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46:1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内生边界；资源类企业
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5-0038-04
自2000年中国正式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突飞猛进的增长态势。2003年～2008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流量几乎保持了每年翻一番的增长速度。2010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下了688.1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首超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从对外直接投资所在行业分布来看，中国资源类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井喷态势。据统计，2009年中国海外并购中来自资源类行业的交易金额超过了900亿元人民币，占当年全部交易金额比重的七成以上。为什么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在资源类行业呢？这些问题值得我们从理论层面进行深入研究。
一、中国3/4的对外直接投资由资源类企业完成
企业内生边界理论是新新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解释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选择。安特拉斯（Antr6s）（2003）将刻画企业边界的契约理论与国际贸易新理论相结合，揭示了企业在资本和技术上的异质性是如何影响其在全球范围内安排生产模式的，即为什么有些企业选择了对外直接投资，而有些企业则选择外包。根据安特拉斯（Antr6s）（2003，2005）的理论模型，当最终产品生产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大于某一临界值时，该企业将会选择直接投资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反之，更倾向于选择外包的组织形式。所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行业选择与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存在密切关系。
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对其选择何种方式来组织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我们将择优选取2010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按行业分组的规模以上企业数据为样本，重点考察中国39个细分行业中434364个企业的资本密集度情况。依据计算出的资本密集度结果，我们大致可以将39个行业划分为三个层次（如表1所示）。第一个层次为资本密集度在80以上的行业，这类行业由于资本密集度较高，更适于通过一体化的生产方式来安排组织结构，因而此类行业可能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行业；第二个层次为资本密集度在40～80之间的行业，随着这类行业资本密集度水平的逐渐提高，其生产模式可能从外包向对外直接投资转化；第三个层次为资本密集度小于40的行业，这类行业由于资本密集度较低，而更适宜采取外包方式来组织全球生产。
依据企业内生边界理论，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企业能够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因而可以理解为资本密集度越高的企业越应该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力量。在表1中，居于第一个层次内行业的资本密集度显著高于其他行业，而这些行业中的绝大多数都与石油、天然气、金属和水等资源的生产相关，因而根据企业内生边界理论可推断，资源类行业应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力量。这与事实完全相符，近年来中国“走出去”企业的行业分布表现出了显著的集聚态势，大批资源类企业“走出去”的现象十分突出。
来自国内外的统计数据证实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类行业。据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2010年，中国能源和电力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022亿美元，占五年内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47.3%；金属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608亿美元，所占比重为28.2%。可见，约3/4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资源类企业所完成，此类企业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力军。
来自国内的统计数据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以资源类行业的代表性产业——采矿业为例，根据商务部公布的《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2010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100亿美元的六大行业中，除资产管理类和金融类投资之外，采矿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据主导地位。从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上看，近十年来采矿业保持了17.2%的平均对外投资比重。2009年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高达133.4亿美元，接近2003年的10倍，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23.6%。可见，资本密集度较高的资源类行业更易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导行业。
二、中国资源类企业“走出去”的特点
资源类行业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主导行业，资源类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一些特殊性，主要体现在投资主体、投资方式、投资目标和投资风险四个方面，具体特点如下：
（一）大型国企占据主导地位
资源类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一直以来大型国有企业始终在这类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资源类国有企业因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能够更好地降低投资风险，从而实现海外扩张。根据投中集团（China Venture）（2011）统计显示，在2009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1亿美元以上的21个案例中，有19个均为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实施，国有企业参与海外并购的比例超过90%。在这些投资海外的国有企业中，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等央企主导了多项海外大型投资项目，是国内资源类企业“走出去”的主力军。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资金实力雄厚且经营业绩良好的民营企业也逐步加入到对海外资源的投资中来，但资源类行业的独特属性使国有企业稳居核心地位。
（二）投资方式以跨国并购为主
近年来，跨国并购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手段，并购案件的数量和涉及金额呈快速上升趋势。2010年，中国企业完成的跨国并购55件，环比增长7.8%，披露金额294.19亿美元，环比上升2.91%，其中资源行业占比较大，披露交易金额居各行业之首。中国资源类企业主要选择跨国并购为主的海外投资方式，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跨国并购可以使企业在较短的周期内实现收益，并能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经营风险；另一方面，跨国并购可以使中国资源类企业利用国外企业在资源掌控方面的优势，快速进入海外资源市场，通过打入产业链上游来降低原料供应成本，并保证原料稳定供应。如，2009年中石化以72.4亿美元收购了瑞士的阿达克斯（Addax）石油公司，这项收购使中石化获得了阿达克斯（Addax）公司在尼日利亚、加蓬和伊拉克部分地区的油气开发权，增加了中石化的油气储备，并顺利完成了企业的资源结构优化。
（三）寻求优质海外资源成为主要目标
近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市场需求日益扩大使中国资源类企业迫切需要寻求优质的海外资源，与此同时，全球金融危机使国外一部分资源类企业面临生存困境。于是，中国资源类企业加大了对海外资源市场的投资规模。2010年，中国十大海外并购交易中有7项来自资源行业，资源行业以230.71亿美元的海外并购交易完成金额占据该年度海外并购案例总量的79%。而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和许多西半球国家成为中国资源类企业“走出去”的首选市场，占中国资源类企业海外并购总数的70%左右。如，中石油联合皇家壳牌以31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煤层全体生产商及液化天然气勘探公司（Arrow En-ergy）的全部股权，五矿集团以13.86亿美元收购澳大利亚矿业公司（OZ Minerals）的部分资产，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向委内瑞拉投资400亿美元用于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合作。
（四）高投资风险与高投资收益并存
中国资源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交易金额往往很高，基于1994～2009年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其中近七成企业属于资源类企业），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为投资者带来了正的财富效应。但是，海外资源类投资在给国内企业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隐藏着巨大的投资风险，这类高风险主要来自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企业内部所蕴含的投资风险主要表现为企业在技术条件、管理水平、运营能力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薄弱而可能导致的投资损失；企业外部因素所引发的投资风险也往往会对企业投资收益产生巨大影响，政治风险是当前中国资源类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首要风险。一旦东道国政府利用海外投资进行政治博弈或当地发生政局动荡，都将引发投资不畅甚至直接导致投资损失。2009年中国铝业公司收购澳大利亚力拓的失败，以及2011年利比亚政局动荡引发的投资损失，都突显了政治风险对资源类企业海外投资的重大影响。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企业内生边界理论探讨了企业资本密集度与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关系，认为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企业更容易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上述研究解释了中国“走出去”企业集聚于资源类行业的现实表现，揭示出企业在资本密集度方面的异质性对其在全球范围内安排生产模式的内生决定作用。尽管企业内生边界理论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现实都证明了资本密集度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其他要素对企业“走出去”的影响作用。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并非所有行业中的企业均适宜从事对外直接投资，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企业可以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得更高收益，而资本密集度较低的企业可以从外包等其他方式的生产模式中获得更高收益。因而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中，企业应视自身在资本密集度方面的异质性差异而科学做出对外直接投资决策。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母国 就业 影响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是国际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效应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西方的就业理论认为产出和就业是由总需求决定的，而总需求又是由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需求和外国需求来决定的。因此，凡是能促进国内消费、国内投资、政府消费和出口的经济措施都有利于产出和就业的增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对外直接投资能对其中一项产生作用，它对母国就业也将产生作用。
国外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就业效应的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是围绕着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以及对就业规模、结构和区位分布的影响来进行的。
就业替论。贾塞认为，在母国资本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外投资将替代国内投资或国内消费，如果资金流出并没有出口增加或进口减少来匹配，就会产生对就业的负效应。贾塞之后，Ruttenberg具体研究了二者的替代关系。
就业补充理论。该理论认为，当对外投资属于防御性投资的情况下，如企业投资于国外是为了开发国内得不到的资源或是由于关税壁垒妨碍其出口而导致对外横向投资时，对外投资将补充或促进国内投资或消费。这类投资往往能增加国外子公司对母国资本设备、中间产品或辅助产品的需求，而对国内就业产生正效应。
就业组合效果论。Blomstrom比较了美国与瑞典的海外直接投资的差别，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既有正的效果，又有负的效果。效果的大小取决于力量的对比与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等。Lipesy利用回归分析与出口替代的方法分析了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负效应被流向国内的直接投资的正效应所抵消。
就业结构优化论。该理论认为，由于管理职能集中于母公司，创造了许多母国非生产性就业机会。另外，国外子公司经营业务也会导致母国法律、公共关系服务和工程咨询等方面需求的增加。以上两个领域涉及到高度熟练的人员，因而对外投资有助于国内就业结构的优化。
公司战略论。海米尔1992年和1993年撰文认为公司战略可能以不同方式影响母国就业数量、质量及就业区位。采取独立子公司战略、简单一体化战略、深层次一体化战略的跨国公司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是不同的。该理论认为，随着跨国公司一体化的增大，国际生产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变得更为复杂，跨国公司对就业数量、质量和就业区位在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配置就越具有主动性和灵活性，从而对外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就越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到目前为止，有关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就业效应还没有一般性结论，也没有正式的理论框架去分析这种效应。目前已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如下几种：一是统计回归分析法。它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出口或投资的数据进行统计回归分析，间接地得出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就业的相关性的结论；二是商业案例分析法。通过对个别企业或人员的走访调查，由经验归纳总结出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三是概念分析法。从对外投资的不同类型，不同流向等各个角度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不同层面的影响；四是长期分析法。采用跨度较长的区间，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动态影响的角度来分析；五是反证分析法。即假设对外直接投资没有发生时，国内就业将如何变化，通过与已发生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比较分析而得出结论。
对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就业效应分析
我们可以用“替代效应”和“刺激效应”之净额来衡量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替代效应是指因从事海外生产而使本土进行的生产活动减少而导致的就业机会的丧失。它包括海外子公司在国外市场销售本可以在国内生产而后出口的商品所导致的就业机会损失，也包括海外子公司将商品返销到母国所引起的母国工作机会的牺牲，现在还有人考虑海外子公司对第三国的出口会替代母国对第三国的出口从而使母国的就业进一步受到影响；刺激效应是指海外直接投资所导致的国内就业机会的增加。它包括：向海外子公司出口资本货物、中间产品及辅助产品的额外的就业机会，母公司向海外子公司提供服务所产生的工作机会，跨国公司本土机构的人员需求所带来的就业机会，以及国内其它公司向跨国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服务所提供的新的就业机会。显然，当替代效应大于刺激效应时，海外直接投资将导致投资国就业机会的减少；反之，则会导致就业机会的增加。
