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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民国历史,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7-0068-05
由傅运森编纂,高凤谦、张元济校订的《高等小学用・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是民国初期商务版《共和国教科书》系列高小教科书中的一种,自1912年出版后,一直使用至1925年左右。这套历史教科书在当时的历史教学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12年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令上海各书局将旧存教科书暂行修改应用,强调教科书务必要符合共和精神,废止读经,禁用《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等书。并于总务厅下设编纂、审查二处。同日,还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这两个重要法令对稳定清末民初政权交替时期教育界的混乱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对此情况,教育界、出版界都做出了迅速反应。陆费逵、沈知方等人迅速创办了中华书局,及时出版了适应新形势的《中华新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包括中小学使用的全套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科目。商务印书馆则依据教育部通令的精神,对旧教科书加以修改,以应对各学校秋季开学的急需。同时,还组织人力编写《共和国新教科书》,其中初等小学教科书11种,高等小学教科书6种,小学教师用书16种,中学教科书23种,中学教师用书9种。为了照顾一些老校一时难以放弃旧学制春季始业的做法,商务印书馆还另外出版了各科的春季用教材。
根据上述《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的规定,从高等小学开始,中学、师范学校都开设了历史课。其中,高等小学为“中华历史”,中学、师范学校为“历史”。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则规定,高等小学在四个学年中,中华历史、地理每周共为5课时,教学内容为第一、第二学年教授本国历史之大要,第三、第四学年补习本国历史,依系统述之,注重文明开化。②
据此,商务印书馆请著名史学家傅运森等人编写了高等小学用《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其指导思想是遵循1912年9月初民国政府教育部制定的教育宗旨,即“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③
编写这套教科书的目的是:第一,以教科书内容“启发”以上“数种观念为必要”;第二,“今古互证,前后对勘,为历史上必需之知识”;第三,以引发学生的兴趣为出发点,使“学生受历史之益,不蒙历史之困”;第四,以浅显的语言向学生解释复杂的历史现象。
本套小学历史教科书共6册,概述了从远古到民国初期的中国历史。每册大约为18课,页码在28页左右,一册书使用一学期。全书正文短小精练,包罗历史知识众多,除正文外,第一至四册每册附有与本册内容有关的《大事表》,第五、六册后附《历朝统系表》。
书中在目录后还附有《时间分配方法》:“每篇(即每节)教授二时者,其分配方法,可分三种:(甲)每篇平分二段,每时教授一段。(乙)每篇分二段,第一段较多,第二段较少;第一时教授第一段,第二时教授第二段并复习全篇。(丙)不分段落,第一时教授,第二时复习;其每篇教授三时以上者,以此类推(如三时者可分二三段,四时者可分三四段;或竟不分段落,视各篇内容而定)。”
与本套教科书配套的教师用书是赵玉森编纂、傅运森校订的《高等小学新历史教授法》(亦名《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教授法》),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按其“编辑大意”所言,包括对“地图、历史图、人物图”的介绍、“问答发端”“教授事项”(时间分配和内容提示)以及“参考”(课文中的“名物训诂及事实原委”)。
教材中制定的课时安排,给了教师很大的活动空间;教师用书也规定:“教授时尽可酌量增减,总以不背授课之额定时间为主。”课文的简短加之课时安排的灵活性,意味着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组织课堂教学。
第一,强调“国土之统一种族之调和”。
民国建立后,南京临时政府在第一份文告《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作为这一思想的体现,《新历史》强调了国土的统一和民族调和。如第四册第18课中强调:各民族“同在一国中,休戚相通,谊属兄弟。前此为一姓专制时代,各私其种人,故多不平等之制度。今民国建立,凡我民族,不问何种何教,权利义务皆属平等,无所轩轾,利害与共,痛痒相关,同心协力,以肩国家之重任。”
这套教科书不仅介绍了各个民族的英雄豪杰,而且强调了国家领土的统一与民族平等。其中,汉族的著名历史人物包括汉高祖、汉武帝、张骞、苏武、班超等(第一册,第14、15、16、18课);蒙古族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元世祖、俺答等(第三册,第1、2、9课);对的讲述则证明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第三册,第10课);对满族的阐述不仅有对清朝英雄豪杰的介绍,而且在叙述满洲兴起的过程中注重了对国土统一和种族融合的阐述(第三册,第12课)。
在注重基本的历史知识教育的同时,教科书内容中还处处渗透着价值观教育。针对中国史的特点,教科书在叙述有关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的过程中,帮助学生确立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在对历史人物的介绍中,除了介绍他们的重要历史活动外,还突出了历史人物的人格魅力。如第二册第8课《唐太宗》中写道:唐太宗“喜闻善言。魏征等随事谏争,不以为忤。故其时国内太平,人民乐业,为唐室最盛之世。”
第二,强调历史与修身、地理、中外交流与中华文化发展的关系。
历史与修身。民国初期教育部制定小学教则时,强调在对小学生加强品德和道德教育的基础上,“渐及于社会对国家之责任,以激发进取之志,养成爱群爱国之精神”。①
如教科书通过讲述我国古代的辉煌历史,培养学生的爱国之心(如第三册第5课所述郑和下西洋的事迹);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忠勇事迹的讲述,培养学生的“忠信、义勇”观念,如《文天祥》一课中写道:文天祥“从容就义。衣带中有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通过对历史上奸佞之臣卖国求荣历史的讲述,明确学生的是非观念,如第二册第18课讲述秦桧对岳飞的迫害;通过对近代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前因后果的阐述,激起学生的积极进取态度,形成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树立其为国家与民族独立做出贡献的信念与信心(如第四册第8课《》等)。
