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3 15:18:3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科技信息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学术论文 复制检测 抄袭剽窃检测 统计语言模型 文本相似度算法
[分类号]TP391.1
自从方舟子的“新语丝”使原本长期存在于学术界的学术不端暴露出来之后，学术论文抄袭剽窃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抄袭剽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些只是在语言文字的表达形式上做手脚，换成同义词或颠倒语句的表达顺序，在文章框架、主要观点和主要论据上却没有大的变化；有些直接大段地“引用”别人的内容；有些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将多篇别人的文章拼凑而成自己的；有些“学术高手”直接拿国外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发表，等等。抄袭和剽窃“手段”的越来越“高明”，给抄袭剽窃检测带来很大困难。抄袭检测又叫复制检测、剽窃检测或副本检测，根据检测对象性质不同可分为图像、声音和文本复制检测。学术论文抄袭检测是文本复制检测的一种，归根到底是判断两篇学术论文的相似程度。“召回率”和“精准率”是判断检测算法好坏的两个重要指标。为了进一步提高学术论文复制检测判断的准确率，针对学术论文的文档相似度算法的改进和创新研究变得尤为重要。
1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具有代表性的文档相似度算法主要有以下几种：①Manber提出一个sif工具，其“近似指纹”是用基于字符串匹配的方法来度量文件之间的相似性；②Brin等在“数字图书馆”工程中首次提出文本复制检测机制COPS(copy protection system)系统与相应算法，奠定了论文抄袭检测系统的基础；③Garcia-Molin提出SCAM(Stanford copy analysis method)原型，改进了COPS系统，用于发现知识产权冲突。他使用基于词频统计的方法来度量文本相似性，后来把检测范围从单个注册数据库扩展到分布式数据库上以及在Web上探测文本复制的方法；④贝尔实验室的Heintze开发了KOALA系统用于剽窃检测，采用与sif基本相同的算法；⑤si和Leong等人建立的CHEC系统首次把文档结构信息引入到文本相似性度量中；⑥Stein提出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能产生一种“指纹”，在某种程度上能有效防止修改；⑦MeyerzuEissen等提出通过根据写作风格上的变化来分析单篇文档，从而决定是否有潜在抄袭；⑧美国学校首先引入Tumitin侦探剽窃数据库，用于防止论文抄袭，此外还有其他类似软件系统用于进行文档相似度分析。当然不同的检测系统其相似度算法的精度也不尽相同。
1.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论文抄袭剽窃检测方面已有一些研究：①张斯通过对中文文本进行自动分词，然后计算它们的相似度，从而判别文本是否抄袭，其对应装置包括：样本输入装置、样本数据库、自动分句分词装置、分词数据库、预处理装置、特征词数据库、相似判别装置、判别结果输出装置和控制处理装置等。②鲍军鹏通过文本的结构信息和语义信息提取文本特征，是通过运用文本剽窃判定模块中设定的探针法，估计待检测文本特征和特征库中的文本特征的最大共同语义，并给出文本雷同度量，从而判别文本是否抄袭。③沈阳是通过先找到存储空间内的格式遗留，再将这些遗留格式附近文档的关键词或／和句子或／和段落与文献库中的文献内容进行比较，从而减少被检测文档的数据量，加快了反剽窃或转载文档检测速度。④张履平通过对已植入水印的文章进行特征撷取，根据所取得的词汇输入搜寻引擎以搜寻相关可疑文章；根据与原文比对结果取得的句子进行水印解析；将所取得的水印信息与原来的水印比对，从而判断是否为剽窃。⑤金博等则对基于篇章结构相似度的复制检测算法有一些研究。
1.3 存在的问题
事实上，由于剽窃形式的多样性和隐蔽性、语法和句法的复杂性等，目前主要采用的“数字指纹”和词频统计两大类抄袭识别技术已经不能满足实际的剽窃检测需求，会造成很多漏检和误检，其“召回率”和“精准率”都有待提高。归根到底是因为其检索模型有待突破，算法亟待改进或需创造全新的算法来针对学术论文抄袭剽窃检测的实际。如何把握并充分利用学术论文的结构和语言特征，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检索模型和相似度算法及其实现系统，对能否在异构的分布式学术论文资源系统中，对抄袭剽窃检测进行更精确的判断至关重要。
2 学术论文复制检测研究的新思路
针对以上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学术论文复制检测研究的新思路：①建立有针对性的学术论文语料库；②通过对语料库的深层加工、统计和学习，建立统计语言模型；③充分利用学术论文著录项目自身的特点，通过将文档结构化，赋予元数据项加权系数，运用卷积计算学术论文的相似度；④利用支持网络语言的JAVA编程实现相似度算法；⑤通过将待检测论文与数据库中已有文献对比，计算其相似度，当相似度超过某一阈值时，则判断该论文有抄袭的可能，如图1所示：
3 具体方法及步骤
3.1 建立某一学科专业的学术论文语料库
新一代的兆亿级的大规模语料库可以作为语言模型的训练和测试手段，用以评价一个语言模型的质量。本文建立的语料库中存放的是在学术论文语言的实际使用中真实出现过的学术论文语言材料；是以电子计算机为载体，承载学术资源语言知识的基础资源；通过对真实语料进行分析和处理等加工，使之成为本文的学术论文抄袭检测模型和算法的训练与测试手段。
利用丰富的学术资源数据库，如Dialog、SCI、EI、INSPE、IEEE、Science Direct、EBSCO、PQDD、SPRINGERLINK、KLUWER、Science online、Medline、CNKI、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科技信息子系统、万方数据商业信息子系统、七国两组织的专利数据库、国内外专利数据库等异构的分布资源，通过信息检索，从某一学科专业着手，构建某一学科专业领域的学术论文语料库。
3.2 以信息论为工具，创建统计语言模型用于学术论文检索
数学是解决信息检索和自然语言处理的最好工具。其实早在几十年前，数学家兼信息论专家香农(Claude Shannon)就提出了用数学方法处理自然语言的想法。语音和语言处理大师贾里尼克(Fred Je-
