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48:2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对口支援，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2014年初，国家卫生计生委和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深化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的意见》，提出到2015年，我国要实现城市三级医院对口支援县医院全覆盖，继续加强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工作。从2014年开始，利用3年时间，在500所县医院开展综合能力提升活动。到2020年，我国30万人口以上的县（市）至少有一所医院达到二级甲等水平。在我国政府的持续推动下，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以“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为例，2009-2012年，城市各级医院共派驻医务人员帮助受援医院开展手术40余万例，推广新技术、新业务3万多项，建立特色专科4000多个，培训骨干医师18000名，部分县的新农合病人县外转诊率控制在10%以内。北京等东部9省市安排了180所三级医院对口支援内蒙古等西部8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75所县级医院，共派出医务人员1722名，帮助受援医院接诊病人21万人次，开展手术1.68万台，教学查房1.7万余次，开展新技术近1800项，培训医务人员近9万人次，建立特色专科400个，免费接收1300多人进修培训。通过对口支援，城市医务人员在经受锻炼的同时，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得到加强，县级医院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制度基本建立，为缓解农村居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存在的问题（1）支援不对口。目前县级综合医院科室设置比较齐全，支援医生基本能找到对口的科室帮扶。但是乡镇卫生院在新医改后，公共卫生职能加强，对全科医生和公共卫生人才的需求较大，而城市二级以上医院本身也缺这方面的人员，更不用说下派支援了。下派的医生多为专科医生，于是出现支援人员“专业不对口”、“有心帮扶，无力施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情况，不仅没能为基层医院带去技术和效益，反而加重其管理成本。（2）监管不力，考核流于形式。卫生部出台的《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工作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和日常监督管理的任务，支援医院要把派驻医务人员在对口支援工作中的表现纳入定期考核，受援医院负责派驻医务人员的日常管理，及时将有关情况通报支援医院，并在其支援工作结束时出具书面考核意见。但是绝大多数支援医院并未设专职人员进行过程和环节的考核，卫生行政部门和受援医院的考核往往也流于形式，仅凭支援结束时的一纸证明难以有效约束支援人员的行为。此外，对支援人员的考核仍停留在“量”的层面，如查房、会诊、手术示范、病例讨论、专题讲座、技术培训的次数等，缺乏“质”的考核指标。（3）支援的重点不明确。部分地区的卫生行政部门与支援双方偏离政策初衷，片面追求设备、设施以及资金的支援,轻视技术与管理的提高;重视医疗服务,轻视公共卫生服务。一些乡镇卫生院不是定位于为农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而是热衷于开展新项目、新技术和建设特色专科。
二、不同视角下的激励机制分析
“医生要晋升，必须先下乡”。政策一出，立即引起医院和医务人员的强烈反响，政策的强制性让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然而，行政指令虽然能够解决“有人下去”的问题，却很难解决“下去之后”的问题。不得不承认，部分医院宁愿免费接收基层医院派人进修，也不愿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派人下去支援。支援人员也往往因为硬件、软件等问题而挫伤下乡的积极性。只有解决支援各方积极性问题，激励其各司其职，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政策初衷。
1.支援医院（1）正激励效应。《管理办法》要求将对口支援工作纳入支援医院和受援医院目标责任制，将支援医院完成对口支援工作情况作为医院等级复核和评审评价工作的重要指标。这项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促使支援医院认真做好此项工作的动力；此外，在“双向转诊”政策的推动下，城市大医院逐渐把触角伸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通过技术协作、外聘专家等多种形式扩大在基层的影响；支援人员在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后，对职称晋升等方面有帮助，对提高医院中高级职称人员比例，提升医院人力资源素质也大有裨益。（2）负激励效应。大医院人满为患、一床难求，病床使用率一直在高位运转，医生的工作量很大，且短缺较严重，许多科室本身轮转就很困难，再派医生支援基层医院，经常是捉襟见肘，难以兼顾，而且间接影响到支援医院的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同时，支援医院不仅要承担支援人员的工资、奖金、补贴及其他各项福利支出，还要免去受援医院进修人员的相关进修费用。《管理办法》虽然要求省级财政、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及财力情况给予支援医院和人员一定的经费支持，但是经费补助与实际投入之间仍存在很大差距。一些支援单位因派出人员占原单位岗位，领原单位工资福利却不给原单位出力，就认为是“赔本买卖”，又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对派驻时间缩水、擅自回原单位工作的行为纵容默许，甚至给予隐性激励。
2.受援医院（1）正激励效应。我国城乡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现象一直存在。相比于城市医院，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在医疗设施、人才储备、医疗水平等方面均有较大差距。各地实践表明，对口支援工作把城市优质的医疗资源带到基层，加强了基层医院的学科建设、诊疗能力，对基层医院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2）负激励效应。由于支援人员的人事、薪酬和组织关系仍在原单位，受援医院的管理权限也仅限于对支援人员的日常考核。一些高年资的医生迫于政策要求和单位压力来到基层，却以配套条件不具备为由不遵守相关规定，甚至以“专家”自居，在工作、生活上提出过多要求，受援单位不愿得罪上级专家，即使有“双向考核、以受援单位为主”的规定，往往也因受援单位乐当“好好先生”流于形式，反而加重了基层医院的管理成本和负担。一些受援单位认为“派人”见效慢，即使培养出技术骨干也未必能安心留在基层，还不如资金、设备支援更“实惠”、更“可靠”。这种注重短期利益的不良观念严重影响了受援医院参与对口支援的积极性。
3.支援人员（1）正激励效应。对支援人员而言，通过利用自身的劳务和技术价值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满足了患者的健康需求，得到了患者的尊重和社会的认可，满足了自我实现的需要；同时利用自身的专业技术知识，带动受援医院所在科室诊疗水平的提高，发挥“传、帮、带”的模范作用，是其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实现。医生职称与薪酬、职业发展挂钩，一些医生为了能够早日实现职称晋升，积极踊跃报名下乡支援，虽然功利目的明显，但也不失为激励其投身支援工作的动因之一。（2）负激励效应。目前，支援医院派驻到受援医院的医生大多为经验丰富的专科医生，但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以公共卫生为主，没有配套的医疗设备，专科性较强的手术无法开展，支援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受到影响。一些医生认为，政府将下乡作为晋升的硬性指标，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行政干预的痕迹太明显，很难真正落实。一些医生囿于政策规定被迫下乡支援，但是真正下到基层后，往往敷衍了事。
三、对策建议
1.统筹规划，按需派遣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说过，“用人所长”主要是将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岗位上。“人职匹配”不仅在企业管理中适用，对口支援工作也需“知人善任，事得其人”，做到“缺什么，补什么”。支援人员若能满足基层医院对人才培养和诊疗技术的需求，也满足了自我实现的内在需求，这种通过工作本身的内在激励会促使其努力做好引领和帮扶作用。因此，应以基层医院的需求为导向来派遣下乡人员，而不是仅仅在需要晋升的候选人员中任意指派。要实现这一目的，需要科学、统一的调度和管理，包括前期需求的收集与整理、下乡人员专业和时间的安排等准备工作。需要卫生行政部门设立专职人员统筹规划，更需支援和受援医院设立专门的对口支援管理组织，负责对口支援工作和医院内部协调。
2.加强绩效考核对口支援的支援方和受援方分属于不同单位，虽有卫生行政部门的考核，但是在执行中约束力往往不足。因此，对支援人员下乡期间的过程考核显得尤为重要。应安排专职人员适时跟踪反馈，遇到问题积极沟通协调，并反馈各环节工作成果，根据支援人员在基层的表现，适当予以委任，例如协助科主任进行管理，甚至可临时委任为医院副院长，以精神激励来促使其不断提高工作成效。此外，对支援人员的考核应在原有“量”的基础上，侧重“质”的考核，即所在科室的诊疗技术、科研能力、管理水平等是否有所提高。此外，还要采用各种惩罚手段予以辅助（被称为负激励或威胁激励），以纠正不符合要求的行为。基层医院可成立考核小组，由院长和各个业务科室代表组成，采用匿名形式，定期对支援人员在医院的表现给予评价，其结果直接反馈给支援医院科主任，由其承担对支援人员的督促和考核。总之，只有加强项目考核、服务监管、第三方评价等机制建设，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才能提高资源利用和服务绩效。
完整的政策施行过程不仅包含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而且还包括政策评估。但政策评估往往容易被忽略，特别是当政策执行一帆风顺时，评估更是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只有当政策出现问题或障碍时，人们才感悟应该重视评估因素。政策评估回答的是“政策执行得如何”的问题。总体而言，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自2001年6月正式，已执行十多年，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也暴露了不少问题，而系统的政策评估尚没有开展，只是进行过一些类似于“评估”或者称为“非正式评估”的工作，目的是对高校对口支援政策执行的总体情况进行宏观了解和掌控。
一、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尚未出现在评估内容、评估程序和评估结果处理等方面做出系统规定的制度性文件，也没有建立规范的评估标准。每年教育部要求各高校开展的对口支援工作总结和数据统计报送工作，也不能算是正式的政策评估；现有的由教育部设计，供对口支援高校向教育部报送材料、统计数据用的统计表，其内容比较简单，还算不上是规范的评估指标，起不到评估分类指导的目的。此外，实际操作中存在数据填报的浮夸功利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口支援的积极性和统计结果的准确性、公平性。总体而言，已开展的高校对口支援政策“类”评估工作多属于非正式评估，高校对口支援政策尚未开展过系统的评估。
1.对评估的认识不足
