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50:0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红楼梦人物分析，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指示理论 言语举动理论 合作原则 礼貌原则
引言
《红楼梦》中人物之间的经典对话一直是语言学家常谈常新的话题。目前的研究大都是从某一语用视角来分析某一组人物在不同场合所说的话。然而，人物在交际中往往不止使用一种语用策略，而是同时使用多种策略。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从不同语用视角来分析同一组人物在同一场合所说的话的研究。本文以《红楼梦》第六回中王熙凤与刘姥姥之间的一组对话为例：
凤姐儿笑道：“亲戚们不大走动，都疏远了。知道的呢，说你们弃厌我们，不肯常来;不知道的那起小人，还只当我们眼里没人似的。”刘姥姥忙念佛道：“我们家道艰难，走不起，来了这里，没的给奶奶打嘴，就是管家爷们看着也不像。”凤姐儿笑道：“这话没的叫人恶心。不过借赖着祖父虚名，作了穷官，谁家有什么，不过是个旧日的空架子。俗语说，‘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戚’呢，何况你我。”[1]
笔者拟从指示理论、言语举动理论、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四个语用视角对以上这组话语进行分析，并指出这些语用理论在分析人物话语时所存在的不足，同时尝试对各个语用理论提出修改建议。
一、话语与指示理论
“指示”（deixis）是语用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人们在具体话语中通过使用“指示词”（deictic word）和其他手段，使话语与一定的人物、事物、空间、时间发生直接联系。能起指示作用的词主要有：人称代词、指示代词、指示形容词、指示副词、关系代词、定冠词、表示“来”“去”意思的动词等[2]（P636-656）。陈辉、陈国华[3]指出，人称指示词的选择至少受两条语用原则的支配，即亲疏原则和地位原则。在这组会话中，凤姐儿在第一句话里用到的指示词是“我们”和“你们”，这表明她们家跟刘姥姥家关系疏远。这时刘姥姥尽管先顺着凤姐儿的话也用指示词“我们”来称呼自己，但是并没用“你们”来指凤姐儿家，取而代之的是具体的称谓名词“奶奶”，这显示了刘姥姥对凤姐儿所处地位的尊重。因此，凤姐儿在说第二句话时就没有继续用“我们”和“你们”，而是用了表示泛指的指示词“谁家”和“你我”，尽管这两个指示词都还是指凤姐儿家。显然，凤姐儿从使用表示泛指的“谁家”到使用相对具体的“你我”，是为了“拉近”她们家和刘姥姥家的距离，因为这时凤姐儿想告诉刘姥姥在“穷”这一点上，她们两家不分彼此。尽管刘姥姥在该组会话中没能如愿，但是她用奶奶来称呼凤姐儿本人显然比用你们来称呼凤姐儿家更能拉近她和凤姐儿之间的亲疏关系。因此，笔者认为使用称谓名词不仅能起到指示作用，而且在一定的语境下比使用指示代词能收到更好的语用效果，所以称谓名词也应该被囊括在指示词之中。
二、话语与言语举动理论
奥斯丁[4]提出言语举动理论（Speech Act Theory），并将言语举动划分为三个部分：言辞举动（Locutionary Act）、以言行事举动（Illocutionary Act）、言辞取效举动（Perlocutionary Act）[5]。例如，通过说It is cold here（这里冷），说话人发出了有关这个句子的语音（言辞举动），表达了他请求听话人关门的意图（以言行事举动），所产生的后果是听话人关了门（言辞取效举动）。塞尔[6]进一步发展了奥斯丁的言语举动理论，提出了直接言语举动（Direct Speech Act）和间接言语举动（Indirect Speech Act）的区别，认为当一个以言行事举动（Illocutionary Act）间接地通过另一个言语举动（Locutionary Act）实现时，间接言语举动（Indirect Speech Act）就发生了。
在这组话语中，凤姐儿说第一句话的意图实际上是想间接地告诉刘姥姥：咱们两家关系挺疏远的，今天突然登门拜访，有何贵干？刘姥姥听到凤姐儿的话之后，需要做如下三项工作：1）根据凤姐儿的言语举动，推测凤姐儿的说话意图;2）确定自己的说话意图;3）开始自己的言语举动。因此，刘姥姥首先推测出凤姐儿的说话意图，即询问刘姥姥为何突然登门拜访;刘姥姥很清楚她到这里的意图，即借钱，但是她没有直接说借钱，而是间接地通过描述自己家家道艰难的事实，告诉凤姐儿她是来借钱的。同样，凤姐儿在听到刘姥姥的话之后，也需要做如下三项工作：1）根据刘姥姥的言语举动，推测刘姥姥的说话意图;2）确定自己的说话意图;3）开始自己的言语举动。因此，凤姐儿首先推测出刘姥姥的说话意图，即借钱;凤姐儿想告诉刘姥姥自己家也没钱，但她没有直接说，而是用了一些谦词，如穷官、空架子等。可见，任何一个言语举动都是由以言行事举动驱动的，所以任何一个间接言语举动的实现都离不开直接言语举动。因此，笔者认为间接言语举动和直接言语举动就好比语言的意义和形式，二者不可分割，每一个直接言语举动都是由间接言语举动驱动的，每一个间接言语举动都是通过直接言语举动来实现的。
三、话语与合作原则
格莱斯[7]指出，在交谈中谈话双方为了保证会话的顺利进行，都要共同遵守一定的原则，这样才能达到相互了解、相互配合，使谈话目标得以实现，并将这一原则称为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合作原则又包括四个准则：1）质的准则（Maxim of Quality）：讲话要真实;2）量的准则（Maxim of Quantity）：要有足够的信息量：3）关系准则（Maxim of Relation）：要与当前说的话有关联;4）方式准则（Maxim of Manner）：要表达清楚。以上四条准则构成我们进行理际的基本要求。
在这组对话中，凤姐儿根本就不认识刘姥姥，刘姥姥也不认识她，可是她把话讲得很漂亮，说是你们不来看我们，亲戚们才都疏远了，不是我们眼里没人[8]（P163）。因此，凤姐儿的第一句话违背了合作原则中质的准则（Maxim of Quality），刘姥姥的话却都是实话，遵循了质的准则，这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接着，凤姐儿把她们家的情况含糊地说成谁家，并用朝廷来打比方，这显然违背了方式准则（Maxim of Manner）。另外，凤姐儿前半句已经说明了她们家什么也没有，后半句又借助俗语说她们家穷，这就提供了多余的信息，因此违背了量的准则（Maxim of Quantity）。可见，凤姐儿的每一句话都至少违背了合作原则中的一条准则，刘姥姥却没有违背任何准则。然而，不论是否违背了相关准则，凤姐儿和刘姥姥能够将对话进行下来，她们就都遵循了合作原则，只不过凤姐儿遵循的合作原则不同于刘姥姥所遵循的合作原则。前者是以“推辞”为目的的合作，而后者却是以“靠近”为目的的合作。因此，笔者认为合作原则应该分为两类：消极合作原则（Negative Cooperative Principle）和积极合作原则（Positive Cooperative Principle）。
四、话语与礼貌原则
利奇[9]（P81）指出，为了表示礼貌，言者明确表达或暗示某些体现高估与对方（主要指听者）相关的事物或者低估与言者相关的事物的意义。换言之，礼貌是一种象征性地减少听者损失、增加听者受惠的策略。利奇在陈述礼貌原则时提出了六条准则：1）策略准则（tact maxim）（使他人受损最小，使他人受惠最大）;2）慷慨准则（generosity maxim）（使自身受惠最小，使自身受损最大）;3）赞扬准则（approbation maxim）（尽量缩小对他人的贬损，尽量夸大对他人的赞扬）;4）谦虚准则（modesty maxim）（尽量缩小对自己的赞扬，尽量夸大对自己的贬损）;5）赞同准则（agreement maxim）（尽量缩小自身和他人之间的分歧，尽力夸大自身和他人之间的一致）;6）同情准则（sympathy maxim）（尽力缩小自身对他人的反感，尽力夸大自身对他人的同情）。
在这组话语中，凤姐儿说的第一句话遵循了慷慨准则，意思是亲戚之间距离疏远是由于刘姥姥家厌弃她们家，这样就抬高了刘姥姥家的地位，而贬低了自己家的地位。刘姥姥的话部分遵循了赞同准则，部分遵循了策略准则，意思是亲戚之间距离疏远的确是由于刘姥姥家造成的，但她们家并没有厌弃凤姐儿家，而是由于自家家道艰难所致，这样讲话就使对方（即凤姐儿家）受损减少。凤姐儿接下来的话遵循了谦虚准则和赞同准则：一方面通过使用一些谦词，如“虚名”“穷官”“空架子”等，来夸大对自己的贬损，另一方面夸大自己家和刘姥姥家之间的一致，意思是两家都一样穷。可见，凤姐儿和刘姥姥都不同程度地遵循了礼貌原则。但是，六条准则难免有点繁琐，让人难以将这些准则清楚地区分开来。刘润清[10]（P44-45）指出，策略准则与慷慨准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赞扬准则和谦虚准则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这两组准则中前者强调如何对待别人，后者强调如何对待自己。另外，赞同准则和同情准则所表达都是与听话人共有的感情，所以可以将其归为一组（同上）。笔者也认为需要对这些准则进行重新梳理，因为这些准则之间存在着互相包含的关系：策略准则包含赞扬准则，即都是抬高他人;慷慨准则包含谦虚准则，即都是贬低自己;赞同准则包含同情准则，即都是夸大双方之间的一致。因此，笔者认为礼貌原则的六条准则可以合并为三条：策略准则、慷慨准则、赞同准则。
结语
笔者从指示理论、言语举动理论、合作原则、礼貌原则四个不同的语用视角分析了《红楼梦》中王熙凤与刘姥姥之间的一组对话，发现人物在对话中会同时使用多种语用策略。在分析这个具体案例时，笔者发现各种语用策略本身也存在一些不足指出，并对这些语用理论提出如下修改建议：1）指示词中应该包括称谓名词，因为称谓名词也能发挥指示的作用;2）应该把直接言语举动跟间接言语举动统一起来，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好比语言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一样，二者不可分割;3）应该把合作原则分为积极合作原则和消极合作原则，因为有的话语没有违背合作原则里的准则，有的话语却违背了合作原则里的准则;4）应该把礼貌原则的六条准则合并为三条，即策略准则、慷慨准则、赞同准则，因为另外三条都已经被囊括在以上这三条之中。
注释：
[1]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第六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2]Lyons，J.：《Seman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年版。
[3]陈辉，陈国华：《人称指示视点的选择及其语用原则》，当代语言学，2001年，第3期。
[4]Austin，J.L.：《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Oxford： Clarendon Press，1962年版。
[5]本文对“Speech Act Theory，Locutionary Act，Illocutionary Act，Perlocutionary Act”四个术语的翻译选自Fawcett，Peter：《Translation and Language：Linguistic Theories Explained》，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7年版，第vii-xxviii页。
[6]Searle，J.R.：《Speech Acts：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年版。
[7]Grice，H.P：《Logic and Conversation》，P.Cole and J. Morgan（eds.）：《Syntax and Semantics》Vol.3，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5年版，第41-58页。
[8]蒋勋：《蒋勋说红楼梦》，三联书店，2010年版。
[9]Leech，G.N.：《Principles of Pragmatics》，London： Longman，1983年版。
【关键词】红楼梦；电视剧；人物；比较
中图分类号：J99
曹公笔下的《红楼梦》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伟大作品，也是我们中国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通过对经典文学名著的改编，新旧版电视剧《红楼梦》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物质技术条件下塑造的人物形象通过屏幕表现出来的个性特征不尽相同，观众对其也是褒贬不一。
一、贾宝玉
