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23 23:20:08
论文摘要：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N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生命工程。因此，我们必须端正学风，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人民把产生于19世纪4O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思想理论，是经过长期历史选择的结果。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为了找到一条拯救民族危亡，走向独立富强的道路，前赴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清王朝的武装起义与辛亥革命，但最终都失败了。实践证明，无论是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还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不能救中国。中国人同俄国人一样，经历了半个世纪时间，才“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惟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中国的先进分子从各种各样的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人民作出的郑重历史选择。指出，自从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后，中国革命的面貌便为之一新。
中共领导中国人民8O多年的奋斗历史，反复证明了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理论都带有根本性，理论建设都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理论正确，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发展、胜利；理论错了，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将遭致挫折和失败。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内有两种马克思主义者：一种是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教导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是照抄照搬俄国孟什维克的策略，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因而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王明的“左”倾错误，是照抄照搬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认为俄国武装攻打大城市，中国也应走这条道路。另一种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杰出代表。他在反对党内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他对中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独创性贡献。他紧紧抓住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主题，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党领导人民正是在这个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实践证明：中国人在没有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前，革命不免遭致失败；在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没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革命也还是不免遭致挫折；而一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革命就无往而不胜。新中国成立后，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在这个理论和路线的指引下，比较好地完成了过渡时期的历史任务。
后来在长达20年的社会主义探索中，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所以先后发生了“”特别是“”那样全局性的重大错误，固然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也是出在理论。如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等等。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首先着手解决的也是理论问题。我们党在新时期的探索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牢牢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条贯穿其中的基本线索，从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
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全面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重中之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关系党和国家的方向和前途命运。“工程”的第一项任务是着力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我们党在80多年奋斗历程中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是我们党最宝贵的理论财富。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活水与源头的关系。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丢老祖宗，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是了解和熟悉马克思主义，为此要切实做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又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克思主义，讲出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不断创新理论，把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统一起来。坚持是发展的前提，不坚持就谈不上发展；发展是坚持的条件，不发展就坚持不住。“工程”的第二项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及解决对策，如“三农”问题、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地区差距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生态环境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工程”的第三项任务，是要编写一套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教材。教材与专著不同，它的对象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而是各级领导干部和大学生。编写高质量的教材，对于用马克思主义最新理论成果和现代科学知识武装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如果不坚持以本阶级的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它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统治地位也坚持不住。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坚持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科学世界观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指导思想。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已是多元的了，但是指导思想不能多元化，只能一元化。如果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搞多元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要，原苏联已有前车之鉴。多元并存与一元主导，几乎是任何一个有阶级社会的共同特征。社会主义是这样，资本主义也如此。
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中的社会理论观点和思想体系，在有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意识形态领域不是真空的，也并不平静。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各种文化、思潮、思想理论应有尽有。重要的是坚持原则，区别对待，正确引导。所谓坚持原则，就是对于提倡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不能含糊。所谓区别对待，就是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和主义应当有所区别。所谓正确引导，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领域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反马克思主义就会去占领。我们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阵地，决不给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人以可乘之机。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它的基本内涵是怎样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邓小平曾经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同样，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中也有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必须改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首先，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科建设。这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指导学科建设。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所有学科的理论基础。离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社会科学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
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应通晓历史唯物主义。其次，指导学科建设和处理学术问题，不能采取行政手段，给不同学派贴上政治标签，而必须用学术方式，这就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双百”方针是促进科学文化理论繁荣发展的正确方针。贯彻执行“双百”方针，支持和鼓励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的大胆探索和自由争论，为的是创造一个适合于科学、文化、艺术和理论发展繁荣的良好环境。古语云：“欲致鱼者必先通水”，这是通水求鱼之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没有“海阔”、“天高”的条件，鱼就无法跃，鸟就不能飞。“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是不可分割的。“双百”方针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二为”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一定要划清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线，不要把学术问题上纲为政治问题，重犯过去“左”的错误，也不应把政治问题当作学术问题。所谓政治问题，就是反对也要萋把马克思主义自身的主学科建设搞好，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其它学科的建设。我们一定要花大力气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搞清楚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长期坚持；哪些是针对当时历史条件所提出的个别论断，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过时；哪些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需要重新认识和理解；哪些是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需要澄清。只有把这些是非界限搞清，马克思主义才能在指导学科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们还要加强理论创新，用创新的理论指导学科建设。
关键词:和谐情感理性形而上学辩证法儒家思想感恩宽容
党的十六大在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把‘牡会更加和1R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本文从哲学角度谈谈对和谐社会理论建设的几点认识。
1.对中国古代和谐思想的分析
1.1中国古代和谐思想
中国人素有追求社会和谐的理想。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在追求政治稳定、社会和谐。如《左传·襄》写道年之中，九和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中也有‘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对和谐社会理想的向往。陶渊明描述的‘怡然自乐”的《桃花源记》更是千古传颂。特别是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中充满了对和谐社会的向往，并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如《论语》中的‘真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于舞云，咏而归”的社会和谐场景早已成为中国人关于社会理想的经典表述之一。
据史学家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持续了两千多年，其中有600年是战乱分裂时期，1400多年是统一、安定时期，统一安定的时间远远多于动乱分裂的时间。我认为这与中国古代传统的社会和谐思想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1.2中国古代传统和谐社会思想中值得我们借鉴的优点
一是重家庭、重情感。以儒家和谐社会理想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传统和谐思想巧妙地利用天然的血缘关系资源，并强化这种关系，建立起家族内部牢固的感情和伦理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社会秩序。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证明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维护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手段。
二是追求天人合一。如《论语》中‘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于舞云，咏而归”的描述中，充分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这里，既有“莫春，、‘析，，水等自然条件，也有‘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大，的人文因素，更有‘‘浴乎.沂，风于舞云，咏而归”的天人和谐的境界。
1.3中国古代传统和谐社会思想中的缺陷
也许是因为儒家和谐思想太有效果、且过于强调和谐了，而扼杀了明朝中晚期资本主义的萌芽，扼杀了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化，而使中国落后于世界发展。中国传统和谐思想也存在一定缺陷。
具体来讲，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存在的缺陷主要有:一是形而上学性。在儒家社会和谐思想中片面强调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和谐共处的一面，忽略矛盾转化的一面。如在‘执两用中”观点中，一方面‘执两，正确的指出了对立，或纂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两点论、两分法;而另一方面，‘翎中”岁的是“中和”，维护矛盾统一体，片面强调维护矛盾体的统-而否认矛盾的转化，即使有一点‘预益，，也是在维护事物!质的条件下，有所‘损”、‘监”。也就是说孔子主张奴隶制f}亘古不变，反对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转化;由此推理也5对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化，这个作用就表现为育文提到的明朝中晚期扼杀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召我国社会的封建制度又延续了300多年。辩证法告诉多们，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必然转化，封建制度向资本主夕制度的转化是历史的必然性。但儒家形而上学的和谐社尝思想，因片面强调统一、否认对立面的转化，从而阻碍、延绍了这种转化，儒家思想成了延缓中国古代社会制度转化创条件了。
二是忽视理性。这一点同样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书点。中国古代哲学同西方哲学比较，它的特点之一是重撼性，轻理性;重综合，轻分析;重整体，轻部分。我们读《论语》，很难看到严密的逻辑分析、推理、论证，而只能读到双告人们应‘七者爱人”、应‘流己复礼”以及‘君子和而不同”等说教，缺乏逻辑论证内容。
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缺乏逻辑论证性，使得人们很难在理论上真正抓住传统和谐思想中的不合理性，因而很难从理论上它以便形成新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和谐思想，最后只好由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来摧毁它了。
我们说宇宙整体上是和谐的，同时也认为人类整体也可以说是和谐的。这一观点在世界文化上也适用。如有偏重感性和综合而忽视理性和分析的东方文化，就有偏重理性和分析而忽视感性和综合的西方文化来补充它，就不需要什么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了，这不也是一种和谐吗?下面我们来分析西方传统和谐思想。
2.对西方和谐思想的分析
2.1西方的和谐思想
西方人自古也向往和谐。如古希腊大名鼎鼎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两个主要观点之一就是:.是最美的?一和谐。”并且他们进而提出了‘厌体的和谐，和‘美德乃是一种和谐，的命题。
如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将社会分为执政者、守卫者和劳动者三个等级;在柏拉图看来，只有当这三个等级在国家里面都有节制，‘客做各的事而不互相干扰，时，国家才有“和谐一致”，..，原则也才能得到贯彻，否则，就会导致‘乱民政治”。
又如哥白尼创立‘日心说’’否定了势力强大的宗教支持的、由亚里士多德创立了1000多年、在人们头脑中早已根深蒂固的‘地心说”。这需要极其大的勇气，这勇气的来源之一就是他对和谐的信仰，开始哥白尼也相信‘她心说，但他在分析地球、月亮、太阳等天体的关系之后，总感到‘地心说，所描绘的地球、月亮、太阳之间的关系不够简单和谐。
突然有一天，他猛然意识到，如果地球围绕太阳转，这个世界就完美和谐了。后来他又以此设想为指导进行了大量观察，并且以严格的数学计算和逻辑推理论证了‘太阳中心说”。哥白尼由‘地心说’’向‘日心说”转变的重要原因是他继承并坚信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简单和谐的传统思想。
2.2西方和谐社会观点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和汲取的教训西方和谐社会值得我们借鉴的主要有:一是注重逻辑、理性。如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主张理性是灵魂里最优秀的部分，理性统帅意志和欲望。也就是说，在柏拉图的理想世界中，理性具有.至上的地位;而哥白尼不仅信仰“天体的和谐，也非常注重观察、数学计算和逻辑推理论证的作用。二是注重制度的作用。如西方社会的法律和行为规范体系比较健全。西方人关于和谐社会的理想中的缺陷主要有忽视情感因素的作用。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我们认识到，中国人自古素有和谐社会的传统理想;西方人自古就追求社会和谐;也就是说，追求政治安定、社会和谐是全人类的一个共同的美好梦想。但东西方文明对和谐社会的认识又都失之片面。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对和谐社会形成了科学的认识。马克思曾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的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观点，为社会和谐思想奠定了哲学基础;马恩在批判地继承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的时候，就曾明确地指出:“提倡社会和“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志zoos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科学阐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公平正义、民主法制、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和谐的理论。那么从文化哲学层面看，应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呢?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并且要把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扬弃中国古代儒家形而上学社会和i杳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实现社会更加和谐，必须继承中国古代关于和谐社会的合理思想。如注重伦理道德的作用，注重家庭的教育作用，注重情感因素的作用，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必须肯定社会基本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退居次要地位的阶级矛盾的存在。同时还必须承认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双方可以相互转化。如当有大规模外敌人侵时，斗争、流血、冲突和对抗将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而相反，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承认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是辩证唯物主义和谐沦同儒家形而上学的‘始终如一的、只有和谐的和谐沦的最大区别。辩证唯物主义的和谐论是和谐与不和谐(斗争、冲突)的同有，人民利益需要和谐、客观条件允许和谐时，我们就选择和谐;人民利益不要求和谐、客观条件不允许和谐时，我们就选择斗争。要重视对优秀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关注中国人传统的重视伦理道德的心理，落实以德治国方略。
