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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欠条样本，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欠下巨额货款
左手立下字据
现年56岁的吴明仁，是江苏省镇江市的一家个体建材经营部老板，主要经营建材、装饰材料、石膏粉等，与镇江市另一家漆业有限责任公司常年有业务往来。这家漆业有限责任公司为一人公司，现年40岁的冯秋生为公司的股东及负责人。
吴明仁与冯秋生合作了很久，从来没有发生过经济纠纷，相互之间建立了很深的信任关系。在长期的合作中，出于生意上的方便简约，他们形成了相互认可的交易习惯：冯秋生要货即通知吴明仁送货，由冯秋生或其雇佣人员出具收条。而冯秋生付款，则由吴明仁或其雇佣人员出具收条给冯秋生，最终双方凭各自持有的收条结账。
可是，到了2011年，货款的结算没有以前那么爽快了，时间总是要一拖再拖，好在最终都能结清货款，双方的合作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2011年10月8日，自上次结清账目后，日积月累，冯秋生又欠下吴明仁数十万元的货款，吴明仁遂带着业务员柳东及会计梁丽来到冯秋生的公司与冯结账。经与冯秋生的营业员曹海涛对账后，双方确认冯秋生欠下吴明仁共计31万元的货款。
随后，吴明仁提出结清货款，并让会计梁丽填写发票。冯秋生见此情形，便打断了梁丽，且面露难色，对吴明仁恳求道：“吴老板，公司最近还有几笔货款未能及时收回，手头比较紧张，能不能先打张欠条给你？过几天一定结清欠款。”
“当然可以！”虽说不能收回货款，资金周转可能会出现一些困难，但基于双方的合作关系，吴明仁还是答应下来。
见吴明仁同意先打欠条，冯秋生便从抽屉内拿出纸和笔，同时举起右手，笑道：“我的右手最近受了伤，不能写字，但可用左手写字，你们不介意吧？”
“怎么会介意呢？咱们合作这么多年，你也从来没有欠过我的货款，对你这点信任还是有的。”憨厚的吴明仁见冯秋生已经开口了，也不好意思回绝。
这样，冯秋生用左手写了一张金额为31万元的欠条交给了吴明仁的会计梁丽。
赖账引发纷争
字迹真伪成疑
见钱没有要到，只是拿回了一张欠条，吴明仁的妻子龚娟有些不悦。第二天上班后，梁丽准备做账，便将欠条取出，平整地放在桌子上。龚娟正好路过，顺眼瞟了一下欠条，见欠条的字迹歪歪扭扭，便随口问道：“这张欠条是谁打的？”
“是冯老板亲自打的。”在多年的合作中，冯秋生曾多次立过字据，对于冯秋生的字迹，龚娟还是熟悉的。此时听梁丽说是冯秋生打的欠条，不免心中起了疑心，便从桌上拿起欠条，仔仔细细端详后，连连摇头：“这根本就不是冯秋生的笔迹！怎么可能是冯秋生打的欠条呢？”
“冯秋生右手受伤了，这是他用左手打的欠条。”听完梁丽的解释，龚娟心里咯噔一下，一股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立即喊来丈夫吴明仁，责备道：“冯秋生用左手打的欠条你也敢收？如果他翻脸不认账，看你怎么办！”
“不管是左手还是右手，但欠条是他亲手所打，他怎么可能赖得掉？”吴明仁虽说嘴上不服气回敬了妻子，但想到自己是小本经营，冯秋生拖欠31万元货款，对于他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如果冯秋生真的在耍什么手段，那他生意就会陷入困境。妻子劈头一通责问，还是让吴明仁打了一个激灵，他随即从梁丽那里取回欠条，直奔冯秋生公司，登门索款。
“我印象中就不欠你的货款，怎么可能打欠条给你！”冯秋生接过欠条，装模作样地左看右瞧，先是面露疑色，继而反问道： “这是我打的欠条吗？根本不是我的笔迹，怎么可能是我打的欠条？”
冯秋生不但不肯依约付款，还否认欠条的真实性，这让吴明仁万万没有想到。无奈之下，吴明仁决定通过法律手段讨回欠款，遂手持欠条，于2011年10月10日来到了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人民法院，一纸诉状将冯秋生及其妻子盛秋霞一同推上了被告席，要求冯秋生及其妻子盛秋霞共同支付欠款。
吴明仁诉称：本人与冯秋生有多年的业务往来，截至2011年10月8日，冯秋生欠本人滑石粉、白水泥等装饰材料款共计31万元，冯秋生未予偿还。盛秋霞与冯秋生是夫妻关系，上述债务发生在两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两人共同偿还。故本人要求冯秋生与盛秋霞支付材料价款31万元，并从之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承担本人利息。
冯秋生辩称：我确实与吴明仁有业务往来，但每年的账都已结清，吴明仁出具的欠条不是我本人书写。请求驳回吴明仁的诉讼请求。
盛秋霞辩称：我对于冯秋生与吴明仁之间的业务往来不清楚，我与冯秋生已于2011年10月17日离婚，此前双方的经济各自独立，故上述欠款若确实存在，属于冯秋生的个人债务，应由冯秋生个人偿还，与我无关，请求驳回吴明仁对本人的诉讼请求。
盛秋霞的答辩，让吴明仁惊愕不已。他此时才得知，冯秋生与其妻子盛秋霞于2011年10月17日，也就是他与冯秋生对账且冯秋生出具欠条后第十天，已在法院的主持调解下离婚了。此时的盛秋霞，已成为了冯秋生的前妻。
审理中，冯秋生亦承认当日的对账过程，但否认该欠条是其本人所写，并主动向本院申请笔迹鉴定，吴明仁明知欠条为冯秋生左手所立，对于能否通过鉴定辨别真伪，心中无底，便提出当时业务员柳东也在场。但柳东是吴明仁的下属，因涉及利害关系，不能为吴明仁作证。吴明仁因无其他证据，也只好寄希望于司法鉴定。
为查明欠条真伪，法院委托江苏省一家有资质的社会鉴定机构对冯秋生的签名进行鉴定。根据鉴定的要求，应提供同时期由冯秋生本人书写的比对材料。因吴明仁无法提供比对材料，法院只好将冯秋生于2011年11月15日在法院分别用左、右手现场书写的比对检材，及谈话笔录一份，作为比对材料送检。
吴明仁与冯秋生发生争议后，冯秋生为推卸债务，刻意变更了书写习惯，所书签名与此前已判若两人。据此，鉴定机构出具了鉴定意见：送检欠条与比对的检材不是同一人书写。也就是说，司法鉴定结果无法证明吴明仁提交的欠条为冯秋生所写。
鉴定意见书送达后，吴明仁提出冯秋生在现场书写上述检材时，有故意书写缭乱、放慢书写速度、故意作假的嫌疑，对该鉴定结论不予认可，申请重新鉴定，并提出在法院处理的冯秋生与盛秋霞的离婚案卷中有冯秋生的签字，该签字可作为重新鉴定的比对检材。
法院随后调取了冯秋生与盛秋霞的离婚案卷中有冯秋生签字的材料5份，经吴明仁与冯秋生签字确认，作为重新鉴定的比对检材。
此外，吴明仁经多方努力，找到了两张新的书证，其中一份为冯秋生在同一个月内出具的另一张欠条，以及签署的一份具备法律效应的书面回执，其上的签名与欠条签名高度相似。经审理当庭质证，双方当事人认可，法院将检材欠条与新提供的样本签名委托省高院司法鉴定名录中的一家国家级鉴定机构重新鉴定。
