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7:51:1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木流牛马，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了解墨子的生平及《墨子》的思想内容。
2、识记掌握文中重要文言知识。
3、归纳给文言文断句的方法与技巧，提高断句能力。
4、学习文章的写作特点及文中展示的哲理。
目标重点难点：
掌握给文言文加标点的方法与技巧，提高断句能力。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今天我们来学习古文断句。
说到“断句”，也叫句读。我们在韩愈的《师说》中学到过“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其实古文一般都没有句读的，读书人往往边读边断，直到对文章的完全理解，因此古文断句标点是学习古文的一项基本功。古文断句标点与古文阅读理解是相辅相承的：正确理解古文，是断句标点的基础，反过来断句标点不正确，古文理解必定会受影响。
二、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古文断句的一些方法。
用“/”给下列句子断句，归纳断句技巧。
1.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
……
明确：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
断句心得：找名词(或代词)，定主宾，再定标点。
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
和现代汉语一样，名词或代词一般也常常作句子的主语和宾语，因此找出文中反复出现的名词或代词，就可以确定停顿的位置。
2.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
明确：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断句心得：找虚词，定位置，再定标点。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文言文中“之乎者也”之类的虚词特别多，它的主要作用是表示语法关系和语气的，是明辨句读的重要标志。像这里的“乎”表示疑问，它引起下面的“为之”和“不为”两个假设，后半句同理。
3.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断句心得：明修辞，巧判断，再定标点。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这句话主要运用排比的修辞手法，从“木”“流”“国”三个角度来阐述德义的重要性。
总结：我们在给文言文断句时，常犯的一个毛病是一边看一边点断，看完了文章，断句也结束了，待回头检查时，又觉得有许多不妥之处。其实这种“一步到位”的方法是行不通的。理解内容和断句是紧紧相关联的，熟读精思，理解大意是正确断句的前提。
三.结合上面的理解，给《非攻》一文断句
前提是先读懂文章，找出课文列举了哪五类人，先用“/”断开
……
1.“入园圃窃桃李的一人”
2.“攘人犬豕鸡豚者”
3.“入人栏厩，取人牛马者”
4.“杀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剑者”
5.“天下君子”对上述“不义之人”和对“攻国者”的不同看法
作者对这些“不义”之人进行了评价。这样，“人”找到了，故事读通了，标点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第一步：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第二步：然后我们发现，文章对前面四种人的评述方法是一样的，只是内容上有层递。我们来给他们定标点。
1.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
2.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
3.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
4.至杀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
5.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
好，以后我们在断句时，就要注意这几个方法。
1.找名词(或代词)，定主宾。
2.找虚词，定位置。
3.明修辞，巧判断。再定标点。
四.接下来我们来看墨子的这篇文章。
1.请同学们根据刚才的断句，朗读全文。
2.读准下面几个词语：
攘rǎng豕shǐ豚tún兹zī(通“滋”)厩jiù辜gū
3.给下面几个词语加注。
园圃：菜园果园(古人称种果树的地方为“园”，称种蔬菜的地方为“圃”。)
窃：偷非之：指责他。非，指责。
上政者：上面执政的人。得而罚之：捕得后处罚他。而，表顺承。
以：因为。亏人自利：损人利己。
攘：偷。犬豕鸡豚：狗猪鸡。豕，猪。豚，小猪。
不义：不正当。甚：超过。程度副词。
苟：假如。兹：通“滋”，更加。
罪益厚：责任更加严重。厚，严重。栏厩：养家畜的地方。厩，马棚。
不辜人：无辜的人，没有罪的人。拖：剥取。
当此：对此。知而非之：知道指责他们。
谓之不义：说他们不正当、不正义。大为攻国：大到攻打别人的国家。
弗：不。从而誉之：跟从他而且称赞他。誉，称赞。
五.再次朗读课文，说说文章说明了什么道理。
……
说明攻人之国为大不义的道理。
六.庄子善长运用比喻和对比的方法来说理，本文是用什么方法来说出这个道理的?
……
(1)通过类比，层层推导得出结论。
窃人桃李—鸡鸣狗盗—取人牛马—杀人越货—侵人之国
轻微—不太严重—较为严重—相当严重—罪大恶极
(2)对比。
窃人桃李、鸡鸣狗盗、取人牛马、杀人越货——侵人之国
非之、罚之—从而誉之
七.墨子介绍。
1.墨子，名翟，战国时鲁国人(或说宋国人)，墨家学派创始人。
2.今存《墨子》一书，都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对他的思想言论的记录。这是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依据。
3.墨子的学说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①兼爱非攻。所谓“兼爱”是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为天下人不相爱所致。
②天志明鬼。宜扬天命鬼神的迷信思想是墨家的—大特点。墨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它不仅决定自然界星辰、四时、寒暑等的运动变化，还对人世的政治起支配作用。
【关键词】 大理国；水利；牛耕；产量
大理国（937年-1094年，1096年-1253年，白语：Dablit guaif）是中国历史上西南一带建立的多民族政权，全国尊崇佛教。大理国社会是以农业为主的农耕社会，加之这一时期大理国治内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阶段，不被大的军事战争所拖累，又没有严重的社会动乱来困扰。而且据现有资料视之，亦没有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发生，因此，大理国农业又有了进一步发展。
一
大理国时期，在农业生产中，已经较普遍地利用水利灌溉系统。特别在滇池、洱海区域，对水利灌溉网络的维修与使用较为普遍。胡本《南诏野史》：“素兴性好游狎，广营宫室于东京，多植花草，于春登堤上种黄花，名绕道金棱；云津桥上种白花，名荤城银棱。每春月，挟妓载酒，自玉案三泉，溯为九曲流斛。男女列坐，斗草簪花，昼夜行乐。”显然此渠的开通不应晚于段素兴时。否则享国仅二年的素不可能在春登、云津桥上种花游乐。这一时期，大理国农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如滇池、洱海区域兴建的水利灌溉系统，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作用效果是明显的。元初郭松年到大理地区，见品甸（今祥云县）“甸中有池，名曰青湖。灌溉之利达于云南（指祥云地区）之野”。其至白崖甸（今弥渡）看到的亦是：“居民凑集，禾麻 野，――赤水江回环曲折，经于其中。”他到赵州甸（今凤仪）又见“神庄江 于其中， 溉田千顷，以故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灾。”[1]郭松年所见是元初情况，但大理国时期当亦如此。
在大理国时期 ，还有一种特殊的灌溉系统应用于农业生产。这就是大理点苍山的十八溪灌溉区。其利用地利优势，因山势利导，引泉水灌溉。这种方法并非大理国时才开始利用，早在南诏时期业已存在。《南诏德化碑》曾言此种情况为：“厄塞流潦，高原为稻黍之田；疏决陂沱，下隰树园林之业。易贫成富，徒有之无。家饶五亩之桑，国贮九年之廪。”郭松年于元初描述此种情况为：“若夫点苍之山，条罔南北，百有余里；峰峦岩岫，荤云戴雪，四时不消；上则高河、窦海，泉源喷涌，水镜澄澈，纤芥不容，佳木奇卉，垂光倒景，吹风嘘云，神龙所宅，岁旱祈祷，灵贶昭著；派为十八溪，悬流飞瀑，泻于群峰之间，雷霆砰轰，烟霞霭，功利布散，皆可灌溉。”[2]大理国时期情况当亦如此。由此可见，大理国时期 ，无论开渠筑堤的灌溉，还是因地利引水灌溉，无不显示出对灌溉系统网络地应用是较为熟练的。其农田水利灌溉如此，其农业生产景况当应与之相应，农业处于较大发展之中。
二
大理国时期，耕作中普遍使用牛耕。《高兴兰若碑》中曾载有寺院受到一施主施给的“牛二头，奴二人”。施舍牛，结合南诏时期耕作中使用牛耕，至少还保持“二牛三夫”的方法。因为这一技术“在云南一些地区长期稳定，元、明志书中均有著录，直到现在，大理北部洱源三营等地的一些地方仍沿用此法。”[3]有的学者认为，“奴二人”与“牛二头”并列，当“视为二牛二人构成一组耕作单位。”因此“一些地区已有较之先进的‘二牛二夫’式耕作法。”[4]是否存在除“二牛三夫”之外的耕作方法，因资料欠缺不得而知。“奴二人”与“牛二头”一同施给寺院，还不能仅据此确定存在“二牛二夫”构成一组的耕作单位。
大理国时期，冶铁业发达。据大理千寻塔发现的宋代文物，其中有一件铁制的金刚杵。[5]南诏时冶铁已能铸铁柱（唐标铁柱），延至大理国，冶铁技术当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如大理刀的冶铸闻名于世。这些都为铁农具的大量生产和使用 垫了基础。杨佐入大理国时“遥见数蛮锄高山，俄望及华人，遑遽叫号，招群蛮蚍聚。”[6]这些锄高山之人，其中有内地汉人参与，而此时内地铁农具的使用十分普遍，流入大理国从事劳动的汉人自然会把使用铁农具的习俗带入。故这些锄高山之人当会使用铁制锄头，同时也进一步说明大理国铁农具使用广泛，因为山区垦荒均已用之。又赛典赤来云南后，对云南的耕民曾说：“吾欲分尔耕，贷尔牛种、耒耜、蓑笠之具。”[7]赛典赤所贷耒耜当应是铁制农具。故此可以说，在大理国时期 ，铁制农具已经在农业生产中被普遍使用。这对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生产的发展作用巨大。
三
大理国时期，土地的垦辟范围进一步扩大。已经由坝区向山区垦耕。杨佐于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到云南商议买马之事，“自达虚恨界分，十有八日而抵束密之墟。前此三四十里，遥见土田生苗稼，其山川风物略如东蜀之资荣。”[8]从而大理国时期，耕地面积较之南诏时当有所增加。由于大理国时期土地不断由精耕细作区向荒地、山区拓展垦种这种发展状况，所以社会中出现两套分别用来计算两种土地类型的计量单位。南诏时计量土地面积的单位是双，《蛮书》卷8云：“田曰双，汉五亩地”。大理国时期增加用于荒地的计算单位“禁”。据汪宁生先生研究，《高兴兰若碑》中载有大理国的两种土地类型和两种面积计算单位：一是“禾地”，指稻田或已开垦之熟地，单位有“双”，“脚”、“分”，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为“一双十八分当三脚”；二是“搔地”，或指荒地或刀耕火种地，单位有“禁”。[9]大理国这种对不同类型的土地用不同的计量单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土地垦殖的扩大和发展。
大理国时期，农作物品种较为丰富，与中原内地所种物品种类相类似。南诏时，其地已然是“南俗务田农菜圃。”[10]“然专于农，无贵贱皆耕。”[11]“蛮治山田，殊为精好。”[12]“从曲靖州已南，滇池以西，土俗惟业水田。种麻豆黍稷，不过町疃。从八月获稻，至十一月十二月之交，便于稻田种大麦，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麦同时收刈。”[13]可见南诏时农作物品种已较齐全，而且耕作上还采用“稻麦复种”这种在当时较为先进的耕作技术。延至大理国时期，其土地农作物品种至少持有南诏时的种类，而且其生产技术当较南诏时有发展。元初李京见到居住在大理、滇中一带的白蛮“多水田、谓五亩为一双。山水明秀，亚于江南。麻、麦、疏、果颇同中国。”[14]其发展状况与内地相类。元初如此，大理国当亦如此。
大理国时期，由于农业生产技术较南诏时进一步，所以亩产量有所增加。据《新唐书・南诏传》载：在南诏时期 “然专于农，无贵贱皆耕。不徭役，人岁输米二斗。一艺者给田，二收乃税。”《蛮书》卷7亦载：“蛮治山田，殊为精好。悉被城镇蛮将差蛮官遍令监地催促，如监守蛮官乞酒饭者，察之，杖下捶死。每一佃人佃，疆畛连延或三十里。浇田皆用源泉，水旱无损。收刈已毕，蛮官据佃人家口数目，支给禾稻，其余悉输官。”南诏时期耕种之民，除留有供生存的口粮外，其余的收获均交给官府。其留与交的比例，据中国古代历代税粮制的一般情况分析之，大致有三种情况：或民多官少，或五五分成，或民较官得少。既使民多官少，以二倍之、三倍之计算，其产量亦不算高。况且《新唐书》所言的是人丁税，但以所征数目不多来看，粮食产量亦有限。而到了大理国时期，其产量却高于此。据张洪《南夷书》载：“赛公初下车，接见无虚日。虽以一壶浆，必笑而纳之，更厚其酬答，由是远近翕然俱来。赛公度其可与也，乃告其民曰：‘吾欲分尔耕，贷尔牛种、耒耜、蓑笠之具，度亩收若干？’夷曰：‘可得谷二石。’公曰：‘输官几何？’夷曰：‘半之’。公曰：‘太重，后将不堪。其牛种、耒耜之具，不复再给，牛死买牛，具弊修具，一家衣食所需，半岂能给？’夷曰：‘然则三分之一。’公曰：‘尔虽克供，惧尔子孙弗继也。后之代我者，必欲盈其数，则上下相恶矣。吾与尔约，[尔]我违，亩输米二斗，其勿捕。’夷大悦。或请曰：‘租甚轻，惟道里远，弗克致奈何？’赛公询其地之所宜，宜马则入马，宜牛则入牛，并与米质相当，不产牛马入以银，今之粮折牛马、粮折银是也。”赛典赤初到之地，是今大理或昆明地区，被询问之人，当为当地坝区之民。换句话说，亦就是大理国农业基础较好区域之民。其亩产二石，当为农业基础较好的田亩的产量。虽说是元初的情况，大理国时期当亦与之相当。故大理国时期，在农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其亩产一般在二石左右。较南诏时期产量有所增加。但在大理国时期，农业生产各地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一是表现在有的地方不宜耕种，是故 典赤允许以牛马、银抵粮税。二是大理国沿边一些地区后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发展较滇池、洱海区域落后。
【注 释】
[1] （元）郭松年，王叔武校注本.大理行记[M].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
[2] （元）郭松年：《大理行记》.
[3][4] 刘云明.大理国农业探略[J].中国民族史研究（第1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227.
[5] 邱宣充：《南诏大理的塔藏文物》刊《南诏大理文物》，文物出版社，1992.
[6] （宋）杨佐：《云南买马记》，（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7引此文。中华书局点校本，1979.
[7] 张洪：《南夷书》，转引自木芹《云南地方史讲义》。云南广播电视大学，1983.250.
[8] （宋）杨佐：《云南买马记》.
[9] 汪宁生：《云南考古》增补本，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253.257.
[10] （唐）樊绰：《蛮书》卷7.
[11]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2《南诏传》，中华书局，1975.
[12] （唐）樊绰：《蛮书》卷7.
