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49:57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了基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翻译所面临的挑战和任务，从译者的译材选取和具体翻译策略的采取，以及翻译理论研究建设两个方面，分别提出了要坚持以民族性特征为指导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主张建立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的翻译理论。从本国语言文化特征出发并不意味着拒绝外来翻译策略和理论，而意味着将我国及外来优秀成果结合，使之成为中国翻译发展的新动力。趋势。
虽然全球化进程在经济和市场领域中尤其明显，但是它实际上已经影响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和社会系统、社会制度，以及价值标准，甚至是个人的日常生活等。信息与文化全球化趋势以经济全球化为前提和依托，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由各民族文化相互碰撞和整合而成。而在信息与文化全球化时代，各国各民族通过世界性的交流，打破了各自的狭隘界限而走向开放和多元。
作为国际问理解的钥匙，翻译是和全球化时代紧紧相连的，两者相互作用相互推进。一方面，全球化进程无疑大大的推动和促进着翻译的发展，为翻译理论的提升和翻译实践的加强提供了有利环境和动力；而另一方面，全球化需要翻译，只有借助于翻译这个促进社会进步和交流的必要手段，一国的先进技术和成果才能得以被引进和介绍到国外，全球化进程才得以展开和进行。而且，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通过积极翻译介绍本国文化于世界从而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同时，也通过积极翻译介绍外来文化于本国而丰富和推动了本土文化的发展，从而间接为全球化作出了贡献。在中国，全球化又给翻译带来了理论上扩充深化，实践上熟习进步的契机，甚至可能是一次和我国历史上j次翻译高潮并举的“新的翻译高潮”，“它无论是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无法比拟的”(李占喜2001)。
社会的进步离不开翻译，不译则亡，在信息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同翻译所处的形势值得关注。作为一种介绍媒体，它面临着西方理论和思潮的涌人，该如何翻译外来文化和理论成果，该采用何种翻译理论来丰富翻译理论及指导翻译实践，这都是应该思考的问题；而翻译其本身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又面临着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矛盾，面临着翻译理论的全球化，面临着普遍性和差异性的选择处理问题。在这个全球化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作为翻译工作者应该有强烈的使命感，不仅在实践中要充分发挥翻译在信息交流方面的桥梁沟通作用，而且面对翻译形势的变化，在翻译取材和具体的翻译策略实施上，都要立足于中国语言文化的民族性，重视民族性特征；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要在积极参与理论交流，力争为世界翻译理论学研究做出贡献的基础上，极力丰富和发展中国翻泽理论，推进译论民族性的发展。
l从翻译策略的采取上看
翻译策略一直是翻译研究领域内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少经验丰富的译家和译学研究者对译者的作用、地位、职能以及译者应该采取的策略等表达了自己的见解，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奈达认为，一个理想的译者不仅必须熟悉原语和精通译语．具备语言表达的才华和丰富的文学想象力，必须充分了解所译题材．还必须具备“移情”本领，能体会原作者的意图，尽力模仿原作者而不要试图超越原作者(谭载喜。1999：237)。程永生(2001)翻译过程视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的交际，交际的参与者是交际的主体，交际在一定的语境中进行。译者作为翻译交际的中心人物，不仅涉及到与读者或是作者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问题，以及相应的译法，还涉及到是否与作者共专业，以及为什么样的读者服务的问题。
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文化的渗透性和干扰性表现得尤其明显，反映在译者的翻译策略上，是音译还是意译，是归化还是异化，是保留外语说法还是译成汉语说法等等，就都是译者面临的难题。而外国文化也可能形成对本国文化的干扰而对译者造成双语转换的障碍。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混杂语”(pidgin)，“洋泾浜”英语就是混杂语的一种。另外，在意识流影响下的“朦胧诗”也往往很难翻译。而在今天，随着全球化的逐步发展，它对语言和语言使用及演化的影响越米越受到关注。会不会有一种语言成为全球语?如果有，又会是哪一种语言?如果有这样一个全球的语言发展趋势，那翻译的前景如何?在MarySnel1．Hornby的著作《翻泽研究：综合方法》fTranslationStudies：AnIntegratedApproach)中，她提出了将翻泽活动置于多语和多文化交际的语境下研究的方法，还分析了近期的潮流，特别是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给国际交流和翻译的影响，也讨论了对翻泽者作的影响及结果。她说明到，所有全球化带来的国际交流及文化与语言角色发展都深刻的影响到翻译及职业译者的工作。MarySnell—Hornby还阐述了在四种虽各不相同但现时真实存在的翻泽任务基础上，译者所面临及所受到困扰的多项任务。这些任务包括翻泽南“闽际英语”(InternationalEnglish)’~成的原文．翻译“文化混杂性文本”(1iteraryhybridtext)，以及说明和对待不同类别的特别文化材料(说明手册，广告传单)。就象Snell—Hornby所指的那样，由“同际英语”写作成的原文文本首先会给翻译者带来理解的问题，还可能会需要译者对其进行编辑加：。而另一·方面，文化混杂性文本带给译者的又是不同的问题。GunillaAnderman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在翻泽此类文本时，翻译者必须清楚明确的认识到，英语的多样性实际上传达了与各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或文化身份有关的信息。最近，《光明日报》从构建中西方文明通道的高度对翻泽问题进行讨论，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如何对待外闭文化，如何吸收与借鉴外国文化的先进成分，应该成为目前翻译研究界关注的问题。翻译研究者应该对选择怎样的文本进行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应采取怎样的文化、场等重要问题进行探索．埘目前中国翻译界出现的“盲目引进文本”，“误译错误严重”等问题出现的深层原进行探究、分析，为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指出正确的方向。
面对这样的全球发展趋势，我们更要认清翻译者的核心作用，在翻译取材和具体的翻译策略采用上尽可能的传达民族文化特色。在具体的两种语言的对译中，强势和弱势文化在选材上的不平衡表现得非常明。对现在处于相对劣势的中国文化来说，当然不利。文化交流中泽入的数量多于泽出的数量，势造成围外强势文化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而我们的文化在世界则总是无法扩大影响。由此导致我们文化的民族特性鲜为世界所知，或被模糊及误解。要克服这种危险，在英汉翻译选材上，对强势文化不能盲目崇拜，什么流行就译什么，而要有选择的加以翻泽，不仅要考虑到读者的要求，更要积极照顾到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我们还必须充分重视并加强译者个人对翻译策略的主观操纵作用，在翻译、引进优秀的西方文化的同时，应选优秀译者，选取典型作品而译，以高水平的作品展示中图文化的博大精深，吸引西方读者的兴趣，增强巾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
在汉英翻译策略上，在保证史对于凄者具有可读性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少用归化的译法，使译文能多保留一点中国民族风味，多传达一些汉的语文化特色。在英汉翻译策略上，我们既不能避自己的义化现状，瞧不起其他文化，一味的为了使自己的洋文容易被读者接受而完全采取归化的泽法，更不能忽视甚至蔑视中国文化的特色而全盘采用异化的译法，不顾读者接受能力，不加区别地都原样照搬进来。这样不仅会给凄者造成理解困难，也会破坏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纯洁忡和特性。适度的归化结合遁度的异化就等于翻译的优化。毕竟，翻译策略的选择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在翻泽上，这种翻译策略的主观操控作用并不鲜见梁实秋力主泽文语言的归化性和纯洁性，极力维护传统的语言价值观，提倡用汉语四字格之类的现成。还有不少泽者为保持自己文化的特色与纯洁性，也同样在翻详中充分发挥j-自己对翻泽过程和翻译策略的主观操控作用。
2从翻译理论研究和建设方面看
翻译是永无止境的艺术、历发腿或历史变革，价值标准也会发牛变更，所以翻洋也直遁历时性，具有可变性。十九世纪末严复译《天演论》时提出的所谓“雅”，指的是桐城派的先秦笔韵，而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又时至今日，“雅”的内涵已经发展成为“最佳可读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对译作的品评标准也因各个历史阶段价值观不同而演变进化。因此，我们既不能将翻译理论看成变化不定的权宜之计，又不能将翻译原则、翻译标准及方法论等看成一成不变的条条框框。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翻译理论的研究中具有发展观，要求我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发展，用科学的语言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信息论等学科的崭新知识和观点去加以审视、整理及阐发翻译的理论问题。
2．1翻谭理论研究
全球化在文化理论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各国、各民族文化通过世界性的交流，逐步走向开放，走向多元化，形成一种“世界文化”的新格局。它由文化的民族性因素和世界性因素结合而成，需要按照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和处理。面对全球化进程与趋势，越来越多的翻译学者提出了各自的中国翻译理论建设构想和主张。面对全球化对译学与义化研究提出的一系列挑战，一些学者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必须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建立起具有巾国现代特色的译学理论和翻泽批评，翻译评价体系，使中国翻泽学在国际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世界泽学和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其中，张柏然(2002)中国译学理论思维相对于西方洋学理论思维而言，感悟性强于思辨性，生命体验力强于逻辑分析力。因而要对一批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泽学经典进行现代性的“还原释凄”，发掘其文化精神的内核。他由此提要把握学理论自身的身份标志，利用自身的智慧优势，建立一种具有东方神采的“感悟翻洋哲学”，一种包含着丰富的中智慧的“文化一生命翻泽诗学”。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坚持翻译理论研究的色会使其放弃对普遍翻泽理论的追求．从对纯理论的研究上偏离，从而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泥坑。还有学者认为，在具体的删译理论建设疗法上，应该“把外国理论请进来，然后走去，与际接轨，参与国际交流，共同构建世界翻译学”(张南峰2000)。在中同翻译理论和纯翻译理论的分歧问题上，也有主张认为这两个问题实际上只是一个问题的I琦个方面，即是全球化背景下泽论研究对差异性和普遍性的求。具有中同特色的删泽理沦与具自‘普遍适用性的纯翻译理论这阿者是即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不能偏向哪一方而忽视另一方。“重视泽论的特色，并：意味蕾放弃对普遍性的追求；同样，对纯理论的偏重也不应该以对特殊性的牺牲为代价”(孙会军、张柏然2002)．
丽全球化，中翻泽理论研究首_宽要确的足一·个盘JJ何看待的态度问题。树立证确的态度是关键。全球化怕，翻泽欢迎全球化，而日．应该抓住伞球化带米的大好发展机会促进身实践和理沦建设与发展。全球化是必然趋势，抵抗全球化：所谓民旌特征鼠会阻碍了翻泽理论建设的发展。在“把理论请进来”的同时，还应该积极主动的走l去学习、研究和探讨外理论；存学习外国先进的理沦经验成果的同时，还爱“走去”发表自己的理论观点，参与同际交流，积极力『J入世界翻译理论研究。枉中闭，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和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中闰翻译理论建设的情况和过去相比，已经有所改观。就像王宁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走出国门，自觉介入到际翻译研究的讨论叶I去．他们用英文或法文在国际权威刊物上，阐述中国学者的观点，已经开始影响到两方的学者了，从而使得际翻译理论界对中国学者的脱点越来越予以重视”(杭菊2002)。
在翻洋理论研究方面，学术发展水平的商低造成的差距，虚心向西先进理论学习，义不能过分依赖西方的翻译理论，而要注意足干,-t传统义化，认真的整理干¨总结学习传统理论．吸取适合门的理论成分，确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罗新璋，1984：588．604)，以推动和发展我们的翻译理沧，最终形成自己理论上的民族特色和优势，以立足界翻译理沦研究，而不能被强势翻潭理论同化。
在全球化大背景F，东西方文化之问的相互交流、渗透与融合是不可避免的。我们需要吸收融合外来新文化、新理论来促进本国文化包括翻译事业的发展。但是，东西方两种文化迥然不同、各具特色，所以我国的翻泽理论既要走向世界，又不能以牺牲自己的特点为代价。我们既不能轻易的反对和打击主张学习西方的学者，不能动用某个国外学者的“论断”来试图完全抛弃和定译沦民族性，更不能埘坚持民族文化，试图建立巾自己特色翻译学的学者和在英翻译时采用归化翻湃的泽者打上逆世界历史潮流或观念陈旧等的印记。只有这样，我们在国际上才能维护民族丈化特征，在国内才能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巾国翻洋理论与实践的健康发展。
2．2翻译理论研究和建设方面
在译论建设方嘶，我们要克服两译论的卡H臣排斥倾向及翮泽研究的片面倾向，我们必须以我的翻译实践为基点，以东西各国的翻译理论为借鉴进行译论研究。我们应该学习国外译学界善于借鉴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找准切人点深入进行翻译理论研究的创新精神。我们应积极引进世界先进翻译理论，下功夫加强汉语修养，研究汉语语言规律。在翻译实践中把前者化人后者，拿出我们自己足以与外国翻译理论相抗衡的著作来。我们还应该加强对中国传统译论重视及研究，对国外翻译理论分流派或分不同时期进行系统化的整理和分析学习工作。最后力争能让一部部优秀译学著作形成卓越文化代表，从而展示中国翻译界的理论建树。
