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46:4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莫言小说蛙，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莫言的《蛙》读后感
最近在读一本莫言的新长篇《蛙》，这篇小说是一部彻彻底底以“人”为主题的小说，获得了第八届矛盾文学奖。
故事发生在山东省高密东北乡，这是莫言许多小说中一贯用到的场景。“姑姑”是一位身份复杂的乡村医生，她一生坎坷的命运贯穿了整部小说。“姑姑”的身份特殊，抗日时她曾与父亲勇闯平谷；因男友逃到台湾惹上了一身骂名；在年轻时她曾是计划生育国策的支持和执行者；人到老年时她面对“我”的超生却睁只眼闭只眼。
除了“姑姑”，小说还塑造了很多女性形象：“姑姑”同事“小狮子”年轻时也曾是计划生育的坚决支持者和执行者，但嫁给剧作家“我”之后，始终受着膝下无子的煎熬；在巨大的思想压力下她接受了牛蛙公司的“代孕服务”，并成功得子。在形势的巨变下，“小狮子”从计划生育国策的执行者摇身一变为“违抗者”，其间经历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压力；“我”的前妻王仁美和王胆是“计划生育”政策盲目执行下的牺牲品，也可称之为是“传宗接代”传统思想的牺牲品。莫言在小说中用几近残酷的笔触详细描写了王仁美和王胆的死，给青年“姑姑”塑造了果断麻利、铁面无私的形象，同时也试图诠释人性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被扭曲的一面。“姑姑”年轻时的豪言壮语与年老时的唯唯诺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变化中阐释了生命的坚韧与坚强：生命的坚强与脆弱会因环境而变，因此人性的诸多因素也并非一成不变。
整部小说的结构也较为独特，由四封长信和一个九幕话剧组成。四封长信分别代表了四个时代，每一封信都是一个时代的隔离带。书信体的叙事方式给小说的表达赋予了更广阔的空间，
利于作者更自由地直抒胸臆，也给细腻的心理活动描写奠定了形式上的基础。九幕话剧《蛙》可看成是前四封信的补充和升华莫言在小说中暗示了其标题：以“蛙”为书名，极有隐喻意味。“蛙”之神形皆有生殖意，“蛙”可同“娃”和“娲”，“娲”是古之神女，化万物者，书名是整部小说的主旨和浓缩。
相比莫言的其他小说，《蛙》对人性的剖析与批判更为深刻，对社会的剖析也一针见血。通读小说，我们能感觉到作家虽然始终在写家乡的故事，却已经跳出了故事的本身，站在人类或人性的角度去写“人”，我想这应该是许多小说作家应追求的目标。
莫言的小说《蛙》深刻的剖析了人性，虽然是在写家乡的故事，但是仍然深刻的表达出了一部人性的故事。
关键词：莫言 《蛙》 生殖崇拜 生命回归
一、《蛙》中主题及体式上的解读
关于《蛙》的主题解读，大多是围绕中国计划生育而进行，当然也有人认定其为现代中国人在计划生育下的精神生存现状与反思。梁振华曾指出：“其（《蛙》）要旨不是评述这一‘国策’（计划生育）的功过是非，而是致力于表现个体人格、人性 、情感、生命、灵魂在奇特语境：比如严苛的政治文化禁忌，比如国家意志与民间伦理的矛盾下的畸变和冲突。”[1]这其实给了读者很大的启示意义，实际上《蛙》中最直接的就是叙述计划生育前后关于民间生育问题与现状，但若强调其主题如此，则使易读者形成刻板阅读取向。此外，从作家本身创作出发，最具有温情表达是关乎人的个体生命乃至人性方面的展现。因而，抛开历史性的计划生育史的角度，从个人生命和人性角度去探析《蛙》是最接近著者思想的，毕竟，小说并不是简单的历史事实重述。另，莫言《蛙》的小说体式，较具有代表性的解读是：“将《蛙》分作五部分，前四部分采用书信体小说叙事，第五部分则选取话剧形式，由此衍生出多元繁复的叙事网络。”[2]当然，这样的叙述视角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直接叙述历史事实过程时的尖锐性，并以密切关联的旁人视角重述了整个完整的事件；同时，话剧式的结构从某种程度上有一种舞台性的蕴涵：其一，暗喻话剧活动小舞台和历史时间大舞台的隐射和统一；其二，话剧的拟真性背后是与历史事实、价值的鲜明比照。
综上，《蛙》的解读应关照到著者创作小说在个体生命感悟和人性关怀的倾向，基于此，选取“生殖崇拜视角下对原始生命的回归”这个方向进行探析。
二、生殖崇拜视角下的原始生命回归
（一）《蛙》隐含的主题――人类生殖崇拜
有学者认为：“如果说《红高粱家族》中，‘红高粱’曾被喻为故乡的生命象征，将天地映成一片血色；那么在《蛙》里，‘蛙’又被视作高密东北乡的图腾，使人间尽染生命的绿意。‘蛙’与‘娃’同音，难怪高密民间泥塑年画里，都有蛙崇拜的实例。”[2]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关乎生殖崇拜上的希望甚至是一种信仰。图腾作为象征存在，其意义和地位不言自明，但是这种图腾代表物“蛙”和“娃”同音取意，是对娃神圣性的认同，反映一种人类生殖繁衍的崇拜和信仰。莫言在其《蛙》中也说：“先生，我们那地方，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这风气因何而生，我没有研究，大约是那种以为贱名者长生的心理使然，抑或是母亲认为孩子是自己身上一块肉的心理演变。”[3]198这就是一种生殖崇拜上的体现和暗含。我国自古就有生殖崇拜的文化：《系辞传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天地、万物、男女之生皆是阴阳相合的结果，这就是最原始的生殖崇拜，因为，它规定了人类延续的可能性，认识到生殖是人类自身生存繁衍的根本途径。又见《系辞传上》：“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进而强调男女之间，少了任一环节，生殖之完成便无从说起。因此，对于生殖的崇拜就是对生殖的重要性的认识和生殖方式的认知，将人类的生殖等同于万物的构造，无疑是摆在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之上。这种生殖的崇拜实际上就是人的一生的循环和人类生命的回归。莫言《蛙》中从其关注人个体生命的过程中，不自觉隐射了一个我国传统文化自古就存在的蕴涵――对生殖的崇拜。
另一方面，《蛙》通过反映人们对人类生殖上的亵渎和随意性的社会现实反证人类生殖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蝌蚪说：那些吃青蛙的人，最后都得了报应……而姑姑是保护青蛙的英雄。”[3]304亵渎人类最本初的生殖，会遭到报应。而所谓现代的代孕公司的黑暗，就是破坏了人类原始的生殖规律，使得人这类生殖不再通过两性关系自然“瓜熟蒂落”，新生儿也不再依凭人奶就能长大……这必然会引发问题甚至遭受报应。因为，生殖崇拜本身就是一件自然而神圣的事情。为什么说生殖是一种神圣性的问题呢？《蛙》中有这样的句子：“那母牛一见到姑姑，两条前腿一屈，跪下了。姑姑见母牛下跪，眼泪哗地流了下来……”[3]204动物如此，人类自身又如何能够逃脱这种情结呢。人本身就是动物，生殖是本能性的。因此，潜意识里的就是原始的性冲动，而性冲动之唯一目的就是生殖繁衍。弗洛伊德的“泛性论”比较好地解释了这个问题。泛性论直接是将人和动物等同起来。“以为生物有自存和存种两种目的，因此将本能分为两大类。使相当于人类的两大需要――即饥和爱（）。”[4]译序人类的生殖繁衍正是通过爱（）这一本能得以实现的，这与中国自古就有的生殖崇拜情结是如此不谋而合，抑或反证出人类对生殖事件的普遍神圣认同。