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50:1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国际货币体系，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论文提要: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的金融联系更为紧密,也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再次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已势在必行。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2]国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方向.上海经济研究,2009.2.
1.创立国际商品储备体系
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受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剧烈波动的影响,国际收支状况经常恶化。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创立以商品为基础的国际储备货币,以解决初级产品价格波动和国际储备制度不稳定的问题。
主要内容包括:(1)建立一个世界性的中央银行,发行新的国际货币单位,其价值由一个选定的商品篮子来决定,商品篮子由一些基本的国际贸易产品,特别是初级产品来构成。(2)现有的SDRs将被融合到新的国际储备制度中,其价值重新由商品篮子决定,其他储备货币将完全由以商品为基础的新型国际货币所取代。(3)世界性的中央银行将用国际货币来买卖构成商品货币篮子的初级产品,以求达到稳定初级产品价格,进而稳定国际商品储备货币的目的。
2.建立国际信用储备制度
特里芬教授建议各国应将其持有的国际储备以储备存款形式上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保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成为各国中央银行的清算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其他类似的国际金融机构能将所有的国家都吸收为成员国,那么国际间的支付活动就反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不同成员国家储备存款账户金额的增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持有的国际储备总量应由成员国各国共同决定,并按世界贸易和生产发展的需要加以调整。储备的创造可以通过对会员国放款,介入各国金融市场购买金融资产,或定期分配新的特别提款权来实现,但是不应受还进生产或任何国家国际收支状况的制约。
特里芬在他的著作中曾具体地指出应以SDRs作为惟一的国际储备资产以逐步取代黄金和其他储备货币。但他主张要求各国中央银行服从于一个超国家的国际信用储备机构,这需要很密切的国际货币合作,目前还不现实。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替代账户”
替代账户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立的一个专门账户,发行一种特别提款权存单,各国中央银行可将手中多余的美元储备折成特别提款权存入该账户,再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吸收的美元投资于美国财政发行的长期债券,所得的利息收入返给替代账户的存款者。这一建议实际上并没有实行,因为美元在1980年以后的一段时期异常坚挺,各国中央银行乐于持有美元而不愿意交换SDRs。而且前面介绍的集中储备货币改革的方案,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只有当SDRs或其他储备资产发展成为功能齐全,并且优越于美元的真正国际货币时,人们才会放弃手中的美元资产的积累。
4.加强各国经济政策协调以稳定汇率
主要工业化国家货币之间汇率的剧烈波动对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稳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引起了各国的普通了关注。1985年10月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英国五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提出了要协调各国经济政策,以促进汇率的稳定。
虽然通过协调宏观经济政策不能根本解决国际货币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但是这个建议如果能够有效地付诸实施当然有助于汇率和世界经济的稳定。但是要作到真正的政策协调绝非轻而易举,因为协调宏观政策各国政策的独立性,损害某些国家的利益。另外,在经济衰退时期,各国国内的严峻形势可能使政府无论顾及其他国家的协调。
5.设立汇率目标区
汇率目标区是指有关国家的货币当局选择一组可调整的基本参考汇率,指定出一个围绕其上下波动的幅度并加以维持。汇率目标区的种类很多,但主要可分为“硬目标区”和“软目标区”的汇率变动幅度很窄,不常修订,目标区的内容也对外公开,一般是通过货币政策将汇率维持在目标区。“软目标区”的汇率变动幅度较宽,而且经常修订,目标区的内容不对外公开,不要求必须通过货币政策加以维持。
设立汇率目标区的建议问世以来,各方面的褒贬不一。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实行汇率目标区来实现汇率的稳定,而发达国家认为汇率目标区不现实。汇率目标区的特点是综合了浮动汇率制的灵活性和固定汇率制的稳定性,而且还能够促进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但实施起来也却是有许多困难,如均衡参考汇率的确定,维持目标的有效方法等等。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前景:从多元化走向超货币
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及前景可谓众说纷纭,我认为,简单地说,其必然要经过三个阶段:近期美元继续担当全球主要货币;中期形成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创立超的全球货币。 对中国来说,美元地位的衰落与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不确定性,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中国需要采取合理的措施,最大程度地利用机会减少风险。具体地看,有三个方面的策略值得特别重视,这包括外汇储备多元化、人民币国际化和促进对外投资。这些策略对于帮助中国应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这些措施在不同程度上已在推行。
美元长期贬值的趋势,而美元又可能占到中国的外汇储备60%以上,因此外汇储备如何保值尤其是保购买力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减少美元资产的比重,实行外汇储备多元化是必然的选择。问题是,短期内显著调整外汇储备的比重结构,可能引起美元汇率大跌,主要货币之间汇率剧烈波动,由此带来国际金融不稳定,反而损害中国的利益。
稳健的做法首先是,在外汇储备增量部分,减持美元资产的份额。此外,根据国际金融市场状况,相机逐步调整存量部分的币种和资产结构。另外,在美元资产内,也可以逐步将国债调整为与币值、通胀更为紧密关联的资产。
人民币国际化既可以看做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也可以看做中国主动应对美元衰落的策略。不过短期内,似乎区域化是比较可行的做法,起码亚洲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比较高,而且中国对亚洲国家有贸易逆差,人民币容易走出去。当然,人民币国际化,绕不开资本项目的开放,包括允许资本的流入、流出,让中国的机构到国际市场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证券产品,也让外国投资者到中国发行或投资人民币资产,实现人民币真正的可自由兑换,让人民币成为国际经济交易的一个重要中介。
摘要：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的竞争可近似看成是美元和欧元的双元寡头垄断格局。在此假设下，通过差异性双元寡头的Cournot模型和差异性Hotelllng模型的分析可以得出，欧元要增加市场份额并增强对美元的制衡能力，需要提高其在币值的稳定性、兑换的便利性及人们的信心等方面与美元的差异性。
关键词：货币竞争；双元寡头垄断；差异性；稳定性
JEL分类号：E42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4-0045-05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寡头垄断特征
微观经济学中，根据市场上企业的数量、企业产品的差异性、企业对产品价格的影响能力、企业进出市场的成本以及信息的完全性等，将市场结构划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与寡头垄断市场。后三种市场也可统称为不完全竞争市场。
货币之间的竞争，从国内来看，在发行权被政府垄断前私人货币发行者之间的竞争可以看成是完全竞争：而国际货币之间的竞争，从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历史可以看出，除了金本位制下各国货币之间的竞争可以看成是完全竞争外，由信用货币取代金属货币之后的国际货币就进入到不完全竞争的时期。具体而言，金本位下，黄金作为国际货币可以自由铸造、自由兑换、自由输出入，如果各国铸造的金币成色不好、币值不足，就没有国家愿意接受，这种金币就会被市场淘汰，而所发行的银行券也必须保证能够自由兑换成等于面值的黄金。否则也会被淘汰；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实行美元同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同美元挂钩并固定汇率的“双挂钩”体制，美元作为与黄金同等地位的国际货币，完全垄断了国际货币市场；牙买加体系下，德国马克、日元、英镑、法国法郎等货币的进入，打破了美元的完全垄断地位，而欧元的诞生，则使国际货币体系基本形成美元和欧元寡头垄断的格局。以储备货币为例，根据IMF公布的季度数据，2011年第一季度美元储备占全球已配置储备的比例为60.7％，欧元储备所占比例为26.5％，日元所占的比例为3.8％，英镑为4.1％。因此，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是由美元、欧元为主导的双元寡头垄断格局。
笔者对寡头垄断的国际货币体系界定为：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由少数几个国家或国际集团控制着国际货币的发行和供给，从而影响和制约着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寡头垄断的国际货币体系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1、少数几种国际货币对世界经济影响明显。
对处于垄断地位的国际货币发行国来说，过多的货币发行量会造成世界性的通货膨胀。过少的货币发行量又会导致国际清偿力的不足，从而制约世界经济的发展。由于垄断了国际货币的发行权，这些国家往往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决定国际货币发行的多寡，且由于国际货币的发行可以获得巨大的铸币税收入，他们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特里芬难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影响下,凭借利益和责任不对等的国际货币地位,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欧元相继都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其他国家和地区无法控制风险,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着诸如外汇储备贬值、危机转嫁、货币错配、货币政策两难困境等风险,充分说明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引起了更多人对美元地位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变局的思考。
一、国际货币体系概念及演变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概念
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各国政府为适应国际贸易与国际支付的需要,对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所确定的原则、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组织形式的总称[1]。国际货币体系具有三方面的内容和功能:一是规定用于国际间结算和支付手段的国际货币或储备资产及其来源、形式、数量和运用范围,以满足世界生产、国际贸易和资本转移的需要。二是规定一国货币同其他货币之间汇率的确定与维持方式,以确保各国间货币的兑换方式与比价关系的合理性。三是规定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以纠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确保世界经济稳定与平衡发展。
(二)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演进历程
1.一战前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金本位制度。黄金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国际间支付原则、结算制度是统一的,各国货币都有各自的含金量,因此都必然是固定汇率制。没有一个公共的国际组织的领导与监督,各国自行规定其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的办法。