【关键词】语用学；翻译；语用等效翻译理论；语用学关联理论
一、语用学与翻译
语用学是语言学研究新兴起的一个领域，它是研究如何使用语言的一门学科，也就是研究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意义。翻译是译意，而语用学正是对话语意义的研究。把语用学引入翻译领域，就会给翻译带来新的活力，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解释翻译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使译文与原文达到语用的等效。
二、语用等效翻译理论
翻译等效论是翻译学本体理论之一，可以追朔到公元7世纪。伟大的中国翻译家玄奘提出翻译的指导原则是:“既须求真,又须喻俗。”19世纪末,中国近代翻译事业的开拓者严复更进一步明确了这个概念:“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经过古今中外众多翻译学家长期的探索、研究,其已得到充分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文化交流的加深,等效论在翻译实践中的运用日益受到关注,因为等效论本身是翻译的一个目标和实践原则。而语用翻译是一种力求等效的新理论模式,也属于一种等效翻译理论，它强调语用下的翻译等效。换言之,译者是在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运用语用学原理指导自己的翻译达到最大程度的等效,从而显示出语用学与翻译的密切关系。语用学的翻译观主要探讨口头语言和艺术性语言的翻译，因此我们要善于运用语用学的理论来指导翻译实践的顺利进行。
语用翻译等效理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用语言等效翻译,即通过对比两种语言来实现最大程度的等效翻译。这种翻译不拘泥于原文形式,但求保存原文内容。它和奈达的“动态对等翻译”相仿,即以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译文来再现原语内容,以实现等效。二是社交语用等效翻译。这种等效翻译则是从社交语用学的角度切入,是一种为跨语言、跨文化的双语服务的等效翻译。这类语用翻译可以通过多途径来实现等效。译者只需根据原作所提供的语境依从读者的文化习俗,在忠实原作内容的前提下将其转化为他们易于接受的译文而不必拘囿于原文的形式。
例一: Every time I come back from a business trip it makes a new man.如果翻译成“重新做人”,就和原文意思大相径庭。原文含义是:跑完生意回家,疲劳消散,精神得到慰藉,从而感到自己“仿佛换了一个人”。因此该句可译为:我每到外头跑一趟生意回来,就叫我耳目一新,精神一爽。
这种翻译实在精湛，值得学习。
例二：“金利来”是一个中国男装品牌，它的英语译文是Goldlion。因为在西方狮子象征着名流和高贵的身份。翻译成中文“金利来”而非“金狮”，是因为“狮”在粤语中和“尸”、“输”同音，有不吉利之嫌，而“金利来”可以使人联想到滚滚而来得财源，正符合中国人喜欢旺财的心理；英语译文是Goldlion，又象征者高贵的名流身份。如此翻译，东西方的客源都会很旺，实为佳译！
因此，翻译时我们必须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本着等效的原则，但不拘泥于完全等效或等值，力求打造达意传神，恰如其分，明白畅达的译文。
三、翻译中关联理论的应用
关联理论作为一种认知语用理论，强调了语境效果及推理模式；翻译是一个对语言进行认知推理的交际过程，二者都是对人类交际与话语理解进行研究。关联理论把翻译看做是一个对原语进行阐释的动态的明示推理过程,这就从根本上抓住了翻译的本质。从关联理论的角度看,译文语篇的连贯性涉及译者及译文读者在交际过程中的认知推理和心理消化,它产生于交际参与者对话语关联性的寻求。因此为了与最大关联相一致,译者有必要提供与译文读者最相关的语境假设,从而使译文读者能以最小处理努力来获得最大语境效果。
根据关联理论，语用等效翻译即强调译者首先要正确认知原文作者的意图和识别源语的意图,然后通过对两种语言的对比研究,找出源语和译入语之间的差异,正确评估译文读者的阅读期待,以及考虑译文在译入语环境的可接受性等。译者若一味地照搬原文形象和表达方式,完全不顾译文读者的认知背景和差异,就会给读者带来超负荷的阅读负担,导致读者对译文失去兴趣或者不理解,导致交际失败。因此,从语用学关联理论的角度看,译文无论怎样处理,只要能传达原作的用意,实现语言交际的目的,就是一种可行的译法。只要有理论的正确指导,翻译的技巧是可以灵活运用的。
例一：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说到：“请慢走！”很多时候被翻译为：Please walk slowly. 实际上简单地译为：Goodbye!或者 See you!反而更能让人感觉明白易懂。这是因为此译法已经把原句的语用含义表达出来了，达到了语用效果。
例二：我们在受益后经常向施益者说：“你辛苦了！”用严格的“等值翻译”是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译文，于是我们可以根据语境，按照语用学的等效原则和关联理论，翻译成：All your efforts are highly appreciated. / Good job, thanks. / Thank you for your work!
可见，关联理论可以用于应对各种复杂的翻译现象，给翻译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使人们对翻译的本质有了彻底的认识，从而更有利于进一步对翻译开展科学合理有效的研究。
四、结束语
中外翻译学家对翻译标准提出了因人而异的见解，但是每一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离不开“信”。然而要做到两种语言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完全对等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人们使用语言的目的是传递信息,如何在此情况下把原语所传达的信息用译语表达出来,这是译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
随着翻译学与语言学等多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特别是语用学最新研究成果对翻译学的渗透, 语用等效翻译理论和语用学关联理论成了译界的两大焦点。二者视译文的效度为翻译的首要标准，强调译文在实现与原文同样的交际效果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与原文语言、意义内容及风格等方面趋同。由于原文作者的认知与译者的认知之间存在着差异，而译者的认知也不可能完全等同于读者的认知，因而，翻译中对原文的语言形式、意义内容及风格特点等的绝对忠实我们不可企及。译者的职责在于采用动态的阐释法把原文作者的真实意图以明确的方式再现给译文读者，从而适应读者的认知期待。只要译文取得了与原文同样的语用效果，译文就达到了翻译的效度。译文没有效度，也就无信度可言。总之，为保证译文的质量，作为译者我们必须追求一种建立在译文效度基础上的信度，这样才能较好地处理了译文的效度和信度之间的关系。
总之，语用等效理论和关联理论为翻译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因此我们要在翻译中正确运用二者，使译文和原文尽可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达到最大程度的信效对等，从而更好地进行忠实流畅，达意传神，恰如其分的翻译，使翻译的花园更加绚丽多彩，五彩斑斓！
【参考文献】
[1]胡壮麟.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107-108.
关键词： 翻译 等值理论 理论运用
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自从有语言交流以来，翻译就伴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千百年来，人们在交流翻译活动中不断积累翻译经验，逐步改进翻译方法，产生了许多翻译流派，建立了完整的翻译体系，创立了不同的翻译理论，翻译等值理论便是不同的翻译理论之一。翻译等值理论从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在翻译领域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翻译学者。
一、翻译等值论的起源
翻译等值理论是语言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学的翻译理论强调原文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在译文中必须保留原文的文本特征，也就是翻译的对等理论。我国古代的佛经翻译是最早的对等翻译，至唐宋之前大部分佛经是以词对词、句对句的翻译。三国时期支谦在《语法经序》中提出“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译经原则。隋朝彦琮在《辨证论》中主张译经“宁贵朴而正理，不用巧而背源”的观点。此时期的译文以“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为标准，甚至为了力求保全原来面目，“辞质多胡音”。但是，这一阶段的译文由于过于忠实原文而显得译文晦涩难懂，甚至不明就里。
系统的等值翻译理论最初在欧洲萌芽、发展，其后为世界各国的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工作者所接受并运用，是对翻译活动影响最大的翻译理论。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同等效果论的是十八世纪英国翻译理论家泰特勒（Tytler），他在1790年的著作《翻译原理简论》中提出“好的翻译是把原作的优点完全移注到另一种语言中，使得译文语言国家的人们能够像使用原作语言的人们一样清晰地领悟、强烈地感受”。我国著名的翻译大家严复所提出的翻译三要素“信、达、雅”中的“信”便是翻译等值理论的具体体现，是指原文和译文在思想内容和语义上的等值。现代第一个明确提出等值翻译理论的是前苏联语言学家费道罗夫（Fedolov），他在1953年出版的《翻译理论概要》中提出了“翻译等值”理论：“翻译就是用一种语言把另外一种语言在内容和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中所业已表达出来的东西准确而完全地表达出来。”至此，翻译等值论就正式产生了。
二、翻译等值论的发展
翻译等值理论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贯穿整个世界翻译史，翻译学家和翻译工作者都力求把最准确、最流畅、最符合原文的译作呈现给译语读者。然而，翻译行为所涉及的是不同语言中的对应等值的信息，即“在不同的语言现象中求得等值”。由于语言之间的非对称关系及语言信息在翻译中要实现“等值”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各翻译流派对翻译等值概念本身的界定，以及对其在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价值和作用的认定不尽一致。我国唐朝玄奘法师在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的过程中提出了翻译的标准应“既需求真，又须喻俗”。西方有翻译理论家提出用含义相对温和的术语来取代“等值”一词，如相似（similarity）、类似（analogy）、对应（correspondence）、相配（matching）、适合（adequacy）等。美国语言学家雅克布森（R.Jakobson）在《论翻译中的语言学问题》一文中指出“有差异的等值（equivalence in difference）是语言中的基本问题，也是语言学所关心的关键问题”。1964年，美国语言学家奈达（E.A.Nida）在《翻译科学探索》中首次提出了“动态对等”的概念，强调形式等值（formal equivalence）和动态等值（dynamic equivalence）两个方面，主张翻译的等值首先是意义上的等值，其次是风格上的等值。德国翻译家科勒（Koller）则认为翻译过程中需要兼顾诸多非语言因素的观点，主张以目的为主导的翻译标准多元化体系，把翻译等值内容分为外延等值（denotative equivalence）、内涵等值（connotative equivalence）、语言规范等值（text-normative equivalence）、语用等值（pragmatic equivalence）、形式等值（formal-aesthetic equivalence）等方面。我国清代翻译家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议》中提出了“善译”的概念，“译成之文，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
随着人们对外交流的机会增多，需要翻译的材料越来越多，因此西方现代翻译理论中的等值、等效理论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被引入中国翻译界，极大地促进了翻译学研究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并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我国的翻译实践。著名翻译家金认为“翻译对接受者（听众或读者）的效果，应该与原文接受者的效果基本相同”。奈达等人的动态对等概念为翻译等值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两千年来西方翻译家们相持不下的直译和自由译之争，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三、翻译等值论的运用
翻译活动中的等值概念，不仅是千百年来西方翻译理论中的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而且是现代翻译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等值翻译理论强调译文和原文在内容、文体、风格等方面达到等值，译文语言的表达符合原文语言的表达，以实现两种语言间的交流。一种语言的原文材料，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就会有诸多不同之处。在两种语言互译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直译法、意译法、分译法、增译法、减译法等手法达到等值翻译的效果。
运用直译法使得翻译达到表层等值。直译是在译文中不仅传达原文的内容，还尽可能完整地保留原文的修辞风格及组句形式。翻译虽然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符号转换，但是两种语言中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相同或相似之处。因此，直译是翻译活动中最基本的方法。直译要求能尽量保持原作的语言形式，包括词汇运用、句子结构、比喻手段等，同时译语语言流畅、简洁易懂。翻译时首选直译不仅有利于避免歧义，而且有利于文化交流和丰富语汇。当两种语言有相同或相似之处时，只需通过直译便能实现翻译等值的目标。这在翻译一些简短的句子或当原文与译文的结构相同时经常运用。直译能最大限度地达到原文和译文在词法、属分、文体、篇章等方面的等值。
运用意译法使得翻译达到深层等值。意译是翻译活动中的另一重要方法。每种语言都有各自独立和分明的系统，在形态和句法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一味地直译会使译文产生生硬晦涩的弊病，甚至会让译语读者无法领略原文的内容。意译是从原文的意义出发，只要求将原文大意表达出来，只求译文自然流畅，最大限度地符合译语读者的思维习惯而不拘泥原文的形式。当源语的意思无法直接用目的语表达时，意译便可以将整个句子甚至一段话作为一个整体的翻译单位而不注重源语和目的语词语的对应，使目标语的翻译尽量贴近源语的文化背景及习惯。通过意译的方法，使原文和译文达到意义、逻辑、动态等方面的等值。
