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47:0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描写立秋的诗句，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摘 要：上都扈从诗是元代边塞诗的主要形式，通过对上都扈从诗中的饮食民俗文化进行掘微与阐释，发现元代上都地区的饮食民俗，随着国家的统一虽然已开始向中原地区靠拢，但仍保持了游牧民族的特色和地域特色，其研究领域是十分广泛的。
关键词：上都；扈从诗；饮食民俗；民族特色；地域特色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4-0113-02
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唯一来源，没有社会生活就不可能有文学。而某一时代的社会生活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在这一时代的作品中。上都（上都，又称为上京、滦京、滦阳，遗址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北）扈从诗也称上京（都）纪行诗，是元代边塞诗的主要形式。它以其广泛的题材、丰富而深刻的内容，触及了上都地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明清时期到当代，学者们虽然不大看好上京纪行诗，认为它艺术价值不高，但却众口一词地肯定了它的史料价值。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学者包根弟出版的专著《元诗研究》中，第二章为《元诗之特色》，其中第四个特色为“多塞外景色及风物之描写”，书中写到：“每当元帝北巡上都之时，大批文人学士皆扈从而往，是以沿途的塞外风光，上都的风土人情，遂尽入吟咏。……诸诗描写塞外风土景物，或自然真切，或气势雄伟，不但在诗坛上特立一格，更兼有文献史料上的价值。”[1]
本文从民俗学的角度，通过对上都扈从诗中反映的滦阳饮食民俗特征进行掘微与阐释，以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认识上都地区民俗的民族特色、地域特色，也可以加深对上都扈从诗的认识和把握。
一、滦阳饮食民俗的民族特色明显
元代漠北、漠南的“原隰之地，无复寸木，四望惟白云黄草”，“其产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至八月又枯，草之外咸无焉”[2]。因而上都的蒙古民族是以富有特色的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方式的。正如杨允孚在《滦京杂咏》中所言：“塞边羝牧长儿孙，水草全枯乳酪存。不识江南有阡陌，一犁烟雨自黄昏。”[3]诗中用对比的手法来描绘上京与南方在生产方式上的差异，上京人民以羝牧为生，即使是水草全枯的季节仍然以留存的乳酪为食物，而不像南方人以耕种阡陌为生。牧民们在广袤的草原上放牧，牲畜的种类也很多，有牛羊：“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萨都剌《上京即事五首》之一）“连天暗丰草，不复见林木。行人烟际来，牛羊雨中牧。”（黄《子》）也有马：“朔方戎马最，刍牧万群肥。”（周伯琦《纪行诗》之一）”还有骆驼：“遥见马驼知牧地，时逢水草似鱼村。”（吴师道《闻危太朴王叔善除宣文阁检讨三首》其一）“阴森晚色晦，寒沙聚群驼”。（袁桷《登候台》）所以元代上都地区虽是蒙古、汉、回、畏兀儿、西域色目人等多民族聚居，但扈从诗中关注最多的是蒙古族的饮食民俗。
首先就是肉食风俗。上都地区以畜牧为主，蒙古人民过着游牧的生活，他们的食品，以家畜（主要是羊，其次是牛、马等）肉和奶制品为主，而以打猎所得的野生动物肉为补充。蒙古人习惯吃羊肉，因而羊肉在肉食结构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宫廷饮食以羊肉为主，许有壬是元代奎章阁学士院侍书学士，多次扈从上京，他的《上京十咏》主要刻画了蒙古草原的物产和风光，其二为《秋羊》描写秋高气爽的季节，庖人供肥羊，皇帝以之颁赐重臣。其中“肉净燕支透，膏凝琥珀浓”的描写，逼真地写出了秋日肥羊的肉质和庖人烹饪的高超。张昱的《辇下曲》中有“大官羊膳两厨供”，《塞上谣》中也有“野帐吹烟煮羊肉”的诗句。元代时期，蒙古统治者到上都巡幸，与各路亲王举办大型的国宴也是重要的内容，其名为诈马宴，因为赴宴者都着皇帝钦赐的衣饰，也称为质孙（一色服）宴。周伯琦在《诈马行》序言中说：“其佩服日一易，大官用羊两千嗷马三匹，他费称是，名之曰‘只孙宴’。‘只孙’，华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诈马筵’。”在诗中也说：“大宴三日酣群，万羊脔灸万。”除了羊肉，牛马的肉也是主要的食品。到元代时，蒙古族还有生食的习俗。陈伯通《海青马生肝》其二“催荐厨中语未阑，控拳豪客簇雕盘。翠翻云叶并刀乱，冰透霜花楚玉寒。一吮味甘牙齿滑，十分香彻鼻头酸。梦魂不到鲈鱼脍，醉眼江湖特地宽。”诗中描写生吃马肝的情景，马肝不仅可以生吃，而且味道堪比鲈鱼脍。