历史与地理。具体的历史事件离不开时间与空间因素,学习历史自然也离不开历史地图的帮助。正如梁启超所说:“读史不明地理则空间概念不确定,臂筑屋而拔基础也。”在该教科书中陆续展现的中国历代疆域图(如第一册第6课《齐桓公》所附《春秋疆域图》和第四册第2课《中俄界约》所附《中俄边界图》等),帮助小学生初步了解与历史事件有关的空间因素。
中外交往与文化发展。这包括中外关系(第三册,第13课《欧人来华》)和中外交涉两个方面(后者以后为主,如第四册第8课《》、第9课《英法联军之役》、第12课《中法之战》等),让学生了解中国在世界上所处地位和近代以来中国所遭遇的外来侵略,激起他们的爱国之心。
历代文化史的内容。在第五、六册教科书中,叙述了中国历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从而初步形成一个中国文化发展史的基本脉络。通过对文化史内容的学习,学生可以欣赏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文化成就,了解中国文化发展的源流和多样性,学习汲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帮助他们逐步形成正确的历史观。
第三,在教科书中引入新的思想观念和史学观念。
处于民国初期的历史环境下,教科书中引入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自由思想,注重对后中国国门大开原因的分析和阐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教科书把唤起民族意识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之一。在这种基调下,教科书强调资产阶级政权的建立是民心所向、民心所愿。如第四册第17课《》和第18课《民国统一》,说明清朝灭亡、民国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潮流,符合历史的进步性与传承性。
教科书还宣扬了民主主义思想,特别是民权平等思想。正如第六册最后一课《近代之文化》的结尾所说:“我国国民虽有五千年文化,虽有广土众民,虽中华民国已成立,五族已为一家,尚宜实体共和之旨,相互爱护,永巩民国万年之基。■第国内文化光辉日新,且将远庇海外诸同族,俾同享人类之幸福,增世界之和平。”
在史学观念和方法上,这套教科书并不是简单地抛弃传统史学,而是在近代史学观念和方法的参照下使传统史学获得新生。在编撰内容和体例变更的基础上,亦强调国史编撰不能局限于一国之史,而是把中国放到世界舞台上,进一步认清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以激励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教材编写者还注意到吸收史学研究的较新成果,将教科书所述历史内容的下限延伸到民国初年,使学生能接触到离自己比较近的历史知识。
第一,这套教科书编撰体例中的最大特点是采用了“圆周法”,即将所学内容分为两个“圆周”:第一个“圆周”用“史谈体”,教授时间为第一、二学年,即教育部小学教则规定的“本国历史之要略”;第二个“圆周”用“开化史体”,即高等小学第三年的“本国历史之补习”。
所谓“史谈体”,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史话体”,主要内容为以代表每一个时代的人物或史实为题,注重趣味性,改变历史的枯燥形象,提高小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一至四册每课都以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构成,符合小学生的理解能力。同时,课与课之间又根据历史的发展时序和内在逻辑加以排列。教材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为了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精神。这种“以线串珠”的结构安排,帮助活泼好动的小学生在初学历史阶段在知道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的同时,又初步了解了历史的发展线索。
而所谓“开化史体”,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通史体”,其重点在于注重对各朝历史的系统讲述梳理出历史发展的脉络。由于第五、六册是以通史体例出现的,其内在的线索性更强了,其主要目的看似是为了复习,但更为重要的是帮助学生认识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特征。此时学生头脑中出现的已不是一个个人物或历史事件,而是不同历史阶段的历史特征。这也是因为到了小学高年级的最后阶段,学生的理解水平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例如,第五册第2课《三代之事业》中即以简洁的语言,系统概括了从禅让制向传子制的转变以及夏商两朝的兴起衰亡。之后对各朝历史的概述亦如此。而第五、六册的课文安排都是先由几课以系统概述某一阶段的朝代兴衰更替,再对这一时段的文化发展情况进行综述。如第五册在第1课《三皇五帝》、第2课《三代之事业》、第3课《春秋战国时代》三课之后安排了第4课《太古三代之文化》。
史话体例与通史体例的结合,兼顾了基础与提高的统一。这样的“圆周法”即“两个循环”方法是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心理特征,其影响不应低估。此外,该套教科书的这一编排也改变了清末教科书的内容编排结构。把历史人物、事件与系统的历史讲述、文化发展部分的内容分开编排,这是清末与民初教科书在体例上的最大区别。
第二,注重精选教学内容与历史发展脉络的统一。这套教科上启原始社会“文化未开”之时,下至20世纪初民国的建立,时间跨度长达几百万年,空间范围涵盖中国的各个主要地区。而教材的文字量又有一定限制,每本书的文字量不足6000字,加上少量的插图、地图,也只有区区28页左右。
因此,教科书一方面不刻意追求历史学科体系的完整性,通过精选教材内容,把一些最基本的历史知识,包括最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以及重要的历史概念展现给学生。通过这些内容,学生可以大致了解从人类的起源到古代社会、近代社会中国历史发展的概貌。这些历史知识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具体内容选择的原则是:形象生动、深入浅出,通过典型案例,向学生展现特定的历史现象,这容易帮助学生加深印象,符合他们的认知规律。
但是,历史学习毕竟不完全是历史故事,不能仅止于知道每一个津津有味的情节,历史课的一个最基本任务是通过学习历史,帮助学生逐步形成正确的历史时序概念和历史空间概念,准确地说,就是让他们知道某一历史事件的时序发展关系和它与其他因素的相互影响。这就规定了任何一个历史知识都不可能是孤立的,教材的内容安排充分反映了这一点。除了按照时间发展的顺序安排知识点之外,还在叙述典型案例的同时,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与该案例有关的历史现象,例如,在讲述“三国”(第一册第19课)时,不仅介绍了三国鼎立的历史背景和大致过程,还辅以一幅地图,标明三国分立的形势和赤壁的位置。
