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45:3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现代科技发展带来的变化，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现代科技伦理学；低碳理念；环境伦理；利弊权衡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9-00-01
低碳理念作为一个新理，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面对当今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等一系列环境问题，许多人寄希望于“低碳”发展模式，并提出具体方案，努力宣传低碳理念，使低碳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低碳理念顺应时代潮流，是解决环境问题的良策。不过，国内外也有学者指出这一理念存在的弊端，并对其真正目的提出大胆怀疑。这些正是低碳理念引发的现代科技伦理学思考。本文即以此为选题背景，分析当今典型低碳理念的外在表现形式，探讨低碳理念的现代科技伦理学意义。
一、现代科技引发的低碳理念
（一）现代工业高碳排放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工业在现代科技的引领下快速发展，与此同时，现代工业多是以化石燃料作为能源，这直接导致了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虽然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不被算作污染气体，但是这类富含碳元素的气体排放会打破地球自然环境长期以来的碳平衡，由此引发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难题。其次，现代工业不仅有高碳排放，也有高碳需求，个别二次加工的工业产生大量原料与能源的浪费，这种浪费直接加剧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环境问题的加重使人们开始觉醒，意识到碳排放与人类生存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为了解决高碳排放问题并呼吁更多人对环境加以保护，低碳理念得以产生。
（二）现代科技的便利带来浪费
现代科技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但是这种便利会时常让人在不经意间造成浪费，甚至还会被一些不自觉或低素质的人故意浪费。例如，现代科技发明了越来越多的塑料制品，尤其是塑料袋，塑料袋的确提供了便利，可是一次性塑料袋的生产也存在大量碳排放，免费塑料袋的普及更是一种浪费。
（三）现代科技的人性与自然追求
现代科技的最终目标是为人类提供更优质的生活。在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意识到高碳排放存在大量负面影响，显然是现代科技错误的发展方向。正确的方向是追求健康、人性化，以及与自然相和谐。其实，现代科技对自身加以否定之否定，将其带来的现代工业高速发展与其自身本质上对人性与自然的追求辩证地统一起来。所以，低碳理念是现代科技发展中新的尝试。
二、低碳理念带来的伦理思考
（一）低碳的利与弊
当今世界由现代科技引发的高碳排放对地球环境造成极大负面影响，只有限制碳排放、合理控制碳排放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低碳理念的目的即是减少碳排放，其提出是有利于环境问题解决的。但是与此同时，许多人质疑低碳理念能否改善人生活，低碳理念意在限制人们的碳排放，这也限制了人们利用资源、享受资源的权利。人们也应思考是否以一味的节约来达到低碳理念的要求。还有理论提出，低碳理念时西方发达国家阻碍发展中国家的阴谋，这种观点也具有参考价值，告诫人们在面对低碳理念时要权衡利弊。
（二）环境伦理
高碳排放无疑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此时我们应该思考为了经济增长放弃优美自然环境是否值得。这就是现代科技带来的环境伦理思考。环境伦理指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一种利益分配和善意和解的紧密相关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关系。作为文明的人类，在发展中应当遵循环境正义、代际平等、尊重自然的环境伦理原则，破坏环境既是对地球生态的破坏，也是对人类自身健康的不负责行为。低碳理念正是对环境伦理的遵循，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阴谋”论
有人提出低碳理念实际上是西方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阴谋，虽然该理论未得到证实，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明确如何践行低碳理念。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各国都不愿做出让步，这些现象直接反映了在低碳领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尖锐矛盾。低碳理念也许是发达国家保护本国环境、限制他国发展的措施，在低碳领域，发达国家享有更多话语权。这一问题就是低碳理念引人深思的方面。
三、低碳理念的全新实践
（一）低碳经济
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在经济发展中，不仅仅注重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应注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争取达到以低碳方式达到同样的生产效率。
在经济发展和低碳理念发生冲突时，采用碳排放权交易、购买碳汇林等方式保证碳排放总量的减少。制定相关经济政策，重点推动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等相关经济模式的实践和发展，用低碳理念指导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低碳生活
所谓低碳生活，就是把生活作息时间所耗用的能量要尽量减少，从而减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低碳生活，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是一种生活态度， 也成为人们推进潮流的新方式。只有人人参与，才可以将低碳理念传播开来。
推广节能灯、限制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都是生活中低碳理念的表现形式。例如中国颁布的“限塑令”，就是推崇低碳理念的一次实践。倡导公共交通也是低碳理念的体现，增设合理的公交线路、推进地铁建设，还应逐步改造公交车燃料系统，采用天然气等相对清洁的燃料，或采用混合动力、纯电动等新型客车运营。
（三）低碳技术研发
低碳技术是指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门以及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为了实现低碳理念，许多新技术被研发出来，用以减少工业和生活中的碳排放。例如，汽车的动力回收系统和电动、氢动力、混合动力驱动系统；重工业当中的碳捕捉与封存技术（CCS）；照明光源LED的普及；建筑设计中使用低碳环保材料。
四、结语
如今，我们在倡导低碳理念的同时，更应该注重低碳理念带来的现代科技伦理思考。因为现代科学技术是低碳理念得以产生的重要因素，低碳则又带来新的思考，只有以现代科技伦理学的眼光把握好其中的关系，权衡利弊，才可以获得发展与低碳的双赢。
参考文献：
关键词: 现代科技/私法/社会本位/法律解释 内容提要: 文章从现代科技对市民社会的冲击表象入手，追逐民法理念变迁的精神，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立场：开放民法哲理理念。尝试着解枸手法，把现代科技的影响解剖为二：开发者之于使用者与使用者之于使用者，从微观方面析取了现代科技对民法的冲击，在不同形态的冲击下作了类比思考，并明确了相关对策。但问题的解决最终将落到法官有所依循的个案法律解释上。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人类社会进入以微电子技术为先导的高新技术发展阶段。现代科技以生物、网络、信息为代表元素，对市民社会生活形成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如王泽鉴先生所描绘：“这是一个危机四伏、充满损害的社会。矿场发生爆炸，工人罹患职业病；车祸每日有之，空难频传；废气伤害人畜，漏油污染良田；有缺陷的商品充斥市场；医生误诊或用药不当。除此等工业灾害、交通事故、公害及商品缺陷、医疗事故外，其他肇致损害的事由，更是层出不穷，如毁人名誉，窥人隐私，偷窃他人营业秘密，走私猪肉引入口蹄疫等。危害事故自古有之，今日为烈，其主要原因系社会经济发展快速，科技发达，人口集中都市，生活竞争激烈，政府施政缺少规划，及执行法令不力等。”[1](p1)市民作为社会成员，一方面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物质便利，在此，现代科技正像普洛米休斯一样造福人类；另一方面，科技发展使人越来越依赖于外界物质和信息，人自身在科技面前越来越微不足道。在现代科技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过去不能开发的资源和不能大规模有效开发的资源不但被史无前例地开发，而且开发到竞相掠夺、破坏自然环境、损害人类生存权利的程度。不但在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界改造，现代科技还在不断深入直接影响着作为市民的人的权利。发达的科技使得私人的隐私容易被传播滥用，私人的智力成果容易被窃取，甚至私人的身体部分可能被占有而用于交易。现代科技本身有着不确定的社会效果，其对市民社会的冲击，若不及时加以回应，社会个体则会因利用科技而争权夺利，科技本身的魔力可能得以淋漓尽致发挥，效果则可能是深重的灾难。
一、现代科技对民法理念之修正
对现代科技本身，可作一些解读：首先，现代科技，是在资本垄断阶段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茁壮成长的。高新技术是现代科技的标志。高新技术从资本投入的研发阶段开始，其后果就是不定的，投资者虽然确知投入的市场积极回应效果，却无法确知研发成果的开发命运，他要承担开发失败的巨大风险。巨大的投资风险呼唤巨大的资本支持。其次，现代科技的巨大生产转化力，会对现有社会秩序造成冲击。传统相关行业因此而凋谢，大批劳工因此而失业。现代科技的过度开发能力，也会牺牲一定程度上的环境或者其他生物物种利益，而投资者是不愿预测开发的消极后果的，这种不利后果被转嫁给全体社会成员。科技的发展也会衍生出畸形的供需矛盾，比如人体器官移植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体器官需求市场巨大，供方市场的疲软促使黑市繁荣，不法分子肆意抢占窃取活人器官。能够接受器官移植的群体多为强势群体。这也许是新的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生存权利的间接剥夺。最后，现代科技的技术缺陷本身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人越来越依赖科技，对科技内容理解得越来越少，一旦科技产品的运作偏离正轨，人会显得极其脆弱；一旦危害后果是针对人身的，个体代价会高昂至无以等量弥补（也许性质上就是非市场化的，而致无相对之等价物）。现代科技的投资者甚至会明知产品缺陷存在的情形下，比较改造缺陷的费用与损害赔偿的成本，选择放弃缺陷改造而获取极大利润。 [1]
现代科技在外部资本和内生缺陷合力下侵蚀冲撞着现有社会秩序，表现在民事法律关系上为：
1．权利主体沦为工具。民法为市民社会的法。在市民社会，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市民就是私人，他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在市民社会，个人极力追求权利，直到权利遇到权力的规制。现代科技天然具有造就一个强势群体的癖好，这是对广大市民权利的极大挑战。少数掌握现代科技的人合法利用技术优势，或者非法滥用技术优势，广大市民可能沦为技术的工具或者攻击对象。
2．资本投入量正在攫取对权利客体保护与否的表决权。现代科技的研发周期长、资本投入大、收益风险高，正因如此，只有那些经济实力强大的社团或国家才会实质地获取现代科技成果的开发准入资格。而这些经济实体及其代言人在立法过程中又有着绝对的发言权，他们在转嫁开发风险同时，对开发的期待效益则是积极攫取，而对效益的攫取突出地表现在将收益予以法律上的权利化。这种权利化的过程，甚至不惜突破现有的权利形成制度。比如，知识产权法领域对待科学发现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制定的知识产权保护协定中的不予保护制度为国际通例，我国《专利法》也有此明确规定，但其后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却未明定。在基因保护的问题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认为，应对科学发现的、客观存在的基因序列 [2]予以专利保护，这就至少有修正传统权利保护客体的意思。劳动财产权理论在此无力解释，倒是投入产出的经济学理论很有说服力。开发者的收益不再与劳动量保持一致性，不再与智力投入保持比例，因为：（1）劳动财产权理论在解释知识产权主体获取收益的正当性时认为，因为主体付出了智力劳动，所以应当获得相当回报。但这却无法解释收益量的合理性质疑。社会契约理论 [3]以双方（开发者和使用者）利益博弈为前提，以社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提供了补充解释。（2）开发者基于资本投入，对产出要求获取令其欣慰和兴奋的收益，至于这种收益是否属智力创新成果，在所不问。（3）法律通过权利化保护开发者投入的产出，促进社会科技进步，是立法义不容辞的义务，是对社会投资现代科技积极性的保护。
3．民事法律关系内容背后的利益分配衍生出修正的权利本位论。这场利益争夺，若按照过去的规范模式调整，只能保有民法的形式公平，而会无视法律的妥当，造成实质不公。梁彗星先生将现代民法的功能概括为：为现代市场经济活动提供行为规范；为人权提供基本保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民主政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2](p38-39)现代科技带来的利益分化，使得旧有的利益平衡机制被破坏，传统的权利本位观念被社会本位观念修正而具有更为丰富的含义：权利本位不等于个人本位，权利本位追求实质的公平正义，强调基本的人权保障。利益平衡是私法的终极目标，以权利本位为价值取向的传统民法如此，而现代科技条件下的私法社会化并没有改变这一目标，应该说，利益平衡始终是民法发展的理论脉络；只不过在现代技术的冲击下，旧有的平衡模式被打破，立法者开始重新思考个人利益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这整个利益体系。现代科技所带来的整个社会利益的分配走势，是传统民法所无法拟测的，在此，社会公共利益对整个民法秩序所起到的作用也愈显重要。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市民社会“有一种内在的要求，要使公平正义克服那些形式上公平的框架，这就提供了一种动力，从方法和体系上变革传统私法的内容，出现了对所有权绝对、契约自由之限制，由此私法之本位由权利本位向社会本位渐移。”[3](p8)所谓社会本位的立法，其集中表现是：“其一，契约自由的限制：对缔结契约加以公法的监督，注重保护经济上的弱者。其二，所有权绝对原则之限制，如魏玛宪法规定，所有权负有义务。各国法律明定权利滥用之禁止。所有权之行使亦应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其三，无过错责任原则之采用：法律明定，对于高度危险、产品责任、公害责任等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 [2] (p47-48)现代科技导致传统民法制定社会背景的变化，随之民法之规定与民法之理论亦发生变化。此类变化，常见引述者有：“1．契约自由原则之修正，包括订约与否自由、订约对象自由、订约方式自由、订约内容自由之限制。2．所有权绝对原则之修正，包括使用、收益、处分全能之限制。3．遗产继承原则之修正，即经由限定额数或课征税捐而限制遗产之继承。惟限定数额一节，台湾地区民法并未采用。4．过失责任原则之修正，即经由危险责任之设计而排除部分过失责任之适用。”[4](p12-13)
