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46:32
刘伟（1985-），男，山西大同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人口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
摘要：工作满意度、工作压力、组织支持、组织承诺及工作绩效等变量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组织管理领域所热议的话题。本文以我国中西部地区两个省会城市的196名青年公务员作为研究样本，深入探讨了青年公务员工作满意度、主观幸福感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工作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对工作绩效都具有显著影响，并且，主观幸福感在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此外，一些人口统计学变量对于工作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也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本文所得出的结论和建议对于今后改善青年公务员管理工作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工作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工作绩效；青年公务员
中图分类号：F24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2-0023-08
一、引言
2010年4月网上的一份《2009中国人幸福指数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人幸福感指数得分69.84——“比较幸福”，而“职业与行业”分类幸福感调研结果显示，公务员幸福感排名第一，并且他们在家庭、婚姻方面的幸福感体验尤其显著[1]。如今，公务员堪称当代中国最炙手可热的职业之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逐渐在政治领域中崭露头角，青年公务员在时代的呼唤下成为当代中国的新生代精英群体。那么，青年公务员真的感到“幸福”吗？答案或许是否定的。众所周知，青年公务员大都是经过严格的招考选拔之后进入工作单位的，他们本身具有学历高、文化素养好和主观能动性较强的特点，然而，青年公务员在职业发展过程中又存在着职业性向与工作岗位要求存在偏差、工作压力大、易产生工作倦怠、工作需要满足程度低以及晋升缓慢等问题。因此，如何清除阻碍青年公务员职业生涯发展的障碍，如何帮助他们改进工作绩效，这些已成为当前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一项新的研究议题。
国外已有研究表明，幸福的员工会在工作中表现得更为出色，并且会获得更多的成功；而且，有证据指出，积极情感作为幸福的重要标志，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成功[2]。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工作绩效和工作质量不仅仅是取决于员工的各项技能，更取决于工作的满意度，因此，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就必须确保员工的健康和满意[3]。既然工作满意度和幸福感都可能带来优良的绩效，两者之间是否会存在一定的关系？Silinskas等的研究证实了工作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二者是相关的。更进一步的研究中，Dolan和White通过对工作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二者关系分析，提出了三类不同的模型：溢出模型、补偿模型和分割模型[4]，其中，溢出模型意味着更高的工作满意度水平会导致更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而Kahn的研究也发现，个体只有体会到较高的工作满意度时，才能获得较高的主观幸福感[5]。由此可见，工作满意度、主观幸福感与工作绩效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相关关系，这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的。
青年公务员作为国家行政管理主体中的新鲜血液，以其开明开放的思想，完善的知识结构和特有的蓬勃朝气，在公共事务的管理和服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建设法治政府、阳光政府、责任政府的重要力量。因此，为了提高青年公务员的工作绩效，政府组织应该积极关注公务员的主观感受，尽可能帮助他们满足个人需要，为他们创造更多施展自我才华的机会。本文在综合国内外学者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拟探讨工作满意度、主观幸福感与工作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大胆提出研究假设，然后通过对某地区青年公务员进行实证调研，利用统计分析验证假设，进而针对研究结果提出相关的管理建议。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1.工作满意度：概念、维度与测量
工作满意度作为一个概念最早是由Hoppock提出的。Hoppock认为，工作满意度指员工在心理和生理两方面对环境因素的满足感受。工作满意度通常被界定为员工对工作的一种积极情感反应，这种反应是基于对工作的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的比较[6]。通常对工作满意度结构的划分与测量，是采用1967年明尼苏达大学工业关系中心研究者Weiss、Dawis、England和Lofquist等编制的明尼苏达满意度问卷MSQ（Minnesota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该问卷分为长式量表（包含100道问题）和短式量表（包含20道问题），短式量表是由内在满意度、外在满意度和一般满意度三个分量表组成，通常短式量表中的20道问题组成了对一般工作满意度测量时的最常用工具，短式量表的设计是为了测量基于赫茨伯格双因素理论基础之上的内在满意度和外在满意度。目前学术界对于工作满意度的测量，较多采用此量表[7]。
2.主观幸福感：概念、结构与测量
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是Diener对主观幸福感的界定，即主观幸福感是指人们以自己主观而非客观上的标准为依据对其生活各领域满意度的界定，是对自己生活质量满意程度和情感体验方面的评价，包含情感成分与认知成分[8]。Andrew和Withey认为主观幸福感包含了三个独立维度：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其中，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是伴随着个人生活实践而出现的情感体验，是对主观幸福感评价的基础；而生活满意度是个体依据自身标准，对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工作、婚姻、健康等）进行的综合评价，它独立于情感体验，是衡量主观幸福感更加有效的指标[9]。对于主观幸福感如何测量的问题，目前国内外已有研究中使用较多的是：总体幸福感量表，该量表是由美国国立统计中心的Fabio于1977年编制的，它主要从六个方面：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抑郁或愉快的心情、对情感与行为的控制以及松弛与紧张，衡量主观幸福感。该量表侧重于心理健康和情感方面的测量，信度和效度较好，在国内被广泛应用[10]。
3.工作绩效：概念、维度与测量
工作绩效在工业与组织心理学以及管理学科中是一个常用的重要概念，但对其本身的概念界定目前学术界仍是莫衷一是。最常见的观点认为工作绩效就是指一个人是否可以把他的工作做好。当前最流行的有关工作绩效理论的研究主要是来自美国管理学家约翰·P·坎贝尔（John P. Campbell）和他的同事们的著作。Campbell从心理学的视角将工作绩效描述为一个单独的水平变量，也就是说，绩效是个人所发生的行为[11]。之后，Borman和Brush将工作绩效定义为行为，即员工为实现组织目标，在工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所有有利于组织目标实现的并且可以通过一定手段进行测量的相关行为，其行为的有效性以个体对组织目标贡献程度的高低为判断标准[12]。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学者们便展开了对工作绩效结构的研究，代表性观点包括：工作绩效的单维结构模型、工作绩效的二维结构模型、工作绩效的三维结构模型和工作绩效的多维结构模型等。总体看来，学者们有关工作绩效的研究成果是颇为丰富的，相比之下，Borman和Motowidlo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更多的认同。Borman和Motowidlo根据他们提出的“任务绩效—周边绩效”二维模型[13]，设计了包括任务绩效与周边绩效两个维度在内的工作绩效问卷，该问卷涵盖了工作绩效的主要和关键内容，被诸多学者证实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4.工作满意度、主观幸福感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
现有大量研究已经证实了工作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Tait等发现快乐的人通常会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工作满意度。Judge和Locke通过对护士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主观幸福感和工作满意度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他们认为主观幸福感影响工作满意度的原因是：主观幸福感可能会影响到个人如何对自己的工作信息进行收集和反馈，也就是说，幸福的人在存储、评估或反馈信息的过程中与不幸福的人相比有所不同。Russell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对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具有显著的影响[14]。还有一些学者对于上述观点也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Akranaviciute和Ruzevicius的研究发现，生活满意度（测量主观幸福感的一个维度）与工作满意度二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伴随着员工工作兴趣的增加，工作满意度是随之增长的，与此同时，他们的主观幸福感（身体方面的和心理方面的）也会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15]。尽管目前关于主观幸福感与工作绩效，以及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的研究论著是比较丰富的，并且也较为充分地反映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迄今为止面向政府及公务员的研究尚不多见。因此，本文在已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工作满意度、主观幸福感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大胆提出假设，即：工作满意度、主观幸福感与工作绩效之间显著相关，并且主观幸福感在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三、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
通过文献综述可知，众多学者对于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但针对特殊群体，如：本研究中所涉及到的青年公务员，从主观幸福感视角去揭示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的影响机理，当前仍缺乏充足的实证研究。纵观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学者们已经发现个体心理因素和工作相关因素，如：工作满意度、情绪智力、感知组织支持、主观幸福感、组织支持等均会成为工作绩效的前因变量[16][17][18][19]。针对上述这些影响工作绩效的前因变量，它们之间是否又会存在着某种相互关系？现有研究已发现主观幸福感—组织支持—工作绩效之间，以及感知组织支持—职业满意度—工作绩效之间等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尽管当前并没有针对工作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工作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但是由前述学者们的观点和论断可知，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性，主观幸福感与工作绩效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性，并且工作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相关性。因此，本研究认为主观幸福感在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工作满意度一方面直接地影响工作绩效，另一方面还通过主观幸福感间接地影响工作绩效。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构建了三者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注：表示主观幸福感在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之间起到中介效应。
三、研究假设
根据已有研究并结合相关理论和现实依据，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和子假设。表1包括假设内容和假设的变量之间关系的预测方向。这些假设有些已经得到了学者们的验证，但还存在着不足和差异；而有些尚未得到检验，有待后续进行研究和完善。
H1工作满意度（各维度）对工作绩效（各维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H1a内在满意度对工作绩效及其各维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H1b外在满意度对工作绩效及其各维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H1c一般满意度对工作绩效及其各维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H2工作满意度（各维度）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
H2a内在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
H2b外在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
H2c一般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
H3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对工作绩效（各维度）有显著影响。
H3a对健康的担心与工作绩效及其各维度有显著负向影响。
H3b精力与工作绩效及其各维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c松弛与紧张对工作绩效及其各维度有显著影响。
H3d对生活的满足与兴趣对工作绩效及其各维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H3e抑郁或愉快的心情对工作绩效及其各维度有显著影响。
H3f对情感与行为的控制对工作绩效及其各维度有显著正向影响。
H4主观幸福感在工作满意度对工作绩效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H4a主观幸福感在内在满意度对工作绩效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H4b主观幸福感在外在满意度对工作绩效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H4c主观幸福感在一般满意度对工作绩效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四、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
由于本文关注的是青年公务员工作满意度、主观幸福感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为了体现出样本的广泛性，并确保回收率和有效率，因而我们选取了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两个省会城市的青年公务员（其中也包括少部分MPA硕士研究生和市委党校的青年学员 本研究选取少部分MPA硕士研究生和市委党校的青年学员进行调查，主要是因为他们大多是来自于政府机关不同单位（部门）的青年公务员，年龄多在30岁左右，并且具备一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可以尽量确保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调查，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青年年龄的界定，对此我们将被试的年龄限定在22—35周岁之间。本次调研主要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共计发放问卷240份，问卷的回收主要采用现场发放并回收、电子邮件回收和邮寄回收的方式，最终回收问卷220份，其中有效问卷为196份，有效率为89.1%。为了验证有效问卷在两市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性，我们进行了样本均值的t检验，t检验的结果表明：两地被试对问卷同一题项的评分均值不存在显著差异（P>0.10）。问卷中涉及的被试人口统计学变量包括5个，即：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和工作年限。具体统计信息如表1所示。
2.变量识别与测量
根据上文中的相关理论分析和文献解读，本文将工作绩效视为因变量，工作满意度视为自变量，主观幸福感视为中介变量，人口统计学特征视为控制变量。本文之所以考虑将人口统计学特征视为控制变量是因为，工作满意度在所有社会群体中并不是相同的，也就是说，越高的文化程度、越负盛名的职业以及越高的薪酬水平会带来更高的工作满意度[16]，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取决于工作性质、研究样本、文化多样性等统计学特征[17-18]。本文对工作满意度的测量采用了明尼苏达满意度问卷（MSQ）的短式量表，共计20个题项，而国内学者吴宗怡和徐联仓（1989）曾对短式量表进行了修订，淘汰了原来20个题项中的道德价值、稳定性、活动、成就感、社会服务和同事关系等6个题项，增添了心情舒畅、福利、胜任、信息沟通、信任和成功等6个题项，形成了适合中国地区的MSQ量表[19]，本研究也宜采用。主观幸福感量表采用的是美国国立统计中心编制的总体幸福感量表（GWB），但是考虑到文化差异，国内学者段建华对该量表进行本土化改进，最终形成的量表包含6个因子和18个题项，对国内员工主观幸福感的测量有较大帮助[20]。上文中已经提出，工作绩效测量采用的是Borman和Motowidlo（1993）提出的“任务绩效—周边绩效”二维模型，问卷设计参考了Motowidlo和Scotter（1997）量表，考虑到文化差异，本文采用了余德成编制的任务绩效量表（TPQ）和周边绩效量表（CPQ）[21]，该量表已被国内学者证明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量表中共有21个题项，其中1—8题评价任务绩效，9—21题评价周边绩效。本研究的调查问卷中共计59个题项，所有变量的测量均使用李克特5级评分量表，分值越高表明被试越赞同测量题项的观点。
五、数据分析
1.信度和效度检验
尽管在本文所采用的三个量表是国内外学者使用过的较为成熟的量表，但是本文仍需根据回收后的样本数据对所采用的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这里对信度检验采用的是克伦巴赫系数（Cronbach-α），由表2中的数据可知，工作满意度、主观幸福感、任务绩效和周边绩效四个量表的克伦巴赫系数分别为：0.841，0.862，0.804和0.876，而通常情况下系数值大于0.800即表明量表效度比较好，因此本文的量表信度较好。然后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对测量问卷（四个量表）的效度进行检验，对KMO取样的适合度进行巴特利特（Bartlett）球形检验。根据Kaiser的观点，KMO统计值在0.9以上的极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在0.7以上的适合进行因子分析；0.6以上的可以进行因子分析；而低于0.6的一般不适合进行因子分析[22]。经过统计分析后，得到四个测量问卷的最终KMO值均在0.8左右，Bartlett 球型检验的卡方值也都体现出较强的显著水平。最后，对各量表的数据资料进行主成分分析，同时进行PROMAX斜交转轴旋转（适合于大数据的收集），提取公因子。对于各维度因子取舍采用依泰森与布莱克的建议，取特征值大于1，因子负载水平大于0.5的，排除不合适的因子负载水平，以为本文之用。
2.描述性分析
