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4 09:57:58
[论文摘要]机电一体化产品的功能是通过其内部各组成部分功能的协调和综合来共同实现的。
一、机电一体化的基本概念
机电一体化是在以机械、电子技术和计算机科学为主的多门学科相互渗透、相互结合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边缘技术学科，而机电一体化产品是在机械产品的基础上，采用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生产出来的新一代产品。机电一体化技术同时也是工程领域不同种类技术的综合及集合，它是建立在机械技术、微电子技术、计算机和信息处理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电力电子技术、伺服驱动技术以及系统总体技术基础之上的一种高新技术。与传统的机电产品相比，机电一体化产品具有下述优越性。
（一）使用安全性和可靠性提高。机电一体化产品一般都具有自动监视、报警、自动诊断、自动保护等功能。在工作过程中，遇到过载、过压、过流、短路等电力故障时，能自动采取保护措施，避免和减少人身和设备事故，显著提高设备的使用安全性。
（二）生产能力和工作质量提高。机电一体化产品大都具有信息自动处理和自动控制功能，其控制和检测的灵敏度、精度以及范围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通过自动控制系统可精确地保证机械的执行机构按照设计的要求完成预定的动作，使之不受机械操作者主观因素的影响，从而实现最佳操作，保证最佳的工作质量和产品的合格率。同时，由于机电一体化产品实现了工作的自动化，使得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例如，数控机床对工件的加工稳定性大大提高，生产效率比普通机床提高5～6倍。
（三）使用性能改善。机电一体化产品普遍采用程序控制和数字显示，操作按钮和手柄数量显著减少，使得操作大大简化并且方便、简单。机电一体化产品的工作过程根据预设的程序逐步由电子控制系统指挥实现，系统可重复实现全部动作。高级的机电一体化产品可通过被控对象的数学模型以及外界参数的变化随机自寻最佳工作程序，实现自动最优化操作。
（四）具有复合功能并且适用面广。机电一体化产品跳出了机电产品的单技术和单功能限制，具有复合技术和复合功能，使产品的功能水平和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机电一体化产品一般具有自动化控制、自动补偿、自动校验、自动调节、自动保护和智能化等多种功能，能应用于不同的场合和不同领域，满足用户需求的应变能力较强。例如，电子式空气断路器具有保护特性可调、选择性脱扣、正常通过电流与脱扣时电流的测量、显示和故障自动诊断等功能，使其应用范围大为扩大。
（五）调整和维护方便。机电一体化产品在安装调试时，可通过改变控制程序来实现工作方式的改变，以适应不同用户对象的需要以及现场参数变化的需要。这些控制程序可通过多种手段输入到机电一体化产品的控制系统中，而不需要改变产品中的任何部件或零件。对于具有存储功能的机电一体化产品，可以事先存入若干套不同的执行程序，然后根据不同的工作对象，只需给定一个代码信号输入，即可按指定的预定程序进行自动工作。机电一体化产品的自动化检验和自动监视功能可对工作过程中出现的故障自动采取措施，使工作恢复正常。
机电一体化技术和产品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到工业生产过程的所有领域，因此，机电一体化产品的种类很多，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按照机电一体化产品的功能，可以将其分成下述几类。
①数控机械类。主要产品包括数控机床、机器人、发动机控制系统以及全自动洗衣机等。这类产品的特点是执行机构为机械装置。
②电子设备类。主要产品包括电火花加工机床、线切割机、超声波加工机以及激光测量仪等。这类产品的特点是执行机构为电子装置。
③机电结合类。主要产品包括自动探伤机、形状自动识别装置、CT扫描诊断机以及自动售货机等。这类产品的特点是执行机构为电子装置和机械装置的有机结合。④电液伺服类。主要产品为机电液一体化的伺服装置，如电子伺服万能材料试验机。这类产品的特点是执行机构为液压驱动的机械装置，控制机构是接受电信号的液压伺服阀。
⑤信息控制类。主要产品包括传真机、磁盘存储器、磁带录像机、录音机、复印机等。这类产品的主要特点是执行机构的动作由所接收的信息类信号来控制。除此之外，机电一体化产品还可根据机电技术的结合程度分为功能附加型、功能替代型和机电融合型三类。
二、机电一体化产品的构成及特点
机电一体化产品的功能是通过其内部各组成部分功能的协调和综合来共同实现的。从其结构来看，机电一体化产品具有自动化、智能化和多功能的特性，而实现这种多功能一般需要机电一体化产品具备五种内部功能，即主功能、动力功能、检测功能、控制功能和执行功能，而实现这些功能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技术就构成了机电一体化产品的总体或系统。
（一）机械系统。机电一体化产品的机械系统包括机身、框架、机械传动和联接等机械部分。这部分是实现产品功能的基础，因此对机械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在结构、材料、工艺加工及几何尺寸等方面满足机电一体化产品高效、多功能、可靠、节能和小型轻量等要求。
（二）动力系统。动力系统为机电一体化产品提供能量和动力功能，去驱动执行机构工作以完成预定的主功能。动力系统包括电、液、气等动力源。机电一体化产品以电能利用为主，包括电源、电动机及驱动电路等。
（三）传感与检测系统。传感器的作用是将机电一体化产品在运行过程中所需要的自身和外界环境的各种参数转换成可以测定的物理量，同时利用检测系统的功能对这些物理量进行测定，为机电一体化产品提供运行控制所需的各种信息。传感与检测系统的功能一般由测量仪器或仪表来实现，对其要求是体积小、便于安装与联接、检测精度高、抗干扰等。
[论文摘要]机电一体化产品的功能是通过其内部各组成部分功能的协调和综合来共同实现的。
一、机电一体化的基本概念
机电一体化是在以机械、电子技术和计算机科学为主的多门学科相互渗透、相互结合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边缘技术学科，而机电一体化产品是在机械产品的基础上，采用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生产出来的新一代产品。机电一体化技术同时也是工程领域不同种类技术的综合及集合，它是建立在机械技术、微电子技术、计算机和信息处理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电力电子技术、伺服驱动技术以及系统总体技术基础之上的一种高新技术。与传统的机电产品相比，机电一体化产品具有下述优越性。
（一）使用安全性和可靠性提高。机电一体化产品一般都具有自动监视、报警、自动诊断、自动保护等功能。在工作过程中，遇到过载、过压、过流、短路等电力故障时，能自动采取保护措施，避免和减少人身和设备事故，显著提高设备的使用安全性。
（二）生产能力和工作质量提高。机电一体化产品大都具有信息自动处理和自动控制功能，其控制和检测的灵敏度、精度以及范围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通过自动控制系统可精确地保证机械的执行机构按照设计的要求完成预定的动作，使之不受机械操作者主观因素的影响，从而实现最佳操作，保证最佳的工作质量和产品的合格率。同时，由于机电一体化产品实现了工作的自动化，使得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例如，数控机床对工件的加工稳定性大大提高，生产效率比普通机床提高5～6倍。
（三）使用性能改善。机电一体化产品普遍采用程序控制和数字显示，操作按钮和手柄数量显著减少，使得操作大大简化并且方便、简单。机电一体化产品的工作过程根据预设的程序逐步由电子控制系统指挥实现，系统可重复实现全部动作。高级的机电一体化产品可通过被控对象的数学模型以及外界参数的变化随机自寻最佳工作程序，实现自动最优化操作。
（四）具有复合功能并且适用面广。机电一体化产品跳出了机电产品的单技术和单功能限制，具有复合技术和复合功能，使产品的功能水平和自动化程度大大提高。机电一体化产品一般具有自动化控制、自动补偿、自动校验、自动调节、自动保护和智能化等多种功能，能应用于不同的场合和不同领域，满足用户需求的应变能力较强。例如，电子式空气断路器具有保护特性可调、选择性脱扣、正常通过电流与脱扣时电流的测量、显示和故障自动诊断等功能，使其应用范围大为扩大。
（五）调整和维护方便。机电一体化产品在安装调试时，可通过改变控制程序来实现工作方式的改变，以适应不同用户对象的需要以及现场参数变化的需要。这些控制程序可通过多种手段输入到机电一体化产品的控制系统中，而不需要改变产品中的任何部件或零件。对于具有存储功能的机电一体化产品，可以事先存入若干套不同的执行程序，然后根据不同的工作对象，只需给定一个代码信号输入，即可按指定的预定程序进行自动工作。机电一体化产品的自动化检验和自动监视功能可对工作过程中出现的故障自动采取措施，使工作恢复正常。
机电一体化技术和产品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到工业生产过程的所有领域，因此，机电一体化产品的种类很多，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按照机电一体化产品的功能，可以将其分成下述几类。
①数控机械类。主要产品包括数控机床、机器人、发动机控制系统以及全自动洗衣机等。这类产品的特点是执行机构为机械装置。
②电子设备类。主要产品包括电火花加工机床、线切割机、超声波加工机以及激光测量仪等。这类产品的特点是执行机构为电子装置。
③机电结合类。主要产品包括自动探伤机、形状自动识别装置、CT扫描诊断机以及自动售货机等。这类产品的特点是执行机构为电子装置和机械装置的有机结合。④电液伺服类。主要产品为机电液一体化的伺服装置，如电子伺服万能材料试验机。这类产品的特点是执行机构为液压驱动的机械装置，控制机构是接受电信号的液压伺服阀。
⑤信息控制类。主要产品包括传真机、磁盘存储器、磁带录像机、录音机、复印机等。这类产品的主要特点是执行机构的动作由所接收的信息类信号来控制。除此之外，机电一体化产品还可根据机电技术的结合程度分为功能附加型、功能替代型和机电融合型三类。
二、机电一体化产品的构成及特点
机电一体化产品的功能是通过其内部各组成部分功能的协调和综合来共同实现的。从其结构来看，机电一体化产品具有自动化、智能化和多功能的特性，而实现这种多功能一般需要机电一体化产品具备五种内部功能，即主功能、动力功能、检测功能、控制功能和执行功能，而实现这些功能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技术就构成了机电一体化产品的总体或系统。
（一）机械系统。机电一体化产品的机械系统包括机身、框架、机械传动和联接等机械部分。这部分是实现产品功能的基础，因此对机械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在结构、材料、工艺加工及几何尺寸等方面满足机电一体化产品高效、多功能、可靠、节能和小型轻量等要求。
（二）动力系统。动力系统为机电一体化产品提供能量和动力功能，去驱动执行机构工作以完成预定的主功能。动力系统包括电、液、气等动力源。机电一体化产品以电能利用为主，包括电源、电动机及驱动电路等。
（三）传感与检测系统。传感器的作用是将机电一体化产品在运行过程中所需要的自身和外界环境的各种参数转换成可以测定的物理量，同时利用检测系统的功能对这些物理量进行测定，为机电一体化产品提供运行控制所需的各种信息。传感与检测系统的功能一般由测量仪器或仪表来实现，对其要求是体积小、便于安装与联接、检测精度高、抗干扰等。
关键词：煤矿机电一体化应用
一、概述
煤矿机电一体化产品是把各项高新技术融于一体的高科技产品，其主要技术包括：微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人工智能、传感产品可靠性等等，这些都是科技高速发展的热门技术。在煤矿企业中，开始利用机电一体化技术对煤炭系统进行改造旧设备和开发新产品，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让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机电一体化技术和产品的发展是实现高效、安全、机械化采煤和煤矿机电产品更新换代的重要途径。
二、煤矿机电一体化技术产品的应用
2.1矿井运输提升产品的应用在煤矿生产中，因为现代化煤矿发展的需要，对煤矿机械化采煤提出更高的要求，那么随之对井下、井上的运输和提升系统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如今，对于国外一些采煤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煤矿井下大巷的运输系统大多是采用带式运输机，他们基本上是采用直流式交流变频装置驱动方式，主要以电力电子器件为核心。在英国和意大利等国家，高性能、高可靠性的磁阻电机在煤矿提升系统中也得以应用。还有德国自主研发的内装式交——交变频调速提升机，它采用机电一体化技术把电机和滚筒做成一体，这样的融合技术不论在机械结构设计方面还是在电气控制系统方面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在我国，大多数煤矿井下生产已经实现了皮带化，采用大巷强力带式运输机运输的方式也非常普遍。另外，计算机控制系统发展也非常迅速，它们具有很多种及时故障诊断和自我保护等功能，如应用过程中的轴承温度、倒转、跑偏及断带等故障，可能在某些方面没有面面俱到，在使用上还不能满足一些功能，但是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目前，我国直径在两米以上的提升机有1700多台，其中90%为交流提升机，并且均是采用转差功率消耗型的转子串电阻调速，电控系统部分绝大多数仍采用继电器——接触器系统，只有一小部分采用可控制编程器。直流提升机多数为发电机拖动，虽有部分可控硅供电系统，也均为模拟量控制。而PLC可编程控制器使用比较简单，程序设计起来也比较容易，不需要一些复杂的输入输出接口装置，抵抗外界的干扰能力也很强，因此，它能在环境比较恶劣的情况下进行长时间工作。
2.2综合机械化采煤1970年，我国自主设计制造装配了第一套综合机械化采煤工作面，并在大同矿务局进行试验使用，一直试验使用到80年代后期，这项技术的使用标志着我国的煤矿综合机械化采煤有了重大的突破性发展，推动了煤矿自动化的发展进程，同样，采煤机也由液压牵引开始转向电牵引；液压支架的控制系统也逐渐向计算机化发展，以计算机为核心，采用电液控制，移架自动化得以实现。另外，对工作面刮板运输机也进行了微机监控装置的配置，实现计算机自动化控制。机电一体化技术在综合机械化采煤中的应用，使设备动作趋于协调，且安全性、可靠性大为提高，操作性能更加完善，为煤炭企业带来了更高的经济效益。
2.3矿井安全生产监控系统从多数煤矿使用监控系统的效果来看，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主要问题是传感器的不足，并且使用过程中，其稳定性相对较差，使用寿命不足，一些研究所和使用单位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一些关键技术也实施多次再设计改进措施，但仍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因此这些在实际现场应用率不是很高。在国外，由于计算机网络软硬件技术发展很快，运行速度和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传输介质由同轴电缆发展到光缆，信息媒体由字符发展到声像，煤矿的安全监控系统有了很大的发展，他们的机电一体化技术在监控系统上的应用已有了非常高的水平。我国煤矿安全生产监控系统是煤炭行业内部机电一体化技术推广应用最快的产品，一些高校、科研所和企业正在研究和生产煤矿安全生产监控系统。
三、对我国煤矿机电一体化技术的思考
在20世纪，我国煤矿机电一体化技术(产品)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到了煤矿每个环节，但相对国外先进煤矿还是比较落后的。因此，要让我国煤矿机电一体化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技术水平，必须掌握信息时代机电一体化技术的特点和相关技术发展的动态。:
应提高我国煤矿机电一体化产品的规范化、标准化、系列化和通用化的程度；以计算机为机电一体化的核心装置，因为计算机运算和存贮能力非常强，且体积和功耗小，更加适合于工作空间狭小的煤矿机电一体化产品，在设计煤矿机电一体化产品时，应尽可能的选用功能强大的嵌入式计算机，从而保证工作性能更可靠；对于新开发的煤矿机电一体化产品应具有通信功能，同时，要选用很好的开放性和高可靠性的通信模块，方便与控制网络进行连接通信控制；煤矿机电一体化产品需要达到智能化发展水平，能判断机电设备和周围环境的状态，使设备能自动适应环境并以最优的状态工作，同时能快速地对所采集的参数进行分析，从而对故障进行诊断，再根据这些诊断结果对以后工作过程中的故障进行预测；要对矿用传感器进行深入研究和开发，提高矿用传感器的可靠性和使用寿命，同时考虑传感器的数字化、集成化、智能化和多维化，使矿用传感器在比较恶劣的工作环境下进行信号的测量，并保证其测量准确度，并具有自校正、自诊断、状态识别和自我调节等功能；要关注国内外高新技术的发展，将那些适于煤矿井下工作环境的高新技术用于煤矿机电一体化产品，从而提高煤矿现代化，达到煤矿自动化生产。
四、结束语
煤矿机电一体化技术是煤矿综合自动化的发展基础，更是煤矿企业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支撑技术，煤矿机电一体化技术在采、掘、运、装备等方面的应用和推广，大力地推动我国煤矿综合生产力，同时，为实现安全、高效、洁净、结构优化的现代化、高科技煤炭工业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李建勇.机电一体化技术[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1整合理论与实践教学，促进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
在时间上融为一体在中职机电专业教学活动中，采用理论与实践课同步或穿行讲授的教学模式。具体指的是在教师在进行教学时，教授完理论知识后便组织学生进行相应的实际操作。也可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在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进行实际操作演示，然后再让学生跟着教师动手操作。例如在《装配钳工》的教学时，将教学活动放到实训车间中，教师在进行理论知识讲授的同时进行实际操作演示，然后再组织学生进行实践操作。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学生发现问题时可随时向老师提问，教师手把手指导学生处理问题。这样的教学活动不仅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动手操作机会，同时可以拉近师生距离，增强师生感情。
2整合教学目标，促进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融为一体