对以上论述，可作如下概括：其一，现代科技对社会生活资源的分配造成了新的利益之争。其二，民法本位观念由权利本位观念向以权利本位为主，兼顾社会本位观念转变；并且越来越得到多数学者和立法的认同。 [4]其三，利益平衡机制呼唤实质正义。
现代科技对民法观念的改造是建立在对具体制度冲击的基础之上，观念的改造又更好地促进了具体制度的设计和革新。自从社会化立法观念勃兴之后，人本思想也不断得以深化。有学者因此认为：“民法是人本之法”。从整个民法的产生发展史和全部制度设计看，民法贯彻和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宗旨。一切从尊重人、关爱人、保护人出发，为人类创造生存发展所必需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提供和改善生存的环境。 [5](p8)以人为本不再是17至19世纪那种以竞争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对个人利益的强调，但也并不是否定权利本位的私法观念，而只是对它作出限制和补充。“也就是说私法社会化从法律规范的表层看是对个人财产、自由等权利的限制，但是从民法立法思想的历史连续性看，至今为止，私法社会化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人的财产权和自由权。” [6](p135)以人为本是站在全体市民权利角度，采取公法强制、私法引导的立法、司法、执法措施，最大限度保障市民权利的思想。当现代科技消极面严重危害到市民生存环境质量时，私法应当赋予市民环境权，为其提起侵权之诉提供法律依据。当生物医学技术发展到克隆生物、移植人体器官、培育新植物品种时，对新生权利主体给予何种保护，才能调和利益之争，私法应当积极回应。当新兴网络技术带来合同订立、生效、变更、
一、现代科技打破了摄影艺术的局限
现代的摄影艺术史作为一部科技发展史，具有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共同的发展趋势。我国一直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科技的发展促进了社会各层面的进步。而艺术是社会活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方面，科技方面小小的发展都会对艺术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是艺术涉及到的方方面面。艺术的展示，使我们充分地认识到了世界、看到了世界也对世界发生的变化有了反思和深省。
原始社会里，人们通过记录岩洞壁画来表现艺术的魅力，还有在实用器皿上描绘、在礼器上纹饰图案，在纸莎草、绢和纸上绘画，艺术的传播媒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因此有所发展。这种艺术的媒介从固定放置变化成为轻而易举的携带和移动，这样的变化也使欣赏者得到了发展和提高，他们的心态从崇拜变化成为鉴赏。自从艺术进入20世纪，绘画、雕塑等传统序言的老迈位置遭到空前的应战一随同着科学技能的飞速开展，用来做艺术的新序言层出不穷。这些艺术伎俩和施行的能够性带来了摄影从构想，制造到传达，认知及消费各层面的普遍革新和重构。现代科技是现代摄影艺术的摇篮和保姆，是摄影艺术开展的必需前提，分开新技能的研发和运用，摄影艺术的开展将是单谐和狭窄的科技的开展使我们观看世界的方法，地位和立场有了基本的改变，我们的视野和时空的概念上升到了空前的高度。我们观看的原始愿望也促使人类科技日益完美，时至今天，概念的主要性己经高于技能的难度，某种水平上思想的禁锢有时己是现代科技提高的最大妨碍。摄影艺术在某些层面上是打破这种禁锢的金钥匙，是人类社会更深化开展的原动力。
在现代摄影技能问世之前，人类为了获取，记载，赏识摄影，就只要经过绘画这一陈旧而传统的方法。这种方法从史前文明开端，历经了人类的各个前史阶段。人类可以相对客观具体的察看世界，调查世界，记载世界的前史始于1839年摄影艺术的创造。这项伟大的创造是社会开展的必定。现代科技从根本上改变了摄影艺术生，对摄影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科技促进摄影艺术的发展
1839年摄影艺术降生后，人们看到了自人类有史以来最为明晰和客观的摄影实体，根本到达了刻画客观世界的创造初志。这种不带小我主观意志，而且和摄制者绘画程度无关的新型记载伎俩获得了那时人们的极大存眷。自1839年8月今后，达盖尔摄影法便飞快的传遍全世界。9月传入美国，几个月内传遍欧洲，一年之后传入远东及亚洲。第一次期间传入中国。摄影艺术的这种传达速度与广度是与现代科技带来的光学、化学、交通、产物制造等范畴的飞速开展分不开的。对摄影艺术最为狂热的是欧洲，达盖尔摄影法数周后，欧洲就鼓起了进修和运用达盖尔法的。人流涌向光学用品和化学用品商铺，争相购置摄影器材。达盖尔编写的摄影艺术教科书在4版，被译成英文、德文、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瑞典文、匈牙利语和波兰文等多国言语。到1850年前，摄影艺术曾经成为那时的都会时髦艺术。
摄影艺术的降生不是横空出生的，它需求相关的科学技能的储藏。这种技能前提包罗：一、光学道理的看法；二、响应的成像安装的设计；三、把摄影固定在某种载体上的资料技能。第一步在墨子的时代人们就看法到了，尔后望而却步，不断在第二步一直地改良设计。到1453年布鲁内莱斯基在佛罗伦萨做黑房子实行，摄影的思绪已然完全成形，它所携带的单眼透视的察看办法，也就在摄影艺术真正宣乐成立之前，就开端影响到绘画作风。尔后又等了四百年，到19世纪中叶的化学效果，终于使人们有才能把光的强弱用色的深浅来记载。这种色的深浅是由我们今日称之为感光资料的物质分歧水平的化学反响出现的物理后果。详细的感光资料的成分各家配方分歧，会招致一些摄影作风上的差别，但道理迥然不同。
三、媒体艺术形成多元化的摄影
摄影自身其实就是科学进程的后果，无论胶片银盐照样数字成像。新科技的开展使得摄影可以在拍摄之后无需花钱冲刷即可实时显示，主动调焦和主动测光等技能使得人们从很多的技能细节中解放出来，然后可以愈加存眷于摄影自身，从这个角度说，科技伎俩促进了摄影这种艺术方式的开展。而科技与摄影之间实践上还存在着更多融合的区域，则为摄影的发生带来了多元化的介质，还也招致新型摄影形状的呈现。科技伎俩对摄影的影响是无所不至而客灵敏多变的，摄影在其发生进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能够跟着相关科技伎俩的改良而发作革命性的转变，然后招致新摄影言语的发生。科技伎俩上的转变将可以为摄影的显示供应新奇的方式，还也会为摄影供应全新的题材和内容。
传统的摄影技能中，银盐成像以及染料的使用无一不是化学的进程，而新兴的数字摄影则彩CCD或CMOS的光电效应来感应光线中基色光(如红绿蓝)的强度，Foven、SONY、、柯达等公司不断在努力于新型摄影传感器的开拓，推进着数字摄影技能的不时提高。与此还，一些人放眼被摄影疏忽已久的生物资料，科学家Chris Voigt运用细菌、科学家Joe Davis运用DNA分子，艺术家HeathetAcroyd以及 Dan Harvey则运用绿草来作为感光资料，他们辨别取得了别具一格的照片。传统的摄影中，光线的感光资料是构成摄影的两个根本要素，而可见光则是最早用于摄影的光线，而不成见局部的紫外线则因为能量较高而往往用于拍照法出产电子线路，而红外线往往被用于弱光甚至阴郁情况下的拍摄，专门设计的红外菲林则可以发生激烈夸大的颜色显示。分歧波长的光“看到”的分歧摄影。随光线波长的变短能质变大，在从红外到可见到紫外，甚至能量更高的X射线，Y射线等。高能的射线可以随便穿透物体的外表，例如，在Nick Veasey的射线摄影中，埋没在物体内部的构造明晰地出现出来。
参考文献：
[1]高冲,数字摄影的艺术语言特征[D],北京服装学院, 2010
[2]刘婷婷,现代摄影的意象创造[D],北京服装学院, 2008
[3]闫实,数字时代对摄影的影响研究[D],山东大学, 2010
一、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管理制度间存在相互促进的波动现象
制度安排属于社会规范的范畴，取决于法律、政治、经济等的需要和行为准则，并受科技水平的影响和制约［1］。我们把文化产业制度安排的影响因素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经济规律。文化产业属于一项经济活动，其产生、发展和变化过程必须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和经济管理制度。二是文化规律。文化产业是以文化为内容的产业，所以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变化过程还必须符合文化的发展规律，遵循符合文化规律的管理制度。三是科技等环境因素。科技进步对文化产业的制度安排的影响，在整个影响体系中处于比较靠后的地位。这种现象在科技与文化结合不紧密的早期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不过，近几十年来随着文化科技的发展，文化与科技之间结合得越来越紧密，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尤其是在现代文化产业之中，不少新兴文化业态已经突破了原有的文化、经济层次，转而依托科技手段和科技载体。随着文化与科技的融合越来越紧密，文化科技的不断发展变化，必然对文化产业制度安排的要求越来越高。在上述文化产业管理制度的影响因素中，科技的地位将会越来越高，甚至成为决定性的考虑因素［2］。为了便于讨论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管理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用“匹配程度”一词来衡量两者间的契合关系。从文化产业出现至今的发展进程来看，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制度安排之间是匹配的。文化产业管理制度与科技发展水平的匹配程度，反应了科技与制度之间的互动。首先，科技进步突破了原有的管理形式和模式，对文化产业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管理制度必然产生以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管理制度要适应科技发展，是因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体现。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无论是文化、文化产业，还是文化产业制度，都必须尽量与文化科技发展程度相匹配。其次，科技进步创造了新的生产和管理技术。这些生产和管理技术涉及文化产业化生产过程中的管理环节、运行环节、制造环节等等。这些新的技术为创新管理制度创造了技术和硬件上的可能。比如:网络技术的出现，为规范网络行为创造了条件;数字版权的出现，为制定数字版权保护提供了条件。
如上述所说，科技创新促进文化产业的管理制度安排，两者间匹配程度还在不断增强。但是两者间的匹配程度却呈现出波动现象。这种现象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企业的组织形态发生了深刻变革，出现了两极化趋势。一方面，由于不同媒体的相互融合，不同生产方式间的相互嫁接，加上全球文化市场的形成，使文化企业规模迅速扩张，文化企业总体数量不断增加，还出现了一些巨型企业;另一方面，由于不同类型文化生产关联度增加，延长了产业链，极大地刺激了文化服务业的需求，带来中小企业大量涌现。二是文化管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由原来侧重分业管理转变为综合管理。在现代科技推动下，各种文化产品生产越来越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包括通信、网络、广播电视、图书出版等越来越相互融合、相互依赖，各种技术行业之间密不可分。这就要求文化管理体制要适应文化产品生产、传播、消费等环节相互融合的需要，从原来注重分业管理，转变为综合管理。上述两点说明，近几十年来，科技与文化产业制度之间的匹配程度呈现出向上波动的趋势。不过，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管理制度之间匹配程度只能得到一般的经验性结论。通过考察一百年来科技发展水平与产业管理制度化建构之间的匹配关系，可以发现，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90年代，科技的发展速度开始超过了产业管理制度的建构速度。只是这仅仅体现着一种质的趋势，而不是量的变化。之所以难以进行量的考察，就在于对重大科技发展的衡量标准很难确定，而对每一阶段内的科技创新数量就更难以确定了。另外，从整个世界范围内来说，文化产业的兴起也只不过是上世纪中期之后的事情。正是因为其成长、发展历程较短，考察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缺乏数据支持。如果抛开文化产业管理制度的建构，而对其他产业管理制度进行统计则模糊了科技与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总之，对科技发展水平和文化产业制度建构的数据来源和统计方法难以确定，这就导致了两者之间的匹配关系难以用精确的数量关系进行准确表示。这也是研究这一问题并不适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原因。
二、文化产业管理制度总是围绕科技创新波动前进
科技与文化产业制度之间的匹配程度越来越高，但是却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是完全匹配或完全同步的。事实上，两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时滞。这里存在着两种可能:一是文化产业管理制度超前于科技发展水平;二是文化产业管理制度滞后于科技发展水平。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第一种现象比较普遍。在这一阶段里，科技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从人们意识到技术的重要性，到技术与文化相结合，再到技术本身再次发展之间的时间间隔较长，人们有足够的时间和能力制定出完善且有预见性的文化产业管理制度。从上世纪末，尤其是本世纪初之后，则出现了与之完全相反的现象。一方面，科技发展大大加速，科技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人们制定相关产业管理制度的速度;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文化与文化科技相结合的产业，其兴起时间不长，结合程度不够，人们在面对科技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正反面影响时，还没有太多的应对经验。从近20年来文化产业制度的事实来看，确实如此。上世纪90年代即出现了数字影视技术，但是我国到2002年才实施《数字电影管理暂行规定》。我国于1992年首接入互联网，网络成了新兴文化业态的主要阵地之一。但是，我国到2000年才出台《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至今仍无专门立法来规范网络行为，而其他关于互联网文学产权、网游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尚未出台。同样是1992年出现了世界上第一条手机短信，而我国却在2008年才出台关于手机短信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而且该制度在实践中还极不完善。上述事例说明，我国文化产业管理制度基本上都滞后于技术出现之后约10年左右的时间。在对单个国家的技术成熟程度、管理制度的试运行时间等因素进行纠偏和平均之后，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制度安排之间仍然存在有大约三至五年的时滞。