在密林深山里，古隆中时隐时现。我乘兴而去，不知能不能乘兴而归。
古隆中的大门前：我们买了票便走了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古隆中的一个牌坊，左右两边的“宁静至远”、“澹泊明志”表现了诸葛亮虽然隐居山林，但却胸怀大志的心，中间两副对联“两朝开济老臣心、三顾频频天下计”又表现了诸葛亮的才学，透过牌坊往后看，小虹桥时有时无，好像在向人们展示着它身上的年轮，我们过去抚摩着它，好像看见了当时的事情：刘备和关羽、张飞冒着严寒，来到了诸葛亮的茅屋，想请诸葛亮给他做军师，诸葛亮不想去，便闭而不见，直到第三次被刘备感动了才出来相见，而且还给刘备讲解了当时天下的局势，刘备听了大喜过望……我为诸葛亮和刘备感到高兴。
再往上走，一间纪念馆便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走过几级阶梯，眼前就是诸葛亮的铜象，只见诸葛亮手拿羽毛扇，正风度翩翩地站在那儿，我们绕过铜象，向后走去。后面：左边六文官，个个彬彬有礼；左边六武将，人人虎胆熊威。我们顺着路往前走就到了这里的最后一个殿。
一进门，最抢眼的地方就是大殿上方“天下奇才”这一块匾了，这一块匾是赞扬诸葛亮的智慧的，中间供奉着诸葛亮，左右两边是他的儿子和侄儿，他们两个人都战死在沙场上，可以说是英年早逝，我们离开大殿，又来到了铜鼓台。
铜鼓台里的鼓是诸葛亮作战使用的，这个鼓是空心的，正面是鼓，可是一倒过来，它便是煮饭用的锅。钟鸣鼎食也许就是这样得来的。
出了铜鼓台，我们又来到了三义殿，三义殿里，刘、关、张三人以不同的姿态展示着。刘备在中间坐着，一脸威武，颇有大哥风范。关羽左脚向前迈，很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右边张飞瞪着一双大眼火暴脾气一览无余，门口青龙堰月刀宽阔大气。出来后，我们又朝着下一个景点出发了。
下一个景点是诸葛亮的家——草庐。不知这草庐是怎么盖的，竟冬暖夏凉，我们窝在里面竟然不想走，我们在这里见识了木流牛马，又看见了诸葛亮迎娶他夫人的牛车，还用了一下诸葛亮夫人凿米的东西用起来毫不费力，应该是用了杠杆原理。
在出隆中的路上，我们看见了一副巨大的“阴阳八卦图”是表达了诸葛亮的那种战法思想，我们走过八卦图，出了门，便乘兴地回家了。
玉龙雪山坐落在云南省横断山脉南端，至今还是一座“处女山”，从未有人征服过，海拔5000米以上终年积雪，即使是炎炎夏日也能观赏到，这对于生长在南方，从未见过雪的我极有吸引力。暑假里，我们一家有机会出游云南，自然不能错过这令我向往已久的地方。
玉龙雪山距离丽江城18公里，按照旅游行程，一大早，我们就从大理出发，行车去丽江。一路上，我们的旅游车一直行驶在弯弯曲曲、云雾缭绕的山路上。车到半山腰，我低头一看，只见万丈深渊上飘浮着一层白白的云雾，正向我们汹涌而来，很快我们的车被一团厚厚的云雾包围住了，不知谁说了一句：“我们多像坐在飞机上呀！”的确，大家都感到很惊奇，也情不自禁地紧张起来，这可真是考验司机车技的时候了。好不容易摆脱了大雾，车子继续奔赴雪山。
渐渐地，我们发觉山路两旁的树木越来越少，而且都很矮小。导游向我们介绍说，这是因为，这里的泥土沙化很厉害，石头多，能生长花草树木的泥土少，使得生存下来的植物很矮小。也正是因为玉龙雪山沙化石头多而且不稳，攀登的人往往无法落脚，所以，玉龙雪山至今未被人类征服过。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终年积雪，那里生长着许许多多的名贵药材，最为出名的是“雪莲花”、“人参”、“云南三七（田七）”、“天麻”、“灵芝”等，用我的话说就是“这儿真是个采药的大天堂！”，难怪聚居在这里的纳西人会把玉龙雪山当成“神山”来朝拜呢！
导游告诉我们，如果天气晴朗，我们一进入丽江地界，第一眼就能看到它银光闪闪的倩影。想到自己马上就能见到雪，我的心就像打起了一个小鼓，“咚咚咚！”清脆而激动，我仿佛已经看到玉龙雪山了。谁知，车到雪山脚下，我抬头一看，只见所有的山头都被云藏着的严严实实，所有的山都只露出下半山，上半山也只能听导游说的想象去啦。今天的天气不好，云雾太厚，我们可能看不见雪了。咳！真是白费一番心思！
这时，哗啦啦的水声把我吸引住了，只见山脚下一条白花花的河流正欢快地向我们奔涌而来。这条河叫白水河，河里的水是雪山上溶化的雪水流下来的，河底有着许多石灰岩和白色的鹅卵石，天晴时，河水清澈见底，两岸的青山倒映在河中，河水是绿色的。现在因为下雨，河水冲刷着石灰岩，变得混浊，颜色也成了白里透绿的了。我跑到河边，伸手往水里一摸，一股刺骨的寒气马上包围了我的手，“水真冰啊！”我不禁打了一个冷颤。不过，这里有不怕冷的牦牛，它载着我在河道上走了一圈，我不仅不害怕，反而觉得很新鲜。
游玩完白水河，我们乘坐小索道上山，来到一个叫“云杉坪”的地方，要是晴天的话，这里就是观赏阳光下雪山雄姿的最佳地点。这“云杉坪”真让我拍案叫绝。只见一片草地上，放养着牛马，草地周围长着成片的云杉林，唯独草地中间一树不长，你说奇怪不奇怪？在草地中间有一条小路，把草地分成两块，我们一行四人来到小路上，妈妈建议我放开嗓门大声喊一下，于是我照办了。只觉得声音好像飞起来了一样，循声望去，只见一片绿色中点缀着黄色小草，草地上一些马儿正悠闲地吃草。回声从远处传来，仿佛是从天边飘来。我们一边沿着在草地中间的小路走着，一边惊奇地欣赏着高原景观。玩了一圈，我们也玩累了，坐上返回的小索道下山去了。
这次虽然没有看到雪，但是我依然很高兴，正是因为玉龙雪山很难让人看到真面目，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想来看看它，才会有这么多人崇拜它。也许我还可以第二次、第三次地走近它......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简称莫旗）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东部，大兴安岭东麓。40年前，来自北京等地的知识青年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蹉跎岁月”，40年后，这里被老知青称作“第二故乡”。我跟随当年的知青影友，前后三次去到他们的第二故乡，用镜头记录下了那里的人和景……
秋天的拍摄：河流蜿蜒在金色的草原上
第一次去莫旗是金秋十月。记得火车到达黑龙江讷河站时已是傍晚，通红的夕阳照得铁轨熠熠发光，让这个朴实的小火车站温暖无比。讷河市与莫旗的政府所在地尼尔基镇仅隔着一条嫩江，过了尼尔基大桥就是内蒙古境内。我抵达的时候晚霞满天，紫红色的云仿佛要把天烧着，已经在这里拍摄了十几天的老知青说：“今天的晚霞最棒，仿佛是为特意迎接你的！”
莫旗的地形大都是丘陵，耕地蔓延上了山坡，坡顶的橡树林就像一块块红色的地毯。同行的老知青是拍摄大画幅的，很有经验，他的一个诀窍就是寻找制高点。我们在当地人的带领下，乘着越野车一路狂奔冲上村庄附近最高的山顶，一派美景豁然展现在眼前：河流蜿蜒在金色的草原上，村庄傍水而居，整齐的草房远远看去就像小小的积木，河湾的草地上一群群牛马星星点点，云影飘过，大地忽明忽暗……
由于适逢丰收季节，路边无际的大豆地里到处可见人们忙碌的身影。“康拜因”（联合收割机）隆隆作业，掀起团团烟尘，在阳光的映衬下丰收的气氛被渲染得更加浓烈。一堆堆收割的大豆杆排列得很有韵律，就像“小花布”一样具有图案美……
来自城市的我尤其喜欢羊群、马群，一直带着我们东奔西跑的司机是个热心人，不仅和我们相处融洽，甚至学会了我的口头禅：“逆光羊！停车！”是的，正午的阳光给丛林下的羊群勾勒上一圈圈金边，它们安静地卧在主人身旁，牧羊人则拄着树枝享受着阳光下的小憩，这样的画面总会拨动我那根最柔软的心弦……
春天的拍摄：迷人的晚霞和日出
第二次去莫旗是初春季节，那时的莫旗刚刚脱掉白色的外衣，早就应该绽放的杜鹃花因为寒冬迟迟没有离去，只是零星地点缀在山间，倒是当地的特色植物“柳蒿芽”如期显出新绿。
柳蒿芽，达斡尔语叫“昆米勒”，是达斡尔人普遍喜爱食用的一种富含营养的野菜。每年春天，莫旗的腾克镇都会举办“昆米勒”节。幸运的是，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个节日。那天，达斡尔族村民身着民族服装，载歌载舞，而曲棍球、摔跤比赛等活动，更是让整个会场热闹非凡。
“昆米勒”节当天，阴云密布，还不时下点小雨。午后，我蜷缩在老乡家暖暖的炕上，享受着几天来少有的疏懒。傍晚，主人端来新鲜的野菜和味美清新的柳蒿芽汤。原以为天气会一直阴霾下去，于是放心地吃着饭喝着小酒，可正在醉意朦胧时，我猛一抬头，发现窗外的砖房通红通红的，不禁大喊一声：“晚霞！”于是抓起相机和三脚架就冲出了屋外。我下意识地往水库边跑，穿过泥泞的黑土地，深一脚浅一脚，还不时地停下来拍几张，生怕错过了这难得的霞光。天慢慢暗下来，晚霞铺满天边，颜色由金黄色慢慢变成橘红色、红色、玫瑰红，这迷人的景致让我恨不得放下相机就这样静静感受……
根据经验，有晚霞，第二天的日出也会不错，只是没想到这里的日出非常早，3点半起床天边就已经发红了。我们到达水库边时，正好太阳冉冉升起。平静的水面倒映着变幻莫测的天空，忽而彩云飞散，忽而阳光穿过云层金光四射，晨捕的小船悠悠荡荡地从远处划来，船桨点破了如镜的水面，留下长长的浪痕，一首模仿划桨音律的古琴曲《G乃》在我心中飘荡起来……
寒冬里的拍摄：直击达斡尔冰钓节
第三次去莫旗是在隆冬里。我一直不敢在寒冷的冬天去东北，因为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让人望而却步。但这回是当地政府邀请老知青们回去参加第二届冰钓节，于是我鼓足勇气开始了临行前的置办，买了羽绒衣裤、绒帽、棉靴、棉手套，还有热帖，打扮起来很有点《林海雪原》里“小常保”的味道。
达斡尔冰钓活动历史悠久，但如今民间的冰钓已经不多，为了开发旅游，当地政府举办了冰钓节，在尼尔基水库的冰面上盖起了冰砖小屋，中间凿了大大的冰洞，吸引了来自各地的钓鱼爱好者。他们在冰上凿了几个冰窟窿，穿上渔网和鱼线就开始钓鱼，钓上来的有鲶鱼、草鱼、鲤鱼等。冰钓节上，还有达斡尔村民、乌兰牧骑演员载歌载舞。男人们结实的身影、模仿打猎的舞姿，不禁让人想起当年骑着高马的达斡尔族祖先的英姿。
顶着让人睁不开眼的白毛风，我们深入一个个小村庄，虽然没有雪乡的景色那么具有童话世界般的甜美，但是朴实的雪屋、羊圈、牛栏、袅袅升起的炊烟……这一切都给人亲切的感觉。当我们钻进树林中时，同伴突然发现一只白色狐狸，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野生狐狸，屏住呼吸跪在雪地里，悄悄地按动快门，狐狸似乎在村子边转习惯了，一点都不怕人，一个快步就从我身边窜了过去，惊得我一动不敢动，同伴却手疾眼快地抓拍到了我和狐狸在一起的画面，真是难得！
天真烂漫的草原童真
莫旗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不同，他们的童年是在草原上度过的，牛、羊、狗就是他们最好的玩伴。记得路上碰见一个跟着母亲放牛的小女孩，她独自在一旁抱着出生几个月的小狗和狗妈妈在草地上嬉戏打闹，他们假装撕咬争斗，看得我惊心动魄，小女孩却开怀自得。在她的情绪感染下，脆也爬在草地上，“啪啪啪”地拍个不停。
在尼尔基镇的西博荣村，家家户户的牛每天都会到河对岸吃草，朝出暮归。孩子则经常跟着父母在河这边迎接吃完草的牛回家。一天，我们特意赶在牛儿回来前，在河边等着拍摄牛过河的壮观场面。只见上百头牛稀里哗啦地趟着水花迎面而来，倏然就到了身边，让我来不及换镜头。随后，牛儿就跟着主人回家了，逆光下的金色树木衬托着他们的身影，构成了一幅优美的田园牧归图。
科学家认为,未来人类生存最大的挑战是生态环境。今天的地球在生态方面已经超负荷了。在新的世纪里,人类必须更有效地运用水源、能源、土地和原料等自然资源。
―――摘自INTERNET《环境保护》
保护和改善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
保护和改善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
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如果使用不当,或轻率使用,就会给人类和人类环境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
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着全体人民和它们的子孙后代的利益而做出共同的努力!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正式报告《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
当前大多数的环境问题,都是来自于人类对生态系统的错误行动。
我们把征服自然看做是人类的进步,这就意味着常常因为我们的错误认识而破坏了自然界。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非正式报告《只有一个地球》
二
或许,我们需要从中国古人那里吸取有关保护环境的思想及对策,以兹检讨作为后人因为愚蠢的自高自大、蒙昧的战天斗地、征服自然所犯下的违背“古训”的过失,以俟更有效地改善生存环境,以便能够生存下去。
我们的祖先在生存斗争中十分注意改善环境与保护环境。“精卫填海”、“大禹治水”、“女娲补天”就属于以神话传说形式流传下来的这一类活动。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保护环境者当数黄帝,据《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卷一:黄帝“时搏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第三》告诉了我们“网开三面”的故事:尚汤还在作诸侯的时候,一天,“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这是古代君侯保护鸟类的最早记载。
据载,大禹具有良好的生态保护意识,“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逸周书·大聚解》)。
周文王临终之前嘱咐武王要加强山林川泽的管理,保护生物,因为国家治乱兴亡都要仰仗生态的好坏。他说:“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是以鱼鳖归其渊,鸟兽归其林,孤寡辛苦,咸赖其生。”(《逸周书·文传解》)显然古人已经懂得在向自然界索取资源时,一定要有节制,要注意时令,要按一定的季节进行捕鱼、猎兽的生产活动。公元前11世纪,西周王朝颁布了《伐崇令》:“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这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保护水源、动物和森林的法令。周景王二十一年,鉴于国库吃紧,国家打算铸金币。卿士单穆公表示反对,认为单靠铸钱币的办法并不能解决国库亏空的问题,因为铸钱所需金属原料要靠挖掘山林而得。而破坏山林是使不得的:“若夫山林匮竭,林麓散亡,薮泽肆既,民力雕尽,田畴荒芜,资用乏匮,君子将险哀之不暇,而何易乐之有焉?”①单穆公讲的很明白:如果山林资源枯竭,没有虞衡的管理,水泊不出产,人民无力生产,田地荒芜,物资匮乏,君长只有忙于应付危险局面,哪有安乐可喜呢?这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中心思想是把保护山林川泽和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了。
