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45:2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史记项羽本纪，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翻看《项羽本纪》，不知怎么，心中有一种感动。仿若穿越时空界限，将项羽的影投在了心中。依稀看见那个时代的残血夕阳……
项羽有太多的遗憾，或者说本该成为英雄的人却无法成为真正的英雄。但他在乱世中绽放了未有的光华，他的传奇让人觉得刘邦、韩信只能做乱世的配角。
在巨鹿，面对秦军，是他率领江东的子弟以少胜多，震慑诸侯，我仿佛看到了血染征衣的项羽挥戈于千军万马，楚军的呐喊响彻云霄，看书从未有过这样真实的感觉，不知是司马迁传神的笔抑或是那喊声本存在于虚空之中。钜鹿是他的一个起点，那时起，他注定是楚人的骄傲，“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誓言在项羽的振臂间得到应验。
面对危难，置之死地而后生，不退缩终将成功，是项羽为人们所立的榜样。
四年的楚汉相争在垓下之围时本预言着传奇的陨灭，但项羽却在这终点又舞出了眩目的光华，只是这个终点注定成为楚人的遗憾。霸王别姬不免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四面楚歌，重重之围，项羽在诸侯的眼皮下率众突围，也只有项羽才有这份胆气。二十八骑的东城决战，尽显英雄霸气，这是只有他才有的自负，只是一句“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却没有了“力拔山兮气盖世”所有的霸气，若非如此，那一天的夕阳也必将是血染的。
乌江自刎，项羽抛开属于他的一切——天下、美人、骏马。战神一般的人便如此躺在乌江岸边，他的血流进乌江，让这江水有了灵魂，江水的咆哮，掀起的白涛，冲去了夕阳下的最后的残戈……
舍生取义是项羽离开乱世的方式，自负毁了一切是项羽留下的警示。
乌江流水，历史在那里留下最耀目的一笔，也留下项羽的遗憾，项羽让我有了许多的感受，不知是感动多于惋惜亦或是惋惜多于感动，总认为他不该如此消亡，他不该龙袍加身，九州方圆自在民心。他的身旁有热血的江东子弟，有虞姬，有乌骓，他本可骑马追风。他的自负让人羡慕，但风中的低语却诉说着自负所带来的危难，项羽的死是历史的遗憾，他未能有完美的结局，毕竟这不是故事，无法有善变的结局。项羽的血流入家乡的水，这水的一旁是他曾经守护的地方，而他也将在这萦绕千年，不禁为他叹息，不禁责问历史为何选择了刘邦，但我只是站在历史长河的边缘，无论这里多么汹涌，多么绚烂，我都是一个过客，无法涉足去改变命运的轮迹，乱世的光华似乎就在瞬间，乌江流水已滔滔而去，只是未曾惊醒了沉睡的霸王。
安息至永生，是经历了时间所遗留的，项羽似乎在千年之前便已沉睡，但他的灵魂在时间中得到永恒，他化为江东子弟心中亘古的传说。
一切已过，英雄也有江水这归处，也许这是一种荣耀。长江边李清照是否为项羽叹息，“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是否亦是多少人的感言?只因那乱世不灭的光华。
1、破釜沉舟，汉语成语，拼音是pò fǔ chén zhōu，意思是把饭锅打破，把渡船凿沉。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2、《史记·项羽本纪》记载，项羽与秦兵打仗，领兵过河后就把锅打破，把船凿沉，表示不胜利不生还。后比喻下定决心彻底干一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釜：锅。舟：船。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史纪》；人物形象塑造；“互见法”
《史纪》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给人们展现了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它是一曲英雄的颂歌，更是一部英雄的传奇，《史纪》之所以流传千年而不衰，除却其史学价值之外，其浓郁的文学色彩更是带给读者心灵的慰藉，《史记》的文学价值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刻画人物的方法、叙事描写的艺术、悲剧气氛的渲染，抑或是抒彩、散文风格的体现，简洁、精练的语言技巧等方面，都为历代作家所推崇，沾溉后人，绝非一世。本文试从《史记》在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上谈谈粗浅的看法。
我认为，《史纪》人物形象塑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运用对比烘托手法，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
所谓对比，一是双方人物的对比；二是一个人物的前后对比。如“鸿门宴”一节写了四组人物：主帅项羽与刘邦；谋士范增与张良；部将项庄与樊哙；内奸项伯与曹无伤等。作者善于通过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比、映衬来揭示他们各自不同的思想认识和感情。作者既通过惊险紧张的场面以表现人物性格，也通过平静细小的情节来展示人物形象。因此，所有出场的人物都写得栩栩如生，鲜明具体，个性突出。项羽的骄矜直率，刘邦的机智权变，范增的远见偏激，张良的多谋恭谨，以及樊哙的粗犷刚勇等等，都视之可见，跃然纸上。至于一个人物的前后对比，在鸿门宴中也明显可见。项羽开始听说刘邦“欲王关中”便“大怒”，最后刘邦逃走了，却一言不发；亚父范增开始劝说项羽攻打刘邦，“急击勿失”，最后骂项羽“竖子不足与谋”等都是鲜明的对比。
二、运用虚实相生的语言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
