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47:5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新经济地理学，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为了增进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解和研究，近年来，杨开忠教授连续几年邀请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藤田(fujita)教授在北京大学面向全国举办新经济地理学研讨讲座，北京大学及其他高校的许多青年教师和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积极参加，密切跟踪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前沿。本文拟对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进行比较，对一些重大理论假设、研究方法与特点进行简要分析，力求通过讨论廓清对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异同的正确认识，并以此为基础阐述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以期推动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应用以及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学术交流。
1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
要理解新经济地理学，首先必须弄清楚它的理论渊源。新经济地理学革命其实是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最新发展及其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的传播和扩散。将新经济地理学置于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大背景之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它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联系与区别。
早在1776年，斯密[25] 在其经典的《国富论》中曾经论证，以分工方式从事的生产明显地表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20世纪20年代，扬格[26] 通过对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进行天才性的阐发，提出“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分工”(即后人所称的扬格定理)，扬格的这句话成为揭示报酬递增内在根本机制的点睛之笔。然而，长期以来，建立在报酬不变技术假定之上的传统新古典经济理论一直处于统治地位，斯密和扬格基于劳动分工的报酬递增思想却几乎被人遗忘。
1977年，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以严密的数学逻辑将张伯仑垄断竞争模型形式化，在垄断竞争的框架下研究报酬递增，激发了经济学界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第一波，其后又引发了贸易和增长理论研究领域的革命，导致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迅速成长。d-s模型以严格的数学逻辑演绎了斯密—扬格定理：导致经济进步的报酬递增源于分工和交换的演进所产生的动态正反馈机制，分工导致效率的提升、收入的增加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为进一步分工开辟了空间，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如果说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隐含的市场结构与规模的演变，新增长理论揭示的是扬格定理中所阐发的增长逻辑，则新经济地理学是沟通扬格定理中的市场演变与增长逻辑的桥梁。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可以被视为d-s模型的空间版本[15]。“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将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趋同力量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趋异力量融入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内。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使得我们可以将趋同力量与趋异力量与微观经济状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与经济一体化过程相关的基本倾向，以及区域政策可以怎样地影响这些倾向”[27]。
2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不同理论假设及其后果
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的一个最显著的差别，在于前者采用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多样化需求假设，而后者采用完全竞争、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和同质需求的新古典假设。传统经济地理学认为，在区域之间不存在基本差异的情况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运输成本的变化对厂商区位抉择的影响是线性单调的，这从古典的杜能模型及后来的阿朗索模型可见一斑。然而，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清楚地解释现实世界的经济活动集聚现象。20世纪初马歇尔(marshall)[28] 用“外部经济”这一说法笼统地解释经济集聚。这种外部经济表现为厂商层次的规模报酬不变，而社会性的报酬递增。厂商和产业之间存在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与市场规模之间形成“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式的互动，从而导致经济活动的积聚。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用外部经济和产业联系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产业集聚，但是，人们却不清楚这种外部经济源于何方。新经济地理学的长处恰恰在于它能够解释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不能解释的问题。
采用d-s垄断竞争框架的新经济地理学讲述的是一个包含2个部门(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具有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经济的故事。这里，农业部门的特点是完全竞争和报酬不变(或报酬递减)，生产单一、同质的产品；制造业部门的特点为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生产大量的细分产品。作为经济中的需求方的消费者喜好多样化消费，而消费品的生产具有厂商层次上的递增报酬或规模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多样化消费与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之间的两难冲突。如果经济规模(人口)或可用资源增加，则有更大的市场空间来平衡上述冲突，专业化生产的报酬递增和多样化消费可以同时兼得。垄断竞争的性质决定了在一个市场中每一品种只由一个厂商专业化生产[29]。
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宏观层次的外部经济有其确定的来源或微观基础：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产业联系转化为市场范围的外部经济[30，31]。
前面说到，在报酬不变的条件下，运输成本的存在将导致经济活动沿空间均匀散布，经济体将被分割为分立的市场。而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运输成本对市场产生的分割效应却是非线性的，运输成本的变化通过影响产业联系所产生的向心力与运输成本或土地租金成本所导致的离心力之间的微妙平衡，导致多样化消费与报酬递增的两难冲突的微妙变化。在运输成本的高端，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将随产品或投入品运输距离的增加而迅速衰减。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虽可以享受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却很难取得远方市场的前向联系，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难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就地供应市场的需要促使厂商将生产活动分布在不同的市场区域，每个区域只有有限的厂商以报酬递增的方式生产有限的品种，区域专业化和产业积聚无从发生，市场空间格局表现为高度分隔。
随着运输成本下降到中间段，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构成的制约大大减弱。一方面，厂商集聚在狭小的地理空间仍然可以享有相当强的后向联系；另一方面，集聚的厂商享有的前向联系水平显著上升。在运输成本下降到某一临界值时，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加在一起形成的向心力(或正反馈效应)足以压倒源于空间距离的运输成本所形成的离心力(或负反馈效应)。每一家厂商在权衡了集聚和非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的经营成本之后，会发现集聚生产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高于分散经营情形下的总成本节约，专业化生产和集聚因此发生，高度分隔的市场趋向于一体化。
当运输成本极低时，运输成本对市场可达性的影响极弱，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不再显著。远离积聚地可以使厂商避过对不可流动的要素(如土地)的竞争，由此而产生的成本节约甚至可以超额补偿因远离积聚地而导致的采购成本的窄幅上升。因此，在运输成本极低的情况下，产业集聚又再次变得不可持续，经济活动再次趋向于沿地理空间扩散。
3 内生与外生之分
传统经济地理学模型大多是外生性的模型，无论是杜能(von thunen)[32]、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33] 和廖什(losch)[34]，还是柏克曼(beckmann)[35] 和阿朗索(alonso)[36]，他们在研究城市和经济集聚时都将其视为事先给定；齐夫(zipf)[37] 在研究城市等级体系时同样假定城市及其等级是外生给定的。米尔斯(mills)[38] 和亨德逊(henderson)[39] 的城市经济模型亦事先假定外部经济的存在，哈里斯(harris)[40] 的市场潜能模型和普莱德(pred)[41] 动态化的经济基础系数模型同样如此。总之，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解释城市和集聚，也无法说明外部经济由何而来，它只能通过外部基本特征方面的差异来说明城市和生产结构上的差异——它一开始就假定有市场大小不同的城市或区域的存在，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大小差异，特别是为什么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会发展出非常不同的生产结构；它也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一个部门的厂商趋向于群集在一起，导致区域专业化[42]。
相反，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是内生性的，它们不需要通过外生差异(如山脉、河流、海港等自然条件的利弊)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通过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产业联系及市场外部性之间动态、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可以内生出经济活动沿地理空间依倒u形轨迹演化的规律，即使是从原本非常相似的国家、地区或城市也可以内生出这样的规律。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还可以通过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区域之间内生的工资差异来解释产业向不同地区或国家的渐次扩散[9]。
4 外部性、技术外部性与市场外部性 传统经济地理学所使用的马歇尔“外部经济”包括西托夫斯基(scitovsky)所称的“技术外部经济”与“市场外部经济(亦称金钱外部经济)”[43]。马歇尔对外部经济和集聚之间的联系分3种情形做过解释：①产业在地理上的集聚可以支持更多的当地厂商以更低的成本专门化地生产更多种类的面向特定产业的非贸易投入品；②通过将相同产业的厂商集聚在同一个地方，一个产业中心可以实现对面向有专门技能的产业工人的劳动市场的汇聚(pooling)，而劳动市场的汇聚对厂商和工人都有益处；③产业的集聚便于信息的传播，产生技术溢出(technological spillovers)效果[44]。显然，马歇尔论及的情形①和情形②可以归于西托夫斯基所称的“市场外部经济”，情形③即为“技术外部经济”。
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强调和关心“市场外部经济”，大多数新经济地理学模型都是建立在“市场外部经济”基础上的。作为新经济地理学代表人之一的克鲁格曼[44] 认为，技术创新并非是驱动产业集聚的唯一因素，而受“市场外部经济”推进的产业集聚却相当普遍；此外，技术和知识溢出是无形的，难以量化，任何人都可以就技术状况做出任何外生性的假设。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将建模的重点放在“市场外部经济”之上。但并不能据此得出新经济地理学否定技术外部性存在，只将外部经济局限于市场外部经济的狭窄范围的结论。
5 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不同程度的解释力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都试图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城市的产生，但二者对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背后的驱动因素的解释是不同的。在传统经济地理学那里，驱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是所谓的“外部经济”，但产生“外部经济”的“黑箱”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人们却不得而知。不过，有了容纳“外部经济”的“黑箱”，至少可以将由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形式化[6]。
新经济地理学则认为，一个下游产业要对上游产业产生后向联系，在它们之间光有买方—卖方关系是不够的，还必须存在这样的情形：即下游产业产出的增加，通过扩大它所使用的中间产品的市场，将导致上游产业以更为有效的规模从事生产。类似地，只有在上游生产部门产出的增加允许下游产业更为有效地生产的情况下，下游产业才会享有前向联系[31]。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假定外部性是有单个厂商层次上的规模经济参与的市场交互作用的结果，新经济地理学所关注的外部经济主要是在微观层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市场外部性，单个厂商层次的报酬递增通过市场外部性与产业间联系触发循环累积因果关系[30]：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分工和产品细分，扩大的市场支持更多新的厂商以更低的成本规模专业化生产细分产品，增加的市场外部性对更多的厂商形成吸引，从而激活“市场扩张—生产专业化/产品细分—外部经济加强—分工深化/厂商集聚—市场扩张”的累积循环过程[9]。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内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强度与运输成本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在中等大小的运输成本下，会产生较强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在较高与较低的运输成本下，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却都表现得比较弱。
6 内生不对称性
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存在决定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内生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对于运输成本表现出同样的敏感性。以两区域模型为例[6]：假定存在2个外界条件(人口规模、技术、自然环境等)完全相同的区域。在较高的运输成本下，后向联系强但前向联系弱，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弱，区域专业化无从发生，产业将在两区域内平均分布；在运输成本的中间段，后向联系并不明显减弱，而前向联系显著增强，总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强，区域专业化和积聚由此发生；当运输成本进一步下降之后，任何区位的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都不再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反倒变弱，积聚变得不可维持，厂商重新选择分散化的区位决策。
在其他以“技术外部性”为基础而建立的模型中，也会出现内生不对称性。但是，由此类模型生出的不对称性并不像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中的那样表现出对运输成本的敏感性。
7 历史、预期、路径依赖和锁定
采用报酬不变假设的传统经济地理学预测经济空间是一个线性、和谐、稳定和均衡的系统。但是，现实中的经济却远非如此。新经济地理学向经济系统中加入报酬递增律，可以更好地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积聚和扩散机理。但是，报酬递增律的引入导致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出现多种均衡状态。如在两区域模型中，我们知道，当运输成本降到足够低时，制造业将在2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某个区域形成集聚。由于所讨论的2个区域的一切外部条件都完全相同，因此，集聚具体在哪个区域发生，却不是事先能够确定的。这时候，历史偶然因素将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亚瑟(arthur)在讨论厂商的区位决策时注意到的，在存在报酬递增和外部经济的情况下，如果第一家厂商纯粹出于地理偏好来选择生产区位，则第二家厂商的区位决策不仅仅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与第一家厂商为邻而获得的益处亦不能从后者的考虑之中排除。以后的厂商关于生产的区位决策过程亦大抵如此。因此，某个区位碰巧在早期比其它区位吸引了更多的厂商，它就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厂商。亚瑟的研究表明，产业活动的空间集聚亦遵循路径依赖原理：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一旦经济活动随机选择一个特定的路径，除非发生大的反方向扰动，这一选择可能将被锁定，经济将继续保持在先前的路径上运行[45]。换言之，一旦有外部冲击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区域之间造成任何微小差异，这种差异都将因循环累积的正反馈机制而放大。
既然历史偶然因素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经济活动在2个事先完全相同的区域中的分布，因此，即使并不发生实际的外部冲击，单是经济成分的个人预期也足以构成影响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第一驱动力”。换言之，给定累积循环因果效应的存在，众多微观经济分子的共同预期具有自我实现的倾向。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任何短期冲击或预期变化都会有其长期后果。但是，克鲁格曼指出，相对而言，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对于大尺度的“核心—周边”演进问题(如美国“阳光带”的演化)至多有一些助长作用，因为资本和劳动在大尺度的空间范围的流动实在比较缓慢；对于较小尺度的空间经济演化(如单个城市或大一点的区域的兴衰)、历史事件和预期变化的确可以对其产生重要影响[44]。
8 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缺陷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和扩散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理论、方法和工具。但是，就像所有新技术与新知识的发展一样，新经济地理学在理论及其应用方面也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有关的评论文章对新经济地理学本身的缺陷从多种视角展开了批判，地理学界对它的抨击则尤为激烈。有些观点表现出独立的学术研判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有些观点或流于人云亦云，或表达的主观判断多于客观论证。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2002年4月，顾朝林等[23] 在《地理科学》上曾撰写《“新经济地理学”与“地理经济学”》一文，展望“西方经济学与地理学融合的新趋向”；可是，到了2002年8月(仅仅过了4个月)，同样的作者又在《地理学报》上纵论“新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的分异与对立”[24]。流行的对新经济地理学缺陷的批判概括起来主要有：
新经济地理学用高深数学所建立的模型，不过是地理学家多年前就已有意识地抛弃了的分析方法，它所得出的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经验应用更是奇缺[22]。
“新经济地理学”在经验上的洞察力是有限的，它不可能做出比十几年前就出现的经济地理学更详细和全面的工作；同时，支撑“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及认识论基础不足。这表现在：①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②就报酬递增与空间集聚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没有意识到技术对经济过程的重要性；③就“新经济地理学”空间集聚的方法而言，也存在认识论上的局限性；④从主流经济学的角度看，“新经济地理学”模糊了许多经济学、地理学概念；⑤就“新经济地理学”本身而言，区域的概念也存在着问题[23]。