另一方面,教科书也注重介绍相对“完整”的历史知识。这里所说的“完整”,是指在选择教学内容时,编者仍然重视那些对历史发展有重大转折性影响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但也开始注意那些看似平淡无奇、但确实是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历史现象,让学生多方位、多角度认识历史。具体来讲,教材主要讲述政治史、经济史和军事史的有关内容,通过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介绍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制度的变革、社会生活的发展以及重要的战争,如淝水之战、欧洲人来华、等。学习上述内容,对于帮助学生了解中国历史上重大事件和发展脉络、认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出现的政治制度、理解历史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同时,教科书也阐述了文化史的内容。编者希望通过这些内容的学习,有助于学生认识中国文化的发展,了解历史上不同阶段文化的差异性和相似性以及影响文化发展的各种因素。
第三,做到通俗性与专业性的结合。编者在编写教科书时,力图以通俗易懂的文字、生动形象的案例,展现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揭示历史发展的本质特征,尽量避免成人化的文字和专业化的叙述,减少艰深难懂的历史学理论和概念。但是,历史课毕竟是一门学科知识课程,学生通过历史课的学习,还要学会历史思维和历史理解能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了解必要的历史概念,而且,建立在历史概念基础上的知识和能力对日后进一步的学习也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教材不同于一般读物的区别之一。因此,本教材在保持通俗性、生动性的同时,也保留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概念,如太古、王安石变法、郑和下西洋、、等。
第四,大事年表、历朝统系表,地图、插图各具特色。
大事年表。作为民国初年的本国史教科书,本套教科书在编辑体例上与清末的最大不同是采用了民国纪元。对民国建立以前所有历史年代均采用了“民国纪元前若干年”,如此“既免儿童费无益之精神,且易知各事实相距之远近,以便于比较”。
历朝统系表。第三学年两册即第五、第六册的末尾都附带了本册教科书的所有朝代君主传承表,同时以民国纪元注明每朝兴衰的时间。便于学生在新的纪元方式中对各朝历史有明确的概念。
地图。特别注重其辅助课文的作用,教科书中陆续展现的中国历代疆域图已经形成为一个系列,达到了图文的有机结合。
插图。插图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该教科书特别注意反映民族英雄、帝王、历史名人。如第一册中有“孔子像”“孔子问礼于老子”“汉兵攻占图”等。也有一些反映其他方面人物或事件的插图,如第一册中的“夏桀乘人图”。在教师用书第一册中对此图的解释是:它是“汉时武梁石室画像,用以垂戒人世者,桀以人为车,坐二人肩背,此亦大违人道之举也。”
这套教科书依当时的技术条件,采取了图文并茂的编排结构,有利于历史教学。对于习惯于形象思维的小学生而言,特定的历史形象对于学习历史知识、进行历史思维和历史判断显然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从版面安排来看,图文大致的比例大约是6:1,例如在第一册,全书共28页,其中包括10幅插图或地图。教科书中的图片大部分选用的是历史图,特别是人物图。因为当时的技术条件,书中的插图都是线条图。
当然,本书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教科书的某些“选材易以成年人的观点取舍,有很多不符合儿童心理的内容”,①特别是其中第五、六册中有关文化史的内容,也许对当时的小学生来说,理解起来会比较困难一些。但这些不足并非这套教科书的主流。
著名学者陈庆年在《中国历史教科书・序》中指出:“历史之学,其文不繁,其事不散,其义不隘,而后足以为教,三者一不备焉,皆无当也。”这是对清末民初优秀的历史教科书编撰特点的最好概括。
“文不繁”是指历史教科书在内容的安排上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符合受教育者的接受能力,体现科学的现代教育规律。“事不散”是指教科书叙事集中而有条理。“义不隘”是指重视用进化史观和因果关系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这三个特点在《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中都得到体现。简言之,它做到文字浅显,叙事集中而有系统,以较新的观念来指导小学生学习历史知识,并帮助他们初步掌握学习历史的方法。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我发现很多高中生对中国历史朝代缺乏了解,他们往往“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更有甚者,不知汉朝在前,唐朝在后。之所以会出现诸如此类的常识性错误,我想当源于初中时的历史基础不扎实,尤其是对历史朝代缺乏一个整体的认识。
中国历史朝代更替频繁,若要一一识记,对于初中生而言并非易事。初中生在学习历史知识时,对历史朝代的兴趣非常高,因此,教师可利用朝代歌精悍短小、便于记忆的特点,加强历史朝代歌在历史教学中的运用。朝代歌的种类繁多,不一而足,今就最常见之朝代歌作一简略的分析:
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传。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
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
三分魏蜀吴,两晋前后沿。
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
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
这首朝代歌虽只有寥寥十二句,但却将中国朝代之兴亡更替表露无遗。“三皇五帝”是中国传说时代的古代圣王。“尧舜禹相传”则表明了部落英雄时代的禅让制,即传贤不传子,使人对尧舜肃然起敬。“夏商与西周”开启了家天下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时期。“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揭示了中国历史从奴隶时代走向封建时代,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一统秦两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时期。“三分魏蜀吴,两晋前后沿”乃魏蜀吴三足鼎立,而天下重归一统于晋。“南北朝并立”则表明南北分裂、对立。“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时期;“五代传”则表明中国又重新陷入分裂战乱之局。“宋元明清”是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大一统时期;“皇朝至此完”说明清帝逊位、民国建立,中国再无皇帝专制的历史了。