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管理制度间存在时滞现象并不完全是负面事情。相反，时滞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这种现象是一种客观必然。正是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才造成了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管理制度间发展不同步，这也正是文化产业管理制度围绕科技创新波动前进的前提。科学技术的兴起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各种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种因素的作用效果不可能始终一致，也不可能同时一致，这也就造成了科技发展的时快时慢、时大时小。某项科学技术本身需要经历谋划、提出、产生、发展、完善等阶段。所有这些科学技术个体的叠加，最终就会形成技术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的周期性发展模式。除了科技是周期性发展之外，文化产业管理制度也是波动前进的。按照经济波动理论，经济发展是周期性波动的。文化产业管理制度的发展变化同时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的影响，自然也会出现波动前进的现象。科学技术和管理制度两者各自都是周期性地波动前进，而两种波动之间也会发生影响，相互干扰。由于时滞现象的存在，在同一时间周期里，两种波动相互叠加的时候，必然的结果就是不同步。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叠加的结果仍然会出现波动现象，只不过叠加后的波动周期和波动范围不再具有直观的规律性。文化产业管理制度总是围绕科技创新而不断波动前进。科技具有工具属性，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使用工具，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种推动力作用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一定的管理制度来加以保障。对于文化产业来说，文化产业管理制度就是维护科技推动其发展的保障。科技和制度不可能处于同样重要的位置，前者必然起主导作用，而后者永远处于从属地位。当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走向成熟和完善的时候，就会对文化产业发展产生明显的作用。这个时候，就需要与之配套的管理制度才能保证科技之于文化产业作用的正向效益最大化。比如，当互联网技术成熟之后，文化信息中的加密、传播技术盛行，就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管理制度加以保障，才能保证这类技术给文化传播、消费甚至是文化发展带来最大的正向效益。否则，如果失去了管理制度的制约，就可能会导致互联网领域文化服务质量和内容的混乱。再比如，当印刷技术普及之后，成册的文字宣传已经平民化，就需要相应的印刷行业管理制度，否则印刷产品就会无节制发展，落后愚昧文化的产品就会泛滥。随着文化与科技结合得越来越紧密，科技除了能够给主导文化产业管理制度的发展之外，还为制订文化管理制度提供了可能条件。而科技的进步，将不断促使着这一可能条件的改变，并进而要求出现与新条件相符合的制度。所以，文化管理制度只能根据科技的变化而变化，根据科技的完善而完善。当科技创新过程存在波动时，文化产业管理制度也必然随之而产生波动。同时，由于时滞现象的存在，这种波动还不可能是同步的。
三、保证科技之于文化产业正向效益最大化的途径选择
上述我们引用“匹配程度”一词来考察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管理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相对应的，我们也引入“时滞程度”一词来描述两者间的不匹配程度。如果两者之间的时滞程度偏大，不匹配程度严重化，将对双方均产生制约作用。技术波动论的研究者之一康德拉季耶夫曾指出:“科技发明本身并不足以给生产技术带来真正的变化，只要有利于采用它们的经济条件还不具备，它们就没有用。”［3］这里所谓的“经济条件”应该如何理解呢?如果说经济条件与科技发明严重不符，事实上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很难想象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下，会存在电子支付技术;也很难想象市场经济条件下，会发明先进的黄金携带工具。经济发展和技术发明大体上是一致的。所以，这里的“经济条件”更应该理解为“进行经济生产的条件”，也即进行经济活动的产业管理制度。时滞是一种客观现象，问题不在于如何消除这种现象。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时滞现象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并维持在多大的范围之内，以保证科技之于文化产业的正向效益最大化。促进两者协调波动，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面的权衡来实现。第一，技术要等待制度。自从第四次技术革命以来，科技创新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任何一项制度的制订速度。科技创新是推进人类社会自身发展历程的需要，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实。但是，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双向的作用。科技的创新速度加快、文化与科技的结合速度加快，使文化产业管理制度来不及制约和规范科技的作用行为，来不及保障科技对文化产业及其社会效果的正向性。这种情况下，科技的消极作用就被凸显出来。比如，手机信息技术是与人们生活紧密相关的一项技术。在信息管制与技术水平相匹配的时候，手机信息服务就有助于人们传递信息。然而，现状却是大量的垃圾短信在手机网络中泛滥。针对技术大大超前于制度的问题，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以更新的技术来拦截;极端的办法就是，直接弃用此类技术。当然，并不是说所有可能带来负面效果的技术都得弃用，而是应该等到相应的管理制度相对完善的时候，在不仅仅追求经济利益，而是能保证整体效益最大化的时候，才可以加以广泛应用。第二，制度超前技术。制度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超前于科技发展水平，即文化产业管理制度需要对科技创新所带来的产业影响有一定的预见性。我们总是主张，文化管理制度与当时的技术发展水平相适应。但是，近几十年来的事实却是，文化产业管理制度总是落后于技术创新。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考虑制度如何适应科技水平，而是缩短两者之间的差距，并有预见性地去规范未来的技术应用。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其最高的行为标准当然就是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然而，管理制度具有规范性，其对科技创新及其转化应用也有一定的制约性。这或许决定了当前文化产业管理制度不能够、不愿意对科技发展做出有计划性的干预。要解决这一矛盾，需要在成本、利益和效益之间做出权衡。只有管理制度进行预见性地规划和设计，才能够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整体效益最大化。科学技术是人类改造自然、服务自身的一种工具。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地扩张其工具属性的广度和深度，让文化产业也越来越离不开科技的支撑。但是科技在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规避这种负面影响的办法就是规范文化产业管理制度。然而，无论是文化产业制度，还是科学技术，它们的发展步伐都不可能完全一致，而且必定是交替前进。近几十年来，科技的发展步伐远远超过了文化产业管理制度的制订速度，所以后者总是围绕着前者波动前进。这就是管理制度总是滞后于科技发展的原因。由于科技会带来负面的影响，所以如果科技过分超前，那么必定会使负面效果更加突显。为了避免这一矛盾，需要综合权衡社会进步、经济利益、科技发展之间的关系，以保证科技之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效益最大化。（本文来自于《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杂志。《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作者：黄韫宏工作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学院
诊所法律教育在微时代语境下，面对现代科技的冲击和学生群体的“微”变化，终将面临一场势在必行的“微”变革，这种变革体现为学生主体的个性化需求、微学习方法的多样化展示以及课堂信息流的网格化呈现，故探寻诊所法律教育的微策略将有助于诊所法律教育快速适应现代科技的发展，利用指微科技建立微学网站、精心设计微案例、科学利用小微视频等都有助于诊所法律教育在微时代语境下的变革与发展。
关键词：
诊所法律教育；微时代；现代科技
伴随着3G时代的到来，微版图的扩张，微时代真正步入了我们的生活。面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微节奏，“微”风吹起了教育领域的新变化，微教学作为一种教学尝试，开始进入教学改革研究的视野。作为近十年来新兴起的诊所法律教育，无论是教育理念还是教学手段无疑一直处在教学改革的前沿，在我们固守着诊所法律教育现代化的优越感时，我们的受众—学生已经在“微”变化了，网络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主要方式，在现代科技对学生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下，诊所法律教育将面临一场势在必行的“微”变革。
一、诊所法律教育“微”变革的背景
（一）科技发展的冲击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已成为教育中的主导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等新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教育教学中，各种新的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的出现，如基于网络的探究性学习等，极大地促进了教育信息化，深化了教育教学改革，同时也促进了教育技术的新发展。翻转课堂、可汗学院、慕课课程、云端学校等的出现彻底颠覆了传统教学模式，传统的师生关系、教学管理模式、教学方式也都将面临重构的局面。面对无线网络的普及，一些便捷的微终端设备诸如手机、掌上电脑等愈发在冲击着学生们的学习和生活，微终端随时随地适用特点带动学生学习的即时性、灵活性，而微平台的“去中心化”使学生对微博、微信等的使用更加便捷，随时随地可以拥有自己的微平台，信息。另一方面，伴随着官微和各种专业学习的微信公众号的推广，学生正开始逐渐习惯微学习模式。诊所法律教育作为法学专业新兴的实践教学模式面对现代科技的冲击。
（二）教育观念的转变
在现代科技技术的影响下，教学的受众—学生群体更注重个体的表达，这在传统课堂是无法完成的。传统的教育理念重视课堂的教学质量，重视老师的主导作用，重视传授系统的知识，但是群体性听课带来的弊端就是缺少个体的参与，忽略了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忽略了师生之间课后应有的沟通和交流，也忽略了书本理论与社会实践的结合运用。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关注了这个问题，开始转变观念，通过提高信息技术应用水平提升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至2015年全国高校（高职、高专）微课教学竞赛已开展了两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效推动了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提升了教师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从计算机到多媒体课件制作，从信息化教学设计到微课设计无不体现了现代科技对传统教育技术、传统教育观念的推动。
（三）经济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手机、掌上电脑等快速普及，2013年12月我院法律系学生曾调查统计南京高校学生持有手机量达90.67%，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2012年《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中显示，截至2012年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手机已经超越台式电脑成为中国网民第一大上网终端。关于微信的使用，截至2012年，在微信用户中，大学生占了64%（来自2012年腾讯官方所公布的微信属性数据），拥有大量碎片时间的大学生迅速成为微信用户的主体。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现代化交际媒介的普及，手机、掌上电脑等微终端在大学生中的普及为诊所法律教育的微教学奠定了基础。
二、诊所法律教育变革的微特征
面对一个以互动、实时、高效为主要特征的传播时代，诊所法律教育必将面临变革，尽管强调在实践中学习，但是只有不断增强时代感和有效性，才能取得好的教学效果，况且微学习并未否定诊所法律教育的实践性。
（一）微学习主体的个性化
学生可以借助手机、掌上电脑等微终端实现主体的个性化表达。“微时代”下的信息传播更具平等性、交互性和非中心性，教师和学生通过微平台建立平等师生关系，在平等的交流、沟通和对话中，学生可以轻松、积极主动参与微学习，作为学习的主体—学生不仅在与老师的新型沟通关系中展示个性，还可以主动设置自己的学习主页，根据自己兴趣和风格进行设计。优美的文字、精美的图画、独到的见解等等都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表达欲望，扩大与外界交流，学习的空间范围在扩大，小巧而便携的移动终端打破了学习的时空局限，激发了学生的个性化表达。
（二）微学习方法的多样化
微学习进一步丰富了诊所法律课堂教学的方式。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多媒体技术的交互性为法律诊所学生之间的学习提供了便利条件，原来深受空间限制的现场讨论获得突破，学生可以在不同的地点共同进入讨论平台进行讨论，开展合作式学习。计算机的模拟技术，使得学生如电脑游戏般进入模拟场景，如进入模拟律师事务所，模拟接待，进入模拟法院，开展模拟审判，还可以进入法律街区浏览法律法规库、案例库、专家库等等。法律诊所课堂得到了无限延伸，学生学习的信息量扩大，法律诊所在现代科技支撑下，诊所学生可以主动选择、主动介入、主动体验而不在是传统课堂的被动学习和接受。学习效率自然会大幅提高。
（三）课堂信息流的网格化
借助于手机、掌上电脑等微终端，构建微学习平台，让学生随时随地接触到丰富的法律教学资源，实现课堂信息流线上线下的网格化。在微学习平台，教师可以设置微学习资料库、微学习成绩库、微学习成果展示库等等。打通传统课堂和现代课堂壁垒，发挥各种模式的优势，微终端的大容量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传统课堂学习成果上传到微终端，学生可以随时随地了解课堂学习情况，线上与线下形成立体交叉网络，无形中拓宽了学生学习空间，微终端的便利性，使学生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提高了学习效率，自主学习变得更加轻松。
三、法律诊所教育发展中的微策略
（一）充分利用指微科技
指微科技主要依托微信平台，借助移动无线客户端进行人际交流与互动，是企业营销中的现代科技平台，诊所法律教育中可以借助指微科技平台建设微学网站。微学网站采用菜单化的方式，学生一触即学，微学网站主要辅助诊所教学的实践学习和弥补基础知识学习的不足，鉴于诊所法律教育的实践性，诊所教师往往疲于应付学生的实践指导，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指微科技的发展使教师一方面可以从专业基础知识的教学中解脱出来，抽出更多的时间致力于学生实践能力的训练，另一方面使教师随时随地借助手机客户端就可以实现教学互动和指导。学生也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随时随地快速切入移动互联网，形成线上线下的网格化学习方式。
