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46:03
每分钟高达3元甚至8元的国际长途电话和每分钟1角的网络电话，你会选择哪一种？2010年12月，工信部网站“严打非法互联网协议电话（VoIP）”通告，让不少热衷于越洋“煲电话粥”的中国用户感受到阵阵寒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经营VoIP业务需要取得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也就是说，国内市场上几乎大多数的网络电话公司都属于“非法经营”。
“对这种基于互联网的新型电话技术进行限制甚至封杀，是为了保护国有电信企业的利益。”著名电信专家阚凯力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短暂的保护垄断行业利益阻碍先进通信技术推广的做法违背趋势。
随着三网融合的推进，电信运营商赖以生存的基础话音业务也在受到VoIP的巨大挤压。据不完全统计显示，2009年国内网络电话用户数量达1800万，而国际网络电话巨头Skype在中国的用户量已超过美国。
多年经营传统语音业务的商业模式，使得电信运营商形成了思维定势，习惯了居于产业链老大的地位。随着传统语音业务向数据业务的转型，电信业与互联网企业之间的竞争将更多地呈现出竞合的态势，运营商的竞争优势不再局限于企业本身的强大，而在于对产业链资源的整合能力。
运营商的奶酪
互联网电话，也称“VoIP电话”，由于其广泛地采用Internet和全球IP互连的环境，用户可以在使用了互联网协议的网络上进行从电脑到固定电话及手机的语音传输。与固定电话相比，VoIP电话最大优势就是资费低廉，通常国内用户用固话在拨打国外电话号码时，每一分钟的费用可能高达2-8元，而借助网络电话资费能够降低九成，这样巨大的价格差异让无数用户把票投给了网络电话。
但使用VoIP电话，无疑是动了垄断性企业电信运营商的奶酪。因为这种基于互联网的通信方式几乎可以绕开运营商，让它们无利可图。国外咨询机构Juniper Research预测，到2015年，全球范围内的移动VoIP应用将给运营商造成50亿美元的“损失”，基于手机终端的互联网电话会绕过运营商的蜂窝网络，使其无法从中收取费用。
当然，网络电话的难以监管，以及随之出现的网络电话诈骗等活动，也是工信部采取行动的重要原因。“除了合法取得资质的几家外，事实上国内提供网络电话服务的更多是小公司，它们在国内租几个电话服务器，和东南亚运营商合作，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卖充值卡，但可能在几个月后就不能用了，或者连公司都消失了，这种类似‘黑市’的市场亟待整顿。” Frost&Sullivan高级咨询师陶勤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分析。
按照工信部的相关规定，“合法网络电话”只有4个试点――深圳、上饶、长春、泰安。然而到目前为止，即使在这些试点地区，了解并实际体验过该项业务的普通用户也是凤毛麟角。且这项“试点”从2005年“试”起至今，鲜有看到普及推广和商业化，相关人士甚至连是否“试”下去，都语焉不详。
“网络电话想堵是堵不住的，未来肯定是会放开网络电话服务。运营商们只是担心一旦放开这一市场，用户都去使用网络电话了，其传统语音业务的钱就更难赚到了。”陶勤珠分析认为，电信运营商对待网络电话市场的开放是一种有条件的开放。“联通在2009年引进iPhone时并没有WiFi功能，当时的运营商担心网络语音服务对传统话音业务造成冲击，但到2010年时，联通版iPhone4引进WiFi功能，正说明电信运营商并不是完全反对开放，WiFi功能有可能更好地与中移动竞争，反而变成了联通的优势。运营商需要找到一种好的商业模式，既能够放开网络电话，又能平衡在网络电话开放后损失的利益，达到平衡。”
流量之殇
在传统的营收主力基础话音业务饱受冲击的同时，电信运营商在移动互联网走得亦不算顺利。2010年12月末，中国移动总裁李跃低调造访腾讯公司和马化腾会面时，坊间有消息爆出李跃就腾讯“移动QQ以极低的代价吞噬移动GSM网络流量”问题和马化腾直接面对交涉，要求该服务另行计费或改变分成方式。
尽管中国移动和腾讯双双出面否认此事，但“谣传”背后，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网络流量已经给运营商带来沉重的压力。此前中国移动集团董事长王建宙在接受《互联网周刊》采访时就明确表示，中移动面临两大挑战，“一个是电信运营商有可能不再是天然的产业链中心，另一大挑战就是移动互联网带来巨大的数据流量，中国移动运营成本明显增加，收入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
中国移动与腾讯在移动增值业务上的合作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1999年，腾讯与中国移动合作将QQ与手机短信相结合，推出了“移动QQ”，向用户收取每月5元的信息服务费，与运营商采用二八分成。移动QQ注册用户一度达到约500万，几乎占了腾讯盈利收入的半壁江山，而中国移动也因此提升了其数据增值业务。彼时，二者是亲密无间的战友。
直到2006年6月，中移动自行研发的IM产品“飞信”进入公测，与此同时，中移动宣布于2006年底中止包括腾讯移动QQ在内的聊天类梦网业务。作为对策，腾讯推出自己的IM客户端“手机QQ”，以减少对移动运营商的依赖。
现在，当各方都把主要的目光聚焦在移动互联网这块大蛋糕上。中国移动和腾讯两家分别掌握了最大通道和最大用户群的巨头无疑短兵相接，竞争和冲突加剧已是不可避免。
随着腾讯手机QQ用户的增多，过多占用通道资源势必令中移动付出越来越高的成本。去年8月，王建宙在“中国移动2010年年中总结会”上点名批评腾讯移动QQ，“广东40%左右的数据流量来自QQ一家，而我们收到的钱是每5块20M，把我们的2G容量都吃掉了。”而据腾讯2010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移动及电信增值服务收入为人民币6.951亿元，比上一季度增长3.1%，比去年同期增长55.8%。QQ活跃用户达6.366亿人，而移动及电信增值业务的包月用户数为2530万人。
敌人与盟友
无论是应对传统话音业务，还是新兴的移动互联网，电信运营商的做法正在一步一步地把它上下游合作伙伴从原来的“盟友”变成“敌人”。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运营商的竞争优势不再是本身的强大，更多地在于其对整个电信产业生态链的整合能力。如何与上下游合作伙伴合作、如何分成、如何共赢，都是需要所有运营商思考的现实问题。
在应对网络电话带给传统话音业务的冲击上，国外“开放”的做法或许更值得借鉴：新加坡把原先只有35家运营商提供IP电话服务的规定扩大到600多家；英国政府已把VoIP纳入现有的电信管理体系中进行管理；美国FCC自2004年就已决定将VoIP定位为不受制于传统电信法规的“信息服务”，为VoIP发展扫清政策障碍，在美国目前已有 Vonage、Level 3、AT&T等多家公司提供VoIP业务。尤其是全球已有几亿人使用的Skype，早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免费电话”，不但在欧洲的手机上广泛使用，甚至已经直接预装在香港等地购买的手机上。
陶勤珠认为，电信运营商亟需转变观念，利用自己的优势与网络电话竞争。“和网络电话相比，电信运营商有自己的优势，如大量的宽带覆盖，传统的语音服务等，它可以结合自身电信业务的这种优势，提供如Skype这种网络电话公司所没有的、更符合用户习惯的服务。”
与此同时，曾经错失第一轮互联网机遇的电信运营商们，在移动互联网的服务业态上存在着种种越位与缺位。
在移动互联网漫长复杂的产业链上，从电信基础服务、电信增值服务数据、互联网接入服务，到基础技术支撑服务、应用支撑平台和具体增值空间，运营商几乎全部程度不一地有所涉足。
但事实上，产业的主导者并不是产业的包揽者。运营商要想取得话语权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控制终端，另一种是抓住收费渠道。手机终端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终端厂商手中；而在收费渠道方面，互联网企业在收费上完全可以旁路化运营商。
“在互联网条件下，垄断竞争的实现方式本身已发生了变化，演变成双边市场交叉补贴战略，也就是安德森有特指含义的‘免费战略’。”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认为，今天的垄断竞争，变为大范围产业生态合作的游戏，成为基础设施提供商与增值服务商之间的合作博弈。”
运营商需要做的，是对这种新的业态尽早形成明晰的概念。具体而言，就是在电信业和互联网业两种产业中，区分基础业务和增值业务，明确有所为，有所不为。改变当前运营商在互联网基础技术支撑层和基础业务支撑层上缺位，在互联网增值应用层越位的不明智做法。
2008年3月17日，就奥运会前后的中国宏观经济状况，左大培教授接受了《财经文摘》专访。
宏观走势“二选一”
《财经文摘》：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奥运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影响很大，而且都是负面的。您赞同这样的看法吗?
左大培：我不觉得奥运会对经济有多么大的影响。
北京奥运会推动的，可能只是北京一个城市的投资。为了迎接奥运会，北京的市政建设需要集中投入，也确实搞了一大批项目，城市建设可能要大上一步。我估计，奥运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就这么大了。
至于说奥运会之后，经济放缓或衰退与否，这取决于政府政策，但我不提倡用“衰退”这样的说法。当然，这也仅仅是一个预测而已。
我的观点是，在2007年之前的15年里，中国经济面临的是非常有利的宏观形势，政府也比较好地利用了这个形势，高增长、低通胀。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率已达到每年10％以上，但同时通胀率很低。
从2008年开始，这样一个左右逢源的有利形势将不复存在，至于持续到什么时候，还不好说。
《财经文摘》：有学者撰文指出，2008年后，随着奥运会光环散去，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个增速放缓或严重衰退的过程，您对此如何看?
左大培：对于奥运会后经济面临衰退的说法，我觉得缺乏充分证据。洛杉矶奥运会影响到的，只是洛杉矶一个城市的经济迟缓，悉尼奥运会也是如此。我的意思是，不要太重视奥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力，问题不在奥运会身上，严格地说，和奥运没关系。
正如前面讲到的，前几年的经济发展是左右逢源。大家知道，9％以上就是高增长，而我们一连5年保持10％-11％。按理说，如此高的增长速度，通胀率理应比较高，但事实如何呢?到2007年止，通胀率一直不高，看起来似乎很好。但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把问题积累下来，物价开始逐步走高，现在终于上来了。
《财经文摘》：也有人认为，现在的通货膨胀是客观原因引起的。
左大培：很多政府部门讲的也有些道理，即CPI这么高是与偶然因素密切相关的，就是2008年雪灾。雪灾到底造成了几个点的增长不好说，但确实是把CPI拉高了。
而即便把雪灾因素影响扣除掉，实际CPI也不会低，也会涨到5％，这已是很明显的通胀了，而现在更达到八点几的水平。政府已经提出，争取今年CPI增幅保持在4.8％，基本在5％左右。
这些其实与奥运会关系都不大，所以，我基本上不愿意谈奥运。至于说什么经济发展的所谓拐点，也和奥运关系不大。洛杉矶奥运会之后，美国其实并未出现衰退，经济一直繁荣，如果一定要说有不利影响，可能只是对洛杉矶一个城市。
仔细想想，这其实不难理解：洛杉矶为奥运会盖了大量房子，奥运会结束后，如此多的旅馆没人住，很多建筑物闲置。
北京奥运会也跟美国奥运会一样，由于其经济总量在整个中国经济总量中，只占很小的一块，所以不会影响到整个中国经济。
《财经文摘》：纵观中国宏观经济全局，依据您的理解，什么是当下最为突出的问题?
左大培：现在中国经济形势最为突出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实际上是经济增长速度过快。我最近一再强调，这5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形势一直是偏高，到2007年已经是过高了。
所以我坚信，如果奥运会对中国经济有影响的话，只是对北京市有影响，过热或过冷，但对全国来说，影响不大。即便全国经济出现问题，它也和奥运没有关系。
《财经文摘》面对这样的局势，2008年之后，中国经济是不是会面临―：些困难?