坎普贝尔（Campbell）认为，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在就业数量、质量及区位方面均具有直接的积极和消极效应，以及间接的积极和消极效应（见表1）。
作者认为，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的就业效应关键不在于就业数量的增减，而在于就业结构的改进以及相应的就业质量的提高。正如邓宁教授所说：“内引和外流直接投资对就业的最基本影响似乎都不在于就业数量，而在于就业的产业构成、技术组合及其生产力”。
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国内就业的影响
随着中国正式加入WTO，中国将面临更大的海外市场和机会，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方面将会迈出更大的步伐。在目前国内存在闲置资金以及过剩劳动力的情况下，由于国内存在大量的居民储蓄，一方面国内某些产业的投资收益率已经很低，另一方面国内的资本市场还很不发达，因此它们在国内转向投资存在一定的障碍。如果这些在国内的储蓄能有效地转化为对外直接投资，到海外寻求更高的投资收益率，那么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就不存在挤占或替代国内投资和消费的现象，短期内的刺激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而且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处于起步阶段，国际一体化程度不高，很多投资属于防御性投资。如中国在澳大利亚开铁矿是为了开发国内的生产资源，在东南亚国家投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为了绕过关税壁垒抢占市场份额等，这些投资往往能增加国外附属企业对国内资本设备、中间产品或辅助产品的需求，从而可以刺激国内的就业。而且这种国际生产转移活动所造成的劳动力成本的调整，有助于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一方面那些可以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或部门的工资率有下降的趋势，这部分产业工人的流动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从而为国内原来那些因劳动力成本高昂而面临萎缩的行业注入新的活力，从而促进了这些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差异将对国内工资率的调整有影响。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加大，海外生产将更多地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而如果国内生产仍然将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从而既可以吸引和消化更多的剩余劳动力，使得国内就业上的调整成本可以通过转移和新增一部分劳动力就业的方式得到弥补，又可以使国内的劳动力市场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达到均衡。因此可以大体上判断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是有正效应的。
事实上，沿海一部分与国际市场较接近的企业已率先“走出去”，其生产已遍布全球大部分区域。这些企业的管理职能都集中在中国总部，为国内创造了许多非生产性的就业机会，如吸纳了大量的高科技人才从事科研开发活动，聘用了大量熟悉国际贸易业务的市场策划和营销人员，大量的具有国际管理水平的管理人员等。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其子公司的国际经营业务会导致对中国法律、管理和工程咨询、国际金融等方面的需求，大大刺激了服务于这些领域的中介机构人员就业。据估计，沿海很大一批类似的中介机构在近年来的兴旺发达与这些“走出去”的企业的需求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创造或维持一部分母国就业，提高国内就业人员的熟练程度和技能水平，从而有助于国内就业结构的优化。
在就业区位上，中国就业人员在海外的配置并不均等，国内就业人员供给是过剩的，而国外就业人员的供给相对不足。因此适当的发展服务业以及部分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可以新增国内部分产业人员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调整就业结构而转移一部分产业人员的需求，从而有助于缓解部分劳动就业的不均衡现象，改善国内的劳动力市场状况。
因此，总的来说，根据目前中国发展对外投资的特点和国内的宏观经济现状，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就业是利大于弊的。政府在推动对外投资的时候，应把吸纳劳动力就业和提高劳动力素质作为优先考虑的重点。
首先，国家要鼓励进行防御性投资的企业大胆的走向海外市场，充分地利用海外的生产性资源优势或抢占海外一部分市场。对其有利于国内就业的行为给予鼓励，对于出口到国外子公司的产品予以税收上的优惠。
其次，对于服务业以及一部分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要积极的引导他们利用国内的劳动力资源。国家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和教育方式帮助那些因国内产业调整而不得不进行就业调整的人员顺利的转移到新的行业。
【关键词】外商投资企业；动机；区位
一、经典作家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动机的理论解释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系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但马克思有关资本国际化，尤其是有“过剩资本”和资本输出的思想，对于我们分析当代外商投资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仍有现实意义，马克思有关资本输出的思想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过剩资本”，形成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存在及其作用，使资本的增大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日益加快的速度进行，形成大量的相对人口过剩。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国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生产过剩不可避免；同样，相对于国内日益下降的平均利润率而言，必然存在大量过剩资本。与生产过剩、相对人口过剩同时并存的大量过剩资本正是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和必要前提。
2．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过剩资本的一条出路。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即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增值运动并不受国家或民族地域的局限，而是生来就是具有国际性。马克思、恩格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都成为世界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虽然在当时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本输出并未成为经济现象，一国资本越出国界主要表现为商品资本，但商品生产的本性必然导致生产商品的企业为扩大商品销路而到国外去投资，以开拓国际市场、获取廉价原材料和追逐高额利润为目标的资本输出就成为过剩资本一条必要出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3．高额利润和获取高额利润是过剩资本输往海外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力。马克思明确指出：“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外能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而且过剩资本所追求的不仅仅是较高的利润率，更重要的是追求利润量的最大化。正如马克思所说：“超过一定的界限，利润率低的大资本比利润率高的小资本积累得更迅速。”可见，资本要取得更多更快的增殖特性是资本输出的最根本动因。
二、西方主要经济学者关于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动机的分析
1．优势理论。1960年，海默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率先提出了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一般性理论，即垄断优势理论，海默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资产交易过程，它还包括非金融和无形资产的转移，是外商投资企业使用和发挥其内在组织优势的过程。美国企业之所以能从事海外直接投资，其主要决定因素在于美国企业拥有技术和规模等垄断优势，而垄断优势源于美国企业控制了技术的使用以及实行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经营。后来金德尔伯格系统阐述了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亦被称为“海默-金德尔伯格学说。
2．市场内部化理论。概括而言，市场内部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用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代替结构性市场非完善性，并以此作为市场内部化理论的关键性前提。第二，由于市场和企业是组织、配置要素和商品交换的两种基本途径，当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时，交易应在企业内部即外商投资企业所属各企业间进行，从而形成一个内部交易、内部转让的内部化市场。第三，内部化过程超越国界，外商投资企业便应运而生，因此，内部化优势促成了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但巴克利等人强调，外部市场的自然性的非完善性是相对于效率而言的，因此，内部化优势并不是指给予企业拥有特殊优势的这种资产本身，而是指这种资产的内部化过程（相对于把这种资产出售给外国生产者而言）赋予外商投资企业以特殊的优势。换言之，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并不需要一定有垄断优势，而只需要创造比外部市场更有效的行政机构或内部市场。第四，海外的直接投资在外商投资企业的国际经济交易方式中居于主导地位。
3．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企业从事海外直接投资是由该企业本身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等三大基本因素共同决定的。第一，所有权优势。所有权优势在邓宁的几篇论文中定义不尽相同，但主要是指企业拥有或能够得到的别国企业没有或难以得到的无形资产和规模经济优势。具体包括：技术优势，包括专门技术、专利和商标、生产诀窍、营销技能、研究与开发以及产品特异化功能。企业规模优势，它是由规模、垄断和获得资源的能力所产生的优势。如规模大的企业研究与开发能力强，产品创新优势突出；寡占企业易控制原材料和产品市场；大规模企业能充分利用各种要素禀赋、市场—政府干预等方面的国际差异，分散企业经济经营风险，获得规模经济优势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它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的非完善性而将企业所有权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所获得的优势。邓宁所说的市场非完善性既包括结构性市场非完善性（如竞争壁垒、政府干预等），也包括自然性市场非完善性（如知识性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及高交易成本等）。邓宁认为，企业将共所有权优势内部化，可以避免世界资源配置的外部市场非完善性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保持和利用企业技术创新的垄断地位，从而有利于获得最大化的利润。第三，区位优势。它是指国内外生产区位的相对禀赋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吸引与推动力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区位优势是由东道国和母国的多种因素的综合决定的。若东道国经济中的有利因素吸引外国投资者前去投资，则形成直接区位优势；若母国经济中的不利因素迫使企业到海外从事直接投资，则称为间接区位优势。概括而言，区位优势主要取决于：一是，劳动成本。由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性，尤其是妨碍各国之间劳动力移动的移民管制，导致实际工资成本的差异；而外商投资企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总生产成本最小。因此，企业在选择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时，必然先考虑劳工成本较低的地区，特别是当产品技术已经标准化以后，企业更倾向于将生产活动转移到劳动投入的来源地。典型的例证是东道国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会吸引国外企业前来从事劳动密集型的投资。二是，市场购销因素。尽管寻求廉价劳动成本的投资一直在迅速发展（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增长很快），但在数量上相对并不重要（尤其是与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相比仍然只是很小数目）。这主要是因为，国际性的竞争不只是包括为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劳动成本而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投资地点，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哪里出售产品和占有市场。正如斯密所指出的，“交换力”和“市场范围”最终限制着因分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东道国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发展阶段以及当地竞争程度等市场购销因素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有到头重要的影响。例如，市场位置相距遥远的国家，由于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较高而不利于开展贸易活动，但却能吸引海外直接投资活动；又如，若东道国竞争激烈，出口厂商会考虑在对方市场投资生产，以“当地制造”的标签推销其产品，而更为重要的是，迎合东道国不同口味和需要的生产和营销活动，严重依赖于东道足够的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经济增长的桎梏不是来片于供给，而是来自于需求，不管是对消费品还是对工业品，外商投资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从事专业化的生产和出售复杂的产品将取决于成熟的市场。为了寻求市场需求，当代外商投资企业打破了所有国家间、地区间的界限，将生产性的环球工厂与环球购物中心相互补充，从而将全世界都作为其市场目标。但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其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极其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三是，贸易壁垒。东道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存在，会直接影响到外商投资企业在直接投资和出口之间选择。许多东道国一直在意识地将利用关税、配额和当地标准等手段作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地重要手段，尤其是那些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地发展中东道国，贸易壁垒可诱使那些过去向其出口地外国企业到当地进行直接投资。四是，政府政策。一般而言，政法、社会和经济环境等直接关系到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国家风险。母国和东道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母国对外投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东道国引进外资的鼓励与限制政策等，都会对外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方式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如母国的投资鼓励政策和东道国的引资优惠政策能增强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第五，心理距离。前述由于经济条件不同形成的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物质和经济距离是跨国区位优势的主要决定因素，而由于历史、文化、语言、风俗、偏好、商业惯例等因素形成的心理距离，也是区位优势的重要决定因素。一般而言，心理距离越小，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就越大。