此外，《蛙》中小狮子和蝌蚪的对话中有这样原话：“人跟蛙是同一祖先。她说：‘蝌蚪和人的形状相当人的卵子与蛙的卵子也没有什么区别。还有你看没看过三个月内的婴儿标本，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与变态期的蛙类几乎是一模一样啊。’”[5]223“蛙”与“娃”同音，“蛙”与“娲”也同音，这说明人类的始祖是一只大母蛙，这说明人类就是由蛙进化而来。也就是说，人类的生殖和蛙的生殖繁衍从本质上是一样的，对蛙的生殖认识其实就是对人类自身的生殖认识的关注，这里揭示的正是人类的最本初的生殖崇拜中的认识问题。但是其后对生殖问题的揭示则更进一层。“蝌蚪那么多，最终能成为青蛙的，不过万分之一……这与男人的多么相似……蝌蚪与人类生育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3]304我们可以想象这种神秘的联系，正是一种生殖上的神圣性的认识，换句话说就是一种生殖崇拜之为崇拜的神圣性所在。其实总的来说揭示的是人类生殖上的认识以及生殖的神圣性。
（二）生命回归
《蛙》贯穿的主要人物――“姑姑”的形象解析上，又往往认定其兼具“送子观音和魔鬼”的矛盾性。也有从传统道德、社会环境、政治、人生命运性格等方面综合说姑姑的悲剧形象的必然性。但这些都并没有解决姑姑人生生命的归属性内涵，也没有从个体生命的历程中去认识。细看“姑姑”一生的人生阶段，一共可归结为四段：少年时期英勇与机灵，青年时期接生医生的身份，中年时计划生育的坚定执行者角色以及老年时对生命感悟的虔诚、自我回归的精神状态。结局姑姑捏泥娃娃，仅仅是为了精神上的救赎还是有一种对生命的感悟？一个五十年来双手沾满血的接生医生，一段五十年来对于生命感悟的人生经历所能够深入到的人类原始生命内涵的程度是深刻的，而她怕青蛙的事实，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和神圣不可干涉性的认识，对于姑姑人生的后期则是一种对原始生命的回归。个体生命在生殖崇拜的原始生命之下，是何等的渺小，这种落差，不难解释为什么姑姑总有一种自我救赎的精神状态。虽然莫言在《蛙》中的笔触少去了历史学家叙述历史事件的犀利尖锐之感，但却用赤子之情怀展现最原始最本真的情结。因此，这样的叙述视角，少去了对姑姑这个人物形象的批判和抨击，更多的是一种理解与共鸣。当然，这样的体悟，无疑最终在人类生命的最终回归的体会和感切之情。吴义勤先生评价道：“莫言放弃了他最为擅长的泥沙俱下的描述性语言流，也没有利用众声喧哗的民间口语，而是力求返璞归真用超然的第三者视角朴素、简洁、干净地讲述催人泪下的故事。”[6]可见，也是用一种尊重的视角展现了生命崇拜的情怀，同时，对于姑姑人生的经历，进而反思到人类最终将回归于母体之下生命循环定理的认可。《蛙》中多有生命回归意象的象征性取向，其恰能够反映莫言关乎个体、人类整个原始生命的一种感悟，使得生命崇拜以及生命回归的主题表现得更加成熟化。
另一方面，《蛙》中生命回归的主题在叙述姑姑晚年时更为明显。“秦河这里，捏泥人更像是完成让自我生命延续的宗教仪式。郝大手最重要的身份是姑姑的终身伴侣。姑姑在生活中通过和郝大手的结合，精神层面其实是通过郝大手的泥娃娃完成自我的脱胎换骨，然后以求得心灵上的安宁和精神上的解脱。”[7]在这点的解读上，大多是从原罪说和赎罪说对姑姑精神进行救赎。但从根本上来说，其还是更多地体现对于生命的尊重、对生殖的尊重和对生命回归的归宿。原因是本文的视角少了批判（从文中的原话可以印证），多了对原始母性的回归。谁也不能逃脱人原始生殖上神圣的事业，这个过程正是生命在曲折和反复之后最终回归于母体之下对原始生命的审视。之前解读了《蛙》中隐射的人类生殖问题的认识及对于人类生殖神圣性的表达，进而道出了人类之生殖崇拜的主题。那么《蛙》中还为这个生殖崇拜与现代的矛盾之间，阐说了其归属。这种归属，就是在人类生殖崇拜视角下对人类原始生命的回归；而这个角色代表，也正是五十年和人类新生生命的生与死之间打交道的“姑姑”。“姑姑活着的时候，每天放你们的哭声；姑姑死后，在葬礼上，也放你们的哭声。九千八百八十三个孩子一齐哭，那该是多么动听的音乐……（无限神往地）让你们的哭声感动天地，让你们的哭声把姑姑送入天堂……”正是因为姑姑五十年的接生经历，才对生命、人类的生殖有了如此深刻的情感，姑姑晚年不简单为精神上的救赎，更多的是对生命回归的向往。其实我们也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姑姑为什么要怕青蛙呢？这是个体生命在生殖崇拜乃至原始生命面前的一种卑微和渺小，接生的经历让姑姑无比自豪，但在这面前，姑姑依旧是渺小得不值得一提。因此，生殖崇拜之下，一种对于原始生命的回归之感就自然蕴涵其中了。生殖的神圣性在《蛙》第九幕中体现得明显：
姑姑：我真不是罪人？我这两只手是干净的？
蝌蚪：不但是干净的，还是神圣的。
……
姑姑：张拳老婆临死时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吗？
蝌蚪：我不知道。
姑姑：她说：“万心，你不得好死。”
姑姑：王仁美临死时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吗？
蝌蚪：“她说了什么？”
姑姑：她说，“姑姑，我好冷……”
姑姑：王胆临死时对我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吗？
蝌蚪：我不知道。
姑姑（神采飞扬地）：她说：“姑姑，谢谢您救了我的孩子”
……
姑姑：小狮子分泌奶水了吗？
蝌蚪：分泌了。
姑姑：奶水多吗？
蝌蚪：非常旺盛。
姑姑：旺盛成啥样？
蝌蚪：犹如喷泉。
细细想来小说的前前后后，这些对白难道只反映了母爱的崇高和伟大么？还是更多的是对于生殖繁衍的一种内在的热诚和宽慰的情结？母爱本身就是生殖崇拜中的一种表现。包括奶水的分泌，就是一种人的本能生殖下的反映，最后以奶水的分泌旺盛结尾，实际上就是一种对于生殖的回归。
综上，姑姑作为人类生殖现场的见证者，自然用其五十年的经验和体会感悟到人类整体生命的强大威慑力。也正是姑姑个体生命在整个人类生命面前的渺小性，道出了个体生命最终回归人类原始生命的主题。《蛙》最后的话剧的内容安排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为了给整个故事一个后续的结局；其二是其隐含的关于姑姑的人生的末期生命的回归。但毕竟是小说。莫言在《蛙》中的笔触，不是指责、不是批判、更不是一种怜悯；而是一种对于人类原始生命的尊重和崇拜。当然，其还隐含着一种对原始生命回归的思考。“《蛙》在作品中是自由的，是多子的象征，生命的象征。它以隐喻和象征的形式，蕴含了作家莫言对生命美、社会美、艺术美的执著追求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8]这句话是比较能够概括《蛙》隐射的内涵。
三、结语
历史事件与个人；人类生命和个体生命。两者互相的对比中，我们不能多加指责处于整体活动的个体所犯下的所谓的“过错”。在整体的面前，个体只是其特征下的一个代表或者是一个象征。因此对《蛙》中所反映的历史事件、个体人物亦不容读者多加指摘，能够做到的就是自己去反思。再者，著者的创作本身就是关乎人性的根本而不是针对具体细微的历史事件。因而从人类生殖崇拜的角度看人类原始生命的回归，虽为《蛙》中为明说的内涵，但作为读者自我的一种认识和反思，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梁振华.虚拟的真实与真实的虚幻――莫言《蛙》阅读札记[J].中国图书评论，2010（4）：93-98.