上述批判是否全都切中了新经济地理学的“要脉”，尚有待实践检验。不过，在未见石祖葆[22] 和顾朝林等[24] 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渊源、根本假设及其方法论做深入解剖的情况下，听到“新经济地理学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和“就区域集聚而言，经济学家很难做出超过地理学家的研究成就”的断言，不免让人感到有失严肃和严谨。新经济地理学的新意并不在于它对集聚现象的描述，而在于它在新的假设下对现象背后的内在机理的深度揭示。揭示集聚经济源于报酬递增以及产业集聚随运输成本非线性变化乃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根本创新之所在，它突破了以往的“集聚经济导致集聚”的循环论证。此外，对经济地理问题的科学探索并不非得要求在经济学家与地理学家之间分一个上下高低；而说“新经济地理学家的视野狭窄，与传统经济地理学家之间缺乏交流”[22] 就更是脱不去主观偏颇之嫌了。至于新经济地理学为何不将技术创新和扩散因素纳入研究范围，克鲁格曼其实早有解释。“新经济地理学”在成型之初，已经预见到需要就实证检验做大量的研究。一些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如蒲格(puga)[46]、戴维斯(davis)、魏恩斯坦(weinstein)[47]、亨德森(henderson)[48]、汉森(hanson)[49～51] 等其实早就进行过大量的实证，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对实证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有关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被联合国、世界银行、wto以及各国政府广泛用于指导贸易和发展政策与实践。因此，说新经济地理学“过于偏重数学模型”、“缺乏经验研究的证实”以及“理论与政策实践相关性弱”[22]，无异于对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研究现状视而不见。
不过，我们注意到，经济活动在空间的集聚和扩散是一个时断时续、时快时慢且时间跨度相当长的过程。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动态数学模型本身的严密逻辑自然毋庸置疑，其中的每一个参数都可以设置得恰到好处，演算和模拟结果在理论上也许无懈可击。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模型中的不变参数在现实世界中却是可变的，如果研究的时间跨度有10年、20年、50年乃至1个世纪的话，有关参数的变化可能会相当大。比方说，“核心—周边”模型中的制造业工人的份额，国际专业化模型中的制成品在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和中间投入在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中所占的份额，区域专业化模型涉及的投入产出矩阵中的相关参数以及消费者对制成品的偏好强度(或制成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等，在长期之内并非固定不变，而由模型计算出的对称结构的破坏点和集聚状态的支持点的临界值对这些参数的变化极为敏感。因此，如何实现数学模型的严密逻辑与现实世界的演变路径之间的和谐，的确是新经济地理学必须正视的一项挑战。
［关键词］产业转移；NEG；解释
产业转移作为发达地区实现产业升级，欠发达地区追赶发达地区、缩小区域差距的重要途径 ，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和政府的关注。经典的产业转移理论如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刘 易斯，1978）、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小岛清，1987）、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弗农，1966）、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1977）和“雁行模式”理论（赤松，1932）等分别从产品、企 业、产业的角度考察了产业转移的原因。不过，上述理论仍然没有摆脱“比较优势”理论及 新古典分析框架的束缚，它们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假设条件下，把产业转 移的根本动因归结为不同区域比较优势的差异性，或者不同产业在特定发展阶段对所在地区 要素条件的不同要求。事实上，产业转移的基础不必然是“第一自然”（the first nature ）的差异，在完全相同的均质空间下，运输成本的下降也能促进产业的集聚、扩散和转移。 以Krugman（1991）经典文献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学（NEG），基于集聚力和扩散 力的相互作用更为深入地探讨了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的微观机制，为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 并存的现实世界中产业转移现象提供了另一种发人深省的解释。［1］遗憾的是，尽 管现有综述性文献均将NEG作为解释产业转移的一种理论，［2］［3］但并没有一 篇文献全面总结NEG对产业转移现象的解释。基于此，本文尝试从产业转移机制、产业转移的特征及影响因素、产业转移的 经济福利效应以及促进产业转移的主要措施及效果评价四个方面梳理NEG文献对产业转移的 解释，并希望通过这一总结对我国产业转移实践提供参考。
一、产业转移机制
在NEG文献中，与产业转移对应的概念是产业集聚（industry agglomeration）、①产业 扩 散（industry dispersion）、产业区位再置（industry relocation）和产业变迁（indust ry churning）。与传统的产业转移理论不同，NEG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D-S框架（或O TT框架）下实现了立足于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和企业区位选择的一般均衡分析，奠定 了对经济活动进行区位或空间分析的微观基础。特别地，它强调区域之间的运输成本是决定 区域产业转移的关键变量。②也就是说，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着运输成本的变化，企业的 利 润结构以及个体的福利结构也随之改变，企业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个人依据福利最大化原 则进行区位选择，最终导致新的区位均衡形成，这一过程往往也是产业空间布局的变化过程 ，即产业转移。本质上，这种产业的集聚和扩散过程是经济活动前后向联系的循环累积结果 ，具体表现为以市场接近效应、生活成本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所构成的集聚力和扩散力的相 互作用过程。
根据产业集聚和扩散具体过程的差异，现有NEG文献关于产业转移机制的解释大体可以分为 三类：区域要素迁移模型（CP、FC、FE、LFC、LFE）、产业垂直关联模型（CPVL、FCVL、FE VL）和要素累积驱动模型（CC、GS、LS）。其中，区域要素迁移模型将产业转移归结为要素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大规模迁移所导致产业空间布局变 化。产业垂直关联模型则认为产业转移的原因在于前、后向联系，在运输成本不断下降和工 业品需求长期增长的情形下，核心和地区的工资差距持续扩大，最终导致核心――边缘 结构不能维持，进而发生产业扩散。要素累积驱动模型则通过引入资本形成、资本折旧以及 知识资本溢出强度等概念，认为产业转移只不过是不同地区产业份额此消彼长的过程，其中 ，资本收益率高的区域、知识资本溢出强度大的区域可以通过更多的资本形成而占有更大的 生产份额。
以产业垂直关联模型［4］为例，我们简单阐释NEG对 产业转移机制的解释。在一个两地区（区域1、2）两部门（农业A和工业M）两要素（劳动L 和中间产品I）的模型中，工业部门为垄断竞争部门，区域内部无运输成本，区域间存在运 输成本T，农业部门收益递减，生产函数为A(1-)=[SX(]K[SX)]([SX(]1-随着L的上升，产业集聚在某一地区（地区1）的核心――边缘结构不能维持，原因是收入 增长使得工业品需求增长更快，而工业品生产集中在地区1，从而w1和 1都增加。一方 面，w1表明地区1生产成本上升，成为促使产业扩散的因素；另一方面， 1和w1都上 升表明地区1有更多的产 业集中并支付更高的工资，因而地区1的支出份额相对上升，加强了后向联系，是一种集聚 力。最终，L上升所导致的净效应取决于相对工资变化和后向联系强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也 就是说，在相对工资变化效应大于后向联系强化效应的情形下，产业将由地区1向地区2转移 。
二、 产业转移的特征与规律
与传统的产业转移理论不同，NEG把经济空间高度抽象为同质平面，从没有任何外生差异的 前提条件出发讨论产业空间布局的内生演化。因而，一方面，产业转移的NEG解释与以“外 生比较优势”为基石的传统产业转移理论相得益彰，互为补充；另一方面，撇去表面和外生 因素的影响，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产业转移的特征、规律及深层次影响因素。
（一）产业转移的特征
由于NEG模型大都为非线性模型，而非线性过程与新古典的平滑连续过程完全不同，因而， 在NEG文献看来，产业转移具有与传统产业转移理论下完全不同但更接近现实的特征。
1产业转移的突发性与区位粘性。突发性集聚与区位粘性是NEG的两个突出特性。其中，突 发性是指“当处于对称均衡且贸易自由度很小时，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不会影响产业区位，当 贸易自由度达到某一临界值后，自由度稍微增加，就发生突发性集聚”；区位粘性则被称之 为“路径依赖”，即不论何种原因，历史上选择了某种产业分布模式或发展路径，那么在较 长的历史过程中，各种经济活动会被锁定在这种模式或路径上，要改变这种模式或路径需支 付很大的成本或较强的外生冲击。［1］这两种特性在产业转移上的表现是，当影响 产业转移的因 素出现时，并不立即导致产业转移，只有当这类因素不断积累，达到某一临界值后，这类因 素的轻微变动则会导致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也正因为某地区的产业具有区位粘性，这种引起 产业转移的因素必须大于原有产业布局的内生约束力，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才能改变原 产业区位。
2产业转移的循环累积与自我强化效应。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是NEG的核心内容，也是产业转 移机制的持续动力。产业转移是集聚力和扩散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论是包含市场接近效 应和生活成本效应的集聚力还是专指市场拥挤效应的扩散力都有一个正反馈的过程，当地区 1的扩散力大于集聚力时，产业向地区2转移，而随着产业流入，地区2的市场规模增大、生 活成本指数下降，从而企业的利润和个体的福利都会提高，这将进一步吸引产业流入。显然 ，这一产业转移的加速过程就是产业转移的循环累积和自我强化效应的具体表现。
3产业转移的预期自我实现效应。存在不同结构叠加区是核心――边缘模型的重要特性之 一 ，它表明当人们的预期发生变化时，人们将根据变化后的预期，任意选择对称结构或核心― ―边缘结构作为其工作和居住的区位。同样，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也受人们预期的影响，这 种预期起作用的依据是有效性原则，即每个个体都认为大多数人选择的区位是有效的，否则 大多数人不会选择该区位，因此每个个体都选择大多数人选择的区位，这样，人们的预期就 导致了产业向特定区位的转移。
4产业转移的价值链环节分离特性。Duranton 和Puga（2002）研究了城市结构从部门分工 到功能专业化分工的转变，发现这种转变与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5］ 研究表明， 远程管理成本下降导致城市和产业结构均衡的变化，城市从部门专业化（总部和工厂在一起 ）到功能专业化（总部和相关的商业服务在大城市集聚，而工厂则在小城市集聚）转型。即 产业转移呈现出总部和生产环节背向转移的新特征，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向信息发达、对外联 系和交往密切、政府效率高、人才充裕、专业化高效服务密集的发达地区（大城市）转移， 而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向工资、地价、租金相对便宜的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转移。
（二）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
NEG文献不仅考虑了两地区两部门的产业转移过程，并探讨了多地区多产业的产业转移规律 。结合KFV框架③对5国7产业模型模拟分析的结论，我们将NEG关于产业转移一般规律概 括为以下方面。
1产业由一个核心地区向多个地区转移时，一般是依次转移的，也就是说，产业会优 先 向具备初始优势的地区转移，只有当先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丧失优势后，产业才会向下一个 具备初始优势的地区转移。
2劳动密集型产业首先转移，因为密集使用劳动，所以此类产业对工资差距较为敏感，因 而 最先从核心地区转移出去。而且，后转移产业的转移速度比先转移的产业快，并且转移可能 存在不连续性，原因在于首批转移的产业的前向和后向联系有助于其他产业的进入。
3消费指向的产业首先从集聚体转移。由于消费指向产业绝大部分需求来自于最终需求， 而 非厂商的中间需求，因而这类产业与最终需求市场，即人口相关，而与产业集聚地的关系不 大。
4中间品投入少的产业首先转移。中间品投入少的产业很少依赖其它厂商的供给，这些产 业 的区位选择对工资差距更敏感，没有太大必要选址于产业集聚区，因而，它能较早地转移。
总之，NEG文献认为，关联度最弱的产业最先发生转移，但转移的速度较慢，转移过程中甚 至出现交叉反复现象；关联度最强的产业虽然转移时间较晚，但由于很强的前后向联系，其 转移的速度也最快。
三、 产业转移的福利效应
NEG文献关于产业转移的福利效应分析是建立在NEG模型基础上的，不同的模型类型其对 应的福利效应稍有差异，但大都为基准模型福利效应的拓展。从一般性偏好和功利主义的社 会福利函数出发，通过对求解所考察区域在均衡点附近产业分布的微小变动对该区域居民效 用的影响，可以推导出如下的福利分析一般框架：④
[SX(]dV[]VE[SX)]=(p-p)dm-mdp+(p-a)dQ+Q(-ax)dx+([SX(]Vn[]VE[SX)]) dn+rdK-ds
其中，(p-p)dm-mdp部分为瓦尔拉斯效应，即忽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时的效应 。它来自于产业没有发 生区位变动时，区域间贸易数量变动和初始价格差的乘积(p-p)dm与边界价格变化和净 贸易量的乘积-mdp之和，也就是说，瓦尔拉斯效应可以分解为贸易数量效应和贸易价格 效应。
(p-a)dQ+Q(-ax)dx+([SX(]Vn[]VE[SX)])dn为生产租金、规模和区位效应，它表示的 是经济系统具有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时的效应（简称ICIR效应）。其中(p-a)dQ为生产 租金效应，也就是说，如果部门中存在纯利润，(p-a)＞0，那么该部门产出的增加会提高该 区域的福利水平；Q(-ax)dx是规模效应，因为在规模经济条件下，平均成本随 着产出的增加而下降，即-ax为正值，故生产规模的扩大能够提高该地区的福利；第三项 ([SX(]Vn[]VE[SX)])dn则包含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效应，即多样化效应（[SX(]Vn[]V E[SX)]）和区位效应（dn），多样化效应是指生产种类的增加会提高国内福利，而区位效应 体现了产品生产区位变化所带来的福利水平的变化。
rdK-dS表示累积效应和转移效应。在NEG的CP、FE、FC等模型中，世界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 本存量是固定的，故不存在储蓄，在这种情况下，rdK是生产要素转移对该地区消费支出的 影响。而在CC、LS和GS模型中，所考察区域的资本存量取决于储蓄，这种情况下，资本形成 有两个相反的福利效应，其中，rdK反映的是资本存量扩大，提高收入水平从而提高支出水 平。取值为正，说明资本形成的福利效应为正向效应。但-dS表示的是，要形成资本必须降 低消费。因而，它对 目前的效用具有负效应。由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积累和知识的增长是人均产出增长的源 泉，故累积效应又被称为增长效应，或者动态效应。
显然，NEG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关于产业转移的福利效应考察不仅全面（远远超出了 单纯的产品生产区位变动带来的直接效应），而且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当然，上述基准福 利分析框架并非完美，但其可拓展性为未来进一步考察产业转移的产业升级效应、就业效应 和城市化效应等提供了平台。
四、促进产业转移的政策效应
早期的NEG文献重在解释完全市场条件下的产业转移（集聚和扩散）机制，很少涉及政府的 干预措施以及相应的福利变化。但“”地区和即将沦为“”的地区并不甘心接受“ 中心――”的空间秩序，它们采取各种措施与“中心”地区竞争产业区位，同时，国家 当局为了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稳定，也采取了补贴、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进行产 业和空间规划等政策措施促进区域间产业转移。因而，近年来NEG文献也对影响产业转移的 政策措施及其效应进行了剖析。［6］［7］
(一)税收优惠竞争
税收优惠竞争是区域间进行产业区位争夺的古老而又盛行的手段，目前仍 广泛存在于我国各区域的竞争中。与新古典经济学所阐述的税收优惠与产业转移的线性对 应关系不同，NEG认为，由于集聚租金的存在，低于某一门槛值的税收优惠并不能吸引产业 转移，但一旦超过门槛值，微小的税收优惠能使产业区位发生突发性转移。［6］［7 ］［8］而且，税收优惠竞争的效果还受区域间运输成本的影响。此外，也有 少数学者进一步论述了税收优惠竞争与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政治竞争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 在特定的方式下，区域间税收竞争与地区内政治竞争的互动能够产生最优的公共品供给，进 而影响产业的区位分布。［9］
(二)公共基础设施改善
公共基础设施是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区域间的差距通常表 现为基础设施的差距，而且基础设施的差异通过影响企业区位分布进一步影响区域差距。因 而，为了争夺产业区位，各区域进行基础设施公共投入竞争以及区域间基础设施改善也是常 见的措施。NEG文献分别从理论和经验［10］［11］［12］两个层面分析了公 共基 础设施改善对产业转移的影响。理论分析的结论认为区域间基础设施公共投入竞争存在负的 外部性，基础设施质量差异则有可能吸引产业，促进本区域发展，此外，投资者需求信息是 否完全对区域公共投入竞争的效应有完全不同的影响。而欧盟结构基金（the Structural F unds）和凝聚力基金（The Cohesion Fund）的经验研究表明，跨边界基础设施改善更倾向 于增加而不是降低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的产业分布不均衡，不能促进欧洲的区域收敛。日本 东部地区的经验则表明，欠发达地区要能承接产业转移则需要与重要城市、或者区域内更高 层级的城市建立良好的交通网络。
(三)区域补贴
与税收优惠竞争的分析一样，NEG认为区域补贴也存在门槛效应、非连续效应 和粘性特征。Dupont and Martin（2003）更是在一般均衡框架下详细地探讨了不同地区补 贴政策对落后地区产业区位、就业、收入不平等（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以及福利水平的影 响。通过比较分析不同资金来源（国家和地区层面征税）、不同的补贴方式（税收减免、利 润补贴、一次性补贴、固定成本补贴、生产和就业补贴）对产业区位、收入不平等程度（区 域间和区域内）的影响，他们发现当贸易成本较低时，上述所有补贴方式对产业区位的影响 较强；当从地方层面融资时，补贴能够成功吸引产业；对贫困地区制造业的补贴改变了地 区竞争和企业规模，这可能导致贫困地区该产业就业和生产的下降；如果存在产业区位调整 成本，地区补贴则可能损害贫困地区。不过，对工人技术投资给予补贴则可以增强该地区的 集聚力，吸引产业集聚。［13］
五、结 语
虽然只有极少数NEG文献明确探讨产业扩散（转移）的机制及其相关效应，但从更广义的 角度来看，产业集聚本身也是产业转移的一种形式，因而，从这种意义上说，NEG文献的大 多数研究都与产业转移有关。针对目前国内产业转移研究仍以传统产业转移理论为基石，对 NEG采取“提而不用”的现实，我们发现相对于传统产业转移理论而言，NEG关于产业转移的 解释至少具有微 观基础更坚实（从生产者和消费者最优出发）、分析更全面（一般均衡分析）和深入（不局 限于外生比较优势）、与现实更贴近（规模报酬与不完全竞争）、解释力更强（政策效应的 非线性特征）等方面的优势。因此，以NEG的相关解释作为产业转移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 对深入理解我国产业转移现象，制定切实可行的推动产业转移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 释：
①产业集聚（industry agglomeration）也是产业转移的一种形式，只不过它与通常所指的 由中心地区（发达地区）向边缘地区（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的方向不同而已。
② NEG中的运输成本是广义的，包括狭义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制度成本等决定产业转移 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成本的总和，即“冰山成本”。
③KFV框架指克鲁格曼、藤田昌久和维纳布尔斯《空间经济学》一书的理论框架。
④详细的推导参见：安虎森等编著，《新经济地理学原理（第二版）》，北京：经济科学 出版社，2009年，P377-379。
主要参考文献：
［1］安虎森．新经济地理学原理（第二版）［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2］[ZK(]叶振宇，叶素云．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研究评述［C］．中国社会科学院 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论文，2010．[ZK)]
［3］王 莹．区域产业转移的相关理论及研究综述［J］．特区经济，2008（2）．
［4］[ZK(]藤田昌久，克鲁格曼，维纳布尔斯著，梁琦译．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 与国际贸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ZK)]
［5］[ZK(]Gilles Duranton，Diego Puga，2002，“From Sectoral to Functional UrbanSpecialization”，NEBR working paper #9112.[ZK)]
［6］[ZK(]Gianmarco Ottaviano, 2003,“Regional Policy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s ights from New Economic Geography", Regional Studies, Taylor and Francis Journal s, 37(6-7).[ZK)]