邓宁认为，区位优势不仅决定着企业从事国际生产的倾向，而且也决定着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类型。不难看出，邓宁有关区位优势的解释，不仅吸取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关于国家优势的思想，而且承袭和发展了不少国际经济学者有关区位因素的分析。邓宁在抽象出上述三个决定外商投资企业行为和外国直接投资基本因素的基础上，根据三种优势的不同组合来说明外商投资企业如何在技术转移、出口和海外直接投资三种国际经济活动方式之间作出选择。若一国企业仅拥有所有权优势，则企业将选择许可证安排方式进行技术转移；若一国企业具有所有权和内部化两项优势，而无区位优势，则企业将选择国内生产然后出口的方式；而一个企业只有同时拥有所有权、内部化和区位三种优势，该企业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西方经济学者对外商投资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被人们最广为接受的综合性国际生产模式，被誉为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中的“通论”。
参 考 文 献
[1]陈秀山等．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魏后凯，贺灿飞，王新．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决策与公共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编译局译．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杨丹辉．外商投资新动向分析[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4（2）
一、不同阶段主要国家和地区海外投资的主要特征
从国际投资发展历程看，国际跨国投资的大规模发展始于1870年，中间经历了4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一是殖民地时代的跨国投资，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二是二战后以美国对欧洲大规模援助为代表的跨国直接投资；三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跨国直接投资的再度高涨，日本无疑在这一时期充当了重要角色；四是上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所带动的新一轮的跨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在这一时期，尽管发达国家仍然在全球化时代的跨国直接投资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包括韩国、台湾地区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化时代中的跨国直接投资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一）1870―1914年英国海外投资
以1847年《谷物法》的废除为标志，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开始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由于在制造业方面具有绝对竞争优势，其出口额急剧增加，出口的快速增加带动了工业生产的快速扩张和资本积累的快速增加。据统计，1860―1870年，工业生产的增速为33.2%，1870―1880年，增速为20.8%，1880―1890年，增速为17.4%。出口的迅速增加为英国海外投资奠定了基础。1850年英国海外资本输出为2亿英镑，到了1870年就猛增到14亿英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14年，英国资本输出达到41亿英镑，占全球对外投资额的43%，是当时海外投资无可争议的霸主。从相对比例看，1870―1914年间，英国对外投资额长期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5%以上，第一次大战之前居然达到创纪录的10%，对外投资额占其储蓄总额的25―40%。
这段时期英国海外投资主要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从投资形式看，间接投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政府贷款是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在海外建立投资信托公司再进行投资的形式完成。二是从行业分布看，铁路等基础设施、工业金融和政府贷款是英国海外投资的主要领域。三是从区域上看，英国的海外投资有一半以上流入了英国在美洲、印度和南非等海外殖民地。四是从投资主体看，商人、企业家和地产商是海外投资的主体，政府所占的比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五是从投资目的看，获取海外原料基地和销售基地是英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
（二）二战以后美国海外直接投资
二战以后，海外投资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低潮期后，又迎来了一次期，从战后一直到1970年，美国在全球的直接投资中扮演了无可争议的老大地位。1946年，美国的海外直接投资的金额为72亿美元，到了1970年增长到782亿美元，增长了10倍以上，美国海外投资占GDP的比重也从1946年的3.2%提高到1970年的7.5%。经济、军事、国际货币体系的安排以及其他软实力是决定二战后美国在全球海外投资地位的重要因素。首先，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GDP、工业生产甚至黄金储备在资本主义世界都具有绝对领先的地位。二是战后所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奠定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美国企业大规模海外投资创造了便利条件。三是战后美国企业无论是科技水平、管理水平还是单个企业的规模，都要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对其他国家具有绝对的垄断优势。
与英国海外投资相比，美国的海外投资也具有几个明显有别于其他时期的特点。一是从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来看，既包括了西欧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包括了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二是从投资的先后顺序看，美国海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依次为资源型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三是对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主要是美国具有压倒性竞争优势的行业，包括计算机、汽车、电信等等行业，投资主体是大型的跨国公司，例如通用汽车、福特以及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等。四是对发展中劳动密集型国家的直接投资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丧失竞争优势的产业向外转移的结果。五是政治因素在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发挥了比以往更重要的作用，战后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是美国资本顺利打开西欧大门的重要保证，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时，是否是美国政治盟友成为美国进行直接投资的重要考量。因此，在发展中地区中，拉美地区、墨西哥等就成为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区域，原先的东方阵营很少成为美国投资的对象。
（三）上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日本的海外投资
二战以后，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日本经济开始起飞，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初步形成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与此同时，从1970年代开始，日本企业也开展了海外投资的步伐，到了80年代后期，日本曾一度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对外投资大国。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开始逐步缩减，在全球的投资地位又逐步被美国所取代。
综合日本的海外投资发展历程，主要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在美元占绝对主导权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日本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往往先将日元换成美元，然后进行海外投资，而利润的汇回又要重新换成日元，存在较大的汇率风险和兑换成本。二是日本进行海外投资的重要基础是通过巨额贸易顺差所形成的巨额外汇储备。三是70年代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更多的是流向资源型国家，两次石油危机和日本本身资源匮乏的格局是推动日本进行资源投资的主要因素。四是80年代以后，日本对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投资开始大量增加，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美国等发达国家针对日本的贸易壁垒所进行的被动型投资，行业主要包括汽车、电子等。五是90年代以后，在全球一体化推动下，日本对周边包括中国、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开始增加，日本将周边具有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国家和地区作为制造业基地，主导形成了东亚生产网络，并以此向美国等发达国家出口，这是日本为了提高竞争力而进行的主动投资，电子信息产业是投资的重点领域。
（四）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
90年代以来信息、网络、通讯和交通、运输等技术的发展和条件的改善，以及世界各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国际间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交流日趋频繁密切，经济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经济全球化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生产的全球化。所谓生产全球化是指生产分工体系从以一个国家内部为主转向全球范围，形成全球性生产分工网络体系。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公司是生产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而跨国投资则是主要载体，跨国投资是衡量生产全球化程度的主要指标。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推动了新一轮跨国投资的高涨。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占东道国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1980年全球平均仅为2.3%，到1990年上升到4.3%，此后迅速提高，到2007年已高达14.8%。
在这一轮全球化投资中，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除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继续扮演重要的投资角色以外，包括韩国、台湾地区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中的地位显著上升，投资主体多元化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显著特征。由于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相对于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对薄弱，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外投资表现出明显的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特征。一是从投资类型看，多种因素限制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很少对资源型国家进行投资，换而言之，获取海外资源不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二是作为追赶型的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对外投资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技术的追随者，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这是被动型投资，另一种是为了利用低成本优势进行的主动投资，投资区域主要是亚洲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三是从投资的行业看，制造业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地位，例如韩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占了其对外投资的50%以上。四是从投资主体看，大企业是投资的主体，而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一定程度上是为大型企业配套。最典型的就是台湾地区电子和汽车产业的对外投资，大企业主导，跟随了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
二、不同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海外投资特征的比较
（一）不同阶段主要海外投资国家和地区的相同点
从这些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的经历看，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就是经济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对比较高的水平，人均收入衡量要高于同期世界人均GDP的平均水平，经历过经济快速发展或者正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从不同阶段主要海外投资国的经济水平可以看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开始大规模对外投资的时候，其经济水平已经远远超出了同期世界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在跨入大规模对外投资阶段的英国、美国和日本，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左右。即使是在全球跨国投资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的韩国、台湾地区，其在开始大规模海外投资时，人均GDP也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而且在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时，普遍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明显提高的发展阶段，例如英国在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前就完成了工业革命，一举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大国，而美国则凭借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摆脱了大萧条所带来的影响，政治经济实力远远领先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同样，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在进行大规模对外投资时已经经历了数十年的高速增长。可以说经济实力是一国进行海外投资的基本条件。
这些主要海外投资国另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在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之前或者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的时候，开放型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对外贸易在这些国家的发展中已经占了相当的地位，日本、韩国等国甚至明确提出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例如英国，推动英国工业革命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为了获取东方国家的贵金属而推动了英国新兴资产阶级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并向这些地区大量出口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通过出口积累的巨额财富是英国实施大规模海外投资的基础。即使是提出对东方国家实行“出口管制”战略的美国，凭借其战后急剧扩张的经济、政治实力，在“马歇尔计划”的带动下，通过向西欧等国大量出口制成品，使出口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据统计，1950―1973年，美国出口的实际增长率达到了6.9%，出口占GDP的比重也从1950年的3.0%提高到了1973年的4.9%。考虑到出口因素，可以说，这些国家的对外投资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降低运输成本或者规避进口国的贸易壁垒进而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
这些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国家第三个明显的共同特点就是拥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能够在海外投资中发挥投资主体的作用。在早期的英国的对外投资中，尽管政府的鼓励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真正带动英国海外投资的主体还是各种企业，包括给其他政府提供贷款的也主要是大型的金融集团，英国政府很少直接介入到海外投资活动中。同样，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对外投资中，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是对外投资的一个基本条件。例如日本，在其开始大规模海外投资时，包括丰田、本田、索尼等都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国际性大公司了。这些企业不仅是对外投资的主体，而且在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的优势是这些企业海外投资取的成功的保证。
