，以下几种情形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首先，李善注中并没有提起过这个注本及其作者。《文选》李善注本身表明李善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表现出了高度的尊重，正如唐人李匡V所说，并“不欲窃人之功”。[3] 也就是从这样的治学态度出发，他在注中才有意识地把旧注和己注以一个恰当的体例作了标示，把它们严格地区别开来。在张平子《西京赋》题下，李善对此就有过十分清楚的说明：“旧注是者，因而留之，并于篇首题其姓名，其有乖缪，臣乃具释并称臣善以别之，他皆类此。”所以李善注中孰为旧注，孰为己注，是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的。至此我们就不能不有这样的疑惑，李善使用前人成果既是如此之严谨，如果说他曾参考过这个注本，他就肯定会在所引注文中题其注本并作者之名，然而在李善所引的这么多旧注中，我们却始终没有发现李善曾提到过这个注本及其作者。
其次，在这个写本中我们发现写本注者提到过李善的《文选》注。写本张茂先《励志诗》“吉士思秋”句注曰：“吉士，善士谓。注云：‘秋士悲，春女思。’”文中的“注云”二字，是注者说明自己曾称引他人之《文选》注为注的明证。古人在称引他人之注时，对一些权威性的名注，常常是引其注而简其注者之名，所以这里的“注云”显然是指当时的一部最具代表性、最具权威性的《文选》注。按诸史所载，唐代的文选注甚多，如公孙罗《文选注》六十卷、萧该《文选音》十卷、释道淹《文选音义》十卷、李善注《文选》六十卷以及五臣注《文选》三十卷等。这些《文选》注中，究竟哪一部最具代表性、最具权威性呢？从唐代文献的记载可以看出，于《文选》诸注，无论是批评还是褒扬，李善注总是《文选》学者关注的中心，后来注家想要攀越的，自是李善注这座高峰而非其它。开元六年吕延祚集五臣注《文选》，主要就是鉴于李善注的“使复精核注引，则陷于末学；质访指趣，则岿然旧文。祗谓搅心，胡为析理”，才“志为训释”[4] 的。而开元十九年萧嵩、王智明、李元成、陈居、冯光震、陆善经等注文选，也是认为“李善旧注不精”[5] 才上奏改作的。可见李善注在当时，无论于官于私，都是被人视为权威来挑战的，因此，这里的“注云”应是指李善注无疑。另外，在唐代的文献中，也确实有称李善《文选》注时简其书名与注者名氏的情形，吕延祚进五臣集注《文选》，高力士所宣玄宗口扔性疲骸半藿留心此书，比见注本，惟只引事，不说意义。”玄宗说到李善《文选》注，并不提《文选》之名及李善名氏，而只言“注本”，这说明李善《文选》注当时的确是天下唯一名注，故只言“注本”二字就知是李善注《文选》，已用不着再提《文选》之名及李善名氏了。按，李善注云：“《淮南子》曰：‘春女悲，秋士哀。’”与写本所引相同，唯文前后颠倒，略有小异，这应出于抄撮者的疏忽。
再次，如果说李善和五臣都曾参考过这个注本，那么五臣就一定知道李善参考了这个注本的哪些内容，然而奇怪的是，李善注中那些与残卷相同的内容，并没有引起五臣的非议，即使是当时批评李善注最为猛烈的吕延祚，也没有把它当作口实。比如，韦孟《讽谏诗》“II谄夫，谔谔黄。如何我王，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纵逸”诸句，写本注云：“如淳曰：‘II，自媚。’谔谔黄。张揖《字诂》云：‘谔谔，语声，正直貌。’黄发言老者。如何我王，曾不是察。言何不察此二人之年。既藐下臣，追欲纵逸。《广疋（雅）》：‘藐，小也。逸，愈逸也。’应劭曰：‘藐，远也。’言疏远忠贤之辅，追纵逸游也。臣瓒曰：‘藐，陵藐也。’”李善注云：“善曰：如淳曰：II，目媚貌。《史记》曰：不如周h之@@。@与谔同。谔谔，正直貌。黄发，老人。发落更生黄也。应劭曰：藐，远也。言疏远忠贤之辅，追、纵逸游也。臣曰：藐，陵藐也。《仪礼》曰：凡自称于君，士大夫则曰下臣。”五臣注云：“翰曰同善注，言王不察谄媚之夫、中正之老也。”此一段注文，写本、李善注及五臣注三家均同，吕延祚说“翰曰同善注”，就意味着李周翰所作此注乃是直接参考李善注而来，实际上也就等于把此注的著作权认定为李善而非其他人所有了。这就表明，在李善、五臣和吕延祚的时代，事实上根本就不曾有这样一个注本，这个注本的出现乃是李善、五臣注以后的事。所以，写本与李善注、五臣注的相同只能说明是写本抄撮了李善注、五臣注，而并不是李善注、五臣注抄撮了写本。
由于写本是抄撮李善和五臣注而成，而五臣注是吕延祚开元六年所上，所以写本的创作年代就可以考虑以开元六年为上限。又根据我们前面的考察，写本的抄写年代是在唐代宗李豫时代，一般说来，写本的抄写年代应晚于写本的创作年代，因此其创作年代的下限时间就可以考虑为唐肃宗李亨时期。
四、此本文选注与唐开元间明经及进士试读本改革
狩野直喜曾将此本《文选》注与李善注、五臣注作比对，发现其与李善注同者十之二三，与五臣注同者十之七八，狩野氏比对的这个结果大致是符合实际的。因此本《文选》注用五臣注远远多于李善注，且又是选学讲章之本，这就给我们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五臣注在开元以后实际上已纳入了进士试重要读本的行列，在《文选》的教学过程中此时固然也用李善注，但五臣注在这个时候却是取得了统治地位的，所以五臣注的出现与当时的进士试无疑存在着至为密切的关系。这原是现存文献基本上没有明确提到过的问题，残卷提供了这样一个情况，就显得十分可贵，由此我们就不能不对以前讨论过的关于李善注和五臣注的一些历史问题作重新的认识。