运用其他方法使得翻译达到语用等值。翻译等值论一贯主张，当译文语言与原文语言无法完全对等时，就只能寻求其他手段达到译文语言中大致与原文语言相同的表达。这便是语用功能上的对等形式。运用分译、增译、减译等方法使原文和译文，达到修辞、审美等方面的等值。
翻译等值论是翻译理论研究与现代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代表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方向，是翻译者必须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翻译等值理论是翻译理论转中的核心理念，等值翻译是翻译活动的最终目标。无论在我们在翻译实践中运用何种翻译理论，都必须明确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十全十美的。我们应看到翻译等值理论与同类型理论相比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翻译理论必须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中，脱离特定的民族语言与文化的环球式的翻译理论体系实际不存在。
参考文献：
[1]费道罗夫.翻译理论概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2]刘宓庆.文体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3]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4]范仲英.实用翻译教程[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5]金.等效翻译探索.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玛丽・斯奈尔・霍恩比（Mary Snell Hornby）所著《翻译研究：综合法》（Translation Studies ： An Integrated Approach）一书于1988年出版， 该书详尽阐述了翻译研究综合法的观点，书中独特的视角、与众不同的见地使斯奈尔・霍恩比在翻译学界一举成名。在该书中，斯奈尔・霍恩比全面考察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在客观分析翻译研究流派的理论基础上，以格式塔整体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翻译研究综合方法的观点；她对于翻译理论研究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她在该书中以全新的视角看待文本在文化语境中的作用，提出了翻译是文化互动的观点。
斯奈尔・霍恩比的翻译研究理论观为翻译理论研究者和翻译实践者开阔了视野，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尤金・A・奈达（Eugene・A・Nida）对其理论观点如此评价：“斯奈尔・霍恩比在这方面从卓有成效的角度来加以讨论，因为它们为解释笔译和口译的方方面面提供了基本的观点”（转引自田德蓓，2001）。
二.关于翻译研究学科地位的观点
在翻译研究学科地位的问题上，斯奈尔・霍恩比坚持沿袭并巩固了翻译研究学派的先驱学者詹姆斯・霍姆斯（James・S・Holmes）的理论观：翻译研究应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她提出翻译研究不仅仅涉及语言学和比较文学的知识领域，还覆盖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知识内容。相比较而言，语言学关注的是语言本身的理论诠释，同时比较文学注重的是对源语和目的语文本的描述比较和分析，而翻译研究注重的是再创作各类具体源语文本，并对其加以描述和分析。
基于此观点，斯奈尔・霍恩比认为应该将翻译研究从语言学领域或比较文学领域剥离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虽然翻译研究不可避免的与许多学科的知识关联，但在学术层面上它既无法归属于任何一门学科，也无法被任何其他学科所替代。既然以往的翻译研究理论都不能满足翻译研究的发展需求和学术要求， 那么翻译研究就应该脱离其他学科范畴并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田德蓓，2001）。“跨学科综合研究，翻译研究向文化研究发展、翻译理论的多元互补和东西翻译理论的交汇融合将是翻译理论发展的主要趋势”（廖七一，1998）。
三.对“莱比锡学派”和“操纵学派”的观点批判
针对欧洲翻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问题，斯奈尔・霍恩比着重比较、分析和研究欧洲翻译研究的两个流派--“莱比锡学派”和“操纵学派”的理论观点。通过对“莱比锡学派”理论的分析和研究，斯奈尔・霍恩比发现该学派视翻译研究为应用语言学的分支，理论上过于强调语言因素在翻译中的作用，研究视角相对偏狭。关于“操纵学派”的理论观点，她认为这一学派的研究关注点只囿于文学翻译，对于文学以外的翻译研究基本忽视。基于对这两个学派的研究，斯奈尔・霍恩比认为，翻译研究应着眼于探究翻译的共性，应着力于揭示翻译活动的客观及内在规律。
由于结构语言学学派的影响及其翻译理论长期以来的统治地位， 翻译过程在主流理论上一直被看作是语言的解码和破译过程，即“语际转换”。斯奈尔・霍恩比则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也是文化的转换。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活动，而非解码的过程。翻译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文本研究、语言对比、源语译语之间转换的层面，而应着眼于充分考虑文化背景的作用，借助文化因素来分析和研究各类文本。语言是动态关联的，是文化不可缺少的要素；语言的交际功能植根于特定情景之中，并使其本身成为宏观社会文化背景的部分。
此外， 在对待源语译语文本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当时主流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基石是“等值观”，如尤金・A・奈达提出的“语言等值”和“动态等值”的观点，这个观点对翻译研究学界的影响至今不容忽视。而斯奈尔・霍恩比则认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翻译研究，不应该再把等值观念作为基础。因为等值观念忽视了文化因素，从而将翻译研究带入不利甚至举步不前的境地，这对翻译研究是极为不利的，因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由于表达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其语言的完全等值在实践意义上是很难实现的。
四.翻译研究综合法的提出
通过对传统翻译研究学派理论成果的研究和分析，斯奈尔・霍恩比认为，翻译理论家们都是从自己的翻译领域出发谈论和构想了各种各样的翻译理论，而从未试图缩小文学翻译同其他翻译的差距， 所以传统翻译理论所讨论的诸如“忠实与自由”、“词与意义”和“以源语为归宿与以译语为归宿”等术语都明显具有相似或重叠之处， 以往的翻译研究都未能从整体上促进翻译研究的实质性进展。鉴于此，斯奈尔・霍恩比在其著作中提出： 翻译研究应改变传统的分类方式，采取全面综合的方法，从整体上研究翻译而不是把它仅仅看作是某种形式的翻译实践（李，2004）。斯奈尔・霍恩比从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得出这样的结论：称职的译者不但要有双语基础，而且要有源语和译语的双文化背景。
斯奈尔・霍恩比所提出的“翻译研究综合法”，其核心基础是格式塔心理学和原型学的理论观。采用格式塔整体原理是个明智的不失偏颇考虑，它强调整体不等于各部分的总和，而是各部分的有机关联。所以我们说翻译吸收了许多学科的内容，并不等于各种领域的总和，也不依赖于其中任何一个学科。同样，原型学注重的是聚焦和关注细微的差异，运用原型框架的论点来强调翻译文本是不可分割的连续体。所以，从原型学的构架来看翻译就是一种综合方法，它要求翻译研究必须注重语言在较大的情景和文化语境中的关联，并通过这种关联来回溯语言的确切含义，从而达到“确译”的目标。翻译研究的综合方法是建立在翻译的复杂性上的，而不是基于外在的模式和其他学科的传统方法，它在实践层面应该适应于各种不同类型的翻译。
五.结语
斯奈尔・霍恩比借鉴、吸收语言学派和文学派翻译理论的长处，提出建立翻译研究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见解；强调文化背景对翻译研究的重要作用，提出翻译不是语际转换， 而是跨文化转换的观点；并运用格式塔整体原理倡导翻译研究的综合方法。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开阔翻译研究者的视野，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上对文学语言的翻译、普通语言的翻译和特殊语言的翻译所作的分类，其界线越来越不明显。因而，现今的翻译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工作都需要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的支魏突ザ，忽视或撇开文化这个范畴来进行翻译研究是行不通的。
参考文献：
1.Mary Snell Hornby. Translation Studi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2.廖七一.跨学科综合・文化回归・多元互补──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走向试评 [J]； 外国语；1998（5）
3.李. 西方翻译研究流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建构主义翻译观；传统翻译观；认知语言学
在翻译研究中，不同翻译理论对译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见解，翻译的客观主义把翻译看作是源文本完全确定的文本意义被译入语文本表征的过程；而翻译的主观主义则认为翻译是译者对完全开放的意义的解读；翻译的建构主义存在于以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两个端点的连续体中，提倡在译者的创造性和源文本的客观意义之间建立某种平衡。
本文以哲学和心理学视角的建构主义翻译理论为基础，结合认知语言学，尝试解释翻译过程的本质和特点，同时证实翻译认知建构观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一、传统翻译观
1.客观主义翻译观。客观主义把翻译过程看作是译者对源文本完全确定的文本意义的传达，文本意义完全包含在原文本中，由译者提取并传递。
对等翻译理论是典型的客观主义翻译观，它以语言学理论为基础，采用传统的对比方法系统地把源文本和译入语文本的不同具体方面进行对比，把代表指称意义、抽象概念和逻辑关系的符号意义进行移植，把翻译过程看作是源语言的文本表征被目标语言的文本表征所代替的过程，力图使源文本与译入语文本在形式和内容方面达到最大程度的形式对等和指称对等。形式对等和指称对等忽视了翻译的上下文语境，而奈达的功能对等原则通过对句法特征和语篇属性进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但仍基本隶属于客观主义翻译观。
2.主观主义翻译观。与客观主义相对立的是翻译的主观主义取向，主观主义翻译观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态度和目的完全或部分开放的接受、调整、忽视和拒绝源文本的某些篇章意义和文体风格。功能主义认为“译入语文本的功能和目的是任何翻译的最主要的标准”，体现了主观主义的翻译观，其主要代表是翻译目的论。翻译目的论把译入语文本意欲接受者的文化背景、期望和交际需求看作是翻译的决定因素，源文本意义和风格不再被视为翻译的最高原则，即通过译者完全开放的语义解读，使译入语文本满足受众群体的期望和需求。翻译目的论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地方也在于此，受众群体的期望和需求是运行存储于大脑中的心理活动，现阶段，译者无法清晰准确的捕捉到这种内隐于读者思维中的心理表征，译者所假定或估计到的受众群体的心理期望和需求缺乏实证经验。
二、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建构主义
1.建构主义翻译观。Ingarden依据格式塔心理学提出了文学作品的平衡观和整体观，注重文本和译者间的动态流，他认为，既要注重文本的客观性，又要注意到译者理解的主观性和个体性。
Fish认为，主体客体的两极划分不合理，因为既没有绝对的主体，也没有绝对的客体，完全主观的反应是不存在的，因为它们不可能从主体的规范体系和思想系统中独立出来，而对于客体的理解，总是由主体建构的，主体与形式文本相互作用，通过这种动态的交流产生特定的反应。译者产生的源语言文本和译者产生的译入语文本不是由译者任意解读的，在翻译中不应将文本和译者分离开来，文本是具有主体性的客体，译者与文本的相互作用确立了翻译的建构主义的立场。
建构主义倾向于某种“协商性”或“构建性”的交际模式，认为翻译过程是源文本作者和译者通过文本意义转换进行的协商过程，译入语文本的意义既不是完全来源于源文本，也不是译者完全开放性的解读，而是受到特定的制约，源文本作者和译者之间的关系是基于相似背景假设的“协议”，是一种以文本的基本图式为基础的社会契约。
2.翻译中的认知建构。编码解码理论认为翻译过程遵循编码――解码――再编码的模式，这一模式包含了容器隐喻和通道隐喻两种隐喻模式，将源文本和译入语文本看作是包含信息图示的容器隐喻，把意义从源文本容器传递到译入语文本需要经过一个通道，此种隐喻模式忽视了译者对于语言中丰富意义的读取和建构。而认知语言学对“语言和远远超出语言之外的认知”进行建模，第一次建立了对于意义建构和意义动态的研究，彻底了翻译的编码解码模式。认知语言学角度的翻译建构观认为，文本的语言形式只编码了少量意义图示，更加丰富的意义通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建构或再建构。
Fauconnier详细的说明了成功翻译的条件，翻译过程中语言的运作是以“文化、语境和认知”为基础，在以此为基础的翻译过程中，语言形式本身只携带了少量信息，通过认知和文化决定的一般组织形式以及认知语境所决定的具体组织形式激活译者大脑中预存的工作记忆，并促成相关信息处理的并行和依次展开。
三、结语
认知语言学的理论认为，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个体在身体和大脑形式和功能方面是相似的，所以以此为基础所进行的建构主义翻译研究中所形成的翻译理论具有普适性。
参考文献：
[1]吕俊，侯向群.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关键词： 翻译理论 汉语成语翻译应用
翻译理论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翻译实践活动的规律，凭借翻译理论的方法论指引和理论指导，分析合适的翻译对策，在翻译活动的过程中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翻译手段。通过对汉语成语的性质和特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成语的翻译绝非易事。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要译出成语的字面及比喻意义，而且其语法结构、来源出处、语篇背景、读者习惯等因素都是翻译过程中的考虑因素。
一、归化与异化翻译理论
归化（Domestication）与异化（Foreignization）这对术语是美国翻译学家韦努蒂在其著作《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一书中提出的，用来描述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
