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46:0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两难选择，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路径选择 “马歇尔两难” 饭店业集团化 产权效率 委托—
一、上海模式与“马歇尔两难”
2003年6月9日下午，上海市委书记为大型旅游企业集团———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揭牌，在讲话中指出，新成立的锦江国际集团要瞄准全国乃至世界市场，把优势集聚起来，进行优化组合，充分发挥聚变效应，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在服务本地市场中，要引进竞争机制，充分发挥裂变效应，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希望锦江国际集团进一步深化改革，积极探索国有资产运作机制，把企业做大做强，更好地发挥国有资产的主导作用，为上海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新经验，远航，走向世界。⑴
锦江国际集团的成立给本以风起云涌的中国饭店业市场格局产生震撼，引发业内为中国饭店业庞大低效的国有资产的前途命运更多的关注。在新形势下，中国饭店业，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发展战略。
这涉及一个世界性的世纪难题。西方“工业革命”之后的19世纪末，“新古典学派”和“剑桥学派”的创始人、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根据对大机器工业实践发展的观察，在其名著《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一个“哥德巴赫猜想”式的命题：社会经济发展可能要长期面临规模效益和竞争效益的两难选择。马歇尔提出：高效大型机器设备的广泛应用必然带来规模扩大，而规模扩大可以带来单位产品的成本大幅度降低；但规模经济造就的生产集中又极易造成垄断，垄断又会使经济丧失竞争活力。他认为，规模经济和垄断是难以分割的，社会要取规模效益，就得牺牲竞争效益；要取竞争效益，就得牺牲规模效益。这就是经济学与产业组织理论中著名的“马歇尔两难”。⑵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这个“两难”中摸索。西方发达国家多强调“竞争优先”，倡导自由市场与自由竞争。战后日本反其道而行之，日本政府通过选择“规模优先”的战略，形成后起国家的一种重要的“后发优势”，打破先发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先行者垄断”，促成了许多重要产业的兼并改组，使许多著名企业跻身世界排名前列。
世界在急剧变化。很多人曾赞誉：韩国的大企业战略是继传统的自由竞争、凯恩斯的宏观调控、日本的产业政策之后第四个市场经济发展的里程碑。而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很多已经具备“世界级”规模的大企业接二连三出现经营危机，破产倒闭的不乏其例。而正是由于政府的干预保护而缺乏竞争与优化机制，导致韩国大企业内在缺陷无法及时暴露出来的致命伤。规模经济的确是获取国际竞争力的强有力手段。但规模经济所能提供的竞争基础只是单位产品成本降低，从而只是价格竞争的基础。而价格竞争不过是一种初级竞争。当前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已经发展到技术、质量、品种、档次、功能以及服务等多方面的竞争。
正因为如此，锦江国际集团成立引来的并非一致的赞许和掌声，在饭店业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的今天，作为政府介入主导的产物，人们用一种复杂的心理面对这样一种非市场化的行为。作为关注中国饭店业发展的业内人士，更多的是关注这种路径选择下的制度安排与资源整合后的运行效率。饭店业集团化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方式，必然改变原有的利益格局和利益预期。在新的制度调整面前，如何重塑合理的利益格局和正当化的利益预期，发挥集团化作为形式和手段的优势以实现“做大做强”并最终实现“国有资产主导作用”和“集团走向世界”等改革目标。这是饭店业集团化必须面对的制度问题。这个制度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产权制度安排的效率问题，即集团化进程中应尽量避免妨害效率的制度安排。毕竟，通过饭店业集团化“做大”规模也是相对而言的，与国际著名饭店业集团相比仍然差距甚远。
规模只是效率的结果，而不是效率的原因。中国饭店业集团化进程需要理性的思维，需要超越“马歇尔两难”。 二、路径选择的背景分析
中国饭店业作为中国最早与国际接轨的一个行业，通过合资、合作、独资经营和引进海外管理的模式，不仅大大增加了全国各地饭店的数量，扩大了行业的实力，增强了接待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使大批国际饭店管理集团进入了中国，使中国的饭店业很快进入了世界饭店业管理、经营、销售的网络，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服务设施和服务水平上实现跨越，大大地缩短了中国饭店业在管理和经营上与国际社会的差距。 但中国加入WTO后，在承受竞争压力方面中国饭店业非但没有比其他行业更有优势，面临的问题反而比其他行业更加突出。其中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中国饭店业资源配置的不合理。
（一）中国饭店业产权结构现状及成因
中国饭店业市场经过20多年的飞速发展，饭店业达到了空前的数量和规模。根据国家旅游局公布的《2002年中国星级饭店统计公报》，到2002年末，按注册登记类型划分，在全国8880座星级饭店中，有国有饭店5061座，占全国星级饭店总数的56.99%；集体经济饭店893座，占10.06%；外商投资饭店279座，占3.14%；港澳台投资饭店407座，占4.58%。以上四种注册登记类型的饭店，共占全部饭店的74.77%。此外，联营、股份制、私营等其他注册登记类型的饭店共有2240座，占全部星级饭店总数的25.23%。⑶
国有经济成分虽然是市场的主体，但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内资旅游饭店的整体竞争力不强。客房出租率为57.92%，是所有投资主体类型中最低的。据统计，2001年，国有饭店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只有5.78万/人，而国际饭店集团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则是13.12万/人，后者是前者的2.26倍。1998年以来，全国饭店每年至少有30万间客房处于闲置状态，按平均每间客房投资10 万元计算，全国就有300亿元的饭店资产闲置。如果从住宿业的范围来计算，则这一比例还会加大。再从政府接待型饭店来看，那些已经进入和尚未进入星级饭店行列的各级政府部门、人民团体的接待基地，上至钓鱼台国宾馆，下至乡政府的招待所，初步的估算有2000家，资产存量也有数千亿。许多饭店由于客源严重不足，投资大， 财务负担过重，使投资者和经营者陷入了入不敷出的艰难处境，处于半死不活的恶性循环中。
这些国有饭店以行政权力配置资源为实质，产权关系复杂，以区域划分、系统划分为基本特点。由于经济体制原因，国有饭店分属于党、政、军、警及商业银行等400余家不同的部门，有相当数量的饭店就是行业部门的培训、会议及休闲场所，实际上不自负盈亏，又未完全进入市场，或与市场相脱节，不必承担市场风险，也不必对前程担忧。这些饭店资产关系复杂，既具有企业性质，更具有招待所或招待基地的性质。在严格的区域壁垒和部门壁垒下，饭店业资本扩张与合并必然是困难的，不同系统的饭店之间在联合上的反复讨价还价，使得饭店联合的交易成本非常高。处处是地方行政机构所设置的区域壁垒，严重阻碍了将饭店作为一项资产进行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结构的市场化流动与经营。
区域壁垒和部门壁垒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产权，但同时束缚了产权交易。随着饭店业的发展及国际化竞争的加剧，中国饭店业发展因壁垒的存在而呈现出结构性矛盾，在饭店业局部市场上表现为一种相对结构性过剩经济形态：星级饭店区域结构不合理，空间分布不均衡，同质化竞争严重，规模效益低下。不合理的行政资源配置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遏制，资源的凝滞导致国有产权效率的低下，面对国际化竞争，中国饭店业呼唤整合力量。
