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50:3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战国策齐策四，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现在看来，当时的策士们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奔走各国之间游说诸侯，能言善辩，动用各种手段与关系游说诸侯，在当时各国复杂的斗争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改变了一些历史的发展轨迹。
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便是这些策士的游说方法及其所体现的辩论技巧。
游说便是希望被游说者听从自己的意见并接纳才可以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你所说的意见必须要对其有利。所以，策士们便抓住诸侯的这一弱点并加以放大达到：“诱之以利，使之惑近利，而为我所趋”的目的。在《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中，游腾曾说过这样的话来打消楚王的疑虑：“今秦者，虎狼之国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周君惧焉，以蔡？由戒之，故使长兵在前，强弩在后，名曰卫疾，而实囚之也。周君岂能无爱国哉？恐一日之亡国，而忧大王。”①其实，着眼于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这一事件来看，我们可以做出多种解释，而游腾出于自己的利益，就做出了这么一番解释。由此观之我们可以看出他善于揣摩领导者的心思，然后自己主动讲出符合其心意的话来满足他。这便是策士们的厉害之处，而揣摩对方心思，在《战国策》里是谋士们的一种通用方法。与之相结合的方法是在猜测到对方心理的同时，他们还会寻找并抓住对方的弱点，然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所说的每句话看起来都是在为对方着想。在众所周知的《薛公以齐为韩魏攻楚》一文中韩庆为了打消齐国向西周求粮借兵的想法，他以齐国的利益为出发点，为齐国的前途着想，然而他在为齐国出谋划策的同时，不知不觉中也就到达了自己的目的。所以，说服他人时以他人利益为出发点，揣摩对方心思，摆明你我的利益所在，让他人听取自己的意见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是《战国策》的论辩技巧的一大亮点。
在《战国策》中策士们还通常使用一种方法那便是比喻，他们通常使用比喻来打动领导者。他们充分运用所能运用的一切比喻来达到打动人心的效果喻体可以是动物可以是植物还可以是不存在的生物。在《庄辛说楚襄王》中，庄辛运用了大量的比喻，“王独不见夫蜻蛉胡？六足四翼，飞翔乎天地之间。俯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饮之，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将调饴胶丝，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为蝼蚁食也。”②就是用蜻蜓为喻，他通过讲蜻蜓的故事告诉君主必须要有忧患意识时时自强。在这篇文章中，庄辛还用了黄雀、黄鹄来做比喻，大段的比喻由小及大最终得出整个国家也要有忧患意识的结论让楚王不得不信服，这就是比喻的威力。
在这篇文章中，庄辛还运用了另一种方法来劝说楚王，那就是引经据典。庄辛通过对以往的知名人士，重大事件的整理筛选找出自己需要的材料，然后对楚王进行劝谏。文中的这段话就是庄辛通过引用史实用来进行劝谏的，“昔汤、武以百里昌，桀、纣以天下亡。今楚国虽小，绝长续短，犹以数千里，岂特百里哉！”③从而让楚王懂得了没有忧患意识的危害也达到了自己劝谏的目的。这种方法在《战国策》中被广泛应用。
除了在前文中提及的那种比喻，还有一种比喻更有说服效果，能起到更好的打动人心的效果，那就是由己及彼的比喻。在《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中，邹忌先以自己的一件小事说起，随后以这件小事跳板过渡到国事上，得到了下面这段话：“今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敝甚矣。”④这段话让期望深受启发。这种由小到大，由己及彼，用设喻来说服人的方法，也非常容易让人接受。而且如果语言委婉含蓄，忠言也会变得非常的顺耳。
《战国策》还有一大特点那就是运用寓言故事和轶闻掌故来增强论辩的说服力，如《齐策而》的“画蛇添足”，寓言的目的是劝说昭阳要知足，不然会遭到丢官身亡的下场。还比如《魏策四》中的“南辕北辙”，《燕策二》中的“鹬蚌相争”等等。这些寓言所反映的思想大都合情合理，源于生活，用来说服领导者非常合适。
相对于上面那些循序渐进的游说技巧，《战国策》让人印象最深的论辩技巧莫过于耸人听闻，虚张声势了。这会使统治者产生畏惧心理，从而在心理上屈服，听从这些谋士的建议。
对于一个君主来说，普通的陈述每天听得太多太乏味了，可是，如果有一个人在他面前突然很放肆，直言不讳的抨击他的过失，怒骂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反而会让君王对他刮目相看。例如，在《东周欲为稻》中，苏子一开口就指责西周君什么什么做错了，言辞激烈，这样做的后果是西周君没有发怒反而就很轻易的接受了他的意见。
而夸张的手法也特别能说服人。“古者使车毂击驰，言语相结，天下为一；约中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饬，诸侯乱惑，万端俱起，不可胜理；科条既备，民多伪态……”像这样的排比句和夸张句铺陈开来，具有极强的说服力。所以，游说时讲究语言艺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
总体来说，《战国策》的论辩技巧是非常繁复的，每一种技巧都有它的独到之处，也都有一定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起到说服人的效果，容易让人接受，这才是它最大的价值。我欣赏《战国策》欣赏它的文辞之盛更欣赏它所体现的智慧与胆识，那样的时代那样的文人以及他们所体现的气魄，是后世所难以企及的。他们的智慧与才华更是值得我们终身学习的。
注释：
①《战国策》，《秦令樗里疾以车百乘入周》
②《战国策.楚策》，《庄辛说楚襄王》
③《战国策.楚策》，《庄辛说楚襄王》
这个故事讲的是，战国时期，齐国的相国邹忌以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劝说齐威王广开言路，鼓励进谏，以兴利除弊的事情。齐威王听了邹忌的谏言，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下令：“能当面指出我过失的，可得上等奖赏；上奏章规劝我的，可得中等奖赏；在朝廷或街市中议论我的过失，并传到我耳朵里的，可得下等奖赏！”命令刚刚下达，群臣都去进谏，一时川流不息，门前和院子里像集市一样热闹。
“门庭若市”中的“门庭”究竟作何解？查阅各类辞书，主要有如下三种情况：一、将“门庭”释为“门前”。持这种解释的是《汉语大词典》（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年出版）：“门庭若市，门前像集市一样。形容来的人很多，非常热闹。”二、将“门庭”释为“门口和庭院”。持这种解释的有《古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出版）：“门庭若市，门口和庭院像[市一样。形容来访的人多。”《中国成语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出版）：“门庭若市，门口和庭院里热闹得像集市。形容来者众多。”持这种解释的还有《汉语成语大词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中华成语大词典》（唐建平主编，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第3版）、《汉语成语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16年出版）等。三、未作具体解释。《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出版）：“门庭若市，形容来者之多。《战国策・齐策一》：‘群臣进谏，门庭若市。’”
