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45:10
汪曾祺先生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上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重返”中国文坛，以老练精致素简的文风，开文坛之新风。而在最新散文集《榆树村杂记》中，汪曾祺则以细腻敏锐的笔触，解析日常生活的雅洁与情致，以此安抚疲惫的心灵。
这本《榆树村杂记》，收录了汪曾祺创作“黄金时代”的经典作品。榆树村就是一个村庄的名字，就在汪曾祺住的高楼对面。那时，他隔一两天就从楼上下来，到村里的菜畦边走走，感受一下“欣欣然的生活气息”。汪曾祺说：“现在菜地、菜农和房子都没有了，成了方庄小区，高楼林立。我的这些文章都是在榆树村对面的高楼里写的，故将此集名为‘榆树村杂记’”。全书共33篇文章，写他的旧事今况、旅行见闻、乡土民俗、花鸟虫鱼以及四方食事的方方面面的事。同时精选多幅彩图：有手稿，有书法，以及罕见书房作画原照等一并网罗，读后让人久久难忘。
汪曾祺的散文少雕琢，无卖弄，不做作，平白如话。如他在《随遇而安》中写道：“我当了一回，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了解反右历史的人都知道，那是一场能把人“吓傻”的运动，而汪曾祺的回忆文字竟是这样的平和乃至天真。他表面上并无情绪化的表达，但在他平静的叙述下，却饱含对那个特殊年代的无声控诉，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坚持自己的这种“我手写我心”的“平淡”风格，完全开辟了一条和杨朔、刘白羽等人不一样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有点开时代之先的感觉。
汪曾祺的散文皆从日常生活琐事入手，透露着最自然恬淡的灵气。书中，从自况“七十书怀”到“天山行色”，再到“故乡的食物”，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人间至性至情的热爱，以及对旧日生活情景的缅怀和深深眷恋之情。如在《岁朝清供》中，汪曾祺写到：“在北京，穷家过年，也要有一点颜色。很多人家养一盆青蒜。这也算代替水仙了吧。或用大萝卜一个，削去尾，挖去肉，空壳内种蒜，铁丝为箍，以线挂在朝阳的窗下，蒜叶碧绿，萝卜皮通红，萝卜缨翻卷上来，也颇悦目。”而这，也表达了无限的生活热情和雅致的韵味。
汪曾祺的散文与每个人的生活很贴近。他笔下流淌着对生活默默的温情，这是特别打动人的地方。书中专门谈吃的就有七篇，其他篇中也时有涉及。从狮子头、东坡肉到家乡高邮的鸭蛋，从名目繁多的各种鱼的滋味、吃法到荠菜、蒌蒿、马齿苋的做法，不厌其详。如书中写他在家做饭招待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夫妇，其中有一大碗煮干丝。只见“华苓吃得淋漓尽致，最后端起碗来把剩余的汤汁都喝了”。现代人喜欢看花花草草、植物、美食，热衷于展现生活的细节，汪曾祺的散文恰好就有这些：对生活细致入微的体察，对日常生活脉脉温情的打量，这就是很多读者喜欢他的原因。
汪曾祺散文的真正魅力在于“不装”，在于真实，在于有趣。在读者眼中，汪曾祺是个“可爱的妙人”，沈从文先生称其认真而有深度，有思想又有文才，最可爱还是态度，宠辱不惊。读者圈中流行一名言：“很多人不知道他，知道他的人都爱他”。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读完全书，感触最深的是汪曾祺的文字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让读者能从中找到面对生活的雅趣，给人一份特别的安静与平和。
在一个嘈杂而迷茫的时代，你我都离不开日常的琐屑步步逼迫，而如何拥有一份不想失去的优雅与情致，汪曾祺的书，就是一味甘之如饴的药，使人呼吸清新，欲罢不能！
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年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作品有《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关键词：汪曾祺 自我 幽默 语言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1943年开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入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著有小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对于性灵散文在90年代的繁盛，汪曾祺的功劳是首当其冲，如孙郁所对他的评价：“他的杰出性在于，回复了传统的艺术品格，将非我的艺术，还原到真我的性灵世界。当代文学的这种精神上的调整，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他的散文似道实儒，他对文气的推崇，他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国传统散文和现代散文的沟通，都可作为他的贡献。他在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的封面上自述：“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蒲桥集·序》作家出版社 2000年7月）这段自评从他的散文的题材和行文特点两方面作了印象式的评价，有益于我们对他的散文的欣赏。他的散文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融自我于其中，蕴浓厚个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教给他写小说要贴着人物来写一样，在讲求“真”的散文这一文体中，他更是紧贴着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于其中。无论是记人类、游记类、随笔类、还是小品类散文，他都是通过“我”的情感浸润的，有鲜明的个人特点。他说过“毕竟，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主体”（《目看两不厌》，《汪曾祺全集》卷5，406页），他不会把自己淹没在景物和历史中。如凡到过泰山的文人在写泰山时无一不写它的雄伟浑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却写到：“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本来是写泰山的，却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发现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写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担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写泰山的云雾，也无一句写其壮观的，反倒只写了雾所带来的麻烦。泰山的这些小而平常之处着了汪曾祺的平淡色，还着了他的文人色，一个接一个典故，说古考据，却没让人感觉到味同嚼蜡的“吊书袋”，原因即在于这些故纸堆里的考据并非死的学问的罗列，处处以“我”的眼光和心绪量之，处处显个人情趣。所以他入笔看似平淡，平淡中蕴藏的博学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显得不同凡响，别有一番悠长滋味。
二.于俗世描摹中显不动声色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读起来平淡之极，却能让你在瞬间与作者对视，莞尔一笑。他对幽默的见解是：“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噗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无关其他什么影射、批判，他在散文中常夹杂不动声色的幽默，这使得他在说古考据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说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来，时不时以幽默来调剂。《跑警报》中的“人生几何，恋爱三角”的失恋者，侯兄送伞“贵在永恒”的故事，众人皆逃难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报中总是留守的煮食莲子者和洗头者，有趣，好玩，面对灾难不在乎，读者于笑中体会到我们民族生存的韧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岳霖先生》等追忆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笔触使所记人物跃然纸上，在记忆里鲜活起来。金岳霖聚会时捉虱子的自嘲，80岁时坐三轮逛王府井的偶发童心……让我们于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双慧眼于世俗生活中发现乐趣，就是一种幽默。在昆明吃汽锅鸡，说成：“今天我们培养一下正气。”（《昆明菜》《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349页）“一边谈着克列斯丁娜·罗塞蒂的诗，布朗底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的联大女生。（《昆明的果品》359页）
三.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的独特语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舆之圆方》中这样评价汪曾祺的语言：“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达到和谐……”（《重读大师——激情的归途》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355页 1999年第一次版）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语言特色，他在语言上也显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结合。汪曾祺从小便接受了儒家经典的熏陶，他的祖父为他讲解《论语》，父亲请当地名流向他传授古典文学。他自己阅读甚广，中国古典文论、古代散文，尤其偏爱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灵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使他在语言方面简省、本色、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让人有隔阂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如中国画的计白当黑。对民俗的体察，对生活之平凡人平常事的关注，又使他的语言充满口语化，读来不觉俗气，反觉畅快淋漓，甚而叫绝。在《虎头鲨、昂嗤鱼、阵螯、螺蛳、蚬子》一文中说到，苏州人喜欢塘鳢鱼，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鱼更是眉飞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嗐！”一个“嗐”字，读来过瘾。类似的还有《故乡的食物》写到高邮咸蛋“筷子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吱”字俗白，却极精准，勾人食欲。《葡萄月令》中通篇写种葡萄的过程，“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六月……”。名词的罗列，一目了然，事实的陈述，简单明确，仿佛过于直白口语，但看无意，然连缀成篇，却韵味十足，汉语传递的独特魅力在这里展现出来。融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汉语的表现力被展现和增强了。
闲来无事，喜欢看作家与美食的文章，受益匪浅。在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和林语堂都写过论喝谈吃的小品和随笔。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苋菜梗》，借回忆故乡的风土习俗，把吃与思乡的情绪结合起来，写得既平淡隽永，又富于人文内涵；而林语堂的小品《中国人的饮食》则在娓娓道来的聊天气氛中，使我们“真正地享受了吃的欢乐”。作家的文字让我们明白，吃里有文化，有艺术，也有科学，美食也是值得人们研究的。
梁实秋是散文大家，他擅长于写幽默风趣、活泼洒脱的闲适小品。他的《雅舍小品》中有多篇描写美食的文章，文字简洁而余味无穷，写西施舌（一种贝类）、醋溜鱼、狮子头、薄饼的几篇，读来令人垂涎三尺。他写老北京的烤鸭、豆汁儿、小吃酸梅汤和糖葫芦，读来更令人口角生津、垂涎欲滴。在他谈吃的文章里，充满了对故乡、故人的怀念，平实的语言里点点滴滴是对生活的感受。读梁实秋谈吃的文章，不亚于品尝了一顿美食所带来的满足，更可算一种精神的会餐。
钱钟书曾在《吃饭》一文中，深情赞美过吃：“可口好吃的菜还是值得赞美的。这个世界给人弄得混乱颠倒，到处是摩擦冲突，只有两件最和谐的事物总算是人造的：音乐和烹调。”钱钟书和杨绛在英国留学时，受不了房东的粗劣食物而搬了家。迁居后的第一个早晨，钱钟书亲自做了奶茶和烤面包端到床前，杨绛一跃而起，兴奋不已，看来美食的力量在某些时候真是压倒一切的。杨绛说，钱钟书是一个很懂得吃的人，他喜欢带家人去品尝各种馆子，亲自点菜，而且绝对不会失手，这也可算得上是一大本事了。