关键词：中介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中介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极为重要的范畴之一贯通于唯物辨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有中介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有中介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也是有中介的理论。中介论对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哲学中介论的理论内涵及方法论意义
1.1中介的概念:
中介指处于不同事物或同一事物内部不同要素之间起居间联系作用的环节是表征事物之间间接联系的范畴。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中介表现为事物转化或发展序列的中间阶段。中介的存在也是自然和社会领域内极为普遍的现实。
唯物辩证法的中介概念是对客观世界存在的中介的客观普遍性的反映。中介概念在这里具体地表征着对立的相对性表征着对立面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任何物质客体都是“一分为二”由互相对立、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组成的但在内部结构上它又总是包含多种成分或要素因而也包含多种内在差别关系的复杂系统。对立是系统内部诸多差别关系中最尖锐或最发展的形式在事物内部的关系体系中处于某种支配地位构成了事物本质的最重要的方面。所有其他的差别关系及与之相关的那些要素都处于对立两极之间构成对立两极之间的中介起某种中间联系的作用。两极对立在这些中介环节中得以“钝化”甚至调解或融合即通过这些中介环节不可分割地联成一体。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中介在客观世界中是普遍存在的。对立面之间的互相调解乃至融合是有条件的。在对立面之间的斗争趋于激烈甚至采取外部对抗的时候它们之间的那些中介环节有可能急剧地向两极分化从而导致统一体的破裂即分裂为“非此及彼”的两个方面。
中介范畴贯通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中因而成为它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对立面之统一的规律中矛盾着的双方互为中介这是二者关系的实质;对立面之间存在着“亦此亦彼”、居间联系的中介这是矛盾结构的隐秘;对立面的同一经过对立、排斥、较量、竞争而达到同一这是矛盾运动的真谛。在“否定之否定”的规律中“肯定”经由“否定”的中介而达到新的肯定从而完成其前进上升运动;在质量互变的规律中两次质变之间的量变阶段是否定性中介而两次量变之间的质变环节是肯定性中介。马克思的中介辩证法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作为辩证法“最重要方面”[1]的主体客体的辩证关系中。主体和客体是以实践为中介的二者互为中介。恩格斯指出:“中介的存在不仅造成了对立之间的亦此亦彼的环节并且使之对立互为中介。”[2]因而唯物辩证法的中介范畴包涵以下规定:
(1)作为矛盾双方相互关系的“中介”关系它们相互依凭“互为中介”;
(2)作为矛盾展开过程中的居间者的“中介”状态;
(3)作为普遍联系中间接联系的实现者的“中介”环节;
(4)作为矛盾一极的“中介”规定。
1.2哲学中介理论的方法论意义:
把握中介概念可以使人们自觉地寻找和发现那些表面上不相连结的事物的媒介从而更自觉地以中介方法去决策用新的决策去创设“去中介化”的条件。一方面以普遍联系的观点观察事物达到全面认识事物的目的;另一方面克服把对立绝对化的形而上学观点克服在对立统一规律的理解上产生简单化倾向。从斗争哲学走向中介思维从“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走向“亦此亦彼”的思维。
2哲学中介论对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意义
哲学中介论是由极性范畴和中性范畴组成的。极性范畴即“非此即彼”比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制度多党竞争制度。中性范畴即“亦此亦彼”中性范畴无阶级性、无意识形态性比如资本主义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有市场经济这只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或形式。所以恩格斯指出在“非此及彼”之外还有“亦此亦彼”。
在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过程中我们曾经将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由社会主义经济进步所产生的一些中介物、中介组织统统加以否定一切有利于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各类社会中介组织消失殆尽社会成了“非此即彼”的社会。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哲学中介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1突破了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传统思想观念。
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都是受生产力状况所制约的它们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要求但不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本身。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要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和发展。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3]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关系”。这个论断很明显地揭示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经济关系的中介它不但是中介性范畴也是共存在对立社会经济制度中的“中性范畴”。由此我们可以正确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确诊断姓“资”姓“社”问题正确理解“三个有利于”标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等重要观点并对社会主义本质做了精辟的概括。认识到: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始终维护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都只能根据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来确定。
2.2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当做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
恩格斯指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而“交换方式”则是“生产方式”与“经济关系”的中介。“交换方式”是适应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而确立的反过来又作用于“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邓小平指出计划经济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从公有制实行多样化以及将市场和计划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一起运用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进程中都很好地体现了“亦此亦彼”。改革的目的是两种对立经济体制模式互为中介融合或过渡。我们不仅要从纵向考察新旧体制模式转换的中介现象及其规律而且要横向考察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之间相互影响和促进的中介现象及其规律。可见哲学中介论在对我们20世纪改革开放进程中进一步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2.3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实现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一元化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当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农业生产方式、工业生产方式、后工业生产方式并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小生产的经济关系并存着;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正日益壮大但要实现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一元化还需要走很长的路。中国的改革目标应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一致因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中国的改革战略应包含一个重要原则“既适应中国经济结构的中介性事实又促成这种中介结构的逐个消解”。[4]在具有中介过渡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不能急求市场化的完成但又必须向市场化坚毅推进;不能急求工业化、城市化的完成但又必须向工业化、城市化不竭前行;不能急求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也不能因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困难而放弃社会主义道路。
在纪念建国60周年之际我们重新学习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再次研究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哲学中介论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注释:
[1]哲学批注集.3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53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142页4卷53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
[4]陆剑杰.广义结构论524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
[2].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3年
[4].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年
论文关键词：儒家，仁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仁学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的观念在孔子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仁是他的哲学，他的世界观，也是他的伦理道德学说，教育学说，是他的全部博大庞杂的思想体系的‘一以贯之’的总纲。[1]仁学思想中具有十分丰富的价值论资源，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精神财富。
首先，仁学思想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仁学思想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以及对人的发展的追求已经被广大中国人民接受并内化，抛开其中的封建思想基础和不科学成分，不少语言和思想完全可以大胆继承。孔子认为充分体现了“仁”的精神的大同世界是最理想的社会，是“天下为公”的社会。这种大同社会表现在政治方面是“仁道”能得到彻底实现，执政者能够使一切人民的生活都能得到自由幸福，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整个社会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表现在社会风气和面貌上，这是一个充满仁爱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去爱别人也被别人所爱，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哲学论文，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表现在经济方面，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表现在社会治理效果方面，人们没有任何私心与杂念，没有罪恶，没有偷盗窃杀，也用不着刑法,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有三个：一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二是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三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天下为公也是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和自由全面的发展既是这个社会的特征，也是共产主义者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大同社会理想显然体现了这一目标，反映了中国老百姓对美好社会的古老期盼。从人的发展角度看，孔子特别强调人的道德修养，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的基本内容就是养成“仁德”。“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是孔子倡导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道德。“儒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把道德放在首位，突出道德在人类生活中的优先地位。……在儒学推崇的诸多道德中，儒学又把‘仁’放在首位，特别突出‘仁’在诸多道德中的优先性与重要性，即所谓‘仁为根本’”[2]孔子强调“仁德”的目的可以理解为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这与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显然是相违背的。但是，人的全面发展显然也包含了道德素质的发展，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道德的宝贵思想资源。仁学思想对人际间情感道德的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项空白。
其次，儒家仁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思想渊源。当前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近期目标，和儒家的小康理想比较接近。“孔子政治理想的特点是从仁的人本哲学思想出发，以怀古的方式憧憬未来论文怎么写。孔子把古代社会加以美化，并且称尧舜时代为‘大同’，文、武、周公时代为‘小康’，并用当时普遍流行的、逆转历史的仿佛越古越好的好古眼光，把‘大同’作为最高理想，‘小康’作为近期的目标。”[1]邓小平正是吸收了儒家的小康思想，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步走”战略。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其他论述，也汲取了儒家仁学思想的许多有益成分。邓小平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和孔子“庶、富、教”的治国思想有接近之处。《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认为哲学论文，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有了众多的人口，就要努力发展经济，使它富足起来；已经富裕了，就要施行教化。邓小平非常重视发展经济，并把物质文明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同时，他也非常重视科技和教育，注重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体人民的素质。区别在于，邓小平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追求富裕的同时，把目标指向了共同富裕，而且提出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家不可能做到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反映了对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思考。这些思想同样包含了对儒家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儒家所讲的“仁”与“中和”思想密不可分。如果人人都能做到“仁”，则能实现家庭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简言之，这个宇宙都将处于一种和谐有序、生生不息的状态。“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儒家推崇“中”的哲学，“‘中’的哲学贯通于儒家所关注的所有层面（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自然等），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所有领域（政治、法律、道德、艺术等）。儒家构拟了一个合乎‘中’之精神的和谐世界。”[3]反观当代中国，在市场经济利益机制的驱动下，追名逐利、坑蒙拐骗、见利忘义等随处可见。为了追求物质享受，人类疯狂掠夺自然，带来严重的资源环境等问题，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自然等关系问题日益突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正是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其中所包含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等都是儒家仁学思想的现代体现。