然而即使明了历史朝代歌的大意,也并不意味着就能整体把握中国朝代更替。教师如若能将历史典故、地图、人物、史料、影视资料等穿插到朝代歌中,方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譬如,在讲授“秦汉”之际时,教师可以将秦始皇、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萧何、韩信、张良等历史人物做成卡片,将其主要事迹载入卡片中,并引导学生在玩卡片的同时识记历史朝代歌,做到寓教于乐。当然,部分初中生很可能只顾玩卡片而忽视了对朝代歌的记忆,这就需要教师在引导时注意方法方式。
总之,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对历史朝代歌的把握和运用。巧妙地设置情境,联系生活实际,将历史朝代歌融入社会生活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把无意注意转为有意注意,增强学生分析问题的积极性。
本书讲述的是南京在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名称和称号。
南京与北京、西安、洛阳并称为中国四大古都,是1988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南京有着60万年的人类活动史,近2500年的建城史,约450年的建都史,享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的美誉。在中国历史上,南京载浮载沉,或为一国之都,或为州治,或为府治和郡治,或为县治,历代名号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变化频繁到逐步定型的一个发展过程。
在今天南京市域(包括玄武、秦淮、建邺、鼓楼、江宁、浦口、六合、栖霞、雨花台、溧水、高淳11区)范围内,历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70多个各具特色的名号。
南京历代名号,按其来源,可以分为官方称呼(正式名号)和民间称呼(非正式名号)两大类。官方称呼,就是以政府的名义明文确定的正式名称,如金陵、秣陵、建业、石头城、扬州、丹阳、丹杨、江宁、建邺、建康、金城、蒋州、N州、归化、白下、上元、西都、留都、陪都、集庆、应天、南京、京师、南都、天京、天都、天城、首都特别市、京市等,将近有30个。民间称呼,则是来自历代文人骚客笔下和寻常百姓日常口头上的习惯性称谓,属于非正式名称,如冶城、越城、虎踞龙盘、皇邑、神京、上国、上京、江南佳丽地、京邑、白门、皇都、吴京、帝里、江南第一州、江城、南国、行都、南中、南部、新都、新京、秦淮、钟山、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等,达40个以上。
南京历代名号,按其等级,可以分为国都之名、州名、府(郡)名、县名四级。属于国都一级的名号有孙吴建业,东晋南朝建康,五代杨吴西都,南唐金陵,南宋留都、陪都,明朝南京、京师、南都、留都、陪都,天京,中华民国南京、首都;属于州级的名号有汉末六朝时期扬州;属于府(郡)级的名号有汉末六朝丹阳郡,隋朝蒋州、丹阳郡,唐朝丹阳郡、扬州、蒋州、江宁郡、N州,五代十国时期的N州、金陵府、江宁府,宋代N州、江宁府、建康府,元代建康府、建康路、集庆路,明代应天府,清代江宁府,天京省,中华民国南京府、金陵道;属于县级的名号有金陵、秣陵、江宁、建邺、归化、金陵、白下、上元等。
南京历代名号,按其使用的频次,可分为经常反复使用的名号和一时偶尔使用的名号两大类。经常反复使用的名号有金陵、秣陵、石城、扬州、建业、建康、江宁、白下、白门、上元、应天、南京、虎踞龙盘、六朝古都等;一时偶尔使用的名号有冶城、越城、建邺、丹阳、金城、蒋州、N州、归化、留都、陪都、行都、集庆、南都、南中、南部、天京、江南第一州等。至于胎死腹中的中山城一名则属于特例。
南京历代名号,按其寓意,可以分为褒义、贬义和中性三大类。这些名号,既有在改朝换代过程中,新王朝或政权的统治者根据自身的好恶命名的,也有出自文人墨客的笔下和平民百姓之口的。其中属于褒义的名号有建业、江宁、建康、N州、上元、集庆、应天、神京、上国、江南佳丽地、江南第一州、虎踞龙盘等;属于贬义的名号有秣陵、建邺、归化等;属于中性的名号有冶城、越城、金陵、石城、扬州、丹阳、白下、白门、蒋州、陪都、留都、南京、京师、南都、天京、秦淮、钟山、六朝古都、十朝都会等。
南京众多的名号,与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文人墨客乃至平民百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如冶城与吴王夫差,越城与越王勾践和大夫范蠡,金陵与楚威王熊商,秦淮、秣陵与秦始皇,龙盘虎踞与三国诸葛亮,石头城、建业、丹阳、扬州与吴大帝孙权,江南佳丽地与南朝文学家谢I,建邺、江宁与晋武帝司马炎,蒋州与隋文帝杨坚,归化与唐高祖李渊,N州、上元与唐肃宗李亨,江南第一州与南宋文学家张耒,集庆与元文宗图帖睦尔,应天、南京与明太祖朱元璋,天京与天王洪秀全,秦淮、钟山、六朝都城、十朝都会与普通的平民百姓,等等。
南京历代名号,五彩缤纷,内涵丰富,不仅在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中绝无仅有,即使在世界大都市中也是颇为罕见的。这一方面折射了南京历史的悠久、王朝或政权更迭的频繁以及建置沿革的多变;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南京这座著名古都在中国历史上所处的崇高政治地位和独特文化气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南京的一个个名号,见证了南京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地方性的城市发展成为地区性政权都城乃至全国性政权首都的历程。南京历代名号无疑是南京十朝兴衰起伏的活化石,也是中国历史发展变化的见证物。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的隧道,沿着历史发展的轨迹,共同品读南京历代名号的故事吧。
1、南阳武侯祠
南阳武侯祠坐落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河南省南阳市城西卧龙岗上,初建于魏晋,盛于唐宋,有1800多年历史,是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十年躬耕隐居地和历代祭祀诸葛亮的地方,也是汉昭烈皇帝刘备“三顾茅庐”处,历史上著名的“三分天下”策源地和“草庐对策”发源地。
2、南阳府衙
南阳府衙,坐落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河南省南阳市区民主街西部北侧。始建于南宋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历经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五个历史时期,共历199任知府。府衙现存明清建筑100余间,南北长300米,东西宽240米,面积72000平方米,整个建筑群布局严谨,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是封建社会留下的一个完整的郡级实物标本。