一是思想不够重视。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或是评估的目标群体和利益相关者或多或少对政策评估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有些人抱着评估工作可有可无的想法，消极对待，不予主动配合；有些人对评估有明显的抵触情绪，认为评估工作消耗时间，得不偿失，因而勉强应付。二是动机有所偏差。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主要是作为一种手段，是为了检查政策实施的效果，查找存在的问题。但在具体过程中，评估有时由手段转变成了目的，偏离了评估的本质。甚至为了达到所谓“理想”的效果，对统计数据进行加工、“美化”。二三是理念缺乏沟通。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决策者和执行者缺乏与基层进行沟通和交流的意识，评估对象很多时候只是被动地等待评估者的检查和考评，被动地找材料，填数据，以至于评估工作往往得不到评估对象的理解和认同，基层参与评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明显抑制，政策评估体系上下层之间缺乏有效的互动，导致政策评估无法取得应有的成效。
2.评估主体单一
在高校对口支援政策的现有“评估”过程中，评估主体单一，整个评估过程都在体系内部进行。评估主体上层是教育部，中层是高校对口支援所涉及省市的教育主管部门（主要是受援高校所在省市的教育主管部门），基层则是对口高校管理部门。政策评估权力集中在上层，评估决策和执行是单线运作，自上而下，中层和基层基本上只负责操作层面，缺乏足够自主权，评估的积极性和有效性不够。单一评估主体有很多弊端：一是容易产生某种程度的盲目性和封闭性，整个评估过程在相对不透明的环境里进行，缺乏不同评估主体之间的交流：二是客观性和公正性容易受到外界质疑，由于缺乏与其他主体的竞争，导致缺少相应的监督：三是对评估对象而言，单一评估主体得出的评估结论认同度相对比较低，没有办法进行客观的比较；四是由于缺少监管，导致纠错机制缺损，面对客观不足，缺少有效的机制进行修正。
3.缺乏评估标准
目前，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标准还没有建立，有的只是教育部设计的《对口支援工作统计表》。而这张统计表尚不足以作为标准的政策评估工具。第一，数据内容设计简单粗糙。统计表内容较简单，前五项一级内容只包含“对口支援组织情况”、“人才培养”、“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建设”、“科研研究”、“捐赠情况”，一级内容之下涵盖的相关二级内容，都是统计当年的对口工作数据；第六项一级内容“对口支援工作开展以来有关变化数据”（包含学位点数、教师硕博学历比例、国家级重点学科数、科研经费、受援高校第一志愿录取学生情况及一次性就业率情况等二级内容）则只要求反映自对口支援实施以来的数据变化。同时。一些指标设计比较粗糙，比如“捐赠情况”只要求填数量，而没有涉及质量，实际上捐赠物资的质量和使用效果本身也有一个评估的需要。第二，指标内容有缺失。现有内容设计虽然试图与政策内容和目标对应，但并不完全。如目前高校对口支援政策的“核心目标”是提升受援高校办学水平，增强受援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但表中尚缺乏与之直接对应的评估指标内容。第三，没有设计各指标内容的权重和分值。如果统计表只是作为数据统计之用尚无大碍，但其内容若要转化为评估指标，一般应设计各指标的权重和分值。第四，指标内容没有体现分类指导的原则。高校对口支援目标是帮助受援高校提升办学水平，评估指标应能体现该目标的实现程度。而高校对口支援“支援哪些方面，怎样去支援”应该根据受援学校不同的定位和类型而有不同的工作重点，才能达到帮助受援高校自身“造血”的目的。因此，对应不同的支援重点，就应有不同的评估指标。否则就会像本世纪初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那样，因指标体系未能体现分类指导而遭到普遍诟病。第五，没有考虑多主体因素。一方面，统计表的填报对象只是双方对口高校，没有体现对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评估要求。事实上，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执行力度本就需要外部的推动，应该借评估来促进，不能遗漏；另一方面，支援高校和受援高校结对存在“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以及“团队式”组团对口支援等多种模式，统计表尚没有能结合各主体的角色定位来设计评估指标。
4.评估结果缺乏公信力
公布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的结果，不仅具有程序上的象征意义，还具有实质性的内涵，它影响着人们对评估的认识及态度。由于过程和结果有着紧密的关联，人们对结果的质疑可能会引发对评估过程的不信任。面对公开的统计数字和一连串的成绩报告，从事高校对口支援工作或关注这项政策的人们时常会有一连串的疑问：到底这项政策的实际成效是什么，目前的评估结果究竟能有多大的公信力，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如何，政策运行有否存在重大障碍，社会公众希望看到真实的有说服力的政策实施结果。这需要通过严格的政策评估才能获得。
二、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存在问题的缘由
1.政府态度
教育部既是高校对口支援政策的制定者，也在政策执行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政策运行十年来，教育部作为该政策的主管部门，既没有组织正规的内部评估，也没有委托开展正式的外部评估。虽然教育部曾组织过“高校对口支援”相关课题研究，目前教育部对口支援工作研究指导中心也开始《对口支援工作研究项目选题指南》，但这种形式对于评估政策效果仍存在不足之处，原因在于“政策研究需要安排专门的资金、办公设施和人力资源，而所有这些都是行政机构所不愿意支出的成本；同政策的研究和评估相比，行政机构必须优先考虑的是日常的事务。所实施的政策和进行的工程项目通常更具有象征意义和政治价值，其对社会的实际影响和实质效益则在其次。”
2.客观条件
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尚没有正式开展，一定程度上是受政策客观条件的制约。包括高校对口支援政策执行缺乏稳定的资源保障，缺乏长期稳定的专门经费的支持，而且政策的激励制度不完善，激励手段偏单一，既缺乏物质激励。同时非物质性激励也需扩充内容。对支援高校来说，如果开展评估，结果没有优劣之分，或对评估的结果没法处理，那么实施评估似乎也失去了其主要的意义。
3.政策目标
政策评估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考察、检验政策执行是否完成了预定的政策目标以及达成目标的程度。这就要求政策本身要有明确的、可测定的具体目标。但高校对口支援政策目标宏大且不够，很难量化，给制订评估标准带来了困难。政策制定者出于增加某种应变能力的需要，还可能人为地用含糊的、不太确定的形式来表达和说明政策目标。高校对口支援政策目标显示出其仅为一般性的政策方向，体现了政府态度，但不易检查落实。它与具有激励因素的专项“工程”不同，后者的目标具体可量化，便于评估检查。
4.评估标准
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尚没有正式开展，与制订评估标准的难度有很大关系。除政策目标难以量化导致评估标准制订困难之外，政策执行的多主体性也使得制订评估标准困难重重。高校对口支援的执行主体有支援高校、受援高校以及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等，而支援高校、受援高校之间又存在“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以及“团队式”组团对口等多种对口支援模式。即便已经拥有科学的评估指标，那么多个主体是分别评估还是作为一个“知识联盟”共同评估。若是分别评估，就要从评估指标出发，结合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分别制订评估标准，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若是作为“知识联盟”“打包”评估，那只能考察该“联盟”集体完成目标的情况，各主体之间没有区分度，似乎又失去了对于部分的评估意义。
三、我国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的对策思路
1.形成多元的评估主体
政策评估是一项涉及诸多事项的价值判断，评估工作的主观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单一评估主体容易发生偏差，所以应将内部评估与外部评估相结合。
现行的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由政府主导并组织实施，评估结果由政府向特定人群公布，公布的具体内容也由政府确定，政府是唯一的真正评估主体。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专业性较强，单纯的内部或外部评估很难做到客观公正。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将内部评估与外部评估结合起来，克服它们各自的不足。“通常，最好的选择是聘请两个而非一个评价者：一位是内部评价者，在整个政策实施过程中进行评价；一位外部评价者，承担总结性评价的任务。这种选择能够平衡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的优点与缺点，并能通过两种相对独立的渠道获悉政策实施的情况”。可吸收教育部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研究指导中心、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专家工作组、中国西部教育顾问团等专家学者、社会力量以及相关利益群体参加评估，努力形成沟通与协商的机制，构建多元的评估主体。并按照责、权、利相一致的原则，逐步下放评估权限，实行分级评估，强化各对口高校的自主评估，注重发展性评估。同时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政策评估的经验，培育社会评估机构，将评估工作社会化。
2.设计科学的评估标准
政策评估是一种政治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技术或分析的过程。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标准是政治性和科学性的结合，政策评估虽然带有政治取向，但科学性应占有主要的位置。
首先，正确评判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标准设计的难易程度。本世纪初的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的指标设计虽很费周折但仍缺陷不少，而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标准是要反映政策目标，即受援高校办学水平提高的达成程度，因此难度一定不小；同时，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是针对每一所“单体”高校，而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是要评估结对的多所“高校联盟”，则更是增添了困难；此外，鉴于对口支援高校之间支援模式不同、方式不同，对口支援绩效显现的重点也不同，也不可能借用已有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指标或高等学校教育绩效统计指标体系对其进行精细评价。
其次，应吸取本世纪初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经验和教训，借鉴新一轮评估好的做法。前一轮本科教学水平评估虽遭到不少批评，但也收获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值得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标准设计时吸取；同时，新一轮的本科教学评估有不少好的理念和做法，应该借鉴。例如可以参照“学校基本状态数据常态监测”的方法，要求对口高校在学校主页公布对口支援相关的基本状态数据，将对口支援政策评估和学校日常管理相结合。
最后，借鉴国外经验，弥补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指标内容的缺失。高校对口支援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增强受援高校服务地方发展的能力，因此应该设计能够体现对口高校服务地方发展的指标。英国自2000年以来在促进大学一区域互动方面，已有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大型的实证研究以及相关政策行动，纽卡斯尔大学的城市和区域发展研究中心（CURD）是上述领域的全球领跑者。2000-2002年，查尔斯和班纳沃斯设计了《高校区域贡献评价指标》，提出了一套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系统评估高校对其所在区域发展贡献状况的框架，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发展、商业发展、互动学习与社会资本发展、公平与医疗福利、文化和可持续发展七个板块的33项指标。该研究使用的高校区域贡献模型，值得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指标设计时加以借鉴，以弥补目前该指标内容的缺失。