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2003年版）第一册课文《邹忌讽齐王纳谏》，课文下面对“门庭若市”的注解是这样的：“门庭若市，门前和院子里像集市一样。形容进谏的人多。”
乍看上面的解释好像都说得通。但结合文本的语境来考察，这些解释都难以让人信服。请问，群臣进谏时，是何处的“门庭”像集市一样热闹呢？联系上下文，我们可以推断，“群臣进谏，门庭若市”，这里“门庭”应该是朝廷的意思。“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是指齐威王命令之后，众大臣纷纷上朝廷进言规劝，使得朝廷像集市一样热闹。
那么，“门庭”有朝廷的意思吗？有的。这个答案是能够成立的。
首先，我们看看《汉语大词典》的注释。《汉语大词典》是目前规模最大的汉语语文工具书，具有很强的权威性。《汉语大词典》对“门庭”的解释一共有五个义项：①迎着门的空阔的地方。②家门；门户。③门径；方法。④派别。⑤ “犹宫廷”。第⑤个义项“犹宫廷”，犹如宫廷，即朝廷。朝廷是由帝王及其大臣构成的统治集团。例证是《墨子・尚贤上》：“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孙诒让间诂：“盖凡宿卫（庶子）位署，皆在路寝内外朝门庭之间，故此书谓之门庭庶子。”《三国志・蜀志・费诗传》：“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
其次，我们还能从其他文献资料中找到“门庭”作朝廷解的例证。例如《旧唐书・本纪第八》中：“自今已后，诸公、公主、附马、外戚家，除非至亲以外，不得出入门庭，妄说言语。”又如北宋李上交《近事会元》卷八：“唐明皇开元十年九月，禁诸王、公主、驸马外戚家，除非至亲以外，不得出入门庭，妄说言语。”这两例中的“门庭”均为朝廷的意思。
由此可见，《战国策》中“门庭若市”的“门庭”释为朝廷义，既符合语境义，又有文献资料可做佐证，应当是一种确切的解释。
古代表示朝廷的词语，除了“门庭”之外，还有很多。下面句中加点的词语都是表示朝廷的意思。
①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岳阳楼记》）“庙堂”指朝廷。庙，宗庙（皇帝的家庙）；堂，大殿（皇帝执政的地方）。
②辇路江枫暗，宫庭野草春。（唐・司空曙《金陵怀古》诗）宫庭，指帝王居住和勤政的处所。
1、释义：意愿得到满足，符合心愿。
2、出处：《战国策·齐策四》：“ 孟尝君逐於齐而复反。谭拾子迎之於境，谓孟尝君曰：‘君得无有所怨於齐士大夫？’ 孟尝君曰：‘有。’君满意杀之乎？’ 孟尝君曰：‘然。’”
3、用法：作谓语、宾语。
4、近义词：惬心、偃意、合意、如意、满足。
5、反义词：生气、不满、失望、消沉、扫兴。
（来源：文章屋网 ）
默然静逸意思是宁静安详，沉默不语。
”默然“出自《战国策·齐策四》：“宣王默然不说。”默然“表示沉默不语的样子，是一种状态。多表示无言以对或者对别人的言论心存不满没有表现出来。
”静逸“出自《在江边小坐》，表示宁静安闲。
（来源：文章屋网 ）
1、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一个汉语词汇，比喻人们应当牢记以前的经验教训，作为今后行事的借鉴。出自《战国策·赵策一》：“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
2、成语由来：
据《战国策·赵策一》记载，春秋末年，晋国的大权落到智、赵、魏、韩四卿手中，晋定公实际上成了傀儡。公元前458年（已进战国时期），晋定公派使者去请求齐、鲁两国出兵讨伐四卿。四卿得到消息后，联合出兵攻打晋定公。定公无力抵抗，只好被迫出逃，结果病死在路上。
定公死后，宗室姬骄被立为国君，史称晋哀公。智卿智伯独揽了朝政大权，成为晋国最大的卿。其他三卿赵襄子、魏桓子和韩康子都不敢和他抗衡。智伯分别向魏桓子和韩康子要了土地。当他要求赵襄子割地时，遭到了严厉拒绝。智伯非常恼怒，立即派人传令给魏桓子和韩康子，要他们出兵和自己一起去攻打赵襄子。
赵襄子估计智伯会攻打他，忙找谋臣张孟谈商量。张孟谈建议到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去抵抗。到了晋阳，赵襄子发现能够打仗的武器很少。张孟谈劝道：“这里的围墙是用一丈多高的楛（hù）木做的，殿柱是用铜铸的，这些都是制造武器的好材料。”智伯率魏、韩两家攻打晋阳，由于魏、韩不愿为智伯卖命，智伯无法取胜。
晋阳被被智伯水淹，围困了整整三年，由于地面积水，老百姓都在树上搭起棚子来居住，城里粮食也快要吃完，很多人冻饿成病，军心也开始动摇了。一天，张孟谈面见赵襄子，说：“魏、韩两家是被迫的，我准备去向他们说明利害，动员他们反戈联赵，共同消灭智伯。”赵襄子听了非常高兴，连连拱手表示感谢。
当天夜晚，张孟谈潜入魏、韩营中，说服了魏桓子和韩康子，决定三家联合起来消灭智伯，事成之后平分智氏之领地。到了约定的那一天，赵、魏、韩三家联合进攻，杀得智军四散逃窜，智伯被擒。从此，晋国成了赵、魏、韩三家鼎立的局面。
一天，张孟谈向赵襄子告别。赵襄子急忙挽留。张孟谈说：“你想的是报答我的功劳，我想的是治国的道理，正因为我的功劳大，名声甚至还会超过你，所以才决心离开。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君臣权势相同而永远和好相处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请你让我走吧。”赵襄子只好惋惜地答应了。张孟谈辞去官职，退还封地，隐居到负亲丘去，在那里平安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
（来源：文章屋网 ）
【摘要】《集成》著录传世之“安右矛”三件，编号11488―11490，本人曾于2011年《东周有铭兵器考释三则》一文中讨论过其中的一件（编号11490）。本文对前了修正，认为此器的铭文当释读为“安平右”为妥，是器当为战国早期齐国兵器，齐之安平即是春秋纪国之“”。
传世战国兵器“安右矛”，《集成》著录有三件，编号11488―11490，其中11488、11489两件亦为《三代》（20.35.3―4）、《总集》（7628、7629）等多部金文著录书所收录。笔者过去曾经撰文单独讨论过11490这件，可惜此矛铭文拓本字迹漫漶，又受学力目力所限，故径据《集成》（修订增补版）所作释文“安术右”展开讨论。由其旧藏家柯昌泗之拓本跋“己未年直隶遂城故墟出土”，考证遂城为战国时之武遂城；又以“术”为上古船母物韵，“遂”为上古邪母物韵，且《礼记・学记》云：“家有塾，党有庠，术（遂）有序，国有学”，以为“术” “遂”二字音近通假，“安术”即是“安遂”，认为此矛或与《史记・赵世家》记载的“悼襄王二年，李牧将攻燕，拔武遂、方城”事有关[1] 。近期笔者重检此文，比照11488与11489之铭文拓本，认为此说有修正之必要，故作此订补。
比较诸家所收录铭文，以11489（即《总集》7629）较为清晰可辨，照录于此（图一）。
对于字隶定为“安”字，字隶定为“右”字，诸家均无意见，主要是字旧多不识。《集成》（修订增补版）隶定为“术”；何琳仪先生认为可释为“采”，以为“采”“平”均属并纽，双声可通[2] 。孙敬明先生与董珊先生均已在文章中称此矛为“安平右矛”[3]。
按，字形态，三器分别写作（《集成》11488）、（《集成》11489）、（《集成》11490）。“术”字，甲骨文中或作（《合集》2940）、（《合集》16267）等，战国楚简或作（《包山》273），可知隶定此字为“术”不确。“采”字，甲骨文或作（《铁》242.1）、（《前》4.45.4）等，金文或作（《集成》5992）、（《集成》5402），战国楚简或作（《郭店》性自命出45），可知释为“采”亦有些牵强。
笔者认为，此字当释读为“平”为妥。何琳仪先生也认为“采”与“平”不但音近，而且形亦近[4]。“平”字在战国文字中或作（《集成》10926）、（《玺汇》0313）、（《陶汇》3.624 ）、（《陶汇》3.21），正与 字写法类似，或是体现加点画或偏旁的繁化现象[5]。
如此，传世之“安右矛”当释读为“安平右矛”为妥。
“安平”在战国时有齐、赵两地。赵之安平，《史记・赵世家》：“吾国东有河，薄洛之水，与齐、中山同之。”《集解》引徐广曰：“安平经县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正义》云：“按，安平县属定州也。”[6]又“公子成为相，号安平君，李兑为司寇。”[7]《集成》11670录有赵器“六年安平守铍”。