（二）不同阶段主要投资国家和地区海外投资的不同点
一是对于这些进行海外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进行海外投资时所面临的国际货币体系环境有所不同。在英国大规模海外投资时，国际上实行的是金本位的货币体系。在这种货币体系下要进行海外投资，必然要获得大量的贵金属作为支撑。而完成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通过出口积累了巨额的贵金属，这是英国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前提。而在美国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时，国际货币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两个阶段，无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度还是牙买加体系下的浮动汇率制度，美元都是国际储备和结算的主要货币。这种货币体系安排保证了美国在海外投资时拥有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支付手段。一方面，海外资金大量回流美国，为美国的海外投资提供了低成本的资本；另一方面，美国可以直接通过增发货币的方式为海外投资融资，尽管有可能带来美元的贬值。在日本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开始大规模海外投资的时候，全球的货币体系实际上已经进入牙买加体系，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美元依旧是国际结算和储备的主要货币，这决定了其他国家要大规模海外投资，必须通过持续经常项目顺差的方式获得美元，而美国则没有必要采取经常项目顺差方式获得海外投资所必须的美元，这就是为什么只有美国在经常项目长期大幅度逆差的情况下仍然能保持世界头号对外直接投资大国的地位，而其他国家却不能做到这一点。
二是影响海外投资区域的政治因素在不断减弱，而经济因素则明显上升。在英国开始海外投资的时候，出于保护自己投资的目的，直接投资一般都是投向自己的殖民地，政治因素是影响英国海外投资的重要因素。而美国战后开始大规模海外投资时，当时正处于东西方冷战的时候，美国的海外投资也很少投向东方阵营的国家。而日本在开始海外投资时尽管也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但日本的海外投资尽管也是主要投向自己盟友，但这更多的是经济而非政治上的考虑，不像美国，其海外直接投资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开始对外投资时，政治因素在其对外投资中较少被考虑，能否获得经济收益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投资时主要考虑因素，投资地域多元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是制造业投资始终是对外投资的重点，但是投资的目的和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90年代的全球化以前，美国、日本等国的海外制造业投资更多的是一种出口替代型投资，即市场导向型投资，海外投资目的地往往就是原来的出口目的地，例如战后美国对西欧的投资以及70年代以后日本对美国的投资往往属于这种类型，即海外投资是市场导向型的投资。但是90年代以后，无论是原来老牌的海外投资大国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出口导向型的投资在制造业的投资中占据了越来越高的比重。这是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的结果。
三、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启示
（一）当前制约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不利因素
首先，从一些国家的海外投资的经历看，当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开始大规模海外投资的时候，以人均收入衡量的经济水平已经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我国尽管已经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但是从人均收入水平看，还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9年，按照现价计算，我国人均GDP3600美元，而同期世界人均GDP为8000美元左右，也就是说我国的人均GDP仅占世界水平的44%。与已经进入大规模海外投资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还是相对较低，如果仅仅按照国际经验看，我国还未达到大规模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阶段。
其次，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始大规模海外投资的时候，已经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正是这些企业扮演了海外投资的主要角色。相对而言，我国除了部分垄断行业以外，在海外直接投资的重点领域制造业，除了华为、联想、海尔等为数不多的企业以外，真正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屈指可数。2009年《财富》的世界500强名单中，尽管中国大陆有34家企业上榜，但是绝大多数是国有垄断行业或者竞争不充分领域的企业，缺乏真正高技术或者充分竞争领域的制造业企业。在一些领域的投资主体尚未培育成熟的情况下，投资主体缺乏竞争优势和垄断优势，这使得我国的海外投资受到很大的限制。
（二）当前有利于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因素
首先，进行海外投资的国家，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拥有支持海外投资的物质基础，即通过长期的贸易顺差或者其他方式积累巨额的贵金属或者外汇储备。与其他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的国家和地区一样，在出口导向型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目前外汇储备已经跃居全球第一，这是我国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支撑。
其次，在英国、美国以及日本等主要国家进行海外投资时，最开始都是对资源型国家进行投资，以获取稳定的资源供给为主要目的。在经历了资源投资以后，才对制造业以及其他行业进行大规模投资。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尽管目前缺乏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但是我国国有企业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之后，在资源开采等领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形成了一批具有跨国投资能力的能源资源巨头，完全有能力在我国海外投资中扮演开路先锋的角色。
（三）对于我国海外投资前景的判断分析
从国际经验可知，目前既有我国海外投资的有利条件，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利于我国海外投资的条件。仅仅从国际比较很难直接判断我国是否到了大规模海外投资的阶段，必须根据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分析。
人均收入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并不会制约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目前我国人均收入相对较低，但是必须看到，相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我国是一个二元结构明显的国家，城乡差距、区域差距非常明显，既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也有广大的西部落后地区。从人均GDP看，东部沿海的一些省市与一些发达经济体在发展水平上差距并不是太明显。如果仅仅将这些发达地区视作单独的国家，这些地区完全达到了进行大规模海外投资的阶段。而缺乏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企业是制约我国海外投资的重要因素。尽管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并不需要像发达国家那样对东道国具有全面压倒性优势，只要具有部分竞争优势就可以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即所谓的发展中国家海外投资部分竞争优势理论。但从我国的现实看，我国的制造业目前最大的竞争优势是劳动力成本比较低，而企业恰恰不能以此为作为海外投资的凭借。因此培育一批在部分领域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是支持我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大规模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条件。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历史回顾
对于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是选择并购还是新建、是合资还是独资，主要从跨国企业的资源状况与投资动因、投资区位的客观因素和投资母国因素三个方面综合考虑。从投资企业动因方面，要选择有利于企业国际竞争地位提升的市场进入模式；从投资区位的客观因素方面看，许多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基于某些政治及经济因素的考虑，对于外资企业并购本国企业及股权比例有所限制，市场进入模式是投资企业和东道国政府谈判博弈的结果。投资母国的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外汇储备及对外经济政策等都会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模式产生影响。
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步阶段，由专业外贸公司建立的境外企业因投资额相对较少，一般都以独资形式在境外注册。随着生产性项目增加，特别是一些较大型生产项目需要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由于我国企业缺少国际投资经验，客观上也需要国外合作者的引导和支持，因此在起步阶段，企业大多采用与东道国或第三国企业合资经营的投资模式，且以我国企业对等或少数股权合资模式为主。随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发展，企业跨国经营的经验也日趋丰富，独资企业所占比重在逐步提高，合资企业中我国投资比例也有扩大的趋势。
从全球视角来看，随着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对外投资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传统的新建方式逐步退居次要地位，而跨国并购方式逐步上升到了主导地位。200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达到了8970亿美元，其中跨国并购投资额达5300亿美元，所占比重高达59%。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活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1984年香港最大的电子上市公司——康力投资有限公司因财务危机濒临倒闭，被中银和华润集团联手组建的新琼企业以4.37亿港元收购，这是我国第一起企业海外收购的实践。此后一些大型的国有企业在并购模式上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活动比较有限，且早期的跨国并购几乎都是国有企业。自1999年中央提出“走出去”战略尤其是在2001年之后，我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活动又开始活跃起来，而且近年来还有一个显著变化是民营企业跨国并购也有所突破，出现了一些较有影响的案例，如浙江万向并购美国UAI公司、浙江华立并购飞利浦CDMA手机业务、京东方并购韩国HYNIX和HYDIS的LET-LCD业务、联想并购IBM电脑等。
虽然跨国并购方兴未艾，但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目前仍然较多的采用传统的跨国新建模式进入国际投资市场。据统计新建方式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约占70%，而以并购模式建立的企业仅占三分之一左右。这是我国企业多年来形成的“投资就是新建”的思维定势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是我国具体的国情和对跨国并购模式进行投资的有关法律和规则不熟悉，缺乏实际操作经验所导致的结果。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战略选择
（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视角
目前，我国企业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在进行国际产业转移的时候，我国跨国企业应该以独资新建或合资模式作为主要的进入方式。现阶段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制造业和机床、自行车、钟表、纺织等机械加工业，都是我国企业技术方面比较成熟的强项。这些产品国内市场已经趋于饱和或者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其出口又面临着同我国经济技术水平接近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激烈竞争，而且还受到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制约，国内企业可以通过独资或合资新建模式，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来释放富余的生产能力，扩大国际市场份额；而对于以高技术和创新为特征的产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则应该采用跨国并购或合资模式为宜。
（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视角
我国企业对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是学习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学习的主要途经就是要置身于拥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环境中，利用其人才资源培养企业自己的人才，自主研发先进技术。因此从减少进入障碍和风险、加快进入速度、尽快获得短缺资源的角度看，应充分利用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发达、开放度高的特点，对于外汇资金充裕和精通跨国经营业务又熟悉国际惯例的管理人员的企业，应尽量选择并购方式。在股权安排上，由于该类投资对股权无特殊要求，且合资在有些方面还有利于学习的进行，因此，可更多地考虑多数股权的合资方式。特别是对于进入技术程度较高，进入障碍较多的发达国家市场，比如日本和西欧国家，合资并购对我国许多企业来说更为有利。如果没有合适的并购对象，也可以考虑独资兴建投资成本较小的研发机构等，利用当地的人才资源，置身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区位环境中，利用其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溢出效应，从事自主先进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的研究和开发工作。
浙江民企飞跃集团就是通过海外并购以获取先进技术的成功例子。从事缝纫机生产的浙江飞跃集团在2003年与新加坡一家公司合资，收购了一项控制系统技术。之后，合资公司又联合并购了德国的一个电脑技术。2006年飞跃大胆收购意大利美福拉公司50%的股份，目的也是为了获取一项电子技术，该技术能够把棉花直接变成衣服。飞跃集团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额已经从1981年几万美元发展到2005年2亿3千万美元，与127个国家建立了贸易关系，成为一个在国际化道路上取得成功的中国著名民营企业。
对于我国企业产业转移与市场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主要投资区位是发展中国家，因此进入模式应以新建企业和合资为主。从东道国方面看许多发展中国家从自身的政治和经济角度考虑，法律透明度不高，对外商直接投资的股权安排和企业并购等方面均有各种限制，而对新建、合资企业却比较欢迎。从进入企业方面看，我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一般都拥有适用的生产技术优势，选择新建企业和合资方式，用技术、机器设备、原材料、知识产权等作为资本入股，既可以节约大量外汇资金，也有利于当地企业的市场开发优势，尽快占领市场，还可以利用合伙企业加强与当地政府的联系，更好地利用各种优惠政策，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率。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另外一个重要动因是寻求国外的自然资源。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非资本过剩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因此企业的跨国投资应符合充分利用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的战略导向，直接从国外取得低成本的自然资源供给，以弥补国内母公司资源的不足。此种对外直接投资应以合资为主，其理由有三：一是合资经营有利于与东道国建立长期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有助于风险共担和资源共享，确保长期稳定的海外资源供给；二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各国都有严格的控制，合资有利于获得东道国的信任与支持；三是资源开发型投资规模一般较大，合资有利于对投入资源的分担，以降低投资风险。