打破传统重视理论知识教授的教学模式，重新对课堂教学目标进行定位，确立以职业岗位能力要求作为主要导向，将知识、能力、态度三个目标进行融合的课堂教学目标。例如在“订单”培训中，教学活动以企业的人才类型需要、人才知识技能、人才规格等要求作为实施教学活动的目标。根据教学目标对课程设置进行调整，并确定相应的教学效果评估方法。这种教学模式根据就业岗位需要着重对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进行培养。在教学活动中制定明确的教学目标，可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明确学习目标，然后进行有针对性加强学习。根据具体的学习目标，学生可明确自己的学习方向，然后对学习资源进行寻找，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学生更容易发现问题，激发起探索知识的求知欲。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密切联系技能训练与实际生产间存在的联系，提高学生实际生产能力，促进学生毕业后能尽快顺利进行相应的工作。
3整合教师队伍，促进教学任务融为一体
在传统中职教学活动中，专业课程通常分为理论与实践教学两大部分。在任课教师的分配上也存在理论课教师和实践课教师之分。理论课教师和实践课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时各种有相应教育体系，二者几乎完全独立，不存在任何联系。这种教学模式的存在导致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的教学与学生相互脱节，严重制约教师的教学效果，进而影响到学生的学习质量。因此，在机电专业教学中，必须对教师队伍进行整合，将理论知识教学与实际操作教学密切结合起来，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真正能够做到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例如将《电工技术基础》、《电工技能》、《电子技术基础》、《电子技能》四门基础课程整合成《电工技能与实训》、《电子技能与实训》两门课程。将分离开的电工及电子技术理论基础与电工、电子技术实际操作相融合进行教学。教学过程中安排一个任课老师同时教授理论知识与操作实习。这样的教学活动可更好的实现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进行教学，更有利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摘要：在中职院校的教学活动中，实践教学是核心内容。中职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社会提供技术型人才。因此，在教学活动中必须高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提高学生理论知识的同时促进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就中职机电技术应用专业项目一体化教学模式进行分析，旨在为项目一体化教学的有效进行提高可靠参考依据。关键词：中职；机电技术应用专业；项目一体化；教学模式。
4整合教学与实习，促进学生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融为一体
在机电专业教学中，应高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只有充分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结合进行教学，才能真正提高学生的技术应用水平。经过理论教学后，及时让学生到相应的工作岗位进行实习，让学生更加深刻的理解理论知识，熟悉应用相关技能。在实习过程中，学生可将课堂上学生的理论知识充分应用到工作过程中，进而获取更高等的操作技能。同时，应用课堂上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学生可在实践中更加有效的探索实际问题，积极思考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促进自身能力得到全面提高。在一体化教学中，教师应及时发现学生存在的问题，并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巡回指导，引导学生探索问题、解决问题，指导学生形成独立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教学过程中的巡回指导与教学结束时的结束性指导，对教学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这个过程中均涉及到理论知识和实践。例如在《电力拖动》教学过程中，可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结合进行教学，具体教学设计如表1所示。
5结束语
在经济发展推动下，工业化进程不断深入，中职院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综合素质高、技术能力强的技能专业型人才。因此，在机电专业项目一体化教学过中，须不断研究科学有效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不断促进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术应用水平得到平衡发展和全面提高。在教学活动中高度重视实践教学，给学生创造更多的动手操作机会，增强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为学生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奠定坚实的基础。
作者：袁建锋 单位：广东清远市职业技术学校
【关键词】机电一体化技术；信息技术；发展趋势
机电一体化技术是面向应用的跨学科的技术，它是机械技术、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控制技术等有机融合、相互渗透的结果。今天机电一体化技术发展飞速，机电一体化产品更新日新月异。
一、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发展历程
“机电一体化”这个词是日本安川电机公司在上世纪60年代末作商业注册时最先创用的。当时及70年代，人们一直把机电一体化看作是机械与电子的结合。国内早期将“机电一体化技术”与“机械电子学”并用，近年来“机电一体化”更流行使用。
80年代，信息技术崭露头角。微处理机的性能提高，为更高级的机电一体化产品所采用，典型的机电一体化产品如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和汽车的电子控制系统等。微机作为关键技术引入了飞行器系统后，使机械—电子系统在高度控制、排气控制、振动控制和保险气袋等方面获得广泛应用。
信息技术驱使机械系统在不同程度上利用数据库，连洗衣机和其他消费品也用上了数据库驱动系统。这样，对机电一体化的系统设计方法的探索、成型和系统集成以及并行工程设计和控制的实施日显重要。此外，光学也进入了机电一体化，产生了“光机电一体化”的新领域。
进入90年代，通信技术进入了机电一体化，机器可像机器人系统那样遥控和虚拟现实多媒体等技术紧密联系的计算机控制的网络化机电一体化日益普及。有些机电一体化机械可两用，有的在性能上更是多用途的，尤其是微传感器和执行器技术的发展，和半导体技术以光刻为基础的方法以及和传统机电一体化微型化方法的结合，开创了以精密工程和系统集成为特点的机电一体化新分支“微机电一体化”。虽然微加工方法尚未成熟，但将逐渐成为集成控制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之后，机电一体化随着自动化技术的发展而日益发展，稳步进入了21世纪。
二、典型机电一体化产品的发展趋势
（一）数控机床
目前我国是全世界机床拥有量最多的国家（近320万台），但数控机床只占约5％且大多数是普通数控（发达国家数控机床占10％）。近些年来数控机床为适应加工技术的发展，在以下几个技术领域都有巨大进步。
1．高速化。由于高速加工技术普及，机床普遍提高了各方面的速度。车床主轴转速有3000～4000r/min提高到8000～10000r/min；铣床和加工中心主轴转速由4000～8000r/min提高到12000～40000r/min以上；快速移动速度由过去的10～20m/min提高到48m/min，60m/mni，80m/min，120m/min；在提高速度的同时要求提高运动部件起动的加速度，由过去一般机床的0.5G（重力加速度）提高到1.5G～2G，最高可达15G；直线电机在机床上开始使用，主轴上大量采用内装式主轴电机。
2．高精度化。数控机床的定位精度已由一般的0.01～0.02mm提高到0.008左右；亚微米级机床达到0.0005mm左右；纳米级机床达到0.005～0.01um；最小分辨率为1nm（0.000001mm）的数控系统和机床已问世。
数控中两轴以上插补技术大大提高，纳米级插补使两轴联动出的圆弧都可以达到1u的圆度，插补前多程序预读，大大提高了插补质量，并可进行自动拐角处理等。
3．复合加工，新结构机床大量出现。如5轴5面体复合加工机床，5轴5联动加工各类异形零件。同时派生出各种新颖的机床结构，包括6轴虚拟轴机床，串并联绞链机床等，采用特殊机械结构，数控的特殊运算方式，特殊编程要求。
4．使用各种高效特殊功能的刀具使数控机床“如虎添翼”。如内冷转头由于使高压冷却液直接冷却转头切削刃和排除切屑，在转深孔时大大提高效率。加工刚件切削速度能达1000m/min，加工铝件能达5000m/min。
5．数控机床的开放性和联网管理。数控机床的开放性和联网管理已是使用数控机床的基本要求，它不仅是提高数控机床开动率、生产率的必要手段，而且是企业合理化、最佳化利用这些制造手段的方法。因此，计算机集成制造、网络制造、异地诊断、虚拟制造、并行工程等等各种新技术都在数控机床基础上发展起来，这必然成为21世纪制造业发展的一个主要潮流。
（二）自动机与自动生产线
在国民经济生产和生活中广泛使用的各种自动机械、自动生产线及各种自动化设备，是当前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的又一具体体现。如：2000～80000瓶/h的啤酒自动生产线；18000～120000瓶/h的易拉罐灌装生产线；各种高速香烟生产线；各种印刷包装生产线；邮政信函自动分捡处理生产线；易拉罐自动生产线；FEBOPP型三层共挤双向拉伸聚丙烯薄膜生产线等等，这些自动机或生产线中广泛应用了现代电子技术与传感技术。如可编程序控制器，变频调速器，人机界面控制装置与光电控制系统等。我国的自动机与生产线产品的水平，比10多年前跃升了一大步，其技术水平已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上一世纪80年代后期的水平。使用这些自动机和生产线的企业越来越多，对维护和管理这些设备的相关人员的需求也越来越多。
三、机电一体化技术的发展趋势
以微电子技术、软件技术、计算机技术及通信技术为核心而引发的数字化、网络化、综合化、个性化信息技术革命，不仅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的科技、经济、社会和军事的发展，而且也深刻影响着机电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专家预测，机电一体化技术将向以下几个方向发展：
（一）光机电一体化方向
一般机电一体化系统是由传感系统、能源（下转第80页）（上接第81页）（动力）系统、信息处理系统、机械结构等部件组成。引进光学技术，利用光学技术的先天特点，就能有效地改进机电一体化系统的传感系统、能源系统和信息处理系统。
（二）柔性化方向
未来机电一体化产品，控制和执行系统有足够的“冗余度”，有较强的“柔性”，能较好地应付突发事件，被设计成“自律分配系统”。在这系统中，各子系统是相互独立工作的，子系统为总系统服务，同时具有本身的“自律性”，可根据不同环境条件做出不同反应。其特点是子系统可产生本身的信息并附加所给信息，在总的前提下，具有“行动”是可以改变的。这样，既明显地增加了系统的能力（柔性），又不因某一子系统的故障而影响整个系统。
（三）智能化方向
今后的机电一体化产品“全息”特征越来越明显，智能化水平越来越高。这主要得益于模糊技术与信息技术（尤其是软件及芯片技术）的发展。
四、仿生物系统化方向
今后的机电一体化装置对信息的依赖性很大，并且往往在结构上处于“静态”时不稳定，但在动态（工作）时却是稳定的。这有点类似于活的生物：当控制系统（大脑）停止工作时，生物便“死亡”，而当控制系统（大脑）工作时，生物就很有活力。就目前情况看，机电一体化产品虽然有仿生物系统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但还有一段很漫长的道路要走。
五、微型化方向
目前，利用半导体器件制造过程中的蚀刻技术，在实验室中已制造出亚微米级的机械元件。当这一成果用于实际产品时，就没有必要再区分机械部分和控制器部分了。那时，机械和电子完全可以“融合”机体，执行结构、传感器、CPU等可集成在一起，体积很小，并组成一种自律元件。这种微型化是机电一体化的重要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关键词：煤炭机械机电一体化
煤矿机电一体化技术在这一时期显得尤为重要，它使机械、电子技术和液压控制技术有机的结合，极大地提高了煤矿机械的各种性能，如安全性、经济性、可靠性、操作舒适性以及作业精度、作业效率、使用寿命、方便安装拆除、便于维护等。目前以微机或微处理器为核心的电子(微电脑)控制装置(系统)在煤矿机械中的应用已很普及，电子控制技术已深入到煤矿机械的许多领域，如提升机和采煤机，提升机的PLC系统，采煤机的变频控制系统和PLC系统操作等，煤矿机械的在线状态监控与故障自诊、故障报警等。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对煤矿机械的性能要求也在不断提高，电子(微机)控制装置在煤矿机械上的应用将更加广泛，结构将更加复杂、维护也将更加专业化。特别是，随着我国进口及国产煤矿机械数量的逐年增加，如何用好，管好这些价格昂贵的煤矿机械，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率，是煤矿机电部门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为帮助煤矿机械使用人员、维修人员、管理人员对煤矿机械中的电气与电子控制装置的功能、类别及特性有一些初步的了解和掌握，下面我就这些做一下介绍与浅述。
煤矿生产中，煤矿机械的性能自动化程度及其经济性等可以说直接影响到生产；也直接影响到煤矿供电、排水、通风、提升等的安全运行。而煤矿机械电气与电子控制系统部分质量的好坏与性能的优劣又直接影响到机械的动力性、经济性、可靠性，从而影响施工质量、生产效率及使用寿命等。电子(微电脑)控制系统已成为煤矿现代机械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评价煤矿现代机械技术水平的一个重要依据。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对煤矿机电产品性能要求不断提高，电子(微电脑)控制系统在煤矿机械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其功能将会越来越强，应用范围也将越来越广，而其复杂程度也随之提高，这样就对使用与维修维护这些设备的煤矿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煤矿职工的培训工作和对煤矿设备的管理工作也显得尤为重要。
煤矿生产施工要求煤矿机械具有以下性能：皮实耐用且维修简单、生产效率高且节能降耗，自动化程度高且操作简单，施工质量好，精度高；性能稳定，工作可靠，安全性高，使用寿命长；具有较好的经济性，即高的技术价格比和低的制造与使用成本；工人劳动强度低，操作员的工作条件好；具有在线运行状态监视，故障自诊及自动故障报警功能，能及时准确地指出故障部位，减少停机维修时间。
为适应煤矿机械对性能的要求，仅仅依靠机械和液压技术的已显得力不从心。电子(微电脑)控制技术的发展就成了煤矿机械的必要选择。机电一体化是一项新兴的技术，将其引入到煤矿机械中，必将会给煤矿机械带来了新的技术变革，使其各种性能有了质的飞跃。
机电一体化又称机械电子工程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高技术，是由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自动控制技术、机械技术、液压技术以及其他技术相互融合而成的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机电一体化技术从70年代中期开始在国外机械上得到应用。80年代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兴起，推动了机械制造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随着微型计算机及微处理技术、传感与检测技术、信息处理技术等的发展及其在机械上的应用，极大促进了煤矿机电产品的性能，使煤矿机械进入了一个飞跃的发展时期。以微电脑或微处理器为核心的电子控制系统在国外机械上的应用已相当普及，在我国也是发展的方向，已成为机械高性能的体现。目前机械的电子(微机)控制系统主要用以实现如下功能：
一、在线监控、自动报警及故障自诊。
对煤矿机械的电动机、传动系统、工作装置、制动系统和液压系统等的在线运行状态监控，出现故障能动报警并准确地指出故障的部位，从而改善操作员的工作条件，提高机器的工作效率，简化设备维护检查工作，降低使用维修费用，缩短停机维修时间，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如采煤机上变频器就采用PLC控制，可实现多种在线监控和故障自诊，还有煤矿用各种电器设备也越来越智能化。
二、节能降耗，提高生产效率。
例如井下使用的胶带输送机、通风机、提升机等，使用变频起动、PLC控制系统，节电量就为30%左右，同时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
三、自动化或半自动化程度的提高
煤矿机械实现自动化或半自动化控制，可以减轻操作者的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并减少因操作者的经验不足，对作业精度的影响。例如，冀中能源黄沙矿2009年投入使用的一整套薄煤综采设备，由我国北京天地玛坷电液控制系统有限公司与德国MARCO公司合作生产的PM31型液压支架电液控制系统，就是微电脑控制，只要在支架操作控制器上输入程序，支架使会自动连续动作，也可实现远程控制和工作面无人操作。
四、其他应用
【关键词】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模式;反思
【中图分类号】G40-057【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0)10―0012―04
引言