（二）国际饭店管理集团的发展与借鉴
移动视频和其他高宽带应用已经促使AT&T和英国O2停止提供无流量限制的数据服务计划，尽管这些计划曾受到消费者的广泛欢迎。其他一些运营商暂时还在继续提供这种不受限制的套餐服务，但同时也在密切观察竞争对手的定价策略。
经济和技术力量的双重局限，使无流量限制的数据服务计划不太可能被带到4G时代。既要留住客户，又要降低成本――运营商们必须仔细评估各种定价模式，来应对这种充满矛盾的需求。
到底要多少流量？
流量分级使客户可以有权选择每月使用200M还是2G数据流量。这种计划的好处是简洁明了：使用越多，费用越高。这似乎是一种很公平的价格体系。
问题是：针对语音服务，消费者对自己每个月的通话时间大概多长还能有一定的概念；但是，如果是在YouTube上观看10分钟的小丑表演，到底要消耗多少带宽，消费者就不甚了了了。
关于流量分级计划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用户的流量消费有可能大大超出自己的预期，因而产生预想不到的超额费用。出现这样的超支问题必然会引起消费者的惊讶、愤怒，并向客服投诉。这样运营商就有失去客户的风险，还要花额外的费用来处理投诉。
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运营商需要在不断扩充网络容量、满足客户需求的同时，在网络中建立更多分散的智能――使用数据服务的用户应该对自己的智能手机使用拥有更多的控制能力，而不再总是出现意想不到的费用问题。
流量分级计划应该能够实时通知智能手机用户，他们在该月可用的剩余数据量，并询问用户是否愿意在需要的情况下升级到更高一级的套餐计划。
套餐之外的选择
运营商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数据流量分级并不是惟一的定价选择。
另一种选择是为消费者提供针对他们使用模式而打造的专项服务方案：父母可以使用智能手机监控孩子的上网活动；视频爱好者们可以使用手机观看视频、进行各种娱乐活动；年轻人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短信服务方案；服务行业的“移动人士”可以使用适合自己的移动云服务。……
这些个性化的专项服务套餐，将定价计划与个人的使用习惯结合起来，尽管执行起来比流量分级定价模式更困难，但是也有一些显著的优势：
采用这种定价方式的运营商与消费者的使用习惯关系更加密切，改善了交叉销售的服务。
4G时代，传统的移动运营商将不断受到来自谷歌和亚马逊这样的公司的挑战。
iPhone、iPad、Kindle和其他数据设备的成功销售，充分说明了精心设计的小型设备和创新服务可以赢得消费者的青睐，它们的成功几乎将运营商排挤在外。
从去年年底开始，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都陆续加入了自来水涨价的行列中。今年最近两个月以来，包括上海、天津、沈阳、广州、南京等多个城市都已经举行了水价上调的听证会。中国是个人均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同时又是个发展中国家，在节约资源和保障民生上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文章代码：1601)
长期以来水价构成不合理和水价偏低，没有反映水资源的稀缺程度和水环境治理成本，导致目前水资源浪费相当严重、水污染得不到有效治理。
――水利部官员
供水企业将亏损的理由归于水价偏低，显然难以让公众接受。很多供水企业亏损的根本原因，与在垄断经营状态下，管理不善、人员大量超编密切相关。
――媒体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紧缺的国家，但具体到各个城市又有不同，有的城市缺水，有的城市就在大江大河边，有的城市供水成本高，有的城市供水成本低。因而，即使水要提价，也不能一哄而上地跟风提价。
――网友
节约用水可以有很多办法，比如推广节水用具、研发节水科技，又比如实行配额结合累进价格制度、防止水体污染等等。仅采用涨价，特别是采用大幅度的涨价来一劳永逸地抑制居民用水需求的办法，并不天然正确与正当。
――网友
供水企业总说自己亏损，但是从来没说明白是怎么亏的，这样糊里糊涂的把“成本”转嫁到老百姓头上，实在让人难以接受。一般来说城市居民的生活用水量相对固定，而单位和公共场所用水浪费严重，工农业用水也存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的问题，这才是更需要关注的。
――网友
水资源极其宝贵。水涨价如果能够换来人们的节水意识以及涨价后国家能够用更多的资金投入保护饮水安全，本人就给予支持!!!
――网友
喝水勒紧裤腰带，不能够让我们的老百姓简单来承受这样的后果，因为水涉及到千家万户，特别是涉及到城市低收入家庭。自来水调价的背后需要一本明白账。如果说调价依据的是一本糊涂账，那么公众就会认为，你的调价就是糊涂涨。
――学者
到底如何选择，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你的根本动机，这个动机决定了你是用什么形式来表达自己。所以文中的Bill在作选择前，最重要的是了解他自己。当有几个想法难以抉择时，就要建立MPS模型，你工作的意义是什么，你要找到它。
幸福的工作=M(Meaning意义)+P(PIeasure快乐)+S(Strength优势)
1976年的时候，研究人员对美国众多名校的1.2万名新生做了一项调查，调查是问你未来的人生目标是什么。调查结果显示，凡是那些把“赚钱”当做人生目标的人，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在20年后重新测量的时候都是偏低的，而且他们罹患精神疾病的概率是比较高的。
形成幸福感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叫情绪因素，你要幸福，就要有大比例的积极情绪体验。而积极情绪体验分两种，一种是短暂的，一种是长久的精神上的欣慰。金钱带来的，往往难以转换成精神上的满足感。精神上的满足往往是基于意义的，所以当初觉得自己应当追求一个具有意义的人生的人容易获得满足感。意义对于一个人的幸福感提升是非常重要的，要搞清你生活中最渴望实现的是什么。是去打一份工，还是去创业，这些只是表达形式。你要知道你内心要的是什么，以及你爱的人们对你的意义。
下面一步，做什么事情是更快乐的?也许你做技术人员就很快乐，做商业运营就不快乐，要知道真正的兴趣、真正的快乐从何而来。最后想想你的优势在哪儿，你在做的是不是够擅长?如果你只是有意义、有快乐，但你的优势不够，那你会遇到很多困难，可能无法获得很好的成就，所以要冷静地找到你自己的优势，然后再来决定你用何种形式表达自己的人生。
有人说要听到你内心的声音，但人的内心是有很多个声音的，否则的话我们就不存在自我矛盾和冲突了。比如说你的至爱亲朋，他们出于爱你，提出了一些建议，这是一种声音，而自己的理想也是一种声音。创业可能是作为你的人生体验，这会给你带来价值，但一份稳定的工作可以给你带来持久的收入。所以你往往听到的是矛盾的声音。这时候，你就应该追问你内心最底层的需求。
这种追问就是要让你达到自我和谐，这来源于两个维度。首先一个是要看它来源于内在的还是外在的。内在是指，它能否体现你的价值，能不能符合兴趣；外在是指，做这件事情看起来风不风光，是不是能带来名望。第二个维度是要看它是自发的还是胁迫的。就是说，是别人希望你去做，觉得你应该去做，还是你自己愿意去做的。
一个自我和谐的人生目标是指出于内在和自发。
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将有可能让股市重新担当房地产市场调整后阻挡经济下行的重任，这已经是资本市场颇为期待的事情。人们隐约听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口吻发出的呼声，据我的经验，迎来这一刻已经近在眼前。
周小川先生的“口头指导”已经在实施，上周人们都看到工行公开宣称更加积极主动地配合首套住房的购买者尽快取得贷款。
同时有关中国巨额外汇储备，我注意到来自官方的说法中，开始出现称其为“一种负担”的表述。这一表述与以往的骄傲与得意完全不同，如果结合周小川对货币政策的检讨，我发现货币当局至少是私下已经承认中国的外汇储备政策是造成国内货币过量扩张的主要因素，并且让“价格型工具”变得不那么有效，从而“不得已，过多地依赖数量型工具”。
中国的货币问题中一个难以回避的争议性话题就是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M2”，最新的数字是116万亿，已经两倍于当年的GDP。很多批评家说这就是央行超发货币的铁证。央行显然是无法接受这种指责的，它一方面辩解说M0――――就是央行发出的基础货币并不多，增长幅度也很正常，用M2与GDP相比是存量与流量之比难以得出有效结论；另一方面它总是会搞出很多数字游戏，这些数字除了让人无法理解以外，从来没有真正清晰地说明过M2究竟是怎么变大的。