左大培：两难之中做选择，要么是“低增长”，要么是“高通胀”，二选其一。
原来是高增长、低通胀，没有这个两难。今后则一定是两难，你或者是选低增长，或者是选高通胀。简单地说，要想继续维持当下或前几年的美好局面，是肯定不可能了。宏观经济学上讲“菲利普斯曲线”，号称“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的弗里德曼讲过这些东西。
我现在关注的只是GDP。GDP的增长和物价息息相关，现在的CPI已经上涨到相当高的水平，要想继续维持前几年的增速，通胀率将很高，而且会越来越高。反观时下的通胀水平，实际上和前几年的高增长是具备直接关联的，最后终于引起了通胀。
所以说，2008年之后，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一个两难选择，要把通胀率降下来，经济增长率就得下来，这就是增长的选择；你要是要求增长不低，还保持一个较高水平，甚至10％以上的增长，通胀率就得高，甚至比现在还要高，且越来越高。
人民币升值与流动性过剩
《财经文摘》：您对未来物价水平走势如何看?
左大培：现在的经济形势是“总需求过大”，也就是说，社会上的货币购买力过大。其中一个原因是，货币的流动性太大，通俗点讲，钱太多了。
在这样强大的购买力推动下，经济增长很快，企业销售很好，大家都拼命地开足马力生产，许多产业的日子很好过。房地产热火朝天，很多原材料生产都是如此，比如钢铁。即便是一般的消费品生产，销售也比较好，生产加工增速明显。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实际生产能力尚未达到如此高度，所以必然造成物价上涨，于是出现了我们看到的通货膨胀。也就是说，现在的增长有点超出能力了，需求过度紧张，生产跟不上。
那么，如此多的钱去了哪里?它们把物价抬高了，结果导致通货膨胀。这是我的整体判断。
《财经文摘》：是不是整个经济界都这样认为?
左大培：有些经济学家不同意这样的分析。他们认为，去年的物价上涨只集中在少数产业，强调是由单纯的“猪肉涨价”造成的，现在呢，他们基本放弃了这个观点，因为大家都看到，现在不光猪肉涨价，所有的肉都在涨价，菜也涨价。但他们还是说，只是食品涨价，只是个别行业的问题，不是整个经济全局。
除了物价，金融市场也可见矛盾与问题，过度的内资外资对流，这是我们一直批评的。一边是大量的外资往国内流，一边是大量的内资向外流，这样的对流造成一系列紊乱。国际资本进来以后，首先要兑换成人民币，它的外汇变成中国的外汇储备，显得“钱更多了”，推高物价，或者这些钱进入房地产或股市，即所谓的热钱，造成更为巨大的不稳。
《财经文摘》：在这种大背景下，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有多大?
左大培：人民币升值会减少出口、增加进口，对中国制造业确实存在负面影响。如今年2月与去年同期相比，出口仅增加6％。
中国处在宏观经济过热这样一个时期，需求量很大，想买你产品的人，包括外国人太多，而产能实际上不行，没有跟上去。所以，在这个领域，稍微“凉”一下，也没什么。
据我观察，人民币依旧走在升值的通道上，中央政府还在做升值方面的努力。现在中国进出
口面临两重打压，一边是人民币升值，让你出口增长不了，另一个是美国经济正在衰退。中国的进出口，是与美国经济发展高度相关的，美国经济增长快，中国出口就增长快，美国经济增长慢，中国的出口就要下降。
外汇汇率是可以投机的，就跟股票、房地产一样，所以不好揣测具体涨落。但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一直是贬值的。最初人民币对美元，是1.8元人民币换1美元，现在是7元多换1美元。上世纪80年代时，还是5元人民币换1美元，那也比现在高啊。8元人民币换一美元，那自然是1996年以后。
《财经文摘》：就是说，人民币升值会严重影响中国的出口竞争力?
左大培：当初东南亚各国对中国多有指责，因为中国的大规模出口，对这些国家的国内制造业冲击较大，他们对美国市场出口的优势份额被中国取得。东南亚在10年前就对中国施加压力，陈说人民币过度贬值，并在国际上游说人民币升值。
中国加入WTO对汇率有多大影响，暂时还说不清楚，但对进出口是一个刺激，进口、出口规模都在增大。
人民币升值造成的冲击，你可以到广东看一看。那里已有大量的企业停止生产，珠三角地区出现了“关停企业潮”。在这背后有几个因素：劳动力成本上涨，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当然，还有人开罪到新《劳动法》。
《财经文摘》：您对当下的中国股市怎样判断?
左大培：目前股市已经跌到4000点，根本原因就是过去涨得过高，脱离了股市基本面的制约。今后股市是否还将出现大幅反弹，谁都不好说。但我认为，目前的股市，还没有跌到基本点上。
一般成熟的股市，其市盈率不超过20倍。20倍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字，市盈率应该同银行存款的利息率有…个稳定的关系，即市盈率不应该超过利息率的倒数。比如现在的存款利息率是4％，它的倒数是25，也就是说，股票的市盈率就不应该超过25倍。
你去看看中国股市的市盈率，现在至少也得30倍，而且算法上还存在很大问题。
《财经文摘》：就是说，中国的股市还很不成熟。
左大培：很多经济学家对中国股市的发展趋势意见不一，而中国股民纯粹是希望通过投机套利，今天买了，希望它明天就涨，但明天会不会涨，谁也说不好。如果问我股市的未来走势，外国经济学家有个最简便的回答：不知道。
国家提高印花税是去年5月份，当时股价已经是4300点，现在又跌到4000点以下了。主要原因是市场投机过度，政府又没有办法，只能搞调控。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中国可以动用的钱太多了。
《财经文摘》：对于房地产，您的整体看法如何?
左大培：在我看来，房地产市场也是投机，是靠投机撑起来的。2005年之后的房价，基本上可以说是靠投机造成的。买房子本来是为了住，但很多人买房子根本就不是为了住，而是认为房价要上涨，跟股市一样，希望过两天房价一涨，再卖掉。在这样的状态下，房价涨得就离谱了。
至于王石提出房地产拐点…说，我只能认为，他是业界的，可以这么说。如果他心里连这点估计都没有，那就不要干这一行了。任何人做任何事都要有一个基本判断，是涨是跌，倘若没有一个心理估计是不对的。而我不是干这行的，没权说。在这一点上，我要吸取易宪容的教训。
我只能说，现在的房价是不正常的，高得不正常，这个我是做过专门研究的。首先，房价和房租的比就不正常，房租比较正确地反映了人们的居住需求，你租房子肯定是需要住。如此算来，租房子比买房子合适，这是中国目前的普遍情况，特别是在北京。
那就说明你这房价高得离谱了，大家都不该买你的房子，都租房子算了。反过来讲，现在买了房子要出租的人，都不赚钱。就是这么一个道理。现在如果要贷款买房子，即便出租都是要赔本的，还不如把钱存到银行里。
至于说目前的房地产市场会不会果真大跨步往下走，也不能说，投机市场就是这样。比如股市，以前我说涨得离谱，可它还是一直往上涨。直至大家都承认，股市是一个神话，这个神话一结束，股市就会跌下来，一直跌到其基本点上。
真正具备科学态度的人，谁也不可能说“现在就是拐点”，不管是房地产还是股市。
看淡政府调控
《财经文摘》：您认为，政府对经济该如何发挥宏观调控作用?
左大培：政府调控股市，增收印花税，于是，“十七大”之前，股市从4300点跌下去。但到“十七大”以后，又一下子反弹，涨到6000多点了，没调控住。现在股市在往下跌，政府确实想“保”，但至少最近几天还在跌。
调控房市也是同样道理，也需周期。虽有既得利益集团的因素存在，但主要原因在于，宏观调控有一个“时滞”上的缺陷，也即时间滞后。一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从出台到起作用，不可能立竿见影，要历经9个月的时间，房地产调控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
政策都有“时滞”性，这是宏观经济学上的常识。所以，弗里德曼是反对政府干预的，因为政府干预总是出毛病，出“时滞”上的毛病。
弗里德曼为此讲过一个笑话，形容政府干预出毛病，就像我们洗澡调节水温：天凉的时候，就往热里使劲调，但还是凉，到后来突然热起来了，烫得要命，然后再赶紧往回调，发现还是热，再调，水突然一下子凉得可以把人冻死。
股市会对突然来临的信息，也有一个反应过程。去年的印花税调整，可能对股市有一个非常大的冲击。但这并不是说你这个政策真正起作用了，而是对大家信心的一个不利影响。
《财经文摘》：对于时下及今后中国宏观经济走向中出现的通胀压力，您怎样分析?