（三）企业拥有的资源、组织管理与整合能力
一般来说，企业通过使用跨国并购进入模式，可以获得对并购企业极其重要的资源；而通过新建进入模式的企业则要依靠本身所拥有的优质资源。因此，拥有适当资源的我国企业倾向于选择新建模式进入；而没有适当资源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并购进入并且用自己拥有的金融资源交换被收购企业的有价值其他资源。另外，跨国并购相对于跨国新建要求更高的组织管理和整合能力。Anderson和Svensson1994年就指出，如果一个企业的组织和管理技能越强，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如果一个企业的技术能力越强，选择绿地投资的可能性越大。与跨国并购整合能力密切相关的是企业文化差异的整合。企业作为一个群体就有其特定的群体文化，即企业文化，它包括价值观、企业理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文化环境等。各国企业之间，由于在地域、规模水平、行业特点和历史传统上存在不同，企业文化也表现出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直接导致跨国企业经营思想、价值观念、工作方式、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冲突，如果目标企业与跨国企业之间文化差异比较大，那么其文化整合难度也较大，此时采取并购就不可取。因此，如果选择跨国并购，在企业文化差异越大时，对其跨国并购整合能力的要求也越高。
从企业的组织管理和整合能力来看，相比较而言，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浪潮才刚刚兴起，海外并购则更只有短短几年的历史，企业普遍缺乏足够的海外并购经验和整合并购企业的能力，因此实施整合或整合过程缓慢，并购后其整合成本也会比较高，并购结果也远远达不到预期值，这样不仅会使预期的“并购协同效应”难于发挥，而且还可能使原先经营正常的企业陷入财务危机和经营危机。如华立集团收购飞利浦CDMA核心技术部门后，被并购企业员工人心浮动、技术研发进展缓慢、投入资金黑洞巨大和并购项目前景迷茫等充分暴露了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中整合能力差的这一弱点；在TCL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过程中，由于文化和理念的差异，也出现了严重的“1+1<2”的整合问题。例如TCL员工经常加班，而阿尔卡特留下的员工却没有加班的传统；在销售人员的薪酬上，阿尔卡特实行相对稳定的工资待遇政策，而TCL采用相对较低的底薪加上较高的业绩提成的办法；TCL的手机销售采取投入大量资金直接进行终端销售的方式，阿尔卡特主要是通过经销商来做，销售人员不直接做终端；TCL派出的负责在法国子公司的管理人员，形同虚设，整个子公司处于失控状态。此外京东方并购韩国HYNIX和HYDIS的LET-LCD目前也都处于同样的尴尬局面。因此根据我国企业的组织管理和整合能力来看，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时，应当更多考虑的是采取新建投资模式进入。
关键词：直接投资；经贸关系；全球化；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11-0093-03
2006年，韩国已成为中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第四大直接投资（FDI）来源国，而中国则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第一大海外投资对象国，2007年两国之间的贸易额达到1 599亿美元。
一、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特点
1.韩国对华投资起步晚、发展快。韩国的对华投资始于1988年，在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得到较快的发展。1993 年、1994年, 韩国对华实际投资额分别比上年增长87%、146%，这种快速增长的趋势持续到1996年。从1997 年至2001年，因金融危机的影响，韩国对华投资暂时减少。金融危机之后, 随着韩国经济的恢复，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韩国对华投资重新进入活跃期。2002年起中国成为韩国最大的直接投资对象国。截至2007年12月, 韩国对华累计实际投资项目为62 988个，总额为225 亿美元[1]。
2.投资领域从低端制造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拓展。从1988年至2007年，在韩国对华直接投资中，制造业投资的比重为81％左右。20世纪80年代对华直接投资初期，投资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业、玩具、鞋类、皮革加工等低端的劳动密集型行业。2000年以来，随着两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领域也在不断拓宽，机电、炼油、运输、建筑、精密机械、电子信息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渐成为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对象。
3.投资地域从环渤海和东北地区向东南沿海地区扩散。2000年以前，韩国直接投资80%以上集中在临近韩国、并且生活着大量朝鲜族居民的环渤海和东北地区。近年来韩资有向南扩展的趋势。如，2004、2006年在江苏的投资额分别为12.25 亿美元、26.96亿美元，仅次于山东的24.40亿美元和38.81亿美元，对上海、浙江和广东的投资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增长。同时，韩国在江浙沪粤地区的单项投资规模要比在环渤海湾和东北地区的投资规模大得多，比如2006年，在山东的单项投资规模为76万美元，在辽宁为57万美元，而在上海为117万美元，浙江为131万美元[2]。这说明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投资逐渐向南方扩展。
4.单项投资规模逐渐扩大。两国建交之初，韩国对华投资以中小加工型项目为主，单个项目投资规模不足50万美元。此后有所扩大，1998年单个合同投资项目规模已达153万美元。但2001年又下降到59万美元，此后又逐渐提高，2002、2003、2004年分别为84万美元、92万美元和94万美元。但与韩国对外投资平均规模230万美元相比，对华投资的每一项目平均投资规模仍然偏低。近年来，随着韩国的机电、汽车、化工、金属等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对中国投资逐渐增加，单个项目的投资规模正逐步扩大，2007年合同平均单项投资规模达到158万美元[1]。
5.投资方式以独资或控股为主、运营方式从封闭型走向“本土化”。韩国企业对华投资大多采取独资或控股的方式，其中采取独资方式的占77％左右。早期，多数企业选择了封闭型的管理和营销模式，他们自建厂房、自购设备、从母公司采购零部件，管理人员也以韩方为主。但近年来，越来越多进入中国的韩国大企业十分重视“本土化”，如现代、三星、LG都已不满足只把在中国的公司经营成“制造中心”，而要实现产销研发一条龙。他们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雇佣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在内的大量中国员工。
6.投资的动机以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占领中国市场为主。初期，韩国企业到中国投资，主要看重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近年来，中国广阔的市场前景开始对韩国企业产生更大的吸引力。据韩国国际经济政策研究院(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2004年针对在中国的298所韩国企业作为对象进行的调查，韩国企业的对华投资动机按重要程度排列顺序如下：廉价的劳动力(36.12%)、进入内需市场(25.16%)、海外买方的要求(11.11%)[3]。
二、中国对韩投资直接投资的进展
1.投资增长总体徘徊，但个别年份呈跳跃性增长。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了“走出去”的战略，中国开始对韩投资。1998年，对韩投资项目8个，金额800万美元，1999年增长到323个，金额2 700万美元，2000年则进一步跃升至1 165个，金额7 600万美元。但此后，中国对韩投资速度有所放慢，到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到2007年底，中国对韩国直接投资累计件数为5 589件，总额为21.79亿美元，分别占韩国利用外资14.1%和1.59％，平均单项投资为39万美元。总体来看，2001以来，中国企业对韩投资大多数年份在4 000万美元～7 000万美元之间，只有2002、2004、2007比较大，其中2004年达到11.66亿美元[4]。这是由于2004年中国上海汽车收购双龙汽车等几项大型投资，使得投资金额大增。但这种情况只在别年份发生。
2.大型项目投资以并购（M&A）形态为主。近年来，中国国有大企业抓住机会，在韩国进行了一些并购、参股方式的投资，使投资呈增势并趋于大型化。大宗收购项目对象主要为中间产品和元器件生产企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03年中国京东方科技集团收购韩国现代电子的TFT液晶显示器部门、2004年中国上海汽车收购双龙汽车等几项大型投资。与此同时，这也在韩国方面引发了对高新技术外流的担心。
3.投资领域以制造业为主。从投资领域看，制造业投资数量占绝对优势，主要集中在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相关领域。而服务业在项目数量上占优势，投资项目主要为金融、航空、海运、旅游及劳务、贸易分公司和代表处等。据韩方统计，至2007年6月底，中方对韩投资累计5 393件，金额18.37亿美元，其中，制造业547件14.74亿美元，分别占10%和80%，服务业4 765件3.53亿美元，分别占88%和19%，农畜水产业36件608万美元，水、电、煤气、建筑业45件504万美元[5]。
4.投资主体以国有或国有参股企业居多。由于中国目前对私营企业在海外投资方面限制较多，私营企业的力量也有限，因此，目前对韩国投资主要以国有企业为主。
三、两国相互直接投资进一步面临的挑战
1.中国利用外资战略的变化。当前，中国吸收外资的战略目的已从弥补“双缺口”为主转向优化资本配置、促进技术进步和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外商投资面临着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迫切问题。中国2008年开始实施的“两税合一”改革强调了“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原则，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对待外资的态度也已经转向“更重质量”的高级阶段。在产业方面，2007年新修订的《外商投资指导目录》鼓励外资重点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服务业、农业和环保产业，同时严格限制高污染、高能耗的项目进入。
2.中国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升和人民币升值的趋势。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建设和谐社会的进展，中国原来偏低的劳动力成本（大概是韩国的1/10）开始上升，特别是2008年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对超时工作和保险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劳动力成本面临着进一步上升的压力。同时，中国对土地等资源及环境保护力度也在不断加大，资源要素价格和环境成本上升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企业、特别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体、以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为主要目的投资将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有些韩国中小企业开始向东南亚、印度转移，或者撤资回国。此外，自2005年汇率制度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值了15%以上。随着中国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改革，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将加快。这将一定程度上加大韩国来华投资成本，但同时也为中国对韩投资创造了良好条件。
3.韩国对产业空心化和技术外溢的担忧。由于中韩两国在技术水平、劳动力成本方面存在一定落差，韩国一方面担心由于投资外流使本国出现产业空心化，影响本国的就业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担心中韩相互直接投资、尤其是并购形式的投资造成技术外流，给韩国的技术优势带来不利影响。
4.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促进政策体系尚不完善。从日、韩等国的经验看，企业海外投资的起步阶段，政府政策的支持是十分关键的。目前，中国企业在韩国投资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投资和经营的经验，也缺乏政府财政、信贷、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往往难以支撑海外竞争的强大压力，走上“不归路”，造成巨大的损失。同时，目前中国政府对海外投资的管理侧重于审批和控制，相应的服务不足，比如在海外投资统计数据的全面、细致和及时性方面，中国还存在较大缺陷，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所运用的数据大多来自韩国方面的统计。
四、推进中韩相互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1.扩大投资范围，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投资格局。从韩国方面看，伴随中国国内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韩国企业在华投资所获取的低成本优势将会逐渐消减。为此，韩国企业应当适时调整对华投资战略，转变以劳动密集型项目为主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项目的技术含量，并扩大在金融、运输、服务、高科技等领域的投资。在投资区域上，也要根据中国不同地区的区位优势进行相应调整。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韩国企业应积极向西部扩展，充分利用国家的投资优惠政策，获得更大的投资收益；而以技术资本密集型为导向的企业则应向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发达地区扩展，以充分利用当地良好的技术和资本资源优势。从中国方面看，要进一步拓展在韩国的投资领域，把对韩直接投资与促进技术进步、提升产业结构结合起来。投资重点近期以钢铁、汽车、石化、电子、电气、通讯、机械为主；中长期将突出航空、通讯、高级电子等产业的合作，并进一步推进在资源开发、金融、运输、服务、高科技等领域进行合作。同时，中国企业还可以考虑在韩国设立研发机构，吸引韩国的技术人才，利用韩国的技术资源开展技术创新。
2.改善投资的规模结构，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从韩国方面看，要高度关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新型制造业发展为大型企业增加在华投资所提供的多种机遇，积极推动韩国大企业集团的对华投资，以发挥其资本和技术力量雄厚、抵御各种经营风险能力较强等优势，增强韩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从中国方面看，在推动国有大企业积极投资的同时，要鼓励更多的私营企业、中小型企业进行投资，可以采取中小企业和大企业联合投资、中小企业联合投资、多国合资等方式进行直接投资，在韩国获取更多的发展机会。
3.提高政府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公共服务水平。韩国政府和民间机构在促进海外投资方面采取了许多有利的政策。韩国对企业到海外投资原则上实行自由化，只要不是不良金融交易者及正在办理移民海外手续者，均可到海外投资。同时，韩国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如，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制度，韩国企业跨国经营时可将海外投资金额的15％积存起来以防海外投资风险，这笔款项给予免税。韩国还对海外资源开发项目免征所得税，对海外投资者来源于海外的所得实行税收抵免和税收饶让的优惠制度。反观中国，政府在海外投资促进政策上有许多值得改进之处。一是要逐步改革政府投资审批制度，简化审批环节，放松对企业海外投资的额度限制和外汇管制，放宽私营企业对外投资审批和限制要求，鼓励不同所有制企业走出去。二是要加强海外投资的财政信贷和税收政策支持。尤其是对那些对国内企业关联带动性强的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应该给予更优惠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支持。三是建立政府、民间各种形式的海外投资促进机构，为企业的海外投资沟通信息，搭建桥梁，通过不同渠道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服务。
4.设立海外产业投资基金与保险制度。韩国政府早在1976年就设立进出口银行专门负责对外投资的资金筹措，为海外投资提供资金支撑。1987年韩国还根据《对外经济合作基金法》设立了对外经济合作基金，专门资助韩国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从事资源开发或股权投资。韩国出口保险公社则开设海外投资保险险种，以帮助到海外投资者减少风险。借鉴韩国做法，我国可以通过建立海外投资基金制度，拓宽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融资渠道，分散投资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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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韩] 安虎森,周立群.韩国对华投资现状、特点与问题[J].学术界,2006，( 3):59-68.
[3] [韩]刘信一.韩国对华投资的现状分析[J].思想战线,2007,(1):137-140.
[4] 韩国产业资源部[EB/OL].mke.go.kr/language/eng/glance/news_view2.jsp 2008-03-09.
[5] [韩]尹胜炫.中国对韩国直接投资情况的研究[J].东北亚论坛,2008,(2):24-29.