归化是指以目标语文化为导向的翻译，以译文读者习惯的表达方式对原文进行阐述。在翻译活动中，译者要向目的语读者靠拢，尽量提供通顺的、流畅的译文，使译文看起来像是用目的语写作的原文，翻译的痕迹并不明显。异化是指在翻译过程中迁就原文的语言特点，接纳原文的表述方式。异化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尊重原文作者的安排，尽可能地传达原文所要表达的内容。在翻译活动中，译者要保留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及源语的语言风格及文化特色，使读者主动向原作者的思路靠近。这种做法可能会造成译文的不流畅，但是有助于保留源语的文化价值观。韦努蒂是异化翻译方法的坚定拥护者，他将异化翻译方法视为一种对“文化殖民”的“抵抗”（resistancy），这种抵抗可以凸显原文的语言风格和文化特色，可以保护原文及原文所代表的文化系统不受目的语文化的支配，并显示了译者的存在和作用。
从表层上看，归化与异化理论和直译与意译颇为相似，但并不完全等同，“归化和异化可看作直译和意译的概念延伸，作为文化转向的产物，归化和异化必然包含了深刻的文化、文学乃至政治的内涵”。［1］如果说直译和意译停留在语言层面上，那么归化和异化则是运用语言层面的技巧来阐释更深层次的价值观体系。
在翻译理论研究发展的过程中，很多学者对归化和异化孰优孰劣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对于汉语成语英译的问题，归化和异化的处理方式也截然不同。如《红楼梦》中的一句“至于才子佳人等书……”就被分别翻译为“And the boudoir romances”和“As for books of the beauty-and-talented type”两种。显然，第一种翻译舍弃了“才子佳人”这个成语的比喻意象，直接寻找译文中意义相对应的习语进行翻译，而第二种则保留了源语的文化因素，尽可能地传递了源语中的语言特色。对于应该选用归化还是异化，译者各有偏好。但是，归化和异化并不相互矛盾，它们是对立统一、互相补充的。至于原文中哪些语言特色需要保留，哪些比喻意象可以舍去，哪些文化内涵应该尽可能地传达，就需要译者在对原作者意图、翻译目的、文本类型等因素分析和把握的基础上，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2］汉语成语英译问题也是一样，无论是归化还是异化，译者都需要有清晰的译文架构和深刻的文化认知，以保证译文不失偏颇。
二、动态对等理论
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是奈达提出的两个对等理论之一。动态对等基于对等效应原则，注重翻译的交际目的，要求目的语读者对于译文的接受和理解程度应该与源语读者对于原文的接受和理解程度保持基本一致。和早期翻译理论不同的是，动态对等不再以原文为导向，而是以目的语读者的反应作为导向和根本。［3］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重心应该更多地从考察原文内容转移到考虑目的语读者对于译文的接受程度。译文也不再过度追求语法、词汇及文化指称上的完全对应，而是可以加以改动以达到最自然的结果，使译文的接受者在其自身语言文化中可以找到相关的、对应的行为模式。动态对等更趋向于以读者为主导，以读者语言上的接受度为基准。因此，一个成功的翻译作品应该追求“保持与源语讯息之间最自然的对等”，［4］为了达到这种自然性，翻译的过程应该做到尽量流畅，不受源语干扰。目的语文本应既能传达原文精神，又能让读者产生共鸣。动态对等强调的是意义上的对等优于形式上的对等，当然，这是一个递变的原则，如果在符合意义对等的条件下，应该尽量选择形式上相对而言最为对等的译文，使原文和译文达到全方位的对等和统一。
在成语翻译中引入动态对等理论，可以使目的语读者在充分地理解成语意义的基础上，对成语的比喻、结构和文化意象也有一定的了解。汉语成语博大精深，含义深刻，有一些成语的内涵、形象或故事背景可能很难为目的语读者所理解，这时应该首先实现意义上的对等，把原文的形象进行抽象化或简洁化的处理。而对于一些形象和意义都能为英语读者所理解的成语，则尽量实现形式和意义上的双重对等。如成语“赴汤蹈火”对应英语习语“go through fire and water”，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意义上，汉语读者和英语读者看到这两个成语时，对其理解和反应几乎可以达到完全对等。动态对等理论比较适用于跨文化交际的翻译中，因为动态翻译理论能够“更好地传达原文意义与精神内涵，利用读者对本民族知识结构的了解去理解原文，产生原文读者阅读原著时的同样感受”。［5］
上面的两种翻译理论，对于汉语成语的翻译应用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将翻译理论引入汉语成语翻译研究，对于英汉成语研究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翻译理论可以更好地指导翻译实践活动。在翻译实践中引入翻译理论作为基础，可以使翻译更加规范化、系统化。翻译理论与成语研究的结合，能够使我们更加充分地理解中外语言文化的差异，实现更好的跨语言交际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王东风.归化与异化：矛与盾的交锋？［J］.中国翻译，2002，23（5）：25.
［2］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外国语，1998.2：17.
［3］Nida，Eugene A.Principles of correspondence［J］.in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Leiden：E.J.Brill，1964：156-171；Reprinted in Venuti，2000：136.
[论文摘要]将翻译作为外语教学的一种手段运用于大学英语教学中,对促进英语学习、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有着重大的意义。文章首先论述了目前我国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状况和存在的一些问题,试图探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方法及策略,提高翻译教学效果,达到提高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目的。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强,中国加入WTO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对各类专业翻译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更是对听、说、写、译等能力分三个层次(一般、较高、更高)做出了明确要求。但是,在目前大学英语教学实践中,没有设置专门的翻译课程,没有适合公共外语的翻译教材,平时也没有检测学生翻译能力的测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便成为许多英语教师普遍关心的问题。这需要对我们的英语教学,尤其是翻译教学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本文根据教学实践经验,试图讨论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策略以飨同行。
二、目前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努力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是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教学目标之一。目前大学英语教学指导思想过度强调阅读的重要性缺乏必要的翻译课程设置;也没有专门的非英语专业翻译教材;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安排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主观倾向,教学效果不理想。针对这一普遍问题,有许多大学英语教师结合具体的教学实践,对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现状提出了改进意见,也采取了相应的改革措施,例如进一步修订教学大纲、对现有的大学英语教材进行重新修订、为非英专业学生增设翻译课等。为了改变大学英语翻译课不受重视的状况,大学英语四级考试题型增加了句子内部汉译英考试题项,这一改革措施对重视翻译教学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笔者的工作单位在每一学期的英语期末考试中都设置了翻译试题。然而,总的来说,教学效果还是不尽如人意。从学生的平时翻译作业和多次翻译考试结果来看,相当一大部分学生的翻译能力存在不足,如语篇缺乏连贯性、搭配错误、语法不通、逻辑混乱或严重存在中式表达等等,这些问题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深究起来,笔者发现,主要是翻译基本理论知识及常用技巧欠缺造成的。这一研究结果表明,在常规英语教学中,本科生的听说读写译五种技能培养之间缺乏协调,需要总体规划的全方位教学指导思想。此外,由于一些高校压缩大学英语教学课时,在时间有限的课堂教学中很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教学,客观条件难以保证将翻译能力培养融入总体教学过程中。最后,大学英语教师教学工作量较大,学校又不断强调科研工作,往往批改学生的翻译作业是只提供标准答案,没有试着去进一步启发学生就翻译答案的非唯一性进行辩论。
三、翻译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重要意义
翻译教学有助于提高大学英语教学的质量和效率。大学英语教学中可以通过翻译教学来检验学生是否理解到位,进而解难释疑。因为翻译的实质是两门语言代码的转换,其过程有理解、表达、校对三步,尤其需要调动译者对两种语言、文化的理解运用能力。只有正确理解原文,才能谈得上表达、校对。要取得正确理解,就必须对文章的语言现象(词汇、含义、句法结构、习惯用法)、文章内容、上下段落的逻辑关系有个全面的把握。在做翻译练习时,要求对原文的理解达到90%乃至1OO%,而在一般阅读中,正确理解的要求只要达到70%就可以了。因此,翻译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尤为重要。首先,重视翻译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与听、说、读、写能力的培养是不可割裂的,学生通过大量的英汉互译练习获得语言知识,认识到英汉的不同表达习惯,并在具体翻译过程中认识到英汉两种语言的转换规律,增强英语思维表达意识。其次,全面培养翻译能力是大学英语教学目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广义上来看,翻译能力的培养是贯穿于包括听、说、读、写在内的整个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大学英语教学中翻译能力的培养,是直接或间接地同非翻译的其他教学内容密切相关,对于整个大学英语教学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尤其是理工科的学生来说,提高翻译能力也是注重培养实际应用能力的有效途径。再次,从现有大学英语教材编写说明及编写内容来看,翻译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已成为大学英语教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大学英语教材《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课后附有大量的句子汉英互译练习,更加重视将接受技能和产出技能的训练进行有机结合,注意语言输入与输出的关系,注意语言知识与翻译能力的关系。此外,各种各样的四级、六级模拟试卷也或多或少地提供一些翻译习题。笔者认为,适当做些翻译练习可以检测学生对所学的生词、固定表达、句子结构等的理解能力和句法表达及语法规律的实践应用能力。
四、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基本策略
学生翻译能力如何有效地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效果如何。教师首先具备一定的翻译理论基础和翻译实践,通晓英汉语言对比研究成果,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使学生在词汇和语法方面打好基础,注重培养学生的翻译基本功,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和翻译兴趣。
1.将基本翻译理论引入教学过程中,使单纯的翻译实践课受到理论的指导。翻译理论的重要性体现在它对翻译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翻译水平的提高确实需要大量的练习,但是也不能完全靠单纯的翻译劳动,还得靠翻译理论的正确指导。对于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教师应给学生介绍基本的方法和翻译的一些基本理论常识,以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常用的翻译方法有直译法、意译法、直译和意译相结合法、增译法、删略法、省略法、词类转换法、正反和反正法、长句拆译法、替代法等。英译汉时,注意被动语态、名词性从句、定语从句及状语从句的特殊译法。从而使学生对基本的翻译理论有所了解引导学生深入学习翻译理论,使其翻译实践更有成效。翻译教学必须重视中外翻译理论的重要性,如直译、意译、可译度等概念导入对学生理性地认识和掌握翻译原则和技巧是非常有益的。教授翻译理论可以使学生站在一个新的角度来思考翻译问题,自觉监督具体的实践活动。翻译理论必须和翻译实践相结合,这是因为翻译理论一方面来自于翻译实践,另一方面翻译实践在翻译理论的指导下一定会更加科学。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应该通过分析大量的例证,让学生能够领悟到所学的理论知识,课堂上可以先讲解一些理论,当场提问学生做些课堂练习;然后再布置课后有针对性的练习,下次上课是先讲评作业,使学生能够将课堂上学得的翻译理论转化为自己的技能,并且在翻译实践中自觉地、进而无意识地运用理论知识,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翻译水平。
2.适当介入英汉两种文化的对比,加强学生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众所周知,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文化知识的讲授也是不可或缺的教学内容。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来看,语言教学即文化教学,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的符号,语言反映它所代表的文化。翻译是一个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传递文化内容的过程,译者作为两种文化的传播者,其任务是使原作者和译文读者彼此互相沟通。受教学大纲的要求,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比如说课时非常有限。因此,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应遵循实用性的原则,适时、适量地导人一些文化知识,结合英汉语言对比进行本质上的文化比较,从而提高翻译教学的教学效果。独特的文化知识总是代表某一民族的基本特点,是该民族语言得以传延的沃土。这就是说,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表层指称意义的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和移植。当今世界,虽然各种文化日渐趋同,但是民族间的文化差异仍然存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时,就难以避免文化冲撞和心理不适,从而给语言的翻译带来种种障碍和困难。难怪,有人说翻译活动就是“戴着镣铐在跳舞”。因此,对比两种文化的异同,尤其是差异之处的了解,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以及激发学生对翻译的兴趣,对于大学英语教学十分重要。这些差异包括英汉词汇知识、中西思维模式、民族历史及心理文化等各个方面。