2.一战后二战前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建立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这时的汇率制度仍然是固定汇率制,国际储备除黄金外,外汇(主要是英镑和美元)占有一定比重。黄金仍是最后的支付手段,具备金本位的基本特点。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确立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并建立固定比价关系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双挂钩”的具体内容是:(1)美元与黄金挂钩;(2)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保持固定比价。通过黄金平价决定固定汇率;各国货币汇率的波动幅度不得超过金平价的上下1%,否则各国政府必须进行干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转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1)美国国际收支必须顺差,美元对外价值才能稳定;(2)美国的黄金储备充足;(3)黄金必须维持在官价水平。这三个条件实际上不可能同时具备。这说明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不可解脱的内在矛盾——“特里芬难题”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4.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现行货币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20世纪70年代崩溃后不断演化的产物,学术界也称之为牙买加体系。《牙买加协定》确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继续维持全球多边自由支付原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较好地解决了国际清偿力问题。但事实上,牙买加体系并不是自觉改革的结果,而是把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平价制由于逐渐崩溃而造成的状况予以合法化,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同时牙买加体系为国际货币关系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弹性,它没有建立稳定货币体系的机构,没有制定硬性的规则或自动的制裁办法,各国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考虑和责任来履行他们的义务。这样既无本位货币及其适度增长约束,也无国际收支协调机制的体系,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
三、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议
1.汇率制度存在严重的不均衡和不稳定性。尽管牙买加协议承认了浮动汇率制的合法性,自此浮动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制成为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但实际所谓的汇率自由浮动只是一种理想,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只能采取带有固定性质的钉住汇率制度。使得该国的加权平均有效汇率决定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汇率的波动状况,而与本国经济脱节,势必造成本国汇率对经济的非均衡干扰。另外,钉住汇率制相对固定的特性加大了受国际游资冲击的可能性在国际市场上的巨额游资的攻击,出现大国侵害小国利益的行为,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更加尖锐和复杂化。多种汇率制度并存加剧了汇率体系运行的复杂性,汇率波动和汇率战不断爆发,金融危机风险大增,不利于弱国利益的保护。
2.特里芬难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牙买加体系允许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提供国际清偿能力,相对单一国际货币,“特里芬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但是,多元化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并未根本解决“特里芬难题”,它只是将原有的矛盾进行了适当的分散化。在多元化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中,一个国家的货币同时充当国际货币的矛盾依然存在,这就使得国际储备货币国家几乎能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并且借助金融创新产生出的巨大衍生金融资产,这势必与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的要求发生矛盾,一旦矛盾激化,将会引起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及以爆发危机的严重后果。
3.国际金融组织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IMF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载体之一,未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独立性和权威性,被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操纵,其宗旨和金融救助的规则反映的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意志,成为美国的经济工具,而不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从而制约了国际金融机构作用的发挥。二是对金融危机的预防和援救不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援救属于“事后调节”,缺乏一种有效的监控机制[2]。并且IMF对会员国的贷款规模极其有限,并按会员国交纳的份额分配,由于主要发达工业国占有份额的最大比重,所以最需要的都是发展中国家得到的贷款资金非常有限。三是IMF提供贷款时附加的限制性条件极其苛刻,这种限制性条件是指IMF会员国在使用它的贷款时必须采取一定经济调整措施,由于IMF对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原因分析不够准确和全面,附加贷款条件规定的紧缩和调整措施却给借款国的经济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指责美国借IMF对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贷款之名,实行“经济殖民主义”的掠夺[2]。
4.缺乏有效的协商机制。这种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超国家”的制度因素,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各国对外货币政策和法规的简单集合。其特征表现为:各国对外货币政策转向自由放任,取消各种限制性制度,允许货币逐步走向自由流动和货币价格的自由浮动,市场成为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没有体系”是当前国际金融制度安排的总体特征,由于这种体系所造成的制度缺位使国际金融体系处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缺乏充当国际最终贷款者和有效的监管措施功能,难以肩负调节国际收支失衡、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之责[3]。
三、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建议
1.建立主要储备货币稳定的汇率体系。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个层面上建设新的国际货币体系。首先,在美元、欧元、日元等国际主要货币的层面,建立各方都能接受的货币汇率稳定协调机制,通过政策调节及充分的协商,保持三者间汇率水平的相对稳定,各国有义务在汇率达到目标边界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干预,以维护汇率机制的灵活性和稳定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心[2]。其次,在其他相对弱势货币之间,允许其根据自身情况,在钉住、可调节和浮动之间作出恰当的选择。同时,相关国际组织应建立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的监测机制,对成员中实际汇率水平高估或低估现象及时提供调整意见,以保证新的货币汇率机制的正常运行。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构筑方面既应强调大国的责任,又应给予发展中国家充分的自。
2.积极推进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建立“超国际储备货币”被认为是解决“特里芬难题”最理想的路径。但由于不存在超国家强力做后盾、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相对和独立的财政担保,“超国际储备货币”仅凭其信用很难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所有功能。况且建立“超国际储备货币”要打破目前既得利益,必然会阻力重重。而且,从货币竞争理论来看,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最有可能的发展方向是多元储备货币并存的体系,并在各自区域形成势力范围。所以,加强亚洲货币一体化的研究,探讨区域性经济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的冲击和维护国际货币秩序稳定。对于中国来说应该积极为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之一准备制度条件。
3.进一步改革IMF体制功能。改革IMF的作用和职能IMF作为现行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IMF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IMF进行广泛的改革:一是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更多地考虑根据一国国际收支状态而不是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降低美国对IMF绝对控制。二是增加IMF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在某国家或地区爆发危机时,增强IMF可动用资金的规模。三是扩大IMF提供援助的范围,增强其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职能。
4.加强国际货币金融的合作和协调。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用于协调各方关系的。从国别上看,首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如何保护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三是加强地区间的国际金融合作和协调。另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则包括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和协调[3]。
参考文献:
[1]李太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及改革探析[J].时代金融,2007,(10).
关键词：黄金 金本位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
一、引言
纵观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历程，每一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后都会引发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大变革。2007年8月美国次级贷款问题引发了世界性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再次被人们热议。可以预计，无论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发生如何改变，黄金这种贵金属作为最后的价值贮藏物，它会继续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阐述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变迁中的地位演变，来强调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性，人们更应该重视黄金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
二、文献综述
费迪南德·利普斯（2009）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都是因为忽视黄金。压制黄金和无限制扩张法币已经在20世纪引发了货币、经济及政治危机和战争。金融市场只有在金本位制下才能良好地运转。Paul Nathan（2012）中阐述了在逐渐告别金本位的100多年里，美元贬值了97%，金价上涨了数十倍。重返金本位之路是向前跨入到一个非通货膨胀的体系，该体系可依据货币与黄金价值的变化自动调节汇率。
纵览国外研究文献，涉及黄金、国际货币体系的研究不计其数，但是很少的学者把黄金与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同形态特征结合起来进行。本文从黄金角度出发，分析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演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问题，以此来说明黄金在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性，未来的国际货币仍然要以黄金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
三、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变迁中的地位演变
1.国际金本位制（1816～1914）。在国际金本位制下，黄金成为统一的国际货币。在“金本位制”的货币制度中黄金是商品交换过程中使用的主要支付手段，黄金就是货币，具有自由流动、自由铸造、自由进出口等三大特征。在“金本位制”时期黄金权势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英国于1816年正式进入金本位制，之后美国、印度等国也实行了金本位制，到19世纪末“金本位制”成为世界主导性的货币制度。
2.金块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1915～1944）。在金块本位制中，仅是在外汇平衡时保持黄金的结算支付能力，而且流通的是纸币而不再是黄金。另外一些国家是将本国的黄金和外汇存入金块本位制国家，如果要兑换黄金，只能是将本国货币按照法定汇率，兑换成金块本位制国家的货币，再在该国兑换黄金。本国货币虽有法定含金量，但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可兑换黄金。这实际上是把黄金完全排挤出国内货币流通，而仅保留其外汇储备和国际贸易支付的功能。