在当代作家里，汪曾祺堪称是一位地道的美食家。他不仅见识广、吃过各种美食，也会亲自下厨做颇有特色的菜肴，而且具备丰富的饮食文化的学识修养。他的《故乡的食物》、《故乡的野菜》和《故乡元宵》等名篇都把食物、吃喝和故乡的习俗人情或直接或间接地糅合在一起，写得睿智形象、情趣盎然，引起今人无限的遐思和向往；而《五味》、《四方饮食》则把全国各地的饮食习惯、古今人的口味变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另一位可与汪曾祺媲美、堪称文人美食家的，就数陆文夫了。与汪曾祺相比，陆文夫没有写过那么多关于吃的小品随笔，但他在烹饪实践、亲自下厨做菜方面却一点不逊于汪曾祺。大凡读过陆文夫作品的人，都会知道，真正奠定他美食家之名的，正是他创作的脍炙人口的代表作《美食家》。这部中篇小说最引人注目、最成功之处，便是塑造了一个“好吃成精”的人物形象：朱自冶。此人以吃为终生职业和毕生追求，任凭时代变幻社会变迁，虽经千般磨难，万种坎坷，终究食性不改。最终，在可以讲究吃、有条件吃的时代里，他终于获得了美食家的美名，有了用武之地。陆文夫就这样通过朱自冶的特殊经历和独特形象，向读者表达了他对美食的见解以及对社会对时代的感受。
这些作家关于美食的文字，赋予了诸多普通食物鲜明的审美意义，以至家乡的寻常野菜和寻常食物都浸染了情感，富有了生命意义。这种自得其乐的人生态度，大概可以让作家得到一些心灵上的安慰和解脱。所以作家大多爱吃，而且懂得吃，这正是他们热爱生活、享受人生、自我愉悦的一种方式。
关键词: 汪曾祺 人道主义 《大淖记事》
汪曾祺自称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何谓人道主义,在这里采纳刘卫国的界定:人道主义是以人性论为基础,以个人主义和博爱主义为两个核心,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三大口号,崇尚理性主义的一种思想学说[1]。在中国,以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为标志,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为人生”和“自我表现”,到二十年代中后期的“自己的园地”和“文学的自律”,再到三十年代的“性灵论”,最后到四十年代末期的“自由主义”,形成了一股绵延不绝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潮。正如夏志清所指出的:“大体说来,中国现代文学是揭露黑暗,讽刺社会,维护人的尊严的人道主义文学。”[2]汪曾祺的人道主义思想不像雨果那样具有鲜明的理论特征,也不同于鲁迅想救愚昧民众的目的性。他的代表作《大淖记事》中就渗透着他朴实真挚的人道主义情感。
一
人道主义的核心在于肯定人的价值和个性自由。汪曾祺的文学创作自始至终都充满唯美主义色彩,描写并赞扬自然的人情、人性。关于这一点,汪曾祺在1983年作过说明:“我大概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的尊重和欣赏。”[3]
《大淖记事》的主人公小锡匠十一子和挑夫女儿巧云之间的爱情纯真而又热烈。十一子和巧云相互爱慕,巧云却被刘号长欺辱,但两人结合的步伐更快,在一起的决心也更坚定。这篇小说着力展示了人性美,小说讲述了一个唯美的爱情故事,但通过爱情来表现健康、自由、舒展的心灵才是其根本目的。在人道主义理念的支配下,汪曾祺有意发掘人性中善良、美好的因素,好让人们能在逆境中有信心生存下去。
大淖和街相邻,但是“这里的一切和街里的不一样”,这里的女人像男人一样挣钱,走相、坐相也像男人。这里的男女关系比较随便,“只有一个标准:情愿”。他们的身上洋溢着劳动的活力和人性的美。巧云被刘号长破了身之后,邻居们没有多加议论,并且对十一子和巧云给予无私的帮助。救活十一子之后,挑夫、锡匠、姑娘、媳妇川流不息地来看望十一子,“他们觉得十一子和巧云做的事都很应该,很对。大淖出了这样一对年轻人,使他们觉得骄傲。大家的心喜洋洋,热乎乎的,好像在过年”。美好人性在他们身上接连闪现,表明了作者的审美追求和艺术倾向。
《受戒》、《岁寒三友》、《艺术家》等其他作品都寄托了汪曾祺对健康自由的生命活力的礼赞,以及对美好人性的向往。他向我们说明,日常生活中充满美好的人情和人性,一切束缚性的伦理宗教都是限制人性的。他的这种人道主义追求,反映了整个民族在经历了一场巨大挫折之后的情感需求与精神追寻。
二
汪曾祺的笔下总是充溢着世俗生活的内在诗意,但生活往往是复杂沉重的。对此汪曾祺并不回避,只是在他看来,即使面对坎坷和生活逆境,作家也不应放弃传递爱心和良知。
《大淖记事》中主要的情节是由生活的艰辛和尖锐的对抗性冲突构成的。一方面,作者向我们展示了沉重的生活:大淖东边的人们,世代相传,都是挑夫,他们家无隔宿之粮,巧云家中连可以变卖的东西都没有,令读者感到心酸。但是,即使生活如此困难,健壮的体魄和爱美的性灵依然在生长。男人们挑起担子中途不歇息,一路不停地打着号子;姑娘媳妇们风摆柳似的嚓嚓地走过。人们用劳动的精神与活力构成了一幅流动的美景,将劳动化作了欢快的舞蹈。
另一方面,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底层人民与统治权势的对抗冲突。刘号长摧毁了巧云的童贞,又几乎将十一子置于死地,而且他是轻描淡写地完成这一切的,这就更加重了悲痛感。刘号长以他的行动肆虐着占有世界的戾气,一切淳朴平民都理所当然地沦于他的控制和主宰之下。作者对刘号长心理的描写更是使读者义愤填膺:“本来,他跟巧云……鲜花野草,断了就断了。可是一个小锡匠,夺走了他的人,这丢了当兵的脸。”《故里三陈・陈小手》中对团长的心理描写也是如此。陈小手为团长的难产的太太接生后,却被团长一枪打死。团长说:“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这小子,太欺负人了!”团长恩将仇报,将人杀死,但是“觉得怪委屈”,虚伪自私的心理和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暴露出来。但是汪曾祺对悲剧的描写总是在关键处戛然而止,有时会安排一些细节,来冲淡、稀释作品的悲剧浓度。刘号长玷污了巧云之后,巧云的爹“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邻居们“只骂了一句:这个该死的!”而锡匠游行抗议保安队殴打十一子,没有发生激烈的斗争,只是通过一个四邻见证的会谈而结束。会谈的结果只是:刘号长驱逐出境。“老锡匠觉得这样就给锡匠和挑夫都挣了面子,可以见好就收了”。按照习惯的斗争的敌对模式,这件事可以写成悲剧性的劳动人民与统治者的冲突,但汪曾祺却淡化了冲突。正如汪曾祺自己所说的:“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4]
三
汪曾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关怀意识不仅体现在其小说人与人之间,而且体现在其对小说人物的态度上。汪曾祺谨记并在创作中实践他的老师沈从文的话:“要贴到人物来写”,“千万不要冷嘲热讽”。因此,1980年,汪曾祺重写三十多年前的作品《异秉》,字里行间对劳动人民在旧社会形成的精神创伤和愚昧寄予了强烈的同情,对《职业》的改写同样如此。
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的出现,推动了“人的发现”,并转变了中国小说的叙事结构。新文学不再以情节为中心,而开始以人物性格为中心。无论是贤人、能人、义士、怪人,汪曾祺都以人道主义情怀予以关心、理解、尊重和欣赏。他对待这些人物,并不是像鲁迅那样揭示他们的麻木和愚昧,也不像“十七年”的小说那样反映他们的革命性和英雄精神,而是发掘他们内心的美质和情操,并以此为出发点和旨归点表达一种对人、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索。《大淖记事》中作者对巧云和十一子大胆追求爱情的行为予以支持,陶醉于沙洲的美丽风景,赞扬了大淖人民吃苦耐劳、乐于助人、有情有义的高尚品质,肯定了大淖开放自由的风气。
四
汪曾祺的人道主义情怀还体现在他的写作目的上。“真正促使汪曾祺写《大淖记事》的原因,是由于他确立了正确的世界观,认定一个作家进行创作,其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5]
汪曾祺突出民间淳朴的道德观与“”期间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形成鲜明对比。汪曾祺出生在温馨的家庭,但一生坎坷。1949年的“复兴社”问题,1958年的反斗争,1966年的,1967年对他“控制使用”,1977年批判,他的一生不断处在与政治的交锋境地,遇上了一个如此动荡不安的时代,他像他所崇拜的作家阿索林笔下的多思加诺先生一样,面对任何巨大的生活变故都努力保持精神上的宁静。汪曾祺渴望在自己的创作中,通过故乡的“以义为上”的道德观来唤醒丧失的人性。
具体怎样才能有益于世道人心?他在《自选集》的序言中写道:“总起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觉地想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汪曾祺正是由于这种“与读者分享”的价值取向而发现美、挖掘美,并用他的笔呈现出来,和读者共同享受。正如梁清濂所说的:“作者以他丰厚的生活,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欢乐的世界,美好的世界,允许发展人性的艺术世界。这样的小说给人美好,催人向上。”[6]
总之,汪曾祺用通俗的抒情的方式对人性进行了诗意的描写,事实上,在20世纪的中国,人性和人道主义一直是文学领域的一个敏感话题,敢于标榜自己是一个人道主义者,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真诚的。对于人的关心、理解和尊重,对于现实生活中艰辛、不幸的悲悯和超越,对于不曾泯灭的人性的朴实、美好的揭示,共同搭建起汪曾祺笔下的艺术世界。
参考文献:
[1]刘卫国.中国现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07:23.
[2]夏志清.中代小史・中译本序[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4.
[3]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三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76.
[4]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2.
摘 要：细节是有生命的。汪曾祺的诗化风俗小说以细节取胜。生动的细节描写是作家艺术创作中的一条河。其细节描写被写“活”了，有极高的艺术性。文章从结构营造之力求、情感抒发之务求、氛围渲染之讲求、节奏跃动之谋求、心理补偿之追求等层面加以论述，进而透视《受戒》的艺术价值。达到对汪曾祺小说重新而全面审鉴的目的。
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湖畔、大运河边，水成为他生活中特殊的生存环境。他喜欢写水，即使不写水的作品也感到有水的存在，水是主要的景、物、境，水与心、情、意相交融。他追求似水澄明的诗样的意境。《受戒》更是满纸水意，以抒情的笔调描写了明子小和尚与村姑小英子初识于水上、相会于水上、恋爱于水上的故事。作家有意识地将那种晶莹剔透充满着纯真的爱情领入到如水的诗的境界。小说问世以后，人们惊异地发现汪曾祺小说的别一种风格和别一样的情趣。让人耳目一新，受到人们极大的关注，反响强烈，热评如潮。有的从地域特色的角度，有的从乡土文化承袭的角度，有的从语言学的角度等加以研究。可对作品细节描写的艺术性的研究还很薄弱。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是很难走近作家、走进文本，对作品做更深入的审美判断。因为汪曾祺是风俗画作家，其诗化风俗小说，复活了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传统。这种诗化的散文笔法，以写意为主，不以情节见长，而以细节取胜。汪曾祺在老师沈从文的影响下，特别善于设置小说的细节并加以精心的描绘，有很高的艺术性。“对于细节描写，不管人们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有何不同，但人们都是一向予以重视的。”①所以，对其小说细节描写艺术性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笔者拟谈点浅见。
一、结构营造之力求
