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06 12:16:0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生态与环境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但是环境却变得越来越恶劣，自然环境被污染和生态环境被破坏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也限制了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和进步。因此，为了能够有效解决该问题，各国一直在不断努力，其中，对被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改善和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便是努力的重点。而不论是在生态环境改善还是绿色产业发展中，都离不开环境监测评价。本文以有效解决当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为主要目的，对环境监测评价在改善生态环境与绿色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进行详细分析。
2环境监测评价在生态环境改善中具有的主要作用
2.1对生态环境现状进行评价
2.1.1土地资源被破坏
当前，由于受到植被被破坏、土地沙化严重以及矿业过度开采等因素的影响，土地资源破坏情况比较严重，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比如，在对煤炭进行开采的过程中，由于对环境保护不够重视，所以经常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破坏，导致土地的土壤成分结构失衡，不再适合植被生长，进而造成破坏。在对林木进行砍伐的过程中同样如此，大部分人员只重视眼前利益而不重视长远、持续发展，滥砍滥伐，最终导致植被被大量破坏，土地沙化严重，破坏了原有生态环境。
2.1.2水资源被污染
水污染已经成为当前环境污染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水污染不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还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导致一系列疾病的出现，对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具有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导致水污染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农药残留，二是生产企业废水不达标排放。
2.1.3大气污染
大气污染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以及近年来空气PM不断升高的主要原因，其不仅会对生物的正常生长造成影响，还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危害比较大，是当前全球所面临的环境污染的主要问题。而导致大气污染问题出现的原因主要与两方面有关，一方面是生产企业的废气不达标排放，另一方面是因为汽车数量增多，尾气排放量增加。
2.2对生态环境进行改善
2.2.1对土地资源破坏区域进行综合治理
为了能够有效改善生态环境，就需要对土地资源被破坏的区域进行综合治理，在控制土地资源破坏情况恶化的同时通过综合治理来进一步改善生态环境。比如，在对沙化土地进行治理的过程中，就可以通过逐渐提升绿化面积和逐步改善土壤成分的方式来对生态环境进行改善。在对矿业污染区生态环境进行改善的过程中，可以通过修建地下污水沉淀处理池和提高绿化铺盖面积的方式对矿业开采，尤其是煤矿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有效改善。
2.2.2对废气、废水排放进行控制
当前水资源污染和大气污染问题比较严重，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因此，为了能够有效解决该问题，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改善，就需要对作为主要污染源之一的生产企业的废水和废气排放进行严格控制。在生产企业废水废气排放的过程中，应该严格要求企业废水废气达标排放，如果发现违规排放企业，则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判罚，并要求其对自身所造成影响进行挽回，以此对废水废气的排放量进行严格控制。
2.2.3做好绿化和废弃土地再利用
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实施封山育林政策，采取植草、人工造林等方式不断提高我国的绿化面积，提高地表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能力，以此来对生态环境进行有效改善。同时，还应该加强对沙化土地和矿区土地的再利用效率，通过重新开垦和覆盖生命力旺盛的植被等方式不断改善土地土壤，最终达到提高植被覆盖面积、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
3环境监测评价在绿色产业发展中具有的重要作用
在对绿色产业进行发展的过程中，环境监测评价是其基础保障，只有做好环境监测评价工作，才能够更好地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
3.1环境监测评价是绿色产业发展的基础
环境监测评价是确保绿色产业能够得到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因此，在发展绿色产业的过程中一定要对环境监测评价引起足够重视。首先，在绿色产业开始进行发展的初期阶段，就应该通过环境监测评价对产业基地以及产业自身发展的环境质量标准进行精确判断，判断其是否符合绿色产业发展需求，并以此为基础对绿色产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策略进行有效制定。其次，在绿色产业发展和生产过程中，也需要合理利用环境监测评价对产业的生产过程是否符合绿色产业发展需求，是否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进行判断；同时，在此过程中利用环境监测评价，还能够对产品原料的来源地和来源途径进行有效分析，对其是否满足绿色产业生产要求进行判断，避免因为生产原料问题而对绿色产业的发展造成影响，确保绿色产品的生产质量。
3.2有效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
在绿色产业发展过程中，环境监测评价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环境监测评价，能够对绿色产业中的基地管理和原料质量进行严格控制，使其能够满足绿色产业发展需求，而不会出现污染环境等问题。在此过程中，通过环境监测评价能够对基地管理方的管理行为进行有效约束，使其在管理过程中能够制定切实有效的绿色发展计划，对农药、肥料以及兽药等可能影响绿色产业发展的药物进行有效控制。同时，其还能进一步促进生物防治技术和绿色生产技术的发展，全面推动绿色产业的进步和完善。
（2）在绿色产业的发展过程中，通过环境监测评价能够对产业发展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有效控制。在绿色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要生产无公害、健康产品，持续拉动经济的增长，还应该担负起恢复自然环境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任。因此，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制定相应的自然和生态环境保护对策，比如，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要扩大地方绿色植被覆盖面积，要对地方的物种多样性进行维护，要对地方的自然环境和空气环境进行有效改善等。而以上这些，对环境监测评价都具有一定的依赖性。