The Two-way Direct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Challenges and countermeasures
JIN Yue-qin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根据要素禀赋理论，资本丰富的国家应该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但是，现实情况中的美国的贸易状况与理论直接相反。作为资本密集型国家，它也会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同时出口劳动密集产品。作为劳动密集型国家的中国，也会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这就说明，传统贸易理论中的要素禀赋理论在解释实际问题上会出现偏差，文章以此为例，从产业经济学的市场结构、公司成本收益以及国内市场绩效等角度分析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以及对国际进出口贸易及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的选择。
一、从市场结构角度分析
产业经济中所提到的市场结构范围十分广泛，主要包括企业的规模及分布、壁垒和进入条件、产品差异以及企业成本结构和政府管制的程度。市场结构一般用市场集中度、进入和退出的壁垒以及产品差异化程度来衡量。
由于规模经济鼓励一个国家生产一种具有优势的产品，不同国家的企业生产专业化产品之后进行进出口贸易。通过这种方式，将全世界有效资源进行整合，从而达到效益最大化。但产品差别化生产是一种对产品进行多角度开发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一种产品拥有更多种生产的可能。因此，由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别化的结合分析得出，国际贸易更加容易被选择，而对外直接投资被选择的可能性较小。
同时，有一种特殊的情况，一个受到政策保护国内的公司，在国际上将要面临更大的市场竞争。因此，企业为了在国际市场提高其商品的竞争力，会在国外市场确定比国内市场更加低廉的价格。这种情况在贸易规则中是不允许出现的，这是典型的倾销策略，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就成为这类公司的首选。此外，若这类外国工厂供给低成本并且有差异产品，这种产品的产生容易造成“价格歧视”，这也是贸易规则所不允许的，那么它们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会变得更大。
二、从公司成本收益角度分析
成立一家公司需要投入研发成本、管理成本、宣传成本以及人力资源成本。一家进行对外贸易的公司，除了以上成本之外还得承担进出口所需要的关税和运费。若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公司就可以节省进出口所需要的关税和运费，但这也同时会增加海外工厂运营的固定成本，如国外的信息成本及政策性费用。因此，对外贸易或者直接投资的选择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與微观层面的公司直接相关。因此，利润的高低成为决定选择重要参考因素。
同时，公司所经营的商品类型也会直接影响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的选择。一般情况下，单位售价较低的大宗产品，如原油、铁矿石、煤矿等，无论是选择何种运输方式，运输成本都是十分高昂的；同时，单位产品售价虽然高，如化妆品、酒水等产品，但含较高关税成本；以上两种均不适宜出口而适宜进行国外直接投资，因此，生产此类商品的公司一般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
此外，如果一个海外工厂的运营固定成本比较小，对外直接投资基于可以提高利润。例如，中国为吸引外资所给予的外商优惠政策，减少外国投资者的海外工厂运营成本。当公司的管理费用、研发费用等日常费用相对于价格来说较高时，这些无形资产的支出鼓励企业拓展海外直接投资进行全球化运营，例如手机、汽车、电脑等产品。
三、从国内市场绩效角度分析
研究表明，受教育时间越长的劳动力，它的人力资本能力越强。美国拥有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因此它出口那些要求具有熟练劳动力的产品的机率越大。这就使得美国的高科技产品占有比较优势，它的劳动生产率较高。然而，当别国超越了此种优势之后，美国又以提高生产率的方式取得相对于其他国家更大的比较优势，这就出现了一直被追赶却难以被超越的现象。
由此可见，人力资本高质量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又能提高产品的不可替代性。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受破坏程度最低的国家就是那些拥有大量科研人员和大批熟练技术工人的国家，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资本稳定性较强。而这些人力资本能力十分强盛国家，更倾向于进行进出口贸易。
论文关键词：人民币升值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并购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化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对外贸易规模扩大．外汇储备不断增加．2007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创记录的1．5万亿美元．资本流动性明显增加同时．经济快速增长使能源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外市场竞争加剧．与主要出口对象国的贸易摩擦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加大了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的力度．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海外直接投资．寻求新的发展空间据中国商务部网站消息．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07年9月14日联合(2006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06年底．中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共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设立境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简称存量)906．3亿美元，其中非金融类750．2亿美元．占82．8％．金融类156．1亿美元．占17．2％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位于全国家(地区)排名的第13位。这使人不由得联想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企业的对外投资热．惊叹中国的对外投资时代正在到来
1当前中国的对外投资与当年日本对外投资的相似性
当前我国企业向海外发展的状况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的企业对外投资热的确有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1二者都面对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
当年美国因贸易收支逆差问题对日采取措施．引发了日美贸易摩擦．在迫使日元升值以后．日本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提高．出口竞争力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通过大规模海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对欧美国家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经贸摩擦．实现了对欧美等国家的出口现在．中国制造业特别是家电、纺织日用工业品等领域的产品出口屡屡受到一些国家实施的反倾销调查等限制为减少和规避贸易摩擦．促进出口．中国的一些企业也寻求到海外投资设厂。
1．2二者在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方面都以并购式投资为主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以新建投资为主要方式．并购式投资迅速增加还是在日元大幅升值以后由于中国目前所处的国际环境较80年代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全球出现前所未有的企业并购浪潮．在这种形势下，购式投资日趋活跃．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超过100亿美元．其中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占到当年流量的一半200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突破200亿美元．其中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约占四成。
1．3二者的对外投资热都出现在本国货币面临巨大升值压力的背景下
20世纪80年代．为削减本国巨额贸易逆差．美国不断对日本施压．迫使日元不断加速升值如今．中国同样面临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巨大压力
2中日两国对外投资的本质区别
从总体上看．当前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热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企业的海外扩张相比．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差异还是占了主流
2．1两国国内市场条件不同
一般情况下．一目的国内市场越小．本国企业走向海外的驱动力越大日本国土狭小．国内市场发展空间有限20世纪50～60年代．很多日本企业就十分重视开拓国际市场80年代．日本在许多领域国内市场趋于饱和．企业纷纷在世界范围内多层面、全方位地寻找有利的投资机会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市场容量大．仍具有尚未开发的潜力．虽然本国企业到海外发展有寻求更广阔市场的动机．但总体上这方面的需求在程度和迫切性上明显低于日本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更主要目的是利用资源、获取技术和品牌等。
2．2二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实现了经济追赶欧美的目标．在许多关键性领域已占据优势．市场经济趋于成熟．国内存在大量剩余资金．对外投资达到较高水平1985年度．日本对外直接投资额为122．2亿美元．到1989年度达到675．4亿美元．成为位居前列的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并且面向发达国家的投资所占比重较高．尤其对北美的不动产、对欧洲的金融和保险等领域投资增长迅速相比之下．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正在全面构筑市场经济制．无论在经济实力、市场发展状况方面，还是在企业经营资源、竞争能力、国际市场整合经验等方面．与日本的差距还很大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对外投资规模有限至今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仅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一年的投资额．差距十分悬殊．而且面向发达国家高层次领域投资的条件还不成熟．从这个角度讲．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代尚需时日。
2．3两国对本国企业海外发展的政策导向不同
日本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限制外国资本进入．鼓励本国企业到海外发展。日本政府开始鼓励外国企业对日投资还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中国则相反．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内资金短缺，政府一直强调“招商引资”．不鼓励对外投资1999年．中国政府才明确提出让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并在2000年3月召开的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将企业“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正式提出近两年随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及国内外竞争的加剧才大大放宽了对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限制.
2．4两国对汇率政策的处理不同
1985年9月“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出现持续大幅度升值的态势．与升值前的日元兑元汇率相比．三个月内升值20％．到1987年底升幅达50％．1995年4月一度突破80：1大关．日元升值3倍左右而当前我国人民币的升值．由于吸取了日元加速升值的教训，采取了一种渐进、有管理的升值过程．因此不会带来像日本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资产严重泡沫化的恶劣结果另外，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举向海外扩张之际已实现资本自由化．而目前人民币还没有实现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
2．5两国对外投资主体不同
日本对外投资的主体是民间企业．而从中国2006年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的数量分布来看．多元化格局明显．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仍超过国有企业位居首位，国有企业占了26％．位于第二位．私营企业12％．排第三位．这也是为何中国企业的海外大型并购案件往往给人以非商业操作印象的原因。
3有中国特色的对外直接投资新思路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笔者认为，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战略不应完全仿效日本．而应借鉴日本的教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对外投资之路。
3．1实行渐进性的、有管理的汇率政策汇率政策对31本企业大举海外扩张和泡沫经济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在当前人民币面临不断升值压力的形势下．我国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实行渐进性的、有管理的汇率政策．既要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地“走出去”．又要防范投资的盲目性和经济泡沫的形成
3．2在支持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长期以来．为促进经济增长．日本政府支持银行贷款。助长了银行放贷的随意性．加上日本金融监管体制不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银行风险意识淡化．经营中出现的问题被隐蔽和积累下来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日元升值和宽松利率的背景下．金融资产迅速膨胀．过剩资本到海外大肆收购，并大规模流入房地产市场1986～1991年．日本对外房地产投资累计额522亿美元．占这一时期整个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比重为19_4％其中．一些项目是在投资回报预测不准确的情况下盲目进行的．既不充分了解当地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操作规则．也没有进行严格全面的详尽调查．结果在泡沫经济崩溃后蒙受巨额损失较为典型的事例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美国实施的几起震惊世界的大型并购案．如三菱公司在收购洛克菲勒中心大厦后不久．便以半价再次卖给原主：一度成为日本人囊中物的卵石滩高尔夫球场也在收购后的转手之间损失掉几亿美元这些曾经让日本人痛快、美国人紧张的并购案件如同昙花一现，最终损失惨重。所以．我国在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同时．有必要加强和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对贷款对象进行严格的资信审查．并促使银行提高风险意识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3-3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要注重培育自己的技术和品牌优势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大都是建立在自己的技术和品牌优势基础上，如索尼公司、松下公司等我国缺少自己的技术和品牌．要想真正立足于国际市场．提高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树立品牌形象十分重要。为此必须加大对发达国家的前瞻性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逆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在于汲取国外先进的产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应将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于发达国家．一方面．可以绕过贸易壁垒．更直接地学习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理念．跟踪世界动态．并向国内传输和扩散．充分发挥技术的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推进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东道国优势扩大生产．提高市场占有率．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3．4企业“走出去”要制定有步骤的国际化战略。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日本索尼公司收购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案件．因缺乏务实性的投资规划和长远的战略考虑．到1994年索尼公司背负了27亿美元的巨额亏损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时．一定要制定明确的海外发展规划和战略，对投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语言等环境进行充分的先行性调查研究若采取合资方式对外投资．在选择合作伙伴时一定要仔细调查和了解对方的资产、信誉、经营管理等状况。在定位投资目标时．要深入研究项目的可行性．不仅要考虑投资项目对本国产业发展的重要性．还要考虑在海外的实际操作性
关键词:外直接投资;出口 协整分析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4-0094-02
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是企业走向国际舞台的两种重要选择,自跨国公司作为一个新生力量诞生以来,跨国公司大约占全球商品和服务业出口的三分之二。面对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以史为鉴,探索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出口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关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在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方面。Gruber et al.(1967)以出口作为被解释变量,国外子公司的销售额作为解释变量,研究了1962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发现美国对欧洲国家投资与出口之间具有替代性作用。Horst(1972)以同样的变量方式分析了美国对加拿大的投资,回归结果表明两者的相关系数为负,故投资和贸易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同样发现替代性的还有Head and Ries和Belderbos and Sleuwaegen (1998),Head and Ries发现日本的海外跨国公司会向其他公司买进大量的中间产品,这样互补的影响就会减少,结果确实发现了样本中存在着替代性。Belderbos and Sleuwaegen (1998)通过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对欧盟进口的电子产品遇到当地保护主义的壁垒,政府规定跨国子公司使用当地的原料和中间产品,所以替代了进口产品。而Collins,Rourke和Wlliamson(1997)他们研究了劳动流动与贸易之间的历史联系,确没有发现劳动流动与贸易之间存在替代性。为了找寻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替代性,布罗尼根 (BruceA.Blonigen,2000)选取了产品层面的数据分析了日本对美国进口的汽车配件与日本跨国公司在美国的汽车配件产品,汽车制成品之间的关系,结果同时发现了替代性与互补性。