由于水环境的影响，水象与其艺术生命紧相关联。他笔下的水又总是平静的、柔软的、宽阔的、融和的，濡染出他的淡泊、随和、超脱的个性气质。“水不但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说的风格。”②对水的描写甚至超越背景功能，而成为整篇小说的结构中心。“水象”竟然成为汪曾祺小说文本结构很重要的因素。他不追求贯穿到底的情节，更不讲究情节的波澜起伏、扣人心弦，较少矛盾冲突所带来的戏剧性，甚至不强调前因后果，摒弃巧合，显现出明显的诗化、散文化、抒情化倾向。由于有意弱化故事、淡化情节，“即按照生活的原貌来描绘生活，写出生活本身的活生生的、毛茸茸的自然形态，‘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情真、意真、景真，便能给人以自然逼真的生活本色感”③。汪曾祺多以高邮水乡为背景的乡土系列小说写的都是日常生活，情节是淡化的。这些表面不相干的生活片段如何焊接，就成为散文化结构小说的难点。“散，这倒是有意为之。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④好在作家具有深厚的生活积累、文学积累、文化积累，借助于艺术功力，驾驭了结构的建构。它比传统的情节结构小说写作上要难得多，不是“为文无法”，而是文有大法。淡化情节的主张也不意味着小说创作可以对生活不做艺术提炼，只是说情节的设计和艺术加工要更贴近生活，符合生活的本质真实。那么怎样才能更贴近生活、符合生活本质真实呢？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打造细节。汪曾祺小说情节本身是那么单纯，只消几句话便可概括了。然而对于细节，作者总是精心设计，把它作为文本结构的一个重要环节予以重视，着意捕捉那一个个精彩的细节，不仅揭示人物性格，而且使生活片段位移，达到推进故事向前发展的目的。《受戒》中的明子舅舅带着他“过了一个湖”，“穿过一个县城”，坐船去荸荠庵的细节：“到了一个河边，有一只船在等着他们。船上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长瘦长的大伯，船头蹲着一个跟明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剥一个莲蓬吃。”明子和女孩小英子在水上相认了。接下来，明子有一天拿着“收鸭毛人”偷鸡用的铜蜻蜓去小英子家门前试了一试，“果然！”“小英子跑过来：‘给我！给我！’”这个细节让他们相识了。后来小英子姐姐要出阁，需做嫁妆，找不到绣花图样。小英子去荸荠庵请会画画的明海。明海不仅画了绣花的图样，还下田帮小英子干活。这个细节让他们进一步相识了。后来明海去“受戒”，小英子划船送明海，“受戒”后，小英子划船去接明海，并问明海，“现在还疼么？”这个细节让他们相知了。那么事态会怎么发展呢？作者在文末用了一个典型的细节描写：“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他们相恋了，如流水一样的自然，流水一样的清纯。这样的细节推进，基本完成了叙事功能。但作者却在篇末以神来之笔推出令人吃惊的一段细节描写：“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支一支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文章到此戛然而止，达到高潮。好似一幅风景画，十分写意。小英子和明子的小船划进了芦花荡，不见了人，以景衬之，以景补之，构图别致，意象清新，各种色彩点缀愈发显示出流动飘逸的美；又如一首诗，婉约恬淡。小英子和明子的情感却填满了画框。特别是两个比喻一下子激活了语言。芦穗像红丝，蒲棒像蜡烛，让读者一下子想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意象。以谐音双关的手法，象征着小英子和明子的爱情坚贞，至死方休。这个典型细节不仅注意到小说内在结构的串联跳跃，而且注意到外在结构的结尾艺术。这样的细节非大手笔不能得，这样的构思亦非大手笔不能为。真是文有大法。汪曾祺结构小说的方式就如同一段生活流，大多按照生活的多维流动来“建构”，先描写环境背景、地理风貌，然后出现人，由人又到人的职业、生活情趣，然后是具体人的细节，中间碰到什么可能就会绕进去写几笔，就如同一条流动的小河，河两岸的草、花、云、影都倒影在里面，它不停地流着，碰到石头、游鱼、细沙，都要低回不已，一唱三叹，就这样形成一条丰富活泼的小河。表面上看起来杂乱无章，繁杂无矩，却潜藏着一种内在的秩序，所有穿插进来的叙述都暗含这种内在秩序，“卒章显其志”，读完了才恍然有所悟。如果去掉这些枝杈、细节，他的小说就什么也没有了。
二、情感抒发之务求
“文学作品中的任何细节都在传达着一种感情。细节通过感情传达人物心理深刻的社会内容、人物动作的性格特征和人物语言的生活底蕴。从而使形象丰满、环境着意、情节活化，通篇灌注着勃勃生气。在一定意义上讲，细节就是感情。”⑤汪曾祺曾说过：“作家是感情的生产者。”“作家对所写的人、事，总是有个态度，有感情的。”⑥家学的熏陶，湖水的濡染，注定汪曾祺是位有感情又重感情的人，而且是善于表达感情的人。他的笔下，感情的表露如清清的湖水静静地流。每每一个人物、一株花草、一座寺庙、一条街巷、一只渔船都可以看做一首诗、一首抒情的诗，散发出迷人的诗情画意。往往用极其平淡的方式来表现真挚清纯的情感。如此，细节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明子“受戒”回来时，小英子把明子接上船，有一段细节表现小英子的穿戴打扮：“小英子这天穿了一件细白夏布上衣，下边是黑洋纱的裤子，赤脚穿了一双龙须草的细草鞋，头上一边插着一朵栀子花，一边插着一朵石榴花。”英子的“白夏布上衣”和“黑洋纱的裤子”，色彩构成鲜明的对比，显得端庄。头上插着一朵栀子花和一朵石榴花。它照应了小说前面写英子家环境的文字：“房檐下一边种着一棵石榴树，一边种着一棵栀子花，都齐房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这又是一处色彩对比。英子爱美。这是自家栽种的带有泥土芳香的朴素的花。在英子请明子为姐姐画绣花样时，作者没忘了有这样的细节：“小英子就像个书童，又像个参谋：‘画一朵石榴花’，‘画一朵栀子花’。”这样正好映衬了英子喜欢这些花，表现她对朴素美的追求。“赤脚穿了一双龙须草的细草鞋”，看似不经意的一处闲笔，却凸显了水乡姑娘的生活特征，也是对英子的朴素美的补衬。读了这个细节，我们会惊讶于作者的用心，用心赞美水乡姑娘特有的情致。看似不带感情，实则蕴藏深情。透过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看似平淡的方式所表现出来的极具爆发力的情感。这样的细节不就是感情吗？所以，“一个好的细节，常常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在对比、映衬，或是前呼后应中显示其巨大的表现力”⑦。
另外，和尚的唱词、地方小调、小英子干活时的歌唱，明子的打场号子，这些都可以称之为宏观的民歌。“从叙述角度来看，叙述过程中配以民歌，叙述空间扩大了，情调悠远绵长，富有诗意。”⑧ “民歌创造小说的情绪氛围。”⑨这些也是细节描写，不仅突出地传递出乡土气息，而且对抒发水乡儿女的生活感情起到了旁衬的作用。这样的民歌带有天然的韵味，表现生活的原生貌和浑然状态，达到返璞归真的目的，正是新时期乡土小说所追求的。
三、气氛渲染之讲求
小说的诗意要靠情绪、氛围、境界、语言等主观化处理传达出来。尤其在诗化小说中，气氛的渲染就是作家创作中必须关注的重要环节。事实上，汪曾祺通过一生的努力，实践了自己“气氛即人物”的美学思想。他的小说兼具散文、诗歌的特征。散文化的特点首先在于重气氛。他认为在短篇小说里只要写出了气氛，即使不写故事、情节，不直接写人物的性格心理，也可以在字里行间渗透人物。这种气氛化、散文化的小说展开在读者眼前，是一幅幅清新淡远、意蕴深厚、韵味无穷的水乡泽国民情风俗画。打开《受戒》这幅画来看吧，作品一面写明子和尚每天开山门、扫地、烧香、磕头、念经等超凡脱俗的苦行僧生活；一面又描写了“野和尚”们的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甚至还有拐跑姑娘、小媳妇的现象出现。它打破了人与宗教之间的隔膜，弥漫着的完全是一种世俗生活的气氛，呈现一种僧俗之间如此奇妙和谐的民间状态。如果说《受戒》和其他小说一样都是一幅幅精妙的风俗画面的话，那么作品中的一个个精彩的细节描写就是点缀在画面上的一朵朵小花，开得那么灿烂、那么炫目。如：“这地方的忙活是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再就是割稻子、打场了。这几茬重活，自己一家是忙不过来的。这地方兴换工。排好了日期，几家顾一家，轮流转。不收工钱，但是吃好的。一天吃六顿，两头见肉，顿顿有酒。干活时，敲着锣鼓，唱着歌，热闹得很。其余的时候，各顾各，不显得紧张。”这个细节作者以欢快的情调，用欣赏的笔调，写出了生活在水乡的人们特有的劳作方式：农忙时互相扶持。并把他们劳作时的愉悦高兴乃至期盼丰收喜悦的融和的气氛渲染得浓浓烈烈，弥散在字里行间。令读者在阅读时仿佛能嗅得到。在这样快乐的氛围里，人们和睦相处，善良以待，多么令人向往的生存空间和生活境界啊。“汪曾祺小说‘氛围气’的出现，关键在于用气氛酿造人物，构成一种情调。而‘情调’的形成又取决于作家审美理想与相应物象撞击所产生的意绪和情思。所以‘氛围气’的创构就在于他对于这种‘意绪’和‘情思’的捕捉和组建。”⑩
再如小英子送明子受戒，英子看到的善应寺大庙景象的描写，渲染出庄严肃穆的气氛。前文引的《受戒》结尾的那段文字，不仅是结构的需要，而且是绝妙的写景，更在于它传递出一种亲切的氛围。包围着读者，陶醉了读者。
作为风俗小说家，汪曾祺写到水乡大量风俗民情。在《受戒》里有和尚的“花焰口”、铜蜻蜓偷鸡、梅红纸贴嫁妆、伏杠踩水车、泛舟芦花荡等风俗的描写，有着深刻的人文内涵，酿造出古朴浑厚的情调和文化氛围。在汪曾祺小说中浓重的乡土风俗、氛围和在这种氛围下活动着的人，相互形成了有机的整体，自然天成，别有一番情趣和意蕴。
四、节奏跃动之谋求
有人说，读汪曾祺的小说，你会为他的文字的魔力所倾倒。句子短峭，很朴实，像在水里洗过，新鲜纯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每一句拆开来看，实在很平常，没有华丽辞藻的堆砌，也没有格言的锤炼。但合起来，却神气全出。一句句向前推移，意象一层层荡漾开去，构成形象鲜明神气凸现的意境。这实在是中肯之见。在《受戒》里，作家为达到节奏和谐跃动的效果，精心设置了不少精当的细节。如明子被舅舅领着过河，乘坐英子父女的船时，下面有一个精彩的细节。它通过对话来呈现：“‘是你要到荸荠庵当和尚的吗？’明子点点头。‘当和尚要烧戒疤呕！你不怕？’明子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含含糊糊地摇了摇头。‘你叫什么？’‘明海。’‘在家的时候？’‘叫明子。’‘明子！我叫小英子！我们是邻居。我家挨着荸荠庵。——给你！’小英子把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海，小明子就剥开莲蓬壳，一颗一颗吃起来。大伯一桨一桨地划着，只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哗——许！哗——许！’”读者可以想象船在河面上行走的画面。画中人是怎么样的呢？作者借助对比描写以产生节奏。首先是小英子主动问话，引出了一段对答。多么亲切生动的一幅画面啊！画中的英子是那样的活泼可爱，表现出水乡女孩的大方好客。而明子显得拘谨，回答的语气也是极短促的。英子的话语相对较长。在二人语言的参差顿挫中凸显出节奏。英子的情绪欢快，明子的情绪显得要低沉些。在情绪映衬中表现出节奏。这样有节奏的画面多么富有视觉冲击力啊！不仅如此，还给读者带来听觉享受，尤其是船桨拨水的声音，给这幅画面增添了生活气息和盎然的生机。令读者感到船儿轻轻荡漾，快慢自然；人语错落有致，对答有序。仿佛一首歌，旋律跳跃自如，显出和谐的韵致。正如徐卓人所言：“水是曲线的，流动的，自由的，散漫的，自然的，生动的，这确实造就了汪氏文章的流动的韵律和自然的品格。”{11}
五、心理补偿之追求
传统小说刻画人物心理有景物、事件、场面、人际关系等环节去表现或衬托。当代的一些重视表现人物心态的小说，在“淡化”情节以后，随之而来的便是“隐蔽性”细节表现。这种细节仿佛在象征主人公的“隐蔽”的内心活动。这一点显得与传统的小说写作运用细节的方式不同。当代著名风俗画小说家汪曾祺借助洒脱自如的散文笔法，创作的系列小说是典型的散文化小说。“散文化小说的叙述视点，总是固定在作者身上；而作者，不管其是否作品的角色，都既是作品描述对象的旁观者，又是小说的叙述者；而叙述的焦点，总是在叙述者的眼睛上，却不在意识或潜意识中。这就使散文化小说的叙述总是清晰的而且是‘外在’的、简约的。”{12}这个特点，汪曾祺说得最直白：“散文化小说大多不是心理小说。这样的小说不去挖掘人的心理深层结构”，“人心是封闭的。那就让它封闭着吧。”{13}他很少进行心理描写，却非常善于表现人物心理。他是靠典型细节来完成的。《受戒》中，写到英子在烂泥里踩荸荠，她老是故意用自己的脚去踩明子的脚。明子对小英子开始萌生复杂的情愫，小说是这样写的：“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下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看到田埂上英子留下的一串脚印，明海起初是“傻了”。说明他是粗看。他糊涂得搞不清楚英子的心事，有点隐隐约约、朦朦胧胧的思绪。继而是细细地看，连“五个小小的趾头”都看得很清楚，他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心里痒痒的”。说明他受了刺激心里面漾了柔波，起了异样的感觉。后来脚印“美丽”起来。田埂上的脚印无所谓美丽，这是小和尚主观上的审美判断。“小和尚的心搞乱了。”一个“乱”字，用得准确到位，说明心绪不宁，乱麻一堆，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这里没有具体描写小和尚的心理，而是着意捕捉人物心灵外化的神情、动作，以极简练传神的笔墨，一步步、一层层极有分寸地揭示人物的情感世界。这个极其细腻的细节，传达了千言万语也难传达的心理内容。
再如：“从庵赵庄到县城，当中要经过一片很大的芦花荡子。芦苇长得密密的，当中一条水路，四边不见人。划到这里，明子总是无端端地觉得心里很紧张，他就使劲地划桨。”写明子的紧张心理。又如：“小英子早早就把船划到荸荠庵门前。不知是什么道理，她兴奋得很。她充满了好奇心，想去看看善因寺这座大庙，看看受戒是个啥样子。”写小英子送明子去“受戒”的好奇心理。这些都写得十分传神，靠心灵外化的情态补偿人物心理。以“留白”表现更丰富的内容，把想象留给了读者。不但使语言经济简洁，而且让文本蕴藉含蓄，饶有趣味。汪曾祺小说不进行人物内在心灵世界的刻画，小说的魅力从何而来呢？一言以蔽之：有味。这样的“味”是靠“细节”蒸发出来的。
“《受戒》的产生，是我这样一个八十年的中国人的各种感情的总和。”{14}作者的这句话包蕴太深厚，内涵太丰富，犹如那长长的河水、宽宽的湖面，深沉广泛。文章试图以一小滴水去映照一大片清清的湖水。选择一个小小的视角——细节描写的艺术性，去管窥《受戒》的艺术之河，进而去探测汪曾祺小说艺术的浩瀚的大海。
①⑦ 傅腾霄.小说技巧[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78.81.