贾宝玉是主要中心人物。他叛逆、大胆，追求自由与平等。在他的眼里，只有真假、善恶、美丑的划分。他憎恶和蔑视世俗的男性，亲近和尊重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性。作为荣国府嫡派子孙，是贾氏家族寄予众望的继承人。但他行为偏僻而乖张，鄙视功名利禄，痛恨“八股”这些所谓的“正经书”却偏爱于“杂书”。同时，他极力抗拒封建主义为他安排的传统生活的道路，否定封建社会主义秩序，但贾宝玉的性格又有些趋于消极。
87版《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是由欧阳奋强来扮演。人们对于87版欧阳饰演的宝玉有些不满，是因为欧阳这张娃娃脸不能演绎出书中那个但欧阳奋强与生俱来的“憨”将宝玉的痴态演绎地恰到好处，反而把宝玉给演活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看一个人的眼睛就可以了解一个人的内心世界，87版中的宝玉“目若秋波”，他的叛逆，他的大胆，他追求自由与平等的内心，都饱含在他那既有神又有情的双目中。
新版中小宝玉纯真可爱，大宝玉痴情风流，虽更能符合观众内心对宝玉形象的期待，但他们的眼睛里没有内容，只是很机械地通过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等来展现人物性格以及内心世界。剧中大量的旁白也使观众的注意力并不完全在人物的演绎上，而是兼顾多方面来对人物性格以及内心世界进行理解。
二、林黛玉
林黛玉，一个才华横溢而性格孤傲的女子。曹公深爱他笔下的林黛玉，爱她的笑和泪，爱她的喜与悲。她美丽才高，不为世俗所容。她的外貌体现了她多愁善感的个性与诗人般高贵的气质，更体现了悲剧之美。黛玉与宝玉一样蔑视封建礼教的庸俗，批判八股功名的虚伪，从来不劝宝玉为官做宦，从来不用“仕途经济”的话来劝宝玉，因而被宝玉视为“知己”。
87版《红楼梦》是大家公认的经典，这主要归因于已故的演员陈晓旭把林黛玉表现的生动而贴切。她的气质在很大程度上接近了对林黛玉骨子里的精神的阐释。林黛玉特有的柔弱美、病态美，被陈晓旭演绎地淋漓尽致，她那似喜非喜、深情凝驻的眼神；她那柔情似水，忧郁细腻的表情；她那纤纤瘦影，楚楚动人的体态，无一不撩动着观众们的心。但缺乏些许对林黛玉内心的表达，影响了人们对黛玉的全面认识。
新版《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表演清淡如白开水，表情言谈起伏都不大。她的眼神没有内容，只能通过两行清泪来表现黛玉伤感忧郁的气质。虽没有太多的表现，但好在自然平稳。
三、王熙凤
王熙凤，是《红楼梦》中塑造的一个很成功的反面形象。她生性尖酸，个性泼辣。作为荣国府的“管家”，弄权作势，两面三刀。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阴险的阶级本质。但不可否认的是，王熙凤确实很能干，荣府上下大小事务都由她说了算。凤姐的性格，有力地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封建社会的黑暗，这一形象具有丰富的艺术魅力又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87版《红楼梦》中的王熙凤由邓婕饰演。因邓婕具有四川人特有的泼辣味儿，与王熙凤的俗称“凤辣子”相吻合。她所扮演的王熙凤，丹凤眼，柳叶眉，俊俏之中透出狡猾之态、刁钻之貌、凶狠之气。因其曾学过川剧，举手投足之间都有浓厚的戏曲痕迹，所以扮演的王熙凤一角俊美中带着成熟与干练，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邓婕说：“演《红楼梦》不光靠一张脸，还要熟读《红楼梦》，热爱《红楼梦》，勤学苦练，别无他径”。
新版《红楼梦》中的王熙凤由外形漂亮乖巧，气质温顺平和的姚笛扮演，饰演钗黛二角都颇为合适。她所饰演的王熙凤表演痕迹较重，感觉吃力，缺了点“辣味儿”。没有完全展现凤姐的阴险狡诈、八面玲珑的特点，生气时怒目圆睁的样子倒多了几分可爱，似乎有些驾驭不了王熙凤这个角色。
87版《红楼梦》上演后得到了大众的一致好评，剧中的演员将原著人物演绎的活灵活现，几乎达到了与原著人物神韵合一的境界，被誉为“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绝妙篇章”和“不可逾越的经典”。而在新版《红楼梦》里，演员扮相戏剧味十足，但表演相对平淡，大量的旁白和配乐的运用，分散了人们对表演的关注度。翻拍旧剧现已成为潮流，旧版经典剧作给观众带来的审美惯性，以及现代各方面技术水平提高的条件下，新剧在真正拍摄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忠实原著人物、升华原著人物并超越旧版人物塑造这一大挑战。
参考文献：
[1]姜维枫.试论《红楼梦》影视剧改编中对黛玉性格的把握[J].红楼梦学刊.2009（5）.
[2]重拍电视剧《红楼梦》的讨论[J].红楼梦学刊.2002（3）.
关键词： 《红楼梦》 人名绰号 隐喻 翻译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扛鼎之作，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知名度，准确自然地翻译这部文学著作对传播中华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这部伟大的文学著作中，作者曹雪芹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常常将人物形象和人名、绰号联系起来，使《红楼梦》中人名和绰号不仅具有称谓功能，而且映射人物的性格、命运，甚至揭示了作品的创作意图和主题。这些人名和绰号负载着巨大的信息量，无形中已经成为寓意深刻的文学隐喻，它们的翻译准确与否关系到作品主旨的传达，可谓意义重大。
一、《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的形成机制
隐喻是指将两种完全不同概念的事物通过含蓄、映射或婉转的表达方式达到形象比喻的言语行为，是人类将其某一领域的经验来说明或理解另一类领域的经验的认知活动[1]。《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也是如此。小说中具体的人名、绰号投射到抽象的人物性格命运、作品主题之上，两种概念之间形成映射，构成了隐喻的概念：人名是人物，人名是主题[5]。
《红楼梦》中，林黛玉的丫鬟的名“紫鹃”。“紫鹃”可以引申到杜鹃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杜鹃鸟“惯作悲啼”，被认为是替亡魂诉说冤情。唐代以后，杜鹃鸟就被称为“悲鸟”、“怨鸟”，成为哀婉、纯洁、至诚、悲愁的象征。而在曹雪芹笔下，林黛玉是哀婉、悲愁的，作为丫鬟的紫鹃对林黛玉至忠、至诚，一生为其殚精竭虑。曹雪芹利用人们对杜鹃鸟认知来映射小说中紫鹃的性格命运，恰到好处。在对“紫鹃”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的发生依赖于特定的文学语境——《红楼梦》这部作品本身，涉及人物个性命运、作品主题等内容。特定的文学语境是人名、绰号隐喻赖以生成的基础，人名、绰号隐喻中的目的域就蕴含在《红楼梦》的文学语境之中。同时，文学作品本身的创作离不开文化环境，《红楼梦》所处的大文化语境——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也是《红楼梦》的人名、绰号隐喻所处的文化语境。曹雪芹巧妙地利用人名、绰号在文化语境中具有的普遍内涵传达特定的文学意图，使人名、绰号升华为人名、绰号隐喻。
总而言之，在《红楼梦》的人名、绰号隐喻中，作者曹雪芹是以汉语文化语境为媒介，精心设计完成了人名、绰号对人物形象、作品主题的映射。在人名、绰号隐喻的形成和理解上，汉语文化语境和《红楼梦》本身创设的文学语境缺一不可。
二、两个英语译本隐喻翻译赏析
文学作品写作和阅读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交际过程。只有当作者在作品中塑造的人物、表达的主题被读者准确的理解，两者的交际才算顺利完成。相对日语和韩语而言，英语的文化环境与中文的文化环境差异较大，人名、绰号隐喻的翻译面对的困难也就更大。我们就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看看前辈翻译工作者在《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翻译方面所做的努力。
在《红楼梦》的众多英译本中，流传广泛的是包括杨宪益、戴乃迭翻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和霍克斯翻译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杨译本《红楼梦》主要采用了三种方法来处理人物的名称：音译、音译加注释、意译。他们大量运用音译法翻译书中人名、绰号。音译法是杨译本对人名、绰号的翻译的主流方法，对于《红楼梦》这本著作来说，音译法远远无法承载人名、绰号中蕴含着的丰富信息。与杨译本相比较，霍克斯译本《红楼梦》的好处就在于大规模的采用了意译法。意译法主要被应用在书中群体人名的翻译中，主要包括奴仆群体，演艺群体，僧道神仙群体。比如奴仆群体中“花袭人”这个名字取自诗句“花气袭人知昼暖”，意为花香袭人，取名者贾宝玉喜欢用香木花草为他的贴身丫鬟命名，赞扬她们的外貌或品性。同时“花袭人”这个名字的含义与人物的性格也很契合，“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霍译本将“袭人”译为“Aroma（芳香）”，既揭示了主人宝玉的情趣，又显示出了人物本身的性情，是相对较为成功的人名隐喻翻译。但是霍克斯译本对书中上层人物如贾宝玉、柳湘莲、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等的人名主要采用音译法。这种译法上的区别固然可以让读者间接体会到小说中人物的地位尊卑，从而更好的理解整部小说。但是有得必有失，这些书中上层人物名字的隐喻义也丢失了，而这些人物恰恰是作者花费大量笔墨着力塑造的，他们的名字变成了简单的代号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了。
三、《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翻译策略
通过两个译本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相对音译法而言意译法更能将《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翻译体现出来。但是《红楼梦》中人名、绰号隐喻丰富多变，在采用意译法时，我们也应当有的放矢、对症下药，选择最合适的翻译策略。《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是用人名和绰号来映射书中的人物或书的主题，人名、绰号及其意义就是喻体，人物和主题就是目的域。隐喻翻译的关键就在于在目的语的文化环境中选择一个最合适的喻体来映射目的域。隐喻是民族文化在语言中的集中表现，是民族思维方式的反映，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隐喻蕴涵着各民族特有的文化内涵和思维方式。同一个目的域，不同民族使用的喻体可能不同，而同一个事物或概念在不同民族语言中投射的目的域也可能不同。我们可以根据原文中的喻体和目的域在其他语言的文化环境中的认知情况为《红楼梦》的人名、绰号隐喻选择不同的翻译策略，选用不同的喻体来映射目的域。
首先，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用已知的、熟悉的经验和感受去理解和体验未知的、陌生的事物，即用隐喻传言达意，这是人类隐喻认知的共性[2]。这反映在隐喻上，就是不同民族的人对于相似或相同的事物或概念会产生近似的联想，比如提到“黄金、珍珠”，人们都能联想到它们背后的“珍贵、价值高”等特点。当这样的事物或概念作为喻体出现时，即使所处的文化环境并不相同，不同民族的人还是能够理解隐喻的含义。因此，当《红楼梦》中的人名、绰号隐喻中的喻体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存在相似的隐喻含义时，能够引发相同或相似的联想时，我们可以采用直接翻译的方法，保留原文的喻体。比如霍克斯译本中将探春的绰号“玫瑰花”直译为“The Rose”，同样也能体现绰号中的隐喻含义，即探春虽然是个富家小姐，外貌明艳娇贵，十分讨喜，但个性十分鲜明也不是人人都能轻易接近的。
其次，隐喻在不同语言中的固然存在普遍性和相似性。同时，由于自然环境以及、文化传统等诸多差异，不同民族的人对自身及外部世界的认识又有所不同，其隐喻方式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2]。其中一种情况是两种文化面对同一事物或概念可能都存在隐喻，只是隐喻的喻体不同，这反映了不同的民族认识同一世界不同角度。如针对心慌的情绪状态，英语中有“have a butterfly in stomach”，汉语中则有“怀里揣着个兔子”与之对应。这种情况下，为了使读者能够真正理解原文的意思，译者应尝试将原文中的喻体换成适合于目的语文化中的喻体，进行喻体意象转换。我们可以从霍译本对《红楼梦》中部分人名和绰号隐喻的成功意译中汲取一些经验，如图：