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提倡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也包含了丰富的儒家仁学思想。如前所述，儒家仁学在政治上的理想是追求大同世界，即天下定于“一”，这一思想表现在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即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即源于此。儒家思想教导人们以个人的修养为核心，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由内而外的步骤，实现内圣外王，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直至理想的大同社会。这一思想尽管立足于封建宗法社会，但其所倡导的整体主义精神在任何和平社会都具有现实意义。另外，儒家仁学对生命精神的强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之一。“原始儒学的精神，首先是创造性的生命精神，是人对宇宙的一种根源感。”[4]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所说的天即自然，是有生命的并且不断创造生命的自然，而人的生命存在则是与之息息相关的哲学论文，不是二元对立的。”[5]周易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是符合孔子学说的，是对孔子学说的进一步发展。中华民族历来热爱生活、珍爱生命、积极入世。这种自强不息的生命精神和儒家对人格、人品的强调结合起来，造就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舍生取义、勇于献身的民族精神。“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里的“志”就是道、义、仁、德等，儒家倡导人们无论穷达贫富，都要追求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孔子本人就是这种理想人格的典范。较之孔子，孟子更加锋芒毕露，他崇尚自尊其道，藐视王公大人的“大丈夫”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孔孟所提倡的君子人格及“大丈夫”气概，尤其是孟子提倡的“以德抗位”思想，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君主权力的冲击，是他们本人未能预料的。从这个角度讲，儒家仁学的积极意义一点都不能抹杀。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求真务实、奋勇争先的时代精神看起来似乎与儒家思想无关，实际上也摆脱不了民族文化的影响。如上所述，原始儒学的生命精神，其实乃源自宇宙的本性。《周易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天地的根本性质是生生不息，人也应据此自强不息，发扬创造性的生命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而不灭，靠的正是这样一种民族精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充分发挥了这种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精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最后，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儒家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论文怎么写。荣辱观是指“‘荣辱感’所蕴含或预设的道德观念体系”。[6]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涵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旗帜鲜明,先立后破,从不同内容和不同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价值判断的新要求。这些要求固然和当前时代特点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儒家思想中直接论述荣辱观的也比较多。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就是说“士”应该知道礼义廉耻。荀子从义利关系上论述了他的荣辱观：“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孟子则把仁与不仁与荣辱联系起来：“仁则荣,不仁则辱”《孟子?公孙丑上》。“仁”是儒家道德的最高原则，也称为“仁道”原则。它不仅是一种美德及行为要求，而且是一种判断主体是否具有荣辱感的道德标准。孔子将“仁”（即道德）的本质概括为“爱人”，不仅揭示了道德的利他本质，也提出了做人的一种道德准则和美德规范。孔子认为“忠”、“恕”是实行“仁”的根本途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此之谓“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之谓恕。（论语卫灵公）全球伦理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定为黄金规则，作为最低限度的伦理规则，是人人都能遵守的哲学论文，仁学思想的现代伦理意义由此可见一斑。从广义的角度看，“仁”有全德之意，包含恭、宽、信、敏、惠、勇、知等。“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 惠。’”（论语阳货）“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仁学思想所包含的道德规范更是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家庭道德的角度看，儒家把孝悌作为最基本的道德，这是仁学得以绵延的社会基础。从职业道德的角度看，孔子提出的“敬事而信”、“行之以忠”等集中反映了儒家对职业道德的理解。从社会公德的角度看，台湾学者刘立林将孔子以仁和礼为核心的社会公德概括为十个方面：“1、仁爱为本，推己及人；2、以礼待人，以和为贵；3、尊重知识，推重人才；4、诚实守信，表里如一；5、严于律己，宽以待人；6、尊师敬老，爱幼帮残；7、见得思义，生财有道；8、当仁不让，勇是竞争；9、反对公害，宽容隐私；10、求实求新，有过就改。……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人类社会公共生活的历史，自孔子始，至今，丝毫没有减弱‘仁’和‘礼’作为社会公德奠基石的历史意义。”[7]当然，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倡导的一种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其内容显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重复，而是和当前社会条件、时代条件相结合，是对新的社会条件和时代条件的反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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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立林.孔子――人类社会公德的奠基人[J].孔孟月刊，1993:10.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丰富且深刻，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根本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即马克思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的荣辱观。这些是文化理论的重要内容，且各方面都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灵魂，之所以说它是灵魂，是因为它决定着文化的发展方向，它表达着人们的价值理念和追求。
从文化的本质来讲，社会文化形态包含社会意识形态，而社会文化形态是以社会意识形态为主要内容的一种观念的体系结构。在社会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是灵魂，它指导着中国的实践，离开它，社会意识形态会迷失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就失去了根基。所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精髓，反映着一个民族先进的文化，具有时代性。而社会主义荣辱观能够提供正确的价值取向，是基本的价值准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主题是“和谐”。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和谐文化是人类发展的重要精神支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需要构建相应的和谐文化。和谐文化能够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统一起来，融为一体，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
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主体论是“以人为本”
人是文化的主体，社会主义文化是由人支配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以人为本，以此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这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发展必须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才能体现。文化也必须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这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要让多数人享有文化的成果，让人民能享有文化创造带来的成果。为此，邓小平曾强调，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要让人民享有最好的精神食粮。也强调，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为人民服务。则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心的文化观，这些都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指明了方向。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中蕴含着强大的软实力，它体现着新的文化发展观，社会主义文化必须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相统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统一，以科学发展观相统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是要将文化成果惠及全国，以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为出发点，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以人为本”既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思想，又符合时代的精神和人民的切实利益，是人类文化发展的目标。
三、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具有“软”“硬”实力作用
文化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它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文化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对经济发展又具有反作用。也就是说，文化对社会的发展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文化可以推动经济的发展，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二是文化具有教育功能。也就是文化既具有教化人的“软实力”的功能，又具有发展生产力的“硬实力”的功能。
在文化的软实力作用上，文化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整合力的源泉。文化最大的特征是它具有群体性，文化一经形成就有一种客观的文化环境，便会对生活在该环境中的成员产生影响，其中的成员会受到文化环境的熏陶，从而便会构成共同的民族文化的心理。而正是这种心理联系着民族的成员，维系着一个民族的同一，使得每个人都有对民族的归属感。而正是这种归属感才能够凝聚该民族的力量，发挥和动员着国力，渗透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文化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它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力量源泉。
在文化的硬实力作用上，文化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对生产力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当代，文化产业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它日益成为了一种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文化产业已经渗透人民的日常生活，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且文化产业也成为了国家的经济支柱，增强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在文化的功能上，有部分软实力功能在减弱，它逐渐向硬实力功能转变，直接对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作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论思维，而不同的理论思维又是该时代的产物，虽然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其本质的内容是一致的。时代的、先进的文化无疑是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基本推进路径
“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它应该是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施者是广大人民群众，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可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来发展壮大。在如今中国不断发展的进程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紧要性，以便让广大人民群众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含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概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哲学理论。在学者眼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化繁为简、由抽象到具体的一个过程。[1]其中“大众化”的“大众”，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由少数人理解并掌握到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并掌握的一种文化的一个过程，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一般人民群众所共有的文化，而不是少数人才能掌握并拥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来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另一方面是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经历去丰富、去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根据现在我国社会的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性和广大人民群众实际需求，对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推进到广大人民群众中这个问题不断的探索和研究，最终开辟出了教育引导、文本传播、思想改造、媒体宣传、组织推进、制度安排等一系列相互配套且行之有效的基本推进路径。
二、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也要随着社会而发展。许多人觉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距离他们十分遥远，属于书斋里的学问、执政党进行形态意识的统治工具，而且已经过时，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2]还有些人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实是一种关于人类实践活动的概括性的科学，一直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抽象理论的思想上，更无法看到其革命性和现实性。另外，由于历史原因，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和意义存在很多误解之处，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我国的社会活动中的实践难以尽如人意。因此，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具有一定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首先要更正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误解，端正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在社会实践中让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重新认识和理解，让人们明白，马克思主义是经典的哲学思想，而且是可以在我国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正确深刻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和含义，并认可它对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革命性和实践性。
三、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原则
如果要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首先要坚持一定的原则，这样更有助于确定研究的方向，了解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在社会活动中的实践意义。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研究要继续深入，通过社会实践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是关于思维、社会与自然发展规律的一种科学。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在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可以将抽象的哲学理论转变为通俗化的语言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诠释。第二，在积极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应该宣传其获得的最新成果，让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明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实践性，而且还可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成果与当前的社会实践结合在一起去丰富和壮大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后，将社会发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结合现在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观点以及立场，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理解并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处理好社会各方面的关系的同时，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推进路径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根据广大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需求，我国已经探索出一系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基本推进路径。以下我们主要把这些基本推进路径分为三个方面来进行简要的讲述。
1、把抽象的理论运用通俗化的语言来诠释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较为抽象化，很难使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并掌握。因此，在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工作中，应使用通俗化、大众化的语言来诠释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以便于广大人民群众对其进行理解。[3]例如，在进行文本宣传时，采用朴实的文字、大众的语言、日常的题材来诠释科学的理论，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接受的过程中不会感到哲学理论的晦涩难懂。另外，在此过程中，应当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庸俗化的尺度，避免走向庸俗化，进而破坏广大人民群众心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印象。
2、用大众化的哲学指导社会实践
推进马克思哲学理论大众化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适应当今社会生活的发展，因此，在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工作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以便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用大众化哲学进行指导社会实践工作，马克思指导实践工作的关键也在于此。所以，如果想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更加贴近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充分发挥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只有将其与社会实践互相结合，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快速前进，不知不觉之间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3、多种宣传方式共存
随着现代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方式也越来越多。若要快速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要接受多种宣传方式。根据不同人群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使用不同形式的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推进工作更进一步。首先要考虑到各个阶层的生活习惯、文化习俗、理解能力以及思维方式等，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将晦涩难懂的理论与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起来，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宣传，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真正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和掌握的思想文化，真正的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
马克思曾说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因此，在当今社会，随着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必须的。然而，推进我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即使当今一些学者已经研究出一些基本推进路径，在实践的过程中，其间必然要经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时期。
【参考文献】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础