除了家禽肉，野生动物肉是重要的补充，这些多靠打猎获得。骑射之长技是蒙古族传统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牧民们除了从事牧业生产以外，还经常进行狩猎活动。狩猎既具有经济意义，猎获物可以作为食物的重要补充；又具有军事意义，通过大型围猎活动训练战士，使牧民熟悉弓马，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元朝统治者巡狩上都，除了举行忽里台与朝觐活动以外，还要在这里避暑狩猎。陈高华、史为民在《元上都》第四章里专门谈了上都宫廷生活，主要是宴会、佛事、狩猎、祭祀和其他娱乐活动。上都扈从诗中多有关于这方面的描绘，杨允孚《上京杂咏》中有“北陲异品是黄羊”的诗句，提到了上都地区的一种野味――黄羊。许有壬《上京十咏》其三为《黄羊》：“草美秋先，沙平夜不藏。解文豹健，脔炙宰夫忙。有肉须供世，无魂亦似。少年非好杀，假尔试穿杨。”诗中作者把饮食与狩猎结合起来，描写了狩猎之后，宰杀黄羊的情景。
白狼、野兔、天鹅也是当时人们狩猎的对象，如萨都剌《上京即事五首》其一：“紫塞风高弓力强，王孙走马猎杀场。呼鹰腰箭归来晚，马上倒悬双白狼。”杨允孚《滦京杂咏》之一有“月初王孙猎兔忙”的诗句。柯九思《宫词》其十三描写了狩猎结束之后，“天鹅驰送入宫庭”的情景。
其次从饮酒风俗方面，也可以表现出这种特色。元代的酒，就其使用的原料来区分，有马奶酒、果实酒和粮食酒几大类。元代以汉族为主的广大农业区，主要饮用的是粮食酒，马奶酒和葡萄酒并为宫廷的主要用酒。而在以蒙古族为主的上都地区，马奶酒就是最为重要的饮料。蒙古人蓄养牛马等家畜，马奶以及用马奶发酵而成的“忽迷思”（马奶酒）就成为他们喜爱的饮料，因为是乳汁，马奶酒也称为酒。受到蒙古风俗的影响，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中也有一些人对此发生浓厚的兴趣，所以在扈从诗中吟咏马奶酒的诗歌就非常多：“学士院官传赐宴，黄羊酒满车来。”（张昱《辇下曲》）“相官马盛浑脱，骑士题封抱送来。”（张昱《辇下曲》）“内宴重开马浇，严程有旨出丹霄。”（杨允孚《滦京杂咏》）“皮囊乳酒锣锅肉，奴视山阴对角羊。”（杨允孚《滦京杂咏》）“祭天马酒洒平野，沙际风来草亦香。”（萨都剌《上京即事五首》）“龙衣遵质朴，马酒荐馨香”。（周伯琦《立秋日书事五首》）“髯奴醉起倾浑脱，马香甜奈乐何。”（贡师泰《和胡恭滦阳纳钵即事韵五首》）“天马西来酿玉浆，革囊倾处酒微香。”（耶律楚材《寄贾搏霄乞马乳》）“悬鞍有马酒，香泻革囊春。”（许有壬《雨中桓州道中》）“味似融甘露，香疑酿醴泉。新醅撞重白，绝品挹清玄。”（许有壬《上京十咏》其一《马酒》）“慢说千杯不醉人，清光压倒洞庭春。携行可用紫丝络，渴饮不烦乌角巾。”“摇动革囊成酝酿，封藏花盎作逡巡。坐中一混华夷俗，或有豪吞似伯伦。”（员炎《马酮》）这些诗歌描写了马酒的香甜、酿造、运储等多个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员炎诗中的“坐中一混华夷俗，或有豪吞似伯伦”，因为这种美酒，使“华夷一俗”，其功至伟。
The “early rice” and “late rice” in the Song Dynasty
Abstract
The so called “early rice (zao dao)” and “late rice (wan dao) “ in the Song dynasty were not the same ones in the double harvest rice cropping system of modern sense， but the ones that harvest early or late， many of them belonged to middle and late-maturing varieties. The so-called “late rice” distributed mainly in zhexi ( now the south part of Jiangsu and north part of Zhejiang) due to taxes and rain， while the early rice beca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the other districts for the reasons of drought and famine .