“紫鹃”被译为“Nightingale（夜莺）”而不是英语中与其对应的“cuckoo（杜鹃鸟）”，是因为“cuckoo”在英语文化中除了指杜鹃外，也有疯人、狂人、傻事、丑事的意思，可以说英语文化中的“cuckoo”背离了汉语文化中杜鹃忠贞、执著的象征意义。而“Nightingale”在英语中象征对高洁美好的执著追求，与中文里的“杜鹃”相似，虽然不能完全符合原著意思，但也相去不远。这些人名、绰号隐喻的翻译都是译者充分了解相应的人物形象，理解了这些人名、绰号的隐喻含义，同时在目的语文化环境下努力寻找合适的喻体的成果。
最后，直译保留原文喻体形象和进行喻体形象转换这两种意译策略在《红楼梦》的人名、绰号隐喻翻译中并不总是适用，目的语的文化环境毕竟和原语言的文化环境有着诸多差异，目的语的文化环境中并不总是具有与目的域对应的合适的喻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退而求其次，采用直接翻译隐喻义的方法。比如《红楼梦》中李纨的两个丫鬟素云和碧月，“素”是指白色，“碧”是指青色，喻意清白，而名字中的“云”和“月”也是高洁而清冷的，这两个丫鬟的名字隐喻了她们的主人李纨寡居的身份和其贞洁、清白的人生追求。这两个名字的隐喻的形成和理解都非常地依赖于中国古代文化，很难在英语环境中找到两个合适的喻体来表达这隐喻中的目的域，所以霍克斯在翻译这两个人名时，选择了直接将能表达出隐喻义的词语作为人名的策略，译为“Candida（心洁，清白等[拉丁语]）”“Casta（清廉，纯洁，贞洁，虔诚等[拉丁语]）”这种翻译策略基本能够表达出隐喻义，但人名、绰号经过这样的翻译后已经缺乏隐喻的含蓄意味，文学上、艺术上的美感被大大削弱，但是这也不失为一种补救之法。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使用这种方法，同样也不能忽视文学语境和目的语文化语境，在众多目的语词汇之中选择最具美感、最适合作为人名的词语。比如在霍克斯译本中，“霍启”译为“Calamity（灾祸）”，虽然将人名的隐喻含义“祸起”体现了出来，却没有美感，而且也不符合作品所处的文化语境，因为霍启作为甄家家奴，主人是不会给他起寓意不吉的名字的。像“霍启”这样的隐喻都是立足于汉语文化语境，立足于汉语语音系统的，翻译为其他语言具有一定难度，很难找到可以作为人名的相应喻体，若直接用隐喻含义翻译人名又容易和汉语文化语境产生冲突。这时我们可以采取音译或音译加注释的方法。这种方法不论在保留原著魅力还是在方便读者阅读方面都存在不足，所以在意译法能够翻译《红楼梦》人名、绰号时，我们最好还是采用意译的手段。
正如翻译家奈达所言：“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只有用目的语民族能够理解的方式体现原作的文学精髓和文化底蕴的翻译，才是成功的翻译。因此，在《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的翻译过程中，要立足于隐喻本身的具体情况结合作品文学语境、原语言文化语境、目的语文化语境，选择最为合适的译法，“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才是《红楼梦》人名、绰号隐喻成功翻译的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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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黎.从认知角度看隐喻翻译中的喻体意象转换[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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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诨名或绰号来塑造人物形象是古今小说家常用的一种手段。在古典名著《红楼梦》中，作者利用绰号刻画了不同人物的肖像特点，又不乏对人物命运以及性格的暗寓，其中蕴藏的美学价值与文学意义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的。
一、《红楼梦》人物绰号的点睛之美
从多侧面入手描写人物是《红楼梦》的突出特点，其中的人物并非单纯的忠厚贤良，抑或者虚伪狡诈，好人与坏人之间的界限也并非总是那么泾渭分明，而是表现出立体感以及可触感，这在书中的人物绰号上得到了深刻的反映。绰号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性格的凸显以及人物个性的刻画有着极为独特的意义与美学价值。在《红楼梦》中，曹雪芹通过寥寥数个绰号，凸显出主要人物的魅力，使之犹如棱角分明的古代雕塑般具体可感，一个绰号反映出人物性格的其中一面，多个绰号糅合起来便塑造出活跃、光彩、鲜活的人物形象。以王熙凤为例，她是《红楼梦》中绰号最多的角色之一，例如贾母称她“猴儿”“凤辣子”以及“泼皮破落户”等等，充分反映了王熙凤巧于奉承、泼辣逞强以及卖弄聪明的性格；而不少奴仆下人私底下却称之为阎王老婆、夜叉星、巡海夜叉以及醋缸等等，此类绰号更多的刻画了王熙凤尖酸刻薄、疯狂泼辣以及残忍阴险的性格特征。又如贾宝玉，其绰号有“银样蜡枪头”“混世魔王”“富贵闲人”“无事忙”等等，都是对其性格某一面的精确刻画，既有顽劣反叛，又有善良痴情。认真分析贾宝玉的诸多绰号，是对其不同阶段性格特征表现的管窥，亦是对其生存史以及性格形成背景的解读，其人物形象由此显得更为具体和突出，给人一种浮雕般的美感。
当然，《红楼梦》中更多人物的绰号只有一个，例如探春的“玫瑰花”、二小姐的“二木头”、晴雯的“暴碳”、孙绍祖的“中山狼”以及夏金桂的“河东狮”等等，这些绰号均形象地概括了目标人物的性格表现，以人物典型特征为中心，勾勒出立体感的形象，在塑造典型人物时可谓是点睛之笔。
二、《红楼梦》人物绰号的绘画之美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名著中极为出色的一部语言艺术之作，其叙述语言以及个性化的人物语言均已无以伦比，其中语言绘画美亦是绝唱。例如黛玉葬花，又如宝钗扑碟，运用语言描绘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场景，充分凸显出语言的色彩视觉美感。绰号可视为特殊的一种语言艺术，所用字词组合大多优美含蓄，或者带有明显的色彩意味，或表现出明朗的绘画美感。例如刘姥姥的绰号“母蝗虫”，这是黛玉戏谑而得，其生动形象，且色彩美学意义较为浓厚；宝玉则称黛玉为“颦颦”，原句为“我送妹妹一妙字，莫若‘颦颦’二字极妙。”并道：“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画眉之墨，况这林妹妹眉尖若蹙，用取这两个字，岂不两妙！”又如探春的绰号“蕉下客”，湘云的“枕霞旧友”，宝玉的“绛洞花王”，宝钗的“蘅芜君”，此外还有马贩子王短腿，看病的王一贴，测字的刘铁嘴以及算卦的毛半仙等等，此类绰号或将人物外貌与自然界物质相联系，或以人物周围环境、居所来命名，读者联觉思维得以激活，进而产生审美愉悦之感。
三、《红楼梦》人物绰号的隐语之美
《红楼梦》中关于象征性意蕴的描写较多，例如亭台楼阁，居所摆设，又如诗词、对话，其中皆有深刻的寓意。戚蓼生在《石头记》序中有这样一句话：“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于《石头记》一书。”在《红楼梦》一书中，绰号作为生活中极为常见的一种语言现象也让读者深刻体会到“一声两歌，一手二牍”这种美妙的艺术境界，并成为《红楼梦》隐语文学园圃中的一朵奇葩，其作为一种审美意象更具象征性。读者在品味此类或风雅成趣、或诙谐幽默的绰号，隐约可探及人物命运发展以及故事结局。例如探春于海棠结社时在与黛玉打趣时起了“潇湘妃子”这一称号，“你别忙中使巧话来骂人……那些竹子也是要变成斑竹的，以后都叫他作潇湘妃子就完了。”潇湘妃子这一绰号中有湘妃哭舜的典故，这是对黛玉泪尽而逝、夙愿不得的悲惨结局的暗暗预示。又如“美人灯”“多病西施”等等，都是对黛玉柔婉娇弱的进一步刻画，既包含了对其身体状况的隐忧，又有对其红颜薄命、难逃厄运的暗示。而宝玉诸多绰号之一“怡红公子”也颇有深意，其中的红即可视为女性象征色，又可解为红尘之意，社会文化内涵较为丰富。“怡红”二字可以看出大观园女性以宝玉为中心，又是对宝玉同情女性、勇于为女性悲惨命运鸣不平的高贵品质以及叛逆精神的暗示。
四、《红楼梦》人物绰号的工具之美
汉语文字赋予绰号独特的文化含义，而文字本身也是对民族审美心理的反映与承载，文学家们通过绰号将其对于笔下人物的喜爱、赞扬、憎恶以及嘲讽之情巧妙地折射出来。绰号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文学家们嘲讽奸佞、声讨邪恶的工具，这在《水浒传》中的应用已经炉火纯青，而《红楼梦》则对这种民族审美观念做出了继承和发展，在典型人物的塑造过程中将绰号固有的潜移默化功能加以充分发挥，将作者的喜怒哀乐流于笔下，融入人物行为与神态中。以宝玉的诸多绰号为例，有人称他为富贵闲人，有人称他是混世魔王，也有人叫他呆雁、无事忙，作者通过文中角色善意地嘲讽了这个大观园的叛逆者，同时也弘扬了宝玉行为举止中所体现出的人文主义思想。王熙凤的凤辣子、巡海夜叉、猴儿、阎王老婆等绰号，则反映了作者对其聪明伶俐的赞赏和对残忍泼辣性格的鞭挞与批判。
总而言之，人物绰号命名是《红楼梦》小说中较为突出的一种现象，与书中人物角色的本名、雅号以及别名共同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勾勒出人物形象的同时为其涂上夺目的光彩，这也是作者对于全书艺术构思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要素。虽然人物绰号并非本书最吸引读者的地方，但胜在绝无修饰，皆为随心所欲之笔，是对《红楼梦》语言艺术以及表现手法的深刻体现。
关键词：意 情 格 《红楼梦》 林黛玉 英译
一、引言
人物语言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林黛玉作为文学巨著《红楼梦》中的人物典型，其丰富多彩的言辞是其卓越诗情、才情的体现，更是其特殊人格、心性的折射。文学翻译强调信息与美学价值并重（萧立明，2001：112），本文根据“意、情、格”美学原则对照分析了霍杨两个译本对林黛玉话语的处理，提出了笔者的翻译见解。
二、文学翻译中的“意”、“情”、“格”
萧立明先生在《新译学论稿》中将中外美学理论中的美学要素提炼为“意、情、格”三字原则。意，即作者表达、展露的观点、立场和用意。把握准“意”是翻译第一要事。情，是作者在作品中寄托的感情，诗言志，文抒情，作品因有“情”而盈润饱满。格，指风格。以“格”作为标准之一，便是指所含内容在整体上的体现（萧立明， 2001：117）。文学翻译中，情达意出，意谬情疏。而风格偏差则可致整体的失败。译者应充分译出人物语言的“意、情、格”，使原作人物形象在译作中得到完美再现。
三、林黛玉的语言特点
林黛玉出身于封建贵族，满腹诗书，口齿生香。但年幼丧母、寄居贾府的经历，却让她渐生自卑，“不肯多说一句话”；然而贾府这没落的封建世家已经开始有民主思想的启蒙（参见任明辉， 2006），故黛玉在优雅谈吐之外也会插科打诨，或含沙射影，或指桑骂槐，或取笑戏谑，或真情流露。修辞、用典，审美意义非常，是成就红楼梦艺术价值的重要部分。
四、林黛玉话语英译研究
通观《红楼梦》，林黛玉的语言可谓缤纷多彩且内涵深刻。英译时如何根据信息――美学原则，达到“意、情、格”三字标准，值得深究。下面试举几例供读者玩味思考：
例1.第七回中，周瑞家的最后一个送花至黛玉时，她冷笑道：“我就知道么！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呀。”
“I thought as much，”said Dai-yu sneeringly. “I get the leavings when everyone else has had their pick.” （H1， 130）
“I might have known.” Tai-yu smiled bitterly. “I wouldn’t get mine till the others had taken their pick.” （Y1， 108）
黛玉这个“冷笑”是在自己的猜疑得到印证之后的反应，既含有下人不将自己与其他“主子”一视同仁的悲愤，也有对这个大家族里人人抬高踩低的鄙视，译作sneer比smile bitterly意义更准确。杨译显示出主人公无助的可怜伤感，而霍译用尖酸讽刺表达了不满情绪。霍译更为贴切，更符合黛玉此时的“小性儿”。
例2：第四十九回黛玉打趣湘云的红外套：“你们瞧瞧，孙行者来了。他一般的也拿着雪褂子，故意装出个小骚达子来。”
“Look， Monkey！’said Dai-yu， laughing at this furry apparition.“Trust Yun to turn the need for wearing snow-clothes into an excuse for dressing up！ She looks just like a Tartar groom！” （H2，927）
“Look， here comes the Monkey King！” exclaimed Tai-yu laughing. “She’s got a cape too， yet she’s dressed gerself up like a saucy little Tartar.”（Y2，133）