3.布雷顿森林体系（1945～1971）。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确定美元为国际贸易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但美元和黄金挂钩，其它货币和美元挂钩，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金汇兑本位制，只不过中心货币由英镑换成了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每盎司35美元的黄金官价在各国央行的管制下稳定了20多年，一直持续到1968年。后来这一价格因受到黄金挤兑风潮的冲击进入了双轨制阶段。到1971年，美国宣布终止每盎司35美元官价兑换黄金，金价实现浮动制，双轨制结束，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4.牙买加协议（1976～至今）。《牙买加协议》确定了国际货币体系黄金非货币化的改革方向。1978年《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修改完成，有关黄金非货币化的主要内容如下：①黄金不再是货币平价定值的标准；②废除黄金官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再干预市场，实行浮动价格；③设立特别提款权代替黄金用于会员之间和会员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某些支付。
四、国际货币体系变革探究
1.国际货币体系现状与问题。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得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一个无秩序的时代。目前，美元和欧元作为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充当国际货币的作用，其中美元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尽管次贷危机以来，美元不断贬值，信誉不断下滑，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被人们所诟病，但是各国仍然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方案。
国际货币体系发展到今天，当前问题的实质是本位币的缺失导致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由于这些信用货币没有黄金作为物质基础，它们能否稳定运行的关键要看货币发行国的经济情况以及制定的经济政策。如果信用货币发行国的经济突然恶化或者经济政策出现重大调整，那么这种货币的汇率就会发生巨幅波动，这将导致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矛盾和缺陷是当前黄金价格上涨的深刻背景，正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面临挑战、外汇市场动荡加剧的情况下，黄金作为最古老、也是唯一的非信用国际货币，又一次走上了前台。
2.黄金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1）黄金在国际储备中的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黄金非货币化。黄金不再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物质基础，各国仅仅是将它作为中央银行的一种官方储备。当今各国中央银行的国际储备中主要包括外汇储备、黄金储备以及特别提款权。这其中外汇储备占据了最大份额。黄金仅次于外汇储备，位列第二位，而特别提款权在各国国际储备中所占份额极小。
由上图，在各国的国际储备中，外汇储备占据了极大的比重，其次为黄金。外汇储备的比重由1976年的39.7%上升至2012年的85.6%，黄金所占比重有所下降，由1980年最高时的61.3%下降至如今12%左右。这反映出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黄金的货币功能越来越弱化。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极大地削弱了美元的地位。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出于对美元贬值、外汇缩水的担心，开始增加黄金储备，这说明黄金的作用在当今时代依然十分重要。
（2）黄金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角色。①恢复金本位制不再现实。在当前的国际货币金融环境下回到金本位制几乎没有可能。尽管金本位时期黄金作为国际本位货币给各国带来很多好处，但是如今的世界经济形势与一百多年前相比已经是完全不同。信用货币的失败并不代表金本位制一定可以成功。
第一，黄金的有限性与经济发展对货币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金本位制之所以可以正常运行，主要是得益于人们对黄金有限性的稳定预期，并不是取决于黄金储备的绝对数量。当人们突破了这种预期，市场上就会出现抢金风潮，金本位制就将崩溃。
其次，黄金作为一种矿藏，各国分布不均。如果恢复金本位制，对于那些黄金储量较少的国家来说很不公平，它们必将极力反对与阻止。因此恢复金本位制在当今世界并不实际。
②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黄金地位预测。在新一轮的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中，黄金不会成为最后的主导货币，但会成为各方信赖的储备资产和博弈筹码。
目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内，不太可能出现全世界统一的国际货币，更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以美元、欧元甚至可能是未来的“亚元”在内的三大货币区之间的货币格局。以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为代表的国际货币集团的雏形已显露。美元的霸权地位短时间内无人可以撼动。欧元区经济日益强大，也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亚洲经济正处在腾飞阶段，未来甚至有可能出现亚洲统一货币“亚元”。这三种国际货币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三足鼎立”。然而，无论这种格局是否会出现，黄金储备必将是国际货币的物质基础，否则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将不会消失。因此，黄金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将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五、结论
本文回顾了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演变过程中的作用，分析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指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得出如下结论：在当前的条件下，不存在恢复金本位制的可能性，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将可能是美元、欧元以及“亚元”三大货币区共同主导下的国际货币体系。但是，国际货币绝不可能脱离黄金的物质支持，否则国际货币体系依然将会持续动荡。因此，黄金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然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Nathan Lewis John Wiley & Sons. Gold： The Once and Future Money[M].2007.20～29.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中国经济
一、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及其失衡的表现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严重失衡。这种失衡主要表现在美国贸易的持续逆差以及美国与其他各国形成的中心―框架下权利和义务的严重失衡(何帆,2005)。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债权国。但从1971年开始,美国结束了长期的贸易顺差局面,除1973、1975年为小额顺差外,进入长期巨额的逆差时期。1971年美国贸易逆差仅为23亿美元,到2007年全年的贸易逆差猛增,高达7166亿美元,增长了约311倍。
中心―框架下的权利和义务失衡主要表现在:美国作为中心国,在享受更多的收益(如铸币税、通货稳定)的同时,却没有承担起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而国家承担更多的成本(如通货膨胀、货币危机)。国际货币体系严重失衡,从而货币危机频频爆发。在过去的25年间,大约有80―100个国家先后出现过货币危机(斯蒂格利茨,2003)。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几次危机都是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经济体。这种中心―式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得国际金融风险逐渐在国家积累,国际货币领域的收益与风险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
二、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失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正是由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严重失衡,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严重,随着我国不断融入世界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具体表现如下:
1.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与人民币失衡
人民币失衡与国际货币体系失衡息息相关。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条件下,美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必然会要求不断地供给美元信用,或者通过美元贬值来调节美国的国际收支,以避免引起美国国内经济衰退。同时,又必须有一个经济体能够吸收美元贬值的冲击。由于欧洲和日本都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低迷,已经没有能力吸收这一冲击。因此,不论从经济规模、增长速度、还是从国际收支、国际储备以及汇率水平等方面看,转型时期的中国似乎更符合吸纳这种调节国际收支冲击的条件。中国经济的典型特征是政府主导,政府持有资源配置权。这种特征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模式是投资驱动型的,投资过多不可避免引发收入分配的结构性不平衡问题。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则表现为储蓄始终大于投资,国内总供给大于国内总需求,由此潜伏着生产过剩危机。这样的经济结构必然会要求存在一个能够充分吸纳中国净储蓄与净产出增加的持续扩大的外部需求,外部需求可以成为抵消国内生产过剩的一种对冲机制,并以此来避免因国内的生产过剩矛盾演变成一场危机。这种外部需求的不断扩大表现出来就是国际收支顺差的同时,外汇储备不断的激增,从而导致人民币在短期内存在升值的压力。
2.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与中国内外经济失衡
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下 美元本位使得各国大量储备的美元可以不受任何类似于黄金的实物支持。美国人可以凭空造出各种金融工具来达到其平衡国际收支逆差的目的。正因为如此,美元本位制也成了孕育全球性金融风险的本源之一。同时,由于可以倚仗美元作为各国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国没有了“先储蓄,后消费”或“先生产,后消费”的任何负担,完全可以靠政府和私人部门的举债进行消费。美元的背后没有黄金的支持,同样美国政府债券的背后也没有美国国内储蓄的支持。因此,这种仅由纸币而不是黄金支持的信用创造,不可避免地会经常导致全球范围内以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暴涨为特征的信用泡沫。当大部分泡沫化的信用成为永远无法追回的不良资产之日,货币危机就会在其他国家内爆发。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中美元所占的比重非常大,当这些泡沫化的信用一旦难以兑现,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将会是一场灾难,货币危机可能爆发。
在当前的美元本位制下,这也使中国经济被迫置身于这种“美元本位制”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巨大风险之中。中国货币投放的大幅增加、银行信贷的急剧扩张以及中国经济的局部过热与美元汇率变动之间表现出非常大的相关性。2003年,美国政府开始加强了弱势美元的政策力度,美元对日元和欧元的汇率分别贬值了17%和14%。弱势美元使得美国进口费用增加,结果是美国2003年的贸易赤字达到了4894亿美元。同时,中国出口在2003年同比增长了近40%,外汇储备同比增长了40.8%,达到了4033亿美元,比2002年多增了1900多亿美元。为兑换1900多亿美元,中国央行不得不增发超过1.5万亿的人民币基础货币,也给银行体系注入了大量流动性。货币供给量被迫增加,在中国经济中潜伏着通货膨胀的苗头。
在美元本位制下,我国宏观调控陷入了两难选择的境地。为了抑制经济过热,中国政府自2004年以来进行了宏观调控。但是,通过行政措施(信贷控制)或许短期内能将过快的投资增长控制下来,但在短期内消费需求无法形成内需替代,投资下降导致进口需求减速,在外部需求强劲的情况下,贸易顺差增长加速是不可避免的,如贸易顺差从2004年的300多亿美元一下子激增至2005年的1000多亿美元,此时内部失衡转化并加剧了外部失衡。也就是说,宏观调控很可能使得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增强。这种自我实现的预期引发热钱以更快地速度流入,导致中国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泛滥,货币市场利率低企,房地产、股票等资产泡沫开始急剧膨胀。同时,中国的金融压抑表现为金融市场发展非常滞后,资金基本上依赖银行体系,中国银行体系的信贷又主要是抵押贷款,资产的快速升值意味着实体经济的信贷条件的事实上放松,以及利率的事实上下降。当这种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即便是运用行政手段的信贷指导也未必能控制得住这种局面,如果任这种局面进一步发展,货币危机迟早会在我国爆发。