linek)首先成功利用数学方法解决了自然语言处理问题。统计语言模型(即基于统计的语言模型)通常是概率模型，计算机借助于统计语言模型的概率参数，可以估计出自然语言中每个句子出现的可能性，而不是简单地判断该句子是否符合文法。统计语言模型以概率颁布的形式描述了任意语句(字符串)s属于某种语言集合的可能性，需要对任意的语句s都给出一个概率值，例如：P(他／认真／学习)=0.02。本文充分利用学术论文不同于报纸新闻论文或其他类型文档的语言特点，以建立的学术论文语料为训练和测试基础，提出新的基于学术论文的统计语言模型作为针对学术论文抄袭剽窃检测算法的检索语言模型。具体做法为：以信息论为工具，把握学术论文的语言特点，通过对以上所建立的学科专业语料库进行深层加工、统计和学习，获取大规模真实学术论文语料中的语言知识，建立基于学术论文语料库的统计语言模型；通过实验，与其他文本信息检索模型进行比较，论证其有效性。
3.3 利用学术论文中描述资源对象语义信息的元数据结构，计算文档相似度
充分利用正式出版的学术论文的结构特点，根据学术论文中标引出的K个描述资源对象语义信息的元数据(Di，i=1，2…k)，将学术论文结构化；然后利用已有的基于学术论文语料库的统计语言模型，将待比较的论文的各相同元数据Di(i=1，2…k)部分进行比对得相似度si，再根据元数据对论文的重要程度给定第i个元数据项相似度权函数wi；则整篇学术论文总体的相似度为Sd=∑Wi*Si。
具体算法举例如下：
将待检测的学术论文的元数据如题名Til、关键词Kyl、摘要Abl、正文.Tel、参考文献Rel等元数据字段抽取出来，与语料库中已有论文的相应元数据字段内容题名Ti2、关键词Ky2、摘要Ab2、正文Tx2、参考文献Re2进行相似度计算。计算时，在篇名字段前给以0.25，0.4，0.15，0.1和0.1的加权系数。建立的统计语言模型计算待测论文和语料库中已出版的论文j同一元数据字段的内容相似程度，记为：Sim_Tij，sim―Kyj，Sim_Abj，Sire Tej，Sim_Rej，卷积后得整篇论文与语料库中某篇论文j的相似程度值计算公式为：Sinai―larity_paper_j=0.25×Sim_Tij+0.4×Sim_Kyj+0.15×Sim_Abj+0.1×Sim_Txj+0.1×Sim_Rej；再计算与待检测论文最相似的那个最大相似度Max_Similarity=Max{Simflarity_paper_j}；如果Max_Similarity大于设定的阀值1(如40％)，则判断为疑似抄袭，这样的论文需要审稿专家仔细认真审理，如果Max_Similarity大于设定的阀值2(比设定的阀值1大，如80％)，这样的论文极有可能存在抄袭，需要审稿专家特别注意。在计算相似度值后，计算机系统记录下相似度高于设定阀值的抄袭和被抄袭的学术论文来源、相似度值、及其各元数据项信息(包括作者信息)。以上各元数据项相似度计算过程中，加权系数可以根据需要做适当调整为其他数值，但系数总和为1。
3.4 推广使用
通过对某一学科专业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到其他学科领域，从而最终实现在异构的分布式学术论文资源系统中，对各个学科领域的学术论文抄袭剽窃进行跨平台检测。
4 研究展望及难点、解决办法
论文摘要：关于科技传播以及在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对科学研究的意义等问题，虽然很多学者进行了探究，但尚有待深化。在分析比较前人的理论模式的基础上，我们构造了网络环境下知识创新中信息传播的阶梯网状模式。这种阶梯网状模式突出启发性信息的作用，强调信息选择、信息反馈的多样性带来信息传播的随机性和多路径，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科技传播及其运动的特点和规律。
一、科技传播模式的研究状况
虽然科技传播概念的使用还没有达成一致，在国内有“科技传播”、“科学交流”、“信息传播”、“技术传播”，英文中有“Scientific and Teclinical Communication”，有“Science Communication”，有“scientific Communicatmn”，还有“Technical Communication”，但对科技信息、科技交流、科技传播、网络传播等的研究却十分活跃。
1．科技传播
J.D.贝尔纳(J.D.Bernard)是最早注意到科技传播的科学社会学家之一，他在《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用一章(第十一章)专门讨论科技传播。贝尔纳认为，“按照过去关于科学的概念，交流是科学家之间惟一的桥梁”，但是，“在今天我们已经明白科学情报数量之多已使其传播成为巨大问题”，“除非采取某种措施，我们就将面临知识一经获得就立即无用的局面”，因此“需要极为认真地考虑解决科学交流的全盘问题，不仅包括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问题，而且包括向公众交流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划分为提供专门资料和提供一般资料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科学出版物本身的职能和科学家之间个人联系的其他手段，第二部分涉及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从贝尔纳的阐述中可以看出，科技传播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科学家之间的交流、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这三方面组成了科技传播系统。
W.O.哈格斯特龙(W.O.Hagstrom)将科学传播与科学奖励联系起来，提出了独特的“交换理论”。所谓“交换理论”，即主张科学家为了得到承认而相互交换科学信息。哈格斯特龙在《科学共同体》一书中完整地阐述了这一理论。在他看来，科学家向科学共同体贡献心智是作为礼物，以换取得到承认作为回报。“在科学中，提交的手稿被科学期刊接受就确立了赠礼者作为一名科学家的地位——确实，作为一名科学家的地位只能靠这样的礼物馈赠而得到——而且这还确保了他在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声望。……科学的组织结构包含着以社会承认对信息的一种交换。”哈格斯特龙的贡献在于深入分析和探讨了科学传播的动因。