我认为，《史纪》对后世的贡献不仅仅停留在史学价值方面，其丰富的、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已大大超越了中国古代二十四史中的任意一部。用文学化的色彩去表现人物形象，这也是《史纪》区别于其它史书的亮点之一。《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这样一段话：“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这一段话深深地体现出英雄末路的悲情，也让我们看到了外在刚毅而勇猛的项羽此时此刻之脆弱。而然项羽此段之自述是否真实，项羽兵败至司马迁时代相隔七十多年，而在《史纪》以前的其他作品中均未见此段出处，试想饮帐之内，项羽与虞姬抱头痛哭，那么此段叙述由谁来记录，又由谁来流传呢？所以我认为此段语言描写乃司马迁在写实的基础上加入了适当的想象和虚构，而此短话在全篇真正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一语一处而全盘皆活。让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充满豪气、霸气又侠骨柔情的英雄形象，虽败犹荣，三军为之动容，读者潸然泪下，《史纪》人物语言对其形象的塑造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度。再如《史纪》中类似的事例还有《刺客列传》中燕太子丹为荆轲送行时，荆轲悲壮的语言极富文学色彩，天地为之叹息，草木为之动情。“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读过《史纪》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场生死离别，“易水桥上送君去，黄泉路上踏辉”，这是何等的悲壮，又是何等的苍凉，身负国仇家恨的荆轲担负着巨大的责任和使命西去，等待他的将是什么？特定的时间、地点、场合，再加上特定人物的特定语言，我们无不为之动容，而此短话或为流传或为艺术加工，同样缺乏史实加以印证，但达到了“一石三鸟”的艺术效果。所以说《史纪》中虚实相生的语言对人物的塑造已跨越了时代，足以流芳百世，《史纪》中类似的语句很多，我不再一一列举。
三、采用“互见法”对人物形象进行塑造
“互见法”即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因为《史纪》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件事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如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代雄主形象，而在《史纪・孝武本纪》中，司马迁只单单叙述了“武帝求仙”这一件事，如通过这一件事去全面评价汉武帝是有失公允的，我们要全面、细致、深入了解汉武帝，只能在《史纪・李将军列传》《史纪・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司马相如列传》《汲郑列传》《儒林列传》《货殖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去寻找。如在《卫将军骠骑列传》中我们会发现汉武帝不拘一格的用人标准，卫青又一个奴隶擢升为大将军，霍去病17岁带兵打仗，这样的用人魄力也许只有武帝才有。在《司马相如列传》中，我们看到的武帝不再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形象，原来武帝也重文治，也推崇文章，那么《沁园春・雪》中的“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的语句也就不足为信了。《汲郑列传》中的汲黯更颇似唐代的魏征，而汉武帝虚怀若谷的气魄不也跟唐太宗很相似吗？
再如汉高祖刘邦，作为一代英主，他聪明机智，善听臣言，善于用将，有一统天下的辉煌业绩；但作为一个人，刘邦也有不少的缺点，他的流氓无赖，他的将兵无能，他的自私残忍就在《项羽本纪》《淮阴侯列传》《张丞相列传》中附带几笔。再如在《田单列传》中的田单，在燕国灭齐如同摧枯拉朽的特殊情况下，被推上了保卫墨城的位置，他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勇敢地同燕人展开了较量，一步步收复齐国的失地。但聊城之战却打得异常糟糕，损兵折将、久攻不下。如果把聊城之战也写入《田单列传》中就会给人“智者不智，勇者不勇”的印象，损伤田单的形象。而聊城之战又不能不写，故而司马迁九把聊城之战写入鲁仲连的传记中。
司马迁通过“互见法”，既留给我们真实的历史，又让我们看到了生动，鲜明而又完整的人物形象。
总而言之，《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的传记文学名著，运用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塑造了一系列丰富饱满、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为后代作家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东西。司马迁继承了他父亲司马谈对待古代文化的态度，博采众家，去其之短，取其之长，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以其高超的创作技巧而名垂青史。
【参考文献】
[1]白寿彝.世纪新论[M].求实出版社，1981.
[2]司马迁.田单列传[A].韩兆琦，译注.史记[M].中华书局，2008.
[3]司马迁.刺客列传[A].韩兆琦，译注.史记[M].中华书局，2008.