孙行者美猴王是古典名著《西游记》中最光辉的人物，只译作monkey远远不够；Tartar（鞑靼）指蒙古和突厥人，意为凶悍，groom指马夫，笔者认为此处霍译意与情皆缺损。杨戴不译“雪褂子”，直说湘云与孙行者的可比之处在“She’s got a cape too”，“故意装小骚达子”蕴含着对湘云娇俏活泼的赞美――事实上黛玉虽然尖酸挑剔，但对湘云这个才情极高又心直口快的妹妹还是有喜欢和欣赏成分的，故saucy、little是画龙点睛之笔，且与黛玉博学多识的修养和雅趣的风格相称，颇为精妙。
例3：第七十三回，嬷嬷丫头偷了金凤去赌钱，黛玉笑道：“这倒不是道家玄术，倒是用兵最精的，所谓‘守如处女，脱如狡兔’，出其不备之妙策也。”
It’s not witchcraft， it’s generalship，’ said Dai-yu. “Don’t you remember what it says in The Art of War？ A shy maiden in defence， but swift as a hare in the attack. In good generalship surprise is of the essence”. （H3，1455）
“This is not Taoist magic”， Tai-yu chuckled. “It’s the first rate military tactic called ‘guarded as a virgin， swift as a hare’ to catch your opponent off guard.” （Y2，569）
witchcraft顺应了英语读者接受心理，又与generalship形成了对应，gengeralship意为“将才”，可见霍译对意义把握得比较准确。但他漏了黛玉的“笑”，而杨译“chuckled”一词使戏谑欢情跃然纸上；对“守如处女，脱如狡兔”的处理，霍克斯或许是为了完全尊重原文，具化为in defense和in attack，不如杨译本对仗工整、简洁明了，更符合黛玉气质。
五、结语
本文通过杨霍两个译本中几处对林黛玉话语的处理，分析了如何在文学翻译中落实“意、情、格”美学原则。翻译人物语言，应当深入人物内心，了解人物话语思想（意）和背后的情感（情），把握好人物的整体气质（格），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再现原作“意、情、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翻译人物话语时要注重伴随动词，如冷笑、啐道这样的字眼，往往是传递人物情感的关键。《红楼梦》中此类动词诸多，译者须仔细斟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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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一直感到困惑同时也一直在深入探究的，就是曹雪芹的命运和身世。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传奇，也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焦点之一。
曹雪芹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给予我们最伟大的遗产。他创造的《红楼梦》如同一块和氏璧，等待着历史和读者的理解。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成果是对于曹雪芹的重新发现。从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开拓者，到周汝昌等这些以曹雪芹和《红楼梦》为毕生志业的学者，都在《红楼梦》作者的确立和曹雪芹的生平研究等方面倾注了心血。
曹雪芹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生平事迹其实只有一些模糊的线索，他坎坷的一生中只有一些节点为我们所了解。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和家世的考证，是“红学”的一个分支——“曹学”研究的对象。他作为《红楼梦》作者的身份也曾屡受质疑。但这其实是传统与现代之间断裂的一个表征。
在传统社会中，小说的文化等级很低，小说既无法给作者带来社会声誉，也无法带来经济收益。因此，小说的著作权对于传统社会来说没有意义。“作者”的概念，在福柯看来其实是一个和市场中的交换关系之中的所有权紧密相关的概念。所以，中国古典小说的作者，除了少数有清晰记载之外，其他都是在现当代通过深入的研究才确立的。而像《金瓶梅》这样的作品，其作者为谁，到今天依然是学术界研究的对象。但曹雪芹却是一个类似莎士比亚一样的象征性人物，他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典范作家，是中华文化传统的集大成的符号。世界许多国家的文化中都有传统的殿军，如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曹雪芹无疑就是这样的人物。而《红楼梦》谜一般的诸多神秘现象，诸如未完成的状况，人物的命运和归宿所留下的诸多的线索和暗示等等，都赋予了作品一种难以言说的吸引力。
张爱玲的晚年隐居美国，把大量的精力倾注在《红楼梦》版本的考据和研究之中，而像王蒙、刘心武这样的当代作家，也都是以作家的身份进入了《红楼梦》和曹雪芹的研究。谈“红”是现当代中国文化和传统最直接的交汇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研究从来不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不是对于古典知识的认识和分析，而是始终“活”在当代中国人心中的现实存在的阐发，是当代性的展开。《红楼梦》对于当代人的意义似乎远远超出了《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那些作品都是以古典文化经典的形象成为我们知识的一部分。但《红楼梦》却仿佛是一部现代的文化经典，是古典跨入现代，介入现代的标志。曹雪芹的这部未完成的作品和他本人好像始终活在今天。于是通过探佚发掘未完成的部分，也还能够为社会所接受。如1987年版的电视剧《红楼梦》就用了探佚的成果作为故事的结尾，而抛弃了高鹗的续书。此后，为这部书写续书的尝试也层出不穷，这也为这部著作的当代性提供了有趣的例证。
但《红楼梦》的跨文化传播，由于它的深刻和复杂反而有些障碍，因此，从介绍曹雪芹作为文化象征性人物的高度价值和他著书的过程入手，由此让人们更好地认识《红楼梦》的价值也是具有很大意义的。
曹雪芹当年在北京西山一带活动这一点已经有相当多的共识，对于这一文化遗存和历史记忆空间的保存和传播自有其相当的价值和意义。我们需要让中国的年轻人了解曹雪芹，让世界各国的人们像尊重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一样地尊重曹雪芹。
【关键词】《红楼梦》；人名翻译；批评译学
0 引言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其人名的构成与运用颇为独特。姓氏的来源与人名的选择，与一定的民族历史，社会价值观念，，生态环境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包惠南2001）。英汉民族由于处于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因此就形成了一些具有差异的传统文化，民族心理和。中华民族历来有重视人名的习俗，对人名赋予特定的含义，而英美对此不太重视，这造成了在人名翻译上的困扰。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描写人物相当多的一部成功小说。作者在给人物取名时，大多数任务都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有些人名揭示了人物的性格，有些人名预示了人物的命运，有些人名反映了人物的结局。读者可以通过任务姓名了解人物，从而更加深刻地体味作者的创作意图。但恰恰是这些人名造成了翻译上的困难。如何恰当表达这些人名的隐含意义，增加英语读者的阅读兴趣成为译者首先要思考的问题。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翻译理论层出不穷，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引起了众多理论家对于译者的兴趣。但之前的研究没有系统的讨论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具体表现。《红楼梦》的译者霍克思在翻译人名时，根据《红楼梦》中人物身份的尊卑、性格特征、所从事职业等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了不同的人名翻译方法，从而多层次、多方位地展示了原文的艺术特征。
1 批评译学简介
批评译学是指在描写性译学框架下，依据批评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和原则，以及其他相关理论，在分析翻译文本的选择、翻译文本特征、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应用以及翻译文本的接受的基础上，揭示翻译与意识形态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胡开宝； 李晓倩2015：1）。Laviosa（2004：20）指出批评译学研究形成于描写性译学研究框架下的意识形态研究。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翻译的社会学理论关注权力和性别等狭义意识形态因素不同，批评译学旨在揭示翻译中影响人类行为的规范、习俗、信仰和世界观的集合等广义的意识形态因素，即“个人和其所处社会的知识、信仰和价值系统”。1953年McFarlane发表的题为“Modes of Translation”的论文奠定了描写性译学研究的基础，他强调应根据翻译实际现状研究翻译本质，不应要求译文与原文对等。
翻译表面看上去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译者所处的社会因素或规范制约，其中影响较大的应该是社会意识形态。一方面，作者在翻译过程中会潜移默化地受到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并将其反映在翻译文本中。另一方面，翻译文本的传播与接受也受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批评译学通过研究译者对源文本的选择、译本的接受程度、翻译文本语言特征以及翻译策略和方法来揭示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以及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胡开宝；李晓倩2015：1）。
2 从批评译学的角度看霍译《红楼梦》中的人名翻译
翻译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实践，在实践过程中译者的意识形态会对译文产生影响，而翻译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可以通过批评译学的原则和方法来加以分析。霍克思在翻译《红楼梦》过程中，文本中主人群体音译，其他群体意译，其中对于特别群体，译者甚至采取了法语词翻译，如：演艺群体，龄官Charmante，芳官Parfumeé，意大利语、拉丁语及梵语翻译僧道神仙群体，如：空空道人Vanitas，渺渺真人Mysterioso，栊翠庵的妙玉Adamantina。译者翻译《红楼梦》中人物姓名时所采用的不同翻译策略主要是受到原语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
2.1 男性主人群体的翻译
中国古代存在严格的宗法家族制度，同一家族的人总会有相同的“字”来表明他们是同一代人。《红楼梦》中的人物以荣国府的贾政为轴心，其他人直接或间接与其联系。和贾政同一代的人取“文”字，表示他们是有知识的一代。这种拆字的取名方式很难在译文中体现，因此在翻译《红楼梦》中的人物时霍克思音译了所有男性主人群体，并适当加上表示身份特征的称谓名词。如：贾政译名为Jia Zheng，有时也译做Master Jia或Sir Zheng。贾宝玉为贾政之子直译为Jia Baoyu，有时也被称作Master Bao，避免了与其父贾政Master Jia混淆。这样当译文读者看到这样的人名译文时，可以较容易地分辨出他们是主人的名字。