[2] 张勐.生命在民间――莫言《蛙》剖析[J].南方文坛，2010（3）：52-54.
[3] 莫言.莫言全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4] （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 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6] 吴义勤.原罪与救赎――读莫言长篇小说《蛙》[J].南方文坛，2010（3）：43-45.
[7] 范云晶.肉身和精神双重悲剧的沉痛书写――论莫言的新作《蛙》[J].名作欣赏，2011（2）：42-45.
[关键词] 《蛙》；主题思想；限度
作为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蛙》自2009 年出版以来就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研究的重点大致放在作品的主题、叙事和创作角度等方面。其中关于《蛙》主题思想处理的研讨，着重于“作者如何巧妙地将个人的主体意识和思考融入到宏大叙事之中，从人类学和文化学的角度来观照当代中国，实现和世界的可能性对话。”[1]对此，本文提出两点质疑：《蛙》的主题是设置在“中国问题”的宏大叙事下，还是陷入了时空“围城”？《蛙》是展现了生命层次的主体意识还是徘徊在无出路的思维“怪圈”中？通过文本分析，本文对以上问题进行探析。
一
从文本看，莫言在处理宏大叙事和个人主体意识的关系时，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都陷入了自我构建的“围城”里。
在时间维度上，主人公“姑姑”的人生经历是《蛙》叙事的主线。从一个乡村接生员，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再到晚年的悔悟，“姑姑”在多重时代和角色间转换。然而，叙述人蝌蚪（即“我”）的限制性视角造成了转换和过渡的时间断代。蝌蚪虽然述说了“姑姑”人生的很多精彩片段，但是连接各个片段的线索是缺失的，从而形成了时间上的“围城”。
在计划生育以前，“姑姑”是“天才的妇产科医生”[2]，解决了多个难产案例：高龄而且胎位不正的艾莲、出生时先出腿的蝌蚪甚至包括难产的老母牛。然而，在计划生育时期却出现了她全力捉捕超生孕妇张拳老婆、王仁美、王胆且这三人最终都死在了“姑姑”的手术台上的情节。其中对于“我”妻子王仁美手术中大出血的原因，前后完全没有任何交代，但显然不是“姑姑”故意为之。“姑姑”晚年的忏悔也仅是以某天她做了被青蛙围攻的梦引出。尽管作者在最后的剧本中通过回忆三个女人临死前的话来冲淡主体意识转变和时间转变的断代感，但依然无法消解性格强悍、意志坚定的“姑姑”为何会如此多变的疑虑。不同年代的“姑姑”更像是三个不同的人而非一个主体。
但是，作为一个民间话语场，高密东北乡是无法承载这样一个充满哲学意味和人类学思辨的主题的。为了展现这一主题，莫言运用了“加法”甚至“乘法”，“最大限度地裹挟了一切相关的事物和经验、最大限度的潜意识活动，以狂欢和喧嚣到极致的复调手法，使叙事达到了更感性、细节、的‘在场’与真实。”[3]高密东北乡已经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而更多的是莫言自己构建的王国。
二
莫言在谈到《蛙》的创作感受时称：“小说家就是设置一些人类灵魂的实验室，然后把人放进去，看看灵魂在里面会发生哪些变化。”[4]计划生育就是莫言为《蛙》选择的一个实验室。莫言希望通过这个实验室“反思每个人内心深处所潜藏的罪”[5]，并最终得出“他人有罪，我也是罪人”的结论。然而，这种反思虽然痛切但又不无迷惘。这种迷惘集中体现在叙述者蝌蚪和被叙述者“姑姑”身上。
蝌蚪为了自己军官的前程，将怀上第二胎的妻子王仁美送上了“姑姑”的手术台，间接导致了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的死亡。蝌蚪为此而产生了罪感，通过想象第二任妻子小狮子借腹而生的孩子就是那个夭折婴儿的投胎转世来实现自我的救赎。但是蝌蚪的救赎却是建立在代孕母亲陈眉的痛苦上的，蝌蚪在寻求自我救赎的同时又在犯罪。蝌蚪在写给杉谷义人的最后一封信中显示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我把陈眉所生的孩子想象为那个夭折婴儿的投胎转世，不过是自我安慰。这跟姑姑制作泥娃娃的想法是一样的。”[6]而“姑姑”则是因为戕害生命在晚年产生了强烈的罪感意识与忏悔意识，她试图以创作泥娃娃并幻想赋予它们生命的方式获得救赎，认为“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也没有权力去死，她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煎，想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用这样的方式来赎自己的罪”[7]。然而这种煎熬更像是一种自我惩戒和自我安慰，显然没有实现自我生命的终极救赎。
二者的反思都是因为死亡而引起，并试图以生命为代价进行赎罪，然而最终都陷入了没有出路的“怪圈”之中。莫言虽然具备现代性反思的主体意识，但赎罪的不可实现显然体现了这种意识的不彻底性和迷茫性。蝌蚪在信最后提出的疑问同样也是莫言自己无法解答的疑问：“沾到手上的血，是不是永远也洗不净呢？被罪感纠缠的灵魂，是不是永远也得不到解脱呢？”[8]故而《蛙》虽然体现了以己入罪的主体反思意识，但缺少更加深刻的生命体验和感悟，认为《蛙》在思想艺术层面上最终跃入抵达生命层次的观点有言归其实之嫌。
莫言曾在大江文学研讨会上谈到：“文学的社会性和批判性是文学原本具有的品质，但如何以文学的方式干预社会、介入政治，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蛙》选择“计划生育”这一重大而又敏感的政治、社会主题展开叙述，表明它无疑是一部具有批判反思意识的小说。但《蛙》对社会现实黑暗的揭示究竟有多大？在多高层面上对当代社会体制进行反思？对人类的生存问题的追问是否有结果？莫言自己仍然有所保留，对此他自己也有所认识。《蛙》虽然直面了历史和时代问题，启示读者去思考、反思，但它的主题思想并没有超出这个时代，故而在其处理上也是有其限度的。
参考文献：
[1]王源，《莫言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研讨会综述》，东岳论丛，2011年第11期，第189页。
[2]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17页。
[3]张清华，《叙述的极限》，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第59页。
[4]同[1]，第3页。
[5]同[1]，第2页。
[6]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281页。
[7]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339页。
莫言（1955年2月17日- ），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1980年代中以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莫言在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11年8月，莫言凭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莫言因其“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在回答“您作品中的什么地方打动了评委”时，莫言说：“我想最主要的是我的作品中的文学素质。这是一个文学奖，授予的理由就是文学。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
莫言获奖后首次接受采访 称跟故乡血脉相连
10月12日， 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故乡山东高密接受记者采访时感言，当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更感觉到故乡跟自己是血脉相连的。莫言出生于1955年2月，原名管谟业，山东高密人。小学即辍学，曾务农多年，也做过临时工。1976年2月离开故土，尝试写作。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一系列乡土作品充满“怀乡”“怨乡”的复杂情感，被称为“寻根文学”作家。