[4]司马迁.太史公自序[A].韩兆琦，译注.史记[M].中华书局，2008.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开始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下限到汉武帝时期，前后跨越三千多年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鲁迅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说春秋时期，吴越争锋。时越疲惫，无力与之抗衡，乃以缓兵之计，使数壮士跪地猝杀己命，扰吴军，以得喘息之机，然越国力衰败，终败于吴。
越王勾践与夫人皆俘入吴。乃献美女西施，贿吴王之宠臣，得免一死，为吴王之隶。勾践深知若欲复国雪耻，则需得信于吴王。一日，吴王病，勾践尝其便，以表忠心，吴王以之为。不久，遂放之归国。王勾践夜卧薪草之上，茅梁悬一苦胆，每尝之，谓之日：“勿忘耻!”深休十余年，国力日渐强盛，雪耻之心一日不忘，终灭吴。勾践，乃一国之君，因败于吴，而甘屈人之膝下，终日思辱，养兵蓄锐，以求灭吴，然终如是。或人曾将其与项羽之事写如下言：“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项羽，乃一世豪杰，身披坚执锐，大败秦军，有功。然终败于刘邦高祖，只因无颜见江东父老，竟于江畔自刎。项羽重仁义过甚，倘若屈尊还乡，补其兵力，终有一日必克高祖，成其霸业。
勾践比于项羽，则耻甚之，然屈身为人隶，而成今后霸业：项羽勇猛，胸怀壮志，而终因不耻于人下，以死终其志，发人深省也，姑且可言之。
忍之，霸业成；弗之，止霸业。
此言或许有些武断，然世人所见之，无非成败。司马迁受宫刑之辱，而著有《史记》，留于世人；张骞受主上之命，出使西域，遭禁，数年方可回国，其艰辛必非常民所知，此诸事多矣，何也?忍之者也。
读史，明志，鄙人所知半树，借史之明也。今世吾徒少近史，知之甚少。国史五千年久矣，然志士之言、之志、之事，皆喻以人者，谓以人理，而介于此间者，吾以为“忍”为理中之智也。
(指导老师／阳秋生)
1、败北是一个汉语词语，读音为bài běi，意思是打不过转背而逃。出自《史记·项羽本记》。
2、释义：
（1）打败仗
《史记·项羽本纪》：“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
（2）泛指竞赛中失败
[唐]柳宗元《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秉翰执简，败北而归，不可以言乎文。”
3、拓展：
（1）“北”字的本义是“背”或“相背”，它是一个象形字，在甲骨文中，“北”字即为两个人一个向左、另一个向右背向而坐之形，生动形象地指明该字的意思是“背对背”。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一书中亦说：“北，背也，二人向背。”由于古时两军作战的过程中打了败仗向后逃跑的一方总是以背对敌的，所以“北”这个词后来就逐渐增加了“失败”这一义项。如在春秋末期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一书的《军事》中就有这样一句话：“佯北勿从。”在这里，“北”即是“败”或“败逃”，这句话的意思为“敌人假装败逃，不要盲目追赶”。而在西汉贾谊的《过秦论》一文中亦有“追亡逐北”这样的说法，意思是“追杀败逃的敌军”。此外，唐李邕《陇关游奕使任令则碑》中亦有句云：“胡虏久摧，战辄北。”
（2）秦汉以后，“败北”逐渐成为一个常用的双音节词。例如《史记·项羽本纪》：“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再后来，“败北”不仅指军事失败，而且引申为办各种事情的失利。而在现代汉语中，“败北”还被用来泛指在各种竞争、竞赛（如体育比赛、竞标、竞选等）中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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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食时”与“蓐食”
首先，古时候有天色计时法，共分12时段，分别为：“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晡时、日入、黄昏、人定。”由天色计时可知，一般情况下，古人是一日两餐，“朝食曰饔，夕食曰飨”，朝食在辰时（现在7―9点之间），这个时段叫“食时”；夕食在申时（现在15―17点之间），这个时段叫“晡时”。如：“吾未晡食，请假设草具。”晡食，夕食，这是指吃第二顿饭。
《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也正因为古人只吃两餐，才有项羽的一大清早吃饭的反常举动，犒劳将士，目的是攻破刘邦的军队。因为刘邦军霸上，拒关，勿纳诸侯。
其次，古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王世纪・击壤歌》），男子早上出去干活，一般中午也在田里，直到晚上才回家。因此，一般平民的吃食都很简单。虽到汉代已经出现磨粉制饼，但日常还是以粟或黍做的米饭为主食，甚至连麦也要做成麦饭。《说文・食部》中，曾举出不同地域对麦饭的叫法。
《方言》卷十二：“蓐，厚也。”《左传・文公七年》：“训卒利兵，秣马蓐食，潜师夜起。”王引之《经义述闻》：“食之丰厚于常，固谓之蓐食。”可见，【蓐食】意为饱食。【晨炊蓐食】意思是说，清早做饭并饱食。
民以食为天，常常是因为人们往往饿肚子，才把吃作为头等大事。“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殷契，母曰简狄，有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史记・殷本纪第三》）据后人推测，简狄正是因为饿了才食用鸟卵。