②⑥{14} 汪曾祺.汪曾祺散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9.274.283.
③ 张德林.现代小说美学[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334.
④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三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66.
⑤ 李永生.短篇小说创作技巧[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316.
⑧⑨ 马云.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323.316.
⑩ 邓嗣明.弥漫着氛围气的抒情美文——汪曾祺小说的艺术风格[j].文学评论，1992，（3）.
{11} 徐卓人.永远的汪曾祺[j].当代作家评论，1998，（3）.
【关键词】 汪曾祺小说；小人物；悲剧内涵
汪曾祺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独具特色的作家。他一生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著有《受戒》、《大淖记事》、《鸡鸭名家》等多篇小说。我们综观汪曾祺的全部小说，对故乡及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生活的描绘，是其创作的主要部分也是其成就最大的部分。在这些作品中，有很多是通过对故乡的小人物的描写，来展现故乡民俗风情的融洽和美丽的，但是也有很多小人物的命运是很悲哀的，充满了悲剧色彩。汪曾祺自己也曾说过：“我自己觉得：我的一部分作品的情感是忧伤的，比如《职业》、《幽冥钟》；一部分作品则有一种内在的快乐，比如《受戒》、《大淖记事》；一部分作品由于对命运的无可奈何化出一种带有苦味的嘲谑，比如《云致秋行状》、《异秉》。在有些作品里这三者是混合在一起的，比较复杂”［1］。如《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和陶虎臣，《徙》中的高北溟，《八千岁》中的米店老板“八千岁”，以及《陈小手》中的妇科医生陈小手等人。他们都是勤劳于本、无取于他人的小人物。他们的愿望也十分平常、无一丝非分之想。王瘦吾虽然想发财，其动机只不过是想让女儿穿上雨鞋、儿子穿上球鞋，以让他们跟上学校里的大众水准；高北溟只不过是想保住一个教职，以求积累点来实现自己的两个愿望；“八千岁” 似乎想拒绝各种人际关系，通过自己一家人勤勤俭俭、本本份份，来发家致富,但是当“八舅太爷”一出现，“八千岁”勤俭致富的的美梦也随之破灭；陈小手是一位医术精湛、救人于危险之中的男性妇科医生,他救活了团长的妻儿，却命丧观念封建落后的团长枪下，让人一阵痛心。
一
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善良、谨慎、与世无争、自足自乐，但是他们也有悲哀，这些悲哀来自于理想与命运、现实的冲突，使理想在现实和命运中破损。但是这些悲哀和悲伤是我们作为读者所感受到的，而那些小人物却是很平静坦然的接受了这一切。在这些小人物的一生中我们没有看到轰轰烈烈的奋斗，也没有看到悲壮的反抗和斗争，有的只是沉默、平凡和与世无争。这些小人物的遭遇，并没有给读者的心灵上以强烈的情感震动和深刻的思考，其悲惨的遭遇只是让人感到很悲哀和伤感。为什么汪曾祺小说中的小人物大多能从其笔下得到了“超脱”呢？文学博士胡河清通过分析高邮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中心区域之一的地利形势、历史、人物，结合汪曾祺具体作品指出：汪曾祺是一个典型的汉文化中心地域中产生出来的知识分子，其作品折射出传统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强大的心理规范力量［2］。因此我认为汪曾祺小说的悲剧内涵为什么没有“爆发”而是走向了“沉默”，是因为汪曾祺对其小说中的“小人物”的成功描写而体现出来的。
汪曾祺笔下的小人物对生存的要求是很低的，但是他们往往却处于矛盾的最前沿，深受着生存环境加给他们的种种限制和催迫，甚至是凌辱。作者有很多小说其实并不像其所说的那样“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3］。小说中很多小人物并没有过着幸福美满，和谐融洽的田园生活，而是处在一个到处充满了欺压、鄙视的生存环境，活得很凄苦和悲凉。下文主要以汪曾祺《自选集》中的小说来感受其小人物的悲哀。
《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和陶虎臣，都是身怀高超技艺的小市民，他们想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来实现发家致富。但是他们最终都失败了，王瘦吾把自己苦心经营的草帽厂廉价的卖给了竞争对手，陶虎臣却是把自己的女儿卖给了丧心的军人。最后他们仅能靠朋友把惜之如命的田黄卖掉的钱来维持生活。《八千岁》中的“八千岁”是开米店的，他以两块七角钱起家，想靠自己的勤俭节约发家致富，但是当一方恶霸“八舅太爷”一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他以勤俭致富的美梦也就破灭了。《珠子灯》中的孙家大小姐孙淑芸是一个熟习中外文化的才女，但是却逃不脱封建思想的枷锁，她一个人默默的守节十年，最后忧闷而亡。《陈小手》故事中提及的李花脸是一个传其父业的女医生，由于地方封建观念的笼罩，她一直没有婚嫁，成了一个老姑娘。这些小人物的命运都很悲哀和凄凉的，其中我认为《陈小手》中陈小手的命运是最有代表性的。
陈小手是一位有名的妇产科医生。他很出名并不是因为他的医术精湛，而是因为他又是一名极少见的男性产科医生。
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的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腻。他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据说因为他的手小，动作细腻，可以减少产妇很多痛苦。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较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①
但是陈小手这样一位优秀的妇产科医生却得不到同行的认可并且看不起他，看内科的，外科的，都认为他不是医生，只是一个男性的老娘。陈小手去为团长夫人接生，团长在陈小手让他的夫人“母子平安”后，却认为他侵犯了自己的夫人，一枪把他打死于马下。
陈小手这样一位有责任心、医术精湛的妇科医生，却被团长这样轻易的杀掉了。难道团长可以这样随意的杀人吗？而且陈小手是他的大恩人，救活了他的夫人和儿子。救人于危难之中是中华传统思想中的大恩大德，况且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救人之子， 这本是一种中国传统思想中认可的大恩大德，涉及到了血缘的维系，涉及到了人性中的至深至爱的亲情［4］。团长为什么还要杀他呢？其实这里的真正元凶是中华传统的封建思想，团长只不过是一个杀人的傀儡。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更深一层理解这个问题。
首先，江南水乡是深受中华传统思想和习俗影响的地区。陈小手从一开始就没有摆脱这种传统封建思想的笼罩。
我们那地方，过去很少有产科医生。一般人家生孩子，都是请老娘，什么人家请哪位老娘，差不多都有固定的。一家宅门的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三少奶奶，生的少爷、小姐，差不多都是一个老娘接生的，老娘要穿房入户，生人怎么行？老娘也熟知各家的情况，哪个手长的女佣人可以当她的助手，当“抱腰的”，不须临时现找。而且一般人家都迷信哪个老娘“吉祥”，接生顺当。——老娘家都共着送子娘娘，天天烧香，谁家会请一个男性的医生来接生呢？……男人学医，谁会去学产科呢？……
……大户人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请他的，中小户人家，忌讳少，遇到产妇胎位不正，老娘束手时，老娘就会建议“去请陈小手吧”。……②
其次，团长说的“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她的身上，除了我，任何男人都不许碰！这小子，太欺负人！日他奶奶！”这里已经指明了谋害陈小手的真正元凶是——我国传统的封建思想。
最后，陈小手是一个彻底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没有任何的社会背景，在社会上没有丝毫的威望。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就是一个骑着白马到处去治病救人的男性“老娘”。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社会背景，团长才会没有丝毫的顾虑就把他杀掉了。
高北溟、孙淑芸以及“八千岁”，他们在生存的道路上，都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和困难，有的甚至还失去了生命，但是他们都是很平静的对待这样的结局。虽然这些小人物的失败和死都没有呈现出真正的悲剧色彩，但是他们的结局，却提示我们应该去细细品读汪曾祺的小说，去发现他小说中小人物的悲剧内涵及表现方式。
二
汪曾祺曾强调自己“对现实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有感于人们对他的片面理解，他申辩说：“一些写我的文章每每爱写我如何恬淡、潇洒、飘逸，我简直成了半仙！你们如果跟我接触的较多，便知道我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5］。汪曾祺的这个自我辩解，已经说明他其实对生活有很深的感触和深刻的思考。他的这个辩解也指明我们应该换个角度去细读他的小说。因为汪曾祺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他的小说都是“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6］他把自己对生活的感触以及深刻的思考留给了自己，而不是把这些感触和思考原原本本的倾泻在小说中。汪曾祺在对待他小说中的小人物时，始终如一个旁观者一样，在旁边默默地注视着小说中的一切，很少把自己的情感和感触，倾泻出来，就如《皮凤三楦房子》中的“高大头”一样，在街边不露声色地机警地观察着每一个过路人。
……但详考高大头的一生，似乎没有和外宾干过一次杯。他只是整天坐在门前的马扎子上，用一把木锉锉着一只胶鞋的磨歪了的后跟，用毛笔饱蘸了白色的粘胶涂在上面，选一块大小厚薄合适的胶皮贴上去，用他的厚厚实实的手掌按紧，连头也不大抬。只当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人从他面前二三尺远的地方走过，他才从眼镜框上面看一眼。……一天就是这样，动作从容不迫，神色安静平和。他戴着一副黑框窄片的花镜，有点像个教授，不像个修鞋的手艺人。但是这个小县城里来了什么生人，他是立刻就会发现的，不会放过。而且只要那样看一眼，大体上就能判断这是省里来的，还是地区来的，是粮食部门的，还是水产部门的，是作家，还是来作专题报告的新闻记者。他那从眼镜框上面流露出来的眼神是彬彬有礼的，含蓄的，不露声色的，但又是机警的，而且相当的锋利。③
作者的这种机警说明他是很会捕捉生活中的细节的，对社会生活有着很深的感触和见解的，但是他不想把对生活的沉痛感倾泻进自己的小说中。汪曾祺说：“我有一个朴素、古典的说法，就是写一个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的”［7］。所以作者很机警的，不露声色的，就把自己对生活的沉痛感从自己的小说中过滤去了，呈现给我们的似乎只有生活的表面。因此他的小说常常给人以平淡恬静、和谐温馨的阅读感觉。
《受戒》写的是明海和小英子的纯情爱情。小说中的和尚们是可以杀猪的，吃肉的，他们还打牌、搓麻将，给人呈现了仙境一般的生活。《大淖记事》了写了巧云与十一子的恋爱故事。巧云被刘号长破了身子，但她“并没淌眼泪，更没想到跳到淖里淹死”，而是一心想和十一子好，并悉心照顾受伤的十一子。《八千岁》就像是作者坐在其米店对面的茶馆对八千岁的生活进行观察一样。八千岁被八舅太爷敲了一杠子，打破了他想靠勤劳发家致富的美梦。但是他并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而是给自己和儿子做了一身阴丹士林的长袍，长短与常人等，把老蓝布二马裾换下，在晚饭时候也大声要了一碗自己从前从不问津的“三鲜面”。 《异秉》中的王二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靠一个熏烧摊子而发家致富的。汪曾祺力图给读者塑造旷达超脱、适性随意的小人物形象，也力图通过描写健康、自然的人性美，给人呈现出平淡恬静、和谐温馨的田园生活。但是作者在创作时，难免有激动的时候，没有把文中的“感伤之气”完全除净。因此小说中也有很多小人物的命运是很凄凉的。