3.进一步增加英汉语言对比的内容,提高翻译的准确性。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在进行翻译实践练习时,缺乏对英汉两种语言比较的认识,常常以为英汉两种语言的转换是一种简单的替代关系。他们对两种语言不同的地方,缺乏深层次的认识。在翻译教学中,对比翻译是常见的一种方法,其特点是通过对两种语言的内容、含义和形式的比较,找出两种语言的表达习惯,两种语言的内涵和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审美观,相对准确地译出异域文化中人们容易接受的语言,而整个貌似简单的翻译过程,却是在知识记忆网络图的作用下完成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有意识地指导学生进行英语和汉语语言结构的对比,鼓励学生主动发现英汉表达习惯的不同,以增强他们对英汉语言差异的理性认识,认识到英汉语言除了有相似之处,更有相异之处,引导其自觉探寻并逐步掌握两种语言相互转换的基本特点和常用的翻译技巧。通过练习翻译作业,学生呵以达到自觉培养翻译意识,遵循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尽量减少汉语的负面影响,选择英语中最地道的表达方式,正确译出原文信息,提高译文质量,从而提高对英汉语言宏观结构的认识水平。
4.利用精读课堂教学多角度地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传统课堂的教学模式是:学生课前预习一教师课堂讲解一学生课后做习题一教师对答案。这种教学模式过分加大语言输入,学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听教师一个人讲解,缺少自由表达机会,对提高学生的翻译水平不太有利。由于增设翻译课受到课时、资金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所以利用精读课教学时间进行翻译教学,既达到了培养学生翻译能力的目的,又达到了全面学习英语的教学终极目标。《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二版)》中的文章都是精挑细选的,是进行翻译训练的绝好材料。因为翻译能力的获得离不开一定量的实践活动,因此,教师应该减少英语语言点的讲解,让学生在课外利用课文辅导材料自学,充分利用课堂授课时间对课文进行有针对性的翻译技巧训练。
关键词: 翻译硕士 翻译学在中国 翻译理论与实践
1.引言
2007年,国务院学位办通过了关于设置翻译硕士MTI(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的决议。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南大学等15所大学获得首批翻译硕士招生资格。与以往翻译理论与实践硕士点不同的是,MTI包括口译和笔译两个方向,专门培养翻译实践人才,以填补国内翻译市场的巨大缺口。学生毕业以后由国务院学位办统一印制颁发翻译硕士学位,而不再是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的学位。但是“就目前而言,虽然翻译学的学科地位正逐步建立,但它还没有形成比较明晰的范畴体系,尚处在人云亦云和众说纷纭的前学科或前―前学科阶段”[1]。
2.翻译学之“梦”
2.1建立翻译学并非“难圆之梦”
关于翻译学科的建立,译界一直有非常激烈的争论。以张经浩为代表的学者一直认为建立翻译学是一个“难圆的梦”[2]。但是纵观译界近年来的发展,更多的学者一直在努力实现这个“梦”。黄龙、谭载喜、彭卓吾、黄振定、赵彦秋等都先后有以“翻译学”命名的著作。从2005年教育部在复旦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河北师范大学试点设置本科翻译专业到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学博士点的获批以及到2007年MTI的试点,都无疑证明了我们离这个“梦”越来越近。“虽然这个学科定位还不够科学,但这个学科的存在已被公认。这说明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和发展的”。[3]
2.2学科建立问题探讨
毋庸置疑,翻译学在中国无论是“名”还是“实”均已有了较大发展。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若不能正确对待及处理,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译学在中国的发展。
2.2.1学科名称以及术语仍无统一译介标准。
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一门学科。在西方,有translatology和translation studies之争,在我国也有将学科译名定为“翻译学”和“翻译研究”之争。“翻译学”到底何时成立?它的标志是什么?在这一点上,翻译学界目前也是争论颇多。很多学者以翻译学科本身的发展为标志,当然也有很多人以“翻译学”英语名称(translatology或translation studies)的首次使用为标志。Gentzler认为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成立的标志应该是1976年比利时的洛文会议的召开。Baker等人认为翻译学成为独立学科是在20世纪90年代,其标志是90年代各个高校中迅速发展的翻译系和翻译专业。“翻译学”的英语名称主要有两种:一是“translatology”,另一种是“translation studies”。杨自俭提出:“英语的‘translatology’是1971年Roger Goffin在Meta上用法语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的。”最广为接受的是以1972年Holmes在《翻译学的名与实》中提出的“translation studies”为标志。在此之后,1978年Lefevere建议学术界将“translation studies”作为翻译学科的正式名称。Toury于1989年把专业学术杂志Target的副标题定为“国际翻译学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lation Studies)”。
在我国,直到1992年,国家技术监督局才把“翻译研究”划为专门的学科,但也只是语言学(一级学科)之下的“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之下的一门三级学科。但是,一个学科建立的标志,不是看有没有获得官方批准,而应该看学科本身有没有成熟。成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必须有自己的学术杂志、研究机构及成熟的术语体系。我们已经有《中国翻译》、《上海翻译》、《外语与翻译》等学术杂志,为译界提供了很好的学术交流平台。国内也有不少的大学已经有“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硕士点(但仍然是三级学科硕士点)。而关于术语体系,却一直没有定论。这恐怕是翻译学至今尚未成熟的主要原因。谭载喜教授认为翻译学一直没有定论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全面的纲领性的文献来作为译学的开端。而一个全面的纲领性的文件应该有学科研究领域的定论,有一套广为接受并被使用的术语。
首先,我们应该对学科主体――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术语进行细致的定位,尤其是关于翻译理论与实践领域。我认为,translation一词,含有翻译成品的意思。比如,“a brief study on Hawkes’ translation of Hong Loumeng”。显然这个句子当中的translation不是“翻译学”的意思。由此我们可以将translation studies一词定位为“关于翻译成品的研究”。而“translatology”一词的词尾“-ology”通常是某学科名称的标志词,用它来定位“翻译学”未尝不可。而它区别于“translation studies”,就好像“翻译学”区别于“翻译”。也就是说关于翻译成品的研究我们都可以称为“translation studies”,而纯理论的研究则属于“translatology”范畴。当前译界理论纷繁复杂,层出不穷,这样进行划分能更好地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进行定位,就好像如今的翻译硕士(MTI)与翻译学硕士的定位。同理可以得出,从事翻译实践的人,如MTI,我们可以称之为translator/interpreter,而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则可称之为translatologist。进行这样的分工使学者能更好地定位,学科分工也会更加细致。
其次,对于术语的译介,也没有统一的规范。自说自话的现象非常严重。通常对于国外译论术语的译介都是自说自话,没有统一的标准的。方梦之教授试图通过编写《译学词典》来规范术语的译介,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尚未能从根本上在整个学界进行统一规范。例如,韩礼得的语言三功能中ideational function就有意念功能、概念功能、达意功能等诸多译法,textual function有语段功能、篇章功能、语篇功能、组篇功能等译法。Andrew Chesterman的 Meme理论也有“模因”、“迷母”、“媒母”等诸多译法。类似的多样的译法还有很多,但是“代表一门学科同一概念的术语无须丰茂、多样,而须单一、精确”[4]。
2.2.2对西方译论趋之若骛,缺乏自成体系的理论框架。
翻译学是跨学科的,涉及语言学、文学、文化学、心理学、文体学、历史学、人类学、符号学、思维科学、神经科学、阐释学、逻辑学、哲学、社会学、方法论、学科学、传播学、知识论、美学、系统科学等众多学科领域。“翻译研究现在已意味着与翻译有任何关系的任何东西”[5]。但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翻译学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目标,其理论、原则与方法不是任何其他一个学科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可以完全取代的。它要借用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又不是仅仅从其中任何一个学科借用,而是经过针对自身的工作对象和性质进行调整与整合而形成的。因此,翻译学需要建构自成体系的理论框架,否则翻译学只能是不伦不类,在实质上也永远走不出三级学科的地位。现如今诸如“翻译伦理学”[6]、翻译社会学等相继出台。笔者认为,此类翻译学研究视角虽新,但并不足以独立门户,试问此类学科的落脚点是伦理学、社会学还是翻译学?这些研究视角在命名上存在着本质性的错误。就好像我们不应该把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称之为语言心理学、语言社会学一样,因为后者都属于翻译学研究范畴。所以即便我们翻译研究中要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框架也应当使用如社会翻译学、伦理翻译学等之类的名字。最起码的研究重心都没能把握又怎能不使译学研究误入歧途呢?
在我国,除了“信达雅”之类的三字经,尚没有能自成一派的翻译理论。主流的译学研究范式都是借鉴国外,如语言学范式、文化范式、文学范式、交际范式等。“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跟在西方后面跑,没等我们弄明白一个理论,又有一批新的理论涌了进来。结果我们囫囵吞枣地忙着译介、比较、结合……就是不去想一想为什么他们能不断有新的理论提出,而我们只有学的份?难道这只是西方的专利吗?当然不是!其主要原因是我们太缺乏西方的那种创新精神,受经验主义的影响太深了,以致有人对理论的构成、功能等问题都认识不清,甚至认为理论无用。这应该说是我国学术界的一种悲哀”[7]。我国著名翻译家刘宓庆也曾经撰文指出:“我们究竟应该向西方翻译理论学些什么?盲目崇拜,到处写文章宣扬,于己何益?于后代何益?……要发展中国的翻译思想只能靠一大批学贯中西的中国人自己惨淡经营,加上若干深研‘中国学’的外国同道和衷共济的集体劳动。”刘宓庆教授同时指出中国译坛始终没有形成阵线分明的流派,是因为“(1)受制与中国语言学的后滞发展,(2)儒家话语权深深地束缚了中国知识界的独立性格,(3)受制与翻译业的发展水平和规模”[8]。
2.2.3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理论与实践尚未找到沟通的桥梁。
陆谷孙教授曾撰文称:国内英语界的一些人,近年来呈现越来越狂热的理论崇拜倾向,文章越写越艰涩,术语泛滥之余,数学公式和物理图表(例如,语言力如何在语言场中作用?)之类的学术泡沫,把原本简明不过的常识弄成云里雾里,读者难以洞视其中。比如,归化与异化,Nord用的是纪实翻译与工具翻译,多元系统称之为可接受性与充分性原则,Peter Newmark称之为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最简单的直译与意译实际上也是指同一概念。
而事实上,译论越来越玄,与翻译实践严重脱节,甚至似乎越走越远,根本找不到连接的桥梁。国内学者在最近十多年的不断引进、介绍,促进了国内翻译研究的繁荣,出现了一批翻译理论研究学者。然而,受实用主义和翻译工具论的深厚影响,翻译理论者所从事的工作受到各种质疑,特别是来自翻译实践者群体的质疑,他们凭直觉认为这些研究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全是些高度抽象的、无价值的东西,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提出这些研究无助于使他们如何成为一个好的译者。这些研究理想化地看待原文,错误理解译者的义务和权利,根本不了解具体翻译对译者的要求,甚至误导翻译实践。在《翻译研究百科全书》中,连一些翻译常用的词条都没有收录,如词典、翻译工具、翻译市场、翻译质量保证等,翻译实践者的工作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理论研究也无助于他们如何成为一个好的译者。翻译实践者和翻译理论研究者犹如住在有厚重玻璃隔开的两间屋子里,相互观望而无法沟通,且这种对立似乎正随着翻译学科的迅猛发展而加剧。翻译理论研究天然地依附于翻译实践,不关注翻译实践、翻译现实,甚至脱离翻译的翻译研究应当引起学者的反思。
3.结语
总之,翻译学在中国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学科分工更加完善和细致,但是学科尚未成熟且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当然文中所提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中国译学想要发展甚至要建立中国翻译学就必须有自己的流派,而不是过度地依赖对国外译论,才不致“在很多国际交流场合里处于‘失语状态’”[9]。此外,我们不但要明晰学科主体的分工,而且要走出其他学科的束缚,同时在发展译论的同时要注意找到理论与实践的平衡点,并且必须规范翻译实践市场。我相信,“一个具有新传统的中国翻译事业,一个以包容、兼蓄为主导思想的翻译事业必将自立于世界的译学之林”[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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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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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劳陇.丢掉幻想联系实践[J].中国翻译,1996,(2).
