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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项羽本纪》以“勇”字贯穿始末，“勇”是项羽的基本特点。以灭秦为界，将项羽的一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来描写。前期写他以一己之勇带动天下人之勇，暴秦的统治；后期写他以一己之勇征服天下之勇，结束自己的统治。作品将刻画项羽巨人般的英雄形象和揭示项羽悲剧性格的教训有机地结合起来，项羽的形象不仅极为鲜明生动，而且还意蕴深厚，令人仰慕叹惋，发人无穷深思。
清代吴见思《史记论文》说：“八千人渡江而西，忽化而为二万，六七万，数十万，忽化而为八百余人，百余人，二十八骑，至无一人还。其兴也，如江涌；其亡也，如雪消。令人三叹。”这些数字的变化，说明项羽的神勇在前后两个时期的价值区别。前一个“忽化”说明项羽的神勇不断升值，风云际会，蓬勃兴起；后一个“忽化”说明项羽的神勇不断贬值，众叛亲离，倏然灭亡。
《鸿门宴》中樊哙指责项羽是“亡秦之续耳”，指出了项羽失败的根本原因。《史记》中两次引用贾谊的《过秦论》，其上篇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作结，中篇指出“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当反秦斗争结束之后，项羽分封诸侯之时，实际上就是“守天下”的开始。项羽缺乏一统天下的政治眼光，不懂“逆取而顺守”的道理，一味迷信于自己的神勇善战，满足于做一个西楚霸王，分封未毕，旋即征讨。文末的论赞明确反对“以力征经营天下”，可见《项羽本纪》的主题与《秦始皇本纪》颇有相同之处。所不同的是，项羽形象中表现出了反暴英雄令人崇敬和同情的一面。
《项羽本纪》写作上独具匠心，代表了《史记》传记文学的最高艺术成就。
首先是选材精当，详略分明。第三节文字最为精彩。《项羽本纪》基于对历史本身的深刻认识，选材十分精当，能够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项羽的一生虽然短暂，但经历大事颇多，战阵就有七十多次。全面铺开，则显得庞杂。司马迁确认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大事件在项羽一生中极为关键，于是截取这三个重要的横断面，采用多种艺术手法，再现项羽威猛刚强、激昂慷慨、视死如归的壮烈形象，项羽的品格、气质、才识、胆略、武艺等，在这些事件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其他史实穿插其间，补充前因后果，丰富了项羽的完整形象。
其次是在矛盾冲突中展示项羽的英雄本色。钜鹿之战是起义军与秦朝主力军之间的战略大决战，关系到反秦斗争的成败。义军与秦军之间的殊死斗争是主要矛盾，秦朝君臣之间，率军将领与用事权臣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楚军君臣之间，主帅与其他将领之间也存在尖锐的矛盾。作为反秦的战略家，必须具有目无强秦的伟大气魄和正确无误的战略部署。项羽诛杀宋义，排除阻碍反秦斗争的羁绊，解决内部矛盾；随而派遣当阳君、蒲将军率军二万渡河救赵，安定钜鹿城中义军的军心。然后破釜沉舟，大举进军，采用反包围，消灭钜鹿城下的王离军，解除钜鹿之围，随后围歼秦军，迫使章邯投降，秦军随之土崩瓦解。
“鸿门宴”是反秦斗争结束而楚汉之争即将开始时项羽、刘邦两大集团之间的一次交锋，楚汉之争上升为主要矛盾。鸿门宴是楚汉之争的序幕。曹无伤告密，项伯说和并庇护刘邦，分别是刘邦、项羽两大集团的内部矛盾，都是次要矛盾。曹无伤告密激化了主要矛盾，而项伯说和并庇护刘邦，加之樊哙闯帐，怒责项羽，则缓和了主要矛盾。鸿门宴上的刀光剑影，意味着项羽集团的内部矛盾冲淡了两大集团之间的矛盾。鸿门宴的矛盾冲突与转化，展示出项羽重感情、少城府、憨厚宽容的性格，同时暴露出项羽缺乏政治远见和优柔寡断的一面。项羽斩会稽守之头，斩上将军宋义之头，破釜沉舟救钜鹿，何等刚决果断！但面对并肩作战的刘邦，他却当断不断，不忍下手。宴前当击不击，宴中可杀不杀，宴后宜追不追，而刘邦及其随从刚柔相济，全身而退。鸿门宴通过双方斗智斗勇，刻画出项羽和刘邦性格的差异、见识的高低，从而揭示出汉兴楚败的必然趋势。
垓下之围的矛盾冲突表现为项羽陷于“两难”境地之中的生死抉择。类似的情形刘邦曾多次遭遇，却都死里逃生，化险为夷。项羽也有突围逃生、卷土重来的机会，但他突围而不逃生，只是要显示“天之亡我，非战之罪”；突围又复聚，“乃欲东渡乌江”，尚未彻底放弃卷土重来的希望。当乌江亭长劝他急渡的时候，他反而决意不渡。无面目复见江东父老，独愧于心，一个“愧”字使他彻底放弃了逃生的欲念。生得惭愧，死得痛快，“两难”的抉择在项羽做来并不困难，即使在最后的时刻，项羽还谈笑风生般地将项上人头赠送故人，显得何等豪迈！如果说钜鹿之战是一曲勇壮的凯歌，那么，垓下之围则是一首壮烈的挽歌。写奏凯的场面容易显示力量，而写失败的结局则容易流于衰飒。垓下之围写得豪气干云，悲壮而不哀戚，殊无衰飒之感。
再次是虚实相间，烘托对比，具有浓厚的小说因素。司马迁对钜鹿之战的战略部署和实施采取正面描写，而对具体的杀敌场面采用侧面描写。在正面描写中，字里行间洋溢着项羽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反秦灭秦的战略决心，完满地表现项羽杰出的指挥才能。对于项羽战斗的雄姿和楚军将士奋勇杀敌的情形，则采用侧面烘托。从诸侯军队在壁垒上观战的角度，描摹其“无不人人惴恐”的特殊感受，烘托楚军一以当十的勇猛气势；从诸侯将领入辕门见项羽的角度，描摹其“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的特殊行为，烘托项羽所向无敌的勇圣威风。
钜鹿之战的战场描写侧重于“虚”，鸿门宴的宴会描写则侧重于“实”。诸如宴会坐次排列，范增举玦示意、授计舞剑、撞破玉斗，樊哙持盾闯帐、啖肉饮酒、义责项羽，项羽默然不应，项庄、项伯舞剑，刘邦逃席，张良留谢等，描写细腻传神，情景生动逼真，具有引人入胜的戏剧性。双方人物中，项羽与刘邦、范增与张良、项庄与樊哙、项伯与曹无伤，两两相对，相映成趣，更增戏剧色彩。
摘 要：《史记》中的“太史公曰”，习惯上称它为“序赞”或是“论赞”，是作者司马迁用来表明创作主旨、追溯典制源流或褒贬历史人物的一种评议性文字。从“太史公曰”中可见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所成的“一家之言”。本文选取《项羽本纪》，对其中的“太史公曰”部分进行分析。
关键词：史记；项羽本纪；太史公曰；评论
1.解释了项羽入纪的原因
初读者对于《史记》中的《项羽本纪》，会有以下疑问：项羽一生都没有当过帝王，他凭什么也进入到本纪中？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的“太史公曰”可以看成是他的解释。他说：“羽非有尺寸乘孰，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总结起来主要的原因是首先项羽不和从前的帝王一样，由继承而来，而是个人从平民奋斗最终得到，从而更加应该得到嘉奖，其次，他亲率诸侯参与直接战斗颠覆了暴秦，而且他主持分裂天下，所有的政事都由其定夺，称号为“霸王”，这是千古未有的奇事奇人。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司马迁对项羽的思想倾向，他不以成败论英雄，把项羽的贡献放在秦末人民反暴秦的生死斗争转折关头来评价，充分肯定了项羽的历史地位，把其作为一个悲剧英雄来讴歌，给予他至高无上的地位。
2.不同角度解释了项羽失败原因
《项羽本纪》篇末的分析，把项羽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他一次次决策的“失误”，归结于他胆大心粗、刚愎自用的个性。从此处便可知“太史公曰”排除思想和感情的诸多干扰，从个体作为出发，结合特定历史时期及特定人物的性格，以磊落的胸怀考量个体作为，做出真实合理的睿智评价。
2.1从特定的历史背景考察
人物处在特定历史时段中，其个体作为必要被涵盖在其中，司马迁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点并本着“忠”，凭借“智”做出广而深、真而妙的独特论断。《项羽本纪》之“太史公曰”：项羽于“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急”的历史时代下，“乘抛起陇亩之中”三年建立霸业，是“近古以来未尝有也”的奇迹。此时的项羽迎合了力征平天下的历史潮流和要求，他的急、狠、猛充分发挥了威力，让他无往而不胜。可是待刘项两家划鸿沟而对峙后，情势发生了变化。这时候要的是头脑、智慧。而项羽不明白“世异则事变，事异则备变”，仍“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三年兴五年亡，如此急剧的变迁，说明了历史潮流是无情的、严酷的，而个体作为是必受历史时代的选择或淘汰，主观的感受与慨叹是于事无补的。“天亡我，非用兵之罪”，此当是历史潮流吧！总之，“太史公曰”都将项羽置于特定的历史时代下来考察，让世人从浩渺纷繁中辨听出历史庄重而不容置疑的声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2.2从人物个性考察
司马迁再现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项羽本纪》中“太史公曰”：“……何兴之暴也！”“号为霸王”，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身死东城，尚不觉而不自责。”率性、猛暴、天真是项羽无以伦比的个性特点，由此引发的个体作为必然是丰富而起伏跌荡的。同时，兴暴不识大体、不反省、不谋虑，招致他四面楚歌，众叛亲离，惨死垓下。复杂的个性决定了他难以褒贬的复杂的个体作为。人们爱他也恨他。这才是司马迁苦心孤诣地“曰”出的真实意蕴。“太史公曰”自觉不自觉地触摸到了人性论，它深入地探索和把握着历史人物的个性，因而意味深长，引人思索和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性格决定命运。《项羽本纪》中的“太史公曰”概括了项羽失败的原因有五点：第一，分裂天下，引起争斗；第二，背关怀楚，失去地利；第三，放逐义帝，诸侯叛乱；第四，自矜功伐，不行仁政；第五，专恃武力，失去民心。他与刘邦的不同之处便是一个是鲁莽天真的青年，另一个是老谋深算的中年。今天看来便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中年战胜了一个鲁莽天真的青年，可以说刘邦的胜利是必然的，项羽的失败是值得同情的。
3.细节之“重瞳子”
在“太史公曰”里有一个细节，那就是听闻项羽和舜都是“重瞳子”，可见司马迁在这段文字里掩藏的深层情怀和秘密：司马迁用道听途说来假设舜和项羽都是“重瞳子”，从而推断项羽可能是舜帝的苗裔，这是文学性的叙事和评论笔法，其史料和结论都是不可考稽的。这段文字集中了他对项羽英雄一世而最终兵败自刎的历史现实的评价。单从“重瞳子”这一细节便可看出“太史公曰”是直接而明确地表现了司马迁的主观思想情绪、价值评价标准等。如“……禹岂其苗裔哉？何兴之暴也！”一个疑问句一个感叹句。这些句式本身就有很强的抒情意味，再加上司马迁有意将其连用，更加重了情感的表达。当然“太史公曰”价值评价也具有普遍的合理性。“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这几句话客观、合理而又直接点出了项羽失败的原因。但这也掩盖不了司马迁的价值评价有时表现出相当的片面性。“太史公曰”大部分笔墨都是在说项羽他空有高志却目光短浅；他爱慕虚荣，不乏自满自得的小农意识；凡事勇在先，智在后，残忍有余，仁善不足；缺乏从谏如流、宽宏大量的国君气质。其中“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这个说法便透露了司马迁对英雄项羽失败的痛惜之情。
4.结语
《项羽本纪》之“太史公曰”属于“饱含激情，有感而发型”赞。看《项羽本纪》，荡气回肠，排山倒海，一气下来，顺着文势，涌出：“重瞳子”的霸王呵！你起于陇亩，率王诸侯灭秦，分天下、王诸侯，“近以来未尝有”呢！只恨你不该“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竟“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到死了“尚不觉寤而不自责”，何其可笑！结合着前文这样的批判，一股“恨铁不成钢”的情绪跃然纸上。在司马迁的笔下，昔日的西楚霸王，一身英雄胆气，满腔柔情似水，他虽战败身死，但他那“无颜见江东父老”的人生绝唱，以及他那恋祖恋根的血脉情愫，当该炎黄子孙千古传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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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项羽 英雄形象 性格缺陷