3、西峡龙潭沟
龙潭沟自然生态风景区,河南省首家服务标准化示范景区、南阳十佳旅游窗口单位、国家AAAA级景区位于“全国旅游示范县”河南省南阳市的西峡县双龙镇化山村,距西峡县城30公里,311国道途经此地,交通极为便利。
龙潭沟整个山体是花岗岩体,在地质学上,它属于典型的水蚀地貌,是长期流水冲击下而形成的梯式瀑布群,景区景点集中,瀑布密集,融山秀、奇石、水澈、林茂、潭幽于一体,被誉为“中原一绝,人间仙境”,还有“中原第一瀑布群”的美誉。
(来源:文章屋网 )
1、我国历史上正式确立以正月为岁首的是汉代武帝时期。
2、岁首,指一年之始。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为一年,“年”属于太阳历范畴,与朔望月相无关。最初历法以“立春”为岁首,当节气立春时,阳和起蛰、品物皆春,意味着新的一个轮回已开启。后由于历法变动,新年通常指阴历正月。
3、元旦,是阳历中一年的开端。咱们都知道,中国有两种并行的日历,阳历和阴历。阳历取自西方,以耶稣诞辰为元年,于后的中华民国开始施行,只有短短100年的历史。阴历又称夏历,自古就有,在使用的过程中,几经修改,最后确定了正月为一年之首。
4、而在改历法上影响最大的,非汉武帝莫属。
(来源:文章屋网 )
中国,泱泱大国,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是理所当然的。在理解中国历史的过程中,《中华上下五千年》成为了我的良师益友。
《中华上下五千年》讲的是五千年来中国——这个大国的改革和变迁,生动有趣地介绍了中国历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或历史现象。
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从盘古开天到三皇五帝,再到中华民国,世事沧桑,历尽了数不胜数的悲凉与欢喜。
中华民族已经有了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了,我们祖先所缔造的国家,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热爱自由、热爱和平的民族。
我们的祖先,经过原始社会后,首先在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黄河一带的中原大地,建立了以华夏族为中心的多民族国家。
从此,各族人民共同建造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中,我最佩服的要数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最典型的两个代表就是举世闻名的长城和秦兵马俑了。
《中华上下五千年》汇集了人间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当读到越王勾践为过牺牲时我为他的满腔热血所振奋:当读到大禹治水时,我被大禹顽强的毅力和不怕困难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当读到夏朝国君暴虐荒时,我的心中不禁生起团团怒火,为当时的平民百姓抱不平;当我读到清王朝腐败而签订一条条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时,不时觉得心寒。
上下五千年,好汉千千万。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我们的民族孕育了许多杰出的人物:如思想家孔子、民族英雄林则徐、文学家陶渊明、科学家张衡等,他们以优异的成绩为中华民族添光增彩。
曾几何时,巴比伦、古罗马等国家和中国一样,有着灿烂的历史文化,但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却失去了昔日的光泽,惟独中国——这条东方巨龙还闪耀着光辉,中华浩浩五千年创造了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迹:世界上最大的皇宫是中国北京的故宫,世界上最高的宫殿是布达拉宫,世界上最早最全的医药书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最早的兵书是春秋孙武的《孙子兵法》,最早的传记文学是西汉的《史记》……这些都凝聚着中华民族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历史是一座取之不竭的知识宝库,蕴藏着人类文明的光辉成果与高深的智慧。
“读史使人明智”——这是英国哲学家培根在300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的确,读史能让我头脑变得睿智,让心胸变得开阔,让目光变得敏锐,让志向变得高远,真正成为天地间一个大写的“人”。
1、元旦,即公历的1月1日,是世界多数国家通称的“新年”。元,谓“始”,凡数之始称为“元”;旦,谓“日”;“元旦”意即“初始之日”。
2、“元旦”一词在我国文学作品中最早出现于《晋书》。中国历史上“元旦”指的是“正月一日”,“正月”的计算方法,在汉武帝时期以前是很不统一的,历代的元旦日期并不一致。
3、后,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民国元年决定使用公历(实际使用是1912年),并规定阳历1月1日为“新年”,但并不叫“元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公历1月1日为元旦,因此“元旦”在中国也被称为“阳历年”、“新历年”或“公历年”。
(来源:文章屋网 )
仝冰雪很直率,说所谓的“第一人”,是媒体给的封号,他本人对此并不十分在乎:“收藏界里头,很难说清楚谁是第一,谁是第二。”
因为至今还在收藏,仝冰雪算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有关世博会的藏品,从20余届世博会所颁发的数十枚奖牌,到中国参加世博会的场馆铜版画、照片、门票、书籍、画册及其他实物……与一般藏家不同,他喜欢研究这些藏品背后的故事。“收藏就是与古人对话。”仝冰雪说。
从收藏民国照片开始
仝冰雪,是个挺有名气的人,在网上搜索一下他,甚至有百度百科专门为他制作的个人简介。他热衷于收藏清末至民国时期的老照片,兼及老相框、老相册、老油画、雕版画等,是北京知名的老照片收藏家、中国老照片网的创办人、中央电视台九套节目制片人。
这样一位收藏家,是怎么和世博结下渊源的呢?这要从一张老照片开始说起。
仝冰雪说,他走上这条路非常偶然:“10年前我装修房子,想在墙上挂个装饰画。到市场上一看,全是批量仿制的油画,要不就是喷绘照片。”仝冰雪觉得,每天看着这些粗制滥造的艺术品,心里肯定不舒服,但要真买古代字画,价钱又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起的。直到有一天,他去潘家园闲逛,看到一张民国时期山西洪洞县大槐树遗址照片,还有一个原配的紫檀木框。“我突然觉得那味儿就是自己想要的,而且不贵,就兴冲冲地买回家。从此开始收藏民国照片了。”
仝冰雪说,照片收藏是一种小众行为,它的门槛比较低,不像瓷器、玉器入门需要很多的经验和知识积累;而且照片鉴别真假相对容易,价格也比其他收藏品低。仝冰雪经常依靠网络在国外购买老照片,“不光是因为国外的老照片储备丰富,还有一个原因是国外的中国老照片价格较低”。他也会去潘家园、琉璃厂、古玩城等收藏市场转转。到外地出差时,仝冰雪也不忘到旧货市场搜寻一番,他极为珍视的一张晚清上海名店苏三兴发行的小幅人物照,就是到山西出差时偶然购得的。慢慢地,他的藏品逐渐丰富,从最初收藏风景照片,发展到收藏民俗方面的东西,再到人物肖像。