此矛应属战国早期齐国器物。其一，“安”字之写法，正是战国时期齐国文字的俗体流变[8]；其二，战国齐系兵器铭文多为铸造，三晋兵器铭文多为刻划。因此，前者结体宽博，运笔粗犷；后者结体散漫，运笔细劲 [9]。
齐之安平，春秋早期之前是纪国之“”。西周时，纪国曾与齐国为敌，《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周夷王三年）“哀公时，纪侯潜之周，周烹哀公。”[10]春秋时齐国势渐强，始蚕食纪域。《左传・庄公三年》载：“秋，纪季以入于齐，纪于是乎始判。”判，分也[11]。纪季是纪侯幼弟，是其封邑，以入于齐而为附庸。《左传・庄公四年》又云：“夏，纪侯大去其国，违齐难也。”[12]至此纪大部入于齐，齐改为安平。战国时齐襄王封田单为安平君。《战国策・齐策》云：“安平君，小人也。”吴师道云：“（安平）徐广云：此海东安平。《正义》云：在青州临淄县东，古纪国之邑。《索隐》云：单初起安平，故以为号。张琦云：故城在今（山东）临淄县东十九里。”[13]秦灭齐后，改为东安平县，属齐郡。汉为甾川国东安平县。《汉书・地理志下》：“孟康曰：‘纪季以入于齐，今亭是也。’师古曰：‘阚云博陵有安平，故此加东。’”[14]其地今当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皇城乡皇城营村东南部，西距齐国故城3公里。1984年被公布为淄博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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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博：《东周有铭兵器考释三则》，《文物春秋》2011年2期。
［2］［4］何琳仪：《古兵地名杂识》，《考古与文物》1996年6期。
［3］ a.孙敬明：《氏左戈考》，载《孙膑兵法暨马陵之战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48页；b.董珊：《战国题铭与工官制度》，北京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07页。
［5］［8］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6页。
［6］ 《史记》卷43《赵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1809―1810页。
［7］ 同［6］，第1815页。
［9］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9页。
［10］ 同［6］，卷32《齐太公世家》，第1481页。
［11］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161页。
［12］ 同［11］，第165页。
［13］ 范祥雍：《战国策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25、727页。
the bird that starts at themere twang of a bowstring-badly frightened person
According to Intrigues of the Warring States・Intrigues of Chu Ⅳ, during the end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State of Qin was growing stronger day by day and to be greedy for seizing another six states. At the same time, the States of Zhao, Chu, Yan, Qi, Han and Wei determined to ally together to stand up to Qin.
Once the envoy of the State of Wei, Wei Jia accompaniedwiththeministerof Chu,Marquis Chunshen and discussed about a suitable chief general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State of Qin together. Wei Jia knew that the minister was ready to order Marquis Linwu to be the chief commander of the allied force, and he expressed his different point of view.
When the minister asked the reason, Wei told him a story first: "There was a high official of the State of Wei, named Geng Lei. He was a crack shot at using a bow. Once Geng accompanied the King of Wei going hunting. On the way, high in the sky, a few wild geese happened to fly over. Geng told the King: 'I can shoot a goose down only by drawing my bow without an arrow.' At first, the King didn't believe it. After a while, a single goose was just flying over their head, Geng drew his empty bow immediately. Unexpectedly, the goose fell to the ground by the twang of the bowstring. The King was astonished and said: 'I really didn't know you have such an excellent,ability. 'GengLeireplied:'Honestly speaking, its not my ability. I found that the single goose couldn't fly faster because of the pain from the former wound, and it called so sadly because of the separation from its mates. So when it heard the twang of the bowstring, it frightened out of its wits and fell down at once. '"
Then Wei Jia continued:"Marquis Linwu was just defeated by Qin troops, it's just like the wounded goose and how can he be the chief commander of the allied force."
Now we use it as a metaphor to refer to badly frightened person.
此语出自《战国策・楚策四》。战国末年,秦国日益强盛,对其他各国虎视眈眈。赵、楚、燕、齐、韩、魏六国决定联合抗秦。
一天,赵国使者魏加和楚国春申君一起商讨抗秦主将的人选。当魏加知道春申君准备让临武君担任主将时,他却不同意。
魏加讲了下面的故事。他说:“以前魏国有个大臣叫更羸,他是名神箭手,射箭可以说百发百中。一次他伴随魏王外出行猎,天上飞过几只大雁,他对魏王说:‘大王,我只要用弓,不用箭就可以把鸟射下来。’魏王不信,过了一会儿,一只大雁从东飞来,更羸举起弓,不用箭,拉了一下弓弦,大雁真的从空中掉了下来。魏王吃惊地说:‘想不到你真有这样的本领。’更羸说;‘不是我有这种本领,而是这只鸟受过伤,飞不快,叫声也悲哀,听到弦声就想高飞,伤口开裂就掉下来了。’”
接着魏加说:“临武君刚被秦军打败过,见到秦军就害怕,就像受过伤的鸟一样,怎么能让他但任抗秦主将呢!”