3.创设民主的评估过程
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过程民主化，一定程度上是其生命力的体现。有了民主的保障，不仅可以对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行为进行有效的监控，还可以提高政策评估的执行力，因为人们往往更愿意执行自己亲自参与过的政策。美国学者约翰?耐斯比特在《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方向》一书中认为：日新月异的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社会正在使代议民主制转向参与民主制。“政策评估民主化的理想并非像听起来那么十分独特。尽管政策分析最初是作为科技专家治国论的方法而出现的，但对民主的考虑一直都是存在的。政策分析一开始就是服务于自由民主价值基础上的体制的”。
4.建立规范的评估制度
与制度化对应的概念是随意化，与制度化相比，它有许多危害。在高校对口支援政策正式评估开展之前，加强制度化建设尤为主要，因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如果太随意，想评估就评估，想何时评就何时评，没有规律可遵循，没有制度来约束，那么将对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产生消极影响，因为随意化将侵蚀政策权威性的基础。在高校对口支援政策评估启动之前，该政策是否需要评估以及怎样评估都要有制度上的设计。要制订高校对口支援评估工作的制度性文件，保障高校对口支援评估工作从开始就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文件要对评估内容、评估程序和评估结果处理等方面做出系统规定，并且应该对分类评估、评估的周期等方面提出指导意见。
为进一步加强“卫生下乡”工作，扎实做好各项对口支援任务，根据卫生局《关于做好城乡医院对口支援和年度卫生下乡活动的通知》（卫医〔2010〕259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广泛宣传，营造良好工作氛围
各单位要切实加强对“卫生下乡”和对口支援工作的领导，明确职责和工作目标，进一步支援基层卫生工作，规范基层医疗服务，提高基层常见病、多发病和重大疾病的诊疗水平，方便农民就近获得较高水平、经济、便捷的医疗服务，有效缓解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要积极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通过电视、报纸、广播、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对口支援和“卫生下乡”工作中的先进典型、先进事迹，充分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其参与热情，展现出卫生系统良好的职业道德风范。
二、精心组织，注重实效，积极推进各项工作
按照因地制宜、精心组织、积极稳妥、注重实效的原则组织实施，保障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具体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医疗队下乡活动。今年全县计划安排医疗队下乡活动42次以上（各有关单位任务数见附件1）。各单位要妥善安排时间、人员、资金，确保完成任务。每次活动后要及时将开展情况（附件2及影像资料）反馈到局医政与行政审批服务科，并做好相关工作台帐。县卫生局将对各有关单位的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考评，考评结果与年度绩效考核直接挂钩，并作为单位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
2、万名医生支援农村卫生工程。根据省卫生厅《关于印发继续实施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工作方案的通知》（卫发〔2010〕162号）要求，今年我县县级医院需再增加4家受援单位，至少选派3名主治医师以上或高年资住院医师到乡镇卫生院连续工作4个月，其中县人民医院至少安排2名，县中医院至少安排1名，如单位需要可增加人员数。医师名单于月日前报医政与行政审批服务科（见附件3、4）。各有关单位在选拔人员时，应注意选拔政治思想好，医德医风良，业务素质强、具有奉献、吃苦精神的临床医师，专业在内、外、妇产、儿科范围，以满足基层机构需求。
3、医疗单位对口支援工作。通过医疗机构对口支援和医生下派，有计划地开展人员培训、业务带教、技术指导、进修等工作，提高基层医疗机构技术水平和为农民服务能力，组织医疗下乡服务队为偏远山区农民送医送药。选派医生在选派期间的工资福利待遇保持不变，由原单位发放。受援单位要妥善安排、落实好选派医生生活问题。各有关单位对口支援具体安排详见附件5，并请各有关单位将本年度服务人员计划表（附件6）于月日前上报局医政与行政审批服务科。
4、晋升人员下乡定期工作。从年开始，我县晋升副高及以上专业职称的卫技人员必须到基层服务4个月，否则一票否决。各有关单位于2月28日前要将本年度拟晋升的卫技人员到基层服务计划（附件7）报局政工科。具体受援单位由局政工科安排。
关键词：高等教育；对口支援；财政转移支付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6）12-0033-03
一、高等教育对口支援的历史演进
自2001年教育部开展对口支援西部高校工作以来，高等教育对口支援工作已开展15年，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2001年―2005年。“十五”期间是高等教育对口支援启动和实施阶段。2001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实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的通知》，对口支援计划正式启动，确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3所高校采取一对一方式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青海大学等西部高校。2005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实施“援疆学科建设计划”的通知》，由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41所高校对口支援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等11所高校的82个一级学科建设，对口支援工作全面深入展开。
第二阶段：2006年―2009年。“十一五”期间是国家深入推进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时期，2006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的意见》，重点加强受援高校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和教育质量。2006年教育部统战部和国家民委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对口支援工作的意见》，采取多对一的方式，由35所高校对口支援地区6所高校，实现了对高校对口支援的全覆盖。
第三阶段：2010年―2015年。2010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对口支援工作要从注重促进受援高校自身发展，转移到增强受援高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上来。目前，支援高校由2001年的13所扩展至94所，受援高校由原来的13所扩展至67所，以政策为支撑、以支援与受援高校为主体、以科学管理和长效机制为保障的对口支援体系已基本形成。
二、高等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推行的意义
（一）“共同富裕”发展战略的集中体现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表现出极为明显的区域差异，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较大。国家通过支持基础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先发展起来，然后东部带动西部，“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有效推进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东部地区带动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措施就是财政转移支付，一种形式是把东部地区丰富的财税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来支持西部地区发展；另一种形式是采取对口支援的形式，把东部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资源向西部地区转移。对口支援是中国特色协调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根据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借力东部地区的优势资源，通过对口支援的形式，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口支援模式分为边疆地区对口支援、灾害损失严重地区对口支援和重大工程对口支援三种政策模式[1]。目前，主要是援疆、、三峡工程移民安置和汶川灾后重建工作，对口支援推动了西部地区的发展和灾区的恢复重建，对协调区域均衡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推动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
我国财政转移支付有较强的特殊性，其根本目标在于实现各地区的均衡发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同时也附带促进地区稳定、生态补偿、民族共同发展、灾害应对等功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了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特殊性，即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确保各地区各族人民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推动在各地区均衡发展，这是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本质。在对口支援中最突出的是、援疆，和新疆的发展较为特殊，是西部地区发展的短板，对新疆和实施大力度的财政转移支付措施，是全面推动国家整体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的现实需要。特别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有效带动区域间的协调、均衡发展，整合区域资源，推动经济社会纵深发展。在此大背景下，财政转移支付对加强“一带一路”重要战略节点的发展建设尤为重要，而中西部地区则是建设的重点之一，有利于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异。
（三）财政转移支付意义的集中体现