《国语·伯阳父论地震》曰:“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伯阳父认为水土通气,土地润泽,人才可以利用它来种植谷物。水土不通气,土地死烂成了臭泥,不能种植谷物,缺乏财用,国家也就灭亡了。
儒家有“天有好生之德”思想。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这里所谓的天是指生生不已的自然之天,人、天、地、万物与自然都是一体的,保持和谐相通,《中庸》曰:“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礼记·郊特牲》云:“阴阳合而万物得。”这种“并齐”、“合”表达着“天行有常,不为桀存,不为纣亡”(《荀子·天论》)的客观规律,表明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应有节度。因而孔子反对滥用资源:“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论语·述而》记载孔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孔子站在道德伦理的高度要求人们爱护自然界,他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孝经》)曾子发挥孔子的这一思想:“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礼记·祭仪》)。亚圣孟子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尽心上》),建议粱惠王让老百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粱惠王章句上》)“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尽心章句上》)虽然这是一项经济主张,但其中包含保护环境的思想。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粱惠王章句上》)这里,孟子告诫统治者,“仁民爱物”,重物节物,才可能维系人类的持续发展。可见,孟子主张发展经济是和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相提并论的。《诗经·周颂·时迈》有“怀柔百神,及河乔岳” ②的说法,即对百神、河川和大山都要善待。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不光有保护环境的思想,还记载有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令的故事:“里革断罟”(罟即渔网)。说的是,有一年夏天,鲁宣公到泗水撒网捕鱼,大夫里革出来干涉,说根据祖先规定的制度“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略”(在每年夏天鱼类生长季节不能到河里捕鱼),鲁宣公的做法违反了古制。里革不但把鱼网撕毁扔进水里,而且大声向鲁宣公宣讲古训:“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麑③,鸟翼榖卵,虫舌蚳(chi)蟓,蘩庶物也,古之训也。”④为了保护草木鸟兽鱼虫,使之繁衍生息,山上再生出来的树条不得再砍,水中未长大的水草不能割,捕鱼不捕小鱼,捕兽不捕幼兽,不能摸鸟蛋破榖卵,不能坏未成形的幼虫。这里的古训可以理解为就是法令,能以保护环境的法令制止君王的违法,说明古人对环境保护多么重视。
古代中国是以农立国,所以封建统治阶级不能不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山林河川若是破坏了,民众就被迫流亡,统治者也就统治不下去了。所以齐国宰相管子把自然保护提高到作为人君是否有资格进行统治的一个条件:“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管子·轻重甲》)因为“山泽林薮”是“天财之所出”(《管子·立政》),“山不童而用赡,泽不弊而养足”(《管子·侈靡》,所以“童山竭泽者,君智不足也。”(《管子·国准》)管仲认为管制山林川泽,保护生物资源,并不是把山林川泽封禁起来不让人们利用,而是必须按照规定的季节时间开放,让人们充分利用其间的生物资源。“山泽各以其时而至,则民不苟”。(《管子·小匡》)管子还制定严厉
刑法,“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管子·地数》)即便是皇宫贵人也必须遵守法令:“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管子·八观》他这是在告诉君王:山林虽然靠得近,草木虽然长得好,但建造房屋皇宫必须有一定限度,封禁与开发必须有时间限制。管子保护环境的思想和措施是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的。管仲保护山林泽川的禁令是非常严厉的。可见保护环境必须以法律的手段来实施才可有效。 中国古代统治者还在生产管理上总结出一套把发展经济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使二者互相促进的做法。荀子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产卵——引者)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荀子认为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物种的生死存亡:“川渊者,龙鱼之居地;山林者,鸟兽之居地”;“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荀子·致仕》)。又说:“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荀子·王制》)。荀子尊重生态环境、重视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思想被视为“圣王之制”的一部分,这一思想后来在历代统治者的法制中都继承下来了。例如秦始皇下令在全国范围修筑驰道同时,道两旁种植松林,每隔三丈,即“树以青松”,“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规模很大。1975年,湖北云梦秦墓发掘一批竹简,其中记载的《秦律·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树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复月,毋敢业草为灰,取生荔,麛(卵)榖,毋……毒鱼鳖,置肼罔,到七月而纵之。……邑之近皂及它禁苑者,麛时毋敢将犬以田。”秦律大意是,从春季二月起,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树木,不准堵塞林间山道。不到夏季,不准进山砍柴、烧野草作肥料,不准采集刚发芽的植物或取获幼兽、鸟卵和幼鸟(掏鸟蛋),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井和网罟。到七月,才可以解除上述禁令。其他还有住在养牛马之处和其它禁苑附近的人,当幼兽繁殖时不准带着狗去狩猎。当然,制定了严明的法令,统治者若带头不遵守,也会成为一纸空文。秦始皇在破坏环境方面也是罪恶昭彰的,《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记载:始皇到了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可见,保护环境的法令若不能制约最高统治者,成为统治手段而不是目的,也会最终破坏环境的。
在《吕氏春秋》中,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规定得更为具体,称为“四时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不敢灰戮,缳网苴罦不敢出乎门,罛罟不敢入乎渊,泽非舟虞不敢缘,为害其时也。”⑤简言之,也就是在规定的季节中,禁止随便进山砍树,禁止割水草烧灰,禁打鸟猎兽,禁止捕捞鱼鳖。《吕氏春秋》卷一至十二和《礼记·月令》都对每月不同的气候作了完全一致细致的规定⑥。这两本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末年及汉初,其思想来源于先秦春秋时期无疑:
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
仲春之月,……安萌芽,养幼小,存诸孤。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祀不用牺牲。
季春之月,……修利堤防,导达沟渎,闻通道路,无有障塞。田猎罝罘,罗网,毕弋,餧兽之药毋出九门。……命野虞无伐桑柘。
孟夏之月,……继长增高,毋有坏堕,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驱兽无害五谷,毋大田猎。
仲夏之月,……游牝别群。无用火南方。
季夏之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
孟秋之月,……完堤防,谨壅塞,以防水潦。
仲秋之月,……乃命宰祝,循行牺牲,视全具。乃命有司,驱民收敛。务畜菜,所积聚。乃劝种麦。毋或失时。
季秋之月,……乃命冢宰,农事备收。天子乃教于田猎。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蜇虫咸俯在内,皆瑾其尸。
孟冬之月,……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
仲冬之月,……农有不收藏积聚者,牛马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者,野虞教导之。
季冬之月,……命渔师始渔。岁且更始,专而农民,毋有所使。
这里对耕种、打猎、捕鱼、伐木、孕育、放牧以及取火、烧炭都有明确的季节、月份限制,将保护环境与祭祀天地、祖先并列为国家大事。
这些关于保护山林、水道、植物、鸟兽和鱼类的法律规定,在世界上都属于较早的。中国以后的各朝代的法律也都有关于环境保护的类似规定。
注释:
① 《国语·周语下》
② 《诗·周颂·时迈》见《十三经注疏》第588页。
③ ,(念yao,鹿下加夭)
④ 《国语·鲁语》
1.1水土流失严重
人们在森林采伐中重视的都是自身可以获得经济效益，对环境保护和资源的保护工作非常不重视，这样就使得人们在对资源进行开发的时候表现不合理，使得森林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会出现下降的情况，森林资源受到影响，生态系统也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森林采伐中对森林结构的破坏是非常明显的，这样就会导致森林的环境净化效果受到影响，使得森林的林地表面温度升高，对落叶的分解加快，直接会影响到土壤的固定效果，这样就会导致土壤在受到雨水的冲刷时，不能承受过大的冲击力，最终导致森林的土地资源水土流失严重。森林采伐作用中，对林地的土壤表层也有很大的影响，采伐中要使用很大的机械设备，这些机械设备在移动的时候会对土壤进行碾压，使得大量的有机质受到破坏，导致土壤的养分流失，结构受到破坏，这样也会导致水土流失的情况出现。
1.2物种多样性受到影响
森林的生态系统是非常复杂的，在森林中物种是非常丰富的，这些物种构成了森林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这些物种在森林中都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森林采伐中，影响了森林生态系统，导致森林中的物种出现了减少的情况，同时也使物种逐渐单一化，很多的树木病害出现，森林中的沙漠化情况越来越严重，这些都会使得森林的物种多样性受到影响。在森林中，物种的生存环境受到威胁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生态平衡，生态平衡出现问题，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
1.3保留树木受到破坏
在森林采伐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未被采伐的树木受到破坏的情况，主要是采伐的树木造成的砸伤和压伤。在采伐的时候，采伐的机械也是非常有可能对原有的一些幼小的树木进行破坏，这要就会导致森林资源在更新速度上出现一些问题。
1.4影响林木更新与生长
采伐的树木在倒下的时候会产生很大的重力，对土壤来说要承担过大的负荷，这样就会导致土壤受到影响，同时在采伐中使用的大量机械设备也会对土壤造成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土壤的空隙上、透气性和透水性上，这样就会导致土壤的水分和养分供应不足，进而影响植物的生长环境。
1.5对河流的水质产生影响
采伐过程中会使用很多的机械设备，同时也会出现大量的垃圾，这些产生的垃圾和机械设备使用中出现的污染都会随着雨水流入到河流中，这样就会对河流的水质产生影响，对河流中的生物状况也会带来很大的破坏。
2森林采伐的环境保护方法和措施
2.1加强森林采伐的管理
实行森林采伐限额管理是充分发挥森林效益维护林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采伐执法人员要熟悉相关法律，严格按规定办事，严格限制采伐量，控制消耗量，杜绝超采乱采现象的发生，保护未成年树木。各林业局要与林场签定森林限额采伐责任状，做好任务的落实工作，明确各部分责任，使森林采伐有计划、有步骤的合法进行。也可采取凭证采伐、凭证收购、凭证运输、凭证经营加工制度的凭证作业制度，加强对树木采伐的管理。
2.2提高废材的利用率，减少污染和浪费
要充分利用采伐后的废弃物，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木材缴库标准，对尚有利用价值的枝丫材全部加工利用，对没有价值的细小枝条进行清理，可以免费打捆送给周围居民利用，或将小枝条分散于树木周围，有利于营养物质回归土壤，避免资源的浪费，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2.3注意对濒危物种的保护
对水曲柳、胡桃楸、黄菠萝、红松等国家规定的珍贵树种的保护要尤为引起注意，可实行禁伐等保护措施，对椴树等实行限径、限额采伐，同时在作业过程中对重要经济价值的林木植物和动物巢穴等实施保护。对一般树种也要加强力度禁止滥砍滥伐，以防止树木的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导致濒危动物的生存环境造成威胁。提高工人的熟练程度，提高操作技术，采伐时把握控制好树倒方向，减少对周围树木的损伤。