通过使用PASW 18.0统计软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工作满意度各维度、主观幸福感各维度以及工作绩效各维度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3所示。从表3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青年公务员的工作满意度整体水平一般，略高于中数3；在主观幸福感量表中，对健康的担心均值最高，说明大多数青年公务员对身心健康可能感到忧虑，其次是抑郁与愉快的心情和对情感与行为的控制，而得分最低的是松弛与紧张，它主要反映的是工作中负面情绪的强弱、感到压力、烦恼和焦虑情绪的频次等。最后可以从表中明显地发现，工作绩效两个维度的均值比起工作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得分要高出一些，这有可能是因为一些青年公务员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和较强的责任心。
3.相关分析
通过计算Pearson简单相关系数分析各变量间线性相关关系的紧密程度。表4—表8反映出了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与工作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和工作绩效的相关性，以及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主观幸福感与工作绩效、工作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表5和表6是在不控制主观幸福感变量和控制主观幸福感变量的情况下所得出的相关系数。
从表4可以看出，除了性别与各变量之间，年龄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婚姻与工作绩效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外，人口统计学变量与各变量之间基本上都存在着相关关系，尤其是婚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文化程度（学历水平）与工作满意度之间也是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性。但是工龄变量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呈负相关，而与工作绩效之间却呈现比较显著的正相关。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对于工作的热情会相对减少，易产生工作倦怠，从而影响到工作满意度，而另一方面，工作年限的增加意味着工作熟练度的提高，这有可能会导致工作绩效的提升。
进一步通过对表5与表6相关系数的比较可知，在控制主观幸福感变量的条件下，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的相关系数要低于不控制主观幸福感变量时的相关系数，也就是说，控制主观幸福感变量条件下的相关系数具有更高的准确性，而主观幸福感很可能在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之间起着中介作用。由表5可知，工作满意度的各维度对任务绩效和周边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特别是对于任务绩效的影响要显著于对周边绩效的影响。
在表7中，主观幸福感各维度与工作绩效各维度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除了对健康的担心与工作绩效的各维度有显著的负相关之外，其余5个变量对任务绩效和周边绩效都表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但是与其他4个变量不同的是，对情感行为的控制与周边绩效的正相关性要高于对任务绩效的正相关性。由此可知，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对工作绩效各维度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由于当前并没有充足的证据来证明工作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简单的线性关系，两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可能会受到很多不可控因素的影响，情况比较复杂。因此，为了便于研究，我们仅考虑工作满意度各维度对主观幸福感整体的影响作用，而暂不探讨工作满意度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各维度之间的关系。通过表8的数据可知，工作满意度的三个维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并且内在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更显著的影响。
4.回归分析
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工作满意度各维度、主观幸福感各维度与工作绩效各维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工作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为了进一步探讨各变量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本文通过回归分析进行主观幸福感中介作用的判断，并将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进一步体现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首先，以人口统计学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工作满意度及其各维度作为自变量，主观幸福感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探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后工作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其次，以工作绩效及其各维度作为因变量，在人口统计学控制变量和工作满意度自变量基础上，将主观幸福感也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整理后的结果如表9所示。
表9中的数据结果表明：首先，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及其各维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工作满意度三个维度中的一般满意度与工作绩效之间不存在相关性，而剩下的两个维度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故假设H1成立，其子假设H1a、H1b成立和H1c不成立。其次，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对工作绩效及其各维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精力、松弛与紧张两个维度对工作绩效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健康的担心与工作绩效间存在显著负相关，除此之外，其他的各个维度与工作绩效之间均呈现出显著正相关性，故假设H3成立，其子假设H3a、H3d、H3e、H3f成立，H3b和H3c不成立。再次，工作满意度各维度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影响，但是一般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因而我们得出假设H2成立，子假设H2a和H2b成立，H2c不成立。最后，对于主观幸福感作为中介变量的检验，我们主要依据温忠麟等介绍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即当控制了中介变量后，显著削弱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则为部分中介效应，而如果在控制中介变量前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显著，控制中介变量后使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则此种为完全中介效应[23]。表9中的数据显示，当控制主观幸福感以后，工作满意度及其各维度与任务绩效和周边绩效之间的显著关系减弱了，但并没有消失，因而可以判断主观幸福感在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所以假设H4成立，其子假设H4a、H4b也成立，H4c不成立。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基于工作满意度理论、主观幸福感理论和工作绩效理论的视角，构建了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框架，并且验证了主观幸福感在二者之间所起的部分中介作用。本文通过对中西部地区两省会城市196名青年公务员进行实证调研，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组织管理的大量研究已发现工作满意度、情绪智力、感知组织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等因素都可能对工作绩效有一定的影响，本文选取工作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和工作绩效三个变量，通过探索和验证后发现，工作满意度对工作绩效有显著的影响，但是工作满意度维度中的一般满意度与工作绩效之间却不存在着显著相关性。第二，主观幸福感对工作绩效有显著影响，其中对健康的担心（消极情感）与工作绩效之间是负相关的，而积极情感（生活满足感和愉快的心情等）对工作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本文的一个主要创新点就是大胆提出假设并验证了主观幸福感在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之间存在着部分中介效应，而不是起着完全的中介作用，这有可能说明主观幸福感与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绩效之间还存在着其他关系，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
“幸福”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人们热切关注的话题，而公务员作为大众所追捧的职业，他们的幸福感也成为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通过以上分析和探讨，我们发现主观幸福感和工作满意度及其各维度会直接影响到公务员的工作绩效，政府部门应该努力做好以下几点从而改进青年公务员的工作绩效。第一，多关注青年公务员的身心健康，尽量减少他们在工作中的压力和焦虑感，增加积极情感体验，对于负面情绪较多的员工可以进行心理疏导，帮助他们远离工作中遇到的困惑和烦恼。第二，尽量满足青年公务员的生理和心理需求，提供各种组织支持，帮助他们实现既得利益和人生理想，进而提升他们的满意度和幸福感。第三，努力营造一种积极健康的行政文化氛围，培养青年公务员的实践性和创造性，提高他们的工作兴趣，引导他们进行角色定位和角色转换，以激发出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动力。
虽然本文提出了具有建设意义的结论和管理建议，但仍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主要体现为：首先，研究样本具有一定的限制，样本量稍显不足，这可能会使研究结论与现实状况之间存在一些偏差。其次，在探讨工作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的过程中，由于两个变量自身都存在较多维度，而且有些维度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目前学界还未有定论，如果将两个变量之间的各维度进行展开研究，实际操作难度较大，情况较为复杂，因而这里将主观幸福感视为一个整体，我们仅考虑工作满意度各维度对它的影响作用。最后，本文所使用的量表多为国外学者所开发，这或许与我国的组织文化和现实国情存在稍许差异，可能会对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造成一些影响，后续仍需不断进行完善和改进。
参考文献：
[1]新华网. 中国人幸福指数为69.84分公务员幸福感排第一[EB/OL]. http：///news/2012-01/12/content_24523671.htm.
[2]Lyubomirsky，S.，King，L.，Diener，E. The Benefits of Frequent Positive Affect：Does Happiness Lead to Succes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2005， 131（6）：803-855.
[3]Gustainiene， L.，Endriulaitiene，A. Job Satisfaction and Subjective Health among Sales Managers[J]. Balt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9，4（1）：51-65.
[4]Dolan，P.，Peasgood，T.，White，M. Do We Really Know what Makes Us Happy？ A Review of the Economic Literature on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Subjective Well-Being[J].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008，（1）：94-122.
[5]Kahn， W. A. Psychological Conditions of Personal Engagement and Disengagement at Work[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0， 33（4）： 692-724.
[6]Cranny， C. J.， Smith， C. P.，Stone， E. F. Job Satisfaction： How People Feel about Their Jobs and how It Affects Their Performance[M]. San Francisco： New Lexington Press， 1992.
[7]Toker，B. Job Satisfaction of Academic Staff： An Empirical Study on Turkey[J].Quality Assurance in Education， 2011， 19（2）： 156-169.
[8]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4， 95 （3）： 542-575.
[9]Andrews，F.M.，Withey，S.B. Social Indicators of Well-Being： Americans Perceptions of Life Quality[M].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76.
[10]展珊珊. 新生代员工的主观幸福感、组织认同及工作绩效关系研究[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11]Campbell，J.P. Modeling the Performance Prediction Problem in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M].CA： Consulting Psychologists Press， 1990.
[12]Borman，W.C.， Brush，D.H. More Progress toward a Taxonomy of Managerial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J]. Human Performance，1993，6（1）：1-21.
[13]Borman，W.C.，Motowidlo，S.J. Task and Contextual Performance：The Meaning for Personnel Selection Research[J]. Human Performance，1997，10（2）：99-109.
[14]Joyce， E.， Russell，A. Promot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at Work[J]. Journal of Career Assessment， 2008， 16（1）： 117-131.
[15]Akranaviciute， D.，Ruzevicius， J. Quality of life and Its Components[J]. Measurement Engineering Economics， 2007，52（2）： 44-49.
[16]夏凌翔，黄希庭. 论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的关系[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8（4）：32-34.
[17]吴维库，关 鑫，胡伟科. 领导情绪智力水平与领导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1，32（8）：173-179.
[18]Osman M. Karatepe.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support， career satisfaction， and performance outcomes： a study of hotel employees inCamero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12， 24（5）：1-35.
[19]郑文全，郭晓娜. 组织支持、工作满意度与工作绩效——基于高校教师的一项实证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2010，319（6）：125-129.
[16]Smith， W.T. Job Satisfaction in America： Trends and Socio-Demographic Correlates[EB/OL].www-news.uchicago.edu/releases/07/pdf/070827.jobs. pdf.
[17]Koustelios， A.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Job Satisfaction of Greek Teacher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Management， 2001，15（2）：354-358.
[18]Castillo， J.X.，Cano， J. Factors Explaining Job Satisfaction among Faculty[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ducation， 2004，45（3）： 65-74.
[19]苏羽中. 邯郸市公务员工作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研究[D].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20]段建华. 主观幸福感概述[J]. 心理学动态，1996， 4（1）：46-51.
[21]童佳瑾，王垒，解雪. 情绪智力对工作绩效的影响[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8，（2）：90-94.
关键词：兴趣 观察 想象 习惯
作文是一项综合性、创造性的书面语言表达训练，而生活是写作材料的源泉，观察是写作的门径，一切外部信息要通过观察才能进入大脑，只有热爱生活并且善于观察的人，才能从生活中发现许多可写的素材，并产生强烈的写作愿望。
小学生以形象思维为主，他们的情感总是在一定的情境中产生的，带着情境性的情感对人的认识和行为更有引发作用，赞可夫说：“应该打开窗户让沸腾的社会生活、奇异的自然现象，映入学生的脑海，借以丰富学生的感情经验，激发学生的感情”。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观察奇异的自然现象和参与沸腾的生活。此外还必须有意识地创设情境，渲染气氛，为学生创造“有话可说，有话要说”的语言环境，帮助学生捕捉写作时机，激发学生的写作情感。
一、激发儿童观察作文的兴趣和需要
有兴趣，才能做到变被动为主动，变无心为有心，学生有了写作的积极性，搞好作文教学就有了良好的基础。为了调动儿童作文的自觉能动性，我在训练过程中始终注意培养他们观察生活、表达感受的兴趣，使他们乐于观察，乐于作文。
1.改进课堂教学，力求生动、活泼、新颖、富有儿童情趣
从孩子喜欢的事物中观察，孩子往往会瞪大一双好奇的眼睛，效果容易事半功倍。四年级下册第一单元习作是写《我们的校园》，正赶上学校正是各种植物竞相开花的时节。于是我带学生有顺序地参观了校园，参观之前，我们明确了此次作文的目的，学生们在活动中看得可仔细了，摸一摸，闻一闻，有的还拿笔记一记，生怕忘了似的，回来后，第一步：孩子们，学校的哪处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咱们把他画下来，然后为自己的作品取个名字吧！一幅幅作品马上诞生了：宿舍楼下有叶子像锐剑的铁树，百草园里满树桃花争相斗艳，宽阔的操场让人神往，雄伟的教学楼前有“欢迎孩子们回家”的温馨标语……真让人目不暇接。
紧接着，我组织孩子们把自己画的内容给大家介绍，这时，我用多媒体出示预先拍下的照片，让孩子们再次领略校园美景。学生感到惊喜连连，于是讲起来滔滔不绝。热烈的掌声、喝彩声不时从教室里传出。我赶紧抓住时机，对孩子们说：“我们马上把要说的话写下来好吗，作文就是真实地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这么美的校园，老师想和大家一起写一写，比比看，咱们谁写得好！”同学们听到了要求都跃跃欲试，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只听到笔头的沙沙声……事后讲评作文时，其中精彩的片段让人啧啧称赞。
平时，我们也可以在作文课上或做做科学小实验，或表演生活中的一个片段，或听一段相声、看一段小品，有时，还可以引导孩子们编谜猜谜，帮助他们捕捉事物的特点……在这样一些课上，孩子们思维活跃，情绪高涨，教学效果良好，从而也进一步激发了他们观察、作文的兴趣。
2. 引导儿童在活动中不断寻求新的东西