早、晚稻的划分既是稻作技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相结合的产物。虽然早稻和晚稻的概念在宋代以前即已出现，但大多在一些非常偶然的场合，并且早稻和晚稻都是孤立存在。宋代随着稻作技术的发展，早稻和晚稻的概念非常流行，且常常是相提并论，以致后来的一些学者往往以今概古，以为宋代已经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早稻和晚稻，甚至更有人认为是双季稻，从而错误地估计了宋代稻作的发展水平。本文试图从宋人有关早稻和晚稻的基本概念入手，考察早稻、晚稻在各地的分布，并分析形成此种分布的原因，以期对宋代的稻作有个更好的把握。
1、 早稻和晚稻的概念及其分布
现代农学对于早稻、中稻和晚稻的界定主要是依据生育期的长短来决定的。而宋代最通行的做法是依据收获期的先后来划分早、中、晚稻，如“早禾收以六月，中禾收以七月，晚禾收以八月”。[1]由于各地的水稻成熟期并不一致，[2]所依据的历法标准也不统一，有的分之以月份，有的别之以节气，即便是都按节气或月份，其差异也是显而易见，所以各地早、中、晚稻的划分不尽相同。如福建三阳，“其熟于夏五六月者曰早禾，冬十月曰晚禾。”[3]陆游有“秋词”三首，第一、二首分别提到七月、八月，第三首依时序当为九月，七月中提到“早禾”，九月中提到“晚稼”[4]；又如浙江四明，“早禾以立秋成，中禾以处暑成。”[5]而江西西昌（今泰和）则以小暑、大暑节收割为早稻 ，寒露、霜降节收割为晚稻 。早、晚稻只是相对而称，此外并无严格的科学界定。
尽管宋代的早晚稻概念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早晚稻概念，但各地都已对自己所生产的稻做了早稻、晚稻，甚至于中稻的划分则是事实。早、中、晚三稻在各地稻作中所占比例如何？对于了解宋代的稻作情况来说是重要的。游修龄说：“宋代的水稻，在同一地区已有早、中、晚的不同，一般以早、中稻为多，晚稻较少。”[6]实际上，早、中、晚的播种面积因时因地各不相同。
两浙的浙东地区，早稻多于晚稻，如四明（今浙江宁波）：“中最富、早次之，晚禾以八月成，视早益罕矣。”[7]台州：“晚稻……民间所种不多，仅当早稻十之一、二。”[8]越州：“统计会稽八县田亩，……晚稻居十分之四。”[9]十分之六则是早稻和中稻。浙西虽然在“七月初乃见新谷”，证明有早、中稻的存在，但却以晚稻为主，如湖州：“管内多系晚田，少有早稻。”[10]甚至有些地方“纯种晚秋禾。”[11]但这种情况也主要局限于太湖沿岸地区，远离太湖沿岸的浙西一些地区，也是早稻多于晚稻。如临安府之新城县（今浙江富阳县西南）“山田多种小米（即早籼），绝无秔稻（即晚粳）。”[12]
宋代，另一处晚粳种植比较集中的地区，是淮南地区。这里的水稻一般要到夏初，甚至于农历五月方始插秧。“淮南夏早收，晚秧亦含风”[13]；“积雨涨陂塘，田塍插晚秧”[14]等宋人诗句描写的就是淮南插莳晚稻秧的情形。而在一些近水低洼地区，甚至到夏初才始撑着一种短小轻便的小划船在稻田中进行撒播。[15]插秧在初夏，收获却在初冬，贺铸有“楚泽初冬正获田”[16]之句，此诗作于历阳（今安徽和县）姥矶，时间是在戊辰十月晦日（十月的最后一天）。苏轼提到，元祐六年（1091），汝阴县（今安徽阜阳）百姓，因旱伤，“稻苗全无”，而被迫至淮南籴晚稻种。[17]乾道九年（1173）十一月，江南东路安抚使奉命收籴粳米，但江东诸州“尽是籼禾小米”，无奈只得“差官往淮南收籴”，可见淮南产粳米之盛。[18]但淮南也有籼米，宋政府在淮南所收籴的粮草中就既有大禾米（晚粳），又有占米（早籼），[19]只是不占多数。
属于江南西路，与淮南西路毗邻的兴国军（今湖北阳新）及其相邻的荆门军（今湖北武汉）也以晚稻为主。陆九渊在“与章德茂书”中提到：“江东、西，田分早晚。早田者种占早米，晚田种晚大禾。此间田不分早、晚，但分水、陆。”不分早晚稻，表明当地的水稻仍然是以传统的一季晚稻为主。南宋王十朋有“途中遇雨”诗，提到“晚稻短长熟”之句，此诗作于某年的八月二十六日到兴国军之后，[20]不久王十朋又入鄂州（今湖北武汉）境，留下了“秋深余晚稻，地旷僻闲田” [21]的诗句。
福建八州，上四州（建宁、剑州、邵武、汀州四州）似以早稻种植为主，而下四州（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则是以晚稻为主。这从南宋乾道六年（1170）六月，提举福建常平茶事郑伯熊报告中可以看出，他说：“福建路八州军府县，自入夏以来，阙少雨泽，其上四州军府虽时得甘雨，犹未霑足，早禾多有伤损；下四州军亢旱尤甚，晚种有不得入土者。”[22]或认为，这里郑伯熊把上四州军入夏后“早禾”雨水不足和下四州军晚稻不能插秧并提，说明下四州军在南宋已普遍种植两季水稻，上四州军恰恰只种一季稻。[23]这种理解是错误的。首先，这个报告出台于农历六月，事发在六月之前，即文中所称“入夏以来”，宋以四月为夏首，入夏以来指的是四月已来，也即四月至六月这段时间，如果是双季稻的话，这段时间正是双季早稻生长到成熟的季节，双季晚稻不能插秧是正常的，并不是一件大惊小怪的事，而作为一季晚稻，六月份尚不能入土就比较紧张，因为一季晚稻一般是在五月前后移栽的。