《徙》写的是高、谈两家的败落。高北溟是一代宗师谈甓渔高徒，他一直想如北海之鹏展翅高飞。他发愤勤学，准备考取功名，但是突然间时代发生了巨变，已经废科举，兴学校了。心存大志的他忽然一下没了前进的方向，生活的压力也压的他踹不过气来。正当他囊空咄咄，百无聊赖的时候，他的世家朋友沈石君给他指了条“明路”——读师范，去教书。这看似一条平坦的路，实则是充满了各种欺压，排挤倾轧，勾心斗角。面对这样的环境，高北溟试图以断绝各种社会关系来逃避——不宴请客人，不参加同事的聚会，不和同事聊天，全身心的投入了教学工作中。当教学有成之时，他又以为自己可以展翅高飞了。这时他的靠山被排挤走了，理想的工作也随之旁落。随着女儿、女婿的死，高北溟终于承受不住打击，郁闷的死去。当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愿望也无法实现了。一是，把老师谈甓渔的诗文刻印出来；二是，送女儿高雪上大学。小说的结尾：“墓草萋萋，照落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恰如一首挽歌来描述高北溟的一生，让人感到悲哀不已。《关老爷》中的岑瑾因为在新婚之夜没有验证到那点女儿红，跪在床前被丈夫没头没脸地鞭打、怒骂。《郁症》中的裴云锦因为嫁过来三年没有怀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思想和家庭的经济重担终于压垮了她，她得了严重的忧郁症，上吊死了。
这些小人物的命运很悲惨，但是他们并不是悲剧人物。悲剧人物往往都是为着他们的理想和目标去奋斗，去与阻碍他们实现理想的黑暗势力去抗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会不可避免地遭受很多挫折和磨难，但是其合理的意愿、动机、理想和激情却预示着胜利和成功的到来。鲁迅先生也曾说过，“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就是悲剧。”汪曾祺笔下的这些小人物的愿望就是能够好好的活下去，他们奋斗的目标就是生活， 因此他们身上有价值的东西就只是一种生命的本能。所以说这些小人物说不上是悲剧人物。而且当他们的生存道路受到黑暗势力阻碍时，他们并没有站起来与黑暗势力进行抗争，而是默默的忍受着黑暗势力给他们的压迫和阻碍，放弃他们的理想和愿望。
三
汪曾祺本来对生活有很深的“沉痛感”，但是他在小说里却很少流露出对社会的感触和深刻的思考。他始终如一个旁观者给读者在讲述一个个平淡的小故事，刻画一个个小人物。汪曾祺一生都致力于短篇小说的创作，在长期的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他对小说的创作有了自己的思想。我认为正是汪曾祺的创作思想影响了他的小说人物描写的重点和写法。
其一、汪曾祺说：“我年轻时曾想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他认为好的小说应该像散文诗：“如《钓人的孩子》、《职业》、《求雨》，就还有点散文诗的味道。散文诗和小说的分界处只有一道篱笆，并无墙壁（阿左林和废名的某些小说实际上是散文诗）。我一直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点散文诗的成分”［8］。正是他对短篇小说 “散文化”的追求，使得他的小说淡化了情节，减少了对人物心理的描写，过滤了小说中的严肃性，让小说呈现出平静清新的味道。这一点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散文化的小说不大能容纳过于严肃的、严峻的思考。这类作者大都是性情温和的人，不想对这世界做拷问和怀疑。许多严酷的现实经过‘散文化’的处理就会失去原来的硬度”［9］。这样，他笔下的小人物就不是叙述的重点了，人物命运前因后果的追问就被文体创新所省略了。所以陈小手这样的人生悲剧竟然也没有了悲的感觉。
其二、汪曾祺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有着相当深厚的认同感，是一个主张弘扬民族性中的互尊互爱，相濡以沫传统美德的人，是一个崇尚精神自由和美好人情人性的人。他说过，“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10］。这种人道主义思想体现在汪曾祺对小人物的描写中，悲剧不直接写，不扩展写，不加重悲剧的成份。
《虐猫》写的是几个小孩子在文革期间虐猫的故事。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都是上小学三年级的小孩子。文革期间，大人们都忙于武斗和游街，没有人来管他们，他们就只有一起虐猫。
他们捉住一只猫，玩死了拉到。
李小斌起初不同意他们把猫弄死。他说：一只猫，七条命，姥姥告诉他的。
“去你一边去！什么‘一只猫七条命’！一个人才一条命！”
后来李小斌也不反对了，跟他们一块到处逮猫，一块玩。
他们把猫的胡子剪了。猫就不停地打喷嚏。
他们给猫尾巴上拴一挂鞭炮，点着了。猫就没命地乱跑。
他们想出了一种很新鲜的玩法：找了四个药瓶子的盖，用乳胶把猫爪子粘在瓶盖子里。猫一走，一滑；一走，一滑。猫难受，他们高兴极了。
后来他们出了一种很简单的玩法：把猫从六楼的阳台上扔下来。猫在空中惨叫。他们拍手，大笑。猫摔到地下，死了。
他们又抓住一只大花猫，用绳子拴着往家里拖。他们又要从六楼扔猫了。
出什么事了？九楼七门前面围了一圈人：李小斌的爸爸从六楼上跳下来了。
来了一辆救护车，把李小斌的爸爸拉走了。
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没有把大花猫从六楼上往下扔。他们把猫放了。④
文中一开始指明他们本来是一群活泼可爱，顽皮淘气，尊重生命的小孩子。“李小斌的爸爸是走资派。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家里大人都是造反派。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不管这些，还是跟李小斌一块玩。没有人管他们了，他们就瞎玩。捞蛤蟆骨朵，粘知了。砸学校的窗户玻璃，用弹弓打老师的后脑勺。”他们为什么会“虐猫”，去做这种残酷的事呢？这与他们小小年纪是极其不相符的。 “看大辩论，看武斗，看斗走资派，看走资派戴高帽子游街。李小斌的爸爸游街，他们也跟着看了好长一段街。”很明显，他们是受了大人们的影响。大人们的行为给他们幼小纯洁的心灵带来了深深的伤害，因此他们小小年纪就做出了这样残酷的事情。
《虐猫》中蕴藏了几条悲剧内线。一是李小斌失去了爸爸；二是李小斌的爸爸跳楼身亡；三是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他们在文革中失去了美好的童年。但是这篇小说却没有给人以悲的感觉。因为作者并没有去发掘这些悲剧内涵。他把悲剧内涵都隐藏在小孩虐猫的事件中， 只用几句平淡的话提了出来。正是汪曾祺对悲剧的这种处理手段，没有让人物直接面对残酷的悲剧结果。所以李小斌悲惨的命运就不能让读者直接体会出来。
其三、一个作家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他的创作思想会受到许多作家的影响。当然汪曾祺在创作生涯中也会吸收其他作家的创作方法以及创作思想。董瑾认为汪曾祺小说继承了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对自然健康人性的讴歌和呼唤［11］。我们可以从《受戒》与《边城》的对比看出，他受其老师沈从文的影响是很大的。
《边城》沈先生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写的是湘西边城小镇茶峒一个古朴的爱情故事。在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茶峒，生活着靠摆渡为生的祖孙二人，外公年逾七十，仍很健壮，孙女翠翠十五岁，情窦初开。他们热情助人，纯朴善良。两年前在端午节赛龙舟的盛会上，翠翠邂逅了船总顺顺的二少爷傩送，从此种下情苗。傩送的哥哥天保也喜欢上美丽清纯的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此时，王团总也看上了傩送，情愿以碾坊作陪嫁把女儿嫁给傩送。傩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为妻，宁愿作个摆渡人。于是兄弟俩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天保自知唱歌不是弟弟的对手，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傩送因为哥哥的死悲痛不已，他无心留念儿女之情也驾船出走了。外公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终于在一个风雨之夜去世了，留下了孤独的翠翠。翠翠孤独地守着渡船，痴心地等着傩送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小说描绘了湘西山水图画和民情风俗，讲述了一个古朴的爱情故事，表现了湘西的自然、民俗和人性美，给人呈现出一幅诗情浓郁的湘西风情画。其实小说也隐藏了一个悲惨的爱情故事。
翠翠、傩送、天保三人之间的爱情纠葛，导致天保外出闯滩身亡，傩送驾船出走而失踪，翠翠爷爷经受不住打击而归天，顺顺家人及亲戚整天忧心忡忡，翠翠独自一人等待傩送的归来。这个爱情故事让两个人丧身，一个人失踪和两个家庭破裂，这应该是一个很悲惨的结局了。但是沈从文无意去开掘这个爱情故事的悲剧内涵，刻画悲剧性格，而是意在创造出一支理想的人性美的田园牧歌［12］。
为了继承老师对自然健康人性美的追求，汪曾祺在《受戒》描写了小和尚明海与村姑小英子的恋爱故事。小说除了写了明海和小英子的爱情故事，还写了和尚们杀猪、吃肉、打牌、搓麻将以及他们偷情世俗生活，描述了江南水乡和谐温馨、幸福美满的田园生活。和尚们的生活可谓冲破了人与宗教之间的隔膜，真挚感人，充分地显现了作者对于自然健康人性美的追求［13］。
在很多文稿中，汪曾祺也曾多次谈到过契诃夫对他的影响。“外国作家中，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非常喜欢契诃夫……我喜欢他的松散自由、随便、起止自在的文体；喜欢他对生活的痛苦的思索和一片温情”［14］。对契诃夫的喜欢，让汪曾祺喜欢写说不上是悲剧形象的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
结语
总之，在汪曾祺的作品中，虽然读者常常看到很悲伤的结局，但是这些结局并不能给读者以悲剧感。这是因为作者以独特的艺术手段，对小说的审美内容进行了处理，过滤掉了沉重的悲剧色彩和成份。这样小说中余留下来的悲伤结局，就不能让读者感到悲剧的氛围。这就是汪曾祺小说悲剧不悲的原因了。
【注释】 ③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皮凤三楦房子.漓江出版社,1987: 36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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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文青.从《陈小手》看微型小说的叙述负重.维普资讯. ［6］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漓江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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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叶向东.汪曾祺的小说思想.当代文坛，2006（4）. ［10］徐海燕.汪曾祺小说中的自然人性观.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07（3）.
［11］李蔚松.汪曾祺创作个人成因初探.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8（3）.