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是教育技术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南国农先生认为,“如何重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理论体系,是这一时期理论研究的第一主题。”[1]教育技术学理论界如何来解答这个“第一主题”呢?在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的今天,我们一方面需要沿着先行者的脚步继续前进,从正面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需要回过头来反思,以更高的眼光和科学的态度来审视现有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分析其中的不足,这是一种学术上的自我审查,更是一条重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必经之路。
一 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模式分类
中国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上世纪80 年代到90 年代初,是我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开辟时期。90 年代中期到新世纪初,是我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的多元发展时期。新世纪后,从2005 年起,我国教育技术理论研究进入重构时期。”[2]经过了从开辟到发展再到重构的历史进程,涌现出了各种不同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它们不仅有内容的不同,也有理论立场的不同,还有方法论的不同。通过对这些体系进行共性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些形形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划分为三种模式。
1“教科书模式”
所谓的“教科书模式”是指用编写教科书的模式来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或者用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来编写教科书,即这种理论体系同时又是教科书的体系结构或是教科书的主要知识体系。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也就是我国电化教育刚刚崛起的时代,就有了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探索。南国农先生提出了电化教育学的理论体系由七论构成。这七论是“本质论、功能论、发展论、媒体论、过程论、方法论和管理论。”[3] 该理论体系是土生土长的研究成果,也是我国教育技术学界第一个颇有影响力的理论体系,具有奠基性的意义。2006年,南先生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在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前提下提出了信息化教育理论,并认为信息化教育就是新时期的电化教育,同时还重构了信息化教育的理论体系。该体系包括总论、基础论、技术论、模式论、方法论和管理论。[4]不管是电化教育理论体系还是信息化教育理论体系,其核心都是现代教学媒体的研究和应用。南先生组织编写的《电化教育学》以及《信息化教育学》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两种理论体系的痕迹。
李康教授在其专著《教育技术学概论――基本理论的探索》中认为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体系由引论、发展论、教育媒体论、教育信息资源论、教学设计论、信息化教学论和远程教育论等七个部分组成。[5]这个理论体系也就是该专著的知识体系。
2“内容模式”
有学者把教育技术学的理论框架概括如下:(1)技术和技术化;(2)教学需求和培养目标分析技术;(3)教学内容选择技术;(4)教学目标制定技术;(5)教学内容分析技术;(6)教学传播技术――教学策略:即教学设计。(7)教学传播技术――教学媒体;(8)效果测评技术;(9)教师遴选和评估技术;(10)教学研究和改进技术。[6] 该体系以教育技术的技术属性为逻辑起点,通过对教育中技术的分解而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
有学者认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由两大部分组成。(1)教育技术学的基本理论:①教育技术教、学的基本概念;②教育技术的产生和发展;③教育技术的教、学特点;④教育技术的作用;⑤教育技术的教、学作用原理;⑥教育技术的教、学实施原则;⑦教育技术实施方法等。(2)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②教育心理学;③教育传播学;④系统科学;⑤艺术(音乐、美术)等。[7]这种概括与众不同,它把教育技术学理论基础也纳入到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当中,并具体分析了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两个组成部分的具体内容。
这两种体系就是所谓的“内容模式”,即把教育技术学理论分解为不同的具体内容,这些内容作为教育技术学领域中具有理论特性的知识,它们构成了一个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这种以具体内容的方式来构建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是目前的主要模式。
3“层次结构模式”
“没有一流的文科就没有一流的理科,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教育技术学是教育学中的工科是毫无疑问的,但教育技术学也有自身的文科、理科以及工科。什么是教育技术学中的文科、理科和工科呢?何克抗先生认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涉及对“教育技术学”意义与作用的认识(即对这一学科的基本价值观与哲学立场),其内容应属于“教育技术哲学”的范畴。二是涉及“教育技术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研究方法等,其内容属于“教育技术学”的基础理论部分;三是涉及如何运用“教育技术学”的理论、方法去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知识,其内容属于“教育技术学”的应用科学部分。[8]教育技术哲学是对教育技术中最根本问题的思考,是对教育技术中“后天事实”的理论考察,是教育技术学理论中的文科;作为教育技术学基础理论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等就是教育技术学理论中的理科,而关于教育技术应用的方法、程序等应用科学部分则属于教育技术学理论的工科,由文科、理科、工科这三层次的理论组成一个具有层次性、逻辑性和关联性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
有学者在梳理已有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把教育技术理论框架分为五个部分:“教育技术的本体论、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教育技术的基本理论、教育技术的应用与教育技术的评价。 [9]同样,该体系也是把教育技术学理论按其抽象性的程度划分为五个不同的层次,但是它的逻辑性和层次性却不如“三层次说”清晰。
以上两种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就是“层次结构模式”,其中“三层次说”是一种万能的理论构建模式。任何学科都存在“哲学―原理―应用”或“文科―理科―工科”的三层次理论,并由这三种层次的理论构成一个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其优点就是层次分明,逻辑清楚,缺点就是内容不够明确,不够具体。
以上列举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并非是最科学或者是最完善的,而且有的理论体系存在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之所以把现行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进行归类并用“教科书模式”、“内容模式”和“层级结构模式”来加以区分,是为了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的历史进行概括和总结,同时为重构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提供启示,而且这种划分本身不具有评判优劣的意义。
二 对我国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的若干反思
在教育学领域,还没有哪个学科像教育技术学那样有如此多不同版本的理论体系。一方面可以认为我国的教育技术学理论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另一方面也说明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还很不成熟,虽然经过了多年的发展,但学术界对一些根本问题缺乏共识,甚至争论不休,这对于一个期盼走向成熟的学科而言是十分不利的。
1 教育技术学有理论吗?――体系构建的前提性问题
教育技术学在教育科学领域中的尴尬源于理论建设的薄弱,在教育学其他领域的学者看来,教育技术学的理论积累是非常欠缺的,他们认为教育技术学只是技术,而不是像高等教育学、教育哲学那样具有理论学科的性质,而教育技术学理论建设的滞后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这一印象。有来自教育技术学领域内的学者认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技术应用主义的教育技术学在知识积累方面几乎是一穷二白的。”[10]连知识积累都是空白的教育技术学,会有多少理论呢?这是危言耸听吗?只要我们翻开任何一本《教育技术学》的教材,我们都不会觉得它有多少称得上是理论的东西。理论是什么呢?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认为任何可以被称为“理论”的话语都应具有四大定义特征:1)理论首先应该是“跨学科的话语”,其影响和应用不能局限于某一领域;2)任何理论都应该同时带有“分析性和思辨性”;3)理论应该是“对常识的批判,对理所当然概念的盘诘”;4)理论具有内在的反思倾向,是“有关思想的思想,是对我们借以产生意义的那些范畴的探究”。[11]这显然不是对理论的界定,而是对理论属性的陈述。以这个标准看,教育技术学有多少是具有理论属性的知识呢?发展到现在的中国教育技术学仍然缺乏一个规范的概念系统(虽然有许许多多舶来的或者自产的概念),也缺乏相应的表述这些概念及其范畴的逻辑结构。我们有形形的理论体系,却没有实实在在的理论,这难道不是一个悖论吗?当我们在构建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时候,应该优先回答如下的问题:教育技术学理论有哪些属性?那些纳入到理论体系种的理论算得上理论吗?教育技术学理论生成的条件是什么?如果不回答这些问题,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只会是一厢情愿、自说自话而已。
2 有必要选择逻辑起点吗?――体系构建的科学性问题
“在建构理论体系时,逻辑起点的选择显然是无法回避的理论前提和基础”。[12]经典的社会科学一般是从逻辑起点开始,演绎出概念、命题和原理,从而形成结构严谨、逻辑严密、内聚性强的理论体系。这也是评价一个学科是否成熟,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科学的重要标志。比如哲学是以“存在”作为出发点的,政治经济学是以“商品”为出发点的。教育技术学以什么为出发点呢?选择哪一个逻辑起点作为构建教育技术学理论题的前提和基础呢?据统计,目前教育技术学的逻辑起点多达17种。选择哪一个逻辑起点是比较科学的呢?是“如何教育”、“解决教学问题”?还是“借助媒体的学习”、“借助技术的学习”?亦或是 “教育中的技术”或“借助技术的教育”?哪种逻辑起点能够演绎出一整套逻辑严密、思路清晰的概念、命题和原理呢?
可以肯定的是,已有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并没有明确的逻辑起点,有的学者虽然也提出了逻辑起点,但并没有按照这一逻辑起点来构建理论体系。现实的情况是这样的,理论界一方面需要确立逻辑起点来证明教育技术学理论的科学性,而另一方却又没有能够按照已经确立的逻辑起点来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这样就导致了一个结果:许多人认为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讨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没有价值。
只要教育技术学理论想靠近科学,那就不能回避逻辑起点问题的讨论,只要想构建科学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那就不能不选择经过论证并确认是科学的逻辑起点。对于一个还没有成熟的教育技术学学科来说,只有通过选择科学的逻辑起点才能构建科学的理论体系,否则,所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就很难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3演绎还是归纳?――体系构建的方法论问题
南国农先生认为在90年代,教育技术学界主要形成了两类理论体系框架:一是,主要以美国AECT 教育技术94 定义为依据建立的理论体系框架;另一是,在不断总结本国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理论体系框架。[13]有学者指出“94定义”是我们构建教育技术学体系的基本依据,因为它科学地、全面地、系统地回答了教育技术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并由该定义演绎出了一套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14] “94定义”真的科学地、全面地、系统地回答了教育技术究竟是什么了吗?“94定义”描述了教育技术学的研究领域,但没有明确回答教育技术是什么的问题,即没有揭示教育技术的本质,因此把“94”定义作为演绎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起点并不妥当。
南先生指出的第二条道路是“在不断总结本国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理论体系框架”,这就带有归纳的性质了。教育技术学本来就是教育学中的应用学科,它的理论应该是来自教育技术的实践活动。教育技术学理论如果不是来自实践或者不关照实践,那么其生命力是十分有限的。因此,在构建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时候,我们要去教育技术实践中找依据,通过对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的归纳来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
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演绎和归纳相结合,在逻辑起点的基础上演绎和在实践基础上的归纳,两者缺一不可。需要指出的是,很多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既不是依靠演绎的方法提出来的,也看不出归纳的痕迹。很多研究者非常随意地提出了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其中没有进行任何的论证,也没有自洽性的说明。也就是说,这些研究者在没有科学的研究方法论指导下就提出了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可靠的吗?具有科学性吗?答案不言而喻。
4理论体系要面面俱到吗?――体系构建的完备性问题
完备性是任何理论体系都祈求的,任何理论家都希望提出一个无所不包的理论体系。但任何理论体系都不可能是包罗万象的,因为只要实践还在发展,思维没有停止,理论及其体系就会不断发展变化,或改变、或扩充、或缩减。一个理论体系追求的是相对完整或完备,即就目前来说所有的属于该学科的理论都应该被包含进去。
在本文列举的七个体系中,其构成的要素数目各不相同,有三要素的、四要素的、五要素的、七要素的,乃至十要素的。多少才算完备了?恐怕不能单纯用数字来衡量。三要素的未必没有十要素的完备。在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内容模式”中,有的体系就没有包含被公认为是教育技术学理论中最核心的部分――教学系统设计。很多体系没有把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纳入进去,而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不仅是教育技术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教育技术学学科成熟度的主要指标之一。如果采取“层次结构模式”来构建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那么教育技术哲学、教育技术学基本理论、教育技术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教育技术应用理论就必须包括在内。虽然可以用不同的术语来表达,用不同数目的要素来概括,但都必须涵盖这几个部分,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项,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都是不完备的。
完备性内在地要求相容性,即构成理论体系的要素之间不能相互冲突。如果列举了所有理论,但它们之间具有包含关系或者对立的关系,那么这个理论体系的完备性也是值得商榷的,我们不能只追求形式上的完备,而要追求满足逻辑自洽的完备。比如,把“教学需求和培养目标分析技术”、“教学内容分析技术”与“教学设计技术”并列作为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组成要素就出现了不相容的情况,因为前面两种技术就内含于教学设计技术,因而,该体系也是不完备的。