鉴定机构检验认为，检材上需检的签名与样本签名，两者书写风貌特征相同，在签名的结构、布局，相同单字笔画的写法、运笔、搭配比例、笔顺及起、收、连笔动作等笔迹特征上“符合点的数量多、价值高，其总和反映了同一人的书写习惯”。由此，该鉴定意见证明了欠条上冯秋生的签名是冯秋生本人书写。
对于该鉴定意见，吴明仁予以认可。冯秋生、盛秋霞却提出异议，认为该欠条据吴明仁称是左手书写，而离婚案件中的5份材料均是冯秋生本人用右手书写，用右手书写的材料鉴定左手书写的欠条，得出的结论不科学。
吴明仁则提出，冯秋生没有证据证明离婚案件的材料均是其右手书写，鉴定结论已证明是同一人书写，该鉴定结论应予采信。
此外，法院还到公安机关调取了吴明仁的业务员柳东及会计梁丽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在笔录中，柳东及梁丽均称，当日冯秋生因右手破了，被包扎了起来，故用左手书写了上述欠条。冯秋生的营业员曹海涛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承认当日对账的过程，但对于冯秋生有没有出具欠条其不能确定，但其承认当日见到冯秋生在营业场所的外间写写画画。
两次鉴定迥异
法院去伪存真
润州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吴明仁与冯秋生之间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双方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2011年10月8日，吴明仁及其工作人员到冯秋生的经营场所去对账，当日冯秋生即出具了欠材料款31万元的欠条给吴明仁。现冯秋生对该欠条的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司法鉴定。第一次鉴定，在双方均不能提供与上述欠条同时期由冯秋生本人书写的比对检材的情况下，鉴定机构仅依据审理中由冯秋生现场书写的比对检材作出司法鉴定。而该现场书写的检材，人为的主观因素较多，据此作出的鉴定结论不够客观。第二次鉴定，本院调取了与上述欠条同时期的由冯秋生本人书写的比对检材，并经吴明仁与冯秋生确认，据此作出的鉴定结论客观真实。对于该鉴定结论，本院予以采信。冯秋生欠吴明仁材料款31万元，该款项冯秋生应支付给吴明仁，并应从之日起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承担吴明仁利息。而上述债务发生在冯秋生与盛秋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应视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两人共同偿还。
2013年9月19日，润州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冯秋生欠吴明仁材料价款31万元，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承担利息，一并由冯秋生和盛秋霞共同偿还给吴明仁。
一审判决后，冯秋生和盛秋霞不服，向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在二审过程中，经过法院的调解，冯秋生主动履行了还款义务，并撤回了上诉。
随着经济纠纷诉讼的增多，笔迹真伪、书写形成时间等方面的鉴定有增多趋势。承办此案的法官在此提醒，文书类鉴定存在鉴定风险大、鉴定难度高、相关材料取证难等特点，在出具借条、欠条，或对账单等相关书证时，当事人要注意规避其中存在的陷阱和风险。出具相关书证时，要用正规的纸张，不要用圆珠笔书写，签名时最好加盖指印或指纹，因为指纹具备唯一性和不可重复性，并且注意对书证的保管，不能被洇水、洇油等相关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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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借贷纠纷；借贷风险；借贷主体；借贷协议；借贷担保
本文为2014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410354002）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月26日
一、引言
温州是我国民间借贷最活跃的地区，也曾是我国民间借贷违约率非常低的区域，然而近年来，其民间借贷纠纷却呈持续快速增长的趋势。2009年，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数为4，051件，2010年、2011年与2012年分别增长了86.2%、59.8%与61.4%，经过3年的快速增长，2012年的纠纷数达19，446件，竟是2009年的4.8倍。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近年来民间借贷纠纷的大量爆发？这一问题值得探讨。
一个事件的产生必定有内因与外因。目前，国内学者对民间借贷纠纷产生原因的探讨，主要聚焦于外部成因。陈成建（2009）认为道德、法律和经济风险集聚是引起民间借贷纠纷爆发的原因；黄书名（2012）认为主要原因是借贷利率与政策利率脱节、国家金融监管缺位和银行中介功能弱化；曹（2014）则从特征因素、经济因素、金融监管机制因素、资本特性因素、民众法律意识因素五个方面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增长进行成因分析。我们认为，尽管法律不完善、监管不到位、经济环境变化等客观外在原因非常重要，但引起民间借贷纠纷爆发的内在成因也是不可忽视的，甚至更为重要。
本文试图以我们对温州民间借贷纠纷的调查，尤其是对温州瑞安市的实地调查与案例分析为基础，充分探讨温州民间借贷纠纷产生的内在原因。之所以选择瑞安作为调研重点，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经济上具有典型性，瑞安市是温州模式的重要发祥地，其人口占温州市的15%，年产值占比为16%；第二，民间借贷及其纠纷发生上具有代表性，因为其民间借贷纠纷对温州全市的占比较高，相对于温州全市的情况，2009年的瑞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量占比为28%，涉案标的额占比更是高达34%；第三，与温州全市的情况基本相同，近年来瑞安民间借贷纠纷也呈持续快速增长之势，2012年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高达3，927件，是2009年的3.5倍。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分析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的现状及变化特征，第三部分结合案例探讨温州民间借贷纠纷的内在成因，第四部分是结论。