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伟大历史巨著《史记》,又是一部卓越的文学作品,它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发展的最高成就。司马迁首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写作手法,而最有文学价值的就是人物传记。
《史记》作为我国写人艺术的开创者,向人们展示了一道丰富多彩的历史人物画廊,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最为撼人心魄的是一批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项羽便是司马迁着力最多的一位英雄人物,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集中全力塑造了项羽这一悲剧英雄形象。其实“本纪”是《史记》中以主宰天下政局帝王为纲,以编年形式记载从黄帝到汉武帝各个时期的国家大事,项羽并未称帝,司马迁却用《本纪》来记述项羽这一段人生轨迹,并且篇目顺序还放在《高祖本纪》之上,从中可看出司马迁对历史史实的尊重,不是以成败论英雄,但司马迁毕竟是一个史学家,不管他多么钟爱项羽,始终不叫感情溢出史实之外,对项羽作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从中我们可看出项羽性格上特点:既所向无敌又凶残暴戾,既勇敢善战又缺少权变,既仁慈爱人又犹柔寡断,这些相互对立因素有机地集于项羽一身,形成了他性格上的缺陷,造成了他的悲剧人生。
(一)所向无敌与性格暴戾
《项羽本纪》中“年二十四”的项羽一出场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学万人敌”自信足以力征万人,看到秦始皇游会稽,却说“彼可取而代也”,豪言壮语,震人心魄。而最能表现他英勇无畏的莫过于“巨鹿之战”他先是“帐中斩宋义头”号令军中,接着是置生死于度外,破釜沉舟,身先士卒“杀苏角,虏王离”迫使涉间自杀,解了巨鹿之围。“诸候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写出了一个盖世英雄的万丈豪气。楚汉战争中,面对善射的楼烦,“项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一瞪眼吓退了楼烦。垓下之围,项羽率领二十八骑逃至东城,“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赤泉候“人马俱惊”倒退了好几里。已处于穷途末路,气势尚且冲天盖地。然而勇敢无敌过多,性格就显得凶残暴怒。《史记》中多次写到其残暴一面。从攻襄城“已拔,皆坑之”,再到“坑秦卒,二十余万人”。以致于后来,当他“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时,“齐人相聚而叛之”,使得“项王因留,连战未能下”。于是在最后时刻,阴陵田父的一个“左”,熄灭了楚军东山再起的最后希望。正是由于他的残暴,使他失去民心,进而葬送了自己。
(二)英勇善战与不善权变
作为一代英雄,他勇敢善战,让人敬畏,但也有不可忽视的缺点,即缺少机智,不善权谋。
纵观项羽一生,从起事后,绝大多数时光在战场上度过,他擅长的是战争,自称起兵八年“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最典型的实例莫过于垓下之围的东城快战,项羽被阴陵田父骗入大泽,只剩下二十八骑,被困于数千汉军的追击之中,为了证明“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许诺“为诸军快战,必三胜之”,接着“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又“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这一战虽是英雄末路,却仍旧酣畅淋漓,表现出永不妥协勇气。
项羽喜欢用堂堂军队与敌作战,却不善于用“谋”,至于如何巩固战争成果,如何笼络将士,收买人心,很少去做。他身边谋士很少。从史料看真正称得上谋士的只有范增。亚父范增以七十高龄跟随项羽运筹帷幄,出谋划策,可谓是尽心竭力忠心耿耿了,可是在项羽那儿并不受重视。公元前208年4月项羽在河南荥阳包围了刘邦,这是消灭刘邦的大好时机,范增劝他急攻荥阳,项羽未置可否,陈平略施小计,就离间了二人之间的关系。项羽由此开始疏远怀疑范增,拒绝采纳其正确意见,范增愤而离去,结果客死途中。项羽因此失去了消灭刘邦的天赐良机,也失去了这位忠诚谋士。
项羽性格刚直不阿,特别讨厌为人不真诚,他的善恶感很强,完全凭感情决定一切。如司马欣对项家有点好处就封他为王,不管他是不是那块料;对田荣有怨就寸土不封,不管他是不是有实力。只因彭越对人不够忠诚,就讨厌他,尽管后期作战中,粮食补给屡受拦截掳掠,仍不屑与之交好。项羽打仗可说是无往不胜的战神,但缺少政治家的精明谋划,又使他最终走向失败。
(三)仁慈爱人与儿女情长
项羽是残暴的,又是仁慈的,他有时与部下同甘共苦,分衣推食,又时常考虑百姓疾苦,但这种仁慈恻隐之心又是他失败原因之一。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剔除心腹之患的鸿门宴,却因为叔父一句“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而停止进攻,并且相信了刘邦的辩白,把必然敌意一下子化解了,对范增的几次示意毫无反应。在他看来,刘邦是来谢罪的,又无抵抗力,胜之不武,何况还有之前的兄弟之约战友之情。一念之仁,顾念义气,动了恻隐之心,放虎归山,失去胜利机会,导致了最终失败的结局。
对英雄末路的出色描写当属垓下之围,项羽在丧失天下的最后时刻,所担心的只有女人和骏马。这不是贬项羽,只是写他勇武莽夫的另一面:儿女情长。他失败了,但他并不服气更不服输,反复强调“天亡我”。正因为是天亡我不肯过江东重振旗鼓,不肯舍弃那些跟随自己出征却战死疆场的战士苟且偷生,而把头颅送给了追杀他的故人吕马童。这种盖世英雄的气概,正是项羽震撼人心的悲剧精神。
在项羽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多重人格,他的每一项长处都伴随着性格上的缺陷。这些缺陷使他在楚汉相争中功败垂成,留下了让人怆然涕下的千古悲剧。项羽失败了,却成了历代文人咏叹不绝的英雄形象。他展示的悲壮人生,永远闪亮在人类的精神领域。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2005.
褚斌杰中国文学史纲要(一).修订本,1999.
【关键词】述史方法；表现手法；历史价值取向
《史记》这部两千一百多年前由父子两代人用生命和热血铸成的历史巨著，以其完整的体系、宏大的规模、磅礴的气势和不群的史识成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其中互见法是它体例中一个精彩而又令人惊叹的述史方法和表现手法。
《史记》首创的主体结构，彼此配合，融为一体，克服了编年体“不能即一人而各见其本末”的缺陷，而“显隐必该，洪纤靡失”，容纳了丰富的历史素材。但一个人的事迹或一个历史事件，总是错综复杂，彼此关联的。以纪传体写人物，将历史人物一个一个分散来写，又会造成事件的重复冗赘，司马迁意识到了这种一事分散而又前后屡出的短处，他运用互见法来弥补，化短为长。其运用之妙，“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
一、在互见叙事中坚守实录的本真
互见法是司马迁首创的一种与纪传体相适应的述史方法。这种方法是将一个人的生平事迹、一件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分散在数篇之中，参差互见，彼此补充。“互见法”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详此略彼，叙述史事条理分明，避免重复；证名实，与回护之中不失历史真实；同时它也是塑造传记人物形象的一个好方法；互见法两传存疑，广载轶闻，以备参考。在《留侯世家》中还有这样的话：“语在项羽事中”、“语在淮阴事中”；其他各篇也常常有这样的话。司马迁使用互见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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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很复杂，有的注明，有的并没有注明，它不只是消极地避免叙述的重复，而且是积极地运用资料，为突出人物的特征服务。当然身处汉朝的司马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为了避讳。但处于汉代新兴的封建社会中，专制主义盛行，拿着朝廷俸禄的史官，记载历史事实要做到客观地如实反映，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皇帝身边的史官，他的历史记载既要遵循封建社会避讳原则，更要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司马迁坚持作为历史学家的原则，发挥创新精神，巧妙运用“互见”叙事方法，在表面上维护了封建统治阶级政治需要和遵循了封建社会避讳原则的基础上，又如实地反映了历史事实、历史人物的真实性，坚守着“实录”的本真。
二、实现历史与文学的统一融合
记载历史事实，必须要涉及到人物，人物则是历史事实的灵魂。《史记》特别注意人物形象的统一性，为了既不伤害这种统一性，又能忠于史实，在一个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的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基本特点，而其他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则安排到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就是苏洵所说的“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的方法。因此，《史记》中的人物，既是历史文学的人物，又是历史生活的真实人物，是历史真实性与文学真实性相结合的统一体。这种效果的取得，是司马迁运用“互见法“的结果。在这里，“互见法”是实现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相统一、历史的科学性与文学的艺术性相融合的重要手法。
《史记》中对项羽形象的叙写和塑造，是通过《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丞相世家》、《黥布列传》和《淮阴侯列传》等篇中的叙事及其互见进行刻写和塑造。《项羽本记》完美地塑造了项羽的英雄形象。该篇通过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个典型事件，描写了项羽由兴起到失败的全过程，塑造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盖世英雄形象，巨鹿之战项羽破釜沉舟，奠定了灭秦的盖世功勋。这是项羽一生中最得意之战，也是司马迁刻画项羽形象最精彩之处。战前项羽勇冠三军，士卒感奋，楚战士无不以一当十，呼声动天，大败秦军；战后项羽召见诸侯，声威显赫，被拥为上将军。这些都是加以铺垫和夸张，集中刻画项羽之勇和善战。鸿门宴拉开了楚汉相争的序幕，酒宴上的斗争扣人心弦，刘帮谦恭奉承，项羽骄横自大，形成鲜明对比。司马迁把楚汉君臣聚在一起进行了夸张的描绘，塑造了人物群像来衬托项羽。在战场上项羽是叱咤风云的统帅，在政治上，项羽则是一个短视的侏儒。他骄傲自大、头脑简单、厚重木讷、重个人感情、轻信奉承。狡诈的刘邦利用项羽个性中的这些特点，从而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
项羽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物，他有许多缺点，也打过败仗，甚至在个性中有着凶残的一面，他杀人以千万数，失去了民众，所以他终于是一个失败者。但项羽的这些短处，在本传中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或略而不载，却在《高祖本纪》、《陈丞相世家》、《淮阴侯列传》等篇中补叙出来。例如在《淮阴侯列传》中，描绘了项羽个性中的种种弱点，如他不能任属贤将的匹夫之勇，他的妇人之仁而不能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受封，他的残忍引起百姓的怨恨等等。