（二）精心设计微案例
诊所法律教育中案例的使用非常普遍，典型的案例给学生带来的帮助不亚于真实案件的。但是案例设计时，部分诊所老师往往直接将教材或者资料上的案例直接搬到网上，表面上看在使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实际上却忽视了教学环境的变化。传统课堂教学现场感强，教师幽默的语言、丰富的表情都可以引起学习者的注意，但是一旦进入网络环境，如果不关注案例设计的生动性、典型性，很难引起学习者的兴趣，因此网络案例设计需要教师更精准的把握，既要简短贴切又生动形象，既涵盖重要知识点又能够启发思维，易引起学生共鸣。因此，作者认为在编制微案例时应注意以下几点：1.微案例的内容应当具有典型性，是教学中抽象的知识点的补充，比如对教学重点、教学难点的解析。2.微案例的形式应当多样化，文字式案例、图片式案例、视频式案例等都应当有所体现，但必须短小精悍，切忌冗长。3.微案例应易理解，学习者可通过简单的分析得到答案，以增强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三）科学利用小微视频
诊所法律教育是一种开放性的法学教育，注重的是处理真实案件的能力，而不止是对于书本知识的背诵和掌握，但是处理真实案件成本高，而且不是所有的诊所、所有诊所的学生都有这个条件，那么借助小微视频可以有效缓解案源紧张问题。在诊所法律教育微学网站设立小微视频栏目。将律师们所经历的经典案例进行拍摄录像，或者由律师亲自讲解不同的经典案例，并进行录音录像，然后上传到网上供学生们学习、模仿。小微视频中有微电影模式的案例、微课模式的教学内容讲解，如可汗学院一样将网络的便捷性以及重复利用低成本的特性充分地运用进诊所教学中。可汗学院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在诊所法律教育中也未尝不可如此运用这一招，让法律诊所的学生们可以更好地吸收消化这些知识，并掌握各种实用的技能。
21世纪是技术统治的时代，迅速发展而普及的计算机、手机电子终端设备等必然推动着教育教学改革，但是现代教育技术只是教育的辅助技术，无法取代主体教育，微技术对诊所法律教育只是锦上添花，在技术化道路之上，诊所法律教育如何在提升对于现代教育技术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找到现代与传统的平衡点，使技术服务于培养实践性法律人才，促进法律人的全面发展是置于每一位法学教育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作者：刘莉 单位：江苏警官学院
参考文献
[1]王立民，牟逍媛.诊所法律教育的理论与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66-68
[2]王立民，牟逍媛.诊所法律教育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25-29.
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与文化发展最辉煌的历史时期。陈寅恪说，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1］245，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指出，中国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的科学知识水平，始终领先于西方，两宋则处于中国古代科技史的黄金时代。诚然，若单从两宋来看，南宋在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方面要更胜于北宋，如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在南宋都获得了比北宋更成熟的技术和更广泛的应用，对于南宋的科技创新，有学者认为：“与北宋相比较，南宋的科学技术成就多具有典型的添加性质，其科技发展是一种继承中的发展和继承中的再创造，而少有原创性的科技成果。”［2］37从整个中国古代科技史看，南宋是继北宋之后，与东汉及清朝中后期差不多水平的科技发展时期。尽管如此，临安却“是当时中国甚至全世界科技最发达的地方”［3］。近年来宋代研究相当繁荣，但对宋代社会文化、科学技术的研究往往彼此独立，本文拟以南宋时期临安为例，对其社会文化与科技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一探讨。
一、南宋时期杭州科技发展与社会文化特色
南宋时期，由于赵宋朝廷最终住跸临安，北方有大批移民涌入，其中也不乏精英名流，带动了临安各行业的兴盛，使杭州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与医药科技的中心。科技发展情况如下。手工业方面［4］。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手工业生产中心，其中的丝织品、陶瓷、印刷和酿酒等已经名列全国前茅。当时杭州城除了官营纺织工场，生产皇室、贵族或军队所需高级丝织品，也有众多纺织专业机户，已有成熟的提花机技术和新的轴架整经法，出产的丝织品品种丰富，有普通的绫、罗、绸、缎、绢、锦、纱，其中锦线绸、绒背锦等珍贵尤佳，也有花样织造不一的杜缂（又名起线）、鹿胎（次者名透背）等；陶瓷制造方面，现有凤凰山边的老虎洞官窑和乌龟山南麓的郊坛下官窑两处瓷窑，从遗存瓷器和窑具可知这里是当时最高水平的制瓷之地，采用坯体多次素烧多次上釉的创新技术；造纸技术方面，能制造代替帛而专供祭祀焚烧用的竹烧纸，为官府量身打造的相对高级又专业的官令纸，用浆粉润泽过的蠲纸，井纸、赤亭纸以及以藤条为原料的由拳纸；印刷方面，都城临安的雕版印刷术此时已领先于全国，有质量上乘的官营刻书，也有大量私人刻书作坊，其中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起开设的陈宅经籍铺最著名，所售图书雕刻印刷精美，是宋版中最好的，另外，据《文献通考》载，南宋用铜版印制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发行的纸币，后来纸币逐渐代替铜钱作为交换媒介，这可以说是商业发展的结果；酿酒方面，南宋时杭州有名酒15种之多，现在西湖十景之一“曲苑风荷”的曲苑，就是当时酿制官酒的作坊，也是中国酿酒技术正式被国家管理的地方。除以上规模比较显著的手工门类，还有诸多以技术不同而各立门户的行业，如《武林旧事》卷六所列杭州城内的177项“小经纪”，有“打炭墼”即把煤粉末加水做成块状物的个体手工业者，相当于现在的煤饼之类；有不下百数专门打造金银饰品的作坊，制作的金银饰品工艺精美；有不少漆铺，能够使用螺钿工艺制作高档漆器，即在黑漆表面镶嵌螺片成图案或花纹，而用铜丝嵌出螺片轮廓的一种精细工艺，还有精湛的高级雕漆工艺“犀皮”，即在已做好漆胎上层层叠加黑漆，到一定厚度后刻出回纹或云纹等流动图案后打磨圆润不露刻痕的精湛工艺，如城内清湖河下戚家犀皮铺；有繁荣的文具制作业，是当时制笔业的中心，也是当时制墨名家最多的地方之一，有以制笔闻名七十余年的屠希，为退居#寿宫的高宗造墨的李世英及其二子，专造#寿宫复古殿用墨的叶邦宪，专造缉熙殿用墨的刘士先［5］。另外，杭州城内的榨油作坊、制糖作坊、制茶作坊等很繁盛，其技艺也都很发达。军器方面。致力于武器的改进，如韩世忠所创的克敌弓经宋高宗亲自改造，“遂增二石之力而减数斤之重”，能射穿两层铠甲，后来杨存中因其“虽劲而士病蹶张之难”而加以改造，使得“彼一矢未竟而此三发”，［6］后来克敌弓发展到能射穿七层皮甲。农具方面。当时杭州近郊在使用发明于东汉但未推广使用的灌溉工具翻车，踏犁得到政府推广。园艺方面，有当时已广泛使用的“唐花”花木促成栽培法，即植于密室里用加温法栽培花木使其早生长的技术；有人工培育出供观赏的金鲤鱼，刘学箕记载：“囊客中都十年，见贵戚豪右，搜网此鱼为佳玩，每尾不下数千钱。”
火药制作方面。火药制作花炮在北宋时就开始了，南宋时此技术的应用和花样更扩大了，如《武林旧事》记载临安陈宝太、夏岛子是专门制作表演各色烟火爆竹的艺人，高宗游西湖时燃放游星式焰火，此时有对火药的再创造———水老鼠和地老鼠烟花的面世，还出现了成架烟火、烟火屏风等高档品种。城市设施方面。南宋时期城市道路由土沙路改为石板路，一些官道的局部采用石板或砖块修砌路面加固路基，如当时的御街全部用大型石板铺就，街道两侧有排水沟，之外还有供市人行走的走廊；在朝廷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官衙的东面建有跨径约5m的单孔石拱桥———临安六部桥；对水道修浚疏挖，杭州城内外生活垃圾堵塞运河水道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处理；有现代意义上的消防部门，政府出资配备了“防虞器具、桶索旗号、斧锯灯笼、火背心等器具”［8］141，同时也负责社会治安；有继北宋而延续来的医疗设施———太平惠民局，不仅卖药而且治病，在遇到疫病流行时施散药物。医药方面。当时临安内科、儿科、骨科、妇科等方面名医众多，有内科名医陈木扇、陈沂、金杵臼、严防御、罗知悌，儿科名医蕲$家族、李信家族，骨科名医嵇清，妇科的邢氏，还有药学家王俣，多是家传式的民间科技教育的结果。数学方面。南宋杭州有继沈括之后世界上最早研究高阶等差级数的数学家杨辉，他敢于突破《九章算术》千余年来的传统分类格局，非常重视数学知识的实际应用和普及，在《算法通变本末》中，列有“九归”口诀，非常实用，适合初学者，是中国数学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社会文化方面。南宋临安有当时世界上最早也是规模最大的新闻传播活动［9］，促进了信息的流通。有文学家朱淑真、张炎、汪元量，思想家张九成、邓牧，南宋宫廷画院中临安籍人士占到2／5左右，画院四大名家中的刘松年、夏圭就是杭州人。上述科技成果大多属于百姓常用的普及性的成果，可见南宋科学技术的发展着重在科技的实际应用方面。从宏观角度看，诚如李约瑟所说，唐代的科技是人文主义的气氛，宋代则较侧重于科学技术方面。单从两宋来看，南宋的原创性科技成果较北宋少，再与元朝比，元代我国传统科学体系天文学、数学、医药学和农学发达，南宋临安的纺织、瓷器、印刷和酿酒等手工业方面的科技成果名列全国乃至世界前茅。尽管这些行业在我国农业文明的经济发展中处于从属地位，属于宋代以前统治者重农抑商的范畴，但这些行业的技术发展了，为本行业乃至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再有，与现代科技越来越体现出综合化（科学与技术的综合、科技与人文的综合）和社会化（社会建制和社会系统支持）等特点相比，南宋临安这些科技成果多是个人研究和经验方法的总结推进，不是专门研究机构或多方社会系统直接支持的结果。
二、南宋时期杭州科技发展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南宋临安是当时科技最发达的地方，但此时的原创性科技成果少。北宋很多科技成果在此时发展更成熟、有更广泛的应用，科技成果获得广泛应用也是科技发展应有的组成部分，其运用是在社会的文化中实现的。南宋临安科技发展为何会有如此的成果？与当地社会文化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是社会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宋室南迁，促进了北方文明向南方特别是向杭州的渗透，对杭州经济文化的影响重大，促进都市文明有了质的飞跃。北方移民把各行业原有的技术带来，从而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繁荣，经济文化生活的繁荣又出现了新问题需要解决，解决新问题需要新科技的出现，又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如城市设施方面现代意义上的消防部门的出现，是因为移民大量移居临安，使得住地紧张，住宅等建筑云集紧密，又多木建筑，致使火灾频繁发生，为此政府在各个住宅区建立望火楼，有专职人员日夜轮流值班，而且政府出资配备了“防虞器具、桶索旗号、斧锯灯笼、火背心等器具”，同时也负责社会治安。纸币会子的印制也是经济发展、为解决钱币携带烦重的难题才出现的。从国家政策看，自北宋以来“崇文优士”的国策，南宋“寒门入仕”、“尊重文士、重用文臣”网罗人才的做法，形成了轻松而浓厚的文化氛围。具体到制度，北宋对科举制的条件仅仅放宽到“工商、杂类人”，依然有限制，南宋对科举的条件则全部放开，基本上不加任何身份的限制了［10］71，这就大大拓展了培育科学知识的土壤。另外，“南宋统治者的＇伎术＇政策是开放性的，同时施与＇伎术官＇的恩泽也较浓厚。”“在人多地少的经济背景下，南宋士大夫为了缓解社会矛盾，大多开始逐渐改变鄙视＇执伎＇者的传统看法，而有条件地提升＇执伎＇者的社会地位，并为与国计民生直接相关之诸技术领域的优先发展营造舆论氛围。”［2］42，38学校教育与人才培养方面，临安有掌管全国教育的机构国子监，也有全国最高学府太学，如高宗绍兴十三年临安知府王唤把抗金名将岳飞的住宅作为太学的校址，还有朝廷兴办的武学、算学、宗学、律学、书学、画学、医学等全国性学校，还要求“每一里巷须一二所”［11］，设置众多的学校、书馆等教育机构。教育机构促进了临安教育事业的繁荣，使得居民的文化程度有了普遍的提高，进而人才辈出。思想氛围方面，理宗时重视程朱理学，理学开创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探索的新局面，它有独特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其思想体系不仅涵盖了对传统儒学知识的经史注解，也包含了许多被称为“边缘学科”，如历法、音律、地理等的知识，也就是科学知识也备受关注。另外，理学虽然是一种伦理思想体系，但主张就形而下之器穷形而上之道理即格物致知，从而大大锻炼了士人的科学理论思维水平。
综上，南宋临安的科技是当时最发达的，虽然侧重个人研究和经验方法等传统科技发展方式，与现代科技文化有明显区别，但经济生活的需要使得科技成果多集中在我国农业文明的经济发展中处于从属地位的行业，这是带有现代商业社会的特点。这既是宋室南迁社会文化变化的结果，也是科技发展推进经济繁荣与社会文化繁盛的互动。
贴近时代生活的实际
我们这个时代，生活的实际特征是什么？是现代化、信息化、多元化、国际化，等等。这需要我们去“破”去“立”，去“扬”去“弃”，去传承去发展，去坚守去突破，更需要我们传递社会正能量，弘扬主流价值观。2014年高考全国18道作文题准确地触摸到了当今时代这一生活实际的脉搏，在对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多维观照中，如下四个时代热点尤其抢人眼球：
1.三点一线。全国课标卷Ⅰ作文题中的材料“山羊过独木桥”直接取材于校园的运动会，寓教于乐，让学生体验规则与变通、竞争与双赢。江西卷作文题关于“课内外学习探究”的材料则让广大考生对新课标三大学习方式之一的“探究性学习”（另外两种是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发表看法。
2.正能量。全国大纲卷作文题的材料“老王看病”传递的是友善互助、感恩回报的正能量。四川卷作文题的材料“人只有站起来后，世界才属于他”传递的是自强不息、拼搏奋斗的正能量。
3.传统文化。北京卷关于“老规矩”的材料作文题考查考生对传统文化与社会发展、文化传承与现代化以及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扬弃的辩证思考。
4.现代科技。辽宁卷关于“祖孙看风景”的材料作文题把目光聚焦于“照明科技”，广东卷关于“黑白胶片和数码照片”的材料作文题把目光聚焦于“数码科技”，天津卷关于“假如有一款芯片”的材料作文题把目光聚焦于“智能科技”，均引导考生关注现代科技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深刻反思科技发展的利与弊、得与失。
备考指津：
考生要自主开展“三进行动”：
1.走进社区。通过公益、志愿者等活动，了解邻里乡亲的生存状态，感知他们的幸福。
2.走进草根。通过慈善、德育基地等活动，了解普通民众的基本诉求，感知弱势群体的冷暖甘苦。
3.走进媒体。通过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了解最新时事、科技，感知飞速发展的时代气息。
贴近百姓情感的实际
“人情练达即文章”，考生只有对家人、他人尤其是弱势群体有触动，有痛感；既悲天，又悯人；既有体人之心、恤人之怀，又能设身处地、推己及人，才能在文章中有所反映，也才能写出具有情感、思想健康的文章。2014年高考全国18道作文题敏锐地点到了百姓心底这个最柔软的情感穴位，与百姓的情感神经同频共振，让广大考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如下四种情怀尤其撼人心魄：
1.对天性的尊重情怀。全国课标卷Ⅱ关于“喂食野生动物”的材料作文题警示人类要与动物平等相处，不要因为一己之好、之乐、之爱、之需而使动物丧失天性和觅食能力，并引申出不能因为溺爱等不适当的教育方式而使孩子失去天性、个性，失去生存能力以及自立、自理能力。