关于互补性的研究,Lipsey and Weiss(1981)采用1970 年美国的投资和贸易数据,被以出口额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是GDP,距离子公司的净销售额(FDI 变量)是否为欧共体成员国。回归结果表明美国对14 个发达国家的投资中有10 个国家的FDI 系数为正,对11 个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中有9个国家的FDI 系数为正,因此投资与贸易主要表现为互补关系。胡弗鲍尔等人(Hufbaner.Gc,1994)重点研究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情况。他们将美国1980、1985和1990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作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格拉汉姆(Grallam:EM,2000)近期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近年来,有很多数量的研究通过企业层面的数据证实了垂直关系产品之间的互补性。(Lipsey and Weiss,1984)以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了美国跨国企业在外国子公司的产品和中间产品出口行为。他们选取了一系列样本商品作为研究对象,发现这些子公司的相应产品的年产量,与这些中间产品的出口量呈显著正相关。
关于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国内学者也逐步开展了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张毓茜(2001)对1983-1999年中国利用FDI和贸易关系实证分析结果显示,FDI对进出口的乘数效应为0.7844,对出口的乘数效应为0.78256,对进口的乘数效应为0.52305。沈克华 (2003)对1951-1997年和1981-2001年FDI与我国出口总量及结构、基础设施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FDI对我国出口总量增长贡献巨大且呈上升趋势。王学东、刘占军、程传海 (2001)比较了广东省与全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认为外资是地区出口贸易的驱动力。岳昌君(2000)认为,FDI是与技术关联的特殊资本。他用三种弹性系数给出FDI变化率与产出率之间关系的表达式,使用跨行业数据分析FDI与商品贸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FDI促进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净出口。FDI对产业结构、外贸进出口结构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某一产业FDI的增加不仅会影响到本部门的净出口,还会影响到其他部门的净出口,而FDI作为外生变量政府可以积极有效地对其进行控制。
综观以上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在实证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关系时由于研究视角以及统计方式各异,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笔者通过整理发现,由于我国开展国际投资的历史比较短以及数据的不可得,国内学者在研究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时没有很好区分FDI流入和流出,流量和存量的关系。文中海外直接投资亦即OFDI,本文将FDI分为OFDI(FDI流出)和IFDI(FDI流入),从投资国的视角来探讨OFDI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
2 OFDI与出口贸易实证过程
2.1 数据与变量
为尽量减少因为统计误差,样本数据除OFDI2003-2008选自《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外,其余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商务统计年鉴》。在已有的文献中大部分学者都是以FDI直接作为解释变量来探讨0FDI对出口贸易的影响,蔡锐和刘泉(2004)认为, OFD I在中国发挥作用时,中国的吸收能力存在时滞问题,同理,本文也采用OFDI的上一年度的总量作为解释变量,记为OFDIC。用EX代表出口,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的异方差性,我们对EX和OFDIC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分别用LnEX和LnOFDIC表示自然对数的EX和OFDIC。
表1 1985-2008年中国OFDIC和EX数据
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199419951996
OFDIC6.2910.7910.9514.9516.3016.1017.4349.1384.0064.0040.0041.14
EX422.5429.0432.1552.6591.4533.4637.9805.81039.51156.11320.81388.3
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
OFDIC48.3755.3951.9346.1693.3199.4156.9983.50177.60298.90424.70667.00
EX1423.71402.31656.92250.92435.52951.74127.65612.26599.57914.69559.511330.8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和《中国商务统计年鉴》历年统计年鉴整理而成。
2.2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在这里采用常用的ADF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和单阶整数,时间序列LnOFDIC和LnEX的平稳性,具体指标如表2。
表2 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检验形式
(C,T,K)ADF检验值5%临界值Prob.*结论
LnEX(C,T,1)-1.4193-3.62200.8273不平稳
ΔLnEX(C,T,1)-4.1281-3.64490.0197平稳
LnOFDIC(C,T,1)-2.3349-3.63290.3999不平稳
ΔLnOFDIC(C,T,1)-4.4028-3.64500.0114平稳
注:表中ADF检验采用Eviews6.0软件计算,其中检验形式(C,T,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包含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阶数,当数字为0时表明不包含该项, 表示差分算子, LnOFDIC、 LnEX分别表示LnOFDIC、LnEX的一阶差分。
由表2可以看出,时间序列LnOFDIC和LnEX为非平稳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后平稳,这说LnOFDIC和LnEX是一阶单整序列。
2.3 协整检验
虽然LnOFDIC和LnEX都是一阶单整序列,但它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即协整关系,协整关系反映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下面通过两个步骤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
首先,建立LnOFDIC和LnEX之间的回归模型。
LNEX = 4.1549+ 0.8232LNOFDIC
t检验 (14.3851) (11.6729)
R2=0.8610 D.W=0.7104
从回归方程中可以发现直接回归时DW值比较小,表明残差可能存在自相关,需要进行自相关修正,修正后R2=0.9892D.W=1.6482,修正后D.W上升很快,表明自相关性得到较大的校正。
为了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需要对其残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表3 残差的平稳性检验
变量检验形式
(C,T,K)ADF检验值5%临界值Prob.*结论
残差e(C,T,1)-4.3080-3.01230.0032平稳
从表3可以发现,残差序列e是平稳的,这说明序列LnOFDIC和LnEX是(1,1)阶协整的。
2.4 格兰杰非因果检验
协整检验表明,我国海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明确,需要对它们之间进行格兰杰非因果检验。格兰杰非因果检验中,滞后期的选择对检验结果影响很大,所以本文选择多个滞后期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表4 LnEX与LnOFDIC的因果检验
滞后期零假设F值P值
1 LNOFDIC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EX
LNEX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OFDIC0.15536.64250.69770.0180
2 LNOFDIC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EX
LNEX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OFDIC0.04835.47470.95300.0146
3 LNOFDIC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EX
LNEX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OFDIC0.41442.71310.74530.0847
4 LNOFDIC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EX
LNEX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OFDIC0.92951.65870.92950.2289
从上面因果检验的结果中可以看到,LnEX与LnOFDIC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格兰杰非因果检验,这说明海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的复杂性。
3 基本结论和建议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海外投资和国际贸易作为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两种手段不断受到广泛关注,从以上分析发现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虽然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两者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由于企业海外投资的动机以及投资方式的差异性,为广泛开展海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定的难度。
笔者认为为了帮助国内企业成功的“走出去”,有两种思路值得借鉴,一是从国家的层面探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区域选择。二是从企业微观的角度分析企业海外投资与出口成本。通过从国家层面分析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可以降低海外投资风险,同时从企业角度进行参与国际市场不同方式的成本分析可以降低企业的决策成本,让自己掌握更多的主动权,为提高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成功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Robert Lipsey, Home and Host Count ry Effect s of FDI〔D〕.,NBER Working Paper 9293, Octomber,2002.
关键词：开放经济体制；民营经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预警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7-000-03
一、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对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分析，理清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在开放型政策现层显的现状，对于分析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奠定基础。
（一）开放型经济政策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开辟新路径
随着我国开放型经济政策①的实施，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开辟新的道路。开放型经济体制是双向的，对内开放打破地区贸易壁垒，降低地区贸易成本如“沪港互通”、“长江经济带”政策；对外开放打破各国贸易壁垒，引导企业积极“走出去”与“引进来”，在“一带一路”、“东盟10+3自由贸易区”、周边互联互通、非洲“三网一化”等开放型政策体制的实施，我国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发展的作用日益显现，其中并蕴含着机遇与挑战。本文以对外的开放型经济体制为背景研究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二）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度不断加强
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加速实施，2014年以来，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海外投资简政放权的措施，大大激发了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截至2014年底，中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存量已达到6600亿美元，其中民营企业②约占30%；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流量为1028.9亿美元，民营企业约占40%，以及在国外共注册了3万家企业中，非公企业占89%，覆盖186个国家与地区，涉及的投资领域广泛，包括资源、科技、基础设施、制造业、房地产、金融、文化旅游等行业。可见，民营企业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力军。而且，民营企业正从商品“走出去”向资本和技术“走出去”转变。部分民营企业成功地整合全球资源，逐渐占据了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意味着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三）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增加
但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难。从内部因素看，一是民营企业跨国经营历程较短，国际化经验不足、风险防范能力不高、跨国经营管理中人才缺乏，运用东道国和地区法律及国际通行规则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不强。二是对外投资的社会服务业欠发达，易引发社会责任风险。从外部因素看，一是随着美欧经济开始复苏，部分新兴经济体出现经济放缓，国际资本开始更多向发达国家回流，外部市场竞争加剧，中国企业开展投资并购的机会较少，成本有所增加。二是世界经济复苏进程有很多不确定因素，新兴经济体也潜藏着较大经济风险。三是境外安全形势严峻复杂，各种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多个热点同时升温，部分国家和地区安全局势恶化，社会治安较差，对中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造成威胁。
此外，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中国企业整体为研究对象，但多数以大型型企为主如：Yeaple，Stephen R.（2006）[1]、Buckley（2007）[2]、Blen Solomon（2012）[3]、聂名华（2008）[4]、张琦 （2010）[5]、徐充等（2014）[6]、或以国有企业方面为主如赵先进（2011）[7]王健朴（2012）[8]、姜华欣（2013）[9]等。近年来有学者： 阮兢青（2009）[10]、李继宏（2013）[11]、胡志军（2014）[12]对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分析，但单独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因素分析较少，且基于开放型经济体制下，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又出现新的特点，因此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开放型经济体制下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新特点及主要风险
（一）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新特点
1.对外直接投资行业的升级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引领和全球新一轮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变革和经济结构调整。互联网、生物、新材料与先进制造等领域技术创新和融合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15年广大民营企业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引领下，不断拓宽战略性新兴产业投入力度，扩大海外投资，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和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同时，围绕互联网发展起来的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模式，也加速了与传统产业的融合。
2.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向新兴市场发展
从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上看，民营企业海外投资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劳动力相对低廉或者与中国的关系良好。但是近几年，在实施的一些列开放型经济政策下，尤其在“一带一路”的指引下，我国民营企业逐步向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发展，比如浙江越美集团在尼日利亚Galabar自由贸易区建立越美（尼日利亚）纺织工业园，无锡宁朗投资有限公司在泰国建立分公司宁朗（泰国）股份有限公司，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又规避了欧美国家征收的125%的反倾销税。根据《2015中国民营500强企业榜单》中，入选中国民营500强企业中有110家企业在“一带”沿线国家有投资项目或承包工程，有87家企业在“一路”沿线国家有投资项目或承包工程，成为我国民营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3.对外投资模式向“集群式”综合模式发展
我国民营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模式根据所处的价值链的环节，可分为四种模式：海外研发机构模式、海外营销组织模式、海外生产基地模式、“集群式”综合模式。海外研发机构模式是民营企业为了获取先进的技术，利用当地的高科技人才，在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某种形式设立研发机构的模式。海外营销组织模式主要是在海外设立海外办事处、贸易公司、连锁店、海外商城等营销组织机构。海外生产基地模式是在海外设立生产基地，进行产品加工生产的模式。而“集群式”综合模式是前面三种模式的结合，集研发机构、生产基地，海外营销组织为一体的集群式发展。民营企业通过“集群式”综合发展模式，在海外建立经贸合作区，减少恶性竞争，形成规范的产业环境来吸引国内企业集体海外投资的一种投资方式，有效克服市场失灵和内部组织失灵，减少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注释：
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
②全国工商联对民营经济的定义：“广义的民营经济的统称是指除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包括内资民营经济（含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集体企业等）、港澳台投资企业。狭义的民营经济是不包含外商投资企业。本文采用狭义的民营企业界定：即不包含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集体企业等企业的统称。
参考文献：
[1]Yeaple，Stephen R.“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and the Structure of U.S. Trade，” [J].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06（4）：602C611.