同样如此，《史记》中作者对魏公子信陵君的叙写，也是通过《魏公子列传》和《范睢蔡泽列传》等篇的“互见”，既突出作为文学人物形象的完整刻写，又留下作为历史生活人物的真实的信陵君。在《魏公子列传》篇中，司马迁以感情极其激动的笔触，热烈称赞了魏公子信陵君礼贤下士的真诚态度和急人之难、为国分忧的高尚品质，塑造了一个既具智勇，又善顾全大局，敢于反抗暴秦侵犯，维护东方诸侯权益的爱国主义贵族公子的优秀形象，使人爱戴，为人传诵。而在《范睢蔡泽列传》篇中，司马迁又记载了魏公子信陵君因畏秦而不纳魏齐的虚饰情态，暴露了当时在强秦统治之下弱势诸侯国人们的畏秦心理。两传中关于魏公子的叙写形成了互见，既使魏公子信陵君这一人物更加真实、可信，突现出述史的“实录”原则，又使魏公子信陵君这一文学人物形象更加全面、完整，给人一种历史完整性的感觉。
三、在点滴互见中展示历史价值取向
在《高祖本纪》中无一字不颂圣，然而汉高祖不如人意处呢？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对刘邦取得成功的一切优胜措施、以及作为大政治家的过人之处都一一作了生动描绘，说明了他的成功绝非偶然。而对于刘邦的痞子气、无赖气，表面豁达内心忌刻，残杀功臣，诛除异己，也作了充分的暴露。可是如何去书写，如何表达自己的历史价值取向，对于一位封建王朝的一位小小史官，在面对九五至尊、不可一世的一国之君时，这绝对是一件及具挑战的任务。
作者司马迁将相关文字全部打散写入他人列传里。读者想全盘了解汉高祖，须读完整本史记，将相关的纪载记整理后，方始得窥刘邦全貌。《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带有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对他的许多弱点则没有充分展示。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却使人看到刘邦形象的另外一些侧面。《项羽本纪》通过范增之口道出刘邦的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表现他猜忌功臣，《樊郦滕灌列传》还披露了这样一件事实，楚汉相争时，刘邦战败逃跑，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几次把亲生儿女推到车下，后来的惠帝、鲁元公主有赖于夏侯婴的保护才幸免于难。在这些点滴的“互见”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本人的历史价值取向。
四、对后世文学作品及研究影响深远
《史记》中人物形象刻画的艺术，不仅前无古人，而且成为后世史书、散文、小说、戏剧塑造人物的典范。其中互见法在以后的文学名著中也屡见不鲜，可见其影响深远。
作家施耐庵在《水浒传》人物塑造中同样也有使用“互见法”的范例。在李逵这个人物性格的塑造中，作者通过大量的章节勾勒出一位嫉恶如仇、勇敢无畏、憨厚可爱、对受苦人民怀有深厚情感农民反抗者形象。但在三打祝家庄这一回中，由于宋江实行分化政策，使邑家庄保持中立，但李逵不管，杀了邑太公老小，破坏了义军的策略。这一回中表象了他的鲁莽、不讲策略、狭隘报复思想。不过这些缺陷和他所具有的优秀品质相比毕竟次要，这种“互见法”使李逵的形象更加丰满逼真、亲切形象。
在红楼梦第五回曹雪芹写林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对照薛宝钗“品格端方，行为豁达，随分从时”，故宝钗“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林黛玉如何不得下人心呢？要到第十六回中才一语带过，稍不留心还看不出来：黛玉回贾府后“忙着打扫卧室”。试问：贾府上下多少仆庸，林黛玉外出不在期间，竟无人打扫卧室；且“贾琏与黛玉回来，先遣人来报信，明日就可到家”，总管得知林黛玉次日将返，亦不遣人先行打扫。要等黛玉回贾府后，亲自“忙着打扫卧室”，难道不是下人的消极抵抗，上下一气地要黛玉好看？下人为何要如此对待林黛玉？不得下人心也！此种前后互见的写法在书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这是西楚霸王项羽在四面楚歌之歌，我们已不能看到霸王的悲愤，更不能赏到两千年前虞姬的那只绝世之舞。但我们仍可以从历史的长河中嗅到美人虞姬的一世绝华。
本纪为列代君主帝王的传记，霸王项羽不属帝王却在本纪中熠熠生辉，而本纪所记载霸王的一生中高潮部分---四面楚歌之时，有一位女子生生的立在了那历史之巅，她便是美人虞姬。虞姬在史记中犹如一只凤尾蝶，扑闪了一下又急急飞走追赶自己的宿命，留下身后一抹芳香。
虞姬的一生还没来的及开始，便如被人堪堪折去双翅的蝶，凌乱的落入了无尽的虚空。她因项羽而起也因项羽而灭，惜字如金的史学家司马迁用“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开始，又用“歌数阕，美人和之”来结束虞姬的传奇。两千年后，花开花落。硝烟落定归为尘土，千年前的故事也只有墨端的痕迹才能记住。美人和之，司马迁留给世人太多余地来给虞姬一个适合她的结局，“霸王别姬”便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一种。但虞姬给人带来的震撼却不止如此。1921年京剧大师梅兰芳用自己精湛的演技讲述了这一秦末奇女子的壮烈情怀，而观众在看完虞姬自刎后潸然泪下，以为表演已经结束便满怀激动的离开了戏场，以至于其后由武生泰斗杨小楼饰演的霸王项羽血洒乌江一幕未曾开演。从这以后，将近百年，“霸王别姬”这一场戏至虞姬自刎便华丽结束了。每一场都带给现代人以无比的震撼，试问在这糜烂的世界中，还有谁还保持着如古人那般的心智呢？
“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正是虞姬这种壮烈的气魄使得她在乱世中亭亭而立，霸主君王也在她面前自觉惭愧。事实上虞姬并没有在帐内自刎，据史学家分析，虞姬应该和项羽一同冲出了包围，而又在灵璧一带自觉已成项羽累赘自刎而死。当时项羽悲愤难当，身后有刘邦的逼迫，虞姬又在此时为自己而死，不舍虞姬的项羽挥刀砍下了虞姬的头颅抱于怀中直直往前。直到定远被逼无奈的项羽明白自己气数已尽，不忍在自己被俘后虞姬的头颅被敌人侮辱，便匆忙的挖了一个坑将虞姬的头颅掩盖。之后项羽行至乌江，方知国家尚在，顿觉虞姬死的不值再加上之前时间红尘种种，心中早已是一片死灰，于是血洒乌江，长眠不醒。至此虞姬的传奇一生才就此落幕，结束了她的绝世芳华，也结束了她与项羽的一世羁绊。
无论是哪种结局，虞姬都是以一种决绝的态度死去，只为项羽的一线生机。而项羽最终也因生无可恋成为鬼雄。如今，虞美人还在江边，无风自摇，赤色如血，潺潺溪水自成一律，清艳的舞着千年前的舞曲。仍在诉说着，千年前有美人，名虞……高二:易缘园
关键词：〗项羽;刘邦;鸿门宴
中图分类号：：K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0-0107-04
根据《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记载，从鸿门宴项刘会到刘邦袭取彭城挑起楚汉战争，双方维持了约一年零四个月的和平局面。这固然与刘邦积聚力量及时局演化有关，但也从侧面证明，项羽入关后对刘邦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性削弱措施是有一定成效的。这些措施在前人已有涉及①，当代的一些学者也从个别方面进行过论述②，但较少有人进行系统性关注。研究项羽对刘邦的战略削弱措施，有助于厘清以下几个问题：鸿门宴事件中，项伯是告密者还是衔命谈判的使者;刘邦受封之后，是四月与各诸侯同时就国还是早已单独提前就国;刘邦受封前拥兵十万，受封后军队削减至三万人，削减的军队去向何处;主张“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③的项羽集团，为何分封毫无军功的韩公子成为韩王。笔者不揣浅陋，依据史料对这些问题略作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鸿门宴中的项伯角色
项羽入关前与刘邦在函谷关已经发生过一次冲突。《史记・项羽本纪》：“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项羽遂入，至于戏西。”④随着项羽率诸侯军破关进驻于戏，围绕关中地区的主导权之争刚启幕就已无悬念。项羽破关而入击跨了刘邦占居关中以拒诸侯的信心，让其认清了双方的实力对比“固不如也”⑤。项羽集团的“弱刘”战略在此背景下启动。入函谷关前，项羽集团对关中地区已有分配方案，并且这一方案基本无视“先入定关中者王之”⑥的约定，在逼降章邯的过程中，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楚军中”⑦。立章邯为王既是项羽亡秦战略的一部分，又反映出项羽集团分割天下的规划，但这一安置显然与刘邦占居关中是有冲突的。
在如何处置刘邦的问题上，项羽集团内部拥有较大影响力的两人分歧明显，一位是被项羽尊为亚父的范增，一位是项羽的本家长辈项伯。根据班固和司马光记述，项羽随项梁起兵时很年轻，“初起，年二十四”⑧，“籍是时年二十四”⑨;刘邦还军霸上时“岁在乙未”⑩即公元前206年，依此推算，鸿门宴前后项羽年仅27岁。对这位年轻的统帅，范增与项伯均试图展现自己的影响力。范增主张对刘邦“急击勿失”，将其排除在“计功割地”名单之外;项伯主张“不如因善遇之”，实质是逼刘邦称臣。
至于项伯的角色，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被司马迁刻画成和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一样的告密者形象，对此早有学者提出质疑。梁玉绳就称：“项伯之招子房，非奉羽之命也，何以言报？且私良会沛，伯负漏师之重罪，尚敢告羽乎？使羽诘曰‘公安与沛公语’，则伯将奚对。”现代学者韩兆琦也认为，鸿门宴“汇合了许多人艺术加工的民间故事”。两位学者的观点不无道理。结合《黥布列传》中的记载，黥布降汉后，“（布）于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项伯收九江兵，尽杀布妻子”，楚汉战争时，项伯仍备受项羽信任。倘若项伯在鸿门宴前未经项羽许可而私会张良及刘邦，是泄露军情之重罪，不可能再受信任。然而鸿门宴后项伯在楚军中仍受重用，照此分析，其与张良乃至刘邦会面，逻辑上应是衔项羽之命劝其臣服，绝非私会。
由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鸿门宴前项伯奉项羽之命前往刘邦营中，劝说刘邦交出关中地区的控制权。而刘邦此时的军事力量不足以与项羽对抗，又无稳固后方可退，因此急于加入项羽阵营，一则免受攻击，二则可参与分割天下。刘邦的理性选择保证了项伯使命的圆满完成，关中地区的主导权得以和平移交，随后项羽设宴鸿门，刘邦正式称臣于项。项羽集团此种手法和之前逼降章邯如出一辙，都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威慑对方，进而达到目的。
至于刘邦在鸿门宴所言“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不过是臣服之词。项羽之所以任由刘邦解释，根本原因在于其战略目的已达到，“项羽亦因遂已，无诛沛公之心矣”。项羽和范增虽然“疑沛公之有天下”，依当时情势，“逐秦守宰而自王故地”者比比皆是，在刘邦已然臣服的情况下，项羽自不必与之再有口舌之辩。
鸿门宴座次安排是考察双方关系的一个指标。项羽与项伯“东向坐”，范增“南向坐”，刘邦“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对此，学者杨树达认为，“秦汉座次，自天子南面不计外，东乡最尊，南面次之，西面又次之，北面最卑，其俗盖承自战国”。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中，引中井积德的观点“堂上之位对堂下者，南向为尊;不对堂下者，唯东南为尊，不复以南面为尊”。项羽与项伯、范增等自居尊座，置刘邦于北向卑座，清楚地表明项羽已然把刘邦当作属下而非对手。笔者认为，这些关于座次的安排，应当在项伯衔命会刘之行中已有所约定，项羽已事先得知刘邦前来臣服，故以卑座安置。
二、诸侯罢兵戏下与刘邦就国的时间差
项羽迫使刘邦臣服并取得关中地区控制权是其“弱刘”战略的第一步。在随之进行的“分土而王之”过程中，项羽与范增借机迁刘邦于巴蜀，极力压缩刘邦集团的发展空间。
当时的关中地区，“自F、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进一步将天下财富集中于此。
从战略地位分析，刘邦谋臣张良称关中“左ズ，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项羽驻兵于戏后，也有谋士进言“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如此重要的地方，“疑沛公之有天下”的项羽显然不可能将之封于刘邦。而项羽自身，又因坑降卒、屠咸阳、杀子婴、烧秦宫室等一系列事件而无法立足于此，于是项羽采取三分关中的策略，试图以此弱化关中诸侯的实力，并在分封诸侯时作了策应安排。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述恽敬观点，认为“项王之所忌，唯汉王也，是故未为取秦之谋，先为救秦之策。三川者，救秦之要道也，以瑕丘申阳据三川，而北函谷、南武关，挈其要领矣，以司马n辅三川之北，而函谷之军无阻矣，以韩成夹三川之南，而武关之军无留矣，二王皆赵臣，赵睦于楚，故道通。韩成不睦于楚，不使之国，而楚制之，故道亦通”。近代的夏曾佑也认为：“项王之弃关中而归也，非真欲归故乡也，许以己新残破关中，留都之，民必不安，乃以三降将居之，而自居彭城，以遥制三秦，为待时而动之计，其所以策汉王者周矣。”