江西也是以早稻居多，然而各州县有所区别。洪州：“据洪州申……缘本州管下诸县，民田多种早占，少种大禾。其所种大禾，系在向去十月，方始成熟。……本司契勘，本司管下乡民所种稻田，十分内七分，并是占米，只有三二分布种大禾。”[24]此处，占米指的是早禾，大禾指的是晚禾。江州：“星子、都昌晚禾绝少，独建昌邑大苗米居多……此间土产皆占米，晚禾不多。”[25]“敝郡今秋少雨，晚田多旱，除星子、都昌，多是早田，被灾处少，唯有建昌一县，晚田数多。”[26]“夫都昌田禾，例宜早籼，非若星子早田，十居七八。”[27]抚州：“临川境内早禾最多”，[28]“乐安、宜黄两县管下，多不种早禾，率待九、十间，方始得熟。”[29]总的说来是“本州早禾少，而晚禾多。”[30]吉州：“早稻不过二三分”[31]，十分之七八为晚稻。 转贴于
江东诸州“尽是籼禾小米”[32]，似也是以早稻为主。荆湖的潭州（今湖南长沙）：“早稻甚多，晚米甚少”，[33]早稻约占全州稻谷种植的70%。[34]“只有早稻，收成之后，农家便自无事。”[35]成都府之眉州（今四川眉山县）似也以早稻为主，[36]苏轼在《眉州远景楼记》中提到：“七月既望，谷艾而草衰，则卜鼓决漏，取罚金与赏众之钱。买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乐饮食，醉饱而去，岁以为常。其风俗盖如此。”[37]可见眉州的水稻一般都是在农历七月十五日以前收割。范成大在题为“峨眉县（今四川乐山县）”的诗中也有“泉清土沃稻芒蚤”[38]的诗句。
北方地区水稻分布较为分散，但以一季晚稻为多。史料记载，占城稻在皇家御苑中的收获期多在十月。晁说之（1059-1129）“秋吟诗”中有“崔子稻畦晚”之句，诗注云“崔德符监稻田务”，[39]稻田务的所在地在京西北路的汝州（今河南临汝县）一带，证明当地稻田务管辖下的稻田是以晚稻为主。但由于北方易受干旱影响，所以江翱也曾在汝州鲁山县推广一种早稻。[40]
尽管现有的材料还不足以全部勾勒出宋代早稻和晚稻的分布图，但综上所述，宋代南方水稻主产区，除浙西等地区晚稻较为集中之外，其它地区都是早晚搭配，并出现了早稻盛行的趋势。北方地区自古及今则都以晚稻为主。
2、 早稻盛行的原因
早稻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的四川、荆湖、江东、江西、浙东、福建等地。这些地方选择早稻种植，从其初衷来看，首先是着眼于抗旱。自古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就是水稻的主产区，但这个地区的降雨量分布极不均匀，以江西为例，大部分地区春夏两季的降雨量占全年的75%，秋季只占15%。进入小暑后便转入到久晴少雨的干旱期，降雨量明显减少。其他省份，如浙江、江苏、安徽等，也有类似情况。而与此同时，由于气温高，蒸发量大，水稻的需水量加大。《种艺必用》引老农言云：“稻苗，立秋前一株每夜溉水三合，立秋后至一斗五升，所以尤畏秋旱”，《种艺必用补遗》则进一步指出：“凡晚禾最怕秋旱。秋旱则槁枯其根。虽羡得雨，亦且收割薄而尠矣。故谚曰：‘田怕秋时旱，人怕老时贫。’诚哉是言也。”提出把立秋作为水稻水分临界期。立秋前后是水稻开始孕穗（古人称为秀，或做胎）的时期，这以后水稻对水的需要量很大。明代《沈氏农书》说：“乾在立秋前，便多干几日不妨；干在立秋后，才裂缝便要车水。盖处署正做胎，此时不可缺水，古云：‘处暑根头白，农夫吃一吓’……自立秋以后，断断不可缺水；水少即车，直至斫稻方止。俗云：‘稻如莺色红、全得水来供’”。又据宋应星的计算，“凡苗自函活以至颖栗，早者食水三斗，晚者食水五斗，失水即枯”，“将刈之时，少水一升，谷数虽存，米粒缩小，入碾臼中，亦多断碎”。从分布区来看，也主要是缺水较为严重的地区，这些地区种一季都显差强，早稻因需肥水较少所以得到垂青。
宋人对干旱危及晚稻多有提及。如李纲在其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任内（1135一1139）曾上奏说：“（洪州）自入秋以来，阙少雨泽，已觉亢旱，又生青虫，食害苗稼……若更旬日内无雨，晚田决致旱伤”，“难以指准。”而早禾则因“春夏之间，雨旸调适，早禾已是成熟收割了当。”所以“管下乡民所种稻田，十分内七分，并是早占米，只有三二分布种大禾。”抚州知府黄震在咸淳七年（1271）七月二十一日《雨旸申省状》曰：“自六月初三日有雨，亢旱一月，至七月初二、初三，而后得雨，早禾虽赖以有收，自七月初三以后，又复兼旬无雨，晚禾凛乎可虑，本州早禾少，而晚禾多，关系非小。”[41]相比之下“临川境内早禾最多，晚禾虽被蝗旱，然所在有大歉之处，亦有大熟之乡，长短相补，亦得半收，早晚禾通计已是七八分成熟。”[42]朱熹在南康军任上也提到：“敝郡今秋雨少，晚田多旱。”[43]陈宓在《与江州丁大监》书中说：“此月初以来不雨，……建昌邑大苗米（即晚稻）居多，遭此晚稻大可虑。”[44]有见于晚稻易旱，宋代的一些地方官员积极致力于早稻的推广。朱熹就曾在晚稻种植面积较大的都昌推广早稻，他说：“夫都昌田禾，例宜早籼，非若星子早田，十居七八。”[45]
早稻需水量少，所以在一些易旱的山区发展较快。闽北山区宋初就有一种耐旱高产的稻种。据宋人杨亿《谈苑》记载：“江翱，建安人，文蔚之兄子也。为汝州鲁山令，邑多旷土，连岁枯旱，艰食。翱自建安取早稻一种，此稻耐肥、旱，实早，可久蓄，宜高原，至今邑人多之，岁岁足食。”[46]这里未言明此种早稻即占城稻，而且出现在有占城稻记载之前，应属早已有之。