2.4及时进行采伐迹地的森林更新
保证原有的森林面积是治理水土流失的根本措施。森林采伐后必须在次年春天进行对采伐地进行及时补种，并且要保证较高的成活率，防止出现生长跟不上采伐的现象出现。森林更新并不是一味的补充已采伐树木的空缺，要有计划有安排的统一进行，设计合理的森林结构，尽快形成优越的森林环境，产生生态效益。在树种更新中适当采取绿色消费的原则，推广高效、清洁、安全无污染的高新技术，控制和治理污染源。
2.5改进集材机械和集材方式
可以结合各地区自身经济发展的特点，通过改进作业机械和改变作业方式来减少集材作业对林地生态的影响。对伐区机械的选择要本着轻便、灵活、快速的原则。近年来，我国在架空集材索道的结构和类型的完善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开始应用于实践。比如近年来东北林区倾向于使用牛马等畜力集材，这种方式对土壤破坏小，对幼树幼苗损伤小，对空气污染程度也较小。伐区作业要尽量避开雨季，在寒冷地带增加冬季作业的比重以充分利用冰雪道集材等，这些措施都能减少作业对森林生态环境的影响。
3结束语
[关键词]生态旅游;藏族民俗;民俗文化
[中图分类号]F5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6-0029-02
一
甘南藏族自治州是中国生态旅游的一方风水宝地,是国内为数不多、未被工业化污染的乐土净地,是值得亲身体验的人间仙境。
无论是首曲黄河,还是长江重要支流白龙江;无论是洮河(碌曲)、大夏河(松曲),还是青谷绿川中流淌的山泉溪水;无论是广袤平坦的绿色原野,还是高山深峡的黛青林带;无论是浓郁民族气息的小巧城镇,还是独具韵味的碉房、木楼、塌板房、牛毛帐房,都漾溢着鲜花的芳香,泥土的淳朴,空气的清香。那方土地的上空,没有一缕尘埃,没有一丝浊味,清净得透心透肺。
在这块生态乐园中,你若想漫游草原,可选择黄河首曲的玛曲草原,还有碌曲、夏河等地如丝绒棉毯般的牧场。甘南是全国五大畜牧基地之一,草原面积达6000余万亩。雨水充沛、土质肥沃、植被茂密,是亚洲最好牧场。如果你想全身体验森林生态旅游,那不妨到迭部、舟曲、卓尼的林海中遨游。满目青黛,层林尽染,气候温暖湿润,氧吧充足饱满,山势奇特险峻。可爬山探险观赏,可在河畔谷地度假活动,尽情休闲养性。据1974年二类调查,全州林地面积近百万公顷,木材蓄积量达1.06亿立方,森林覆盖率达19.8%,在全国名列前茅。如果你想他身体验山水观光游,那甘南会给你奉献出与阿尔卑斯山可媲美的郎木寺山貌,比云南石林还景态万千的则岔石林、扎尕那石林。还有《》诗词中的“更喜岷山千里雪”的岷山以及光盖雪山、西倾山、李卡如石峰。
二
为什么甘南能保持如此优美清净的生态乐园,究其原由,关键得益于甘南藏族民众有一系统化的生态保护文化。
考古发现,早在约1.7万年前,藏族的远古祖先就繁衍生息于青藏高原。喜玛拉雅造山运动使这片土地不断升高,高海拔带来高寒气候,生物的繁殖生存受到限制,植被贫瘠,物产单薄,生态脆弱,大自然随时会给人类带来致命的打击。如何与大自然求得和谐,建立良性关系,谋得人类的基本生存条件,是藏族祖先面临的最首要、最急切的问题。天人合一、生态平衡成为梦寐以求的理想。世世代代的亲身体验,使藏族人民深切感受到其中的利害关系,明白了遏制人类的劣根性(生物属性)的必要性、重要性。而靠人类自身是无法遏制人掠夺大自然、轻视大自然急功近利、物欲追求的野心。于是,3800多年前便集青藏高原文明于一体的苯教文化中,便出现了先哲们通过神灵、通过因果报应来镇慑人类、遏制人类兽性,协调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平衡和谐的举措。苯教创立了神灵系统来约束人们的灵与肉。上天有“拉”神主管人间的善恶、公平、正义及人类的行为是否超过道德底线;虚空有“年”神掌管霹雳闪电气流冷暖;地表有“赞”神来控制瘟疫疾病、神经及鬼怪;而地下则是“鲁”神主宰土木河流等地脉的众多生灵,包括一切水生的动植物。谁要行为不轨,伤害大自然,便触犯了上述神灵,谁就会受到严惩:洪涝旱灾,冰雹霜雪,疾病瘟疫,家破人亡,财产殆尽,连一方地域都受到致命危害。正是神的威慑及人们对神的畏惧,客观上维持保护了远古青藏高原的原生态环境。而为了讨好神灵采取的种种祭祀又强化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促进了生态的良性循环。
藏族最早的生态保护民俗就是这样形成的,且有具体、形象的、约定俗成的集体模式,主要表现为太阳崇拜、水崇拜、巨石崇拜、神山崇拜、泛神崇拜……伴随有新年驱鬼、迎新水、插箭节、祭龙节、转神山、采花节等民俗活动。
苯教为指导思想的生态民俗是人类对大自然畏惧心理下的产物,是被动、不自觉的规范行为。但到了藏传佛教为指导思想的社会阶段,藏族民众的保护生态民俗就变成了一种自觉的、仁慈的、热情的行为。
佛教倡导众生平等、珍惜生命、利他利众。这种价值观念深深植根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和平、和谐、和睦、感恩大自然,与大自然友好相处,也就成了一种自觉的行为。保护生态被纳入了珍惜生命、普度众生、自我超度的范畴,人们主动去保护、施舍生物,整合、凝聚、建立了系统化的生态保护民俗。通过一代又一代历史积淀以及行为的示范和心理的影响,不断扩布和传承,生态保护民俗成为具有集体性、传承性、模式性的文化形态,延续至今。
三
藏族生态保护的民俗较广泛、细腻,具有系统性、立体化特点。
水是生命之源。保护水源、水质是生态民俗的重要方面。
在江河溪流的源头──山泉顶或者周围,藏族民众都竖有下明显的保护标志,要么是印有经文的旗幡杆,要么在树枝、草坡、石崖上拴系洁白羊毛絮缕。有的地方甚至供有神坛龛台,四季供养,香火不断。通过以上方式表示致敬感恩,告示神圣之地能给人类带来健康、福禄、吉祥。
为了保障水质、水源纯洁,涵养不受污染,藏族民俗不允许就着山泉俯首喝水,只能用手捧出或用器具舀出来喝,残水不能滴进泉中;不准在泉水中漱口、洗脸、洗脚、洗濯什物、倾倒垃圾等,防止病疫、秽气、污气、晦气污染水源;牛马牲畜饮水一般只能在泉流溪水间,不准践踏和闯进泉源;不准在泉源周围破土开口,兴建房宅或修筑工程,杜绝泉脉受到破坏污染;不准在临近泉源的地方扎帐休闲、娱乐嬉戏,破坏宁静、庄重的氛围;江河溪流中的水生动物,一律不准伤害,不能用作食物,特别对鱼类更不能捕食,要想方设法放生,以保护生命,延续生命,保障生物链的良性循环等。
保护天然植被的完整、和谐、原生态,也是生态保护民俗的重要内容。
在藏区,草原是公共资源,实行四季轮牧,合理利用,任何人不得提前和滞后,破坏牧场整体的生态繁衍。这种有规律、有间隙的轮牧走圈,从时间、空间上保障了牧草正常的发育繁殖和成熟。夏秋之季草山管理业务有部落成立的监管委员会,下面有兼职的巡逻人员,负责对休闲草地巡逻检查,发现有偷牧、开土挖草、私自闯入禁牧区的人,都将予以严惩。
森林保护也是如此,传统上林权属于集体所有。各所有权单位都有乡民保护公约,制定了很多具体规定,杜绝乱砍乱伐、擅自进林打猎采伐破坏植被。各地设有专门的民间管理山林委员会,定期巡查防火防偷伐。春夏树木发育时期,管委会还会封山令禁山,不准人畜进林;家中采薪,只能是枯树老树;盖房特批的木材,砍后要砍一补十(补种树苗)等等。民俗具体而科学,保障了藏区森林生态良性运转的持久性。
自近代田野考古学传入山东，特别是近50年来，山东地区的汉代考古工作，在几代考古人的艰辛努力下，取得丰硕成果，为我们全面系统的研究汉代农业，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
本文以出土文物为依据，并兼及相关的历史文献，试从农耕、水利、农作物、储藏与加工、家畜家禽等方面，对汉代山东地区的农业，进行初步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出土资料概述
农具是衡量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的标尺，对农具发展史的研究，是研究农业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是各个时代农业生产力的“测量器”和“指示物”(1)。山东出土的农具非常丰富，它为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生产力提供了一批重要的资料：
1、农业生产工具：
依据地下出土的考古资料证实，山东地区出土了许多两汉时期的铁制农具，从器型看：农具类有犁、铧、镢、锸、双齿镢、三齿镢、五齿镢、铲、锄、镰诸类；工具有斧、锛、锯、锤、夯锤、凿、刀、削、钻、钎等类；铁制农具占有主导地位，不仅数量多，农具种类也很齐全，已非常普遍的应用于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在山东地区多有发现。
铁锸：其形制均为凹口形，圆弧刃。出于于临淄商王墓地中，属西汉前期的铁锸有4件。汉后期也为4件，分二型。1型，3件。大小形制相同，分出于M18、M13。凹字形，长方形銎，弧形双面刃，两端外撇。M13：01，高7.3，刃宽7.6、銎端长5.5、宽2厘米(2)；在微山县汉墓(3)、淄博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4)；章丘东平陵城(5)、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6)、山东沂水县(7)等地均有出土。
耒耜，2件，微山县汉画像石墓出土(8)。
铁锄，是横斫式锄地农具，至今已发现数十件。济南市长清区大觉寺村二号汉墓发现1件，出土于前、中室之间的石门梁上。凹形，内侧有三角形槽，内残留有木痕。长14、高10、厚1.6厘米(9)。在高密(10)、临淄商王墓地(11)、临淄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12)、微山县东汉墓(13)等也有出土。
锄草画像石，山东泰安汉墓出土(14)，使我们看到当时除草景象。
铁镢，是汉代时期的主要农具之一。镢，威海市环翠区桥头镇黑石屯出土。该器身正面铸有阳文隶书“莱一”二字铭-，汉属东莱郡，应属1作坊(15)；济南东平陵城汉遗址，出土双齿镢2件，三齿镢，2件(16)。另外，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17)、沂水何家庄(18)、巨野红土山西汉墓(19)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20)沂水汉墓(21)也有发现。
铁镰，是我国古代长条形带锯齿刃的收割工具。滕县柴胡店东汉墓出土的一件，其近直身（形如刀），柄部微向里，长23厘米；标本2，弯身，柄部向里扭卷，长20.5厘米(22)。莱芜县西汉墓中出土双镰范，一盒两件(23)；济宁郊区潘庙汉代墓地出土的铁镰，为弧形，残长19厘米(24)。
犁，是中国古代农业最重要的农业工具之一，至汉代已广泛使用。标本铁铧：长48厘米，宽45厘米，1958年山东滕县长城村出土；当时的铁犁也有进步，那种主要用于豁沟开渠的巨型铧，在山东许多地点发现，比战国使用的更普遍了。在曲阜等处也有出土(25)；于山东高密城阴城出土的铁犁，呈三角形，尖部，刀部锋利，有明显的使用痕迹，通长27厘米、最宽处在肩部，宽19、厚2.5厘米(26)。另在章丘东平陵城(27)滕县长城村和莒南县(28)也出土汉代铁犁。
铁铧，在沂水县(29)东平县芦家屯(30)安丘(31)等汉墓中均有出土。枣庄张山子镇出土铁V形铧冠，共15件(32)；在平陵城遗址也出土铧冠4件，范铸，形制大小相同，器作“V”字形，刃端隆起成脊，一脊之上铸有一“”铭文标志。标本0205，两翼各长23.7厘米，宽3.6―4.7厘米，裆距30.2厘米。经电子探针测试分析，确认此铧冠有珠光体为锻铸铁制成(33)。
犁范，也有发现。莱芜出土汉代铁范二合四件，还同出犁1件，是“山”字犁范铸件。“V”型，前端近直角，有凸脊，两侧有孔。犁高13、宽22.5厘米，重0.3公斤；犁阳范，3件，耙范1件(34)，它们的出土丰富了铁犁的研究资料。
不仅汉代铁犁实物多又发现，而且在汉画像石中也有展示。枣庄市发现的一块画像石(35)，此石呈横面，残长180乘80厘米，自左向右为一兽，兽背上似有一人做技艺表演；后一人牵一牛一马并驾一犁，有扶犁手一人随后；最后另有一人荷镢持斧。牛马上空有二鸟飞翔，画面右侧似有一开明兽。
在汉画像石中，也经常发现牛耕图像。香城土固堆出土汉画像石，该石刻右格上层为牛耕图(36)。东汉画像石中，有“一牛挽犁牛耕图”，山东滕县宏道院出土。当时牛耕技术也有进步，出现了一牛挽犁，说明犁具本身的分量有所减轻，操作起来比两牛抬杠更灵活方便(37)。特别令人惊喜的事，邹城面粉厂出土画像石中，有牛耕、人物、牛车在一起的图案。其牛耕为二牛拉一犁、一人扶犁；后有农民抗镢、锸，并有一牛车，车上座一人；下层有气功、斗牛、骑驼、钩象、狩猎的画面(38)；牛耕生产图，为邹城出土，画像石中两牛同拉一犁，一农夫在后扶犁(39)，另有多人肩扛生产工具或挑壶提箪，反映了汉代农业生产的场面附图。
铁凿，汉代的手工业工具。于莱芜(40)、邹城市(41)曾有发现。
铁斧，为当时的砍伐器具。济南长青大觉寺村汉墓出土的一件铁斧，器身较薄，一端平，一端有刃，中间有方形空。长13、8、宽7、6、厚0、8、刃厚0、2厘米(42)。另在沂水(43)也有铁斧出土。
三齿耙，是农业生产工具。临朐县王家圈出土的三齿耙，左齿残，齿尖稍钝，上部有横向圆角长方孔，通高11.8宽18厘米(44)；另在山东临朐三家圈(45)、枣庄市(46)等地也有出土。
铲，为当时的掘地工具。枣庄出土有铁铲(47)；另在东平陵城(48)、临淄金岭镇(49)、安丘(50)、和临沂庆云山(51)、莒南(52)也采集到铲。铁镐，也为汉代的生产工具。镐，莱芜城子里出土(53)，全器呈楔形，上端为圆角方形，向下徐徐内收为钝尖，背微鼓，上端有方形直銎，中部有一竖向椭圆形孔。
锯，是手工业工具。济南东平陵城出土2件，缎制，仅残存一段，柄较短，柄与锯身间弧折，锯身宽3、6厘米、残长23厘米、厚2厘米；斧，9件(54)。
锛，为农业加工工具。临淄金陵镇发现1件(55)；铜锛，济宁郊区潘庙汉代墓地出土(56)；寿光县三元孙墓地(57)也发现锛。
济南双乳山一号汉墓(58)出土铁楔、凿、钻、锸等农具。
锄：中国古代的中耕除草工具。标本为滕楼村出土的长柄锄(59)；另在济南东平城、长青小王庄汉墓(60)也有发现。
2、水利设施方面：当时农业已出现灌溉，此类文物在汉墓文物中多有发现，数不胜数。
汉代水井1座，广饶县五村遗址发现。其位于T5712东北部，开口于3层B下，被H27打破。上口已残，填大量碎砖瓦片，下部有两节陶井圈，第一节井圈上部等距离立九块残砖。井底是锥形，井口直径1、5、深约3米。井圈为尼质类草灰陶，直径0、9米，身0、22米，一端壁较厚0、04米，一端较薄0、02米，外饰竖绳纹，内饰重环纹(61)；井2件，均残存井亭，发现于临淄金岭镇(62)。
井栏，青石质，安丘出土(63)。其平面呈正方形，圆井口，系一整块青石雕凿而成，边长90、高45、口径62厘米。口沿处已被吸水的绳索磨勒出条条印痕，有的深达1、50厘米。四面采用凿纹减地浅浮雕手法，雕刻出相同的复合花纹。花纹由上而下分别为联弧纹、三角纹、菱纹和双曲线纹。
井，深约11.53米，平面略呈圆形，最大直径1.24米。井壁上原有的脚窝清晰可辨，距地表8.5米以下的岩石井壁上有明显的人工开凿痕迹(64)。