利用分封压缩刘邦的战略空间，透露出项羽和范增的真实意图，一方面“如约”封刘邦为汉王，另一方面将其赶到巴蜀等相对偏远之地。“巴、蜀亦关中地也”的解释，很容易让人想起刘邦的“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之说，都不过是应景之言。实际上，“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皆居蜀”才是封刘邦于此的最重要因素，接着项羽“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打压刘邦的战略意图暴露无遗。项羽此举，就连刘邦的部属都认识到“独居南郑，是迁也”，进而导致追随刘邦的一些将领（包括韩信在内）因看不到前景而逃跑。刘邦个人在初闻所封之地时也曾有愤怒，“欲攻项羽”，所幸萧何、周勃、灌婴、樊哙相劝而未实施。
迁封巴蜀是项羽削弱刘邦的重要一步，此举证明了范增的远见和谋略。偏远的巴蜀之地不足以供养大量兵员，刘邦若安于现状，势力必然逐渐衰减。一旦刘邦出现异动，需要冲破三秦之地才能出关，项羽可有充足时间予以应对（可惜项羽后来北攻齐地，给刘邦以战略机遇）。刘邦受封汉王后，实则已困于巴蜀，战略空间极为狭小。幸运的是，项伯作为项羽集团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由于收受张良之礼，“汉王赐良金百溢，珠二斗，良具以献项伯。汉王亦因令良厚遗项伯，使请汉中地”，结果刘邦如愿得到了汉中之地，汉中后来成为刘邦进入三秦的重要跳板。
关于刘邦受封和就国的时间，也是项羽对其战略削弱的一个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考证。《史记集解》徐广认为刘邦受封“以正月立”。《秦楚之际月表》载，正月分关中为汉，《史记索隐》称之为高祖及诸侯受封之月。《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记载为“二月，羽分下王诸将”。但对于刘邦何时赴南郑就国，《史记》中未明确记载，仅称“四月，兵罢戏下，诸侯各就国”。
从项羽分封诸侯到诸侯就国，时间长达数月，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现象，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可以知道的是，当时的天下形势仍相当混乱，旧的中央政权不复存在，新的中央政权与各地的联系并不紧密，仅就楚地来说，陈胜吴广起兵后，“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虽说大部分渐渐汇聚到项梁、项羽旗下，但仍有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在各地普遍存在着，项羽分封后，各诸侯理应急赴各地重建统治秩序，而非留在残破的关中无所事事。对于项羽和诸侯分封后长期滞留关中，合理的解释是，各诸侯就国之前的这段时间，项羽及诸侯驻兵关中应是监视刘邦就国，观察刘邦及各地不顺从者对于分封的态度，以随时应变。
这从刘邦就国的举动中也可窥其一二。“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倘若是诸侯同时就国，刘邦根本无须防备诸侯攻击，因为项羽和诸侯是率兵而东，单单三秦之章邯等，不至于迫使刘邦做出烧绝栈道之举，《高祖本纪》里也未明确记述刘邦是在四月和诸侯一起“各就国”。笔者认为，刘邦就国时，诸侯兵仍在戏下。也就是说，刘邦是在四月之前赴南郑就国，与项羽及其他诸侯就国的时间并不一致。刘邦就国时，项羽和其他诸侯仍拥兵在关中，直至刘邦行至南郑后，诸侯才“罢兵戏下”。这也能合理解释为何一月分封，直至四月诸侯才“各就国”。而刘邦在就国过程中，为防备项羽和诸侯袭击，无奈之下才边行军边烧绝栈道。
三、刘邦所获关中兵的再分配
与夺地、迁封等系列措施相伴随的，还有对刘邦军事力量的削弱以及对刘邦重要谋臣的拔除。
鸿门宴之前，项刘双方相持时，“沛公兵十万，号二十万”。到了刘邦受封赴南郑时，“项王使卒三万人从”，刘邦所属兵力骤然减少七万人。那么，刘邦被削减掉的军队流向何方呢？史书未提，已无确证。我们不妨先分析一下刘邦军队的来源。刘邦起兵时“收沛子弟二三千人”。刘邦自武关进入关中时，仍不过区区两万兵力，“沛公欲以兵二万人击秦i下军”。之后在秦地收降纳叛，还征兵以自益，迅速扩军至十万人。
刘邦到南郑就国后的部属籍贯，史料记载称“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而望归”。这说明刘邦入关中后所得八万秦地兵多数并未前往南郑。再看项羽所封秦地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三人所率20余万军队已于新安城南被项羽军坑杀，关中三王属下已无兵力。刘邦在关中所得兵员，较为合理的去向是被项羽借助分封之机，为平衡各方实力而划归关中三王以及其他诸侯。
项羽集团对刘邦人才的拔除，突出表现在对张良动向的安排上，此一策略在分封诸侯时以较为隐蔽的形式实施。项羽分封诸侯所提的口号是“计功割地，分土而王之”，十八王中，刘邦等十三人被为有功者而封王，徙封者有魏王豹等四人，既无军功而又未徙封的是韩王成，韩王最早是项梁受张良所请而立为韩王。事实上，项羽封韩王成不过是权宜之计，处心积虑削弱刘邦势力的项羽和范增，不可能容忍一个与刘邦交好的韩王存在，“韩王成无军功，项王不使之国，与俱至彭城”。至此，项羽封韩王成的真正目的显露，一方面项羽谋求自己控制韩地以监视刘邦动向，另一方面迫使张良离开刘邦，因为当初是张良请立韩成为王，在项羽承认并继续封韩成为王的情况下，张良不可能弃之不顾。从结果上看，项羽分封韩成确实达到了目的，“汉王之国，良送至J中，遣良归韩”。项羽暂时拔除了刘邦部属中最有谋略的人才。
四、“弱刘”战略早期成效及其消解原因
若仅仅以早期效果观察，项羽集团的“弱刘”战略可以说基本达到了目的。刘邦集团对于所有加诸自身的束缚均予以接受，离开拥有战争潜力的关中而局促于偏远的巴蜀，实力弱小到一度只能靠“烧绝栈道”来防备诸侯袭击的程度，部属也大量逃离。至少从表面上看，项羽与诸侯“罢兵戏下”时，刘邦已经不具备与之争夺天下的能力。
然而，随着时局的演化，“弱刘”战略的缺陷逐渐显现。项羽集团此一战略有赖于两个主要支撑点：其一，项羽拥有对刘邦强大的威慑力并随时可以使用;其二，关中三王自身具备短期对抗刘邦的能力。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上述两个支撑点都经不起检验。就第一个支撑点而言，项羽率军东归后，其对刘邦的威慑力大为削弱，齐梁等地举兵反楚造成项羽多线作战，而项羽并不具备同时战胜田荣和刘邦的能力，所以对刘邦采取守势以便专心攻齐，由此给刘邦带来难得的崛起机遇。第二个支撑点则是严重先天性不足，秦地自商鞅变法后民俗以军功为重，章邯等“欺其众降诸侯”不仅为秦人所轻，还使得20万秦军被坑杀，虽然被项羽分封为王，但“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其抗拒刘邦的能力因而大为折损。失去支撑点的“弱刘”战略，因主导者远在彭城而无法遥制，最终被刘邦逐一突破。
战略空间的拓展方面，刘邦乘齐地田荣、梁地彭越等反楚之机而占居关中。为减少来自项羽方面的干预，刘邦在平定三秦时让张良捎信给项羽：“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并警示项羽“齐欲与赵并灭楚”。从而争取到宝贵的平定关中的时间，关中丰厚的战争资源再次为刘邦所掌握。
兵源扩充方面，刘邦首次入关占居咸阳时，萧何就“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所以对于“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均有所掌握，加上此前在秦地的征兵经验，刘邦集团在兵源补充方面相对得心应手。即便在此后楚汉争战期间，关中地区也为刘邦提供了充足的兵源保证，“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
综合来看，项羽集团的“弱刘”战略之所以随着时局演化而消解，根本因素在于双方对于民心的争取方面。刘邦在秦地经营的时间虽短，却通过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而赢得秦地民心。并且早在项羽入关前，刘邦已派人与秦地官吏到关中各县乡宣告“吾（指刘邦）当王关中”，还多种措施与秦人交好，“诸吏人皆案堵如故”，着手构建统治体系和舆论导向，从而在秦地累积了较高的声望。反观项羽集团，坑秦降卒、杀秦王子婴、烧咸阳王宫、封降将为王，事事给予秦人以羞辱，这种由羞辱所激发的民心疏离，随着项羽武装力量的撤出，而投射到其所封关中三王身上。民心的向背使得“弱刘”战略终究无法长期维持，东归后的项羽，再也没有能力二度跨进函谷关。
这次巨鹿之战是项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他凭借自己的勇气和胆略从楚军的一个次将一跃而成为诸侯上将军。这段有声有色的详细描绘不仅记载了项羽“威震楚国，名闻诸侯”的真实历史，同时突出了项羽重要的历史地位，写出了这个未来的西楚霸王早年勇猛果敢的个人神采。
原段呈现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①卒二万渡河，救巨鹿。战少利②，陈余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③甑④，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⑤。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⑥，莫敢纵兵⑦。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⑧。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⑨，无不膝行而前⑩，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史记》）
【注释】
①将：率领。 ②少利：胜利不多。 ③釜：锅。 ④甑（zènɡ）：做饭用的一种瓦器。 ⑤冠诸侯：在诸侯军之中居第一。 ⑥壁：壁垒，营垒。 ⑦纵兵：出动军队。纵，放。 ⑧惴（zhuì）恐：恐惧。 ⑨辕门：即营门。古时军营用两辆兵车竖起车辕相对为门，所以叫辕门。 ⑩膝行而前：跪着向前走。膝行，用膝盖行走。
作者作品
《史记》为西汉司马迁所著，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史记》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
梁启超先生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意思是说《史记》堪称中国通史之创举，相应地其作者司马迁也可视为史界的开山祖师。梁启超还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评价《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佳句点击
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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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闻馆
关键词： 《鸿门宴》 训诂 校勘 句读
一、得
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
“得”字，课本失注。
谨按：“得”当训为“及”，如《文选·扬雄〈羽猎赋〉》：“鸟不及飞，兽不得过。”“得”、“及”为互文。同书班固《东都赋》：“飞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宋玉《高唐赋》：“飞鸟未及起，走兽未及发。”皆作“及”字。张衡《西京赋》：“鸟不暇举，兽不得发。”“得”、“暇”为互文，“暇”亦“及”义。
又，《战国策·秦策三》：“后虽悔之，不可得也矣。”《吕氏春秋·》作“虽后悔之，尚将何及？”正作“及”字。
又，《孟子·梁惠王上》：“国君进贤，如不得已。”今人刘如瑛《诸子笺校商补》：“此言国君进贤心切，惟恐不及。”明以“及”释“得”义。
古书“未及”连文例，如《史记·张耳陈馀列传》：“大王举梁、楚而西，务在入关，未及收河北也。”又如《后汉书·侯霸传》：“惟（侯）霸积善清洁，视事九年……未及爵命，奄然而终。”
然则“未得”即“未及”，犹今方俗语所谓“还没来得及”。
二、失
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失”字，课本失注，或以为“失去机会”，非是。