其实这个问题本来没有那么难以理解，反观过去15年时间，你一定会毫无疑问地同意，中国价格涨幅最大的商品就是“房子”。那么，究竟是货币太多了、造成了对房子的巨大需求？还是房子盖得太多，需要更多的货币来进行“标识”呢？
在此，我更倾向于相信房子是“因”，M2是“果”。全社会都把盖房子、卖房子、买房子当成发财致富的最佳路径，加上各类金融机构和融资手段推波助澜，货币在金融机构间被创造得越来越大。
一百多万亿的M2中还有一块很大的份额来自外汇占款的创造。中国连续十几年的外汇盈余已经创造了三十万亿左右的人民币。只不过，这些人民币又被央行通过存准率的大幅提高“管”住了。但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外汇的进入意味着购买力的进入，当管住了20%的存款，那就很难界定哪些购买力被管住了，更大的可能性就是用于生产的购买力被管住了，同时刺激了对资产的购买。
我想对你说，“数量型工具”是理解周小川和他带领的货币当局所面对的难题的钥匙，尽管这把钥匙看上去无法同时打开两把锁。当房子作为主要的资产被国人疯狂地购买乃至炒作，加上外汇涌入，货币当局近十年来似乎已经到了盲目依靠数量型工具的地步。他们表现得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的“计划性”，他们总是向社会说他们在“对冲”社会上过多的流动性。
这些言语除了具有欺骗性以外再无其他作用。中国的金融改革几乎完全止步不前。因为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已经看明白，他们不需要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去赢取红利，他们只需要在原来的体制内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套到钱就是最大的红利。在圈内流行一种说法叫作“无风险套利”，嘿！告诉我有这样的事吗？我的朋友告诉我有，风险去哪儿了呢？他说，央行替你承担了。
【关键词】小学品德课堂 “道德两难”情境 有效性
【中图分类号】G623.1
提起“道德两难”，我们最先涌现的便是那几个经典的“道德两难故事”，从科尔伯格的“海因兹偷药”，到近几年比较热点的“扶不扶老”。道德两难总伴随着情境产生，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定义“道德两难”：一种引发人们产生道德观冲突的情境，使人无法确定其行为选择是绝对的正确或错误，并同时为自己的道德判断提出充足理由。
科尔伯格认为每个阶段的孩子针对“海因兹偷药”这一案例，都提出相应的“应该偷药”和“不应该偷药”的理由，通过分析这些理由，科尔伯格发现人的道德判断发展与人的道德思维发展呈正比关系。科尔伯格真正关心的不是人们做出哪一种回答，而是人们证明其回答时提出的理由。因此道德判断水平的不同发展阶段，归根Y底在于思维发展的不同水平。
一、小学品德课堂中设置“道德两难”情境的意义与价值
在道德教育实践中，“道德两难”作为一种德育法存在于高等学校教育和中等学校教育中，而在小学教育中，却未能引起重视。实际上，在当前的小学品德与社会的教材中已经出现了不少小辩论的情境，一些涉及道德选择的主题也常常涉及两难情境，例如“很疲惫时该不该在公交车上让座？”“好朋友作弊，到底是否该告诉老师”等。
在小学的《品德与社会》课程中，“道德两难”情境的设计有其特殊的意义与价值。
首先，学生对于“道德两难”的回答，有助于德育者以此判断学生的道德思维水平处于何种阶段。在品德课堂中，当学生针对于某种“道德两难”问题，说出自己的选择，并提出自己的理由时，根据科尔伯格的道德水平发展的“三水平六阶段”，我们就可以判断出该学生的道德发展处于哪一阶段，从而成为德育者因材施教的依据。
第二，德育者组织开展的“道德两难”辩论赛，有助于学生提高自己的深度思维力。在课堂中设置“道德两难”情境，必然会开展两难辩论赛，正反方就自己的观点展开理由陈述。学生在辩论情境中，处于高度的思维状态，不断地思索出新的理由来做自己观点的支撑，有助于思辨能力的提高。同时，同学之间论点的碰撞也有助于彼此互相学习，提高各自的思维力和表达力。
第三，课堂中两难道德情境的出现，有助于学生在生活情境再现时进行理性地选择。德育的最终目标是道德行为。品德课堂中所设置的“道德两难”情境多源于学生的真实生活，也可能在学生的生活中再次出现。课堂上的思辨为学生在生活中的道德行为选择已然做好铺垫。
二、有效的两难情境设计所遵循的几个思路
小学品德课堂中，“道德两难”情境已然出现，越来越多的品德与社会课堂中选择“辩论赛”的组织形式，但是否都是有效的辩论情境呢？我们发现有些课堂，即使老师鼓励学生进行反方的思辨，但依然响应不多，正反方从数量和思维上出现一边倒的态势，难以激发学生更加深入地进行反方思考，这种“道德两难”的情境设计便是无效的。学生尚未能开始思辨，便被道德舆论所约束。
真正有效的“道德两难”情境设计，是真正触及学生深度思维的，是从自我到人际关系再到社会法律秩序几个层级纬度，全方位解读道德情境，从而提出自己的观点陈述自己理由的。有效的情境辩论能让学生真正在课堂中展开热火朝天的观点碰撞，彼此有理有据，这才是“道德两难”情境在品德课堂中真正的魅力所在。
1.情境设计要选择真正的两难问题。
在苏教版的教材中，出现了不少“小辩论”，但有些辩论问题的指向具有明显的结论性。例如“塑料会产生白色污染，是否应该使用？”或者“网络是一把双刃剑，我们是否该上网？”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并无可辨性，塑料和网络都是社会进步的产物，应注意的是合理使用，因此无论正方与反方如何辩论，最后总是会倾向于这样一个折中的结果。
真正的两难情境，是选择一方有理由，选择另一方也有充足的理由，例如“自己疲惫时看到一个比较健康的老年人上车，是否该让座？”要么选择让，要么选择不让。这种情境设计只能让学生两难中择其一，并不产生第三种折中选择，这样的问题情境才是真正的两难情境。
2.为反方的选择铺设道德前境
在品德课堂中设置“道德两难”情境，最为难的问题便是学生受道德舆论的约束，而一边倒向正方。例如“老人摔跤了，该不该扶起来？”这一情境，如果学生都选择扶老，理由便是“尊老爱幼”的话，那这样的两难辩论便无法进行。我们要适当地为学生选择反方作一些道德前境的铺垫，例如出示一些社会新闻，如“扶老却遭讹诈”等，让学生感受到此时不存在道德约束，仅仅只有为各自的观点而寻找理由，才能真正帮助学生从道德选择转向思维辩论上来。
3.帮助学生预设多个纬度的辩论理由
学生的思维能力总停留在其年段水平，要帮助学生提高其道德思维水平，必须先行预设多个纬度的辩论理由，当学生的辩论在同一个层面上不断强调观点而无法拓展新的理由路径时，可以适时地予以点拨。例如“考试考得不好，该不该对父母说？”这一情境，德育者适时地为反方点拨，善意的谎言不仅仅是希望父母快乐，更是加强了自我的意志力，立志用下一次的成功向父母证明能力，则为学生拓展了新的思考纬度。
4.关注思维路径，弱化辩论结果
在“道德两难”情境中，教师该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我们认为，教师应对学生的思辨过程予以鼓励和表扬，教师的评价也应着重于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思维路径，而不应盲目地追求辩论的输赢结果。
道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为什么难？难在有许多不得已的为难理由，因此，突破这些限制道德行为的理由，正视它们并想通它们，从而超越它们，才是帮助学生从道德认知走向道德实践的真正途径。
参考文献
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会碰到许多难以抉择的问题，在初中思想品德教学中充分利用这些问题来创设两难问题情境，可以提升学生的道德认识水平，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以生活为依据设置两难问题
学生的生活经历与成人的生活经历是不同的，他们思想活跃，价值观也呈现出多元文化特征，善与恶、良与劣、美与丑等的交错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矛盾冲突，使他们在生活中往往感到迷茫与困惑。例如，老人摔倒本应去搀扶，可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了因搀扶老人而被讹的现象，学生普遍出现一种矛盾的心理：当自己遇到摔倒的老人到底是该扶还是不该扶？损坏别人的东西要赔偿，这是毫无疑问的，可当赔偿金额远远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时，又该做何选择呢？类似这样的两难情境，时不时地出现在生活中，真实地演绎着人们的内心彷徨与道德挣扎，直接或间接地拷问着学生的良知与正义。这些宝贵而又真实的教学资源，最能引发学生的心理碰撞。