“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晁错《帝范・务农》）因此，南昌亭长的妻子清早做饭吃，意味着他们至夕食的时间延长了，故须饱食才能耐饥。
二、大丈夫不能自食
教材注【食】读shì。
笔者按：王力主编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关于[食]注音有二，（1）shí（2）sì；而《古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多一注音yì，用于人名。如汉代有郦食其、审食其、赵食其。
此处，[食]，应是一个动词，义为“给吃，喂养”之义。如《战国策・齐策四》：“左右以君贱也，食以草具。”《史记・商君列传》：“自粥于秦客，被褐食牛。”《诗・小雅・绵蛮》：“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墨子・非攻中》：“故孝子不以食其亲，忠臣不以食其君。”
是以[食]应注音为sì。shì音，此处或为排版错舛。
三、“信能死，刺我。”
教材注【能死】不怕死。
笔者按：教材注不甚准确。“能死”之“能”，应看作通假字，通“耐”。商务印书馆《古代汉语词典》（2008年版）能，通“耐”。受得住。《汉书・赵充国传》：“今虏朝夕为寇，土地寒苦，汉马不能冬。”杜牧《罪言》：“故其人沈鸷多材力，重许可，能辛苦。”晁错《言守边备塞疏》：“鸟兽希毛，其性能暑。其他如权威的《辞源》《汉语大词典》等也几近之，释为：“受得住；禁得起”。笔者以为，“能死”，准确理解，即为“禁得起死；受得住死“，言外之意，即“韩信你不怕死，就刺死我”。
四、关于“赤帜”
《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後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於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
由此可知，赤帜，好像相当于现在的一种吉祥物、或者称为祥瑞。然而，这毕竟具有神化色彩。刘邦的神话也有穿帮之时，据《史记・封禅书》载：
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
秦朝宗庙里供着白青黄赤四帝，假如刘邦说自己是赤帝，明摆着是冒牌货。刘邦的伟大就在这里，他要跻身于上帝之林，管他是什么颜色！金木水火土，白青黑赤黄，这里不缺少黑帝吗？那我就是黑帝好了。
司马迁确有心机，“不虚美，不隐恶”。此时，他摈弃惯用的互见法，特意把高祖斩蛇故事又不厌其烦地重复一遍：“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
如此写法，读者自会明断：“此类神话信不信由你，我司马迁不过是照实记录而已，不要只知道乐着看故事，辨明还需你要有头脑！”
五、关于“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史记》惯用互见法，据《史记・高祖本纪》有很多关于高祖的神化故事，兹赘录于下：
1.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2.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3.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
4.高祖醉……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
5.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取材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1-0162-01
《史记》原称《太史公书》，全书130篇，约52万字。记三千年间事，上限起于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限讫于太初。书中详实地记载了纷纭复杂的政治兴废，众多的人物事件，反应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展现了多彩的历史画卷。无论是涉及时代之久远还是囊括空间之广阔，《史记》都是空前的，司马迁也因此成为中国史上以历史学家著称的第一人。
司马迁搜求了丰富的原始材料，并进行审慎的整理取舍，撰写出一部通史。在史料的整理和抉择上，司马迁有其优良的方法。他在《自序》中称其总则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可见，他是要把异传的材料剪辑摘要，包罗到史记里面去。在对语句上进行技术处理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对史实的理性抉择。司马迁一方面对所征引的材料归纳综合，另一方面也适当增删文字以体现自己的主观倾向。综观《史记》取材的四个类览，大致如下：
一、“厥协六经异传”
《史记》所据之原料涉及的经传，包括先秦典籍和当世流传的著作，考本书中自述其所取材者如下：
写春秋以前的历史主要根据《诗经》、《尚书》。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谈到孔子删定《诗经》时，曾“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殷本纪》中有“自成汤以来，采于《诗》、《书》。”《诗经》有鲁诗、齐诗、韩诗、毛诗好几派，他采用的是鲁诗。《尚书》用伏生传的今文《尚书》，也用了孔安国的古文《尚书》。