2.对他人的体恤情怀。重庆卷关于“租房”的材料作文题警示人们既要想着自己，也要想到别人；既要“利己”，也要“利他”；既要“与己方便”，也要“与人方便”；既要“人人为我”，也要“我为人人”，将体恤化作实际的言行，将责任注入内在的品质。
3.对责任的担当情怀。全国大纲卷作文题材料中“老王”的那句“哪怕打工还钱再难，我也得努力。是医院和老板救了我”体现的是一个农民工对自身责任的一种担当。虽然“欠款还是像石头一样压在他心上”，但他没有怨天尤人，更没有消极逃避，而是再苦再累自己扛。这份担当情怀尽显一个草根的血性，更折射出人性的光辉。
4.对故土的守望情怀。湖南卷作文题“最美乡村”向人们发出了故土的深情呼唤：只要扎根故土，守望故土，坚持信念，放飞梦想，故土也能绽放异彩，“心在哪里，风景就在哪里”。
备考指津：
考生扎实做好“三项工作”：
1.重温教材名篇。要通过重新品读教材中润泽心灵、滋养精神的名篇，培养自身情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开始发生转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与科技部随后制订的科技发展规划和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总体目标，强调要在“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两个层面进行战略部署，在进一步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同时逐步形成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群体优势和新的比较优势。2002年12个重大科技专项的启动，标志着我们在实践上开始摆脱多年来以跟踪模仿为主的科技发展战略，向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跨越式发展模式转变。2003年以来，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根据适度超前原则，科技部着手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转变进一步国家意志化。对这一转变过程的基本动因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若干争论有一清醒的判断。
一、国际政治动因：技术威慑成为斗争焦点
民族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既决定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也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制约。20世纪末以来，现代高科技广泛运用于战争使得技术优势成为各种威慑力量中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国际关系的强权背后是技术强势的支撑，科学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体现。今天的高科技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军事格局的主要因素，技术上的领先是国家参与国际政治较量、扩大国际影响力的物质基础之一，技术威慑是比直接使用武力更为有效的威慑手段。一个国家只有拥有符合时代特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现代科技工业体系，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实力和影响，获得国际政治中的战略主动权。在当代世界上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问题的那些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央政府必须从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通过科技发展战略的制订来引导其发展。
从科技发展史来看，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与国家技术进步的两种主要途径。后，由于外部环境的制约，自主创新和“科技追赶”成为我们政策设计的基本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世界安全观念的变化，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政治和军事因素不再是国家间关系的唯一主导者，、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导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发生了某些变化。“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使得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忽视了自身的科技积累和自主创新，将外资导向型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引进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途径。应该说，这种战略部署是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相一致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必须看到，高新技术和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其发展已经不单纯是一项经济范畴的活动。作为国家政治战略意图的一种表现形式，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把真正的高新技术转让给中国。由于一些国家将中国崛起视为是对既定国际格局的挑战，正在试图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压制，因此经常把技术特别是高端技术问题政治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把技术合作和引进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我们必须分清科技发展的国家目标和企业目标。在企业运行的微观层次，可以继续坚持比较优势的技术引进，但是在国家战略层面，必须坚持把技术的赶超和跨越作为重点，大力发展战略产业。
在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世界，维护生存权和发展权不受侵害是一国政府的两项基本职能，也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目前我国的科技能力尚不足以承担起保障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历史重任，“技术瓶颈”是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角度来看，在科技发展上摆脱过去的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是我们必须确立的战略思维，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统一应该成为技术选择的出发点。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外部环境不可能有过去20多年那样好，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安全上的高风险期。我们必须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综合安全利益出发，主动进行科技发展战略的调整，提高国家战略能力，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冲突或者战争。21世纪是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竞争的世纪，自主创新是维护国家和安全的最佳选择。没有自己的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中国要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获得相对优势地位是不可能的。我们逐渐成型的新科技发展战略之所以强调要着重研究解决事关国家中长期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性和前沿性高技术问题，在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的高技术领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在若干重要领域和关键产业实现技术发展阶段的跨越，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二、国内经济动因：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过去20多年中国的发展是以数量扩张为特征的“数量型增长”，经济增长明显超前于科技进步。在比较优势战略指导下，虽然技术引进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中国自主科技进步进程缓慢，统计意义上的中国产业竞争力的知高并不等同于中国企业竞争力的同步提升。新世纪开始后，由于科技和信恩化的飞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到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就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时期。在全球化所导致的南北贫富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在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单纯依靠消耗自然资源和发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来积累资本、换取技术、发展经济的做法已经落后于时代。只有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增强中国自主产业的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换，我们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21世纪前10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需要实现历史性跨越的阶段。这一时期自主科技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决定了中国能否在21世纪中期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这是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转型的一个主要原因。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个目标不仅是经济数量增长的概念，更是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度提高的综合体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质的提升。作为从属于国家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的科技发展战略必须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服务。现在，我国科技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了实现科技发展“三步走”战略设想，争取到2020年前后科学技术整体水平达到发达国家中等水平的中期目标，形成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在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形成支撑我国核心竞争力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基础，必须完成科技发展由跟踪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战略转变。正因为如此，我们根据适度超前的原则，从2003年开始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经济全球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使我们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更高的层次上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科技资源、科技人才和科技市场，但是“全面开放、跨越发展”应该是我们在确定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时必须坚持始终的基本思路
中国全方位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这一历史变化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一种“外来型工业化”。一方面工业化所需关键技术大多来自国外，另一方面东部和中西部经济联系不紧密，沿海地区的技术引进没有起到拉动内地经济增长的作用。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们提出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从世界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出发，结合中国的实际，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新型工业化是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高科技含量的经济，强调科学技术的自主创新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这一变化意味着，我们的科技发展必须考虑可持续性，努力改变中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外资和国外技术的局面。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国内技术发展。新型工业化成效如何，主要看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否提高。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普适性”：“科技是牵头的方面”应该落实到我们工作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科技部在2003年工作要点中强调，“制定科学和技术长远发展规划”是实现科技发展战略向自主创新转变，大幅度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力的重大措施，必须以原始创新为主，引进和创新相结合，实现我国技术和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努力使中国成为技术创新型国家。