［7］[ZK(]Baldwin, Richard E. and Krugman, Paul, 2004.“Agglomeration, Integrati on and Tax Harmonizat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Elsevier, vol. 48(1).[ZK)]
［8］[ZK(]Devereux, Griffith and Simpson, 2007,“Firm Location Decisions, Region al Grants and Agglomeration Externaliti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91.[ZK)]
［9］[ZK(]Toshihiro Ihori, C.C.Yang,2009,“Interregional Tax Competition and Int rare gional Political Competition: The Optimal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under Repres entative Democracy",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66(3).[ZK)]
［10］[ZK(]Diego Puga, 2002,“European Regional Policies in Light of Recent Loca tion Theo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vol. 2(4).[ZK)]
［11］[ZK(]Johannes Becker and Clemens Fuest, 2009,“EU Regional Policy and TaxCompe tition", Oxford University Centre for Business Taxation, Working paper no.02.[ZK )]
［12］[ZK(]Xiao-Ping Zheng,2007,“Economies of Network, Urban Agglomeration, andRegi onal Development: A Theoretical Model and Empirical Evidence", Regional Studies, 41(5).[ZK)]
［13］[ZK(]Eric Toulemonde,2006,“ Acquisition of Skills, Labor Subsidies, and A gglomeration of Firms",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59(3).[ZK)]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Explanations on IndustrialTransfer
Ding Jianjun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th eories, NEG expla ins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phenomen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increasing returnof scales and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considers that there is no necessarydifference in First Nature, when the space is even and identical, industrial re location also will occur, then, it gives some special interpretations about theprinciple of industrial transfer. Bases on the current literatures, this paper s ums up the NEG explanations of industrial transfer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 ts, such as,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mechanisms,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charact ers, laws and influence factors, the economy and welfare influences of industria l transfer and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promotion policies and their effects.
克鲁格曼曾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因成功预言随后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而名噪一时。值此全球性金融动荡不安之际,克鲁格曼的获奖容易使人联想到两者之间是否有关联。客观地说,两者之间并无直接联系。克鲁格曼确实在国际金融领域做出了一定贡献,尤其是提出了著名的汇率目标区理论,但他获奖的直接原因是其在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1977)所创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基础,出现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理论贡献的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在克鲁格曼看来,这一系列新经济学研究浪潮可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次浪潮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所出现的新产业组织理论,构建了分析产业组织与结构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第二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所出现的新贸易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国际贸易理论模型。第三次浪潮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新增长理论,构建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第四次浪潮则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所出现的新经济地理学,试图根据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对经济的空间结构做出新的解释。克鲁格曼本人既是新贸易理论的主要缔造者,又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重要领军人物。
克鲁格曼对经济学的突破性理论贡献之一是创建了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有别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之处,在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之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之上。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在国际贸易中,各国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因此,贸易应在资源禀赋差异最大的国家间发生,例如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而欠发达国家出口农产品。然而自二战以来,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却并不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而是在要素禀赋极为相似的先进工业化国家之间。同时,大量的贸易不是在不同行业之间发生,而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导致一个国家可能既出口汽车也进口汽车。这些事实对传统贸易理论构成了严峻挑战。
克鲁格曼在《收益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1979)、《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格局(1980年)等论文中所提出的规模经济理论是对李嘉图传统的背离。该理论认为,即使在不存在比较优势的情况下,规模经济本身也可以是产生贸易的原因。尤其是产业内贸易使得专业化与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并进而导致更低的价格和更大程度的商品多样化。虽然历史上也曾有经济学家认识到规模经济是导致贸易发生的原因之一,但他们没有将这种思想模型化并做出合乎逻辑的推论。克鲁格曼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迪克西特—斯蒂恪利茨所构建的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拓展应用于具有可分性产品的国际贸易领域,从而构建了一个不仅是全新的,而且是综合了传统观点的新贸易理论模型。
克鲁格曼认为,新贸易理论模型为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政策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因为,当交换基础是各种要素的禀赋差异时,开放贸易会有损于双方中某一方的利益;但如果交换是以规模收入递增为基础,贸易开放就会对双方均有利。
克鲁格曼的另一突破性理论贡献是多年来致力于经济地理学的复兴研究,创建了新经济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他最早对新经济地理学思想进行的系统阐述见于1991年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这一论文中,并在随后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中进行了深入探讨。克鲁格曼认为,以前主流经济学由于缺乏分析“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工具,导致空间问题长期被排斥在外,现在,由于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等分析工具的发展,可望将空间问题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范畴。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报酬递增规律如何影响产业的空间集聚,即市场和地理之间的相互联系上。他的基本观点是,规模经济与下降的运输成本相结合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以及为什么相似的经济活动集聚在相同区位。克鲁格曼曾运用“中心—”模型分析一国内部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在该模型中,处于中心的是制造业地区,是农业地区,区位因素取决于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相互影响。假设工业生产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而农业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生产活动将趋向于空间集聚。
克鲁格曼还通过重新诠释马歇尔关于外部经济性的观点进一步论述了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在他看来,产业地方化现象产生于基本要素、中间投入品和技术的使用等供应方面的外部经济性,具体而言分别是:1、劳动力市场的“蓄水池”效应。即来自同一地方、同一行业的许多企业的聚集能集中越来越多的技术工人,帮助企业克服种种不确定性。2、中间投入品效应。一种产业长期集聚于一地可以吸引许多提供特定投入和专业化服务的供应商,使之逐渐成为地区的生产中心。3、技术“外溢”效应。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信息在地区内部更易流动和获得,因而聚集在一个地区内的企业更易获得正的外部性效应。
克鲁格曼认为,报酬递增同时以规模经济和正的外部性方式出现,在产业集聚的形成进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前者使产业在特定区域集中,后者使不同企业和相关产业集中,造成地区专业化,这样,产业的空间集聚和区域专业化就成为克鲁格曼运用报酬递增原理来分析产业集聚现象的两大依据。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有别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处在于,它采用了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模技巧对空间经济结构与变化过程进行了重新考察,对传统经济地理学家提出的某些问题的直观表述进行了较严格的论证和说明,从而试图将经济地理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范畴之中。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多重均衡、历史、预期、突变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是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空间经济活动的基本视角,它们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内涵。同时,由于新经济地理学将空间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范畴,因而也丰富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在克鲁格曼看来,新经济地理学应看作是对新贸易理论研究的深化,甚至可以认为,新贸易理论将在某种程度上包容于新经济地理学之中。尤其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推进,经济的竞争主体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国家之间而是区域之间的竞争。
关键词：空间经济学；新经济地理；空中楼阁
2008年，新经济地理学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获得了诺贝尔奖，以表彰其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地域等方面所做的贡献。而新经济地理因为研究空间经济活动的独特创新性又被称作“空间经济学（The Spatial Economy）”。
藤田（Fujita）、克鲁格曼（Krugman）、维纳布斯（Venables）和蒲格（Puga）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构建新的经济地理模型，掀起了一场空间经济学革命。空间经济学模型假设世界是均质的，它不需要通过山脉、河流、港口等自然条件的外生差异来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而是通过规模经济所产生的向心力和运输成本、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等产生的离心力相互作用，内生出空间经济活动的分散或集聚等状态。
空间经济学理论研究为解释经济活动的集聚和扩散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方法和工具。但是，就像所有新技术与新知识的发展一样，空间经济学在其理论和应用上也存在一些不足。外界的批驳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是过分抽象化。空间经济学家所指的区域或区位常常代表经济空间中抽象的点或其他形状，但因为数学建模的局限性，现实中的制度、文化、社会、历史等重要因素却较难融入空间经济模型。正如空间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Krugman，1998）所言：“空间经济学只是为经济学向空间进军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了一个工具”。
二是过分依赖数学模型。克鲁格曼认为缺失数学模型是空间经济学的前身――经济地理学在时代中迷失方向的主要原因，“没有什么可以取代模型，我们一直都在借助简化的模型思考问题”，“最终，我们会借助巧妙的模型把空间问题纳入到经济学中来”。他认为复兴经济地理学的关键是重建数学模型的权威，因此在把经济地理学纳入主流经济学的过程中，空间经济学家普遍采用了主流经济学家最认同的工具――数学模型。
三是缺乏经验研究。空间经济学注重的往往是抽象、简化的数学建模，这些建模和复杂的现实相去甚远。虽然空间经济学家在他们的模型中也使用了一些经验检验，但这些案例典型性较差，因此说服力不强。霍尔（Hoare，1992）在批评克鲁格曼所标榜的空间经济学时就指出，他们的分析建立在“最薄弱的经验支持”基础之上。
四是缺乏系统性。空间经济学虽然在模型化、动态化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就整个理论体系而言，还显得比较零散，需要进一步加强其系统性。正是这些不足的存在，使得空间经济学的质疑者认为其只是一座“空中楼阁”。
正如其批判者所说的一样，空间经济学家也意识到了现期空间经济学面临的局限，因此藤田、克鲁格曼、维纳布尔斯（1999）建议未来在空间经济领域应关注以下工作：
一是扩展理论菜单。空间经济学家认为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合力决定了经济体的分散或积聚，他们眼中的向心力包括关联市场、厚市场、知识外溢和其他外部经济，离心力包括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土地租金、运输成本、拥塞和其他外部不经济。但在建模时为了简化问题，代表性的做法是只把关联效应作为向心力，把要素的不可流动性作为离心力。扩展理论菜单的提议不仅包含了对可能理论菜单更加系统化的探索，而且包含了在建模时还应该考察在多种向心力和离心力同时发生作用时模型表现出的变化。
二是经验研究的支撑。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空间经济模型特有的强烈非线性对计量经济学方法提出了重大挑战，因此关于空间经济模型的经验研究相对缺乏。但作为一种方法，经验研究可以用来判断究竟哪些因素之间存在真正的相关，同时也可以用来指出模型在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扩展。
三是量化。这里所指的量化不仅仅指适合实际数据的模型，更重要的是指那种理论一致的模型，模型的参数建立在数据和假设融合的基础之上，因此可以对这类模型进行模拟分析。这将使空间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可以应用的学科，能够衡量假设条件的冲击对经济的空间结构产生的影响。
四是福利。虽然空间经济学家首先关注的是实证研究而非规范研究，所以在研究经济地理问题的早期更加关注模型解释现实而不是指导实际问题的能力，但空间经济模型的空间结构是外部经济所代表的向心力和外部不经济所代表的离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外部（不）经济促使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而政府干预的基础――正是那些还需要大量的经验研究支撑的外部（不）经济所代表的福利。
可见，空间经济学家在认可空间经济模型建模方式的基础上，认为其还不够完善，应该在其不足的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扩展。而空间经济学的外部批评者则把矛头主要指向用过分抽象、简化、假定严格的空间数学模型描述现实经济方面，就像区域科学的先驱艾萨德将主流经济学对空间的忽略称为“没有空间维度的仙境（Alsard，1956）”一样，空间经济学的批判者认为考虑空间因素的空间经济学也只是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因此空间经济学模型是不是过于抽象、简练以至于脱离现实就成了空间经济学家说服批判者，并进一步深入研究以发展其学说的大前提。空间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Krugman，2003）就坦言：“空间经济学从创立到现在已有十几年的历史，在它提出的头几年，经济学家为重新开启从前未涉足过的领域而兴奋。但是，当他们认识到空间经济学的模型太简单、程式化，而与现实的经济地理相去甚远的时候，相应的怀疑和批评就接踵而至。”
诚然，空间经济学模型不可避免的存在缺陷，但它独特的视角却足以颠覆以往的经济学研究。
一是它采用了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模技巧对空间经济结构与变化过程进行了重新考察，对传统经济地理学家提出的某些问题的直观表述进行了较严格的论证和说明，从而将经济地理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范畴之中，丰富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二是它不仅建立了贸易和增长理论的直接联系，而且将贸易和增长相辅相生的机制以及贸易成本的变化对贸易、增长、专业化和分工的非线性影响都完全动态化，是对传统经济地理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完善。
三是空间经济学研究空间经济活动的基本视角是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多重均衡、历史、预期、突变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丰富和发展了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内涵。
四是它的基本观点是规模经济与下降的运输成本相结合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以及为什么相似的经济活动集聚在相同区位。
五是它的主要贡献在于将传统的贸易理论所强调的趋同力量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发展经济学家所描述的趋异力量融入到一个共同的分析框架内，使得我们可以将趋同力量与趋异力量与微观经济状况结合起来研究问题。从这些方面而言，空间经济学获奖无愧。
综上可知，空间经济学革命将空间分析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是报酬递增理论革命的延续及其在经济地理学领域的最新发展。这种将以往经济学家难以驾驭的垄断竞争、规模经济、要素流动和运输成本融入到统一框架之中的空间经济模型丰富了经济地理学的方法和内涵，扩展了经济学的理论菜单，具有很大的创新性和前瞻性，因此受到普遍关注。在当前动荡的国际经济形势下，经济竞争主体在很大程度上从国家之间转到了区域之间，空间经济学为研究这种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视角。空间经济学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既扩展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又为现实的经济发展提供前瞻性指导，必将在后继的经济学研究中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FUJITA M,PAUL KRUGMAN and ANTHONY J.VENABLES.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The MIT Press,1999.