中图分类号：B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05-0385-01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从而形成带有中国特点的、符合中国需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并能服务于中国社会现实的新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质上就是一个相结合的过程，这个相结合的过程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实现，主要是因为我国的社会现实环境为其提供了必要的客观基础和现实依据。
一、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客观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客观基础主要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即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植于中国的根基是双重的，既有儒家文化的根基，又有小农传统文化的根基，[1]而儒家文化传统是主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儒家哲学传统是相契合的。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人的自由、解放和发展，而中国儒家文化关于“大同”社会的憧憬和“圣人”境界的追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体现了一种道德理想主义。[2]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能动的、实践的，而儒家哲学主张君子当自强不息地积极入世、刚健有为，[3]两者都认为哲学主体应该是积极进取的，是能动的，同时也是实践的。
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史观与儒家“民贵君轻”的思想相似，都强调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这一观点。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家哲学的辩证法、认识论等都存在相通之处。关于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崇尚矛盾观，儒家文化推崇“一分为二，合二为一”以及阴阳变化观；关于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联系发展的观点，儒家哲学文化坚持生生不已、变化日新的观点。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诸多相契合之处，两者所提倡的、所追求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想通的。中国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植根于中国，进而开启中国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文化土壤和客观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依据
时代的发展变化使得社会现实的形态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改变，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形态化是时展变化和社会现实形态改变的需要和选择。如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决不能只局限于理论层面而把它仅仅看作是一种哲学形态的变化，而是要秉承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从时代变化形态和社会现实形态出发，从更宏观的角度去找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实依据。
（一）时代变化
哲学形态的变化与时代主题、时代重大事件、时代的历史条件从来都是辩证互动的，[4]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则更具典型性。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中国无产阶级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了坚决抵抗和斗争，“三座大山”使中国社会由封建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会对指导社会发展的理论产生推陈出新的要求，以往封建传统的中国哲学已不能完全贴合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了。在时代变化和设计形态更替间，中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它被创立的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决定了它是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并解决劳资矛盾激化问题的理论，从表面上看并不适用于我国当时青黄不接的社会形态。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宗旨和远大憧憬是实现社会主义进而实现共产主义，通过转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被作为指导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由此，由时代变化衍生的我国新型社会形态对作为新的社会发展指导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演变的要求，只有中国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适用于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
（二）现实需要
20世纪初，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对中国民众的剥削和对中华民族的侵犯与欺凌达到最高潮，国内各先进阶级为了国家的命运探索出路，“救亡图存”是中华民族最大、最现实的客观需要。要救亡图存，必然需要理论的指导，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已不完全贴切与现实之时，中国人不得不转向西方，引进西方的各种思想学说，并不断尝试着用这些思想理论去解决中国现实问题。
马克思曾提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5]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是因为它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并顺应了中国社会在不同时期的现实需要。
三、结语
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是动荡分裂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相对于西方，中国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极其落后的东方大国，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体制（议会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因此，中国只得选择苏俄化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即首先以暴力革命取得政权，以政权改变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进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样，苏俄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人救亡图存的理论法宝，有效地解决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中国最现实、最急迫的社会问题：反帝反封建，建立一个完全新型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之后，中国社会生活主题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来动荡分裂的社会转变为相对安定团结的社会，原来用于指导暴力革命的理论也应转变为指导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换的理论，然而，当时中国社会在这方面的转变是不成功的。当时的中国并没能立即从以前的社会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使社会主义建设一度误入歧途。[6]直到逝世后，中国人才开始重新根据现实社会生活的主题、现实社会生活的新变化、新需要，重新定位了中国发展的新方向，进而重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社会发展指导理论继续中国化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根据我国社会现实发展被我们不断地加以理解并做出新的解释，我们需要不断地探索出属于中国自己的、完全适合于新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指导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中国化的实现，离不开中国社会现实情况的发展变化对其产生的理论需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始终以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作为发展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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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键词：破五唯；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
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1]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背景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意义重大，也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评价提出了更高要求。202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2]。高校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重要生力军，其教学科研人员占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的80%以上[3]，也是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和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重要基地[4]。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中强调，“扭转指挥棒，切实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改革，扭转“五唯”特别是唯论文倾向，引导高校社科界潜心做学问”[5]。因此，在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背景下，探讨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激励引导高校培养优秀哲社人才，潜心学问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推动高校“双一流”建设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的形势与挑战
随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评价理论与实践也经历了从起步、探索到体系初步建立，各阶段取得较多成果。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特点等原因，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也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学术评价体系不够科学，……”。一段时间以来，在各大排行榜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中，“唯论文”“唯数量”“SCI至上”等现象比较堪忧，论文数量、影响因子、被引次数及人才头衔帽子等成为评价的重要指标，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术研究价值扭曲、学风浮躁、急功近利等现象，背离了学术研究的初心[6]。目前，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中面临如下新挑战。
（一）“唯论文”、论文“SSCI至上”的评价导向堪忧
2020年，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以破除高校科技评价中论文“SCI至上”的不良导向。实际上，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部分机构和高校简单移植自然科学的做法[6]，将SSCI（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社会科学引文索引）、A&HCI（Arts&Hu-manitiesCitationIndex，艺术与人人文科学索引）等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引入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标准中，并占有相当重要的权重，导致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论文评价中也存在“唯论文”、论文“SSCI至上”的现象，其后果更加严重。目前SSCI、A&HCI等收录期刊主要以欧美国家英文期刊为主。以SSCI为例，2019年共收录3245种期刊，从区域看，3025种期刊来自欧洲和北美洲，占比93.22%。从国别看，2378种来自美国和英国，占比73.29%，中国仅10种期刊入选，占比0.31%。这导致在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标准中以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主导。唯SSCI、A&HCI等收录的国际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导致国内部分学者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熟悉国际期刊的选题、视角、研究方向等，片面迎合西方学术范式，而忽略对中国本土问题的研究、人才培养和教学等[7]。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相关的学术期刊受到关注度偏低，从而形成创新研究成果偏少，影响力难以提升的“恶性循环”，学术话语体系受到限制。国内期刊的国际影响力与我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相比显著滞后。
（二）简单化、过度数量化的评价倾向有待完善
目前国内外部分商业评价机构和评价体系，对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主要以论文总数、影响因子、被引频次、声誉调查以及具有各种头衔帽子的人才数等量化指标为主，忽略对研究成果质量和创新性，以及“立德树人”等难以量化观测点的考查，评价方法简单化、过度数量化，不能真实反映哲社学科的发展规律。受这些排名的影响，部分高校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人才引进、职称评定、课题申请、评优评奖等各类评审中，人才头衔帽子及论文篇数、影响因子、经费总额等数量化指标成为衡量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尺度，而对其成果内容创新、教育教学水平、人才培养成效等考察较少。简单化、过度数量化的评价导向及评价分类不明确，忽略了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的特殊性，导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影响因子，轻社会效应，重学术专著、科研论文，轻调研报告、咨询建议、文艺创作等不良倾向[7]。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关注不够，完全从理论到理论，未将论文和研究书写在中国大地，限制了高校智库作用发挥和服务社会的主动性、积极性，更不利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三）部分商业排名体系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形成一定的不良导向
随着评价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国际国内各类评价逐渐丰富发展。评价主体逐步从学术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由于不同的评价主体政治信仰、知识背景、利益结构等不同，导致评价目标、评价体系、信息获取、评估处理等不同，部分情况下对同一评价对象的评估结果差距较大。部分商业机构注重自身利益、企业品牌声誉影响，在排名体系中主要采集公共数据，偏重对科研与学术指标的考察，基本未设置立德树人成效方面的指标内容。同时，在评价中忽视了哲学社会科学多样性、复杂性等特点，未分类分层、设计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用同一标准评价不同类型的学科专业，对学科发展规律与人才培养的本质考虑不够，存在急功近利现象，不能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不同评价对象的实际情况[8]。对高校等办学机构聚焦论文及定量指标产生一定误导，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形成一定的不良导向，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现状的原因分析
（一）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特点决定了评价的复杂性
自然科学对自然规律的描述常常是定量的，具有可验证性，其评价也是量化的。与自然科学相比，哲学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认知取向、研究成果、引用行为等方面显著不同。在研究对象上，其研究的是人类和个体及其组成的社会、文化产物，是一种主观的“软”事实，具有柔性和不可验证性，各人各派的学说很难取得一致或共识。在研究成果上，其以思想性、意识形态性、价值导向性为主要特征，有较多价值判断，意识形态属性浓厚[9]。在引用行为上，其与自然科学不同，其引文周期一般要比自然科学更长，存在“睡美人”现象[10]。与此同时，在哲学社会科学内，各学科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如人文科学是以人的内心活动、精神世界及其辩证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体系[11]，其侧重于社会中人的个体活动研究。社会科学是一种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侧重于社会中人的群体活动或社会活动的研究，较多使用自然科学的实证等研究方法。而艺术类科学除具有人文社会科学一般特点外，还具有注重实践、行知模式、创作归宿等特点[12]。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其评价的特殊性与复杂性，需要根据各学科的特点设置多类多样的评价标准，难以像自然科学一样具有全世界通用、较为统一的评价标准和模式。
（二）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哲学社会科学评价方向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快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建设成就。与此同时，社会快速变革产生的许多新的发展问题和时代问题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进行解答。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研究模式提出新的挑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是根据社会需要进行研究还是凭着兴趣爱好进行研究，追求近期研究效率还是长远的研究品质，都对评价的数量与质量等产生影响[13]。在经费投入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待遇不断提高，但与自然科学和国外同类国家相比，哲学社会学科的各类经费投入存在较大的不足与不均衡性，“二八”现象较为明显。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为了获得必要的经济待遇，指导研究生和从事科学研究，不断地申请各类课题项目，从而对研究人员的研究内容、研究导向产生较大影响，进而影响到学术评价。在文化上，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势必带来一定的文化冲击，传统文化受到各种思潮的挑战。少部分研究人员受不良思潮影响，缺乏传统文化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民请愿，为国立言论”“立德立功立言”等优秀精神。在研究上存在急功近利，追求数量不注重质量的问题，对学术研究和评价产生诸多影响。
（三）中国特色国际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仍需继续完善
目前，我国各类评价快速发展，自然科学相关评价已比较成熟。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主要移植于自然科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一定成果，比如教育部学位中心开展的学科评估，在学科评价层面初步探索形成区别于自然科学的评价体系。但叶继元等认为，我国尚未形成能走向世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性的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14]。在评价指标体系上，部分排名排行榜忽视了哲学社会科学多样性、复杂性和中国特色，未分类分层、设计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在评价方法和手段上，还比较单一，实施同行评议的学术共同体与第三方评价机构这两个定性与定量评价主体存在割裂，难以融合[8，15]；在评价结果上，部分评价存在结果软化，未能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评价对象的实际水平，在后却对高校和研究者产生错误的评价导向。
三、中国特色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探析