后用此典比喻受过惊吓或打击的人,遇到类似情况就会惶恐不安。
在古代社会，人口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研究战国中山国历史，尤其是经济史，人口问题不容忽视。笔者曾根据现有资料对战国时期中山国的人口数量进行了大致的推测[1]，本文将对中山国人口最为集中、考古资料最为丰富的灵寿都城的人口规模、人口构成和人口管理等问题做更为细致的考察。
一、 灵寿城人口规模
中山桓公以灵寿为都，使其成为该国的政治中心，催化了城市规模的迅速发展。灵寿城是战国时期中山国规模最大的城市，由对城址的考古调查可知，灵寿古城城垣是依自然地形而建，平面为不规则的椭圆形，整个城址分成东城和西城两部分。东城东北部为宫殿区，南部为成组的大型建筑区，西部为大面积的官手工业作坊区;西城北部为王陵区，南部为居民区。整个城址东西最宽约4000米，南北最长处约4500米。据原报告提供的资料推测，其总面积约为18平方公里。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城规模宏大，我们将灵寿城与几个时代接近的都城遗址进行了比较，作为千乘之国的都城，灵寿城与这些都城相比，在规模上毫不逊色(表一)。
灵寿城规模庞大，作为中山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人口集中，一派繁荣景象。据考古资料，灵寿城九、十号遗址是城内的中心活动区及商业活动中心，建筑遗迹密集。其中E9T3③F2二号房址的房基东北角墙基内放置有一块长60厘米、宽40厘米的河光石，一部分石面露出墙基外，其作用是防止过往车辆撞击墙体，因为墙外即为当时的道路，可见当时灵寿城的“市”是很繁华热闹的。另外，E9T15③F3～ E9T22③F6是一组大型建筑遗迹，从室内地面均无地灶痕迹、又无生活用的陶器遗存来看，这组建筑不属于民用住房，可是屋内地面土却较厚，应该是经过了长期使用和人们的频繁踩踏而形成的。其建筑用瓦的规格不大，且为素面半圆形瓦当，应属于民间建筑，加之这里是城内的商业活动中心，故推测这组建筑很可能是当时商业活动中公共聚集的场所[2]。可见，灵寿城的商业十分繁荣，而商业的繁荣吸引了大批人口聚集都城。
从以上城址面积、城市繁荣程度可以看出，中山国灵寿都城的人口规模庞大。那么能否对灵寿城的人口规模做出进一步的估算呢?
临淄户数是目前所见唯一保存下来的先秦城市人口资料。《战国策·齐策》中记载苏秦说齐宣王语:“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研究春秋战国都城人口数目者大多由此入手，利用此临淄城户数，结合考古发现的临淄故城面积，求得每户占有的面积数，再去推测临淄城及其他都城人口总数。马世之计算的结果是268平方米/户[3];曲英杰推算的结果是250平方米/户[4];蒋刚计算的结果是290平方米/户，并且他还以290平方米/户和学术界常用的5～6人/户的指数，对东周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列国都城的人口进行了估测，其中估测中山灵寿城约为24.1～28.9万人[5]。
以上这些有关都城人口数量的测算，所用材料一致，方法相同，但得出的结论却相差很大，其原因主要是对文献记载的理解不同。笔者认为，苏秦这段话作为说明临淄人口密集、经济繁盛的证据尚可，如以此作为临淄实际户数来进行人口的测算还需慎重。因为即使苏秦面对齐王不存在主观故意的夸大其词，但在人口统计尚不准确及时的战国时代，此一数字还是掺杂了很大程度的主观成分。如再以此临淄城人口为据，推算出每家每户所占面积，然后去衡量其他城市，那得出的结果必定会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因资料有限，现阶段尚无法对灵寿城人口的具体数字进行准确的测算，过分精准的数字反而有悖真实。在此，笔者仅就其人口的规模进行大致的估计。
在已知中山国人口数的基础上，根据城乡人口比例，或可间接推算出灵寿城大致的人口规模。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劳动者人数的多寡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汉书·食货志》中说:“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统治者甚至对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做出了详细的规划。《商君书·农战》载:“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把农业人口所占比例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百人务农，一人闲居，可以成王业;十人务农，一人闲居，国家可以强盛;一半人务农，一半人闲居，国家就危险了。诚然，这里提到的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反映出统治者对此十分关注。
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与城乡人口的比重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但因农业人口主要在乡村，非农业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因此本文不再加以详细区分。
在古代城乡人口比例研究方面，学者们已经做过深入研究。姜涛对比考察了先秦、两汉以及唐宋以来的城市人口或非农业人口所占比重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关春秋战国的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比例，他采用了吴甲元关于齐国城乡人口比例的说法，即城市人口约占8.5%，乡村人口约占91.5%[6]，认为此说法倘若确有所据，应该可以代表春秋战国时期的一般水平;汉代的城乡人口比例，采取的是徐扬杰的说法，即汉代的非农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0%[7]，最后大致判定:中国传统社会的城市人口在正常情形下，基本维持在总人口的10%左右，而非农业人口维持在总人口的16.7%左右。也就是说，中国传统人口的城乡结构具有其内在的稳定性[8]。作者所用材料丰富，论证严密，得出的该比例数应该是比较可靠的。此外《先秦人口研究》一文也认为战国时期城市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5%～10%左右[9]。
根据笔者的研究，战国时期中山国的人口在100万左右，以城市人口占10%的比例计算，则中山国城市人口应在10万左右，灵寿城的人口应该不会超过这一规模。
二、 灵寿城人口构成
人口的构成不仅可以反映人口的一般性特征，还可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脉络。灵寿城内居民的身份是各种各样的，大体上可以分为官僚贵族、军队和平民。