2、Dixit A and Stiglitz J,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7(67).
3、KRUGMAN,PAUL.Space:The final frontier[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8(2).
4、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HOARE A.Review of Krugman’s ‘Geography and trade’[J].Regional Studies,1992(26).
6、藤田昌久,克鲁格曼,维纳布尔斯著;梁琦主译.空间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7、KRUGMAN,PAUL.Where in the world is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A].in Gordon L.Clack,Maryann P.Feldman and Meric S.Gertler.The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C].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
8、Krugman P.First Nature,Second Nature and Metropolitan location[J].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1993(33).
9、David,Paul A.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2).
10、Fujita M.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3(67).
11、Fujita M.and Mori T.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Evolution of Urban System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7(43),
12、刘安国,杨开忠,谢燮.新经济地理学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之比较研究[J].地球科学进展,2005(10).
13、李仁贵.克鲁格曼与“新经济学”研究浪潮――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解读[N].光明日报,2008-11-03.
关键词：农业院校 经济地理学 教学思路
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的重要分支，也是土地资源管理、测绘工程、经济学、物流管理等专业的必（选）修课。经济地理学的原理在经济活动和区域、资源、环境、地理空间的发展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农业院校的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开设了《经济地理学》课程，但如何体现课程特色并且与专业特征相结合，符合专业需要，是教学过程中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1、课程特色
1.1研究内容
经济地理学是地理科学系统中重要的一门分支科学。它以人类经济活动的地域系统为中心内容，即研究经济活动区位、空间组织及其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地理特征，探讨地域经济发展规律，其研究内容主要包含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具体区域的生产布局和组合规律、生产和经济部门的布局规律三方面。
1.2学科特性
经济地理学的特性表现在其所特有的地域性（区域性）和综合性。地域性是经济地理学的根本特性。经济地理学所研究的对象都必须落实到一定的地表空间上，即落实到地域上，这样所研究的内容才有针对性和实践意义，不同的地域都有各自的特征，因此相同的理论在不同的区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地域分异规律也是经济地理学地域性的核心问题。
经济地理学的综合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地理学学科性质要求对自然、技术、经济等条件进行综合；二是经济地理学的地域性要求对特定地域内的诸多条件进行综合，也要求对地域之间的差异与分工进行综合；三是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历史性和发展性，要求对产业布局的历史、现状与发展方向进行综合。
1.3基本理念
作为地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经济地理学课程教学同样遵循地理类课程教学的基本理念：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学习对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构建地理学思维模式；培养熟悉现代信息技术的实用人才。
2、《经济地理学》课程体系与教学概况
经济地理学通常是高校人文地理学专业的主干课程，相关课程体系较完善，如经济地理学导论、自然地理学等，学生在学的过程中能较系统的学习和掌握；相比之下，农业院校土地管理专业开设经济地理课，不能照搬地理专业的教学模式，培养目标也有所差别，因此在课程体系及教学模式上都要有针对性和实用性。
在现代学科体系中，《经济地理学》课程被划归为理科，但实际上，由于其内容体系涵盖了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管理等多门学科的内容，因此基于不同的学科体系，对学生教学内容的偏重点也应有所侧重。但从一些研究资料来看，目前农业院校《经济地理学》课程教学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知识结构欠合理，大多数教学组织限于课时以及其他教学条件的影响，偏重于理论，缺乏实践，与专业的结合方面仍存在不足，因此学生的能力得不到锻炼。另外，课程体系设置不合理，《经济地理学》是一门涵盖众多学科内容的交叉科学，因此在课程设置时要全面考虑其他课程的先修或者同时进行，如自然地理学、自然资源概论等课程。
另外，对农业类大学土管专业的本科学生而言，目前适合专业实际需求的经济地理学教材不多，辅助教材更少，特别是实践教学的辅助教材几乎空白。各门课程（包括实践课程、野外实习）的教学大纲既不健全也不规范，没有标准体系。而目前实验室、实习基地的建设重点仍放在“自然地理”和“技术地理”（如地理信息系统、地图测绘等）方面，适合土地管理专业的实验室和实习基地建设仍明显滞后。
目前高校《经济地理学》课程教材主要有李小建教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经济地理学（第二版）》；耿莉萍编写的高等财经院校21世纪教材《经济地理学》；刘艳芳教授等编写，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经济地理学――原理、方法与应用》等。我校土地管理专业选用后者，该教材系统的探讨了经济活动地理空间组织的基本原理、方法和应用，突出了经济活动地理空间组织原理和方法在区域发展决策中的应用，即区域农业布局、区域工业布局、旅游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城镇体系规划和环境规划等，对土地管理专业的学生而言更贴近一些[1]。
3、教学思路
农业院校经济地理学的教学应着眼于三个方面：第一，经济地理学教学必须反映学科的新进展。第二，经济地理学教学必须使学生掌握分析与解决问题的基本地理思维方式与方法。第三，经济地理学教学必须要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加强专业知识基础，使之成为复合型人才[2]。
3.1结合专业特点，树立地理观念
所谓地理观念就是地球表层的整体观念、区域观念、环境观念。学习各类基础知识和分支学科的目的集中于一点就是为了认识地理环境和建设地理环境，能够用正确的地理观念去思考和分析问题。
地理学的知识领域很宽，任一专业学科和地理学都会有联系。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已成为一种趋势，单一的不与其他学科发生联系的学科越来越不多见。地理学与自然、社会、经济、人的行动与心理等各个方面发生密切的联系，对与地理科学和自己专业有关的知识要熟悉、了解，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的某个方面要专深、精通，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会有所作为[3]。
土地管理专业要依据区域经济发展、社会需求和科学的职业岗位分析，界定专业的培养目标、业务范围、知识与能力结构，依据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构建适合专业特点的实用型课程体系。整个课程体系的设置要以达到培养学生全面素质和综合职业能力为目的。在经济地理学教学过程中，应紧密结合学科发展趋势，不断优化课程内容结构。结合土地管理专业本科生培养目标，突出重点原理的讲授和应用实践能力培养，经济地理学教材中一些较为复杂的计算公式的推导可以省略，只要交代清楚确定的原则、所用的方法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技巧，直接给出结论，进行应用方法的讲授即可，对简单的内容、易于自学的知识进行简化讲授，使学生接受的是如何全面系统的思考问题和解决经济地理学以及其它问题的方法的教育，而不是数学知识的运用，这对培养应用型人才非常有利。
3.2反映学科进展，创新思维模式
传统的地理思维主要是剖析不同区域的内部结构，揭示不同区域特征的差异性和相似性、区域之间的联系以及它们之间发展变化的制约关系。而地理事物的多样性、整体性决定了地理思维的综合性特点，从总体特性上进行研究，注意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同时要运用和吸取相关学科如经济学、生态学、行为学和政策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经济地理学是地理学中学科发展较快的学科，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学科研究，从开始主要集中于产业发展与布局研究，到经济活动全球化、新经济地理学、可持续发展、区域创新网络、以及其他解释经济活动空间形象的非经济因子作用的各种理论如“嵌入理论”以及“网络联系理论”等的研究，均取得较大进展。经济地理学教学必须反映学科的新进展[4]。
地理善于区域研究、综合和宏观论证，地理学具有极大的超前性，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对知识经济及国家创新系统的研究等；地理信息系统的发展，通过计算机技术与空间数据的结合和一系列空间操作与分析，为区域规划、管理决策提供了强有力的信息，强化了地理的决策思维，也促进了学科的决策化。客观上为其走向高层次决策领域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教学的过程中必须紧紧抓住地理思维特性这一切入点，强调培养学生运用创新地理思维方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把握住了这种思维的特征，才可以应对不断变化的问题，增强分析与解决问题的灵活性，才能使分析问题的过程更好地体现出地理性，也才能更为全面、彻底地贯彻素质教育。
3.3加强实践教学，提高综合能力
学习经济地理学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结合，课内与课外结合。目前广泛开展的土地利用规划、各种乡村规划（如集镇规划、乡（镇）域规划、村庄规划）和土地评估、地籍管理等，无不表明地理实践思维对国民经济的重要贡献，新时期这一思维特性还将进一步发挥。
实践基地是开展实践教学的重要场所。可以按照就近原则，建立以学校所在城市作为课程实践的主要基地，根据经济地理学、城市规划、区域分析与规划、区域发展战略、房地产评估、地籍调查、土地资源管理等实践内容开展系列讲座，参观相关机构、部门、科研院所的工作流程，熟悉工作环节等。充分利用校外教育资源来弥补校内教学资源的不足，增强学生参与实际工作的能力。
另外要树立能力本位理念，在学生职业能力的训练上下功夫，提出学生在校期间职业能力的训练项目，如计算机辅助制图能力训练、土地利用现状调查能力训练、城镇体系规划设计能力训练、房地产估价能力训练等等，学生在毕业时要取得相关的职业技能等级或资格证书，为将来从事土地资源利用与管理相关工作，奠定扎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刘艳芳．经济地理学――原理、方法与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 。
[2] 李国平．关于经济地理学教学及其改革的初步探讨[J]．经济地理，2002，22（1）
[3] 白光润．地理学导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3
关键词: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产业内贸易;战略性贸易政策;新经济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7-0019-02
1 引言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以表彰其在“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区位方面的分析”取得的突出成就。克鲁格曼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了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提出了国际贸易新理论。以此为基础,克鲁格曼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同时将国际贸易新理论的思路运用到分析国家或地区的生产活动的集中与聚集,提出了新经济地理学。
2 产业内贸易
古典经济学时期,斯密认为两个国家生产相同产品时的生产成本差距是贸易发生的原因,而李嘉图则进一步认为,只要两个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不一样,则这两个国家之间就有理由发生贸易。不过,李嘉图的理论并没有解释不同的国家之间为何会有机会成本的差别,也没有预测国际贸易的格局。
1933年俄林吸收了他的老师赫克歇尔(E.F.Hecksher)的观点,建立了要素禀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各国机会成本差异或比较优势差别的原因是它们的生产要素禀赋不同。因此,赫俄理论对国际贸易格局的预测是:各国出口那些密集使用它们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那些密集使用它们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据此,贸易应该在资源禀赋差异最大的那些国家之间发生,如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生。
然而二战后,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发生在要素禀赋相似的先进工业化国家之间,同时大量的贸易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而不是传统人们熟悉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及不同行业间的贸易。此时,克鲁格曼成功的引入规模经济、产品差别化和不完全竞争对之进行了解释。
克鲁格曼对一个典型的垄断竞争市场做了两点假设:一是产品的差异性;二是每个企业在制定自己的价格政策时不考虑会影响到其他企业的产品价格。同时假定平均成本曲线随产量增加而下降,代表了垄断竞争企业具有规模递增的生产能力。垄断竞争的行业并不限制企业的自由进入和退出,因此长期的垄断利润等于零。以行业总的市场规模为既定约束,克鲁格曼分析了导致垄断竞争行业长期均衡状态实现的两种关系:一是该行业的企业数目同该行业产品的平均价格之间的关系;另一是该行业的企业数目同企业的平均成本之间的关系。图1中的PP曲线表示,行业中企业越多,竞争就越激烈,该行业产品的平均价格就越低,每家企业的平均定价就越低。CC曲线表示,行业中企业越多,每家企业的平均成本就越高。两条曲线相交的E点是行业的长期均衡点,此时行业中各企业平均价格等于平均成本,垄断利润为零,对应的企业数目是n。在E点左边,P>C,垄断利润存在,有企业进入行业;在E点右边,P
图1
在垄断竞争行业中,产品的种类是由厂商数目决定的,而各企业的生产规模则是由其市场份额的规模决定的。图1中CC曲线右移到C′C′位置显示了市场规模扩大的效果,行业内的企业数目增加,各企业的市场份额从而生产规模也就扩大了,从而可以以更低的平均成本(更低的价格)出售其产品。比起没有贸易的情况,每个国家都能专业化生产更小范围的差异产品,并从别国进口本国不生产的产品,每个国家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品种上都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商品。两个国家同时进口和出口同一行业的产品,就构成了所谓的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
若两国要素禀赋非常相似,那么产业间贸易会很少,而基于规模经济的产业内贸易则会占据统治地位。厂商生产有差异的产品,同时,消费者对不同产品的需求会继续促使两国进行产业内贸易。在一个规模经济起重要作用的世界里,其贸易模式是不可预测的,由于历史因素或偶然事件决定了贸易模式的细节。
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存在时,贸易是有益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报酬递增带来的生产规模扩大效应;(2)产业集中带来的规模经济收益;(3)不完全竞争加剧企业竞争而减少公司数目,使贸易得益增加;(4)产品多样性。
3 战略性贸易政策
克鲁格曼在运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分析国际贸易发生原因的基础上,分析了在寡头行业中,本国政府采取保护措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方式)的重要性。假定:(1)市场由两国两个寡头垄断厂商分割,两者能够在不同市场上索要不同价格,并在第三国市场上展开竞争;(2)存在规模经济效应,即厂商的边际生产成本随产出的增加而下降,边际成本曲线向下倾斜。在这两个假定下,一国受到保护企业的销售额会增加,其边际成本将随着生产扩大而递减,而外国企业的销售会减少,其边际成本将随着生产缩小而递增。结果是贸易保护增强了本国厂商在对方国家及第三方市场上的竞争力。
对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克鲁格曼运用了空中客车和波音公司的例子进行说明。欧洲国家对空中客车支付了少量补贴,但却获得了很大的收益,波音公司却失去了整个市场份额。假定空中客车和波音公司都能够生产某种有150个座位的飞机,产品销往第三个国家。如果两个公司都生产,则每个公司将亏损5亿美元;如果只有一个公司生产,另一个公司退出,则生产者将获利100亿美元,而退出的公司既没有收益,也没有亏损。此时,两个公司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表1 波音和空中客车的支付矩阵
波音生产退出
空中客车
生产(-5,-5)(100,0)
退出(0,100)(0,0)
在这种情况下,波音和空中客车公司博弈的均衡结果并不唯一,如果波音生产,则空客会退出;如果空客开始生产,则波音会退出。因为空中客车进入将导致两个公司都亏损。假定欧洲国家意识到占领该型号飞机的巨大市场利润,对其补贴10亿美元,那么两个公司的支付矩阵将变为表2所示;