三、世界经济动因：贸易保护主义和知识产权争端加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经济发展已经由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同时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由过去单纯的纵向流动转向同时共存。这一变化意味着作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没有必要严格遵照梯度转移的渐进式模式，而完全可以利用信息技术进步提供的有利条件实现本国科技的跨越式发展。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格局中，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主要表现为产业链条或者产品工序所处地位及增殖能力的提升上，发达国家更为注重科技研发，依靠知识产权来增加物质财富总量而把制造业等转向发展中国家，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依附关系：技术上的依附。这使得落后国家的财富总量尽管与过去相比有所增加，但是却无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整体差距。尽管我们不能因为加工制造环节的附加值低而否认参与新型国际分工的、承接发达国家加工制造环节转移的经济合理性，但却不能放弃对技术先进性的更高追求。跨国公司把制造部门转入发展中国家，其出发点是对利润获取的考虑。在这种格局中，东道国的产业发展由跨国公司而不是由本国决定，发展中国家除了提供廉价劳动力，很难涉足核心技术，生产规模的扩张并不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同步升级和优化，很难谈得上真正的发展。我们提出全面落实人才、专利和技术标准三大战略，切实推进重大科技专项工作，就是从这种认识出发的。
现在，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已经提出了2020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力争达到4500亿美元的目标。但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首先，入世后中外知识产权纠纷不断。自2002年6C联盟向中国DVD生产企业征收专利费以来，类似事件不断增多，从而增加了中国企业的成本压力。这一现象要求国家应该从战略高度考虑制定相关的宏观指导政策，引导企业从追求短期效益转向通过增加创新能力谋求长期效益的轨道上来。其次，国外针对中国的技术壁垒和反倾销问题更为严重。
1996年至今，中国已经连续7年成为世界反倾销头号目标国，2003年前三季度国外对我国反倾销保障措施立案共计42起，涉及金额10．7亿美元；调查表明，2002年我国71％的出口企业、39％的出口产品受到国外技术壁垒的限制，损失达到170亿美元，均高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不掌握专利和技术标准的危害性可见一斑。强势增长与弱势竞争力并存这一过程持续的时间越长，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越弱，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影响就越大，中国自主选择的空间就越小。另外，外资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外国资本在中国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挤压了中国企业发展的空间，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劣。如果国家不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就是一句空话。
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合作加强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事实说明，当今的世界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世界市场，政府依然在各国经济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技术壁垒和反倾销的运用都是借助政府力量，其应对显然不能仅仅在企业的层面上进行，同样必须动用国家资源。我们不能以自由贸易和静态比较利益来指导中国产业的发展，应该通过高新技术的发展创造动态的比较利益。中国的科技发展必须坚持市场机制与政府组织协调相结合的原则，国家要掌握关键部门关键技术和行业技术标准。事实上，尽管20多年来我国一直坚持的是市场导向的发展战略，但是政府作用始终是我国经济增长内在决定性因素。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在中国加入WTO一年后对国内24个中央和地方权威经济研究单位的经济学家进行的问卷调查，近七成的专家认为政府行为是经济增长的主因。强化政府在科技进步中的战略决策能力和宏观调控能力，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发挥政府作用，保持战略技术及产业领域的相对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样也是我国科技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利用WTO规则中的“国家安全”例外原则，在公开、透明的原则下合理合法地保护国内产业。不然，依靠企业自身与在技术和资本上都十分强大的跨国公司竞争，中国科技进步的前景不容乐观。
四、科技动因：科技短缺与科技起飞问题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在经济活动中存在一种“短缺效应”，即经济增长水平和速度是由最短缺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科技短缺是种普遍的现象，是制约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高新技术研发基础仍然较为薄弱。从目前来看，我国的科技短缺主要表现在缺乏原始性创新能力上，即自主知识产权少，由此导致中国在一些关键领域内形成强烈的对外技术依赖。为了改变这种状况，2002年科技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的意见》，指出原始性创新是科技创新的主要源泉，是科技与经济获得重大发展和超越的前提，已成为决定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必须利用国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加入WTO的机遇，把增强原始性创新能力作为我国新时期科技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为了加快实施专利战略，切实提高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总量，科技部又于2003年2月出台了《关于加强国家科技计划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规定》，以促进国家科技计划在高起点上创新，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
但是我国现在仍然有一些人认为，在比较优势基础上形成的产业分工体系是一种内生地促进产业升级和转换的机制。国内差距和国际差距的缩小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两大根本任务。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中取得超过其他国家的利益。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技术水平和附加值低，显然无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发展模式强化了对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依赖，使我们的科技开发能力呈惰性降低，无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民族国家政策设计的自利性，中国的科技进步不能完全放在国外技术的“本土化”上，而应该考虑把“国产化”作为追求目标。开放市场和加入WTO并不意味着不能有国家意志和国家发展战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也不是被动地接受国际分工，而应主动地调整战略，实现产业升级，增强国家的竞争实力。我们不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本土化”，不可能给我们带来最大的收益。当然，我们要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赋予“国产化”以新的内涵。
摘要：长期以来,关于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关系,在我国财政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有失偏颇,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廓清。本文从政府财政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探讨振兴政府财政的可行途径。
关键词：科技发展环境科教兴国政府财政科技教育
长期以来，关于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关系，在我国财政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有失偏颇，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没有廓清。本文从政府财政的角度来分析研究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探讨振兴政府财政的可行途径。
一、政府财政:科技、教育的主要“经济基础”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强有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障是现代科技、教育发展的重要前提。如何解决科技、教育发展所需的物质条件，换言之，是否应该由政府来承担促进科技进步和发展教育所需资源的供给责任，这决定于科技、教育事业活动的社会经济属性。从公共财政原理上讲，由于科技、教育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的特征，因而科技、教育事业活动的所需投人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有效提供，即无法通过市场来完全有效解决发展科技和教育所需的物质基础问题。因此，政府从财力和财政税收政策上给予支持，是科技、教育事业顺利发展的主要经济基础。
从科学技术进步的角度来看，据有关专家估计，自7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至少有2/3是由于广泛采用了新的科技成果的结果。这一数字清楚地表明，一方面，在宏观上，科技对于经济增长有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在微观领域，科技能够给投资于科技的各微观主体带来巨额的利益。这似乎已经表明，市场能够有效地解决科学技术进步问题。然而进一步地分析却不难发现，虽然私人部门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政府仍然是推动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第一，虽然科学技术可以迅速转化为生产力，创造巨额的物质财富，但现代科学技术的开发与研究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群体活动，在科技发展中的许多领域，私人部门往往不愿意参与或缺乏足够的投资积极性，从而需要政府财政扮演主要“角色”。这突出表现在:其一，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由于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研究的基础，没有扎实的基础科学作为前提，应用科学研究就难以为继。因而基础科学研究是一国科技发展的“基石”。但基础科学研究成果无法直接转化为商品，可以说是一项很难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工作。因而其发展所需人力物力和财力只能由政府财政来提供。其二，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应用科研项目，其往往是建立在多学科交叉的基础之上，需要很多人的合作。不但其开发周期长，需要巨额的投资，而且投资风险较大。私人部门往往因考虑投资回报率和投资风险而不愿意涉足于此，因此，对于这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如果缺乏政府在财政与政策上的有力支持，私人部门虽有一定的积极性，也难于保证能有足够的投人。
第二，科学技术是一项智力活动成果，不仅其本身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特性，而且科技进步对公共物品和半公共物品的需求也将大大增加，如为科学技术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就成为了当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科学技术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收益与其成本往往难于直接对称起来;而且，从产权角度上讲，科学技术成果的产权很容易受到侵犯。如果某个人通过学习或其它途径获得了同样的知识，他也同样会得到一样的技术和生产出同样的产品。发展科技事业是一项系统工程，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显然，优化这一外部环境的所需资金，只能由政府财政来解决。因此，无论是从提高科学研究工作效率，还是从保护科技成果的产权方面来看，政府财政也是一国科技发展的重要经济基础。
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来看，政府财政更是教育发展的经济基础。这是因为，现有的理论研究已经证明，一方面，虽然教育不是纯粹的公共物品，但却具有极大的溢出效应，从而离不开政府财政的投资;另一方面，政府对教育这种“人力资本”的支出进行资助有利于改善社会公平。
不仅如此，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角度来看，政府财政作为教育发展的经济基础，除了改善公平和解决其外部效应外，还主要表现为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接受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社会公共需要。因为，第一，现代社会已经开始进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掌握和创新是未来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因而国民素质在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作用更为重要。这就是说，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中，教育所提供的利益虽然可以内生化和私人化，但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教育已不再简单地表现为一种个人需要，已经成为了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必需的一种基本公共需要。从而使得为教育发展提供资金成为了政府财政的一项基本职责。第二，更进一步讲，从科技进步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方面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通过科学研究来实现的;而科学研究是一种智力活动，它是以掌握现有科学技术成果为前提条件的，掌握现有科学技术成果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教育。这就是说，科技与教育是相互依存、相辅相存的。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必须有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必将带来其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毫无疑问，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高度发达的教育体系，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必备条件和其是否进人知识经济社会的基本衡量标志。因此，政府财政为教育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也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科技、教育:现代社会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