D.克兰(D.Crane)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是专门讨论科学交流问题的著作，她采用实证的方法，通过对乡村社会学和数学领域的研究，综合评述了自己对科学交流方面的研究，对科学创新的扩散、科学交流与影响的本质等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克兰的研究无疑对科学交流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翟杰全在《论科技传播》中将“科技传播”定义为：“科技知识信息通过跨越时空的扩散而使不同个体间实现知识共享的过程”，认为科技传播承担着把科技知识从其拥有者传递给接受者，使接受者了解、学习和分享这些知识信息的任务，基本功能是把科学家的“私有知识”转化为“社会共享知识”，实现科技知识的传递和扩散，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吴国盛在《科学走向传播》中指出，“传播”首先代表的是一种新的观念。“科学传播”就是把“传播”的理念引入对“科学”的理解之中，用“传播”的态度看待科学、对待科学。科学的“传播”化，表明“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现代观念已经或正在进入科学事业中，进入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中。科学传播包括三个层面：科学界内部的传播，科学与其他文化之间的传播，科学与公众之间的传播。
2．科技传播模式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注意对信息传播规律的研究，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1974年Meadow发表的《Communication in Science》一书。Meadow指出，人们试图通过建立信息传播的模型，用行为科学理论来研究信息传播的过程，研究的重点是学者为什么和怎样进行学术研究，他们是如何互相交流的，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方式发表研究成果和其他信息，出版发行机构和图书馆在学术信息传播过程中怎样发挥作用等。张勇的《科技信息传播模式研究》从信息的作用、信息化、信息网、信息技术以及科技文献传播、媒体传播、组织(中介)传播、网络和网络化传播等方面的理论和现实状况入手，研究了科技信息传播的发展趋势，科技信息传播的三种模式与应用途径。本人的《试论知识创新信息运动》一文把知识创新看作是创新信息的运动过程，认为知识创新的过程就是创新信息与人的认知能力相结合的过程，知识创新只有基于创新者的信息活动才能完成，知识创新中信息运动就像一条红线，贯穿于知识创新的整个过程。邹志仁的《情报交流模式新探》提出应当依据信息交流的主体及其关系来建立信息交流的模式，并根据“终结元”介入程度将交流分为直接交流、准中介交流和中介交流。信息栈是严怡民在《现代情报学理论》中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信息从生产者向使用者流动过程中所经过的环节。它必须是人或人工系统，其功能是接收、处理和传递信息，并且是信息交流过程中信息变异的重要影响因素。王琳认为栈理论和“中介元交流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两者的模式标准都是建立在对信息交流主体及其关系的客观反映基础之上的。但与中介元相比，使用“信息栈”的概念术语除了表明其传递的中介作用外，可以更加突出和强调它的吸收和利用信息并使之增值或衰减的功能，从而更准确地反映了信息交流的实质。
3．信息网络化与科技传播
随着信息网络化的发展，网络传播正在改变着科学研究的途径和模式。Michael Nentwieh在《网络科学：信息传播技术改变学术交流模式》一文中，就信息传播技术(ICT)如何通过改变学术交流模式而改变科学研究的模式做了研究，提出了一个启发式的模型：ICT是个独立的变量，另有一系列相关变量，这些因素构成了一个新的体系，即网络科学(Cyberscience)。Rice在《网络分析和网络传播系统》一文中对CMC系统(电脑网络信息传播)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指出，网络已日益重要，而CMC系统的采纳和运用又是重中之重。CMC系统通过电脑和电信网络的联合作用来促进大量联网使用者之间的创造、处理、存储、修复、信息交换等各方面的能力。Leah A.Lievrouw和Kathleen Carley在《在“telesclence”时代科学知识传播模式的变化》中研究了在计算机、电话、传真机以及其他电信设备的工作环境下，科学家们是如何采用一种新的方式——“telesclence”来进行研
究的。文章指出，在网络环境下，刊物文章或者有组织的科学会议的数量不再增加，取而代之的是新电子基础设施上人与人之间交互作用的增加。Leah A.Lievrouw在《传播、意象和科学知识：一个概念框架和个案研究》一文中指出，科学家交流行为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以及他们交流渠道、风格与信息、网络的复杂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Roosendaal H.E，Geurts P.A.T.M，Vall der Vet P.E.等在《科学传播的发展：关于资源链的思考》中分析了科学信息资源链的转化，并指出科学信息资源链的转化是与科学研究和教育相伴随而变化发展的。燕今伟的《网络环境下学术信息传播的变革》，从学术信息传播模式的发展历史和研究现状人手，以参与学术信息传播过程的主要机构为出发点，探讨了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过程的变化，最后分析了信息传播模式的发展趋势。岳泉等的《网络信息传播透析》指出，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为信息传播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途径，对传统的信息传播产生了强大的冲击，互联网正以惊人的速度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改变着人类信息传播的模式。郝金星在《网络环境下的信息交流模式初探》中研究了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信息交流在网络环境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文章通过研究网络对信息交流的影响，分析网络环境下信息交流的变化，进而提出了信息交流的网络模型。