[关键词] 德 国功能翻译理论 商务英语 广告 运用
一、德国功能翻译理论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以1971年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的出版为标志，主要代表人物是凯瑟琳娜.莱斯(Katharina Reiss)，汉斯.弗米尔(Hans Vemeer)， 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 和贾斯塔.赫兹.曼塔里(Justa Holz Manttari)。此前西方多数翻译理论家持语言学的翻译理论，即翻译等值理论，这种理论把翻译看作类似密码转换的过程，主张以原语文本为中心，注重的是原语文本,以及在译语文本中保存原语文本的特征。功能翻译理论者认为等值理论在实际翻译中是没有办法完全做到的，同时在许多情形下也是没有必要的。弗米尔提出了译文功能论，他认为翻译的过程是由翻译的目的所决定的，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不应该是对等翻译理论所要求的原文及功能，而应该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预期达到的交际功能。随后，诺德提出了“功能加忠实”的概念，指出翻译是创作使其发挥某种功能的译语文本，它与其原语文本保持的联系是由译文预期或所要求达导的功能确定的。由于各民族的语言障碍及文化差异，翻译过程中要关注的重要因素是受众。这一理论强调翻译是基于某种文本的行为，但是原语文本只是给译者提供了多源信息的一部分，允许译者选取性地翻译，原文和译文之间必须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的质量和数量由预期译文功能决定。诺德为处于特定语境的原文中哪些成分可以保留，哪些成分必须根据译文语境进行调整甚至改写提供了标准。
功能翻译理论的功能指的是语言的传意，诺德的“功能加忠实” 不是对形式或内容而言的，它注重的不是译文与原文在形式与内容是否对等，就文本功能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领悟原语文本的基础上，以译入文预期功能为目的，根据不同语境因素，选择灵活的翻译方法，使原语与目的语发挥同样的传意效果，这使得功能翻译理论较等值翻译理论和极端功能主义表现出更高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尤其在应用文体的翻译中表现尤为明显。
二、国际商务英语
国际商务英语是商务人士在国际商务场合使用的英语，这种英语具有和标准英语不同的特点，它是以国际商务为语言背景的应用性语言。国际商务英语既不同于英式英语也不同于美式英语，它们是被灵活使用的英语，强调语言调适和相互可理解性，国际商务涉及到诸多不同的行业和领域, 因此国际商务英语涵盖了相关各个领域的专业英语,如经贸英语、财会英语、金融英语、法学英语、商标及广告英语等。商务英语背后的文化主要是欧美文化，商务英语的翻译受这一文化的制约。这就是说，人们要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下使用专门用途的英语,人们发现,英语在使用过程中由于行业,团体,功能等因素而产生了变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国际商务英语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在此，本文作者以广告的翻译为例，探讨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在国际商务英语翻译中的运用。
三、广告的文体和广告的作用
文本大致可分为两类：实用类文体与文学类文体，毫无疑问，前者重视内容而后者重视形式，前者以传达信息为目的，后者以美学意义为考量。国际商务英语，无论是商贸信函，合同条款、索赔、仲裁、包装、运输，还是产品说明、商标、广告都属于典型的实用性文体，这类文体的翻译无论在译法上还是在译文形式上都要求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变更性，没有办法做到原文与译文完全等值或对等，以商品的广告为例，广告活动不仅是商业活动，还是文化交流，信息沟通，它在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广告话语的交际目的可以用“AIDA”来概括，即吸引注意(attention)、引起兴趣(interest)、激发欲望(desire) 、敦促行动(action)（黄国文 2001，299），广告的作用在于提供信息、争取顾客、扩大市场、促进销量，所以广告翻译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功能，首先广告语言必须大众化、通俗化、富有感召力，诱惑力，符合大众的审美与实用心里，行文力求简洁明快，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同时要充分考虑原语和译入语在文化上的差异，回避禁忌，用译入语读者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来表达。侧重交际翻译，注重效果上的对等。
四、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在广告翻译中的具体运用例析
目的和功能是实用文体翻译的依据和归点，根据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原文和译文是两种独立的具有自身价值的文本，在翻译的时候，译者根据原文提供的信息，通过充分理解，正确判断以后将原语的语言和文化信息有条件、有选择、有策略地传递给译语接受者，广告语言用词灵活夸张。因此在广告这种实用性很强的文体翻译中在兼用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同时侧重交际翻译，即注重翻译信息产生的效果，关注原文读者反应与译文读者反应的对等。
根据功能翻译理论的观点，以翻译的目的和翻译的功能为命题，虽然原文的一些文化信息在译文中消失，但考虑到广告的文体特点及用途，权衡利弊，这种舍弃是值得的。通过大量研究实用文体的翻译实践和其达到的目的状况，笔者认为以实现译文预期功能为目的的适当调整、灵活翻译，突破传统翻译观念，即采用增译、减译、转译、或综合等方式会收到良好的效果，例如：
1.天上彩虹，人间长虹
Let the rainbow in the sky; Send his twin brother to you ―― To keep your spirit high.
这是“长虹”电视机的广告，如果按照字面直译的话应该是：“The rainbow in the sky; Changhong in man’s world”不仅死板僵硬，而且令人费解，很难让人把彩虹和长虹电视机有机地联系起来，对此译文在翻译的时候明显使用了增译的方式，采用了修辞格，运用了拟人和比喻手法，把“长虹电视机”比作“天上彩虹”并比作两兄弟，彩虹是被世界每一个人所期望看到的神美景观，通过To keep your spirit high.的增补，极大地刺激译文接受者强烈地审美欲望和好奇心，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同时刺激购买欲望。
2.此旅行箱体积虽小，颇具功效。
Compact and Impact.
这则旅行箱广告的翻译中，摈弃了直译或语义翻译的范式，如果直译，它的译文应该是“Although the volume of the suitcase is small ,it is of quite effect ”，如此冗长而平常的复合句译文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可如果用Compact and Impact这两个押韵词效果就截然不同了，Compact代表旅行箱；Impact表达冲击力和影响力，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颇有感染力和创造性。
3．北京团结湖烤鸭店是全聚德挂炉烤鸭，为保证宾客品尝精美风味，本店烤鸭全部现吃现烤。精选纯北京白鸭，以果木挂炉烤制，只需40分钟就能让您品尝到色泽枣红，香酥脆嫩，浓香四溢的正宗北京烤鸭。
Beijing Tuanjiehu Toast Duck Restaurant uses only the finest Beijing Ducks which are only roasted after you place your order. Preparation takes 40 minutes, after we will serve you with a delicious golden red Beijing Duck with crunchy skin.
显而易见，这是一则遵循功能翻译原理进行的翻译实践，译文注意到中西文化背景的差异和北京全聚德烤鸭的世界闻名度采用了转译、缩译的灵活方式，将“全聚德”和“团结湖”进行了巧妙的并译，目的是为了突出“团结湖烤鸭”，其他专业术语如“果木挂炉”是信息接受者不了解也无须了解的信息，在这则广告说明语中就略去了。这样处理的译文言简意赅，完全达到了其交际功能，效果很好。
综上分析可以进一步说明：德国功能翻译论的核心理论――“目的论”对实用性文体的翻译有很积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在翻译实践中得到了证实和检验。
五、结语
笔者认为，德国功能翻译理论不但对实用文体的翻译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而且也给商务英语翻译实践提供了比较科学合理的理论依据。传统上人们一直认为翻译不能随便增减词句，可现实的问题是：商务英语中某些特殊的文体,如广告,只有通过增译、减译、改译等适度的调整性翻译才能准确而有效地将原语信息传达给译语接受者，也就是说功能翻译理论对一些商务英语的文本翻译有很积极的指导意义,但不是绝对的，因为商务英语涉及的面太广,内容太复杂,比如,商务活动中的法律文书文本和商标广告用语就截然不同,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在商务英语翻译中的应用尚有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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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小慰:翻译功能理论的启示：对某些翻译方法的新思考[J] .中国翻译2000，（4）
公示语指的是在公共场所向公众公示须知内容的语言,它包括标识、指示牌、路牌、公告、警示等等。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公示语具有简洁易懂、规范互文等特点。随着中国国际交往的日益广泛和深入,公示语翻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促进了我国英语公示语的规范和普及。《中国日报》开设了“汉英公示语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于2008年建立了“全国公示语翻译语料库”。这使得公示语的翻译研究逐渐受到学者和译者的关注。目前，公示语翻译研究着重结合公示语的功能特点和语言特点，从语用学的角度或者是文化差异的角度展开探讨。笔者拟考察功能翻译理论对汉语公示语英译的指导作用,并在功能翻译理论的基础上探求公示语翻译的原则与策略。
一功能翻译理论与公示语翻译
20世纪70年代，德国学者莱斯创立了功能翻译理论。她提出要把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特殊目的作为翻译批评的新模式。作为功能翻译理论较为重要的论述之一的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必须由译文的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英国当代翻译理论家纽马克指出，信息型和呼唤型文本应侧重于以读者为中心的交际翻译,使得译文读者获取尽可能接近原文读者的效果。20世纪90年代初,诺德提出了翻译的“忠诚原则”，并根据文本功能和翻译目的的关系提出了“纪实翻译”和“工具翻译”两种翻译方法,进一步完善了功能翻译理论体系。该学派试图把翻译从原语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译入语的角度来解读翻译,把翻译界定为一种有目的的交际活动。翻译功能理论强调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交际功能，以目的语的预期功能为目的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从而为公示语的翻译策略研究开辟了新途径。
就公示语的翻译而言,成功的翻译在于通过译入语的语言、文化和语用方式来传达信息。公示语的功能翻译过程始于语用考量，确定翻译的目标功能，然后在分析原语和译入语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翻译，使得译文被目的语文化系统所接受，进而真正实现翻译的互文性以及文本与功能的一致性。
二公示语翻译的原则
翻译公示语需要译者了解公示语在实际应用中的提示功能、指令功能和参照功能。公示语就是要把信息传递给公众，让公众按照其提示、指令和参照，规范自身的行为。要实现良好的信息传递，避免因文化、思维等差异所引起的语用失误，是译者不可忽视的方面。信息、意义和语境相互作用，才能真正实现跨文化交际，实现原语的功能和意图。因此，基于翻译功能理论，译者应该遵循如下公示语翻译基本原则：
1依据功能理论，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成为公示语翻译的首要任务
东西方文化有着诸多的差异，原语和目的语的恰当转换需要译者充分考虑文化、思维的差别，采用交际翻译法，进而取得译文的预期效果。例如：“桂林山水甲天下”是我国脍炙人口的习语。要将“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涵义准确地用英文表述出来，并且符合译语受众的思维习惯和文字表达方式，译者必须考虑文化背景与可接受的问题。借用英文中的谚语：East or west, home is best.吴伟雄教授巧妙地将其改写为East or west, Guilin landscape is best!该译文简洁明了又符合英语文化的语言表达习惯，极好地实现了交际翻译的目的。
2遵循公示语的语言特点，译文要明确简洁、传达最准确的信息
公示语的交际目的即通过传达最准确、最直接的信息，“促使读者去行动、思考或感受,即按照文本预期的意图作出反应”。并且冗长、繁冗的公示语缺乏意动效果和“收言后之果”，无法实现这一功能性的要求。例如：有人曾把“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译作Go to work happily, and come back home safely。这种译法看似句法规范、忠实原文。但进一步思考汉语的内涵,我们可以发现译文未能传达出原语要表达的信息。该标语的主要含义是平安，译文应重在表达Safety这一概念。何自然教授谈到该条公示语的翻译时指出：按照不同语境，该标语可译为Drive Carefully或是Safety first in driving。如果此语用作安全生产警示语,则可译为Safety is our first priority。这样的译文摆脱了原语的形式和字面意思的束缚，提取了其意义的内核，并用简单直接的译入语表达出来。对于外国受众，该译文使公示语的提示和参照功能得以最大程度体现。
3遵循英语表达习惯，注重译文的互文性
互文性指的是不同语言符号的转换过程中,原语文本风格或意图在译入语文本中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公示语翻译文本要符合译入语的话语规则及文化规约,并保持原公示语的功能或意图。公示语具有严格的规范性、互文性。因此,在公示语英译的过程中,译者应采用规范性表达方式，遵循既定的话语形式来处理。例如“顾客止步”多被译作“Customers are stopped”。很明显，这样的译文具有浓重的中式英语的色彩，语法无误，表意不明。按照英语的话语范式及文化规约，该指示语应该译为“No Admittance”或“Authorized Personnel Only”。此例说明，只有了解英文表达的习惯以及公示语的功能，才能更好地体现原语的特点和功能，从而达到良好的互文性。