除了干旱之外，早稻的推广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避水，早稻的生育期短，可以在每年的大雨到来之前，完成收获。这使得早稻除了适合于丘陵山区种植之外，也适合于在低洼易涝的地区种植。长江中下游流域虽然在入秋之后进入干旱期，但是在一些年份也有暴雨成灾的可能，这对于成熟收获期的晚稻来说是不利的。如，乾道元年九月二十四日，臣僚言：“伏见前月（即八月）以来，天作滛雨，江淮浙闽皆被其害，……稻穗之在田未刈者，经此巨浸已同腐草，高田虽无甚损，亦多芽蘖。”[47]解决办法就是尽量播种早稻。早稻品种之一的黄穋稻即具有这方面的优势。“浅浸处宜种黄穋稻，……黄穋稻自种至收，不过六十日则熟，以避水溢之患。”[48]早稻可以避水溢之患，所以“湖田多，山田少”的豫章（今江西南昌）“所种占米为多，有八十占、有百占、有百二十占，率数月以待获。”[49]又如避霜。一季晚稻常常要到霜降之后才始成熟，如果某年霜早，则要面临前功尽弃。何承矩在河北种稻时，头年因霜，未能收成，险些使屯田种稻难以为继，第二年改种江东早稻，取得成功。还有耐瘠。早稻对肥料的需求量比晚稻少。
丘陵山区往往比较容易干旱，且土壤肥力不及平原，复由于地势较高，易受冷害，所以早籼稻种植较多。如江东徽州，“大率宜籼而不甚宜粳”[50]，临安新城县“山田多种小米，绝无粳稻”[51]。这也是宋真宗向高仰易旱之地推广早熟占城稻的原因。早稻与山冈联系在一起，如“早禾饱熟收山场”[52]、“北乡田少尽茅冈，早禾有种何妨种。”[53]福建上四州军，早稻多于晚稻也与此有关。这种格局到近代仍然没有多大的变化，据近人的调查，南京、镇江一带，地势高亢，山田多于圩田，亦只宜需水较少之籼稻。[54]
“救饥”也是早稻盛行的原因之一。宋代一般以晚米为籴纳对象，至于早稻很大程度上是农民自产自销，文天祥就曾提到，“吾州（江西吉州，今吉安）从来以早稻充民食，以晚稻充官租”。[55]农民生产的早稻除了大部分自我消费之外，剩余部份也进入市场，满足中下层百姓的粮食需求。早籼稻成为“自中产以下皆食之”[56]的大众食物。中产以下的大众，由于其自身的经济实力不济，不可能有很多的存粮，一遇青黄不接，就需要有一种早熟品种来接济，这就更为早稻的存在提供了一个契机。最早见于宋代方志记载的，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水稻品种，六十日，又名救公饥，其出现即与此有关。“六十日稻，名救公饥。传有孀妇居贫乏食，撷稻中先熟者，以养翁姑，因传其种。”[57]宋代新安也有这样一个品种，名红归生，米粒红，成熟最早，然不广种，少莳以接粮耳。宋人有诗云：“前村后村水车声，伊伊扎扎终夜鸣，皇天不雨四十日，高田何止龟兆出。田家眼穿望早禾，早禾不熟赖饥何？”[58]从中也可看出早稻在抗旱救饥上的用意。
早稻盛行的原因也为近人的调查所证实。民国二十四年（1935）夏秋，江西农业院作物组乘指导农民混合选种及采集单穗之便，附带进行水稻品种及栽培方法之调查，知各县水源缺乏为未种粳稻之首要原因。普遍粳稻生长期较籼稻为长，所需水分总量亦较多，本省雨量最多之月为五、六月份梅雨期内，七、八月以后，遂逐渐减少，故多数地方，均栽早熟籼稻，以期避免干旱之损失，此粳稻之变天然因子所限制而被据弃者一也；又因本省盛行二熟制，早稻收获后，可栽二季稻或其他旱作，如晚大豆、芝麻、养麦等。粳稻生长期较长，不适于二熟制，此受栽培制度之限制而被摒弃者二也；各县所栽之品种，有芒者绝无仅有，盖一般农民对于有芒之品种，多感脱粒之费力，调制之不易，交租时又被田主所拒绝而厌恶之。粳稻品种有芒者居多，此不合农民心理而被据弃者三也。[59]由于饥饿和干旱古已有之，因此，我们估计，早稻出现的时间比实际材料中的记载更早。 转贴于
虽然早稻的种植在于抗御自然灾害，但它的存在毕竟为多熟制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早稻可以避旱、救饥，但产量不高，救得一时救不了四季，同时在早稻收获之后还有较长的生产季节可以利用，于是古代农民可能很自然地就在早稻收获之后，种上晚稻或其它作物，以弥补早稻产量的不足。于是多熟制形成了。宋谢邦彦诗：“嘉谷传来喜两获，薄田不负四时耕。”[60]说的就是早稻的存在为多熟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3、 太湖地区种植晚稻的原因
然而，在宋代水稻的主产区，拥有“苏湖（常）熟，天下足”美誉的浙西地区，早稻仍然没有取代晚稻的地位，在水稻生产中仍然是以单季晚稻为主，并且一直保留到了近代。江南地区的晚稻一般是五月插秧之后，入秋后才能陆续成熟，直到九、十月份。宋人有词曰：“……，重来雨过中秋……看黄云、还委西畴……信吴人有分，……重到苏州。……”[61]从中可知，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时，水稻尚未收割。浙西晚稻收获的临界日期是霜降。苏轼有“乌程（今浙江吴兴县）霜稻袭人香”[62]之诗，曹组亦有“霜落吴江，万畦香稻来场圃”[63]之词，楼璹《耕织图诗·收刈》亦云：“田家刈获时，腰镰竞仓卒。霜浓手龟圻，日永身罄折。”从上述诗词中可以看出，当时浙西地区的水稻一般都是在霜降以后收获。诗中不提别的收获期，显然表明浙西地区的水稻一般都是在霜降前后收获的。回过来再看看播种期。苏轼有“种稻清明前……分秧及初夏”的诗句。表明北宋时期，湖州是在清明（四月上旬）前下种，立夏（五月上旬）初插秧。杨万里诗句：“浸种二月初，插秧四月中……吴盐雪花白，村酒粥面浓。”又表明南宋时期的吴中是在农历二月初（比清明稍早）浸种，四月中（比初夏稍迟）插秧。也就是说，太湖地区的水稻一般是在清明前后播种，霜降前后收割。即农历的二、三月到九、十月这段时间。一季晚稻的种植情况在许多品种的生育期上可以得到反映。