左大培：现在国家应收紧银根，提高利率，减少整个经济中的流动性。对此，精通政府政策的局内人都很清楚。
流动性过剩对股市的冲击非常大，去年5月份的冲击已经足够大。大家看到股市能赚钱，于是开始把银行存款投入股市，结果股价进一步抬升。问题是，你怎么能够预测到大家都这么想?最后即产生了所谓的“羊群效应”。
关键词：高职教育；选择；对策
纵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历程，成绩固然辉煌，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如招生困难、生源质量不高、办学定位不明确、特色不鲜明、师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等等，诸多问题导致许多高职院校在发展中面临尴尬的两难选择。
高职教育面临的两难选择
（一）高职教育是以就业为导向还是为学生提供升学的跳板
在2005年底的全国职教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再次强调了要“以就业为导向，努力提高职业院校办学水平和质量”，强调职业教育要深化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其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教材等都要着眼于提高学生的就业和创业能力。这就要求高职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具体的教育教学安排，还是宏观的政策导向都要以学生的就业为主要目标。
在实际发展中，许多高职院校却背离了这样的导向。由于高职教育目前在我国仍然定位于专科层次，主要生源是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在录取时，高职院校又是位于最后批次，这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考生，使他们觉得上高职是无路可走的“最后选择”。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学生和家长普遍不认同高职教育，宁愿选择复读也不进高职院校。而高职院校也确实存在着办学无特色、管理不严格、教学质量不高等问题，加上普通本科院校的连年扩招，导致高职院校更加缺乏对学生的吸引力。
面对这种局面，条件较好的高职院校选择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以抢夺生源，也有的高职院校在教学过程中过分偏重理论教学，将高职教育办成普通本科教育的“压缩版”，不重视学生的动手能力与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一味地鼓励学生参加高等学校自学考试，以换取社会普遍认同的文凭。这些高职院校在招生宣传中打出的口号就是“为学生进一步升学提供机会”。政府强调发展职业教育“要从体制上搭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互通互联的桥梁”，目的是为搞好中职教育、高职教育的合理分工和相互衔接，为各类学校毕业生就业成才与终身学习创造条件，不应成为一些高职院校争夺生源的借口。高职院校到底是选择为学生提供升学的跳板还是以就业为导向，很值得深思。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需要大量的技能型人才。据劳动保障部统计，到“十五”末，我国技能劳动者需求总量将增长20%～25%，其中高技能劳动者所占比例预计将增长15～20个百分点，特别是技师、高级技师的需求量将翻一番。高职教育作为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重要场所，其发展空间是巨大的，只要找准定位、办出特色、提高办学效率和人才培养质量，其潜力将无可限量。
（二）高职教育的发展应满足终身教育的需要还是满足市场的需要
职业教育具有鲜明的职业性、社会性、人民性。我国高职教育实行的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学校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然而，人才培养需要一定的周期，具有滞后性，而市场的变化却越来越快，有时候，当市场急需的人才大量培养出来之际，人才的规格与质量已不能适合变化了的市场行情，导致许多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中做“无用功”，造成人才与教育资源的浪费。为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一些高职院校宁愿选择“短、平、快”地培养人才，注重学生短期内上岗能力的培养，片面迎合市场快速变化的需求，而不注重学生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不注重学生职业道德与职业精神的培养，更不要说考虑学生终身教育的需求了。
早在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时，国家就明确强调扩招的重点是高职教育。虽然高职教育的大发展满足了更多人求学的需要，但是人们对高职教育的需求却远不止学得一技之长和实现一次性就业，而是更多地希望通过高职教育提高自身各方面的素质，提升职业选择的能力，从而为终身学习、终身教育打下基础。这就使得高职教育面临另一个两难选择——是满足终身教育的需要还是满足市场的需要。
（三）高职教育应以学生为本还是应以企业为本
高职教育的发展必须依靠行业与企事业单位，这是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在我国，许多办得好的示范性职业技术学院大都较成功地实施了产学合作。学校根据企业的需要培养人才，提供与专业相关的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训的场地和设备，并派专人指导学生的实践活动。这样，既为企业培养了所需的员工，学校也解决了学生的就业问题，本是一个“双赢”的好办法。
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理想。因为经费困难，很多高职院校存在着缺少实训场地、仪器设备陈旧等问题并长期得不到解决，而国家在职业教育投资政策方面则鼓励多渠道筹措资金。在政府财政预算内经费增长缓慢的情况下，高职院校将相关的行业与企业作为主要教育投资来源，在产学合作思想的引导下，积极与经济效益好、发展速度快的企业联合办学，这不失为一条好途径。很多高职院校因为生源不足、生源质量不高，往往在招生时对学生在校的学习与未来的就业、升学等许下多种诱人的承诺，打出“以学生为本”的口号。作为教育机构，高职院校本来就应该以学生为本，有目的、有针对性地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但是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高职院校的正常办学。因为需要企业的投资，学校往往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以企业为本，而不顾学生的利益，如单方面增减学时、不兑现学生入学时的就业承诺等。这种以企业利益为导向的行为显然是高职院校的无奈之举，是不利于高职教育的发展的。
高职院校固然应该寻找合作企业进行人才培养，但不能以企业利益为出发点而舍本逐末。许多高职院校在功利观念的影响下，以企业为本，这绝非长久之策。因此，需要政府部门积极加以引导。在2005年的全国职教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强调要“加大公共财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国务院已决定，‘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100亿元，重点用于支持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充实教学设备，资助贫困家庭学生接受职业教育”。这无疑是对高职教育的发展极为有利的措施。
应对两难局面的积极对策
我国高职教育面临的尴尬处境与两难选择，是高职教育发展中许多问题长期积累的结果，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需要各方面长期的竭诚合作，需要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积极引导，需要高职院校自身的不懈努力，需要全社会转变对职业教育的陈旧观念。
（一）各级政府应加强政策保障
首先，要改善高职教育的社会地位。一直以来，受我国传统文化中“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观念的影响，社会上对高职教育的地位并不认可。政府应在政策上作出硬性规定，如取消高职与普通高校招生时的统一考试，或者调整高职院校的录取批次，以此改善高职院校的“末流”形象，从而扭转公众的思维定势；在高职教育中设置本科或更高的培养层次，加强其对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培养的作用，以提高高职教育的社会地位。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高职院校专注于职业教育，专注于社会急需的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专注于自身发展中的就业导向。
其次，要保证高职教育在教育界的地位。关键是要保证沟通各类教育的“立交桥”尽快建立。高职教育除了与中职教育衔接以外，还应衔接本科生、硕士生乃至博士生层次，形成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使学生在技术运用与操作能力培养的基础上向更宽、更深层次延伸。同时，应加强与普通高等教育的横向沟通和联系，使两者平行发展，互相渗透，互为补充，发挥两类教育各自的优势，形成真正的高职教育的“立交桥”。这样不仅可以完善我国的教育体系，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人们在职业教育系列中追求终身教育的目标，使高职教育在适应人才市场需要的同时更加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高职院校应积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首先应该明确学校的定位与人才的定位，减少人才培养的盲目性。我国的高职教育定位应该是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这些人才应具备基础理论知识与专业知识，重点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与敬业精神。
其次，要探索产学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中应充分认识到自身与经济的密切联系以及与行业、企业的密切联系，依靠行业、企业走产学合作培养人才的路子。在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学计划的制定、学生的实习实训以及毕业生就业等方面，要与行业、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共赢关系，建立起行业、企业积极参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运行机制，充分利用学校与企业两种不同的教育环境与教学资源培养人才。只有这样，高职毕业生才能更好地适应工作环境，为企业所接受；企业才能更容易地得到急需的人才；高职院校才能更好地协调企业与学生的利益，从而实现学生、企业、学校的“三赢”。
（三）对社会舆论应加强正确引导
要改变我国公众长期以来鄙薄职业教育的现象，改变高职院校发展中的两难境遇，强大的社会舆论保障必不可少。各种媒体与媒介应加强宣传国家的职业教育政策，宣传职业院校的办学特色与专业特色，引导人们树立对职业教育的正确认识，从而转变社会上对高职教育的错误认识。高职院校也应发挥自身的优势，在国家大力发展有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的有利条件下，主动借助媒体的力量，加强对学校的全面宣传。社会舆论的正确引导不仅有利于顺利推行国家政策，提升高职教育的形象与影响力，更是一种强大的监督力量，可以使高职教育沿着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方向不断前进。
通过政府、学校、舆论三方面的共同努力，带动其他各方面力量的协同配合，高职教育一定会彻底摆脱当前面临的两难处境，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参考文献
[1]莫荣.2003～2004年中国就业报告——中国积极就业政策的实践[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
[2]李挥，张玉文.贯彻落实《决定》和会议精神 推进职业教育快速健康发展[N].中国教育报，2005-11-17.
“茶水发炎”事件并不复杂，关于此事件的舆论传播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3月19日中国新闻网的首发报道《茶水当作尿液样本送检，医院竟化验出了炎症》为开端，相关评论随着事件在网络上的迅速传播和传统媒体的跟进滚滚而来，内容主要是对医德医风的口诛笔伐，其中引人注目的是3月26日《人民日报》时评《“茶水发炎”折射机制有“病”》，批评医德缺失，直指“以药养医”的体制。
与此同时，一场全国性的医务人员“反击行动”借助医学专业网站丁香园展开。3月31日13时至4月2日17时，全国92家三甲医院进行了“用茶水做尿常规化验”的实验。在所产生的136份化验单中，占总数93.4%的结果显示为“阳性”，即证实茶水的确能“发炎”。此结果在丁香园网站发表后，舆论开始转向，矛头对准了传媒和记者的职业道德。以4月9日《人民日报》时评《“茶水发炎”与媒体责任》为标志，舆论传播进入第二阶段：主流媒体的舆论对记者的职业道德提出批评，要求媒体自律；也有意见为记者的行为辩护，形成争论。4月10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公开对事件做出回应，认为“茶水当作尿液样本送检，医院竟化验出了炎症”的报道有悖于媒体记者职业道德的规范要求，是误导公众，不利于维持正常的医疗秩序，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这随即引发了一波论辩高潮。
由“茶水发炎”事件引发的诸多论争中，记者假冒患者的暗访行为无疑是争论的焦点。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经过调查发现，3309名受访者中，近一半人认为，媒体的这次策划意在维护公众利益，算得上大快人心之举；而超过四成的人却表示，此举不符合新闻操作规范，背离了新闻职业道德，并且在事实上不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①