高中语文课本里汪曾祺的《胡同文化》，凭着平易近人的文字、纪实写真的文笔独树一帜。从此，汪曾祺便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近心血来潮，开始拜读他的《人间草木》一书。不得不说，读《人间草木》，确实需要你沉下那份心来，需要一份从容、平和的心境，才能读懂汪老从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生活的热爱，对人生的品味。
书共五辑。辑一，一果一蔬。作者在农业科学研究站有过一段难忘的工作经历，本辑主要描述了作者熟悉的蔬菜水果，如葡萄、梨子、苹果、马铃薯、萝卜等。普普通通的果蔬，在作者的笔下，融入了《诗经》、《汉乐府民歌》的联想，读起来真是妙趣横生，又富含生活情调。辑二，季节的供养。这一辑，作者按春夏秋冬的顺序展开，主要追忆了儿时故乡生活的乐趣，比如斗蟋蟀、捉蜻蜓、玩螳螂等，兼有家中长辈对自己的爱怜，很有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之韵味。辑三，四方游记。主要记述了作者行走祖国大江南北的见闻与感触。访名山，四川有峨眉、乐山，福建有武夷山、东山，山东有泰山，新疆有天山，作者并不附庸风雅，他的笔触更注重此处风景独有的特色，以及自己的感受。
访人文名胜，足迹遍布成都武侯祠、杜甫草堂、云冈石窟，福州涌泉寺、西禅寺，湖南桃花源、岳阳楼等。作者精通诗词书画，又喜爱研究当地的民俗风物，所以在游历时，所到一处，便带着人文的思考与评述在其中，乐得其所。辑四，联大师友。读后感·作者于西南联大毕业，对联大有着深厚的感情。此辑中，作者追忆了学生时代的老师、同学，中文系的求学生活。那是个求学条件异常艰苦的年代，住着三四十人一间的校舍，吃着沙石混杂的高粱米；那也是个人才辈出的年代，有金岳霖、沈从文、吴宓、闻一多等大师的言传身教。辑五，从容而安。年过七十，作者更加珍惜晚年平平淡淡的生活，写写字、画画画、做做菜成了他每日的必修课。
读汪曾祺的书，听他谈风俗，看他记食物、写草木虫鱼，兴味盎然地研究着山珍野味，游历名山大川，读着这样的书，实属幸事一件，有一种海纳百川的气势和云淡风轻的心态。
早听说汪先生幽默，果真如此。他说他从小就是个背着书包离开家门不进学校的主儿。读大学时，常常只与教授打个照面就开溜。即使人在课堂上也低着头干自己的事儿，到头来，还说朱自清教授讲课讲得不行，太死板，没吸引力，总是抱一大堆卡片读给学生听……
汪先生20岁开始发表小说。按理说他写京剧《沙家浜》之后就该大红大紫，结果是红了别人却没他什么事儿。直到六十大寿之后发表了《受戒》、《大淖纪事》等一系列小说之后才“火”起来。
《受戒》是写小和尚的一段生活。由于写得入木三分，招致海内外无数读者来信问他是不是当过和尚，连同行们也这样问。他招架不住便甩出一句：没错，我当过和尚。
汪先生是个很传统的老知识分子。他无论是写散文还是写小说始终坚持用毛笔竖写。用钢笔横着书写是他刚学会不久的事。他对用电脑创作大为不解，说：电脑弄出来的东西，那版权算谁的?
汪曾祺先生读的书很多，中外古今名家的诗文歌赋、经传野史、笔记杂谈都喜欢研读、涉猎。他写文章也什么文体都写，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评论等样样都来，样样都出精品，我想，这与他的带有文化色彩的生活习惯也许不无关系吧。
汪先生还是一位地道现代派的画家。他作画一手挥毫泼墨，一手夹着长长的雪茄，一派大家风度。他作画都在晚上，而且必须喝酒。他说喝了酒才来灵感，喝了酒才不拘谨。
汪曾祺喜欢喝酒，青年时代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他曾经喝得烂醉睡在街头，被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派人扶到住处，灌了好些茶，才醒过来。60岁以后汪先生几乎每天喝酒，下酒菜倒不讲究，家乡的煮毛豆荚、咸菜烧鲫鱼、熏烧肉、茶叶蛋、家常豆腐、炒花生米等都很对口。他一次喝二三两最适宜，喝到三四两话就多了。天南海北、今古奇观、民俗掌故、特产方物无所不包，在座的人简直是一种高级享受。倘若再敬他酒，他还喝，不拗，这时他的夫人施老太便出来劝阻：“曾祺不能喝了，喝多了，伤身体。”于是大家也不再敬了。汪先生的酒德、酒品、酒风极好，从不弄虚作假，从不霸王式敬酒，从不像某些人以喝酒凌人，定欲置他人之醉地而后快。汪先生喝酒同抽烟一样，从不讲究，国酒、洋酒；黄酒、白酒；名牌、杂牌他都喝得雅兴浓浓。施老太是汪老的“知心老伴儿”，在汪先生被错划成“”的那阵儿，她还想着法儿地给他买酒，买他爱喝的“老白干”。
写了许多文章，出了不少书的汪曾祺，却没有写过有关酒的文章。我就此问他，先生说：“起笔写的时候就想喝酒，喝上酒了就写不了啦”。
由于年龄的关系，汪先生虽好酒，但酒量已明显的不如当年。先生说：“我现在是好汉不提当年勇的时候了，酒量减了一大半，该属于叶公好龙的那个范畴了吧！”尽管如此，他仍然一天两顿酒。
汪先生说平生最爱做两件事：饮酒与读书。饮酒不一定求醉，找到感觉就行；读书不―定求多，读得进去则可。
他爱在半醉半醒时看书，“感觉虽飘忽不定，却也有一份独特的意境，思绪亦如蝶儿一样，会张开灵动的翅膀带你飞至未知的空间，于是足不出户便可饱览古今之钟灵万里之绮秀了。我在李白、杜甫的身后寻觅，在王勃、苏轼的吟诵里屏息，我在―位位圣贤的妙思哲喻里凝眸……顿时，灵魂的天地也为之开阔许多”。
平素里汪先生最爱细水长流般的小酌，“常常于夏夜，一人、一桌、一椅，几杯薄酒、几本闲书，有清风抚我兮，有华月濯我兮，酒平常，菜平常，心情却极佳。或在寒冬腊月，温老酒一壶，置火锅一只；举杯邀影，捧书人定，轻轻地抿几口酒，翻几页书，那酒的暖意便柔柔地蔓及全身，那书的墨香也阵阵袭来，似温暖的手指抚摸着肌肤，熨烫着心灵。浅斟慢酌中，将酒的醇香、酒的底蕴，书的丰厚、书的魅力品味得淋漓透彻，于平平淡淡中获取一份怡然，确也是一种难得的生活乐趣”。
汪先生认为，读书与饮酒一样，都需要有好的环境和心情。处于喧嚣或烦闷中，酒难以下咽，书难以入眼，只有无琐碎事扰心，无嘈杂声乱耳，静心地去品酒、读书方才会沉醉其中，好的书往往是动人心扉的，缕缕微妙的感觉细若游丝地从心头轻轻滑过，有些许不经意的却是真切的触动，让你忘了眼前的世界，心中盈动的全是主人公的情绪，为之不幸而浩然慨叹，为之苦尽甘来而如释重负。直到读罢合卷方才恍如梦醒，但那感觉却是畅然的，一如沐浴后的按摩，疲劳尽消，舒服爽快。读书收获的乃是不同的生活感受。饮酒呢，则品出的是人生的滋味，而因此想来两者也是有共性的。好书如同好酒，须细品慢咂方能体会其中滋味；好酒如同好书，经历的时间越长，其芳香越持久、迷人。酒喝多了才知道什么是好酒，书读厚了才能辨别书的好坏。
那是一场英超的比赛，离比赛结束还有六七分钟的时间，曼城依然落后，儿子是曼城的粉丝，当他看到自己心爱的球队就要败了，突然痛哭失声。白岩松没有马上劝慰儿子，因为他理解儿子的哭。
就在儿子的哭泣声中，时间一点点过去，儿子期待的胜利变得那么遥远，那么遥不可及，那么痛彻心扉。然而，就在儿子的哭泣声中，哲科扳平了比分；又过了两分钟，阿奎罗绝杀！喊叫声中，儿子仍在哭，不过这时他眼里流出的已不是悲伤的眼泪。而是喜悦的泪水。
在这场90分钟的比赛里，蕴含了儿子太多的喜怒哀乐，从希望到绝望再到希望，然后狂喜，就像是一堂人生大课。在儿子的心情彻底平息之后，白岩松对儿子说：“不管遇到多困难的事儿，也别先哭，因为结局还未注定。只要终场的哨声还未响起，一切皆有可能。哭，太耽误时间！” 据《潮州日报》
曹聚仁不愧是爱书人
著名学者曹聚仁在香港时，生活比较潦倒，住在一间在阳台上搭建的石屋里。他在香港20年存积的各类书籍没有地方放，只好堆在露天阳台上，用塑料布盖着。
曹聚仁在那石屋里一住就是9年。临搬家前，半夜忽闻梁上君子偷书，他大喜：“这回总算是遇到爱书人了，我一定把他视做知音留下来，并请他喝酒。”谁知当他闻声走出石屋，用手电简一照，那人竟是一个衣衫褴褛、面有莱色的收破烂的。曹聚仁连忙向其说明，这些东西可不是论斤卖的废纸，而是万金不换的宝书，然后又送了300港币将其打发走。据《太原日报》
苏曼殊的无度
苏曼殊饮食无度。一次，到易白沙处做客，一顿饭总共吃了面一碗、虾脍二盘、春卷数枚，还有许多糖果。易白沙以为他手头拮据，多日挨饿才致如此，便热情地邀请他明日再来赴宴。不料，苏曼殊却连连摇头说：“不行了，吃多了！明日须病，后日亦病。三日后当再来打扰。”据《读者》
汪曾祺写广告
198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汪曾祺的散文集《蒲桥集》。在不大的封面空白处，浅浅地印着一条广告：
“齐白石自称诗第一，字第二，画第三。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虽非定论，却也有道理。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这段广告写得极为精彩，将汪曾祺作品的诸多优点都展现了出来，尤其以“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来比喻文章，极其新颖，令人拍案。
广告印出，许多人都称好，便有人向汪曾祺打听是何方高人撰写，汪曾祺却始终遮遮掩掩。后来追问者众，汪曾祺只好“招供”，是应出版社的要求自己写的：“广告假装是别人写的，所以不脸红。如果要我署名，我是不干的。”据《意林》
傅斯年：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
1941年秋，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王叔岷被北大文科研究所录取为研究生。于是他背着一包书，抱着一张古琴，怀着一种“奇书十万卷，随我啖其精”的心情，兴冲冲地来到四川省南溪县李庄，拜见了时在那里的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兼中研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傅斯年询问王叔岷未来想做什么研究课题，王叔岷答：“《庄子》。”傅斯年笑笑，背诵起“昔者庄周梦为蝴蝶”一章，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突然间，傅斯年将脸一沉，对着王叔岷说：“要把才子气洗干净，三年之内不许发表文章！”王叔岷当时很不自在，但又无可奈何舭后，王叔岷一生牢记傅斯年的教诲，从校勘训诂入手，痛下功夫研究《庄子》，最终成为20世纪在《庄子》训诂方面最权威的学者。
“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当年傅斯年为王叔岷定下的这条规矩，后来也成为了史语所的金科玉律。
北大教授陈平原也说，他在北大读博期间，他的导师王瑶也认为，研究生在学期间不必。他说：“很多人做学问就像江湖卖艺，敲锣打鼓，热火朝天。三分学问，七分吆喝，场面上很好看，但属于‘雷声大雨点小’。”相对于这种“学术”，傅斯年的“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是多么可贵。 据《长沙晚报》
黄裳妙改太炎联
一天，同住在北京南沙沟的钱钟书与黄永玉两位先生在院中相遇。
钱问：“你有鲁迅先生的字吗？”
黄答：“没有鲁迅的，但有他师傅太炎先生的一副对联。”
黄永玉所说的那副对联是：“后来领袖归才子；老去云烟胜画师。”联语出自清代朱彝尊赠郑粱的两句诗。原作为“后来领袖归才子，左手云烟胜画师”。郑梁有才情，工书画，他的《晓行》诗名噪一时，人称“郑晓行”。他的儿子郑性，字义门，孝行才学俱好，“后来”“才子”当指此；郑梁晚年右体偏瘫，书画皆用左手，故以“左手云烟胜画师”赞之。太炎先生把“左手”改成“老去”，大约一是“左手”对“后来”不及“老去”为工，二是所赠已非特指之偏瘫者。