高等教育对口支援旨在通过国家对西部高校实施特殊政策、特殊扶持项目的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和东部地区高校在师资建设、实验室建设、专业学科建设、科研合作等方面对口支援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全面提升西部地区高校发展水平，推动高等教育的均衡、协调发展，实现高等教育公平。这两种财政转移支付形式既关系国家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大局，也关系到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通过对口支援着力使西部高校成为本地区人才、技术、创新的中心，发挥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高等教育对口支援是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形式，本质上体现了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政策精神，是以教育为中心、为突破口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举措。
三、高等教育对口支援财政转移支付的模式
高等教育对口支援是由国家（教育部）主导、支援高校广泛参与的援助体系，是国家政策扶持、资金支持和支援高校智力资源、物质资金向受援高校转移的过程。从财政转移支付角度讲，是国家加大对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运用行政手段把东部发达地区优势教育资源向西部地区转移。通过东部支援高校对口支援西部受援高校，搭建起推动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渠道，主要有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和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两种模式。
（一）纵向财政转移支付行为
国家通过高等教育对口支援加大了对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和渠道。
1.重点高校建设。教育部与相关省（自治区）开展重点高校共建工作，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在西部和民族地区建设一批高水平重点大学。在高等教育对口支援10年中，贵州大学、宁夏大学、大学、青海大学和石河子大学进入了“211工程”国家重点建设高校行列。
2.“质量工程”项目。2007年教育部实施了“质量工程”项目，投入专项资金支持在西部地区高校建设数字化教室，支持西部高校教师和干部到支援高校进修和学习锻炼，提高本科教学水平。以“十一五”期间为例，中央财政投入了5520万元，资助近3000名受援高校教师锻炼学习[2]。“十二五”期间教育部财政部设立1.5亿元专项资金，资助5000名西部受援高校教师到支援高校进修学习[3]。
3.学科建设。截止到2011年，受援高校一级博士点总量由6个增长至115个，二级博士点由102个增长至592个，一级硕士点由73个增长至632个，二级硕士点由773个增长至2229个[4]。学科建设的发展主要得益于支援高校的援助，更离不开教育部和财政部的有力支持。
4.科研支持。在科研方面教育部侧重向西部地区高校倾斜，注重提升西部高校科研能力。2001年―2011年，受援高校科研经费由50835万元增长到126770万元，增长了2.5倍，支援高校与受援高校联合承担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共300项[5]。
5.对口支援高校申请定向培养博士与硕士研究生
单独招生计划。2011年教育启动实施了“对口支援高校申请定向培养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单独招生计划”，加大对西部高校师资力量的培养。虽然培养经费财政拨付给支援高校，但是主要受益方却为受援高校。此外，教育部财政部在“十二五”期间设立1.5亿元专项资金支持对口支援工作，安排给教育厅、贵州教育厅、云南教育厅和青海教育厅共计2500万元，支持各高校加强对口支援工作。
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纵向财政转移模式国家对西部高等教育给予了大力扶持。这种财政转移模式主要是专项转移支付和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服务于中央发展西部高等教育、提升西部地区发展能力、缩小东西部地区差异的特定目标。此外，以支援高校对口援助受援高校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模式在高等教育对口支援中也占有较大比重，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横向财政转移支付行为
支援高校对受援高校的支援主要体现为横向财政转移支付行为，支援高校主要是在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图书仪器设备、本科生联合招生等方面开展支援工作。
1.队伍建设。支援高校除了接受受援高校教师进修干部挂职、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外，向受援高校选派高水平教师和优秀管理干部是对口支援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如中国人民大学在对口支援工作10年间，共有教师干部12人次到西部高校任教挂职，开展短期讲座学术论坛27次。
2.学科建设。学科建设是高等教育对口支援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受援高校发展的关键。如在西南交通大学的援助下，大学2003年开办了工科专业，填补了高等工科教育的空白[6]。在中国人民大学支援下，新疆财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专业从无到有、发展壮大。
3.本科生联合招生。对口支援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协调东西部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推动教育公平，本科生联合招生是贯彻这一目标的重要举措。如复旦大学与民族学院、云南大学和重庆医科大学开展的插班本科生和联合培养本科生工作，10年间共联合培养本科生近400名，有效地实现了优资教育资源的共享。
4.图书仪器设备。在高等教育对口支援中，实验室、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硬件是许多受援高校发展的瓶颈，此方面的援助对西部高校发展至关重要。图书仪器设备的支援能够有效改善支援高校的办学条件，是工作的重要内容和载体。据不完全统计，“十一五”期间高校共接受支援高校投入资金约2107.06万元，进行实验室建设、实验科研设备购置、科研开发和图书及办公设备配备，共接受捐赠图书约51.45万册，高校办学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
支援高校对口支援受援高校是工作核心，通过对口支援的通道，东部高校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种大规模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形式是推动高等教育均衡发展的重大举措。高等教育对口支援从本质上就是国家采用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来协调教育资源配置，推动高等教育科学发展。
四、高等教育对口支援财政转移支付的核心问题
（一）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依据
高等教育对口支援不同于省与省（自治区）、企业对企业之间的对口支援，高校作为非盈利组织，受到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财政管控，高校与高校间的对口支援主要是单向的资源流动，是一种特定领域中的强制性的资源转移。单纯地从共同富裕论、政治稳定论、民族特殊论、生态补偿论、基本权力均等论和灾害及突发论等伦理观来理解，不能建立起高等教育对口支援中财政横向转移支付的合理依据[7]。没有法律和制度化的依据，紧靠国家行政命令来推动高等教育对口支援中财政横向转移支付是不科学、不规范的，也是非常脆弱的。长期发展下去，只能增强政府的行政干预，无法建立起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良性体制。
（二）市场机制下财政转移支付的资源配置效率
横纵两种财政转移方式并存，纵向财政转移支付依托国家政策搭建起对口支援的整体框架，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要内容，形成了横纵混合模式。但这种模式并不是固定化的，也不是基于制度化所建立形成的，具有较大的随意性。横纵两方资源的流动与配置主要基于国家的政策和对口支援双方的协议，资源的适用性不高，很难实现资源的最优组合。横向财政转移和纵向财政转移如何实现高效率也是制约工作成效的重要方面，以受援高校实验室规划建设为例，是以对口支援高校援建为主，还是以国家专项投入为主？受援高校师资队伍是否以目前国家投入培训资金，支援高校承担培训任务为最优模式？很值得商榷。
对口支援的双方主体与教育主管部门越来越认识到，必须逐渐把单向的对口支援转向互惠共赢，实现“支援”到“合作”的转变[8]。“合作”实质即资源的双向流动，在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模式下，让支援高校不只单纯地收获政治荣誉和社会声誉，也从教师和管理干部锻炼、科研项目开发和地方经济服务中收获利益。以政府主导的体制过渡为政府主管、市场主导、支援高校与受援高校合作共赢的模式，才能实现高等教育对口支援的科学发展。
（三）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资金支撑
高等教育对口支援各种资源的流动，最终要表现为资金或以资金为载体，国家投入的专项资金来源明确、毋庸置疑，但支援高校对口支援的横向资金的来源却难以明确。目前，我国高校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拨款、地方财政拨款、社会捐助和本校自身收入，支援高校多为部属院校，资金主要来源于这四个方面。对口援助资金从何渠道来，支援高校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应来源于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既然国家要求开展对口支援工作，高校作为非营利组织，相关经费必然由国家提供；另一种认为由支援高校剩余财力支出，是多渠道的来源。可以明确的是，支援高校的援助资金不应来自国家财政拨款，既不符合我国现行财政制度，也不利于资金效用的发挥，也偏离了对口支援的本质。高等教育对口支援实质是由东到西的横向财政转移，主要把东部资源向西部地区高等教育领域转移，资金应来源于国家拨款以外的渠道。
（四）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构建
我国高校严格按照事业单位财政管理，对口支援经费如何纳入财政管理体制中，形成规范的预算、支出、管理和审计是当前高等教育对口支援中的难题。以支援经费的预算为例，经费的数额国家没有规定，没有制度上的约束，主要是双方讲政治、讲感情，通过协议博弈的结果，按照现行财政体制，受援高校直接将项目款项列入接受捐赠中，而支援高校则较难处理，这种半自愿半强制的“援助”很难找到合适科目列入本校支出中。加之没有有效的审计监督，对资金的支出和效益很难评价，容易滋生诸多问题。
对口支援是中国特色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高等教育对口支援是其中的一部分，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有较大影响。在我国横向财政转移制度尚未构建和高等教育对口支援长期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应加大国家财政支持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力度，以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为主导，建立完善国家引导、市场主导、东西部高校合作发展的高等教育对口支援模式，如此才能有效解决高等教育对口支援中的财政转移支付问题，推动高等教育均衡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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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07.
[6]教育部.教育部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工作会议交
流材料[Z].2009.
[7]伍文中.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框架
[J].财政研究，2012，（1）.