春秋时期用到的有《春秋》、《左传》、《国语》、《公羊传》。《五帝本纪》：“予观《春秋》、《国语》”。《吴太伯世家》：“余读《春秋》古文。”还有《论语》，《仲尼弟子列传》：“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其他篇目中也多有引用。同时用《礼记》作补充，在《史记・大戴礼》中还采用了《中庸》、《夏小正》、《王正》、《五帝德》、《帝系姓》这些篇章。
记战国的事用《秦纪》、《战国策》。《秦始皇本纪》：“吾读秦纪。”《秦纪》是秦国国史的名称。《史记?六国年表》依据《秦纪》所编，以秦国为主，名曰六国，实记七雄。《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史记・孟尝君列传》里面孟尝君手下冯谖的故事，就是取材于《战国策》。《史记・刺客列传》有关荆轲的部分，也大量抄录了《战国策》的原文。
写秦末到汉惠帝、文帝的时候，用的主要有《楚汉春秋》。《楚汉春秋》一书乃汉初陆贾所著，至南宋时亡佚。所记从刘邦、项羽起事起，至汉文帝初期止，为一部杂史。《史记・项羽本纪》中流传不衰的“霸王别姬”的故事，就是由《楚汉春秋》中采撷而来。
《史记》是我国先秦以及汉初历史文化的总结,班固曾概括指出它们的联系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实际引用的图书远不止此。司马迁参考了大量古今图书，经传只是古籍中的一部份。除经书外，还有诸子、文、骚、赋等。
二、“整齐百家杂语”
在“整齐百家杂语”方面，司马迁也费心做了一番工作。“整齐”这两个字，既有综合梳理，又含批判扬弃。这已经是创作，是以述为作。今列举文本中的数例示之：
1.在《五帝本纪》的后面，司马迁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意指百家讲黄帝的事迹荒诞不经，是不大可靠的。
2.在《吴太伯世家》里有：“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而谒王僚饮。”然而，《左传》昭公二十七年记载：“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司马迁对原材料中事件发生的时间做了更改。公元前104年，司马迁主持订定了太初历，此处的更正便是以改正后的通行历法为根据的。
3.在《刺客列传》里太史公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说一般人把这件事渲染得太过分了。下面说：“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接着就讲自己的看法，说明司马迁对百家杂语是有整合、选择的。
司马迁以这样宽容、变通、剪裁、熔铸的思想方法来看待百家杂语，采取舍短取长、出入增减的慎重态度，公正客观地将历史的得失利弊呈现出来。
三、“史记石室金匮之书”
司马迁还利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涵盖了当代和前代的档案文书。自序中所说“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所举律令、章程等各种规章制度，即是石室金匮之书的主要内容。司马迁任太史令之职时，有机会看到许多秘府典籍和秦汉文档，那时史籍和藏书都集中在太史令手里，甚至汉代各地方的行政报告，他那里都有。司马迁充分掌握、利用了秦、汉的档案文献资料，所以《史记》中秦、汉部分写得生动、详尽。
可以看到，《史记》引用了计功档案、专科档案、诏令及有司文书、奏议文本、上计年册、朝廷议事记录等多项重要材料。具体来说，如《曹相国世家》所记曹参的军功、《樊哪滕灌列传》所记樊哈的军功, 所列的斩、虏、降、定的敌军人数及郡县数, 均是依据“ 计功档案” ；《扁鹊仓公列传》记仓公所对的医案是皇室所藏医疗档案；而《史记》对西汉所属各郡国情况的叙述, 则很多采用各郡国的上计年册。
四、游历访问、实地考察
除此经籍掌故外，《史记》史料还有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司马迁自己的亲身见闻。耕牧河山、迁徙茂陵、宦学京师，二十岁以后，浮阮、湘，游淮、泗，遍及梁、楚、会稽间矣。三十岁以后，西征巴蜀、邛、i，滇黔风土悉知矣。其后官太史令，出入侍从，见之于《封禅》、《河渠》、《平准》诸书，武帝巡幸所至，史公悉与之俱。他游历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每到一处就访问当地历史古迹和遗老。司马迁的广泛游历和亲身见闻是其研究大量历史文献所得的重要补充，他往往还把他们互相结合起来。现引数例观之：
1.《五帝本纪》：“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于是，“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2.《孟尝君列传》：“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司马迁曾困厄于鄱薛彭城，薛在滕县西南，是孟尝君被封的所在。
3.《齐太公世家》：“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孔子世家》：“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等等。
司马迁的出游，搜求了大量史料，其中也包括他看到的好些古代的遗迹，听到的好些古代的逸闻，包括神话、传说、歌谣、谚语等多种民间文学资料，这些都是活史料，他选取有价值的部分融入《史记》的编撰中，用来印证并补充他所读的书。
可见，司马迁是着重从史实方面下功夫论著，治史有此实证精神是尤为可贵的。这种囊括古今各类书籍，各家各派文化而加以融会贯通的气魄，他的包罗之广泛，体大而思精，至今犹令我们感到惊奇而为之赞叹。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59.