谨按：《说文·手部》：“失，纵也。从手，乙声。”清·段玉裁注：“在手而逸去为失。”按：段说甚是。《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奉不可失，敌不可纵。”“失”、“纵”为互文，“失”即“纵”义。
字或通作“逸”，如《左传·成公十六年》：“明日复战，乃逸楚囚。”晋·杜预注：“逸，纵也。”又通作“佚”，如《书·酒诰》：“群饮，汝勿佚，予其杀。”汉·孔安国传：“民群聚饮酒不用上命，则汝收捕之，勿令失也。”
而“纵”即今语所谓“放跑”。如《汉书·高帝纪上》：“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亭，止饮，夜皆解纵所送徒。”按：“解纵”即“解放”。又，《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刘备不可纵。”宋·陈亮《酌古论·李靖》：“南收孟获，七擒七纵。”并皆“纵放”义。
然则“急击勿失”，即“急击勿纵”，换用今语表达，犹言“赶紧攻击他，可不要把他放跑喽。”
三、从
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
“从”字，课本失注，或以为“随从”之“从”。非是。
谨按：此“从”当训“送”。古书“从”有“送”义，如《吕氏春秋·节丧》：“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汉·高诱注：“从，送也。”《战国策·秦策四》：“吾特以三城从之。”《韩非子·内储说上》“从”作“送”。《韩策二》：“不如以百金从之。”其上文云：“以车百乘重而送之。”作“送”。皆其证。
又，《汉书·百官公卿表上》：“羽林掌送从，次期门。”敦煌本《文选注》：“遣中郎唐蒙，赍帛遣诏，征巴蜀千人，兵粮送从。”乃二字同义连文之例。
《鸿门宴》下文记张良谓项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正作“送”字。
四、距关
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
“距关”，课本读为“拒”，训“把守”义。非是。
谨按：《说文》：“距，鸡距也。”《汉书·五行志》：“雌鸡化为雄，毛衣变化而不鸣不将无距。”唐·颜师古注：“距，鸡附（跗）足骨，斗时所用刺之。”即鸡跗足骨后所生之尖锐突起。以其内有骨质之髓，外被角质鞘，故可为战斗之用。今扬州方俗语犹有此谓，唯讹其读如“渠”而已。
此尖锐突起自跗足后向下歧生，故“距”引申之则有“支撑”义。如《汉书·李陵传》：“（路）博德，故伏波将军，亦羞为（李）陵后距。”又，同书《西域传上》：“时汉军正任文将兵屯玉门关，为贰师（指“贰师将军”李广利）后距。”“后距”即今语所谓“后援部队”，“距”乃“支撑”义无疑。字或通作“歫”，《说文》：“歫，一曰枪也。”清·段玉裁注：“《木部》：‘枪，歫也。’两字互训。枪者，谓抵触也。”“抵触”亦“支距”义。
“距”此义若就“闭”字形体说解之，则尤其彰明。《说文·门部》：“闭，阖门也。从门，才，所以距门也。”段玉裁注：“从门，而又象撑距之形，非才字也。”按：段说是，然有未尽。盖文字之造，本于六书，一点一画，皆有意义。以“才”字论，“一”当指门闩，“丨”应是门缝，“/”殆为距门之木。
门既合扇插闩，又以直木相撑，则牢不可开，故“距”引申之又有“关闭”义。如《汉书·武五子传》载巫蛊事败后，“吏围捕太子，太子自度不能脱，即入室距户自经”。即其例。又，汉·刘向《九叹·惜贤》：“妄周容而入世兮，内距闭而不开。”亦二字同义连文之例。
“距”之“关闭”义于上述“距门”、“距户”外，亦用于“关门反距（拒）”之语。如《后汉书·文苑列传》载杜笃《论都赋》：“是时山东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唐·李贤注：“恐西都置关，所以拒外山东也。”《文选·张衡〈西都赋〉》：“是以关门反距，汉德久长。”唐·李善注：“言居西而距东，居东而距西，故言反也。”二李释“反距（拒）”似未谛，“距”应训“闭”。所谓“关门反距（拒）”，言函谷关之门既已距闭，则人西不得出，东不得入。“反”有“兼”义，详见今人蒋礼鸿《义府续貂》“反”字条，此不赘。
若然，则“距关”犹言“闭关”。《史记·高祖本纪》载沛公从鲰生之计而距关后，“十一月中，项羽果率诸侯兵西，欲入关，关门闭”。同书《樊哙列传》：“沛公从百余骑，因项伯面见项羽，谢无有闭关事。”皆其明证。
至于“拒”，实无“把守”义，其与“距”字通用，亦仅限于“对抗”、“抵制”、“排斥”等少数义项，且凭关御敌，亦不得省言“拒关”。如此改读自然不能服膺人心。
五、且
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
“且”字，课本失注。
谨按：“且”犹“今”也。《史记·留侯世家》录此语，“且”即作“今”。《晏子春秋·谏上》：“今为之奈何？”是其义。
他书“且”、“今”异文例甚夥，聊举三例以揭之。如《史记·刺客列传》：“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战国策·燕策三》“且”作“今”。又《史记·楚世家》：“且王以陈之乱而率诸侯伐之。”今人徐仁甫《史记注解辨正》：“且犹今也，《陈杞世家》正作‘今王以征舒为贼杀君。’”又《新序·杂事二》：“且夫齐，亦君之水也。”《淮南子·人间训》、《韩非子·说林下》、《战国策·齐策一》“且”并作“今”。
谓予不信？不妨再举一例。《汉书·高帝纪》：“且人有大功，击之不祥。”《史记·项羽本纪》“且”亦作“今”。
六、要
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
“要”字，课本读为“邀”，训“邀请”义，非是。
谨按：上文记项羽欲急击沛公，项伯因张良曾有恩于己，“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是项伯所挂念者，一张良而已，沛公之生死存亡，则非所计。岂有张良一“邀”，项伯“即入见”之理？《史记·留侯世家》“要”前有“固”字，方切合实情。
窃疑此“要”当训“劫”，犹今语所谓“胁迫”。《公羊传·庄公十三年》：“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汉·何休注：“臣约其君曰要，强见要胁而盟尔，故云可犯。”《史记·孝文本纪》：“帝欲自将击匈奴，群臣谏，皆不听。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南朝宋·裴骃《集解》引如淳曰：“必不得自征也。”《汉书·文帝纪》文略同，唐·颜师古注：“要，劫也。”《留侯世家》“固要”与此不当异训。
然则“要项伯”，即“劫项伯”，换用今语表达，犹言“胁迫项伯”。项伯为张良所胁迫，“即入见沛公”，适见其为人懦弱。
七、伯
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
“伯”字，课本失注，或以为“项伯”之“伯”。非是。
谨按：上文云：“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唐·司马贞索隐：“名缠，字伯，后封射阳侯。”其下文又云：“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乃封项伯为射阳侯。”南朝宋·裴骃集解引徐广注亦云：“项伯名缠，字伯。”《史记·汉功臣侯表》释项伯被封射阳侯之因曰：“汉王与项羽有郄于鸿门，项伯缠解难，以破羽缠尝有功，封射阳侯。”可见得项伯其人本名项缠，伯乃其字，后以字行。
古代成人间呼字不呼名，以示尊重，此则不然。何则？上文云：“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其下文又云：“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项伯许诺。”按：“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皆非事兄之道。句中“伯”若再以“呼字示尊”解，则“兄事之”云云势必无着落。
窃疑此“伯”乃“伯仲”之“伯”，即今语所谓“大哥”。沛公亦曾以排行称其兄，如《史记·高祖本纪》：“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既称其二哥为“仲”，自可以“伯”施于“长兄”。
八、谢
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沛公曰：“诺。”
“谢”字，课本训为“谢罪”、“道歉”。非是。
谨按：项羽欲击沛公，其因有二：（一）沛公遣将距关，不内诸侯，欲自王关中。（二）与秦单独媾和，企图尽有其珍宝。故当项伯面，沛公辩称：“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否认前因；又辩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否认后因。要而言之，其本人无有过错，项羽欲击破之，委实冤枉。若然，则项伯力促沛公“旦日蚤自来谢项王”，便属强人所难。
旦日至鸿门，当项王面，沛公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此谢词先重申双方盟友关系，热络感情。后表白他“先入关破秦”纯属意外，并非重怀王与诸将之约，而轻项王权威。终未将双方有郤归咎于“小人之言”，亦不见一星半点之歉意。
如是，释“谢”为“谢罪”、“道歉”义，自然不能惬当人心。
然则“谢”义究当何解？应之曰：“告也。”如《集韵·祃韵》：“谢，告也。”《篇海类编·人事类·言部》：“谢，以辞相告曰谢。”古书“辞”有“辩解”义，如《左传·僖公四年》：“大子奔新城。（献）公杀其傅杜原款。或谓大子：‘子辞，君必辩（辨）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唐·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断头注槊上，植市门外。（郭）晞一营大噪，尽甲。（白）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将奈何？’太尉曰：‘无伤也！请辞于军。’”是“谢”有“以辩辞相告”义，《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叙此事曰：“项羽在戏下，欲攻沛公。沛公从百余骑因项伯面见项羽，谢无有闭关事。”乃其例。
然则沛公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项伯许诺后，仍要沛公“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盖以为辨告于我，不若当面辨告于项王。
九、四人持剑盾步走
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
其中“四人持剑盾步走”一语，课本无说。
谨按：此语既言沛公“脱身独骑”，又言沛公“与四人持剑盾步走”，则沛公之至霸上军究为“独骑”乎，抑为“步走”乎？注家有见于此，乃聚讼纷纭：或训“与”为“使”①、为“党与”②、为“挑选”③、为“使跟从④”；或谓“步走”为“徒步逃跑”、为“时走时跑”⑤。此语遂不可解。
其实，此乃一“文中自注”例而已，正文为“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四人持剑盾步走”乃作者文中自注，所以凸显沛公之“独骑”。今从新标点，于注文首尾各标一破折号，则上述矛盾涣然冰释。何需“叩其两端”，强作解人？
“文中自注”例，今人著作中少见，然而习见于汉代典籍。近人杨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略加搜辑，得十四例，计《史记》十例，《汉书》三例，《盐铁论》一例，读者不必少见多怪。
又，“等”之语用，表列举不尽，本文列举已尽，则“等”与“四人”不当连属，此又其一证。
十、步走
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
“步走”，课本无注，或以为“徒步逃跑”，非是。
谨按：此“步走”，《汉书·高帝纪》、《樊哙传》皆作“步从”，《太平御览·人事部一百二十四》引同。按：“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明沛公一行至霸上军，同经一道，沛公独骑在前，四人持剑盾在后，则作“步从”为长。盖《史记》原本作“從”，写本脱落“彳”旁，其剩余部分隶书形体与“走”字极似，因误为“走”。
“步从”即“徒步跟从”，如《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三》：“于是群臣步从乘舆以出，兵即入殿中，掠宫人、御物。”《晋书·惠帝纪》：“（张）方逼帝升车，左右中黄门鼓吹十二人步从，唯中书监卢志侍侧。”《太平御览·人事部五十三》引臧荣绪《晋书》云：“父难于风波，每行乘蓝车，（长孙）略常步从，远者百里。”同书《释部五》引《晋书》云：“恭帝深信浮图道，铸货千万，造丈六金象于瓦官寺。帝亲迎之，群臣步从，满十许里。”《旧唐书·高宗上》：“军旋，太子从至并州。时太宗患痈，太子亲吮之，扶辇步从数日。”
古书“步从”词例甚多，而为今大型辞书所不载，故为详说如上。
参考文献：
［1］张志达.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1）.