三、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中国货币危机防范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国际货币体系失衡对我国经济具有严重的影响。中国有必要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防范货币危机。
首先,我国应该积极参与解决中美贸易失衡以缓解国际货币体系失衡导致的全球贸易体系失衡。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应该是中美双方在实事求是,共同发展中美贸易关系的基础上共同努力之下进行。对于美国来讲,提高国民储蓄率,减少政府财政赤字,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劳动生产率以增加产品出口是解决中美贸易失衡的当务之急。这也是解决美国持续的贸易逆差的根本办法。同时也是解决国际货币体系失衡的主要手段和方法。
其次,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失衡条件下,为保持世界经济的平稳发展,中国要督促国际组织,关心G20北京会议提出的相关国家参与权的分配改革,同时应呼吁国际组织加强对包括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等国际游资的监管,加强透明性,减少世界外汇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波动。同时,为了减少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中国应该扩大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舆论作用,号召世界各国进行货币合作,以增强与中心国家谈判的力量。同时还应号召中心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南北合作。
最后,中国还要主动开展与周边国家的金融合作。在国际金融体系短期内不会有重大改革的情况下,加强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是增强一国金融体系抗风险能力的有效途径。我们应重视与东盟、韩国和日本的货币金融合作。这种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框架的形成必将会与欧洲货币联盟一样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起到推动作用。同时,我们应该努力探索和逐步扩大人民币在边贸结算中的作用,逐步放宽对境内居民和非居民基于贸易活动的人民币结算制度,探索贸易项下境外人民币的回流清算机制。
参考文献:
[1]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
[2]陈彪如,《国际货币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关键货币;非对称性;均衡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21-0133-01
1 国际货币体系的非对称性的含义概述
国际货币体系从建立、发展、完善直至最后的崩溃过程中,体系内主要国家在经济实力、经济周期、经济政策独立性、政治权利等方面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主要力量。同时,这种差异使得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规则和运行机制相对于体系内不同国家而言是均衡的。即对不同国家来说,遵守规则的成本――收益关系不同,运行机制所带来的成本――收益关系也不同。本文将这种不均衡性或是差异性称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非对称性。具体来说,这种非对称性主要体现在国际货币体系的6个基本问题上,即货币地位、国家权利、危机传导及政策效应、国际收支账户、对外债务影响程度、对外借贷能力等。
实际上从19世纪70年代的金本位制到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这种不对称性一直都存在,只是不同时期的货币体系都有其特点,其非对称性的内容也不同。总结从金本位制到20世纪60、70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再到目前的牙买加体系,可以将体系内的国家大致分位两个集团,核心和。其中核心国家处于支配地位,这使得核心国相比国获得更大的自由度和采取更灵活、更低的成本来实现自身的宏观经济目标。也正因存在于核心国与国之间的这种非对称性,以实现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国常常有意或不得不改变或放弃体系规则。国不执行国际货币体系规则以及核心国滥用特权的道德风险、国退出货币体系的威胁、核心国对国所施加的经济乃至政治上的压力、核心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体系稳定所作的妥协和让步等,这诸多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导致国际货币体系规则调整、核心国地位丧失、甚至最终崩溃的原因。简言之,正是这种非对称性以及核心国与国的相互作用决定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
核心国与国如果从货币的角度来分析可以用关键货币国和非关键货币国来代替。关键货币是指国际上被普遍接受的,在各国的国际收支中使用最多的,且在各国外汇储备占比最大的自由外汇。这是关键货币的三大特点,就目前来说,主要的关键货币有美元、欧元、日元。但由于美国特殊的国际地位使得美元成为国际交易中使用最广泛,影响最大的关键货币。这里核心与的划分更多的是以本国货币是否作为国际支付、国际储备,是否被国际经济所普遍接受作为标准,而非国家经济水平,因此用关键货币国或是非关键货币国划分更为贴切。
2 非对称性分析
2.1 货币地位的非对称性
在国际经济中,K国的货币可以购买任何国家的商品,而J国则只能用自己的商品来交换,因为它的货币不是国际货币,对K国来说它是毫无价值的。同时K国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被广泛地应用于国际交易中,国际间的商品本身也以该种货币货币计价。它也广泛应用在国际间的短期和长期借贷合同中。由于国际买卖的非对称性,各个国家需要积累国际储备,他们需要以流动性资产的形式保持一定具有购买力的储备以备交易和预防的需要。因此,中央银行必须保留以关键货币计价的资产作为其储备。另一方面J国,特别是那些发展中国家或是新兴经济体,有强烈意愿通过积累储备来防止本国货币的升值,因为升值将会影响其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当中央银行购买储备用来作为对抗投机冲击的防御工具时,这种预防性需求会造成金融市场一时的混乱,这从另一个角度凸显了J国家被动的局面,即无论什么时候J国都必须购买以关键货币计价的储备。
2.2 权利的非对称性
在国际经济中,K国被看作是国际货币这种“商品”的提供者,它只需发行货币就可直接获得国际铸币税收益。K国通过这种方式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全世界的货币供应,并且这种供应的决策权在K国手上,世界其他国家很难限制其行为。另一方面,J国对于K国所实施的货币政策往往无能为力,只能被动接受,通过改变国内政策来应对外部变化。
关键货币是国际经济交往的主要货币,绝大多数国家使用都以其作为国际贸易、投资计价和交易结算货币,关键货币国企业在进出口中一般都采用关键货币进行支付和结算,不存在关键货币与其他货币之间的结算,因而就规避了汇率变动的风险。
另外,在当今世界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保持相当数量的外汇储备,是稳定本币币值的重要保障。但是,储备外汇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对于J国来说,储备外汇相当于为他国进行储蓄;外汇储备的增加要求相应的扩大货币供应量,这样会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持有过多外汇储备,还要承担外汇贬值带来的损失。而K国凭借货币本位可以拥有较少的外汇储备,相应的为了外汇储备付出的代价就少之甚少。
2.3 危机传导与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
危机传导的非对称性:凯明斯基(Kaminsky)和雷哈特(Reinhart)对金融危机的研究表明,如果非关键货币国的危机没有触及到关键货币国的资产市场,只会在非关键货币国发生区域性危机,不会造成波及全球的系统性风险。而关键货币国出现金融危机以后,很容易通过溢出效应影响到非关键货币国。他们考察了金融危机传导途径分为:国家――国家――国家;国家――中心国家――国家;中心国家――国家――国家。结论为:如果国家的危机没有触及到中心国家的资产市场,只会在国家发生区域性危机,不会造成波及全球的系统性危机;而中心国家出现金融危机以后,很容易通过溢出效应影响到国家。一个自然的推论是货币金融危机在“中心――” 国家间的危机传染具有单向特征:中心国家出现危机时,国家成了中心国家危机的泻洪区,国家出现危机时,国家成了中心国家的桥头堡。
2.4 国际收支账户的非对称性
一般情况下,当一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出现逆差时,都要进行国内经济政策的痛苦调整,这是必须的。当J国账户出现赤字时,它必须减少进口,收缩经济,调整经济政策来改变赤字的现状。对于J国来说,赤字是不可容忍的,大多数国家都将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其经济发展的目标。
但是由于K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位置,使其在出现经常项目逆差时,通过印刷本币就可以弥补赤字,无需干预外汇市场,就能维持国民经济的平衡运行。国际市场上的关键货币供给是通过K国贸易逆差形式来实现的,这无形中也为该国常年巨大的经常项目逆差提供了存在的理由,解除了K国保持外部平衡的义务,从而使得K国成为世界唯一可以长久的维持巨额贸易逆差与对外负债而不必紧缩经济的国家。
2.5 外部债务影响程度的非对称性
实际上J国所积累的储备会反映在K国所积累的净外债中。这是因为K国可以通过向J国出售金融资产的方式借债来为它的所进口的商品和服务融资。因为出售资产意味着从外部借债,K国的贸易账户产生赤字,但相应的它的外部债务也增加了一笔金融盈余额。
对于J国来说,外部债务的增加会导致本币贬值,本币贬值虽然可以促进商品出口,但是却要承担外债负担增加的代价。然而对于K国而言,由于它的对外债务也是用本国货币计值的,那么K国多发货币所导致的本币贬值则可为其带来刺激出口和减轻外债负担的双重好处。
3 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现状的思考
当前关键货币――非关键货币结构的国际货币体系使得国际金融风险逐渐在非关键货币国家累积,这使得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频繁爆发,如拉美债务危机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这表明国际货币领域的收益与风险处于严重的不均衡状态。在金融全球化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如果处于的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也很难独善其身,因为金融危机可以通过贸易、金融或者预期心理等渠道进行扩散和传染。当前面临的金融危机就从中心国家――美国发起的,仅仅是美国内部的次贷危机波及了全球经济,这是各个国家始料未及,却表明了当前关键货币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然而如果位于系统中心的发达国家经济出了问题,整个国际货币体系都面临着均衡被打破的危险。从目前各个国家强烈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便可看出。因此,美元霸权主导的关键货币――非关键货币的构架注定是一种过渡性的体系,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为了减少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必须依靠国家之间的货币合作,尤其是中心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南北合作。国家可以通过相互间的合作增强与中心国家的谈判力量。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
一国为了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目标,需要针对一系列问题进行政策的国际协调,比如货币本位、汇率制度、国际收支的调节方式、国际清偿力的供应等。对于国际间政策的协调而言,一般需要对这些基本的问题进行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称之为国际货币体系。
(一)金本位制
金本位制的理论基础是“一价定律”,英国学者戈逊也于1861年较为完整地提出了国际借贷说。在国际金本位制下,实行固定汇率制,各国的内外均衡目标可以在政府不对经济进行干预的条件下,通过经济的自动调节机制实现。世界经济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20世纪后,一些国家为了准备战争,财政开支急剧增加,大量发行银行券以弥补赤字,使得黄金的兑换越来越困难,从根本上动摇了金本位制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实行黄金禁运和停止银行券的兑换,国际金本位制就此成为了历史陈迹。
(二)金汇兑本位
1922年,在意大利热那亚城召开了国际金融会议。在讨论重建有生命力的货币体系问题时,金汇兑本位制被认为是可行的方式。热那亚会议后,除英国、美国、法国实行与黄金直接挂钩的货币制度外,其它欧洲国家的货币均通过间接挂钩的形式实行了金汇兑本位。
1929―1933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各国国际收支发生严重困难,政府不得不停止黄金的兑换。各国在1930年代中期,先后放弃了金汇兑本位制。资本主义各国,特别是英国、美国和法国组成了相互对立的货币集团。美元凭其强大的经济和黄金后盾,逐步取代英镑而成为全球的主要货币。
(三)布雷顿森林体系
1944年7月,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会议的基本内容是:美元与黄金相互支撑,以黄金作为价值基础;美元高居于各国货币之上,充当“世界货币”角色,从而最终从制度上确立了美元的全球“霸主”地位。会议最后通过《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总称《布雷顿森林协定》。由于美元存在“特里芬难题”,IMF于1968年发行了以黄金作保证的“特别提款权”(SDR)。但SDR同样没有解决问题,作为一种合法的国际货币,它缺乏普遍性。