三基于功能理论的公示语英译的基本策略
诺德认为，译者在翻译时不仅要关注原文的意图，还要兼顾译入语的实际情况。因此在进行公示语英译的实践中，译者要能够因地制宜、灵活采用适合的翻译策略。
1借用译入语平行文本
公示语的应用是普遍的。在英语中，许多公示语已有约定俗成的形式,为英语国家人民所熟悉。因此，译者可以借用英语中现有的平行文本,简洁直接地传达原语中公示语的意图和功能。这种策略也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因文化、思维差异而造成的语用失误。例如：汉语中“老年旅行服务中心”竟被译作“Agedness Travel Service Heartland”。这种翻译完全是字面意思的机械堆砌，原语的意图完全被歪曲成为“衰老旅游服务腹地”。那么就此句公示语，“老年”应采用英语国家人士普遍认可的“Senior Citizens”，恰当的译文应为“Senior Citizens Travel Services”。又比如，我国公共场所多设有“老弱病残座位”，有人将其直译为“Seats for the Old，Weak，Sick，Handicapped”。表面上此译法无句法错误，可以基本达意。但实际上英语国家已经有规范的表达，既明确又道地。Courtesy Seats即是“老弱病残坐席”的平行文本。
2以译入语读者为本
翻译活动需要跨越文化的鸿沟，因此译者需要考虑文化背景、思维模式以及话语习惯的差异。中文公示语较为含蓄，英文则表达直接，侧重传递信息。所以在公示语英译的过程中，译者应该以英语读者为本，采用英语读者可接受的表达方式和语汇。例如：在我国许多公共场所常见的迎宾公示语中有这样的表述：“争一流服务，迎四海宾朋”。此语的通行译文如下：welcoming honored friends all over the world with the first-class service.这样的译法遵从的是中文思维方式，虽能表意，却显得有些啰嗦。其实更为符合英语读者思维习惯和文化背景的译文如下：First class service to all guests.
3以传递原语的功能为本
中英文化的差异会产生两者话语的语言形式和功能不对等现象。这时,译者应该依据公示语的主要功能采用翻译方法。两者若不能兼顾，译者首先要考虑实现译文的功能性，打破原有的语言形式,突出译入语的信息传递作用。例如,在某些城市的公厕中常有这样的公示语：“免冲式公厕，便后离开即可”。它常被译为“Free of Washing! Be off after Pissing or Shitting”。实际上，我们知道在英语文化中，直言大小便等话语为社交禁忌。此公示语的翻译必须抛开中文的语言形式，保留其核心信息，传递其提示功能即可。此提示语可译为“Automatic Flusher”。又如,有一则交通提示语：“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若直译为“A drop of wine for the driver , two lines of tears for the family”，是无法传达出原文警示功能的。丁衡祁先生打破原有的语言形式,着重实现交际目的,将该公示语译为“Drink and drive costs your life”。既从根本上实现了传递原语功能的目的，又符合英语文化的表达习惯。
综上所述,德国功能翻译理论为研究我国公示语翻译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全新视角。这一理论的应用有助于译者逾越文化差异的鸿沟，在实际翻译过程中注重传递原语的功能，考虑译入语的文化背景，进而较好地实现公示语翻译的交际目的。以功能翻译理论为依据,译者应从实现话语的预期功能出发,遵循互文性原则和规约性原则,采取恰当的翻译策略。这样才可以使得翻译后的公示语最大程度地获得原语的功能，真正发挥公示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小慰.翻译功能理论的启示———对某些翻译方法的思考[J].中国翻译, 2000(4).
关键词：翻译 文化转向 “礼”
一、序言
自上世纪中叶以来，众多语言学理论的兴起，使得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开始关注到语言交际的社会层面，从而使翻译研究也开始出现了文化转向。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界的文化转向已初具规模，其主流则是以图里（Toury Gideon）为代表的操纵学派。他们关注“目的语文化对翻译的影响”，认为“翻译是各种社会力量用来‘操纵’特定社会，建设所需文化的主要手段。”。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在《翻译的文化转向》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从而正式地确定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取向。本文拟从《论语》里的“礼”出发，在探讨文字翻译的同时，亦关注翻译背后所蕴含的跨文化传播态势。
二、翻译的文化转向
语言，作为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不仅能体现不同文化的特质，还能表现不同的文化语境，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等。而作为不同语码间信息转化的翻译活动，其产生的本源亦是出于文化交流的需求。可见翻译与文化两者是息息相关、相互影响和制约的。没有翻译活动的相互交流，固守自封的文化只能是死水一潭。在翻译实践活动中，如果只是仅仅追求语码间的“等值”转换，而忽略语言背后所隐含的文化，那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译文则与翻译软件的译文无异，生硬而无“情感”。
翻译的文化转向为我们的翻译活动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但并未否定传统的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而且文化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列夫维尔和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的著作中也没有排除文本中的语言研究取向。一方面，他们认为翻译活动在语言层面上可以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是一种交流工具；另一方面，在文化层面上，翻译的文本可以作为分析文化交流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媒介。这两种翻译研究模式可以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着手，深入分析语言翻译之间的背景、内涵的表达方式和准确度。
翻译的文化转向的重要意义在于从文化研究和文化语言学的角度解读源语的文本，在翻译实践中充分考虑到其文本背后的文化内涵，以文化的眼光和跨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和考量译文中的语言及文化信息的传达。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翻译的文化转向与传统的翻译理论、翻译策略和翻译技巧并没有相冲突的地方，它只是为我们的翻译实践活动提供了一种更为宏观的视角，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取向。而且翻译的文化转向也不会模糊和超越翻译研究的本体，而是全面的审视我们的翻译文本，更加全面的传达文本及其蕴含的文化信息。
三、中国传统典籍翻译策略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发展，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扩张，我们的对外交流也生机勃勃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欣欣向荣的开展着。在文化方面，比较典型的就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学习汉语以及“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不断建立。这其中，翻译活动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外来文化的“输入”与本族文化的“译出”有着明显的不平衡和不对等性。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文化的等量输出。在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和相互激荡的当下，作为文化输出重要途径之一的翻译活动究竟应采取何种策略才能实现文化交流的互通、互惠和互利呢？对汉文化经典典籍的英译策略上，历来多集中于归化与异化之争。而近年来学术界对此则呈现出异化占上风之势（徐，2009；王东波，2007；刘芳，2003等），为了展现中国文化的异质性，达到文化的互通有无、相互借鉴的目的，在不影响理解的前提下尽量用异化策略来处理原文。如林语堂所译《浮生六记》，将“磬”译为“ch’ing [musical stone]；“馒头”译为“mant’ou”[Chinese bun]。这种翻译可视为音译加注释。
音译加注释这一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保留汉文化的原汁原味，又兼顾了目的语读者的理解，但这一方法仍旧有其局限性，原因有三：其一，既是汉文化经典典籍，通篇定有不少涉及到文化特质的词、句、义，如果每每都用音译加注释，必定会影响到读者的阅读速度、效率以及阅读兴趣；其二，大量的音译加注释必将影响到文篇的完整性，使之显得支离破碎；其三，音译加注释只能在目的语中找不到意思接近的语言单位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
但就翻译策略来说，异化与归化都不是天然对立的，无论采取哪种策略，都是为了全面、准确的展现原文。我们且以《论语》中“礼”为例，来试探汉文化经典典籍的英译。
四、“礼”：汉英语际翻译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而闻名海内外。《论语・为政》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据统计，在汉文化经典典籍《论语》中，“礼”共出现74次，是仅次于“仁”的一个词。“礼”不是单单的指礼貌，而是应该作“礼教”解（杨伯峻，1980）。在西汉戴圣所编纂的《礼记》中，开篇即曰：“勿不敬”(Deference cannot not be shown.)，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顾曰国教授将其解读为“Speaking of lǐ[i.e.politeness]，humble yourself but show respect to other.Denigrating self and respecting other remain at the core of the modern conception of lǐmào”。
在《论语》的翻译中，Arthur Waley的译文历来代表了很高的境界，国内许多学者也在英译《论语》中将其译文作为参考。在Arthur Waley所译的 The Analects（《论语》）中，“礼”及其相关此条共出现70次，下表为“礼”在Arthur Waley所译《论语》各篇中出现的次数及其译文的统计。
节也。”（辞海・词语分册）。杨伯峻先生将“礼”的意思解释为“礼意，礼仪，礼制，礼法。”（杨伯峻，1980：311）。
《论语・里仁》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这里道出了“礼”作为一种制度的作用。在英语里的courtesy，etiquette，manners均表示尊敬的动作，在一定程度上表示“礼”的表象特征，是个人的修身品行和谈吐举止，却无法译出“礼”的社会作用及其实质。在“礼”的众多翻译中，有将《礼记》翻译为The Book of Social Forms and Ceremonies。这一译法明显比ritual/rite的译法更能突出“礼”的实质，即一种社会制度或社会模式。但在牛津词典里，我们会发现ceremony一词被解释为“formalities, esp. of an empty or ritualistickind”。由此可见，ceremony一词的表达亦没脱离一种空洞而无实际意义的宗教或公众形式。从翻译活动所要传达的文化信息及文化内涵上来讲，都没有达到翻译的目的。
“礼”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表现为一种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操行，行为举止得当，符合社会规范；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正如朱熹所言“礼”为我们呈现的是一种社会制度。其作用则如《论语・泰伯》中所言：“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礼的本质是修身，是一种道德修养，是明“道”，明白可为或不可为的道理，即一种道德规范，行事准则，简而言之，“礼”者，小则品节，大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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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东亚研究学者Charles Muller在其《论语》的英译文中将“礼”翻译为propriety。牛津词典对propriety一词的解释分为三点：（1）fitness;rightness;(2)correctness of behavior of words;(3)pl the details or rules of correct conduct。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propriety一词不仅从个人的角度诠释出了言行举止的适当性，而且也从社会的角度约定了个人需遵从的社会准则。前面我们已提到《论语・泰伯》中“礼”就个人而言其本质所在，“国家的礼仪必有其‘以礼让为国’的本质，它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如果舍弃它的内容，徒拘守那些礼节上的形式，是没有什么作用的”（杨伯峻，1980：38）。因此，我们可以认为propriety一词能比较全面的向目的语的读者传达出源语“礼”的深层文化信息。但在Muller的译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多用propriety的单数，其意义尤指言语的适当性，但从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中我们可以知道，“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这里的“礼”是指言语的适当性；而如“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则是描叙“礼”的细则与规范，译为proprieties更为恰当。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汉文化经典典籍“礼”的众多英译比较与对比中，从翻译的文化转向角度出发，关注“礼”的形式及其文化内涵的准确传播，我们认为将“礼”译为propriety或根据其在文中的具体意义译为proprieties，更能准确明了的传达出“礼”这一蕴含着深刻中华文化概念的本质，作用及其内涵。