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体系”。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总书记也指出要改进不科学的评价体系，坚决破除“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16]。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也强调要切实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改革，扭转“五唯”特别是唯论文倾向。本文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在破“五唯”背景下，就构建中国特色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评价体系进行初步探索，提出“五个更加”的思路。
（一）更加强化政治引领，把牢正确的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导向
哲学社会科学本身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属性，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必须深刻把握立德树人内涵，更加强化政治引领，把牢正确的哲学社会学科评价导向。在评价中把牢政治关，引导高校在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发表、传播思想中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17]。比如：对人才培养的评价中，重点考察立德树人，面向“四个服务”培养人才情况；对学科建设的评价中，引导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及话语权建设，相关成果要体现其对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的贡献，从学科覆盖度、厚重度、引领度等方面进行考察。对论文专著的评价标准，重点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理论和方法的原创性、学术影响，以及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构建的贡献。在课程体系中，考察马克思主义在教学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教学管理等的贯穿引领，考察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中有机结合立德树人情况。
（二）更加彰显中国标准，引导形成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哲学社会科学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本土性特点[18]。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评价体系构建中，应更加彰显突出中国标准，引导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立足中国大地，面向中国发展，解决中国问题。为扭转“唯论文”、论文SSCI至上等不良导向，在评价标准如科研成果、科研项目、获奖等更加强调中国标准。比如：“三报一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求是》）作为重要的党报党刊，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将在“三报一刊”发表的理论文章作为重要学术成果，与高质量学术期刊论文同等对待；将“马工程”教材、国家规划教材、具有重大影响力多次再版的教材等特色人文社会学科成果纳入指标体系，推进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建设；在智库成果的评价标准上，重点在应对解决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上，具有适用性、有效性和影响度。同时规定代表性学术论文成果中必须包含一定比例的中国期刊论文，鼓励优秀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优先在中国期刊，引导将论文书写在中国大地上。
（三）更加突出特色贡献评价，引导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发展要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研究总结，强化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社会发展的意识，主动与政府、企业对接联系，提高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能力。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评价体系中，应更加重视“特色贡献”评价，注重问题导向，解决实践问题。适度淡化各类项目经费、学术论文等数量化指标和人才头衔帽子，强化发挥智库作用。重点考察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为研究起点，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1]，考察服务打造“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的特色贡献，考察其扎根中国大地，服务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的情况。比如：法学重点考察其在服务中国特色法学体系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面的贡献和作用等；艺术学类重点考察对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创新，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
（四）更加体现学科特点分类评价，引导高校哲学社会学科特色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在研究对象、方法、成果等方面显著不同于自然科学，且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间差异性较大。因此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中，应根据学科特点，针对不同评价对象和研究成果，分类评价，克服“一把尺子”评价的弊端，通过评价鼓励引导哲学社会科学特色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中应根据学科特点分类建立不同的评价指标体系。比如评价体系的学术成果，应扭转“唯论文”的不良导向，既包括“著作”“教材”“图书”“普及读物”“收藏”等，还允许部分学科包含“译著”“编著”“古籍整理”“文学创作作品”等。在评价标准上，人文学科突出专著，注重代表作和标志性成果，专著评价权重应更多；社会学科重点考察研究方法、路径创新性，及原创性研究成果；艺术学科应考虑其实践性、创造性，着重考察在创作展演水平、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成就。
（五）更加强调同行评价，坚持价值性与科学性统一
在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中，应统筹好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扭转过度数量化等不良评价导向，注重对学术成果质量与创新力的评价。评价中将价值性与科学性统一，主要采用同行评议，学术共同体评价更能体现研究价值。为提高科学性，辅以引文分析等文献计量方法，以客观事实为基础，采用“融合评价”等新方法,提高同行评议的正确导向性、科学性和可信度[15，19]。以专家信任度为核心，以提高评价质量为目的，建立健全专家回避制、公示制、申诉制、元评价等制度，以形成良好的评价机制，保证评审专家信任度、权威性和相对公正性[14]。同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大数据平台，加强与相关机构合作，基于大数据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声誉、知名大家等进行分析，提高评价的公信力与可靠度。
四、结论与探索
摘 要：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一项系统化的长期过程，要在国际学术领域增强话语权就必须坚持自身独特的核心价值和文
>> 社会调查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权 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创新 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 加强国际文化和学术的沟通与交流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 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学术自觉：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形态 增强繁荣北疆哲学社会科学的文化自信 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的生命之源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ABC 哲学社会科学的“智库范式” 关于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思考 文化发展与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思考 哲学社会科学评价中数量与质量关系的思考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青年人才培养的思考 哲学社会科学引领文化强国建设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长期性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 促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重在高校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3]曹国永.坚持正确的指导原则推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4]杨清虎.论新媒体影响下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的流失[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15（3）.
[5]梁小建.社科学报服务文化强国建设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出版，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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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俄罗斯;哲学;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B51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8)01-0041-03
按照黑格尔的思想，哲学史是万神庙，而不是停尸场。每一种哲学都有值得肯定的因素。不同的哲学理论各具特色，也相互继承。对俄罗斯哲学也应抱此态度。
一､苏联哲学的终结和转型时期的问题
(一)苏联哲学的终结
就苏联哲学自身看，关于“哲学是不是科学”的讨论成为苏联哲学走向终结的标志。
苏联哲学的形成历史表明，“科学”二字对于苏联哲学绝非可有可无。它是苏联哲学的命脉所系､使命所在。苏联哲学以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为根本特征，它是接这种“社会订货”的要求来做的。它的使命就是要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作论证。从内容上讲，苏联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遭到否定，苏联哲学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本。
苏联哲学的终结促进了苏联国家的解体，反过来，苏联国家的解体又决定了苏联哲学的彻底终结。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一种勇敢的尝试，它的失败让人感到悲壮，任何对它的嘲笑､谴责和全盘否定，都应受到谴责。苏联的社会主义经验为人类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经验教训，其中包含着属于全人类的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
俄罗斯哲学博士鲍里斯・斯拉温向1999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社会主义与21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了题为《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覆灭》的论文。其主要内容如下:
“现实社会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覆灭是本世纪最大的失败。它要求我们进行深刻的理论思考，从中汲取必要的教训:一些当代思想家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在苏联和其他国家的覆灭，社会主义思想本身遭到了历史性失败。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反驳它的论据显而易见:首先，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前提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持续增长;其次，在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里，社会主义建设正在顺利进行;第三，几乎是在全球范围内，工人阶级以及反映工人阶级利益､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取向的左翼政党在继续为社会主义理想而斗争;第四，让国际社会主义思想为执政的左翼政党在本国所犯的实践错误负责这种做法本身就站不住脚。
社会主义就其实质而言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说它应当形成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生产力､更有活力的经济关系，对于那些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落后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苏联的经验表明，社会主义只有及时掌握国际市场规律并经受住同资本世界的技术竞争和经济竞争，才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生命力。反之亦然:苏联领导集团对国际市场和科技革命的发展刚一有所忽视，苏联的经济发展刚一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开始下降，人民就开始对国家领导集团和执政党产生不满。这也是社会主义覆灭及此后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好的所有制形式是能够刺激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的形式。无论对私有制还是公有制､国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来说都是如此。一种所有制形式只有当它失去自己的历史意义､即不能再刺激生产和满足人们的社会和个人需求时，才是不好的和不需要的。无论是过早地消灭私有制，还是强行把它引入社会生产(俄罗斯目前正在这样做)，都是国家经济政策上的原则性错误。令人欣慰的是，类似的错误今天已经引起了中国的注意，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即证明了这一点”。
二､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哲学思潮
非理性是对苏联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彻底否定。苏联政治上的“地震”给俄罗斯社会带来的是精神上的困惑和危机。俄罗斯哲学也不例外。由于对整个苏联哲学的极端厌恶，开始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讨伐和争论。这场讨伐随着A.A.波格丹诺夫1909年对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长篇评论､布哈林在狱中所写的哲学著作，以及大批与苏联哲学有关的历史档案的公布而进入高潮。出现了对苏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否定的论调。
在彻底摧毁了苏联的精神偶像后，哲人们陷入了“高度的傲慢”与“极端的自卑”的困感。当他们出于社会良知和历史责任感，把解救社会混乱､精神危机的目光转向久别的自身文化哲学传统和西方现代文明时，立即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和迷恋。短短的一两年，哲人们不仅大量翻译､出版俄罗斯传统哲学，尤其是宗教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原著，且随之展开了广泛的研究､探讨､讲授､争辩及评论。在这场“欢呼”与“拥抱”的狂潮中，哲人们不仅从立场､观点､方法上力求与传统､与现代接轨，而且从体系构建到语言模式，都希望与前两者别无二致。
理性反思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俄罗斯社会逐步由先前的动荡､混乱向平静､有序恢复的环境下发生的。饱受责难的俄罗斯哲人，开始从狂热､激愤，转向客观､冷静地看待和评价一些问题。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少数哲人开始意识到，无论是苏联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字都正确”，还是现今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字都错误”的评价，都是非科学的。他们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作用､历史地位､发展前景等，进行了重新评价。
三､哲学视域:俄罗斯当代哲学理论研究热点
(一)传统哲学的兴起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哲学家们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宗教唯心主义以及十月革命后的流亡哲学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那些在苏联长期遭受压制的思想家，如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洛茨基､舍斯托夫等等，在现今的俄罗斯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他们被誉为俄罗斯精神的真正体现者。
(二)文化学与文化哲学
文化哲学在俄罗斯正处于构建阶段，是与社会的好恶和意愿一致的。
文化哲学按照不同的文明状态来思考世界。两极化之后的世界只有通过“文明论”的图解才能解释;西方文化区，或曰“大西洋主义”文化区同“斯拉夫―东正教”空间相对峙。而“穆斯林世界“将不得不在同西方或者俄罗斯结盟之间作出选择。
文化哲学标志着向世界的开放，但同样被认为是一门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的科学，肩负着重新赋予俄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的反思以历史价值和意义的任务。学者希望可以真正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同时表明对于欧亚文化､俄社会的精神生活和俄地缘政治地位的承认。俄与西方的关系，这个永恒的问题似乎被突显为文化哲学的原动力。
(三)哲学人学
哲学人学是当代俄国哲学研究的最活跃的领域之一。
显然，哲学人学是哲学和人学之间交叉的结果。苏联的哲学人学研究有一个特殊的历程，它体现了苏联哲学改革的变化过程。真正的人学研究是从90年代开始的。人取代了自然科学而成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人的问题成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宗教学及哲学等领域的主要研究对象。其中，从哲学的角度研究人的问题构成当今俄罗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四)宗教哲学和伦理哲学
俄罗斯宗教哲学､东正教哲学､新宗教运动是当今俄宗教哲学研究的主题。传统的俄罗斯哲学实质上是宗教哲学，因为俄罗斯的哲学家几乎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至少自称是拥有东正教的信仰)，同时，他们所研究的问题､所站的立场等都具有宗教色彩。在信仰和理性的关系问题上，他们从根本上反对西方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从斯拉夫派到索洛维约夫(1853―1900年，是19世纪俄罗斯宗教哲学传统的集大成者)，以及他的继承人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洛茨基､弗兰克､弗洛林斯基等等，都是俄罗斯宗教哲学的著名代表，也是俄罗斯哲学最著名的代表。然而，俄罗斯宗教哲学不等于东正教哲学。正统的东正教哲学把自己的源头追溯到希腊的教父哲学，以东正教信仰为基础，以纯化东正教信仰为己任，排斥自由的哲学思想。
四､转型时期俄罗斯哲学问题评析
(一)从“出世”到“出世”与“入世”――转型期的俄罗斯哲学功能
“出世”，即多数哲学工作者面对社会对哲学的冷漠，发出了“哲学无用论”､“哲学取消论”，选择了逃离哲学“苦旅之路”;少数固守哲学阵地且传承了俄国知识分子几百年来一再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富有贵族气的思维特点的哲学工作者，出于对苏联哲学那种或君临现实或尾随现实做法的反感，以及哲学与现实关系扭曲化的警惕，则希望彻底消解哲学的现实性和时间功能，因而大多趋向于哲学不仅应当超越功利，更要超越现实。他们中一部分人，选择了钻进理论象牙塔或历史故纸堆，或潜心研究纯之又纯的哲学理论，而对于与俄罗斯当今社会的矛盾､现状､前途､命运相关又迫在眉睫的许多问题，或弃置不顾，或极力回避，或浅尝辄止。
“入世”即哲人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和诸多社会问题，其社会良知迫使他们告别沙堆鸵鸟的态度，关注并干预现实。他们从不满足于对世界的理论认识，而总是期望着在某种程度上改造世界，造福人民，不习惯于为知识而知识，为艺术而艺术，不执着于创造各种理论体系，而总是把“学问”和“事业”联系起来。这种俄罗斯文人传统的“经世”作风在部分俄罗斯哲学工作者身上表现得尤为充分，这从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哲学工作者致力于寻找哲学与各门具体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如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教育哲学等应用哲学中可见一斑。
因此，“出世”还是“入世”，追求理想还是服务现实，双重的矛盾与困惑，既是俄罗斯哲学工作者的心态，又是俄罗斯哲学的研究现状。
(二)从“越位”到“回位”――转型期俄罗斯哲学地位
哲学在人类理论体系中究竟应该居于什么位置，它与其他学科究竟有怎样的关系?