暗访又叫“隐性采访”，可以分为介入式和非介入式两大类。介入式暗访，即记者假冒各种身份，与事件的当事人交往，以获得新闻信息；非介入式暗访，是指记者不显露自己的身份，以旁观者的眼光观察，没有介入或干预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而获得新闻信息。②一般情况下，对暗访的质疑多集中于介入式暗访，非介入式暗访引发的争议相对较小。“茶水发炎”事件中记者的行为属典型的介入式暗访。
介入式暗访的成功案例很多，而争议之声也始终没有停息过。1978年，《芝加哥太阳报》获悉有4家诊所为就诊妇女做不必要的堕胎手术以牟取暴利，随即派女性调查员到私人诊所暗访。调查员假装要进行怀孕检测，买了男性尿样送去化验，结果在这些男性尿样测试中却得出了阳性结果，调查员因此被建议去做堕胎手术。为了深入调查，报社工作人员隐瞒身份，在所有4家诊所和2家所获得了正式工作。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她们发现不少女性即使没有怀孕也被做了堕胎手术，同时还发现了其他问题，包括误诊引发的命案。为了使自己的目击证明更有说明力，暗访人员从诊所偷拍了100多张医疗记录，这种偷拍行为在所在的州属违法行为。1978年11月，《芝加哥太阳报》发表了关于此事的系列报道，社会反应强烈。随后该州通过了几项法律来管理对外接受病人堕胎的诊所。涉案医生有的被投进监狱，有的离开了该州。一家诊所报社但被法院驳回。
毫无疑问，这是一起引起轰动的“调查性报道”，没有暗访，就不会有报道的成功。但是，由于这组报道采用了暗访这一“欺骗性”手段，因而没能获得普利策新闻奖。
因此，即便动机纯正，而且事实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介入式暗访仍然面临着道德的拷问：采取欺骗的手段获取新闻是否应该？或者说，为了达到合道德的“目的”，是否可以采用不合道德的“手段”？特别是在舍此手段就不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下该如何权衡？
在这个问题上，主流的认识是要严守道德准则，不搞欺骗式采访。典型的说法来自于普利策奖的评委们：“报纸本身获取新闻时不诚实，怎能为诚实和尊严而奋斗？”大哲学家康德也坚持道德原则无条件地不容例外，欺骗这种行为无论任何时候都是错的，即使天塌下来，我们也要做道德上正确的事而不管结果如何。具体到我国的新闻操作规范中，基本上也认同这一原则。如2005年印发的《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实施办法》第四条第四点就规定：“通过合法和正当的途径获取新闻素材，不得采取非法和不道德的手段进行采访报道。不搞隐蔽拍摄、录音。”
但是，这种手段的“道德纯洁主义”也潜藏着不道德的风险。大众媒体肩负着扶正祛邪、激浊扬清的舆论监督责任。而社会丑恶现象一般总是在暗中进行的，依靠记者的正常采访有时很难获取事实的真相。就像上述《芝加哥太阳报》的例子，如果不是去暗访，公开采访只会一无所获，甚至打草惊蛇。如果直接通知执法部门，这不符合新闻媒体探求真相的职业价值，事件也可能最终不会得到正确处理。因此，放弃暗访这一“不道德”的采访手段，有时意味着媒体只能背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任由不道德甚至不法行为危害社会公众利益。有人认为记者的职责就是对客观发生的事情进行报道，是一名记录者，不应该是参与者、制造者。问题在于，有时候如果不亲身参与就无法当记录员，就无法揭露损害公众利益和危害社会的行为。让传媒面对丑恶现象而不作为，明知公众利益受到损害而只能袖手旁观，是置媒体于不义的境地，这本身也是一种不道德。
因此，将暗访一棍子打死并不符合道德原则，可以说暗访具有某种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从学理上讲基于伦理学上的权变理论。所谓道德权变，就是人们在一些特殊情景中，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利益损失，或者为了维护更大的道德价值，对自己所认可的某项道德准则所采取的暂时背离行为。道德权变的特点，一是承认准则的先在性，或者说承认人们普遍认可的道德准则；二是强调在特殊情况下准则的可变通性，这种变通只是对准则的暂时背离，而且其前提是为了实现某个更大的道德价值，或者说为了维护更具价值的道德准则。③
可见，暗访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的一种非常规采访形式，只有在追求的目的具有更大道德价值时才能暂时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换句话说，拒绝暗访是原则，采用暗访是例外。至于什么情况可归结为例外，需要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总体而言，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一是事件的价值高于新闻的职业价值，报道该事件的意义比维护新闻职业自身的声誉更重要。通过报道该事件可以实现更大范围的公众利益，为此可以适当牺牲职业声誉和道德，这体现了公众利益高于职业利益的原则。如人民的生命财产遭遇严重威胁，或者是危害社会的分子如果不揭露就无法得到惩罚，上述《芝加哥太阳报》的报道就是这样的例子。
二是除了暗访再没有别的手段可以获取信息。有时候由于环境的约束，为了获得一个重要报道，就必须采取暗访这一手段，否则公众利益就会受损。就如西赛拉•博克在其《撒谎》一书中建议：诚实的选择是在采取任何形式的欺骗或不正当手段之前经过深思熟虑才进行的。合理的理由是除了暗中的调查之外，没有其它手段可以得到所需材料。④
如果上述条件能够满足，介入式暗访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接受的。但为了减少道德瑕疵，在具体操作上必须尽量少用欺骗手段。如《芝加哥太阳报》的工作人员去暗访的私人诊所求职时，提交的个人履历中只是隐去从事媒体职业这一项，其它内容完全属实，这就可以尽可能地弥补道德缺陷。
此外，记者还需要严格把握暗访的“不道德程度”。无论如何，暗访手段的使用不应该逾越法律的底线。道德是最高的法律，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作为一种非权力性规范，它更多需要个体的自律来维持。而自律是有弹性的，它的边界就是法律。道德问题的争论常常退回到需要交由法律来裁决的窘境，这虽然是一种无奈，却也是道德固守的最后防线。如果记者在暗访中违法，即使理由再充分，也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记者在危急时刻出于对公众利益的维护而“不得不”违法也只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来考虑减免刑责，这与普通公民见义勇为没有什么两样，公众利益的理由不是记者可以违法的“通行证”。
对照上述原则和条件，我们可以对“茶水发炎”事件的报道做一具体分析。我们需要问两个问题：策划报道这一事件是为了公众利益吗？这种介入式暗访是必须使用的唯一手段吗？
关于第一个问题，相信没有多少人会有疑问，这一选题体现了明显的公共利益。医疗问题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尤其是在今天，医疗与教育、住房一起成为压在普通民众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记者为民众代言，试图揭露医疗黑幕，完全符合公众利益的要求。就像报道中所言，“这段时间，针对医院前来投诉的人很多：杭州的一位陈女士看了个小病花了两千多元，病历和药物的明细单都没有；一个医院口腔门诊部花4000块钱给患者装的烤瓷牙居然是个合金的假货……”如果媒体及记者对普遍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熟视无睹那倒是不正常的，是对公众利益的麻木。
因此，第二个问题就成为关键所在，那就是记者是否必须采取“以茶充尿”的欺骗性手段。这里面实际上又包含两个小问题：一，是否必须采用欺骗性手段？二，“以茶充尿”这一具体的欺骗做法是否适当？
从理论上讲，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既符合公众利益，也是医院和广大医务人员的利益所在。但现实情况是，如果想揭露医疗服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依靠公开采访想达到目的几乎是不可能的。一来被批评方总是千方百计地掩盖自身存在的问题；二来医院掌握着医学专业知识，作为门外汉的记者很难从一堆充满专业术语的材料中发现问题所在。因此，暗访既是无奈的选择，也是一个相对容易获取真实信息，直观反映医疗行业弊端的好办法。
既然欺骗性手段的使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就需要考察假冒病人、以茶充尿的做法是不是适当的选择。当事记者称这一“灵感”来自于某专家的一句戏言，但从效果上看，不仅是不适当的，而且总体上是失败的。因为医学实验证明茶水的确会“发炎”，这与医德医风无关。虽然在具体操作上记者的表现是规范的，他们不仅去10家医院都用同一杯茶水，还与电视台合作进行了全程摄像记录以确保事实的真实性。但由于以茶充尿的化验结果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更谈不上是医院和医生之错，因而反有了误导公众、哗众取宠之嫌。但由此就得出记者违反职业道德的结论，也有点冤枉。因为他们事先并不知道茶水会“发炎”，事实上连医务人员和医学专家也是事后经过反复试验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记者是外行，自然更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可见记者的这种“不道德”行为并不是主观使然，他们出于正确的目的，却选择了“错误”的不道德手段，目的的高尚没能遮蔽手段的道德缺陷，暗访的道德风险被凸显和放大。这也提醒媒体从业人员，记者不是全能的，涉及专业性强的领域，想当然和自以为是只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
因此，“茶水发炎”事件的核心，不在于记者是否应该采取欺骗性的采访手段，而在于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欺骗性手段。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当事记者栽了跟斗，既惹恼了医生群体，也没有起到预期的社会效果。报道引起了全国医生的反弹，众多医生自发参与“茶水尿常规”化验，有医生说，“记者用茶水泼了我们一身，我们用茶水证明我们的清白”。丁香园网站从媒体的众多评论中挑出批评记者的内容加以整合，对那些认同记者做法的言论展开批驳，俨然成为医生群体与记者对抗的话语平台。加上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认为记者的做法有违职业道德，不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可以说，这是一起由于不正确地使用暗访手段而“引火上身”的失败案例，它给所有媒体人敲响了警钟：要警惕暗访的道德风险。它或许会给新闻职业赢得尊重，但更可能带来对于这一职业的怀疑和抵制。
除了道德风险，这种介入式暗访的法律风险也如影随形。有律师撰文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看“茶水事件”，记者冒充患者、提供假尿液的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看，“茶水事件”中记者对外发表的言论有侵害医院的名誉权的嫌疑。因此，新闻暗访中与道德风险同在的还有潜在的法律风险，可说是暗礁重重。
“茶水发炎”事件为我们全面审视暗访这一非常规但又被经常使用的采访手段提供了契机。必须承认，在任何国家，新闻业都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但记者并未因此享有高于普通公民的任何特权。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传媒工作者，当面对是否使用欺骗手段的选择时，为规避和化解道德风险，首先需摒弃个人私念，忠实于社会公众，从公众利益出发，谨慎考虑每一种结果，在道义上选择利益最大而损失最小的合理行为。
如果一定要使用“欺骗”，也要选择能取得最好社会效果的“正确”的“欺骗”手段。这不仅符合功利主义者主张的“为最大多数的人寻求最大的幸福”的伦理原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伦理观，即在实践基础上的动机与效果的统一。
（作者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董伟、方奕晗：《“茶水发炎”事件牵出新闻伦理争论》，《中国青年报》4月16日
②陈力丹：《暗访新闻要谨慎》，《新闻与写作》2006年第12期
移动视频和其他高宽带应用已经促使AT&T和英国O2停止提供无流量限制的数据服务计划，尽管这些计划曾受到消费者的广泛欢迎。其他一些运营商暂时还在继续提供这种不受限制的套餐服务，但同时也在密切观察竞争对手的定价策略。
经济和技术力量的双重局限，使无流量限制的数据服务计划不太可能被带到4G时代。既要留住客户，又要降低成本――运营商们必须仔细评估各种定价模式，来应对这种充满矛盾的需求。
到底要多少流量？
流量分级使客户可以有权选择每月使用200M还是2G数据流量。这种计划的好处是简洁明了：使用越多，费用越高。这似乎是一种很公平的价格体系。
问题是：针对语音服务，消费者对自己每个月的通话时间大概多长还能有一定的概念；但是，如果是在YouTube上观看10分钟的小丑表演，到底要消耗多少带宽，消费者就不甚了了了。
关于流量分级计划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用户的流量消费有可能大大超出自己的预期，因而产生预想不到的超额费用。出现这样的超支问题必然会引起消费者的惊讶、愤怒，并向客服投诉。这样运营商就有失去客户的风险，还要花额外的费用来处理投诉。
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运营商需要在不断扩充网络容量、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在网络中建立更多分散的智能――使用数据服务的用户应该对自己的智能手机使用拥有更多的控制能力，而不再总是出现意想不到的费用问题。
流量分级计划应该能够实时通知智能手机用户，他们在该月可用的剩余数据量，并询问用户是否愿意在需要的情况下升级到更高一级的套餐计划。
套餐之外的选择
运营商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数据流量分级并不是惟一的定价选择。
另一种选择是为消费者提供针对他们使用模式而打造的专项服务方案：父母可以使用智能手机监控孩子的上网活动；视频爱好者们可以使用手机观看视频、进行各种娱乐活动；年轻人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短信服务方案；服务行业的“移动人士”可以使用适合自己的移动云服务。……
这些个性化的专项服务套餐，将定价计划与个人的使用习惯结合起来，尽管执行起来比流量分级定价模式更困难，但是也有一些显著的优势：
采用这种定价方式的运营商与消费者的使用习惯关系更加密切，改善了交叉销售的服务。
4G时代，传统的移动运营商将不断受到来自谷歌和亚马逊这样的公司的挑战。