“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莫言说，“高密有泥塑、剪纸、扑灰年画、茂腔等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着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些文化元素，当我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元素就不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的作品的艺术风格。”
他的主要作品包括《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檀香刑》、《蛙》等。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对记者说：“在我早期的作品里边，故事、人物，有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有的是邻居的、亲戚朋友的经历，有的是听老人们讲过的故事，这是一批最原始、最宝贵的素材。这批素材成就了我早期的小说。”
为生养之根泣血歌唱
那个曾经叫做管谟业的孩子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大栏乡平安庄一个农民家庭。莫言对自己童年的描述是“相貌奇丑、喜欢尿床、嘴馋手懒，在家庭中是最不讨人喜欢的一员”。莫言从小嗜书如命，小学三年级时读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受到初步文学启蒙。12岁读五年级时因“”辍学回家，在农村放牛割草，抽空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文学作品。
台湾著名作家朱天心说，莫言的书充满能量，他永远在生活现场。这个现场主要在高密。从莫言的创作实际来看，应该有三个“高密”：一是自在自为的高密，二是童年和青年时代记忆中的高密，三是作者想象中的高密。在《白狗秋千架》中，莫言首次使用了“高密东北乡”这一乡村概念，由此确定了他的创作背景。
莫言的小说以异常浓烈的色彩和极具阅读的语言渲染出山东高密乡村的隐秘世界，这个世界对读者来说具有触手可及的质感，甚至仿佛能够看到那浓郁的高粱地，体验那似乎夸张变形却更显悸动的心理真实。正是凭借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民族根系，莫言才获得了世界文学的热情拥抱，即所谓以文学方式满足了西方世界对于乡土中国的“东方想象”。
特别重要的是，透过莫言笔下那些家亲、族亲和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与生死抉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珍贵与尊严，它所蕴含的深沉的生命崇拜意识能够异常有力地刺痛读者的神经，引发文明人类的共振与同情。
作家之言 好友之言
舒乙贺莫言：莫言获奖为外国读者打开中国文学大门
老舍之子、文化学者舒乙说道：他是非常中国化的一个作家，不仅中国化还有地域性；第二个他写的东西是个动态的历史文化的剖析，不是停在一个层面上的，是表现了一个时代；再一个特点就是他描写地非常细腻，能够深入到很深的细节里去。莫言的获奖不但是他个人的成就，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也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个奖是一次破冰，打开了外国读者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大门。
麦家：莫言的荣誉不再属于个人
著名作家麦家发微博表示，“一个小时前还是天知道，现在我也知道啦，莫言得诺奖了，恭喜恭喜！当一个人斩获这么大的奖时，荣誉已不再属于他个人，而是他代表的语言、民族和国家！祝贺莫言，祝贺中国！”
阿来：希望国人意识到文学价值
“我已经接了无数个媒体的电话。我正在给几个朋友喝酒，得到这个消息，我马上连喝三杯！莫言得诺奖，我真的很开心。其实，莫言得奖，我丝毫不意外，这是意料中的事情。这倒不是说我预料得准，而是我们都是从事同一个行业，对国内文坛的顶尖严肃文学的价值，是非常清楚的。”
外媒：莫言获诺奖是中国软实力走向世界的标志
国际在线消息：据中新社电，印尼《星洲日报》13日发表评论认为，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作家莫言荣获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是当代中国文学界一大盛事，是中国文化软实力走向世界的鲜明标志。
评论认为，莫言以80多部人文写实作品，为中国和世界文化界“拍摄一部大时代的纪录片”。因此，他的获奖也具有不平凡的重大意义：标志诺贝尔文学奖和其他奖项的标准正在转变和改革。此次中国作家莫言获奖，希望是诺贝尔奖项的革新转变，今后将有更多亚洲文学家和科学家获得奖项。
莫言获奖，也标志着现实主义和人文精神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潮流。他的作品贴近基层、贴近社会，展现乡土文学的普世价值。
评论指出，莫言敢于创作，敢于写出人文良知，他不愧是当代中国的优秀作家，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杰出代表。
中国不能只有一个莫言
莫言的小说多以奇诡富丽的想象、荒诞不经的手法、跳动不居的时空、变幻莫测的意象、虚实相生的隐喻、富有质感的语言来勾连童年梦幻、故乡风俗、乡野风情和个人体验，创造出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若即若离、玄奥新奇的梦幻般的“高密世俗风情图”，读后产生一种欲罢不能的阅读张力和陌生幻觉，具有独特的先锋色彩和东方神韵，因而给国人以亲近性，给异族以神奇感。
非常明显，莫言最为充分地体现了当代中国作家的探险意识和自由精神，其先锋实验几乎是随心所欲毫无顾忌的，这在中国当代文坛算是真正开窍的“独行侠”了。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创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尽管如此，他依然恪守着一个准则——任何超凡或反常的文学创造都是“人类灵魂实验室”。
作为莫言的生养之根，莫言曾经这样写道：“高密东北乡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莫言的作品和他的面相一样，透着一股质朴且踏实的乡土味儿，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没有煽情的故事情节，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文字打动读者的心，引起共鸣。这种乡土味儿正是作品的民族指纹。台湾知名作家朱天心说，“莫言的书充满能量，他永远在生活现场”。这个现场主要在高密。从莫言的人生经历与笔下作品来分析，应该有三个“高密”：一是自在自为的高密，二是童年和青年时代记忆中的高密，三是作者想象中的高密。正是这三个“高密”共同组成了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在《白狗秋千架》中，莫言首次使用了“高密东北乡”这一乡村概念，也从此确定了他的创作背景。
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
“高密东北乡”既是莫言故乡的实际所指，也是莫言系列作品发生背景的文化代码，对莫言有着至高无上的现实与文学的双重意义。作为莫言的生养之根，莫言曾经这样写道：“高密东北乡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古老、偏僻而闭塞的高密东北乡，成了实现其雄心勃勃的文学计划的地方，正如托马斯·哈下的英格兰南部的“威塞克斯”地方，或福克纳笔下的美国南部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同样相似的还有加西亚·马尔克斯所描写的南美乡镇马孔多。这些作家通过对自己故乡的生活方式和一般生活状况的描写，传达了某种带普遍性的人性内容和人类生存状况，将一般的乡情描写转化为对人的“生存”的领悟和发现。在这个意义上，莫言与上述这些作家是比较接近的。这样就使得莫言的作品超越了一般“乡土文学”的狭隘性和局限性，而达到了人的普遍性存在的高度。
在中篇小说《透明的胡萝卜》中，一个大男孩，因为偷了生产队的一个红萝卜，被捉，为了索回那双三十四码的大鞋，能多穿好几年的大鞋，他当着数百名民工的面，向的画像请罪，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和凄凉感，以及小黑孩超常的感觉，都在高密东北乡的世界里回荡着。
莫言的长篇小说《蛙》，生亦疲劳死亦心酸之后的《蛙》。是他的第一部社会问题的长篇，一部在“人类灵魂的实验室”里“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长篇。借助于书信的形式，莫言在打开叙事主人公“蝌蚪”的内心生活时，也找到了一种挖掘表现罪感心理和忏悔意识最为自由灵活的叙事方式，他酣畅淋漓的叙事话语由此指向了作家自身的负罪感，照亮内心的黑暗，反思共和国60年的复杂历史，让他的“高密东北乡”走向更为辽阔的审美空间，而不仅仅是地理和植被意义上的简单移植。