196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使得美国财政金融状况明显恶化,美元同黄金的固定比价受到严重威胁。为摆脱困境而设立的特别提款权也没有挽救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年,美国国际收支更趋恶化,西欧市场再度掀起了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宣布停止外国中央银行以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普遍浮动时期,不再承担维持美元汇率的义务,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
(四)牙买加体系
从1970年初开始,各种区域性货币区如美元区、英镑区、马克区等不断涌现,单独浮动、联合浮动、盯住浮动等多种浮动形式层出不穷。这种状况客观上使IMF对货币体系做出适当的规范。1978年,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牙买加体系。其核心内容包括:将业已形成的浮动汇率和其它浮动汇率制度合法化,IMF对汇率政策进行监督,并且尽量缩小汇率波动幅度;黄金非货币化;国际储备资产多元化,并建议以SDR作为主要储备资产;国际收支调节形式多样化,主要通过汇率机制、利率机制、IMF的干预和贷款活动来调节国际收支失衡。
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
其一,汇率自由波动与汇率波幅失控的矛盾。浮动汇率在成为国际收支失衡的自动调节器的同时,也为国际投机资本合法套取汇率差价获利提供了机会。随着国际游资规模的增大,巨额投机资本进出外汇市场导致汇率变动剧烈,汇率波幅增大,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现行的国际货币制度越来越缺少有效的内部稳定机制,缺少维护汇率稳定的物质力量。
其二,资本自由流动与国际游资监管失控的矛盾。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国家及后起的新兴工业国家金融自由化的推进,各国资本获得了在全球经济舞台上追逐利润、实现增殖的广阔发展空间。这一方面极大地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增长及一体化的进程,但同时,国际间资本自由流动特别是国际游资追逐投机利润的活动,也给各国乃至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风险。现行国际货币制度处于对国际游资监管失控的危机中。国际游资多以境外货币(境外美元、境外日元、境外欧元等)形态存在,这是一种脱离各发行国货币运行体系的货币,是不受监管的货币。无论是发行该货币的国家,还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无力对在全球股市、汇市上的国际游资实施有效监管,有时甚至连各国政府的联合干预亦不能奏效。
其三,世界货币承担双重角色的矛盾。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作为世界货币的主要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货币,其中美元占国际经贸往来及各国外汇储备的60%-70%。美元作为美国货币和世界货币担负着维持本国经济运转和维持世界经济运转的双重角色,这一结构潜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当货币的对内价格稳定与对外价格稳定发生矛盾时,世界货币发行国往往以本国经济利益为重而牺牲他国和世界经济的利益。
最后,维持汇率稳定的国与国之间的收益与损害失衡的矛盾。在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是两种货币相交换时双方共同使用的变量。除了一种货币钉住另一种货币浮动以外,一国货币的贬值意味着同它相对应的另一种货币同时发生升值,反之亦然。因此,即使本币对内价格稳定,但由于外币自身的升值或贬值,本币的对外价格也会被动地相应升值和贬值,从而给一国经济带来因货币对外价格变动而引发的收益或损害。目前各国政府和央行的宏观调控大都基于本国经济利益,只有当汇率的过度波动同时影响双方经济或各国利益时,才会出现有力的国际协调,这给国际外汇市场汇率波动的国际协调增加了难度,而现行的国际货币制度缺少国与国之间维持汇率稳定的责任与损益的调节机制。
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要内容
1.推进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
虽然一个以不受约束的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这次金融危机的体制根源,但要想找到一个可以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基础的本位币,确很困难。一则因为美国决不轻易放弃美元的主导地位;二则是没有国家能取代美国信誉和实力。从目前情况看,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美元所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尚难以改变,但各国正在不断努力,力争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周小川行长在20国金融峰会前夕提出建立一种与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这一建议虽然得到“金砖四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但这是作为改革的长期目标提出的。显然,只有建立一个与国家脱钩的“国际储备货币”,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才是全面的、彻底的。但这一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必是渐进的。在此之前,应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发展。
2.加强金融监管,推进金融监管国际化
各国应扩大对本国金融监管范围,对所有金融机构(银行、证券、保险)、金融产品与衍生产品及金融市场实行全面监管,确保各金融市场之间监管信息通畅和信息共享,防范跨行业风险。与此同时,推行金融监管国际化,即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应就金融监管合作的理念、原则和方式达成共识和做出承诺,形成有力的而又具有一致性的跨国(地区甚至全球的)监管合作机制,建立有效而又及时的信息共享机制、风险预警机制。
3.发挥G20创立的FSF及FSB等新机制的作用,创建国际货币新体系
G20伦敦会议虽为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但还有一些重大问题尚不明确和落实;有的重大议题虽已提出,但须长期探索。可以说,G20金融峰会及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的重大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历史上第一次实行全球性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合作(或国际化政府干预)应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且标志着一个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孕育,并由此培育出或逐步构建出一个世界新秩序。
四、我国应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措施
1、增强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造中的话语权
由于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所以广大发展中国家急切要求变革国际货币体系。目前,中国在新的货币体系建立之前可能作出的选择是:一方面促进IMF的决策机制更加透明化,避免暗箱操作;另一方面要进行多方协调,增强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造中的话语权。一是可借鉴欧盟的做法,先在区域内协调,在东亚范围内用同一声音说话,二是要协调广大发展中国家,凭借其整体实力与西方发达国家抗衡,这样就有可能使欧美接受中国为代表提出的某些方案,并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造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2、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
币值稳定是承担国际货币职能的储备货币的一项基本要求。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扩大人民币流通和使用范围的必要条件。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实施至今,汇率形成机制有序推进,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许多国家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而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亚洲乃至全球经济的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目前人民币汇率变化的趋势,是符合成为国际货币的基本要求的。当前人民币汇率不存在大幅波动和变化的基础,未来应继续采取适当的调节措施,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供良好的条件。
3.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从发展趋势看,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在迅速提高,这就在客观上需要一个国际化的货币,因此,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必然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之一。而人民币的国际化,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对全球货币体系的更为均衡也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加快了区域货币合作的步伐,开展了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推动货币互换,扩大人民币海外发债规模,人民币已被广泛用于中国周边经济体与中国之间的跨境边贸结算,人民币的境外市场也在逐渐形成,人民币国际化迈出重要步伐。未来,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应循着这一趋势逐步推进,并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积极稳妥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加强货币管理能力和调控能力,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奠定基础。在完成国际化之后,共同承担作为一个储备货币所应当承担的职责,促使国际货币体系更为稳定健康。
参考文献:
[1]张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背景、原因、措施及中国的参与来源[J].国际经济评论,2010(1).
[2]刘力臻,李春艳.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及变革趋势[N].光明日报,2009-12-15.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货币本位；商品本位；信用本位;金本位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3－0004－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3.02
一、背景
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经济学家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深刻反思。当前，美元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货币，发展中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同时，美国凭借美元优势拥有巨大的“铸币税”等收益，通过其发达金融市场吸收美元回流来为其国际收支赤字融资，造成了全球经济不平衡。有经济学家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种不平衡造就了美国过低的长期利率水平。
理想的国际货币体系应该是什么样子？笔者认为最理想的形态应该是建立世界中央银行，发行世界单一货币。当然，这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次优选择是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可选择储备货币中存在一种货币，这种货币有稳定的价值基础。
二、国际货币储备体系的发展史
从货币本位的角度来看，货币体系经历了一个商品本位、商品与信用共同本位、信用本位的过程。在金本位制度下，黄金作为本位货币，纸币的发行有百分之百的黄金储备，黄金自身具有价值，所以是一种纯商品本位。在这种制度下，国家没有信用发行货币的权利，货币价值非常稳定，促进了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虽然和黄金挂钩，但美元是信用货币，美国有无限发行货币的权利，所以当美元数量远远超出发行储备时，美元不能实现和黄金挂钩[1]。这一阶段，美元虽然有无限发行的条件，但美国会顾忌黄金兑换的承诺，从主观上不会随意大规模发行。到了牙买加体系以后，货币发行不再有商品储备，货币制度成为纯信用本位制度。在信用发行背景下，货币发行具备了主观和客观上无限扩充的双重条件。伴随着美国长期的国际收支逆差，美元信用呈现出长期增发趋势。货币充当国际货币带来了更多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当前，人们过于夸大了货币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职能，不断的利用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形成货币超增长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作为交易媒介这一古老而神圣的职能被弱化了，货币价值不稳定成为经济混乱的一个根本原因。历史不会简单回归，不可能回到纯商品本位来寻求货币稳定，但商品本位中价值稳定的伟大思想却可以借鉴，在国家干预经济思想根深蒂固的阶段，当局不愿意放弃货币信用发行的特权，但正因为如此，建立价值稳定的货币体系才更值得思考。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靠实体经济的发展，无限信用发行所造就的虚拟经济繁荣并不是真正的繁荣，货币最伟大的职能依然还在于提供稳定的交易媒介。