表2 欧洲补贴时波音和空中客车的支付矩阵
波音生产退出
空中客车
生产(5,-5)(110,0)
退出(0,100)(0,0)
在欧洲国家对空中客车补贴时,无论波音公司是否生产,空中客车只要生产就能够获得正利润,其最优策略必然是生产。如果美国不对波音公司进行补贴,那么它必然退出该市场。在这个简单的例子中,欧洲国家只付出了很少的补贴(10亿美元),就为空中客车带来了100亿美元的利润。
克鲁格曼把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工具区分为三类:一是通过税收减让、补贴贷款或者出口信贷等方式给目标产业或企业以金融支持;二是管理部门设置的市场准入限制;三是帮助国内企业进行合作研究和开发或者进行企业兼并。经过实际考察,发现金融支持对于欧洲的空中巴士集团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对市场准入的限制、政府支持半导体及机械制造工业中的企业合作研究,这两项政策可能帮助日本工业提升了同美国竞争的能力。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本国经济采行了战略性保护政策,这种政策迅速提升了日本工业的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其结果是使得原先美国在贸易中领先的产业,如钢铁、汽车、电子等产业的贸易优势逐渐被日本所取代。
4 新经济地理学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产品流动可以代替要素流动,要素流动也可以代替产品流动,无论是产品还是要素,只要有一个能够充分的自由流动,就可以得到要素价格均等化。如果两者中只有一个可以自由流动,那么,它们的流动方向是相同的,而且都能使要素价格和消费趋向均等化。但是对于上述论点的后一部分,克鲁格曼持不同观点。他表明:如果产品不可贸易,而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则要素将流向错误的方向(指与传统贸易理论在这样的假设背景下会得出的要素流动相悖的方向)。该段论述的背景假设为:多地区、多产品、单要素(劳动)、规模递增及运输成本较大(几乎能使区间贸易消失),而要素可以流动。
两地区自由贸易模型
地区A的人口禀赋高于地区B(即地区A人口相对多)。两个地区有相似的经济结构――两个产业:一个是存在不可流动的要素投入的农业,另一个是所有投入要素都可以流动的制造业。农业规模报酬不变,而制造业有递增的规模经济。两地区的制造业技术水平相同,即生产函数相同,但生产差异产品。假设两地区的需求偏好是相似的,厂商与工人对于收入都是风险厌恶型的。假设厂商的产品定价策略是根据边际成本和需求弹性来决定的。
三种均衡分析的结论如下:一是,一般静态均衡:B区人口禀赋小,购买力相对弱,面对相对较小的需求,限于规模经济,生产量较小,产品价格相对高。从而生活、工作在B区的人口福利小于A区。二是,两地区不存在贸易和要素流动障碍时的经济均衡:要素禀赋较小的地区B可流动产业(制造业)和产业工人将移居禀赋较大的地区,形成产业群。A地区形成为一个工业带或是城市,该地区居民享受较多且平稳的就业及规模经济带来的低价格(无运输成本),实际工资率上升。B地区的农业人口接受较高的产品价格(有运输成本)。三是,补充说明厂商的生产区位选择:在规模经济效应不变时,当运输成本大于某个临界值,要素的流动就不会集聚于原本就比较丰裕的地方;当运输成本小于某个临界值,要素的流动就会向原本就比较丰裕的地方集聚。
新经济地理学主要关注空间成本中的产品运输成本,而对要素流动成本重视不够,该理论认为当运输成本较低时,区域产业活动趋于集聚。在发达地区之间,将形成专业化分工现象,相对落后地区而言最终形成中心―结构。因此,降低贸易成本有利于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而该进程意味着落后地区被锁定于传统产业,有沦为地区的危险,于是这种做法常常受到落后地区政府的反对。我国改革开放近30年历程,也就是表现为破除影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反对地方保护主义,促进统一市场形成的过程。促进落后地区的工业化不仅仅是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的转变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劳动分工不断深化、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只有落后地区顺利地实现了工业化,区域间的技术水平差距得到降低,才能更有利于区域一体化进程,也有利于发达地区的产业顺利转移与升级。
参考文献
[1][美]保罗•克鲁格曼.克鲁格曼国际贸易新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2]许统生,涂远芬.保罗•克鲁格曼及其主要学术思想[J].国际视野,2009,(1).
[3]Paul R Krugman , Intra-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nd the Gains from Trad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1 ,vol1891
[4]Krugman(1980),Scale Economies,Product Differentiation,and the Pattern of Trad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950
[5]李增刚.国际贸易新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主要理论述评[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12).
[关键词]产业集群；新经济地理学；新产业区；区域创新环境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的产业集聚原理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伴随着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产业集群的实践，得到了理论界与实践界的充分认可。然而，理论界对于产业集群的认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最初对产业地理集聚现象的观察，到描述、分析、比较这一现象，再到导人集群的概念，然后以此为基础，探讨集群竞争优势及成因、分析集群的演变与形成机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产业集群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大大地丰富了产业集群理论的内涵。本文将在对现有产业集群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以期能够对产业集群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有所助益。
一、产业集群的内涵
产业集群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Porter(1990)的经典论著《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但在该论述中，Por-ter只是将这个概念作为研究中的一个分析要素，并没有给出精确的产业集群定义。在此之后，有很多学者从各自领域与行业出发给出了很多关于产业集群的定义。
虽然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权威的精确的定义，但从产业集群内涵的相关文献梳理可以看出，产业集群应该涵盖这样的一些内容：首先，产业集群是对应于一定的区域而言的，是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基础之上的经济活动的一种空间集聚现象；其次，产业集群依赖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一个包含了某一产业从投入到产出以致流通的各种相关行为主体的完备的价值增值网络；最后，产业集群是一个介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新型的、高效的经济组织形式，在其内部能够实现知识和技术等现代资源的充分流动。
二、产业集群理论演化的若干脉络
对于产业集群理论这种懵懂的认知，在理论界持续了近70年之久，直到Porter和Krugman关于产业集群经典论述的出现，方才将产业集群的理论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引发了新的产业集群的研究热潮，并最终形成了以目前这种横跨经济学、管理学、经济地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共同研究的局面。本部分将围绕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集群理论的不同研究领域，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以揭示产业集群理论发展的内在规律。
(一)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集群理论
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主流经济学家Krugman、Fujta等运用主流经济学建模手段来解释经济的区位问题，该经济学分支被Krugman称作“新经济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吸收了城市经济学、区域科学和经济区位论等有关空间经济的传统思想，结合产业组织理论中有关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模型的最新进展，试图构建“空间经济”的理论体系。它比较注重国际经济学与地理区位及运输费用(贸易壁垒)的关联，通过规范的模型分析方法，基于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假设，提出了一系列复杂的空间经济模型，来模拟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的相互作用，并据此来考察产业集聚、城市集聚以及国际贸易的形成机理，寻求产业集聚持续发展和多重均衡实现及被打破的条件，强调区位和外部经济的作用等在产业集聚和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集群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制造业(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性趋势，并阐明由于外在环境的限制，如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原因，产业区集聚的空间格局可以是多样的，特殊的历史事件将会在产业区形成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现实中的产业区的形成是具有路径依赖性的，而且产业空间集聚一旦建立起来，就倾向于自我延续下去。
可以说，新经济地理学试图通过主流经济学理论搭起经济学与地理学之间的桥梁。它通过理性决策和间接的一般理论来模型化离心、向心之间的均衡问题，大大地激发了产业集群研究的活力，促进了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然而，新经济地理学由于将研究的焦点置于模型的建设与完善上，难免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软的要素(如文化、制度)忽略掉，使得该理论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经验洞察力不足和对区域经济发展能力以及相关政策出台对区域经济所造成的冲击力预测不足的困境。
(二)产业集群的新产业区理论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面对着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发达国家的绝大部分地区呈现了经济衰退景象。但是，在诸如美国的硅谷、意大利的东北部(如艾米利亚一罗马捏区)和中部等地区，却与大经济环境相背，出现了经济增长稳中有升的现象，成为抵挡和战胜经济衰退的“领头军”。这一情景，引起了专家学者们的极大兴趣。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在这些区域和历史上马歇尔所描述过的产业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学者们将它们归为一类，称之为新产业区。新产业区这一概念提出来之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诸多学者，根据本国的实践，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特征予以了高度的概括，并就新产业区的标志、新产业区形成机制等发明展开了充分的研究。归纳现有研究，新产业区是由服务于全国或国际市场的中小企业组成的，是既竞争又合作的中小企业的综合体，它为竞争优势产业提供了区域创新环境。区内独立企业之间通过中介机构结成稳定的合作网络，从而促进技术创新和区域发展。新产业区成功的法宝是促使企业不断创新，以及技术、经济、社会三者协调并持续发展，新产业区的研究对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进一步可以概括出新产业区理论的核心，就是通过构建中小企业集群网络，依靠内源力量来发展区域经济。在丰富的文化底蕴下，区域内各行为主体通过中介机构建立长期的稳定的关系，结成一种合作网络，共同打造成一种独特的区域经济环境。这种环境不但促使企业不断创新，而且使区域内的社会、经济、技术得到协调的发展。新产业区，不能单纯依靠外力(主要指外来资本和本地的自然资源禀赋等)来得到发展，也不能通过凯恩斯式的政府干预来发展，它强调的是自立型发展而不是依附型发展。
新产业区理论的提出，为人们构建区域发展的增长极找到了一个有力的理论支撑，然而，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国际化的今天，该理论直接面临着企业、市场与社会条件变化所带来的各种冲击。如何在动态的环境中实现理论的创新成为新产业区理论下一步发展的关键。
(三)战略管理的产业集群理论
战略管理学派对于产业集群理论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从1986年起，Porter教授率领由30多位研究者组成的调查组，历时四年时间对丹麦、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新加坡、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等十个重要贸易国进行了调查研究和经验总结。研究中发现，很多国家都能在一个或多个产业中培育许多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根据10个国家中10个例子的分析，Porter将这些不断创新企业的竞争优势归结为企业在国家结构中两个变数和四个因素的状况，即企业的战略结构、竞争对手和要素条件、相关及支撑产业、需求条件、机遇以及政府，他将这些因素称为“钻石”系统(如图1)。
透过“钻石模型”，Porter解释了一个国家的企业(或行业)如何取得持久的国际竞争能力。按波特的观点，国家在某个特定的产业取得成功，是因为产业内部环境是动态的、充满竞争的，能够刺激企业不断进步和扩大优势。最为重要的是，“钻石”系统的各个因素组成一个相互增强的体系，其中一个决定因素可能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状态。当某产业各个“钻石”因素都匹配得很好时，那么该产业中或产业间将有一“簇”而不是一个成功企业，这些企业相互支持，竞争压力和连续的创新是前进的动力，而公司间的竞争与合作不仅是龙头企业而且也是该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公司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只有在每一个要素都积极参与的条件下，才能创造出企业发展的环境，进而促进企业投资和创新。因此，地理集中是必要条件。地理集中造成的竞争压力可以提高国内其他竞争者的创新能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地理集中而形成的产业集群将使六个基本要素整合成一个整体，从而更容易相互作用和协调提高，形成产业国家竞争优势。Por—ter在其竞争优势理论中指出，国家竞争优势的获得，关键在于产业的竞争，而产业的发展往往是在国内几个区域内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在此基础上，Porter进一步对产业集群的形成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最终形成了以“组织变革”、“价值链”和“柔性”等为核心概念的产业集群研究的框架体系。
以Porter为首的战略管理学派，从“是什么影响了国家竞争优势”这一问题意识出发，通过经验总结，发现了产业集群在竞争优势获得中的关键作用，并据此开创了产业集群理论的一个新的流派，对产业集群理论的生成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然而，由于在整个模型体系当中过分强调国家和区域政府在产业国际竞争中的作用，并把复杂的经济活动因素简单地构造成几个基本的要素，而且忽视了跨国贸易活动的影响，使得它只解释了已有的集群是如何诞生和成长的，但不预测它们将如何发展以及什么是还未诞生的“成功中心”等问题。
(四)区域创新环境与产业集群理论
对区域创新环境问题的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创新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该问题最先是由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国科学家组成的区域创新环境研究小组的学者们在研究欧洲高新产业区的过程中提出来的。该小组最初以社会文化环境这一概念为依托，把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与创新活动联系在一起，关注二者的互动关系，并在之后的诸多学者的努力下，逐渐形成了以“创新环境”、“创新网络”以及“集群学习”为核心概念，以“创新相互依赖”为假设前提的产业集群理论框架体系。
区域创新环境理论的核心是了解什么外部条件有利于新企业的成长和现有企业的创新。该理论认为产业的本地化既包括提升整个社区的技术和专业化水平，也包括提供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增加辅助的贸易的专业化服务，满足众多公司的需求，为采用更加专业化的机构创造条件。企业聚集使大家可以共享单个企业无法实现的大规模生产和技术以及组织创新的好处。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其他行为主体之间在发展中相互作用而结合成合作的网络，使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以及新知识、技术和有价值的思想、信息在网络中顺畅地流动、扩散、创新与增值，最终不仅带来了单个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而且也会带来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的竞争力水平的提升。