好奇是孩子们的天性，他们天生对新鲜的事物特别感兴趣。作为一所寄宿制学校，如果孩子们在生活中不能发现新的东西，总感到“似曾相识”，甚至“天天如此”，就会兴味索然，也就谈不上作文、观察的能动性了。为此，在教学中我们应当引导他们在生活中寻求新意。一方面，我尽量在班里组织一些活动，在活动中激发学生的观察兴趣，像“拔河比赛”、“朗诵比赛”、“知识竞赛”等。如：写《我》一文，我们首先召开一个“自评互评会”，引导孩子们畅所欲言，讲讲自己和同学的优点，提出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静思三分钟，想一想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最后再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另一方面，在教学中，我们要着力引导儿童在认识事物时寻求新的角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常常指导孩子们对往日写的作文换一个角度进行分析。让他们逐步懂得，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观察、分析事物，作文时，应该选取新的角度。
我切实感受到：花点功夫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让他们有话可说，让他们有表达的欲望，这应该是作文教学关键的一步。
二、指导儿童观察作文的方法和技能
在观察活动中，要想发现事物的特点，只凭偶尔看一看，听一听是很难办到的。有很多事物是要反复观察才能比较准确地抓住它们的特征。因此，对孩子们习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要少批评指责，而应该正确引导孩子们掌握观察作文的方法和技能。为此，我利用一系列多媒体手段，指导学生如何观察。
1. 有顺序地进行观察
人们从事一次活动，总是要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观察活动也是如此，记得在指导写《一种小动物》一文时，我马上上街买了一对小白兔，然后再找到相关《小白兔》和其他小动物的影像资料，首先我请孩子们上台摸一摸，看一看，观察小白兔的外形特征后谈谈自己的体会。然后指导学生进行有顺序的观察，从头部到尾巴，观察小白兔各个部分的特点，观察到哪处时，最能显示小白兔样子的镜头马上定格下来，然后再指导学生从左到右，由远到近地观察，仔细观察之后，再把录相完整地放一遍，配上音乐和旁白。紧接着，引导孩子们总结观察顺序和观察方法，播放其他动物的影片，孩子们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小动物来进行观察和写作，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引导孩子们进行比较，发现小动物之间的异同或变化，从而抓住它们的特点来进行描述。通过指导，让孩子们逐步认识到，观察事物可以按哪些顺序，同时还可以引导儿童根据对象和自己所处的位置及表达的需要，各自灵活选择，独自确定顺序。
2. 观察与联想相结合，观察与创新相谐调
儿童天真活泼最富于想象力，在指导孩子们学习观察，培养他们的观察能力时，我们还要重视启发他们的联想和想象，注意启发他们由这一事物联想到另一事物，鼓励他们打比喻、拟人、拟物，启发他们由眼前所观察的引起对往日观察的回忆联想，或推测想象眼前观察的事物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以往日的观察和未来的憧憬来补充眼前的观察，加深对眼前所观察事物的认识，丰富观察的感受。
三、培养儿童良好的观察习惯
：当时的学校教育存在为了教知识而教知识、为了应试升学而无视人的感性层面和情绪状况、忽略将情感作为人的发展目标的现象，我在论证了情感教育的基本理论框架后，呼吁情感教育需要教师具有情感人文素质，还专门写过《师生交往关系中的情感交往》一文。时至今日，师生关系因应试教育屡抑不止而被破坏、扭曲的现象依然存在，甚至让人忧虑。
：当前，价值观教育备受重视，能否请您谈谈情感发展与价值观形成之间的关系？
：情感对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情感最直接、真实地表达其与人的社会性联结，这一联结从胎儿开始，发展到联系感的出现与强化。人类有超历史的伦理公理，这一公理被世代种系遗传及文化进化所证实，这可以从文化人类学和教育人类学中得到证实。情感表达着需求、愿望、喜好、趣味，人的价值倾向就蕴含其中，尤其是一些基础价值，如生存、健康、幸福、自尊、被人尊重、美感体验、实现自由、生活的意义感等。我们期望孕育上述价值观的情感质料、形式在适宜的环境和教育的作用下得以保护和强化。当然，人在社会中必然会遇到情感矛盾，我们也期望通过情感“冲突―平静―再冲突―再矛盾”的过程，价值观不断获得统整，情感恢复平静，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人格，实现人格的自我统整。价值观教育需要承认、保护人的自然自发的价值需求，强化引导其正面的、为特定社会接受、容纳和需要的价值，也即把特定社会、文化所需求、所寄望的价值观与人性本然的、正面积极的价值需求吻合。教育，尤其是幼儿园教育、中小学校教育必须做这样的工作。
：您提出，教师情感人文素质是教师专业化的范畴，并居于核心，理由在于它与教师自主意识的深层关系、它与教师创造活动的特殊性相关，因而它统摄教师在人格和专业上的整体发展。现在您仍坚持这一观点吗？
：是的。我们需要找到一些具有“内质性”的概念来追求我们想要的、匹配教育本性的东西。外在的、物化的东西固然要有，教育现代化的确需要经费保障以及其他一些基础设施建设。目前，政府在中小学教师的学历要求、入职门槛、职业培训、物质待遇等方面，尤其是在改善农村教师生活和工作条件等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教师的专业素质，尤其是教师的教育素养、道德水准、文化素养、人文情怀，并没有与这些外部条件的改善取得相应的、比较同步的、相匹配的成效。
：您目前正带领团队从事田家炳教育基金会委托的“教师情感表达与师生关系构建”项目的研究工作，能否请您谈一谈该项目的初衷和愿望？
：香港著名实业家田家炳先生一直慷慨资助教育，我于1996年在南京师范大学工作时拜识他。现在，田家炳教育基金会希望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支持道德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针对当前学校师生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反观教师情感人文素质之不足，我带领团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全球化时代的‘道德人’培养―改变教师”的教育实践项目，旨在研究教师如何在课堂教学和日常教育活动中与学生产生良好的情感互动，促进教师对自己的情感素质及能力有觉知、有意识，并有能力调整自己与学生的情感应答关系。
：为什么该项目要从教师情感“表达”入手？您如何理解教师的情感表达能力？
：情感素质及其表达能力原本是教师专业能力中非常重要的方面，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和一线教师对此缺乏关注，教师教育无论职前与职后都是如此。我在1990年第一次提出“情感能力”这个概念时曾受到质疑。我认为情感能力是人的情感素质的外化，它在使用中表现其功能，具体包括对他人及自己的情绪情感的察觉、觉知、体悟、理解；还表现在情感沟通与交往、情绪情感表达、情感移入、情绪调节与控制、情绪情感激励与自我激励等。
后来，我指导一位博士生研究小学教师的情感表达，发现通过研究“表达”，可以找到诊察教师情感能力的线索，找到比较适切的情感应答的方式和机制。我觉得这是研究方法上的一种突破和尝试。情感表达有面部表情、肢体表达，口头语言表达以及书面语言表达等，它们总会有一些显性特征和可观测的方面。由于教师在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生活史、性格、理解力以及自我修养等方面千差万别，教师带入课堂及师生关系中的价值、感知、交往与应答方式也千差万别，其差别可以有多种表征，但我们相信，教师在交往及应答中的情绪状态、所体现的个人情感品质与情感能力是最基本的线索和最主要的通道。
：请您谈谈该项目在提升教师情感人文素质方面的具体做法和取得的初步成果。
：我们项目开展的方式是首先建立两所种子学校，一所是北京中学，一所是江苏南通田家炳中学。先以种子学校为基地，开展教师情感表达能力以及教师人文素质的诊察，与教师一起对相关知识、理念有所认知。之后，将在种子学校获得的认识和操作策略及方式进行传递和辐射，在全国的田家炳系列学校，同时也在其他地区进行试验、推介。第一年的主要工作是听课及工作坊活动，研制“观课与研讨指南”（试用），按幼儿、小学、初中分学段编写供教师学习并据此开展行动研究的“情感能力提升手册”（初稿）。北京中学的教师们与参与课堂观察的教育同人一起研讨交流，探索教学过程中与学生情感应答的奥秘。研讨活动对教师们具有很大的激励和点拨作用，教师们慢慢意识到那些自己不曾注意到的交往方式，逐渐领悟怎样才是尊重学生、信任学生，如何才能激发学生、宽容学生。
就我个人的认识而言，这样的研究并不求全，也不一定很快取得什么显性的成果，但这一过程是教师人文素养涵养、充盈的过程。项目不是通过行政手段硬性推动，无论观课、评课，还是影视工作坊、叙事工作坊，两所学校的教师都是以志愿者身份参与的。我相信，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学习一定是有愿望的，是将自己的情感、心灵带入其中的。种子是可以慢慢发芽、生长的。我们希望通过持续、系统的项目活动改善校园生态，建设具有人文关怀的校园文化，影响基础教育学校的品质。
：情感表达是教师需要具备的一项重要能力，情感表达的背后蕴含着哪些深层次的东西？
：外显的情感能力背后是教师的情感人文素质。教师情感表达的基础是对于工作对象―特定年龄孩子（学生）的认知与情感发育水平具备必要的知识、认知及观念，可以从中找到较为一般的规律，掌握必要的方法。由于教师情感具有复合性，包括作为普通人的情感与职业情感及其关系，包括情感表达的自然性、社会伦理性、政治性及其关系，在复杂的环境和生活境遇中，教师个体情绪感受的内在矛盾与冲突不可避免。情感表达的适切性在于教师的知识、素养、情怀、境界，能否站在为学生提供援助的立场，做出妥帖、智慧的处理。社会深刻转型带来的人口流动、家庭结构与境遇多样等因素导致了学生群体异质化明显，网络时代造成了师生代际间的文化差异。总体看来，当下学校教师情感表达的适应比以往要求更高、更复杂，它从根本上挑战的是教师的人文理解力。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围绕教师情感表达展开的课堂观察以及课堂教学研讨，并不侧重教学技巧的掌握或知识传授的高效性，而是要着重研究和解决教学中缺乏生命气息和生活气息的师生互动。项目采用工作坊的形式，教师可跨年级、跨学科进行交流，以扩展、增进对学生的认知和对复杂情境的理解。
：您为什么特别重视和强调师生关系的建构？
：首先，这个问题的提出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导致师生关系出现问题的原因很多，突显出来的是应试教育中的矛盾冲突，背后则是受价值观念、代际冲突、网络文化和大众流行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师生交往的状况已然成为影响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良好、健康的师生关系能够使学生的学习生活愉快、紧张、活泼而有秩序。教师的教学应该让所有的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生命价值与人格尊严，产生有意义的学习，培养学生的品德、人格和价值观。
我们把重点放在“关系”和“建构”上，还有在思维方式、认识论、方法论上的一种考虑，也可以说是一种进步。传统社会人们往往关注教师个体的职业美德，现代社会认为寄希望于个人并不可靠，改为运用原则、标准、问责等去处理道德问题，结果是道德―这种个人性、精神性的东西又被遮蔽、消解了。其实，中国文化是“关系”为本的，人不是单独的个体，是处于“关系”中的人。中国传统讲求尊师重道，现在当然要有批判和扬弃。问题是，如果把有道德意义、有价值的关系都变成裸的利益关系，那是很可怕的。美国教育哲学家诺丁斯的关怀理论相信并提倡师生可以在关怀的关系中相互塑造，这是一个不断实践、求证、反思、调整的过程。这一理念和思维方式对我们有很大启发。我们可以沿着中国的“情本体”文化和“关系”文化，在现代化的情势和语境下进行传承和改造。所以，我们的观察、诊断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特别关注特定情境中、特定脉络下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关注师生双方的行为表现。如果教师具备情感素质和能力，锻炼出足够和适切的敏感，就能比较顺畅地沟通和应答，能够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教会学生对教师和同伴做出关心的回馈，那么，教师也就能在职业生涯中体会到自己工作的乐趣和价值，享受自己的劳动。
：您多次提到“情感文明”这一命题，这与上述项目研究的目标有关系吗？
总评：读后感关键在于“感”，关键在于抓住原文要点，并通过自身生活实际展示来说明所隐含着的的主题！在本文中，作者的“感”确实很多，但没有抓住一个具体的内容并通过生动的记叙铺展开来，像这样什么都想写再加一番豪言壮语般的感慨，反而显得生硬而苍白。其次，标题也不妥。 借这个机会，我给同学们讲讲读后感的基本思路：
一、简述原文有关内容。如所读书、文的篇名、作者、写作年代，以及原书或原文的内容概要。写这部分内容是为了交代感想从何而来，并为后文的议论（谈感想）作好铺垫。这部分一定要突出一个“简”字，决不能大段大段地叙述所读书、文的具体内容，而是要简述与感想有直接关系的部分，略去与感想无关的东西；二、亮明基本观点。选择感受最深的一点，用一个简洁的句子明确表述出来。这样的句子可称为“观点句”。这个观点句表述的，就是文章的中心论点。“观点句”在文中的位置是可以灵活的，可以在篇首，也可以在篇末或篇中。初学读后感写作的同学，最好采用开门见山的方法，把观点写在篇首。三、围绕基本观点摆事实讲道理。这部分就是读后感的主体部分，是对基本观点（即“观点句”）的阐述，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证明观点的正确性，使观点（也就是自己的感受）更加突出、更有说服力。这个过程应注意的是，所摆事实、所讲道理都必须紧紧围绕基本观点（即“观点句”），为基本观点（即“观点句”）服务。
《闽南·同学少年》专辑指导老师：吴晓婷
在周末里，我在房间里静静地读老师给我的一些关于邹伯奇的资料。（我深为）他那种清心寡欲、志向高远，视科学为自己的使命而感动！ （点出邹伯奇的精神，为下文的“观点”论述奠定基础。）
邹伯奇是南海大沥镇黄岐泌冲人、清末著名科学家。他一生从事科学技术的研究，献身于学术，为中国做出了许多贡献。正因为邹伯奇的发明，我们的科学技术才能这么发达！ （交代邹伯奇身份等情况，但应该要通过简要的语言或以短句的方式例举几项成果或事迹，让“为中国做出了许多贡献”具体化，这样读者才会明白邹伯奇发明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能促进科学的进步。）
在看邹伯奇的资料中，他最值得我敬佩的是：邹伯奇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家乡、对家乡这片土地的关爱，而我们不但没有热爱这片土地，还破坏这片土地，我们如何面对为中国夺回来这片土地的名人们呢？邹伯奇的学识和人品，得到清廷高官的重视。皇帝曾经两次下圣旨召邹伯奇赴京任教员，他两次都借身体不舒服来推辞。而我们呢？却为了功名、名誉而不折一切手段来获取成功。我们这样做，对吗？不对，我们应该向邹伯奇学习，把自己的功名利禄置于度外，专心钻研某样知识，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这样，我们才能创作光辉、灿烂和富强的中国，创作五彩缤纷、绚丽多彩的民族！ （作者抓住自己感受最深、最可能写出独特见解的感想点来展开论述，但事例的描述过于平直，“邹伯奇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家乡、对家乡这片土地的关爱”，什么方式、怎么表达？这些都要写出来，才能让读者明白为什么“他最值得我敬佩”；为什么“他两次都借身体不舒服来推辞”赴京任教员？没有写清楚，那么“把自己的功名利禄置于度外”就没有说服力了。对自己的感触点要结合鲜活的事例来展开论述，一堆的口号式的反问与感慨，反而显得空洞乏力。只要你叙述得好，大家都可以体会得出，我们不是写思想品德作文，不需要喊口号；过于直白，就是苍白，喊得越凶，越是无力。）
在邹伯奇的资料（事迹），让我受益匪浅。让我深入了解邹伯奇的事迹和成果，更让我为家乡的名人感到无比自豪。因此，我不断地好好学习，学习邹伯奇热爱科学，崇尚科学，勇于探索，勇于实践的精神。希望将来能够超越他，成为家乡名人之一！我相信，有努力就一定能成功！
（归结感受有感而发即可，大道理，谁都知道，不必赘述。）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
中图分类号：C913;F32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1-0014-07
引言
党的十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要“从人文关怀走向制度设计”，并提出要努力追求民生幸福。将主观幸福感加入民生指标，充分反映出党与政府对农民工的关注[1]。居民幸福感是度量社会是否和谐的“晴雨表”，也是衡量和谐社会以及幸福建设成果的重要指标[2]。根据2013年《新民周刊》的最新统计，新生代务工者（1980年以后出生）大约有 8 487 万人，占外出务工者的 58.4%。相比国企和集体企业的员工总数，其数量规模已经远远超过并且逐渐上升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3]。所以，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已有许多学者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问题，如夏晶等通过层次分析模型，得出薪酬、工作与生活的环境、人际关系、社会融入、劳动时间、自身发展等7个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4]。刘雪梅通过调查湖北省新生代农民工得出，工作-家庭冲突对其工作绩效有负向影响，其中组织支持充当调节角色[5]。贺爱忠通过服务行业的群体层次回归分析得出利益集与新生代农民工任务绩效呈正相关，主观幸福感在这个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6]。近几年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已经逐渐开展，但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探讨仍待加强。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刚开始拥有家庭或者爱情，需要情感的倾诉，时间的付出，而“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社会保险参与率低、工资水平总体偏低”“工伤多、加班多、职业病多”使得他们工作时间长、工作收入低、接触面窄，从而造成了这一群体的情感和生活的困扰。这种长期以往的困扰使得工作-家庭的矛盾升级，大大影响了他们对幸福的主观感知。对社会支持主观、客观的感受度和对其利用度上不同的群体或者人具有差异，其身心健康与其对社会支持度的感知之间的关系密切[7]。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正处于职业起步阶段，他们在未来奋斗中呈现出的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冲突是否对主观幸福感产生消极的影响，社会支持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一、相关研究及概念界定
（一）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Greenhous等认为工作-家庭冲突是指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给个体带来的压力是不可协调的[8]，他还将工作-家庭冲突分为时间冲突、压力冲突和行为冲突三种形式，即时间冲突代表时间的有限性使个体无法满足两个角色的需求;压力冲突则分为家庭与工作两个方面，家庭冲突包括夫妻之间的分歧、矛盾等，而工作冲突则为工作需要、领导的支持度等等;而行为的冲突则是因为角色的行为特征与另一个出现分歧或者不兼容。这个理论还提出了工作-家庭冲突以及家庭-工作冲突这两个维度，即工作对家庭的冲突干扰是因为因工作的需要而产生的两者间的冲突，而家庭对工作的冲突干扰则因为家庭的需要而产生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冲突。Carlson等将工作对家庭冲突以及家庭对工作上的冲突在Greenhous的工作家庭冲突三维度进行了扩展成为为六个维度，工作-家庭时间冲突、工作-家庭压力冲突、工作-家庭行为冲突、家庭-工作时间冲突、家庭-工作压力冲突和家庭-工作行为冲突等[9]。本研究引用了Carlson的概念即工作-家庭冲突六个维度。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是个体按照自己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总体性评估。主观幸福感具有：主观性、稳定性和整体性的特点[10]。我国学者景淑华等认为，主观幸福感是人们自身所感受的状态和其对人生的重要态度，它反映了个人对生活总体的全面评价以及感知到的满意程度，而且这些感受对个体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力[11]。
新生代农民工刚步入社会，工资薪酬普遍偏低，而且工作时间长，而这个阶段也正是他们收获爱情或刚拥有小家庭，需要时间和金钱，因此要面对工作和家庭多重角色的压力。刘雪梅指出这一群体对情感和家庭的归宿感较强，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又迫切地想寻求更高的职业发展，如果角色不能很好地协调，二者会产生负向的溢出影响，造成工作-家庭的冲突[5]。根据主观幸福感的情境理论，Allen年通过工作-家庭冲突的元分析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满意度、家庭满意度、压力相关结果有关[12];Karatpe研究发现若感知到越高的工作-家庭冲突则其工作满意感就越低。同时，Parasuranman认为这种冲突将导致个体压力增大，会使人产生消极情感，进而降低个人的主观幸福感。袁圆证明了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呈负向的影响关系，当工作-家庭冲突越严重，则个体所感知的主观幸福感越低[13]。因此，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得到以下假设：
H1：工作家庭冲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负向影响作用;