在山东地区已发现的三千余座汉墓中，陶井模型大量出土。陶井，标本为曲阜县大庄出土，通高33、口径18、底径15厘米。全形似一个提篮，下部似一个圆罐形，罐口平沿宽边，平底鼓腹，上有一个圆体系，在体系上端有一个脊顶小屋，似为门轴，门轴内横一凹腰圆轮似滑车状(65)在济南闵子骞园汉墓(67)、微山(68)、临沂银雀山、山东滕县(69)、高唐、诸城、嘉祥、泰安(70)等地均有发现。
绿釉陶井，高唐城东固河发现，其造型逼真，颈圈上支拱形圈架，圈架上设置滑轮。并附置一吊桶(71)。在宁津宠家寺东汉墓也出土釉陶井，造型与高唐出土的近同，亦是井圈上支拱形圈架，圈架上设有滑轮，并附塑一个吊桶(72)。
在汉画像石图像中，也时常出现井的图案。平邑县东埠阴汉代画像石墓墓第六石，左方刻一井，井上安装有辘轳架。井边一人，仰脸，头戴小平顶圆筒帽，身穿圆领窄袖长袍，手握细绳，绳另一端系一罐，正通过辘轳提水。此人身后有一匹马，正低头欲饮盆中的水，故提水人应是马夫(73)；山东嘉祥画像石，辘轳图(74)；山东嘉祥武梁祠石刻，吸水图(75)；山东嘉祥武氏祠石刻(76)桔槔图等。
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一件陶井圈(77)，标本M4：1，灰陶，方唇，宽沿平折，直壁，无底，还出土一件陶罐，厚沿、高颈、扁圆腹、圜底。
桔槔，辘轳在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有发现。山东省考古所藏一件。山东嘉祥宋山发现汉画像石，刻有桔槔图像。第一石，纵73、横68厘米，画分四层，第三层：灶旁悬挂猪腿、猪头、鱼、剥好的鸡兔等。右方有一井、井旁一具桔槔，一女子正在吸水。桔槔立杆上悬挂一只狗（？），一男子持刀剥皮。全幅为庖厨供膳图；第五石，纵74、横68厘米，画分四层，第三层，亦如第一石同层，为庖厨吸水图像。但井上不设桔槔，而装一辘轳，与第六石第三层井台吸水情况不同；第六石：第二层，也为庖厨吸水图，但画面比较复杂，有灶前烧火、甑内和物、井前吸水，桔槔柱下屠狗、几上载鱼等图像。这批汉画像石，雕刻极为精细，艺术价值很高，画像石的部分内容，是第一次发现。如井上安装桔槔图案，安装辘轳的装置，表现得远比过去所见汉代画像石更精致(78)。另在长青孝堂山(79)也发现桔槔图案。
3、农作物：当时黍、稷、小麦、大豆、水稻等“五谷”作物已齐全，只是由于自然因素，保存完好者较少，故稀有发现。
水稻，荣成梁南庄汉墓出土(80)。
枣，枣树，作为五果之一，原产于中国。各地的西汉墓中经常发现用枣子随葬，如山东省临沂县金雀山汉墓(81)、外省区的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汉墓(82)。
菜叶：山东省临沂县金雀山西汉墓出土过菜叶（可能是芹菜）(83)
济南洛庄汉墓第3号陪葬坑中，出土一批鸡蛋，其中一枚保存十分完好(84)。在其它汉墓随葬的器皿中，也经常发现粮食的遗物。
山东属于华北地区，故以旱作农作物为主。当时黍、稷、小麦、大豆、水稻等“五谷”作物已齐全。齐王墓随葬器物坑陶壶内有腐朽小米、巨野红土山出土陶壶内，有的器内有粟粒；临沂金雀山周氏墓群M14边箱出土四件残竹笥，内盛黍、稷、枣、栗等。
4、加工及储藏：当时农业有了长足的进步，故粮食加工工具，相应的有了发展。在山东地区出土磨、臼、碓等粮食加工工具模型和石磨实物等。
磨在西汉得到迅速发展：分为实物和模型；
石磨，济南东平陵遗址出土(85)，仅磨两件，皆仅存上扇。标本0329，磨顶凸起一周，中心形成一圆形凹槽，中间有一道隔梁，将其分成两部分，每部分各有一长方形漏孔；底部中央也有一圆形榫槽，其外密布长条形磨齿。磨侧边，有两对称的长方形榫孔，可以纳柄。直径53厘米、厚11、5厘米。标本0330，形制与0329近同，无齿。直径43、5厘米、厚11厘米。另在济南(86)、和安丘(87)，也出土实用石磨；
陶磨，在山东地区汉墓中时有出土，以平陵城发现的具有代表性(88)。标本0318，夹砂灰陶，仅存上扇，磨顶外侧凸起两周，其间形成深槽，磨顶中部也为圆槽，其中心尖凸，圆槽外侧有对称的两个圆形漏孔；磨顶外缘还有二圆形榫孔，可以纳柄，磨底内凹，中心有一圆形榫孔，以与下扇结合。直径40、8厘米、厚11、6厘米。临沂银雀山四号西汉墓中出土的陶磨也保存较完整，其为尼质灰陶，上下两扇，相对的磨面中心有圆孔，以示穿轴；磨顶有凹槽，里面有两个磨眼，未透，上扇一侧有方孔，以按把手转动。径9、2、高4、2厘米，下附一活动的圈座，高5、8厘米(89)；另外，在微山县汉墓中(90)也发现6件陶磨。
臼，1件，临沂银雀山西汉墓M4出土。其为灰陶，大口，深腹，里面为小圜底，下附一平做。高5、8厘米(91)碓，是由杵臼发展而来，它是利用杠杆原理将一根长杆装在木架上，杆的一端装着碓头，下面置放一石臼。米碓风车1件，临淄金岭镇一号东汉墓出土(92)。宁津宠家寺东汉墓(93)。出土一件罕见的釉陶碓，由臼、碓、栏三部分组成，十分逼真。
仓：陶仓模型，反映当时藏粮之器。梁山后艮山村汉墓出土一件陶仓(94)。又在东平县王陵山汉墓出土一件长方形楼阁式陶仓(95)。另在临淄金岭镇(96)、滕州市官桥(97)、微山、泗水(98)等地，屡屡发现陶仓，而以微山县居多(99)出土有十余件之多。“丰收”宴享画像石(100)，1954年山东沂南出土。从画面观察，左半部地主席地而坐，仓楼前粮米成堆成车。右半部有厨房、灶、井及各式器。为多人抬猪、宰牛、宰羊、烧火、蒸饭、炒菜、备酒图像。形象地反映了豪强地主一面剥削、一面宴享的情景。
5、家畜家禽业：家畜家禽的饲养业是汉代农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山东的饲养业发达，故在墓葬中出土也较丰富，折射出汉代家畜家禽业的发达景象。
猪，汉代猪的饲养非常普遍。章丘洛庄汉墓第34号动物陪葬坑中，发现10头完整的家猪遗骸；在该汉墓的3、4、25号陪葬坑中，也有出土零星的猪骨，当为祭祀或随葬之用(101)。
玉猪3件，其1出土于临淄商王墓地中，青玉，卧猪形，长方体，一端刻画猪首性。长9.7、高1.8、宽1.8厘米(102)；另2件，曲阜县大庄出土(103)，黄白色，玉质细润，有光泽，均长11.5、高2.5、宽2.5厘米。尾上刻一透空小钮，孔径均能闯过线去。底面抹平无纹，四腿向前爬伸，作卧伏起来欲走状。
石猪：一件，1997年5月，临沂银雀山南侧的工地出土。
白色大理石页质，圆雕卧猪，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出土，其长7.4、宽2.4、高2.5厘米(104)。
滑石猪，6件，均为济南大觉寺汉墓出土(105)形制基本相同。M2：96，白色大理石质。鼻向下、尾短，中间各有一小孔，一侧平，一侧雕出足状。长10.3、宽2.4、高2.4厘米。M2：97，滑石质。鼻孔四道沟，圆耳，小目，粗腿，头顶有一道凹槽，舌部、尾根处各有一横空，鼻孔锥钻。长11.3、宽3、高3厘米。
在画像石中，也有和猪相关的场面。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图案中，有捕捉野猪场面(106)：一猎人带狗，追捕野猪，此外，还有分散的兔、鸟、鹿形象。
猪和猪圈模型在山东地区的汉墓中，陪葬较为丰富，以泗水南陈东汉画像石墓出土的陶厕圈最为精致。其平面呈长方形，左侧为猪圈，凹墙，两外角墙上加盖人字形拐角顶，两坡瓦垄用竖凸线表示。圈内站立一陶猪，长嘴、卷尾、粗短足，高5厘米，长12厘米。右侧后半部分为方形厕，墙上加盖单独烧制的四阿式庑殿顶，瓦垅也用细凸线表示。厕下一圆洞与猪圈相同，厕门前为斜坡平面。其高18、长23.7、宽26厘米(107)。另外还发现二十余处汉墓中(108)，随葬有猪或猪圈模型。
马，在汉代主要是畜力，很少作为食用。在洛庄汉墓第9、11和17-20号陪葬坑中，出土20余匹完整的马骨遗骸(109)，对于研究当时畜牧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鎏金铜马1件，山东莒县双合村汉墓出土(110)；济南平阴汉墓出土陶马甬(111)；济南危山汉墓陪葬坑(112)出土陶马甬数十件，做工精致，微妙微肖。
在微山(113)和兖州汉墓(114)等地出土的画像石上，也有马的图案。
牛，是汉代农业的主要畜力，有时也作为食用。牛耕已广为使用。在洛庄汉墓第13号陪葬坑中，有水牛出土(115)。长青双乳山汉墓(116)的器物箱内放置着大量的牛、羊、鸡等家畜、家禽以及大量的鱼等。
在汉画像石图像中，也有牛的形象，一般是和牛耕相结合。滕县城关画像石(117)，石面纵67厘米、横68厘米。画面三层，中层有牛的图案。还有牛马食草的图案。在章丘汉画像石汉墓中(118)，出现牛、羊头图案多处。
鹿，因是稀有动物，故发现较少。烟台市区发现殉鹿骨架一具(119)。在长清县双乳山一号汉墓中也发现殉鹿现象(120)。
鸡，是汉代的主要家禽。山东地区汉墓中，陶鸡模型较为丰富。在济南闵子骞汉墓、济南青龙山汉墓(121)和长清大觉寺汉墓中均有陶鸡出土，另在济宁(122)、肥城(123)、高唐、枣庄(124)、乐陵(125)、泰安(126)等地汉墓中也有陶鸡发现。
木鸡模型，山东临沂金雀山西汉墓出土(127)。
尤为难得是，淄博市临淄区永流乡尧王村(128)，发现一批珍贵的东汉彩陶俑，包括陶狗、陶鸡、陶鸟等，还有陶井。动物俑有公鸡、蹄鸡、母鸡生蛋花狗啃骨等，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真实地反映了东汉时期临淄地区新生地主阶级的庄园生活场面，也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家禽业，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鱼，是当时的主要副食品之一，故在汉墓中时常有鱼骨被发现，如济南洛庄汉墓3号、25号陪葬坑出土的陶器中含有鱼骨(129)，但较多的是出现在汉画像石图案中，以微山县出土的鱼汉画像石图案最为生动，此画像石于1989年发现于田野沟渠上，残长30、宽69厘米。画面分为上、下两格，上格露出一阙角，三层斗拱，其中一、二层斗拱上各雕一个人首形饰物。阙顶有一飞鸟，檐下挂三条鱼，旁边还有同头三鱼。下格有一鱼鹰正在吃鱼，勾勒简洁，且十分生动传神(130)；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由数块图案(131)，如第九石，八叶间隙饰鱼八条，其中三条鱼胸鳍特别大，有点近似翅膀。第十石，八叶间饰鱼八条，其中三条为鲇鱼，五条为草鱼。另在曲阜(132)、微山(133)、济宁(134)、青州(135)、邹城(136)、嘉祥(137)、泗水南陈(138)等地均有出土。
汉画像石中，捕鱼形象也较常见。在山东两城山，出土捕鱼画像石(139)。嘉祥五老洼，发现两处叉鱼画像石(140)。另在滕县黄家岭(141)，出土执罩捕鱼画像石。
狗，是人类的朋友，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十分密切。在济南洛庄汉墓第34号动物陪葬坑(142)、济南腊山(143)、济宁(144)等汉墓中有狗殉葬。不仅有实物出土，而且陶塑品也经常发现。如陶狗，济南济南大觉寺村二号墓出土，其昂首向前，尾巴上卷，四肢直立，粗腿，项圈后有垫子，身上饰彩，长31、高29厘米(145)；另在临沂银雀山西汉墓(146)、济南闵子骞祠堂汉墓中(147)也发现陶狗。
鹅，为汉代家禽之一。出土的大多为陶俑。济南大觉寺村汉墓出土的标本，其昂首前伸，双翅塑造出羽毛的形状，头部细致逼真，通体饰白色陶衣。长24�q2、高25厘米(148)；在济南大观园(149)、青龙山、闵子骞祠汉墓中(150)也发现陶鹅；济南长清孝堂山(151)，在汉画像石中，刻有动物有鸡、鹤、凤凰、猴、兔、鸭、鸽、有鹿、兔、虎、猪、鱼类等动物。
鸭，标本为济南大觉寺村二号墓发掘出土，其身体向前倾，作行走状，昂首前视，尾巴略上翘。长28、高22、2厘米(152)，济南闵子骞汉墓、大观园汉墓也有发现。
有趣的是在汉画像石中还出现猫捉鼠、老鹰抓鸡等画面，沂南县北寨村清理了一座汉墓上有此图案(153)。
羊，为六畜之一。在洛庄汉墓第34号动物陪葬坑中，出土60余只羊(154)。
骑羊俑，为泥质灰陶，羊体肥硕。背上有鞍，其上骑坐一人，人面目仅有轮廓；羊腹中空，摇之有清脆的响声，其内应丸状之物。通高10厘米(155)。《后汉书・玉符传》〉曰：“今人――或做泥车瓦狗诸戏弄之具以巧诈小儿。”大概即指此类玩物。石羊，山东临朐县东盘乡后李成村出土(156)。莒县双合村汉墓还发现玉羊(157)。
和羊相关的图像，在汉画像石中经常展示(158)，它是汉画像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兔，在济南洛庄汉墓34号坑出土30余只，并且还发现兔笼的遗迹(159)。
6、其它
山东地区出土的养蚕、丝织手工业考古资料，非常丰富，拟另文专论，在此不再赘述。
二、相关问题探析
以上，对山东地区汉墓中出土的农业考古资料，大致的进行了梳理，现仅就一些问题作些初步的探析。
1、农业生产工具方面：
我国进入铁器时代以后，曾一度是非金属农具与金属农具（包括铜、铁）并用，到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铁农具才逐步被推广应用，而真正由铁农具取代非金属农具是在汉代，但这一阶段的农具所表现的地方特色已不那末明显，这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逐步形成，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并日趋统一的必然结果。铁器时代：铁器的发明和使用，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指出：“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160)。两汉时期，山东出土铁农具的地点明显增多，计有章丘、莱芜、临淄、滕县、泰安、东平、安丘、莒县、日照、巨野等处。
据《汉书。地理志》〉注：西汉实行“笼盐铁”（即盐铁官）以后，在全国设立49处铁官，而山东地区就有十二处，济南郡的东平陵、历城，齐郡的临淄，东莱郡的东牟、千乘郡的千乘，泰山郡的嬴，胶东国的郁秩，成阳国的莒，鲁国的鲁，以及山阳（新莽时改为钜野）郡，琅琊郡、东平国，都设有铁官。
铸造铁器的范具也有较多发现，东平陵城出土了铸造铧冠、铁锸的完整铁制范具各一套及锤范、铁质器物内模等；莱芜亓省庄发现西汉范具全部是铸造农具的，有犁范、双镰范、铲范、镢范、耙范等。除铁制范具外，平陵城等地还发现有铸造铁器用的陶制范具。所有这些都证明汉代，山东的冶铁业非常发达，故农业生产工具也相当先进。
镢：又称�昊蚋洌�为横斫式整地农具。《国语・齐语》记：“恶金以铸锄、夷、斤、木属，试诸壤土。”韦昭注：“木属，斫也。”《尔雅・释器》曰：“斫为之木属。”郭璞注：“�暌病！薄端滴慕庾帧罚骸澳臼簦�大锄也。”至迟在战国时期，铁镢已得到推广，并且出现了横銎式铁镢。在此之前的镢都是直銎式的空首镢，其装柄的方法，是在銎的顶部銎口插入长方形木块，在木块上横凿一孔以装木柄，或直接按装树叉形的弯曲木柄。横式的镢则是銎口横穿镢体的上方，直接横装木柄，加塞木楔，使之更加紧固牢靠，使用时不易脱落，其掘土功效更高，因此很快就淘汰了直銎式的空首镢，成为汉代以后的主要掘地农具之一。因此，汉代的《淮南子》一书就经常提到它，如：“今服徭者，皆�辍�…”（《精神训》），“奋儋（担）�辍保ā侗�略训》），等等。王充在《论衡・须颂篇》亦提到：“以�暝涞亍�…如复增�辍！薄盎蛞渣昶矫嬉闹�”。