[关键词]教育对口支援；义务教育；“两个工程”；勐海县
[作者简介]代小菊，重庆三峡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师，三峡库区移民教育与法律政策研究所成员，硕士，重庆万州404000
[中图分类号]G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4－0209－03
勐海县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位于云南省南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西部，总面积5511平方公里，全县辖12个乡(镇)，总人口近30万人，是一个以傣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边疆县。为了促进勐海县的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促进机会均等，笔者先后两次到勐海县做田野调查，分别运用问卷法和访谈法了解勐海县的教育对口支援情况。
一、勐海县教育对口支援的现状调查
根据《关于推动东西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工作的通知》和《关于东西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工作的指导意见》的精神及实施“东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西部贫困地区学校工程”和“西部大中城市学校对口支援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贫困地区学校工程”(以下简称“两个工程”)的要求，勐海县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对口支援，从而对勐海县的教育起到了推动作用。
(一)实施范围
上海市支援云南省，云南省内也开展了本省内的对口支援。具体来说，上海市对口支援开展了6批。2000年9月开始实施结对子的帮扶，受援地区仅有思茅、文山、红河的15个贫困县，随后，受援地区覆盖面逐步扩大，直到2004年9月，受援地区基本稳定，主要是思茅、文山、红河、大理、楚雄、临沧、西双版纳19个尚未“普九”的贫困县。由上可知，2004年以前，西双版纳州没有对口支援项目，直到2004年9月，上海宝山区开始对口支援西双版纳自治州的勐海县三中，之后经过调整，2005年上海卢湾区开始对口支援勐海三中。相对来说，受援面比较少，受援学校少。
根据云南省的要求，西双版纳州教育对口支援工作的对象和重点放在2002年前尚未“普九”的勐海县、勐腊县。就勐海县来说，开展了多种层次的教育对口支援，主要表现在四个层次：高校对口支援基础教育；州直属学校对口支援勐海县的学校；县直属学校对口支援乡镇学校；乡镇之间的支援。所有的受援学校都是各个层次较好的学校，而办学条件差、师资力量薄弱的需要支援的中小学，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扶持，只有勐海县人口较少的民族乡布朗族布朗山乡的一些学校得到了支援，支援的任务是民族小学和几个乡镇的学校选派教师去任教，支教形式单一，不能起到很好的辐射作用，不能达到以点带面的效果。
(二)援助任务
目前，上海市选派了3批教师到勐海三中任教并兼任校领导职位，他们积极开展学校公开课、县级公开课，帮助教师改进教学理念、教学技能，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了加强教师学习交流，提高受援学校教师业务素质，勐海县选择校级干部、骨干教师到上海进行挂职培训。2005～2006年间，勐海县共选派了16名教师到上海市参加培训。上海不仅在软件上给予帮扶，还在硬件、资金上帮扶，捐赠图书资料，也开展了“手拉手”活动。2005年，上海市三好中学师生为勐海三中的学生捐来了一批图书。随后，上海市为勐海三中提供资金，改善办学条件，购置设备。
根据州教育局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教育对口支援工作的意见》规定，除省级对口支援形式，按省里的要求，尽快做到“县对县”、“校对校”对口支援方案。州级教育对口支援形式暂时采取：(1)由于近期该州帮扶学校教师资源不足，帮扶学校不能长期派教师到受援学校，主要由受援学校派教师及管理人员到帮扶学校学习，帮扶学校每学期接受受援学校的教师及管理人员2～4人，学习时间不少于2个月，整个帮扶工作结束，受援学校教师及管理人员能够享受到一次学习的机会。学习期间帮扶学校提供住所，学习内容根据受援学校需要安排，学习结束，帮扶学校给出鉴定。(2)帮扶学校每学期至少要派骨干教师到受援学校上示范课、观摩课或听课、评课，具体对受援学校的教师作实际的指导，时间可长可短；至少每学期要指导受援学校开展两次教学科研活动。(3)开展支援、受援学校学生之间“手拉手”活动，让学生在学习、生活上互相帮助、互相关心。
(三)支教的教学和管理人员的待遇
上海支教的教师纳入勐海三中管理，勐海三中提供住宿，但是勐海三中为这些教师提供的住宿就是学生宿舍。没有教师办公室，教师备课、教研活动都是在教师宿舍进行。他们在支教期间每月有一定的生活补助等。大多数教师都被评为先进支教教师、教学优秀指导者。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规定：下派人员在支教期间，由学院按同级同类在编在职人员标准发放工资、福利待遇及相关津贴。如年度考核不称职，则不享受除工资外的其他福利和津贴，已发出的要如数扣回。下派人员初次下派和支援期满返校，由学院车辆接送，除此之外，每人一年中可报销两次支教地至景洪的往返车费(特殊情况例外)。对认真履职的下派人员，学院将在职称评聘、职务晋升、进修学习、履职考核、评选先进等方面予以优先考虑，支教期间的工龄和教龄连续计算。对在支教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学院还将予以表彰奖励。
对布朗山支教的教师而言，2006年秋季以前，有的学校对支教教师还给予一定的差旅费报销，但是目前已取消，而且编制都转到布朗山，以利于稳定支教教师队伍，加强支援的有效实施，但是这些教师没有任何特殊待遇。
二、勐海县教育对口支援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对勐海县的教育对口支援所取得的成绩固然值得肯定，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和出现许多不足，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对口支援落实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不够突出
首先，以受援学校偏重在县城中条件较好的中小学，而乡镇中小学受援学校的数量较少，这样不利于对口支援服务的半径、辐射范围的扩大，也不利于县域内教育的均衡发展，将会导致好学校变得更好，差学校变得更差。其次，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即体现在资源、设施等硬件方面，也体现在意识、观念等“软件”方面。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帮扶的重点不够突出。最后，东部的经验如果不适应西部当地的环境，也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所以对口支援不是硬性将经验“植于”受援对象，或者完全清除掉西部“地方性知识”，而是需要双方共同努力，将东部经验创造性地再转化为适应西部地区具体情况，将“地方性知识”融会到共性知识中，传承和发
扬民族文化、民族精神。
(二)“任务式”的单方面支教，合作共赢的意识不强
目前，教育对口支援的结对子帮扶主要是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组织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扶贫协作报告的通知》确定的开展扶贫协作的对口关系实施的，主要强调了东部地区为西部地区教育发展作贡献，以西部大中城市为西部贫困地区教育发展作贡献，不增加受援地方的经济负担。这样一味地强调支援方的责任，进而加重了支援方的任务，长此以往可能会削弱支援方的积极性，成效会逐步减少。
(三)没有比较完善的激励机制
一方面，目前对支教教师的激励偏重在物质上，而像“公平激励”、“活动激励”等，则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一些同样“真心真意、全心全意”支教的教师没有得到应有的奖励，积极性受到一定影响；另一方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社会各界，包括企业集团、公司、社会团体和个人，对其他地区贫困学校的资助也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在勐海县。社会力量的参与比较薄弱，因而如何对那些积极支持、大力资助教育对口支援工作的企业集团、社会团体和个人进行激励，这是值得去探讨的，同时也涉及一个社会力量的参与潜力需要进一步挖掘的问题。
(四)支教形式缺乏多样化
上海、西双版纳、勐海县支援学校的支教教师到受援学校挂职、任教，以及勐海县受援地区学校部分教师和校长到上海观摩、培训和学习，是目前勐海县教育对口支援工程支教工作的基本形式。这种形式固然值得肯定，但是支援学校不可能把大部分的精英教师都派往勐海县支教，因为必先保证本地学校有足够的教师正常进行管理和教学；与此同时，勐海县贫困地区学校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教师都送往支援地区学习和接受培训。因此，这就决定了支教必须采取多种形式来进行。
(五)支教教师的权益保护存在不足
在调查中发现，支教教师的权益没有得到正当维护，比如，没有享受到一定的差旅费、医疗费等补贴；在职务评聘、转正定级等方面没有获得一定的优惠政策；等等。
三、对策及建议
(一)完善政策内容本身，使其逐步达到科学化、合理化
1、政策目标合理化
由于东西部之间的差距、西部自身的条件的限制，教育对口支援工程的目标必须具有阶段性、针对性和侧重点。重点应放在基础设施建设、基建监督、教学指导上，以及帮助贫困地区受援学校改善办学物质条件，逐步达到学校与学校之间实行网络化、多媒体化、信息化，以利于资源的共享，在这些硬件设施得到落实后，再继续抓好软件建设，加强校长、教师、后勤管理人员的培训。而对于办学条件较好的县城中小学，则把重点放在“软件”建设、人员培训和教育教学改革上，因此，在对口支援中，必须要有针对性，不同类型的学校分别设定不同级别的目标，这样才更有利于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教育对口支援不仅要帮助西部贫困地区提高义务教育的教育教学水平，也要明确规定支援方与受援方的合作共赢。对于义务教育而言，东部地区教育观念先进，教育管理水平高，教学质量好，这是西部地区基础教育努力的方向。而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虽然不如东部好，但却蕴涵着丰富的民族团结、和睦相处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以及民族文化特色教育资源等，可以丰富东部地区基础教育的内容。如果双方能携起手来，在对口支援中有意识地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定能达到双赢。总之，教育对口支援的最终目的，在于提高受援地区教育的自身发展的能力，充分发挥自身的“造血”功能，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实现教育机会均等。
2、政策规定具体明确化
教育对口支援政策在规定中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1)制定选择受援学校的标准，使其公开化、透明化，让真正的薄弱学校得到支援，进而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2)规范教师选拔的过程。使教师选拔程序化；(3)规定支教教师和管理人员的权利，保障教师的权益。
(二)加强制度建设，保证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
1、健全教师流动制度
当前各地在制定和落实教师流动制度过程中。中央应以法规的形式确定教师定期流动的制度，使教师流动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同时体现公平与公正。在教师流动过程中，应加强县域内城镇中小学教师定期到农村任教；落实高校毕业生流向贫困地区、农村和薄弱学校；组织师范生实习基地也可以逐步由城镇中小学下移到农村中小学。
汶川地震后不到一个月,国务院就颁布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要求东部和中部的19个省份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县”的方式对口支援汶川地震受灾严重的地区,期限为3年。一年多来,四川省的对口支援工作进展顺利。1月下旬,就对口支援机制对灾区恢复重建与长期发展所起的作用等相关问题,记者专访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与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毅。
除了中央财政下达的2000多亿灾后恢复重建资金外,目前四川灾区来自对口支援省市的援建资金已有400多亿到位,这些资金对于灾区的恢复重建与持续发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首先是弥补了灾后重建的资金缺口,帮助灾区解决了大量急需的民生问题,也为灾区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截至2009年底,四川灾区的18个对口支援省市已经确定对口支援项目3105个,其中已开工的占90.82%,已建成的占49.98%。其次,促进了灾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地区间的合作与交流、为灾区带来先进理念、开放渠道和交流渠道、先进技术和市场等。
中央政府提出灾后重建实施对口支援的出发点是什么?