贵族官僚 都城是最高统治者和国家权力机关所在地，乃贵族官僚聚集之巢穴。灵寿都城内的大型夯土建筑遗址有6处，其中位于东城东北区的三号夯土建筑遗址规模最大。从勘探调查及所采集到的标本综合分析，三号遗址很可能是当时灵寿城内的宫殿建筑区。其正南1500米处的七号夯土建筑群，与三号遗址大致处在一个中轴线上，应属官署类建筑。这些重要的建筑遗存，无疑是为贵族官僚等统治者所占有。陵墓区是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灵寿城的王陵墓地一共有两处，即城内王陵区和城外王陵区各一处。城内王陵区北面为中山桓公墓，南面为成公墓;城外的两座陵墓分别为中山王■墓和哀后墓。这些王陵均有十几米高的封土，自上而下分三级台面，顶部原有享堂建筑。成公墓西测的三座中山王族墓属中型墓葬，也都有夯筑封土和车马坑，其中M3、M4还各有一座陪葬墓。城址外西南部的现下三汲村发现有墓圹在7×9米和6×7.5米的大型战国墓各一座，蒲北村北、岗北村东和孙家庄南三处墓区内也发现一些墓圹约4×6米～3×5米的中型墓，这些应该是灵寿城中小贵族的墓葬。从宫殿基址和墓葬来看，各级贵族官僚确是中山灵寿城的统治者。他们虽然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但却是消费的主体。他们对于城市经济的作用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其奢华的生活需要大量物品来满足，因而刺激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所需的大宗消费品并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的实物支付，不正常的消费又限制了商业的发展。 军队都城乃国运所系，需要大批军队在此保卫。在灵寿城城垣垣基的勘查中，发现有四处与城垣垣基相连而外凸或内凹的大型夯筑附属建筑。第一处位于东城北垣西端，主要是用于驻兵保护东城北门阙。第二处筑于王陵区内的西城垣中部，其北侧为王陵区的西门阙，因此这座建筑应与护卫门阙有关。第三处位于西城西城垣的南部，周围散露出大量的空心砖、板瓦、筒瓦、素面半瓦当、碎陶器、箭镞及红烧土的堆积等遗物。此建筑大于其他三处附属建筑，根据暴露于地表的遗物分析，这处大面积的夯土建筑似为军队的驻地。第四处在西城最南端的城垣上，可能主要用于河防。由这些城墙防御设施建筑遗址以及出土的兵器可以想见，当时的灵寿都城肯定是重兵把守之地，城内驻兵数目可观。灵寿城址周围发现许多随葬铜剑、铜戈、铜镞等兵器的小型墓葬，随葬品特点鲜明，其主人无疑应该是生前为中山国冲锋陷阵的士兵。
平民主要包括士、农、工、商四民，他们是城市中各种劳动的承担者，也是城市人口的主体部分。士的涌现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城市人口构成上的一大特点。许倬云先生在班固“古今人表”所载范围内，比较了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中“新人”(即士人)在表中人物总数中所占的不同比重。根据他的统计，在春秋时期，这种出身寒微、来历不明的新人平均占总人数的26%，战国时期则增加到55%[10]。春秋战国时期，家道衰落的上层贵族和下层中拥有专门知识和技能者构成了新兴的士阶层的主体。各种各样的士，如文士、武士、辩士、策士等等，在战国的舞台上表演着他们特有的技艺，为时展增添了无穷的活力。《吕氏春秋·贵卒》中提到的中山国的“多力者”吾丘鸠，《战国策·中山策》中“挈戈”随中山君而战的二人，都属于练得一身本领、报效其主的武士。《战国策·中山策》中还提到中山君“倾盖与车而朝穷闾隘巷之士者，七十家”，可见中山国士的人数十分可观。战国时期尚贤养士之风盛行，中山国铜器铭文中处处显示出中山君主对贤人的渴求，实际政治生活中，中山君对司马喜、张登等士人也是倍加信任和重用。这种对贤才的招揽政策，使得大批士人集中到都城之中。《管子·大匡》云:“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这里的“不仕”就是指没有当官的士，他们仍然要耕田，和农民都居住在靠近城门的地方，就是为了出城耕种的方便[11]。
战国时期城市的工商业功能大大加强，但城市居民中仍然存在农业人口，考古资料也证明，在一些繁华的都市内依然有农业人口的存在。灵寿城址内有三处比较大的居住遗址，其中二号居住遗址出土有磨光石凿(凿长10.6厘米)和陶网坠，这些出土遗物说明这里居住的很有可能是从事农业的人口，且二号居住遗址紧邻西城墙，靠近城门，这也和文献记载及其他都城考古中农业生产者的聚落遗址所在位置大体相同。
灵寿城有大面积的手工业作坊区。四号遗址是制陶作坊遗址，现存面积为东西200米，南北200余米，文化层平均厚度1.2～3米。五号遗址是铸铜、铁器作坊遗址，面积较大，南北960米，东西580米，文化层厚1.2～1.7米。这样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区必定聚集着数量庞大的手工业者。而且从出土遗物可知，中山国手工业部门齐全，分工细密，这也是要以大量的手工业人口为基础的。位于手工业作坊遗址西南角的六号居住遗址，现存面积东西300米，南北180米，发现较多夯土建筑残迹、灰坑，初步确定为居住区，应该就是这些手工业者居住的地方。中山王墓葬中出土的大批精美的青铜器、玉器，大多应是在灵寿城官手工业区制造的。灵寿城中的各种手工业者，用他们的聪明智慧为中山国创造着“多美物”的奇迹。
前述灵寿城之繁华，集中表现在“市”的人口密集，而毫无疑问，“市”中密集的人口多为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商贾。《史记·货殖列传》中亦载中山之地乃温、轵商贾贩运经营之地。中山“仰机利而食”的民风，即与其商业的发达密切相关。灵寿城的商人在发展中山国经济上也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
总之，灵寿都城人口主要由官僚贵族、军队和平民构成。官僚贵族和军队是城市内主要的消费群体，消耗大量国家财富，但同时这种消费客观上也刺激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士、农、工、商四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合理的人口结构无疑会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上层人口的急剧增长，平民生活的恶化，则会阻碍社会生产的发展。
三、 灵寿城人口管理
大量人口集中在城市，为了使城市人口生活在一个正常而有序的环境里，政府必须实施有效的管理。这不仅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关系到国家政权的稳固。