H1a：WIF时间冲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负向影响作用;
H1b：WIF压力冲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负向影响作用;
H1c：WIF行为冲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负向影响作用;
H1d：FIW时间冲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负向影响作用;
H1e：FIW 压力冲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负向影响作用;
H1f：FIW 行为冲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负向影响作用。
（二）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
社会支持包括看得见的实际支持和体验到的精神情感上的支持[14]。肖水源、杨德森等将西方学者提出的社会支持总结为：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个体对已存在的支持所主动利用的程度）[15]。
农民工的流动本身就是在不断的寻找社会的支持，以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16]，华金・阿朗戈就曾研究社会支持对农民工的重要性[17]。目前对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大学生和老年人，从农民工的角度研究较少。如Kahn曾得出老年人的社交网络与主观幸福感有正向的影响关系[18]。Chu通过研究儿童和青少年得出了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有正相关的作用，并得出了年龄是其之间重要的调节变量，随年龄增加，二者之间的关系越强[19]。而宋佳萌、范会勇等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元分析，得出社会支持的三维度（主观支持、客观支持以及对支持利用度）与主观幸福感总体呈中度正相关，与消极情感之间呈负相关[20]。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在三十而立之年做出成绩，渴望来自家庭、社会、亲朋好友的支持，以获得积极的情绪从而提高幸福感，所以从以往文献中总结，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其中与积极情感正相关，与消极情感负相关。依此，本文提出H2假设：
H2：社会支持与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
（三）社会支持、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
在以往的研究中，社会支持对工作-家庭冲突和主观幸福感的作用关注较少，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还未有研究。MesmerMagnus认为工作-家庭冲突是个体压力来源之一，能有效的预测工作满意感和职业倦怠感等[21]，而主观幸福感则描述的是个体情绪以及身心健康的变量，社会支持感与个体情感是正相关的关系，即个体所感知到的支持感越多则主观幸福感越强[22]。而社会支持对压力和身心健康的调节作用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李锡元认为在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影响上，上司支持能够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23]。因此对社会支持、工作家庭冲突与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提出如下假设：
H3：社会支持可以调节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H3a：在高的社会支持感下，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消极作用减弱;
H3b：在低的社会支持感下，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消极作用增强。
二、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框架
通过上述理论铺垫和假设的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效应，以及社会支持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可以列入图1的逻辑关系框架。
图1研究框架
（二）研究方法
1.样本选取。对西安各个行业中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抽样，其中包括餐饮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在问卷发放之前，首先进行预测试，让26个在西安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填写并全部回收，听取被测者的意见进行修改，来保证问卷的有效性。最后共发放问卷212份，收回有效问卷207份，有效回收率是97.6%，其中男性113份，约占总数的53.3%，女性99份，约占总数的46.6%。年龄在18～35岁左右。
2.研究量表。工作-家庭冲突问卷采用Carlson等编写的工作-家庭冲突量表，共18个题6个维度，采用李克特式5点计分法，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别计1～5分，分值越高，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越强。经研究测得该量表的α系数为 0.85（>0.7），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社会支持问卷采用的是由肖水源编制的量表，其中包含三个维度主观支持4条、客观支持3条和对支持的利用度3条组成，共10个条目。社会支持与各维度都以总分计算，总分越高，则社会支持越高。本次测量该量表的α系数为0.77（>0.7），表明该量表可以使用。
主观幸福感采用的是段建华修改后的总体幸福感量表，是适合我国情境的乘数量表，此量表总共有18个题项，总分越高代表其主观幸福感越强。本次测量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1（>0.7），表明可以在研究中使用。
3.数据处理。本次研究将所收集回来的全部数据统一编码，录入SPSS17.0统计软件中进行t检验、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等。由于采用的国内外成熟量表，所以在此不对信度和效度结果进行详细说明。
三、研究结果
（一）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社会支持以及幸福感总体测评
从表1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冲突处于中等程度。从分维度看，冲突程度从强到弱依次为：家庭-工作行为冲突、工作-家庭行为冲突、工作-家庭时间冲突、工作-家庭压力冲突、家庭-工作压力冲突、以及家庭-工作时间冲突。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均值为60.55分，接近中值，说明其主观幸福感还不够高。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在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的均值分别为10.56、18.75和7.47，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各维度的平均分均低于中值，因此，此次调查对象的社会支持处于中等水平。
（二）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社会支持感、主观幸福相关性
统计学中，pearson 相关系数是用来衡量两个定距变量间的线性关系。相关系数的值在-1到1之间，其绝对值越大，表明两者的相关性越强。通常情况下当相关系数大于0.6时，则能说明两者间有较强的相关性，pearson 相关系数大于0时，说明两者是正相关关系，反之则是负相关关系。
从表2的相关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群体中，工作-家庭时间冲突、工作-家庭压力冲突、家庭-工作压力冲突、家庭-工作行为冲突维度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均小于0且显著性值小于0.05;工作-家庭行为冲突和家庭-工作时间冲突维度对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的相关性;主观支持、客观支持以及对支持的利用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301、0.187和0.361。
（三）回归分析
1.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从回归分析结果（表3）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家庭时间冲突、家庭-工作压力冲突、家庭-工作行为冲突、主观支持以及对支持的利用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对应的T值均大于1.96。具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时间冲突、家庭-工作压力冲突以及家庭-工作行为冲突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影响，表明冲突越大，则主观幸福感越低;工作-家庭压力冲突、工作-家庭行为冲突、家庭-工作时间冲突对主观幸福感没有影响;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客观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没有影响。此外，自变量对主观幸福感的解释变异度为21.5%，回归方程显著，F值为5.356， P<0.01。
2.社会支持对家庭工作冲突和主观幸福感的调节效应检验。为了检验社会支持对家庭工作冲突和主观幸福感的调节作用，使用逐步回归法（见表4）：第一步和第二步分别引入自变量工作-家庭时间冲突、家庭-工作压力冲突、家庭-工作行为冲突和调节变量社会支持;第三步对自变量和调节变量去中心化，做两者的交互项，在模型中加入交互项。
从表4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交互项工作-家庭时间冲突*社会支持、家庭-工作压力冲突*社会支持、家庭-工作行为冲突*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270、0.205和0.220，因此，通过社会支持可以调节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时间冲突、家庭-工作压力冲突以及家庭-工作行为冲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旨在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工作-家庭时间冲突、家庭-工作压力冲突以及家庭-工作行为冲突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影响，表明冲突越大，则主观幸福感越低。（2）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影响，表明支持越大，则主观幸福感越高，而客观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没有影响。（3）社会支持可以调节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及三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一）工作-家庭冲突与社会支持、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呈负向影响，其中工作-家庭时间、家庭-压力冲突、家庭-工作行为作用更强，主要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是80、90后，他们刚刚收获爱情或建立小家庭，职业生涯也刚刚开始，急迫需要在职业道路上得以伸展。他们需要家庭和爱情给予精神寄托，需要工作维持家庭的生计。工作占用到家庭的时间，家庭给工作带来压力，他们的社会经验和生活经验又不是特别丰富，因此对平衡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感到很大的压力，使得这一群体的主观幸福感不是很高。
在社会支持方面，目前对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还没有很好的落到实处[24]。其次，由于社会阅历浅，他们承受压力的能力还不是很强，这也使得其主观幸福感偏低。最后，由于事业刚刚起步，他们的经济积累、文化资源相对要少一些，所得到社会支持也要少得多。这些都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偏低的原因。
（二）应对策略
研究结论表明社会支持可以调节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这为缓解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之间的冲突，提高其对幸福的主观感知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1.企业应给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多方面的帮助。首先应建立支持性的组织文化，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不同年龄段或者职业发展阶段给予智力、精神上的支持，比如对员工进行培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工作能力和对时间的掌控能力等;其次对农民工的工作-家庭冲突进行有效管理，而不是一味地让他们创造更多的绩效。要对员工的压力进行疏导，举办一些文化活动来缓解压力，帮助员工树立健康向上的心态;最后针对性的建立支持性的薪酬休假机制，如可以实行弹性工作制，使其自主的完成工作任务，给予其时间和空间自主，使其有效地调节工作和家庭的关系。
2.政府应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政府应该以人为本，而且要充分体现对全体公民的公平、公正，为农民工提供像城市居民一样的制度性保障[25]，让新生代农民工感知到社会公平公正，减少摩擦与矛盾;其次是解决新生代农民的生存问题，降低其生活成本，提高其工作能力，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最后应建立和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和劳动权利保护的法律制度，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子女教育问题，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压力，降低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冲突。
3.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调节与适应。新生代农民工不能只依赖企业、政府等外界因素来提升自身的主观幸福感，还要努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第一，应主动的融入社会，拓展交际的范围，以获得更丰富的社会资源。第二，要努力适应社会的发展，加强学习，提升自身素养，更好地处理工作和家庭的关系。第三，提升自己排解各种压力的能力，保持良好的心态，提升自身对主观幸福感的感知。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J].中国乡镇企业，2011（4）：461.
[2]刘小钢，张青蕾，王新剑.广州市农民工幸福感调研报告[BE/OL]. [20111109].http：//.cn/web/opens/open1.aspx？lid=do3f3f247a2a4c648a3d7ab263b9ff9&iid=724，20111109.
[3]杨东涛，秦伟平.群际关系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定位与工作嵌入关系研究[J].管理学报，2013（4）：528535.
[4]夏晶，王婉娟，夏季.新生代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J].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10（6）：2326.
[5]刘雪梅.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绩效的影响[J].农业经济问题，2012（7）：13.
[6]贺爱忠，董亚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和任务绩效的利益集――以服务业新生代农民工为例[J].城市问题，2014（3）：5462.
[7]程虹娟，张春和，龚永辉.大学生社会支持的研究综述[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2004，12（1） ：8891.
[8]Greenhaus J H，Beutell N J.Sources of Conflict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Rol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5（10）：688.
[9]Dawn S Carlson，K Michele Kacmar，Larry J Williams.Construction and Initial Validation of a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 of Workfamily Conflict[J].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2000（56）：249276.
[10]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J].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4（3）：542575.
[11]景淑华，张积家.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J].青年研究，1997（l）：2125.
[12]Allen T D，Herst D E，Bruck C S，et al.Consequences Associated With Work to family Conflict：A Review 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J].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2000（5）：278308.
[13]袁圆，龙立荣.员工的时间管理、工作――家庭冲突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14]Angford C P H，Bowsher J，Maloney J P，et al.Social Support： A Conceptual Analysis[J].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1997（25）：95100.
[15]肖水源， 杨德森.社会支持对身心健康的影响[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987（4）：184187.
[16]李培林.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17]华金・阿朗戈，黄为蔚.移民研究的评析[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1（18）：3548.
[18]Kahn J H，Hessling R M，Russell D W.Social Support， Health， and Wellbeing Among the Elderly： What Is the Role of Negative Affectiv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03，35（1）：517.
[19]Chu P S，Saucier D A，Hafner E.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al Supportand Wellbeing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J].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2010，29（6）：624645.
[20]宋佳萌，范会勇.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元分析[J].心理科学进展，2013（8）：1 3571 370.
[21]MesmerMagnus J R，Viswesvaran C.Convergence Between Measures of Worktofamily and Familytowork Conflict： A Metaanalytic Examination[J].J.Vocat Behav，2005（67）：215232.
[22]曹光海，李建伟，林艳艳.高职教师主观幸福感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07，15（2）：9698.
[23]李锡元，高婧.工作家庭冲突、上司支持感与工作满意度的关系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1，32（2）：163170.
[24]胡晓书，许传新.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城乡职工的比较[J].企业经济，2014（11）6771.