二、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现状及变化特征
借贷主体、借贷利息、借款数额、借贷期限等是研究民间借贷行为的核心要素。我们以这几个核心要素的信息掌握为重点，从以下三个层面开展调查：第一，到瑞安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若干小额贷款公司开展实地调查，获取核心要素的样本数据；第二，拜访瑞安市人民法院，搜集瑞安市民间借贷纠纷发生的总体数据，以及200余例纠纷案例的样本数据和其他信息；第三，实地抽样调查瑞安当地的众多普通借贷者，了解借贷动机及其对借贷纠纷成因的主观认识等。在下文分析中，总量分析的对象是总体数据，而各类特征分析的对象是样本数据。
（一）总体状况及其变化特征。近年来，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加，涉案标的额也呈持续上升之势。2008年民间借贷纠纷案仅812件，涉案标的额为1.77亿元；而自2009年起，纠纷案件数量及标的额呈快速增长趋势，2012年到达最高峰，纠纷案件为3，927件、标的额高达34.69亿元，分别为2008年的4.8倍和19.6倍。2013年纠纷数量开始减少，2014年出现明显下降，纠纷数仅为2012年的1/3。从纠纷案件的总体变化来看，大致呈现出以下特征：
1、借贷纠纷案一度成为民商事案的主体。近年来，瑞安民间借贷纠纷案占所有民商事案件的比例不断大幅上升，一度成为民商事案件的主要组成部分。自2010年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对民商事案件总量的占比超过1/3（2014年除外），2012年和2013年的占比更是高达40%，2014年的纠纷数量有所减少，所占民商事案件的比例也随之下降。
2、借贷纠纷案平均标的额呈明显上升之势。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的平均涉案标的额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之势。2008年，纠纷案件的平均标的额为21.8万元/件；到2014年，达到了111.4万元/件，为2008年的5.11倍。
3、纠纷当事人分布渐趋多元化。民间借贷的当事人大致包括家庭及个人（下文简称个人）、中小企业和民间金融机构。早些年，民间借贷主要发生在熟人圈里，借贷纠纷当事人自然也主要是个人与个人。然而，随着民间借贷逐步从熟人圈走向民营企业主、典当担保及小额贷款公司等陌生人圈里，借贷纠纷当事人的分布也逐步走向多元化。调查发现，尽管个人之间的纠纷依然占多数，但个人与企业、个人与民间金融机构，以及企业与民间金融机构之间的纠纷数量呈快速增加之势，其中尤以个人与企业之间的纠纷数量增长最快，从2008年的18件增加到2014年的298件，年均增长60%。此外，发生借贷纠纷企业的行业分布很广，既涉及加工与贸易行业、服务业，也包括制鞋、模具、机械等制造业。其中，出现借贷纠纷频度最高的是房地产、投资咨询和融资管理等行业企业。
（二）调查样本及其纠纷特征分析。为梳理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的变化特征，我们以从人民法院获取的调查样本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这些样本为来自瑞安人民法院的近4年的200余件纠纷案例，我们从中选取其信息能够满足研究需要的166件纠纷案例。按年度划分案例，2011～2014年的数量分别为47、44件、40件和35件。
在下文的特征分析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纠纷案由、单笔借款金额、纠纷贷款流向等基本特征，以及借贷的合法性、纠纷的群体性、纠纷的调解难度等深度特征。鉴于保护个人隐私的需要，下文中凡涉及借贷者个人信息的均予以回避。
1、纠纷案由。调查发现，民间借贷纠纷的案由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借款方还款违约导致的纠纷，约占40%。纠纷往往缘于借款期限届满后，借方未归还本息，贷方多次催讨无果，故向法院。调查案例中，一种情况是借款方仅支付前两个月的利息，之后故意违约不还本息；另一种情况是当事人将借款用于生产经营，但因经营不佳失去还款能力。
第二类是因双方对借贷约定不规范或者认识不一致引起的纠纷，约占50%。纠纷往往源于借贷双方在合同（欠条，甚至口头约定）中未明确约定借贷利息、还款期限和借贷担保等，双方认定的借贷事实不同。如借贷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3%，但事后借方推说利率过高，只愿支付2%；又如借贷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5%，未约定还款期限，借方由此拖欠本金利息，从而引发民间借贷纠纷。
第三类是因非法吸存、集资诈骗产生的借贷纠纷。数量占比虽小，但牵连广，往往会出现数个原告同一公司或个人，导致纠纷的调解难度大大增加。
2、单笔借款金额。单笔借款金额差距较大，小者仅有3至4万元，大者可达500万元以上。从分析样本来看，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的单笔借款金额近年来总体呈不断上升之势，从2011到2014年，纠纷从单笔50万元以下为主逐步转向以单笔50万元以上为主，100万元以上的大额借款纠纷日益增多。进一步分析还发现，300万元以上的借贷纠纷案例以集资诈骗为主，且每个案件的单笔借款金额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3、纠纷贷款流向。从纠纷的资金流向来看，近年来从以生活消费为主转变为以经营融资为主的特征变化非常明显。总体上，贷款资金流入生活消费的借贷，发生纠纷的可能性是最小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借贷者关系亲近，信息较为对称，借款双方对借贷事实的争议较小。相反，贷款资金用于经营融资及临时周转就容易发生纠纷，近4年该类纠纷占总纠纷数的68%，其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经营或投机失败、周转资金链断裂。
4、非法借贷涉及面广。近年来，非法吸存、集资诈骗等非法借贷行为不断发生，非法借贷纠纷的数量日益增加，借贷纠纷的涉及面也越来越广。如，2011年包某某对外宣称二手车抵押业务利润可观，以支付高额回报为诱饵或以共同经营为由向陈某某等14名民众集资款项共达1，418万元，用于高利放贷和经营二手车抵押借款生意，后因放出的高利贷无法及时收回，二手车抵押借款生意亏损，资金链断裂，导致1，300多万元借款无法归还而产生纠纷。