何以在各地盛行早稻的同时，太湖等地区依然以晚稻为主呢？游修龄总结了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和宋代的温度变化有关。籼稻和粳稻在最低萌发温度方面，籼稻要求高，粳稻可以耐低温；在最低萌发温度方面，籼的要求强，粳的要求弱。总之，是籼的耐寒性弱，粳的耐寒性强。现在一般籼稻地区年平均温度在17度以上，粳稻地区则在16度以下。宋代气候转寒，北宋时期，我国东部的气温略低于现今，[64]南宋时期杭州的4月份平均温度比现在要低1-2度。[65]在这种温度条件下，太湖地区发展为粳稻中心。[66]二是稻麦两熟制扩展后，因小麦收迟，以种晚稻为宜。因而晚稻的比例扩大了。太湖地区晚稻品种的多样化，同宋以后稻麦两熟制发展有密切关系。[67]
除此之外，我们认为，太湖地区选择晚稻还有社会经济和自然地理等方面的原因。从经济上说，宋代政府的籴纳政策是太湖地区种植晚稻的一个重要原因。自然隋唐大运河开通以后，太湖地区是稻米的主要输出地，政府规定收纳一律以晚米为准，这可能与晚米的品质及贮藏寿命有关，晚稻的品质好且耐贮藏，适合漕运并供给政治中心的居民，而早米在这两方面的表现较差，故不在收纳之列。舒璘在论及粮食贮藏时说：“古之积储在谷不在米，验之于今，藏米者四五年而率坏，藏谷者八九年而无损，而谷之中又有高下焉。有大禾谷，有小禾谷。大禾谷今谓之粳稻，粒大而有芒，非膏腴之田不可种；小禾谷今谓之占稻，亦曰山禾稻，粒小而谷无芒，不问肥瘠皆可种。所谓粳谷者，得米少，其价高，输官之外，非上户不得而食；所谓小谷，得米多，价廉，自中产以下皆食之。”[68]孝宗乾道九年（1173）十一月十二日知建康府洪遵在上奏中也提到：“秈禾小米，久远不可贮储。”[69]由于晚粳具有食用品质好，耐贮藏的特点，所以规定晚稻为赋税征收对象，这不光是太湖地区如此，其它地方也都是如此，政府还将税收的起征日期放在晚稻成实之后。[70]适应政府的政策，虽然宋代各地都有晚稻栽培，但由于赋税较轻，有些地方在满足税收需要之后，可以种植早稻以满足自身的需要，而太湖等地的农民由于赋税负担重，必须大量种植晚稻才克完成，不仅如此，一些邻近地区由于自身产生晚稻不衍交纳税收，也到太湖沿岸地方来收购，如，临安府之新城县“山田多种小米，绝无秔稻，一岁所收，仅足支民间数月之食，虽丰岁亦须于苏、秀邻境籴运交纳。”[71]由于对晚稻需求量大，所以太湖沿岸的农民种植早稻的选择余地较小。这也是太湖沿岸地区，这里自古以来直到近代一直是以一季晚稻为主的原因之一。江南赋税负担沉重可能与晚稻种植相互关联。
无独有偶，在其它一些赋税较重的地方，晚稻的比重也比较大。北宋时期，发运到京师的米超过百万石的除两浙路一百五十万石外，还有淮南一百三十万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万八千九百石。[72]淮南是晚稻的重要分布区已如上述。江西各地早晚稻比重不同，也可能与赋税轻重有关，在江西的一百二十万之输中，以吉州所占份额最多，宋人曾安止估计“漕台岁贡百万斛，调之吉者十常六七”[73]。李正民也说：“江西诸郡，昔号富饶；庐陵小邦，尤称沃衍。一千里之壤地，秔稻连云；四十万之输将，舳舻蔽水。朝廷倚为根本，民物赖以繁昌。”[74]从漕粮一项来说，吉州“实为江西一路之最”。[75]适应漕运的需要，这里种植的水稻十分之七八是晚稻，只有二、三分种植早稻。
从自然条件来说，我们认为，水旱变化比气候转冷对太湖地区晚稻种植的影响更大。这里再具体地分析一下雨水状况对于江南地区稻田种植制度的影响。明李乐《乌青志》中说：“种田之法忌过早，本处土薄，太早则虫易生。若其年有水，则必芒种前后可插莳也。如遇旱暵，即不妨迟至夏至。”可见决定当地水稻移栽早晚的因素主要在于水旱，而非冷暖，当然水旱也与冷暖有关。这段话还转辗于明清时期的乌青、乌程等方志及《沈氏农书》等之中，应该是浙西地区农民的共识。翻开所有的中国农书，几乎种田的趁早，早有诸多的好处，惟独在太湖地区提出，“种田之法，不在乎早”，这与太湖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提到了虫、水、旱三个方面的原因，实际上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在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同样面临，就浙西而言，我们认为水灾是导致浙西地区种植晚稻的主要原因。