三、商品本位的思想
商品本位思想来源于金本位。许多经济学家支持金本位的初衷是希望可以维持商品价格的稳定性，但实际上金本位制度商品价格并不是很稳定。在此基础上，人们思考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以带来价格稳定。19世纪，人们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是否在黄金供应不足的年代可以用白银或纸币部分来代替黄金。20世纪，学界提出了很多基于商品本位思想的建议。Graham（1944）提出了货币的组合商品化建议，即用一组基本商品（如钢、铜、煤、木材和小麦）作为货币基础来发行货币。金融机构发行组合商品货币来替代信用货币，将确保货币发行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使货币丧失信用特征成为以实物资本为抵押的价值货币[2]。
Hart, Kaldor and Tinbergen（1964）将Graham思想进一步发展，将商品本位制从一国家推广到国际范围，提出建立一个全球储备媒介（international commodity medium），提供真实价值的稳定性，适应世界生产和贸易的变化，“特里芬难题”也将因国际商品储备货币的建立而消失[3]。后来，Hart(1976)将商品本位思想进一步发展，将商品本位和SDR挂钩，设计了作为货币本位的一篮子商品。IMF购买该篮子商品世界贸易量的25%，作为其发行SDR的100%准备，有了商品本位发行的SDR，各国家可以自由决定其货币对SDR是固定还是浮动。
其他商品本位思想：第一，法定指数本位制（the Tabular Standard），按物价指数确定币值的贷币制度。最早由Stanley Jevons在1875年提到，1920年费雪（Irving Fisher）正式提出该思想，只是当时篮子里的商品是黄金。Robert Hall（1982）对其加以改进，将作为货币发行准备的篮子商品数量进行扩充，从而使该篮子商品的物价指数能够代表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整体价格水平，该篮子物品具有无限法偿权力。银行券和篮子物品可以自由兑换，债务清偿可以用货币也可以用篮子物品。Heller（1987）提出国际货币体系锚的建议，他认为商品价格的稳定和汇率的稳定是两个目标，但是现有的各种国际货币体系安排都只侧重了其中的一点[4]。国际货币体系锚盯住一系列的商品价格指数带来价格和汇率的双重稳定，使内外政策达到一致性，兼顾内外均衡。在实际中，但该篮子物价指数直接用市场价格指数所代替，并没有货币与篮子物品之间的自由兑换。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国家采用盯住一定通货膨胀率为目标的货币政策就是法定指数本位制的体现。通过考察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动来调整基准利率或进行其他货币政策操作，以此达到稳定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
总的来看，商品本位的优点在于：一是保持价格的稳定性。在商品本位下，货币当局建立商品库，设定一组商品为作为发行货币的储备，原理与金本位制相同。货币本身就是商品化的货币，不再是信用货币，货币发行与商品储备对应，市场上组合商品的价格就会和货币当局价格基本保持一致，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当然，组合商品价格不是不变的，货币当局可以根据经济增长来适当调整组合商品的价格标准。商品本位的商品组合一般选取最基本的商品（例如钢、铜、煤、木材和小麦等），其价格水平在市场上整体价格体系中起到了决定作用，但这并不阻碍个别商品价格的波动。个别商品价格的波动源于生产率和供需结构的变化，这是合理的。商品本位稳定总体价格水平，解决了信用货币制度下货币和商品脱节导致的价格剧烈波动。二是遏制货币政策的滥用。商品本位下，货币更多体现了交易媒介职能，货币当局增发货币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通过不断购买组合商品，扩大商品库的容量。三是反周期性特点。当经济处于繁荣时期，商品价格上升超过世界货币当局的兑换价格，人们拿货币向当局购买商品，社会流动性就会自动缩减；反之亦然[5]。在反周期方面，商品本位与金本位不同。金本位制度下，货币的储备只有黄金，黄金产量就成为货币量的直接决定因素。所以，金本位制度有通货紧缩的趋势。但是商品本位的储备是一组商品，决定社会货币量的是组合商品整体的产量，这些商品又是市场上最核心的商品，其产量是和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的，这就避免了金本位的通货紧缩趋势。四是制约金融投机。货币当局发行以商品为准备的货币，投机活动很难进行，因为市场中的任何力量想去投机改变商品的价格时，货币当局都作为对手，市场中的力量很难与发行货币的当局去抗衡。
但是，商品本位也有不足之处：一是限制了货币刺激经济的职能。货币供给受制于商品储备的限制，政府无法根据经济发展来调整社会货币量,尤其当经济危机来临时，无法利用货币政策来对经济进行干预。二是操作上的困难，商品的购买、运输、仓储、管理等增加巨大的成本，操作起来非常困难。三是货币与组合商品之间兑换不可信。作为货币发行储备的组合商品构成复杂，难以分割和分配，如果做不到实际的货币与组合商品的兑换，商品本位也就不再具有优越性。因此，商品本位的观点一直都不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主流观点。虽然商品本位不为主流所接受，但其对货币定位的价值观仍值得学习，货币的最基本职能是交易媒介，而不是信用发行刺激经济增长，提倡商品本位思想的出发点往往是为了反对滥用货币政策。“在任何时侯，要正确的建立货币机制都存在很大的困难，而且不可能使之永远正确；我们的结论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货币供应量应固定不变，但在短期的危机期间它应当是富有弹性的”。
四、关于商品本位在国际货币体改革中实施的思考
首先，要解决商品库问题[6]。实体商品库在操作上确实有很大的困难，可以考虑盯住一篮子物价指数，货币当局不需要购进实物商品，而只需要盯住这些商品的市场价格指数，货币当局允许有一定幅度的价格变动幅度。当价格变动较大时，货币当局就要干预，将价格水平稳定在承诺水平。篮子商品可以参照传统商品本位，由能反映核心物价水平的商品构成，但要有对应的期货市场。该方案虽与实物商品本位思想一致，但没有完全杜绝利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与通货膨胀目标制并不一样，该方案保证了货币持有人能够任何时候在市场上能购买到这一篮子物品。这一篮子物品是明确的，可以复制的，可信度较高。
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实施商品本位有两种方案：一是由SDR来盯住一篮子物价指数[7]。国际货币体系中与其他国际货币并存，其他货币与SDR汇率由国家自由决定。二是主要的国际货币，如美元、欧元及将来的人民币，各自盯住一篮子物价指数，形成相对严格的固定汇率制，这需要主要国家达成一致协议。其他国家自由决定其货币是否要盯住这三种主要货币。
以SDR方案为例，SDR对一篮子物品购买力的确定：当该篮子内某些实物价格发生变化或者整体发生变化时，货币的定价要能做出反应，保证SDR与实物之间实时联动、价格与价值的一致[8]。IMF需要定期对该篮子货币进行审核及调整。货币体系不能单纯追求僵化的稳定，应该具有弹性，能吸收经济中的波动。比如，发生经济危机或遇到石油价格大涨，如何恢复；价格指数来源的数据要求定义准确，能有效测量，而且是公开的。篮子物品的选取考虑有期货市场的商品，保证任何货币的持有人在市场上可以买到该篮子商品。
参考文献：
[1]Eichengreen, Barry. The Dollar Dilemma: The World’s Top Currency Faces Competition[J]. Foreign Affairs, 2009（5）.
[2]Graham, Benjamin. World Commodities and World
Currency[R]. New York: McGraw-Hill, 1944.
[3]Hart, Albert G. Kaldor, Nicholas， Tinbergen, Jan. The
Case for an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Reserve Currency[J].In Kaldor, Essays on Economic Policy, 1964（2）.
[4]Heller, Robert. Anchor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R]. The Heritage Foundation,1987.
[5]Ocampo, Jose Antonio. Special Drawing Rights and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Reserve System.
[6]Hart, Albert G.The Case for and against an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Reserve Currency[J]. Oxford Economic Papers，1966（6）.
关键词：美元；霸权；多元货币体系；欧元
美元作为核心的单边霸权主义货币体系在形成时刻便注定了它的瓦解。美利坚在实行的货币霸权统治过程，同时也是美元走向反面转化的过程。
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二战后一定时期内为其成员国发展营造了较有利的发展环境，促进了成员国的战后恢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国际货币体系的混乱。第一，世界黄金的供应在二战后开始停滞，美元利用其国际储备的地位取代黄金，弥补了国际清偿，同时缓解了国际储备供应的短缺程度。第二，实行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制度，削减了各国外汇市场的动荡程度。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加强主要成员国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尤其是为成员国提供短期和中期贷款便利，缓解了他们的国际收支问题，从而也增加了世界经济的稳定性。
但是，美元霸权主义下的国际货币合作也存在诸多缺陷。首先，由于美国在同其他国家国际金融合作时，美元依赖于其特权地位，必定会在分配利益和承担责任之间同其他国家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其次，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内在不稳定性很难克服。比如美国若想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美元币值稳定，则引发国际清偿不足；但若世界其他国家的美元储备不断增长，则会造成美国国际收支长期逆差，从而酿成美元危机。最后，虽说其他货币与美元挂钩必要时可以进行调整，但根本上来说几乎没有弹性，其他各国利用汇率政策调整国际收支和经济活动的行为受到制约，而且在某些经济脆弱结构的国家固定汇率政策引得国际热钱流动造成金融危机，东南亚危机就是例证。所以，以美元霸权主义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具有稳定性的，只是特殊时期相对的且短暂的稳定而已。
满足三个条件，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才能正常运作：首先美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美元币值稳定：其次，美国黄金储备充足，保证美元对黄金的可兑换性；最后，黄金价格能够稳定在官方价格。显然这三个条件在日益变化的经济环境下都能满足是不可能的，不可避免的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从而使美元霸权的基础也开始消失，“美元荒”到“美元灾”，最后变成美元危机。二战后，随着美国对外扩张的脚步加快，资本外流的速度也在加快，美国开始从国际货币收支顺差变成逆差，且逆差额越来越大，国际收支失衡越来越严重。1960年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达215.83亿美元，黄金储备缩减27.5%，跌至178.04亿美元。美国国际收支巨额逆差中伴随着美元的外流，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中大量存在，也为美元一轮危机埋下伏笔。
1960年10月，美元的首次危机爆发。美联储为保卫美元在国内外开展了大量活动，在国内采取经济政策，在国际上积极寻求合作，如创建“十国集团”，“黄金总库”和和相关国家签署“互惠信贷协定”，“贷款总安排”等。但这些活动在严重的美元危机来临时显得有些无能为力。在1968年爆发了第二次美元危机时，美国再也无法支撑美元对黄金的自由兑换的承诺，使自由市场的黄金与官方黄金的交割脱钩，故而黄金产生了两个市场以及两个价格，间接表明了美元的贬值。
五次美元危机爆发于1968-1971年间。尼克松政府由于形势所迫于1971年实施“新经济政策”，即美元与黄金不再挂钩，且美元兑黄金一次性大幅贬值。这也表明了以美元为核心布雷顿森林体系体系已经瓦解。
然而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后的两年内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并未因为美元的贬值而得到改善。并且由于短期国际外债的增加，美国的黄金储备以及国家信用接连受到打击，又爆发了数次危机。1973年3月，一些大国宣布其货币与美元脱钩，实行货币单独浮动或联合浮动的汇率制度。至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美元和黄金挂钩以及其他国家货币和美元挂钩以均不存在，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
美国在军事方面的海外投入和资本方面的对外支出不断扩大以及国际贸易的顺差转逆差均造成了美国巨额的国际收支逆差，而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恶化的结果就是美元危机的频繁爆发以及美元的持续贬值。由于二战后美国为了侵略和扩张，从1946年到1972年美国军费支出达770亿美元，和此期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累积和880亿美元相差不远。美国对外资本输出在50和60年代中间也不断增长，但其他国家资本的流入远远不能抵消美元流出的数量并且这段时间内美国经常账户由顺差变为逆差，国际收支状况进一步恶化。
1992年，欧共体成员国在德法的领衔下签署了关于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的《马赫条约》，在条约中确立了发行统一货币是他们的终极目标。统一货币首先需要使货币在欧盟间完全自由流动，其次是设立能够担任欧洲央行角色的―欧洲货币局。从此欧元的出现经历阶段可以划分为：1999年1月1日正式启动―2002年1月1日欧元纸币和硬币投入使用―同年2月28日，欧元区12国货币退出流通。这些标志着从未出现过的区域超货币正式出现并投入使用。可以说，欧元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种超越国家的货币，它促进了以美元霸权主义为领导的单极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为其他区域内的超区域货币提供了重要参考。