5 如何体现中国特色?―体系构建的本土化问题
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重构就是要建立本土化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也就是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这是教育技术学学科健康发展的内在诉求。所谓的教育技术学本土化是“一种使国外尤其是美国的教育技术学理论的合理成份与本土教育技术(包括电化教育)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增进教育技术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教育技术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重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就意味着不再以AECT的定义为尊,而是批判性地吸收,无论是“94定义”还是“05定义”都不是演绎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起点,我们需要吸收这些定义以及西方教育技术学理论发展的成果和经验,并同时进行本土化改造,使之适合中国的国情和教育技术应用的实践土壤。
南先生给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的本土化指明了一条道路,即“遵循‘和为贵’的理念,采取‘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策略,主要通过‘三重’、‘三化’、‘三防’三种途径,促进已有两类理论体系框架的更多融合。”[16]融合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本土化的过程,也就是重构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过程。而在重构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单纯的以西方教育技术理论为尊或只考虑本土的研究成果都是不可取的,必须在借鉴和自我探索中寻求一条融合的发展道路。
三 结语
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是教育技术学理论的集合,是教育技术学理论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形成的有机整体。知识体系不是理论体系,研究领域也不是理论体系,然而有论者常常把研究领域或知识体系作为理论体系。“教育技术学的研究领域应当包括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等五个方面的理论与实践,因此可以将设计、开发、使用、管理和评价等五个领域当作教育技术学的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17]这种简单的以研究领域来代替理论体系的做法是不利于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深入探讨的。
本文的出发点不是构建,而是反思,从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共性入手,总结其模式,并对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这应当属于教育技术学元研究,在理论体系的层次中应该属于教育技术学的文科研究,是以现有的思想为对象,是对思想的思想,即属于教育技术哲学的范畴。本文总结的三种模式是不是合理的?还有没有其他的模式?从五个大方面来反思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研究现状是不是周全了?还有多少问题没有考虑到?这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对于教育技术学学科来说,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研究已经步入了科学发展的航程,已经在学者们的反思性探索中走向繁荣,相信通过教育技术学界众多前辈和一批批追随者的共同努力,建立中国特色教育技术学理论体系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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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作为一名成功的学者，不仅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执着的敬业精神，还应具有善于创新的睿智和勇于担当的气魄，这是时代和社会赋予的良知和责任，也是治学生涯中孜孜以求的品格和精神。欧阳友权教授便是这样一位学者，多年从事文艺理论研究，成果丰硕，著述等身，从早期对文艺学、美学的“文化寻根”与“本体探索”，到数字化时代“比特世界”的人文精神理性建构，他始终以其独特的创新意识，孜孜不倦地挖掘治学的“富矿”。
欧阳友权教授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从硕士到博士一路与文学研究结缘。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从事高校教学和科学研究，由于在学术思想上不类前说，不惧定论，善于思考，敢于创新，加之心性勤奋，笔耕不辍，在学界的影响日益显现。他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表的《农耕文化——中国文学之根》《新时期文学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等论文，因其视点新颖引起较大反响。硕士论文《文学创造本体论》从人类本体论的全新视角探讨文学创造本体而备受夸赞。他提出的“文学是主体审美意识的语符化显现”，更是被文论名家评价为“标示了新理念”的“卓有成效的做法”{1}。他的《人民文学，重新出发》等专题论文在《文艺报》引发了广泛的争鸣，并被《新华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转载。1990年代以来，欧阳友权教授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陆续出版了《艺术美学》《文学原理》（高等教育21世纪课程教材）、《艺术的绝响》《国民素质论》《萨特论艺术》（译著）等著作，这些著作多以本体论为支点，从哲学深层探讨人文精神价值经脉，为他的治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出于对学术由衷的热爱与责任感，欧阳友权教授曾说：“我们这些永远‘在路上’的研究者的职责，就是设法走进前沿，敢于触摸前沿，勇于探索前沿，并希图对前沿研究有所推进。”{2}早在20世纪90年代，欧阳友权教授的学术视角便敏锐地触及了高科技与现代美学的关系问题，他开始从人类本体的意义上去思考现代高科技的美学品性，寻找这两者在价值取向上的人文精神趋同，提出：“对现代高科技的美学阐释，便是对人类本身的生命、个性、潜能的自我审视和心灵陶醉，思考现代高科技中的美学精神，是窥视人本、睥睨人伦、礼赞人生的又一面窗口。”{3}基于这样的洞见，面对信息革命的风起云涌，欧阳友权教授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气魄直抵文学理论最前沿，毅然站在信息媒体革命的潮头，以新的学术视野重构文学理论。
新世纪网络文学发轫之初，在许多人尚对网络文学观望质疑时，欧阳友权教授已走进这一领域，先后发表了研究报告《互联网上的文学风景》和论文《网络文学：挑战传统与更新观念》，并立即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为他接下来的研究增添了信心。从此，他在选定的这一治学“富矿”持续钻研，笔耕不辍，完成了博士论文《网络文学本体研究》，先后出版了《网络文学论纲》《网络文学本体论》《网络传播与社会文化》《网络文学概论》《网络文学的学理形态》《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网络文学发展史》《比特世界的诗学》《数字媒介下的文艺转型》等著作。主编了“网络文学教授论丛”“文艺学前沿丛书”“网络文学新视野丛书”“新媒体文学丛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北京大学学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学术报刊发表数百篇网络文学理论文章。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数十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其网络文学研究成果纷纷获奖。带领中南大学文学院研究团队成立了国内高校第一个网络文化研究所， 成功创办湖南省网络文学研究基地，以网络文学研究选题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项目、湖南省重大重点项目等，创下了多个学界第一，从基础学理上奠定了网络文学的学科地位，欧阳友权教授因此被学界评价为“我国网络文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欧阳友权教授从1998年介入“高科技美学”论题起，一直关注和涉足“科技与人文”“网络文学”“数字文化”等问题的研究，致力于对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问题的学理阐释，其核心的学术理念寄寓了他对“高科技与高人文”的期待与思考，表达了他对数字化时代人文精神的忧患与理解。由于在网络文学研究领域的成就和影响，中南大学文学院成了国内网络文学研究的重镇，欧阳友权教授和他的团队以网络文学研究成果走进人们的学术视野，又以扎实的基础学理研究一步步挺进学林杏坛，由此开启了一个新学科的学术征程。他带领学术团队完成的网络文学专著和同一领域的系列学术论文，成为国内研究网络文学不可或缺的学理标识。
二、纵横捭阖，游弋学海
欧阳友权教授经过十多年的呕心钻研，沿着“生成背景、存在方式、文学变迁、媒介叙事、主体阐释、文学性辨析、精神表征、文化逻辑、人文价值、研究理路”的基本逻辑线索，逐渐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网络文学学理形态体系。基于这样的理论思路，欧阳教授的网络文学研究在理论结构上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从“史”的维度辨析数字传媒下的文论转型，二是从“论”的维度探讨网络文学的本体与本性，三是从“史”与“论”融合的维度反思“比特世界”的学理症结和诗学创生空间。通过这些有机联系的理论，系统而多角度地解读了网络文学的诗性蕴含，从纵向（史）和横向（论）的不同视野阐释了网络文学的审美价值和诗学向度。
首先，对媒介变迁与文学转型的探讨。对于数字媒介时代文艺学的转型问题，欧阳友权教授从艺术活动主体审美动因的改变、电子化文本对书写语言诗性的解构、技术语境对艺术经典的消解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一是数字媒介对艺术审美支点的置换。数字媒介的符号行为改变了艺术活动主体的审美动因，变换了人与世界之间原初的艺术审美关系，使得文艺学的理论逻辑与艺术实践之间呈现出调适性创生空间。二是数字媒介对文学性的祛魅与返魅。电子化文本的界面操作对书写语言诗性的解构，使文学作品的“文学性”问题成为技术“祛魅”的对象，传统审美方式及其价值基点开始淡出文艺学的思维视界。三是数字媒介对艺术经典观念的消解。技术语境对艺术经典性的消解，使得既往的文艺学观念积淀及其理论范式成为“去中心化”的覆盖物，丰富的历史文论资源成了期待重新审视的“昨日成规”。相对于传统的生产机制，数字媒介作品消解了真实与虚拟、话语能指与言语所指的两级分立，抹平了艺术的技术性与技术的艺术化的审美边界，更换了人们对文本诗性的认知与体验范式，用电子数码的“祛魅”方式褪去文学艺术的原有韵味，重铸人与虚拟世界间的审美关系，用符号仿真的图文语像刷新时代对艺术经典的命意。对于数字媒介革命所引发的文学变革，欧阳友权教授指出，媒介“载体和传播工具的改变，不会改变文学的本质与品格，不可能也不应该改变人类赋予文学的精神内涵”“技术进步会给未来的文学艺术生产增设更多的技术含量，但新世纪的中国文学转型最需要的并不在技术媒介的升级换代，而是借助新技术、提升作品的艺术水准与审美价值”。{4}
其次，对网络文学的本体与本性的探讨。欧阳友权教授指出，网络文学作为伴随现代数字化技术而迅速崛起的崭新文学形态，能否在艺术审美的表意链中形成文学史的一个历史节点，以媒介转型在文学审美场域中实现范式转换，是21世纪文学格局中一个意义重大的命题，一个期待合法性体认的文学母题。{5}他尝试采用了本体论哲学方法来探讨这一新的课题。本体论（Ontology）是关于存在的理论，所探讨的是事物（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本原和本性的存在方式、生成运演及其本质意义的终极存在问题。他的《网络文学本体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运用本体论哲学思维探究网络文学时，借鉴“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方法和“存在先于本质”的本体论追问模式，聚焦网络文学“如何存在”又“为何存在”的提问方式，选择从“存在方式”进入“存在本质”的思维路径，从现象学探索其存在方式，从价值论探索其存在本质，即由现象本体探询其价值本体，解答网络文学的存在形态和意义生成问题。欧阳教授把这两者分别称之为网络文学本体的“显性存在”和“隐性存在”。最后再反思其“何以存在”的问题，以图从理论逻辑的“正题”与“反题”走向“合题”——将网络文学的本体论分析从“形态”与“价值”层面，延伸至艺术可能性层面，思考其本体的审美建构与艺术导向，完成网络之于这种文学的艺术哲学命名，以求探讨构建一种网络文学学理范式的可能性。他提出，网络文学本体存在的显性结构，包含几个相互依存的逻辑层面：媒介赋型、比特叙事、欲望修辞、在线漫游、存在形态。这些要素间的有机融合与脉理渗透，构成了网络文学本体存在的基本内容。而把握网络文学的隐性存在，需经由现象学走进阐释学和历史哲学，反思重建精神价值深度的必要与可能。这一隐性价值结构包括：文学体制转换、民间话语寻根、文学性嬗变、文化逻辑依凭、人文性的意义酿造等问题。另外，欧阳友权教授还从观念预设层面探讨了网络文学的本体建构问题：即坚守文学的本体论承诺、注重新民间文学的审美提升和实现电子文本的艺术创新。{6}
第三，对网络文学的学理反思与诗学前瞻。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数字媒介以不可逆转的发展势头引发了新世纪文学的历史性转型，并由此衍生出文艺学新的研究热点。在对网络文学的学理指认中，欧阳友权教授指出，网络文学在我国的出现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对它所带来的文学转型研究还很不充分，特别是缺少内质性和前瞻性学理思考，亦很少有人从网络虚拟现实关系变迁的维度，去考辨在技术操作、资本运作的背后，是什么样的交往方式、生存方式，以及由此造成的人与现实审美关系和表意体制的深刻变化，引发并构成了网络文学转型的学术理路。面对数字媒介下的文学转型，研究者必然要碰到两个难题：一是阐释框架的非预设性，即没有既定的理论范式可供效仿和参照；二是研究对象的非预成性，网络文学前景如何，尚难定格其文化表情。这时候，研究者需要奉行的研究原则应该是：其一，建设性学术立场而不是简单的评判性研究态度；其二，基础学理的致思维度而不是技术分析模式。前者可以使我们避开对数字媒介文学“好坏优劣”的简单评判而将其当作科学研究的对象，后者则可以将多姿多彩的数字媒介文学现象作为有效的理论资源，为建构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开辟新的学术空间，这样不仅有利于新兴文学走向规范与健康，还将对推进数字媒介文学本身的基础学理建设有所裨益。{7}欧阳友权教授认为，网络文学历史性地出场，以及人们对于这一文学转型的研讨与争鸣，不仅需要解决“存在者”是否存在和如何存在的问题，更需要从学理逻辑上解决其理论形态、逻辑原点和意义与价值问题，后者才能真正揭开数字媒介文学的学理症结，也是新世纪文学转型由学术资源向学理建构提升的必由路径。
三、独辟蹊径，登高临远
面对数字技术对当代人文生活的深刻变革，欧阳友权教授深远地看到了数字媒介技术对文学生态良性发展的重要作用和积极影响，同时又清醒地认识到在其意志自由、知识民主、交往平等和信仰重塑等“后审美”现象背后隐藏的艺术审美价值、人文精神价值的表征危机。他在理论建构上既推重价值理性，关注意义承载，又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沉静严肃的反省态度和怀疑精神，彰显了乐观豁达、精深审慎的学术品格和学理特点。理性化的学理阐述，历史语境化的人文审视和立场鲜明的价值向度，使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表现出较高的理论水准和独特的学术魅力。
第一，学理阐释的自觉意识。多年来，欧阳友权教授和他的团队所做的网络文学理性审视和学理研究，主张以建设性的学术立场对待新兴的网络文学，力求从事实出发审视纷纭复杂的网络文学现象，避免情绪化的简单评判和非学理的即兴抒发。他从关注网络文学开始，就一直坚持和倡导“建设性的学术立场而不是评判性态度”，“基础学理的致思维度而不是技术分析方式”。这使得他的研究更侧重于“从原理性的角度”阐述网络文学问题，致力于建构完整的网络文学基础理论，实现对网络文学研究的理论提升。欧阳教授始终关注高科技时代文学的新变化，而非网络文学的技术性本身。在他看来，“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技术，但它的艺术命意是超越技术的。”这决定了他的网络文学研究是学理分析性的，而非技术分析性的。是以文学性为核心的，而非以技术性为核心。基于这一思路，欧阳友权教授对网络文学进行了多维度、宽视野的基础学理研究，着力探讨网络文学技术性和人文性的双重品格，力图科学、全面地分析网络文学现象。所涉及的如网络文学的生成背景、存在方式、媒介叙事、文学性辨析、精神表征、文化逻辑、人文价值、消费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深入细致地对网络文学的一系列“元问题”作基础学理研究的努力，对网络文学的后现代话语逻辑、主体视界、创作嬗变、接受范式、价值趋向等问题展开思考论析。尝试采用本体论哲学方法来探讨网络文学这一崭新课题，力求将网络文学的本体论分析从“形态”与“价值”层面，延伸至艺术可能性的层面等等。这些方面的积极努力，显示出了作者建构新型文艺学体系的自觉意识和创新精神。