中国的旧体诗，很好玩儿。有时改动几个字或颠倒几个字，涵义、意趣都大不同。黄裳先生知道此联后，笑道：“若能把上下联的第三个字和第四个字与第六个字和第七个字对调，亦可为今日世相传神。”对调后，联曰：“后来才子归领袖；老去画师胜云烟。”我师朱东润先生曾感叹世相：“官做大了，字也就写得好了。此语可为‘才子归领袖’之佐证。不但字，学问也句句精粹，都要细心领会了，所以‘才子’只能归于‘领袖’。至于‘画师胜云烟’，无须多说，只看当今图画，有多少‘云烟满纸’，不知所绘，就能大致明白了。”据《学林》
名人悟世语录
觉人之诈，不愤于言；受人之侮，不动于色；察人之过，不扬于他；施人之惠，不记于心；受人之恩，铭记于心；受人之鱼，而学之渔；识人之才，授之于权；善于谋人，有容乃大。——颜之推
做一个明媚的士子，不倾城，不倾国，以优雅之姿去摸爬滚打；做一个丰盈的男子，不虚化，不浮躁，以先锋之姿去奋斗拼搏。——武汉大学迎新横幅
莫把冷漠当品位、把懦弱当清高，忙不迭地抢“大苹果”，又迫不及待地鄙视普通人—好像脖子仰着仰着，个子真会长高一样。——刘瑜
30年来，我信守一条原则：主宰世界的是利益。在我面前，人们总是用最高尚的动机来标榜他们的行为。而我只是心不在焉地听他们说，心里却想：找出利益之所在。——萨特
死亡如此紧紧地跟随着生命，并不是因为生理需要，而是因为嫉妒。生命太美了，死亡爱上了它，这是一种充满嫉妒心和占有欲的爱，它要紧紧抓住它所能抓住的一切。——扬·马特尔
年龄的增长并不能使你免受爱情的伤害，但爱情的增长却能在某种程度上使你免受年龄增长的铸害。——J·莫罗
幸运之神的降临，往往只是目为你多看了一眼，多想了一下，多走了一步；也是因为你早看了一眼，早想了一下，早走了一步。——麦家
歌德的妄自菲薄
1830年，81岁的歌德对他的朋友爱克曼毫无顾忌地说出了他的憎恨：“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是许多人的眼中钉，他们很想把我拔掉。他们无法剥夺我的才能，于是就想把我的人格抹黑，时而说我骄傲，时而说我自私，时而说我妒忌有才能的青年作家……”这位老人没完没了地埋怨，一直咿嗦到1832年3月22日逝世才闭上嘴。
《歌德谈话录》的中文译者朱光潜先生，对大师的这种情绪加以了这样的注释：“歌德因政治上的保守而被当时的进步人士冷落甚至抨击，他到临死前还耿耿于怀，这也体现了伟大诗人和德国庸俗市民这两重性格的矛盾。”据《南国都市报》
丘吉尔的大度
1945年5月7日，丘吉尔以战时首相的身份，向整个帝国宣布了战争胜利的消息。数日后，战时内阁解散，英国国内生活恢复到和平时期的样子，新一届大选即将开始。在两个月后举行的大选中，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领导战时英国经历腥风血雨走向最后胜利的丘吉尔竟然落选了。对此，丘吉尔引用了古罗马著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话说：“对本民族伟大人物的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成熟的标志。”据《丘吉尔传》
卡斯特罗的大胡子
1956年，卡斯特罗带兵在东部山区建立根据地，与独裁政权展开斗争。根据地的条件极其艰苦，手术刀用完了，军医只能用刮胡子刀片为伤员动手术。不久，刀片也所剩无几了，卡斯特罗就带头蓄起了胡须，并下令战士们也要蓄须，省下刀片留做急用。
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性对学生的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因此，人文内涵丰富的文章成为语文教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本单元的课文意在让学生关注各地的民俗,了解民生和民间文化,并通过这些有声有色的民俗风情画去感受自身日常生活中蕴涵的无穷乐趣。而本文又属于民俗文化中的食文化，小小的鸭蛋，让我们感受到它背后的文化意味和浓郁民俗风情。
二、学情分析：
处在青春期的学生，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对文学作品有一定的独特体验和看法，并且有表达个人观点的欲望。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学生来说，应该是比较疏远的话题，他们深受西洋和港台文化影响,缺乏认识了解传统文化的机会，更加不知道如何欣赏传统文化。因此，面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强烈碰撞的现实，他们需要恰当适时的引导。
根据本单元的特点和学生的情况，我对本文做了以下的教学设计：
【知识目标】：了解端午习俗，感受鸭蛋包含的文化意味和民俗风情。
【能力目标】： 1、学会搜集资料，简要讲述见闻，有条理地发表见解。
2、学习诵读富有生活情趣的语言。
【情感目标】：提倡珍惜传统文化，激发民族自豪感。
【教学重点】：通过品味平淡自然而又韵味十足的语言，感受传统习俗蕴涵的情趣。
【教学难点】：引导学生调动自身体验，感受日常生活中的无穷趣味。
三、教法与学法：
如何让学生学会品味传统习俗文化呢？还是那句老话：“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本文的一些童年趣事、过节习俗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教师以“情趣”二字为切入点，通过朗读赏析品味语言，引导学生逐步从表面感知、分析感悟、反思归纳、最后上升到初步领悟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高度。
与教学过程相照应，我设计了如下的教法与学法：教法：导入——阅读——拓展
学法： 归纳复述——搜索整合——诵读品味——合作感悟——探究反思
四、教学过程：
1、激发兴趣，导入课题
首先向学生出示食物图片，让他们猜猜这些食品与哪些传统节日有关。再让学生谈谈自己家乡的一些传统节日的风味小吃。此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归纳复述知识的能力。
2、浏览课文，整体感知
（1）学生浏览课文，思考：作者家乡的端午节有哪些风俗?
意图：在于培养学生自主搜索文章关键信息的能力。
（2）谈谈你还知道哪些端午习俗？这些习俗的缘由是什么？
意图：问题一可以让学生广泛涉猎端午节的风俗习惯，分享课前查找的资料信息。
问题二让学生对端午的认识从粗浅了解转向探究根源，可以说是对文史地哲等知识的一个汇总学习，从而使学生对我国的传统节日文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此环节培养学生搜索整合信息的能力，要求完整准确，语言生动地讲述见闻,完全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
3、精读课文，感受情趣。
汪曾祺是一位非常讲究语言艺术的作家，他曾经谈到自己在语言上的追求：平淡而有味，用适当的方言表现作品的地方特色，有淡淡的幽默。
让学生在文中找出体现汪曾祺是语言风格的语句，反复朗读品味。
例如:1、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就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
2、一般是敲破空头吃，白嘴吃也可以。
如何让学生学会品味文章的情趣呢？先让他们反复朗读，并抓住关键语句赏析。如“所食鸭蛋多矣”“曾经沧海难为水”这几处，或在平实的白话中穿插颇具特色古汉语，或大词小用，给文章增添了不少幽默色彩。此处可以让学生模仿古人的口气朗读。
又如“一般是敲破空头吃，白嘴吃也可以。”，“确实是好”，“我实在瞧不上。”等几处都较为明显地运用了江浙方言，显得非常生动亲切。教师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再投影一段《胡同文化》里的文字，“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这是一段京味十足的语言，特别是一个“嘿”字，把北京人恬淡知足，悠然自得的神情描写得活灵活现。从而让学生真正领会汪曾祺的文章里运用方言的妙处。
可见，感悟文章情感的最好方法就是诵读。我设计这样的教学环节，既有利于调动学生自主活动的积极性，又培养学生朗读能力。
4、回归生活，分享体验
我们之前让学生回归课本,从语言文字中感受平凡生活中的情趣，理解传统习俗渗透的一些民族文化和乡土情结。现在再跳出课本,进行拓展延伸,说说传统节日中类似这样颇具情趣的小事。本环节教师先抛砖引玉，投影一段文字，再让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各抒己见，在合作互动的过程中分享体验,感悟生活，感受到民俗文化就在我们身边。
5、创设情境，深刻反思
思考：我国的许多传统节日、传统习俗在现代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已经逐日淡化，倒是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在国人心目中的分量越来越重要。
“江陵端午祭”是韩国农耕社会时期祈求丰年，民众共同参与的传统祝祭活动。在进行端午祭时，会举行假面舞剧、投壶、摔跤、荡秋千、长跪比赛、跆拳道比赛、高校足球赛等活动，而这些都是具有韩国地方特色的。韩国方面对江陵端午祭非常重视，1967年将其列入国家重点无形文化财产第13号，并拟于2005年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报“世界无形遗产”，学习本文后，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此环节让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热点，并能联系文化背景和所学知识，对生活现象作出自己的评价。使他们对中国传统习俗、传统文化有一个理性的认识。认识到重视传统文化，珍惜传统文化的重要性,避免一些盲目崇洋思潮的侵蚀,从而达到道德教育与审美熏陶的双重教育目的。
以上就是本节课的教学设计。回顾整个教学过程，学生在教师的引领下，从感兴趣的话题入手，对文本进行赏析品味，最后跳出课本，关注社会，反思生活。
在文本阅读中，学生的搜索整合信息能力、归纳复述知识能力、诵读能力、自主学习与合作探究的能力、分析鉴别能力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整个教学设计围绕几个基本理念：
1、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充分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2、 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强调在语文实践中掌握语文规律。
我们一直在为这样的理想而努力。下面，就以我们学校三堂比较个性化的语文课来诠释我们的践行之路。
一、趣人、趣事、趣文――我这样上《葡萄月令》