浙西地区在在入冬之后至春夏之交有个较长的降水过程，如果在这一段时间播种插秧，势必面临水灾。元祐四年（1089）十一月初四日，两浙西路兵马钤辖龙图阁学士朝奉郎苏轼状奏，“勘会浙西七州军，冬春积水，不种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76]。可见，冬春积水是浙西七州军选插晚稻的主要原因。积水不仅影响到插秧，还影响到下种。元祐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苏轼在一份奏状中又提到：“窃以浙西二年水灾，苏湖为甚。……自下塘路由湖入苏，目睹积水未退，下田固已没于深水，今岁必恐无望，而中上田亦自渺漫，妇女老幼，日夜车畎，而滛雨不止，退寸进尺。见今春晚，并未下种。”从这个奏状中可以看出，苏、湖一带的水田在当年，地势低的可能整年都种不上水稻，因此收成无望，而地势较高的，也由于淹水，到了三月下旬，所谓“春晚”，还没有下种。所以苏轼接着又说：“自今（即三月二十三日）已往，若得滛雨稍止，即农民须趁初夏秧种。”[77]也就是说，苏、湖等地的水稻播种期须推迟到四月以后，加上不少于一个月的秧龄，水稻移栽的时间最早也得在五月初以后。一些在五月或五月以前即已播种移栽的水稻，如果不幸赶上大水，则需再种。如，乾道六年（1170）闰五月十一日诏，“浙西州军大水，……官为贷其种谷，再种晚稻，将来秋成，绝长补短，犹得中熟。”[78]淳熙九年（1182）五月十六诏，“近者久雨，恐为低田有伤，贫民无力再种，可令浙东西两路提举常平官，同诸州守臣，疾速措置，于常平钱内取拨借第四第五等以下人户，收买稻种，令接续布种。”[79]“用心补种被水去处田亩”[80]虽然能够起到绝长补短的作用，但已付出了人力和物力（如种谷等）的浪费，因此，就宋代始人们便有意识地推迟播种和移栽的时间。明代宋应星说：“湖滨之田，待夏潦已过，六月方栽者，其秧立夏播种，撒藏高亩之上，以待时也。”[81]这种做法在宋代的太湖地区就已普遍采用。苏轼说：“去年浙中，冬雷发洪，太湖水溢，春又积雨。苏、湖、常、秀皆水。民就高田秧稻，以待水退。及五、六月，稍稍分种，十不及四五分。”[82]刘攽在一首自问自答的诗中写道：“种田江南岸，六月才树秧。借问一何晏？再为霖雨伤。”[83]其它一些低洼地区，如淮南，种植晚稻也都出于同样的原因。甚至岭南地区种植晚稻也是受到了雨水的影响。苏辙在“次韵子瞻连雨江涨二首”诗中提到由于连雨江涨，引发水灾，对于“东郊晚稻须重插”[84]。叶绍翁也有“田因水坏秧重播”的诗句[85]。除水灾之外，太湖地区盛行晚稻还有其他的一些考虑，如虫、旱等。如“五月将次尽，早秧都未移，雨师懒病藏不出，家家灼火钻乌龟。”描写的就是由于干旱，早秧不能及时移栽，家家以龟卜占雨的情景。凡此种种，都是浙西种植晚稻的重要原因。
太湖地区的一季晚稻一般是在农历四月底五月初移栽，至九、十月才能收获，自宋代以后，随着大小麦及油菜在南方的发展，有些农民开始在收获水稻的稻田中种植大小麦、油菜等春花作物，而大小麦及油菜等都必须在农历次年四五月以后才能收获，收获过后，再种早稻显然已来之不及，所以只得种植晚稻。正如清《潘丰豫庄本书》所说：“田有宿麦，遂废春耕，而大概莳秧在刈麦后。”因此，稻麦二熟水旱轮作进一步强化了一季晚稻在太湖地区的地位。
4、 宋代早稻的性质
那繁花似锦的春日，没有从这里虚掷一分一秒；那烈日喷火的盛夏，为闪光的金轮增添了更浓烈的色彩；那硕果盈枝的秋天，为世间贮蓄了更多的力量；那冰雪的缄默为明春埋下伏笔……
春意融融
春天的脚步，急促而和暖，轻轻掠过大地，大地呈现一片青绿。
冰雪消融，桃花梨花便在料峭的风中粲然开放，招蜂蝶嘤嘤地飞行其间，于是在一片片白的、红的花瓣中颤颤地跳出一个“春”字来。
春天的脚步把河水都踩碎了，于是，荡起一道道波纹和涟漪，而水面上还浮动着冰雪的残骸。
田野上，麦苗返青，柳丝起舞。老牛奋蹄，骏马抖鬃，马达欢呼，一粒粒闪光的种子，像一颗颗珍珠，伴着农家的希望钻进泥土。
冰冻的小河，冲开封闭的闸门，带着一冬的委屈“哇”地一声哭了，泪花闪闪，奔向远方。
大雁，排着“人”字形的长队，振动两翼，欢叫着，从南方飞来，嘴里衔着绿色的信盏。
燕子也在“三月三”如期而至，它们要筑巢养儿育女，但瓦房换成高楼，找不到家了，只在院子上空盘旋。
岸柳，像美女的长发，散发着青春的魅力和韵味，像沉思的诗人，构思着迎春的诗句，准备朗诵给葱茏的世界。
植树节到了，道路两旁，河渠湖畔，院落宅旁……到处挺起一排排青绿，涌起一股股春潮。
春寒料峭，春意融融，人们脱去棉衣的束缚和桎梏，象游鱼那样自由，象鸟儿那样欢畅……
站在高处，放眼望去，地是绿的，水是绿的，人是绿的，鸟儿是绿的……放开喉咙高唱一曲“春之歌”，那声音也是绿的……
夏日炎炎
酷暑的夏天，太阳像一个大火球，点燃起万只火把，世间如同被一个大铁锅严严实实地扣住，人们大汗淋漓，只是无奈的叹息。
在居高不下的炎热天气，人们非常关注每天晚上七点半的电视天气预报，希望得到明天的降温的信息，但是，从预报员那言之凿凿和橙色画面上得到的信息是：明天又是强对流天气，遇到几十年来未有的高温。预报员提醒人们防暑防暴。偶尔一天，应验了“降雨”的预报，忽而晴天一声雷响，暴雨倾盆而下，人们乘兴被淋成“落汤鸡”，因雨是热的，正好洗个热水澡，可雨过之后，太阳立即露出脸来，又义无反顾地把热浪倾下来。