iPhone、iPad、Kindle和其他数据设备的成功销售，充分说明了精心设计的小型设备和创新服务可以赢得消费者的青睐，它们的成功几乎将运营商排挤在外。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礼品渠道呈现出销售量大、多元化、创新快等特征。数据显示，以中国移动为代表的各电信运营商作为国内最大的礼赠品采购渠道，每年为各种促销活动和积分兑换等采购各种礼品已达几百亿元。各家银行的信用卡积分兑换，也是众多礼品渠道商争夺的巨大蛋糕。
目前的小家电品牌，进入礼品市场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借助专业的礼品渠道商开拓市场，一是靠原有的渠道商来开拓礼品市场。第一种方式，是让自己的产品进入礼品渠道参与竞争。这一渠道是不透明；第二种方式严格上来讲，不属于真正的礼品渠道，只是简单的团购而已。有企业反应，传统小家电企业运作这两种方式并不理想。面对日益增长的礼品渠道，传统的小家电企业正面临两难的选择。
礼品渠道是一个单独而又特殊的渠道。在这一渠道中，产品第一，关系第二。传统品牌运作礼品渠道首先遇到的难点是产品问题。
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某企业从2008年就想大力度开拓礼品市场，并连续两年高调参与深圳礼品展。然而，2010年的深圳礼品展，他们缺席了。谈到其中的背景，该品牌特殊渠道部长认为，通过两次参展，他们在全国已经找到了十余家的礼品渠道商。可以说，客户数量已经足够了。而目前最困扰他的是，礼品商对于传统小家电企业的产品不满意。其原因有两个：一是，目前多数的小家电产品不具备作为礼品的特征。尽管消费者在日常送礼的时候会考虑到超市购买电磁炉、电饭煲等常规小家电产品，然而礼品采购商更看中的是新奇特产品。要有吸引人的外形设计，抢眼的色彩，独特的功能等等。即便是采购大众化的产品，就要在品牌上考虑了。二是，传统小家电产品在卖场的曝光率高，价格透明度高，这无疑与礼品渠道的规则是相悖的。
某品牌负责开发礼品渠道的经理坦承，经过了几年的市场尝试之后，他认为，礼品渠道不需要大动干戈地投入，而是顺其自然就可以了。原因就是传统的小家电产品不符合礼品渠道商的要求。一般一个品牌与礼品商合作至少要提供100款以上的产品。这些产品一定要有鲜明的特点，符合礼品市场的需求，而要保证100款产品的供货，至少要占用1000万元以上的库存资金。这100款产品中，真正能够带来销售量的大概不会高于20款，因此，厂家的库存和资金压力都非常大。更何况，很少有厂家既能生产传统产品，又有开发礼品渠道需求的产品的能力。
显然有些品牌对于礼品渠道的理解还是比较肤浅的。认为只要拿着自己的产品，找到礼品渠道商，给他们具有诱惑的利润空间之后，就可以很快打开礼品市场的局面。某礼品渠道商认为，目前礼品市场的需求旺盛，品类也很多，但是包括个人护理类产品在内的小家电产品的占比低于10%。到中国最大的礼赠品平台，中国移动的积分商城看，这里琳琅满目的商品中，小家电产品占有较为重要的份额。以北京移动的积分商城为例，这里用积分兑换最畅销的100款产品中，大多为价值较低的日用品和餐饮券，小家电产品中，以剃须刀等个人护理类产品为主，其他产品还包括电水壶、吸尘器等目前家庭拥有率不高的产品。而商场中销售的常规小家电产品品类很少。如豆浆机，在超市和家电卖场甚至网络上销售非常火爆，但是在北京移动的积分商城中前100款畅销品中只有一款产品。相信从这个畅销榜上，厂商应该能够看出，传统的小家电产品在礼品市场的“江湖地位”是不容乐观的。而个人护理等体积小，物流配送方便的产品则是礼品渠道中的宠儿。中国移动的积分兑换产品中，飞利浦、奔腾和超人等品牌的主打产品都是剃须刀。
目前在礼品渠道中风生水起的小家电品牌如伊莱克斯，灿坤，荣事达，以及最近在礼品市场有一定萎缩的联创等，大多很难在传统终端上看到。联创在礼品市场的规模至少有几个亿，而且利润较传统渠道丰厚。荣事达每年在礼品渠道斩获七八千万的销售额，与之合作的礼品渠道商上百家，但是他们却很少进入城市的终端卖场。运作伊莱克斯小家电的某公司已经基本放弃了传统卖场，专心做礼品市场。北京移动的积分商城中的前100个畅销产品中的小家电品牌中也出现了诸如德力欧、鼎铃、联创、三洋等我们在终端很少见到的品牌。
然而，奔腾的特殊渠道部经理并不认可传统渠道和礼品渠道有很大的冲突这一观点，认为只要在产品和渠道商的合作上做好规划，厂家做好幕后配合和服务工作，传统产品一样可以用传统产品做好礼品渠道。他总结出做好礼品渠道的三个要素：第一，就是要找准产品，要适合礼品市场的产品，在包装、外形、色彩都要符合礼品的特征。第二，厂家要设置专门的服务团队，为礼品渠道商服务，如物流，谈判支持等等。第三，找好渠道商，给予其较好的利润空间。
他同时认为，礼品市场受大环境的影响很大。例如，2010年对于传统的小家电礼品市场来说有很多负面的因素。受世博会影响，很多企事业单位原来投入到礼品市场的费用都被用在了世博会的支出上，尤其是华东地区的，其他的地区稍微小一些。另外，中国移动等大的电信平台调整了积分兑换的政策，主推话费兑换的方式，吸引了大批的消费者，影响了电器等日用产品的兑换数量。在消费者设置积分兑换规则的时候，五六千分左右可以兑换300元的花费；而如果想兑换价值300元的电器产品，至少需要用户的积分在10000分甚至更高。当然积分兑换也有促销的时候，但是数量有限。2009年中国移动公司的积分兑换礼品总额为24亿元，2010年约为28亿元。而其每年用在业务等多种层面的礼品总额在200亿元以上，因此，移动公司兑换政策的调整，极大了影响了整个礼品渠道的发展。例如，移动的礼品供应商数量从2008年的400余家减少至目前的188家。
礼品渠道是隐形的吗？
当某品牌的产品被商送到全国各地的超市、家电连锁等地面终端；同时，还在各大B2C平台和淘宝等C2C平台大量销售。随便到哪个卖场都能看到他们的产品；到网上百度一下，各种型号的价格一目了然。那么，礼品渠道商就会直言不讳地说，你们的产品外面太多了，高曝光率使得对于产品的价格比较非常容易，我们没法运作啊！
正如这位礼品渠道商说的一样，礼品渠道更喜欢那些无法准确估值或者难以比价的产品，这也是为什么床上用品畅销的原因。一个蚕丝被可以卖到200元，也可以卖到2000元，而决定品质和价格的所含蚕丝比例，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然而礼品渠道的招标价格只是关系网中的一个结点。
所以有人说，礼品渠道是一个公开的市场，隐形的渠道。
说这个市场公开，是因为消费者、采购商等等，确实都在参与了礼品渠道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市场，把产品呈现在网络上，呈现在柜台上。但是究竟这些产品是通过什么途径展现在消费者面前的，确实绝大多数消费者，甚至厂商都是不知道的。
业内人士透露，全国的礼品渠道规模庞大，却被为数不多的大型礼品公司所垄断，人脉网络复杂。以中国移动为例，整个中国移动在全国各地的礼品集采供货商有188家。这些公司为中国移动公司供应的商品数量巨大，品种繁多，无论是关系还是运营能力都非常强，但基本不涉足其他兑换形式的礼品供货。这些礼品供应商不乏有深厚背景的企业以及多年来织出的密集关系网的公司，都与移动公司合作十余年的企业，根基深厚，非常稳定。中国移动的物流服务商仅有几家而已，分别负责上海、深圳和北京周边地区的产品物流集中配送等。同时，被众多消费者关注的信用卡积分礼品渠道的供货商也是一个将对独立的渠道，由几个大的供应商负责积分礼品的供应。普通的家电产品，要想进入这个市场，绝不能依靠传统渠道的商，一定要依靠这些专业的礼品渠道商。
当然，也有大型的礼品公司作为平台同时也会为更多的企事业单位服务，供应礼品。其更准确的名称应该叫做礼品运营商。他们会从上游制造企业中不断寻找新的产品来充实自己的平台，同时再通过自己的平台发展更多的分销商，分销商中设置了数量众多的跑单员，去为不计其数的企业服务。所以，与小家电的渠道不同，无论是哪个层面的礼品运营商都是一个多边的，一方面接受不同类型、不同企业的产品，一方面很多渠道商、跑单员寻找新的礼品订单。而无论是礼品运营商还是跑单员，人脉关系都是第一位的。其实，这也是礼品渠道商要求价格不透明的根本原因之一。
对此，奔腾电器的特殊渠道部经理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要对于传统渠道和礼品市场给予严格的分工，各司其职。礼品招标只允许礼品渠道商去投标，厂家做好询价的配合工作。如果传统渠道商去投礼品渠道的标，因为不熟悉流程和操作规则，就会丢标。奔腾目前就是根据礼品市场的特殊性，按照不同的渠道进行市场细分的。如银行的礼品由一个渠道商负责；世界500强等大型企业单位的福利，由一个渠道商负责；移动公司的积分兑换由一个公司负责等等。所以在礼品渠道，也是专业的公司做专一的通路。
他分析，很多人认为礼品市场的人脉好，礼品的供应商稳赚不赔的。其实，礼品渠道商的风险是很大的。以中国移动为例，移动公司在给礼品商制定年度销售规划的时候，都是按照上一年度的实际销售额放大之后定出来的。礼品渠道商按照这个数量来备货。移动公司在全国设置了26个仓库，供应全国所有的市场。每个礼品供应商按照订单为仓库配货。礼品渠道商与移动公司的结算周期是80天。如果合同期满之后，产品仍有剩余，移动公司也会适当地延长兑换期。如果没有兑换的产品，最终礼品渠道商是要拉回自己公司处理的。而这个周期剩余产品对于资金的占用时非常大的，一般的供应商根本没有大的资金实力来跟单。
同时，中国移动在礼品供应的管理上也非常的严格。中国移动给所有礼品供应商打分的依据，各个项目分别有不同的权重。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供应商有增值服务、紧急到货服务，是可以加分的。这些正是需要大量库存才能保证的。中国移动会以年度综合评分考核的结果作为参考，对供应商进行分级管理。考核得分是分级的最重要的依据，但不是唯一依据。根据供应商分级结果，将适当对供应商进行奖励和惩罚。
关键词：混业；分业；金融监管；现实选择
一、 引言
中国已经加入WTO，国内金融业将直接面对国外金融业的竞争。几乎是单一资本、单一业务范围的中国金融业，将如何应对这些以混业经营为背景，实力雄厚技术领先、管理科学、经验丰富的外来“金融航母”呢？混业经营是国际金融业发展的趋势，但在中国资本市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混业经营是否现实？这正是目前在分业和混业问题上所争论的焦点。面对这种两难的形势，金融控股公司（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无疑是一种现实的选择。而通过组建金融控股公司，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形成规模巨大且业务多样化的金融集团，实现大型集团规模经济（Economy of Scale）、范围经济（Economy of Scope）、风险分散（Risk Diversification）和协同效应（Synergy Affect）的优势。对提高我国民族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迎接入世挑战，无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但是，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政府应该如何对其进行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应该具有怎样的内控制度才能对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有益的探讨。
二、分业到混业的两种模式及其理论分析
（—）直接从分业过渡到混业的模式
由政府直接取消原来的分业管制，建立可以经营各种业务的全能银行，实现全面的混业。从70年代末金融自由化以来，欧亚许多发达国家采用的都是这种模式，如英国和日本。1986年，英国颁布了《金融服务法案》，宣布银行业可以直接进入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从而确立了英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新时代。1998年4月，日本正式启动“大爆炸”式的金融改革，实施了“金融体系改革一揽子法”，放宽了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行业的业务限制，废除了银行不能直接经营证券、保险的禁令，允许各金融机构跨行业经营各种金融业务。 “一步到位”这种实现混业的方式虽然可以使银行更快地实行多元化战略，在资金、业务、人员上实现共享，更好地进行资源配置，设计出最优的金融产品组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全面的混业经营仍存在很多制约因素。从宏观的角度看，金融监管当局的风险控制能力仍然较差。目前，我国主要采取的是一种多元式的监管：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足鼎立”，而全面的混业需要多元式的监管向一元式的监管过渡。否则，由于在全面的混业下各金融领域界限的淡化，政府的监管不可能做到泾渭分明，将很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而产生监管的“真空带”，为委托问题提供方便，进而诱发大规模的金融风险，导致金融环境的动荡。1993年国内金融秩序的混乱就是一个典例。此外，监管部门所扮演的实际上是一种“救火队”似的角色，仍局限于事后处理的阶段，对金融风险的管理缺乏超前性和预警性。全面混业的实行还有待于政府的监管从消极管理向积极管理过渡，从被动走向主动。另外，目前资本市场仍不完善，市场透明度较低，尤其是证券市场。一旦全面混业后，由于当前政府的一元式监管还不成熟，如果商业银行自身风险约束力不强，过度投资于当前尚不完善且承受能力有限的证券市场，其所承受的风险和代价将是高昂的。从微观的角度看，金融机构仍然缺乏健全的内部控制机制。目前在我国，无论是银行还是企业，产权问题都不明晰，从而导致预算约束软化，缺乏激励相容的机制。这体现出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机制的不完善，而完善的内控制度是推进混业经营的根本保证。因为有了完善的内控制度，金融业才能够很好地自律，银行的管理人员的行为才能得到很好的约束，否则，全面的混业后由于证券业和传统的银行业之间界限模糊，我国又不具备实行全面混业的宏观环境，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委托风险将会大幅度增加。因此，目前我国实行全面混业的微观环境也不成熟。可见，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的角度看，我国都不具备实行完全混业的条件。如果我们实行直接从分业过渡到混业，将极易诱发和积累金融风险。因此，这种实现混业的模式就目前我国的现状而言是行不通的。
（二）“循序渐进”的模式
一般来说,“循序渐进”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金融机构间合作先行，待时机成熟后才进行混业经营；另一种是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将其作为通向混业经营的桥梁。