1、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的开头写道：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项燕。为秦将王剪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项梁只是其叔父；
2、从《项氏宗谱》中可以看出，项梁的第三代以后均是项伯的后裔。《项氏宗谱》将项羽以上的家世交待得十分清楚，项羽的父亲既不叫项仲，项羽的父亲应是项燕的长子项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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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项羽；失去民心；劝谏；狂妄自大；目光短浅；儿女情长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9-0187-02
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而同一时期的高祖刘邦，也尝徭咸阳，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从此，长达五年之久的楚汉之争拉开了帷幕，而能征善战，力能扛鼎，战功赫赫，并从一开始就处于绝对优势的项羽为何最终落得一个四面楚歌，自刎吴江，八千子弟无一生还的结局呢？诚然，项羽的失败原因很多，比如，从社会的进步角度而言，项羽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秦王朝实现天下大一统的局面，走向封建社会是当时历史的潮流，而项羽的政治理想是把天下带回到周王朝那种诸侯割据一方格局中去，这是一种想让历史倒退的思想，所以肯定终将为历史的潮流所淘汰。再比如他遇到了一个善于玩弄权术的对手——刘邦。因为刚刚读完《项羽本纪》，所以我只从项羽的性格来分析其战败的原因：
一、暴戾凶残，嗜杀成性，失去民心
经过长期的战乱，当时的百姓所希冀的乃是能出现一位仁君帮助他们摆脱战乱之苦，但项羽这个人却性格残暴，嗜杀成性。《史记》记载，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阬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在项羽进入咸阳时，他的凶残本性更是原形毕露，“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
不仅如此，项羽还常常在打败敌人之后，进行大规模屠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没有看到百姓的力量，这正是他失败的最重要原因，垓下之战，项羽之所以被汉军追到，正是一个老农将其骗入大沼泽地中的。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更是直言“百战疲劳壮士衰，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确实，项羽如此暴戾凶残，嗜杀成性，百姓又怎能信服于他，纵使他想效仿勾践卧薪尝胆，回到江东，江东百姓还会真心辅佐他吗？
到后来，项羽除掉义帝，更是犯下了为人臣子最不可饶恕的“弑君之罪”，这也为刘邦联合其他诸侯讨伐项羽提供了最好的借口。
项羽的残暴好杀显示出他的不仁不智，更使他不得民心，所以我认为他的大片江山是建立在自己血腥的双手上，但也正是因为这双沾满血腥的双手使其走向灭亡。
二、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劝谏
《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攻入咸阳后，有一谋臣劝项羽说：“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为自己提出好的建议，却惹来杀身之祸，以后怎么可能有人敢犯言直谏呢？波兰有句谚语说：“常问路的人不会迷失方向。”确实如此，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项羽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劝谏最终使他众叛亲离。
为西汉立下汗马功劳的韩信开始就曾在项羽麾下，可韩信多次给项羽献计，项羽都是“言不听，画不用”，所以韩信最后才“倍楚而归汉”；陈平也曾效力于项王，“累谏不受，乃封其金与印，仗剑亡，归汉于武”。此二人均有经天纬地之才，却一直不为项羽所用，最终双双投奔了刘邦。亚父范增，尽心尽力，鞠躬尽瘁辅佐项羽，在鸿门宴上多次暗示项羽杀掉刘邦，项王均不理睬，范增依然忠心耿耿，但如此忠臣最后却落得被项羽猜忌，病死辞官途中的结局。
让我们看看吧：大败楚军于京、索之间，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使汉军得以重振旗鼓的是韩信；牵制楚军，诱使周殷叛楚的是英布；下邑奇谋，逼项羽败走江东的是张良；六出奇计，离间项羽范增，使项王困于垓下的是陈平；乌江渡口取项羽头颅的竟然是“故人”王翳……项羽的刚愎自用，终于让自己吞下了“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恶果。可以说，听不进别人劝谏也是造成项羽战败一个重要原因。
三、狂妄自大，寡谋轻信
自信使人成功，自大使人失败。确实项羽从会稽起事起，攻城拔寨，未逢敌手，每一场战役上都是身先士卒打头阵，其勇武可以说是举世无双，巨鹿之战，破釜沉舟，给予大秦帝国最沉重的打击；彭城大战，以三万人大败汉军五十六万，生擒刘太公和吕雉；垓下之战，即使只剩下二十八个骑兵，他仍能在汉军的重重包围中左冲右突，斩兵杀将，如探囊取物。也正是因为项羽“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的显赫战绩，才导致他狂妄自大，所以他根本不把刘邦放在眼里，这也是他在鸿门宴上不杀刘邦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因为项羽过分迷恋自己的勇武，才导致他寡谋轻信。鸿门宴上轻信项伯为刘邦开脱之辞，不去思考项伯从何得知刘邦要来谢罪的消息，而当听完刘邦早已烂熟于心的一席温顺恭敬言语之后，不但不杀刘邦，而且竟然说出“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由此可见，项羽丝毫没有政治警惕性，这也就难免会出现后来中陈平的反间计致使范增因平白无故地受到项羽猜忌而悲愤出走，对于刘邦划分鸿沟，约定中分天下的和解条约都信以为真，并且如约地送还了掳获的刘太公与吕雉，听到四面楚歌便以为汉军尽占楚地这一系列在常人眼中看来有些可笑之事了。
四、目光短浅，对待贤能有些小家子气
背关怀楚，放弃了关中这一战略要地，体现的就是项羽的妇人之见，目光短浅。在用人上项羽过分偏信其亲属，“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这样做必然会导致那些能人异士的离开，比如能征善战的韩信，足智多谋的陈平，运筹帷幄的张良等人本来都是项羽的部下，可最后却都因为得不到重用而投靠了刘邦。对于那些有功应当封爵之人，也是非常小家子气，宁可“印刓敝”，也“忍不能予”。
五、儿女情长，缺乏面对逆境的勇气
1、冢拼音：zhǒng。
2、冢是形声字，表示被土地覆盖，将死者覆盖于墓中。本义是高而大的坟。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这句话的意思是项羽烧了秦朝的宫殿，挖了秦始皇的坟墓。