第二，学理品格的批判视野。欧阳友权教授长期致力于对网络文学存在的合法性及其学理症结进行论证，解决网络技术与文学的内在逻辑问题。他在构建网络文学的学理形态时，始终坚守可贵的人文立场，对各种文化现象秉持一种批判眼光，在热心呵护新生网络文学的同时，也冷静地剖析了它的局限和困境。他指出，目前网络文学存在的艺术症结问题有几个方面：一是数字媒介对于文学性的技术化消解，从而造成文学的非艺术化趋向加剧，不利于文学品质的改善和提升；二是主体承担感的淡化导致文学作品的意义缺失，文学放弃了应该有的艺术承担、人文承担和社会承担，出现作品意义构建上的价值缺席和承担虚位；三是类型化写作膨胀，隔断了文学与现实生活的依存性关联，使网络文学面临生活“断奶”的潜在危机；四是数字媒介下文学经典引退形成的文学信仰消退和地位下滑，数字化写作常以“渎圣化”思维，将精英文学时代崇高的文化命意改造成快乐游戏。面对上述问题，欧阳教授提出，网络写作需要对网络志存高远，对文学心怀敬畏，真正建立起文学承传“创造”担当和超越意识，提升自己艺术创造的高度，挖掘作品思想内涵的深度，描绘时代的精神影像和图谱，赋予文学更强健的精神品质，提供给读者更多具有人性温暖和心灵滋养的东西。{8}他指出，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不断拓展了网络文学的生长空间，然而，如果这种文学仅仅止于媒介传播和时尚文化消费的意义，而不能以自身的诗性魅力抒发人类的审美情怀，用技术的基质承载艺术的人文价值、建构审美的精神家园，人们对它的艺术期待就将是无所依凭的。当网络文学的媒介更新多于艺术创新、传播方式胜于传播内容、休闲娱乐消解审美意义的时候，它得到将不会是艺术的尊重，而是文学审美本体的缺失和历史合理性的悬置。面对这些表征危机，我们需要重铸这样的价值理念：用数码技术表征艺术审美，以电子媒体彰显文学本性，是网络文学必须坚守的本体论承诺。同时，欧阳友权教授还对网络文学在经典化探寻过程中如何实现技术与艺术的融通，网络时代文学创作的工具理性与诗性智慧抉择等进行学理追问，认为“如果我们不能从审美认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势必会在艺术本体论上为之付出价值缺失和意图谬误的代价，形成审美导向的失依与失范。”{9}
第三，学理立场的正向秉持。欧阳友权教授所思考的学理逻辑主要遵循的是科学技术范畴与精神文化范畴的二元关系模式。基于这样的模式，他找到了把稳网络文学发展脉络的正确路径，认为数字传媒时代文学的转型最需要的不在技术媒介的升级换代，而在于借助新媒介提升作品的艺术水准和审美价值。在他看来，网络文学极大地解放了艺术生产力，使文学走下神坛，走向大众，使文学从专业化创作向新民间写作转变，网络这个高度开放、自由共享、话语平权的媒体拆除了纸质媒体的“高门槛”，实现了文学创作和接受的“零壁垒”准入与实时动态交互，文学交往变得便捷自如。在为之欣喜的同时，欧阳教授也在为网络文学存在的局限和问题感到焦虑，他从人文审美视角对网络文学进行了技术理性批判，认为网络文学要想在文学进步的历史节点上赢得人们的普遍尊重，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一是避免以游戏冲动替代审美动机。二是避免以技术智慧替代艺术规律。三是避免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在著作《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中，他既为网络文学对文艺困境的技术救赎而欢欣鼓舞，又清醒地看到了文艺生态中数字机遇与数字鸿沟并陈、文艺形态新生与末路相伴的复杂状况，提倡对“读屏乌托邦”予以省思，并在科学与人、科学价值与人文精神的交汇点上，找到了数字化与美学的本质联系。对“高科技与高人文”的期待与思考，对“数字化时代人文精神”的忧患与理解是隐含在他著述中的一个核心文化理念。他主张把科技革命和人文关怀联系起来，克服“技术崇拜”和“工具理性”的观念误区，培育高科技时代的人文精神，实现科技进步与人的自由发展的统一。另外，在著作《网络文学论纲》中，他指出尽管网络文学在价值观念方面与传统文学颇为不同，但“对于对象的审美把握与审美价值创造”仍然是讨论网络文学价值的前提和基础。这即是要找准“人文审美”这一价值原点，上述问题便有了迎刃而解的可能。
欧阳友权教授的网络文学研究理路与思辨方式，彰显了哲学层面、精神层面的反思性高度，对“人文审美”的始终关注，是其重要的学理维度。正如他所倡导的，文论学术有责任从观念上把新媒体对文学的强势介入看做文学在涅槃中新生的历史机遇。当代文学的网络在线最终还是要靠人文审美和艺术创新的价值含量来表征它的历史存在、美学命意、艺术成色和深层文化积淀，只有这样才能成就网络文学的诗性命名。{10}“切入文学现场，关注媒介变迁，呼唤文学魂归，秉持守正创新”，欧阳友权教授以建设性的学术立场和基础学理的致思维度，从价值理性上探寻网络文学人文审美的必要与可能，在学界逐渐树立了旗帜性的理论创建，赢得广泛的学理肯定和深远的学术影响。作为一名永远“在路上”的学者，历经披荆斩棘的艰辛耕耘，终于在数字化人文的丛林中结出丰硕的果实。
注释：
①王先霈：《标示新理念》，《中国教育报》2001年2月1日。
②欧阳友权：《我们去哪里触摸文艺学的前沿》，《文艺报》2005年12月22日。
③欧阳友权：《现代高科技的美学精神》，《求索》1996年第6期。
④欧阳友权：《数字媒介与中国文学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⑤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本体论纲》，《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⑥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本体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⑦欧阳友权：《比特世界的诗学——网络文学论稿》，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253页。
⑧欧阳友权：《新媒体文学：现状、问题与动向》，《湘潭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⑨欧阳友权：《网络文学的审美设定与技术批判》，《中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
[关键词]技术物体；技术正本；解释学；技术使用；技术存在
在对技术知识的反思中，可以发现，随着技术哲学研究的认识论、经验转向，一些研究者更为重视“关于事物的知识”，而技术物质方面的知识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忽略，这一倾向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如果说，“传统的技术本体论基本上局限于探讨技术的本质，而对于更富哲学意义的技术存在论则很少论及”，那么，经典技术哲学只注重对技术进行形而上的分析，却忽视了对技术物品这一基本的物质存在的研究。与之相适应，技术的使用性消费对技术存在方式的影响也处于某种遮蔽状态。本文试图通过“技术物体”用于技术知识研究中的缺陷以及“技术正本”概念对于技术物体的延续与超越，在本体解释学视域中说明技术使用对技术存在方式的可能影响。
一、技术样品进化的
谱系存在样式：技术物体
关于技术知识的研究，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变化在于把技术知识作为自身的主题，而更前沿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技术物品的理解来确定知识的特征及其进化谱系以及技术的存在方式。无论是伯格曼的“装置范式”还是伊德的“视觉聚焦”都体现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的“经验转向”并通过对技术物品的反思来研究技术知识。在这一转向中，法国技术哲学家西蒙栋提出了“技术物体”概念并用以揭示技术的本质。他的“技术物体”概念与一般所说的技术人工物的不同之处在于：技术物体不是某个固定的静态单体物，而是技术物品在时间轴线上序列展开的一种谱系存在样式。在这种序列谱系的展开过程中，作为技术内在结构内容的技术物体在时间中使得自身的技术结构由潜在形态转换为显性形态，显现自身先天固有的内在逻辑。由此，西蒙栋对技术物体的解释与赋义有助于打开“科技黑箱”，而且可以说明嵌入或集成于技术物品中技术知识的谱系发生及其进化路径，而这正是“经验转向”后的技术哲学研究的致力方向。
然而，如果我们在技术客体的“二元本性”，即技术客体的“结构”和“功能”的本体论视域中来思考西蒙栋“技术物体”的进化逻辑，则可能出现一种关于技术知识标准的两难：技术物品在进化的时间序列中，结构和功能所涉及的进化内涵可能处于“分裂的不断变化状态”，而发生这种谱系断裂的本质原因在于；技术物体的生成及其存在方式离不开人的使用消费及其意向性参与，并因而导致该技术物体与其他谱系技术物体的结构或功能进化谱系之间的相互嵌入或移译。然而，西蒙栋把技术物体看作生物有机体并在这种类比中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因而忽视了技术知识衍化的不同时期中，蕴涵在技术物体中的结构进化谱系与功能进化谱系的非线性对应关系。
而西蒙栋对于“技术物体”概念的另一个诠释在于其“纯粹客观性的隐喻内涵”：构成技术物体的元素是纯客观的，“并且技术物体的功能也由纯粹的客观物体结构形成，因而技术物体是作为与人的主观性相对立的纯粹客体而存在着的。它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区别的对立关系，在技术客体中并不包含主体性意向因素，即使在技术客体的功能之中也不包括”。因此，他把技术物体的进化动力归结为“抽象技术物体的内在缺陷”，这遵循了一种技术进化的“自主性”逻辑思维进路。因此，在西蒙栋的视域中，技术物体的进化以及嵌入在其中的技术知识是根本缺失技术物体元素结构之外包括社会文化环境因素的影响作用的。
因而，在西蒙栋关于“技术物体”的概念解释中，尽管其技术自主性理论以“具体化”概念揭示技术与其各种环境之间的协同作用，将技术物体置入一种“连续统一体”中而获得技术整体性的综合结构设计，然而，无论是“谱系序列”还是“隐喻内涵”乃至技术物体的“进化动力”，都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技术与人的相互外在，不仅没有看到使用性消费对于技术物体进化乃至技术存在方式的影响作用，而且把技术从与主体意向性、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关系中剥离出来，遮蔽了技术设计的实践本性和技术的伦理价值存在方式；而且，这种纯粹客观的研究进路阻止了对技术“作面向主体的先天可能条件的反思，从而导致缺乏‘前理解’概念”，而“只要我们把只是有效性的可能条件设定为方法论的客观逻辑，那么，认知主体的先验地位就必然从反思的视域中消失”。在知识论视域中，这种“前理解”在本体论意义上最接近于波兰尼默会知识论的第一种涵义。波兰尼在“强的默会知识论”与“格式塔式的默会知识论”这样两种意义上阐释与使用默会知识，前者指“由动物的非言述的智力发展而来的人的认识能力、认识机能”，后者是指“在默会认识的动态结构中人们对辅助项的认识”。西蒙栋通过技术物体诠释而体现的知识论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默会知识在知识生成和技术使用中的作用。
二、解释学视域：“技术正本”
对“技术物体”的概念延续与超越
“正本”(script)概念由拉图尔、阿克里希等人提出，用以描述人与“非人行动者”体现在技术客体中的不可分割的关系。阿克里希指出：“设计者因而用特定的旨趣、能力、动机、期望、政治偏见等因素定义行动者；同时设计者还假定：道德、技术、科学及经济将以特定的方式演化。创新者的大部分工作，是将世界的视域(或预言)铭记在新客体的技术内容之中。”因而“正本”可以是技术规则、程序指令乃至价值与意义的一种意向性投射，是在“行动者网络”中理解的技术生态世界。
把“技术正本”的概念用于技术物品的分析与研究是对“技术物体”的延续。一方面，与“技术物体”一样，“技术正本”把对技术知识的追求建立在“实事本身”或技术物品这一物质存在的本体论基点之上，有助于为真正打开技术黑箱提供较为现实稳固的经验基础嘲；另一方面，在利科那里，解释学是与文本相关联的一种理解过程，因而，正本概念蕴涵着探索技术人造物被“阅读”或理解的多样性，从而表明：技术设计及其“正本”可以成为一个预言未来世界的过程。在技术世界中，“工程师、发明者、生产者和设计者以及技术人造物和使用者是相互联系和共存的，技术使用者的行为模式受制于该技术设计。一个强有力的正本预示或规定了该技术的 某种使用，而一个弱的正本预设了更大程度的使用灵活性”。这种强正本由于设计者、生产者“预先投射”了设计者的意图，从而限定了明确的行为模式和使用者再“语境化”的可能性，体现技术人工物支配和控制性权力的知识论特征。然而，在更多情况下，使用者并非被动地遵循反而可能会有出乎设计者原本意图的意向性使用。这样，在技术使用中就可能不仅深化原知识谱系，而且更重要的是可能形成新的技术进化谱系。因此，技术设计中，在何种情况下预设“强正本”或“弱正本”本身就蕴涵着丰富的技术知识，而且有着显明的社会文化意义。这样，技术客体所定义的只是一个与行动者及其预想行动空间有关的某种可能性框架，介于设计者与使用者之间的技术客体，只是某种承载着知识谱系结构的待定时间序列中的流变物，体现出某种存在样式的谱系性衍化图景。在这一点上，技术正本的概念和西蒙栋的“技术物体”存在着同样的解释力；另外，西蒙栋的技术物体突破了在自然实体意义上的结构和功能分析，以“具体化”概念不仅将技术物体置人一种“连续统一体”中揭示技术事件以及技术进化谱系与技术内在结构之间的逻辑关联，而且也揭示了技术整体性与其各种环境之间的协同作用。因而，在这里，西蒙栋的技术物体概念已经潜蕴着技术物的一种结构一功能意向性特征。然而，这种“关联的环境”作为“人造的技术要素和技术对象得以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自然要素之间的中介”是“自然要素的一定的秩序”，因而，人的意向因素和完整的技术生活世界依然被遮蔽着。
而“技术正本”概念凸显出的正是人的意向性及其发生作用的“生活世界”情境而构成对技术物体的概念超越性。它不是把技术物品看做是纯粹的自然客体，而是在技术物品的创作设计者和使用者以及非人行动者等“异质性”因素所构成的“行动者网络”中来反思技术人造物及其被嵌入的技术知识，在人的生活世界中理解技术物体，肯定了作为技术客体的功能和结构与主体的价值意向性相关联。“功能不能从技术客体的应用语境中孤立开来，它正是在这个语境中定义的。由于这个语境是人类行动的语境，我们称这种功能为人类(或社会)的建构。所以，技术客体是物理的建构以及人类社会的建构”。因而，人造物的“物的属性”只是人造物的“物相”，在这一“物相”背后聚焦的是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图景，生活世界的组成要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技术进化的生成机制并由此把技术存在的伦理意义凸显出来。这样，在传统技术哲学乃至西蒙栋技术物体中被遮蔽或忽略了的人的意向作用得以澄明。因此，“技术正本”对“技术物体”的概念性超越也在于：作为技术本文的技术物品内在地具有这样两个构成元素：客观性结构元素和技术意向性元素。这样，西蒙栋技术物体进化谱系中的两难困境，即结构谱系和功能谱系的非线性对应关系，以及技术物体功能的进化方向与人的需求方向巧合性等问题，由此能够得到合理的说明。而且，技术正本的概念运用于技术知识的探究把技术使用者及其对技术存在的作用凸现出来。无论是偶然的还是恰当的结构和功能知识，在其内在的标准中都存在一个独特的属性，即它们是与使用者如何成功地使用技术物品相关联，技术物品的使用性消费把技术知识分为“物质的形态”和“观念的形态”，前者是封装于技术物品中的知识，后者则是存在于使用者头脑和意向性中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肯定默会知识和使用者“前理解”的作用。如德国技术哲学家德绍尔所理解的那样，如果说，在技术“可能性空间”中，技术设计及其成果的人造物是向“物自体”的一种无限趋近，那么，技术物品只有在被使用时或“只有消费才能使之对于消费者来说成为‘积极的存在’”，“只有在消费中，也就是在商品与主体以及与其对象间充分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展示它的一切，‘自在之物’才能成为‘内在的“为我之物”。因此，消费使用凸显技术的一种本真存在方式，也成为行动者的本质所在。因而，我们可以借助于“技术正本”概念，把技术的使用、使用主体的“前理解”等因素置入对技术的理解之中，并由此说明技术使用对于技术存在方式的可能影响。
三、本体解释学视域中技术使用
对技术存在方式的影响
在技术物品的使用性消费中审视技术知识的进化生成与存在方式，实际上蕴涵着对“技术知识先在地决定着技术存在”的命题颠覆。如果技术物品的存在中物化着技术发明与创造者以及使用者的生活世界，现象学的任务在于“从存在者的身上逼问出它的存在来”，那么现象学并非是对本体论的一种否弃，“经验”也不是对“本体”的弃置，而在于从存在者的“存在”中把握一种方式、价值与意义。“现代技术‘在一技术创新中一存在’，这是清晰的技术意向性或存在论的结构，技术在时间序列上的进化应该成为技术的本真存在方式。技术创新是一个生发、展现的过程，通过它我们构建了周围的世界”，而罗波尔的“技术系统论”基于对卢曼的“封闭系统论”的批判意在揭示技术行为中“工具”与“目的”区分的相对性并强化了一种目的指向性，潜蕴着主体间、人与“非人行动者”之间的交往方式并由此理解技术知识的意义，凸现技术的共享与伦理存在维度。这样，“技术正本”概念把技术使用和技术设计的环节同时纳入研究的视野，凸显技术的进化生成、共享消费和伦理价值作为技术本体论承诺的三种基本存在方式。
1、技术正本的境域化：技术的共享消费路径
技术聚焦和反映的是人造物制造者与使用者不同的生活世界。然而，制造和使用的意义则是不同的：人造物的制造是发明、创造出生活世界原初并不存在的技术本文，是让不存在者存在或显现的过程，反映的是技术发明者对生活世界实然状态的理解和应然状态的期盼，而人造物的使用则是对已经在此的技术产品的操作或利用，反映的是技术知识的共享消费程度。技术物品提供的只是一种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由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伦理等“质料”置入其中的结构或框架，即“技术本文”，而技术物的完整生命及其形态表达需要进入使用领域，需要使用者将各自“异质性”的自然、经济、文化等“质料”意向性地再置入这一框架之中才能完成。因而，技术物品的使用本质上就是在技术物品的设计创造者和使用者以及使用者之间的“主体间性”共享，这构成技术物品的存在方式。在技术物品使用中的这种存在方式的解蔽显然是西蒙栋的“技术物体”概念所难以承当的。
如果说，技术的使用是一个技术知识的共享过程，而技术知识的共享性消费需要以“理解”为基础，那么，技术知识的理解首先必须注重共享的传统与个人视域的相互关联，即“视域融合”和“时间间隔”的解释学原则。通过与他人共享的不同视点转换来理解事物，社会投射共享世界的约定理解，个人对其处境投射自己的视域。在解释学视域中，任何一种知识包括技术知识乃至各种文化传统都是被人们不断重新解释着的符号意义与动态均衡。这样，对“文本”的诠释或建立诠释的“文本”就构成了技术理解的基础。因而，技术理解是一个 伴随着意会知识与明言知识循环转换的“视域共享”过程，即把规则或规定内化为使用者自身的操作性技能，把可得的明言知识重新整合进使用者的“前理解”框架并在实际的技能操作中使这些规则在“辅助意识”层次上发挥其功能，这样才可能发挥出这些技术规则的适当作用而实现共享，这一过程通常起始于互动建构的“意会”“境域”。就技术知识的构成形态来说，在传统知识论那里被视作理所当然的可编码的明言技术知识，实际上深深根植于“在世之在”的意会性。意会知识不仅是构成技术知识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且本身就是技术理解、技术设计和技术使用赖以进行的“前理解结构”。“技术客体的功能不能脱离开意向性活动(使用)的情境。一个客体的功能，在始终如一的意义上说，其根基是建立在它所处的情境之中的。”因而，试图“脱域”化地把握其各种技术正本符号的意义是不可能实现技术共享的。