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哲学工作者们对苏联哲学严重越位的沉痛反思。反思的结果是他们认识到，哲学要成为科学，必须破除惟我独尊，惟我独上的心态，正确认识自己，回归其在人类思维体系中的确切位置，与其他学科平等相处。由此，俄罗斯哲学实现了它的从苏联哲学的高居于其他学科之上的“越位”到与各门学科平等相处的回位。
(三)从依附到独立――转型期俄罗斯哲学属性
苏联哲学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这是俄罗斯哲学工作者的共识。在反思苏联哲学的教训中，他们进而认为，仅仅将哲学从超越于其他学科的位置“回归”到人类思想体系中确切的位置，并不表明哲学由此具备了成为科学的条件。它还必须明确哲学之为哲学，无须取得政治的“入门券”､“许可证”。因此能否处理好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对哲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四)从封闭到开放――转型期俄罗斯哲学形态
俄罗斯哲学工作者认为，封闭性是苏联哲学的典型特征，因此，俄罗斯哲学要复兴，就必须不脱离世界，而是走进世界。于是，哲学工作者们在研究中不仅广泛吸收了俄罗斯传统哲学､宗教哲学､西方哲学甚至东方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而且将能否应用西方哲学的理论范式､语言模式进行哲学研究，作为衡量俄罗斯哲学能否走向现代化的标准。在对上述哲学倾注极高的热情和抱有极大的兴趣中，哲学工作者们使它们一度成为俄罗斯哲学的研究热点，并在这种热情中一度彻底迷失了其哲学的批判本性。
一
文明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易经》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解释道：“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早期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总是以自然界为参照系，而且原本就视自然与社会为一体。古人所谓“天下文明”，首先指的是一种美好的自然状态：春光明媚，万物竞生，赏心悦目；进一步则指人世间即社会的和谐、有序与清明，指社会的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已不再指涉自然，而专指社会摆脱“野蛮”的发展状态。
借助于传统的物质与精神二分法，人们习惯于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分类概括了人类文明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能够抓住文明的这两大方面，无疑也就把握了社会文明的整体。但人类文明不仅仅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它同时还包括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规范体系。在物质与精神二分法的理解中，文明的制度方面往往被归入精神文明方面。然而我们知道，制度不仅具有精神性，而且具有物质性；不仅是观念性的，而且是实践性的。制度是社会存在的历史形式，制度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将社会文明的这一方面称为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即政治制度文明，无疑是社会制度文明的核心部分，但不是其全部；因为除了政治制度，还有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三足之鼎立，使社会架构保持稳定。其中任何一足的偏废，都会导致社会的倾颓。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技术能力及其创造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的创造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为前提，物质生产劳动又以劳动者所拥有的物质技术能力为手段，而这种物质技术能力则是以一定的劳动资料为标志的。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物质文明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而物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物质技术能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物质文明的核心在于其技术文明，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物质技术的发展程度。从社会由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向信息技术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巨大步伐。
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大体分为两方面：其一是科学文化方面。这是人们在客观知识和生存智慧上的进步状态，表现为社会的教育、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的发展程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物质设施、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其二是思想道德方面。这是人们在观念意识和人际协调上的进步状态，包括社会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风俗时尚，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表现为人们的理想、情操、觉悟、信念，以及社会组织的有序和协调。社会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科学文化方面是精神文明中基本的、主要的方面，是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所在。思想道德方面则规定着科学文化乃至整个人的活动的方向，因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反映了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精神文明的不同性质。
物质文明无疑是精神文明的前提，没有一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精神文明的建设根本就无从谈起。反过来说，精神文明又是巩固和发展物质文明的必要条件，并且通过思想观念的导引影响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社会文明。人类作为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主体，需要以特定的方式组成某种社会共同体。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以一定的社会制度为其条件，而一定的制度文明又是由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决定的。制度是文明创造者的社会结合、组织和协调方式，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关系。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总体上是在互动中发展的，既有相互促进，也有相互制约。三种文明发展的曲线，总是在协调与不协调、平衡与不平衡之间摇摆。这三匹马拉动的社会文明之车，可以由于其中一两匹骏马的带动而疾驰，也可能因为其中一两匹弱马的拖累而缓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状态，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各自作为子系统在系统中综合的结果。系统整合的结果，可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可能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系统整体内部各部分间结构和功能关系的优化。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随之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作用而滋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意识，严重干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新秩序的建立和运行。某些腐朽、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借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之机沉渣泛起，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道德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历史再一次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
针对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精神文明相对滞后甚至出现“滑坡”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必须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认真解决当前一系列紧迫问题，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在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我国新世纪社会发展宏伟目标的重要保障。
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发展目标体系，是现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总趋势和总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曾经出现过一种“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发展理论及其实践模式逐渐受到来自经济发展本身的严峻挑战。能源和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坏等全球性问题，都是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恶果，如今已成为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最大障碍。不仅如此，在思想道德文化领域还蔓延种种“社会病”，造成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某种程度衰退的共生现象。在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之后，人们的发展价值观开始转变，“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这种新的发展观在注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同时，强调建设现代社会文明以及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此后，“综合发展观”又进一步将人类自我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是一种单一的经济现象，必然涉及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要求社会机体各个方面与之相适应，要求社会主体以高于现实经济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为之提供积极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动力，从而使经济增长保持健康的走势和内在的活力，并给社会带来公正、安全、平等和文明。精神文明如果长期落后于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就可能积淀为严重的社会意识或精神方面的问题，造成社会发展的巨大人文障碍。而来自政治、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的消极因素，往往要比来自市场本身的消极因素顽固得多。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实践证明，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实行市场经济，就越是需要高度重视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并把这种建设融会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和全部过程。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对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高度依赖，集中体现了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同志4月28日在人民大学的讲话中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文明建设的中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可以而且应当大有作为的。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成果，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着思想保证。哲学社会科学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思考的对象，分析和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探索和揭示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它所提供的科学成果，不断为人们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理论武器。当代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极大地增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鉴别力和思想素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正确、合理、有效的实践方式。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知识依据和智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构成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认识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不仅使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得到深化和拓展，而且使人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在社会认识、管理和决策方面，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专家多方面反复论证，而且需要广泛听取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的意见。所谓科学认识、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中的“科学”，应当是全面和综合意义上的大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尤其需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的不同看法。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规定社会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体现在它的科学文化方面，更体现在它的思想道德方面。而无论科学文化的进步或思想道德的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它规定和保证科学文化进步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为人们提供价值判断标准和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为人们确立思维方式、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提供理性规范。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的兴盛或衰落标志着社会精神文明的兴盛或衰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进步意味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它的停滞或落后则表征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停滞或落后。哲学社会科学代表着社会的自我意识。一个人缺乏自我意识，他可能是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一个社会若缺乏自我意识，无异于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人在不清醒状态下的行为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构成威胁，如果整个社会都不清醒，没有起码的自我意识，却又不断地采取行动，其危险性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能否兴旺发达和发挥作用，是社会精神文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尤其具有这种标志性的作用。有人曾以哲学倾向来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的文明与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哲学是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内的整个文明的灵魂与核心。马克思指出：“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哲学何用？作为人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观念把握方式，哲学为人类提供理论思维。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社会提供确定性认识，为社会规范提供科学依据。而哲学则进一步凝结着科学中最核心、最精华的东西，形成以哲学理性为特征的理论思维，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科学思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是哲学思考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分析、综合、批判和反思，给人智慧，使人聪明。但哲学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伦理等在内的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以此为思想素材的哲学的充分发展。全部精神文明与哲学的本性都是相通的，是内在地联系着的。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页）哲学概括了社会精神文明的精华部分，把日常认识和科学认识上升到哲学认识的高度，从而抓住了它的灵魂、本质或核心，使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质的飞跃。因此，哲学是精神文明较高的发展层次或阶段，是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结晶。任何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任何高度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高度发展的哲学。真正的哲学总是反映自己那个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并促进一定时代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在当代，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堪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正的哲学。
四
从人类精神文明中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内在联系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以社会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方面为研究的对象，成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觉意识和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与同属精神文明科学文化方面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且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作为社会历史现象本身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不仅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促进自然科学的进步。