5、借贷纠纷日趋复杂化。近年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纠纷当事人的人数有增加趋势。自2011年起，纠纷当事人不再是原告与被告两个单一主体，而是逐渐向多个纠纷主体转变。经常出现一名原告多名被告，或多名原告一名被告等现象。此外，因多重借贷的发生，甚至出现了错综复杂的纠纷关系，同一个当事人可能既是原告又是被告。
6、纠纷调解难度日益加大。近年来，瑞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调解难度日益加大，案件审理或者调解时间也逐渐拉长。究其原因，我们发现：一是当事人的出庭率低，80%的被告收到法院传票后拒不出庭，部分被告甚至下落不明致使传票无法送达；二是部分被告对借据上签字的真实性或借据的形成时间不予认可，需提起第三方鉴定，颇为费时；三是部分担保人被告否认自身的担保义务或担保期限等。
三、温州民间借贷纠纷内在成因分析
一般认为，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相比，民间借贷最为显著的差异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借贷主体关系可能较近、协议方式简便、利率较高、担保形式灵活等。这些特点是民间借贷普遍存在并迅速发展的原因，但也为借贷纠纷的发生埋下了不小的隐患。下文我们将利用166个法院案例样本，结合实地调查获取的信息，进一步探讨温州民间借贷纠纷的内在成因。
（一）纠纷案例的内部特征分析。对获取的166个法院案例样本，我们从借贷主体间的亲疏关系、借贷协议的规范程度与借贷担保的有效性等方面进行考察。分析2011至2014年的案例发现，借贷主体关系较为亲近的数量仅占纠纷案例总数的13.3%，且比例波动小；借贷协议很不规范，仅仅为“口头协议”的纠纷占纠纷总数的4.8%，比例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借贷协议中有担保形式的纠纷仅占纠纷总数的36.1%，这一比例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二）借贷主体的亲疏关系。瑞安民间借贷行为主要发生在关系比较亲近的人之间，比例大约在80%以上，但关系亲近的借贷主体占纠纷发生的比例仅为13.3%。如果按照上述80%的比例推算，2011～2014年关系疏远的借贷双方发生纠纷的概率，为关系比较亲近的借贷双方发生纠纷概率的26倍。由此可见，借贷主体的亲疏程度直接影响借贷纠纷发生的可能性。
1.1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现状
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农村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转移了一部分到第二、三产业，并已取得初步成效，但是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农业劳动力比重过大的格局，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仍然相当突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1.1.1数量多，劳动力资源丰富
据互助县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2000年互助县总人口为36.97万人,其中农业户人口34.55万人,在农业户人口中,农村劳动年龄人口达18.51万人,占全县农业户人口的53.6%,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净增4.32万人,十年间,年均递增2.7%。
1.1.2人多地少，形成劳动力大量剩余
由于农村人口的增长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各地的耕地面积也相应逐年减少。据互助县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全县总人口为36.97万人,年未耕地面积104.03万亩,人均为2.81亩。虽然土地面积大，但耕地面积小，宜农面积少，旱涝保收田地更少，人均旱涝保收面积只有0.67亩。同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十年时间，全县共增加人口9.06万人,耕地面积减少0.76万亩。由于耕地减少，人口增加，如果按照我国现阶段每个农村劳动力负担5亩耕地（按国际惯例，3亩旱地等同于1亩旱涝保收田地）的能力计算，只需要11万农业劳动力就足够了，扣除在农村和城镇从事非农业劳动的人口，大约还有8.9万农村剩余劳动力。
1.1.3文化素质低，与经济发展的需要不相适应
互助县第五次人口普查汇总结果表明，2000年该县15岁及15岁以上人口合计为283763人，文盲人口73211人，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为25.80%。其中，15岁至59岁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口10853人、小学文化程度144090人，初中文化程度92644人，高中文化程度20119人，大、中专文化程度4148人。由之可见，农村剩余劳动力中低文化层次的人数居多，总体素质差。从人口经济学来看，经济发展与人口素质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依次对劳动人口素质有一个由低到高的需求。互助县农村较高文化程度的人数比重太低，文盲、半文盲人数偏高，它一方面使得农业科技推广举步维艰，仍维持着旧的劳动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影响到产业结构和类型的调整，成为农业内部与非农产业内部结构调整的素质障碍，从而影响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
1.1.4生育潜力大，今后较长时期内农村剩余劳动力呈增长趋势
现阶段农村人口的出生率、人口自然增长率、总和生育率均高于城镇。农村人口增长快，随之未来进入婚育年龄的人口就多，生育潜力就大，据推算，今后十年该县农村每年出生人口平均在5500人左右,除去死亡人口,每年将平均净增人口约2458人。这预示着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在本世纪初呈增长趋势，如果考虑到今后十年科技进步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可能比我们现在估计的还要多。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运行中，农村将始终受到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困扰。