而只有在使用中发生的对象性关联才能形成一种参照整体性和一种解释性境域，包括物理环境、可用的工具以及社会文化框架或参照系，形成一种整体性的意会情境或意会背景。“技术正本”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种明言性的技术知识和意会知识的两种知识维度及其转化场域与可能路径。连接生产领域和使用领域之间的境域化文本阅读对于技术知识的作用在于：并非是在于提供可编码化的显性知识形态，而在于提供隐性或暗示的技术“意会场景”，既被个体成员内化和有选择地更新，也成为技术共同体的传统和背景并构成技术知识进一步转化、循环的新的“前见”或背景结构，实现明言知识和默会知识之间的不断转化。根据技术的解释学、符号学特性，使用者可以变更和倡导某些已然存在并影响着人造物获得意义的观念体系，提出新的“技术场景”。因此，在技术使用过程中，借助于“技术文本”阅读追寻技术人造物“再境域化”的途径，设计者、人造物和使用者可以在更注重象征性符号互动等社会境域中成为异质性的积极行动者，不仅实现技术知识的共享而且作为技术知识物象化的技术产品也是在时间性的技术场景中产生出来并不断生成着新的技术(知识)序列谱系。
2、技术正本的赋义阅读：技术的进化生成机制
在知识论的视域中，技术人造物在生活世界中的存在及其产生的可能性条件并非具有绝对的自明性。因而，近代以来，培根和笛卡儿等赋予认识论对于本体论的逻辑在先性，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然而，这一转折使得对技术知识如何可能的条件因素的思考渐趋“课题化”，却以“效率工具理性”凸显科学知识和经济因素在技术物品结构层面的定量研究中的作用而遮蔽了技术物品创造中的主体意向性因素，忽视使用者对“意向的意向”的解释与“再赋义”在技术进化生成中的作用。事实上，技术进化生成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将人们的使用需求中所蕴含的隐性知识‘翻译’为技术产品中所体现的显性知识过程，使用者由此成了技术创新重要的外部知识资源”，其机制在于：使用过程中对技术本文的多重阅读乃至“反赋义”、技术物品“二元本性”中结构和功能的动态平衡以及技术知识衍化方向的转向而出现的新的技术知识谱系的生成。
从技术使用的角度看，由于“技术正本”是生活世界中多种因素的聚焦，技术物品一旦进入生活世界的消费领域就可能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因而，使用者在使用技术产品时可能并非被动地复制、接受设计者的意图，而是结合所处的境域和自己的“前理解结构”颠覆性地读解技术人造物“本文”乃至“反赋义”从而反作用于技术存在本身。因而拉普说：承认技术的多重决定因素就无法设想人们会一致同意任何一个定义。这样，“我们可以在设计者和使用者之间不断往返；在设计者预想的使用者和实际使用者之间往返；在铭记于客体之上的世界与以其移动而描述的世界之间往返”，不断地生成一种技术知识更新的“意义域”与“认知场”从而更好地与人的本真存在方式相契合，而这正是海德格尔技术本质论隐秘的旨趣所在。这样，技术可以不断地“去蔽”乃至发生“反演发明”意义上的技术更新，即生成技术知识新的结构与功能谱系。
技术人造物和技术知识结构与功能的二重性原理体现一定的技术进化机制。“技术人造物的二重性”被看做是荷兰技术哲学家p·克罗斯和其他哲学家一起提出的技术哲学研究的新纲领。在技术物品的进化生成过程中，结构和功能元素通过技术设计创造者、使用者和技术客体构成的行动者网络所建构的“场域”相互“过滤”而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一般地，技术意向性因素占主导时，技术进化谱系表现为“功能性进化谱系”并可能部分遮蔽其自然性结构进化谱系，在技术物品结构的进化方向上可能附加意向性内涵，而对于技术整体进化的一些结构因素可能被忽视而成为所谓“冗余”元素，这时，技术物品的进化序列呈现出某种“家族”谱系样式，技术知识也是在原初系列基础上的衍化。当技术功能的意向性因素过分地取用技术结构的“有用”元素而忽视“冗余”元素时，将会导致技术的二元结构失衡而导致技术进化或技术知识的发展出现瓶颈现象，进而“促逼”技术研究开发的转向，相应地生成新的技术知识结构和功能系统，不仅可能成为技术谱系的家族式拓展，而且可以出现异质性的知识谱系发生。
这样，技术进化所遵循的并非西蒙栋技术物体蕴涵的“纯粹客观性的隐喻内涵”的“自主性”逻辑，而且从技术知识的生成路径看，尽管存在着“技术本身和消费主体的消费方式”形成的“被对象化于科技黑箱中的主体再作用于消费者”悖论而导致的“路径依赖”或“路径锁定”，但由于使用中的文本阅读和意向性解释的作用，技术进化并非是线性地遵循某种固定的路径和方向，这不仅是对原初技术人造物的一种可能的意向性颠覆，而且还涉及技术正本新的文化意义并影响着技术的另一存在方式。
3、技术正本的道德授权：技术的伦理价值编码
上文所说的在技术正本的多重阅读中技术本质与人的本真存在方式相契合，并不能否定使用中“恶”现象的可能性对技术本质的遮蔽。因此，m.fransson教授采用一种“行为一理论”的视角论证人工物技术标准化的两个来源，即为达到一个目标而使用一种人造物的实践理性以及在做出一个承诺或给人一个建议时被人信任的道德义务并部分地涉及“好的设计”的观念。但“技术正本”的这种承诺在与不同的行动者发生关系时可能发生异化。在行动者网络的理论视野中，无论是人还是技术等非人行动者的存在本性只能置入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中去说明。拉图尔认为，技术研究中的纯粹客观的视域可能遮蔽一系列蕴涵着复杂关系的动态过程，根本不存在单一的纯粹的社会关系与科技关系。“技术正本”一旦进入消费或使用领域，技术知识的“认知结构”及其“功能结构”即更深地嵌入到了社会情境之中从而被赋予相应的价值关系，蕴涵在该技术产品中的技术与不同的行动者个体相结合而成为积极的“行动者”，并导致“行动者网络”中关系和秩序的变化，也最终促使技术本身的发展变化和技术维度的拓 3、技术正本的道德授权：技术的伦理价值编码
上文所说的在技术正本的多重阅读中技术本质与人的本真存在方式相契合，并不能否定使用中“恶”现象的可能性对技术本质的遮蔽。因此，m.fransson教授采用一种“行为一理论”的视角论证人工物技术标准化的两个来源，即为达到一个目标而使用一种人造物的实践理性以及在做出一个承诺或给人一个建议时被人信任的道德义务并部分地涉及“好的设计”的观念。但“技术正本”的这种承诺在与不同的行动者发生关系时可能发生异化。在行动者网络的理论视野中，无论是人还是技术等非人行动者的存在本性只能置入与其他行动者的关系中去说明。拉图尔认为，技术研究中的纯粹客观的视域可能遮蔽一系列蕴涵着复杂关系的动态过程，根本不存在单一的纯粹的社会关系与科技关系。“技术正本”一旦进入消费或使用领域，技术知识的“认知结构”及其“功能结构”即更深地嵌入到了社会情境之中从而被赋予相应的价值关系，蕴涵在该技术产品中的技术与不同的行动者个体相结合而成为积极的“行动者”，并导致“行动者网络”中关系和秩序的变化，也最终促使技术本身的发展变化和技术维度的拓 展。
论文摘要:从武术文化的形成与演变入手，分析中国武术的文化特征，论述了当今传统武术及其文化发展的策略，最后提出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美德的基础上，研究和开发具有时代价值意义的武术文化资源，对发挥武术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为武术真正走向世界，被大众所熟知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武术是一项再平常不过的体育运动，在普通学校里，它的魅力和教学重视程度往往不及篮球等项目，而在不少武术探索者的心中，它却是魅力无穷、源远流长、内涵深邃的民族文化。本文试图从武术形成与演变史着手，以技术体系形成与演变过程和结果为研究主体，从文化视角探析其文化特质与特征，进而探讨传统武术的自身发展规律，结合当今社会环境和文化条件阐述武术未来宏观发展的策略。
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历程
纵观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我们可以将其分为武术文化原始形态、准武术文化形态以及武术文化形态的最终形成等几个阶段。由于中国武术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于复杂的历史条件与社会背景之中，积淀了中华民族的生成、发展、心理、文化、艺术、道德等多方面的因素，因而，具有了独特的魅力，获得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武术文化的原始形态。几万年前，甚至更为遥远的史前时代，原始社会中人类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原始人必须一方面依靠群体力量抵御猛兽的袭击，一方面还要发挥自己顽强的斗志和强悍的体魄去进行积极的自卫，这就造就了原始人勇猛的性格和格斗技艺。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的文化发展，最终导致了原始武术文化的形成。
准武术文化形态。从时间跨度上看，是指先秦到两汉时期的武术。这一时期武术形式初步形成，武术意识逐渐出现。独立的武术形式的形成是准武术文化形态的一大特征.意味着武术已开始从原始社会多位一体的状况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形式。经过秦汉较长时间的相对稳定，武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与军事技术分离走向竞技，而且得到交流，出现了系统的武术理论著述，《汉书·艺文志》中就收有“剑道三十八篇”、“手搏六篇”等论述。自两晋到隋唐，武术意识更加成熟。这一时期出现了口诀要领，说明人们已能用较精练的语言把技击精华要点加以浓缩和概述。到了隋唐五代，随着社会的繁荣，武术得到蓬勃发展并出现了套路的雏形。武术意识的出现促成了中国武术文化从原始形态到最终的形成。
中国武术文化形态的最终形成。到了宋元明清时期，中国武术文化形态得以最终形成。它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武术文化体系的完善;二是中国武术文化内涵的成熟。到了宋代，民间武术界就流行着“十八般武艺”的说法。
中国武术的文化特性
中华大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环境孕育出了中国所特有的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技击文化的武术，无疑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独特表现形式，中国武术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接收和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跟中国的古典哲学、政治伦理、军事思想、文化艺术、医学理论、社会习俗等互相联系，相互作用，共同组成绚烂多姿的中国文化整体。可以说武术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武术文化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
“德、艺”的统一。中华武术武德观念最为鲜明的表现为“德”与“艺”的统一。儒家的“仁义思想”.深深地浸透在古代武术的武德观念之中。“学拳以德行为先”就反映出了这样的观念。综观我国传统武术的各个项目，均能呈现出东方文明的气质—争斗而有礼让，有劲而不粗野，艺纯熟而不玄浮，情饱满而含蓄内向，富于观赏且迫求高尚的精神气质。传统武术所显示出的美，也具有东方文明的特点，以优美为主;与西方文明所突出的壮烈、惊险，富于强烈刺激性的审美观构成鲜明的对照。可见，传统武术中“德、艺”的统一，使武术在其本质特征之上，又渗人浓厚的理性因素。
“内外合一，形神兼备”。中国武术生长在传统文化的环境之中，它的指导思想无不体现传统文化。武术所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因此哲理性很强。“天人合一”的观念是道家哲学本体论的一种表现。认为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人应顺乎自然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武术练功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训练，讲究“内练精气神，外练筋骨皮”，“内外合一，形神兼备”。武术练功要求按不同的季节、时辰、时令等，根据自然界和人体机能的变化，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达到练功的目的。
传统的辫证思维。我国古代哲学朴素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包含了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互转和阴消阳长等基本理论。这些朴素的辩证法在传统武术的劲力运用、技击法则、演练风格及战术思想等方面都得到充分体现。对刚与柔这一矛盾关系的处理，是区别不同武术拳种的劲力标志之一。传统武术认为:“无柔无以至刚，无刚无以即柔。”没有纯粹刚的拳术，也没有纯柔的拳术，刚与柔是相互存在而又相互对立的。太极拳是“极柔软然后极刚坚”，体现了“阴极生阳，阳极转阴”的阴阳辩证观;而刚劲勇猛的少林拳等外家拳，也是“刚中寓柔”的，“柔在他力之后，刚在他力之先。”攻与防的辩证关系，是武术技击术的一个重要原则。提倡进攻与防守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进攻能转化为防守，防守能转化为进攻，“攻不忘防，防不忘攻”，“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攻中寓防，防中寓攻，这蕴涵了阴阳辩证法思想。
养生性。人们从事武术练习，总是把技击实用、健身娱乐等作为主要目的。武术是一种身体运动形式，属子人体科学的一部分。中国武术传统练功的理论是以中医的阴阳五行说、经络学说、脏相学说等基本理论为生理学依据的。中医理论认为，人之一身，“唯精气神，，为三宝。武术练功不仅重视内在的“精气神”的锻炼，而且还强调以内形于外、重在外在的攻防技击技术动作的演练，因而收到内外兼修、强身健体的健身效果。
哲理性。中国武术是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体育项目。它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因此哲理性很强。中国武术把人放到自然中去，把人的运动同周围环境密切联系起来。武术练功要求按不同的季节、时辰对令等，根据自然界和人体机能的变化，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达到练功的目的。如孙福全《八卦掌》借助天地之气候形式法，《少林八卦五行功》按不同季节练不同的功法等。此外，从“天人合一”思想引发出“圆”与“空”的观念，是人对天地自然特色的领悟，因而也是动功最佳方式与境界。圆则灵活多变，空则轻灵无阻，圆而又空则做到活泼自如，循环不息。故不少拳种以圆、空为基本架式与手法，如峨眉拳和太极拳等均以圆、空为技击特色。特别是太极拳更是吸取了“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和“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等太极哲理而产生的。由于中国武术蕴涵着深刻的哲理思想，具有修心养性的功效，因此，它在世界上对很多国家有着广泛的影响，如我国古老的健身术与气功早与印度瑜伽相互渗透，少林拳法于明清时代传人日本等国，都足以说明中国武术与世界体育文化的交流有着传统的思想基础。
技击性。武术的核心是技击性。武术的健身功能、娱乐功能、竞技表演功能、教育功能等，都是通过以技击性为动作设计原则形成的各种玫防技术动作来实现的。虽然各家各派在技击方法和技击原理上各有不同，但都遵循攻防的规律，表现攻防的特点。武术因具有攻防技击的特征而区别于其他体育项目。
健身性。中国武术是一种身体运动形式，属于人体科学的一部分，而中国的人体科学建立在传统医学—中医学的基础之上。中国武术传统练功的理论是以中医的阴阳五行说、经络学说等基本理论为生理学依据的。中医理论认为，人之一身，“唯精气神”为三宝。精气神三者是相互联系的，“精盈则气盛，气盛则神全，神全则身健;精生于气，气化于精，精化于气，气化于神”。武术练功不仅重视内在的“精气神”的锻炼，而且还强调以内形于外、重在外在的攻防技击技术动作的演练，因而收到内外兼修、强身健体的健身效果。
娱乐性。中国武术早在奴隶社会就进人娱乐文化的领域。它以丰富多彩的表演内容、精湛无比的技艺、精深广博的内涵，赢得了古今中外人们的赞誉，这是与武术本身的娱乐性分不开的。千百年来，武术以其独特鲜明的娱乐性体现在社会各阶层的文化生活中。
当今武术文化的发展策略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传统武术发展的基本策略，只有认真总结历史，切实结合当今形势才能更好地制定发展蓝图，武术之树才能在原有的高平台上长得更健康、长得更茂盛。
武术的发展要遵循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它的发展首先是一种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传统武术可谓是一种“文化体育”，也是一种“体育文化”，它的发展不应背其文化性，它的发展也不能被小个体发展所代替，否则就是片面的，其发展也会失去平衡。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违背其发展规律和舍弃其特质的改革或改良势必给武术的发展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就如当前人们把武术分成传统武术和现代武术一样，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当今武术改革后出现“文化断层”所造成的。
论文摘要:从武术文化的形成与演变入手，分析中国武术的文化特征，论述了当今传统武术及其文化发展的策略，最后提出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美德的基础上，研究和开发具有时代价值意义的武术文化资源，对发挥武术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为武术真正走向世界，被大众所熟知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武术是一项再平常不过的体育运动，在普通学校里，它的魅力和教学重视程度往往不及篮球等项目，而在不少武术探索者的心中，它却是魅力无穷、源远流长、内涵深邃的民族文化。本文试图从武术形成与演变史着手，以技术体系形成与演变过程和结果为研究主体，从文化视角探析其文化特质与特征，进而探讨传统武术的自身发展规律，结合当今社会环境和文化条件阐述武术未来宏观发展的策略。