城市居民管理是在城市居民组织的基础上进行的。《国语·齐语》记载了管仲对国都的规划:“五家为轨，伍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管子·小匡》中的记载与之大体相同。可见，春秋战国时期临淄城居民组织系统大致分为轨、里、连、乡四级。这其中“里”和“乡”的地位十分重要。《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中，晏婴告诉齐景公:“坏室乡有数十，饥氓里有数家。”《墨子·明鬼》中说:“何不尝入一乡一里而问之” ;“内者宗族，外者乡里”;“取亲于乡里。”《吕氏春秋·安死》曰:“皆乡里之所釜鬲者而逐之。”以上诸篇中每言及城市居民组织，多称 “乡”、“里”，或将二者连称。乡是春秋战国时期城市居民组织的基准单位，而里则是乡辖下的区域单位和城市居民的聚居单
位[12]。
《战国策·中山策》中提到，中山国的士居住在“穷闾隘巷”，此“闾”即“里”也。《周礼·地官·大司徒》载:“闾、里皆二十五家。乡谓之闾，遂谓之里。”可见“闾”是和“里”一样的单位，只是称呼不同，在城市中称“闾”，在乡村中称“里”。有时“闾”、“里”也并不严格区分，《战国策·齐策》有“乃使人听于闾里”之言，诸子中“闾里”连称也颇常见。由此可知，中山国城市中也有“闾里”这一居民组织。
那中山国是如何在“闾里”这一居民组织基础上实施具体的人口管理呢?根据文献记载可窥其一二。《周礼·地官·闾胥》载: “闾胥各掌其闾之征令”，闾胥掌管本闾有关征收赋税、徭役的命令。《周礼·地官·里宰》载: “里宰掌比其邑之众寡，与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里宰掌管清查本里人数，以及六畜、兵器数，执行有关政令。城邑中闾里的执掌人物为“闾胥”和“里宰”，他们的职责明确，就是对闾里实行严格的管理。“里域不可以横通，闾■不可以毋阖”[13]，里周围用围墙封闭起来，且里中只设一条直通的道路，在道路的一端或两端设置里门，并派人把守，以便控制里中居民。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的对城市居民采取的这一封闭式管理模式，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一直延续了千余年，直到宋代方废弃[14]。“闾里”组织通行于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城邑中，所以，《管子》中所讲到的有关闾里的管理制度，在战国时代应是带有普遍性的，我们可以藉此了解中山国灵寿城内的居民管理制度。
综上所述，战国中山国灵寿都城聚集了大量的人口，根据城乡人口比例推测，其规模的上限应该在10万人左右;主要由贵族官僚、军队和平民组成;城内有“闾里”居民组织的设置，并在此基础上对居民实行严密的管理。
[1] 曹迎春:《战国中山人口探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2期。
[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42页。
[3] 马世之:《略论楚郑都城市人口问题》，《江汉论坛》1988年1期。
[4] 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4页。
[5] 蒋刚:《东周时期主要列国都城人口问题研究》，《文物春秋》2002年6期。
[6] 吴甲元:《中国人口思想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5页。
[7] 徐扬杰:《汉代的农业生产水平问题浅探》，《史学月刊》1982年3期。
[8] 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1页。
[9] 焦培民:《先秦人口研究》，郑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10] 许倬云:《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下册。
[11] 宋仁桃:《战国秦汉城市人口结构初探——以农民问题为中心》，《史学月刊》2006年5期。
1、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释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用于比喻同类的东西常聚在一起，志同道合的人相聚成群，反之就分开，是朋友之间门当户对、志同道合的统称。
2、“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拼音：wù yǐ lèi jù，rén yǐ qún fēn 。出自《战国策·齐策三》。
3、相关典故
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名叫淳于髡。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被任命为齐国的大夫。他经常利用寓言故事、民间传说、山野轶闻来劝谏齐王，而不是通过讲大道理来说服他，却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有一次，齐宣王想攻打魏国，积极调动军队，征集粮草补充兵源，使得国库空虚，民间穷困，有的百姓已经逃到其它国家去了。
淳于髡对此十分忧虑，他就去求见齐宣王．齐宣王爱听故事，淳于髡投其所好，说：“臣最近听到一个故事，想讲给大王听”，齐宣王说“好啊，寡人好久没听先生讲故事了。”淳于髡说：“有一条叫韩子卢的黑狗，是普天下跑得最快的狗。
有一只叫东郭逡的兔子，是四海内最狡猾的兔子，有一天，韩子卢追逐东郭逡，绕着山跑了三圈，又翻山顶来回追了五趟，兔子在前面跑得精疲力尽，狗在后面追得力尽精疲，双双累死在山腰，一个农夫看见了，没花一点力气，就独自得到了这个便宜。”齐宣王听出淳于髡语中有话，就笑着说：“先生想教我什么呢？”淳于髡说：“现在齐、魏两国相持不下，双方的军队都很疲惫，两国的百姓深受其害，恐怕秦、楚等强国正在后面等着，像老农一样准备捡便宜呢。”齐宣公听了，认为很有道理，就下令停止进攻魏国。
齐宣王喜欢招贤纳士，于是让淳于髡举荐人才。淳于髡一天之内接连向齐宣王推荐了七位贤能之士。
齐宣王很惊讶，就问淳于髡说：“寡人听说，人才是很难得的，如果一千年之内能找到一位贤人，那贤人就好像多得像肩并肩站着一样；如果一百年能出现一个圣人，那圣人就像脚跟挨着脚跟来到一样、现在，你一天之内就推荐了7个贤士，那贤士是不是太多了？”
淳于髡回答说：“不能这样说。要知道，同类的鸟儿总聚在一起飞翔，同类的野兽总是聚在一起行动。人们要寻找柴胡、桔梗这类药材，如果到水泽洼地去找，恐怕永远也找不到；要是到梁文山的背面去找，那就可以成车地找到、这是因为天下同类的事物，总是要相聚在一起的。我淳于髡大概也算个贤士，所以让我举荐贤士，就如同在黄河里取水，在燧石中取火一样容易、我还要给您再推荐一些贤士，何止这七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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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及中华儿女外柔内刚的天赋性格相谐和，构成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明显格调。