从文化翻译的角度来讲，我们不可能做到词、句、义的完全对等，这是因为文化本身的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所决定的。但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做到动态对等，尽可能准确的传达出原文的文化内涵，这才是我们研究翻译与文化二者关系的目的所在。由于篇幅的局限，我们无法一一列举出“礼”在《论语》中70处出处的详细译法，但根据我们对其内涵和意义的一点分析，相信能给大家对“礼”及其翻译提供一些有益的信息，从而可在对外交流过程中向世界传播更加准确地表达我国优良的传统资源和中华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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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徐.21世纪全球化语境中的汉文化经典外译策略探索[J].外语教学，2009,（03）.纵观全译文基于对原文“礼”的理解，Waley采用了两种译法，分别为“ritual”和“rite”。将“齐之以礼”译为“keep order among them by ritual.”而将“君子知礼，孰不知礼？”翻译为If his Highness knew the rites, who does not know the rites?牛津词典对”rite”的诠释倾向于指一种宗教仪式；而ritual可近乎理解为rite的同义词。而我们所说的“礼”绝不是一种宗教仪式，所以我们认为在Waley的译文中采用的译法不尽周全。安乐哲（Roger T.Ames）也指出“ritual”通常标示一个空洞，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的行为，与之相近的还包括rite和ceremony，均指一种空洞而无实际意义的宗教，公众形式，与我们所讲的“礼”及其内涵相去甚远。所以，将《礼》译为The Book of Social Forms and Ceremonies亦非上策。那么，“礼”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对外宣传；翻译策略
作者简介：李秀芳（1980-），女，浙江绍兴人，绍兴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浙江 绍兴 312000）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2）05-0148-02
在今天全球化进程加快发展的背景下，对外宣传翻译的作用日益彰显。传统上的外宣翻译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向国外宣传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如今的外宣翻译内涵更加广泛，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领域，形成了“大外宣”的局面。由于外宣翻译是中译外，所以都是国内学者在从事该领域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对于外宣翻译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学者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2002年，丁衡祁就指出外宣翻译的英语质量令人担忧；[1]王继慧进一步总结出性质认识不足、处理能力欠缺、译者主体性模糊、缺乏读者意识等几大突出问题。[2]具体来讲，在政治类材料的外宣翻译中，“名”和“实”不相符的情况时有发生，并且以讹传讹，贻害不浅，严重损害了中国各级政府的国际形象；[3]文化领域的外宣翻译则很少考虑英语的文风和外国读者的接受能力，使得译文母语痕迹明显；[4]而公众场合公示语的翻译更是五花八门，和国际通行标准相差甚远。[5]
一、外宣翻译研究现状述评
针对上述问题，外国学者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做了不懈探索，并产生了积极的结果。2004年，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黄友义撰文指出，在外宣翻译中要坚持“贴近中国的发展实际、贴近外国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要、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的“三贴近”原则，努力跨越文化鸿沟和防止落入文字陷阱。[6]一年以后，“首届全国公示语翻译研讨会”的成功举行为进一步搞好“大外宣”翻译工作开了个好头。黄友义的“三贴近”原则和本次会议的基调为我国外宣翻译提供了宏观的指导意见。
在微观的外宣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方面，国内学者更是见仁见智，纷纷将各种翻译理论应用于外宣翻译。交际翻译理论首先受到重视，这是因为交际翻译试图使译文对译语读者产生的效果尽量等同于原文对原语读者产生的效果，它以译语读者为中心，注重译文的读者对象，主张根据文本的类型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7]目的论也被引入外宣翻译领域。目的论强调翻译的目的，认为为达到该目的可以采取灵活的翻译方法。另外，作为后起之秀的功能翻译理论更是成为今天外宣翻译的研究热点。功能翻译理论几乎涵盖了全部翻译类型，重视文本类型分析，主张不同文本可以采取截然相反的翻译方法，而且还要考虑到翻译行为的参与者和环境条件。该理论以“功能加忠实”为口号，更新了人们对翻译过程的认识。
综上所述，外宣翻译领域中理论众多，但仔细研究后发现，无论是交际翻译理论还是目的论和功能翻译理论有一个共同原则，即主张译者对不同的文本类型要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外宣翻译的内容纷繁复杂，文本类型多种多样，因此，这一原则也成为研究外宣翻译的指导原则。
二、功能翻译理论的基本主张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认为，言语交际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图的活动，由于文化背景、思维方式、表达习惯的差异，原语作者意图及采用的语篇形式与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可能存在差异，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从译语读者的角度出发，根据译语的预期功能来决定自己的翻译策略。功能翻译理论主要基于“目的论”，它包括三个法则：一是目的法则，指翻译所达到的目的决定翻译过程；二是连贯法则，指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的准则；三是忠实法则，指原文和译文之间应该存在语际连贯一致。[8]这三个法则并非并列，其关系为：忠实法则从属连贯法则，而这两个法则都从属目的法则。
翻译的目的决定翻译策略和具体的翻译方法。功能翻译的重点是根据目的语的语言、文化和语用方式去传递信息，而不是尽量忠实地复制原文的文字。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有较大的自由度去解释原文，调整结构，甚至修正原文作者的错误。因此，在遵循目的法则的前提下，即在保证实现译文预期功能的前提下，译者可以采取各种直接有效的方法和策略对原文进行语篇重构。
三、功能翻译理论指导下的外宣翻译策略
功能翻译理论主张译者针对不同文体的外宣材料要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综合考虑，外宣材料可分为政府机关宣传材料、企业宣传材料和市区公示语三大类，笔者以工作所在地――浙江省绍兴市的外宣翻译为例来进行详细阐述。
1.政府机关宣传材料的翻译要强调“正确性”，以异化翻译为主
政府机关宣传材料以宣传方针政策为主，稍出差错就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政府机关宣传材料的翻译要把“正确性”作为第一标准，必要时要牺牲“连贯”和“通顺”来维护译文“正确性”。
例1 原文：绍兴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是围绕“一个主题”，实现“两个率先”，坚持“三项政策”，实施“四项战略”。
译文：In the near future，the general thought of Shaoxing'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s to surround One Theme，achieve Two Leads，adhere to Three Policies，and implement Four Strategies.（http：//en.sx.省略/20050924000023）
分析：政府的方针政策用语简练严谨，且多使用概况性的短语来表达，如“四项基本国策”（Four Fundamental National Policies）、“三个代表”（Three Represents），以及例句中的“一个主题”、“两个率先”、“三项政策”、“四项战略”等。此类表达方式一般都是作为口号使用，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频率较高，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的短语。在翻译时，译者应该采用异化的翻译方法，按照汉语的语言格式处理，强迫外国读者接受我国政策语言的独特之处。至于每个口号的含义，在下文中都可找到详细的解释，不会给外国读者造成理解困难。因此，例句中的“一个主题”、“两个率先”、“三项政策”、“四项战略”被分别翻译为“One Theme”，“Two Leads”，“Three Policies”，“Four Strategies”是可行的。
例2 原文：绍兴市总面积为8256平方公里，下设六个行政区域，分别是越城区、绍兴县、上虞市、嵊州市、新昌县和诸暨市，人口433万，其中包括62万城镇居民。
译文：The city of Shaoxing covers 8256 square kilometers. It has six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Yuecheng District，Shaoxing County，Shangyu City，Shengzhou City，Xinchang County，and Zhuji City with a population of 4330000，including 620000 citizens.（http：//en.sx.省略/20050924000016/）
分析：本句话涉及中国行政区域名称的翻译。原文中“市”出现了四次，分别是“绍兴市”、“上虞市”、“嵊州市”、“诸暨市”，显然它们之间并不是平等的关系，前者包括后三者。在中国，行政区域有“地级市”和“县级市”之分，所以“市”到底如何翻译成了一个大问题。例句中四个“市”都翻译成了“city”，没做区分，这样会给外国读者带来困惑，是一种错误的译法。根据惯例，“地级市”翻译为“city”，“县级市”翻译为“county-level city”，因此原文中的四个“市”可分别处理为“the city of Shaoxing”，“Shangyu county-level city”，“Shengzhou county-level city”，“Zhuji county-level city”。不过笔者认为上述译法过于繁琐，“地级市”可译为“metropolis”，“县级市”译为“city”。这样翻译既简单又区分明显。
2.企业宣传材料的翻译要符合英语的行文特点，以归化翻译为主
汉语和英语在语篇风格上差异极大，汉语以辞藻华丽见长，而英语以朴素有力取胜。中国企业在对外宣传时，更喜欢堆砌辞藻、引经据典。如果我们还是按照这种语言风格翻译成英语的话，会给人矫揉造作、弄虚作假的印象，因此，在翻译企业宣传材料时要删减“华而不实”的成分，使译文显得可信、有力，同时还要增加某些背景信息的介绍，方便外国读者理解。下面一段话是一家旅游景区网站里的自我介绍。
例3 原文：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绍兴，稽山镜水，钟灵毓秀，文化源远流长。柯岩风景区宛如一颗镶嵌在这方神奇土地上的明珠。她位于绍兴城西八公里，距杭州东郊十二公里处，南濒鉴湖，北倚柯山，毗邻萧山国际机场，104国道、杭甬高速公路直达，交通便捷。
译文：Keyan Scenic Spot is the one of the first national “AAAA level tourist spots” and “well-known brands for tourism industry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central scenic spot of the Jianhu-Keyan Tourist Area in Shaoxing County. It is located at 8km west of Shaoxing，12km east of Hangzhou suburbs and closely adjacent to China Light Textile Center.（http：//省略/en/）
分析：汉语原文运用了大量四字格，辞藻华丽，如“稽山镜水”、“钟灵毓秀”、“源远流长”、“南濒鉴湖”、“北倚柯山”等。根据上文分析，此类词语要简化处理，把其基本含义翻译出来即可，不必追求风格的对等，译文中把“绍兴”的修饰语“稽山镜水”、“钟灵毓秀”全部去掉，直接译文“Shaoxing County”就是一种恰当的译法。此外，译文中开头一句话“Keyan Scenic Spot is the one of the first national “AAAA level tourist spots”and“well-known brands for tourism industry in China””是原文中所没有的，增加这句话是为了让外国游客更清楚地了解“柯岩风景区”在中国的大致地位，是一种合理的译法。
3.市区公示语的翻译要符合国际通行标准，以替代翻译为主
世界各国的公示语所指意义基本一致，因而在表达方式上也应该统一。在对公示语进行翻译时，要考察英语国家相同功能公示语的表达方式，进而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微调，从而符合国际通行标准。
例4 原文：“鲁迅故里”、“请勿喧哗”、“请继续参观”
译文：“Lu Xun’s Native Place”，“Don’t speak in a loud voice”，“ More entertainment please”
分析：国外也有游客到名人故居或故里游玩，因此只要参考英语名人故里的公示语标牌，上述三个景点公示语应不难翻译。遗憾的是，公示语的译文并不尽如人意。“鲁迅故里”译为“Lu Xun’s Former Residence”更好，因为在华盛顿故居和莎士比亚故居的公示语中都可以发现“Former Residence”的表达法。“请勿喧哗”翻译为“Don’t speak in a loud voice”不仅嗦，而且让人费解，正确译文应为“Keep quiet please”。“请继续参观”是出现在鲁迅故里的一个公示语，由于鲁迅故里不是一个休闲娱乐场所，而是让游人接受教育的地方，所以译文中的“entertainment”不妥，可改为“enjoyment”。
四、结语
功能翻译理论强调文字的功能要大于文字本身，所以翻译应该以功能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采取灵活的翻译策略。外宣材料虽是一个大的类别，但其内部的分化亦十分明显，因此，对不同种类的外宣材料要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应用不同的翻译标准，这样才能使外宣翻译发挥对外宣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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