[2]Buckley.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7（38）： 499-518.
[3]Blen Solomon .Isabel Ruiz. Political Risk， Macroeconomic Uncertainty， and the Pattern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2012（3）： 181-198.
[4]聂名华.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防范[J].国际贸易，2008（10）：4-8.
[5]张琦.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识别与防范[J].国际经济合作，2010（04）：53-56.
[6] 徐充，韩师光.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风险问题研究[J].当代经济研究，2014（03）：82-85.
[7]赵先进.中国跨国企业如何防范东道国政治风险[J].上海企业，2011（5）：82-85.
[8]王健朴.我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特定性风险探析[J].现代经济探讨，2012（05）：54-58.
[9]姜华欣.中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D].吉林大学，2013.
[10]阮兢青，陈文标.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与控制策略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09（27）：63-65.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投资理论 比较优势对外直接投资：简称FDI，是指企业以跨国经营的方式所形成的国际间资本转移。 “走出去”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现在中国已是国际投资市场中的重要角色。但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还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正因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了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我们必须在借鉴西方比较成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构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一）国际产业级差与产业梯度转移
当前，在知识经济的大潮席卷全球背景下，发达国家正处于由一般技术密集型向高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而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其工业部门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其他一些更为落后的国家，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很小，社会仍处于传统经济阶段。
一个由发达国家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到半工业化国家最后到落后国家的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已经形成，国际产业转移作为国家间经济联系的主要纽带正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大作用。
（二）对外直接投资是新战略
国外主流对外投资理论大都是以跨国企业的利益最大化出发点的。这些理论都是以一定的优势为前提的。但是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半工业化国家而言，这些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如果一味照搬只怕永远也无法摆脱目前的地位。因此，我们必须立足我国的实际条件，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主动获取现国外先进技术并促进国内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我国应该按照以下两个目标，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1、产业提升目标论
我国应该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科技术含量大、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从资金利用方面来说，只有扩大技术和市场开发深度，才能有效利用外汇资源，才能改正国内产业结构不平衡问题。我们应加大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并带动本币资金和其它要素的投入。
2、有限优势利用论
国家产业结构优化有两个方面：第一，开辟新兴产业；第二，改造或淘汰落后产业。
我国要大力发展对贫穷落后国家的投资。而且要立足于我们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并为国内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留出资源，扶持我们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
二、我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意义
（一）对国际收支的意义
对外直接投资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本国的出口贸易增加，对本国国际收支产成有利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对收支的波动进行调节。因此，进一步鼓励国内企业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减轻高额外汇储备的风险，缓解我国经常性项目账户中的逆差，从而达到国际收支平衡。
（二）促进我国经济贸易的发展
国际直接投资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很大，当前形势下外国资本华独资经营增加，我们过去的以市场换技术方式难以实行。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技术向本国内转移，纷纷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打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将技术带回国内进行消化吸收。我国的一些企业例如华为、联想到海外市场投资并不是为了获得产品上的优势，而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发达国家设立研发机构，一方面提高了自身的研发水平，学习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将这些技术带回了国内，达到了与时俱进的目的。因此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就业
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具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一方面因对外直接投资而使本国企业的部分国内生产活动停止，导致的国内就业机会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建立海外公司而带来了额外的就业机会。但是鉴于中国目前的人才结构，很多高科技人才流入国外的现状下，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对于防止人才外流和对国际化人才的培养上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四）对外直接投资加强南北合作，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建立跨国公司 ,有利于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使得中国在国际活动中的作用加强。这对于加强南北合作 ,提高我国的国际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五）对外直接投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
企业跨国投资就必须改革不适应国际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 ,与国际相接轨 ,这给国内企业管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同时也给于国人很多管理方面的经验，对于促进国内企业中的改革，建设并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
（六）发展对外直接投资 ,可以取得国内短缺资源。
我国尽管地大物博 ,但石油，铁矿是我国急需却短缺的资源 ,我国大力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在被投资国获取原材料来源,对于解决目前资源不足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七）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的优化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逐步下降，第二产业趋向稳定，第三产业迅速上升是当今全球的共同趋势，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能够缩小国内相对劣势的产业的规模，给国内新兴产业让出资源，使我国的产业结构更为完善。
三、结语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建立一个完善的对外投资理论体系势在必行，关键在于将国外现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既不因循守旧也不盲目创新。中国扩大对外投资具有很大的意义，一些国内的优秀企业走出国门到海外投资，带动了国内企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特别鼓励这些企业的对外投资。政府也应该要尽快建立和健全对外投资制度保障，放宽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完善对外投资部门的管理，同时还要积极鼓励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在资金上对其提供支持，让有条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让没有条件的企业安心在国内发展。这对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提高就业，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等方面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1]谭介辉.从被动接受到主动获取[J].世界经济研究,1998;6
[2]杨建清.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及战略选择[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2001;4
[3]毛蕴诗.跨国公司战略竞争与国际直接投资[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海外并购；风险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基本上以引进外资为主。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对外投资大国。商务部近期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这也是我国在2012年首次成为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后的历史新高。从2002至2013年，内地对外FDI（外商直接投资）年均增速高达41.6%。
2014年伊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依然延续了这种走势。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4年1月份，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86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72.3亿美元（441.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7.2%。不过，目前我国对外投资存量基数仍然较小，仅占全球的2.3%，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10.25%，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哈里·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一国的直接投资流量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关系。当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时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相当大规模。到2020年预计中国人均GDP将达到5000至6000美元。加入按照年增长30%的速度测算，到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3000亿美元，将排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第一位。不过，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的走出去，也带来了很多经验和教训。
一、 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原因
1.化解产能过剩，加快产业升级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宏观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成为我国企业面临的日益紧迫的问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通过海外并购整合优势资源，将快速提升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也能分摊研发成本及风险。
海外直接投资还能帮助化解产能过剩问题。近年来我国出现的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过剩已难以回避，而一些新兴市场以及发达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需求量较大，通过海外并购可以帮助我国企业输出项目及设备，有效化解产能过剩问题。
2.缓解资源匮乏问题
中国是一个资源进口国，国内资源相对贫乏，这就需要我国企业主动走出去寻找资源。另一方面，有些资源产地因当地生产力等限制，资源所有国无法开采。中国企业还可以就地开采后初加工，然后把初级产品运回国内或者直接出口到其他国家。这类对外直接投资更加热衷于对拉美、非洲等地进行资源类企业的并购。数据同样显示，我国对外投资里能源与金属行业占据的份额最高，从2005年到2013年上半年对外投资额达3011亿美元，占同期对外投资总额的70%。
3.企业为扩大市场份额，而采取在国外建厂或并购模式
这种模式投资追求的是其产品在国外相关市场份额的扩大。把生产厂转移到市场所在地，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建立自己产品的设计、生产和营销三位一体化网络，能简化最终产品的进出口过程，并能规避税赋及降低运输成本。另外，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逐渐提升，一些企业也展开了对越南、柬埔寨等欠发达地区的投资，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
二、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面对的风险
虽然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因经验缺乏、资金融通困难、人才匮乏、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在海外并购的探索中也遭遇到了不少困难，并面临诸多风险。
1.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产生的根源十分复杂，包括民族主义、社会不稳定、武装冲突等。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强大，与众多国家的经济纠纷也逐渐增多，海外投资企业遇到的政治风险也随之增多。近几年，中国企业多次对海外投资都因政治原因而搁浅。数据显示，在2008年至2010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评估的313桩交易中，绝大部分均因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而宣告失败。中海油、鞍钢、华为等大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并购计划均出现挫折。
2.文化差异风险
典型例子就是上海汽车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因韩国人的排斥心理，使得企业无法运营下去。2008年，双龙汽车最终破产，上海汽车用40亿美元仅仅买来一个教训。造成这个后果主要是上海汽车投资前所作功课不够，对韩国的国情不了解。
3. 汇率风险
1973年布雷顿森林固定汇率体系崩溃，特别是1976年牙买加协议正式承认浮动汇率制和合法性以来，控制在一定波动范围的固定汇率制随之解体。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美元、日元、欧元、英镑、人民币等主要货币之间的比价时刻都处在起伏变动之中，致使国际间债权债务的决算由于汇率的变动而难以掌握，从而产生了汇率风险。
4.法律风险
由于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历史地理、教育文化水平等不同，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产业和技术政策也有所不同，各个国家在对待外资的立法上就会存在着一些差异。而目前关于国际多边投资及与投资相关经济活动还没有统一的国际法规。因此，跨国企业必须面临多重的法律环境体制差异所带来的风险。法律风险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法律不健全、执法不严、歧视外商以及我国法律和所在国的法律冲突。
三、 如何降低对外投资的风险
1. 中国政府应该在外交和政治层面给我国企业强有力的支持。国家这个强大后盾，是企业在海外投资获得成功的必要保证。在建立政府保障企业投资安全的体系中，中国政府应不断健全立法保障内容，并且对较大项目提供资金上的支持。
2. 中国政府应该建立有效的监控、预警政治风险等相关机制。在投资所在地发生政治风险之前，通知我国企业，让它们能采取果断措施规避风险。另一方面，企业自身也要对政治风险不断监控。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完善的保障体系。
3. 对外投资之前，企业要做足功课，针对风险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各种预案。此外，企业还要充分认识到保险的重要性。对各类难以掌控的风险都要尽可能购买保险。在经济上作足最后的保障。此外，还要善于利用投资所在地的各种资源，控制资金投放速度。要善于雇佣当地人，这也是降低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
四、 结论
在未来三到五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并有望超越美国排名全球第一。随着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活动越来越频繁，由此引致的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经济纠纷有可能加剧，给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带来不利影响。我国需要在法律法规上进一步完善并引导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控制风险从而加大对外投资的成功性，避免经济波动。
参考文献：
（1）商务部，《201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简明统计》，2014年1月
（2）郑磊，《海外鏖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案例与行动指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4月
（3）魏昕等，《中国企业跨国发展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3月1日
（4）崔磊、张敬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的理论回顾》，《青年科学》，2009年0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