1.2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
近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曾出现过高速度，但是现阶段由于各地企业的经济效益不景气，机构改制和人员的裁减，使得一部分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又回流到农村。从深层次究其原因，还是在于非农产业发展水平低和劳动者文化素质不适应转移的要求所致。
1.2.1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目前，从经济发展的速度来看，各企业单位均有一定的加快，但是企业效益并不十分理想。由于企业的效益不好，自然在吸纳劳动力的容量上受到了限制。近几年来，互助县每年新就业的人员一年比一年多，但是待业和下岗的人员仍是有增无减。据该县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该县2000年不在业人口合计为11730人，其中：失业人口1147人，失业率为1.49%。可见，国民经济的发展与就业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经济发展快，企业效益好，安排的就业人员就多，反之就少。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就企业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要想消纳很多的待业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则显得力不从心。
1.2.2农村剩余劳动力整体素质难以适应转移的要求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该县农村剩余劳动力内部素质结构不尽合理，主要表现在无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才，高中文化甚少，初中、小学文化居多，文盲、半文盲比重大。这些剩余劳动力中的很多人由于文化素质低，既难以接受农业科技知识，又难以接受国民经济和乡镇企业发展的新技术、新知识。现今农村大多数地方仍停留在建国以来传统的耕作模式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劳动力文化素质低，适应不了非农产业的发展需要。
1.2.3乡镇企业的发展远不能容纳就业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发展，在该县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也起到了主要作用，现全县有3.39万农村劳动力在乡镇企业从事非农业劳动。但是，由于多年积累下来的供求失衡，以及影响经济稳定的一些因素交叉作用，使得本身比较脆弱的乡镇企业首当其冲地步入了困境。同时，因连锁反映，农村其他形式非农产业的发展，如个体、私营工商业等也受到牵连。近几年来，农村非农产业企业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在逐年缩小，使得现时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不得不“积压”在农村这个田地里。
1.3劳务输出初见成效，但问题仍很突出
互助县作为省定贫困县因其农村剩余劳动力多，内部就业机会少且工资率低等原因，一直是青海省劳务输出重点县之一。据互助县劳动就业局的监测统计，2003年劳务输出人数达95018人，占其劳动力总人数的51.27℅。（见表1）劳务输出人数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在我们调研中发现，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资料来源：互助县劳动就业局劳务输出统计相关年份数据
1.3.1剩余劳动力文化科学技能素质较低
请再看下面一组调研统计资料：
外出打工者的文化教育情况统计表表2
文盲小学肄业小学毕业初中肄业初中毕业高中肄业高中毕业大专及以上
人数36406144749226
占样本比例数12.33℅13.70℅20.89℅15.07℅25.34℅3.08℅7.53℅2.05℅
资料来源：互助县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调查汇总表
外出打工者职业分布情况统计表表3
种植业养殖业建筑业制造业商业餐饮服务业娱乐业其他职业
人数1410391337458
占样本比例数5.88℅43.38℅3.78℅5.46℅15.55℅1.68℅24.37℅
资料来源：互助县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调查汇总表
外出打工者月收入情况统计表表4
200以下201-300301-400401-500501-600601-700701以上
人数527949361435
占样本比例数21.85℅33.19℅20.59℅15.13℅5.88℅1.26℅2.10℅
资料来源：互助县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调查汇总表
从调研统计资料来看，互助县外出打工者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到绝大多数（87.33℅），这就决定外出人员只从事以手工操作为主，技能要求不高的工种（如从事建筑业的外出打工者占43.38℅），许多外出打工的农民只求能干活，难求合理的报酬（月收入300元以下占55.04℅）。
1.3.2出外打工农民法律意识淡薄，自我保护能力不强
由于劳务输出无序分散，自发性强，上当被骗现象时有发生。没有法律的保障造成与用人单位的不平等性，工资讨要受到一定困难，给待外出者造成了恐惧心理。我们在调研中了解到外出的农村劳动力在获得劳动报酬上，有的工种实行计时工资，有的为计件工资。在建筑工地做杂工的工资一般在每月1000元左右，有一定技术的每月1500元。而大部分工地每月只预付农民工500元到700元，有的每周只预付100元，有的按工作量支付工资的50％到70％。工头们多向工人承诺，剩余的工资到年底一并发给，好让农民工有“一大笔过年费”。可是到了年底，工头们又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拖欠工资，致使许多农民工到了要回家过年的时候，手里握着欠条无处拿钱，空等一场。