[25]田园.政府主导和推进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探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3）：1722.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family Conflic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n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ONG Ping， GUO Guimei*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事实上，实验水墨在当代文化中的地位，建立在它对艺术语言图式的创造性贡献上。但不少实验水墨艺术家，在艺术观念上无现代性的认同。他们更多的是在延续传统水墨负载的文化理念。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实验水墨，因为与传统中国画的内在相关性而不能呈现现代人的精神处境。目前，它在创作和批评上，应远离的误区在于：中国画传统封闭的亚人类价值观情怀，一种仅仅把水墨艺术体认为东方的、本土的、汉族的而不是个人的、心理的、精神的、人类的开放价值情怀。1）否则，“‘水墨’——作为民族绘画标志在现在乃至更远的一个时期，都无法摆脱其被压迫的地位，而企图以‘水墨’加当代方式以创造当代艺术的中国‘身份’，容易导致第三世界文化的巫术性的发扬光大，所以‘现代水墨’不但使中国画概念——在被批判中日益扩张其边界，以至作为其概念已不再具有种族防御职能——重新被修复，而且为了这种防御（今天称为身份差异）职能，而建立了‘观念水墨’的形上学。”2）
由于艺术批评中的亚人类价值观，当代艺术中的实验水墨，丧失了作为个体生命的一种精神样式的独立性和自足性；实验水墨艺术家，降格为汉语思想前定的传承者而被其他艺术形态的艺术家认定为文化传统的保守者。一些批评家，仅仅把实验水墨的文本当成自己向当代文化发言的引子、借口、手段，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工具性上手物。他们在艺术批评的亚人类价值观束缚下，从意义阐释方面迫使实验水墨就范于汉语思想本有的艺术工具论文化传统。这正如政治波普、玩世写实90年代在艺术界的处境：前者在反抗本土意识形态专权的过程中，投入了西方后殖民意识形态的怀抱；后者在不满于现实生活中，充当了将世俗生活神圣化的呈现者。它们未能离弃汉语思想自古及今的艺术工具论阐释体系。
诚然，实验水墨艺术家，沉湎于亚人类价值观光芒中，其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体现这种价值观的符号、语素。但是，如果艺术家能够自觉将实验水墨当作表达个体生命存在的精神样式，如果批评家换一种批评范式即感性文化批评审视实验水墨，也许我们将会从中发现另类的意义景观。
1．感性文化批评的定义
感性文化批评，源自我们对艺术批评中的亚人类价值观的反省，它在批评实践中首先应极力避免后者所体现出的不上不下的批评言述，应在最低层面返回个人性的艺术语言图式、在最高层面直指人类性的艺术观念图式。它把艺术当作是和形上、宗教相差别又相关联的个体生命的精神样式，把艺术书写看成艺术家在意识生命中的从自我越界走向超我的过程。在心理学的意义上，艺术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和形上、宗教一样，起源于人对自我超越以实现与他人的社会共在的需要。这里，无论抽象还是具象，无论表现还是再现，无论装置还是行为，都是艺术家突破意识生命进入以社会为域界的精神生命和他人对话的手段。当然，艺术的超越方式，取决于艺术家选定的原初图式，和形上、宗教有别。形上以原初观念、宗教以原初信仰为方式。3）艺术家成熟的标志，在于他是否创造出仅仅属于自己又为人类同在者全体（包括历史生者、死者、将来的人）分享的原初图式。4）这种图式，拒绝模仿前人，也拒绝被后人模仿。感性文化批评的第一任务，就是要从艺术家的文本中发现原初图式，阐明其发生的心理的、社会的、历史、自然、语言的根源。
原初图式的呈现，或许在艺术家一个时段内的系列作品里，或许在艺术家一生的间断创作历程中，根据个别艺术家理解原初图式背景意义的差异，有的艺术家终生致力于穷尽一种原初图式的无限可能性，有的致力于几种原初图式的交替开掘。但无论原初图式的延续、转换，其心理学的根源，都只能是意识生命向精神生命凸显的需要而非任何外在的、肉身的本能持定。具体地说，后一种情况，表现在艺术家屈从于经纪人的迫使和内在肉体生命的感官享乐，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若放弃早已穷尽的原初图式，探索新图式的可能性，其经济收入会断缺。因此，原初图式的谨守、转换，考验着艺术家的诚实、勇气。
感性文化批评的前提，立足于批评家对艺术文本敏锐的感觉。但唯有感觉，也构不成感性文化批评。批评家的感觉，要在和艺术文本、艺术家的生存状态及文化背景的反复参照中感性化，使艺术家的图式创造工作获得差别性与相关性的规定。这种规定性，即中国当代艺术丰富的具体差异性。它表现在艺术家和其他文化形态的创造者之间，表现在艺术家之间，表现在艺术文本之间。一句话，感性文化批评，必须竭力追问艺术文本、艺术家、艺术书写在心理、社会、历史、自然诸层面的根源，认信这些层面不可替代的价值。
以上的论述，我们只言及感性文化批评的观念定位。我们有必要从操作层面，展开感性文化批评的实践域界。
2．图式描述的精确性
既然原初图式在作品中的出现是艺术家差别于形上思者、宗教信徒的标志，既然原初图式是艺术家个人性言语转向社会性语言的开端，那么，感性文化批评的实践者，就需要精确描述原初图式，使艺术家在长时段的系列作品中，呈现出的原初图式得到唯一的语言阐释。尽管艺术家在作品中建构的原初图式有时模糊不清，但批评家的责任，除了指证这种事实导致敞现艺术文本的意义混乱外，他理应开启隐匿于文本中的原初图式发生的种种可能迹象。
原初图式在艺术作品中，不是直截了当孤立地存在着。它融汇于作品的结构、色彩、声光、时空、场景中。如何将这些构成要素或曰图式因子准确描述出来，属于感性文化批评的实践者最基本的能力。
图式描述的精确性，目的在于让感性文化批评的操作者更好地对艺术作品展开本源性的、逻辑性的、深度性的意义阐释。
3．意义阐释的原则
意义阐释的本源性，指批评家关于艺术作品的意义维度的言述，必须植根于它的图式结构。任何远离艺术作品的批评行为，都是一种批评话语的强权暴政。因为，批评家的这种行为，把艺术家的劳作当成实现自己话语权力的手段，致使艺术作品丧失了独立的存在价值、沦为工具性的上手物。正是在此意义上，感性文化批评和一般文化批评的差别，显得不言自明。它属于对象性的而非主观性的批评，作品意义阐释行为的发生、展开，紧紧依存于其内部的图式构成。
不过，在实践中仅仅死守关于作品意义阐释的本源性原则，也会使感性文化批评倾向于狭隘的感觉、随想，如目前滥觞于批评界的艺术新闻写作。它于艺术在学术思想层面的推进毫无意义。
作品意义阐释的本源性敞现，只是批评家工作的开端而非终结，这种工作需要进一步建立在作品意义阐释的逻辑性、深度性的原则上。
意义阐释的逻辑性，意味着批评家从作品结构中引伸出的原初图式和所指意义，不但是彼此内在相关的，而且他还要指出它们在何种规定性上相关的必然性。感性文化批评，拒绝下面列举的言说，如“在某种程度上、在一定意义上”之类。批评家有责任打开作品中的这种具体的“程度”、“意义”。另外，意义阐释的逻辑性原则，迫使批评家取向不多不少的写作。即使文章中出现精妙绝伦的语句，只要同作品的图式结构无关，他得勇敢地删除。同时，批评就是尽可能无限地言述出和作品图式结构相关联的意义维度。
意义阐释的本源性原则是历时性的，其逻辑性原则属于共时性。这种共时性，强调从作品图式结构引伸出来的意义与意义之间的内在相关性。它实现在感性文化批评关于作品意义阐释的深度性原则中。逻辑性原则，仅仅是批评的形式要求。作为个体生命的一种精神样式，无论艺术作品的图式结构或色彩构成，都和艺术家的意识心理世界中的潜我意识、自我意识、超我意识存在必然内在的瓜葛。其次，它们还是艺术家的精神生命、他与社会中的他人共在的凭据。由艺术作品的原初图式所敞现出的艺术家的精神样式，作为个别的艺术作品究竟对他人的共在会有何种影响，这需要批评家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言明。再次，艺术作品不但是艺术家、而且是历史中的同在者全体相遇出场的媒介。在艺术家的存在可能性结束后，艺术作品将艺术家的精神生命吸纳到文化生命中。这种对象化于批评实践，即批评家的艺术史、文化史写作。个别作品在何种程度、何种维面享有艺术史、文化史的价值，批评家有必要彰显出来。最后，艺术批评，关涉到艺术作品对象的物性与媒材的物性。
从心理、社会、历史、自然诸层面展开关于艺术作品意义阐释的深度性原则，在逻辑上共同服从于内在相关的理据，但不是每件作品都会呈现出这四层深度意义。注释：
1、艺术批评中的亚人类价值观念，在实验水墨的评论中格外盛行，其批评表述如：“水墨画（理应内含作为水墨画之延续的实验水墨——引者注）在中国历史上不只是单纯的造型艺术样式，而是这种社会文化礼仪的一部分，这是水墨画区别于其他画种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新保守主义条件下成为它的独特优势。”“水墨画作为民族身份的符号和文化礼仪，其媒材本身构成了水墨画的本质特性，是不可互换和替代的，它是中国‘文化生物链’中的一环，它是具有象征性的，一旦水墨媒材失落，也就意味着中国‘文化生态灾难’（民族身份的失落和在全球角逐中的溃败）的降临。”见易英：《新保守主义与水墨发展战略》，文章刊于《二十世纪末中国现代艺术水墨走势》丛书第3辑，第126页，黑龙江美术出版社，1996年。如果按照易英的言述逻辑，始于古希腊的油画在文艺复兴昌盛于意大利而最终传入中国，岂不是古希腊文化生态灾难到来的征兆么？
皮道坚先生在同书第7页的《水墨性话语与当下文化语境》一文中，指出了关于实验水墨的亚人类价值观批评的心理后果：“如果说传统的水墨性话语面对现代生活的主要尴尬在于它的语境消失和语词匮乏，则力求完成自身的现当代转换以关注和表达当下存在的水墨性话语，它所面对的正是这种以西方知识为背景的话语强权，以及沉浸在与世界文化接轨的虚幻中的殖民文化心态。”
[关键词]企业技术竞争情报情报采集情感挖掘
[分类号]G350
技术竞争情报可以帮助企业加强对技术发展、技术市场、技术竞争对手以及企业自身技术能力与优势的正确认知，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有力支持。目前，企业技术竞争情报的采集主要依靠人工浏览或借助于相关软件，围绕特定技术主题展开情报采集工作。这种面向主题的信息采集策略针对情报需求，仅获取相关主题的信息，有利于提高技术竞争情报采集的主题相关度及其速度和效率。但同时，“基于主题的采集”也意味着重点关注客观信息主题，而忽略信息源中所拥有的其他类型知识，如情感知识――它们作为技术主体主观感受的外在体现，也是重要的情报来源，对其进行开发挖掘，是对传统的主题式情报采集的有益补充。本文在分析情感知识的技术竞争情报价值及文本信息资源情感特性的基础上，构建基于文本情感挖掘的技术竞争情报采集模型。
1 情感知识的企业技术竞争情报价值
1.1 企业技术竞争情报概述
企业技术竞争情报指为满足企业技术创新需求，提升技术商业价值，实现企业商业竞争目标所需的有关技术信息和知识，它能深化企业对内外部技术环境的认知，其获取需要对企业自身、竞争对手、外部机构、技术客户等信息源进行知识层次的深加工处理。企业技术竞争情报作为技术战略活动与竞争情报整合的产物，其工作的开展以竞争为导向，以信息为基石，以分析处理为手段，能为技术战略制定提供必要输入，从而有效促进技术战略的实施，提升企业技术竞争优势。
1.2 情感知识在技术竞争情报中的价值体现
企业技术竞争情报作为“对企业制定技术战略决策有用的与技术相关的信息”，具有对技术环境的描绘与认识功能，其需求存在于技术战略管理所包含的领域业务问题中，如在企业的R＆D项目选择中需要了解哪些技术比较热门；在进行关键技术跟踪与预测时，需要评估技术开发前景等。从广义上看，技术竞争情报工作贯穿于企业的技术战略管理与技术创新的整个过程，不仅应着眼于企业技术研发，还应服务于技术产品化、市场化。在由技术研发类、技术产品化类、技术市场类所构成的三维一体式技术竞争情报活动中(见图1)，为辅助实现识别技术活动行为、识别技术发展趋势等技术战略管理目标，存在广泛的信息保障需求。
其中，专家对技术开发前景的看法、市场对技术的接受程度等情感类知识对于企业正确认识技术竞争环境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在利用Hype cycle模型识别技术生命周期状态时，需要采集社会情感类知识。Hypecycle模型将技术的发展过程划分为技术诱发期、期望过热期、期望谷底期、技术攀升期、技术成熟期五个阶段，并通过可视化曲线形式表征技术成熟度、市场接受度和商业应用程度。Hype cycle模型各阶段具有一些显著特性，如从技术探索阶段到期望释放顶峰期间，会提出一些具有轰动效应的概念或产生一些引发社会关注的事件，此时，期刊、网站等媒体涌现大量正面报道的信息；在到达期望顶峰后，由于一些失败案例的出现，技术进入了低谷，大众期望逐渐消退，此时，各种媒体很少出现相关的文章和技术讨论，且负面评价居多。这些外部情感状态成为利用Hype cycle模型划分技术发展阶段的重要社会特性类参考指标。
2 文本信息资源的情感特性及获取
2.1 文本信息资源的情感特性
文本作为人类认识事物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的语言载体，不仅客观表达出事物主题，同时还包含认识主体的自我情感，体现出一定的主观性。在现代语言学范畴下，“情感”一词的外延很宽泛，包括感情、情绪、观点、意向、态度、看法、评价等。文本语言情感特性是语言主观性的一种体现，即在话语中含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情感特性作为文本语言的一种基本属性，广泛存在于新闻报刊、电子杂志等媒介中，尤其是随着社会性网络软件以及社区、论坛等开放流平台的普及，情感特性在个人博客、评论等文本形式的信息资源中日益突出。
2. 2 文本情感知识的获取
文本情感特性的产生需要经历一个情感化的过程，即文本语言采用一定的结构或形式才能体现说话主体的情感。情感化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语言艺术行为，不同的语言在表现“情感性”时所采用的形式有所不同，同一门语言也可采用或明显或隐晦的多种方式加以展现，具体而言，包含情感用词、语法、布局等多种途径。一些典型的情感化方式如表1所示：
近年来，网络信息资源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文本情感知识引发政府、企业以及消费者等多主体的重视，成为体察社会舆情、探测用户需求心理的重要依据。面对海量的文本信息资源，如何克服人工理解方式所固有的低效性，准确、快速、自动获取其中的情感知识以满足多应用需求，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形成一个新颖而且十分重要的领域――基于文本的情感挖掘。文本情感挖掘融合语言学、信息检索、文本挖掘等多领域的理论与技术，针对不同的情感化方式，从情感词统计、语法推理等不同角度对词语、句子、篇章等不同粒度的文本对象进行情感分析，识别其中的心理态度、情感倾向及其演化趋势。
3 基于文本情感挖掘的企业技术竞争情报采集模型
围绕企业技术竞争情报获取目标与环境，结合文本情感挖掘流程，本文设计的一体化采集模型如图2所示：
该模型由数据层、处理层、应用层组成，可用于从以网络技术评论为典型代表的主观性文本信息资源中识别出情感知识作为对传统的主题式情报采集的有益补充，实现情感类技术竞争情报的智能获取。
3.1 数据层
根据技术环境中技术影响因素和参与角色，企业技术竞争情报主要来源于企业自身、大学实验室、科学研究机构、竞争企业、供应商及消费者等主体的技术活动行为，其信息表征形式主要为科技论文、研发报告、技术专利、技术评论等。由于科技论文、技术标准与专利等信息源侧重于对事物、事件、现象的客观描述，较少包含作者自身的主观性、情感化的论述，因此这类信息源不宜作为文本情感挖掘的主要数据来源，以免干扰、降低情感挖掘处理层的效率与性能。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开放式内容生产平台和社交网络的出现，信息交流的理念与模式发生很大变化，相较于传统信息环境，用户能够并有意愿积极参与到信息的非正式生产与自由化沟通中。这使得网络环境中不仅包
括大量灰色的、主观性较强的技术研发报告，还拥有参与者之间的交流沟通所表达出来的情感型知识。这些知识广泛蕴含于技术研究团队博客、技术专家博客、技术风险投资评论、技术用户评论等动态信息源中。
3.2 处理层
目前的文本情感挖掘研究侧重于分析文本的情感倾向，并根据其倾向强度的不同分为不同的情感类别(如消极的／积极的、正面的／负面的)，实现情感分类。传统文本分类主要针对文本主题，基于词语间的相似度或文档中的词频数进行分析，通过对训练文本的训练，统计出相关类别中词语的出现频度或概率，然后根据目标文本中相关词语的频度信息判别出其类别。情感型文本不太满足词语间相互独立等基本假设条件，如果直接利用已有的一些文本分类方法进行情感分类，无法达到主题分类的效果。比较有效的解决途径是引入语言学理论与知识，针对情感用词、构句、语法等不同的情感化方式，借助语义分析处理手段实现基于情感分类的文本情感挖掘。基于语义理解的文本情感挖掘通常需要首先构建情感语料库或利用已有的词语知识库生成情感词典，在此基础上进行主观性句子识别、情感关系抽取、基于特征的情感分析等关键处理，从具体研究对象这一特定粒度层次出发，辨别、分析出文本信息资源中蕴含的情感知识，实现文本情感分类。
・主观性句子识别。情感性语句一般包含说话人对事物的观点，体现出一定的主观性，如例1所示：
例1：“中国大学生设计的节能车搭载了Honda低油耗摩托车的4冲程发动机。这款通过搭载摩托车发动机的节能赛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创意杰作。”
在例1中，第一个句子描述客观事实，为客观句；第二个句子包含了说话人对客观事实的肯定态度，为情感倾向较强的主观句。在对大量文本进行情感分析之前，为降低客观句对文本情感分类性能的影响，需要尽量剔除干扰信息，只保留主观性语句。目前，主观性句子识别主要建立在情感语料库基础之上，以情感词识别为主，辅之以各种词汇及文法信息，然后根据标准分类器或标注的特征进行判断。
・情感关系抽取。情感关系抽取的主要任务是识别句子或篇章所存在的评价词及与目标对象之间的关联关系，如例1的主观句中，评价词“独一无二”、“创意”、“杰作”等对应的评价对象为“节能赛车”。为识别出这类关联关系，通常一方面需要建立领域特征库作为待评价对象的概念表征，如构建面向技术竞争情报的技术特征本体作为表达技术或子技术的状态、功能、应用、工艺、产品等相关因素的领域术语，用于识别显式主题；另一方面可通过人工构建的情感词汇本体、利用HowNet等已有概念知识库推理生成情感词汇本体，或选择合适的情感语料库并根据词语的语义关系计算判断出词语情感倾向等不同方式识别出句子或篇章的评价词及原始的情感倾向强度等。
・基于特征的情感分析。情感分析以情感词作为句子、文本的情感倾向识别的基础，而情感关系抽取中目标对象及其评价词关联关系的映射可以使情感分析深入到具体的对象特征这一特定粒度。基于特征的情感分析通过对抽取出的情感词进行上下文语境分析，检测程度副词、情感词汇组合等语法现象，并采用一定的公式计算出目标对象特征的上下文情感极性。具体而言，基于特征的情感分析在计算情感倾向性时可采用基于情感词组的分类技术实现(否定语句等需进行特殊处理)，主要包含三个步骤：①利用词性标注方法提取特征项句子中所包含的形容词或副词词组；②使用逐点互信息计算方法与公式估计所抽取词组的语义倾向性；③基于特征项计算所有提取词组的平均语义倾向性值。