在进行思想品德教学时，教师要了解学生的实际生活，洞悉学生存在的问题与困惑，立足学生的真实心理需要设置两难问题，引发学生的深刻思考，使学生在认知冲突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例如，在进行有关“自强不息”内容的教学时，教师可以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设置两难问题情境：周日晚上有精彩的电视节目，可作业还没做完，这时该怎么办呢？初中生心智还未完全成熟，自我约束能力欠缺，此类问题情境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所以能激发他们急于获知结果的欲望，从而促使他们进行分析和推理，最终获得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二、以认知冲突为基点创设两难情境
初中思想品德法律部分的内容涉及了受教育权，让学生认识到“受教育”既是受法律保护的一项权利，也是自己的一项社会义务。这部分内容看似简单，却在实际中容易让人陷入两难境地。例如，报刊网络等媒体中常出现类似消息：李晓家住山区，母亲身患重病，父亲外出打丁时不幸辞世，整个家庭因此陷入困境，母亲不得不让李晓从初二退学，让他一边打工赚钱，一边照顾家庭。李晓该做何选择呢？有学生主张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李晓的受教育权，可立即有学生提出反对意见：李晓的家庭困境又如何解决呢？此问题情境不仅让学生陷入“情”与“法”的两难之中，还引发了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深深思考。
来自于生活的真实情境能打动学生的内心，引起他们的认知冲突。在讨论和艰难取舍中，学生提升了理性和感性认识，思想得到了深化，情感得到了发展和丰富。
三、代“我”进入问题，吐露真实想法
要想使两难问题隋境产生最佳的教育效果，最好代“我”进人问题，让学生感觉到棘手问题正是自己所面对并不得不解决的事情，从而经过理性思考，最终做出正确的决断。例如，在进行有关“诚信”的教学时，笔者故意设置了两难问题情境：如果你在上学途中骑单车时不小心蹭了一辆宝马车，跑还是不跑呢？这时好多学生沉默不语了，他们心里都知道“高额的赔款”对于自己的父母意味着什么，这才是真课堂应有的一种常态。教师要善于采用代“我”入题的方式，让学生吐露真实想法，使学生在对比中掂量轻重，最后在化解道德冲突中自我教育、自我抉择。
四、进行现实教育，培养学生本真之心
目前我国的基础教育中存在着大量的虚幻现象，脱离实际，注重道德制高点的教育，忽视了教育的本真。初中思想品德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认识到我国基础教育存在的这种“虚假”现象，对教材进行创造性加丁处理，对学生的道德底线给予充分的关注，让学生提升道德认识水平，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如一位名师在执教《为了集体的发展》时精心设置了一个两难问题情境：你是学校合唱团的成员，合唱团正在为本周末的省级比赛紧张排练，老师已经确定了演出队形，可回家后妈妈告诉你艺术特长生的比赛也在周末，这时你该怎么选择呢？学生开始积极发言，讨论很激烈。在学生讨论过程中，教师给予他们足够的时间说出自己曾经或现在面对的两难选择，并给他们提出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在此基础上教师不断设“难”，让学生进行更高层次的道德思考，进而提升到自觉以集体利益为重的价值高度。
在创设两难问题隋境时，教师要了解学生目前的认知水平，对于个别学生充满正能量的见解要大力支持和弘扬，对偏差的认知要及时给予正确引导，从学生实际出发，以爱护的态度逐步提升学生的道德信念和水平。
[关键词]政治伦理 公共管理 政治“脏手” 道德两难
[中图分类号]B82；D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5－0020－04
在政治生活中，管理者可能遇到这样的困境：为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或某些个体或群体的权益，他不得不侵犯或损害另一些个体或群体的正当权益。这典型地表现为政治“脏手”现象。面对类似情境时，大部分管理者不同程度地感到为难，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不得不在两种或多种均能说明自身合理性、但却相互排斥且不可公度的(incommensurable)利益诉求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这种抉择是优先性选择。亦即说，选择促成某种利益诉求，并不意味着另一种利益诉求是不正当的或者错误的。然而，优先性选择不仅仅带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遗憾，更重要的是，它极有可能导致错待(wronging someone)认同另一种利益的个体或群体，损害他们的合法权益，甚至对他们造成致命性伤害。
一、消除道德两难的进路
道德两难的处境直接影响决策方向和行政效率。它既可能使管理者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错失良机，又可能使其为避免运用邪恶手段而放弃推进公共善的目的，甚至作出否定性的自我评价，对自身的志业产生怀疑。故而，政治家和政治哲学家试图以不同方式消解公共管理中的道德两难。为了让管理者减轻良心负担，以马基雅维里为首的辩护者强化了政治相对于道德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国家理由”等角度为“脏手”行为开脱。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政治应植根于“真实”(reality)，而非“真理”或“真知”(truth)。由于政治主体在本性上是恶的，因此，政治不是一个让人展现高风亮节的恰当场域，更确切地说，它随时会把置身其中的人逼向邪恶的境地，玷污、腐蚀甚或磨灭他的灵魂。诚如萨特所言：“纯洁是托钵僧或和尚的理想。我的双手是肮脏的，它们浸满了鲜血和泥泞。可那又怎样?你认为你在维护统治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灵魂的干净么?”正是通过强调政治主体的局限性和政治环境的阴暗面，辩护者赋予政治相对于道德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此基础上，辩护者立足于政治的实效性，着力于论证管理者作恶的必要性(necessiffa)，并由此否证道德两难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好的”和“善的”、“有用的”和“道德的”之间没有必然关联，而“好的”、“有用的”应取代“道德的”，成为判断政治行为正当与否的重要依据。如科迪认为，道德两难形容的是这样的困境：不管做X还是不做x，在道德上都是错误的；与此不同的是，当管理者用邪恶的手段(X)促成公共利益时，尽管X是不道德的，但这样做是对的，因此，为了行善而作恶并不构成道德两难。可见，行为方式的实效性屏蔽了道德合理性。鉴于目的的全局性和实效性为手段的正当性提供了说明，管理者无需因采用了不道德的行为方式而备受良心谴责。“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那么，他没有必要因人们责备恶行而感到不安。”对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观点，尼尔森深表赞同。依他之见，最紧急关头(supreme emergency)所作出的决定不是在好与坏、正确与错误之间作出的抉择，而是在此种邪恶与彼种邪恶、此种错误与彼种错误之间进行选择，采取不道德行为是为了尽可能地减少邪恶的程度，而不是为了避免邪恶。当罪恶无法避免时，管理者为何要为自己采取有助于消除更大罪恶的小恶而感到内疚呢?倘若与日常道德背道而驰的行为可以抑制或减少更大的恶，那么，他有所什么理由拒绝行动呢?既然他无法拒绝小恶――它是抑止更大的危害的惟一办法，那么，公众为什么还要惩罚那些为维护或增进公共利益而不得不作恶的人呢?由此推断，所谓的道德两难纯属无稽之谈。
显然，从疏离政治与道德之关系的角度消解道德两难的研究取径排斥“道德利己主义”的政治倾向，反对“道德上的自我沉溺”。它正视了政治诉求与道德诉求之间的冲突，强化了公共利益的主导性和优先性，主张管理者以国家利益为依归，用不道德的手段来促成公共目的。与之不同的是，另一些政治家和哲学家致力于从道德体系内部之分殊的角度论证，不同生活领域有相异的道德标准，这些相异的道德标准之间有可能相互协调与融贯，也有可能相互矛盾、不可公度；其结果是，在私人领域让人厌恶和谴责的“脏手”行为，在政治领域中被看作是干净的、可接纳的、甚至是道德的。人们应以适用于政治生活的特殊道德标准评价政治行为，即政治道德可包容一般意义上的“脏”，从而消解两难问题。