2.2 女性主人群体的翻译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有“男尊女卑”和“三纲五常”的传统意识，称谓也能体现地位的尊卑。霍克思对此非常了解，为了将这种意识形态传递给译文读者，对于女性主人，霍克思大多采用了从男性人名的译法。如：贾政的妻子王夫人译名为Lady Wang， 有时也称Her Ladyship。英语文化中Master与Lady相对应，这使英语读者很容易识别出他们是一对夫妇。贾府内王夫人命名Lady Wang；邢夫人为Lady Xing。而与王夫人平辈的从外边来的客人则不以Lady命名，如：薛姨妈从小辈译为Aunt Xue，这看上去是直译，但实际这样翻译的好处是表明薛姨妈不是贾家的媳妇，更不是贾府的人。我们不得不佩服霍克思的用心之处。和宝玉同辈的女性则以Miss命名， 如：林黛玉Miss Lin。将薛宝钗译成Miss Bao，这一译法在后来两人成婚后，正好形成一个Master Bao，一个Mrs. Bao有点命中注定的寓意。凡是已婚的则以丈夫的名字前冠以Mrs.，如王熙凤系贾琏之妻，按英美习惯，应以Mrs.Jia称呼，但霍克思却将王熙凤译做Mrs. Lian。这种译法不但避免了和贾家其它媳妇的混淆， 而且还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 “男尊女卑”和“三纲五常”的传统意识，前面王夫人和邢夫人的译法也同理。
2.3 仆人群体的翻译
仆人是一种职业，受雇于雇主并与其雇主住在一处或邻近地方，为雇主提供服务的人。霍克思没有轻易地将仆人群体音译，而是采用了意译。一方面，如果音译，很难和主人群体区分；另一方面，相对于主人群体，仆人群体在小说中出现频次较少，如果音译，很难体现这些仆人名字的文化内涵和人物性格特征。霍克思意译仆人群体不仅使译文读者感受了中国人名的文化内涵，也使译文读者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一定的了解。如：如鸳鸯译为Faithful说明了鸳鸯对于贾母的忠诚；平儿译为Patience说明了平儿的容忍，耐心，夹缝中求生存的人生态度。司棋（Chess）和侍书（Scribe）为贾宝玉的丫鬟，表达了她们的工作内容。素云（Candida）和碧月（Casta ）为李纨丫鬟，与其清心寡欲、洁身自好的品格相吻合。霍启译为Calamity（灾难）为甄士隐的仆人，暗示了甄家的多次“祸起”，如英莲被拐、甄家失火等一系列灾难（吕琪； 管兴忠2011：9）。多姑娘译为the Mattress（床垫），揭示了人物的性格特征。
3 结论
翻译过程对任何译者来说都要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何况像《红楼梦》这样人物众多的经典名著，其难度很难想象。但霍克思在翻译人物名称时，没有简单地全部采用音译的翻译方法，而是针对不同人物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在作者看来霍克思这样翻译人物名称优点如下：首先，霍克思真正理解了原文人名的内涵，并试图将这一文化内涵传递给读者。此外，霍克思试图适应目标文化以使目标读者迅速掌握人物之间的关系。最后， 人物名称的这种译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从而也影响了目标读者的意识形态。
总的来说，霍克思翻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传达审美愉悦，重在译文的文学、美学功能，并增强译文读者的可接受性和娱乐性（李艳玲2014：4）。霍克思自己也在译本前言中表示“我恪守的原则就是力求翻译‘每一样东西’甚至是双关。书中的任何细节都有其目的，都应该进行处理。如果我能够将这部中国小说带给我的欢乐表达出一小部分，我也就不枉此生了”（Hawkes 1973）。霍克思在《红楼梦》人物姓名翻译的过程中，应用了合适的人名翻译方法来展现人物姓名的内涵，从而使英文读者充分理解和感悟到了巨著《红楼梦》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Hawkes，David.The Story of the Stone[M].London：Penguin Books Ltd，1973.
[2]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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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红楼梦》结构；曹雪芹；“无――有――无”
前 言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红楼梦。作为一部经典，红楼梦从她一诞生就默默地接受着各方面的关注和评论。但由于作者所遗材料有限，红楼梦就如一个断臂的维纳斯，美得令人惊叹的同时也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这篇文章从曹雪芹的思想出发，重点分析了红楼梦的圆环结构以及其中的循环的哲学意蕴。
一、“无――有――无”的大圆环结构
在整个第一回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曹雪芹构架的宏观结构，就是“无――有――无”。第一个“无”代表的就是一个神幻世界，是所有尘世之人不能到达的境地。第一回中所说的无才补天之石、一僧一道、空空道人、警幻仙子、太虚幻境、神侍者、绛珠仙草都来自这个世界。中间的“有”代表的是尘世人生，主要指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故事。第二个“无”代表的也是神幻世界，所有的“有”都要回到这个世界。在曹雪芹的宏观结构建构中，“有”与“无”其实是相对而言的，“有”中有“无”，如尘世人生中的主要人物贾宝玉，就来自神幻世界，是幻化的玉石和下世为人的神侍者的结合体，而林黛玉就是以泪还露的绛珠仙草。神幻世界的一僧一道也曾多次在贾府中现身。“无”中生“有”，如红尘世界中的女子都是在太虚幻境警幻仙子那有备案，贾宝玉和林黛玉都是来自那个世界；而“有”最后也是要回归到“无”，只是曹雪芹确立的“无”相对与红尘世界的“有”来说实际上是虚无幻灭的世界，是尘世间的凡夫俗子所无法控制的，这个在《红楼梦》第二十五回《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中就有提及，只有来自幻灭世界的一僧一道和幻化成宝玉顽石才能拯救尘世间受魇魔所折磨的贾宝玉和王熙凤。现在我们回到《红楼梦》的终点，这个终点其实也就是第一回小说的起点，等于是打了一个圈又回去了。这与曹雪芹的人生经历和人格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曹雪芹的跌宕的人生经历和受儒、道、释思想影响的人格，滋生的是一种充满悲剧气质的小说构思。而《红楼梦》中的“首尾大照应”在一定程度上又体现着曹雪芹的佛家思想，《红楼梦》从太虚幻境开始，经过世俗世界，最后归结为太虚幻境，非常符合佛家的前世、今世、来世的“三世说”。
二、曹雪芹的人格思想与《红楼梦》结构的关系
曹雪芹是有着儒、道、释三家的思想。从对曹雪芹的才学分析来看，早期肯定是阅读过大量儒家经典、道家及道学著作、佛家典籍的。从曹雪芹的人生经历来看，早期的养尊处优滋养的更多是道家思想；中后期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饥寒交迫启发了更多的儒家、佛家思想，而且有史料可以印证，晚年的曹雪芹更崇尚佛家思想，在曹雪芹的友人张宣泉写的《题芹溪居士》，《伤芹溪居士》诗中，均表明曹雪芹在西山著书后期，已皈依佛门。从《石头记》的文本来看，曹雪芹的思想是儒、道、释三家的结合。
1、儒家思想。在《红楼梦》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中，曹雪芹借贾雨村之口演说了一翻关于“仁人恶人”的评述，正是体现儒家“不能立功报国，亦要立德立言”的积极入世的精神。
2、道家思想。曹雪芹最为欣赏的秉正邪二气的异人，除了有儒家的“士人、君子、仁人、圣人”的品格，还有的就是道家的出世精神。
3、佛家思想。《红楼梦》的谋篇布局，人物命运设计均充满宿命论气味。甚至贾府的衰败都有前世命定的性质。《红楼梦》从太虚幻境开始，经过世俗世界，最后归结为太虚幻境，非常符合佛家的前世、今世、来世的“三世说”。
三、从“有”到“无”的小圆环结构
在“无――有――无”这个大结构中我们把起点的“无”和终点的“无”比成是重合在一起的两个点，但是在这个结构中，曹雪芹花了很大的篇幅来描述从“有”到“无”这一段。我们可以列举几个论据来证明这个观点。（1）《红楼梦》中人物活动的载体――贾府。在《红楼梦》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和第七回《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中，借冷子兴与焦大之口谈到了贾府的来龙去脉，贾府并不是本来就有，用焦大的话说是“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这个家族也有过兴盛之时，冷子兴说“如今的这宁荣两门，也都萧疏了，不比先时的光景”，但现在贾家已经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2）宝黛的爱情。他们的爱情在警幻世界所注定的“木石前缘”大背景下，在红尘世界上演了一番相知相许的纯真恋情，最后结局应该是伴着林黛玉的泪尽而亡结束的。曹雪芹重点向读者展示的是宝黛爱情从开始到结束的发展历程，并以此为线索，为我们展示贾家的没落的过程。
四、“无”的内涵
《红楼梦》的终点是通向“无”，《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说了几个内容：可以窥见曹雪芹最原始的创作动机，即他的人生体验的一段话。“……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饮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此回中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亦是此书立意本旨。”在这一回书中，写了无才补天之石的神话，说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无才补天之石一块，央求一僧一道带着“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最后又回到了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在石头身上刻录了他历经人世沧桑的故事。这就是石头的前世今生。石头最后回归到石头，这其实是一个循环。大自然中的一切存在都是处于这个循环之中的。首先，地球上的一切现实存在都是由化学元素组成的，最后还需回归到这种形式，也就是说，世界的本原就是这些化学元素，无论人或者动物都只是世界本原的载体而已，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出现的形式不一样，但实质是相通的。
结 论
在研究《红楼梦》结构过程中，笔者不得不惊叹曹公过人的才学和敏锐的创造力。文章主要从探寻曹雪芹的思想观念入手，结合作品文本以及西方结构理论，剥离出曹雪芹“无――有――无”的结构思想和宏观构造。通过对《红楼梦》宏观和微观结构的分析，笔者加深了对曹雪芹写作这部伟大作品时的思想以及结构安排的理解，进一步感受到了这部小说的艺术魅力，不仅提升了自身的思想境界，而且完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参考文献】
[1]中国艺术研究院，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红楼梦稀见资料汇编[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红楼梦》这本小说把人物的形象表现的淋漓尽致，柔弱的林黛玉、性格泼辣的王熙凤、红颜薄命的晴雯、心地善良的平儿……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红楼梦读后感高二最新整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红楼梦读后感高二1“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随着宝玉了却尘缘，红楼一梦终于归结。也许是由于阅历过浅，在这一部绵长细腻的经典面前，我竟有些哑言，如同涓涓溪流无意间初入大海，《红楼梦》那高不可攀的艺术性与思想性，即便是在世界文学作品中，也理应首屈一指。
若是把《红楼梦》单纯地当情悲剧来读，未免低估了其中的内涵。宝黛的爱情悲剧，固然反映了封建时代的专制和那时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无奈、痛苦，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曹雪芹对封建制度的抨击。而贾府上上下下所有的人物，是否都可以代表封建时代某些典型的人物?贾府的兴衰史，是否又可来影射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兴盛与衰亡?当然，这都是一些宏观的角度。就个人而言，贾府的命运是否也就是曹雪芹及其家族的命运?他思想的先进，又未尝不是隐含着对功名未就的抱怨?