总的看来，区域创新环境学派对于产业集群的关注，更加强调产业集群在“创新”环境形成的关键作用。该学派把产业集群视为培育创新和创新性企业的场所，同时也关注创新在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理念为理解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形成与作用机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但是，该理论过于强调环境的性质，不但没能很好地说明产业集群和技术创新互动的过程，也没有说清为什么本土化可以使技术和组织更富有活力，使得理论上稍显不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恰恰是未来研究的一个关键维度。
三、现有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从上述对产业集群理论演化的若干脉络的归纳与梳理不难发现，无论是关注于制造业集群的新经济地理学，还是关注于中小企业集群的新产业区理论，亦或是着眼于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区域创新环境理论，还是着眼于全球领先产业的竞争战略理论，这些不同的理论学派虽然关注的产业集群的类别有所不同，研究方法上也各具差异，但是每个理论学派对于产业集群相关问题的研究大都是以“产业集群的内涵与外延”、“集群的特征和决定性因素”、“集群与环境的互动关系”、“集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竞争优势”、“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以及“产业集群的政策体系”等为主题的。透过这些不同的研究主题可以发现，产业集群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产业集群的生成与演进”，然而，综观各个理论学派对于产业集群的生成与演进的研究，无论是马歇尔的“知识的外溢”，还是Kmgrman的“历史事件”，对于产业集群形成的研究往往着眼于问题的某一点，缺乏系统性和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任何一个产业集群，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条件下，不断地通过适应甚至是改造环境，缩减经营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自组织化的产物。由于不同社会经济体系中的环境特征不同，所以必然导致每一个产业集群均有自身的特性。因此，对于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化机制研究，应该基于系统的观念，在对其形成和演化影响因子的构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找出它们相互之间的内在作用关系，进而透过对多个个案的规律性总结，来揭示产业集群的形成机理。
对此需要解决的关键理论问题是：
1重新审视企业的本质。毋庸置疑，产业集群的构成主体就是作为经济实体的企业，为此，探讨产业集群的相关问题就无法在回避“企业的本质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情况下来进行。然而，对于企业的本质问题，当前理论界仍然存在着“契约说”和“生产说”的争论，这直接引致对产业集群形成机理上的认知差异，并不利于对产业集群的制度创新。
关键词：物流地理学 研究 内容 展望
引言
物流地理学是以交通地理学与物流管理学为主要理论基础的，以物流活动的空间发展、变化以及与区域经济相互作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地理分支学科。
1、物流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物流地理主要研究内容为生产力布局的基本条件和物流布局基本原则，是物流学和经济地理学相结合的一门综合学科，通过理解和掌握我国资源分布的格局及规律、资源的需求和市场，来科学地确定合理的物流要素的流向、流量、流程、流体、载体、流速，依据物流布局和运行的基本原则，提高社会经济效益，降低整个社会的物流总成本。电子商务的发展给传统物流带来新的革命，而作为网上商务活动基础的物流，利用GIS、GPS、FRID、条形码等技术可加强对物流过程的全面管理，帮助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现代化综合物流体系。
2、物流地理学中的理论支撑
2.1、地域分工论。地域分工使得资源得以有效利用，从而提高社会的经济效益。物流网络是由点和线构成的有机体，点与点之间根据各自的优势实行合适的分工，充分、有效利用资源，然后通过合理组织，依托物流线路使得货物在各点间顺利流动。尤其是中国的物流业正不断升温，各省市的物流园区、物流中心、配送中心等越建越多，难免造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严重的局面。因此，地域分工理论可以作为物流系统规划的指导理论之一，对内发挥自身优势，对外寻求合作伙伴，从而联手打造和谐、高效的物流圈。
2.2、区位论。区位论是研究经济行为的空间选择及空间内经济活动的组合理论。区位论既可以解决微观层面的问题（如城市物流节点的选址），也可应用于宏观领域，如全球区位论已成为区位论研究的新趋势之一，对于世界上大型的跨国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有着理论指导意义。区位论研究的另一趋势是对空间的高效精细利用，即在有限的空间内经济活动如何实现最佳组合、资源利用最大化的问题。
2.3、空间相互作用理论。空间相互作用理论认为，若两个区域之间的互补性强，可达性好，且没有干扰机会或干扰机会影响较小，则这两个区域之间就会发生空间相互作用，货物、人员、资金、技术以及信息等要素就会通过各自的渠道在区域间不断流动。
2.4GIS和GPS。在物流服务中，GPS技术主要用于运输环节，可对运输车辆进行导航、定位、跟踪以及相关信息的反馈等，在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也便于管理者对运输过程的监控。GIS是一种采集、处理、传输、存储、管理、查询检索、分析、表达和应用地理信息的计算机系统，是分析、处理和挖掘海量地理数据的通用技术。用户可以借助其独有的空间分析功能进行各种辅助决策，如物流相关信息的查询、物流中心的选址、最佳运输线路的选择、配送区域的划分等。总而言之，GIS、GPS等技术手段为物流地理学的研究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它们与其他技术相结合，如EDI（电子数据交换）、RFID（无线射频识别）、互联网信息平台等，使得物流地理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具备了较高的起点。
3、物流地理的新研究方向
3.1、物流产业地理集中研究
产业集群的研究在国际新经济地理学领域属于比较成熟的研究主题之一，尽管国内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对产业集群进行跟踪研究，但是涉及到物流产业集群的研究较少。伴随经济地理学学科背景的强化和理论方向的引导，学术界需加强物流产业地理集中的形成机制、物流产业集群的作用、城市物流集群等方面的研究。此外，物流园区作为产业集群的一种硬件载体，需深化其地理学视角研究，以进一步理清物流集群组织与园区形成关系。
3.2、外向型物流地理研究
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在全球经济运行当中成为重要的影响力量。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对外能源依存度、原材料依存度和贸易依存度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中国保持“世界工厂”地位的背景下，工业制成品产销效率的提高将更多地依赖于原料和制成品外向流通环节的效率。因而加强基于物流视角的贸易地理研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尤其要在各种层次上着重研究基于沿海出口导向产业所产生的国际贸易物流，如国际航运、集装箱、原油、国际配送、国际中转和国际采购基地等。
3.3、物流制度空间效应研究
伴随国内区域发展和市场效率问题，近年来物流体制的改进和市场体系的一体化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虽国内初步出现了一批研究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物流空间效应的研究，但是物流制度（包括产业政策、财税政策、外贸政策等）如何影响区域经济社会空间布局的应用研究基本处于空白。国际上对于国家边界和贸易地理一体化的重大研究，都涉及到了物流制度的安排及其空间效应的变化，而发达国家的运输管制政策和协议等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地理格局的重大调整。
3.4、供应链网络地理研究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动脉产业，物流业具有明显的动态产业特征，是一种动态配置生产要素的产业部门，其在一定地域空间中的区位（节点、网络）及空间组织活动（产业互动体系）能够促使经济地理学研究由“静态”的空间向“动态”的空间转变。在动态生产布局条件下，物流业形成适应性网状布局或供应链配置系统，而从微观的企业行为到物流产业的宏观区域布局，其网络化状态研究具有重要的地理学意义。
4、结语
物流地理学是近年来新兴的一门交叉学科，其发展与交通地理学、物流管理学密不可分。物流管理学为地理学科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为学者研究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邵瑞庆.关于物流企业物流成本的核算[J].中国物流与采购，2006
关键词：集聚经济；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经济影响
一、前言
自1978年来，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年的腾飞，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发展的三大推力：第一，制度改革红利推动力；第二，劳动人口红利推动力；第三，对外开放红利推动力。特别是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不仅获得了更宽、更广、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而且还有利的借用了国外的资源来促使自身经济的崛起，吸引外商投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外资引进过，自2000年以来，累计引进了1.11万亿美元外资，这对资本要素严重缺乏的我国经济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但是，目前我国对外资的引进格局为：东部开放早、位置好、政策优引入量最多；中部资源多、发展快、范围广引入量次之，西部开发晚、位置偏、基础差引入量最低，究竟是何种要素影响了外商投资的区位分布呢，在是目前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学界都在探讨的一个难题，本文试图运用集聚经济效应理论来解释外商来华投资分布极度不均衡现象，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经济集聚效应对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通常来说，经济集聚之所以能吸引外商投资的原因在于，经济集聚对经济要素产生的一种规模吸引力，具体来说可以主要提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经济主体的汇聚，人口会高度集中，区域消费需求潜力增大，市场规模骤增，因此会吸引劳动者、国内企业、外资的进入；其次，由于大量经济主体的汇入，一些相关行业或处于同一条产业链上的市场主体就会发生化学反应，从而产生新技术，并且会有知识外溢效应产生，从而实现外部经济性；再者，大量企业的汇聚必然产生对劳动的需求，因此这会对劳动者产生吸引，从而有利于高文化、高技能、高素质的人才培养和利用。正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区域经济集聚一旦形成就会不断有经济要素的加入，外商也会加大对该地区的投资，区域经济迅速增长，而区域外的区域经济发展要素流失，经济发展愈加艰难，外资也就不会流向除集聚区域以外的地方，这就形成了集聚经济下的马太效应，即“富得更富，穷的更穷”（如图1所示）。
三、经济集聚效应的形成因素分析
既然集聚经济的作用如此之大，那么如何形成经济集聚便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区域集聚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注定某区域就必然能形成，经济集聚的形成有其历史偶然性，新经济地理学家们认为任何区域都有一个集聚力和扩散力，两者的相交点就形成均衡，也就是经济运行的稳态水平，决定这两种力的大小的是贸易自由化程度（如图2所示）。
诚然，该理论研究的出发点是国际经济中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比较，从而有其适用范围限制，但我们也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创新和深化，其实对于区域经济集聚力的形成因素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解答：第一，地区的市场规模大小，市场大则需求大、从而企业的发展空间也大，容易吸引大量企业的集聚；第二，地区地理位置好坏，不可否认运输成本总在企业的总成本中占有不小的份额，因此地理位置越好，交通越便利，企业和外资越容易集聚；第三，政策环境，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外资的进驻也离不开政府的首肯，所以政策的优惠度在很多时候甚至决定了企业和外资是否进驻；第四，区域的基础配套设施优劣，基础设施决定了企业开始阶段的固定成本和生产阶段的运营成本，因此企业和外资会更加青睐基础设施好的地区去投资生产。
以上分析的四个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地区集聚力的大小，从而影响地区经济集聚的形成，这对我国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差，市场规模小，那就要发挥地理位置和政策倾向的优势，发展西部丝绸之路经济带，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吸引外资来进驻；中部各要素都较为均衡，就要因地制宜，发挥各地区的独特优势以吸引外资；东部地区一方面要继续发挥自身市场规模、地理位置、政策有待、基础设施的各种优势，而且还要进一步科学规划和改革创新，维护区域经济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彭虹.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09.
[2]汪秋明.我国东、西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比较分析[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7.
无
(1)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劳动力转移机制及其实证分析 唐颂 黄亮雄
(10)基于部门异质性的产业扩散模式研究——以广东省内产业转移为例 赵祥
(21)集聚空间外部性、城乡劳动力流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蔡武 吴国兵 朱荃
(31)行业垄断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 于良春 菅敏杰
(40)交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业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域数据的空间面板模型研究 叶昌友 王遐见
(48)生产业的质与量对制造业的溢出效应研究——来自oecd国家的随机前沿方法的分析 李文 李云鹤
(56)本土技术体制与产业效率实证分析 李晓梅
(65)垂直专业化、人力资本与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基于工业行业动态面板的实证研究 粱超
(74)集团化、多元化对金融服务产业组织的影响——以保险产业为例 崔惠贤
(85)双边市场中交易配比的机制与效率——基于全球最大专业市场的研究 陆立军 俞航东 陆瑶 杜芳莉
(96)基于rjvs模式的区域创新主体整合研究 陈颖 王怡 武博
关键词：市场获得 工资差异 长三角
引言
地区工资差异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同时工资作为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在劳动力可自由流动时，地区工资差异起着对劳动力进行空间配置的重要作用，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区域发展的不同态势（范剑勇，2009）。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的苏浙沪两省一市因其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吸引了大量的中西部劳动力，劳动力、企业的大量集聚使长三角地区成为我国制造业的中心区域。那么，为什么长三角地区有着较高的工资水平？地区工资差异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什么？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一些学者主要基于新古典经济理论对地区工资差异问题进行研究，主要有以下决定因素：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刘海洋等，2012）、外国直接投资与对外开放（陈利敏、谢怀筑，2004）、市场机制与制度变迁（张建红，2006）、劳动力流动（钟笑寒，2006）。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假设规模报酬不变、完全竞争并且忽略空间维度，依据这些均衡化的条件会得出不同地区的劳动力价格最终会均等化的结论，即地区工资差异将趋于收敛，这显然与现实情况不符。
而由Kurgans、Fujita、Venables等学者开创的新经济地理学，创造性地提出了基于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存在运输成本等假设的中心-模型（Center-periphery Model），为解释区域发展差异与工资差异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刘修岩等，2007）。该理论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主要是由经济要素的集聚与扩散的不同态势决定的（安虎森，2009）。劳动力、企业由于一些区域所具有的初始优势或偶然的随机因素，都有向该区域不断集聚的倾向。由集聚带来的市场规模的扩大会降低运输成本、提高企业与上下游企业、消费者的市场关联程度（许德友，2012），而企业数量的增多意味着专业化分工能带来规模经济与技术外部性、多样化生产又可以满足企业对于中间产品的多样性需求（潘辉，2012），这些因素都能促进企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即企业可以提供更高的工资水平。较高的福利水平、多样化的产品供给又推动周边企业与劳动力的进一步集聚，从而累积循环因果机制使该地区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区域，即中心-结构的形成。针对如何对空间集聚程度进行量化的问题，新经济地理学者借用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market potential）概念，从产品需求的角度提出了市场获得（market access）概念：一区域的市场获得是自身和外部其他区域对该区域产品的市场需求的规模加总，并以空间距离为权重，用来考量运输成本的影响（Redding and Venables，2004）。Fujta等（1999）构造出以市场获得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工资方程，为新经济地理学解释地区工资差异奠定了微观基础。