《丰乳肥臀》既是一部献给中国母亲的颂歌，也是一部饱含浪漫色彩和历史伤痛的小说。莫言想借助这部小说表达他对母亲和大地、对饱经沧桑、饱受蹂躏的20世纪中国人民的景仰。小说塑造了上官鲁氏这个母亲形象，她活到了95岁，经历了20世纪各种政治、战争和自然灾害的磨难，艰难地生育了8个女儿和1个儿子。作品在颂扬上官鲁氏坚韧、牺牲、奉献精神的同时，也尖锐抨击了封建男权社会里的“人种”意识与香火观念，堪称反思并抵抗懦弱的精神自传。
“高密东北乡”：中国乡土的真实缩影
与一般“乡土文学”不同，莫言笔下所展现的是另一个中国农村：古老的、充满苦难的农村。这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眼中的某个特定时期乡间，而是一块永恒的土地。它的文化与它的苦难一样恒久、古远。时间滤去了历史阶段附着在乡村生活表面的短暂性的特征，而将生活还原为最为基本的形态：吃、喝、生育、、暴力、死亡。在物质化的生存方面，中国农民饱受苦难。他们的生存苦难与他们的文化传统一样古老，比任何其他的文明形式（无论是宗法制的还是公社制的）更接近他们生存的本质。这正如莫言在早期作品《售棉大路》中所描写的那样，丰收的农民喜气洋洋地交售棉花，同时却依然饱受着恶劣的生存条件所带来的痛苦。这种痛苦，就如同那位卖棉的姑娘因月经来潮所感到的生理痛苦一样，是与他们的生命本身密不可分的，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的肉体生命的一部分。这一点，只有深谙农民生活本质而不被一般文化观念所迷惑的人，才能深切地感受得到。
如果将中国农村仅仅理解成一个悲惨世界，那也是远远不够的。但那些远离乡村生活的人往往总是以俯视的角度来看，以便自己高居于农民之上，并垂怜于他们。农村，尤其是中国农村，与苦难杂糅在一起的往往还有一种生活和快乐，这正是乡间文化的复杂性所在。中国乡间文化自古以来就是这么一种苦难与欢乐的奇特的混合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化寻根运动”对此特性有所发现，但“寻根派”作家无法理解这一特性奇妙之处，因为他们往往抱定某种僵死的文化理论模式和简单的历史进步论观点，而不能容忍乡民在苦难与欢乐相混杂的泥淖之中生存的现状。“寻根派”作家只能根据自己的文化冲突模式（野蛮与文明，古老与现代）对乡间文化作出生硬的评审，在“蒙昧”、“荒蛮”、“落后”等简单标签的掩盖下，将农民生活的复杂性和真实意义化为乌有。而在莫言的“高密东北乡”里恰恰完整且真实还原了中国农村的苦难与欢乐的矛盾复杂的本真世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莫言的小说，对于读者来说具有触手可及的质感，仿佛能够闻到其中的泥土香味儿，看到那浓郁的高粱地，体验那似乎夸张变形却更显悸动的的心理真实。
2012年10月11日，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个消息为持续近半个月的“莫言得诺奖”喧嚣划上了一个圆满的休止符。
此前的争议将莫言推到风口浪尖上，各种讨论在文学作品和道德伦理中攻讦不休，而很少涉及到对他具体作品的深入分析。因为文学的边缘化，很多人连莫言的作品都没有读过，但仍然可以信口开河，肆意攻击。甚至有人以为莫言是一名默默无闻的作家，靠着诺贝尔文学奖的炒作才爆得大名。其实，近年来莫言一直出现在诺贝尔传闻名单之上，各种传闻或风言风语一年一度地满天飞。只是今年传闻依托着新媒体的新力量，传播得更加迅速、更加广泛而已。
近三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中，莫言和他的作品一直处在争议漩涡中心，他的每一部作品出版都带来了几乎决然相反的争议态度，而与他及他作品相关的国内外相关研究论文数量惊人，在专业数据库里，可以搜索到大量与莫言相关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
莫言的文学作品，题材敏感、反思尖锐、风格独特、语言犀利、想象狂放、叙事磅礴，在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创作中独具个人魅力。他在中国一流作家的位置上保持了二十多年，他的创作成就已经获得过国内外诸多文学奖项的肯定，其中重要的有：1987年全国中篇小说奖、1988年台湾联合文学奖、1996年首届大家·红河文学奖、2001年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2004年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法国“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2005年第十三届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2006年日本第十七届福冈亚洲文化奖、2008年香港浸会大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红楼梦奖、2011年因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从1988年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教授翻译《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起，莫言的作品被广泛地翻译成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瑞典语、俄语、日本语、韩语等十几种语言，是中国当代最有世界性知名度的作家之一。《纽约时报》书评曾说：莫言是一位世界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莫言的文学作品也很推崇，认为他的创作代表了亚洲的最高水平。莫言同时也是中国当代严肃文学作家中屈指可数的、少有的畅销书作家，拥有大量忠实的读者。
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是对他文学成就的又一次肯定。
莫言通过自己独特的创作，把高密东北乡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隐秘在胶东平原边缘的丘陵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微地，扩展为世界性的中心舞台。在这片普通而神奇的土地上，以“我爷爷”余占鳌为代表的高密东北乡子民们上演了一出出慷慨激昂的人生大剧，一如高密地方戏茂腔演唱时的凄凉悲戚，一如电影《红高粱》里“酒神曲”吼诵时的高亢激扬。在文学的世界里，莫言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
对于一名真正的读者来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否，都不妨碍人们自由阅读和理解。而作家的核心价值，更多地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成就上，而不是他的个人道德上。现在，莫言已经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我想这可以促进、加深世界其他国家读者对中国文学的了解和理解，其中的辐射，可以影响到其他的作家身上，这才是诺贝尔文学奖背后更深远的意义。
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是长篇小说《蛙》。小说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真实地反映了计划生育国策当年在高密东北乡的艰难推行过程；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万心的人生经历。
在形象描述国家为了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的同时，成功塑造了一个生动鲜明、感人至深的农村妇科医生形象。
（来源：文章屋网 ）
一、光怪陆离的魔幻世界
莫言曾坦言：“魔幻现实主义对我的小说产生的影响非常巨大，我们这一代作家谁能说他没有受到过马尔克斯的影响？我的小说在1986、1987、1988年这几年里面，甚至可以明显看出对马尔克斯小说的模仿。”正因为如此，莫言小说的语言给人一种似真非真、似假非假、天马行空、荒诞之感。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是上世纪中期在拉丁美洲兴盛起来的一种文学流派，它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共同倾向，主要表现在小说领域。这一流派的作家，执意于把现实投放到虚幻的环境和气氛中，给予客观、详尽的描绘，使现实披上一层光怪陆离的魔幻外衣。既在作品中坚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原则，又在创作方法上运用欧美现代派的手法，插入许多神奇、怪诞的幻景，使整个画面呈现出似真非真、似假非假、虚虚实实、真假难辨的风格。这种把现实与幻景融为一体的创作方法，拉丁美洲的评论家称为“魔幻现实主义”，而莫言在小说创作上深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