信息网络化极大地提高了科学研究的效益，使得科学家们更倾向于利用网络。Walsh和Maloney探讨了网络对科学研究的合作结构和合作生产力的影响。他们认为，科学之间的协作越来越多，网络技术更能促进科学的团队合作。互联网技术可能改变科学合作结构，从而提高合作生产力。Walsh和Bayma在《虚拟大学：电脑网络信息传播(CMC)和科学研究工作》和《电脑网络和科研工作》中对电脑网络信息传播可能给科学研究工作带来的影响和变化进行了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他们通过对四个领域科学家的访问，讨论在科研组织中网络传播的影响，认为网络传播能够催生新的合作机制，网络传播已经成为科学工作必需的一部分。他们发现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使用网络的频度不一样，这是由于不同领域不同的社会结构和工作组织造成的。Stephanie Teasley和Steven Wolinsky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传播：远距离的科学合作》，论述了网络是如何支持远距离的科学合作的。网络通过快速的信息传播、协调大量复杂的实时关系，增强科学研究间的协作。特别是联合实验室——“无高墙的实验室”：高性能的网络结构连接政府、企业和院校，组成一个虚拟的整体，正是这一整体支持着远距离的科学合作。Kouzes、Myers和Wulf在《联合实验室：在网络上进行科学研究》中指出，现代许多复杂的科研成果都是多个研究机构合作的结晶，基于计算机的合作被应用于现代科学研究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二、科技传播的理论模式
模式，是对现实事件的内在机制以及事件之间关系的直观和简洁的描述，是理论的一种简化形式，能向人们表明事物结构或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传播学确立数十年来，传播模式创立了数十种，数量之多表示着信息传播模式研究的兴旺和人们对其的重视。
1．拉斯韦尔模式
在传播学研究中，第一位提出传播过程模式的是美国学者H.D.拉斯韦尔(H.D.Lasswell)。他认为描述传播行为的一个方便的方法，是回答下列五个问题：谁(Who)、说了什么(Says 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这被称为“拉斯韦尔公式”，也称“五W模式”。
这一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它第一次将人们每天从事却又阐释不清的传播活动明确表述为由五个环节和要素构成的过程，为人们理解传播过程的结构和特性提供了具体的出发点。但拉斯韦尔虽然考虑到了受者的反应(效果)，却没有提供一条反馈渠道，没有能揭示传播双向互动的性质。
2．申农—韦弗模式
1949年，信息论创始人申农(C.E.Shannon)和韦弗提出了有关信息传播的数学模式，该模式是从通讯工程的技术设施中抽象出来的，它将通讯原理运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从而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该模式虽然提出了“噪音”的概念，但仍是单向、线性的模式。为弥补和发展申农—韦弗模式的不足，M.德福勒(M.DeFleur)提出德福勒模式。德福勒增加了另一组要素，以显示信源是如何获得反馈的，而反馈则使信源有可能使自己的传播方式更有效地适应信宿。
3．马莱兹克模式
G.马莱兹克(G.Maletzke)1963年提出了关于信息传播过程的系统模式。在该模式中，他把信息传播放在一个受到各种社会力量、心理因素相互作用的环境中进行考察。传者和受者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着互动、双向的信息传播，整个传播过程是在复杂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影响下完成的，是一个复杂的、互动的系统。
4．米哈依洛夫模式
米哈依洛夫(A.L.Mikhailov)将科学情报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的交流过程分解为非正式交流和正式交流，提出了广义的“科学交流系统”。他认为通过科学文献系统来进行的交流是正式过程，情报的使用者与创造者之间通过个人接触进行的交流是非正式的。这一模式的提出，可以说开创了情报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情报交流模式。该模式简单明了，有其合理性和实用性，缺陷在于它只是对情报交流的一个粗略描述，作为情报交流系统基本要素之一的“情报”并未在模式中得到反映，而且模式也没有考虑到环境对情报交流过程的影响。
5．假想的2020年信息交流模式
Hurd研究了新技术背景下科学交流的新变化，提出了假想的2020年信息交流模式。该模式立足于网络媒介，颠覆了基于纸质载体的信息交流模式。Hurd认为，无形学院仍将存在，网络工作站增进了成员之间的联系，成员们依靠网络保持联系，学术信息、原始数据被保存在服务器上供他人使用，网络提供相关研究信息和预印本文献。
三、知识创新中信息传播的阶梯网状模式
为进一步认识科技传播及其运动的特点和规律，在考察分析比较前人理论模式的基础上，我们构造了网络环境下知识创新中信息传播的阶梯网状模式。
知识创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把创新过程置于三维空间中，可以看作是曲折上升的阶梯式攀登过程，每一个完整的阶梯都可以分为平缓面、转折点和倾斜面。而每一个平缓面、转折点和倾斜面都充满着信息传播的网状运动。在信息运动曲折上升的阶梯式攀登过程中，平缓面进行的是“问题”指引下的信息集聚活动。这个界面具有很强的信息加工处理功能，不仅吸取外部信息，而且也发送信息。信息集聚是对知识创新中的信息加以选择和协调，分析和综合，就如同潜能处于高度积蓄状态，稍有机会就能成为契机。转折点的关键是启发性信息的介入，这一介入使得信息集聚爆
发出巨大威力。创新者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某一信息的刺激，使之豁然开朗，产生飞跃。转折点可以说是创新成功的瞬间。倾斜面形象地反映出启发性信息的介入而导致创新的产生，表达了科学认识中的“顿悟”对知识创新的强有力推动。此时，知识创新中的关节点已经突破，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迎刃而解，信息从模糊到清晰、从零散到系统、从潜在到显现，并在协调机制和反馈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加速运动，急剧上升，从而进入知识创新的。
在知识创新的阶梯攀登过程中，信息运动曲折上升，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信息运动的积极主动性。引入信息传播流，把创新过程置于三维空间中，信息运动像一根红线，始终贯穿着创新的全过程。信息运动，特别是与外来信息的交流不仅表现在平缓面的信息集聚活动和各界面、阶梯间的信息沟通和交流，更突出地表现在转折点启发性信息的介入。
第二，把握了创新的发展趋势。知识创新的过程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也有停滞，甚至倒退的时候，信息运动也常常可能出现阻滞。但对于有毅力的知识创新者来说，这种停滞是暂时的，随着信息传播的发展，特别是启发性信息的介入，知识创新可能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状况，信息运动的总趋势也是上升的、前进的。