3.3 应用层
采集模型中的应用层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功能：①实现用户与系统的交互，用户可以根据实际任务的需要自主调整、维护情感语料库、技术情报特征库，并通过一定的软件环境指导文本情感挖掘过程以及查看挖掘结果；②提供导入和导出接口，扩充、丰富挖掘功能，实现与基于主题的技术竞争情报采集结果、商业竞争情报采集结果的集成，并能有机融入到技术战略管理系统中，提供技术战略决策支持。从上文有关情感知识在技术竞争情报中的价值论述可知，对于技术生命周期分析这类典型技术竞争情报决策支持目标，情感知识在Hype cycle模型生成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里可以考虑将情感挖掘和时间序列挖掘有机融入到Hype Cycle模型的创建中：①用户可以通过应用层为特定技术领域选择或自行构建技术情报特征库作为情感挖掘分析的目标对象，并同时指定相关的情感语料库或情感词汇本体；②利用应用层接口导入时间序列挖掘功能，经过主观性句子识别、情感关系抽取、基于特征的情感分析等环节的处理操作，实现对技术报告、专家评论等序列数据的挖掘，洞察社会对相关技术的情感倾向性及其变化趋势。这种基于文本情感挖掘模型的技术竞争情报采集理念与方式可以为技术成熟度度量提供定量依据，提升以往完全依靠专家主观感受进行判断的决策效果与效率。
关键词： 类型电影；单一；多元；观影；互动
中图分类号：J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08-071-02
随着国际资本全球化，中国主流文化也逐渐被商业化，类型电影成为商业电影或者说成为商业电影的一种类型。类型电影的生产作为一种艺术活动，其中存在着一定的空白。正是这种空白在给导演提供很大的创作空间的同时，也激发了观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召唤观者主动甚至创造性地介入到电影中去。“电影与社会精神活动是一种既表现又互动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交流的关系。” 因而互动过程中转换了观众与导演、电影与主体情感、观摩领域以及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使得观影互动成为一种可能。
一、单一化：观影互动产生的前提
（一）、对比好莱坞，中国类型电影的现状
对于类型电影的出现，人们会很自觉地与美国好莱坞的商业电影运作模式紧密联系在一起。“从生产运作上，好莱坞电影的出发点不是为艺术谋而是为稻粮谋：它是金钱推动，商业操作；从创作过程上，它没有主旋律，而是大众选择艺术走向，艺术趣味和政治观念都很乱。”的确，好莱坞电影没有强烈的主导意识形态，只有各种类型的作品融合成一股湍流，其流向还是观众，或者说“以观众为本”是其主导意识。因此，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好莱坞类型电影是“活力和丰富多彩”的而不是“单一”。
然而，与好莱坞相比，中国类型电影的困境主要表现在：①受市场资本化的影响，虽然类型较之以往丰富，但是类型电影的发展状况依然并不理想，一方面仍旧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主的名导打着“伪主流”旗帜在贺岁档期纷纷推出古装武侠片来勉强维持中国电影的票房市场，另一方面是以宁浩为代表的新生代导演以低成本的商业电影仅仅为观众制造了短暂的惊喜。②处于地下或者半地下状态的“第六代”导演更多受到关注的是一种“姿态”，而并非作品，其作品坚持的只有导演自身的“个性化”，电影所隐含的文化内涵却常常显得模糊不清。③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三位导演占据了电影市场主导地位，新生代导演虽然给本土电影带来了一丝曙光，但是依旧徘徊于市场的边缘带，观众的目光以及影院票房更多地还是聚焦于具有主导且具备宣传价值的电影导演及其作品上。
（二）大众文化背景下，类型电影趋向单一
在大众文化背景下，电影制片人为了满足普通人对娱乐产品的日常需求，一味地追随市场，只求利润，因而类型产品被批量化、重复化的生产。“而文化工业产品的齐一性、重复性，就破坏了艺术作品的反叛性，使得现在的一切文化都表现为一种风格，甚至没有风格。”作为复制技术时代的电影，导致类型电影单一化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①电影的“伪主流意识”。当今以商业模式为主导的电影市场，其意识形态所体现的是消费主义在日常生活中所构建的普遍价值。导演们为了适应时代由“意识创作”转变为“消费创作”。这些打着“主流”旗帜的影片并没有真正地体现当代社会的主流存在与主流意识，带给人更多的是一种“幻觉”，并非社会的真实价值和需求。②电影创作者、媒体、受众的“无意识”。创作者、媒体、受众构成了电影的循环体系。在这个循环体系中，媒体和受众通常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被动地去接受主体的创作思想，因此电影创作主体在这个体系中起到的是“主宰者”的作用。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在国家意识形态领域中又处于被动的地位。因此，其结果便是创作者、媒体和受体对商品经济基本上都处于“无意识”状态。③电影形式的单一。纵览中国国内市场过去两年半类型电影的发展状况，我们可以发现，国产影片覆盖面窄，大都集中于古装武侠片、爱情片与喜剧片三种类型，而李少红导演转型之作《门》也并未打开国内惊悚片市场。尤以2006年突出，国产电影票房的大部分份额被《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霍元甲》三部古装武侠巨片占据，这种对单一类型一边倒的创作形式无法让我们对国产主流类型电影的发展持乐观态度。④电影文本内容的单一。国产类型电影在内容的创作上具备模式性、重复性、娱乐性三种明显的特征。比如，《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这些古装武侠巨片，皆选择了宫廷密事作为故事中心，同时，在视觉上奢靡华丽，在题材和故事情节上重复不断，因而，当不同的导演却以相似内容、相似风格的类型片投放到电影市场后，观者便会对国产武侠类型片产生审美疲劳。 ⑤接受群体的单一。目前商业大片在创作上都是以吸引具有消费能力的城市年轻人。由于中国电影体制并未对电影的品质进行分级，因而国产大片里多少充斥着不适合家庭观看，不适合大部分少儿观看的情节。然而，对电影类型需求旺盛的却是大中城市的青少年，而国内市场并未开拓丰富的电影类型，并且青少年对主流意识电影的接受度非常低，因而无论是商业大片还是主旋律影片，观众面则变得狭窄，接受群体便显得单一。
二、多元化：观影互动的现实发展
（一）受众心理需求电影类型的多元化
“根据心理学认同理论，当观众从银幕上见到似曾相识的故事情节、人物关系、规定情境时，下意识会产生一种审美接受的安全感。”电影所展现的与观者对情节的记忆存留产生了分歧，观者对某一情节暂时地期待又被后面的情形引起的期待所改变，从而创造新的期待，直至二者达成和谐，这种“期待――否定――期待”的循环激发了观者对电影类型多元化的需求，释放生活所压抑的情感，体会到愉悦和。
因此，观众对类型电影的需求，不仅是数量上的多，更是类型的多元。武侠类型在题材上的雷同，使得观众失去了对功夫原有的新鲜感。随着《疯狂石头》契合“大众现实”而登场后，光2007年整整一年中，《命运呼叫转移》、《集结号》、《投名状》等贴近观众心理和生活的题材丰富了原本类型单一的电影市场，观众可以按照心理期待和需求，自由地选择影片，为他们创造了一个与电影互动的空间。
（二）创作者追求类型的多元化
赵实在2007年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电影必须加强引导，着力推动电影创作和电影产品的繁荣”。这就要求电影创作者一方面在创作的新中追求产品的异，另一方面又希望创作得到观众的认可。于是，导演在追求类型多元的同时，不断地颠覆以往的表现风格。张艺谋从《大红灯笼高高挂》高度的民俗化表现，到《英雄》武侠题材以及正在筹备的新片《秋日的回忆》；陈凯歌从《黄土地》、《无极》到人物传记《梅兰芳》；冯小刚从选取高科技产品“手机”来表现其如何渗透生活干涉生活的题材转向《集结号》对人性的深度挖掘，直击观众心理的弱点。以宁浩、贾樟柯等为代表的“第六代”则开创了城市电影类型，大胆地反映大众文化影响下的小市民生活，隐含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回归的寄托。导演与观众不断地在互动中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电影类型。
3、当前市场要求电影的多元化①市场要求电影类型多元化。国产电影到2007年年产量已达402部，电影市场以多样类型、多元文化的形式展现在观众的面前。《命运呼叫转移》利用小品分段的结构，重构了当下的城市空间；《苹果》大胆对准城市底层阶级；《集结号》敢于对人性的深度挖掘。
这些类型片的创作较以往更关注了“人”的心灵世界，让人感受到电影中人物的真实存在，承载了一定的人生思考。②市场要求电影投资的多元化。目前，电影市场由中影集团、华谊兄弟等六大电影集团公司为代表的电影投资主体构成。尤其在提出“电影产业应当作为文化软实力重要构成部分”后，以多种资本构成的新型系列片成为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中影集团参与《疯狂的石头》的制作发行；华谊参与投资发行了《宝贝计划》等；新画面则发行了《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市场需求大片，但大片不仅是跨国阶的合作，更是本土电影公司与电影人之间的合作，不仅为电影公司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更扩大了国产电影在市场中的影响力。
三、观影互动：类型电影的未来预测
（一）观众角色的转换
“观影互动”的浅层面要求观众不再作为“单向度”的人，不再作为电影纯粹静坐着的旁观者，由传统的被动观赏者转为主动创造者，从而释放其个性与潜能。
类型电影的内涵是具有意向性的，其中存在着一定的空白，因而电影就必须基于空白进行再创作。这就需要观者在角色的转换中主动甚至创造性地充实空白，使得电影“完形”。观者由“被动者”转变为“主动者”。观众希望保留自身原有的观察欲和心理期待的同时对空白的创新期待和电影的互动中体现了自身创造性价值，使个人活动于创造性界定的作品世界中，从中体会到愉悦和。
（二）后情感主义与情感主义的转换
观影互动，在观众层面还应该是“情感”的互动。有学者指出消费文化时代体现的是一种“后情感主义”，电影主体自身的情感变得淡漠，导致剧情中人物的情感越来越虚拟化。的确，从《黄土地》等早年的影片中，观众是被电影主体真实的情感所打动，体现出一种情感主义。《甲方乙方》打开了一种纯粹为日常休闲娱乐的“后情感主义”道路，随后一系列虚拟“情感”的批量产出，导演的个人“情感”在商业运作中逐渐被包装、被消解，单纯的引导观众的视觉。2007年《太阳照常升起》、《集结号》的出现，使得“后情感”重新向“情感”回归。因此，后情感主义向情感主义的转换应当是类型电影在消费时代的情感本体的回归。
（三）公共领域中观看模式的转换
观影互动的深层层面应当是电影在公共领域中创作与观看模式的转换。类型电影是依靠公共领域的结构来实现其多元呈现与大众选择。哈贝马斯坚持认为“公众”只有存在于与公民的交流、交往的空间中才得以互动。数字技术的出现给传统的电影观看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手机电影，使得城市人能够随时随地观看电影，并感受到雷同影院般视觉冲击力，实现短时间内释放工作的压抑；“草根自拍”新电影类型使得电影平民化逐渐取代电影的专业化，“返璞归真”重回到电影市场。因此，公共领域观看模式的转变，牵引着观者对影片的期待，满足不同视域、不同领域中观众群的审美需求。
（四）道德文化与经济文化的转换
观影互动的核心层面则是涉及电影所隐射的文化内涵。中国类型电影无论是种类的丰富还是题材的多样，其根本是基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道德文化而创作。但今天由于“文化软实力”观念的树立，这迫使类型电影在文化观念上需实现与市场的对接，体现经济文化价值。这样一方面促动了本国受众群体的消费，另一方面又使得这些群体在消费中追求了电影文化传播所带来的经济效应。类型电影不再是简单的政治宣教，也不再是简单的娱乐功能，而是转变为传播本土文化的一种途径，换言之，从道德文化转向经济文化。最好的例证便是《功夫》的全球上映，带动的不仅仅是“功夫”热潮，更是向全球传播功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所体现的中国人的精神。因此，只有道德文化与经济文化、民族文化与区域文化间的互动，观影互动才是未来类型电影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郝 建.影视类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郝 建.影视类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摘要]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电影已经颇具规模，其自带的“互文性”也已经成为这类影片的一种标志。究其根源，西方国家才是电影改编中“互文理论”的发源地，并且深受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文学作品主要依靠语言来展示时空的概念，由读者自行领悟和发挥，主观能动性极强；而电影则借助画面与声音的配合演绎故事情节，可刺激观众的视觉和听觉。本文对电影《红高粱》和其文学原著进行了详细的对照分析，挖掘文学与电影之间求同存异、相互影响的互文性。
[关键词]文学；电影；互文性；《红高粱》
作者：樊星(新乡学院素质教育中心，河南新乡453000)
《红高粱》是一部十分经典的文学改编电影，其故事情节的原型是莫言所著的《红高粱家族》中的高潮段落，并巧妙地融合了一部分《高粱酒》的情节。莫言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这部作品又被改编成电视剧，《红高粱》便被广大观众所熟知，其中余占鳌和九儿之间的爱恨情仇更是被人津津乐道。文学作品《红高粱》堪称莫言的经典作品，更是其成名作，小说内容精致，如同一件经过精工细造的艺术品，又如一杯浓香的咖啡，令人回味无穷。张艺谋在拜读这部文学作品后，便在原著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些新的人物角色，丰满了其中的故事情节，成功地造就了一部改编电影。电影开篇是以一个小孩的口吻来向观众讲述一段关于“我奶奶”和“我爷爷”的故事。随着电影剧情的发展，观众已经被生活在高密东北大地上的这些人的生活热情所感染，尤其从主角余占鳌和九儿身上更感受到了无穷的生命力。张艺谋注重电影艺术魅力的直观感受，这种独特的艺术创作角度，更是体现出巨大的艺术魅力。这段充斥了征服与被征服的爱情故事，震撼着每个人的心，这段用生命力谱写的故事，便成为近代国产电影中的一部史诗巨制。
《红高粱》并不是十分具有现实性的作品，而是一种人格理想，超越了具体的社会表层，具有人的本性与本质的深度。影片自始至终所呼唤的主题是勃勃的生命力，是张扬活得不扭曲、无拘无束、坦坦荡荡的生命观。主角余占鳌和九儿的爱恨情仇是整部电影的叙事主线。两人是在九儿的婚礼上相识的，因为余占鳌原本是一名再普通不过的杠子夫，为九儿抬花轿是他新接的活儿，所以他们的相遇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与余占鳌相比，九儿的身份更好，是当地一家酿酒厂的女主人，但阴错阳差被土匪劫走，最后被余占鳌所救。中间发生了一系列事情，余占鳌因为被陷害，百般无奈投靠土匪，两个人的感情也因此开始由暗转明。后来高密受到日军的攻击，土匪部队英勇反抗，继而进入影片的高潮阶段。在小说中，重点突出了面对日军入侵，高密百姓同仇敌忾、英勇抗敌的顽强精神，从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强大决心更是令人敬佩和震撼。而电影和小说之所以都用《红高粱》为题，就是因为它是贯穿于整个故事情节的一个象征：首先，这种农作物本身就是东北大地上的一种标志性作物，指向性明显；其次，坚韧的“红高粱”更象征着女主角九儿的个性，不但敢爱更敢恨，她爱的是余占鳌对他的情感，恨的是日军对自己家园的侵略，对自己原本和谐生活的破坏。在小说中，莫言特意加工和渲染了红高粱的形象，使其成为叙事中的一个情感象征，为其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电影中，张艺谋导演更巧妙地借助颜色来凸显这一作物的高傲、挺拔和坚韧。画面上一望无际的黑色土壤上满是红红的高粱，不仅给观众以视觉上的冲击，更震撼着人们的心灵，那种感觉刻骨铭心。红高粱红红的穗便是九儿情感的象征——热情似火，真挚勇敢。从上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电影与文学作品之间借助“红高粱”这一象征实现了“全面对话”，虽然两种艺术的形态不同，且构建的生存空间各异，却巧妙地实现了多重复合的统一，这就是互文性存在的意义。作品中人物之间的恩怨，家乡人民不畏强权的精神，并有着痛快的义气，体现出作品的基础性描绘，实现古代侠客的一种快意恩仇。在反抗日军的侵犯中，借助于生动的形象，实现情景之间的一种基础再现。
电影取材于文学作品，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人物关系、社会背景、空间环境和心理活动的重新构建，在尊重原著文学内涵与中心思想的基础上，拓展其研究视野和对传统文学的包容性，令故事情节更具张力，令其诠释的情感更具多向度的可能性。电影中的“九儿”可谓野性十足，勇敢地打破传统的束缚，大胆并且机智，个性上更胜于小说中的九儿，令本就鲜活的人物变得更加饱满。所以，才能令后来九儿点燃酒坛与日本侵略者同归于尽的剧情站得住脚。而从科学角度出发，烈酒其实不会像汽油那样可以通过燃烧引发强大的爆炸效果，但艺术就是这样，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更是对观众心理需求的一种迎合。电影《红高粱》如此之成功也在于其抓住了原著的精髓，为其画龙点睛；而有了文学作品细致的描写与铺垫，电影才能更容易捕捉到这段传奇故事的惊世骇俗之处。
传统小说一般以第三人称为叙事主体，对故事情节进行全视角的叙述，而莫言的《红高粱》则对这种叙事手法进行了突破，从“我”的视角出发展开全文，为读者讲述“我奶奶”与“我爷爷”的故事，这是小说作者对叙述视角的一种创新。首先，叙述眼光与叙述声音不再被叙述者所统一，而是从故事外的“我”的叙述眼光出发，对故事进行回忆，故事中的角色之一“我父亲”从故事见证人的角度出发回忆历史，对先辈的传奇人生给予了不同的认识处理，使得爱情故事与抗日故事同为故事发展的脉络，交错进行，更能够凸显先辈们旺盛的生命力。此外，小说的叙述焦点，即“爷爷”和“奶奶”所经历的历史与“我”所面对的现实相互交织，拼贴在一起，将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交错在一起，为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构建了一座桥梁。相比文学作品，电影这种表达方式则更加直白。电影《红高粱》由于拍摄的需要，对原著的增删改动较为明显，许多观众在观影后都尝试阅读原著，对比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高粱酒》中的一些故事情节被添加进了电影当中，如发生于酿酒作坊掌柜死后的一系列事件和男主人公余占鳌在高粱地中唱的几段歌曲都来源于《高粱酒》。这些内容的添加使得故事情节更加丰满，使观众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东北大地上的风土人情。