在莫言的文学世界里有太多用现实主义逻辑无法解释的人和事，他们的形象与故事组成了一个个充溢这神仙鬼怪的光怪陆离的世界，他的想像力并没有局限在常人故事的编织上，而是通过奇异的人物和情节去营造独特的文学世界。
在《夜渔》中的仙女来无影去无踪。在《四十一炮》里：“后来，吴大肚子被送进了医院，医生把他的肚皮豁开，用了很长时间，才把那些嚼得半烂不烂的油条段儿清理干净。我的父亲没进医院，但是在河堤上走了整整一夜，走几步，就低头呕出一段油条，在他的身后，跟随着村里十几条饿得眼睛发蓝的狗，后来连邻村的狗也来了。它们为了抢食我父亲呕出来的油条，厮咬成一团，从河堤咬到河底，又从河底咬上河堤。”奇异鬼怪在其作品中时有抛头露面，《奇遇》中“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托“我”带东西回家的赵三大爷，但回家之后才从母亲嘴里得知他前几天刚刚去世。
《铁孩》中的主角是两个以铁为食的孩子，他们身上长满了红锈。《屠户的女儿》是以一个人身鱼尾的女孩的视角叙述的。《酒国》中的小妖精是一个长到14岁后，褪下身上的层层鱼鳞又回到两岁身体的孩子。透过这些人物情节的塑造，莫言向人们展示一个个似真非真、似假非假、浓重的荒诞感的文学世界。
在文字驾驭上，莫言更是高手，他把充满想象的情境转化为生动富有画面感的文字，这是他作品的最大特点。他突破了一般的平面简单的写作，而是深入到事物内部肌里，进行立体的透视，用形象的类比、比喻，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他所描绘的事物，达到了一种视觉、触觉、味觉相融合的审美境界。《金发婴儿》中写到瞎老太婆手摸“游龙戏凤”的缎被面：“她摸着被面上略略凸起的图案，摸了凤头又摸龙尾，她摸呀摸呀，龙和凤在她的手下获得了生命，龙嘶嘶地吼着，凤唧唧地鸣着，龙嘶嘶，凤唧唧，唧唧嘶嘶合鸣着，在她的眼前飞舞起来，上下翻腾，交颈缠足，羽毛五彩缤纷，鳞甲闪闪发光，龙凤嬉戏着，直飞到蓝蓝天上去，一片片金色的羽毛和绿色的鳞片从空中雪花般飘落下来，把她的身体都掩埋住啦……”莫言用超人的想象描绘出了一幅龙凤齐鸣的美好画面。
读莫言的作品，你不会觉得只是在读文字，而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感官视觉的体验世界。
二、虚实间的高密东北乡
莫言作品还有一个重要的意象标志，就是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回顾莫言的主要作品《蛙》《酒国》《枯河》《丰乳肥臀》《生死疲劳》《红高粱家族》《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天堂蒜薹之歌》等等，这些书名，这些大地的意象，这些强悍的生命之力的征象，它们共同组成了莫言的故乡，一个辽阔无边的文学故乡。
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超越了地理意味，半虚半实，半真半假。他在那里建立起了自己的“文学故乡”。 “我写的不是我原来的家乡，仅仅是借助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名称，活动的人物、生长的植物都不是那里的，这是我理想中的地方”。在他的“高密东北乡”，精心布置着高密东北乡的山川河流、五谷杂粮，编写着每个人物的故事，操纵着他们的命运，演绎着高密东北乡的历史。真实的高密东北乡也为莫言小说提供了很多素材，比如《红高粱》中描写的伏击日本鬼子是发生在1938年3月15日孙家口的真实故事。《檀香刑》中记载的东北乡人袭击建铁路的德国人也是确有其事。
莫言对自己故乡的塑造没有局限在现实的东北提供的素材上，而是把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放到高密东北乡中，“在我的新作《丰乳肥臀》里我让高密东北乡盖起了许多高楼大厦，还增添了许多现代化的娱乐设施，我敢于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改头换面拿到我的高密东北乡，好像那些事情真的在那里发生过。”莫言说： “作家的想像力，是作家存在的唯一理由或者说是看家的本事。”
自古山东有“一山，一水，一圣贤”之美誉。而今又出一文豪。莫言同泰山、黄河、孔子一样有名，载入史册。
这是从红高粱地里走出来的世界鼎级的文学巨匠，是中国人首次获得的诺贝尔奖。这是红高粱酿出文学巨奖。
莫言对于故乡东北乡有着特殊的感情，那里有故乡的水，肥沃的土地，亲人的怀念，火红的高粱，古老的风土人情，创作灵感，说不完的故事，引人入胜。
当我再一次畅饮高粱红，似乎品出红高粱的真正品味。淳朴、甘甜散发出浓郁的乡土芳香。使我联想起电影《红高粱》中东北乡红高粱起伏跌宕的波澜壮阔的场面。自此红高粱进入我的灵魂深处，久久不忘。当我回想走进银川“西部影视基地”《红高粱》的拍摄场景地时，虽然那里没有红高粱，看着莫言同张艺谋、姜文的赤身裸膊的合影照，似乎亲身感受到红高粱火热感人的气息，红高粱酿造出张艺谋、巩俐、姜文、莫言等巨星。
在初冬的艳阳中我走进红高粱的故乡——高密市莫言笔下的东北乡。所谓的东北乡那是留在莫言记忆中的故乡的过去，现在已改名大栏镇平安村。这里距青岛约60公里，离高密城约20公里。胶河静静在村边流过，那里留下莫言童年的美好记忆。破落的旧居老宅现已返修，是在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自己出钱修缮的。坐北朝南5间平房约60余平方米。黄泥涂成泥墙铭记着古老的故事。低矮的土围院墙，高高的门楼，黑漆木板门上写有“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的对联。宽阔的院落上胡萝卜地已平整，只有屋墙上大理石“莫言旧居”的红色大字才证明这里是大名鼎鼎的诺贝尔获得者莫言的家。
莫言的父亲管贻范现年90岁，现在与二儿管谟欣住在村西的8间大瓦房里。他身体健康，眼不花，耳不聋。高高的身板，红润的脸庞。当提到儿子获奖时脸上洋溢出幸福的微笑。“莫言是农民的儿子，得奖前是农民的儿子，得奖之后仍然是农民的儿子。”他如是说。一生与老伴生下7、8个孩子。活下3男1女4个孩子。老大管谟贤，原是高密二中副校长，现已退休。老二管谟欣在家务农，老三管谟业，即莫言。还有一个女儿，住邻村。莫言的妻子杜勤兰及女儿管笑笑都在北京。女儿是某高校老师，现在已结婚生子。
莫言的旧居1912年建成，历经历史的沧桑和风雨，1966年曾翻修过。1955年2月17日莫言出生在这里。在这个屋子里，他和勤兰结婚生子，完成《红高粱》的成名作。据莫言的二哥管谟欣介绍：莫言得诺奖后，当地政府想用公款整修，作为旅游景点。被父亲管贻范婉言谢绝，自己出资3000元，将土屋进行整修，现免费向社会开放。
莫言生在农村，开始曾抱有痛恨心情离开贫穷落后家乡的。随着岁月的迁移，这种心情慢慢淡忘。他始终眷恋着生养的黄土地，因为这里有他的亲人，有童年的记忆和美好的故事，他在这里汲取无穷的营养和创作灵感。莫言文学艺术馆坐落在高密一中，是暂时占用一中的校舍。那里展示了莫言的成长创作历程。有许多文稿和珍贵照片。
莫言的大哥管谟贤住在高密市翰林书院小区。莫言与他同住一楼。在莫言休假创作时常常在一起。莫言的童年在饥饿和动乱中度过。他6岁入学，读书不到5年逢便辍学，后在家乡务农。18岁在高密县河崖棉油厂当临时工，这个时候他认识了杜勤兰，并相亲相爱，喜结连理。1976年，莫言21岁参加了中国人民。莫言自小酷爱文学，入伍后自己深感文化知识肤浅，他如饥似渴学习文化，业余时间到地方学校补习文化。自此他当上文化教员。由于表现突出提升为保密员、干部。直到正营职转业。1984年他以216分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艺术学院，成为一名大学生。
1984年8月莫言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在保定市《莲池》刊物上发表，那时恰逢提干，可谓双喜临门。
1986年3月莫言的成名作《红高粱》中篇小说在《人民文学》发表，这是他从军艺毕业后的呕心沥血之作，在文坛引起轰动，文学之星冉冉升起。由张艺谋执导改编的《红高粱》电影也荣获38界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至此莫言的作品走出中国，走上世界。
1994年莫言的母亲因病去世，在他的心灵中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怀着对母亲的怀念，当他看到北京积水潭地铁车站一位面容憔悴的农村妇女抱着吃奶的孩子，他想到天下的母亲，顿生灵感。花费72天时间写成《丰乳肥臀》。当时引起不少争论和非议，莫言也因此被转业。