古筝作为我国一种古老的民族乐器，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不论是在家中陶冶情操，还是到演出场和演奏，古筝都有自己独特的东方魅力，深深吸引着中西方的人们。而在演出时候的服装选择，也是一种品位的体现。让我们来看一下我国古代时候最繁盛的朝代――唐朝的弹筝女性的装扮，来感受大唐的文明……
在唐代社会中，士人阶层和筝乐是两个较为特殊的阶层，这两个阶层之间的相互交往不但规模大，而且密切。唐代长安的平康坊，以红笺名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唐代文人琴乐实践非常丰富，在唐诗中的记述颇多。如张祜的“玉律潜符一古琴，哲人心见圣人心”。韦庄的“不须更奏《幽兰》曲，卓氏门前月正明”。其中“淡和”、“虚寂”的审美追求从文人琴乐中得到充分的展现。最典型的可举白居易《清夜谈兴》：“月出乌栖尽，寂然坐空林。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现以孟浩然笔下的弹筝女性形象为代表。
孟浩然《宴崔明府宅夜观妓》
“画堂观妙妓，长夜正留宾。烛吐莲花艳，妆成桃李春。髻鬟低舞席，衫袖掩歌唇。汗湿偏宜粉，罗轻讵著身。调移筝柱促，欢会酒杯频。倘使曹见，应嫌洛浦神。”
鬟圆环状发式。实心称髻，空心称鬟。其制有多种，一般作成两个，左右各一；亦有作一个及数个者。或高竖于头顶，或下搭于耳际。多用于年轻妇女。南朝梁简文帝《咏舞诗》“入行看履进，转面望鬟空。”《宋书・五行志一》：“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间妇人结发者，三分发，抽其鬟直向上，谓之 飞天”。始自东府，流被民庶。”面牧：敷面之粉。包括米粉及胡粉。通常作成白色，施之面颊以助姿容。其俗出于先秦。《楚辞・大招》：“粉白黛黑，施芳泽只。“清王夫之注：“粉以涂面，黛以画眉。”《战国策・赵策》：“郑国之女，粉白黛黑。”秦汉以后例行不衰。男女贵贱均可使用。以妇女所用者为多。汉刘熙《释名・释首饰》：“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胡粉，胡，糊也，脂和之如糊，以涂面也。”史游《急救篇》：“芬熏脂粉膏泽。”唐颜师古注：“粉谓铅粉及米粉，皆以傅面，取光洁也。”唐罗隐《咏粉》诗：“每持纤白助君时，霜自无雪自疑。朗若姓何应解傅，女能窥宋不劳施。妆成丽色唯花妒，落尽啼痕只镜知。最好至京仙署里，更和秋月照琼枝。”一般和胭脂配合使用，先傅白粉，然后以胭脂涂抹双颊；亦有将胭脂、白粉调匀后直接施以脸上者，俗称“檀粉”。粉的实物在考古发掘中屡有出土，有的包裹在布袋之中；有的呈粉末之状，有的被做成粉块，以粉饰面的习俗一直流传至今。
罗：一种采用绞经组织的透孔丝织物。由于经丝的纠绞，罗的孔眼呈椒形，即所谓“椒孔日罗”。织罗技术源于上古时期的织网活动，早期的罗多被用作渔猎的网具。因其质地轻薄，孔眼稳定，牢固耐用，渐被用作夏服或帐幔。始于商代，春秋以后品种渐多，并从素罗发展为各种花罗。从湖南、湖北等地战国、秦汉墓出土的大量实物来看，当时的织罗按术已达很高水平。古文献中屡有记载。《战国策・齐四》：“下宫糅罗纨、曳绮毂，而士不得以为缘。”《楚辞・招魂》：“罗帱张些。”汉王逸注：“罗，绮属也。”汉司马相如《子虚赋》： “于是郑女曼姬，被阿，揄缟，杂纤罗，垂雾雾。”刘熙《释名・释采帛》：“罗，文罗疏也。”汉代已来一直被视为织物中佳品，尤其在夏季的南方，更受欢迎，多用作贵族衣裙。
薄罗衫子：以沙罗制成的夏农。通常作成对襟，两袖宽博。因其质地轻薄透明而得名。多用于宫廷贵妇，著后可透出肤色。晚唐五代较为流行，尤以南方为常见。五代后唐庄宗《阳台梦》词 “薄罗衫子金泥缝，因纤腰怯铢衣重。”花蕊夫人《宫词》“薄罗衫子透肌肤，夏日初长板阎重。独自凭阑无一事，水风凉处读文书。”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是描写的这样一种情景：书室里观看妙妓表演，深夜留宾客落宿，在烛光的映衬下妆色如莲花般鲜艳，美若桃李。舞技的技艺高超，头寰都可以低到舞席上，时时用衫袖掩住歌唇，汗水的浸湿，使妆容更加贴妆，身着的对襟，两袖宽博、质地轻薄透出肤质的罗若不是很轻，岂能着身?一曲作罢，弹奏秦筝，调动筝柱，调音时候，欢乐的洒会频频碰杯，这个场面如果让曹植见到，应该比较下洛神赋了……
该首诗描写的弹筝女性呼之欲出：乐妓。在烛光的映衬下妆色如莲花般鲜艳，美若桃李。头寰，长衫袖。身着的对襟，两袖宽博、质地轻薄透出肤质的罗，弹奏秦筝……
一.运用出色事实
运用出色事实，通过归纳推理，进行有力反驳。
刘向集录的《战国策・秦策五》写道：姚贾带着秦王拨给他的战车、黄金，出访燕、赵、吴、楚四国，不仅消除了他们攻打秦国的图谋，还同他们缔结了友好盟约。秦王很高兴，对其加官进禄。韩非知道后，对秦王说了自己的意见。其论题是不能重用姚贾，其中一个论据是姚贾出身有严重历史问题：守门人的儿子，做过强盗，做官被逐。姚贾在秦王面前做了反驳，反驳的归纳推理式可以书写如下：太公吕望出身有严重问题，被老婆赶跑，子良逐臣，在棘津出卖劳力都没人雇佣，但文王任用了他，却统一了天下；管仲出身有严重问题，一度隐身苟活，是个没定罪的阶下囚，然而齐桓公任用他却称霸诸侯；百里奚出身有严重问题，做过乞丐，身价才值5张羊皮，然而秦穆公任用他，竟使西戎各国都来朝拜……可见，这些人都有耻辱的事情，然而英明的君主任用了他们，发挥他们的杰出才干，知道可以和这样的人建立功业。姚贾的上述归纳论证，事实出色，论据丰富，有力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反驳了对方的论据、论题，说服了秦王。因此，秦王继续任用姚贾，杀了韩非。
二.运用精彩道理
运用精彩道理，通过演绎推理，进行有力反驳。
刘向集录的《战国策・齐策四》讲道：齐宣王召见隐士颜，两人争论起来，其论题是“王贵士贱”还是“士贵王贱”。颜后来引用了老子的精彩论断“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进行演绎论证，其演绎推理式可以书写如下：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王侯地位尊贵，高大（文本省略小前提）；因此，王侯要以卑贱为根本，以低下为基础（“王侯称孤、寡、不谷”）。这一推理结论“王侯要以卑贱为根本，以低下为基础”，就是“士贵王贱”。因为事物的根本、基础，犹如生物的基因，决定生物的根本性质，事物的根本性质就是事物的本质。
老子的论断“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具有很深的哲理意义，揭示了尊卑、高低的对立转化，体现了辩证理念，因而道理很精彩。上述演绎推理严格遵守演绎推理的基本规则，因而逻辑严密。道理精彩，逻辑严密，因而有力进行了反驳。历经一番争论，齐宣王说他懂得了“士贵王贱”的道理，表示愿意做颜的学生。