而本文以长三角苏浙沪25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考察市场获得与其他相关因素对于工资水平的影响程度大小，并比较分析16个核心长三角城市和9个边缘长三角城市的实证结果，进而得出关于地区工资差异问题的结论。
理论模型
模型的主要假设有：第一，一个经济体由N个区域组成，由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进行经济活动。工业部门的市场结构为垄断竞争，在规模报酬递增、存在运输成本的条件下生产差异化产品，由于产品的异质性很强和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规模经济，企业可能都会选择一种产品进行专业化生产，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每种工业品由一个区域的一家企业专业化生产并通过区际贸易实现产品销售，即一个极端的中心-模型；农业部门的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在规模报酬不变、零运输成本的条件下生产无差异农产品。第二，工业部门假设只使用劳动力一种生产要素，区域i代表性企业的成本为：Ci=miqi+F（mi、qi分别为企业的边际劳动投入和产量，F为固定劳动投入）。同时为了显示不同地区的生产技术差异，设边际劳动投入mi=（zi）-θ（θ>0），zi表示不同的生产技术。第三，所有的消费者偏好一致，对两种产品的效用采用Cobb-Douglas函数表示：
（1）
其中，A表示农业产品的数量，I为工业产品的消费量指数，1-α、α为两种产品的支出比例。且I可用不变替代系数效用函数表示：
（2）
其中，xr为工业品r的消费量，σ是工业品间的不变替代弹性，该值越小，则这种产品的替代性越弱，也就是同其他产品的异质性越强。第四，存在冰山运输成本，即从区域j运输到区域i，一单位的工业品只剩余1/vij，而，其中，τ是单位里程的运输成本，dij为i与j之间的距离。
对代表性消费者的最优消费数量进行计算，得到区域j的消费者对于i区域各种工业品的效应最大化数量是：
（3）
其中，Pij是区域j最终支付的对区域i生产的各种工业品的价格，而Pi为出厂价格，则Pij=vij Pi。 区域j的价格指数，gi是区域i的工业品种数。Yj是区域j所有消费品的总支出。
区域i代表性企业生产利润最大化的最优生产安排为：
（4）
其中，wi是区域i工业部门的名义工资，由（4）可以计算出企业利润最大化时，pi=[σ/（σ-1）]mi qi，而利润最大值为i=wi[qi mi /（σ-1）-F ]。当市场可以自由进出时，均衡利润为0，那么企业的均衡产量为q*i=F（σ-1）/mi ，然后加总所有区域对区域i工业品的需求量，即：
（5）
那么区域i的工资方程为：
（6）
将定义为市场获得MA，即可转化为：
（7）
很明显，一个地区的市场获得越大，就会拥有更高的工资水平；同时，一个地区的技术水平也与工资水平是同向变动的。
计量模型与变量解释
依据公式（7），同时加入了其他一些影响工资水平的控制变量，构建了如下回归方程：
ln wit=α1+α2 lnMAit+α3 lnIit+α4 lnFit+α5 lnHit+α6 lnsit+α7 lnpit+εit （8）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苏浙沪的25个城市市辖区。各变量数据皆取自2001-2011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间的距离则通过百度地图信息系统获得。市场获得的计算采用公式，该式的Yi是城市i的GDP，dim为两城市间的距离，城市内部距离dii则用计算（Ai为市辖区面积）。市场获得的计算只限于长三角内部的25个城市，可理解为长三角内部市场获得，但长三角都市圈作为我国三大都市圈之一，经济规模大、内部分工协作程度高、经济体系较为完善，因此可以作为一个单独的整体进行研究。该公式主要有两个含义：一个城市的市场获得由市辖区本身的市场需求和周边其他城市的市场需求提供；市场获得的大小亦与贸易成本相关，贸易成本越小（即交通距离越短），市场的潜在需求就越可能转变为现实的市场获得。
相关的控制变量有：第一，固定资产投资变量（I）。扩大固定资产投资一方面可以增加一个城市的人均资本存量，同时可以改善城市基础设施，节约市场活动的交易成本和时间成本，获得公共产品的共享外部性，这些因素都可以促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工资率的增加；第二，外国直接投资变量（F）。FDI是一地区获得生产资本的一个重要途径，尤其是对于开放时间早、投资环境优越、沿海沿江的长三角地区来说，吸收大量的FDI不仅可以得到知识技术溢出效应，通过产品的出口也能获取来自于国外的市场需求，提高市场获得能力。F变量用一城市的实际使用外资额表示；第三，人力资本变量（H）。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不仅只包括劳动力的绝对数量，还应考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水平、生产协作能力等，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可以使人均边际生产率得到提高。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用高等教育院校的在校大学生数量来H变量；第四，第三产业比率变量（S）。伴随着经济现代化的深入，一地区的第三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率一般会得到提高，因为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是以坚实的工农业基础为前提的。因此，在一定区间内第三产业比率和工资水平是同向变化的；第五，非公经济比率变量（P）。通过观察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可以发现，一个地区的非公经济越发达，该地区的经济规则越规范、市场竞争越激烈、市场化进程越快，那么工资率也相对较高。由于无法获得市辖区层面的非公经济总量数据，因此P变量用个体、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来衡量。
统计与实证结果
为了初步了解市场获得与工资水平的大致关系，通过软件画出了2001-2011年长三角25个城市工资与市场获得值间的散点图（图1）。为了缩小两个变量的数量差距与初略反映两者变动的弹性系数大小，我们取的是市场获得与工资值的对数。从图1可以看出，工资水平与市场获得间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且拟合线与水平线的夹角大致为30，即弹性系数在0.6左右。为了验证以上初步判断，有必要运用E-view6.0软件对相关变量进行计量回归。
首先，在不考虑其他相关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直接以工资水平为被解释变量、市场获得为解释变量建立面板数据模型。通过Hausman检验，发现运用固定影响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将优于随机影响模型，因此，该回归分析运用的是基于个体固定影响模型的计量方法，同时为了反映出不同年份变量系数的可能变化，将市场获得的系数设为Period specific coefficients（时期特定系数），即不同年份的变量系数将不同，计量结果见表1。从表中的结果能得出以下结论：市场获得与工资水平呈现出高度显著的正向的相关关系，且工资变动关于市场获得变动的弹性系数为0.6左右，验证了上面的初步推断；2001-2010年，弹性系数一直是在上升的，但2009-2011年，该系数也保持相对稳定。这说明在市场获得在积累到一定的量之前，市场获得的增加对工资水平的提高的推动作用是不断增强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市场获得增加所释放出的对边际生产率的提高作用将趋于稳定。
然后，在计量方程中加入其他控制变量，进一步准确地考察市场获得与工资水平的关系和全面分析影响工资水平的各种因素的作用大小。狭义上的长三角指的是上海、南京、镇江、常州、扬州、无锡、苏州、南通、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宁波、舟山、台州这16个城市，本文将这些城市称为核心长三角城市，而剩余9个城市为边缘长三角城市，对应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长三角城市在地理上抱团发展，内部经济联系密切、发展差距小，能相互提供较多的市场获得，拥有较高的工资水平。而边缘长三角城市位于苏北、浙南和浙西南，相对远离区域中心城市上海，工资水平也较低。同样地，在回归中运用的是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计量结果见表2。
首先分析包含25个城市的总体模型回归结果。随着控制变量的加入，模型的拟合优度有所提高，然而市场获得的系数并没有因为解释变量的增加而大幅下降，在1%显著性水平上达到0.599，这与刘修岩（2007）得到工资的弹性系数为0.61的结果相接近。第三产业比率变量、非公经济比率变量、外国直接投资变量、固定资产投资变量等也如预期一样，与工资水平的变动是正向关系的，系数分别为0.186、0.089、0.042、0.034，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出乎意外的是，人力资本变量系数为负数但不显著，一个可能原因是：观察数据可以看出高等教育在地域分布上很不均衡，江苏的在校大学生数量是浙江的将近2倍，两省的工资水平却大体相当。但是人才是可流动的，高等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并不意味着人力资源的不均衡。所以本文由于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用在校大学生数量作为人力资源的变量略为粗糙，但这并不能否认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提高一个地区的工资率的判断。
观察核心长三角城市和边缘长三角城市的计量结果，发现与总体回归模型的结果相类似，但是可以从三者的差异中做出一些推断。边缘长三角城市的MA系数比核心长三角城市大0.104，为两组城市变量系数值的最大差异，说明相比较核心长三角城市而言，边缘长三角城市市场获得能力的增强对于工资水平的提高更为重要，也从侧面反映了市场获得的相对缺乏是边缘长三角城市工资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原因是边缘长三角城市的企业与居民收入相对较低，拥有很高的消费-收入弹性，因此企业利润、工资收入的增加可以能多地转化为市场需求，同时又正处于城市集聚经济发育的初始阶段，市场前后向关联的开始建立、生产技术学习的后发优势再加上市场需求的快速积累，可以使这些城市更快地释放出集聚经济性，从而导致更高的劳动边际生产率。而核心长三角城市由于潜在的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增长，市场前后向关联的构建已相对成熟，集聚经济已经开始较为平稳地释放，市场生产与交易的扩张已经收到一定的限制，个别生产领域甚至会由于过度集聚产生拥挤成本，所以市场获得的系数有所下降。在固定资产投资变量、第三产业比率变量方面，边缘长三角城市的系数也相对较大，前者是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递减，生产力相对落后的边缘长三角城市单位资本投入会带来的更高的边际生产率，推动工资上涨；而后者是由于核心长三角城市的第三产业比重已相对较高，在推进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遇到瓶颈因素，第三产业比率的快速提升较为困难。而在外国直接投资变量方面，边缘长三角地区呈现出不显著的轴线作用，且系数很小，而核心长三角城市显著高达0.051，说明获取国外市场需求的能力的不同是两个地区工资呈现差异的重要原因。核心长三角城市的非公经济比率变量系数比边缘长三角城市高，原因在于边缘长三角城市的民营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人力与经济资源流向核心长三角城市，影响市场获得的增加和集聚经济的发展，且民营经济可以广泛地吸纳就业、提高居民工资水平。非公经济的发展程度的不同也是两个地区城市工资差异的关键原因。
结论与建议
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市场获得与工资水平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且弹性系数在0.6左右。以新经济地理学视角来看，市场获得数值是对一地区本身市场规模、周边地区市场规模、交通成本、市场一体化程度等的综合考量，是对本地市场效应的量化。市场获得数值越大，就说明该区域的经济集聚程度高，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因专业化而获取的规模经济、运输成本的下降、与上下游企业的接近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并获得技术外溢效应、与消费者的市场关联的提高等都可以提高企业的利润和生产率，从而给工资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市场获得的差异是不同地区间存在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苏浙沪两省一市具有地势平坦、沿湖沿江的自然地理优势，人口密集、市场规模大，自古以来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就领先于全国，这是长三角地区市场获得能力发展的初始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的政策优势、率先改革开放的制度优势再加上初始优势，使劳动力、产业大量在长三角地区集聚，进一步扩大了长三角的市场规模优势，并形成了累积循环因果机制，使长三角的工资水平总是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市场获得能力的不同也解释了核心长三角城市与边缘长三角城市的工资差异：前者抱团发展，市场一体化程度高，能相互提供较大的市场获得；后者相对远离中心城市，处于城市集聚经济的初始阶段，市场获得的相对缺失使这些城市拥有更高的工资-市场获得弹性。
基于以上结论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建议：促进区域间的一体化进程，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交通成本和缩小区域间心理距离；加强企业与上下游企业、消费者的市场关联度，营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降低交易成本；对于经济落后地区来说，培育该区域的中心城市，促进该中心城市的城市集聚水平和市场获得能力的提高，避免该区域经济资源的过度外流，形成规模等级合理的核心-边缘结构，就可以缩小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从而提高工资水平。
参考文献：
1.Harris C.The Market As a Factor in the Localization of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y，1954，44（4）
关键词：选择效应；竞争效应；区位决策；企业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F272.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4-0044-007
一、引 言
企业区位决策不仅直接影响微观层面的企业利润和组织效率，更决定宏观层面的产业空间分布和资源整体配置效率。[1]65企业是产业的微观载体和组织单元，只有深入洞察影响其区位决策的根本因素和动力机制，才能科学合理地制定区域和产业政策，按照市场规律推动企业成长、资源配置优化及产业转型升级。
企业区位决策研究主要从两条线索展开：一是企业同质性视角，强调比较优势、自然禀赋、外部性等因素的外生作用，但忽视了企业异质性及其导致的相互间策略行为的现实性与内生性；二是企业异质性视角，洞察了企业生产效率差异、需求争夺、价值创造与流动等因素引致企业差异化行为的可能影响，但未能有效解释基于竞争的企业行为模式和过程。
一定意义上，新经济地理学（NEG）隐含了产品异质性假设[2]，但产品间有限替代弹性作为通用假设，难以洞见企业行为演化；“新”新经济地理学（NNEG）以企业异质性为基本理论前提，发现生产效率或技术水平差异会导致企业的空间“选择”和“分类”行为。[3]345企业空间行为的本质过程是对不同市场差别化竞争程度的异质性反应，但这些文献并未分析企业行为是如何发生的，有必要从这一视角对上述文献进行理论补充和修正。对基于需求争夺的企业间策略和博弈过程的研究最早源于Hotelling模型[4]，后续文献围绕是否存在企业空间竞争导致的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等展开了有价值的拓展[5][6][7]；全球价值链（GVC）理论也认识到基于需求和价值创造与流动的企业间竞争将导致产业在全球范围呈现“大区域分散、小区域集聚”空间演绎特征。[8]43进一步地，最近也有研究在线性城市模型中，分析了企业生产两种产品时的区位选择。[9]这启发我们思考：是否能在Hotelling框架下，考察连续性空间中异质性企业的区位决策模式？这一过程是否存在基于竞争的选择行为或者逃离竞争效应？本文从企业异质性角度构建一个简单的线性空间模型，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二、企业性质与行为：基于文献的讨论
1.企业性质与区位决策
既有讨论企业区位决策的文献主要从企业同质性和异质性两条线索展开。
基于企业同质性假定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分为三个理论学派：一是早期区位论研究，包括农业区位、工业区位、中心地学说、市场网络理论、区域与城市科学等，强调基于生产和运输成本等内部因素为导向的区位企业决策与行为，其中导致空间成本差异的主要因素是自然禀赋差异和比较优势；[10]165二是转向后的经济地理学，强调以降低成本和增加创新价值为核心的企业行为和产业动态，其动力来源于地理嵌入的非经济关联外部性优势，包括社会网络和关系资本[11]368、正式与非正式制度[12]166、文化特征[13]139-146等；三是新经济地理学（NEG），强调以规模经济和生产外部性为核心的个体区位变动和产业空间演化，其动力来源于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引致的集聚力（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和分散力（拥挤效应）权衡。[2]同质意味着企业间无差异，此时区位决策差异只能从外部寻找答案，如自然禀赋差异、外部性等，但是企业异质性的现实存在及基于此的相互间策略行为意味着同质性假设无法洞察产业空间分布的根本动力。必须指出，尽管NEG假定了企业同质性，但为了实现报酬递增和反应消费者差异化偏好，仍然假设了差异化产品间的有限替代弹性，即产品间的非完全替代性（替代弹性大于1）。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使得规模生产和差异化需求之间存在消长关系，导致了均衡的存在。
基于企业异质性假定的研究也可分为两个视角：一是需求视角，全球价值链理论探讨跨国企业主导下的价值链在全球范围内分布与资源整合，企业以附加值最大化为导向，追求最有利的区位分布[14]；Hotelling区位选择理论探讨线性空间（需求平均分布）中企业如何通过需求竞争实现空间均衡。[4]二是生产视角，“新”新经济地理学以存在区域间空间差异为前提，探讨异质性企业如何通过空间和区位调整实现资源配置优化和利润提升。后者洞察了企业生产效率差异、需求争夺、价值创造与流动等因素引致的企业差异化行为，但并不能从微观上解释基于竞争的企业行为模式和过程。