犁：也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农业工具之一，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牛耕开始推广，铁犁铧也取代了青铜犁铧，山东有战国的铁犁铧出土，说明此时犁耕已在中原地区大量使用。耕犁发展到汉代才得到普及，山东许多地区出土铁犁铧，它们成为汉代农业生产力显著提高的主要标志之一。汉代的铁犁铧品种多样，大小不一，小的长、宽各20厘米左右，大的长、宽可达40厘米以上。墓中或遗址还出土了汉代的铁犁壁，有单面的，呈菱形或板瓦形，可向一面翻土；也有双面的，呈马鞍形，可双面同时翻土，适于开沟起垄。犁壁是翻土碎土的重要装置，这一发现标志着中国的耕犁已走上成熟道路，堪称耕犁史上的重大成就。从各地画像石和壁画的牛耕图上，还可看到汉代耕犁的具体结构，汉代耕犁已具备了犁辕、犁箭、犁床、犁梢等部件，说明已趋于成熟定型。总体说来，东部地区（山东、江苏等地）的耕犁形制为，犁床和犁梢连成一体成弓形，是用一根弯曲木头制成，看不出明显的犁床，故称为无床犁(161)；当时的耕犁都是直辕犁，有用二牛牵引的长直辕犁和用一牛牵引的短直辕犁。长直辕犁适于在大块田地上使用，短直辕犁转弯灵活，适于在小块田里使用，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发明和创造。
山东地区牛耕当始于战国（或更早），至汉代已普及。战国时期增出土犁铧，其形制被汉代所沿用，汉代普及牛耕已无疑。同时我们还可以从文献上找到证据，如《盐铁论？未通》曾记：“农夫以马耕哉。”又《国语？齐语》〉曰：“深耕而疾�i，以待时雨。”孟子曰：“深耕而易耨”深耕者为人力所不能达，只有马、牛力可达致。汉代牛耕普遍，这不仅可从出土大量的铁犁铧和铸铧的铁范得以印证，汉画像是中常见牛耕图也有所反映。从山东滕县黄家岭出土的画像石牛耕图观察，是一牛一马并行拉犁，这或许可以说，当时牛耕普遍，牛服犁尚不足，故牛马并用。另者，汉代曾出土犁壁，又观察黄家岭画像石牛耕图中刻画的犁，各部件已齐备，犁结构已臻完善，这是反映当时牛耕普遍的又一侧面，也这是出牛耕业的兴旺景象。
铲：春秋时出现铁铲，到战国时铁铲的使用更为普遍，形式有梯形的板式铲和有肩铁铲两种。至汉代始有铲的名称，《说文解字》已收有“铲”字。汉代的铲器形较为多样，有宽肩、圆肩、斜肩几种形式。铁铲在汉唐以后一直是挖土的主要工具，在宋元时期成为铁（锨）或铁锹，依然是主要的农具之一。
锸：锸为直插式挖土工具。插在古写作作�a，《释名》“”，插也，插地取土也”。锸是商代新出现的生产工具，发展于战国，盛行于汉代，一直沿用到南北朝以后。锸是汉代的主要挖土工具，在兴修水利取土时发挥很大作用，故有“举锸为云，决渠为雨”的民谣（《汉书・沟洫志》）。锸的铁套刃在汉代叫“敝金，河内谓�a头金也。"按装敝金的木板叫“叶”。《释名・释用器》曰：“其板曰叶，像木叶也。”使用时双手握柄，左脚踏叶之左肩，用力踩入土中，再向后扳动将土翻起。《淮南子？齐俗训》：“修胫者使之跖�a。”高诱注：“长胫以踏插。”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一件完整的锸(162)，其木叶左肩比右肩突出而稍低，就是为了便于左脚踩塌而设计的形状，推测当时山东地区的铁锸当与其相似。锄，锄是横斫式锄地农具。大型锄用于挖土，小型锄用于松土除草，属于中耕农具。《释名？释用器》曰：“锄，助也，去秽助苗长也。”锄在商周时期称作�啤！妒�经・良耜》：“其�扑拐裕�以薅荼蓼。”。在汉代成为钅且，钅且即锄。《说文》：“钅且，立薅所用也。”是中耕除草的工具。
农业工具是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的标尺，当进入青铜时代，特别是发展到铁器时代中的战国晚期及汉代，农具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成套的铁农具基本形成，从而加速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步伐。但促使农业生产一直向前发展的主要因素还是使用农具的人。人的因素第一，在同样的条件下，使用同样的农具，但操持工具的人的熟练程度不一样，耕作技术（精耕细作、改造土壤、改良品种、田间管理、合理施肥、水利设施）不同，故所产生的农业经济效益或高或低，不尽相同。
镰，是长条形带锯齿刃的收割工具。镰最早是石镰和蚌镰，要捆绑在木柄上才能使用，虽是从石刀演变而来的，但其历史却非常古老。商周时期使用青铜镰刀。从战国开始，铁镰逐渐取代了铜镰，至汉代铁镰已基本定型，只是镰身宽狭有所不同。此后铁镰的形制变化不大，一直沿用至今。
2、水利设施。
水利是农业健康发展的前提和条件。农业水利建设主要是凿井。这与山东地处旱作农业区密切相关。凿井术起源于何时，尚无可考，但我们认为利用井水灌溉农田不会晚于战国，从汉墓常出土陶井模型及汉画像石常见刻画汲水图像分析，于汉代已发展到普遍采用汲井水灌溉农田。又于汉代即已发明、应用了简单机械提水灌溉，其法有三种：一种是桔槔法，即如嘉祥出土的汉画像石桔槔图所示，在井旁立一支架，支架上系一活动杠杆，一端绑重物，另一端系吊罐（或桶）提水。另一种是辘轱法，即如山东汉画像石辘轱图所示，在井旁竖二根立柱（柱高低与人的体高），柱头架一根穿上辘轱的横杆，一根绳子放于辘轱上，一端系吊罐（或桶），一端手拉之，靠辘轱转动提水，省力。再一种是滑轮法，即如陶井模型所示，在井圈上支拱形圈架，圈架上设置滑轮。提水时，一根绳子放在滑轮上，可二段各系一个吊桶，一上一下滑动，既省力，又提高工效一倍。可见利用井水灌溉，在战国时期或更早既已产生，汉代当处于进步时期。
在原始农业中是“听其自生自实”，还没有什么灌溉可言。商周时期的灌排系统主要是在农田之间挖掘很多沟渠，称之为沟洫。井灌主要是利用园圃中的井水灌溉蔬菜，原来是利用瓶罐从井中取水，后来法明了提水机械桔槔。
桔槔：《庄子・天运》云：“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成书于西汉的《说苑・反质》中也记载：“卫有五丈夫，俱负缶而入井灌韭，终日一区。邓析过，下车，为教之曰：‘为机重其后，轻其前，名曰桥，终日溉韭百区不倦。”桥即桔槔两字的合音。桔槔是利用杠杆原理以减轻劳动强度的提水机械，比手工抱翁而吸要提高百倍功效，至今尚在一些农村中使用。邓析是春秋时人，庄子为战国后期人，看来战国时期桔槔还不是普遍使用，可能到汉代才得以普及。在山东省嘉祥县武氏祠画像石中，刻有一幅桔槔图。
汉代的农田水利有很大的发展，一方面由于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对水利建设也相当重视。如汉武帝曾对属下说：“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提倡“通沟溪，蓄陴泽”以“备旱”，于是出现全国“争言水利”的局面。在关中平原“举锸为云，决渠为雨”，修建了一大批大型水利工程；丘陵山地和南方地区则兴建陂塘坝堰等小型水利设施，“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163)。
汉代也采用井灌的方式来浇灌园圃中的蔬菜。浇灌时，从井中提取井水直接倒在水沟中，水流顺着水沟两边的缺口流进菜地。至于如何从水井中吸水，取决于井水的深浅。井水较浅，可用桔槔吸水。如井水太深，桔槔够不着，就用滑轮来提取，滑轮在汉代也称辘轳。
辘轳：是汉代另一种提水工具，其提水方式则是采用摇转辘轳绞动绳索以提升水桶的办法，从而节省动力，提高功效。各地汉墓中经常有陶水井，有的井架上还带着滑轮。在东汉末期，发明了提水功效更高的灌溉机械翻车。
3、农作物
山东属于华北地区，故以旱作农作物为主。当时黍、稷、小麦、大豆、水稻等“五谷”作物已齐全。
4、加工及储藏
石磨，旋转性的石磨是将谷物磨碎的加工机械，为上下两扇圆形石块组成。上扇凿有磨眼，并按有拐柄，朝下一面凿有磨齿；下扇朝上一面亦做有磨齿，中央装一短轴，可将上扇磨石套合在一起，摇动拐柄是上扇磨石绕轴旋转，谷物有磨眼注入，在两扇之间散开并在磨齿之间被磨碎。春秋战国时期，发明了旋转形石磨，这是加工农具史上的重大突破。
石磨在西汉得到迅速发展。只是西汉的石磨制作的略为粗糟一点，磨齿多为窝点状，磨出来的粮食颗粒较粗。东汉的磨齿才发展为放射线形，磨出来的呈颗粒细小的粉末状，特别适合用来加工小麦和大豆。石磨一般是用人力牵动，但河北省满城县刘胜墓出土一件大型石磨，旁边有一具牲畜遗骸，推知是用畜力来驱动，其功效自然远较人手推磨为高。磨是连续运作的加工工具，极大的提高了功效。石磨可以将小麦磨成面粉，将大豆磨成豆浆，从而使中国饮食习惯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粒食发展为面食，也促进了小麦和大豆种植业的发展。
碓，是由杵臼发展而来，它是利用杠杆原理将一根长杆装在木架上，杆的一端装着碓头，下面置放一石臼。人踩踏杆的另一端，碓头即翘起，当脚移开碓头即落下舂打谷米。碓发明于何时，尚无探究，但汉代文献多处提到碓。说明至少在汉代已发明碓。碓是从杵臼发展而来，利用杠杆原理用脚踩塌，比用手工操作省力如《急救篇》：“碓石岂扇阝贵舂簸扬。”《桓子新论》：“宓牺之制杵舂，万民以济，及后人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杵舂。又复设机关，用驴骡牛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方言》云：“碓机，陈魏宋楚自关而东谓之梃�┦�岂。”孔融《肉刑论》：“水碓之巧，胜于斫木掘地。”等（参见陈文华先生的相关著述）。上述史书所载，说明汉代已经不仅使用脚碓，还有畜力带动的畜力碓，还发明了用水力驱动的水碓，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5、家畜家禽业：
汉代，在农业发展的同时，家畜家禽业也十分兴盛。当时大力提倡养猪养鸡。尤其是一些“劝民农桑”的地方“循吏”。西汉黄霸任颖州太守时让邮亭乡官带头养猪(164)。文献记载从另一角度再次证明，汉墓中随葬的陶禽畜模型的种类和数量都是有意义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汉人量化了的富裕标准。
养牛、马，主要为耕地，作为畜力使用；猪、羊、土的饲养，主要为食用。
大量陶猪、厕模型的出土，一方面给人民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而且也为农田施肥创造了条件。追肥，增加了地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施肥：施肥是给作物生长创造良好土壤环境的一种措施。我国农业土地利用率的不断提高，是以恢复和培肥地力技术的进步为前提的。地力的恢复，在撂荒制下，完全依靠自然的过程；在休闲制下，已有人工干预的措施，如在休闲地上芟除草木，并用水淹和火烧，使之变成肥料。我国何时有意识地使用肥料，还有不同看法，但施肥受到比较普遍的重视，显然是连种制开始代替休闲制的战国时代。当时人们要求“积力于田畴，必且粪（施肥）灌”（《韩非子》语），而“多粪肥田”已被认为是“农夫众庶”的日常任务（《荀子》）。汉代人又把施肥和改土联系起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蓬勃发展。
用地和养地相结合是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我国古代之所以土地利用率不断提高而地力长久不衰，是与重视施肥，精耕细作和合理的轮作倒茬不无关系。汉代，非常重视中耕除草工作。在前面我们研讨农业工具时，已看出当时全国各地许多汉代遗址、墓葬中出土大量与中耕除草有关的铁制农具，从考古发现角度，证明当时除草工作是很得力的。不仅考古发现甚多，而且文献记载也颇丰。如《�f胜之书》即把“旱锄”作为田间管田间管理环节可理的重要环节，对各种作物都要求“有草除之，不厌数多”。“麦生根茂盛，莽锄如宿麦”；“豆生布也，锄之。生五六页，又锄之”，“麻生布叶，锄之”等等。《释名》：“锄，助也，去秽助苗长也。”说明汉代锄是专门用来中耕除草松土的，不同于用来翻土整地的锸、镢等农具。山东省泰安市东汉除草画像石，是我们形象地看到了当时中耕场面。
白纸的后半部分，是70余个签名，密密麻麻地盖着红手印。
事实上，这是剑河县委组织部第二次接到要求李荣忠留任的请示。柳川镇返排村的村民两次递交申请，共摁下98个红手印，要求留下这位深得民心的支书。
山崖上的来客
清水江是黔东南土地上最大的河流之一。三板溪电站截流蓄水后，清水江在剑河县境内形成了44.25平方公里的三板溪湖面。但陡峭的山崖、雄奇的高山依旧耸立在两岸，“山高”、“林密”、“路险”、“谷深”仍然是这里的关键词。
电站建成后，返排村大寨实施了整体搬迁，房屋全部建在两岸的山崖上。村里连接农户的小道在山崖上百转盘旋，返排村成了名副其实的“挂在山崖上的村寨”。
李荣忠是剑河县委党校的一名教师。2012年4月，在贵州省委“万名干部下基层”的号召下，他主动报名下村，来到返排村任指导员。
到达村子的那天晚上，戴着1500度近视镜的李荣忠住在村干部潘年锦的家里。望着李荣忠眼镜上那一道一道的圈圈，几个村干部心里“咯噔”一下：“这样一个书生，能带领我们村民发展哪样生产哟？”
这一晚，李荣忠辗转反侧。他读懂了村民的担心，也想到了自己肩头的责任。他明白，打消村干部和村民的顾虑，是自己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
第二天清晨，李荣忠早早起身，沿着3公里的村中小道走了一遍又一遍。路上，他遇见了村民周文礼。周文礼告诉他，由于山陡路窄，搬运农副产品和粮食、肥料都靠马驮，常常有马匹跌落山崖的事故发生，有时人的安全也难保障。
“一定要帮助群众解决行路的安全问题！”李荣忠盘算着，受地形限制，蜿蜒的小路无法改变，但可以在危险地段装上钢铁护栏。可是，钱从哪里来？号召村民集资不太可能，他们刚安定下来，需要添置的东西很多；村里资金不足，发展经济更需要钱。
“回城，找钱去！”李荣忠跟村干部打了个招呼，匆匆搭上客船返回县城，穿梭于各个职能部门请求资金支持……
两天后，李荣忠揣着筹集的1.8万元钱回来了。他把钱交给村会计，组织村民购买钢筋和钢管，在所有危险地段装上了防护栏。扶着结实的栏杆，村民涂进成感慨：“这下牛马不会跌下悬崖了，我们走路也不怕了。李老师为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啊！”
“为村民办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尽管微不足道，但是他们改变了对我的看法。”李荣忠说。这件实事办到了村民们的心坎上，他也走进了村民们的心里。
看不清脸色的高度近视
装上护栏后，在村民眼中，李荣忠的身份从“来客”变成了“值得信赖的人”，大家都来向他反映问题。
有人说，村里教学点的房子漏雨了，玻璃也全部破碎了。
有人说，村里的垃圾乱堆，要是建几个垃圾箱就好了。
还有人说，想发展网箱养鱼，但是我们这里是清水江岔河，不知道可不可以养？
……
李荣忠抱着笔记本，认认真真记下每一个问题，不时扶一下鼻梁上厚重的眼镜。
当天，他认真查看了村里教学点的情况和垃圾点的分布，又跑到清水江主航道附近了解网箱养鱼技术。随后，他回到县城，带着村干部跑机关、跑企业，申请资金和项目支持。
姜通华是村里的会计，常跟着李荣忠去县城办事。他说，有一次，李荣忠带他去一个单位申请资金，费尽了口舌。但这个单位没有这方面的开支项目，单位领导只好自己掏出100元钱给了他们。
回村的路上，姜通华很不好意思，他对李荣忠说：“费了半天口舌，得了100元，好丢你的面子哟。”
李荣忠诙谐地说：“为了村里的事情，我不怕丢面子。再说，我高度近视，也看不清别人的脸色啊。”