第三，突出了创新者的信息能力。如图7所示，增加信息流宽度，缩短每一阶梯所用的时间，就意味着增强知识创新的时效性。要达到这一点，要求知识创新者必须具备很强的信息能力，即拥有很强的信息意识，从而能敏感地捕捉各种信息，特别是启发性信息，想方设法从多种渠道获取信息，应用先进技术和科学方法处理信息，另辟蹊径利用信息等，这样，信息传播在知识创新中的作用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在阶梯式攀登过程中，每一个平缓面、转折点和倾斜面都充满着信息传播的网状运动。也就是说，在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流中不仅存在着链式运动，而且存在着多重链式互动的运动模式，即网状运动。这是因为，在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非线性的运动系统。作为非线性的复杂系统，由于存在着信息选择、信息反馈的多样性，从而造成信息传播及其运动的随机性和多路径。由此形成网络环境下知识创新中信息传播流中的网状运动，网状运动有如下特点：
关键词：建设项目 招投标 国内外研究进展
建设项目是指为完成依据相关法律立项，有特定目的的各类工程而进行的有一定资源、人力、时间和质量等条件约束的一次性任务，包括新建和改扩建项目土木工程、建筑工程和安装工程等。
1 建设项目招投标相关理论
1.1 涵义 招标投标是指招标人对工程建设、货物买卖、劳务承担等交易业务，事先公布选择采购的条件和要求，招引他人承接，若干或众多投标人做出愿意参加业务承接竞争的意思表示，招标人按照规定程序和办法择优选定中标人的活动。主要形式有公开和邀请招标，但是议标也广泛使用。
1.2 建设项目招投标常规流程 建设项目一般要经历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物资材料采购、施工、监理等阶段。招投标是整个建设项目建设的重要环节，包含于建设项目实施的各阶段，分散在设计前的准备、设计、施工，甚至包括物业阶段，因此它不单列为招投标阶段。建设项目招投标常规流程包括：招标、投标、评标、中标和签订合同。
招标是指招标人已经具备招标条件，发出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说明招标的工程的范围、标段划分、数量、投标人应具备的资格要求等，邀请特定或不特定的投标人在规定的时间、地点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投标的行为。
投标是指投标人得到招标信息后根据其自身的实力和条件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响应招标人要求，在规定时间和地点递交投标文件，已获得建设项目为目的。
评标，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方法和程序，对所有参加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进行评价分析，从中选择相对而言最好投标人的行为过程。
中标，又称得标，符合法律法规及招标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即为得到标的。
签订合同，实际上完成了上述的步骤，将达成的实质性内容采用书面形式固定下来。
2 国内外学者观点总结
2.1 国外研究进展 英国文具公用局于1782年设立，后演变为物资供应部，是政府部门采购办公用品的机构，为公开招标奠定基础。但是，19世纪初是招投标的真正开始时期。1861年，美国通过一项联邦法案规定，超过一定金额的联邦政府采购，都必须使用公开招标的方式；除美国外，新西兰、比利时政府也有颁布招标条例、规则和办法等规定。产生招标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公共采购的开支主要来源于税收。税收取于民众，开支的使用就要对公众负责，为了保证自己的购买行为的合理有效，便于公众的监督，那么采购就要最大限度地透明和公开，即产生了公开招标。另一个原因是由于该时期的自由竞争是资本可以不受限制地在各个企业或各个部门之间自由转移，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迫使资本所有者不断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扩大商品在市场上的销售量，以获取更多的利润，而采用招标的方式对他们十分有利；二是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增添设备与厂房，这就促使了建筑业的迅猛发展。建筑业的发展逐渐产生了建筑业的总承包者，这就是招投标的雏形。
二战后，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在采购货物、发包工程等方面广泛采用招投标。从招投标产生到现在已有250年的时间，在国际上招投标运作模式也趋于成熟，形成了以FIDIC、AIA、ICE、FIEC等代表的招投标运作惯例，他们制定的规则受到世界各国使用。
1956年Lawrence Friedman 发表了《A Competitive-bidding strategy》一文，他把运筹学原理引入招投标领域，认为可以以数学模型来研究进行招投标决策，它揭开了招投标理论研究的序幕。之后，许多学者对这一领域做出大量有深度研究，使得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
Gates从投标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建立了新的报价模型；Willenbrock将最大期望价值引入Gates 模型中进一步发展了该函数模型。
Brecht-Wiggans、Richard Engel对招投标活动假说做了总结，认为不同投标者的效用除受自身收益因素影响还受其他相关因素影响；Englbrecht-Wiggans提出了招投标未来可能研究的问题及方向，特别是把对策论、决策论可作为未来研究的方法。
Hapman CB根据对报价及成本的可变性、中标概率的分析，提出了竞争型投标方法。
Seydd Johb基于层次分析法原理，建立一个随机投标模型的定量分析方法。
Martin Skitmore概括了最低价与次低价投标方法之间的差异后，提出了最低价中标策略理论。
同时博弈论应用于招投标研究得到发展；学者们也开始关注承包商自身实力、网络技术、信息论理论对招投标的影响。另外，欧美的招投标制度比较完善，对西方成功案例的研究对提高我国招投标工作质量有切实意义。