这些的确是读过《红楼梦》之后应有的共识，但从那些华美传神的文字背后，我读出的则大多是曹雪芹对后人的谆谆教诲。
每每读到贾府丰裕的家产，诸如黄金几千两，白银几千两，绸缎多少匹，总会隐隐担心，如此富贵的家族到底能不能成功地延续下去，毕竟“富不过三代”的定律似乎很少被打破。果不其然，贾府中鲜见勤奋的身影，大多是笙歌不断，鼓乐不休，结果难逃败落凋敝的命运。这不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另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曾经活跃于历史风烟中的那一群五陵少年。他们多是皇亲国戚的后代，大富大贵，衣食无忧，不必考虑学业，不必操劳生计，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让他们变得百无聊赖。为了打发难以消磨的时光，他们互相攀比，互相炫富，为非作歹，花天酒地，结果如何?终被世人遗弃，被历史遗忘。现今中国人常怀着一种暴富的心态，各式各样的奢侈品难以满足其欲千金散尽的胸怀，更为可怕的是，这种风气正逐渐蔓延至年轻一代的学生身上，并且就发生在你我身边。不难想象，这种无节制的享受最终将演变成国民性，让整个中华民族都失去前进的欲望，更难以完成复兴的使命。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巴西的一只蝴蝶挥动翅膀尚能引发美国一场龙卷风，一代一代的“耳濡目染”又何尝不会酿成不堪的悲剧!我不愿再进行痛斥，柏杨先生早已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我唯愿独修其身，却又不忍责任的折磨。整个社会的大风气，早已不是你我能够左右的了，保持住内心的一方净土，是周国平先生、余秋雨先生、王蒙先生等，以及所有有良知的读书人的心愿。我愿做这样的践行者，践行着心中永远简朴安静的生活，践行着美好的祈愿。想必曹雪芹先生也是这个意思，字里行间，他仿佛在对我们说，一切繁华都是红楼一梦，何苦为儿女情长苦苦纠缠，何苦为人情世故操劳奔波，何苦为琐屑小事争喋不休，何苦为追求金钱呕心沥血，何苦徒增无尽烦恼。心安即是归处。
虽然《红楼梦》只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它真是把“人”写绝了：人的美好，人的智慧，人的劣性，人的悲哀。读这样的作品，我们便懂得了自己，懂得了我们的家庭，懂得了我们的民族国家。向曹雪芹先生致敬，正因有了他，荣辱兴衰、人性冷暖尽收眼底。向那些努力修行品德的志士致敬，英雄造时势，唯愿不再是个传说。
红楼梦读后感高二2明清小说，流芳百世。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四大名著。四大名著中，描写世态炎凉最突出的当属《红楼梦》，《红楼梦》是我最喜欢的书。
《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金钗”非常出众。林黛玉的多愁善感、薛宝钗的温柔大方、贾元春的高贵、王熙凤的泼辣……读着读着，我仿佛也变得多愁善感，对《红楼梦》中的一切文字似乎都变成了一幅幅图画，令我心旷神怡。
最令我难忘的，应是“黛玉葬花”和“宝钗扑蝶”。林黛玉是一个娇柔多姑娘，她纤细的身材在花丛中清扫桃花，收集到一个囊袋里，然后埋在地下。这时宝玉出现了，两人戏看《西厢记》、戏谈《西厢记》，以崔莺莺、张生互喻。人物形象的刻画惟妙惟肖，真是精彩至极。而“宝钗扑蝶”却更有一番风味。宝钗拿了一个扇子，轻轻扑着蝴蝶，可那时玉蝶却如同一对蟋蟀，似乎一闪一闪地跳着往前跑。宝钗那妩媚的身姿一跳一跳地远去，灵巧、可爱。此时的宝钗，没有平时的庄重，一点也不比黛玉逊色。
读了《红楼梦》全书，我也哭了好几回，这里面悲伤的情境太多了。黛玉在宝玉成亲热闹的时候，一个人孤单地走了，那情景该是多么的悲伤。没有任何人陪伴着，就走了……
最后，贾府与王、史、薛这四家都收监的收监、抄家的抄家，也应了前文“护官符”中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其实，《红楼梦》中蕴含着许多道理。不能强求的事，千万不要勉强。不能去做坏事，做了一件错事就要弥补，不能隐瞒，那样只会一错再错，满局全输了。做人也要随和一点，如果不给人留面子，就处处碰壁，倒霉的只有自己。
《红楼梦》，你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我记住了，你的“木石良缘，金玉良缘”我也记住了，你的“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我更是记住了。
红楼梦读后感高二3那个年代，永远都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在那最后一抹余晖中，风静静地吹散了，也吹淡了往日的思念。我轻轻打开书本，无尽的思绪又滚滚而来。初读红楼梦，我只是对人物有一个概念;再细品红楼，被里面的爱情故事所打动。里面的爱情故事真是不少：最震撼我的，就是宝黛的痴恋。
他们俩的爱情在这喧嚣、富贵的贾府中显得多么纯洁，从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到长大后的坠入爱河，是那么的自然和纯洁。哪一个读红楼梦的人不被他们之间的情真意切所感动?但是生不逢时的爱情就是痛苦的代名词。黛玉性格里独有的叛逆和孤僻，以及对世俗的不屑一顾，在众姐妹中显得如此特立独行，卓尔不群。
对男子的厌恶，不畏众人言语的葬花，种种这般，都使得出国留学网象一朵幽然独放的荷花，始终执著着自己的那份清纯，质本洁来还洁去，一如碧玉般盈澈。黛玉啊，他们都说你傲，你真的傲吗?在我的眼里你的诗情画意，灵秀慧黠，都是你独特的标志，你每每与姐妹们饮酒赏花吟诗作对，总是才气逼人，艺压群芳。连才高八斗的贾妃都说你是愚妹所不能及的。无论是少年听雨歌楼上的诗情，清寒入骨我欲仙的画意;还是草木黄落雁南归的凄凉，花气温柔能解语的幽情;无不体现出你娟雅脱俗的诗人气质。
可你的身世，即使你的身份是贾母的外孙女，即使你带着富贵的光环，可也掩盖不了你寄人篱下的事实，这注定了你孤苦无依的命运，多愁善感的性格。所以我只能无奈着你“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悲哀着“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套无情”，伤感着“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你，终落得“一缕香魂随风散，三更不曾入梦来”的凄凉结局。‘试看春残花落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黛玉，葬花词真的是你今天的结局吗?与其说林黛玉在贾府的地位和自身的懦弱是悲剧的起因，还不如说是以元春为首的封建集团无情的扼杀了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这万恶的封建社会啊，使地狱的烈火不断在每个人的身边燃烧，苦不堪言，思想的微小火花在无情冷漠中熄灭，熄灭。
黛玉的思想正在进步时，一场?a href='//xuexila.com/yangsheng/naiping/' target='_blank'>奶瓶尚Φ幕樵及阉平怂劳龅纳钤?宝玉的一句‘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女人是水做的骨肉，我看了女人便觉得清爽，看见男人便觉得浑臭逼人’令人看到了希望的光明，可这光明的力量实在太小了，活生生被这黑暗的力量吞没了。当血泪撒尽的曹公转身面对不堪回首的历史，怎能不发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感叹!我也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孩，见不得悲剧，我也曾为黛玉的结局恼过，恨过，哭过。
但是，细细想来，对于黛玉这样一个脆弱的少女来说，死，是她的解脱，是她所有悲剧的终结，是她的幸福。也许爱情在短暂的瞬间是美丽的，是浪漫的，但一切就如烟花一样，只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何必执着 。有时候，短暂也是美丽的。轻轻合上书本，不知不觉已是泪流满面……
红楼梦读后感高二4在课本里学了《红楼梦》中林黛玉进贾府那一段，也看了关于课文的电视剧，来来去去，倒对这以前不怎么感兴趣的《红楼梦》生出些兴趣来。于是找书来翻了两翻，却也有了些感受。
听老师讲，《红楼梦》乃是四大名着之首，这倒是我所不知的，不由得吃惊，心下想不就是男男女女的悲情故事么，怎的如此重要了。不过话是这么说，回想起上学期那堂绘声绘色的“红楼课”，心里也就知道些大概了。光是一节“林黛玉进贾府”，老师就难得的讲了大半个星期，里面的人物给拆了个七零八落，形态，语言，动作分析了个透透彻彻，每个人里外都给赏析了一遍，心中不由得出了个结论——实在是些复杂的人啊!