驻村将近两年，李荣忠共争取到帮扶资金4.9万元。这些钱，全部用于维修教学点、修建村垃圾池、建设村民娱乐活动中心等。此外，在李荣忠的争取下，县农牧局的技术员来到了返排村。2013年，返排村的网箱养鱼从无到有，已经达到了24家共300多箱。
驻村干部请你留下来
返排村有9个自然寨，最远的九满山自然寨离大寨18公里远。作为驻村干部，李荣忠走遍了这些自然寨。
2012年5月，李荣忠要去九满山自然寨动员村民参加农村医保。为了节省时间，他和潘年锦选择了一条人迹罕至的小道，很快进入了原始森林。山谷的上空是蔽日的树木，脚下是浓密的杂草。突然，潘年锦大喊一声：“小心，蛇！”李荣忠停下脚步一看，前面一条眼镜蛇高高立起，右边的树枝上还挂着一条“竹叶青”。
好险啊！
李荣忠和潘年锦商量后，只好原路返回，重新选择相对安全的山道，费尽周折才到达九满山。
那天下午，李荣忠惊魂未定，又遇到了更大的难题。有一位70多岁的老人，无论怎么劝，就是不同意参加农村医保，说自己平时没什么病，年纪又大了，不肯花这个“冤枉钱”。
晚上，李荣忠再一次来到这户村民家，准备给老人解释参加农村医保的好处。可是，老人心不在焉，支支吾吾地应付着。正当李荣忠觉得奇怪时，老人接了个电话，焦急地说了几句。原来，老人的孙女当天傍晚被毒蛇咬伤，其子正背着女儿往18公里外的渡口跑……
知道此事后，李荣忠一边联系返排大寨有机船的人家在渡口等候，一边电话向镇里的干部求救，请求安排车辆送县医院。由于抢救及时，小姑娘得救了，住院期间的大部分医疗费也都顺利报销。老人得知后，非常高兴，马上打电话告诉李荣忠：“李老师，我想通了，我要办医保。”
很久之后，李荣忠才把这段又惊又险的经历告诉妻子。妻子拉着他哭了很久，只盼着他干完一年赶紧回城。可是，返排村的村民们舍不得李老师。2013年2月，27位村民联合提交了请示，盖上了红手印，希望李荣忠留在村里。
面对村民的期望，李荣忠选择了留任。
在返排村的第二年，李荣忠已然成为了村子里的一员。他当上了村支书，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离不开他：小路塌方了，找他；孩子因学费问题上不了大学，找他；甚至猪牛生病了，也找他……
稻草烧成灰,溶入新汲之水。其汁水定清,冷服,解砒霜之毒,比较有效,旱稻播种时,要及时浸种,使其略微发芽。在北方,如果旱稻尚未长出地面时就遇上干旱,应当安排人力和牛马踩田,以减少土壤水分蒸发;如果泥土湿润,就不要让人畜踏进田里。禾苗长出三寸以后,若遇下雨天,应当冒雨薅草。桑蚕技术与水环境。桑树压条育种,要在五月间的晴好天气,取泥土,和水,搅成粥状,晒热后敷在卧条上。到傍晚天气凉爽时,桑树本根和卧条都要浇水。桑苗移栽,先要掘坑。坑内用火粪等拌和软土,加水,搅成泥浆,然后将桑苗栽进坑里。环绕桑树垒起圆形土堆,称为桑隔,要经常浇水。桑隔旁边要修建池畔,以利蓄水。较之荆桑,湖桑叶片含有更多津液。荆桑果椹成熟时,可收集起来,用水淘洗干净,晒干储藏,以备留种。桑葚浸酒、煎汁,经常饮用,对人身体有益。桑叶、桑皮煎水,可洗治风眼、泪眼。嫩桑枝炒过,煎汁饮用,可治消渴之症。蚕蛾摘下蚕连之后,在晴天清晨,当太阳尚未出来时,汲取新水浴连,除掉蛾子的排泄物,挂起来风干。蚕连在三伏天再浴一次,仍旧挂好风干。冬至、腊八节,蚕连先用牛尿浸润,再用新水洗浴。正月十五,用研细的朱砂,调和温水洗浴。腊八节的长流清水,或井中甜水,浸绿豆、白米;一天之后,晒干储藏,以备大眠后磨粉、拌桑叶喂蚕,有助于清热祛病,增强丝绵韧性。水桑叶只有在中午,当气温较高时,才可以喂蚕。蚕沙干爽,表明蚕无病。蚕箔上若出现成片湿润,意味着蚕有病,需要赶紧替换蚕箔。替蚕时,若是遇上阴雨天气,蚕容易受寒,就用切细的软茅铺撒在蚕上,再添桑叶。牛粪和水做成墼子,晒干储藏,可用来烘蚕,提高蚕室温度。若天气暴热,蚕室门外应贮放清水,而蚕室地面要洒些水,透些凉气。不能迅疾缫丝的蚕茧,要晒干,放入陶瓮,埋进地下;日后取出缫丝,应勤于换水。
麦作等技术与水环境
在清代江淮等地农业技术体系中,种植业是引人注目的重头戏,生产对象繁杂多样。其中,麦子在地位上仅次于水稻。此外尚有玉米、蔬菜、棉麻等作物。1.麦子栽培利用技术与水环境。中国南方(特别是江淮)水田实行稻麦轮作,需要开沟作畦,避免渍害。对此,王祯《农书》(5)468和沈氏、张履祥《补农书》(6)40都给予相应的注意。包世臣《郡县农政》继续研究这一重要问题。要种植麦类的水田,如果水源近便,先要翻耕板田,用耙子劳平;过些天,放干田水,用锄头在田里开挖泄水沟,分作畦垄。其技术关键在于,沟要挖得深一些、宽一些,以抬高畦面,便于排水。麦子适宜于冬天下雪,抑制其营养生长;春天,泥土润泽,墒情良好,则日后麦穗硕大,子粒饱满。如果春天雨水多,麦苗傍泥土的部分很可能沤坏,变成黄色,名叫“黄疸病”,最为农家大忌。麦粒可略微浸些水,舂掉麸皮,称为麦米。麦子也可以磨成粉,用粗布筛子过滤;然后适当和些水,揉成面筋,成为素食中的主要产品。麦面在水中,下沉到容器底部的叫小粉,可以做成浆。如果麦芒不慎进入人的眼睛里,就取些大麦,煎成汁水洗眼睛,麦芒会很快出来。2.玉米等栽培利用技术与水环境。玉米原产于美洲,于明代传入中国,在清代获得广泛传播。此物根系发达,穿透力强,可以嵌进石头缝隙,因而比较耐旱。如果干旱过度,也宜于灌溉。玉米熬汤饮用,可治淋沥之症。芋类作物在干旱时要浇水,使土壤湿透。芋头有水、旱两种,水种特别好。区种法可用来栽培旱芋,开区下种,浇水,用脚踏平,以保持良好墒情。甘薯留种,要藏在干爽的土窖里;若受湿,则容易溃烂。粟米若研成粉,加上甘草一起煮,然后漉出汁水,搅和蜜糖,可以解毒。荞麦在本性上喜好雨水,也不是很怕干旱。稗子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很强,耐水而且耐旱。豌豆具有耐旱、耐冻的性质。青豆、绿豆,活生生地研细,和上冷水,可以解砒霜、金石、草木之毒。芝麻要趁下雨之后、土壤湿润时播种,容易发芽出苗。芝麻在收获时,若荚壳湿润而集中堆放,则子粒不能做种;如用来榨油,点火则不明亮。芝麻煎水,洗治一般疮毒,都是有效的。3.瓜、茄等栽培利用技术与水环境。瓜类作物播种,要将种子淘洗干净,然后挖坑,锄碎干燥的泥土,使其润和。下种之后,逢旱天,要频繁浇水。六月下雨之后,农家种下绿豆;八月中旬,绿豆苗翻压到地里,作为瓜地绿肥。冬天,积雪堆积在瓜地,可优化土壤墒情;春天瓜苗出生,不惧干旱。冬瓜一名水芝,可整个削掉硬皮,埋进湿地;一天后取出,泡上清水,对消渴之症有较好疗效。茄子在九月间成熟时掰开,用水淘洗,取出下沉的子粒,曝干收藏。二月间畦种茄子,育苗。当其长出四五片叶子时,趁下雨天,带些苗圃泥土,进行移栽。山药栽培,要先掘坑、挖沟,便于泄水。当干旱发生时,要引水灌入沟,遥遥润泽山药。茶树忌讳水浸根部,若遇干旱,就用米泔水浇灌;若要施肥,可用原蚕矢沤制的粪水。红花要在二月下旬,雨后撒播。四月底,农家趁早晨天气凉快,摘收红花;然后放在碓里舂得烂熟,包进纱布,绞去其中汁水,薄薄地摊在竹簟上,晒干储藏。4.棉麻栽培利用与水环境。为人们提供衣料的纤维作物,以棉、麻最为重要。棉籽留种,也要晒干储藏。谷雨节后,农家用水选法,选择坚实的棉籽,并用沸汤浸沃,然后下种。芒种时节,麻种趁雨后土壤湿润时撒播。黄麻秆放进水田里浸泡,沤成空心,起出晒干,是上好的燃料。苎麻性喜近水之地,夏天播种。隔上一夜,用水浇灌苗圃畦垄,使其保持润泽。如果地皮干燥,就用帚尖洒水。待麻长到三四寸,要整理本田。本田用熟地作畦,浇粪水,使之膏润。苗圃的苎苗要透彻浇水,带上老土移栽。栽下之初,每隔三五天要浇一次水;二十天后,每隔十天浇一次水;以后若遇干旱,也要浇水。麻秆割倒,起剥表皮,用刀刮掉白瓤,将青皮挂在竹桁上晾晒。晒干的青皮用水煮得洁白,就可以分别接成缨子。缨子在水里浸一夜,就可以用来纺线。纺成后,放进桑柴灰水里煮一夜,再用细石灰水漂白。高粱秸秆烧灰,拌水煮麻线,使其变得洁白而柔软。麻线再用清水煮一次,晒干,就能够用来织布。
林、牧技术与水环境
就农业技术体系来看,江淮等地农民在重视种植业的同时,也兼顾林业、畜牧生产。因《郡县农政》有关林业、畜牧技术与水环境的资料不是很多,但有相对重要性,故此分而并论之。1.林业技术与水环境。包世臣《郡县农政?树植》主要论述竹木栽培技术及其与水环境的关系。竹性比较怕水浸泡,但栽种时适宜于趁雨后地湿之机。先挖坑,用稻糠或麦糠拌和稀泥,将竹鞭埋进去,再盖上松土,不能浇水。竹园里应适当多开一些较深的沟渠,便于排水。洗手、洗脸的脂粉水,不能倒进竹园。竹园若萎败,应在腊月间全部砍掉,翻地,用烫猪水浇灌,可使新发竹笋长得非常茂盛。松、柏若采用播种技术,农家要在九月间收取成熟的种子,次年春分用清甜的水浸泡十天;畦垄整治妥帖,浇粪水,搭建矮棚;若遇干旱,要浇水。到谷雨节,还要浇水。榆树只适宜于临进水体的园地。柳树在正月、二月间插枝,要浇水,使土壤保持足够的湿度。凡是地势低下、有积水的地方,不便种植粮食作物,一般都适宜于种柳树。箕柳适宜于卑湿的田地、特别是河岸一带,当水干涸时耕治成熟,春天漫插柳枝,然后引入水源,任其氵亭积。谷桑皮结成把状,拌上石灰,泡在水田里。三四天后,水气有如蒸煮一般。一个多月后,农家在水里揉去青黄色的脏皮;再用石灰水沤制,捞出来摊在石板上,使其经受风吹雨打。两三个月后,洗出晒干,是为檀皮。槐树种子在夏至前浸泡,待其发芽,趁雨后下种。杉树采用扦插技术,治地成熟,雨后趁湿插下;如果无雨,就要浇水。梨树在嫁接时,接穗要浇些水。农家种石榴,掘坑下种,用水浇,使其经常保持润泽。一般而言,银杏要雌雄连同栽培;若单独种植在临水之地,树影照水,也会结出果实。春分时节,掘出深坑,倒入一些水,将水、土搅成泥浆,然后下种。树木(含果树)若生虫,用鱼腥水浇灌,虫子就会自己掉落下来。若在数九寒天先浇鱼腥水,树在次年就不会生虫。附带一提,《郡县农政?树植》最后谈到几种主要水生植物的养殖技术。例如,养荷花,要在正月、二月将莲子抛入池子;也可用藕节,在春天放进池子里,当年就 会开花。池子若蓄水较浅,不能养鱼,又要藉以灌溉,应栽些荷花,以遮蔽阳光,减少水分蒸发。芡实种子放入池子,自会生长。芦苇、菖蒲,都适宜于浅濑薄洲。2.畜牧技术与水环境。关于养牛,农谚有云:“出生不要好,只要窠干食饱”。牛栏要勤于整理,保持干爽清洁。春天,桶里装上蚕沙,浸些水,放在牛栏里,有防疫之效。牛在放牧之前,一定要饮水充足。牛犊刚刚生下来,要用温水洗浴。马驹刚会走路,就能饮水。马饮水有三项原则:少饮、忌饮、戒饮。马若饥肠辘辘,或身体羸弱,或怀有驹子,都不要足量饮水。污浊的水,恶劣的水,泛泡沫的水,都不能饮用。马刚骑过,或刚吃过刍料,都不能饮水。马若出门行走不久时就发渴,人就要下马,让马饮水;若任其干渴、久久喘息而赶路,马必然会很快死掉。羊群在放牧时,忌讳干渴,也忌频繁饮水;应使其缓慢来往于远离水源、有树、多草的区间,间天让它们饱饮一次水。羊圈里要开出小沟,墙角留出洞穴,不让脏水停留其中。若羊身上有痂,先用汤水洗,再涂酸汁;洗涂两次,痂就会痊愈。羊在三月剪毛,身上用河水洗净,再次生出的毛就会白茸茸的。八月剪羊毛,一般天气比较凉快,就不要洗羊身。鹅、鸭要在水源条件较好的地方,适宜于放养。母禽(特别是母鸡)在完成孵化任务后,要用温水洗浴。雏鸭出壳后,先要喂粟米饭、切细的菜叶,还要给清水喝。水一旦变浊,就得更换。否则,浑水里的杂质会堵塞雏儿鼻孔,使其闷死。鹅、鸭雏儿要在水里稍微呆一会儿,若时间过长,因其肚脐尚未愈合而过分接受水中寒气,也容易死亡。乡土谚曰:“鱼儿离不开水”。包世臣《郡县农政?畜牧》最后论述养鱼技术,与水环境关系最为直接。该篇参考了《陶朱公养鱼经》的部分文字,很可能来自《齐民要术》。(3)457-458当时,江淮农民利用丰富的水体资源条件,饲养白连鱼和草鱼。包世臣引《庄子》言:“鱼环游之,不知其几千里”。(2)208这就是古人在池中错杂分布作成九个小洲的主要技术原因。清代,一些农民对鱼的特性更为熟悉。标准的鱼池要六亩,大约每亩七丈五尺见方。六亩池子,纵横都是十八丈七尺左右,除开九个小洲所占面积,剩下的空间足够鱼行摆尾之用。
土地利用技术与水环境
美国环保主义经典作家利奥波德(AldoLeopold)认为,土地是一个共同体,包括水、土和生物。(7)193根据农业生态的基本原理,包世臣《郡县农政》所述林林种种琐细的技术活动,都要一一落实到土地利用方面来,从而沟通水、土、生物之间的环境运行关系。1.农田水利与水环境。包世臣在水利方面也是专家,其《中衢一勺》多半论述河工问题。这里仅就《郡县农政》有关农田水利的情况予以简介,以略备一格。包世臣认为,如果平原地区有较大的河流,但距离水田较远、不能直接用来进行灌溉,农家就要根据地理环境状况,开凿沟渠,以便排灌。田地面积达到数里见方,其周围要环绕沟渠,并修筑圩埂。有些地方只能栽培旱作物,也要尽力多修池塘,蓄水灌溉。圩田坝埂底部与河沿一带,夏天水涨,必然会被淹没,不能种庄稼,而适宜于栽培箕柳、白杨。北方地区土层深厚,冬天有寒冻,多雪水。麦子本性喜好寒冷,而到春天,土壤温暖湿润,麦子春化顺利,所以收成经常倍多于南方。不过,有时春雨不及时,就会出现大面积歉收。若切实做好蓄水准备,到春天得到灌溉,丰收就有保证。有些地方土质坚硬,难以掘出泉水。这就要根据农田面积,开凿水井。2.土壤改良与水环境。区种,即畦种,其法相传为伊尹所创制,集中使用水肥,改良土壤,用以抗旱。对于这种技术,《胜之书》有记载,《郡县农政》也作了简要论述。农家可选择距离居处较为近便的高燥之地,采用区种方法。先要储备水源,每人二十区,依次栽培豆、黍、芋、薯之类旱作。倘若遇上大旱之年,农家只要及时挑运粪水浇灌作物,就可以夺取丰收。在土地狭窄的农耕区,人们尤其应当讲求这一方法。为了改良土壤,农家看重肥料积制和施用。《郡县农政》指出,官方应时常下令组织人力物力,清理城镇街巷沟渠的人粪尿。城外可通水的地方,要修筑粪坑,以利贮藏,卖给郊区农民,而农民也便于运走所积粪肥。如此,官方可取得若干收入,补贴办公费用,而且,相应的水沟、港汊可以不停积脏物,有助于保持良好的环境卫生。凡是靠近河、渠、池、荡的农家,冬天应当用竹器夹取水底淤泥,是为罱泥。罱泥施用到农田里,肥力很强,而且有利于浚深水体。3.水田利用技术与水环境。在中国南方,凡是土地肥沃并有水源的地方,都适宜于稻作;如果冬天没有足够的水浸润田泥,就作为干田,种植麦类。只要水源供给有充分保障,就可以将稻田的水放干,水稻一收割完毕就翻耕板田。如果是冬水田,在耕板田的时候,就要晒垡,而不用将犁垡劳细。当放水泡田时,水不要淹没上部突起的泥块。田缺作五寸高,多余的水可以顺利地流出。如果田里的水过深,垡上泥块就会被淹掉,难以受到冰冻作用而使土质疏松。如果田里的水全部干涸,一旦阳光曝晒,土壤表层的细泥就会和未曾耕翻的底部泥土一样,造成壤土板结而降低通透性。板田耕好之后,冬天听凭水田休养地力,一般不用再耕。否则,田底的老土会吸收耕作层的一些养分,而活水泡田,或多或少会带走部分肥力;若再加上冻疏不透,土壤板结,变成坚硬的泥块,就会对日后的稻作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又,稻田翻耕不可太深而撼动老土(生土),否则会形成漏水田。4.山地利用技术与水环境。《郡县农政》所载山地分层开垦利用技术,是中国古代农业史和环境史上的重要成就。在一些山区,往往有水源顺着石涧流淌,而没有塘堰之类工程加以蓄积。涧水一步一步流向低处,灌溉利用很少。包世臣建议,应当考察山涧水利形势,沿着两边的山坡寻找便利的去处,开凿沟渠。本来要流入山沟石涧的部分水源,就可以截断。其中一部分水拦入人工沟渠,以作浇灌之用。有的水源同山地农田和居民住处距离较远,高高地从山上流下,远远地进入山涧,一般情况下很难汲取灌溉。这就应当在涧水上游,寻找比农田稍微高一些的地方,用木桩(连同篾笆)排除沙石,截断溪流,从旁开沟,做成撇洪渠。部分水源拦入其中,展转自流,便于浇灌。秋天以后,农田用水较少,则前述小型水利工程,可用来推转水碓,减少人工劳役。石骨山地如果强行开垦,每有大雨,山洪暴发,就会大量冲刷表土。因此,这种山地不能垦殖,以利于水土保持。要之,《郡县农政》表明,前后,江淮等地农民所从事的大量农业技术活动,与水环境之间发生具体、内在而又紧密的联系。农民想方设法,通过辛勤备至的技术实践,趋利避害,使劳动对象与自然环境、特别是水环境协调起来,以便有利地服务于农业生物的正常生长。这从最终的意义上,为人类社会提供不可缺少的衣食基础,也就是生命基础。在工商化时代,由于人们的注意力被更为复杂多样的寄生方式所吸引,农业技术与水环境的基础价值被掩埋在更为深远、更为朦胧的地方,往往容易受到漠视。同时,由于技术双刃剑的巨大作用和社会文化的曲折行 进,江淮等地的水环境总体上呈现出急剧恶化的趋势。毫无疑问,水体一旦败坏,五行系统中的其它各因子(金、木、土、火)也难以自全,而必然遭受连带性的损失。水环境和全盘生境系统恶化的趋势,早已影响到农业技术的各个环节和诸多细节,并进一步渗透到饮食系统之中,对广大人民的生命质量带来潜在的、深度的危害。凡是神经正常的人,都应当对此充分警惕,同时要自觉地借鉴历史经验,挽救农业环境危局。从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来看,《郡县农政》之类典籍所涉及的农业技术与水环境方面的传统经验,不仅构成包世臣经世思想一个具体的重要侧面,也是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中国新农村建设中一笔不可忽视的文化资源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4--02