2011年以农村妇科医生形象的长篇小说《蛙》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酝酿十年余，笔耕四载，三易其搞，最后写成。书中以60年代农村计划生育史为背景，讲述从事妇女工作50多年乡村女医生姑姑的故事，成功塑造了生动鲜明感人的农村女医生的形象。
后来《生死疲劳》荣获第二届红楼梦奖。
《檀香刑》荣获台湾《联合日报》读书人年度文学最佳读书奖、鼎钧双收文学奖。莫言曾获法兰西艺术骑士勋章。意大利第三十界诺尼诺国际文学奖。莫言的作品翻译成英、法、意、德、日、荷、瑞典等多国版本，这为他评选诺奖打下坚实基础。
莫言是多产作家。莫言的大哥管谟贤谈及此事，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与大哥有深厚情感，都属羊，深受大哥的影响。有好多作品大哥是第一读者。因为大哥是华东师范大学毕业，莫言和他同住一栋楼，大哥住3楼，莫言住5楼，阁楼是莫言的创作室。好多作品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莫言的作品充满“怀乡”、“怨乡”的复杂之情，被称为“寻根”作家。作品受魔幻的影响，故事讲述残忍的事件，魔幻的现实，女性的崇拜，自然的描述，构造出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通过天马行空陌生化的处理塑造了神秘超强的世界。体现了人性的平等，超越了政治的范畴。刻画了“东北乡”传奇，对家乡的一往情深。正如莫言所言： “高密有泥塑、剪纸、年画、茂腔，民间艺术、民间文化伴随我成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些元素，当我拿起笔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民间文化故事不可避免进入我的小说，也影响甚至决定了我作品的艺术风格。”
诺奖颁奖词是：“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地社会融合在一起。”
2012年12月12日，黄道吉日。我再次走进平安村，参加青岛诺贝教育文化有限公司举行的“诺贝无畏派国际文学艺术俱乐部揭牌典礼。”俱乐部典礼在莫言旧居旁举行。随着12时刻的临近，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一组12幅“诺贝尔·平安村印象”文学艺术浮雕泥塑作品在一片掌声中点火烧窑。
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名声大振，声誉飙升，掀起一片莫言热。当年花费几千元注册“莫言醉”酒商标价值据说竟上升到亿元。红高粱也身价倍增，一束红高粱竟卖到5元钱。莫言的作品“洛阳纸贵”供不应求。红高粱食品竞相注册。当地政府和山东旅游局打算开发旅游资源。相信这必会进一步推动当地文化经济产业的发展。
莫言获奖后，莫言图书进入了一个全国范围的“真空期”――旧版的莫言作品集在短时间内被一抢而空。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企盼获得莫言图书，无论是哪一本小说，有就好。就拿《蛙》来说，2009年旧版27元，正在接受预订的新版内容完全一样，只是换了一张封面，价格就涨到了35元。
素材二：莫言作品速进教材
莫言作品是否该入选中学教材？这引起社会热议，质疑或反对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获奖后就进教材，这是否太功利？二是莫言的作品是否适合中学生？教材编写是一件严肃的事，入选作品应该严格按照筛选程序来进行。从前莫言作品进不了教材，是出于何种原因？难道是因为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吗？总之，编写组不能“速编”教材，而要考虑作品的真正价值和对学生的影响。
素材三：赔本也种红高粱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家乡所属的高密市政府也坐不住了。这不，高密政府准备投资6.7亿元打造旅游带，包括莫言旧居周围的莫言文化体验区、红高粱文化休闲区等。在红高粱文化休闲区，将花千万元种植万亩红高粱，有关领导官员表示“赔本也要种”。这种做法合理吗？可不能因为“书”红了，就把大地种成一片高粱红！
素材四：莫言故居被过度消费
土坯屋，五间房，狭仄，满是灰尘和杂物……连日来，老屋因为主人获奖而变得不再宁静，海内外记者纷纷到访，报道了这座再平常不过的农舍。据介绍，这座民国时期修建的百年老宅，后来经过两次大的翻修，莫言在这里生活了20多年，它承载了莫言太多的记忆。如今，管委会提交了规划，打算花费50万元人民币对旧居进行整修。10月24日，莫言旧居西南侧一处邻居家的4间住房已被青岛一家企业老板高价租赁，该企业欲瞄准“莫言商机”，在此开发销售旅游文化产品。同时，当地旅游部门计划推出“莫言旧居”一日游。
【素材评点】
因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人物，由此而引出的名人效应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中国是文学大国，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诺贝尔文学奖却来得有点迟了，因为这个“迟到”的国际大奖，人们必然会用仰视和羡慕的眼神来看待莫言，这是对文学的一种尊敬，也是对莫言个人价值的一种肯定，也包含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不过，有些行为走上极端，商业味变浓，就使“良性崇拜”变成了“过度消费”。图书虽然提价，但仍被一抢而光；以前平静的故居，变得热闹起来，当地政府还要修葺老屋搞“一日游”；可笑的是，有关部门还要投巨资种红高粱……《红高粱》让莫言名声鹊起，遍地的红高粱难道能成就高密的明天吗？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商业的口味越来越重，而文学的本质始终未变。我们不能拿商业的重口味来冲淡文学的纯洁与高尚。文学的价值在于陶冶情操，感染心灵，使人获得精神力量。如今，文学价值带来了名人效应，而消费名人却不一定能促进文学的发展。或者说，过度消费不但不能成就文学价值，反而会使文学变得浮躁、浅薄、做作。因此，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不能炒作文学，更不能过度消费名人。
【适用话题】
名人效应 过度消费 文学价值 商业炒作
【多角度话题运用】
1.名人效应。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对于作家莫言，我们要报以敬佩之情。不过，我们还要清楚地看到，是作家莫言成就了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而不是诺贝尔文学奖成就了莫言。莫言的名气大了，他的图书也增值了，他的亲人也沾光了，他的家乡也扬眉吐气了……名人带来了一系列的效应，尤其是商业价值，是名人效应的最直接体现。运用素材时，可以采用对比的方式，让人们正确对待名人，而不是盲目崇拜或趋于利益。
2.过度消费。在现代社会里，物质化和功利化越来越明显了。人们在热衷于某个人或某件事时，容易走极端或过于夸大，这就造成了过度消费。消费名人是可以的，因为名人身上有很多值得借鉴的东西，但过度消费，不仅会给名人带去压力，还会形成一种不良风气。当央视记者对莫言提出“你幸福吗”的问题时，莫言干脆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被幸福”的莫言，像一个符号，被更多的人消费着，正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十月中旬，至少十月十一日这天，再没有哪个国家比北欧小国瑞典更能吸引国人以至世界的目光，再没有比瑞典学院那位绅士讲话的一分钟更重要的一分钟—仅仅一分钟便使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纪录实现零的突破，便把远在天边的神话变成近在山东高密的现实故事：莫言成为1901年以来第109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说实话， 我已经连续好几年在十月这天差不多同一时刻守候在电话机前面等待采访了—今年也有不少国内媒体和NHK电视台等日本主要媒体早早预约—等待就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获奖接受采访。有的已经事先给了采访提纲，如村上作品在中国的发行情况、村上作品的特点以及何以在中国走红等等。于是我用汉语和日语分别打了腹稿，专等电话铃响起张口就来。不用说，结果年年落空。不过今年并未完全落空，因为获奖者是莫言。若村上获奖，我作为译者脸上有光，使得我从“小资”作家的译者，一下子蹿升为大牌诺奖作家的翻译家；而莫言获奖，我作为中国人脸上有光，使得自己从眼巴巴酸溜溜的“他者”变为扬眉吐气顾盼自雄的“当事者”—事情很简单，村上再好也是外国人、日本人。
没想到采访还是接踵而至，或要我发表感想，或问我是否认识莫言和看过莫言哪几部作品。最后渐渐聚焦于一点：莫言这次获奖是不是因为翻译得好。