纵向考察科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今天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到分化，再由分化到整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古代，人类科学知识呈现整体性的特点。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一起被包容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中，既无门类之分，更无学科之别。我们很难认定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纯粹的哲学家还是纯粹的科学家，也很难断定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究竟属于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古代社会的神权是既反科学精神也反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从神学和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开来，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才逐渐形成的。
在近代，科学明显呈现分化的态势。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现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数百年间，科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分化，首先是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然后是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进一步则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各自学科的分化。到19世纪上半叶，这种分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而且越分越细。然而科学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制约着学科的分化，“分久必合”，在当代，科学学科的发展又显现出整合的特点。
科学研究的共同使命是探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科学探索，二者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从根本上讲都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都是对人类的生活、实践、需要及其主客观条件的认识和理解；都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制约；都在思想的探索中体现出求实、创新和理性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联系，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他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分化有历史的暂时性，“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历来有结成联盟推动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传统。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正在结成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联盟，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越来越呈现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一体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科学问题相互融合。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出现，往往需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协同研究方能解决。“人体基因组计划”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启动的一项全球性合作的科研大课题。这本是一个遗传学课题，但却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伦理、商业、法律和哲学上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关于个人基因组资料的隐私权问题，关于不以人作为实验动物、维护人类尊严、维护医德和科学道德等伦理问题，关于人体基因研究成果的商品开发所涉及的商业和法律问题等等。
二是科学学科相互交叉。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系列“横断学科”，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连接和贯通起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异军突起，横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着很深的鸿沟，而是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成为众多新的科学理论的生长点。
三是科学方法相互借鉴和吸收。自然科学中常用的数学方法等研究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社会科学确立的“解释学方法”已为自然科学所采用，自然科学正在经历“解释学转向”。这些表明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趋同和一致性。除此之外，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反馈方法、黑箱方法、模型化方法和最优化方法等现代科学思维的一般方法，也都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得到广泛运用。
近年来，在发展自身理论方面，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呈现出一个主导性趋向，就是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为基础，通过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会通，致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哲学体系，即所谓“中国哲学当代形态”，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形成这一趋向，首先源于当代中国的实际和实践推进中国哲学的理论创新，其次也与当代中国哲学学科的独有特点相关联。构建“中国哲学当代形态”，集中于四项基础性研究工作：一是回溯和重读经典文本，厘清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理和主要观点，深入把握其本真形态和精神实质；二是“现代性转换”中国传统哲学，挖掘和弘扬其中具有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三是充分地借鉴、吸收和利用现代西方哲学的合理成分；四是概括和总结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将其经验上升为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工作决定了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路径、课题和讨论热点。
（一）马克思哲学的重释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愈益得到中国学术界乃至社会的关注，研究的视域、范式、途径、方法等愈益多样，极大地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研究。尤其是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体系和形态等核心问题，通过反思历史经验和重读经典文本，回归本原意义的马克思哲学，彻底地破除和摒弃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诠释模式，确立中国学者自己的理解、解读模式，先后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作为思维方式的实践哲学”、“人学”、“实践本体论”等新概括和新表述。近年来，学者们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构建，又从不同方面提出一些新观点、新看法，进一步深化既有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理解，主要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的不同判定，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把整体自然或整体世界当作对象。这一问题实质地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关系。在对待传统形而上学的问题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态度有所不同。不同于马克思彻底扬弃传统形而上学而将其哲学对象严格限制在实践基础上的“感性经验世界”，恩格斯沿袭以往形而上学的传统，通过构建其“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坚持把握整体世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继承和发挥了恩格斯开启的传统。近年来，针对“实践唯物主义”等观点，一些学者仍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世界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概括，同时尝试构建新的、完善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他们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自觉地提出历史唯物主义。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已经作为世界观前提，蕴涵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中。这些学者重释并致力于建构的新“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包摄如下基本内容和组成部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人学、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价值论、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2]。与此不同，许多学者彻底否定这种实际上的传统理解模式（例如，断定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不过是前康德哲学的机械唯物主义模式，是黑格尔辩证法和法国唯物主义的混合,是斯大林的世界观等[3]），也不再满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诠释。他们更深入、更全新地探索和解读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一些学者重返“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概念①，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称谓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是以“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去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而形成以“历史”为解释原则、以“生活决定意识”为核心理念、以“历史的内涵逻辑”为基本内容、以“人类解放”为价值诉求、以“改变世界”为理论指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意蕴[4]。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就是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基于实践基础统一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能动性和受动性、改造环境和改造自我的“大唯物史观”②。还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应该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为经济哲学，而不能仅仅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或者“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那里，实践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是生产劳动，而生产劳动也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性概念。因此，唯一正确的理论探索是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经济哲学。其核心概念系列应当是：生产—商品—价值—时间—自由[5]。这样一来，学者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愈益将注意力集中到哲学解读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经济学。特别是面对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现代社会生活的资本扩张，以及塑造“中国现代性”的需要，学者们重新发现马克思的经济学及其资本理论与马克思的哲学及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找到深入解读马克思哲学的新视角和新路径。有学者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超学科”研究的典范，熔铸了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学科批判。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马克思实现了哲学的批判——在哲学层面上理解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资本论》的哲学意蕴，首先体现其存在论意义。通过考察与分析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经济范畴和资本运动逻辑，《资本论》深刻地揭示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的关系，实现了“对现实的描述”与破解“存在的秘密”的统一，实际上是揭示“现实的历史”即破解存在秘密的“存在论”——现代人的存在状况的存在论[6]。有学者强调，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学批判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次主线。以经济学批判为主线的现代性批判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本真的理论视域。经济学、现代性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特殊关系，赋予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以独树一帜的品格。具体说来，货币、资本、生产是架构三者关系的概念桥梁。它们既是经济学建构现代性叙事的支柱概念，又是历史唯物主义开展现代性批判的基础概念[7]。有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只是从一般物质生产出发形成的哲学理念。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唯物主义更是面对资产阶级社会物质生产的哲学批判，并在这一批判中建构面向未来的科学理念。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双重逻辑：即“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般物质生产逻辑与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时期的资本逻辑。它们各有其理论视域与理论意义。如果说用物质生产逻辑可以说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那么，用物质生产逻辑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生产逻辑才能够得到说明。只有从生产逻辑进入资本逻辑，才能够完整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8]。学者们还把马克思的资本理论直接运用到当代社会生活。有学者认为，现代性后果不仅指向主体性哲学，更涉及主体性资本。主体性哲学是现代性思辨的核心程式，主体性资本则是现代性社会生存本体论的重要根基。因此，反思现代性，需要双向追问主体性哲学与主体性资本。主体性哲学的启蒙和发展，离不开主体性资本的发育和生成。主体性哲学只有通过主体性资本的解读，才能够触及该哲学的真正历史空间——个性化的自由人性和多样化的自由市场需要精神自由哲学的启蒙[9]。
（二）马克思的辩证法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
与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和经济学的解读相联系，马克思的辩证法重新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由此开启马克思辩证法的生存论视野及其研究维度。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应当被理解为“劳动辩证法”。由于恩格斯倡导“自然辩证法”，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对象化、外化、异化和物化这四个重要概念展示马克思的“劳动辩证法”。尤其是“物化”概念，超越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意识辩证法”所蕴含的抽象的精神劳动。而“异化劳动”概念，实质性地推进辩证法理论的发展[10]。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将康德的“道德实践”概念扩展为“生活实践”概念，总体性地实现辩证法从“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的转向。它意味着辩证法的基本主题转向探讨有限的理论理性与无限的生活实践的矛盾，从而为人们深入理解影响当代人类生活实践的诸多重大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其重大意义之一就是，使辩证法成为理解和把握人的存在的内涵逻辑[11]。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仅是规律和范畴的哲学理论体系，而且是以关系存在论为基础的哲学思维方式。这一点充分体现在马克思批判资本关系和资本逻辑之中。对于批判地分析和合理地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和“公有资本的逻辑”，它具有现实意义[11]。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及其辩证法，也表现为研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问题上，中国学界的主导倾向是长期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致论”观点，彻底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差异论”乃至“对立论”的看法。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存在着的重大差异，逐渐得到揭示而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一些学者指出，恩格斯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有一定的偏差。与马克思相比，恩格斯的哲学观局限于传统的本体论，实践概念的失落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狭隘化等缺陷比较突出。有学者解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提出恩格斯所以强调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其学理原因在于，恩格斯把存在理解为在本质维度上被把握的规定。这种本质主义的运思方式只能先行地悬设与人的存在无关的本体论。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寻求的是奠定新的哲学根基，即确立“实践”的终极原初性地位[12]。有学者认为，恩格斯从自己的哲学观——唯物主义辩证法出发去解释马克思哲学，使他错失了马克思哲学中的基础性核心概念——实践。首先，恩格斯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主张“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在马克思的全部哲学理论中，实践始终居于基础和核心的位置。其次，恩格斯在大多数场合，特别是在阐述自己哲学思想的关键地方，完全撇开人的实践活动在其自然辩证法中的基础性作用，退回到费尔巴哈和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甚至退回到古希腊唯物主义者的立场，把自然辩证法解释为自然界自身运动的辩证法。而马克思在《巴黎手稿》(1844年)中明确指出：“被抽象地孤立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5]有学者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内含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然观。这尤其体现在他从物质实践的观点出发，把社会历史中形成的自然界即“人化自然”看成是真实的自然界，打破了以往历史观造成的自然与历史的对立。因此，它是自然观与社会历史观相统一的一元论历史观。而恩格斯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对象和适用范围，完全限定在单纯的社会历史观领域。在《反杜林论》第二版序中，他提出构建“辩证的同时而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的任务，将马克思的一元论历史观片面化，从而向以往的形而上学传统做出复归[13]。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和话语体系