2.2 国内研究进展 我国建设招标投标制度的发展阶段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80年代是为试行阶段，主要特征为招标方式基本上以议标为主，招标投标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流于形式，缺乏公开、公平竞争性。第二阶段，90年代初期到中后期为加速推广阶段。这阶段的前期规避招标、招标程序缺乏规范等现象严重；到了后期出现政府部门与地区管理问题的分割与不协调，从客观上造成了部门与地区保护主义。第三阶段为法制化规范化阶段，即2000年《招标投标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招投标制度进入规范化阶段，将建设项目承发包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
2000年以后招投标研究成果大量出现；纵观国内招投标研究，研究主要内容集中在：招投标问题和解决方法、招投标信息管理系统、招投标流程中的技术方法等三方面。
2003年，杨青应用博弈论模型提出了政府可以通过公开招投标做出最优选择、投标人可以应用博弈论均衡分析，不断调整策略，达到利益最大化。2005年，邹锐、毛义华提出了建立了基于计算机计算的投标报价模型。涂飞按照国际招投标规则设计了一个对招投标活动环节作出统一管理的招投标管理信息系统。2007 年，关树明、吕绪华发表研究并建立了信息对称下的博弈报价模型，得出了在一般分布下投标者应采取的最优报价水平。2008 年，谢勇在论文《一种基于案例推理的报价决策模型》中，建立以案例推理为依据的报价模型，从而使自动提取报价过程规则有了一定的可能性。2010 年，徐秋林较全面地概括总结电子招投标的现实意义，展望了电子招投标的发展趋势。
最后，许多专家学者通过构建科学的数学模型，在理论上解决招投标流程中遇到的各种技术性难题。
3 建设项目招投标管理研究内容概述
纵观国内关于建筑工程招标投标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呈现的总体特征是：①在研究问题和解决方法上，研究者根据工作经验对招投标管理进行研究。因此，这些学者是从实践出发剖析问题，并提供符合实际需要的解决方案，故很多文章都是类似于经验交流。另外对地级市招标投标管理的研究较少，而且为招投标监管政策及方法提供相应的决策意见更是微乎其微。②在研究范围上，局限性较大，大多文献是对整个国家建筑市场供求状况分析，或者是建设项目本身做出研究。缺乏对中观层次的研究，进而不能为市县区的招投标管理提供具体的策略和建议。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对招投标监督管理机构和监管工作人员的战略选择、有效激励机制、监管人背景特征等方面的研究也属于空白。同时笔者从文献整理过程中发现学者对建设项目招投标监管效果的研究较少。③在研究方法上，目前博弈论作为一种方法已广泛用于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国内对博弈论在拍卖或其它领域中的应用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研究日趋成熟；但在建筑工程招投标中运用博弈论研究的，多数从宏观层面上或某一具体问题上定性分析的较多，缺乏深入的系统的理论研究。④在招投标信息化上。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内有一部分学者先考虑到招投标管理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再思考是否应该建立一套招投标信息管理来方便处理上述问题。虽然进展缓慢，但是学者们还是取得了丰富研究成果，如徐向东、涂飞、王辉等人，分别对招投标过程信息化、招投标管理信息系统和招投标网络管理平台方面做出研究，从而推动建设领域信息发展。
参考文献：
[1]向强.政府工程采购的招标投标制度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5.
[2]安全，王大为.建设项目招投标管理的发展浅析[J].科技信息，2011.
[3]刘哲，江华.我国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现状及其发展趋势[J].招标投标，2010.
[关键词] 情报 竞争知识 情报学 竞争知识管理学 博弈论 国家竞争力
1 引言
情报之定义众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情报“迷乱”直接导致了情报学研究对象的游移不定，严重影响了情报学的健康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信息管理”与“信息学”等术语炙手可热，“情报”与“情报学”边缘化的命运似乎难以逆转。于是，有人怀疑“情报学是否存在”，有人惊呼“信息科学将取代情报学”!尽管“information”既被译为“情报”，又被译为“信息”，但“情报”并不等于“信息”，“情报学”并不是“信息管理”或“信息学”。“情报”与“情报学”的黯然失色，受累于人们对“信息”潮流的痴迷与鼓噪，更受累于专家学者对“情报”属性的失察与误判。“竞争”是情报的基本属性之一，情报学研究的核心价值在于提升组织与个体的竞争力。
2 情报学“竞争”话语权的旁落
2.1 情报原本是竞争的产物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规律，是整个生物界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人类社会之初，战争往往是解决问题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交战双方都力图通过“运筹帷幄”来克敌制胜，将帅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去获取敌情。于是，“情报”首先在竞争最为激烈的军事领域兴起。“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原始情报思想的直白。我国早期的情报定义是“定敌情如何，而报于上官者”，或“战时关于敌情之报告”。20世纪中期以后，非军事领域(特别是科学领域)的竞争日益增强。A・H・米哈依洛夫认为：情报是“作为存储、传递和转换的对象的知识”，情报学“研究科学情报的构成和共同特性以及研究科学交流全过程的规律性”。“科学交流”理论影响深远，使情报学发展经历了“科学情报”阶段。及至知识经济时代，竞争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知识资源首次成为各种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显然，无论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军事情报，二战后发展起来的科学情报，还是现在普遍存在的社会情报，它们都是组织或个体参与竞争的产物，都具有鲜明的“竞争”特性。