是的，据说此前中国作家拿不到诺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翻译得不好。毕竟瑞典学院十八位院士之中只有马悦然一位懂汉语。其他人都要通过翻译阅读莫言—翻译即莫言，译本即文本。记得作家毕飞宇说过，文学翻译不同于“文件翻译”。后者“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翻译，文学翻译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翻译，骨子里是写作，一种很特殊的写作。”换言之，“文件翻译”大体译出字面意思就可以了。相比之下，文学翻译更要译出字面背后的东西，即要译出文字中潜伏的原作者的喘息、心跳、体温、气味以及节奏和音乐感。而这谈何容易。说夸张些，翻译既可成全一个作家，又可毁掉一个作家。在这个意义上，诺奖评审的确不是原作间的PK，而是译作间的比拼。幸运的是，莫言作品的译者应该都很够档次。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透露，莫言多数作品的翻译均出自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先生之手，“其精准程度令人信服”。评论家栾健梅也在其博客中写道：“在如今的英、法主流阅读市场，莫言作品的翻译无疑是最多的，也是最精准的。而这，也令众多当代作家羡慕不已。”说白了，假如没有好的翻译，莫言的作品再好也休想捞到诺奖。翻译绝非林语堂所说的好比女人大腿上的丝袜，丝袜再好，曲线美也是大腿的。至少就诺奖评审而言，翻译即大腿，即曲线美。
但另一方面，莫言作品中也有不必翻译的部分。那部分是什么呢？窃以为就是忏悔和救赎意识，这是其作品的灵魂。灵魂是不需要翻译的。
年纪稍大些的人都知道，“”期间和那以前有“家庭成分”之说，农村人一般分为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地主五种。我不知道莫言属何种“成分”。但既然莫言曾经参军，那么肯定不会是地主或富农成分。而他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却为地主喊冤—时被枪毙的地主西门闹认为自己有地产而无罪恶，死后在阴曹地府尽管受尽酷刑，但仍不屈不挠地喊冤叫屈。这意味着，作为非地主阶级出身的作者通过作品表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对灵魂的拷问和忏悔。在新作《蛙》中，主人公“姑姑”作为妇科医生，曾给许许多多婴儿接生，是守护新的生命的天使。同时又为了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给无数孕妇强行引产，造成过“一尸两命”的悲剧。那些被引掉的婴儿和死去的孕妇后来化作无数青蛙向“姑姑”复仇。“姑姑”最终嫁给了擅长捏泥娃娃的郝大手，以期通过那些栩栩如生的泥娃娃使自己获得灵魂救赎。那当然是出于一种强烈的忏悔意识。
应该指出，忏悔意识和灵魂救赎自觉正是很多国人所缺少的。大多情况下我们更倾向于委过于人、委过于体制、委过于历史和文化传统。而莫言拒绝这样做。就凭这一点，他就有足够的资格进入世界级文学家的行列。我想这有可能是莫言获奖的最主要的理由。
同样的理由还应该有近乎黑色幽默的比喻。他在《透明的红萝卜》中这样形容吃高粱面饼子时的生产队长：“只有两个腮帮子像秋田里搬运粮草的老田鼠一样饱满地鼓着。”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关键词：评价理论 评价资源 莫言 文学作品《红高粱家族》
中图分类号：TU-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4-0000-02
莫言生于1955年2月17日，原名管谟业，祖籍山东高密，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2011年莫言荣获茅盾文学奖。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1980年开始创作，著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蛙》等八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白棉花》等二十四篇，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枯河》、《拇指铐》等六十余篇，电影、电视、话剧剧本等多部。他的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
评价理论基于系统功能语言学，所以评价理论也有评价系统之称。评价系统的中心是“系统”，焦点是“评价”。评价理论的创始人Martin曾提到他发展该理论是因为他在分析语篇时发现原来的理论在分析情感表达方面存在着不足，换言之，评价理论的建立就是为语篇分析提供工具。所以评价理论为我们分析像文学作品这样的语篇提供了另一种视角。
“评价理论是关于评价的一即语篇中所协商的各种态度，所涉及到的情感的强度，以及表明价值和联盟读者的各种方式。”（Martin&Rose，2003：23）评价理论包含三大子系统：态度、介入和级差。它们又分别有自己的子系统，态度细分为情感、判断和鉴赏，介入细分为自言和借言，级差细分为语势和聚焦。另外，语势细分为强势和落势，聚焦细分为明显和模糊。
态度次系统化为情感、判断和鉴赏。即语言使用者对行为、文本/过程及现象做出的感情反应，语言使用者按照伦理/道德（规章制度）对某种行为作出的道德评判，语言使用者对文本/过程以及现象美学品格的欣赏。
其中情感作为与生俱来的表达资源，它处于三者的中心区域。Martin&White（2004：5）对情感作了以下更为细致的区分：
①肯定和否定的情感；
②行为上的突然表现，或头脑中的心理过程；
③有某种特定的情绪上的刺激物，或一段相对比较持久的情绪；
④不同程度的情感；
⑤事实性的情感，或非事实性的情感；
⑥是否与意图有关；
⑦三组情感：高兴/不高兴、安全/不安全、以及满足/不满足。
判断具体包括社会尊重和社会许可。社会尊重包括“常规或习惯”、“能力”和“韧性”；社会认可包括“诚实”和“正当”。社会尊重和社会认可从总体上分有正面和负面两种趋向。
鉴赏可分为反应、组成和价值。其中，反应包括影响与质量；组成包括平衡和复杂性；价值是判断文本/过程是否重要，是否有价值。
介入包括表明语篇和作者的声音来源的语言资源，它关注的是言语进行人际或概念意义的协商的方式。介入分为自言和借言。自言是纯粹的陈述，借言是直接刻画社会多元定位可能性的资源网络。自言包括断言和假定。借言可分为外部声源和内部声源。外部声源又可分为插入和同化；内部声源直接将不同观点融为作者自己话语的一部分，将作者的声音主观化。借言还可分为对话性扩展和对话性压缩。对话性扩展是指在某个话语场中，说话者会尽量去包容、照顾其他的话语声音，给与它们话语空间，可细化为引发和摘引。引发是作者由于对某事物或某观点不确信或故意避免一种绝对表达而开启了对话的空间；摘引是指作者明显地把话语中的某些观点通过外部声音呈现出来，作者本身的话语则退到后台。对话性压缩可分为宣称和否认。宣称包括同意、断言和赞同，是指明确地提出某一观点进而排除其他的选择；否认包括否定和反驳，是指某些话语立场或声音被直接拒绝、替换或被认为“不合适”。
级差是用来表述态度介入程度的系统，包括语势和聚焦。语势是对态度或介入的程度强弱或数量多少的描述，是强势还是弱势。聚焦是对不能有强弱之分的范畴进行调节，是明显还是模糊。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的代表作，属于寻根文学。由《高粱酒》、《高粱殡》、《狗道》、《奇死》、《红高粱》五部组成。《红高粱家族》是一部以抗战时期为背景，描写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他在此书中创造了他的文学王国“高密东北乡”，通过“我”的叙述描写了期间，“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上演了一幕幕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舞剧。“我”的家族里的先辈们，爷爷、奶奶、父亲、姑姑等，一方面奋起抗击残暴的日本侵略者，一方面发生着让子孙后代相形见绌的传奇般的爱情故事。我将利用评价理论对该作品的第一部《红高粱》中开头的一段充满激情的感叹的段落进行简要分析。
《红高粱》在现代历史战争题材的创作中开辟出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这部小说讲述的其实并非是历史战争，而是作家在民间话语空间里的有所寄托。叙述者在小说开头有一段充满激情的感叹，极力赞美他的故乡，赞美他的那些豪气盖天的先辈，充分体现了评价资源在小说中的应用。
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感到种的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