对口支援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财政资源横向转移和区域合作机制,是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发展的一种临时制度安排,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其重要内容之一是发达地区用本地区财政收入为受援地区提供资金支持,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区际转移支付制度。此外,对口援建的形式不是简单的财政资金投入,还包括物资、人才、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帮扶。
这一机制并非“5・12”汶川大地震后首创。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就有上海、江苏等东部发达地区对口支援、新疆、三峡库区以及其他贫困地区和特殊困难地区的政策。汶川地震后,各兄弟省市均积极伸出援手,为灾区提供各种援助。中央政府迅速对这种自发的援建模式进行了有序化调整,使之成为灾后重建国家规划中重要的内容之一。虽然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里均有关于“对口援建机制”的概念与内容,但有众多省市政府参与的、援建资金投入规模如此之大的实践还是第一次。
对口支援机制在灾区恢复重建中的效果如何?
以往重大灾害发生时,赈灾均以中央财政直接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这次在灾区恢复重建工作中引入对口援建机制是中国特色赈灾模式的一种有益尝试。
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赈灾的模式相比,对口支援使地震灾区得到的不仅是资金的支援,还有强有力的物资供应保障,先进管理理念的输入,援建省市许多人才的参与,多形式的、各具特色的项目援建方式。这次汶川地震四川受损比较严重的区域大多数是相对比较封闭、发展落后的地区,恢复重建工作并不是简单恢复到震前水平。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重建不只是简单地把钱给灾区用,把房子修起来、把路修起来就可以了,而是要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拉动和提升灾区经济发展,让灾区加快建设美好新家园。
一年多来,在每个灾区的重建过程中,每个对口援建城市都发挥了自己的主动性、创造性,引入新理念、新技术,既保证资金投入,又保证项目如期完成,同时,对当地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进行培训。在援建过程中,对口支援省市在加快民生项目、基础设施恢复重建的同时,注重“硬件”与“软件”结合、“输血”与“造血”并重,给予受援地区有力的支持,帮助和指导灾区建设产业发展园区,并安排援建资金投入产业园区建设,积极地为其牵线搭桥引进项目,使灾区的产业发展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灾区则找准本区域发展的薄弱环节,充分利用援建省市的优势资源,把短期援建手段变为长期经济发展措施,带动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许多地区,援建方的进入对灾区当地的居民思想观念产生了较大影响,强化了灾区对外开放的意识。这种影响是潜在的,从长远来看,给灾区带来的积极的影响和变化将不可估量。
当前对口支援工作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在部分地区,援建方在选择项目、确定项目、确定投资规模的时候应该更多地征求当地政府尤其是当地群众的意见,以使援建资金能够普惠到灾区更多的群众。同时,由于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急需恢复,确定的援建项目缺乏充足时间进行详细论证,或多或少地影响了项目的科学选择。
由政府行政主导灾后重建工作的运作模式,其优势何在?
由政府行政主导灾后恢复重建,可以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短期内做很大的投入,迅速恢复灾区的生产生活,使灾区居民能够尽快从受到破坏的废墟上站起来,这比完全利用市场机制要快得多,力度更大,效果也更明显。当然,投资效率是不是最高,这一点还尚待研究。
受团省委党组委托，团省委副书记赵国良一行4人于2016年6月2日至3日到上海团市委对接沪滇共青团助力脱贫攻坚对口支援工作，并就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团的基层工作改革创新、大型赛会志愿服务工作等进行考察学习。
6月2日下午，赵国良一行与上海团市委副书记刘伟以及上海团市委对外交流合作部、组织部、社会工作部负责同志，就沪滇共青团助力脱贫攻坚对口支援项目进行了交流和座谈。赵国良首先介绍了沪滇共青团助力脱贫攻坚对口支援前期工作开展情况，双方围绕对口支援工作项目的具体组织实施进行了热烈讨论和深入研究，形成了良好的共识。赵国良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想法和请求。一是要进一步提升工作水平。在全力实施好脱贫攻坚对口支援项目的同时，要着力加强沪滇两地共青团在更广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拓展沪滇共青团对口帮扶支援工作领域，丰富工作内容，通过沪滇对口帮扶促进云南共青团工作整体提升。二是要进一步加大帮扶力度。恳请上海团市委在加大资金、项目投入力度的同时，着力加强人才支持和智力扶持，加大沪滇扶贫接力计划和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力度，选派更多优秀青年人才到云南支持各项工作开展，传播先进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三是要进一步体现团的特点。要立足共青团工作实际，多设计和实施一些党委政府要求做，青年朋友盼望做，共青团可以做并能做好的工作项目，避免大而全，着手小而实，确保各项工作体现出团的工作特色。四是要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云南各级团组织要进一步增强责任主体意识，科学合理制定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坚持务实的工作作风，把基础工作做扎实，借上海共青团帮扶的东风，切实把沪滇共青团助力脱贫攻坚对口支援项目落到实处。
6月3日，赵国良一行先后到上海理工大学和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办事处凯迪克大厦楼宇立体服务站及楼宇党团服务点考察学习。在上海理工大学，赵国良一行与上海团市委社会工作部负责同志、上海理工大学团委相关负责同志以及上海民安防灾减灾志愿服务中心等社会组织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上海团市委和上海理工大学在大型赛会志愿服务、志愿者参与应急救援等方面的好做法、好经验，了解团组织如何与上海民安防灾减灾志愿服务中心等社会组织合作开展志愿者应急救援培训工作。赵国良指出，云南团省委要积极争取与上海理工大学签订友好合作框架协议并建立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通过干部互访交流、互派挂职干部等方式，加强交流，务实合作，促进云南共青团志愿服务工作的专业化、规范化、科学化、国际化水平。
在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办事处凯迪克大厦楼宇服务中心，赵国良一行深入肖素华工作室以及楼宇青年服务中心，一边实地考察学习静安区在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以及团的基层工作改革创新方面的做法，一边与静安团区委、石门二路街道办事处团委和凯迪克大厦团工委负责同志交流，深入了解静安区各级团组织如何顺应时展变化科学改革团组织设置，创新工作方式，通过有效服务楼宇青年的现实需求实现对楼宇青年的有效覆盖和凝聚。
团省委组织部部长陈选良、青农部副部长温洋等同志随同考察学习。
一、签订对口帮扶责任书及协议书
由涞源县人民政府、我院与***医院与***医院分别签订了对口帮扶责任书，明确了对口帮扶总体目标、年度任务和量化考核指标；我院与两家三级医院签订了对口帮扶协议，明确了相关对口帮扶内容。
二、加强临床专科服务建设能力
两家三级支援医院采取“组团式”支援方式，向我院派
驻5名支援队员组成的团队驻点帮扶，并指派一人为我院挂职业务副院长，帮助我院开展日常诊疗服务，提升我院相关专业的诊疗能力。我院为支援医师提供住宿、就餐等生活保障，支援医师在工作日内能够坚持驻点，在岗在位，假期内如有紧急情况也能够随叫随到，及时帮助我院解决实际困难。
三、帮助我院开展新技术、新项目
在3年的支援工作中，两家三级医院的支援医师帮助我院开展一些新技术、新项目，填补了我院诊疗技术中的空白：**医师帮助我院开展了玻璃体腔注药术、视网膜激光光凝术等；**医师帮助我院开展眼前段照相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医师帮助我院开展了涞源县第一例显微镜脑肿瘤切除术，填补了我县医疗技术的一项空白。
四、医疗文书的规范
从今年开始，我院借助两家三级医院的医师，帮助我院
规范医疗文书的书写。从6月开始，我院每周抽调40份—50份病历，由支援医师带领医务科人员进行病历的带教审阅，将问题反馈给各临床科室，从而大大规范了我院的病历书写。
一、对口支援基本原则
(一)统筹协调，协作共建。我市对口支援工作应坚持在威州镇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在**市委、市政府的统筹下，协作共建，积极主动完成各项支援灾区灾后恢复重建任务。
(二)以人为本，科学重建。按照以人为本、遵循规律、科学合理的原则，充分尊重威州镇人民的意愿，科学重建，努力争取最大效益和最好效果。
(三)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把解决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将“硬件”与“软件”相结合，“输血”和“造血”相结合，兼顾羌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保护工作，在人力、物力、财力、智力等方面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推进威州镇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好字优先，高效优质。要始终坚持好字优先、质量第一，切实做到精心规划、精心组织、精心实施，确保援建项目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让灾区人民满意。
(五)政府推动，多方联动。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多方联动、统筹协调的原则，通过多种方式筹集对口支援资金，建立支援威州镇恢复重建工作的长效机制，确保用3年时间基本完成对口支援任务。
二、主要任务和要求
(一)前期基础工作。
1．开展威州镇城乡房屋地籍调查、地形测绘等基础性工作，协助威州镇建立地籍、测绘、市政基础设施等基础资料数据库和管理信息系统。
2．协助威州镇编制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各专项规划及村庄规划。
3．建立对口支援恢复重建专家库，组织有关科研机构和专家学者参与恢复重建工作，开展专题调研。
(二)具体援建项目。