现代公共生活的结构性转型影响了人们对政治的理解。随着公私领域的关联日益弱化、公共意识日渐增强，韦伯所提出的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区别逐渐被放大，并由麦考莱、伯林和翰普歇尔等人重新加以诠释。在翰普歇尔看来，与私人事务相比，公共事务的影响如此广泛，以至于公共政策合理与否应主要取决于其结果及它能否给更大多数人带来更多利益。相应地，对政治行为的道德评价应更看重行为效果，而非行为过程的合理性，以私人领域的道德来规导管理者的行为无异于吹毛求疵。从职业的角度来看，政治道德是一种角色伦理，是同社会分工相对应的道德分工的产物。政治道德与私人道德的分殊体现了道德多元化。在多元道德的框架内，“好人”和“好的政治家”之间的内在关联被割裂，公共管理者似乎只需遵守政治职能所附带的道德要求而无需顾及其他。政治家与哲学家为消解道德两难所作出的努力，深刻地反映了现代人对古典政治哲学的理论根基――道德相对于政治的主导性和道德内部的连贯性――的质疑，揭橥了政治诉求和道德诉求、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之间的张力，体现了功利主义和后果论在政治决策与行为中的深远影响。正是通过彰显政治诉求的优先性、权力的公共性及政治道德的实效性，他们力图证明政治“脏手”行为是正当合理的，进而排除公共管理中的道德两难。
二、道德两难与权力约束
尽管辩护者从不同的角度消解道德两难，但在现实生活中，当面对政治“脏手”情境时，许多管理者依然感到为难、厌恶，甚或是想逃避了事，而事后又感到若有所失、愧疚不安或意欲给予补救。这不仅表明了上述理论辩护缺乏足够说服力，而且说明了两难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澄清自身的“脏手”行为时，管理者或许辩解道，“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公众利益”，似乎他的政治行为和决断完全是公民意愿的结果，与自身意志没有任何关联。既然管理者的决策和行为代表了公共意愿与利益，那么公众怎能把政治“脏手”的罪责完全归咎于他呢?由于行为责任的大小取决于行为主体的自由度，因此，假如管理者采用恶的手段是出于满足公益的迫不得已，那么他似乎无需对超出其控制范围的后果负责，也无需为行为带来的恶果感到为难。乍一看来，权力的公共性是解决道德两难问题的有效办法。当管理者以违背日常道德的手段来增进公共利益时，我们似乎没理由斥责他是邪恶的，而 只能说他不走运，但这种观点有可能使管理者摆脱道德的约束，陷入去道德化的险境。实质上，试图从公职的非个人化而推断出“对管理者的责罚可以因其权力的公共性而得到豁免”的结论――它让人产生错觉，误以为不应以私人道德的标准来要求管理者，因为它不能准确地反映他的道德状况――掩盖了一个事实：权力的行使是个人表达的最私人化的形式，是纯粹个人愉悦感的丰富源泉。可见，在判断是否行使权力以及如何行使权力时，管理者并非完全受外部环境和公众意愿的支配。
权力运用的非完全公共性说明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府官员在决策时不可避免或多或少地渗入个人的价值评价和决断，他应当对决策和行为的后果负责。公共管理者是社会公众的代表，而不是人。一旦管理者以人的身份自居，过度强化主导性目标的非个人化，他会把行为产生的后果看作与己无关的外部责任，并认为公众才是真正的责任者；也容易导致管理者忽视了对行为方式之合理性的必要考量。殊不知，即便管理者被赋予特殊的公共职能，也不意味着他可以不受一般道德或本职工作以外的其他义务的约束。因此，从公共伦理和私人伦理之分殊为“脏手”辩护的做法并非无可置疑。就此而言，道德两难体现了管理者是一个有责任心和道德感的公职者。他不仅意识到公共权力需要接受道德的检审，而且自觉地承担行为产生的道德责任，并能更真切地代表公众利益和反映公共意志。进一步地，在面对多种相互冲突的利益时深感两难，能使管理者更慎重地审视各种可行性方案，尽可能找出合理的方式加以协调和兼顾，而不是作出武断的判断。两难的心理体验也可减少权力运用时产生的道德风险。政治领域是一个道德高风险场域，对此，韦伯曾用“权力的虚荣感”的说法提醒世人，权力容易使意志力薄弱的人经受不住外界的诱惑。或许有人提出反驳意见，认为制度或政治程序足以监督管理者及其行为。诚然，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等腐败现象的发生，但制度本身是有缺陷的，完全依赖制度并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从制度的生成与完善来看，它离不开具有专业技能和政治实践智慧的管理者。相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更清楚整个制度系统运作的复杂过程，并且更能看出其中的漏洞，因而也较之公众更懂得如何钻制度的空子。行业的专业性或行业秘密使行业制度本身容易游离于公众视线之外，在此意义上，制度形成的外部约束力或多或少是有限的。通过外在的机制防范和监督假公济私的行为，在具体操作层面存在着晦暗不明的地方。如前所述，管理者运用权力时产生的具有特殊的非透明性，它既影响了政治决断与行动意向，也妨碍了公众对管理者行为目的的判断。也就是说，社会大众难以判断管理者采用“脏手”行为是否真正迫于无奈，其作恶主要是基于推进公共善的考量，抑或出于增进个人私利的考虑。故而，在权力意识最为隐秘的内心深处，两难所蕴含的道德维度是监督和约束过度的权力欲望的必要且重要资源。
显然，道德两难并非如韦伯等人所说的那样毫无价值。虽然政治领域存在着道德有时无法单独发挥作用的情形，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可以免受道德的约束。即便政治权力在本质上是公共的，但在权力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存在难以监督的灰色地带。作为一种心理体验，道德两难不仅对公共权力构成必要的约束，而且能弥补社会制度本身的缺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三、好的管理者与道德的管理者
政治“脏手”折射出目的与手段之间的价值冲突，把管理者置于尴尬的境地：道德的管理者似乎无法成为好的管理者，好的管理者也似乎注定要做离经叛道的事情。价值的错位容易导致管理者的人格处于分裂状态。而借助道德两难这种情感体验方式，管理者可兼顾相互矛盾的价值诉求，其人格也能实现较弱意义上的统一。政治生活中的管理者同时也要在私人领域扮演重要角色，而他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形成的各种价值观念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很难想象，一个具有虐待倾向且常常无缘无故地对妻儿施行家庭暴力的管理者能真正包容持有不同政见的政治伙伴。同样很难想象，一个心智与人格健全的权力者会毫无顾忌地借助邪恶的手段达到目的，并在事后依然毫无羞耻之心。换言之，个体的判断是相异的价值观念相互平衡、协调与综合的共同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同的价值判断可达致融贯和统一。
在面对“脏手”情境时，管理者之所以犹豫不决和深感两难，是因为他不仅考虑了目的的高尚性，也考虑了手段的合道德性；不仅预料到行为会产生好的结果，而且预料到它也将损害某些个体(或群体)的正当利益。此时，即便是“国家理由”观念也难以调和它们之间的矛盾与卸除管理者的良心负担。支持“国家理由”立场的辩护者无法有说服力地解释多数人的利益能否肆无忌惮地凌驾于少数人的利益之上这一问题。如果说，最大限度地维护或增益多数人的利益是侮辱少数人的尊严、对他们施以残忍的极刑、甚至剥夺他们生命之理所当然的缘由，这显然违背了公共道德的初衷。单纯以政治结果的全局性和优先性来界定政治伦理，将导致善与恶之间的界限消失，使道德被挤压成没有广延的点。可见，“国家理由”观念的辩护力并非没有限度。当维护或增进公共善的行为将对无辜者造成严重伤害时――它可以被预见、且没有征得受害者的允诺，这是一种主动的伤害，是故意作“恶”。可见，即便管理者是为实现更高的利益或者增进更多数人的福利而侵犯他人的正当权利，这仍旧是有意作恶。
关键词：道德两难；换位思考；中西合璧；小品表演
中图分类号：G6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17）12-0006-02