［2］王克清.语文学习.1991，（5）.
［3］杨本祥，侍问樵.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3）.
省委有人问我，说是有朋友问他，陕西为何叫做“三秦”?他不知道，问我。
这是有典故的，与西楚霸王有关，可以说，陕西叫做“三秦”，是项羽给起的名。
秦末汉初，天下大乱，群雄问鼎，项羽曾经最强。他拥立楚怀王，以之为傀儡来号令天下，并与诸侯相约，谁先打到咸阳，谁就是关中王。关中，西周的建都之地，秦的建都之地，物华天宝，富甲天下，区位显要，谁若是当上关中王，下一步拿下全国，希望就很大了。这可是刺激群雄奋起的最佳奖赏。不过，项羽是认定自己会第一个打到咸阳的，而且最不愿意看到刘邦拔下头筹。偏偏的，就是这个刘邦“兵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束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这秦始皇的后人，自己把自己绑起来，把所有能够代表帝王尊严的东西都奉献出来，投降了。不只是打的白旗，马也是白的，车也是白的，老老实实投降吧。刘邦的下属，有说这子婴该杀的，刘邦说：人家已经投降了，杀了，不吉利。就将子婴交付办事的地方官吏，自己带兵西入咸阳。本来也想在咸阳那豪华的宫殿里下榻休息，好好享受一番，在樊哙和张良的劝说下，刘邦将秦王的重宝财物府库封存起来，又还军霸上，还召集诸县父老豪绅，宣布废除秦王之苛政，与百姓约法三章，刘邦于是大得人心。关中人惟恐他不肯当关中王。而刘邦也自以为“吾与侯诸约，先人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
刘邦十月到咸阳。而项羽与诸侯兵十一月才到函谷关。听说刘邦“已定关中”，项羽“大怒”，十二月中破关西进，“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此时，项羽派人告知怀王，怀王说，既然刘邦先到咸阳，那就按约定由他做关中王。项羽说：怀王不过是我们项家立的王，他有什么资格主持制订条约!总而言之，一切都得他项羽说了算。于是自立为西楚霸王，而违反原先的约定，立刘邦为汉王，管辖巴蜀与汉中，以南郑为都会。又为了牵制刘邦，将关中一分为三，立秦降将三人为王，分而治之，章邯为雍王，以废邱为都，司马欣为塞王，以栎阳为都，董翳为翟王，以高奴为都。此过程，《史记》之《项羽本纪》、《高祖本纪》及《秦始皇本纪》均有记载。而《秦始皇本纪》更说：项羽三分秦地封降将为王，“号日三秦”。这即是”三秦“的由来。从这段历史倒是看出，项羽太过自负，滥杀无辜，又不守信用，他的失败当在情理之中。
陕西，简称秦，又称陕，亦称三秦。对于秦、陕之简称，未见有人有异议。对于三秦，不少人不知其原委，而知之者又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说这是一段屈辱史，陕西称三秦不妥。还说，当时的“三秦”也不是今天的陕西，管辖地方不相一致。
说“屈辱”言过其实，这不过是一段历史。秦政过苛，其亡必然。既亡，便有被分割的可能，届辱与否，也与今日陕西人无关。再说了，山西，简称晋，又称三晋，那是因为晋国曾被其下属灭亡，一分为三。虽然有此历史，山西称三晋，又有什么不妥?约定俗成。还有闽，原本也不是十分尊重的称呼，但是，今日却也不必将这“门”中之“虫”去除，或者改做什么高贵的东西。“虫”，也可以是“大虫”，老虎。至于辖地，更是一个历史的沿革。中国的各个省市区，没有哪个一开始就是今天这个版图，这个样子的。《辞源》说“三秦”：“项羽三分秦故地关中：封秦降将张邯为雍王，领有今陕西中部咸阳以西和甘肃东部地区；司马欣为塞王，领有今咸阳以东地区；董翳为翟王，领有今陕西北部地区，合称‘三秦’。”可见，当时所谓关中，也不是今日之关中。
一、 于释词教学中体会文本用字在叙述情节上的贴切形象
鸿门宴是五年楚汉之争的一出惊心动魄的序幕,司马迁在《项羽本纪》《高祖本纪》《樊郦滕灌列传》中都涉及了对鸿门宴的描写。其中《项羽本纪》中最为详细,课本所节选的《鸿门宴》也出自《项羽本纪》。鸿门事件的起因是项羽得知刘邦“欲王关中”而怒不可遏,准备借助其占有绝对优势的兵力“击破沛公军”。此时沛公可以说危在旦夕。接着,事情出现戏剧性转机。因项伯“素善留侯张良”而夜驰沛公军泄露了项羽的计划。于是阴险狡猾的刘邦与老谋深算的张良合演双簧,最终化解了危机,并让刘邦在鸿门宴上安然离去。文中,司马迁纵笔态肆,千字之间,尽写出一个历史瞬间所蕴涵的震烁千古的变幻风云。这样的叙事,也使得教师在进行释词教学时有很大的空间来引导学生品味文本中的用字之妙。以下举三例阐释。
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
苏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必修三课文对这句话的注释只笼统地注了“具告以事”四字,对其他词语则没有注释。这句话确实也比较浅易,大意学生都能理解,但只理解了大意,便无法体会司马迁在这里用词的妙处。如“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一句,大意是“项伯于是连夜到沛公的军队里”。但仔细推敲,我们会发现原本古代汉语中有很多字可以表示“到,往”的意思,如“项伯乃夜往沛公军”或“项伯乃夜至沛公军”都是可以表示大意的,但司马迁用了“驰之”一词。那么,“驰”是否表示“到,往”的含义?“之”在这里是什么词性?这两个问题的提出显然是可以引发学生思考的,但一般教师浮光掠影式的释词教学往往会忽视这两个问题,再加上这句话看似还比较浅显,学生大致能够理解其意思,这两个问题就更会被忽略了。这个事例事实上就说明了导致很多学生对文言课文浅尝辄止,没有深入感受文言文的一些妙处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教师在释词教学上的侧重点与释词教学的方法存在问题。由此则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尽管课文选取的都是历史流传的经典,但学生对文言作品还是没有丝毫兴趣。
“驰”字在现代汉语里一般都和其他字组合成词语来运用,如“驰骋”“驰名”“风驰电掣”等,趋向于抽象层面的意义。但从具体单个字“驰”的意义上看,《说文・马部》释义为:“驰,大驱也。从马,也声。”《说文・马部》:“驱,驱马也。”段玉裁注:“驱马,自人策马言之。《革部》曰:‘鞭,驱也,是其意也。’”因此驰的本义为“使劲赶马车快跑”,如《左传・宣公十二年》:“遂疾进师,车驰卒奔。”司马迁在这里用了一个“驰”字形象地表现了当时项伯的紧张心情,也描写出了当时局势的剑拔弩张和时间的紧急。“之”在这里则做动词,表示“到,往”的含义。《玉篇》:“是也,适也,往也。” 郝敬《读书通》:“凡言之者,物有所指,事有所属,地有所往,连属之辞也。”《魏风》:“往彼曰之,到此曰至。”《庄子・马蹄》:“行不知所之。”《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之东垣,过柏人。”那么,“驰之沛公军”便可以释为“使劲赶马车到沛公军中”。教师如果在释词教学上详细地解释了这一层面的含义,会更有助于学生对课文的深入理解和对课文叙述语言的品味。
另外,这句话中“私见张良”的“私”字也可以在释义的基础上细加品味。《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里解释“私”字有“私自、私下、偷偷地”的义项,紧跟着所举的例句便是《鸿门宴》中的这一句话。当然,这里理解为“私下,偷偷地”是正确的,并且一个“私”字,形象地表现了项伯与张良的微妙关系。一方面,项伯从项羽,张良从沛公,项伯本应该和张良势不两立。但是项伯又与张良有昔日的情分,在为朋友两肋插刀的层面上看,项伯又想对张良讲义气。因此,便有了私下里约见这一举动。
则与斗卮酒。
则与一生彘肩。
这里的“斗”字与“生”字的含义历来有很多人争论。苏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课文中注释“[斗卮酒]一大杯酒。‘斗’与‘卮’都是酒器,斗大卮小,连在一起讲泛指一大杯。一说‘斗’为衍文,当作‘卮酒’”也引用了两种含义。文中“一大杯”的解释是可取的。《说文・斗部》:“斗,十升也,象形有柄。”《史记・滑稽传》:“目眙不禁,饮可七八斗。”可见“斗”是一个计量的器物,可做酒器。“卮”也是酒器。因此有人认为这里“斗”和“卮”相连而用不正确,应该“斗”为衍文。但这里“斗”字和下文“生彘肩”的“生”为对言,如果去掉“斗”字,则失去了司马迁这里言语中原本所蕴含的意味。王叔岷《史记校正》中指出:“考证:‘李笠曰:《汉书・樊哙传》:与下无斗字。卮受四升,不得云‘斗卮酒。’上云‘赐之卮酒。’下云‘卮酒安足辞!’此非泛言可知斗盖衍字。案《汉书・樊哙传》无“则与斗卮酒”句,(《史记・樊哙传》同)不得据彼证此衍斗字;且此文‘斗卮酒’,与下文‘生彘肩’对言。‘斗卮’犹‘大卮’,非必受十升之卮也。李说泥甚!” 由王叔岷的解释也可证明“斗”非衍字,而是修饰卮酒,为“大”意。另外,王叔岷还指出:“考证:梁玉绳曰:‘生字疑误。彘肩不可生食。且此物非进自庖人;即撤自席上,何以生邪?’孙侍御云:‘盖故以此试之也。’案御览八四三引与做有,有犹与也。彘肩固不可生食,与之生彘肩,正欲其难食也。梁说迂甚!”这一说法也比较可信。“斗”与“生”这两个字的使用一方面表现了项羽部下对樊哙的为难之意。项羽要杀刘邦,是其部下知道的事情,但正在关键时刻,樊哙进来搅和,显然让项羽的部下感到极不甘心,由此便滋生了为难樊哙的心思。另一方面,樊哙立而饮斗卮酒,切而生彘肩,也从侧面不着痕迹地让人领略了樊哙的勇士性格。当然,教师做了这样一番解释之后,也有其不足之处。例如,若给人“生猪腿”带有鄙视和嘲笑的意味的话,樊哙“死且不避”,难道能容忍项羽当众侮辱自己吗?这个问题的求证将牵涉到当时人们饮食习惯及风俗等问题,这里暂不做探讨。然而,如果有学生做了这个层面的思考,那么不可否认,教师的释词教学已经开始调动起学生深入文言文阅读的积极性了。
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
这个句子中的“间”意义可以做一番疏导。课文中注释为:“取道芷阳,抄小路走。芷阳,在今陕西西安白鹿原。间行,抄小路走。”那么此处把“间”解释为抄小路有失偏颇,应注为“偷偷地,秘密地”更为贴切。《古代汉语字典》《王力古汉语字典》《康熙字典》中“间”字都没有“抄小路”这一释义。《古代汉语字典》在“间”字下有“偷偷地”这一义项,以《廉颇蔺相如列传》“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为例。《王力古汉语字典》也指出“间”可“用作副词,秘密地”,亦有《廉颇蔺相如列传》“故令人持璧归,间至赵矣”为例。再如《汉书・高帝纪上》:“事急矣,臣请诳楚,可以间出。”颜师古注:“间出,投间隙私出,若言‘间行’‘微行’耳。”《前汉・高帝纪》:“步从间道走军。”注:“间,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显也。”并且,下文“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中的“此道”应与上文“道芷阳”相对应,而不是与“小路”相对应。再者从前文可以看出杀刘邦已是在范增的谋划下做了周密计划和充分准备,并定下擒杀暗号的。并且项羽四十万大军定是军士林立、戒备森严,可沛公竟然借“如厕”之机明目张胆地抄小路走了,岂不是不符合情节的发展,令人捧腹?若“间”解释为“秘密地,偷偷地”,便使情节的发展顺畅自然很多。沛公从项羽军中脱离,必得“秘密地”进行,才有可能安然无恙地从项王四十万大军的军营里脱身逃去。因此,司马迁在这里一个“间”字的修饰作用是不加细心品味难以体会的。
二、 于释词教学中感受文本用字在塑造人物上的栩栩如生
《史记》作为纪传体通史,其重大贡献是把历史著作从以事件为中心转到了以人物为中心上。因此,《史记》的遣词用字,不仅在叙事上倍显贴切形象,而且在人物的塑造上,也尽现栩栩如生。司马迁这位语言大师善于用一字一句、片言只语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有时看则同一种句式,表达仅一字之差,而其意义有一定差别。仔细咀嚼,耐人寻味,十分传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 项羽――举手投足尽显霸王之气
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
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
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