其实这《红楼梦》的大半个主角林黛玉我是颇有好感的，毕竟是个“病如西子胜三分”的大美人，也还为97版红楼里林黛玉和薛宝钗谁更美跟同桌争论得不可开交，可黛玉这姑娘实在是娇弱无比，当真是一副“泪光点点，微微”的模样，这就叫我不怎么待见了，倒还想到一个广告，好像是一场足球赛，守门员太没精神了以致于足球射到门前时在大家眼中竟变成了林黛玉，摔在了地上不说，还被责怪了一番，后来吃了广告产品，突地有变回了生龙活虎的守门员，对手便如何都攻不进来了。回顾完广告后我不由得一阵莞尔，这倒也是有些形象贴切的，又想到，要是《红楼梦》中的黛玉姑娘也有这么个神丹妙药，也不会落到后面悲惨的黛玉葬花了。
再说贾宝玉，不论何时，这人在心中的形象可是眉目清秀，比女子还漂亮的人儿，当初觉得新版红楼理颇有“姿色”的于小彤来演有些不经如人意，看了87版，更是失望了。你一副普普通通的样子，何德何能害了这些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不过我也得承认，这么以貌取人可不是好事儿，人宝玉在那会儿可是有着与众不同的才德的。其实想来也替这颗顽石悲哀，补天不成，下凡寻爱也没个好结果，真是生错了年代，要是放在现在，这么个有些文才的富公子，保不准会有些大作为呢。
其实在看红楼之前，我一直觉得贾宝玉便是出家前的济公和尚，因为依稀记得多年前看《济公》时开始有这么一段：一男子结婚当日不知怎的去当了和尚，回来后看到家破人亡未婚妻也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立即伤心欲绝疯了过去，而后变成了疯疯癫癫却一心向善的济公和尚。这两段故事仿佛是连接得起的，直到后来看了书查了资料才推翻了我的想法。于是我就在想了，不知道在曹雪芹心中宝玉最终真正是个什么结果，不过要真是像济公和尚一样，忘了尘世，倒也算圆满了。
其实以前一直觉得《红楼梦》这本书女气重了些，虽说自个儿是女生，却不怎么喜欢这种感性的小说。心中也比较过，它不像《西游记》那样有着吸引人的魔力，也谈不上《三国演义》里精彩的斗智斗勇，更没有《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豪迈，但是它是梦幻的，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文笔。不得不说，当你读完它时，才能真正感受到什么叫“此书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见”。
红楼梦读后感高二5《红楼梦》是一部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小说以讲述上层社会中的四大家族为中心图画，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十八世纪上半叶中国末期封建社会的全部生活，是这段历史生活的一面镜子和缩影，是中国古老封建社会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崩溃的真实写照。把一个个的人物写的活灵活现，有以神话故事中的女娲为开头引出这一故事——石头记。有以甄(真)隐士为线索开始即结束了整个的故事。
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又一个国度——英国。她诞生了一位伟大的、杰出的、有天赋的，剧作家他就是莎士比亚。他用他毕生的经历发扬了本国的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戏剧。那时一个民族，他那时代不灭的灵魂，以各种形式表现着自己、充实着自己。正如莎士比亚与戏剧的微妙关系一样，曹雪芹及其《红楼梦》，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朽灵魂的一部分。与其说他是异步伟大的巨著，不如说它是中国通史。与其说那是写贵族的生活，不如说是当时时局的真实写照。从一点点的细节来讲，那种语言的魅力体现出来，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塑造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形象。从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一张一弛。一丝一毫无不张显出人物的特点，可以说那种语言的叙述找不出一丝破绽。而从中又可以看出一个民族发展的问题，具体的症结，具体的民生国计，无不与此相关联。这不只是一部文学作品，又是一部史书。
前面说都是前八十回，而后四十回我认为恰恰相反。从中有许多的破绽，例如贾宝玉在前八十回的一回中已经暗示到其是一悲剧人物，而到高鄂的笔下它又成了一个乐于学习又参加考试而考取举人，从一个顽童到一个好学之人，这中间几乎没有什么衔接，是很令人匪夷所思的。而且在最后又丢下已经怀孕的宝钗出家为僧。而且据说高鄂是因为一个上任的资助，取续写红楼的，我认为一个初衷就不那么纯洁的人，并且也没有理解到曹雪芹的写的《红楼梦》。是无法写好的。再说想象曹雪芹一样的来刻画人物是非常难的，不是容易达到的。我看到不如留下这四十回不写，给人以遐想的空间，还是挺美好的。
关键词：红楼梦；刘姥姥；人物形象
在我国文学史上，《红楼梦》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该著作的主要特点在于其塑造了四百多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刘姥姥便是其中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在《红楼梦》中，虽然刘姥姥出现的次数不多，但其在该著作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书中描写的刘姥姥是一个贫苦普通的农村老妪，但其丰富的人物形象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古以来，很多文人W者开始对《红楼梦》著作中的人物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刘姥姥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贯穿性人物形象，人们也开始对该人物进行了一定的解读，从而也有利于后人更好地品读作者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其中，在探讨一部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时，人们需结合文中的具体情境进行具体的分析。下面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红楼梦》中刘姥姥这一重要角色的人物形象进行了一定的鉴赏。
一、刘姥姥是一个诙谐幽默的人
通过品读《红楼梦》这一文学著作，人们可以了解到刘姥姥是一个十分诙谐幽默的农村小老太太，其中为人们所熟知的即为刘姥姥进大观园，从刘姥姥为大观园中的众人带来欢乐中就可以体现出刘姥姥诙谐幽默的特点。例如，在书中一情境中，其具体描写如下，“贾母在清晨梳洗打扮戴时， 因见了刘姥姥， 叫她也来戴， 凤姐便将一盘子折枝横三竖四的插了她一头”， 弄得“贾母和众人笑的了不得”。在这一情节中，刘姥姥明明知道众人欢笑是在取笑她，但她却凭借自身的幽默感来化解自身的处境，她在处理该问题时并没有发怒，反而笑着说，“我这头也不知修了什么福，今儿这样体面起来”、“我虽老了，年轻时也爱风流，爱个花儿粉儿的，今儿老风流才好。”从这些话语中就可以看出刘姥姥淳朴幽默的个性。此外，在贾母举办大宴的席上，刘姥姥更是将她诙谐幽默的本性展露无遗。其中当刘姥姥说“老刘，老刘，食量大如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时，其更是用声情并茂的扮演引得众人哈哈大笑，在此刘姥姥自愿将自己比作“牛”，用农村人特有的顺口溜来引人发笑。从众人笑的前俯后仰的表现中可以体现出刘姥姥诙谐幽默的性格，而幽默的话语从刘姥姥口中说出也显得极为自然、生动。对于刘姥姥来说，其随便表演一下于自身并没有什么不利之处，反而会博得众人的好感，这对自己以后的生活也具有一定的利处。通过这一处对刘姥姥的人物刻画，一位诙谐幽默的小老太太形象便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
二、刘姥姥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在《红楼梦》一书中，刘姥姥是一个质朴的庄稼人，在进入贾府之前，其一直都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而从她在贾府中的言谈举止也可以看出来其朴实的特征。在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时，其都是将所看到的事物比作匣子、秤砣等，而匣子和秤砣都是刘姥姥比较熟悉的物品，由此可见刘姥姥是一个朴实的庄稼人。在刘姥姥朴实无华的背后，其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妪，其在实际生活中懂得知恩图报。例如，由书中描写所知，刘姥姥在周瑞家的周大娘的帮助下得到了王熙凤二十两银子的施舍，在其得到王熙凤的银子时，其懂得用一块银子来感激周大娘，由此可见其懂得知恩图报，这表现出其善良的一面。同时，刘姥姥通过得到贾府周济后也解决了生活中的困难，在之后其更是将自家种的瓜果蔬菜送到贾府中，而这也体现了刘姥姥善良的个性。最后，当刘姥姥得知贾母逝世，见到王熙凤病恹恹的样子时，其也禁不住悲伤起来。由此可见，刘姥姥是一位极为朴实无华的人，其将农村人善良朴实的性格表现地淋漓尽致，也正是由于刘姥姥善良的性格，其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王熙凤等人的信任，这一点可以从王熙凤将见鬼的事对其讲述中看出来，而在最后王熙凤更是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托付给刘姥姥照顾，这一点足以说明刘姥姥善良淳朴的性格已深入人心。对于刘姥姥来说，其是一个农村老妪，但其体现出了人性中真实的善良，这种善良不是虚伪的。
三、刘姥姥是一个深谙世事的人
对于刘姥姥来说，其是一个老妪，在实际生活中其早已是久经事故，因此对于生活中的人情世故其多少有些认知。从总体上来看的话，刘姥姥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并且在生活中积极进取，这点人物形象可以从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中看出来，书中具体描写如下，“早要来请奶奶的安、看姑娘来的，因为庄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两石粮食，瓜果蔬菜也丰盛，这是头一起摘下来的，并没敢卖呢，留着尖儿孝敬姑奶奶姑娘们尝尝。姑娘们天天山珍海味的也腻了，这个野菜儿，也算是我们的穷心。”由此可知，刘姥姥深谙世事之道，这也是她久经事故的一面。对于刘姥姥来说，为了度过生活中的难关，其考虑向贾家的王夫人求助。但是在初次求助的过程中，其先是去找王夫人的陪房周瑞家的周大娘帮忙，因为刘姥姥知道，其与贾家有着贫富的差距，如若直接凭借两家的旧交去求助，则不会得到很好的效果，这点刘姥姥心知肚明，加之刘姥姥极通世情，在其去见周瑞家的周大娘时，其并没有直接表明来意，而是与周大娘交心，拉拢周大娘，以使周大娘帮忙引荐王夫人，通过此方式其便委婉地表明自己的来意。如此一来，如若引荐不成功，刘姥姥便给自己留个台阶下，这也可以说明刘姥姥处事周全。后来，在刘姥姥得到王夫人接济之后，作为一个深谙世事之人，刘姥姥为了保持与贾府之间的来往关系，其便将自家种的瓜果蔬菜送到贾府，而在这一情境当中，刘姥姥如愿见到了贾母，从而提升了自身在大观园中的地位，给自己创造了来大观园的机会。对于刘姥姥来说，其深谙世事，所以自愿说笑话、讲笑话、迎合他人，其中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求助的目的，其舍得放下自己年长的身份并去娱乐大家。在《红楼梦》一书中，从刘姥姥三进三出大观园，可以知道刘姥姥是如何赢得大观园众人的欢心，又是如何求助成功的，而在这一系列的活动当中，正因为刘姥姥是一个深谙世事之人，懂得如何巧妙地让人高兴、向人求助。通过作者细致的人物刻画，刘姥姥这一形象也便深入人心。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红楼梦》这一伟大著作中，刘姥姥这一人物形象在其中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刘姥姥不仅诙谐幽默、朴实善良、深谙世事，且其还是一个机智聪明、大智若愚、质朴老练的人，综合这些人物性格特征，从而给人们呈现出了一个真实饱满可爱的艺术形象，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刘姥姥这一人物形象的认识与理解。此外，作者通过刻画刘姥姥这一鲜明的形象，也间接折射出贾府由盛转衰的变化，其在整个情节中起着贯穿、烘托的作用，对人们更好地理解《红楼梦》这一著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凌卿.解读《红楼梦》中的刘姥姥形象[J].语文建设，2013（35）：31-32.