唐高宗显庆三年，李善上《文选》注，得到高宗皇帝的赞赏。60年以后的开元六年，吕延祚上五臣注，开始对李善注发难，开元十九年，冯光震为首的《文选》学家继之又对李善注进行批评和指责。这些人攻击李善注主要集中于李善注的“不说意义”上。吕向指其为“繁酿”，吕延祚批评其“使复精核注引，则陷于末学；质访指趣，则岿然旧文。祗谓搅心，胡为析理”。矛头都指向了李善注的不为析理，而五臣注全用义疏的特点，正是他们“析理”主张的认真实践。冯光震批评“李善旧注不精”，虽然话不是很具体，但开元十九年参与萧嵩、王智明、李元成、陈居、冯光震等注《文选》的陆善经，其注文有一部分保存于日本流传的《文选集注》中，从这些注文来看，基本上是用义注为主，所以冯光震诸人当初说“李善旧注不精”，也还是从李善注的失之简练、不言句义来说的。除了吕延祚、冯光震的上书外，开元中更有康国安著《驳文选异义》二十卷，驳议李善注，国安书固不存，但既以“异义”二字名之，则知是从文义的角度来批评李善的。李善注注引该博，曾“大行于时”，[6] 为何到唐玄宗时代会引来如此多的非议，而且这些非议基本上都是说李善注“不说意义”？以前我们看待这个问题，往往单纯地把它理解为注疏家在学术方面的分歧，从这份乡塾选学讲章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事情就不是这样简单。进士试毕竟是官方考试，没有官方的认可和推动，即使再适合的注本也不会为科场所用，这份乡塾选学讲章用五臣注为主，实际上正是官方意志的一种体现。因此五臣注在科场上盛行，应是开元间唐代中央政府在科举考试上的一些直接的举措推动所致，上述这些言论不可能与此毫无关系。
唐以九经取士，以经文多寡分大中小三等，《礼记》、《左传》为大经，《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易礼》、《b梁》为小经。这就人为地为明经设了取巧之阶，人多习小经而舍大经、中经。有识之士深为不满，开元八年李元上言：“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b梁》，历代崇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7] 开元十六年杨`奏言：“今之明经，习《左传》者十无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学废无日矣。……又《仪礼》及《公羊》、《Y梁》，殆将废绝。”[8] 更有甚者，“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形成了“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9] 的不良风气。举子敷衍取巧，固在于制度，但与九经经繁疏芜亦不无关系。正是鉴于这种状况，唐玄宗在开元年间才思有所改变，亲自刊定《礼记・月令》一卷，命集贤院学士李林甫、陈希烈等注解，自第五易为第一。又自注《孝经》，诏元行冲为疏，立于学官。其时又有魏光乘请用魏征《类礼》列于经，玄宗复命元行冲与诸儒集义作疏，将立之学，乃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采获刊缀，为五十篇上于官。这些举措当然都是希望通过对九经作易繁为简的改变，解决举子不读正经，“以钞集为科第之资”[10] 的问题。由此可见，开元年间正是唐代九经取士制度发生重要转折变化的时期。吕延祚诸人在这个时候对李善注发动攻击决不是偶然的，他们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就不是从学术的角度、而多半是从科举考试和士子阅读的角度来说的。这说明经多年的进士试实践，李善注《文选》确实也遇到了和九经同样的问题。作为进士试的重要读本，李善注固称该博详赡，也曾在高宗朝被官方所肯定，但对于普遍抱有敷衍取巧心态的士子来说，他们并不是想通过对李善注的学习获得真正的学问和知识，而只不过是想着如何走捷径来读《文选》以应付考试罢了。所以李善注的“该博详赡”在举子的眼中此时不能成为优点，反而被视为了一种阅读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形成一种便捷、讲时效的《文选》注疏读本，就成了科场内外的一致要求，吕延祚、吕向、冯光震等人批评李善注“不说意义”，就是这一要求的直接反映，而五臣注《文选》则把这一要求付诸了行动。吕延祚在《上五臣集注文选表》中曾谈到集五臣注《文选》的目的就是为“激俗”、“便人”，所谓“俗”、“人”应该就是指投身于科考的广大士子。当九经取士积弊日深，李善《文选》注又多不合时宜，而唐玄宗正思有所改变之际，吕延祚上五臣注《文选》可谓正得其时，所以唐玄宗褒奖“此书甚好”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从此五臣注“乃盛行于代”，[11] 世人“遂相尚习”。[3] 这个写本所见证的，正是这样一段诸史未能明言而我们又苦无证据去证实的历史。
[参考文献]
[1][日]狩野直喜. 唐抄本文选残篇跋[J]. 支那学，1929年第五卷第一号.
[2]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ur Orientforschung, XIV.3, 1968.
[3]李匡V. 资暇集（卷上）[M]. 丛书集成初编[Z]. 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六臣注文选[M]. 四部丛刊初编（集部）[Z]. 上海：上海书店，1989.
[5]王应麟. 玉海[M]. 台北：大化书局，1977.
[6]旧唐书（文苑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7]杜佑：通典（卷十五）[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8]旧唐书（良吏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9]唐会要（卷七十五）[M]. 北京：中华书局，1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