1、金融机构间合作先行。从事物发展的规律来看，先通过合作积累经验，逐步发展到时机成熟，最终水到渠成地进入混业经营，可以说这是从分业到混业的一种最佳过渡模式。但是，目前中国已经加入WTO，根据入世承诺，未来几年将有大批的外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将会以独资或合资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这些公司大多是“全能型”的企业，其业务范围涉及银行、保险、证券和信托投资等多个方面。当投资者步入这种银行时，就犹如置身于集储蓄、信贷、投资和保险等多功能于一体的超级市场一般，凡是申请信用卡、银行服务、抵押贷款、投资顾问甚至纳税等业务，都可以一揽子得到满足。虽然说通过金融机构联合的方式，银行可以通过帮助证券公司出售有价证券、保险商出售保险等方式提供比原来范围更大的产品；但是由于银行和证券公司是不同主体，银行在证券业务方面提供的只是一些活动，并且在分业的框架下，银行的业务范围的限制是十分严格的。因此，在分业的框架下仅仅依靠各金融机构间的合作能提供的金融产品数量是极其有限的，如个人理财、企业证券承销、转配股和发行债券等都不能提供，企业和个人难以得到“一条龙”的服务。
2、组建金融控股公司，将其作为通向混业经营的过渡措施。金融控股公司起源于美国，原名为银行控股公司（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它是美国金融业为了绕开分业管制而进行的一种组织形式创新。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1933年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 Act）对美国金融业的负面影响逐步显露，商业银行利润普遍十分低下，银行的经营举步维艰，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时商业银行为了摆脱困境，纷纷进行创新，金融控股公司就是其创新成果之一，它为美国从分业平稳地过渡到混业起到了桥梁的作用。目前，我国金融业的形势和50年代时美国的情形十分相似，传统商业银行的利润接近枯竭，竞争力低下。因此，构建金融控股公司不失为当前我国金融改革两难局势下的现实选择。
首先，对于属于不同主体的金融机构间合作的方式而言，它更具有战略意义。因为它不仅可以为将来建立一流的“金融超市”积累经验，同时它也是一种准实战演习，组建金融控股公司本身就是建立在未来国际金融市场上有强大竞争力的金融实体。因为，中国入世后金融业的保护大约有5年，我们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尝试合作。因此，通过成立金融控股公司的方式“循序渐进”地向混业经营过渡更具战略意义。
其次，相对于“一步到位”的混业模式，它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在金融控股公司的框架下，原来的分业监管仍然有效，这更有利于监管水平的提高和资本市场的完善。因为较之与德国和瑞士为代表的全能银行，金融控股公司最主要的特点是“集团混业，经营分业”，它通过对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非金融子公司的股权控制和对各子公司进行资本调度，并通过制定各种长期发展规划来实现各子公司间在资金、业务和技术上的合作，从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获得混业经营的正面效应。又由于各子公司所从事的金融业务是单一的，如银行子公司经营存贷业务，证券子公司经营证券业务，而各子公司都是独立法人，有各自的财务报表，因此，和完全的混业经营相比，各监管部门可以更清楚、更明确地对各个子公司进行监管。政府只需另外设立一个专门的部门，负责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进行监管即可。
这样，既克服了原来分业监管体制下由于三家监管部门各自为政而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又使原有的分业监管效用得以发挥，而不必对原来的分业经营和监管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有利于实现金融经营和监管体制的平稳过渡。这比起直接实行一元式的监管（即混业监管）其难度要低得多。这一点对于目前我国金融业的监管水平和资本市场仍不完善的现状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说，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政府一直以来不敢实行混业经营的心结——由于监管当局不能有效的进行一元监管而引起的金融秩序混乱。另外，
与完全的混业相比，组建金融控股公司可以降低金融机构内部高级管理人员的委托风险。因为银行的资金具有时滞性，在政府缺乏混业监管经验和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常常会利用银行资金时滞性这一特点，在证券市场上谋取私利。金融控股公司的建立就相当于在传统的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中设置了一道“弱防火墙”，从而加大公司管理人员从事此类交易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委托的风险。由此可见，在国内存在着约束条件而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又时不我待的两难局势下，金融控股公司不失为中国从分业到混业的一个现实选择。
三、发展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制度安排
虽然说金融控股公司是中国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经营的一个最优选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目前在中国的实行毫无障碍，只是说相对于其他模式它实行起来成本最小，收益最大。金融控股公司的构建对政府的监管能力和银行的内部控制能力依然有一定要求，因此中国要建立一流的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金融控股公司，就必须对症下药，在这两方面上下功夫。况且，中国已经存在若干形式的金融控股公司，如光大模式、中信模式、中国银行模式、中国建设银行模式、中国工商行模式和平安模式等。如果长期缺乏对名义上不是而实际上却是金融控股公司的企业进行宏观管理的法规和与之相适应的内部控制机制，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个监管部门又不能在信息上形成沟通，必将会留下新的金融风险隐患。因此，研究和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和内部控制机制刻不容缓，政府必须在这两个方面做出合理的制度安排。
（一）金融监管当局应从宏观上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外部监管
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外部监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定义，从法律上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地位。在巴塞尔委员会的《对金融集团的监管》文件中，金融集团（Financial Conglomerates）的定义为：主要从事金融业务，并至少明显地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经营活动的企业集团。金融控股公司是金融集团的一种。然而，在实际执行中，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定义不太一样，甚至同一国家或地区在不同时期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定义也不同它和各国的金融背景、当时政府的监管水平以及各国对所设立的金融控股公司的要求相关。鉴于国际上的定义，并考虑到目前我国设立金融控股公司是为了将其作为从分业到混业的桥梁，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应经营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金融业务；并且基于目前政府的监管水平有限的状况，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所控股的银行子公司应不得经营传统银行业务以外的其他业务。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应定义为：对一家或数家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或非金融机构完全拥有或控制性持股,并至少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经营活动，但其所控制的商业银行不得经营非银行业务的金融集团。
2、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市场准入进行监管，即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设立条件和业务范围。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的监管当局都参与银行的审批过程，如果让先天不足的机构进入市场，则意味着在金融体系中埋下了严重的风险隐患。我国在对金融控股公司市场准入条件的设立上应该符合国家金融发展规划和市场的需求，并且与监管当局的能力相适应在业务范围的设定上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关于金融控股公司对企业参股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应尤为审慎。因为它很容易导致公司由于已有的资金往来而使其对企业的迁就，从而影响金融控股公司的资本充足率。二是金融控股公司的业务范围应该和其法人相一致。
3、对金融控股公司风险控制的监管，包括资本充足率要求、流动性要求、监督大额内部交易、防止集团内不良关联交易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内部控制等。风险监管可以说是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中最为重要的环节，金融控股公司的成败就在于此，尤其是对资本充足率和关联交易的监管更为重要。对于金融控股公司，不仅对其商业银行子公司的资本充足率有要求，对其他子公司以及金融控股公司本身也应该有要求，避免控股公司通过发债筹资的方式对其旗下的子公司进行虚假注资和控股公司下不受金融监管的子公司由于资本不足对母公司的牵连。监管部门应该根据金融控股公司本身和各子公司的情况分别对其制定出一个资本充足率下限，作为监管的依据；并且对于金融控股公司本身，其旗下的银行子公司和非银行子公司，监管当局制订的资本充足率下限应该不同，因为它们所需的安全程度以及由于资本不足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同的。可以说，存在金融控股公司就存在关联交易，因为成立金融控股公司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要利用其子公司间合作带来的协调效应，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否定了关联交易就否定了可以得到的潜在效应，从而等于否定了金融控股公司。但是，除了有正面效益的关联交易外，金融控股公司也存在着许多不良的关联交易。金融监管当局在对交易问题的监管上应该权衡其成本与收益，区别对待不同金融业务中不同类型的关联交易，对不良关联交易实行监管。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监管当局可以采取一种“多元化”的措施：一是对公司的治理和内部控制提出要求，“启发”金融控股公司自己关注关联交易；二是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关联交易进行披露，尤其是那些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财务健康带来不利影响的关联交易各子公司在从事的交易之前应该向股东大会披露，并且重大交易，如大笔资金援助等应向监管部门请示，完成后向公众披露；三是通过会计准则和税法的有关规定增加关联交易的透明度；四是直接禁止金融控股公司从事某些风险性较大的业务。
4、市场退出的监管。从国外的经验看，即使是最有效的金融监管，也无法保证金融机构的经营不出现问题。因此，监管当局必须制定好金融控股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退出机制。当金融控股公司或其分支机构出现危机或面临倒闭时，事先要有制度上的安排，以免到时乱了阵脚，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尤其是关于金融控股公司分支机构的财务危机处理问题，必须对母公司给予子公司的援救行为做出一定的限制，必要时对子公司进行破产处理，防止由于对分支机构的援助而导致的母公司倒闭。
（二）在微观层面上，金融控股公司应加强内部控制
仅靠宏观层面上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已经不能完全对金融机构的风险进行控制。要对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监管，还必须在微观层面上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完善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机制，建立起一个由金融监管当局的外部监管和金融机构本身的内部控制相结合的全方位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从而更有效地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所以，一个完善的内部控制必须以金融控股公司本身的特征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将可能产生的风险为基础。除了具有传统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市场风险和信贷风险之外，金融控股公司还会面临由于不良关联交易而可能产生的风险传递、信息不透明和其金融子公司缺乏自主性的风险。对金融控股公司而言，一个好的内控制度不仅要能克服传统银行所面临的各种风险，还应该克服由于关联交易而产生的风险传递等风险，实现“效率、透明、合法”三个目标，即实现集团的协同效应，实现效率目标，提高集团的透明度，保证对内对外的信息及时、可靠和适当；保证整个集团的经营活动符合监管要求和法律条文，符合公司制定的政策和程序。下面，就以金融控股公司本身的特征以及其可能产生的风险为基础，针对“效率、透明、合法”三个目标，设计一个适合于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
首先，金融控股公司必须有一个完善的组织结构，包括决策层、执行层和监督层。决策层由公司的董事会、行长或总经理组成；执行层由各业务、管理和支持部门组成，其负责执行决策层的决定;监督层对执行层进行监督，直接对董事会负责。同时，执行层中的管理部门对业务和支持部门进行管理和监督，形成“双重监督”系统。