摘要:《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之作，无论在语言表达，还是情节描述上都达到了至高的水平。《红楼梦》的两个知名的英文译本――分别是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及大卫・霍克斯译本，亦是翻译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主要针对《红楼梦》第三回两个英文译本，从人名翻译的角度进行差异对比及赏析，对两个译本所选取的不同翻译策略展开分析。
关键词:翻译策略 《红楼梦》 人名译本对比 赏析
1 引言
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艺术成就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无可置疑的，其故事情节恢弘大气，跌宕起伏，处处有伏笔，句句成隐线，热闹处四周皆喧嚣，沉寂时无处不悲切；语言叙述极尽细腻精致，辞藻华丽唯美，形容贴切生动，洋洋洒洒，字字珠玑，时而温润如玉，时而激寒如冰，真正展现了一代文豪含蓄又不失张扬的风范。
纵观全文，第三回中，故事的主要背景――荣国府、宁国府的奢华全貌开始陆续铺展开来，而各个主要人物亦一一登场，从林黛玉到贾母，到迎春探春惜春三姐妹，再到王熙凤、贾宝玉等，每一个都让人印象深刻，再加上工整、优美的文字描写，整个章节引人入胜，各个方面都堪称文学著作的典范。
《红楼梦》有多个翻译版本，其中最著名也是最成功的当属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及大卫・霍克斯的译本。两个版本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不分伯仲，各有千秋，在翻译界拥有深远的影响。以下将针对第三回的两个不同英译版本，从人名翻译进行对比，从中得出译文间的差异，并从翻译策略出发进行粗浅的赏评分析。
2 人名翻译
在人物取名上，作者曹雪芹亦展示了其深厚的文学功底，每个人名无论是主角还是支线上的配角，都蕴含独有的意味。第三回交代了故事发生的主要背景，故事中的主要人物陆续登场。在人名的翻译上，霍克斯的译本与杨戴译本也出现了诸多明显的差异。
在大多数的人名翻译中，霍克斯保留了原有的中文读音，例如黛玉的翻译，霍克斯直接写为“Daiyu”；杨戴版本中前面使用了“Tai-yu”，到后来与迎春等人见面之后又使用了“Daiyu”，有些混乱。两个版本基本都属于音译，差别不大，但我个人认为，杨戴所采用的这种译法在交待故事的清晰度上不如霍克斯， “Daiyu”这些读音对英语国家的人来讲并不难，且中国本土的人也并不会读成 “Taiyu”。这种处理方法倾向于东南沿海地区一些公司名称的翻译，采用粤语的发音方式，看起来可能更具异国情调，但放在《红楼梦》这样在世界上皆有影响力的著作中，更忠实地译为 “Daiyu”应该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播，毕竟作为故事的主线，其翻译对整个行文都存在不小的影响。其他例如贾珠分别译为“Cousin Zhu”及“Cousin Chu”，亦属同类情况，不再赘述。
再来看贾母的翻译，霍克斯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用了“Old Lady Jia”、“Granny”、“Grandmother Jia”“Godmother”等译法；杨戴译本中则采用了“Lady Dowager”的译法。两种译法各有利弊。其中，杨戴的译文清晰地展示了贾母在整个家族的地位，但稍显生硬，原著中描述了老太太的位高权重，给人的印象却并不冷漠，“Lady Dowager”这种说法让人从潜意识里生出一种不好的感受；霍克斯的译法则更具亲和力，也更为灵活，整个行文读来更加生动，尤其宝玉出场后的“Granny”等译法，展现了祖孙间的亲昵，凸显了贾母对宝玉的宠爱；，美中不足的是这种译法让贾母的形象不够厚重，虽行文中其他地方可衬托出其地位的尊贵，但读过之后感受不甚明显。其他如王夫人、邢夫人的翻译，霍克斯用了Aunt Wang以及Aunt Xing，而杨戴则沿用了“Lady Wang”“Lady Xing”，也是这种情况。
再来便是雪雁、鹦哥（后改名紫鹃）及袭人等几个丫鬟姓名的译法，两个版本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杨戴的译本中，这几个丫鬟的名字采用直译的手法，译为了“Xueyan”“Yingge”及“Xiren”，做到了忠实于原著，但与前面荣国府等的翻译方法并不相同，稍微显得有些混乱。霍克斯的译本则采用了意译的方法，将雪雁、鹦哥、袭人分别译为了“Snowgoose”“Nightingale”及“Aroma”。雪雁译为Snowgoose，蕴含了主人是离群孤雁的寓意，再现了命名意图。鹦哥后改名为紫鹃，杜鹃源于中国的古神话，其叫声含有“不如归去”的悲凉意味与悲悯情怀，曹雪芹将黛玉的贴身女仆命名为紫鹃，可见其用心之深。霍克斯将其译为“Nightingale”，夜莺的意思。夜莺在西方文学世界里寓意深远，源于一个悲戚的希腊神话，其中雅典城的菲拉米洛公主后被神仙点化成为夜莺，夜夜凄婉歌唱。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杜鹃与夜莺在象征义上仍存在十分明显的区别，霍克斯虽避开了使用“Cuckoo”（因含有通奸、不贞等贬义），但“Nightingale”的选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些文化缺失，未能真正译出紫鹃的深意。再看袭人的翻译，袭人取自“花气袭人”的诗句，霍克斯在翻译了诗句“The flower’s aroma breathes of hotter days”之后取用了其中的“Aroma”作为袭人的译名，顺理成章，一举两得，颇具匠心。
总体来看，杨戴译本对人名主要采用了音译法，由于不是直接的使用了普通话拼音，或者我们可称之为改良的音译法，这种改良的音译法也较为常见，但放在这样一部文学巨著中，这种翻译方法无法展现出原著在人名上的各种寓意及暗示，对文化传达、帮助外国读者理解原著无法起到正面的作用。而霍克斯的译本兼用了音译法和意译法，他对上层人物及自由人取音译法，而对奴仆群体采用意译法，这样对音译与意译人群进行划分以标示主仆有别，反映了译者对作品中文化语境的认识。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对几个丫鬟姓名的意译更为传神地再现了原著中的深意，有助于对整部小说的正确理解。
3 结语
两个译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翻译届的名作。赏析所选取的皆是一些小问题，一些不伤大雅之处，所讲的也都是一家之言。其他譬如诗词的翻译、遣词用句等大概念，三言两语不足以概述。作为《红楼梦》的译本，哪一个方面写来都有无数实例可以参选，这样大致上的一些分析必定是粗浅化了的。
赏析的整个过程，让我对《红楼梦》原著及译本都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如何做翻译、如何做好翻译的认知及领悟亦达到了一个新水平。两个版本皆是翻译大家的作品，阅读起来受益匪浅，获益颇多，若钻进去读通吃透，相信对日后的翻译能力提高十分有利。
参考文献
[1] 党争胜. 翻译名篇欣赏[M].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
[2] 胡文彬. 红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A] . 北京: 中国书店, 2005
[3] 冯庆华. 红译艺坛――《红楼梦》翻译艺术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4] 夏廷德.《红楼梦》两个英译本人物姓名的翻译策略[A].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
一、红楼叙事论的体系性创构
李著对红楼叙事的体系创构，包括叙事观念、叙事方式、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话语、叙事时空等，基本建构起独具特色的叙事体系。
首先，通过红楼叙事观念的重新认识，找到红楼叙事创建的依据，为叙事体系打下坚实的基础。李著认为，红楼叙事观念有两大突破，从不同方面确立了叙事创新。一是真假观念打破中国传统文学观，确立了叙事虚构性质；二是“大旨谈情”张扬叙事的人本诉求和个性意识。叙事观念创新的直接结果是叙事文本的嬗变，即个人化风格和文学本体化的凸显。这一判断点到为止，切中肯綮，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厘清了叙事体系的逻辑。
其次，从叙事诸要素出发，主要以中西比较的方法，逐一分析和解读红楼叙事元素，以各个击破的方式搭建叙事体系的基本框架。在叙事方式方面，从基本叙述层入手，抓住了“说书人”到“叙述人”转化的关键点，认为其存在折中性与突破性，《红楼梦》实现了作者与叙述者的分离，在残留传统说书人部分话语形式的同时完成了基本叙事方式的现代性转换。这在主叙述层叙事者石头的叙述智能及其人称变化上得到集中体现。李著在客观评述现有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从两种叙述人称的基本概念入手，弄清叙事者与所用人称的关系，得出《红楼梦》兼有两个叙述人——超叙述层的叙述人、主叙述层的叙事者石头，而贯穿全书的说书人口吻和套语，只是特定叙述者共有的一种模拟语态。在叙述层次或叙述框架方面，从中西小说比较的宽阔视野中，考察《红楼梦》的超前性和独创性。论述《红楼梦》叙述基本框架的超前性时，将其与西方“手稿缘起”型小说比较，创造性地认为：两者相似的内在依据或内部机制在于叙事内容上的个人性、叙事时序上的回叙性。在《红楼梦》叙述视角研究上，结合叙述者和叙述人称，关注多视角的复合性，包括有节制的全知视角、客观的次知视角和主观的旁知视角。论及《红楼梦》的叙事范型，则提出，在话语层面和故事层面，分别是隐含作者回忆的石头叙事和隐含作者自叙的宝玉视角。在叙事时空上，从宏观视野概括为“以大观小”、“以虚含实”和“以幻对真”。如此全面而系统的分析，将《红楼梦》的叙事元素与叙事结构清晰地展现出来，基本建构起《红楼梦》独具特色的叙事体系。
最后，从宏观角度，对红楼叙事文本、诗化倾向、叙事体制、诗词曲赋等进行分析，对红楼叙事进行文化反思。李著还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指出，《红楼梦》的永恒魅力来自叙事文本的“召唤结构”，包括文本中的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李著又认为《红楼梦》堪称中国第一部长篇诗化小说，其抒情基调是悲歌与挽歌，人物形象被诗化体现为痴情与情痴，艺术描写的诗化体现在意象与意境。在比较章回体制与“说话”艺术的基础上，李著指出了《红楼梦》叙事体制上的变革和折中，从而留下了遗憾和困扰，这一论断发人深省。李著将诗词曲赋看成是《红楼梦》叙事话语的特殊成分，并从叙事人、作品人物两个角度分析诗词曲赋的小说化，不是就诗论诗，还侧重从小说艺术或小说历史的角度来认识评价《红楼梦》的诗词曲赋。
无论是从微观元素，还是从宏观结构，李著做到了叙事理论与文本分析的紧密结合，基本完成了对红楼叙事的体系性创构，提升了红楼叙事论的理论高度。
二、中国叙事学的经典实践
叙事学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于西方，并且逐渐形成以“细读”为中心的模式，重视对叙事功能、叙事角度、叙事时间等方面的分析。这种相对“科学”的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对主题、情节、人物等要素的关注有很大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文学研究视野。但是，中国叙事学的实践必须找到西方叙事学与中华文化精神结合的路径，才有可能真正建构中国叙事学。在这方面，李庆信的《红楼梦叙事论稿》就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是中国叙事学的经典实践。
研究对象的选择和叙事术语的阐释是中国叙事学的实践基础。研究对象的差异影响、甚至决定着研究方法的有效性。因此，用叙事学研究《红楼梦》，必须了解中国古典小说的渊源，针对其特殊性选取契合的叙事策略，才有可能进行中国叙事学的有效尝试。纵观《红楼梦叙事论稿》全书，包括一套自成体系的叙事学概念术语，这就初步具备了中国叙事学的实践基础。这套术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吸收和借鉴自西方叙事学，并且进行重新阐释的概念群，如“叙述人”、“叙述框架”、“叙述视角”、“叙事话语”、“叙事时空”等；二是著者独出心裁发明的术语，如“叙述框架的超前性”、“隐伏预示”、“尘世时空”、“具体时空”、“真实时空”、“亚神话叙事”、“叙事话语的特殊成分”等。
著者不满足于机械照搬、简单复制西方叙事学的现有概念，而是用中国文化精神加以改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将其中国化。例如对《红楼梦》叙述者和叙事结构的分析，著者认为，《红楼梦》的叙事结构分两个部分，一是《石头记》“来历”的故事，二是《石头记》本文的故事。从叙事内容看，前者为次，后者为主；从叙事层次看，前者高于后者。石头是主叙述层叙述者，并且以第三人称为主、第一人称为辅，不时出现第三和第一人称的相互转化。经过这一细致入微的分析可以看出，叙事层次、叙事者等西方叙事学的术语经由《红楼梦》的文本实践，得到新的阐释，赋予新的功能和价值。
中国叙事学的经典实践，更体现在李庆信结合红楼叙事独创的术语。例如，在对《红楼梦》叙事时空进行宏观构思中，著者分别归纳出三种叙事时空术语——“以大观小”，以无限的尘外时空观照有限的尘世时空；以虚涵实，以虚化的背景时空涵容实在的具体时空；以幻对真，以梦中幻境时空对应梦外真实时空。显示出著者深刻理解中国艺术精神，并能将中国文化精神、文学传统融入叙事学的中国实践，从而创造出更契合中国文学的叙事学术语。
中国叙事学的经典实践，还要改进西方叙事学传统，以适应中国文学的文化语境。西方叙事学研究一般将叙事文本的语言看作是自足的个体，从而忽视文化语境和作家心态对叙事文本的影响。《红楼梦》叙事文本中的隐伏叙事与西方小说叙事本文中“明确公开”的预叙虽有相通之处，但其话语形态或表现方式却大异其趣。著者在对《红楼梦》的宏观思考和微观分析中，有意识地将叙事学与文化学结合起来，将叙事文本与作家心态、历史语境、文化传统等深层次关联起来。这种叙事学细读方法，为中国叙事学研究提供了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