所谓道德两难法，也称为“故事两难法”“新苏格拉底法”等，它是由美国儿童发展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针对单纯式灌输的德育方法提出来的。其具体方法是教师向学生同时提出两条道德规则，并且两条规则不可兼得，让学生面对这两条规则进行道德选择，并根据他们选择的原因和结果判断学生的道德发展水平。当学生出现道德失衡时，教师引导他们了解更深层次的道德判断形式，帮助学生的道德向更高的水平发展。说得再直白些，“道德两难故事法”就是道德两难故事问答讨论法，指在道德两难故事讨论中，启发学生积极思考道德问题，从道德冲突中寻找正确的答案――多角度深层次地看待和理解问题，从而发展学生的道德判断力。
一、换位思考，用心沟通是化解道德两难问题之本
在两难问题的呈现过程中，创设两个不可兼容的冲突情境，可引发学生体验，促进学生发现问题，积极解决问题，让冲突的情境成为提升学生道德情感的台阶，促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达到理想的体验效果，促成学生获得最真实、最触动内心的体验。在创设的情境中，学生身临其境，直面冲突，经历了对新旧认知的思考，经历了对认知冲突的处理，发展了道德判断能力，建构起新的道德认知。以品德与社会苏教版五年级下册“爸爸妈妈我想对你说”为例：五年级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的萌发阶段，自我意识正逐步完善，与大人的冲突日益明显。教师设置了一个道德两难问题：小明的成绩一向很稳定，可是有一次由于考试前没有休息好，临场发挥失常，导致考试成绩不理想。小明的爸爸是一位脾气十分暴躁的家长，面对这样的成绩，小明该不该实话告诉爸爸？如果你是小明，你也有一位这样的爸爸，你会怎么办？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思辨，正方理由：诚实是做人的基本，应诚实地告诉爸爸，得到他的谅解；反方意见：不告诉可以维持和父亲的表面和谐，在以后的学习中我会更加努力的，争取得到好的成绩来回报他。站在一个青春期的孩子的角度来看待，正方的理由似乎过于“高大上”，反方的想法好像略显幼稚，但是这也是孩子的一种自我保护方式，从他们的想法中，教师可发现家庭的开放性和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教师播放了一段处理过声音的一位爸爸的录音，在录音中，这位爸爸强烈地表达了想和孩子沟通的想法。孩子们听了，纷纷表示愿意和父母沟通。有着亲子关系的父子俩平时不愿意沟通的原因，不外乎就是沟通方式的不同。根据平时家庭中出现的问题，学生总结出如下方法：先从小事谈起，讲究策略；理解父母，多一些平等；坦诚相待；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换位思考；注意沟通时的语气委婉些；找准时机。
沟通这种行为，需要彼此先拥有相同的情感基础，站在同一目标上才有可能进行。如果一方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将自己想说的话不假思索地全部说出来，只会让情况更加失控。这样，双方不仅无法顺利沟通，而且极有可能像在吵架似的，使双方都陷于僵局之中。同样的，如果沟通的双方站在同一出发点，奔着同一目标时，敞开心扉，就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道德两难法看似是平行的两条线、告诉与不告诉的一对矛盾体，此时却找到了一种兼容的方法，行之有效地解决了生活中的难题。
二、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是化解道德两难之法
教育家皮亚杰曾指出，一切真理都要由学生自己去发现、去获得，或者由他们重新发现或建构，而不是简单地传递给他们。因此，当面对难以抉择的矛盾冲突时，教师要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引导学生开展讨论式或辩论式的深入对话。在生生对话中，学生的认知和思维进行激烈的碰撞，会在碰撞中不断刺激道德认知结构的改变。并且，学生在对外界信息的分析和处理中，会提升自己的道德认知水平，增进自己解决道德两难问题的实际能力。
以教师听过的一堂录像课――上教版三年级上册的“石库门的变迁”一课为例：石库门作为上海独有的一种建筑物，在历史的演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上课伊始，叶老师埋下伏笔：上海早期的石库门一户人家住一幢楼，十分舒适，而且上海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之一，较早地接受了西方建筑的特色，一幢一幢的石库门房子连成排成为“联排式布局”，建筑风格可谓是“中西合璧”。可随着当时战争的爆发以及大量人员涌入上海， “一户一栋”的石库门变成了“一门多户”，甚至出现一栋楼房住“七十二家房客”的现象。现在上海作为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和上海的生活不相匹配的石库门，又该何去何从呢？前期的铺垫一方面让学生们更深地了解石库门的特色以及在历史的长河中所起到的作用，另一方面引发学生们的思考。而如何看待这些已经老去却富有意义的老建筑，学生们展开了激烈的思辨。生：我也觉得不应该拆，因为有些名人的故居就是石库门建筑。生：我觉得应该拆掉，因为它的生活设施实在是太落后了，家里没有卫生间，白天还行，晚上上厕所还得去公共厕所，现在这样的生活我们难以想象了。生：我也X得不应该拆，虽然它已经很破旧，但是现在的人都喜欢“忆苦思甜”，就好比开惯了小汽车的人偶尔也想去感受下骑骑自行车兜风的感觉，当我们住惯了高楼大厦，也很想去看看以前老上海人的房子。我的奶奶以前住的就是石库门这样的老房子，现在已经被拆掉了，奶奶现在还总是向我们讲述以前她在石库门的生活。从奶奶的话语中，我虽然感受到了石库门生活的艰苦，但邻居间的那份充满温馨的人情味是现在大房子里所缺少的。师：有没有同学考虑过两者兼备的方法呢？生：文人故居在保持原样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修缮。生：实在破败不堪的石库门还是拆掉吧，影响形象的同时也的确无人问津，还是拆掉了让政府重新规划。生：可以对它进行修缮变成旅游景点，让更多的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来参观，让更多的人了解石库门。改变一种思维和方法，就可以让本是矛盾的两者更好地融合与兼备。学生们在本是拆与不拆的两个完全不能兼容的矛盾体中，找到了中和的方法，既保留了石库门，又赋予了它新的意义，在大上海的历史长河中继续扮演着它独一无二的角色。
三、小品表演，潜移默化是化解道德两难之形
小品表演是情境教学的一种常见手段，以激发学生的情感来推动他们认知活动的发展。它利于学生真实地感受人物及自己的心理变化过程。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适当的引领，解除学生已有的认知困惑，让学生重认知冲突的化解中及时构建新的道德认知，能促进学生道德思辨能力的提升，健全学生的道德价值观，使认知冲突成为提升学生道德认知水平的楼梯和台阶。以苏教版小学品德与社会四年级上册“真正的友谊”一课为例：在一次数学发展题竞赛中，班长小红遇到一道题目不会做，怕得不到奖受到同学的耻笑，就偷看了同桌的答案。这一幕正好被坐在后面的好朋友小雨看见了，小雨陷入了两难境地，不知道该不该告诉老师。通过前期的思辨和小品表演，学生们想到了折中的方法，现截取其中一个片段。小雨（笑嘻嘻）：小红，今早上学时听到广播里表扬一位司机，在车主不在的情况下主动留了张纸条给小车司机，承担赔偿责任。我觉得应该给他点个赞，他太有诚信了。小红（低着头）：是的。小雨（拉着手）：损坏了别人的东西，就应该主动赔偿。一样的，做错了事情就应该主动承认并承担后果，你觉得呢？小红（红着脸）：嗯，你说得对，我这就找老师去承认错误。
面对认知冲突，教师没有把教条式灌输式的观点强加给学生，而是给学生一个自由的对话空间，让学生自己去思辨、自己去感悟。在这样的小品表演式的总结和反思中，学生逐渐懂得理性地认知事件，采用合适的方式解决冲突问题。
四、结束语
总之，在品德课堂教学中设计和应用道德两难法，可以提高学生在道德困境中进行道德判断的能力。在实际活动中，教师采用换位思考、“中西合璧”、小品表演等活动形式，使学生不仅能表达自己独特新颖的体验和感悟，彰显出理性的力量和思想的深度，而且能提高自己面对真实问题进行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劳伦斯・科尔伯格.道德教育的哲学[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
【关键词】社会两难；自我监控；合作行为
0 引言