其次，必须要建立一个“两级”的审计稽核管理机制。第一级是在金融控股公司总部设立审计稽核委员会，作为金融控股公司稽核系统的最高组织，直接对公司的董事会负责；第二级是在各子公司建立审计稽核组织，直接对总部的稽核委员会负责。这些审计稽核部门都独立运作于其他所有部门之外，它们将独立开展工作，银行领导（包括董事长）不得以手中权力和其影响力来干预稽核部门对稽核项目的选择和审查。
再次，实行岗位责任制，对部门之间、岗位之间实行恰当的责任分离制度。不同业务或同一业务的不同环节由不同的人员负责办理，以确保相互的业务监督牵制。即做到“一是前台交易，二是后台结算，三是会计审核，四是监控”，两两分离，将有可能产生风险的环节断开。
最后，建立一个有效的内部控制预警系统。在具体操作中可以设立一组能够反映企业所面临的风险的指标，定期对企业的内控机制进行考察评估，以便尽早发现和防范新的金融风险,使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在金融风险控制中始终占据主动地位。
四、结 语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深化，在我国金融业机构调整的内在要求和与国际接轨的外在压力下，为了在国际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我国金融业实行混业经营成为趋势。但鉴于我国金融业的现状和混业经营带来的风险和监管问题，混业经营暂不能迅速地全面实行。应以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来逐步实现混业经营，逐步建立起分类监管机制，开发金融产品，加快金融业务成熟的步伐。同时，为了使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能够健康地发展，政府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其进行监管，既要加强金融监管当局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外部监管，又要巩固和完善其自身的内部控制，从而建立起一个全方位的立体风险防范体系，不仅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铺平道路，也为国内银行业在应对国际竞争中争得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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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儿是班长，还是校学生会的宣传委员。在老师眼里，雪儿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同学眼中，雪儿除了品学兼优之外，还是人见人爱的校花。不过，就是这“校花”的头衔，给雪儿惹了祸——初三（1）班的帅哥华炫对雪儿死追不放。
课间，华炫有事没事就往初二（2）班跑。一会儿说：“嘿！雪儿，这是给你的补习班广告！”一会儿又送来本新书，“雪儿，给，书买到了！”雪儿气得要发疯，自己根本没让华炫送补习班广告，更没托他买什么书，华炫硬是旁若无人，大摇大摆走进教室，把东西塞给雪儿，还逼着雪儿非接不可。
放学，华炫等在校门口，“送”雪儿回家。雪儿每天骑车上学，华炫原本坐公交车，为了方便追雪儿，华炫也弄了辆自行车，天天“送”“女朋友”回家。每当路上遇到同学，华炫就主动打招呼，“嘿，没看我忙着呢？我呀，是送女朋友回家！”每逢此时，雪儿就会被弄成大红脸。
……就这样，时间过去了两个月，雪儿是华炫女朋友的事儿无人不知。慢慢的，雪儿的心被感动了。华炫对雪儿真的很好，陪她上学下学，给她带小零食，四处张罗为雪儿找练习卷子，雪儿过生日，华炫还送来了生日礼物。华炫从不让雪儿为他做什么，他说：“只要你做我女朋友，其他啥也不让你做！”
又是两个月过去了，华炫对雪儿越盯越紧。学生会干部开会，华炫非要陪着雪儿。“让我陪你哈！不然，高一那个大个子对你……还有你们年级的李军，也不是好东西！”华炫的做法让雪儿非常难受，她发现——华炫除了对自己好以外，对自己的控制欲非常强。他要求雪儿课余时间要属于他；他看到雪儿和男生玩得开心，就莫名其妙生很大的气。雪儿越来越受不了，上周，雪儿提出和华炫分手。这个想法雪儿早就有，原本没想当他女朋友，还不是因为华炫死缠烂打，自己才“从”了。相处这么不愉快，还是分了好！雪儿拿定主意，从此不再理华炫。
这天，华炫找到雪儿，从教室硬是把她拉到操场的角落，大声质问“为什么提出分手”！雪儿和颜悦色，说了一堆不想谈恋爱的理由，没想到华炫扔过来一句：“你和我分手？好吧！那我就放弃中考！”雪儿没想到华炫出此狠招，一时无语。“等着瞧！我说到做到！”华炫丢下一句，转身走了。
雪儿傻眼了：做他女朋友，自己真的很厌烦；不做他的女朋友，他放弃中考怎么办？雪儿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实际上，雪儿与华炫还算不上青春期“恋爱”，充其量不过是异性同学间交往比较亲密而已。特别是雪儿，一直处在被动的被“追求”中，不得已而为之。她能主动提出分手，不让这样较为亲密的关系发展下去，是明智之举。
华炫的人际交往模式有问题，他所谓的“爱”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控制。他以单向付出的行为让雪儿感动，这算得上是一种情感控制；他用不参加中考应对雪儿的分手，也属于一种情感控制。而华炫在控制雪儿的过程中，自己已经被非理智的思维模式控制了。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货币政策两难；经济转型发展；战略调整
一、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
（一）后危机时代
后危机时代是经济危机演进过程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表示危机已经渡过了最严重的时期而进入相对的稳定期，但由于固有危机并没有或是不可能完全解决，世界经济仍有很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对于是否进入后危机时代，有两个主要的判断标准。一个是实体经济层面，即经济增长速度；另一个是虚拟经济（金融市场）层面，即金融市场是否恢复到危机前的“正常状态”。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到2010年，世界经济、发达经济体及新兴经济体在2009年全球经济“触底”后出现较强劲的反弹，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从2009年的-1.3%恢复到2010年的正增长，并且达到3.6%的增长速度，发达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从2009年的-3.8%恢复到2010年的正增长，新兴经济体平均增长率从2009年的2.5%恢复到2010年的5%。从金融市场来看，用以衡量金融市场是否稳定的利差指标也在恢复正常，从美国金融市场的利差来看，进入2009年5月份以来，美国金融市场已经恢复到危机爆发以前的正常状态。
（二）中国在后危机时代面临的国际形势
1、国际性的流动性过剩
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各国都采取了宽松的经济政策，投放了大量的流动性。进入后危机时代后，发达国家清楚地意识到，它们的经济恢复根基并未巩固，而财政扩张的空间又非常有限，因此货币政策不仅不能紧缩还要继续扩张。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和日本在内都采取了以国家信用为后盾的救市方针，即以国家信用来修复私人部门信用。为此，美国大量发行国债和货币，英国也大量印钞，欧洲中央银行则间接地通过各种各样方式从私人银行购买一些资产以增加基础货币，并将利率保持在一定水平。美国连续推出的量化宽松政策由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使这些货币变成世界流动性，这些流动性又推动了大宗商品的价格和各国的资产价格，导致了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我国的物价也因此受到巨大影响。
2、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发达国家普遍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不平衡的结果，因此，恢复全球经济平衡成为发达国家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美国将中国视为贸易保护的最大针对国，对中国的轮胎案、特保案等进行反倾销调查，增加关税，对人民币施加升值压力。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土耳其等也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行动。中国受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贸易保护挑战，长期以来依赖出口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3、气候变化引起的世界性碳减排行动
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而温室气体排放是导致气候变暖的重要原因，因此，世界各国越来越达成了碳减排的共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提出了更多的减排要求。这对于还处于发展当中尚未完成工业化目标的中国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过多的减排义务会影响我们的发展，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无论是我们自己的要求，还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碳减排都是不能忽视的。
（三）中国在后危机时代面临的国内形势
1、通货膨胀风险不断增加
一方面受国外宽松货币政策影响，流动性的大量涌入及美元贬值导致的国际大宗产品价格上升等因素都推动了我国物价水平的升高；另一方面，我们自身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产业振兴计划等也使国内流动性过剩。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09）计算，中国的货币流动性（M1/M2）已达到了46.6%，而美国是13.63%，日本是46.47%，再加上一些结构性因素，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已成为当前经济发展应当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
2、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为发展的主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的高增长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的一个明星。但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一直是粗放的，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当然，出口拉动和引进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不容忽视，但是，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这一增长方式提出了挑战。中国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积累了不少问题，结构失衡、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都表明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因此，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只能依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经济发展方式。
3、地方快速的债务积累存在潜在危机
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可低估。然而，在最近几年，随着各地政府功能的放大，政府公共支出和财政投资需要的资金越来越多。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资金缺口，通过各种融资平台筹措资金。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政府迅速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4万亿财政投资刺激计划和9.6万亿新增贷款较过去都达到了成倍的增长。但是放出的大量流动性，绝大部分流向了国有经济或地方政府，较少地流入了民营经济，地方政府债务迅速增长。地方政府过重的、或具有风险的债务不仅会削弱地方政府的职能作用，而且会影响中央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
二、中国货币政策的两难境地及积极财政政策出台的效果分析
（一）中国货币政策的两难境地
近年来中国经济运行于一种两难处境，这种两难境地在于：由于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上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导致实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从而放松信贷时出现严重的金融泡沫，经济滑向过热；而一旦实行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从而收紧信贷时，又会使金融泡沫破灭而导致金融危机，从而使整个经济滑向衰退和萧条。
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降低开始于中国自主实施反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紧缩政策。中国经济在2007年已经降温的情况下遭遇了西方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中国出口下降，中国政府也紧随西方国家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救市”行动，其实质就是推行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扩张政策。但是，中国政府的“救市”行动中，真正有重大作用的除了所谓的4万亿投资计划之外，就是狂热地增发货币和扩张信贷。2008年9月中国的M2同比增长15.29%，2009年11月末中国的M2同比增长了29.74%，增长率比上年同期几乎高出一倍。