《史记》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通过人物细节的行为、言辞等。而人物细节的行为、言辞又通常体现在只字片语上。如《鸿门宴》中对项羽形象的塑造,可以说在千字间尽显项羽复杂而又鲜明的性格特征。“项王按剑而跽”中的“跽”字,课文给了很详细的注解:“[跽]古人席地而坐,以两膝着地,两股贴在脚跟上。直身,两股不贴脚跟为跪;跪而挺腰耸身为跽。这里指准备起身刺击。”由这个解释,学生可以清楚地知晓“跽”是一个动作。但课文注释忽略了“跽”这一动词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它是表示注意或以示礼貌的坐姿。《释名》:“忌也,见所敬,忌不敢自安也。”《战国策》:“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客人乎。’”《庄子・人间世》:“擎跽拳曲,人臣之礼也。”这几个例子都表示以示尊敬与礼貌。若按《鸿门宴》下文中项羽称樊哙为“壮士”来看,项羽对樊哙的第一印象是很不错的,在看到“头发上指,目眦尽裂”的樊哙时,顿时肃然起敬也是完全可能的,因此,理解“跽”字在此可以说有以示尊敬或礼貌之意。另外,面对目视自己的樊哙,项羽当然也会引起高度注意,因此会自然地抬起臀部,挺直腰部。司马迁这一个“跽”字可以说不仅将项羽当时的形象生动地展示了出来,而且对其性格的展示也增色不少。一方面表现出了项羽为人的耿直真诚,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了他的性格弱点,也就是心无城府,这也是导致他垓下之围、四面楚歌这样的悲剧性结局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来看“赐之卮酒”这个句子中的“赐”字,看似很简单的一个字,可以解释为“给予”。当然,学生都会知道这个解释,现代汉语中也很常用,因此课文后也未加注释。但这样一个简单的字,也可以细心品味,从中体会项羽的性格特征。“与,予,赐,授”都可表示“给予,授予”的意思。但“赐”含有“位高者对位低者,特别是君王对臣子、子民,是前者对后者的恩赐,行为带有强制性”这样一层意思。阅读作品时考虑到了“赐”的这一层意思,则可以想见项羽此人的妄自尊大和以势压人。再对比分析《鸿门宴》上文刘邦在接见项羽的属下项伯时“奉卮酒为寿”的谦虚客气,则刘邦、项羽英雄间孰成孰败的原因也可在“赐”与“奉”两字间大致呈现。尽管项羽“喑叱咤,千人皆废”,但却没有谋略,刚愎自用,因此从其失败的主观原因上看,便是自断了前程。
另外,出自范增之口的“君王为人不忍”这一评价也侧面烘托了项羽的性格,为项羽这一人物形象增添了一抹不一样的色彩。课文中没有对“不忍”加以解释,通常我们会理解成“不忍心”,也就是“不残忍”的意思。这种理解是有依据的。《说文解字》:“忍,能也。”段玉裁注:“凡敢于行曰能,今俗所谓能干也,敢于止亦曰能,今俗所谓能耐也。能耐本一字,俗殊其音。忍之义亦兼行止。敢于杀人谓之忍,俗所谓忍,害也。敢于不杀人亦谓之忍,俗所谓忍,耐也。其为能一也。仁义本无二事。先生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之政中皆必兼斯二者。” 但看过《项羽本纪》便可知其残忍好杀戮。如在攻打襄城时,“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又“攻城阳,屠之”。公元前206年“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并且曾暗地里让人击杀义帝于江中,连一个可怜的义帝也不放过,真是残忍至极。因此,这里的“不忍”理解为“不忍心”会不会不符合项羽性格?如果不符合项羽性格,那么“不忍”可以怎样理解呢?《史记校正》:“案晋语一称晋献公使申生伐东山,佩之以金。仆人赞闻之,曰:‘使之出征,而示以坚忍之权。’(节引)韦注:‘坚忍,金也。’此文忍字,亦与上文‘玉’相应,‘不忍’犹言‘不坚忍’耳。所谓‘当断不断’者也。” 这里把“不忍”应理解为“不坚忍,即当断不断”可以作为解读文本时的一个参考。那么项羽既然残忍之极,又为何会在这紧要关头当断不断?这和他重义气、重感情的性格特征有很大的关联。虽然项羽杀人无数,但对士卒却恭敬爱人。由此士卒才会为他在战斗中拼死奋战,以一当十。韩信也曾说他“见人恭敬慈爱,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刘邦为脱离鸿门之危便很好地利用了项羽的这一性格特征。他先让项伯带话给项羽,降低自己的身份,以示自己是项羽的部下,绝对不会背叛项羽,另外又亲自向项羽请罪,并指出自己劳苦功高却受误会的委屈之情。这种种的理由,触动了项羽,让其在紧要关头犹豫而当断不断。由此可见,对“不忍”二字的释义,使得学生对文本内涵的解读也更深了一层。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曾这样评价项羽:“他的英勇、坚强、慷慨、坦白和丰富的情感,都是英雄本色。”学生中也有很多对项羽这一人物形象充满期待和热情。如果教师在释词教学中能引导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品味字词,体会项羽这一英雄形象,则会更容易让学生在看似枯燥的释词教学中聚精会神。
(二) 刘邦――谨慎言行凸现城府之深
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
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
在释“赐之卮酒”的“赐”字而引入项羽骄纵自负的性格时,本文已经谈及刘邦“奉卮酒为寿”的“奉”这个动作。《说文》:“奉,承也。”段玉裁注:“《手部》曰:承,奉也,受也。”《王力古汉语词典》“奉”字下有义项为“恭敬地捧着”,并以《礼记・曲礼》“长者与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韩非子・和氏》“楚人和氏得玉璞山中,奉而献厉王”,《周礼・地官・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为例。《古代汉语词典》“奉”字下也有义项为“恭敬地捧着”,以《左传・成公二年》“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等为例。因此,这里“奉卮酒为寿”的“奉”应解释为“恭敬地捧着”。从高祖在为其父亲太上皇祝寿时用的这个“奉”字我们可以看出该字所带有的表示恭敬的色彩。按说项伯是项羽的部下,地位并不高于刘邦,刘邦不必表现得如此谦恭,但在司马迁的笔下,却用一个“奉”字写尽刘邦为奉承并拉拢项伯而表现出的恭敬尊重之态。看过《史记》的人都会对刘邦的阴险狡诈颇有体会。当然,刘邦的这种性格特征,在《鸿门宴》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司马迁往往在遣词用字上着意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与内心世界。如同是对对方的部下,两人的态度截然不同,项羽表现出的是一种骄纵自负之态,而刘邦却极力降低自己的身份,表现出一种阿谀奉承之态。一“赐”一“奉”两字间便可见两人性格之绝然不同之处。并且,在刘邦在临走时所说的这句简单的话中,我们还会发现同是赠礼,给项王用了“献”字,给范增则用了“与”字。“与”是一般的“给予”意思。而“献”不仅是给予,“献”字带有下级向上级进献这样一层意思。《说文・犬部》:“宗庙犬名羹献,犬肥者以献之。”《尔雅・释诂》:“享献也。”《尔雅注疏》:“致物于尊者曰献。”如《史记・季布栾布列传》:“将军能听臣,臣敢献计。”《汉书・邹阳传》:“昔玉人献宝,楚王诛之。”因此,刘邦用一“献”字也寓意表现自己对项羽的毕恭毕敬。由此可见,很容易在理解文本时被忽视的“持”字与“献”字,也可以品味出刘邦的缜密心思,让人对刘邦的性格有了更鲜明的认识。
刘邦为人处世,能屈能伸,在下层政权混够多年,又练就了一套察言观色、见势说话的本领,所以尽管有时嬉笑怒骂不拘礼节,粗野得很,可在关键的一些场合却能婉言卑词,句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合乎于礼。像鸿门宴上见到项羽以后所说:“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句句都是套近乎、灌迷汤,终于解除了项羽对他的思想警惕。
(三) 樊哙――夸张举动勾勒勇士形象
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
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之。
这两句话可以说在短短几十字间便将樊哙的勇士形象及性格特征准确地传达给了读者。在释词教学时,教师势必会谈到“目眦尽裂”的含义,学生也会对这四个字的意思很感兴趣。通常很多学生会按现代汉语的意思去意会。那么“尽裂”的“尽”字便会想当然地按现代汉语的惯性理解为副词“全部、皆”,如此就会心生疑问:樊哙的眼眶是否是真的裂了呢?当然,樊哙的眼眶是不可能真的裂了的。事实上这里的“尽裂”解释为“竭尽全力绽开”就很妥帖了。《说文・皿部》:“尽,器中空也。”《王力古代汉语字典》指出由此意可引申为“竭尽”。《广韵》:“尽,竭也。”《古代汉语词典》中指出“尽”可释为“竭尽,尽力表现出某种动作行为”,如《左传・成公十六年》“莫不尽力以从上命,致死以补其阙,此战之所由克也”,又如《左传・文公七年》“同官为寮,吾尝同寮,能不尽心乎?”此二例“尽”都应解释为“竭尽”才符合文意。另外,“裂眦”一词在《淮南子》中也出现过,《淮南子・泰族训》“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闻者莫不目裂眦,发植穿冠”这里的“裂”应该和“”一样为动词,“目”释为“张大眼睛”,而“裂眦”释为“绽开眼眶”。理解了“目眦尽裂”的含义后,樊哙的那种愤怒的神情、勇士的状貌便能够在学生的头脑中更加生动形象地呈现出来。
另外,“拔剑切而之”一句中的“”字,课文下有注释“[]同‘啖’,吃”,因此,一般教师也不会多加解释。但既然“”表示“吃”意,那按照古代汉语的常用表示,做“食”便可,又为何要特地用一个“”字。并且,《说文・口部》对“”的解释即“食也”。事实上,“”字有其特殊的含义,“多指因饥饿或其他原因而狼吞虎咽,饥不择食,而且其所及宾语多较特殊。如《墨子・节葬下》有‘楚之南有啖人国’等语”。樊哙是刘邦的一名武将,曾“以屠狗为事”,勇武猛烈。“”表现的“吃得快”这一特点正好符合了樊哙的个性,十分形象且准确地刻画出了樊哙,一个勇猛壮士的豪爽和临危不惧、忠心耿耿的形象跃然纸上。司马迁在只言片语间便让一个千古勇士的形象在人们心中烙下了深刻的烙印。
一、泪眼看爱情
《项羽之死》中霸王别姬是最为伤情，最为感人的一幕。项王的绝命词：“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惊天地，泣鬼神。帝王有没有爱情，项王是最有力的说明。爱情的伟大在于真和诚，在于责任与担当。项王在英雄末路的时候不离不弃，实属不易。想想刘邦逃难时从车上踹下妻子儿女，夏侯婴再三劝阻，刘邦竟然要杀夏侯婴，夏侯婴不得不把刘邦的儿女藏在腋下逃走。与刘邦相比，项王算是傻得糊涂，傻得感天动地。《楚汉春秋》中讲，项羽从起兵到称王，一直把虞姬带在身边。江山和虞姬，项羽一个都不想丢下，而虞姬更是渴望甜美的二人世界，她曾与范增争夺项王，不惜嫁祸于范增，采用苦肉计，让刺客杀她，最后刺杀失败，刺客咬舌自尽。项王岂能容下杀害他的心上人，赶走了衷心耿耿的范增。不说项王的糊涂，单说项王对于虞姬的感情已经让人感叹唏嘘了。《史记・项羽本纪》中，虽然司马迁没有接受《汉书》的说法：虞姬在写下绝命词“汉军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后自杀，但是他们的感情已经走向了永恒，项王是爱情至上的英雄。传说项王在虞姬死后，带着她的头一路拼杀，一路的血，一路的爱和情，后来滴过血的地方长成一路的虞美人花。南京十大文明古镇之一的桥林镇，建于公元1085年，原名失姬镇，传说因西楚霸王项羽败走乌江，其爱妻虞姬自刎于桥头而得名。霸王别姬是千古美谈，版本自然色彩斑斓，“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以死相许”，项王和虞姬植下了爱情的种子，史书和传说演绎了多姿的美丽。
二、亮眼看民心