2.企业行为与区位决策
如企业是同质的，则其行为也是一致的，即只考虑生产和利润函数，而不需考虑互动行为策略；但若是异质的，则必然存在自身特征决定的行为差异。不管是经济学范式，还是其他范式，异质性企业都会面临异质性程度和规模经济之间的决策。[15]938-951[16]465
企业以最大利润为目标，即π=（p-c）q，则区位选择必须考虑产品价格、边际成本和生产规模三个因素。其中，企业成本具有相对可控性，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因素从禀赋优势和外部性视角已经分析了这一点，但企业市场定价和生产规模却有赖于市场整体需求和其他企业定价策略。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主导企业（以跨国企业为主）在实现分工深入过程中[17]191，既要追求成本优势，又要追求最优定价，更要获取消费市场（规模经济），企业空间行为必然是异质性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具有成本优势区域、通过创新和品牌策略获取最大定价、尽量实现消费市场毗邻。[11][18][19]55在不考虑消费分布且总量既定条件下，围绕相同产品竞争的企业数量越多，则其越倾向于选择差异化市场和空间竞争策略[20]464[21]951，因而企业异质性引致了企业基于自身特征和竞争的选择行为[3] 。而且市场行为和空间行为是耦合的，市场竞争可能导致产业的空间集聚或分散[22]1148；市场竞争空间上表现对需求分布和价值创造的追逐[23]，消费者异质性偏好或需求差异化分布对企业区位选择行为的影响可能是模糊的[24]961-974，依赖于市场势力、信息密度等因素[25]，可能是促进其走向集聚[5]1150[26]325[27]324，也可能走向分散[28]177。
从消费角度看，消费者对产品中所包含信息的认知和接受完全是差异化的[8]，进而促进消费者（或市场）分类。即使对同一个产品，不同消费者的不同效用评价可能使得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企业必须对面不同的市场结构。
综合以上讨论，异质性对解释和认识企业区位选择行为至关重要，而既有从企业选择行为的研究固然对选择效应进行了解析，但却不能分析行为过程，而只是描述了结果。那么，当企业产品面临差异化市场需求，或者更本质地理解为企业产品结构包含不同程度的异质性的时候，企业如何选择区位进而影响产业空间布局？本文通过在线性空间中引入企业异性拓展Hotelling模型，分析发现了企业的竞争和选择效应、差异化策略效应，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企业空间和市场行为。
三、模型建立
1.基本假定
假定在一个长度为1的连续线性空间上，存在两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异质性企业：1和2，各生产1种产品。企业i的位置为yi∈[0，1]，其中（i=1，2），不失一般性，可假设y1y2，反之亦然。
企业异质性：假定企业具有不同的技术水平，企业技术（T0+Ti）由两部分组成，其中T0表示技术水平相同的部分，Ti表示技术水平差异化部分。这种假定的合理性在于，如果考虑技术水平为一个连续分布区间[0，T]，技术异质性表现为T的数值大小。如图1，企业1和企业2的技术水平分别为T1、T2。为了将企业行为与消费行为相联系，假设企业技术异质性映射在所生产的产品结构差异上，可表现为企业（fi）的产品（pi）由同质性（C）和异质性（A和B）两部分构成（如图1）：p1=p（A+C）和p2=p（B+C）。
同质性可进一步划分为产业内和产品间两类：前者表现在品名、功能、形象等多方面，比如汽车品类，具有运输工具、都使用某种燃料驱动、都是制造品等诸多同质特征；后者则表现在广义上，比如衣服和飞机，尽管属于不同品类，但作为消费品，都具有满足人类日常用度的功能。异质性则更为普遍，既可以是产品本身的，例如运动鞋和皮鞋是不用场合鞋品；也可以是产品附加内容的，比如同样是运动鞋，NIKE和ANTA在产地、品牌、质量等方面都不同。这一对应性假设的合理性在于，不同技术含量产品包含信息的差异，如价格信息（生产技术、效率等）、品牌创新（战略行为）、空间地理（运输成本、产地等），从而使消费需求差异性偏好可与企业生产技术异质性相对应。
消费者均匀分布于城市空间，且每个消费都买且只购买一种商品，并且从中获得的总效用为S。对于一个位于x∈[0，1]的消费者，其从企业i购买商品时的交通成本为t（x-yi）2。二次函数形式既保证均衡的存在性，也可以理解为产品差异性带来的消费效用合意性对交通成本的补偿。[26]基于产品效用或价值，对于线性城市上的任何一点x∈[0，1]的消费者分为三类（如表1）：无偏好消费者——注重产品中同质性部分，而不考虑产品（企业）差异，比例为b？叟0；产品1偏好者——注重产品中异质性部分，而只购买产品1（企业生产），比例为c？叟0；产品2偏好者——注重产品中异质性部分，而只购买产品2（企业生产），比例为c？叟0；b+2c=1。
这一假设也可以理解为：在消费者中，两企业产品中无差异部分在满足消费者效用时完全同质或无差异，则b部分消费者选择时，二选一即可；而各有c部分消费者只对一个企业的产品中差异化部分感兴趣。这种假设类似于C-P模型[2]关于农业和工业品部门的设定。因此，同一种产品是竞争的也是竞争的。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两个企业生产每种产品的边际成本均为常数且都被假定为零。
2.博弈时序如下：第一阶段，企业首先选择区位；第二阶段，企业产品进行价格竞争。
3.产品市场定价
当企业i={1，2}选址yi时，考虑产品异质性引致的垄断性，不难得到定价为：
pi=S-t·max{（1-yi）2，y2i}——（1）
如果产品价格高则只有周围较近区域消费者购买，而当价格等于距离最远消费者保留价格时，可能覆盖整个市场。由于市场价格和需求共同影响利润，因此，企业理则需综合考虑市场价格和市场总体需求规模之间寻求合理组合，以最大化其利润。考虑到前面每种产品都具有一定垄断性，意味着只要消费者效用足够大，则最远距离消费者保留价格也较高，因而市场定价不是完全竞争时市场定价，而应该是距离企业最远的消费的保留价格（当然，这里不考虑价格歧视情况）。
四、市场均衡与效应分析
采用倒推法求解模型的均衡。
1.市场竞争
首先考虑，在第二阶段，给定企业的区位，企业的产品进行价格竞争。前文把市场分成三部分，则每个企业利润来源于两部分：一是完全偏好本企业产品的消费者购买（垄断利润）；二是偏好消费者的购买（竞争利润）。则两企业垄断利润为：
π11=c[S-t·max{（1-y1）2，y21}]，
π21=c[S-t·max{（1-y2）2，y22}]——（2）
竞争利润为：
π12=b，
π22=b——（3）
结合（2）、（3），得到给定区位下企业总利润：
π1=π11+π12=c[S-t·max{（1-y1）2，y21}]+
b，
π2=π21+π22=c[S-t·max{（1-y2）2，y22}]+
b——（4）
2.区位选择
在这一阶段，企业在充分考虑选址对于随后价格竞争影响的情况下，选择自己的最优位置yi（i=1，2）。显然，均衡时，存在两种对称选址行为（y1y2或y2y1）。进而，区位选择存在三种可能情况：分居城市两端（y1=0，y2=0）、集聚在城市中心（y1=和y2=）、分散分布于中心两侧区间内（y1∈[0，]和y2∈[，1]）。
经过计算：
——12cb1时，企业分居城市两端（y1=0，y2=1）。此时，偏好于产品异质性的消费者份额远远小于无偏好消费者份额，企业利润主要来源于同质性产品市场份额争夺，价格竞争策略驱动企业通过降低价格获取更大需求和利润。则可得到：
结论1：当消费者差异化偏好弱于同质性偏好时，竞争效应或分离效应主导空间区位选择模式，因而企业选择远离竞争对手，通过空间距离（运输成本）缓解竞争（选择效应），即：竞争效应是空间离散力。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向中心靠近或集中可以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市场规模效应也可能主导企业空间区位选择模式，但因对运输成本函数给予二次型设定使得竞争效应强于市场规模效应，因此，本文中均衡结果仍是分布在城市或市场的两端。
——0b2c时，企业集聚在城市中心（y1=和y2=）。此时，偏好于产品异质性部分的消费者规模大于无差异消费者份额，企业利润主要来源于差异化消费者的购买。此时企业采取最远距离消费者保留价格定价策略，获取最大利润，通过不断向最远距离消费者靠近方式选择区位，并最终在中点处取得均衡。
结论2：当消费者差异化偏好强于同质性偏好时，垄断效应（差异化策略）主导企业区位决策模式。
这一结论同时得到NNEG模型结论支持。差异化产品生产时，若初始状态较为均衡，则异质性的边际变化对企业产品的市场需求具有较大的弹性，因而企业倾向于通过品牌和管理优化等策略走差异化发展道路[16][18]。
——2c
结论3：当消费者偏好不明确或不稳定时，企业区位选择不是某均衡点，而是存在一个在两点之间的连续选择空间。
五、进一步讨论
1.生产效率、竞争与产业技术链
上文遵循“企业技术异质性-产品异质性-消费者决策差异—企业区位决策”的逻辑路径分析了企业基于消费竞争的空间行为模式，其中，对企业异质性源于技术连续区间上水平值差异。生产效率是产品的投入与产出关系的表征，企业是产品生产活动的组织载体，则可将技术水平理解为企业生产效率，因而这个连续区间就是产业链。新经济地理学分析了基于技术关联的产业分布模式，认识到了中间投入，也即产业内企业上下游技术间关系的重要性。所以，要理解生产技术或效率异质性与竞争之间关系，有必要认识“产业链-企业-生产效率”间的关系。
从图2左可见，在一个包含了若干环节的产业链上（[0，M]），企业数量分布可能是非均衡的，某些产业环节上可能分布着大量企业（A点），而某些产业环节上可能只有极少数几个企业甚至1个企业（B点）。在消费需求总量既定条件下，企业数量越多，则市场竞争越激烈，这与既有研究结论是一致的。[29]84-89同时，企业异质性可进一步具体到产业（品）内和产业（品）间两个层面（图2右）。如果以核心产品作为定义尺度，以汽车产业为例，上海汽车、一汽大众等发动机制造、整车装配的核心企业可视为“汽车”产业的“产业内关联企业”，中航电子等汽车电子、汽车轮胎等配套企业则可视为“产业间关联企业”。从产业技术链角度，企业是产业链环节的微观“物质流”载体，产业链不同环节的技术效率异质性最终以企业形式表现出来；由于产业间企业互补（合作）性大于竞争性，产业内企业竞争性大于互补（合作）性，则说明技术联系强弱和竞争程度对生产效率的弹性差异也必将因为不同外部环境而引致企业区位决策差异。
2.选择、竞争与区位决策：生产效率分布的进一步分解
企业效率异质性本质上是企业技术水平的多样化、差异化特征[30]，可进一步从多样性（richness）和均等性（evenness）两个维度理解[31]991。考虑每个企业对应的生产效率水平在[0，M]区间分布：如果M值越大，则说明多样性越大，则企业所在市场上可容纳最低生产成本企业越多，则企业进入概率越大而竞争程度相对越小；如果企业效率水平越接近（均等），则给定某一时期企业数量条件下，每个效率水平上企业数量越多。如图2左中，A点均等性较大，企业数量分布集中某个较小区域，而B点均等性较小，企业分布在多个效率层次。如果同一效率水平企业数量较多，则竞争较为激烈。区别两个维度效率异质性的意义在于，现实市场竞争中，既有相同产品的竞争，也有替代性产品的竞争；既有高技术产品竞争，也有低技术产品竞争。
六、总结与结论
本文在需求均匀连续分布的同质性空间下构建了一个企业区位决策模型，分析了企业异质性（产品异质性）如何影响企业区位选择，发现不同消费偏好会导致存在竞争（分离）效应和选择（逃离竞争）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及差异化策略效应，并决定企业不同空间行为模式。研究结果表明，当垄断（异质性或差异化）类市场需求（消费者）比例很高时，企业会选择集聚策略；当竞争（同质性）类消费比例很高时，企业会选择尽量远离对方的策略；当二者数量相差不是很大时，企业会选择中间状态。
本文假定产品有可分离的同质性和异质性两部分组成，这决定了市场中产品之间的有限替代性，这也符合一般NEG模型的基本假设。由于产品的完全异质性或同质性情况极少，则市场竞争可能是垄断和竞争并存的，这与NEG的垄断竞争假设是内在一致的，也进一步证明了基于D-S的本地市场效应（规模经济）的合理性。企业基于竞争进行自我的空间行为选择并产生空间分离或分异具有内在驱动力，这也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选择效应的合理性。
这一结论的实践价值在于，与企业在区位选择时，不仅要考虑传统区位研究强调的比较优势、经济地理学强调的地理嵌入外部性、新经济地理学强调的中间投入外部性等因素外，更必须考虑基于企业异质性的选择行为和竞争策略。进一步地，从产业发展和政策制定角度，传统产业转移理论忽视企业异质性可能导致区域资源配置失当，从企业微观异质性层面可以更好地优化生产组织效率，为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范剑勇，李方文.中国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影响：一个综述[J]. 南方经济，2011，（6）：53-65.
[2]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99（3）：483-499.
[3]Baldwin，R.，E.，Okubo，T.Heterogeneous firms， 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spatial selection and sorting[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6）：23-346.
[4]Hotelling，H.Stability in Competition[J] . Economic Journal，1929，39（153）：41-57.
[5]D’Aspremont，C.，Gabszewicz，Thisse，J-F.On the Hotelling’s Stability in Competition[J]. Econometrica， 1979，47（5）：1145-1150.
[6]Economides，N.Minimal and Maximal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in Hotelling’s Duopoly[J]. Economcs Letters，1986，21（1）：67-71.
[7]Mai，C.， Peng， S.Cooperation vs Competition in a Spatial Model[J] .Regional Science&Urban Economics，1999， 29（4）：463-472
[8]张辉.全球价值链理论与我国产业发展研究[J] . 中国工业经济，2004，（5）：38-46.
[9]张剑虎，李长英.产品多样性与企业区位选择[J] . 经济学（季刊），2010，（9）：1505-1518.
[10]陈建军，袁凯.基于产业链空间分布离散化的集群升级研究——对浙江经验的考察[C]. 中韩日国际地域经济研讨会，2012：161-180.
[11]Storper.M.，Venables，A.J.Buzz：face-to-face contact and the urban Economy[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4，4：351-370.
[12]Storper，M.，Scott，A.J.Rethinking human capital， creativity and urban growth[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9 ，9 ：147-167.
[13]Thrift，N.Theory， Culture & Society[M].London：SAGE，2006：139-146.
[14]Gereffi，G.A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9，48（8）：37-70.
[15]Ottaviano，GIP.，Thisse，J-F.Monopolistic Competition，Multiproduct Firms and Productivity Diversity[J]. The Manchester School，2011，79（ 5）：938-951.
[16]Tabuchi T.Multiproduct Firms in Hotelling’s Spatial Competi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gement Strategy，2012，21（ 2）：445-467.
[17]Arndt，S.， K.Kierzowski. Fragmentation：New Production Patterns in the World Economy[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183-191.
[18]Behrens，K.，Murata，Y.Trade， competition， and efficienc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2，87：1-17.
[19]巫强，刘志彪.本土装备制造业市场空间障碍分析——基于下游行业全球价值链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2，（3），：43-55.
[20]Vogel，J. Spatial Competition with Heterogeneous Firm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8，116（3）：423-465.
[21]Ottaviano，GIP.，Thisse，J-F.Monopolistic Competition，Multiproduct Firms and Productivity Diversity[J].The Manchester School，2011，79（.5）：938-951.
[22]Behrens，K.， Picard，P. M.Welfare， Home Market Effects， and Horizont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007， 40（41）：1118-1148.
[23]Syverson，C.Market Structure and Productivity：a concrete example[R].NBER working paper，2004.
[24]Picard，P. M.，Okubo，T.Firms’ locations under demand heterogeneity[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12，42：961–974.
[25]Brekke，K.，Straume，O.Bilateral Monopolies and Location Choice[J].Regional Science & Urban Economics，2004， 34（3）：275-288.
[26]Neven，D.TwoStage（Perfect） Equilibrium in Hotelling’s Model[J].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1985，33（3）：317-325.
[27]Zeng，DZ.New economic geography with heterogeneous preferences： An explanation of segregation[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8，63 ：306-324.
[28]Tabuchi，T. ， Thisse，J-F.Taste Heterogeneity，Labor Mobility and Economic Geography[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2，69：155-177.
[29]陆毅，李冬娅，方琦璐，陈熹.产业集聚与企业规模——来自中国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0，（8）：84-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