但这一局面正在慢慢被打破，随着欧元的诞生，原来的德国马克、法国法郎等国际储备货币逐步转化为欧元。据统计，到2009年在已知分配的外汇储备资产中，欧元占比达27%。欧元在国际金融交易中成为最重要的货币。从国际债务市场看，以欧元计值的货币市场工具和债券的规模均最大截至2010年9月，以欧元计值的国际货币市场工具发行规模达4364亿美元，占全部国际市场发行规模的47.9%。在全球外汇交易和全球场外衍生品交易中，欧元作为交易货币的规模均仅次于美元。同时欧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地位也占很大比重。50多个国家货币在确定汇率制度时与欧元建立了联系汇率制。此外，欧元在计价货币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占据特别提款权的重要地位。2014年，在特别提款权的4种货币权中，美元为41.9%，欧元37.4%，英镑11.3%，日元9.4%。国际贸易中，欧元区与区外贸易的50%-60%使用欧元结算。上述数据说明了欧元的地位重要性。
但在仍未走出欧元危机以及刚刚过去的英国脱欧风波未平的背景下，有人对欧元前景表示担忧。担心欧盟会不会以英国脱欧为导火索，点燃欧盟国家的脱欧浪潮，促使欧盟解体，从而欧元也随之失去地位。从目前来看，情况没有那么悲观，以德法两国为首的欧盟国家，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欧盟及欧元稳定。
当下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呼声日益高涨，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共识越来越得人心。在目前人民币尚未真正上位，欧元作为美元的一支重要制衡力量更是其存在的重要意义。人民币国际化也在稳步有序前进中，未来一旦人民币国际化地位成立，也将开创人民币、欧元、美元的“三足鼎立”局面，取代以往美元的独霸对维护国际金融的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天津工业大学研究生院）
参考文献：
[1] 美元霸权的历史考察，鲁世巍，国际问题研究[J]2004.07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体系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政府，即中国人民银行。它的目标就是保卫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并在此前提下，促进经济发展。中国人民银行使用的工具是包括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在内的货币政策工具，以此来完成宏观经济的调控。
第二，专业监管，也就是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未来的协调机构。它们的目标是按照金融机构的类型进行功能监管，主要任务是防范出现系统性风险。它们的监管措施很多，就行政措施而言，有金融许可证、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以及警示、提醒、劝解和各种监管措施。
第三，商业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财务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在未来，很可能出现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趋势，但不管怎样，作为一种商业机构，它们应该是公司，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盈利机构，而不是从属于政府，或者从属于某种其他非商业性质的机构。怎样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呢？就是建立以风险控制为中心的商业化运营体系。
如果实现了这三个层次的目标，中国金融体系就会进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轨道。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下面几个方面是需要改革并完善的：
一、 利率的市场化和汇率的自由化。利率和汇率是资金外汇的价格，要发挥市场机制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化是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在价格形成机制上，金融机构要有自己定价的权利和能力。因此，必须加快银行业重组改制的步伐，扩充银行资本金，提高银行盈利能力，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形成一套与国际操作惯例相接轨的新的现代银行制度。另一方面，在价格水平上，只有在市场化的定价机制的基础上，影响利率和汇率变动的货币政策才具有了有效性，并可望改变单纯依靠货币总量控制的被动局面。
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三农”问题依然是经济发展的瓶颈，其中农村金融的发展又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我们要重新审视包括合作金融在内的微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发展适合于农村和中小企业的新型信贷技术和金融创新产品。
应在加强监管的基础上，放宽微型金融的准入限制，鼓励诸如合作金融、贷款公司、风险投资、互助担保机构、村镇或社区银行的发展，从而有效克服“金融抑制”现象，促进经济发展。
三、现在中国的融资结构基本上偏于间接融资，银行信贷占90％以上。居民消费行为转为消费加投资，直接融资就会发展，中国现在正处在这么一个转变的关键时期。目前看来，在直接融资的发展过程中，股本融资相对较好，但债券融资的发展相对迟缓，这意味着企业资产负债表上长期负债渠道狭窄，从而影响其长远发展，而且也意味着债务的长期收益率曲线未形成，从而影响宏观调控杠杆的使用效果。
四、资本融资方面，“新兴加转轨”是中国股市的鲜明标签，这决定了市场基础制度建设依然任重道远。资本市场主要靠对冲机制将风险分散到市场参与各方。中国资本市场缺乏对冲性的表现是债券市场不发达，固定收益市场狭小，尤其是企业债规模太小。但在国外，固定收益市场是资本市场最大部分。所以从战略上考虑，要推进债券市场发展，市场才能匹配起来，改善单边市场的不利状况。
在股本市场上另外要建立上市公司强制分红制度，正常股市投资应该主要是靠分红实现收益的，价差收益是次要的，但中国股市主要是靠搏价差实现收益。建立强制分红制度可以引导投资者预期，使其更关注公司基本面、盈利能力，而不是关注股票涨跌。
如果股票发行实行包销，则达不到控制风险的目的。因此，中国股票发行也应不允许包销，但要求承销方尽最大努力，并允许有发行失败。因为若定价过高，市场不接受，那么发行就失败了；若定价过低，上市后二级市场股价就会出现疯涨，那么发行方就会受损。国外一般是上市后二级市场上涨空间在10%至15%，这是比较合理的定价。同时，应建立券商淘汰制度，若券商发行几家股票均告失败，则要吊销其承销资格。
五、现代意义上的银行是什么银行呢？就是体现多种经营产品的一家金融机构，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提供存贷业务的商业银行。亦即是人们讨论的混业问题，这一点可能是中国下一步改革中最重要的问题。
从国际经验看，金融业是混业经营还是分业经营，最终取决于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能力，此次美国金融风暴，凸显了监管能力薄弱的问题。次债的病根在于信贷市场，而爆发在资本市场，表明综合监管也实为必要。监管的要义在辨识和控制风险，它不是依赖于行政权力，而是依靠于专业水平。因此，专业水平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对于中国金融机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是非常重要的。
六、在产业分工已经全球化的当下，尚缺乏一个运转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在这一背景下，人民币不仅要承担重要责任，而且有条件国际化，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过程非常必要，也非常急迫。中国国际化进程已经很深，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已经密不可分。
重构货币体系格局应强调亚洲因素
近30年来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尤其是2007年下半年开始的因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更是将当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深层次问题暴露无遗。当今全球的货币体系是因两次大的历史性制度安排（事件）形成的：一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所构建的以美元为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的“二战”后全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简单的说就是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二是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不再遵守布雷顿森林会议协议，放弃美元与黄金及各国货币间的固定汇率安排（从此，美元与黄金脱钩，各国货币与美元间自由浮动，全球进入浮动汇率时代）。在“二战”以后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的背景下，全球的货币金融体系在这两次大的历史性事件的推动下，形成了今天的独特格局：全球各国均放弃了金本位制，各国货币均与美元建立了基准关系（或固定或浮动），美元成为全球最主要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占全球贸易结算量的70%，占全球外汇储备的60%以上），全球货币事实上建立在单一美元本位币的基础之上（尽管1999年1月诞生了欧元，但其稳定性、国际影响力还远无法与美元同日而语），美联储成为事实上的全球中央银行，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享有铸币税的收益。无疑，这一货币金融格局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美国自身的货币政策与全球的货币稳定间存在重大的内在冲突。当美国“全球争霸”的国家战略或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战略需要资金时，美国自然会增发美元，形成全球货币供给与需求的失衡，除了美国自身的道德约束力外，没有任何货币机制可以对其进行制衡。这一缺陷正是构成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历次大的金融危机，包括本次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客观地说，各国政治家与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本质都有较深的认识，并围绕着如何长久地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很多方案。但是应该看到，由于“二战”及“冷战”以后形成的美国“一国独大”的国际政治与经济格局，这一问题的解决将非常复杂：一是各国货币重新退回金本位时代，与单一黄金（或其他贵金属）挂钩非常不现实；二是当前国际上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包括欧元）能替代美元，成为全球的基准货币；三是美国绝不会自动放弃金融霸权地位，自动放弃其成为世界单一超级大国的根基。因此，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构建必然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渐变的历史过程，是一个基于国家间力量相互消长的演进过程，并需要历史性事件作为其“突变”的契机。
鉴于此，对于世界各国，尤其是正在作为大国崛起的中国而言，现实的态度应该是：一方面不能幻想美国会自动放弃（或自我根本性变革）其金融霸权的地位，需要在现有金融框架下与其周旋（如道义上促进其调整自身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改进IMF决策机制等等）；另一方面应加紧构建未来相对合理的新一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在理论上、在方案设计上加紧准备，并取得尽可能多的国家的共识，逐步推动与实施，积累量变，等待时机促成质变。
以目前国际间理论与实践积累的情况看，在构建“新一代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若干可选方案中，“多元化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无疑是最优选择。一方面我们不能在放弃美元本位币的同时，又选择另外一种单一货币（如欧元）本位币，更不可能倒退回黄金（或其他贵金属或资源）本位币时代。另一方面，按现有的国际间强势货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演进的趋势看，很有可能形成美元与欧元平分天下的格局（英镑与日元正逐渐被边缘化），而这一格局对全球来说仍是不稳定的，除了由于美欧之间经济结构的高度相关性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巨大的自身市场潜能未被充分考虑在内（目前亚洲已占全球GDP的1/3，占全球外汇储备的42%左右）。因此构建“多元化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将成为最优选择，而以当前格局来看，这一多元化体系当然应以美、欧、亚三足鼎立为主（长期来看，随着拉美、非洲的发展，多元化体系可以进一步涵盖五大洲）。
总书记在2008年11月华盛顿G20 会议上曾明确提出改革现有国际货币秩序的四点建议，最后一点就是“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这一建议既明确地表达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也为我们思考和解决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
发挥人民币在亚洲货币体系中的主导作用
在亚洲形成一个统一的、并共同以此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全新的亚洲货币制度体系，构建美、欧、亚三足鼎立的国际货币新格局，符合当前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演进的需要。就目前亚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看，这一货币制度体系有三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一是以日元为中心，日元成为亚洲各国普遍承认和接受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并推动“亚洲日元”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建；二是以人民币为中心，人民币成为亚洲各国普遍承认和接受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并推动“亚洲人民币”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建；三是产生“亚元”，以中国、日本为主体，亚洲各国共同创建一个全新的并最终替代全部亚洲参与国家货币的亚洲统一货币制度，并以此参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建。