1．支援做好农村、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修复或建设通村公路、供水、有线电视、农村水利设施等农村基础设施;修复或建设村“两委”办公室、医疗服务站、活动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帮助威州镇农业、畜牧业产品开拓市场，恢复和发展农业、畜牧业及配套加工产业。
2．修复或建设市政基础设施。包括城乡道路、供(排)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
3．修复或建设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学校、医院、广播电视、文化体育、社会福利等。
4．修复或建设城镇居民住房。包括修复加固、拆除、复建的政策调研和实施。
5．支援做好工业商贸恢复重建和经济发展工作。帮助威州镇招商引资，发展符合当地规划和产业政策的工业、服务业。
6．支援做好旅游资源开发和推介工作。通过招商引资，开发威州镇城乡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和地震灾害遗址保护等旅游资源。
7．做好就业援助工作。包括人才培训、劳务输入输出等。
(三)援建项目的审批和管理。
1．根据威州镇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和各专项规划，制定建设计划，明确时段任务和分步实施计划。
2．加强政府直接投资援建项目建设规模、投资预算和结算的审核工作。
3．积极开展招投标、工程监理、质量安全监督等工作。
4．项目建成后，严格按建设标准和要求进行验收。
(四)援建工作的廉政建设和宣传。
1．增强援建工作的规范性和透明度，所有援建单位和人员严格遵守勤政廉政纪律，干净做事。
2．开展援建项目同步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对援建项目进行全过程跟踪审查，对重大援建项目进行审计监督，确保“阳光工程”、“民心工程”。
3．定期公布援建资金和物资的来源、数量、发放和使用情况，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4．正确把握舆论导向，加强恢复重建工作的宣传报道。
三、资金筹措、使用和管理
(一)对口支援威州镇灾后恢复重建所需资金，主要通过政府投入、社会募集、市场运作等多渠道、多形式筹集：一是全市每年对口支援的实物工作量不低于上年度全市(包括各区、县级市)财政收入的1%(暂定3年);二是我市在抗震救灾以来接受社会捐赠款项;三是国务院、省政府拨付的恢复重建专项资金;四是社会捐赠和投资。
(二)对口支援资金的使用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救灾资金管理使用规定，统筹安排、专款专用，由市财政实施统一管理，纪检监察和审计部门严格监督。具体资金筹措和使用管理办法由市财政局会同有关单位制定。
四、工作机制
(一)在市对口支援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前线工作组(下称前线工作组)下设6个专责小组，专责小组组长由牵头单位1名副局级领导担任，并从相关单位抽调3至4名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各专责小组成员原则上每半年轮换一次。
1．农村恢复重建专责小组。由市建委牵头，抽调市建委、农业局、林业局、水务局、公路局和有关区人员组成。主要负责组织威州镇所辖12个行政村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水利设施的恢复重建、农业恢复重建工作。
其中，秉里村恢复重建专责小组由荔湾区政府派出，负责通过秉里村的恢复重建探索农村援建工作的经验。
2．市政基础设施恢复重建专责小组。由市市政园林局牵头，抽调市市政园林局、水务局、交委、市容环卫局等部门人员组成。主要负责威州镇市政路桥、供(排)水、燃气、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的恢复重建工作。
3．公共服务设施恢复重建专责小组。由市建委牵头，抽调市建委、卫生局、民政局、教育局、环保局等部门人员组成。主要负责威州镇中学、小学、幼儿园、医院、社会福利、公共环境监测等公共设施恢复重建工作。
4．城镇住房恢复重建专责小组。由市国土房管局牵头，抽调市国土房管局和相关单位人员组成。主要负责城镇居民房屋修复加固和重建，地质灾害评估等工作。
5．规划设计专责小组。由市规划局牵头，抽调市规划局和有关勘测、规划、设计单位人员组成。主要负责恢复重建的规划、勘察和设计等工作。
6．经济恢复专责小组。由市经贸委牵头，抽调市经贸委、外经贸局、旅游局、劳动保障局、协作办等部门人员组成。主要负责威州镇经济恢复、招商引资、旅游开发、就业培训等工作。
10年来，石河子大学先后接受来自北京大学、天津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农业大学、江南大学等6所支援高校和中国农业大学、浙江理工大学、重庆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杭州师范学院等8所国内合作高校的40名挂职干部到校工作。其中，有4名挂职干部任职石河子大学校领导，其余的36名挂职干部任职石河子大学相关部门、学院领导。挂职干部的到来，为石河子大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为石河子大学各项工作的推进发挥了积极作用。
2002年2月，北京大学赵杰教授赴石河子大学挂职副校长。挂职期间，为提升石河子大学的学术水平和氛围，他创办了“文化西援工程”，组织邀请北京大学的学术专家来石河子大学进行以讲座、座谈为主的学术活动。为推进西部地区民族文化的研究，推动石河子大学文科科研工作，他倡导并主持创立了“石河子大学西域文化研究院”。他利用自己的学术资源和影响力，经多方联系，邀请韩国忠南大学校长到石河子大学访问，为两校合作牵线搭桥，最终促成韩国忠南大学与石河子大学的长期合作。
2005年5月，北京大学李长龄教授来到石河子大学任职药学院院长。由于药学院是新建学院，学院在师资队伍建设、实验室建设、科研项目、研究生培养等很多方面存在困难。为改变现状，他多次与北京大学医学部协商，2005年末，双方签署了合作协议。经他积极联系，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多名教授、专家先后来到石河子大学药学院讲学、授课。为推动学院学科建设，李长龄组织学院申报了“中药学专业”和“药剂学”、“生药学”硕士点，制定了学位点申报和建设的五年计划。
2005年8月，天津大学张毅民教授来到石河子大学挂职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挂职期间，他提出了详细的学院“十一32"发展规划和学科发展意见。在促进学院师资队伍建设上，他积极筹办天津大学、石河子大学化学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班，组织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师在石河子大学举办化工热力学和化工原理的培训课程。他还积极帮助石河子大学建设“基础化学实验中心”，改革实验课程内容和教学体系。
实践表明，挂职干部在对口支援工作中作用重大，对受援高校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一)桥梁纽带作用。
挂职干部是支援高校与受援高校双方沟通、协调的桥梁、纽带。挂职干部来自内地知名高校，直接将内地高校先进的理念、做法、经验带到受援高校，缩小了边疆与内地之间的距离，架起了边疆与内地学术交流的桥梁。
(二)促进带动作用。
挂职干部带动了受援高校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科研工作、管理工作等各方面工作的开展，对受援高校整体实力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
(三)助推器作用。
挂职干部的双重角色，决定了他们在对口支援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挂职干部可以有效地将支、受援方的信息对接，将支援高校的优质资源导人受援高校，将受援高校的有益信息和优势传输给支援高校，促进对口支援工作效益和质量的提高。挂职干部与受援高校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在结束挂职任务后仍一如既往地帮助受援高校，不断促进对口支援工作深入、有效、长期地开展。
【关 键 词】 三峡库区；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模式；发展；改革
【中图分类号】 G7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880（2011）12-0014－02
一、三峡库区中等职业学校办学优势
（一）三峡库区对技工人才的需求缺口较大
根据国家确定的库区未来发展规划和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库区的人才需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相关部门表示，2010年后，重庆市全市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较之前增长55%，需求总量达到216万人，短缺41万人。而处于三峡库区核心位置的万州区，全区企业在岗技工人数仅占企业在岗职工总数的18.5%，其中高技能人才仅占企业技工总数的7.7%，远远满足不了企业发展需要。技术工人短缺，高技能人才匮乏，已成为制约库区产业升级的突出因素。因此，作为培养技工人才主阵地的中等职业学校在库区经济发展中应有所作为。
（二）政府对三峡库区中等职业教育的重视
三峡库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是提高移民就业能力，促进移民安稳致富的需要；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护三峡库区生态环境的需要；也是保障库区社会稳定、构建和谐新库区的需要。国家和政府对三峡库区的职业教育十分重视。2009年3月12日，教育部、国务院三峡办、湖北省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为进一步明确三峡库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目标等惠及库区百万移民和人民群众的问题，在北京签署了共建三峡库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试验区的协议，建立了由协议四方的主要领导任组长的领导机构，为库区的中职教育改革试点提供了领导保证。而经费投入的增加又加强了库区中职教育的基础能力建设，有效地改善了库区中职学校的办学条件，保障了贫困生学业的完成。
（三）全国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对三峡库区中等职业学校的对口支援
为建设好三峡库区职业教育，使移民聚居区、限制开发区、连片贫困区更好地发展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保持经济社会稳定，全国许多优质中职学校发挥自身办学优势，积极支援库区中职学校的发展。2010年3月26日，由教育部职成教司、国务院三峡办经合司、移民培训中心联合举办的“对口支援三峡库区中等职业教育洽谈会”，来自全国17省市的教育行政部门组织44所发达地区优质中职学校，按照2所学校对口支援三峡库区1所中职学校的模式，对口支援三峡库区21所中职学校，帮助库区发展职业教育事业，提升移民整体素质和就业能力。这样有利于库区中职学校利用发达地区的职业教育资源优势，建立大城市对口支援三峡库区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长效机制，必将使库区中职教育得到更好的发展，为库区经济建设发挥更大地作用。