1.4农村成人教育的现状
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主要得益于农村劳动力在进入农村工作和生活前所接受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实际上他们一旦进人农村工作和生活。这种教育就基本上与他们脱离．而离开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的农村劳动力的再教育，主要是通过农村成人教育来完成的。
目前农村成人教育的现状如何？在问及“村里有没有对农民进行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时，在被访问的364户家庭中，4.3％的家庭认为“经常搞，主要是文化教育”，2.6％的家庭认为“经常搞，主要是技术教育”，两者合计共有6.9％的家庭认为村里经常对农民进行文化或技术教育；20.6％的家庭认为村里针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很少搞”；60％的家庭认为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是“做样子”；49.4％的家庭认为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和技术教育“从未搞过”（见表5）。这表明基层组织对农民的教育不够重视，没有认识到教育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将这项工作作为日常工作来抓。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第六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应当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而这项工作的开展显然不到位。
基层组织对农民进行教育的现状表5
文化教育技术教育很少搞做样子从未搞过
人数1698121840
占样本比例数4.3℅2.6℅20.6℅60℅12.4℅
资料来源：互助县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调查汇总表
在问及有没有必要进行这些教育时，村民给予了非常肯定的回答。在被访问的364户家庭中，88.46％的家庭认为“非常必要”，只有6.59％的家庭认为“没有必要”。农民非常渴望能够接受多种形式的教育，也非常希望有关部门与单位送科技下乡，传授农民急需的农业科技知识。
农民对技术教育的态度表6
认为没必要有必要但无力支付费用农活忙、家庭拖累没时间有必要无处培训其他因素
人数24261306123
占样本比例数6.59℅71.70℅8.24℅16.76℅8.24℅
资料来源：互助县农村居民家庭基本情况调查汇总表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兴起，缺乏转岗就业技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难度越来越大，农村劳动力素质亟待提高。综合分析以上原因，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制约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转变和农村劳动力转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成为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瓶颈，农村劳动力的素质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提高。2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正由单纯的体力型向专业型、技术技能型转变，从业人员素质低将会影响到劳务输出的总量和务工收入。据我们调查结果表明，拥有一技之长的人员年收入为9226元，比无技术的外出打工的高出2787元。可见，专业化、技术技能型外出人员不仅就业稳定性好，而且收入相对较高，为此必须加大对输出人员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力度。
2.1加大输出人员培训的任务
2.1.1开展引导性培训
引导性培训主要是开展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寻找就业岗位等方面知识的培训，目的在于提高农民工遵守法律法规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树立新的就业观念。引导性培训主要由各级政府，尤其是劳动力输出地政府统筹组织各类教育培训资源和社会力量来开展。引导性培训要通过集中办班、咨询服务、印发资料以及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手段多形式、多途径灵活开展。
2.1.2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职业技能培训是提高农民工岗位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径，是增强农民工就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根据国家职业标准和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岗位对从业人员基本技能和技术操作规程的要求，安排培训内容，设置培训课程。职业技能培训可以以定点和定向培训为主，例如可开展家政服务、餐饮、酒店、保健、建筑、制造等行业的职业技能培训。职业技能培训主要是在各级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行业和用人单位开展。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尤其是一些具有特色的民办培训机构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对具备相应条件并有创业意向的农民工开展创业培训，提供创业指导。
2.2推进输出人员培训的具体措施