一、禁忌的含义
“禁忌”一词，国际学术界通常认为来源于中太平洋波利尼西亚汤加岛土语――“塔步”（音译为“Taboo”或“Tabu”）。禁忌的基本含义是神圣的、不能接触和不能涉及的。民俗学中认为一般有两方面的解释：第一，是指生活中或者宗教信仰中认为“神圣的”或者“不洁的”、“危险的”这样一类事物；第二，是指言行上被禁止或者心理上被抑制的这样一种禁制。
笔者认为禁忌是伴随着人类的诞生而产生，其原因正是由于人类对自然地认识不足而对自然产生的一种敬畏之情。从哲学角度来看，由于大自然存在着固定的运行规律，当人类的某些行为违反了自然运行规律，那么大自然对人类就会产生一定的惩罚，由于当时科技水平的不发达及人类对自然认识的不足，所以人类敬畏自然，形成各种各样的禁忌，是人精神上和心里的一种信仰，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也就是认为做哪些事会遭到惩罚，那就不去做这些事，但很多时候也具有深刻的哲理性，主要依赖人的自觉自律，本质上是人对自然的顺从、依赖。
禁忌一般产生于思想落后、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形态。弗洛伊德（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曾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指出：“禁忌现象的存在远比神的观念和任何宗教信仰的产生要早。最初产生的时限大概是人类社会处于“蒙昧时代”的中晚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产生的自然崇拜，由崇拜而生成恐怖，有恐怖就会害怕有祸害，为了让这些会还不发生因而生成各种相关禁忌，人类由于对自然力的崇拜和恐惧而自觉不自觉的信守着这些禁忌，希望能通过这种信仰把自然界种种“异己”的力量转化成“顺己”的力量，从而得到神灵的保护。由此便形成禁忌。蒙古族人民时常通过禁忌来教育、劝说人保护草原，不要伤害动植物，不要矢放草原荒火，爱护水资源不要污染。最终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二、蒙古族水禁忌的表现
蒙古族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着草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水禁忌作为草原文化的一部分，同样也受到蒙古民族高度的重视。游牧生活离不开水，因此蒙古民族视水为生活之源，蒙古族常把水称之为“甘霖”，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极珍惜水资源、不浪费一滴水。蒙古人民通常称湖为“母亲”，他严禁向湖水中投入污物。把泉眼视为人的眼睛，禁止在泉水、泉眼里洗脚、扔东西，禁止用泉水洗衣服，尤其是洗脏东西、倒奶制品、捣毁泉眼。如果发生了上述事情，认为这样人就会眼睛变瞎，永远看不到光明”，称这是水神对人的“惩罚”。直到现在，水、泉等仍然被草原上游牧民族尊称为“圣水”、“圣泉”。这样长期以来便
在蒙古族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关于水资源方面的禁忌，《世界征服者》以及拉施特《史集》中都有记载：“蒙古人在春天和夏天白天是不能进入河水中或者在河流中洗手，不能用金银器皿在河水中取水，也不能在草原上晾晒他们洗过的衣服，因为按照他们相信这些行为会引来雷电大劈，这样他们会害怕的落荒而逃。 他们忌在流水里随便扔东西，尤其是动物的尸体、烧坏的牛羊皮、烧坏的木棒、垃圾，否则会发生瘟疫；蒙古族同样非常忌讳在河水中沐浴、洗手，更忌讳在河水中洗女人的脏衣服或向河流中扔赃物。”
据《出使蒙古记》记载：“游牧民族的人民是从来不洗衣服的，更不用说在草原上晾晒他们的衣服了，因为那样他们认为会使神明发怒。一般来说，他们也是不洗碗和盘子的，只有当他们炖肉的时候，才会用炖肉的汤洗一下他们的盘子和碗，然后再把清洗的肉汤倒回锅里。在蒙古地区是不能在泉水附近捕捉鸟兽以及撒尿，破坏周围树木花草，或者做一些其他对泉水不敬的事情，因为河流附近的花草树木及鸟兽的生命是由水神管理的。一旦破坏它们，水神即会发怒，河水、泉水将会枯竭。忌把天葬台设在离水源近的地方，忌把因患疾病而死亡的尸体葬在水的源头，禁止用奶桶或接触过奶制品的器皿取水，不能把倒入流水内，否则会使母牛羊生病；取水的器皿必须是干净的而且取完水后不能到处滴洒。牲畜饮水时禁止牲畜践踏水源。
蒙古族水资源保护的禁忌在一些法律中也有涉及，成吉思汗《大扎撒》中规定：“禁于水中和灰烬上溺尿。” 同时禁止人民用手在河水中取水喝，要取水必须用某种器皿。《喀尔喀法典》在饮水方面做的规定有：“如果把别人新修的水井抢走了就罚四岁的马一匹。让牲畜喝完水仍然不把水井归还的同样罚四岁马一匹。
古代蒙古族这些禁忌习俗看起来可能是比较愚昧、古朴，但事实上，这些禁忌都是为了使蒙古高原在水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尽量不污染，不浪费水资源，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蒙古高原水资源，保证的蒙古族的生活生产方式得以延续，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价值鉴赏。
三、蒙古族水禁忌形成的原因
（一）地理环境是文化形成的基础性因素
在诞生前世界文化思想史上，关于地理环境对文化产生影响的观点与理论比较多，很多学习和注意到不同地理环境对文化的不同影响，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地理环境对文化的影响，古希腊学者希波克拉底在《论空气、水和地理》中认为，一个城市居民的习俗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提出“气候决定论”。在黑格尔的观点中，地理环境的不同会导致民族的社会生活和民族性格的不同，他在《历史哲学》中认为，促成民族精神产生的那种自然地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
蒙古族生存的地理环境影响并决定着他们对水的依赖，蒙古族居住在亚洲大陆腹地的蒙古高原上，蒙古高原海拔较高，多在1000到3000米左右，地形多样，大致以高原、山地、丘陵、平原为主，气候多变，冬季寒冷漫长，大风频繁，夏季酷热短暂，年温较差和日较差较大，气温在零上30摄氏度到零下40摄氏度以下左右，远离海洋，受极地气候影响较大，属于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总降水量为50到450毫米，降水量稀少且蒸发快更决定了蒙古民族对于水资源的珍惜。
（二）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对文化的决定作用
的唯物史观认为：任何一种文化必然植根于一定的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水禁忌作为草原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也受一定的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所影响。首先，游牧经济的特征具有不稳定性和脆弱性，主要的生产资料就是家畜和草场，蒙古高原又是少雨地区，所以一旦遭受像旱灾这样的自然灾害，食草就会缺水而致死，同时也会导致牲畜的大批死亡，也就直接威胁了人类的生存。在干旱时节，牧草干枯，也是火灾的高发期，一旦发生火灾，草原上所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都会化为灰烬。此时才会使牧民更感到水的重要性，自然会有一种祈求有水神的保护，保护他们风调雨顺，以使他们免除灾难的侵袭，草原茂盛，牛马肥壮。其次，蒙古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更决定了他们对水资源的依赖，蒙古族世世代代生活在广袤的草原上，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结成了“人-畜-草”三维一体的生产生活方式，草原对他们来说自然是非常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因此他们高度重视对草场的保护，畜-草-水也结成了紧密的关系，草的生长和水息息相关，草原荒火要有水浇灭，有水的地方，草就会茂盛，家畜就会有充足的食物来源，那么相应的人自身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也就有了保障，水不仅维系着人的生命，也同样养育着牲畜的成长，水是蒙古族在游动中的命脉，那里有水那里就有生命。据《黑鞑事略》的记载，蒙古人“迁就水草无常……得水则止，谓之定营”。因此，蒙古族视水为生活之源和生命之源，像爱护草原一样爱护水资源。
（三）宗教信仰对文化的影响
蒙古族最早主要信奉宗教是萨满教，主张“万物有灵论”主要崇拜自然、天神和祖先，认为草原上的万事万物都是有灵性和神性的，包括草木、飞禽走兽、河流湖泊、大地都是有灵性的，人们不能轻易去打扰、射杀或破坏，否则就会受到神灵的惩罚。蒙古族还有“天父地母”之说，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天父地母之子，不仅相互平等，而且应该相互爱护，像孝敬自己父母般崇拜天地，爱护自然。因此他们把河流，湖泊等视为神圣的神灵崇拜着，深怕有所侵犯而受到某些惩罚。
四、蒙古族水禁忌的历史意义和现代价值
禁忌在人们的头脑中以一种信仰的方式存在，会受到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虽然有些时候有其迷信色彩的一面，但是也渗透着人类智慧的结晶，多数具有深刻的哲理性。禁忌在一定范围内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起着一定的调节作用。蒙古族从远古时期起就把江河看成是神灵，具有生命的神灵，他们怀着敬畏的心情祭拜，并给称其为“哈腾郭勒”译为母亲河、“阿尔山宝力格”译为神泉、“额吉淖尔”译为母亲湖，以此来表达自己对江河湖水的崇敬之情。因此他们把保护江河、泉、溪水的清洁作为日常生活中严格遵守的行为规则。例如，蒙古族保护水资源和流水的禁忌，长期以来影响着蒙古族的子孙后代，成为人们的一种行为规范和观念，最终发展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行为的传统美德。不仅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非常有用的现代价值。
（一）历史意义
蒙古族水禁忌对于身处特殊环境下的蒙古族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长期生活在蒙古高原地带，那里地理气候条件都比较特殊，海拔偏高，降水量比较少，蒸发却很快，这就使得蒙古族对水资源有尤为深刻的认识，他们深知水资源的短缺以及它的重要性，人的生存离不开水，因此蒙古族把水看着是生命的源头，长期以来的生活习俗禁忌中形成了有关水的各种禁忌，乍一看好像有些愚昧，这些习俗、法规、禁忌等作为一种潜在的社会规范，协调着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使蒙古族的行为更加符合自然的运行规律，客观上很好的保护了草原地区的水资源。同时很好的平衡了蒙古地区的生态，使得干旱少水的蒙古高原不因水资源的枯竭而没有生命，游牧经济能长时间发展下去，人和自然的关系得到很好的处理，使得蒙古族也能够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这片草原上。
（二）现代价值
蒙古族水资源禁忌不仅对蒙古族的行为规范有一定的影响，对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其他民族的生产方式和行为规范等等也有重要的启发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内发展速度比较惊人，这种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会使得文化随之发生变迁，同时草原环境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一片片资源型工厂在草原上建立起来。蒙古先民们保护水资源的禁忌被逐渐淡忘，但是内蒙古地区是缺水地区，发展煤电企业需要大量的水资源，如何才能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如何防止水资源不被污染，如何有效利用水资源以及保护草原的环境，实现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因此，我们挖掘古代蒙古族传统文化中关于水资源禁忌中蕴涵着的生态哲学原理，将这些原理运用到现实的发展中，据此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问题进行指导，对实现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都是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注释：
[1]、志费尼编：《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77页。
[2]、[英]道森：《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周良霄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