2.2 信息不具有竞争的含义
情报与信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情报始终具有“竞争”特性，而信息从来不贴“竞争”标签。为了准确把握“信息”的含义，我们可以从语言学和信息学两个方面来考察。印欧语系中“Information”侧重于一种陈述、解释或理解，有“报导”、“通知”、“告知”、“情报”、“资料”、“消息”之意；或作为学科用语“information science”，指“资料学”、“信息学”、“情报学”。现代汉语中“信息”主要指能够带来新内容的消息，常视为“音信”或“消息”的同义词；也经常作为信息科学的专业术语，如信息论中指用符号传送的接收者预先不知道的报道。在信息学中，信息一般是指物质的普遍属性，或者说是物质属性的一种表征。信息的学术定义成百上千，代表性的说法主要有：①“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N・维纳)；②“信息是使不确定性消除的某种东西”(c・E・香农)；③“信息是事物运动的状态和状态改变的方式，或是主体所感知的‘事物运动状态和状态改变的方式’”(钟义信)；④“信息是物质系统诸组成元素之间的排列关系，即物质系统的序”(侯金川)。信息不是物质而又反映物质，只要有物质存在就有信息存在。物质世界的表现由信息来演绎，人类社会的认识从信息中提炼。信息与情报的区别之一是：“竞争”主导情报活动的全过程，但并非衡量信息工作的标准。
2.3 情报学发展的重重误区
情报领域随着“竞争”扩大逐步拓展，曾经成功地从“军事情报”进化为“科技情报”。然而，面对全社会的“信息，知识”潮流，情报却未能站稳脚跟。1992年9月国家科委将“科技情报”改名“科技信息”，“信息”替代“情报”的时髦一发不可收拾。此后，科技信息中心打败了科技情报所，信息管理系吃掉了图书情报系。曾几何时，人们热烈地欢呼“信息”，似乎“情报”只有伴上“信息”才有出路。喧嚣过后，我们发现倘若情报抛弃“竞争”的本质属性，情报学的消亡就为期不远了。如果“情报”可美名曰“信息”，那么“情报学”就应该换名为“信息学”。如此一来，在学科体系中就有传统情报领域的此“信息学”和信息通讯领域的彼“信息学”，这岂不怪哉?实际上，情报不等于信息，情报学不可能摇身一变成“信息学”，盲目改名导致“情报学”在“信息”的压缩下日益萎缩。在我国的专业学会中，情报学学会和信息学学会就是并列的两个学会。情报是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是情报的上位概念。信息学的研究范畴是整个信息业，它决不可能因为情报学一厢情愿的投靠而等同于情报学。情报学研究范围扩展到“信息”忽略了情报的“竞争性”，失去了“竞争性”的情报学不再是情报学。1998年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情报学”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吞并。情报学本科专业的消失敲响了情报迷恋信息的警钟，重树“竞争”大旗是情报学走出误区的捷径。
3 情报学“竞争”话语权的回归
3.1 情报学发展的迷途知返
面对“情报”的更名和“情报学”的重重危机，诸多专家学者认真反思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内容，积极探索“情报”与“信息”、“情报学”与“信息(科)学”的区别与联系。在争论中人们逐步认识到：“情报学是信息科学群的一个分支学科”，“情报科学是信息科学群中的一分子”，“信息科学在广义上是一个学科群，包容范围很广，情报学可以认为是其下位类学科”。情报学与信息学的研究对象并不相同，前者的研究层次远远高于后者，后者的研究范围远远大于前者。我们不能无限地扩大情报学的外延，去抢占其他信息学科的地盘，甚至误以为“情报学”就是“信息学”。严眙民教授指出：情报学的“单一方向扩大化”研究混淆了情报学与传播学、认知科学和决策学的界限，它把这些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据为己有，因而不是在本质上与核心上深化和发展情报学，而是使情报学离它的本质与核心越来越远。栗莉女士认为：我国现行情报科学有“真”情报科学(传统意义上的情报科学)和“假”情报科学(信息科学)两层含义，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将“真”情报科学“返璞归真”，同时还“假”情报科学以“信息科学”的面目。探讨“情报学”，我们不妨从“情报”入手。“情”与“报”是情报构成的两个基本条件。有情不报，或报而无情，都不能构成情报。在动态的竞争过程中，竞争所需要的知识没有传递就不会影响竞争，传递着的非竞争所需要的知识同样无助于竞争。如
果说“情”的内容是“知识”，那么“报”的价值就是“竞争”。情报工作的目的是满足竞争决策的需要，竞争性是情报的本质属性。情报的“决策性”、“传递性”与“效用性”，刨根问底也可归结于情报的“竞争性”。只要我们牢牢抓住情报的“竞争性”，情报学就能与信息科学划清界线，情报学就会在学科体系中生机勃勃。
3.2 竞争情报研究的方兴未艾
在信息给情报造成莫大的冲击之际，“竞争性”的重新审视为情报找到了一片绿洲；在情报学陷入危机与困境之时，竞争情报的悄然兴起为情报学撑起了一片蓝天。information的范围实在太广，情报不应该也不可能容纳所有的信息。不少学者主张“情报”不是泛而无边的“information”，而是为某种目的从事智力活动的“intelligence”。Intelligence无疑属于传统的情报范畴，美中不足在于其局限于军事、政治等领域。于是，有人认为“情报是一个复合和迁移的概念，它既不是in－formation也不是intelligence能够全部代表的……‘情报’的概念是顺应时代环境不断演进变化的过程”。intelligence体现了情报的竞争属性，跟“情报”一样正向各种社会领域延伸，因而“情报”的英译更接近于“intelligence”。随着情报活动在经济竞争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兴起，竞争情报(competitiveintelligence)迅速成为情报学研究的热点。目前，竞争情报主要指企业竞争情报，即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为了提高竞争力而开展的“关于企业竞争环境、竞争对手、竞争目标和竞争策略的情报研究”。美国《财富》杂志每年都公布全球500强企业，定期上演荡气回肠的企业PK大戏。为了在激烈的商战中获胜，企业十分重视利用竞争情报，纷纷建立自己的竞争情报系统。在20世纪80年代，世界500强中有10％建立了竞争情报系统；到20世纪90年代，500强中已有80％以上建立了竞争情报系统；现阶段，500强中已经有90％以上的公司建立了竞争情报系统。尽管竞争情报偏重于工商企业，但它又何尝不是其他行业竞争的关键因素呢?竞争情报迅速风靡全球，与其说它是企业参与的结果，不如说它突出了情报的“竞争性”!