第一次读到汪曾祺的《葡萄月令》时，就有说不出的喜欢，平淡简朴的语言之中，有着无法言说的意境之美、画面之美和情感之美：似乎一下子爱上了一棵葡萄树，想亲手在某个院子里栽下一棵，然后像作者一样细心侍弄，看它如何从一月长到十二月。但学生却反应平平，说文字太淡，读来毫无感觉。这并不奇怪，如此素淡的文字，需要阅读的静心，也需要一定的文字审美能力。文字的高妙之处，有时候也需要恰当的点醒。
基于这样的学情，这堂课我首先借用汪曾祺先生自己的文字，来展示一个丰满、生动、有趣的作者形象，让学生先对其人其文产生兴趣。我选用了《汪曾祺散文选》中的几则材料，如：
体力充沛，材料凑手，做几个菜，是很有意思的。到一个新地方，我不爱逛百货商场，却爱逛菜市……
曾画了一幅紫藤，满纸淋漓，水汽很足，几乎不辨花形。挂在家里，一个同乡来，问我画的是什么，我说：“骤雨初晴”。他端详了一会，说，“哎，经你一说，是有点那个意思！”……
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
通过这些文字让学生评定汪曾祺是一个怎样的人。
汪曾祺说过：“探索一个作家的气质、他的思想、生活态度，必须由语言人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因为，作者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所以，语言不仅是技巧，它更是一个人思想、情感的外衣，或者说，语言就是你这个人。在明确了这个爱做菜、爱画画、有趣味、极富有童心的作家就是汪曾祺后，接下来是让学生从文中找依据，看是否符合以上各种身份，并对这些文字进行赏析，充分感受汪曾祺文字的魅力。举其中两个环节为例：
一个环节是对风趣可爱的业余画家身份的探讨。文中许多处有画面感的文字：二月，一系列的颜色（略）；五月，除了色彩，还有颜色带来的质感，如“梨花的瓣子都是月亮做的”；八月，葡萄着色……
文字表达有很多画画的技巧：对一月的描写很好地运用了留白艺术，如“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自。听不到一点声音”；如疏密结合，密到满果园都是花，大片绚丽的色块，“梨树开花了，苹果树开花了，葡萄也开花了”，疏到“绿豆大的葡萄粒”，极细微的点睛之笔……
文字犹如线条。汪曾祺的语言风格简洁、干净、有味，他喜欢用短句，节奏感强，无字处皆有字，给人想象的空间。正如他自己谈创作时所说的：“能不说的话就不说，所以，短了，其实是长了，少了，其实是多了。”为了增加直观性，投影当代几位风格迥异的画家画作，如吴冠中、黄永玉、范曾等几位画家的画，让学生比较汪曾祺的文字和谁的风格最为契合。学生感受强烈，汪曾祺的文字正如吴冠中中晚期的水墨画：简约、清新、灵动，有诗的意境，注重点线色构图，带给人无限想象。通过文字和画作的比较，告诉学生，作文，其实就是以文字作画（朱自清语）。
另一个环节是对富有童心、人情味的老顽童身份的探讨。让学生寻找并诵读，在真切的诵读品味中，体会作者看待事物的眼光和心情是怎样的。明确作者是带着情意来平等地看待生活中的事物的，是带着爱意去描写那些葡萄树的。
这堂课的教学设计，一方面是想让学生真正感受到汪曾祺语言之美，真正喜欢上好的文字；另一方面，更是想让学生明白，语言的好不只在于形式上的雕琢，更需要雕琢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因为，语言具有内容性，一半是事物的代名词，一半是精神和感情的代名词。丰富自身的精神世界，才可能在笔下流淌出好的语言。只有当自己逐渐成为一个有情、有趣、有好奇心、热爱生活的人时，文字才可能会越来越富有意味。
二、用文字留住似水华年――一堂“日思录”写作指导课
作为练笔，我们要求学生拥有一本“日思录”，记录下每天的精彩瞬间和瞬间的灵感。但学生常常感到无事可记，无情可抒，无理可论。为此，同事陈凤娟老师在新接手的班级开设了一堂日思录的写作指导课。听完这堂课，走出教室，一位从教二十余年的老师竟然由衷地说：从今天开始，我也要每天记录下一点什么，生活里有太多美好的瞬间，不能丢失了。
这堂课，最大的成功，就是唤起了听者强烈的“写作欲望”，唤起了对自身平凡生活的“好奇”。课堂设计看似很简单，借由学生、老师、他人的文字来告诉学生写好日思录的四个方法：观、感、选、思。观，即要拥有一双多情的眼睛，走向外界，就是走向自己的内心；感，即要拥有一颗善感的心，常常询问自己的真实感触。选，即学会删选，留下那些值得书写的生活素材；思，即我思故我在，个性的思考，会让文字和自己变得与众不同。
但这堂课的成功关键在于老师在材料选择上的用心，是它们引发了听课师生内心的强烈波澜和共鸣。
如“观”字。她先展示学生对于校园的“观”，针对学生观的粗略性，她同步展示了自己眼里的校园美景――一首小诗《我知道》：
我知道/燕子衔来的春日里/无数音符般的垂柳/有些是潇洒的离子烫/而你是迷人的卷毛头
我知道/酢浆草合睡时的娇柔/盛开时的美丽/海棠春睡/紫薇俏皮地打着口哨
我知道/秋风里路过的无数桂花树/有一棵总不开花/只用盛装的浓叶/装点沉默
我知道/光线是红叶最美丽的衣衫/而你是无数燃烧的眼神/也永远点不亮的/青枫
我知道/冬天的鸟儿/是枯树动人的花朵/四季的容颜/像我心田里的生长开落
每一个意象，都是学生身旁的一处风景，却都藏着一个不为人注意的细节或故事。兴致盎然中，学生逐渐明白，风景无处不在，少的只是认真体会的心。
又如“思”字。她借用自己的文字表达了对日常所见、所做的思考。其中一则是“见一抹新月”。在和学生探讨完这个瞬间后，她一层层推出了她的思绪，展现了个人的思考为常见画面带来的理性之美：
一抬头。见一抹细弯的新月。（描写略）
按捺不住向远方的同学推荐，想才情细腻如她，也必然喜欢在千里之外遥望那枚月吧。谁知，等我动情地描述完，朋友冷静地说，我们这儿大雾。
我一下子蒙了。
原来，千里之外是难以共明月的。那一刻，又惊又痛，记忆中所有的水晶诗句，纷纷碎落。“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原来，这些拔动心弦、百转低回的佳句都是多情诗人的一厢情愿，十里不同天，本是早就知道的常识啊。
是否，所有的情感一经理性分析都会黯然失色，生动渐成槁木，鲜活也会苍白，丰富化为虚无，繁华落尽成一梦，一切存在皆是空？
好在，“情”是可以“不讲理”的，诗歌中才会有“无理而妙”；好在，音乐、绘画等艺术形式都是只需执着沉醉而无需清醒判断的，我们才有超越于现实的精神飞翔。
在这样的文字里，我们感觉到思想的魅力。写作，是为寻常的日子穿上一件花衣。世界丰富的美，其实是依每个人心灵丰富的程度而开放的。同一片风景，映照出的，是人不同的心灵。这堂课的展示里，有太多这样的示范。这种示范，必然会在听者心中化成一粒种子，引领他们也带着爱意注视这个世界，描绘这个世界。
三、生活，是语文最好的注释――首古诗的独特教法
高东生老师执教一节高三诗歌复习课，其中一首诗为唐代诗人钱的《未展芭蕉》：
冷烛无烟绿蜡干，芳心犹卷怯春寒。
一缄书札藏何事，会被东风暗拆看。
这首诗，质朴清新，大家领会起来比较容易。教师设计的第一个环节是赏析。“前两句是怎样刻画未展芭蕉形象的？试联系诗句简析之。”在学生的交流探讨之后，回答是这样的：“首句从形状和色泽上描摹未展芭蕉的形状，像一支没有点燃的绿色蜡烛。一个‘冷’字，写出了未展芭蕉外表的冷峻；‘无烟’二字，写出了其外表的平静端严。”
这是学生借助《唐诗鉴赏辞典》的帮助得出的答案。老师没有否定。进入到第二个环节，探究“绿蜡”固然形象，但为何是“冷烛”？为何要用“无烟”修饰？“冷峻”和“平静端庄”这样的评价，与整首诗的意境和情趣是否吻合？
学生继续讨论交流，没有定论。继续翻读《唐诗鉴赏辞典》，辞典中也是模糊地一笔带过，只对“绿蜡干”的“绿”字进行了特别的赏析，认为其新颖别致，但芭蕉叶本来就是翠绿色，这赏析并不令大家信服。
第三个环节是展示老师拍摄的芭蕉照片，并指导学生细致观察芭蕉的形态。可以说，照片展示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课后，一位学生这样写道：
校园里长有几丛芭蕉树，其中一丛，很高大，枝繁叶茂的时候，有一层楼那么高。常常会隔着一扇大玻璃窗从它身旁走过，偶尔会停下来，欣赏它阔大而翠绿的叶。读过钱的诗，偶尔也会留意一下那尚未展开的新叶，它紧紧地包裹着自己，果真如烛，如卷起的书札。然而，就是这株我自以为很熟悉的芭蕉，在老师展示的未展芭蕉照片的特写镜头里，却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原来，在每个芭蕉卷叶的顶部，都有一段极细极细的黑线一般的茎蔓，缠缠绕绕地，像极了燃烧过的黑色烛芯。再看，即使是完全舒展开的芭蕉叶，那根黑线也依旧存在。大概是因为芭蕉大都生长在某个角落，远远看去，它的叶又过于阔大招摇，抢去了观赏者太多的目光，那根极细小的黑色茎蔓便很少有人会留意到了。而唐代诗人钱，当初面对一株芭蕉沉思、吟哦、叹赏，一定是近距离的，也一定是看得极为细致投入的，所以才会有“无烟冷烛”之比。看清了未展芭蕉的真实容颜，诗中的困惑迎刃而解。“绿蜡”，用得真是再贴切不过了。
这首诗的无穷意趣和比喻的生动形象，在高老师的独特的镜头视角下，一览无余。这堂课的高妙之处，不在于形式，不在于技巧，而在于老师自身对这首诗有认真解读和深层思考，并通过对芭蕉细致的观察找到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高东生老师喜欢用相机定格美的瞬间，用文字表达摄影心路，而那些美的瞬间，常常被同事们拿进课堂，成为语文学习最为别致的注释。我记得他拍摄深秋树木上的最后一片树叶，起名为“秋天遗落的T恤衫”，并配了如下说明：“鹅掌楸，俗名马褂木，冬来秋未远，秋风收走了所有御寒的衣服，唯独遗落了一件夏天的T恤衫，它让人相信，童话就在我们身边。”我也记得他拍摄的雾后的蜘蛛网，起名为“珍珠项链”，并说明道：“一场大雾过后，小树林里到处都缀着珍珠。无所不能的上帝在创作山脉河流这些大作品之余，偶尔也做做让人惊叹的女红。”还有一张是被砍伐掉枝干的树枝，他这样作旁白：“锯断我两只手臂，我就睁开一双愤怒的眼睛。”语文老师自身的眼界、爱好、言行、习惯，其实都在无形之中展现语文的魅力。
按道理讲，给它的食物足够它吃，但放在另一个盆里的东西，还是让它躁乱得不行。
不是每个生命在欲望面前都能安之若素。这不仅要看定力，还得看其所拥有的智慧。
有位农妇，领着孩子去赶集。按当地惯例，买完之后，商贩们总是习惯再搭上一些，以示乡情之谊。小孩记得，如果果贩搭上两三个果子，妈妈总是只留下一个，把剩余的都给人家放回去。
“给咱们的，为什么不要？”回来的路上，孩子嘟囔着，很不高兴。妈妈说：“孩子，多了的不能要，否则，下次连这个也得不到了。”为什么？疑惑陪伴了孩子的整个童年，但妈妈从来没有解释过。
若干年之后，孩子长大成人，开了公司，做了董事长。在一次职工大会上，谈及这件事，他说：“我现在才算明白了母亲的话，人不贪，有够，别人才敢放心地靠近你，或者说才敢放心地给你点儿什么。”
朋友是个画家，多年潜心作画。他的画作很值钱，但他卖得随意。十万八万的画，人家拦腰打折，他也卖。有人为此说他，你跟钱有仇啊。他说，跟钱没仇，但钱能生出仇人来，这个东西多了没什么好。
有人建议他在城里买座大房子，大房子里再装修一个足够气派的画室，可以喝茶会客，然后再修建一个景观阳台，总之，一应俱全。问他的意见，他问，能配女秘书吗？对方赶紧点头说，可以啊，没问题！他接着来一句：你还想让我画画不！对方方知是奚落，讨了个没趣，走了。他一直在小城的画室画啊画的，没事就背着画包，骑着单车到山里转悠去了。
用朋友的话说就是，扯那么多没用的，一点儿意思也没有，我得脚接着地儿，否则，我就不是我了。
汪曾祺先生曾经写过一位老人，家正对着当时北京101路公共汽车站牌。老人的生活很简单，早起起来扫地，先扫他那间小屋，再扫门前的人行道。一天三顿饭，早点是干馒头就咸菜喝白开水，中午晚上吃面。一年365天，天天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