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历程
纵观中国武术文化的发展，我们可以将其分为武术文化原始形态、准武术文化形态以及武术文化形态的最终形成等几个阶段。由于中国武术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于复杂的历史条件与社会背景之中，积淀了中华民族的生成、发展、心理、文化、艺术、道德等多方面的因素，因而，具有了独特的魅力，获得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武术文化的原始形态。几万年前，甚至更为遥远的史前时代，原始社会中人类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原始人必须一方面依靠群体力量抵御猛兽的袭击，一方面还要发挥自己顽强的斗志和强悍的体魄去进行积极的自卫，这就造就了原始人勇猛的性格和格斗技艺。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的文化发展，最终导致了原始武术文化的形成。
准武术文化形态。从时间跨度上看，是指先秦到两汉时期的武术。这一时期武术形式初步形成，武术意识逐渐出现。独立的武术形式的形成是准武术文化形态的一大特征.意味着武术已开始从原始社会多位一体的状况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形式。经过秦汉较长时间的相对稳定，武术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与军事技术分离走向竞技，而且得到交流，出现了系统的武术理论著述，《汉书·艺文志》中就收有“剑道三十八篇”、“手搏六篇”等论述。自两晋到隋唐，武术意识更加成熟。这一时期出现了口诀要领，说明人们已能用较精练的语言把技击精华要点加以浓缩和概述。到了隋唐五代，随着社会的繁荣，武术得到蓬勃发展并出现了套路的雏形。武术意识的出现促成了中国武术文化从原始形态到最终的形成。
中国武术文化形态的最终形成。到了宋元明清时期，中国武术文化形态得以最终形成。它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武术文化体系的完善;二是中国武术文化内涵的成熟。到了宋代，民间武术界就流行着“十八般武艺”的说法。
中国武术的文化特性
中华大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环境孕育出了中国所特有的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技击文化的武术，无疑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独特表现形式，中国武术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接收和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跟中国的古典哲学、政治伦理、军事思想、文化艺术、医学理论、社会习俗等互相联系，相互作用，共同组成绚烂多姿的中国文化整体。可以说武术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武术文化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
“德、艺”的统一。中华武术武德观念最为鲜明的表现为“德”与“艺”的统一。儒家的“仁义思想”.深深地浸透在古代武术的武德观念之中。“学拳以德行为先”就反映出了这样的观念。综观我国传统武术的各个项目，均能呈现出东方文明的气质—争斗而有礼让，有劲而不粗野，艺纯熟而不玄浮，情饱满而含蓄内向，富于观赏且迫求高尚的精神气质。传统武术所显示出的美，也具有东方文明的特点，以优美为主;与西方文明所突出的壮烈、惊险，富于强烈刺激性的审美观构成鲜明的对照。可见，传统武术中“德、艺”的统一，使武术在其本质特征之上，又渗人浓厚的理性因素。
“内外合一，形神兼备”。中国武术生长在传统文化的环境之中，它的指导思想无不体现传统文化。武术所体现的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因此哲理性很强。“天人合一”的观念是道家哲学本体论的一种表现。认为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人应顺乎自然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武术练功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训练，讲究“内练精气神，外练筋骨皮”，“内外合一，形神兼备”。武术练功要求按不同的季节、时辰、时令等，根据自然界和人体机能的变化，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达到练功的目的。
传统的辫证思维。我国古代哲学朴素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包含了阴阳对立、阴阳互根、阴阳互转和阴消阳长等基本理论。这些朴素的辩证法在传统武术的劲力运用、技击法则、演练风格及战术思想等方面都得到充分体现。对刚与柔这一矛盾关系的处理，是区别不同武术拳种的劲力标志之一。传统武术认为:“无柔无以至刚，无刚无以即柔。”没有纯粹刚的拳术，也没有纯柔的拳术，刚与柔是相互存在而又相互对立的。太极拳是“极柔软然后极刚坚”，体现了“阴极生阳，阳极转阴”的阴阳辩证观;而刚劲勇猛的少林拳等外家拳，也是“刚中寓柔”的，“柔在他力之后，刚在他力之先。”攻与防的辩证关系，是武术技击术的一个重要原则。提倡进攻与防守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进攻能转化为防守，防守能转化为进攻，“攻不忘防，防不忘攻”，“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攻中寓防，防中寓攻，这蕴涵了阴阳辩证法思想。
养生性。人们从事武术练习，总是把技击实用、健身娱乐等作为主要目的。武术是一种身体运动形式，属子人体科学的一部分。中国武术传统练功的理论是以中医的阴阳五行说、经络学说、脏相学说等基本理论为生理学依据的。中医理论认为，人之一身，“唯精气神，，为三宝。武术练功不仅重视内在的“精气神”的锻炼，而且还强调以内形于外、重在外在的攻防技击技术动作的演练，因而收到内外兼修、强身健体的健身效果。
哲理性。中国武术是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体育项目。它的指导思想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因此哲理性很强。中国武术把人放到自然中去，把人的运动同周围环境密切联系起来。武术练功要求按不同的季节、时辰对令等，根据自然界和人体机能的变化，采用不同的方法，来达到练功的目的。如孙福全《八卦掌》借助天地之气候形式法，《少林八卦五行功》按不同季节练不同的功法等。此外，从“天人合一”思想引发出“圆”与“空”的观念，是人对天地自然特色的领悟，因而也是动功最佳方式与境界。圆则灵活多变，空则轻灵无阻，圆而又空则做到活泼自如，循环不息。故不少拳种以圆、空为基本架式与手法，如峨眉拳和太极拳等均以圆、空为技击特色。特别是太极拳更是吸取了“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和“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等太极哲理而产生的。由于中国武术蕴涵着深刻的哲理思想，具有修心养性的功效，因此，它在世界上对很多国家有着广泛的影响，如我国古老的健身术与气功早与印度瑜伽相互渗透，少林拳法于明清时代传人日本等国，都足以说明中国武术与世界体育文化的交流有着传统的思想基础。
技击性。武术的核心是技击性。武术的健身功能、娱乐功能、竞技表演功能、教育功能等，都是通过以技击性为动作设计原则形成的各种玫防技术动作来实现的。虽然各家各派在技击方法和技击原理上各有不同，但都遵循攻防的规律，表现攻防的特点。武术因具有攻防技击的特征而区别于其他体育项目。
健身性。中国武术是一种身体运动形式，属于人体科学的一部分，而中国的人体科学建立在传统医学—中医学的基础之上。中国武术传统练功的理论是以中医的阴阳五行说、经络学说等基本理论为生理学依据的。中医理论认为，人之一身，“唯精气神”为三宝。精气神三者是相互联系的，“精盈则气盛，气盛则神全，神全则身健;精生于气，气化于精，精化于气，气化于神”。武术练功不仅重视内在的“精气神”的锻炼，而且还强调以内形于外、重在外在的攻防技击技术动作的演练，因而收到内外兼修、强身健体的健身效果。
娱乐性。中国武术早在奴隶社会就进人娱乐文化的领域。它以丰富多彩的表演内容、精湛无比的技艺、精深广博的内涵，赢得了古今中外人们的赞誉，这是与武术本身的娱乐性分不开的。千百年来，武术以其独特鲜明的娱乐性体现在社会各阶层的文化生活中。
当今武术文化的发展策略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是传统武术发展的基本策略，只有认真总结历史，切实结合当今形势才能更好地制定发展蓝图，武术之树才能在原有的高平台上长得更健康、长得更茂盛。
武术的发展要遵循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它的发展首先是一种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传统武术可谓是一种“文化体育”，也是一种“体育文化”，它的发展不应背其文化性，它的发展也不能被小个体发展所代替，否则就是片面的，其发展也会失去平衡。几年来的实践证明，违背其发展规律和舍弃其特质的改革或改良势必给武术的发展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就如当前人们把武术分成传统武术和现代武术一样，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当今武术改革后出现“文化断层”所造成的。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技术观；和谐技术观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6―0015―06
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技术观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动力。但科技也是一把双刃剑，有很多负面影响。因此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需要重新审视技术的作用，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切合时代要求的技术观。
技术观是指某一时期人们对技术的总体评价，它涉及到人们对技术发展的总体看法，对技术功能的认识，技术实践与其他社会实践的关系等诸多方面…。技术观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技术观。技术观在具体的技术实践活动中形成，同时技术观又对人们的技术实践活动起指导作用。现代技术观的演进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技术决定论(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部分条件论(包括生态技术论、文化主导技术观和、技术人文化和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条件总和论(包括适用技术论)。工业技术观在带给人类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给自然、社会和人的存在造成了破坏性，局部甚至是毁灭性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对之进行反思、批判，重新审视技术与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于技术决定论的批判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技术决定论的修正，这方面大体上沿着自然维度和社会维度两条线路展开，在重新审视技术与自然的关系中，逐渐形成了生态技术观；在重新审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中，逐渐形成文化主导论和技术人文化等理论。另一方面是对技术决定论的完全否定，形成了适用技术论。这些技术观虽然各自适应了不同发展观的需求，但都割裂了技术系统与经济、自然、社会系统的有机联系，与科学发展观的目标系统有一定差距。
二、现代技术观评析
(一)技术的三维角度
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技术与经济、自然、社会四个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十分复杂的大系统。技术是直接的社会生产力，技术系统对经济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作用是直接的、明显的和巨大的。为了清楚有效地分析现代技术观的演进，我们尝试以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为三个轴向，在x轴经济系统表示技术的形成、发展要受到经济系统的制约及技术应用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在y轴自然系统表示技术的形成、发展要受到自然系统的制约及技术应用所带来的自然效应；在z轴社会系统表示技术的形成、发展要受到社会系统的制约及技术应用所带来的社会效应。这样便形成了不同组合的八个卦限：第1卦限(x正，Y正，z正)、第Ⅱ卦限(x负，Y正，z正)、第Ⅲ卦限(x负，Y负，z正)、第Ⅳ卦限(x正，Y负，z正)、第V卦限(x正，Y正，z负)、第Ⅵ卦限(x负，Y正，z负)、第Ⅶ卦限(x负，Y负，z负)、第Ⅷ卦限(x正，
Y负，z负)。如图1所示。x正、Y正、z正分别表示技术的形成、发展要分别受到经济、自然和社会系统的制约及技术应用所产生的经济、自然和社会正效应；x负、Y负、z负分别表示技术的形成、发展不受经济、自然和社会系统的制约及技术应用所产生的经济、自然和社会负效应。由于技术应用导致的效应的不断变化，人们对技术的形成、发展看法不断发生变化，也就产生了不同的技术观。下面我们从这个角度评析现代技术观的演进。
(二)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是一种强调技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认为现代工业技术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相同的社会后果，无论其社会环境如何，技术规则决定一切，任何社会一旦做出发展现代工业技术的决定，则社会后果的模式就将由技术规则所决定。技术是人类无法控制的一种力量，技术的状况、影响和后果不会因为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而改变，相反，社会制度的性质、结构秩序和人类生活的质量等，均要单向地、唯一地决定于技术的发展、推断和控制。技术决定论是现代西方世界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社会思潮，按其对技术应用的效应评价与预测上划分，又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和观点：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
1、技术乐观主义
技术乐观主义认为技术本身是消除社会弊病、造福人类的法宝，尽管技术的发展可能出现消极后果，但这些消极后果终将再为技术所消除。技术乐观主义强调新技术革命能解决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社会矛盾，消除大工业生产造成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技术异化等现象。从图1来看，技术乐观主义认为技术应用不管从哪一个卦限出发，最后都会回到第1卦限(x正，Y正，z正)。西蒙的“没有增长的极限”、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就是这种观点的突出代表。
2、技术悲观主义
技术悲观主义认为技术是导致社会灾祸、危害人类的根源，把一切自然、社会的问题都归罪于技术，认为技术对人类的统治是不可抗拒的，技术的发展必然造成文明的殁落。为了消除技术的消极后果，只能阻止技术本身的发展。从图1来看，技术悲观主义认为技术应用不管从哪一个卦限出发，最后都会回到第Ⅶ卦限(x负，Y负，z负)。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里夫金的熵世界观和法兰克福批判主义学派的“单向度的人”理论都是这种观点的杰出代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技术的社会效应问题，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的共同缺点是：它们只是从技术的角度提出问题，把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极端地夸大为唯一的、决定的统治力量，极端地看到了技术的积极后果和消极后果。
(三)部分条件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对技术决定论进行反思、批判和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关于技术决定论的批判大体上沿着自然维度和社会维度两条线路展开，在重新审视技术与自然的关系中，逐渐形成了生态技术观；在重新审视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中，逐渐形成文化主导论、技术人文化等理论。
1、生态技术观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和能源危机的出现，人们开始对传统的经济模式和技术范式提出质疑，并逐渐演变为一场全球范围内的环保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断反思技术与自然的关系，探索一种新型的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技术观，生态技术观就是这一探索的结果。从图1来看，生态技术观强调技术的形成和发展除了受经 济系统制约外，还要受自然系统的制约；同时技术的应用在取得经济效应的同时，应以不破坏环境为前提，这样技术的形成、发展和效应便分布在第1卦限(x正，Y正，z正)和第V卦限(x正，Y正，z负)。生态技术观指导下的生态技术是指遵循生态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节约资源和能源，避免、消除或减轻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负效应最小的工艺和产品的总称。