进入21世纪，研讨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集中到一个总括性课题，即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和话语体系，以致该课题成为关注热点和专门话题，甚至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提倡①。学者们认为，构建中华民族自己的当代哲学，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提出，但是，现在才真正具备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其实质是创造中华民族的当代“思想自我”，铸造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灵魂[16]。而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及其话语体系，是其首先体现。这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当程度地引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更因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仍然具有当下的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重要意义。在资本最大化的逻辑没有终止其有效性之前，不可能根本超越马克思哲学。构建中国哲学当代形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及其话语体系，意味着面向中国社会现实，反映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人自身的存在、境遇和问题，意味着摆脱西方话语体系，确立具有中华民族精神的独立人格，意味着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的对话和会通，实现哲学的“综合创新”，意味着用中国智慧诠释“中国现代性”，意味着构建“民族性”、“时代性”和“人类性”内在统一的哲学样式[17]。黑格尔认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掌握最优秀的东西。否则，这些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由此，黑格尔提出了“让哲学说德语”的任务。在学术讨论中，中国学者也提出“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18]。
（四）“国学热”
“国学热”②是当今中国文化和哲学发展的一道景观。一方面，各地大量诠释国学经典，普遍开办国学传统文化辅导班，广泛开展大众读诵经典活动，纷纷成立国学研究机构，甚至出现传统道德教化活动的社会化；另一方面，国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的学术研究得到推动并获得进展。具体来说，中国哲学通史的研究取得长足进步，断代史、思潮和学派及其人物研究取得新成果，大量出土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及由此溯源中国的古文化和哲学，深化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还有“国学”研究的方法论探讨。不仅如此，一些学者建议设立专门的“国学”学科直至“新国学”或“华夏新国学”[19]。值得注意的是，围绕“国学”的研究，不再限于单纯学术，而是关涉国家意识的建构、民族精神的承继、精神家园的守护和中国道路的设计，体现出“文化自觉”。学者们认为，“国学热”反映了当今时代的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需要，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改革的全面深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带来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和利益格局的大幅调整。社会矛盾的加剧，强烈地冲击人们的心灵。由此引发一系列价值观问题和社会问题，导致全社会普遍渴求思想营养和价值资源。而全球化浪潮和强势西方文化，更令人们担心遗失传统文化连带丧失整个民族的精神根基[20]。“国学热”的本质是现代中国国家意识的建构。在文化多样性的世界环境中，它关涉中国如何以文化自觉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21]。但是，“国学”能否承载整饬人心、治国安邦的重任？对待“国学”，应该持“文化批判主义”抑或“文化保守主义”？学者们的意见不一，甚至观点对立。有学者主张，“国学”有其当代乃至恒久的价值，不能用时代性否定国学的民族性。有学者进而主张将国学“意识形态化”或用儒学融合社会主义，用儒家文化诠释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形成“儒学社会主义”或“儒家特色的社会主义”。对立的观点则认为，全球化及由此带来的各种文化的冲突和交融是无法回避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简单的“复古”既不现实，也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更不能挽救中国传统文明的独立存在。以为国学可以承载整饬人心、治国安邦重任的想法，不仅含有不合时宜的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因素，也暴露其脱离现实、把古代思想单纯地嫁接到当代社会生活的主观臆想。创造新文化，使其适应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让国人的心灵有所安顿，正确的态度理应是扬弃和创新传统文化[22]的文化批判主义。
（五）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和传统哲学的现代性转化
西方哲学界拒绝承认中国哲学是“哲学”，一般只将其当作思想和宗教来研究。由此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即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中国建立现代意义的哲学学科已经有百年历史①。然而，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一直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争论焦点之一。因此，近年来，学者们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深入讨论，引人注目。有学者认为，西方哲学界之所以长期拒绝中国哲学是哲学，是因为他们认定中国哲学没有讨论西方哲学中的问题，或者没有以西方的方式来讨论问题。以西方哲学的问题为哲学的问题来判定非西方文化是否有哲学，实质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中国的义理之学即是中国哲学。虽然其问题和范围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但这不仅不妨碍其为中国的哲学，恰好体现了哲学是共相和殊相的统一。非西方哲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发展广义的“哲学”观念，解构哲学理念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促进跨文化对话，发展21世纪的人类哲学智慧[23]。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涉及西方哲学的诠释方式、学科建制及其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典籍文献的关系，涉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关系、与现代哲学学科的普遍性关系。应该避免用中国哲学去附会西方哲学，将中国哲学西方化。也不能否认现代中国哲学是在西学东渐背景下按照西方哲学模式建立起来的，不能拒斥西方哲学概念而完全回到固有的传统哲学话语[24]。应该充分肯定中国哲学的个性品格和特殊形态，又不能忽视中国哲学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内涵[25]。有学者认为，在西方的历史文化中，“哲学”概念是不断演变的，其中内含了不当的建构和表达方式。因此，需要赋予“哲学”一词全新的内涵。中国哲学使用象征和隐喻这种独特的文化表征方式，重视体认、领悟、意会，要求通过生活实践去领会做人的道理，进而真正开显哲学境界。所以，中国哲学是当之无愧的“哲学”[26]。与“国学热”和“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相联系，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的对话、互动和会通，仍旧是近年来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找到了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包括与儒学关系问题的正确途径。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积极借鉴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才能真正复兴中华文化，推进中国哲学研究②。有学者指出，中国哲学学科的完善和发展，离不开中外哲学深入开展多方面的交流、对话和沟通。针对“以西释中”的解释模式回到“以中释中”的解释模式是不妥的。因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是流动的、变化的。讨论近年来诠释中国经典的方法论，以及提出的各种问题，可以引发人们进一步思考、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的天然根源，决定其必然要承载传统价值体系和不断提供精神资源，因而其学科内容难以完全对应西方分类学科体系[27]。也有学者提出，中国哲学发展的新一轮展开，迫切需要由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守成主义的敌对，走向平等的积极对话，从而保持中国哲学乃至一切文化学术的多元并存与共同繁荣[28]。还有学者指出，就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和会通而论，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具有自己的特点：一是以世界眼光研究西方哲学，为中西哲学的融通提供学术条件，为中国哲学的新生乃至中国参与国际秩序提供思想资源；二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西方哲学的对话和沟通；三是译介原著，更多地借鉴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表达方式、文风等[24]。
（六）儒学的当代价值
近年来，中国学界的儒学讨论持续升温，成为“国学热”中的一大亮点。各种研究机构、学术团体、高等院校纷纷召开国内的或国际的学术会议，专门研讨儒学。涉及的主题包括“儒学的核心价值与普及”、“儒学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百年儒学与东方文明复兴”、“儒学思想与社会治理”、“儒学的普世价值与社会文化发展”，等等。一些研究者充分肯定儒家经学的现代价值，认为儒家经学在中国传承2000年，构成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念。正因为有了经学这个源头，才有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伟大的民族都会有自己的、伴随其始终的经典。但在不同的时代，经典承担着不同的文化使命，有着不同的解读方式。所以，经典要被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所认同，需要经过重新理解和再度转化[29]。学者们普遍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极其深远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今天，重新研究和学习这些精神，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对于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①。有学者指出，儒家文化中关于“以义制利”、“见利思义”、“义以为上”的道德优先观点完全可能成为人类构建共同价值观和公共道德准则的基础②。还有学者认为，由于儒学是生命的学问，因此，儒家伦理具有普世价值。单纯就人的类本质而论，不可能拒斥儒家伦理。因为，儒家伦理关涉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原则[30]。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异同也是学者们探讨的一个重点。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源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时空条件，代表着不同的时代精神和阶级利益，反映着不同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水平，执行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功能，发挥着不同的价值导向作用，因而性质相异。但是，这种相异性无法遮蔽它们的共同之点：在对待宗教神学世界观方面，两者有相似之处；两者的实践观有相通之处，辩证思维方式有相容之处，历史观有同构之处，道德价值观有兼容之处，精神信仰和社会理想有通融之处，等等。如果不能认识两种思想体系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生长发展在中国文化土壤的内在原因[31]。有学者认为，处在21世纪的儒学理应为人类的文明和哲学的发展提供精神资源。而这取决于它能否创见性地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及自身内部的发展或转化。何为人？人的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如何知？如何行？人的希望何在？这是当代儒学必须进一步追问和解答的五大挑战性问题[32]。
（七）中国道路和“中国现代性”的哲学研究
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与中国发展即中国现代化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在不断反思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从而使“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对此，学者们展开多方面的哲学研讨，涉及中国道路的实质和意蕴、历史经验和现实挑战，“中国现代性”的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等等。学者们认为，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具体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质则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从宏观的历史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赋予中华民族的特殊的现代化模式——长期以农业生产方式为主的经济落后的大国，赶超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和社会全面跨越式发展的社会形式和发展阶段。它为中华民族走独特的发展道路、实现合理的现代性提供了根本前提，为经济落后国家的跨越式发展、摆脱生存危机、构建合理的现代性模式提供了启示。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历史长河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尚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和不断探索合理现代性的实践过程，面临着许多重大挑战[33-1]。有学者提出，有必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升到哲学层面，从塑造和构建“中国现代性”的角度加以认识。现代性的基本矛盾是科学性与价值性、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通过不断地解决科学性与价值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起来[34]。其实际成就意味着，“中国现代性”确立了自己的世界历史地位，既有的世界“现代性”话语体系需要重释和改写。不言而喻，改革开放的深入也产生价值观的缺失、扭曲甚至异化所导致的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如何从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确立符合历史发展趋向和主体发展需要的、具有普遍性凝聚力向心力的“基本价值观”或“核心价值观”，从而应对社会的伦理价值难题，成为中国学界乃至全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学者们围绕如何概括和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开展持续、热烈的讨论①。关于概括和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法论，学者们普遍认为，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应该体现马克思主义构想未来理想社会的精神实质和价值目标，同时吸收人类创造的、积极的价值观成果，做到民族性与世界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关于概括和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学者坚持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应当是“民主、富强、公正、和谐、自由”。民主表征为人民群众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特别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要求，富强表征为社会物质基础的要求，公正表征为社会政治伦理关系及其规则的要求，和谐表征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要求，自由表征为社会发展终极目的的要求。这五位一体的要求，彼此依赖、相互渗透、互为前提，规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趋向，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价值理念、原则和目标[36]。还有学者提出，应该用“公正”，“平等、正义、和谐”，“公共主义”或“仁爱、自由、公平、和谐”来概括和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3-2]。2012年11月，在普遍借鉴和合理吸收中国学术界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表述为“民主、富强、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以及“爱国、敬业、诚信、友善”[36]等3组12个概念。这一简约、明晰的概括，为凝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前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