社会两难（Social dilemmas），是一种广泛存在现实社会的问题。它描述的是群体中的个体面临着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冲突的博弈情境 （胡华敏， 2008）。两难情境问题具有两个特征：（1）不论他人做出什么选择，对于群体中的每一个体，如果采取不合作策略，有可能比采取合作策略获得更多的利益；（2）如果群体中所有个体都采取不合作策略，个体获得的利益要比都采取合作策略时低（Kollock， 1998； Dawes， 1980） 。社会两难研究采用的实验方法是博弈实验。最常用资源两难（resource dilemmas）和公共物品两难（public goods dilemmas）两种基本形式；前者指个体必须决定如何配置或获取公共资源，后者指个体必须决定如何将个人资源（如资金）分配（投入）于个人和集体事业（何贵兵，2004）。
Snyder在1974年提出了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概念，认为自我监控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人格特质，每个人的自我监控水平都处于由低到高这一人格维度的某一点上。高自我监控者，常根据当前所处的情境及观众的需要而采取相应的行为，呈现出相应的形象。低自我监控者，常根据自己内心的态度及自己的性格而行动，在不同的情境中，在面对不同的观众时，都表现出一致的行为。
在社会两难情境中，常常设定人们捐献或资源拥有是均等的，合作后的收益是平均分配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权力、地位、能力等原因资源的分配或拥有往往是不均等的，导致了合作双方在不平等的收益中进行（Wang & Shi， 2010），这便构成了非对称社会两难困境。自我监控性与不对称社会两难中合作行有什么关系呢？汤志群对中学生的价值取向、自我监控性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表明自我监控倾向高的要比自我监控倾向低的更有可能做出亲社会行为（汤志群， 1993） 。根据自我监控的理论，人们在不同程度上可以根据情境调节自己的行为，高自我监控者似乎十分了解自己的行为及其社会后果，这些人在实际情境中更喜欢表现自己，而低自我监控者往往更致力于表现他们的内在价值。Turnley（2001）指出，高自我监控者能够有效地利用印象管理从而达到让人喜欢的结果。在公共物品困境中，高自我监控者比低自我监控者有更多的捐献（De Cremer， Snyder & Dewitte， 2001） 。有研究指出社会赞许性是人们进行自我监控的一种动机。而合作行为作为一种有益他人和社会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赞许，由此可以推断高自我监控者可能为了达到让人喜欢的结果，做出更多的合作行为以达到有效的印象管理，从而使不同的自我监控者在不对称社会困境中的合作行为有所不同。
1 方法
1.1 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高收益下人们比低收益下人们的合作水平更高。
研究假设2，高自我监控者比低自我监控者的合作水平更高。
研究假设3，低自我监控者在高、低收益水平下的合作行为没有显著差异，而高自我监控者在高收益下比低收益下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
1.2 实验
1.2.1 被试
招募自愿参加实验的某高校本科生128名，男60名，女68名，年龄在17-24岁之间。
1.2.2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2（高自我监控、低自我监控）*2（高收益、低收益）被试间实验设计。被试在两难情境中给到公共账户的捐献的量（定义为合作水平）是本实验的因变量。
1.2.3 实验程序
参与实验的被试，每一小组内的4人是相互认识的同班同学， 他们的决策的结果将决定各自礼品的价值。
两难情境。本实验中的两难情境（即给游戏）是修改前人使用过的任务，是4人互动的情境。在开始实验之前每人拥有初始资源100点，且每一点都是有价值的，点数越多价值越大。假设每个人都有两个账户，个人账户和公共账户。个人账户和公共账户里是没有任何点数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决定将所拥有的初始点数在个人账户和公共账户之间做出分配。分配到个人账户的点数归自己所拥有，而分配到公共账户的点数为4人所有，且公共账户上的点数（4人分配到公共账户上的总和）将翻倍增长（即乘以200%），然后再分配给每位成员。其中4人分别得到公共账户点数的20%、20%、30%、30%。最后，每个人得到的点数等于个人账户的点数+从公共账户上分配得到的点数。游戏结束后将根据每个人得到的点数奖励相应价值的礼品（点数越多，得到礼品的价值越大）。
自我监控量表。由Snyder（1974）编制的自我监控量表，该量表共25题，按照中位数把被试划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高分组为高自我监控者，低分组为低自我监控者（Miller & Thayer， 1989） 。在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1。
实验操作。以4人为一个小组的形式进行实验。被试进入一间房间后随机入座，填写基本信息，阅读指导语和两难情境。为了确保被试理解两难情境，在进行决策之前每个被试都必须答对两道题目。比如，假设4人分别捐 30、40、60、70点到公共账户，其中一人捐了30点，且他/她得到公共账户中的20%，他/她一共得到多少点？4人都回答正确才开始正式实验。首先，随机抽签决定高、低收益。其次，要求被试记录自己从公共账户上得到的比例高收益为30%，低收益为20%。再次，让被试对初始资源进行分配，并记录下来。最后，4人决策之后，计算每人得到的点数，并分发相应价值的礼品。在整个实验过程中4名被试一定不能交流，否则数据作废。在实验结束后，每人填一份自我监控量表。
1.3 结果与分析
下面检验高、低自我监控者在高收益与低收益下的合作行为。
以被试给公共账户的点数作为合作水平的指标，检验不同自我监控者在不同收益下的合作行为。结果表明，就平均数而言，高自我监控（M=50.73，SD=20.15）比低自我监控（M=52.73，SD=20.14）给公共账户分配更少的点数，但是，这一差异在统计学上达不到显著水平；高收益下的个体（M=56.83，SD=19.80）比低收益下的个体（M=46.64，SD=19.34）给更多的点数，且这一差异在统计学上达到了显著水平。
从图1可以直观地看到，高收益者比低收益者给公共账户的点数多，低收益-高自我监控者给公共账户上的点数最少，高收益-高自我监控者给公共账户上的点数最少。然而，结果表明，自我监控性与不同收益的交互效应在统计学上未达到显著水平F（1，124）=1.47，p=0.227，η2=0.012。
2 讨论与结论
2.1 讨论
本实验通过程序操纵，使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收益，不同收益的个体在两难情境中进行互动，就形成了非对称的两难困境。实验结果证实了高收益者较低收益者给公共账户分配的资源更多，表现出更高的合作水平。适当性决策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认为，人们在进行决策的时候，先进行自我定位，并根据这个自我定位应该遵循的一些规则与规范，使自己的决策符合他的身份地位。由此，高收益者捐献更多的资源可能是一种社会规则的表达，收益较高的人就更应该多捐献资源。这样就使得处于优势地位的被试更加慷慨；另外，群体内4名被试都是同一个寝室的成员，被试不仅关心自己的利益，还关心自己收益与他人的收益之间的差异，在同等付出之下，处于低收益的个体产生妒忌和不满，从而为自己保留更多的资源，使自己尽可能地与他人一样。而处于高收益的个体在社会比较中，或许为了维持公平，增加投入公共账户的资源，从而达到减少内群体成员间的社会距离。
此外，不同自我监控者在非对称两难困境中的合作行为没有显著性差异，这个与假设不符，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1）有可能是在这种不对称的经济性决策任务情境中，社会比较在起主导作用，更多考虑的是经济利益，导致自我监控性不足影响合作行为；（2）自我监控性可能是通过其他的一些调和或中介变量（责任感、社会价值取向等）起作用，本研究未引入调和或中介标量，从而无法判断自我监控是否真正的对非对称两难情境中的合作行为无影响；（3）用中位数区分高自我监控者和低自我监控者还不够严谨。如果用前27%和后27%区分高、低自我监控这一变量，考察自我监控对非对称两难情境中合作行为的效应更为敏感。
2.2 结论
2.2.1 在非对称社会两难情境中，高收益者比低收益者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
2.2.2 在非对称社会两难情境中，高自我监控者与低自我监控者的合作水平在统计学上没有达到显著水平。
【参考文献】
[1]Dawes， R. M. Social dilemmas[J].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1980，31（1）： 169-193.