2003年初,仝冰雪偶然买到了一张中国参加187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的原版照片。为了弄清照片的背景,他开始研究有关资料。他发现,这是当时很流行的立体照片,展示的是1876年清朝政府参加美国费城世博会中国馆的情形。“照片中的中国馆进门牌楼上有‘大清国’三个大字。中国馆有880平方米,共展出了6801项产品,价值约白银20万两。其中丝、茶、瓷器、绸缎、雕花器和景泰蓝在各国产品中被推为第一,其余铜器、漆器、银器、藤竹器也颇受欢迎。”
这次世博会上,清政府派出了浙江海关文书李圭参加。回国后,李圭撰写了《环游地球新录》,记录了费城世博会的盛况:“……中国赴会之物,计720箱……”这是中国人看世界的一个重要事件,“泰西物产之丰,国力之强”深深打动了第一批不再坐而论道、能够起而救国的中国人。
最珍贵展品来自徐家汇
中国和世博会的深厚渊源,以及背后发人深省的历史意味,让仝冰雪对世博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世博藏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届世博会的奖牌,基本收全了从1851年第一届世博会到1958年世博会所有种类的奖牌;二是历届世博会的有关中国馆和中国参加者的照片及全景图。
仝冰雪有一件最珍贵的实物藏品,是参加过1904年圣路易斯世博会的中华圣母圣子像桌屏。“这是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孤儿院的工艺院制作的。这个工艺院100多年前由传教士成立,被徐悲鸿评价为‘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从1900年巴黎世博会起就有工艺品送到世博会参展。”这件桌屏是仝冰雪从国外购得的,它的背面贴有“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中国村”的英文字样,证明它当年的确在世博会上出现过。
在嘉德公司2009秋季“世博会收藏品专题拍卖”中,有一件1851年的木刻版画,引起了仝冰雪的注意。“画上是一位中国商人在伦敦参会期间,受到英国女王接见的情形。看到这张版画,我查阅了1851年所有的《伦敦新闻画报》,从中找到3篇关于这幅版画背景的文章。”仝冰雪兴致勃勃地讲着,“版画中的中国男子在报道里的名字为ChungAttai,或者ChungAtai,音译为‘琼阿德’,是名茶叶商人。”据说,这位“琼阿德”很有可能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世博会上获金奖的商人徐荣村(字德琼),之前发现的历史资料一直认为他没有到英国,只是“寄七里湖丝十二包往陈于会”。
“当时媒体报道,‘琼阿德’一家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受到如此礼遇的中国家庭。女王之所以接见他们,是赞扬他的妻妾们能够克服‘女人不能离开中国’的偏见。”仝冰雪说,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徐家的家谱中没有记载此事。
“通过实物和历史记载,来探索不为人知的秘密,这是收藏最大的乐趣。”仝冰雪说。
收藏是一种回望和影响
随着世博会的举办,仝冰雪的收藏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2009年4月,仝冰雪在上海举办了“历届世博会奖牌及中国世博会留影”大型展览。他的两本收藏世博会的专著《世博会奖牌收藏与鉴赏》和《世博会中国留影》也正式出版。这不仅是中国境内关于世博会收藏的第一批专著,同时在世界上,仝冰雪成为第一个系统研究历届世博会奖牌和世博会上中国影像的人。
仝冰雪说,从1851年开始,中国就与世博会结缘,通过参加世博会,中国和中国的产品被世界所了解。今天的世博会与过去已经有很大的变化,比如不再是评奖的产品博览会,更多的是理念的交流;中国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一个落后的国家,成为全球瞩目的大国。
一枚枚珍贵的世博会奖牌,一帧帧罕见的世博会留影,告诉我们中国参与世博会的历程。
1、元旦,即公历的1月1日,是世界多数国家通称的“新年”。元,谓“始”,凡数之始称为“元”;旦,谓“日”;“元旦”意即“初始之日”。
2、“元旦”一词在我国文学作品中最早出现于《晋书》。中国历史上的“元旦”指的是“正月一日”,“正月”的计算方法,在汉武帝时期以前是很不统一的,历代的元旦日期并不一致。
3、后,为了“行夏正,所以顺农时,从西历,所以便统计”,民国元年决定使用公历(实际使用是1912年),并规定阳历1月1日为“新年”,但并不叫“元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公历1月1日为元旦,因此“元旦”在中国也被称为“阳历年”、“新历年”或“公历年”。2021年元旦,1月1日至3日放假,共3天。
(来源:文章屋网 )
1.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10首诗(栏目:“文苑”)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许多诗都有很大的影响。这里要评的是影响“最大”的十首诗,而不是最好的十首诗。因为要影响大,所以除了要写得好,还必须通俗易懂、易记。
第一首,李白的《静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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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国小学生教今天的孩子写作文(栏目:作文)
2011年7月出版的两本《民国小学生作文》迅速成为热议话题,书中那些词句优美、富含真挚情感的文章,让不少人为之感动:“现在的中文系学生都未必能写出这么漂亮的文章。”两书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给现代小学生上一堂“真善美”的作文课。不禁有人要问:时下孩子们的作文中真的缺少“真善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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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把诸葛亮拉下神坛(栏目:“博览”)
不少国人都喜欢人云亦云,也喜欢接力造神,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和关云长是接力造神“运动”的最大受益者。《三国演义》给诸葛亮在计谋方面伪造的战例有:火烧博望、火烧新野、草船借箭、借东风、空城计等等。
人们发现,如果把上述伪造的“履历”去掉,诸葛亮就几乎拿不出任何像样的战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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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好作文基本功(栏目:“作文”)
写文章到底有没有“秘诀”?