由于日本自身的历史遗留问题，以及其与美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尽管日元早已实现可自由兑换，但亚洲各国对日元的信任度和接受度仍普遍较低。因此，在可预见的时间范围内，第一种发展方向可能性非常小。而第三种“亚元”的方案，也是日本曾经明确提出来的，其目标是要建立类似于“欧元”的“亚元”。从亚洲长期的发展进程来看，“亚元”的产生也是有可能的。但由于亚洲各国间相互独立的政治经济发展取向（与欧元区有着巨大差异），同时中国崛起以后，如何安排内部的货币机制，也很难与日本“一厢情愿”的想法达成一致。因此，“亚元”的产生尽管最终可能符合亚洲各国的利益，但中短期来看，可能性也比较小，应属于长期构建的目标。
从现实来看，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无论是经济、文化、外交还是军事，都处在领先地位。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负责任的做法，赢得了很多亚洲国家的信任。以“亚洲人民币”作为构建亚洲区域货币体系的主体，并以此参与国际间金融格局的重建，无疑是区域货币构建中可能性最大的。再加上中国不断增长的大国实力（GDP和进出口总额均已列全球第三）和与亚洲各国间迅速增长的国际贸易往来（中国进出口总额的53.3%是与亚洲国家间的往来，并占东盟全部对外贸易总额的10%以上），相信在10～30年的时间跨度内，这一目标的实现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么什么是“亚洲人民币”？定义“亚洲人民币”需要借助“欧洲美元”的概念，“欧洲美元”是指在美国以外的欧洲地区用于存款、贷款、金融市场交易和国际货币储备的美元。与“欧洲美元”相对应，所谓“亚洲人民币”，是指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亚洲地区各国普遍接受以人民币作为亚洲地区间经济与贸易往来的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作为亚洲各国存款、贷款和金融市场交易的主要货币，作为亚洲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货币。
在认识“亚洲人民币”方面，有几个要点需要特别强调：
一是“亚洲人民币”代表亚洲，并不只代表中国。
当前亚洲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是，巨额美元计价的外汇储备的贬值危险（亚洲占全球外汇储备的42%），非正常波动的美元汇率导致的国际结算的损失，美元本位制固有的缺陷所导致的周期性的重大金融危机等。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根本点就在于要构建“多元化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而当前构建此体系最现实的选择就是以人民币为中心，推动“亚洲人民币”的产生与发展。中国推动“亚洲人民币”并非为了自身的国家利益，而是为了构建全球“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为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有来自亚洲的影响力和利益分配载体，能够代表亚洲国家获取平等的国际金融利益。
二是“亚洲人民币”将面临来自美国的政治压力。
美国对于可能威胁到其金融霸权地位的新的金融制度安排非常敏感。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日本曾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但该建议刚一出台，就被美国强力制止，无疾而终。此次，尽管美国表面上积极参与G20会议，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改革，但实质上其只想就IMF的作用和特别提款权的分配比例作某种形式的调整，根本不想在货币体系的整体架构上作任何大的改变。对于我国和亚洲各国推行“亚洲人民币”计划，一定也会成为美国重点打压的对象。
我们必须要看到，货币金融制度决不是单纯的经济或金融问题，其建立和延伸将主导国际间政治经济格局的改变，任何大的变动必然伴随着大国间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力量的较量。这一点可从当年英镑、法郎、马克，以及后来美元的崛起上找到充分的佐证。亚洲各国（包括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和军事等领域建立全球优势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金融领域的扩张应保持适当的节奏。
为此我们要有较为灵活的应对策略：一方面在当前全球经济金融面临重大困境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多承担一些国际义务和责任，有效地缓解一些国际政治压力；另一方面我们要与亚洲各国广泛协商，共同建立（而不是强行推广）“亚洲人民币”货币制度，同时不追求在某个固定时间表下与每个亚洲国家全面建立，而是逐个国家协商，逐步推动。
三是与人民币自身国际化改革的关系问题。
2005年7月，我国启动了人民币汇率市场形成机制的改革，并累计升值接近20%，同时对经常和资本项下的外汇进出口规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同时，我们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资本项下自由兑换方面，还是采取有管理可控制的稳健策略。推行“亚洲人民币”计划必然会加速上述方面的改革进程，必然对此期间我国的整体货币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的压力（动力）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国际主要强国（美、日）和地区（欧盟）基于国际政治、金融与贸易利益的考虑，打着货币购买力平价的旗号，强迫我国人民币汇率自由兑换（当前主要是要求升值）和取消外汇进出口管制。二是随着国内经济实力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需要更深入、更频繁地参与国际间金融与贸易往来，客观上要求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或成为主要的结算货币。三是宏观调控政策和国家整体战略的需要。我国属于对外高依存度的国家，长期的固定汇率政策和外汇管制将无法支持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实施。同时，随着国力的日渐增强，如何成为国际货币金融制度的主要参与者和制定者，如何利用货币金融手段巩固我国的国际地位，获取大国应得的货币金融利益，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课题。客观地看，后两个压力（动力）是积极性的，是从我国自身利益的角度产生的。而第一个压力也是必然的，是我们在分享经济全球化利益的同时，所必然要面对和承担的压力。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是个时间问题。当前国际金融形势动荡，美欧等国恶意推动人民币升值，期望以此遏制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引发热钱涌入，导致国内货币政策失效的策略已经很难继续实施，客观上为我国推动“亚洲人民币”计划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我们应在积极稳妥的思路下，把握住难得的历史机遇。
“亚洲人民币”的规划与实施
构建以“亚洲人民币”为中心的全新亚洲货币制度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以欧元为例，早在1969年3月，欧共体海牙会议就提出了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设想，但欧元真正的推出却在1999年，历时整整30年。货币的强弱是国家实力的外在表现，而国家间实力的转变又必然是一个渐变的历史过程，人民币真正走进“通用货币”的历史舞台也必将会走相似的历程。但事物的质变总是量变不断积累的结果，因此，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提前做好总体规划，积极稳妥地推动，有计划的分步实施。
在“整体规划”方面，应按照大体30年的跨度，区分三个递进的历史阶段，分别进行制度性安排：
首先，在第一个十年，人民币仍主要与美元挂钩，应以巨额且稳定增长的美元外汇储备作为支持人民币信誉的基础。在这个阶段，可以大力推动东盟“10+3”框架下货币互换协议的规模，以人民币作为与亚洲国家间清算或援助资金的币种，而以美元外汇储备作为最终偿付的保障。2008年，中国对亚洲各国的进、出口总额分别是7026亿美元、6632亿美元，贸易赤字为394亿美元，不仅净轧差（贸易赤字），而且单一进口或出口总额都在我国外汇储备的承受范围内（实际应以净支付，即净轧差为准）。因此，推动与亚洲各国间以人民币计价，最终由美元作支付保障的制度性安排，完全可行。
在这个阶段也可以探讨人民币与美元的货币同盟安排，一方面可以探讨人民币与美元间的相对固定汇率的安排（尤其在当前情况下可起到稳定全球货币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探讨中美间的货币互换或保证协议，在全球通缩的背景下，加大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投放，维持全球充足的多元化的货币供给。
在这个十年中，人民币汇率改革是否完全市场化，人民币是否完全可自由兑换等问题还仍然在可控制的进程中，可以按照介入亚洲和全球的进程逐步进行人民币国际化的制度性改革。
其次，在第二个十年，人民币逐渐与中国自身国力挂钩，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影响力的逐步提升，中国在全球国际贸易量占比的进一步提升，人民币逐渐为亚洲（乃至世界）各国所接受，在亚洲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并部分成为储备货币。
在这个阶段，要求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完全可自由兑换的改革基本完成，要求国内财政和货币政策比较协调，宏观经济和金融的调控手段比较成熟和稳定，物价、利率、汇率、就业率等中介指标能同时兼顾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需求。
第三，在第三个十年，人民币逐渐进入亚洲各国企业和居民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在亚洲自由流通，成为天然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并具备可以替代各国自身货币、成为亚洲统一货币（或占有相当权重）的条件。
在这个阶段，要求充分发挥中国的地区影响力，通过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其他亚洲主要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各类金融机构来推动人民币的充分使用，推动人民币进入民间贸易往来、国际贸易结算、资本市场交易等各个经济领域，并可在香港、台湾等地区推行“人民币联系汇率制度”，设计并推行亚洲统一货币（亚元）制度。
在“分步实施”方面，要注重在三个领域的协调推进：
一是推动亚洲地区各主要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业务。“亚洲人民币”的推广，既是中国国力增强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不断增强使用范围，“用”出来的结果。而货币的使用，无论是民间的现钞，还是企业间的现汇，都要求有良好的金融机构的受理和服务环境。因此，有计划地推动各国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业务，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和特定的制度安排（如现钞押运、货币兑换、清算、资金拆借等）非常重要。
二是推动亚洲地区主要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开展人民币业务。货币和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枢纽。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发行和交易货币，意味着人民币全面进入亚洲各国的资本项目，意味着亚洲各国对人民币的依存度大大增强。在这方面可考虑三个层面同时推进：即中国国内的货币和资本市场（如银行间市场、上交所、深交所）对亚洲地区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开放；在香港资本市场直接发行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债券和票据，并进行人民币计价的交易和清算；新加坡、东京等主要资本市场直接发行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债券和票据，并进行人民币计价的交易和清算。
三是协调和处理好地区内外主要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如果说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的人民币业务还带有较强的市场色彩的话，各种国家间的制度安排则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必须由政府来出面推动，比如货币互换协议、货币同盟、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协调等等。尤其要看到，货币的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从来就是国家之间实力的较量，因此政府必须要有专门的部门和人员来协调相关事物，展开全方位的“金融外交”。在这方面尤其要处理好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亚洲人民币”必然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注意协调和调动亚洲各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如东盟、海湾国家）和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度、沙特）的利益和积极性，每一项大的制度性变革，都需要形成相互间的默契，都需要把握特定的历史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