生态技术观突破了技术决定论的封闭性、垄断性、排他性、征服性，追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平衡发展。生态技术观是以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作为根本目标，科学地利用开发和保护资源的技术价值观。
2、文化主导论
技术决定论从人的物质需求与满足的过程出发研究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得出了现代技术统治人类社会的片面结论。而文化主导论认为技术是一种文化现象，技术是整个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即技术文化仅仅是亚文化系统，同时技术又是整个文化环境的一种结晶，是人类在对自然客体的考察和认识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文化主导论侧重于从社会文化把握现代技术的价值、意义及其发展趋势，突出了价值观念、道德伦理、文化传统等精神因素在现代技术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默顿(RobertI(ingMerton)在谈到新教对科学的刺激时说：“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和思想感情，属于那些永远影响着科学发展的文化变量。”从图1来看，文化主导论强调技术的形成、发展除了受经济系统制约外，还要受社会系统中文化因素的制约；技术的应用在取得经济效应的同时，文化效应应为正值，这样技术的形成、发展和效应便分布在第1卦限(x正，Y正，z正)和第Ⅳ卦限(X正，Y负，Z正)。
文化主导论否定技术的自主性，强调文化传播、观念文化在推动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先导性。现代技术的发展方向、发展动力从根本上说是由价值观念决定或提供的。文化主导论不再把技术作为出发点，去定位现实世界，不再用技术来左右人的思维准则和价值取向，而是把它限制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日本著名技术评论家森谷正规曾对日、美、欧的技术进行了比较，他认为，每一国家的技术向来是该国文化的产物，日本技术的长处就是它来自日本的环境和日本民族的特性，与本国的文化、生活方式和环境联系在一起。“每一个国家的技术或制成品，全都是该国文化的产物”。因此不同的地域环境及与此相关的文化地理性质决定了技术效应的差别。
3、技术的人文化
技术人文化主张技术的发展要把人置于核心地位，强调科技与人的融合，从而克服技术的无人与无视人的状态。把技术完全建立在人的基础上，始终围绕人的个性自由、现实生存、未来发展为目的，使技术复归于人的生活世界，并真正成为人的技术。从图1来看，技术的人文化强调技术的形成、发展除了受经济系统制约外，还要受社会系统中人的制约；技术的应用在取得经济效应的同时，要以人为中心，社会效应应该为正值，这样技术的形成、发展和效应便分布在第1卦限(x正，Y正，z正)和第Ⅳ卦限(x正，Y负，Z正)。
科技史之父乔治・萨顿认为在当代社会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没有一种简单的办法可以解决他们，除非任何一种有效方案都必须有科学的人文主义化。“我们必须使科学人文主义化，最好是说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科学与我们人类本性的关系。故而，科学的人文主义化并没有消解科学、贬低科学，相反则使它更有意义、更为动人、更为亲切”。技术人文化的实质就是追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主张一切合乎人性的技术才是人类最需要的技术。
在制约现代技术发展的诸种环境因素中，自然、文化、人和社会因素的作用与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否则，就不可能全面地把握技术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生态技术观、文化主导论和技术的人文化在解决技术决定论所导致的某一方面的负面效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部分条件论的缺陷也很明显，完全否定技术的自主性，片面强调某一类限制条件的重要性，无法使技术与自然、技术与人、技术与社会有机地统一起来。
4、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
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是通过批判技术决定论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荷兰人比克和美国人平齐于1987年主编的《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一书标志着社会建构论技术研究的开端。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认为技术是社会建构物，社会因素决定技术内容，技术的发展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情景，技术活动受主体的经济利益、文化背景、价值取向等社会因素决定，在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整合中形成技术的价值负载。技术不仅体现技术价值判断，更体现广泛的社会价值和技术主体价值。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分为强社会建构论与弱社会建构论，弱社会建构论认为科学技术只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强社会建构论认为科学知识与技术的内容也是由社会建构的，对技术的成功和失败不能简单地根据其效用或内在结构做出功能主义的说明，而需要用社会因素来解释，这意味着技术所以是这样而非别的什么，并不是技术的内在性质，而是社会建构的。科学知识的真理性和技术的有效性并非来自于自然，而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从图1来看，社会建构论的技术观强调技术的形成、发展除了受经济系统制约外，主要受社会系统的制约，这样技术的形成、发展和效应便分布在第1卦限(x正，Y正，z正)和第Ⅳ卦限(x正，Y负，z正)。
(四)条件总合论
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和技术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只研究技术系统与经济、自然、社会系统关系的某一方面或某一侧面是不够的，现代技术的形成和发展是各种经济、自然和社会条件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些条件的总和构成了制约技术存在、发展的技术环境，决定着技术活动的选择空间和发展方向，因而，研究技术环境的整体性质是正确把握现代技术发展特点、趋势及其规律性的重要前提条件。从图1来看，条件总合论强调技术的形成、发展要受到经济系统、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制约；技术的应用应取得经济、自然和社会综合效应，这样技术的形成、发展和效应便分布在第1卦限(x正，Y正，z正)。适用技术理论是条件总和论的代表理论。
适用技术是指能够切合于一定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具体条件，自身具有合理的动态结构，取得最佳的效益以保持与人类和自然持续协调发展的技术系统。印度学者A・K・雷第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把适用技术归结为三个目标。(1)环境目标。尽量节约能源，循环使用各种资源，减少环境污染，以促进各地区生态环境的协调。(2)社会目标。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最基本要求，提供富有创造性和引人入胜的工作，能与文化传统相互交融，促进社会和睦。(3)经济目标。消除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采用地方资源并生产地方消费品，把经济引向分散经营。
条件总和论的出现，根源于现代技术系统同经 济、自然和社会系统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织、一体化发展的不断加速，反映了现代技术日趋复杂化、系统化、综合化的特点与趋势。条件总和论有助于全方位地考察技术系统与经济、自然、社会系统的关系，纠正技术决定论、生态技术论、文化主导论和技术人文化的片面性倾向。条件总和论重视了技术环境对技术发展的客观制约性，却忽视了技术实践主体适应和改造技术环境的能动性，不能揭示技术与技术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辩证发展过程。
三、和谐技术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的技术理论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目标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还包括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等。经济、自然、社会和人的发展等诸多社会发展子系统构成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系统，现代技术观都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系统。
构建新的技术观，必须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评价技术在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在人类历史上，真正把技术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放到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以及由此而决定的经济关系中去加以系统研究的是革命导师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了技术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但同时也认为技术只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技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但它不能直接决定社会制度和国家的基本性质，不能单独直接地通过技术去说明哲学、政治法律观念、宗教和艺术等的本质特点。同时，技术能否得到顺利发展，技术的成果被用于什么样的用途，均要受到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制约，技术应用的消极后果的防治和治理程度，也要受到社会的控制。在批判、借鉴现代技术观的基础上构建和谐技术观，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和谐技术观是指以人为本，强调技术与人、经济、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协调均衡、互动中实现各子系统及整体和谐的技术价值观。
(一)和谐技术观的特征
和谐技术观通过对各种技术观的扬弃，提出多目标的价值取向，它在内涵、原则、目标上体现了与和谐社会要求一致的契合性，这就决定了它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具体手段和有效途径。和谐技术观之所以能在与工业、生态技术观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代表着文明演进的新趋向和时展的新潮流，这些新趋向和新潮流，又是通过和谐技术观的特点体现出来的：
1、随目标的变动性。相对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不同的企业或部门，在不同时期、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不同条件下，所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在取得最佳效益的总原则下，和谐技术对于不同的目标或更注重节约能源，降低原材料消耗；或更关心扩大劳动就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或更强调维护生态平衡，消除环境污染；或更注重提高劳动者素质，有利于科学技术发展等。
2、时变性。和谐技术只能在一定时间内存在，并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它有一定的时效期，具有鲜明的时变性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环境改变了，和谐技术也要发生变化。
3、区域性。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的不平衡性及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不同，使得和谐技术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和浓厚的地方特色。
4、高效性。和谐技术的高效性，不仅指高效率，而且更是指高效益。高效率是对和谐技术高效性的量的要求，高效益则是对和谐技术高效性的质的规定性。和谐技术的高效性，正是高效率与高效益，量与质的辨证统一。
5、生态性。和谐技术的生态性是指它能够服从自然生态发展规律，维护生态平衡，与自然环境保持协调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和谐技术是一种生态技术，是一种环保技术。
6、人文性。在“人――技术――自然”大系统中，和谐技术不仅能够适应自然界的发展，而且还能够适应人类社会的发展，满足人的心理、生理和精神等各方面的需要。
7、协调性。和谐技术可以调节好经济、自然、社会和人的生存与发展效益之间的关系，可以实现这些子系统的互补互进。
(二)和谐技术的功能
和谐技术观下的和谐技术是指适应于该国或该地区的内外部环境，能与当地的经济、社会、自然系统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在互动中实现最佳综合效益的技术系统。和谐技术不是一个封闭孤立的系统，而是社会、经济、环境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谐技术有以下功能：
1、促进自然系统的科学发展，即适应本地的自然资源，有利于综合利用本地的资源、能源，发挥资源优势，有利于维护生态平衡。
2、促进经济系统的科学发展，即适应本地的投资水平，产品有市场，有明显的经济效益；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形成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实现技术经济一体化。
3、促进文化系统的科学发展。即能与本地的文化变迁互为补充，能与文化信仰、习俗等融为一体。
4、促进教育系统的科学发展。即能与本地的教育形成良性循环，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
5、促进技术系统的科学发展，即有利于促进整个技术体系的发展，有利于提高本地的科学技术水平，使其逐渐达到技术自立。
6、促进人口系统的科学发展，即有利于不断增加就业机会，减少人口就业压力，逐步消除社会不公。
上述六个功能是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和谐技术正是为了寻求最佳的“结合点”，促使经济、自然和社会系统之间科学发展，促进和谐社会的实现。和谐技术的功能如图2所示。
四、“恭城模式”：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技术理论的成功探索
我国很多地区运用和谐技术观指导实践，积极探索，已初见成效。如“恭城模式”。广西恭城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山光、地瘦、人穷，是广西49个贫困县之一。但是，恭城独辟蹊径，通过探索和实践，提出了大力发展沼气建设的思路。随着沼气技术的推广，恭城县找到了一条适合该县发展的和谐技术系统，走出了一条以沼气技术为纽带，带动种植业和养殖业发展，进而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环境科学发展的道路。经过20年的生态农业建设，探索出了“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简称“恭城模式”)，催生了生态工业和生态农业旅游业的发展，正在形成“养殖一沼气一种植一加工一旅游”五位一体的现代生态农业发展模式。恭城被农业部、科技部、环保总局等国家部(委)、局先后授予了“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国家级可持续发展试验区”、“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县”、“全国水果无公害生产示范基地县”、“全国园艺产品出口示范区”、“中国月柿之乡”、“中国碰柑之乡”、“全国科普示范县”、“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等称号。
恭城和谐技术系统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沼气技术系统发展阶段(1983―1988)，大量发展沼气池；二是养殖一沼气一种植技术系统发展阶段(1989―1994)，“一池带四小”(即一个沼气池带一个小猪圈、一个小果园、一个小菜园和一个小鱼塘)的庭院经济在全县迅速推广；三是养殖一沼气一种植技术系统成熟阶段(1995―2000)，形成了“养殖+沼气+种植”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模式，即“恭城模式”，生物防治技术、无害化生产技术、农业节水技术、水果改良技术、储存保鲜技术等得到应用；四是养殖一沼气一种植一加工一旅游技术系统发展阶段(2001至今)。到2005年，恭城沼气入户率达88％，并建立“规模养殖、集中建池、统一供气”的示范点，还实施了农业科技人户示范工程项目，包括推广水果新品种、新技术、提供信息服务、做好物化技术服务等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