同学们要想写好作文,从小就要扎扎实实地练好作文基本功。
怎样练好作文基本功呢?
前人为我们总结了几条行之有效的经验,即多观察,多读书,多练笔,多思考,多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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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韩寒语录及其正反面(栏目:“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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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俄)艾拉・伊万诺娃:怎样教育你的妈妈(栏目:“文苑”)
关键词:地名学;少数民族地名
地名的记载与研究在我国早有所查。最早关于地名的确切记载,可见于殷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其保留下来的今天可理解的地名达几百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礼》中最早出现了“地名”一词。此后,有关地名记载及其命名原则、沿革变迁等记载和研究日益增多,沿革地理成为历史资料中常见的内容。由此可见,地名作为人类交流工具和文化载体,随着我国文字的出现以及国家制度的完善,逐渐为人们所关注。经过三千多年的积淀,我国地名学的发展越发迅速,地名研究俨然成为地区文化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
一、我国地名学的发展
我国地名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古代本土地名研究的起源和研究时期、民国建立以后受西方地名学学术影响的近现代地名学科研究、发展这两个时期。
我国古代对地名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地名的记载、地名命名原则的总结、地名沿革的研究以及地名渊源解释等等。早期的重要著作有先秦时期的《山海经》、《禹贡》等,其贡献主要是对地名的记载,书中记载的许多地理名称沿用至今。到汉朝时,《汉书・地理志》记载地名已多达四千五百多个,并对四十多个地名作了地名渊源和沿革解释,由此我国对地名的记载和研究有了较为系统的方法。《汉书・地理志》的出现也标志着我国地名学研究的开始。
东汉《集解汉书》、《十三州志》和《地理风俗记》等,其解释地名渊源的方法、内容有所创新。许慎《说文解字》、刘熙《释名》对地名的收录和解释有所拓展。汉代之后,在地理学者中解释地名渊源的著作日渐增多起来,其代表是《华阳国志》。晋代,我国出现了第一部地名辞典,这就是京相的《春秋土地名》。南北朝时期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地名多达两万左右,解释地名达两千四百处,该书是当时地名渊源及地名沿革研究的集大成著作,标志着以解释地名渊源为主的地名研究进入了成熟阶段。唐代是我国历史上地名学研究发展的重要阶段,其表现在:地名解释数量增加,地名解释内容扩展(记述别名),地名渊源的记述和进一步总结,地名读音和书写规范化问题的探索。
唐代以后,我国的地名学研究主要以总结为主,出现了很多全国性总志。有宋代《太平寰宇记》、元代《大元一统志》、明代《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清代《读史方舆纪要》和《大清一统志》等。其地名记载数量和研究范围有所拓展,但研究方法和研究水平仍然停留在唐代水准之上。整个古代时期,中国地名研究基本上停留在地名渊源与沿革的研究方面,所记载地名及其渊源解释虽多,但无论在地名研究理论上还是方法上并没有太大新建树,只是依附于历史学门类,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
民国时期,西方地名学理论与方法传入,我国沿革地名学受到影响。我国地名学者在这一时期总结之前地名学成果,并探索地名学规范化以及介绍和引进外国地名学理论和思想。葛绥成的《地名之研究》,罗常培的《语言与文化》等都是以新思想新理论研究地名学。这一时期的研究为我国现代地名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之后,我国地名研究取得长足发展。首先是与语言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等学科相结合的研究层出不穷,诸如蓝勇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游汝杰的《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周尚意、孔翔的《文化地理学》等可见地名研究在其他学科中的广泛运用。其次,在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研究的同时,地名学研究内容也不断深化,分类也更加细致:基础地名学、社会地名学、应用地名学、区域地名学、交叉地名学的分类出现,都是现代地名学研究的范畴。第三,大量区域地名志的出版。以区域为单位研究的著作数量极大,据学术网站收录,已达一万四千多部,其数量之大为地名学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后,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不断出现。诸如边界理论,为地名学的研究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
二、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名研究
我国少数民族地名研究方面,地名学与民族学、语言学结合较为紧密。
在地名调查过程中,采用民族学田野调查法实地了解当地地名的存在、渊源及变迁,以研究实体地名之实,着重探讨文化内在之结构,为研究民族文化提供新的视野。同时,民族学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探索,也为地名学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环境。宋长栋著《地名学与民族学研究》从地名学研究的角度,探讨如何为民族研究服务,并在文中提出了研究少数民族地名的方法、原则和步骤,为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如何收集和研究地名提供了清晰的方法和思路。
研究民族地区的地名,结合语言学相关知识对地名进行分类,总结和归纳地名命名原则,追溯地名渊源,是研究当地地名基本方法之一。其中,研究成果比较丰富。黄宏姣《湖南湘西土家语地名的文化内涵》、李军《论地名与语言》、石林《侗语地名的得名-结构和汉译》等文章均是从语言学角度探讨少数民族地区地名。
除了与民族学、语言学相结合外,地名学与其他领域的研究也有很多。《中国少数民族语地名文化》(王文,中国地名,2002),《黑龙江省少数民族地名》(韩明武,人才资源开发,2012),《民族史视野下的中国地名》(沈坚,史林,2006)等文章从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历史等方面探讨少数民族地区中的地名问题。