3、冢字的应用
冢在古汉语中使用较多，组词如冢臣，表示大臣，朝廷重臣的意思。在当今日常生活多取第一个意思，组词如野冢，表示荒郊野外的乱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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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右手攀右趾，若啸呼状。居左者右手执蒲葵扇，左手抚炉，炉上有壶，其人视端容寂，若听茶声然。出自《核舟记》；
2、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出自《与朱元思书》；
3、彼与彼年相若也。出自韩愈《师说》；
4、徐公不若君之美也。出自《战国策齐策邹忌讽齐王纳谏》；
5、若为佣耕，何富贵也。出自《史记陈涉世家》；
6、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出自《梦溪笔谈活板》；
7、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出自《岳阳楼记》；
8、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出自《醉翁亭记》；
9、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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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司马迁 班固 论赞序 思想 异同
司马迁出生于公元前145年（一说公元前135年），其所处的时代正值汉武帝在位时期，父亲曾任太史令。班固则在公元32年出生在一个豪富、外戚身份，并有正宗家学传统的人家里。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家庭教育、不同的生活阅历、不同的著史宗旨，注定使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从内容、形式再到思想上都有着不一样的特点。虽然《汉书》前半部分（即汉高祖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基本是袭用《史记》，包括部分司马迁所发表的议论（“太史公曰”）。但是，不管《史记》的“太史公曰”抑或是《汉书》里的“赞曰”，都分别充分体现了司马迁和班固的思想观点。
一、透过论赞序看司马迁兼尊儒道与班固独尊儒术的学术观点
西汉武帝时期，汉代的统治思想由黄老道家思想向董仲舒的新儒学转变。因此，在这个时期的司马迁，既继承了一些道家思想观点，又接受了一些儒家观点。班固所处的东汉时期，新儒学已经确立了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班固也就顺应地全盘接受了儒家思想。
司马迁非常尊崇孔子，《史记》的写作动机之一就是继承并效法孔子。《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在《史记》中，“司马迁提到孔子的地方有158处，引用孔子的言论达到88处”，①这是除了《孔子世家》之外专门的论述。六艺和孔子之言，成为司马迁考订史料的第一标准。《史记・伯夷列传》说道：“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司马迁虽非常尊崇孔子，“考信于六艺”，但不专取六经。《史记・太史公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已表明其态度。
在《史记》中司马迁还称颂了黄老道家的政治主张。黄老之学在西汉初年，适应时势，确实促进了西汉发展。《史记・吕太后本纪》太史公曰：“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稿，衣食滋殖。”并且在《史记・曹相国世家》、《史记・陈压相世家》等篇论赞中对汉初践行黄老道家的政治家进行了热情的赞颂。此外，司马迁在《老壮申韩列传》中称赞“老子深远矣”，这些都是对黄老之学的好评。司马迁亦对诸子百家采取兼容并包的精神，对他们的学术渊源给予相对中肯的评价。
班固由于沉浸在儒学盛行的时代里，并自幼接受儒家正统的教育，因此，《汉书》所体现的儒学精神也就更浓厚。基本上班固所推崇的亦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观点。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儒林传》序言：“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至致治之成法也。”可见其推重六艺颇高。班固不但以董仲舒为“世之纯儒”②“为群儒之首”，而且以为“推明孔氏，抑黝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者廉，皆自仲舒发之”。③他在《汉书・艺文志》序中也表述了对儒家的推崇之意：“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司马迁著史重在兼收并蓄，“成一家之言”；班固则“旁贯五经”，独尊儒术。论赞序很好体现了他们各自的学术思想。
二、透过论赞序看司马迁的通变史观与班固的尊汉正统观
在历史观上，司马迁主张的是一种通变的历史观。而班固则更强调尊汉的正统观。《史记》是通史，其记事是上起轩辕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汉书》则为断代史，其记事是上起汉高祖元年，下至王莽地黄四年。因此，单从这两部史书的撰写范围和形式来看，就可以明显地看出司马迁通变的历史观，班固尊汉的正统观。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网罗天下放佚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礼乐损益，律例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明确提出“通古今之变”的通变历史观，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但变又要“原始察终”，在《史记・六国年表》中，序言说道：“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迁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始终，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这正体现的是要用“原始察终”的方法历史地分析问题。“见盛观衰”则又说明“变”不仅仅是一种终始之变，亦有盛衰之变。《史记・律书序》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说的即是盛衰之变的原因。司马迁告诫世人要透过盛世的表象，发现潜在的危机，以便防患于未然。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贯穿于他的政治、经济思想当中，成为他叙述历史、解释历史的客观原则。