三.运用灵巧比喻
运用灵巧比喻，通过类比推理，进行有力反驳。
吕不韦的《吕氏春秋・词》写道：惠子给魏惠王制订法令，法令制订好了，拿给人们看，大家都说好，惠王看了，也说好，拿来给翟翦看，也说好。惠王说：“可以实行吗？”翟翦说：“不可以。”惠王说：“好却不可以实行，什么原因？”翟翦通过一个比喻巧妙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惠王认为好的法令就应该实行，翟翦认为好看，但不适宜的法令就不可以实行。为了反驳对方的论题，翟翦用了类比论证。其类比推理式可以书写如下：喊劳动号子抬大木头与制订法令治理国家虽然是两种不同事物，但有相似之处，如，都要使人们步调协调才好进行；还应有相似处：如，抬大木头，要有适宜抬大木头的劳动号子，好听的音乐，对抬大木头来说，不如劳动号子适宜；治理国家，要有适宜的法令，好看的法令，如果脱离实际，就不适宜治理国家，因而不能实行。
这一类比推理，灵巧、贴切，因而有说服力。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众多通过精彩的类比论证进行反驳的事例，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卓越智慧。
四.巧妙论证相反论题为假
巧妙论证相反论题为假，通过假言推理，进行有力反驳。
刘向集录的《战国策・齐策二》写道：楚将昭阳统率楚军攻打魏国，攻下八座城池，还要转战攻打齐国。齐王使臣陈轸拜见昭阳，问他，按楚国法律，消灭敌军、杀死敌将，应封什么官爵。昭阳回答说上柱国。陈轸又问，还有什么爵位比这高贵吗？昭阳回答说，那只有令尹了。陈轸说，齐王不能有两个令尹，臣愿为将军打个比方：楚国有个人祭完祖先后，想用酒请门客喝，门客们商议后说，请让我们在地上画条蛇，先画好的喝酒。有个人把蛇画好了，还继续画蛇，说，我能给蛇画上脚，还没等这个人把蛇脚画成，另一个人也画好了一条蛇，从画蛇脚那个人手中夺过酒杯说，蛇本来没有脚，于是就喝下了酒。陈轸继续说：“现在将军辅佐楚国攻打魏国，消灭敌军，杀死敌将，占领了魏国八座城池……将军的名已经够了，官上面已经不能再加官。你战无不胜，却不懂适可而止。凡是战无不胜却不知适可而止的人，自己将招来杀身之祸，那道理就像画蛇添足一样。”昭阳认为陈轸的话很有道理，于是撤军而去。
齐国使者陈轸与楚国将军昭阳思想交锋的焦点是要不要适可而止，陈轸的论题“要适可而止”，以此反驳昭阳的论题“不要适可而止”。陈轸实际用了假言推理，证明反论题“不要适可而止”的错误，其假言推理式可以书写如下：不要适可而止，那么要招来杀身之祸；不要招来杀身之祸；因此，要适可而止。这是一个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否定后
件式，演绎推理的一种。这经过严密逻辑推理获得的推理结论“要适可而止”证明了反论题“不适可而止”的错误。为了使推理前提“不要适可而止，那么要招来杀身之祸”令人信服，陈轸还巧妙地用了“画蛇添足”招来失败的类比论证加以证明，更增大了假言推理的效果。
五.巧妙论证相关论题为假
巧妙论证相关论题为假，通过选言推理，进行有力反驳。
韩非的《韩非子・显学》写道：澹台子羽，相貌像君子一样，孔子就收养他做养子。相处久了，就发现他的品行和相貌不符。宰予的言辞高雅华丽，孔子就收养他做养子。相处久了，就发现他的智慧和口才不相符。因此孔子说：“凭人的相貌来判断人的优劣，我在子羽身上出了错误。凭人的语言来判断人的优劣，我在宰予身上出了错误……”因为喜欢一个人的言辞，就任用这个人怎能没有错误呢？所以卫国听信了孟卯的言论，造成了华阳战役的失败，赵国听信了赵括的纸上谈兵，有了长平兵败之祸……掰开马的嘴巴看牙齿和看马的外表，即使是伯乐也不能肯定马的好坏；给辆马车就驾驶，一直看它跑到终点，那么仆人也不会怀疑自己对马的好坏评价有问题……给他官职试试，考察他的功绩，那么，即使是平庸的人也不会怀疑自己的判断。所以英明君主的官吏、宰相，一定是从下面提升上来的，猛将一定是从士兵涌现出来的。
文章的论题是：认识人，只能从长时间的社会实践来考察。反驳了相对立的观点：认识人，或者只看相貌，或者只听语言。文章用了选言论证，其选言推理式可以书写如下：认识人，或者只看相貌，或者只听语言，或者只能从长时间的社会实践来考察；实践证明，认识人，不能只看相貌，也不能只听语言；因此，认识人，只能从长时间的社会实践来考察。在推理进程中，巧妙地证明了与原论题相关的一切可能性都不能成立。其巧妙处在于用了一系列出色的佐证。如，只看相貌，只听语言，大智慧的儒家创始人也看错了子羽和宰予。只听语言，历史上有卫国的华阳惨败、赵国的长平惨败。通过这些出色的佐证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认识人，不能只看相貌，也不能只听语言，根据选言推理，只剩下从长时间的社会实践来考察了。
一提饥饿,立刻让人感到恐惧、害怕。但生活中适当地节食,适度的饥饿,即实行“饥饿疗法”,不但能更好地“享受生活”,还有利身心健康。这方面的事例古已有之。
《战国策・齐策四》中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齐宣王要任用处士颜做官,以利禄引诱他,说做官后可以“食必太牢,出必乘车”。颜毫不动心,坚决辞谢,表明自己愿回家自在生活,“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他所说的“晚食以当肉”,就是饥饿的时候再进食,即使粗劣的食物吃起来也像吃肉似的好吃。
传说有一次乾隆皇帝到江南微服私访,他向浙江西塘镇关帝庙的慧灵和尚请教长寿之道。慧灵正色答道:“施主要常以‘鸡’‘鹅’为食,常思‘鸡’‘鹅’为本。施主若能切记,自然会悟出秘道。”乾隆回到住地,把慧灵的长寿秘道反复吟了几遍,顿时恍然大悟:“鸡”“鹅”与“饥饿”谐音,莫不是要我节制饮食、知道饥饿?这位万岁爷是不是从慧灵那里得到养生秘诀,不得而知。但他能在位60年,活了89岁,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肯定与他的生活方式、节制饮食有关。
作为一种促进人类身心健康的方法,“饥饿疗法”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适用的。健康专家洪昭光教授就告诫我们:要想身体健康,每天要做到四个“八”,即吃八成饱、睡八小时、行八千步、喝八杯水。其中“吃八成饱”就是我们所说的“饥饿疗法”。
在欧美一些国家,近年还兴起一种叫“热量控制”的新生活方式,许多人认为吃得越少寿命越长。如长期从事热量控制研究的美国学者保罗就认为,让身体长期保持饥饿状态,降低热量摄入,可避免过剩热量在体内囤积,减少人体负担,有利增强人体机能的活力而使人延年益寿,挑战人类寿命的极限。他还说:“如果人体17小时处于低热量状态,大脑会分泌出一种化学物质,这种物质一旦得到释放会让人产生兴奋快乐的感觉。”
对多数现代人来说,吃饭已不成问题,而营养过剩、肥胖倒成了影响人类健康的大问题。适当控制热量摄入,推广一下“饥饿疗法”,对促进人类健康、延年益寿或许不无益处。
(摘自《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