虽然我国地名学对少数民族地区研究有不少成果,但相对于汉族地区地名研究来说,与上万部地名志比起来,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名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相继投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地名研究中,但研究还有待深化,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其研究现状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第一,地名学者多研究的地名多与研究地区远近程度有关,其研究内容与研究区域熟悉程度有很大关系。其二,汉语地名资料较为充足、其发展变迁多有据可查,便于研究分析。第三,少数民族地区地名研究与语言学、民族学等学科结合较为紧密,客观上增加了研究的难度。最后,少数民族地区少有汉族地区地名沿革研究,地名大多口口相传,增加了地名历史变迁研究的难度。
综上所述,我国地名研究逐渐受到学界重视,研究成果丰富,研究角度也不断更新,在研究理论上出现了边界理论等新的研究视野。但在研究方法上,我国的地名学研究大多还以语言学、历史学以及统计学方法为主,缺乏或少用其他系统、新颖的诸如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等方法的运用和研究,造成了地名研究中的研究对象狭窄,研究内容的不全面的局面。这与我国地名研究的注意力还集中在汉族地区是分不开的。与堆积如山的汉语地区地名研究成果比较起来,我国少数民族的地名研究还缺乏详实的资料,其成果大多还停留在普及性文章上面,很少有以地名学前沿理论和方法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地名状况的,更缺乏少数民族地区地名的文化探讨,因此,在已有研究思路的基础上广泛采取地名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在少数民族地名研究上挖掘更多地研究成果势在必行。(作者单位:1.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2.重庆云阳凤鸣中学)
参考文献
[1] 谢前明.当代地名学发展的三大特点[J].中国地名,2008,4.
[2] 刘盛佳.地名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0,4.
关键词: 民国时期;甘肃;海原大地震;赈灾
中图分类号:K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穴2012?雪01-0144-05
The Study of Earthquake Disasters and Earthquake Relief in Gansu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Based on the Haiyuan Earthquake in 1920
SHANG Ji-fang ZHANG li-kun
Abstract: On December 16th, 1920, a huge earthquake happened in Haiyuan, Gansu. This precipitate disaster badly destroyed the impoverished Gansu province. With so many reasons this earthquake had brought greater losses than the other places with the same earthquake intensity. Howev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id not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is disaster, so the nongovernmental people had to take the burdens about the earthquake relief and reduced the disaster losses to a minimum. But in a healthy society, earthquake relief needs the cooperation of the 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work.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should take the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normal orderly operation of society.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Gansu; Haiyuan earthquake; earthquake relief
自然界的变异发生在人类活动的地区,对人类社会造成一定的损失时,才称之灾害。如果干旱、洪涝、地震等发生在荒芜人烟的地区,也就不能称之为灾害。同样程度的自然灾害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力条件下,社会对灾害的反应也是不同的。1920年发生于甘肃震惊世界的海原大地震所带给人民、社会和国家的又是什么?本文试对上述问题作一探析以透视民国时期甘肃社会的诸多层面。
一、 海原大地震的发生及损失
1920年12月16日,北京时间20点06分09秒,在甘肃海原(今属宁夏)发生了震惊世界的8.5级大地震。极震区东起固原,经西吉、海原、靖远等县,西至景泰县。地震时“北京‘电灯摇晃令人头晕目眩’,上海‘时钟停摆,电灯摇晃’,广州‘掉灰泥片’,汕头‘客轮晃动’,香港‘大多数人感觉地震’。”[1]受震地区波及甘肃、陕西、四川、湖北、安徽、河南、山西、河北、山东、内蒙、青海等全国大部分省区,面积约一百七十多万平方公里,范围波及了大半个中国。“甘肃省兰州市白塔山公园的三星殿《震毁重修记碑志》中称海原大地震为‘全球大地震’。”[2]可见此等规模的地震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屈指可数,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尤为罕见的。
此次甘肃地震造成的损失之巨大前所未有。灾情发生后,时任甘肃督军的张广建第一时间把灾情上报中央政府,张致政府电云:“计灾情至省城以西较轻,东路及东南北毗连,各县较重。且连日各地,仍震动不息,人心惶恐,几如世界末日将至。所遗灾民无衣、无食、无住,流离惨状,目不忍睹,耳不能闻。牲畜伤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吃人,实本年北五省灾旱情形为尤重。”[3]这些记载虽有言过之处但也是对海原大地震灾区惨景的一种写照。据不完全统计“该次大地震共死亡273465±9700人,较为可靠;压死牲畜1104068±76000头,可供参考;只有41个县提供了倒塌房屋的可靠数字,总计为590635间。”[4]以往学者对于海原地震死亡人数的统计都是说法不一,这个数据是国家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的最新研究数据,可以说较为准确。“甘肃全省,无一县不被灾,无一县不伤人,亦无一县不倒塌房屋,压毙牲畜。”[5]以下将受灾较严重县的损失情况简单列出,见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