二、三峡库区中等职业学校办学存在的问题
不可否认，由于三峡库区历史原因和移民等问题的影响，库区中职学校在办学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贫困学生面大，需要帮扶的对象多
三峡库区因条件限制，发展滞后，再加上移民问题，库区许多地方都处于移民聚居区、限制开发区和连片贫困区。学生家庭经济困难，上学的学费和生活费成了困扰学生和家长的大事，为保障这些学生完成中职教育的学习，需要在学费减免、生活资助等方面给予大力帮助。尽管中职学校每年都有很大一部分经费用于支持贫困生，但由于资助的面大、人多，资助力度相对较弱，致使有些学生还是因此耽误学业。
（二）办学分散，存在办学重复、资源浪费现象
目前，三峡库区有中等职业学校138所，分属于湖北和重庆两个省市下的19个县（区）。这使得在对国家、地方各级各类职业教育资源进行整合使用、统筹安排、资源共享、积聚发展等方面比较困难。重复办学，教育资源浪费现象依然存在，一些中职学校“散、弱、小”的格局仍未打破。
（三）基础能力相对较弱
当前，库区除重点中等职业学校外，其余职业学校仍然存在分散办学、规模小、效益不突出等问题。一部分职业学校的基础能力较弱，基础设施简陋，实习、实训设备匮乏，师资水平不高，教育信息化整体水平偏低，库区区县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也存在不足。
（四）师资水平亟待提高
三峡库区的中职学校由于条件相对较差，对优秀的、高水平的教师缺乏吸引力，致使库区中职学校的师资队伍在学历结构和职称结构等方面都不太理想，“双师型”教师所占比例更低。仅重庆市库区的中职学校而言，专任教师5 278人，其中专业教师3 614人、实习教师608人，教师学历达标率68.1%；高级职称教师759人，仅占总数的16.5%。这两项指标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更严重的是，库区部分专业课教师不少是普通课转行过来的，未经过专业培训，难以适应专业教学的需要。
（五）对口支援急需规范
三峡库区中职教育目前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基础能力建设、学校内涵发展和人才质量提升都迫切需要给予对口帮扶。而且，现在全国的一些优质的中职学校已开始对口支援库区的中职学校，但这种对口支援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起来，库区的中职学校应该在支援的内容、方案、目标等方面做更进一步的准备和思考。
三、对策和建议
（一）突出重点，逐步实施
针对三峡库区的中职学校基础能力较弱、分散办学、规模小、效益不突出等问题，可以整合库区内的优势资源，将招生形势好、培训质量优、学生就业率高的中职学校和中职专业作为重点建设学校和专业，积累经验，逐渐辐射库区里的其他中职学校和专业。
（二）加大对库区中职教育的经费投入，完善助学制度
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库区中职教育要加大专项经费支持，解决好库区中职学校教育发展规模增大而无经费来源的严重缺口问题，提高移民迁校建设的经费补偿标准，解决好移民学校建设存在的严重负债问题，改善库区中职学校基础能力弱的现状。另外，适当提高库区中职学生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的资助标准，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三）推进“人才强区”战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加大财政支力度持，增加对库区中职学校的教师培养、培训的经费投入，完善教师定期到企业实践的制度；改善库区中职教师待遇，在教师编配、职称评定和收入分配上适当向库区中职教师倾斜，以吸引优秀教师进入库区中职教育行列；加快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步伐，定期选派库区教师到行业挂职锻炼，轮训库区中职学校教师，努力为库区中职学校培养一批数量足够、素质优良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四）积极促进对三峡库区中职学校的对口支援
三峡库区的中职学校在长期办学过程中“欠债”较多，需要优质教育资源的帮扶才能获得更好更快地发展。因此，应该鼓励、引导和推动库区外优质中职学校对口支援库区的中职学校，如国家为库区每个区县安排2至3所办学条件较好的、就业安置好的经济发达地区的中职学校，在基础能力建设、联合办学等方面实施对口援助；同时，积极推进重庆市主城区和湖北省发达城市的职业学校帮扶三峡库区中职学校的各项工作，并在招生、就业、师资和设施设备等方面给予支持。另外，在对口支援过程中要建立起长效机制，使这种对口支援制度化、长期化，让对口支援真正为库区中职学校的发展以及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做出实质性的帮助。■
在这次对口援疆中，兵团的12个师与地方一起作为内地省市的对口援助对象。这是中央对兵团事业关怀和重视的体现。宣传文化系统要积极宣传援疆工作的重要意义，及时宣传援疆工作进展情况和取得的成绩，统一广大干部职工思想，动员全社会力量，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同时，要抓住机遇，依托内地省市丰富的文化资源，争取对口援助省市的多方面、全方位的支持，力争在文化援助方面实现突破，通过提升“软实力”，进一步增强维稳戍边的能力。
一、解放思想，提高认识，积极主动做好对口援疆宣传工作
中央确定此次对口援疆期限是10年，这就给宣传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要不断学习、实践，切实做好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宣传工作。
创新宣传形式，打好主动仗。各级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三要大力宣传中央对口援疆工作会议的重大意义；全面宣传中央推进新疆和兵团跨越式发展的重大决策、战略定位和政策措施；深入宣传各级党委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的新举措、新做法、新成效；充分报道承担对口援疆单位在援助工作中的先进事迹和典型经验，为对口支援工作的顺利、深入开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
提高主题新闻宣传质量。紧紧围绕对口援疆工作大局，大力宣传内地省市对口援助兵团的实际工作、对口援助过程中积累的典型事例和全新经验、对口援助工作的喜人成就和全力改善民生的丰硕成果，努力营造科学援疆、创新援疆、共同发展的舆论环境。
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加强媒体建设，着力提高对口援疆主题宣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丰富宣传内容，提高宣传水平。充分发挥报纸、电视、广播、网站等媒体的作用，共同形成主流舆论强势。做好对口援疆工作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工作，加强对对口援疆热点、焦点问题的引导。加强典型宣传，总结推广对口援疆的先进典型和典型经验，把典型宣传与开展向典型学习活动结合起来，形成人人关心对口援疆、人人参与对口援疆的浓厚氛围。
做好互动宣传工作。要积极与援助省市的宣传部门联系，着手对援助省市和受援师的互动宣传工作。前期采取宣传资源互换共享的办法，对口支援省市的宣传部门提供文字、视频资料，在各受援师的报纸、电视、广播、网站等媒体进行全方位的宣传，让全师干部职工立体地认识对口援助省市、感受对口援助省市、熟悉对口援助省市。同时，向对口援助省市提供宣传资料，在内地宣传兵团的人文历史、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维稳戍边等全方位的情况，让内地各族人民知道兵团、了解兵团、全力支持兵团。
组织专题采访活动。兵地媒体可组成赴对口援助省市采访团，对对口援助省市的经济、社会、文化、历史、自然资源等进行多方面的采访报道，增加对对口援助省市的感性认识。另一方面，邀请对口援助省市宣传部门组织采访团来兵团进行采访，更好地宣传报道兵团。
二、发挥优势，抓住机遇，争取对宣传文化系统的援助
在对口援助过程中，宣传文化系统必须主动靠前，把自己纳入援疆工作之中，努力争取对口援助省市的支持和帮助。要清醒地认识到，援疆工作中项目、资金也只能解决暂时的困难，最重要的是要通过10年援疆，学习内地省市先进的理念、技术、管理方法，让我们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重要提升。因此，对口援疆工作是全方位、多角度的，我们决不能抱着等、靠、要的思想坐等援助，要积极参与，主动靠上去，通过援疆使师、团两级宣传文化系统的软硬件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有较大提升。
有计划地培训宣传干部，与对口援助省市达成培训协议。通过一系列活动，在双方增进感情的基础上，提出宣传干部培养计划，可以在对口援助省市各级宣传部门、媒体挂职培训，也可以在对口援助省市干部培训机构、各类高校进行短期培训，以此提高各师宣传干部的整体素质。
争取硬件建设有突破。通过对口援疆，努力争取对口援助省市宣传系统对各师宣传系统的物资支持，力争通过10年援疆，使宣传系统的硬件建设，特别是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的硬件建设有一个较高水平的提升。
三、突出重点，积极推进文化交流
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要素在生产力中的比重会越来越大，经济科技的竞争，实质上已经成为文化的竞争。文化和经济今天已经结合成一个整体，密不可分。我们和对口援助的兄弟省市之间存在着经济上的差异，但经济背后反映出来的，是文化上的差异。因此，在推进对口援疆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切实推动文化援疆。
农十三师由河南省对口支援，在此次对口援疆工作中，我们必须抓住机遇，依托河南省丰富的文化资源，提升农十三师的文化发展水平。
文化交流取得突破。充分发挥河南省文化资源丰富的特点，有计划地邀请河南省的艺术家们来新疆、兵团、农十三师体验生活和采风创作，与河南省文艺界建立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定期邀请河南电视台“梨园春”栏目组、专业文艺团体来农十三师演出。同时，农十三师联合哈密地区，组织具有浓郁新疆风情、地域特色的文艺节目，到河南省进行巡回演出，宣传展示农十三师的形象，提高知名度。
建设高素质的文艺人才队伍。通过到河南省各级文艺单位学习、挂职等形式，培养一批文艺管理人才；通过到文艺团体、院校培训，培养一批优秀的文艺创作、演出人才；通过与河南省文艺期刊、出版社的合作，利用河南省知名度高、影响力大、辐射面广的大文艺平台，在内地乃至全国范围为农十三师推出一批有影响的作家和艺术家。
四、进一步加强对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
要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文化的原则，切实加强和改善对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对宣传文化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全力支持、负起责任，把宣传工作纳入对口援疆工作的整体布局，进一步加强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