政府财政发展史已经证明，政府财政总是根植于相应的经济基础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下，政府财政的经济基础，乃至财政制度安排和财政收支结构都是不同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总体上已经先后完成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目前正向知识经济时展。与此相适应，政府财政的经济基础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而变化。
1、科技、教育将成为现代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
自70年代以来，科技进步日渐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开始变成现实。今天的世界，知识经济扑面而来，人类社会正经历着自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来的第三次巨大转型。
世界的竞争已经成为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因此，调整政府财政经济发展思路，将振兴政府财政的思路建立在发展科技与教育的基础之上，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
因为，这种从后工业社会逐步发展起来的知识经济，是一种明显区别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新型经济，这种区别突出表现在产业支柱的变化方面。与以农业或工业为基础的农业经济或工业经济不同，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的经济。其基本特征是其资源配置以智力资源、无形资产为第一要素;其生产是以将高科技作为其资源依托的高技术产业为支柱;其消费是以高技术产品和通过信息产生的新知识为主。现代经济的这一发展趋势的财政意义在于:从财政收人方面来看，现代科学与技术的融合必将催生高新技术与高新产品，这些高新技术和高新产品又会构筑“新型行业”和“支柱产业”，从而创造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提供充足的财源。因而，建立起强大的系统化、高新化、高效化的科学研究体系，以保持科学技术的强有力的发展趋势，是实现现代政府财政良性循环的必然选择。从财政支出方面来看，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发展必须要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和良好的科技发展环境。由于人力资源和良好的科技发展环境的获得，是以加大对人的知识化投资，加快对人的知识化和以管理制度为主的科学研究环境建设为前提的。因此，发展多结构、多层次、多形式、多方面、多阶段和多功能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培养出一大批高度专业化的人才和管理有方的管理者，营造出一个科技发展所需的良好环境，就是现代政府财政以科技、教育为主要依托的重要表现。这就如同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社会的政府财政是建立在农业和工业经济基础之上一样，现代政府财政也必然是以科学技术和教育作为其主要依托。
2、将科技、教育作为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已为我国正反两方面的发展经验所证明
我国正反两方面的经济发展经验已经证明，科学技术和教育是现代社会发展经济和健全政府财政的主要依托。
改革开放以前，在我国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过程中，虽然我国的科技、教育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走的仍然是一种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甚至滥用的基础之上的工业化发展道路，而不是以科学技术和教育为基础来实现财政经济发展目标的。在时期，还出现了轻视知识、排斥科技的严重破坏科技教育的现象。从而使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建设既没有考虑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没有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加大以人力资源的开发与投资为中心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力度和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结果是我国的工业化程度虽然在不断提高，但经济运行中的科技含量并不高，与世界经济特别是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很大，从而使我国政府财政的经济基础相对比较脆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仅十分重视发展科技、教育，而且通过大量引进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发展新兴产业。这不仅为我国经济发展增强了后劲，也为财政收人的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已经占工业总产值的巧%，新产品税利已占工业税利的10%。1994年以来，我国财政每年新增财政收人在1000亿元以上，其中新兴产业和新产品开发所提供的税收占较大比重。
上述分析已经表明，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对于政府财政来说具有重大意义。我国在世纪交替时期要完成由尚未完全工业化的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任务，使政府财政摆脱目前的困境局面，其基本途径就只能是发展科技、教育事业。
总之，我国财政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开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又离不开政府财力和财政税收政策的支持。政府财政与科技教育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
三、发展科技、教育事业，振兴政府财政
当前，我国虽然已经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科技、教育发展水平总体上还不高，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如据原电子工业部估计，在代表一个国家科技发展水平之一的电子技术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方面，我国的集成电路的水平与世界水平相差15年，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我国技术出口在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很低;在劳动力素质和科技及受教育水平上，目前，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占该年龄组的比重，现阶段约3%，而发达国家这一比重高出我国10—20倍，美国达到80%，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达到了30%，目前我国每万人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为巧0余人，而美国1988年就有200多人，日本1987年为700多人，联邦德国1987年为400多人;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方面，我国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仍然较低。
这些差距一方面说明我国通过发展科技、教育来促进财政经济的振兴尚有较大的空间;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它同时也说明了，我国要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目标、完成振兴政府财政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如何发展我国科技、教育事业，以达到振兴政府财政的目的，从财政角度来看，主要要从如下两个方面着手。
关键词 科技政策 公众参与 对策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科学技术是当今世界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日益影响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鼓励和引导广大公众积极参与科技政策的制定，对促进我国科技政策制定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强化科技决策者与科技界和普通民众的紧密联系、推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提高我国的自主知识创新能力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公众参与科技政策制定的必要性分析
（一）科技应用和发展的需要。
20世纪以来，科技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与此同时，科技的“双刃剑”作用也开始显现。科技因其副作用逐渐成为公众关注和忧虑的对象。2010年，转基因水稻问题曾引起我国公众对于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的恐慌和热烈讨论。
（二）科技政策制定精英统治的局限性。
因科技政策的特殊性，科技政策的制定长久以来一直是一个被专家、科技官僚所代表的精英统治的领域，不具有专门知识的公众被认为无法了解科技的复杂性而被排除在这一政策制定过程之外。然而，许多专家日益结成强大的利益集团，尤其是政府、产业和专业团体日益形成利益攸关的联盟，这种复杂的联盟关系导致了一些可疑的科技政策的制定。科学研究所带来的大量的科研经费通常又会导致寻租现象的发生。
（三）科技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的要求。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学术领域兴起的公民参与和协商民主等理对现代社会的制度基础和民主政治观念的批判与反思为科技政策制定的公众参与提供了理论基础。公众不仅有意愿了解该项科技政策所带来的后果，也要求以某种方式参与到该项科技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去。现代科技政策制定所要求的科学化与民主化，需要公众广泛参与到与自身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科技政策制定中来，以使科技的发展更充分的反应民意。
二、我国科技政策制定中公众参与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观念因素。
现在，我国的科技体制仍是传统的计划经济型的，而不是市场经济型的。这种传统形式的科技体制造成了人们消极参与科技政策制定的观念。虽然近年来，公众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不断提高，但是我国的政治参与模式、参与理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依然停留在“官本位”、“政治精英决策”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这就从观念上限制了公众参与科技政策的制定。
（二）能力因素。
能力因素的不足是制约公众有效参与科技政策制定的又一大因素，这主要体现在公众的科学素养上。虽然，我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着较大的差距。公众对科技发展的信息缺乏基本的了解，无法与政府和科技共同体之间建立良好的科技信息沟通渠道，无法识别政府科技政策制定的合理与否，更无力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这是制约我国公众参与科技政策制定的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制度因素。
公众参与科技政策制定的制度缺乏是制约公众参与科技政策制定的最大因素。尽管我国已经就公众参与科技政策的制定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民主制度还不尽完善，公众参与科技政策制定还缺乏健全的制度保障，科技政策的制定程序还不够透明和公正，公众的监督权、知情权以及同公众的有益交流都受到了损害。
三、促进我国公众参与科技政策制定的对策
（一）创新参与观念，培养公民意识。
首先政府必须转变政策制定的理念。政府要从过去以政治精英、科技专家为主导的政策制定历年向强调以公众、政府精英、科技专家三者互动的多元政策制定主体理念转变。同时，要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真正树立起服务政府理念、透明政府理念、责任政府理念，增强服务意识、培养公民参与意识，满足公众参与的需求。
（二）提高公众参与能力，促进科技与公众的对话。
提高公众参与能力的主要途径是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而公众科学素养提高的途径在于教育的大力普及。同时，要促进科技与公众的对话，构建科技信息与公众的沟通路径，化解因科技的晦涩难懂而带来的科技冷漠。
（三）完善制度建设，建立制度保障。
公众参与科技政策的制定不应该只是一个民主的符号象征，而应该有制度性的保障。必须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与科技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民主进程，真正实现公众参与科技政策制定的有序化、制度化和理性化。
四、结语
促进公众参与科技政策的制定，不仅仅是一个民意征集和表达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商谈对话机制，并能够有效地促进科技理性并防范科技风险，实现科技发展与公众福祉的统一。
（作者：王家阳，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杨晓煜，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
参考文献：
[1]（奥）费尔特等.优化公众理解科学.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6：28.