[2]De Cremer D.， Snyder M.， Dewitte S..The less I trust， the less I contribute （or not）.The effects of trust， accountability and self-Monitoring in social dilemmas[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1，31（1）：93-107.
[3]Kollock. P. Social dilemmas： The anatomy of cooperation[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8（24）：183-214.
[关键词]商业银行 中小企业 授信 受信 方案 创新
从广义上而言，授信是指甲方因乙方需求而授予乙方一个信用额度。根据授信的定义便可以得受信是指乙方因自身需求而接受甲方一个受信额度。本研究中提到的受信所对应的甲方并非单指银行，也可指其他的可以授信的机构或个人。
陈铨亚，潘志刚（2012）认为，对于商业银行而言，虽说授信、贷款和融资三个概念具有实质性的差别，但是在讨论商业银行授信时，这几个概念在大多数时候其含义是重合的，且可以交替使用。对此本研究类推认为，对于企业而言，受信、借款、融资这三个概念也可以同时并立。
一、“两多两难”的问题
对于民间金融来说，我国所表现出来的突出的问题就是“民间资金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而对于正规金融来说，我国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问题便是“银行资金多，授信难；中小企业多，受信难”，本研究把此简称为“两多两难”，这里的“银行授信难”主要是指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授信难。那么到底为什么会出现“银行资金多，授信难；中小企业多，受信难”此问题？本研究将会在下面进入展开分析。
二、“两多两难”的原因
我国之所以会出现“两多两难”此问题，其根本原因其实是我国金融体制的问题，而解决此问题需要的是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改革相结合。要想解决此问题，顶层设计很重要，但这是宏观层面上的问题，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当然自下而上的改革也很重要，因此分析“两多两难”此问题的直接原因也就十分必要了。
我国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和小微型企业，由于我国所有制体制的特点和这些企业自身的因素使得他们想融资却很难。一般来说，中小企业的自有资金都较少或是有限，因此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都需要通过外在融资来实现企业的正常经营与运作。本研究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中小型企业来探究民营企业受信难的直接原因。
1.企业方面的问题
我国金融体制和机制的问题是导致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性的原因，但企业自身的特点和弊端也是导致其不能从银行获得贷款的重要原因。
（1）盲目性较大。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多数中小型企业经营都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很多中小企业在没有充分市场调研的基础上，盲目的推出产品，使得产品很容易没有市场或很快就被市场淘汰，缺乏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使得银行对中小企业存在着天然的不信任。
（2）风险性较高。中小企业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方面是财务风险，多数中小企业自身根本没有所谓的财务体系，内部控制不健全，难以满足向银行贷款的很多条件；另一方面是违约风险，中小企业的缺乏足够的不动产作为抵押，也很难找到相应的担保机构或大企业作为其担保人，因此违约风险较高；正是由于中小企业的这些风险，与银行放贷的各项指标不匹配因此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贷款。
2.银行方面的问题
（1）评估体系不完善。我国的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放贷的绝大比例针对的是国有企业或其余大型企业，因此很多银行都没有建立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评估体系，而中小企业自身也没有完善的财务体系，这就造成了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严重地信息不对称。
（2）贷款成本较高。银行的授信成本是边际递减的，因此银行哪怕在承担相同风险，获得相同收益率的情况下也会选择贷款给国有企业或其余大型企业，而不会选择中小企业。
三、银行授信创新方案
站在银行的角度来讲，我国“两多两难”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由我国的金融体制问题所导致的，但是无论在既定的金融体制下还是金融体制改革的环境下，银行都应该进行不断地金融创新，包产品创新、制度创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等等，在减少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同时获取更大的收益，以实现双赢。
1.完善评估体系
绝大多数银行现有的信用评估体系都是针对大型企业而设计的，中小企业由于其规模原因，根本达不到银行的放贷要求，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用状况很难做出准确评估，因此也就很难做出有效的信贷决策，能够建立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评估体系就成为了必须。
2.完善监控机制
虽说政府要努力地构建监控体系，但是银行本身也要构建属于自己的专有的监控机制，只有在政府与自身监控机制共同并行的前提下，才能够在保证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得到解决的同时，也能够保证银行资金的安全性。
3.金融产品创新
当然在政府和银行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征信、评估、担保、监管体系之后，银行还需做，也是当前很多银行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便是金融产品的创新。不可否认的是绝大多数的商业银行推出的金融产品针对的是那些所谓优良的，有潜力的或是高新产业的中小企业，而我国现存的中小企业中，绝大多数都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因此现如今，银行给予广大中小企的授信支持还远远不够，银行的金融产品创新还得继续，还得深化，还得具有针对性。
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但银行想授信给中小企业也并非是件易事，对此我国要想真正解决此问题，银行在努力创新的同时，还需要的是政府支持，还需要国家在金融体制方面的顶层设计。
参考文献：
[1]陈铨亚，潘志刚.商业银行授信管理教程[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英国著名戏剧家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里的一句独白“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因其深刻内涵成为经典名句。莎士比亚所揭示的人类面临两难选择的困境并不仅限于生死关头，“是还是否”“前进还是后退”“获得还是放弃”等抉择始终存在于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
当下，教育也正在面临两难选择。信息时代的媒介技术不断刷新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并存，给学校教育拓展空间提供了崭新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复杂的问题：新生事物不断涌现，有利有弊，安全风险凸显，如何引导青少年应对？对此，学校、老师和家长并没有准备好。于是，老师和家长联防、青少年学生设法突围的对峙格局不断出现。青少年网络安全风险究竟应该如何化解？“禁闭”还是“开放”，这成为当代教育工作者的两难选择。
信息时代的青少年被称之为“数字原住民”，这是因为他们从出生开始便生活在数字媒介环境中。新颖生动、丰富多样的网络资讯、视听资源和交友平台成为21世纪青少年的学习与生活方式。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使得他们迫不及待地投身于光怪陆离的网络世界。但青少年难以分辨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差异，容易受到大众媒介的负面影响，网络沉迷、上当受骗甚至网络犯罪等问题时有发生。如何引导青少年在网络生活中提升媒介素养已经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世界上已有一些国家对媒介素养教育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英。英国媒介素养教育的推进过程可谓艰难曲折：从电影电视起步的“屏幕教育”开始，就力图通过“禁止、控制或批判”使学生免受媒介传播的不良文化、道德观念或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但也出现过反弹现象，学生和老师、孩子和家长之间的激烈对抗时常出现，网络沉迷、网络暴力甚至网络自杀现象不绝于耳。但终究以理性眼光、批判性思维和积极的创造性渡过难关，经历了从“防御大众媒体”到“欣赏大众文化”，再由“解密意识形态”到今天的“超越保护主义”四个发展阶段。
“超越保护主义”，应该是当下我国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借鉴之策。“超越保护主义”并不是不要“保护”，但不是片面的“温室教育”，而是鼓励“经风雨见世面”的实际训练与有效引导。“不经风雨，岂能见彩虹？”让孩子们在真实与虚拟并存的生活中经受历练、获得成长是教育的理应选择。当然，如何让青少年在网络世界中有效规避风险、充分发挥网络的正面价值，这将是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面临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