班固著《汉书》，他的历史观是循环论和正统观的结合，将尊汉精神贯穿于全书当中。他批判司马迁将西汉皇朝的历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④同样是从书中的论赞序来分析的。《汉书・高祖纪》赞曰：“汉承尧运，德诈以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表达了其五德终始说的尊汉之意。《汉书・叙传》说道：“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一方面表现了班固反映了汉代的历史及其变易，另一方面则表现了班固在对整个历史考察时坚持和墨守“三统说”与“五德终始说”。此外，《汉书》非常重视以恢弘的角度去把握西汉社会的整体面貌，在《异姓诸侯王表》就有很好的体现。纵观全书论赞序，虽发现班固有提究“变”之问题，如《汉书・诸侯王表序》云：“是以究其终始强弱之变，明监戒焉。”但是由于班固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位置，《汉书》断代的特点，使得这些通变之意变得很弱。因此，班固更多体现尊汉正统观。
总而言之，司马迁在《史记》中体现了一种“通古今之变”的通变历史观，而班固在《汉书》中则更多显示的是一种尊汉正统观。
三、透过论赞序看司马迁与班固对待历史人物定位之异同
由于历史演变观念、学术思想的不同，司马迁与班固两人在评价历史人物和人事时有不同的论断。
在处理陈涉、项羽等人的问题上，司马迁重在将他们放到整个历史的演变中去考量，为了突出他们在历史上角色的作用，将项羽归于《本纪》当中，陈涉则列于《世家》。《史记・太史公自序》说道：“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反映了司马迁重视历史之实的精神。而班固著《汉书》体现的是一种尊汉思想，因此，对陈涉、项羽等人的历史作用淡化，将其合为一传，从而加强汉的正统。
另外，司马迁为无官无职或位卑职贱，但有一定意义的医者、游侠、商贾、日者、卜者、刺客等小人物立传，倾向民间精神。以游侠为例，《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游侠能“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但班固却不赞同司马迁的观点，批评道：“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⑤在《汉书・叙传》中，班固说：“开国承家，有法有别，家不藏甲，国不专杀。洲乃齐民，作威作福，如台不匡，礼法是谓!述《游侠传》第六十二。”这是班固和司马迁在对待游侠的态度上的不同之处。
对待某些特定历史人物，从这些论赞序中，同样可以看出司马迁与班固的不同态度。
四、透过论赞序看司马迁与班固天道观之异同
不管是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时期还是班固所处的东汉时期，社会上都弥漫着各种迷信色彩，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不可避免影响到两位史学家。但两人由于历史观、著史宗旨等的不同，对待天道观的态度也呈现出不同的观点。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说道：“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他认为秦国统一天下和高祖得天下，都是天的意志。从这可以看出，司马迁的确有着承认天人感应、天命支配人事的一面。《史记・项羽本纪》中，太史公曰：“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扳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失。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岂不谬哉！”从这句话不难看出，司马迁所重更多的是人事，在论赞中强调项羽失败是政治上、军事上一系列重大失策造成的，并非什么天意。在谈及魏被秦所灭时，《史记・魏世家》太史公曰：“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能，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在司马迁看来，即使信陵君有再大的才能，单凭他个人的力量，也无力扭转中国统一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从这些论赞中，我们可以发现，司马迁并没有对天命深信不疑，更多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比起司马迁，班固可谓对天人感应这种神学思想更加深信不疑。天人感应的神秘观点充斥于全书，用这种思想服务汉王朝。《汉书・五行志》序说道：“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灿然著矣。”《汉书・窦田灌韩传》赞曰：“偶合有命，悲夫!”从这些论赞可以看出，班固认为历史上的盛衰兴亡、吉凶祸福，都是天命所定。《汉书・王莽传》赞曰：“……俱用灭亡。皆亢龙绝气，非命之运。紫色渑声，余分润位，圣王之躯除云尔。”这强调天命与五行为主，班固用天命解释历史演变与成败。虽然班固信天命的思想占了主要地位，但在某些观点中，对司马迁的天道观也有所继承，有其重人事的一面。如“究观方士祠官之变，谷永直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⑥这句话就体现了他反对祀、神仙、厚葬等迷信的一面。
总之，从《史记》、《汉书》的论赞序可以看出，在天道观上，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重人事，但又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一定的天命王权思想。相比司马迁，班固则更多宣扬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封建正统思想更加浓厚。
从《史记》、《汉书》论赞序中看司马迁与班固思想的异同，由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家庭出身、不同的个人经历、不同的家学渊源，论赞序很好体现了司马迁与班固在天道观上、历史观上、学术等方面的许多不同之处，双璧辉映的《史记》和《汉书》各有特色，各有千秋，在中国史学史上都有着极高的地位。
注释：
①韩兆琦.史记通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191.
②④班固.汉书・叙传.中华书局，1999：3122，3107.
③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99：1920.
⑤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99：2070.
⑥班固.汉书・效祀志.中华书局，1999：104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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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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