2.2.1加强组织领导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对教育投资的能力越来越强、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需求越来越大；我们必须坚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推动职业教育在新形势下取得更大的发展、坚持以深化改革为重点，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抓住机遇，推进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努力保证“三个增长”目标的实现，以适应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职业教育需求急剧扩张的局面，缓解职业教育的供求矛盾。
2.2.2加大培训的资金投入
加大政府对农村贫因地区职业技术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扩大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覆盖范围，把更多的农民和农民子女纳入到职业技术教育的范畴中去。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由于人多地少，经济落后，生产力极不发达。而我国的适龄儿童绝大部分分布在农村，现实国情决定了农村的经济状况连农村自身的基础教育问题都难以解决，乡政府和村组织哪里还有钱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呢?尽管我国现阶段已经决定农村基础教育投资主要由县级政府负责，但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格局基本没有变，乡级财政承担不起农村基础教育投资的局面很难保证不会在县级政府重演，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的经费也很难落实到位。因此，必须改革农村教育投资体制，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教育体系，加大对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积极推进农村基础教育的综合改革。加强政府统筹，有效促进职业教育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这对于我国农村经济和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加强政府对职业技术教育投资的同时，还要积极鼓励个人、团体、基金组织等向职业技术教育投资，促进民办职业技术教育的健康发展，形成职业技术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不发达的状况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单靠政府这一教育投资主体不可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职业技术教育需求，同时，我国也有不少民间资本欲投资于民办职业技术教育事业。建立私立学校或教育公司，扩大对职业技术教育的供给．再加上我国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有愿望也有能力支付更多的教育费用，以满足他们高质量的职业教育需求。因此，政府在增加职业技术教育投资的同时，要积极鼓励、大力支持各种民办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将过去哪种政府单一投资主体转变为多元化地职业技术教育投资主体。
2.2.3改变传统职业技术教育观念，树立职业技术教育形式多样化的观念
正式教育可以分为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我们常说的教育，往往局限于正规教育，即按照明确的目的、严密的计划和严格的章程将受教育者组织起来并进行教育培训。实际上，随着社会形式的不断发展，非正规教育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非正规教育是指任何在正规教育系统以外所进行的，为人们中的特定类型、成人及儿童有选择地提供学习形式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教育。例如，农村推广和农民培训计划、成人识字计划，在正规教育系统以外所进行的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有关卫生、营养、计划生育、合作团体等各种社区教学计划。非正式教育指个人从自身的社会经历和生活环境中锻炼、学习和提高的一种教育过程。或者说是从日常经验和生活环境——家庭、工作、娱乐中，从家人和朋友的榜样和态度中，从旅游、读报和看书中，或通过收听广播，收看电视和电影，学习和积累知识、技能、态度和见识的终生过程．谈到发展职业教育，不能简单地认为仅指正规职业教育，还应该包括非正式职业教育和非正式职业教育。实际上，非正规职业教育和非正式职业教育更适合农民和城市新移民的受教育要求．效果更为理想。因此，从其种程度上讲，国家不仅要投资正规职业教育，促进正规职业教育的发展，也要重视非正规职业教育和非正式职业教育的发展，对其进行适当的教育投资。因为在适当的条件下，对社区职业教育，或者说对非正规的职业教育和非正式职业教育进行投资更为廉价，效果更好。
2.2.4推行劳动预备制度，实行就业准入制度
劳动预备制度是国家为提高青年劳动者素质，培养劳动后备军，促进青年劳动者就业而建立和推行的一项新型培训就业制度。就业准入是指根据《劳动法》和《职业教育法》的有关规定，对从事技术复杂、通用性广、涉及到国家财产、人民生命安全和消费者利益的职业(工种)的劳动者，必须经过培训，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后，方可就业上岗。
组织农村未能继续升学并准备进入非农产业就业或进城务工的初高中毕业生参加必要的转移就业培训，使其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并取得相应的培训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
用人单位招收农村劳动力，属于国家规定实行就业准入控制的职业（工种），应从取得相应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中录用。对用人单位因特殊需要招用技术性较强，但尚未参加培训的特殊职业（工种）的人员，可在报经劳动保障部门批准之后，先招收后培训，取得相应职业资格后再上岗。
2.2.5整合教育培训资源，提高培训效率