在电影与原著之间的众多不同之处中，有几处改编很值得我们思考。小说中，罗汉是普通的农民，并无任何特殊使命，他代表的是众多朴素的高密百姓形象，而在电影当中，罗汉却是一名共产党员，同时也是一名有血有肉的抗日游击队员。一些观点认为，电影导演之所以要对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加工与其政治取向关系密切。《红高粱》这部影视作品向我们展示了张艺谋强大的神话性想象力，这种想象力远远超过了他的政治性想象力，这体现在九儿嫁入单家，麻风病人被杀死，这从神话性想象力的观点来看，具有非常强烈的必要性。此外，与现实情况所不同的是，高密百姓在与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这在现实中发生的概率极小，而影片结尾强烈的意象场景正是作者神话性想象力的最佳体现。
《红高粱》的改编具有十分明显的图解式转化意味，同时，也有明显的变形式意味。从变形式转化的角度来看，电影中不仅存在“相似”的变形，也存在超越“相似”范畴的变形。而这种超越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使影片的故事内容更加丰满，但很容易对原著产生误解而背离了小说作者的写作初衷，造成对原著的扭曲而使其发生变质。电影《红高粱》与原著相比较，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两者的叙述方式：小说在极力避免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故事情节的单纯叙述方式，而电影则积极地按照时间顺序对整个历史进行回顾与再现。这种差异受到不同媒介的影响，但并非无法避免。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即根据某部小说改编的电影与原著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这种差异能否被观众接受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影片对于原著的改编程度，部分电影导演为了追求影片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对原著进行较大的改编，使影片与原著中所展现的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大相径庭，这往往会引起观众，尤其是原著忠实读者的批评；另一方面，观众对于影片及其原著的关注程度也会影响到影片的反响。观众当中不乏看完影片后对原著产生阅读兴趣的人，这种关注往往来源于好奇心，不会对影片与原著之间的差异进行深究。但生活中也不乏抱着忠于原著观看电影的观众，根据笔者自身的观影经验来看，这类观众在观看影片后往往会怨声载道，甚至会将影片与原著之间的差异放大，并且将这种差别看作是不好的改编，这类观众就是忽略了文学与电影之间的互文性，过于关注二者之间的差异。
电影是众多艺术表达方式中较为直白的一种，集商业性与艺术性于一身，受众广泛且影响面较大，这使得其影响力较其他艺术表达方式更大。电影的制作相当烦琐，命名更是关键，电影作品的名称是其给观众的第一印象，会首先对观众的感知与评价产生影响，一部成功的影片往往会通过名称在第一时间抓住观众的眼球，其影响力也会自然而然地被提高。《红高粱》这部影视作品题目上与原著保持一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将原著的影响力扩展到影片上，这也是《红高粱》这部影片在上映前就引起广泛关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关于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这个话题，许多学者都对其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从广义上来说，电影的互文性指的是以整个宏观文化体系为背景，文学与电影这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表达人性时所表现出来的手段和方法上的不同，这两种艺术表达方式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就《红高粱》这部影视作品及其原著来看，其互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方面，小说是作者思想的载体，最能传达作者的主观思想，读者通过阅读能够与作者直接对话，更容易产生共鸣。此外，小说对人物与故事情节的描述相比电影则更加细致，深入人物的一举一动，读者可以通过阅读，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获得一种阅读的满足感与愉悦感，这是电影无法超越的。另一方面，电影对于小说的互补作用则体现在对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进行直接的演绎，使故事中的人物可观可感，有血有肉，丰富了小说的故事情节，通过画面与声音的呈现方式给观众以视觉和听觉上的冲击。
纵观当前的影视行业，电影的内容十分丰富，如何提高电影的关注度是许多导演在选取题材时着重思考的问题，而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的电影的被关注度似乎更为持久。因此，导演在将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时，需充分考虑到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在力求满足众多观众口味的同时，更应该尊重原著，尊重文学作品的作者，并将作者的思想情感通过电影的方式传达给观众。
[参考文献]
[1]全炯俊.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活着》和《红高粱》的电影改编[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10)：177-190.
[2]韩鲁华，马茹.从文本到图本：影视改编叙事转换及其接受——以《红高粱》和《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例[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2)：14-19.
[3]唐宏.新历史主义视阈下的《红高粱》影视改编[J].电影文学，2015，(08)：80-84.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客观结果；主观结果；谈判者满意感；双赢
谈判（negotiation），也被译为协商，即“一起（协）商谈（商）”。理论上，谈判既被社会心理学作为应用社会认知理论的试验田，也正逐渐被开发为产生社会心理学理论的沃土。实践上，谈判有着广泛的应用范围。比如国际气候问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大陆与台湾的ECFA协议（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等，都是各方谈判的结果。谈判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发现和解释影响谈判的因素，从而帮助谈判者获得更好的结果。鉴于谈判研究一度受到经济学，尤其是博弈论的影响，加上客观或经济结果（如谈判是否达成一致、各方获得了多少利益等）具有容易测量、研究结论说服力强的特点，客观结果一直是衡量谈判结果的唯一指标。然而，受到积极心理学思潮的影响，谈判中的非经济结果，特别是谈判者的主观感受日渐得到重视。同时，现实中的谈判者发现以博弈论为框架建立起来的谈判心理学并不能很好地指导谈判者实践，因为并非所有谈判都以客观结果最大化为目标，也并非所有谈判都具有客观结果。在这种理论因素与现实因素的双重推动下，20世纪90年代，国外研究者开始指出谈判的主观结果或社会心理层面的结果（如谈判者的情绪、对整个谈判的满意感，以及谈判各方形成的关系等）与客观结果一样重要，应引起学界重视。近几年，研究者愈发认识到谈判的主观结果对于衡量谈判质量有着客观结果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文综述了以往有关谈判主观结果的研究，包括概念与测量、作用、影响因素，并分析了目前研究的不足以及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一、谈判主观结果的概念与测量
李·汤普森（L.Thompson）首次在概念层面对谈判的结果做出分析。她明确将谈判结果分为两大类，即经济结果与社会心理结果，并指出以往研究的部分结果存在矛盾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混淆了两种不同的结果。汤普森从情景、他人与自我的社会心理学传统理论视角出发，提出社会心理结果应包含三部分内容：对谈判情景的知觉，对谈判对手的知觉，以及对自我的知觉。但是汤普森后来并未亲自对自己的理论构思进行实证检验，因此在后续有关谈判主观结果的研究中，研究者大多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相关测量。
其中一种最简单的做法是将谈判者的满意感作为主观结果的内容与测量指标。比如诺万姆斯基（N.Novemsky）和施韦策（M.Schweitzer）以“你对此次谈判的结果有多么满意”与“你对此次谈判的过程有多么满意”两个11点的计分问题来测量谈判者满意感；再如奈昆（C.Naquin）将量化的封闭式问题与质化的开放式问题相结合，并以平均分作为总体满意感的指标：（1）谈判者对满意感的直接感受，“你对此次谈判的结果有多么满意？”（2）与谈判对手维持关系的意愿，“根据此次谈判中与对方相处的经验，你今后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与对方进行交易？”（3）要求被试谈判结束后回答开放式问题：“仔细思考你刚刚完成的谈判，你想到了什么？请将你的想法详细地写出来。”被试作答篇幅控制在1页以内，并于24小时后提交，然后2名不了解实验内容的助手对被试作答做出从1（完全不满意）到7（完全满意）的评价。
还有研究者以谈判者情绪、谈判中的信任、关系、谈判者声望等作为衡量谈判主观结果的指标。比如，有研究表明，笑脸（^_^）与哭脸（%>_
最近，麻省理工大学的科恩（J.Curhan）等人系统研究了谈判主观结果的概念与测量。科恩等人指出，谈判主观结果是一个整体的构念（construct），而不只是一个单一的概念，它指的是谈判带给谈判者的社会、知觉及情绪的后果。科恩等人的研究表明，谈判主观结果包含四个部分（图1），即对客观结果的感受、对自我的感受、对过程的感受，以及对谈判者关系的感受；最后两个因子关系紧密，还可构成一个新的二阶因子——对亲密关系的感受（feelings about rapport）。同时，科恩等人在这一研究中开发出首个较系统的主观结果测量问卷——谈判主观价值问卷（SVI，Subjective Value Inventory）。不难发现，该构念及测量整合了绝大多数前人关于谈判主观结果的研究成果，具有丰富的内涵。另外，国内谈判研究者谢天等人已对该问卷进行了中文版的修订，这为在中国开展谈判主观结果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谈判主观结果的重要意义
首先，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良好的主观结果本身就是目的。伊壁鸠鲁曾说：“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最终目标乃是得到快乐。”一次谈判的结束，谈判者除了获得经济方面的收益，也会在谈判中获得自信、尊重、满意感等，这本身对谈判者来说就是一种奖励。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谈判者在谈判前就已经有某种关系（比如朋友、合伙人），在这种情况下谈判者有时会更多地关注主观结果（比如谈判对双方关系的影响）而非客观收益。甚至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中，谈判者进行谈判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获得客观结果，某些谈判中也并不存在任何客观结果。比如出于义气为朋友讨回“公道”，离婚谈判中从配偶那里要个“说法”等，都可看作是某种主观结果的体现。
其次，在缺乏对客观结果的了解时，主观结果可以起到直接反馈的作用。在现实的谈判中，谈判者几乎很难知晓自己的绩效。比如在买卖交易谈判中，交易结束后，买家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卖家的底价。而在缺乏对自身绩效的了解时，主观结果是个体对客观结果的一种直觉评价。研究表明，此时主观结果比客观结果更能影响谈判者的学习与未来行为，并且在前次谈判中发展的人际关系会在下次谈判中强化谈判者对谈判另一方的关注，从而使谈判更加成功。而谈判者对尊重的关注比对客观结果的关注能更好地预测谈判者偏好。因此，主观结果可以起到反馈的作用进而影响后续谈判。
再次，对于谈判后续的客观结果，有时主观结果比客观结果有更好的预测作用。比如，有研究者研究了真实工作面试情境下，应聘经理职位的应聘者在求职谈判中获得的客观结果与主观结果的作用。结果发现，客观结果完全不能预测一年后谈判者的工作满意感与离职率，而主观结果却能起到这样的预测作用。这表明，主观结果对谈判者的影响要强于客观结果对谈判者的影响。还有研究表明，在相继发生的两次谈判中，如果谈判者在前次谈判中获得了较高的主观价值，在后次谈判中不仅会获得更高的客观价值，还能创造更多的联合收益。这表明，积极的主观结果不仅本身具有价值，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能创造出更多的客观价值。
最后，主观结果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甚至更重要。研究表明，东方文化背景下的谈判者比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谈判者更看重主观结果。比如，日本人赋予关系资本以很大的价值，即使损失经济资本，他们也一定要与自己熟悉的或有关系的人谈判。中国也不例外。研究表明，在中国，谈判更可能通过关系网发生。关系网不仅使已在关系网内的谈判者很难撤出，从而使谈判双方的合作更有保障；同时关系网也给关系网外的谈判者设置了门槛，使他们不容易进入。因此，与日本人类似，即使关系网外的谈判者能提供更优惠的经济条件，中国人还是会更多地选择与关系网内的谈判者谈判。当然，这也并非说明中国人就不重视客观结果，只是较之西方人，他们很少单独地谈论“裸”的经济问题，而总是兼顾客观结果与主观结果。
三、影响谈判主观结果的因素
由于谈判主观结果作为一个整体构念提出的时间较短，因此，以往对谈判主观结果影响因素的研究一般将其笼统地等价于谈判者满意感。其中最朴素的观点认为，满意感是由客观结果决定的。确有研究表明，谈判者获得的客观结果越好，满意感越高。但是在很多情况下，谈判者往往很难获得客观结果的反馈。有时即使谈判者知晓客观结果，也会由于缺少信息而不能引导评价过程。大量研究表明，谈判客观结果不能预测谈判者满意感，因此，谈判者需要在谈判过程中及谈判后收集各种线索，将自己的谈判结果与这些线索做出比较和评价。这些线索包括：与自己期望水平的比较，与他人客观结果的比较（即社会比较，包括谈判对手及其他谈判中相同谈判角色的谈判者），以及与可能的谈判结果的比较（反事实思维）等。另外，除了谈判过程中与谈判后的心理过程，谈判者进入谈判前在动机上存在的个体差异（社会价值取向）也会影响谈判者的满意感。
（一）谈判者的期望水平
消费者行为学专家理查德·奥利弗首先将消费者行为学中有关消费者满意感的理论引入谈判研究，提出了谈判者满意感的期望失验模型。该模型认为，谈判者在谈判前会对谈判结果产生某种期待或预期，此期待水平与谈判结果的比较决定了谈判者满意感。结果优于期望，即积极失验（posi—，导致谈判者满意；结果未达期望，即消极失验，导致谈判者不满意。奥利弗等人的研究证实了这一模型，谈判者期望与谈判结果之间的差异与谈判者满意感相关显著。然而，在很多情况下期望与满意感之间的关系很复杂。一方面，谈判者的期望会随着谈判过程发生变化；另一方面，谈判者期望本身也会对谈判结果产生影响。后续研究结果表明，谈判者设定的目标（或期待）越高，谈判客观结果就越好；然而这些谈判者体验到的消极失验也更大，因为他们比那些设定低目标的谈判者更难达到目标。
（二）社会比较
社会比较指的是谈判者将自己的谈判结果与其他谈判者的谈判结果进行比较。与自己的谈判对手比较的过程称作内部社会比较，比如薪资谈判中应聘者将人事经理的结果与自己的结果进行比较；与其他谈判中处于相同角色的谈判者的比较过程称作外部社会比较，比如应聘者将自己的结果与其他应聘者的结果进行比较。
内部社会比较的观点认为，当谈判者认为自己获得的谈判盈余（negotiation surplus）大于对方获得的盈余时，即发生了向下比较，谈判者会感到满意；反之，如果谈判者认为自己获得的谈判盈余小于对方获得的谈判盈余，即发生了向上比较，谈判者会感到不满意。乔治·洛文斯坦（G.Loewenstein）等人将其归为社会效用（social utility）的影响，并通过三个实验表明谈判者所认为的自己结果与对手结果之间的差异与谈判者满意感相关显著。后有研究者进一步指出，这是由谈判中存在的固定馅饼偏差导致的，即谈判者倾向认为谈判中供分配的资源总量不变，他们相信谈判对手的获益即是自己的损失。实验表明，谈判结束后如果对手很高兴，谈判者会认为自己收益劣于对手，感到不满意；反之，如果对手不高兴，谈判者才会认为自己收益优于对手并感到满意。
诺万姆斯基等人在此基础上提出外部社会比较（external social comparison）的概念，即谈判者不仅要与谈判对手的结果做出比较，还会与处于相同角色的其他谈判者比较，由于这种比较不是出现在谈判内部，因此被称作外部社会比较。诺万姆斯基等人的一系列实验表明，外部社会比较会影响谈判者满意感，且预测力强于内部比较。
（三）反事实思维
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又称假设思维，指事情发生之后，个体将事件的真实结果与该事件可能产生的结果相比较的思维过程，此过程通常伴随某种情绪的产生（如后悔）。具体到谈判领域，谈判结束后，当有线索表明谈判结果可以更好时，谈判者会对谈判结果更不满意。
在谈判中引起反事实思维的因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谈判对手接受谈判提议的速度。当第一次谈判提议被谈判对手立即接受时，即使谈判的客观结果已经超过了谈判者自己的预期，谈判者也会对谈判结果不满意，即出现了所谓的“赢家的不幸”。这是因为谈判者认为自己的提议可能过于保守，否则对方不会这么痛快就接受。如果自己的提议能再积极一点，或许会赢得更好的结果，因此谈判者会对谈判结果更不满意。第二个引起反事实思维的因素是议题数目。奈昆发现，谈判的议题数目越多，谈判者的满意感就越低。奈昆认为，当谈判者要处理的议题数目越多时，就越有空间想象“或许会得到更好的结果”，这种反事实思维也使谈判者满意感降低。
（四）个体差异：社会价值取向