人生中，经常会有无数来自外部的打击，但这样的打击究竟会对你产生怎样的影响，最终的选择权在自己手上。有时，同样是一种选择，但可以造就两种不同的人生。
人生之路难免要遭遇挫折、痛苦。而在挫折面前，如果我们选择走上退路，就如那被孩子剥开的未破茧的蝶，已不能展翅飞翔。人生则因此变的平淡而没有色彩，失去曜眼的光芒。
面对困难、挫折，我们不应退缩。要直面困难，不断的捕捉智慧，战胜困难。
在人生道路中，我们难免会迷失方向，甚至误入歧途。如果，我们选择走上退路，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的未来会更加美好，人生将更加光辉。
面对过失，错误，我们要及时改正，及时走上退路。这样我们的人生会更加完美。
同样是一个选择，同样是选择了退路，但却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命运，因选择而改变，挫折因选择而开始。
在困难面前选择退路，是我们对困难的恐惧，是人生一种懦弱的表现。面对困难，面对挫折，我们所应做的不是选择退路，而是积极面对，战胜困难。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精彩。
在错误，歧途面前，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继续前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毅力”，而是及时改正错误，祢补过失，选择退路的品质。浪子回头金不换。我们要及时走上退路，不再一直执迷下去，做一个回头的浪子。
同一种选择造就了两种不同的人生，同一种选择，改变了人的命运。同样是选择退路，然而却有两种不同的结果。同样是选择退路，却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
所以，我们在做出选择时，在选择退路时，要重考虑，让人生多一分精彩。不要忘记：一样的选择，可以有不同的人生。
一 道德两难叙事的叙事结构
道德两难叙事丰富了小说的道德色彩，赐予小说雄厚的道德力量，更体现出作者的道德理想。刘醒龙在小说中为读者们描绘了一幅令人神往的人性道德图，体现着他对善的依从，对道德的回归，对人文的关怀。而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必须要得到内容与形式的巧妙统一，才能够经久不衰。刘醒龙小说道德两难的叙事特征在巧妙的叙事结构下，使内容与形式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1 两难式的选择结构
两难式选择结构是刘醒龙小说中道德两难叙事的基础结构，并且驾驭着整个文本情节的发展方向。选择就意味着两难，刘醒龙在文本中对人性道德的书写有着十分明显的两难式选择结构，这种结构使道德两难的叙事特征得到进一步强化。
序列是小说情节构成的基本元素，刘醒龙小说两难式选择结构将序列分为三个：左右为难的困境、兼顾公平后可能导致的失衡、站在道德底线边缘的两难困境。这三个序列彼此呼应，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从而突显了批判的张力。刘醒龙的大部分小说都采取了这种叙事结构，尤以中短篇小说居多，如《凤凰琴》《孔雀绿》《挑担茶叶上北京》等等。在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中，村官石得宝陷入了村民利益与上级命令的两难困境之中，在政治道德面前他必须要服从命令，在人文关怀面前他又要维护农民利益，他必须在这种两难的困境前做出选择，故事就在这种困境中拉开序幕。之后就是兼顾公平后可能导致的失衡，对村民做思想工作，探口风，以求能够心理维护双方利益，最后在权衡道德底线的基础上做出了道德上的两难选择。
小说中的人物关系也围绕着两难式的选择结构展开。在小说《孔雀绿》中，物质满足与工厂利益成为两难选择主体，使小说人物徘徊在道德层面上。小说中的主人公吴丰陷入了“偷与不偷”的两难选择中，妻子的抱怨、孩子的困惑、工厂的利益以及生活的步履维艰，使吴丰混淆了人性与道德，完全受制于两难式的选择结构，这种选择的矛盾使人物之间的关系被拉紧。
两难式选择结构的应用使文本叙事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统一，三段式序列的文本历时性叙事，衍生了与之相对应的表层叙事结构，而结构中的道德两难抉择又构成了文本的共时性叙事，使文本的叙事结构得到进一步深化。如小说《城市眼影》，主人公为了得到一套房子便草率与沙莎结婚，之后他便处于无爱的婚姻中，他开始对这一行为的利益开始反思，此时他面临的是欲望与精神的两难选择，当他决定放弃婚姻时，也是精神战胜欲望在道德两难中的最终抉择。揭开小说表层所叙述的具体物质选择的面纱，实质正是道德层面上的两难选择。
2 交织式的对比结构
交织式的对比结构是刘醒龙小说道德两难叙事结构的另一种表现，也可以说是其一种扩充。在交织式对比结构中，故事中的小情节隐匿了两难困境选择，将其穿插在了故事的不同线索中以及所表现出的道德力量对比中，依托受众的参与和判断得以表现，刘醒龙想要弘扬的人文关怀和道德追求得以强化，如小说《圣天门口》、《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等作品十分明显地体现了这一叙事结构特征。
交织式对比结构将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以纵向对比、横向交织予以呈现，从而彰显出刘醒龙的写作意图。在小说《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中，多条叙事线索的交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说中的陈东风与陈西风同样是出身于农村，陈东风热爱劳动、热爱土地、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人，而陈西风却厌烦劳动、追逐金钱、剥削工人;翠翠以一颗永恒的心坚守着爱情，而方月在爱情中却迷失了方向。不同的叙事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情节中个体人物对物质与爱情的道德追求形成纵向对比，而东风和翠翠与西风和方月的爱情故事在情节组合上形成了横向交织对比，小说以劳动与爱情两条线索贯穿始终，相互交织对比，使文本的叙事结构得到统一，更体现出了刘醒龙对人文关怀与人性道德的诉求。
在小说《就是这种味道》中，父亲与刘声东的人生传奇成为了文本叙述的主要内容，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形成鲜明的对比。父亲对精神信仰的坚守、刘声东对金钱的狂热;虔诚、宽容的高大形象叙写出父亲的传奇人生，狡诈、刁钻的丑恶嘴脸，描绘出刘声东的不堪一世。刘醒龙以两条线索的相互对比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又将两人一生的较量作为横向对比进行交织，从而使整个故事更加清晰完整，一目了然。
在这种交织对比的叙事结构中，道德两难叙事特征凭借受众参与及判断来呈现。文本中的叙述者与受众交流，通过叙述向受众提供信息，由受众自行判断主人公的道德困境，如此一来，陷入道德两难困境的不单单是故事中的人物，刘醒龙通过这种方式直接转移给了小说的受众主体，也就是读者，这种特征是交织式对比结构的独特意蕴。
二 道德两难叙事的审美取向
作家的创作风格酿成其独有的审美取向，刘醒龙淋漓尽致地在作品中倾注了深远的现实主义情怀。他的作品饱满、庄重、透彻，充满了对道德的探求、对人性的思考。在道德两难的叙事主题下，刘醒龙铸就了作品一种独特的审美取向――反讽和悲剧。凭借反讽和悲剧对现实社会进行批判，对人性进行挖掘，在使作品得到升华的同时，也深化了作者的精神追求。两种审美取向依托于道德两难的叙事方式得到了浓墨重彩的呈现。
1 反讽对道德的拷问
道德两难叙事是刘醒龙创作的特色，以道德两难来衡量人性道德与社会体制，以反讽来考问善与恶的平衡，形成鲜明的文本审美艺术。刘醒龙小说作品的反讽色彩是道德两难叙事所导致的冲突结果，凭借人物、道德环境与道德心理的相互争执来呈现，使作品弥漫着反讽的味道。
刘醒龙在小说作品中将人物放置于道德逆境中，形成巨大反差，将反讽的色彩发挥到极致。人物陷入在谬妄的道德环境中，扭曲的道德精神被接纳，而寻常的道德精神却受到排斥，赋予文本一种幽默色彩。在小说《威风凛凛》中，刘醒龙让无法无天的恶霸成为人们的崇拜者，而实际上人们所追求的是善良与宽容，但是对善的追求竟然讽刺地需要隐藏在恶的面纱之下。人们想要帮助他们，不能光明正大的去帮助，而是要在大家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人们被置于道德逆境之中，合理的恶、难堪的善。道德环境与人物的对立折射出的是人性被扭曲的可悲，反讽色彩得到渲染，直达读者的内心。
刘醒龙小说中的另一种反讽是人物对道德环境的漠视，理想的道德环境配以反讽的人物，在道德两难的选择中，人性迷失。在小说《汽车不敢撞人》中，人们对道德环境已经发展到了漠视的状态，形成反讽。小说主人公老吴谨守礼法，遵守交通法规，而老郑却无视交通法规，因为这样可以换取二十多分钟的时间;老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却得不到他人的认可，老郑趋炎附势、曲意逢迎，竟当上了局长。在这种道德环境的影响下，老吴开始向利益投降，而老郑也如鱼得水，更加肆无忌惮地享受着利益，此处是作者运用的一层反讽。当老郑被汽车撞死，构成了第二层反讽。老吴自欺欺人地告诉妻子这仅仅是一种巧合，一个意外，因为汽车根本就不敢撞人！此处是第三层反讽。在《痛失》中，领导们在党课所倡导的克勤克俭与课后的灯红酒绿形成极大反差，孔太平在这种道德环境中逐渐迷失了自己，被黑暗所吞噬。在严谨的政治道德环境中，这种选择昭示着一种批判的讽刺。
反讽艺术一方面能够体现出作者的写作高度，另一方面也体现着作家对社会和人性的探索深度。刘醒龙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审视着人性与社会，通过反讽来强化出人物与环境的对立，对他所痛心疾首的问题赋予批判。
2 悲剧对精神的升华
刘醒龙不仅赋予了作品反讽的艺术审美，而且还融入了浓郁的悲剧艺术审美。反讽暗示了文明社会背后的伪善与扭曲，而悲剧则在这种黑暗的中重拾希望之火，散发着美丽的耀眼光芒。刘醒龙在道德的两难的困境中徘徊，在作品中释放出人性的强与弱，理智地直面现实，在苦难中忏悔。悲剧所蕴含的意义在小说中被日益深化，在艺术形式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升华，是文学作品的重要审美标准。在文学作品中，悲剧与冲突相辅相成，彼此助推，是伦理道德上的两难处境，赋予作品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刘醒龙作品中的道德两难困境在悲剧艺术中得到进一步深化，更加彰显出对人性的挖掘意义和价值。
道德意识在不同的个体意志中有着不同的规范，而当不同个体的道德原则在未知的情况下发生冲突时，道德悲剧就会随即出现。在小说《鸭掌树》中，欧阳善初的妻子慧明曾经是军阀的姨太太，又曾经削发为尼，因此他不愿公开承认与慧明的婚姻。甚至在与慧明生下一双儿女之后，他依然以抱养的名义来收养。欧阳善初如果在这时公开与慧明的婚姻，那么他们将会有一个美满和谐的家庭，但是社会舆论和伦理道德必将使他颜面尽失。瞒天过海使他获得了道德模范的荣誉，不过却将自己的儿女和妻子置于痛苦的深渊。道德两难选择将他们一家人推向了痛苦的深渊，在孩子寻母的过程中，慧明遭到抢劫杀害，儿子被恶狼咬死，女儿差点儿被玷污，惨痛的教训将欧阳善初逼到了绝境，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道德力量的矛盾吞噬了个体的生命热忱，对未知充满了恐惧，死亡成为了最后的勇气。而在悲剧的最终，刘醒龙总会将磨难归零，赋予人们全新的希望，尽管生命和热忱被湮没，但是美好的道德理想得到了传承，对道德的深远思考成为他小说的主要审美取向。
富翁是一个厚道重情义的人，他决定给渔夫一大笔钱作为报答。他想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现在将自己目前资产的百分之五，大约200万元送给渔夫；另一个是待十年后，将自己那时资产的百分之二十相赠。富翁之所以想到两个方案，是眼下正闹金融危机，他想如果恩人选择了获利更多的第二个方案，自己现在就可以多一点儿抗风险和图发展的保障。他带着公证人去见渔夫，把自己的意思说了。
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渔夫自然非常高兴。可是他同时又很为难：按理他要选第二个方案，但又非常担心，十年后谁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富翁十年后资产严重缩水甚至破产，自己岂不亏大了?选择第一个方案吧，又怕十年后富翁的产业到时剧增，让自己不甘心。这样左右寻思，难做决断。富翁就让他好好想三天，再做最终的决定。
故事就先讲到这里。自然有人会追问渔夫最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且容我稍后交代。
现实中，我们尽管很难遇到渔夫这样的极其重大的选择，但选择却充斥了我们生活的时时刻刻。打开冰箱，如果冰箱里有三种以上的菜，你就得选择究竟做什么菜适合自己的胃口；打开衣橱，如果里面有三套以上的可选衣服，你就要花一番心思；你要是够帅或够靓，丘比特之箭向你频频射来，你就会在几个备选者之中权衡；如果你家世很好，你一定会为清闲一点儿吃老本还是吃苦一点儿干大事而两难。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尽管这些选择跟故事中渔夫遇上的选择不是同一个重量级的，但人们的反应和渔夫也大致差不多，一样的心焦、困惑、心神不宁。
设想一下，如果冰箱里只剩了一种菜，衣柜里只有一两件衣服；如果你吸引异性的条件一般，出身一般……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哪还有那么多难以选择的烦恼!
看来，选择太多，未必就是好事。
鸡毛蒜皮之流的选择一多，就会让人头昏脑涨；碰到百年难遇的好事，且不止一个选择时，又会怎样呢?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渔夫的选择了：他被这两个挠心的选择弄得焦头烂额，精神恍惚，在次日出海时一不留神，弄丢了船桨，因无法有效控制木船的速度和方向而被突然而至的飓风骇浪吞噬。他最终丧失了所有的选择权。
享受寂寞
田 雨
寂寞能让我们充分享受独处的时光，静下心来梳理自己的思绪。
我们长时间地聆听他人的倾诉，却忘记聆听自己的心声，我们不应只做倾听者，也要听到那个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了解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只有在孤独的时候，这个声音才能在万籁俱寂中显现。
仅仅满足于和谐的人际交往并不可取，其实与自己的交流沟通也很重要。我们应当了解自己内心的恐惧、担忧和梦想。当然我们也可以忽视它们的存在，但这么做无异于自我封闭。
我们生来就是社会人，缺少人际关系就无法生存。因此独处并不意味着切断我们的社交网络，而是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挤出一点时间留给自己。
充分与他人保持沟通固然很好，但是如果能忙里偷闲地与自己进行深刻的交流，那更是难能可贵。
孤独是一种主观感受，所以一些人即便身处闹市也会感到空虚寂寞，而另一些人哪怕孑然一身也毫无孤独之感。
孤独与消极情绪如影随形，因为孤独感往往出现在危机时刻，例如失去一位至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