在充分发挥现有教育培训资源作用的基础上，改造和完善一批教育培训机构，加强基地建设，完善教学培训条件，建设一批能起示范和带动作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引导和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联合，增加培训项目，扩大培训规模，提高培训的质量和效益。
引导和鼓励教育培训机构与劳务输出（派遣）机构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通过签订培训订单或输出协议，约定双方责任和权益，实现培训与输出（派遣）的良性互动。对培训机构与输出（派遣）机构的合作，地方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要制订鼓励措施，加强业务指导。
发展和改革农村教育，使农村职业学校、成人学校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重要阵地。充实农村普通中学职业培训和就业训练的课程安排。具备条件的农村初高中，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将新增劳动力培训作为学校的重要工作内容。各类职业学校要扩大面向农村的招生和培训规模，积极开展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强农村成人学校建设，充分利用农村成人学校开展农民工培训。城市职业学校和成人学校要结合市场需求，及时调整专业结构，积极开展进城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工作。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选拔出优秀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教师，开发出适合于农村需要的廉价的乡土教师，派人专门负责农村的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开展农村社区教育和继续教育研究，才能将农村的职业技术教育落到实处，使农村职业教育工作做得既认真踏实，又富有地方特色。质量和效益是农民职业教育的生命线，而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则是农村城市化、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2.2.6推进农民工培训就业一体化
坚持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的原则，以订单、定点和定向培训为重点，引导和鼓励培训机构与劳务输出（派遣）机构，在自愿的基础上建立合作关系，实行培训与输出互动，促进学员就业转移。要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体系，实行培训就业资源共享利用，逐步统筹城乡劳动力市场，加强领导和管理，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要建立农民工培训人才数据库，探索组建农民工就业指导服务机构，推进劳务输出产业化。鼓励部门、单位和社会组建专业劳务输出机构和劳务开发公司，加强劳务输出网络建设，规范劳务市场管理。各级农业和劳动保障部门要依托行业优势，建立劳务输出协作网，定期公布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为基层农民工培训就业提供信息指导服务。各类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要密切合作，主动配合并发挥各自积极作用，切实做好农民工培训就业的一条龙服务工作。
结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步伐的加快，农村就业增长非农化以及流动性日益明显。作为城市劳动力结构的必要补充，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还将继续存在，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量和流速应该在有效调节的基础上得到相应控制。总体原因主要是由农村劳动力本身的素质决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教育事业得到较大发展，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和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但还远远不能适应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因此，要走城乡统筹就业的发展之路，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补充城镇劳动力的形式更完善，必须经过市场和政策的调节和引导。要通过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开发智能和技能为中心的素质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素质；通过推行劳动预备制度，为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和文化素质提供制度保障。同时，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将农村职业培训与户籍制度改革配套实施，建立“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使职业资格证书成为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通行证，从而调动农村劳动力对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当然，“谁用人谁培训”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对进入小型分散用工单位的外来农民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相应抬高对其进城务工的“素质门槛”，分层次、多渠道的系统培训，可引导农村劳动力积极参加培训，减少盲目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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