在溽热难耐的夏日，风是热的，雨是热的，一切都是热的。有诗云：“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苗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首诗就是描写农民对社会的不满和在夏日劳作的感受，但这已成为遥远的历史。
回忆小时候，天热了，光着屁股和同伴们一起到水塘里游泳，为了摆脱酷热和蚊虫的叮咬，人们扇着扇子，到街上和田野路旁寻求凉爽。
面对这酷暑难耐的季节，人们尽情地领略着，感受着，享受着。十里长街，一把把遮阳伞下，传出一对对情侣的甜言蜜语，无意被雨滴打湿；舞动的裙裾，甩丢了拘慬，亮出了女性的风情；赤胸露背，丢掉了顾及和羞涩，展现出男性的魅力和青春。哲人云：“天运之寒暑易避，人世之炎凉难除。人世之炎凉易除，吾心之冰炭难去。去得此中之冰炭，则满腔皆和气，自随地有春风矣。”
夏天的太阳有暴烈的一面，它把整个空间充满炎热和焦灼。但也有它温柔平和的一面。当夕阳依依不舍翻过山脊，月神就踏进小溪粼粼微波冉冉而来。“皓魄当空宝镜升，云间仙籁寂无声”，于是，夏夜就似清凉的雪花啤酒，伴着幽幽胜境流淌出来。田野林荫是青春的花圃，卿卿我我孕育了多少神秘的故事。马路两侧的闷热慢慢散去，人们搬出椅子，仰面观星；或席地而坐，谈古论今；或下棋打牌，争赢斗趣；或拉起二胡，说拉弹唱……
夏日犹如一个神奇无比的魔术师和万花筒，当你从烂漫火暴的夏季镜头走出，让雨水、汗水荡尽美好的享受与记忆，你便匆匆进入了秋天凉爽的境界。
秋果累累
汉字中有许多会意字，两部分合在一起，组成新字，生发出其含义。“和”字是由“禾”和“口”组成。左边“禾”是说有饭吃，右边“口”是说能讲话，合在一起就是“和谐”、“和善”、“和气”。“旱”字是由“日”和“干”组成，日头当照，日下一片干燥，便是“旱”象。又如左边是“水”，右边是“目”，眼睛流水，当然是“泪”。
按着这个造字规律，“秋”、“心”为愁，但由于时代不同，心情有异，“秋”、“心”并不“愁”，这也许是个例外吧。秋天博大高远，宇清气爽。看吧，初秋的阳光温馨灿烂，大地一扫酷夏的闷热和浮燥，人们不在挥汗如雨，一切变得凝重和成熟。到了中秋，秋风把谷子吹得点头哈腰，把棉桃逗得裂开了嘴，秋风把万物吹得朝一个方向起舞，把原野吹成山和海。“立秋十八天，寸草结籽”，生长在大地上的粮食和青草，无论是攀附的、直立的、挂在树上的、埋在地下的，不论是丰盈沉实的、零星单薄的、形状大小的，都举起果实，如同运动员向教练和观众举着奖杯报恩、致谢，回报大自然，这哪有“愁”景呢？
秋天是春夏的延续和释放，到了深秋，落叶告别母体，种子积蓄下希望，蝉鸣埋下伏笔……这哪有“愁绪”呢？
秋是光彩夺目的，苹果的秋是红青黄的融合，柿子的秋是金与赤的和谐，葡萄的秋是紫的水绿的，石榴的秋是粉红的白的，这五光十色的秋构成一幅色彩斑烂的风景图，这哪有“愁色”呢？
秋天多彩而亮丽，浓郁而深沉，丰富而含蓄，怡人又醉人，这又有何“愁”呢？
另外，还有许多与秋相关的文字情趣：
有一种女人叫秋水伊人；有一种账本叫秋后算账；有一种耳朵叫秋风过耳；有一种等待叫望穿秋水。
啥礼物不能明着送？答：秋波，暗送秋波嘛！
哪个季节最忙？答：秋天，多事之秋嘛！
啥时候最公平？答：秋天，平分秋色嘛！
什么最简单？答：秋天，一叶知秋嘛！
什么季节最短？答：秋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秋天是人生最壮丽的感人心弦的一幕，让我们领略秋的风采，接受秋的馈赠，抛掉伤感和愁苦的心绪，拥抱明年更加美妙的春天。
冬雪飘飘
冬日，没有缤纷的色彩和浓烈的阳光，大地呈现出少有的静谧与空旷。就在这时，一场冬雪掩盖了原野袒露的一切，为春天埋下了伏笔。皑皑的积雪在脚下发出欢快的“咯吱、咯吱”的声响，松散得如细砂。
雪花绽放于九天之上，她是碧空之仙女，苍穹之公主，宇宙之天使。它飘飘洒洒从天而降，轻轻盈盈铺地而来，覆盖山脉和草原，便有了“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宏伟气象；她覆盖田野，便有了“万亩麦苗雪中青”的勃勃生机；她覆盖树木，便有了“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神奇风光；她覆盖道路，便有了“万径人踪灭”的佳境。
小的时候，每当下雪，那是最好玩的时机，一群同伴不顾刺骨的西北风，在飞雪中喊叫着，跑跳着，有时仰着头张着嘴接落雪花。在野外狂跑不止，直到身上出了汗才停下来，冷风一吹，身上冷飕飕的。一场大雪后，雪像厚厚的被子把麦苗严严实实裹盖起来，预示着明年小麦又是一个好收成。这时候，整个世界披上了银装，一切都鼓胀起来，马路上已少了行人和车辆，万物噪声，连鸟儿也迷失了觅食的方向，在空中划过，发出饥饿无助的鸣叫。
大雪过后，田野的坑坑洼洼沟沟壑壑被填补得平平展展，这时野兔无处躲藏，大雪成了它们的“灭顶之灾”。人们牵着猎狗在雪地上寻找野兔的足迹，一旦发现目标立即追上去。野兔虽然平时跑得很快，但这时由于在深雪里跑，后腿容易蹬空，使不上劲，很容易成为猎中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