研究者根据个体在关注自己利益与他人利益上存在的差异将个体动机分为五种类型，即五种不同的社会价值取向：利他型、合作型、利己型、竞争型、侵略型，其中绝大多数人都可以归为利己型或合作型。利己型谈判者希望最大化自己的收益，对其他谈判者收益不关心；合作型谈判者则希望最大化所有谈判者收益的总量。詹姆斯·吉莱斯皮（J.Gillespie）等人的三方谈判实验表明，在控制客观结果的情况下，合作型谈判者比利己型谈判者更容易对谈判结果感到满意。吉莱斯皮等人认为，这是因为利己型谈判者比合作型谈判者更关心自己的利益，因此设定的谈判目标更高，更容易产生消极失验所致。同时，该研究还显示实验中随机指派的动机取向对谈判者满意感影响不显著，这说明对于动机来说，谈判者个性因素的作用可能大于情境因素的作用。
四、小结与展望
谈判主观结果长期受到忽视，但研究者日益发现它作为衡量谈判质量的另一种方式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对谈判主观结果的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该领域存在以下三点不足，有待未来研究。
首先，研究者长期以来多以满意感作为谈判主观结果的内容与测量方式，较明确地对这一概念进行界定并提出系统测量方法的时间还比较短。目前，应用科恩等人提出的主观价值问卷作为谈判主观结果测量的研究还很少见，因此未来研究还应考虑检验并完善主观结果的概念与测量方法。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谈判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文化的影响，比如先前研究表明，中国谈判者在谈判策略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谈判前、谈判过程中以及后续合作的展望上都会考虑到与对方的关系，这不仅说明“关系”可能会以如关系网、关系资本、关系策略等方式对中国谈判者的主观结果起到独特的作用，更提示研究者，中国文化背景下探讨的谈判主观结果的结构本身或许会与西方文化背景中的相关研究结论存在差异。
关键词：医学院大学生；人格特征；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C912.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4-0079-02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不断发展，积极情绪逐步进入心理科学研究的范畴，其中主观幸福感受到广泛关注。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是指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进行整体评价，它作为一项综合性心理指标用于衡量个人生活质量，并反映出主体的社会功能以及适应状态[1]。过去三十年来，国外学者做了大量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国内关于主观幸福感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80年代，近些年来国内关于主观幸福感方面的研究发展速度很快，由早期对老年人群的研究逐渐向对某些特定人群的研究，如郑日昌等对大学生的研究，梁展鹏等对运动员的研究等[2]。以往的研究大多针对一般学生，关于医学院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报道较少，本文通过对医学院大学生人格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为医学院校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参考依据。
一、研究方法
1.被试
随机取样的方法从安徽医科大学选取被试300人，发放问卷30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268份，其中女生163人，男生125人。
2.工具
其一，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中国版（EPQ-RSC）[3]。该量表共有48个项目，分为4个因子：包括精神质（P）、外倾性（E）、神经质（N）、掩饰性（L）。
其二，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GWB）[4]。该量表共有33项，分为6个因子：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忧郁或愉快的心境，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和松弛与紧张。之后国内的段建华针对中国自身的情况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量表重测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5，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在幸福感测量方面该量表运用最广泛，本研究亦采用修订后的量表。
3.数据的统计处理
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数据录入、整理和统计分析。
二、结果
1.医学院大学生整体主观幸福感状况
在本研究中，医学院大学生总体平均主观幸福感指数为102.01±11.92，男生101.32±11.73，女生104.16±12.96，根据GWB的评分标准（中等水平：87≤X≤102分）。医学院大学生的总体主观幸福感处中等水平。
2.不同性别的学生主观幸福感、人格状况比较
在人格的掩饰性因子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得分高于男生；在人格的其他三个因子上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主观幸福感的六个因子和总分中，松弛和紧张因子上性别差异显著，女生得分高于男生，见表1。
3.不同人格类型的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上的差异分析
根据艾森克的人格类型说，将被试分为四组:外向稳定性(多血质)102人、外向不稳定性(胆汁质)96人、内向稳定型(粘液质)43人、内向不稳定型(抑郁质)27人。不同人格类型的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上的差异分析表明外向稳定型的学生得分最高，内向稳定型的学生次之，然后是外向不稳定的学生，内向不稳定的学生得分最低，见表2。
4.医学院大学生人格各因子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表明，人格的精神质与主观幸福感总分均为显著的负相关；人格的外倾性与主观幸福感总分均为显著的正相关；人格的神经质与主观幸福感总分均为显著的负相关，见表3。
5.医学院大学生人格各因子对主观幸福感的多元回归分析
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人格特质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一步分析表明:人格中的精神质、外倾性、神经质因子对主观幸福感均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三者可以共同解释总变异量的33.4%，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见表4。
三、讨论
1.医学院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基本状况分析
医学院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松弛和紧张因子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该因子上得分越高，越感到放松；得分越低，越感到焦虑和紧张。由于社会对于男女的角色期望不同，在生活中，男生被要求承担抚养家庭的责任；在事业上，男生也被要求有所成就。与女生相比，男生所承受的压力往往也就更大，容易感到紧张。人格的性别差异表现掩饰性因子上，女生得分高于男生，说明女生往往为了达到社会的期望而掩饰自身的缺点，使答案更加贴近理想中的自我真实性低。
2.医学院大学生人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本研究通过相关分析，发现人格的外倾性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神经质、精神质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负相关，表明人格外倾性分数越高,神经质、精神质分数越低，感到越幸福。这一点验证了McCrae和Costa关于神经质与负性情感相关密切的研究结论[5]；对与不同人格类型的主观幸福感分析表明,外向稳定型的个体的幸福感水平最高，内向不稳定型的个体的幸福感水平最低。这与国内杨慧芳、郭永玉等大多数的人格特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结果一致[6]。Watson等研究者指出人格之所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如此密切是因为外倾性和神经质对主观幸福感都起着气质性作用，外倾性对积极情感具有较高的气质敏感性，外向者容易体验更多的积极情绪[7]；神经质对消极情感具有较高的气质敏感性，神经质更有可能体验更多的消极情绪。另外，本研究通过人格特质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也得出，人格中的精神质、外倾性、神经质因子对主观幸福感均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说明人格各维度对于主观幸福感具有较强的影响作用。
参考文献：
[1]Diener E,Suh E M,Lucas R E,et al.Subjective Well- being: Three Decades of Progress[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99,125(2).
[2]段建华.主观幸福感研究概述[J].心理学动态,1996,4(1).
[3]钱铭怡.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的修订[J].心理学报,2000,32(3).
[4]汪向东.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增刊).
[5]McCrae R R,CostaP T,Jrdel l Pilar GH,Rolland J P,Parker WD.Cross-cultural assessment of The five-factor model:The Revised NEO Personality Inventory[J].Joumal of Cross-Cult-
ural.1 Psychology,1998,(29).
【关键词】苏轼；辞达；创作
思维的产物必须通过语言文字或形象才能表达出来，而只有用语言文字或形象表达出来的思维才能进行交流。表达无疑是整个艺术思维过程中处于中心的最重要环节。对于诗歌创作而言，表达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处理“言”与“意”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如何建立世界、自我与语言之间的关系。[1]苏轼在继承传统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辞达说，对诗人与诗歌、世界与语言、自然与艺术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一、苏轼辞辞达的内容
概括起来苏轼的“辞达说”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要求文章应当通达于事物之理， 要对自然有深刻的了解和把握， 能够抓住常人无法把握的， 掩藏在表面形式之后的本质， 做到这一点， 就如“ 系风捕影”一样的困难。另一方面， 则要求用准确简洁的语言， 把所有了解到的事物的本质表达出来。就是说在抓住“ 风”和“ 影”之后， 还要通过文学的语言把它们表现出来， 使作家头脑中的意识具体化， 使之能够向他人传递， 这是文学创作上的一次飞跃， 比前者的难度更大。这一表达的过程对于文章整体的表情表意极为重要。没有恰当的语言就无法准确地表达文章的立意。
苏轼在《答虔碎俞括一首》中，说：“物固是有理， 患不知， 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所谓文者， 能达是而已。”苏轼认为事物自有其所以为其自身的道理所在，但要准确地将一事物表现出来，却非易事。因此作者能够对客观事物的特征有充分地理解（了然于心），又充分地表达描绘出来（了然于手和口）方为“辞达”。
其一、表现了作者内心的真情实感。苏轼认为文章是自然流露出来的，而不是刻意做出来的，当然这种流露是内心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苏轼特别强调创作必须是作者对客观事物有真实感受并且也有把这种感受抒写出来的强烈的情感要求和创作冲动。
其二、反映人民生活的苦乐和时政的得失。苏轼对人民具有深厚的同情，又生活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非常激烈的时代，本人也参加了那些斗争，那么民生、时政生活必然成为苏轼辞达的一个重要方面。苏轼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认为文学创作应当真实映社会现实，实事求是地摹写社会生活，并充分发挥文学作品应有的作用。
综上所述，苏轼所要表达的对象包括了物、事、情三个方面，物是客观事物，事乃真实生活，情亦为真情实感。
二、辞达的形态：自然
“自然之文”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古老的概念，“自然”作为一种审美范畴源于道家美学。庄子在其《天道》中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① 在《渔夫》篇中也说“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2] “素朴之美”与“天真之美”都是一种“自然之美”。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原道篇》中反复强调美和艺术的本质是自然之道的体现， 极大地发展了文艺自然论。但在宋以前的文学批评中，自然主要是指外在于心灵的自然，人们更多强调的是人文与物文的对应，而非无所用心的自然态度。所谓“初发芙蓉，自然可爱”、“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类的评语，也倾向于对自然的直接感法，不同于主体情绪、意念、思想的直接流露。苏轼强调的是心灵的自然，苏轼指出：“且夫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圣人岂得与于其间而制其予夺哉？”这虽是论《易》，其实也通于诗文创作。苏轼创作推崇清新自然的风格，主张无心应物、顺应自然，具有自然主义的倾向。
苏轼立足于儒学天人合一的观念，并受道家“道法自然”禅宗唯心任运思想的影响，鲜明提出崇尚自然的诗学观，不仅将自然作为至高无上的美学境界，而且将自然视为一种最佳的表达方式。苏轼在《自评文》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所谓“辞达”应该是充分表达作者的思想和客观事物特征的“达意”之文；应该是作者对所描写的事物有充分认识“了然于心”之后的自然之文；应该是作者高度的艺术表现力“了然于口和手”的绝妙之文。在苏轼看来，孔子辞达虽求平易，但是平易之道并非不重文采。相反，当你将思想情感注入言辞，那么所得之文将是自然之文。
三、辞达的方法：灵感
文学创作不仅要求作者有着强烈的创作欲望与要求，而且要有着浓郁的创作情感孕育、勃发、冲动和累积，同时还要有外物触发的契机与灵感。灵感是文艺创作过程中因思想高度集中， 情绪高涨而突然表现出来的创作能力。作家在丰富的实践基础上进行酝酿、 思考的紧张阶段， 由于有关事物的启发和触动， 促使文学创作活动中所探索的重要间题得到明确解决， 即所谓获得灵感。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知识积累， 深厚的艺术修养和艺术技巧的掌握， 是获得灵感的前提。唯心主义者认为灵感是一种神秘的精神活动， 只为极少数天才所独有。苏轼灵感论的可贵之处， 就在于它不带唯心主义色彩“ 非能为之为工， 乃不能不为之为工，”灵感不是“ 能为”者的专利。苏轼认为灵感来自生活实践经验和知识积累，他 把“ 厚积而薄发， 博观而约取”视为获得灵感的前提， 并进而提出“ 弱者养以至于刚， 虚者养以至于充流之于既溢之余， 而发于持满之末。”只有奥妙广博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知识积累， 充实了作家的头脑， 才能滥而为文。
苏轼在他一生的创作生涯中，就非常强调创作灵感，强调捕捉形象。他曾多次谈到捕捉形象之难：“清吟杂梦寐，得句旋已忘。”《湖上夜归》能否获得灵感并捕捉到灵感决定辞达能否顺利完成。因为灵感的特性，既是勃然而兴的，瞬息短暂的，匆匆闪现的，常带偶然性的，又是稍纵即逝的。那么就要及时捕捉灵感，并把这种灵感付诸于文字。如果这种灵感没有及时捕捉到，就不能了然于心，也就不能了然于口于手，那就表达不出来，整个创作过程就不能称之为辞达。
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言辞作为作家表达感情最直接的工具， 经过选择和组合， 形成了文学作品。这些语句如何才能最好地体现作者的写作意图， 最有效地被读者所了解， 在这一过程中， 苏轼追求的是 “ 辞达” ，这是一种通达事理， 自然成文， 不刻意雕饰， 却能随物赋形， 追随行云流水之变， 进而姿态横生的境界。如果仅仅将苏轼的“ 辞达” 说视为对历来关于孔子原话解说的一种校正， 是远远不够的。苏轼不仅对孔子的辞达说进行了继承，更多的是对孔子辞达说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对“辞达”这一古老的命题，进行了全面、深刻而又饱含新意的探讨和阐释，提出了更为深入、全面的辞达观。同时也使辞达这一观点在诗歌创作中得到更好的实践，对当时及其后世的诗歌创作都有深厚的影响。
注释：
①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2069.
【参考文献】
[1]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85.
[2]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9：8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