3.3 竞争知识管理的初步探索
1994年，侯先生指出：情报是为了满足竞争中的决策需要而进行的信息获取与传递活动，或者说，情报是为了满足竞争中的决策需要而获取传递的信息，情报就是竞争所需要的信息，竞争性是情报区别于其他社会信息活动的根本标志；情报学是研究竞争条件下信息活动特殊规律的学科，或者说，是竞争条件下的信息理论；情报学和信息学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它们谁也取代不了谁。后来先生和笔者通力合作，对先前的情报与情报学观念进行自我修正：情报是一种竞争性和知识性两者缺一不可的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它不是information(信息概念过于宽泛)或intelligence(传统情报概念过于狭窄)，而是competitive knowledge(竞争知识)，是组织和个体在竞争中优化决策所需的特定知识；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竞争知识管理活动，其研究范畴包括竞争知识的搜集、生产、组织、传播和服务以及相关的社会运作机制；情报学就是竞争知识管理学，是一门研究竞争知识管理活动规律的科学。“竞争情报”突出了情报的竞争特性，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然而，“竞争情报”存在明显不足，即情报本身就因竞争存在、为竞争服务，竞争情报有“同义反复”的瑕疵。黄振中先生说得女子：“竞争本来就是情报的一个鲜明属性……情报本来就是指竞争情报”。“竞争知识”强调情报的知识性――激活了的知识，避免了情报泛信息化问题。同时，“竞争知识”突出情报的竞争性――竞争所需要的知识，区别于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组织的知识。
4 情报学“竞争”话语权的超越
“国家竞争力”是最高形态的“竞争”课题，现有成果对“竞争”的分析往往不够深入与系统，侯经川先生的原创研究弥补了这一缺陷。2005年6月，他的博士论文《基于博奕论的国家竞争力评价体系研究》在双盲评审和公开答辩中均获“全优”，被《信息管理科学博士文库》收录与出版。这是一部颇有建树的超越情报学“竞争”话语权的专著(以下简称“侯著”)，以下三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4.1 研究内容的超越
侯著考察了国家竞争力评价研究的发展轨迹，其研究视野跨越古今中外，囊括从25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到现代国情国力分析以及从1776年亚当・斯密的《富国论》到现代综合国力理论的全部优秀成果。综合国力(或国情国力)理论是国家竞争力的主流理论之一，两者高度相关又相互区别。它们都涉及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外交、资源等诸多要素的综合作用，前者是后者的发展基础，后者是前者增强的重要手段；综合国力更着重于总量(总实力)和人均量(人均实力)，而国家竞争力更着重于总量与人均量的增长速度，即强调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与其他国家竞争所具有的相对位势。显然，综合国力这种国家实力或国际影响力是一个静态化的结果，国家竞争力改变或决定综合国力则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此外，比较优势理论、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国家环境理论、制度创新和变迁理论等，也是备受关注的国家竞争力理论。目前，国家竞争力理论的重大缺陷是“竞争性”不够，即“没有用最地道的竞争理论――博弈论――来研究国家竞争力问题，总给人以隔靴搔痒的感觉”。情报学研究各种行为主体如何获取与利用竞争所需知识，博弈论研究理性的利益局中人怎样选择最优的行为策略，经济学亦研究“在一定的局限条件下争取最大利益”。这三门科学都与组织竞争力(国家竞争力是组织竞争力的一种特殊形式)密切相关，它们能够而且应当为组织竞争力的研究与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侯先生眼光敏锐，综合运用情报学、经济学与博弈论等学科原理来研究国家竞争力及其评价体系，创造性地开拓了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为情报学“竞争”话语权的巩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4.2 研究方法的超越
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通常以定性分析为主，善于从宏观角度推理与判断，而在定量分析方面往往有所欠缺，没有形成用数据说话的习惯。牛顿以后西方有一种流行的科学观：只有运用数学手段研究，科学才能真正的“科学”。马克思说：“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达到完善的程度”；爱因斯坦曰：“在现代经验科学中，能否接受数学方法已越来越成为该学科成功与否的主要判别标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是理解世界及其发展的一把主要钥匙”，侯先生即用这样一把钥匙开启了情报学“科学化”的大门。应用经济学原理和博弈论方法来论证抽象的国家竞争力，是一个繁琐、枯燥与艰难的过程。侯先生赞同博弈论即对策论的观点，认为“严格地说，博弈论并不是
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是一种普遍适用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法律等广泛领域的数学方法”。他用翔实的数据资料和简洁的数学语言表达深奥的竞争(博弈)理论，增强了文章的严密性、逻辑性与说服力，这使得“生硬”的国家竞争力评价体系熠熠生辉。诸如“划拳游戏”中的“零和博弈”和“囚徒困境”中的“纳什均衡”，用文字进行阐述晦涩难懂，而利用数学矩阵表示则一目了然。布鲁克斯指出：“情报学如果不实现定量化，它将永远是一堆支离破碎的技艺，而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布氏《情报学的基础》开创了情报学定量研究的新局面，侯著则是我国情报学界一部用数学量化“竞争”的典范之作。
4.3 研究观点的超越
侯著紧扣“竞争”谋篇布局，章节段落充满着独到的见解，字里行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譬如，著者在“理性经济人”与“德性经济人”的基础上，运用“有限理性”与“有限德性”原则进行国际经济博弈的不对称分析，这种情报学研究方法及其成果令人耳目一新。无数经典著作坚持“个人服从集体”的简单说教，似乎以牺牲个人利益来满足集体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个中道理却又缺乏深刻的分析。侯博士首先通过分析“有限德性”，提出：“当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不可调和的时候，人们只能选择自我利益而牺牲他人利益。即使在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并非不可调和的时候……也有可能采取不必要的损人利己的行为”。然后，侯先生在脚注中分析：现实生活中存在将他人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视为自我利益的情况，此时“小我”变成了“大我”，当事人可能舍自我利益而取他人利益。最后，著者指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名言，如果说对于个人之间的关系还不完全实用的话，那么对于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关系则是最恰当不过了”。观点新颖，语言犀利，说理入木三分!侯著的脚注将近300条，其中很多都是作者思想的自然流露。复杂的社会关系、迥异的个人行为和抽象的经济理论，通过“竞争”剖析后原来如此简单明了。国家竞争力及其评价体系的核心与灵魂就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竞争”，“国家竞争力”研究奏响了情报学“竞争”乐曲的最强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