舞台服装作为舞台艺术中的一部分,与舞台中其他艺术表现形式是紧密相关的,并且会受到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的影响与制约,如在舞台艺术表演中,舞台空间与服装的搭配程度、演员与演员之间的关系、角色自身的形体条件等都会对舞台服装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在舞台服装设计中,舞台艺术中的其他方面也是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只有实现舞台服装设计与舞台其他表现艺术的和谐,才能够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舞台艺术中的舞台与观众席会有一定的距离,而这种距离效应会使舞台服装强调的内容不在于缝制工艺,而是在于整体的轮廓与造型,尤其表现为对材质和色彩的重视。同时由于距离效应的存在,舞台服装在再现生活服装方面的材质选择上通常会以假代真,即利用类似的色泽与质地来仿制生活服装。而事实也证明,这种以假乱真不仅经济,而且在表现效果上也更加事半功倍。这也就决定了在舞台服装的设计中服装样式、材质、色彩的选用应当放在突出的地位上。
舞台服装设计与舞台其他艺术表现形式的关系
(一)舞台服装设计与化妆造型的关系
由于舞台服装设计与化妆造型都是为塑造角色外貌服务的,所以舞台服装设计与化妆造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都能够通过直观的视觉效应来使观众感受到角色的内容,为角色的外部形象起到定位的作用。两者不同的是化妆造型在舞台艺术中难以做出改变,而舞台服装需要根据不同的场景做出不断的变换。无论如何,在舞台服装的设计中,重视与化妆造型的相辅相成应当是重要的原则之一。
(二)舞台服装设计与舞台美术的关系
舞台美术应当包括舞台服装设计,因为舞台服装能够塑造良好的舞台形象,为舞台艺术的受众提供更好的视觉享受,所以舞台服装设计应当属于舞台美术的范畴,但是舞台服装设计又与舞台的设计、灯光、道具、效果等各个部门在媒介语言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是由各个部门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要将舞台艺术做到相对完美,就必须实现舞台服装设计与舞台美术的相互融合与互补,在与道具、灯光等默契匹配的基础上保持舞台视觉形象的整体性。
(三)舞台服装设计与表演艺术的关系
舞台服装设计与表演艺术的体现载体都是演员,在舞台艺术中,舞台服装设计是否贴切也将影响表演艺术所能达到的高度。二者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舞台服装能够促使演员尽快进入角色。舞台服装作为演员的外部形象,能够折射出角色的特点及情感状态,所以通过对舞台服装的定位可以诱发演员去体验角色,从而促使演员能够更形象地表达角色的感觉;二是舞台服装设计需要与表演艺术互补。舞台服装设计是舞台角色的外在特征,而表演艺术需要演员通过表情、心理活动表现出来,所以这种表现手段的差异应当通过互补来达到完美的统一,这就要求设计者在服装设计中能够对角色进行正确的定位与把握。
现代舞台服装设计对传统舞台服装设计的传承与创新
(一)现代舞台服装设计对传统舞台服装设计的传承
现代服装设计对传统服装设计的传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舞台服装设计构成样式的传承。在舞台服装设计中,坚持创新势必会带来发展,但是事实上舞台服装设计领域中的许多方面必须受到表演艺术形式的局限而不能随意做出改动。例如在一些传统的舞台戏曲表演中,舞台服装中的样式、花色等方面都是经历了很长时期的发展而固定下来的,也使受众形成了一种审美习惯,这也是许多老戏迷通过人物的服装就能辨别出角色的原因,所以这些具有“写意性”以及“符号性”的舞台服装应当继承而不能进行随意的创新;二是对传统服装设计审美观点的传承。同样是以传统戏曲为例,传统戏曲重视整体美与对比美,在舞台服装颜色上包括黑白对比、华素对比、同调对比和援例对比,这些色彩的运用十分独到并且对现代舞台服装设计仍旧具有很大的气势与借鉴作用。
(二)现代舞台服装设计对传统舞台服装设计的创新
现代舞台服装设计对传统舞台服装设计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观念的创新。随着文化交流的国际化,现代舞台服装设计逐渐体现出国际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现代舞台服装设计中我们应当在传统舞台服装设计的基础上实现国际化,从而保留舞台服装设计的本土性与民族性,而无论是背离传统性还是国际化都是不符合现代舞台服装设计发展趋势的;二是科学技术的创新。现代舞台服装设计应当挖掘和发挥出传统舞台服装设计中所不具备的优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舞台服装设计在服装造型、服装面料、服装制作的设备、服装的材质工艺、服装的装饰工艺等方面都具有了更多的选择,以科学技术为基础对现代舞台服装设计进行创新将使舞台服装设计成为科技发展的一个符号,使舞台服装设计具有更深的人文内涵。
现代舞台服装设计思路
(一)重视与角色形象和情感的结合
舞台服装的设计能够塑造出舞台角色的形象、体现出舞台角色的情感,也正因为如此,舞台服装设计由于受到舞台人物形象的局限,必须要表现出特定人物的特点,如通过服装的颜色来体现角色的情感变化,蓝色表现出角色的悲伤与忧郁;粉色来体现出角色的柔情;白色来衬托出角色的高贵和纯洁等,符合舞台角色的舞台服装设计能够成为一种传情的工具,通过给予观众视觉冲击来使观众体会到舞台艺术要表达的内容,所以重视舞台服装设计与角色形象和情感的结合,能够对舞台表达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重视服装的统一与变化
舞台服装设计的统一能够使舞台艺术更加整齐与单纯,而舞台服装设计的变化则会使舞台艺术更加活泼,没有变化的舞台服装设计只会使舞台艺术显得过于呆板。所以舞台服装设计要重视统一与变化的结合,统一的准则是和谐,而变化的准则则是适度,只有和谐的统一才会给予观众更好的视觉享受,而适度的变化才能够实现与统一的互补,并且没有杂乱的感觉。
(三)突出服装的时代性
在一些传统的舞台艺术中,尊重传统的服装设计构成样式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同,但是在一些具有现代感的舞台艺术如现代音乐剧中,服装设计应当体现出时代性的特点,即要具有时代感与时尚感,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对当前时装设计的原色做出借鉴,在角色衣着的风格中也可以适当地运用夸张来突出角色的个性化,从而加强观众对剧目发生背景的印象及对角色的印象。
关键词：科技管理体系 两个转变
1 科技管理体系要适应“两个转变”的新形势
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给科技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粗放式的、扩大外延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对社会资金、人才等稀缺资源的无视和浪费。增长方式的转变，对科技造成了强烈的需求，也会腾出更多的资源支持科技发展。能否适应两个战略转变的新形势，关键在于观念更新和体制转变。科技活动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部分，发展十分迅速，科技领域的生产关系则往往滞后。科技领域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这种不适应状况，使科技管理体系成为社会变革的前沿地带。这种改革或转变应是根本性的，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进入”、“放宽”、“放活”等现行政策上，如不从根本上改变科技领域的生产关系，要解放和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是困难的。
与“两个转变”相适应的科技管理体系，有两个立足点，其一，通过市场对科技资源进行分配，它的活动遵循价值规律。市场依据供求关系的变化，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快速、灵敏而有效地把资源投入到经济效益好的领域或缓解，获得最大利润，借此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市场是它的归宿和主要出发点。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市场运作的机制，将应用和开发研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进入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其二，由于自发的市场力量具有追求短期利润、忽视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弊端，因此，那些关系国家长远和整体利益的基础研究、高技术研究、社会公益研究及重大工程攻关，必须通过国家意志进行宏观调控，并支持其健康发展。
2 科技与教育、与企业密切合作，建立融产、学、研为一体的新体系
科技与教育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产物，他们诞生之后，又称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支柱力量，二者相互支持，相互依靠，交流协作，共同发展。教育为科研活动培育大批英才，为科学发展提供最总要的人力资源。科研活动从探索自然过程中获得的新认识，不断丰富教育内容，成为教育进步的源泉。科研与教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融合为一体的阶段。当时，科学研究知识少数科学家、发明家（其中许多本身就是大学教授）个人的活动，科学研究未发展成为独立的社会建制。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工，其后出现了专事科学研究的机构。它们的诞生和发展，使科学和教育都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根据大学和研究机构各自的特点，在工作方向上有所侧重和分工，形成了彼此优势互补又相得益彰的格局。
科技研究单位、高校和企业从经济工作的热点、难点中，选准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近期和中长期有重大影响的项目，集中力量联合攻关，办几件大事，这是我们的优势，也是一条惠及科技、教育、厂矿企业的正确道路，必须坚定地走下去，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科技与经济结合，如果是简单地将科研院所并入企业，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以什么样的机制和利益关系沟通科技与企业，真正做到经济发展要依靠科技，科技要为经济建设服务，就要从这些问题着手，一个一个地解决。要从宏观策略上制定能够调动广大科技人员和企业家积极性的政策，一步步深入解决科技与企业存在的结合难问题。现有的条块分割的管理体系需要调整，建立一个能够协调科技、高校、企业关系的高层领导机构，制定战略目标，抓好宏观政策调控，促进科教兴国战略的落实。
3 新的科技管理体系要引导科研大院大所抓好三大基地建设
中央要求，中科院“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研究基地，培养造就高级科技人才的基地和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它揭示了再当代综合国力竞争中制胜的基本要素，为大院大所指出了奋斗目标。作为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基地，就应当有很强的科技创新能力；要有强的创新能力，关键在于有大批高素质的人才；科技创新的基本目的，不仅是为了促进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还要促进生产力发展，生产出大批高技术产品占领市场。生产力发展了，经济上去了，又会对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三者之间，关系密切，相辅相成。
长期以来，科研院所关注的目标是出成果、出人才，毫无疑问，这仍是我们的目标，但仅此是不够的。当前还要特别注意高技术产业化的问题。科研院所要从技术水平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既要出在科学前沿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成果，也要出有驾驭市场经济能力的科技企业家和规模化、国家化、规范化的现代企业。
要引导大院大所抓好三大基地建设，就要理顺管理体系，以解决谁来管、怎样管的问题。例如，对地方大院大所的管理，是否需要在国家科委设地方司院；政府职能部门、财税金融部门如何管好科技产业，以及怎样协调解决好地方院与地方科委、地方综合大院大所与行业研究机构的关系，等等。
4 学科建设与科研工作是否注意市场导向，是新旧管理体系的本质差别
学科是现代科学发展的产物，也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标志。丰厚的学科积累，是持续地产出高水平成果和接触科技人才的基础。因此，学科建设对当代科学、教育机构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科学发展的动力来自于两方面：生产实践的需求驱动和学科前沿的学术带动。当代科技发展的态势以及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任务，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学科建设的应用任务导向。纯粹从学科、学术观点出发去选题，会形成这样的结局：国家、市场急需的工作，我们做不了，我们辛苦研究出来的应用性成果，市场、社会不感兴趣。这种现象必须改变。
在学科建设中，要建立起适应我国国情和当代科技发展趋势的学科布局和学科发展战略。在基础与应用、长远与近期、大科学与小科学、自由选题与重大项目选择和安排上，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协调发展，任何偏颇或失误，在不久就会自食其果，影响科技发展。学科之间的交叉、综合，是当代科技发展的重要趋势。新的科技管理体系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要因势利导，加强组织，推动科研机构和学科建设顺应这一潮流。
5 既要跟踪、学习，更要创新、超越，新型科技管理体系才有生命力
在一定阶段，一定范围内，跟踪学习是完全必要的。站在巨人的肩上，才能看得更远。一切依靠自己从头摸索的方式，完全不适应当代开放社会的发展。但是，跟踪和学习决不是目的。学习、借鉴的目的，职能是不断创新，超越他人，超越自己。在工业战线上，引进只是起步，引进之后的改造、创新，才是判断引进是否成功的关键。在科技工作中，创新更是生命线，是灵魂。科研的创新标准，要看是否获得发明、发现和知识产权。科研论文的数量是评判标准之一，但不是最重要因素。发表了大量论文，不一定说明科研有成就。长于模仿，缺乏创新，是我国科技界当前的关键弱点，排除创新的障碍时当务之急。缺乏创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因循守旧、论资排辈、近亲繁殖是重要原因，而在观念上缺乏自信更是重要原因之一。新的科技管理体系是观念创新、条件创新、组织创新的产物，其最为宝贵的品质就是突出一个“新”字。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要敢于想前人所未想，做前人所未做，在一次次创新成功的实践中去建立新的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1]唐五湘.中国科技产业化环境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2]吴汉东.知识产权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贺善倪.现代科技的社会化本性和功能[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8）：105-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