关于田父，莫衷一是。一个“左”字，把项王送上了绝路，神来之笔，让人深思。也许田父是韩信的棋子，在项王败逃的路上有意等待田父。也许，田父仅是一个田父，他的回答是有口无心的。但这合乎逻辑吗？田父有必要这样吗？或者是田父的慌乱中的回答，无意识的欺骗。或许这样更符合实情，不然一个普通的田父，即使有机会，也不敢有胆量欺骗项王。或许是上天的旨意，让田父等待“一个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别人的”项王。或许是司马迁有意而为，让田父代表天下百姓说话，代表被项王杀害的新安二十万秦兵伸冤。（其实，《史记》《汉书》中记载刘邦屠城的“丰功伟绩”绝对不亚于项羽）失民心者失天下。当然，这样安排，必须要基于项王“不怀疑一切”的坦诚上，对刘邦的野心不怀疑，对四面楚歌的阴谋不怀疑，对田父的回答不怀疑，对乌江亭长的规劝不怀疑，对小人的离心离德不怀疑。田父也许是对项羽失去民心的一个诠释，但也是他人格坦荡最好的说明。多一点曹操的怀疑精神，也许历史是另一个面目；也许多了怀疑精神，项羽就不再是项羽了。
三、慧眼看英雄
历史就是一种巧合，没有巧合，就没有历史。项羽偏能遇上田父，乌江亭长也偏能等到项羽，而且还有一段坦诚慷慨的演讲：“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我们不说从东城到乌江有三百公里的路程，项羽如何瞬间到达的问题。乌江自刎是历史的真实，还是文学的创造，我们姑且不谈，单说亭长话的深意，为何偌大的乌江就他有船？这不是明确告诉项羽，乌江已经被刘邦占领了吗？大概历史的实际情况，项羽的部下有人投靠了刘邦，帮刘邦断了项羽的后路，占领了乌江，甚至整个江东。既然这样，项羽渡江，能活命吗？能称王吗？不知项羽想清楚了没有？项羽说：“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项羽的内心永远一片光明。项羽走投无路，自刎而死，项羽是不是英雄？不知乌江亭长怎么看待？司马迁怎么看待？他们是仰慕项羽的知耻明智，还是惋惜项羽的懦弱畏葸？项羽的死悲情壮烈，但没有污点。杜牧说：“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胡曾：“乌江不是无船渡，耻向东吴再起兵。”王安石说：“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战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李清照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不知该怎样看待英雄，是看人格品质，看胸怀抱负，还是看计谋智慧？项羽是不是英雄，该不该过江东？就让历史继续评说吧！
四、冷眼看小人
对于小人，我们不能小觑他的伟力，他们是完全有能力把英雄逼上绝路的。笔者尤其还佩服小人的厚颜，史书上记载项羽自刎而死，汉将王翳得了项羽的头颅，杨喜、吕马童、吕胜、杨武各得到项羽身体的一部分，回去后因此都被封了侯。也就是说，项羽虽然是自刎而死，但他的尸体被肢解了。不为英雄悲哀，只为小人悲哀。对小人也许我们只有愤怒，没有项羽的慷慨：“若非古人乎？”是故人吗？交情在哪里？“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项羽大方如此，竟然对司马童没有丝毫的指责，司马童竟然也没有丝毫的愧疚。好在司马迁还为吕马童遮羞，让他“顾见”、“面之”。乌骓马沉江而死，比这些小人强多了。司马迁忍受过奇耻大辱，π∪俗钗了解，大概他无话可说，只愿如此了。从小人看英雄，从英雄看小人，不知你有何感想？小人最强大的武器是卑鄙。看看刘邦吧：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羽不是小人，不懂卑鄙，怎么能战胜卑鄙的刘邦呢？什么“兄弟”、“盟约”都是遮羞布，卑鄙才是刘邦的真实嘴脸。当然，上帝也是公平的。卑鄙的结果就是悲惨。小人大多没有好下场，古代十大叛将之首，英布就是被刘邦杀的。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项羽的经历本也是一部历史，承载着太多的信息。多人物，多角度，多视点来看，也许更透彻深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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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柳永祥.从田父和乌江亭长看司马迁对项羽悲剧形象塑造[J].和田师专学报，2014，（04）.
摘要：《史记》如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显著，而在两汉至唐朝，更多只是关注《史记》的史书性质，用史笔评论《史记》。但是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就文学角度而言，也说明其文学手法上的高妙。所以本文总结《史记》的文学批评的发展，尤其关注此方面的集大成者与开创者、明末清初的文学家、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先生的评点。
关键词：《史记》文学批评金圣叹评点
一、关于《史记》文学批评的发展
《史记》的文学价值的发现比其史学价值发现得晚。学界普遍认为《史记》的文学价值的真正研究是在明代开始的。明代关于《史记》的研究出现高峰，有大量的史评与史抄，还有各类辑评，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凌雅隆的《史记评林》。王世贞曾为其作序，将《史记》评价为“良史至文”，并且认为《史记》的文学价值与史学价值一样重要，要两方兼顾。而之后的著名文学家金圣叹更是独辟蹊径，为《史记》的文学研究开辟了新视角、新方向，其将《史记》列为“六才子书”之一，与《水浒传》《西厢记》《庄子》《离骚》《杜诗》并列。而《史记》研究与评点在明代之前也从专门的史书研究向文学作品研究过渡。两汉之际，《史记》研究与评点还更多地站在历史叙事的角度，关注的主要还是史笔，不是文笔。但是也有个别文学家或文学批评家认识到了《史记》的文学价值。比如班固在其《汉书公孙弘等传赞》中曾云：“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款；……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其余，不可胜计！”①此处班固将司马迁与司马相如归于一类，重点突出了《史记》的文学性，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唐朝时期，《史记》的史学地位确立，《汉书艺文志》以《史记》为正史之首。而《史记》的文学地位也正在提升。韩愈等文学家们倡导的古文运动提出效仿先秦两汉的散文，其中就提到《史记》的文学价值。古文运动将《史记》作为学习的模范，但是这种模仿与学习功利性还是很强。同时唐朝人也同样注重学习《史记》的文风，唐朝恢弘大气，注重修史，同时也喜爱《史记》壮阔的风格。柳宗元称赞《史记》文章“峻洁”，韩愈评其“雄深雅健”。宋代开《史记》文学评论风气，从文学角度点评《史记》，研究其表现手法、文学形象。欧阳修是师法《史记》最经典的人物，苏轼曾经评价其“记事似司马迁”。而苏洵发现了《史记》经典的“互见法”，即在本传中展示人物的主要性格，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展现此人物的其他性格。北宋文人马存长于史论政论，写就《赠盖邦式序》中重点探讨了司马迁游历经历对于《史记》文风的影响，其中的“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的观点影响了后代的《史记》研究。元代是久负盛名的戏曲时代，《史记》中的故事与传记被改编成戏剧，在当时有助于史记中的文学历史知识的传播。元代是少数民族执政的时期，汉人知识分子的地位低下，做《史记》研究的不是很多，没有著名的专著出现。明清时期“《史记》热”形成。如上文所说的明代的史抄与史评风靡一时。原因之一就有明代前后七子派与后来的唐宋派提倡的不同程度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运动。对于《史记》文学研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明末清初的大文学家金圣叹，其研究《史记》的方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金圣叹将《史记》这样一本大众眼中的史书，当作一本小说来阅读，来点评，将其观点收录在《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中，在《史记》评论界有不小的影响。
二、金圣叹评点《史记》
金圣叹在《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中点评了《史记》中的五篇文章的节选，分别是《项羽本纪赞》《孔子世家赞》《伯夷列传》《酷吏列传序》《太史公自序》。金圣叹将《史记》当成小说来解读，将《史记》的文学价值放大，并且其评论方法也是前人的集大成者。之前的凌雅隆、李贽等也对《史记》的文学批评研究有一定的建树，而金圣叹则直接将其列为“六才子书”之一，提出了惊人的见解并且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其研究《史记》的方法着重于文学笔法，不看重史学笔法，让人耳目一新。金圣叹在《项羽本纪赞》中做了如下评点：“此断项羽全不师古，其亡固宜。只是起于暴兴，却是何故？凡作一扬三抑。注意正在豪杰‘不可胜数’句。言除却重瞳，更不可解。”②（《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原文中：“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字’，又闻项羽亦重瞳子。”③（《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此处评点认为《项羽本纪》通篇声势浩大，但是在夸奖项羽的时候，却只是说其目重瞳，此处运用夸张地手法言明司马迁写《史记》时使用的写作手法之一，夸张描写。原文中先写项羽“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候，政由羽出，号为霸王。”④此为评点中“一扬三抑”中的“一扬”，而后文紧接着叙述“……难已”这为第一“抑”，接着“……过已”此为第二“抑”，“岂不谬哉！”这“一扬三抑”，展现了《史记》叙述手法的高妙之处，描写人物时充分展现人物性格，让项羽这个历史人物鲜活生动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其文学价值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又如金圣叹在《孔子世家赞》中评点：“赞孔子，又别作异样淋漓之笔，一若想之不尽，说之不尽也，所谓观海难言也。”此评点中专门指出司马迁善于炼字炼句，文章通篇布局，有理有据，情节以及发展顺理成章。原文中有：“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此句承上启下，是本段中的过渡句，此句前文写所见的关于仲尼的事物与景象，内心充满了敬仰之情，而此句后引出关于仲尼的评论与所思所感，引发司马迁结合自身经历的感慨。全篇布局合理恰当，让读者阅读时有顺着台阶而上的寻觅之感，不会枯燥无味。除此之外，金圣叹还对司马迁写《史记》所寄托的感情进行了评点，认为其情感之深沉真挚，既体现在《史记》中的人物身上，又体现在行文的过程中。金圣叹赞美其隐忍以成就功名的深沉情感，并且对此类人物有着极高的评价：“弃小义，雪大耻”。在评价《伍子胥列传》中评点伍子胥“隐忍是烈丈夫”；并且在《越王勾践世家赞》中赞誉越王勾践隐忍成就大业。司马迁因为自身的经历所以对此类人物有极大的赞誉之情，这也是司马迁文化复仇，发奋著书，著书立说的体现。体现了《史记》中蕴含的情深似海。《史记》的文学批评的发展经历了各朝历史，到金圣叹这一独辟蹊径的评论家，已充分让读者认识到其“无韵之离骚”的本质，《史记》的文学价值与其史学价值一样熠熠生辉。注释：①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3：256．②金圣叹．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116．③金圣叹．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116．④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3：167．⑤金圣叹．金圣叹评点才子古文［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