（3）确保绿色产业的产品质量。确保绿色产业所生产的产品质量能够满足绿色产业发展需求，是绿色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而要想对绿色产品的质量进行有效保障，最佳方式就是在绿色产业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监测评价进行合理利用。首先，通过绿色评价对绿色产业基地和原料质量进行严格监测，确保其能够满足绿色产业发展需求，尤其是原料质量，务必确保其达标之后方能投入生产。其次，通过环境监测评价对产品生产过程进行严格监督，严格要求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生产，不能对环境造成破坏，也不能使其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威胁，确保产品的质量符合要求。
4结语
论文内容摘要：西方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理念经历了末端治理、生态治理、深生态治理三个阶段，在探索循环经济的实践中，我国也要注意循环经济“循环量”的理性限度、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政策功能的终极性、循环经济实践过程中对“面污染”源与“点污染”源的倒置、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不是简单环境保护手段等问题。
循环经济思想源于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1970年，a•克尼斯等人基于生态系统的危机，即物质代谢结构的崩溃而撰文提出了“物质循环分析论”（也称生态经济理论）。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日本、美国和西欧各国积极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循环经济的实践与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循环经济在本世纪初传入我国，并成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理想的经济发展模式。
西方国家循环经济的发展历程
末端治理阶段。20世纪70、80年代，德国、日本、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的早期都经历过末端治理过程。末端治理是“先污染，后治理”，强调在生产过程中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结果治理的技术难度很大，不但治理成本高，而且生态恶化难以遏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都很难达到预期目的。
生态治理阶段。末端治理虽关注环境问题，但只是就环境论环境，过分的依赖技术，一旦遇到技术不能解决的生态问题，就无计可施，甚至出现反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做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纷纷提出了生态治理的循环经济理念，并通过立法加以实施。生态治理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强调在生态阈值的范围内，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从原来的仅对人力生产力的重视转向在根本上提高资源生产力，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切实有力地保护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能力。这种理念遵循“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采用全过程的“清洁生产”，以达到减少进入生产流程的物质量，以不同方式多次反复使用某种物品和废弃物的资源化目的，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
深生态治理阶段。深生态治理是在生态治理的基础上，不仅强调“生产—资源—环境”的关系，实行生产全过程治理，而且主张将制度、体制、管理、消费、文化等因素通盘考虑，注重观念创新，注重生产、消费方式的变革，将生态治理的领域从生产、环境领域扩张到管理、文化等生活领域。深生态治理理念主要体现在绿色运营管理、绿色消费、绿色文化等理念上。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还形成了绿色运营管理的深生态治理理念，它将循环经济的思想贯穿于企业的运营管理中，要求从产品设计、科技进步和科学管理全方位展开，包括绿色设计、绿色物流、生命周期评估等，它涵盖工业、农业、交通、商业和消费各类社会活动，需要各种新技术和相应的管理方法的支持。
循环经济模式的核心内容
循环经济模式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一种经济增长的方式。与传统经济模式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忽略了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经济增长以大量消耗自然界的资源和能源以及大规模破坏人类生存环境为代价，造成了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传统经济模式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其特征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它以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物作为实现经济的增长手段，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
与此不同的是，循环经济模式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以经济学原理为主导，以人类经济活动为中心，运用系统工程方法，从最广泛的范围研究生态和经济的结合，整体研究生态系统和生产力系统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揭示自然和社会之间的本质联系和规律，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高效合理地利用一切可用资源。即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循环经济以3r为原则，即减量化(reducing)、再利用(reusing)和资源化(recycling)为运行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生态产业链为发展载体；以清洁生产为重要手段，达到实现物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次）生资源最小量污染排放（必要审慎的污染排放）”的反馈式流程。循环经济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经济模式的根本变革，对于各国和整个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循环经济实践应注意的问题
（一）“循环量”的理性限度
国内部分学者认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对于解决环境问题和落实可持续发展观都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存在对循环经济概念泛化和任意夸大其作用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也会拖延解决环境问题的最佳时机。如认为循环经济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产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首先，不管从经济生产的有形排泄物还是无形排泄物而言，工业生产不仅生产我们需要的产品，也生产我们不需要的“产品”。其次，根据热力学第二法则即熵增大法则的存在，一旦熵增大之后，如果熵不再增大，则绝对不能还原。再次，由于回收再利用的技术局限、使得现有的技术对现存工业“排泄物”尤其是气体等无形的“排泄物”大部分不能回收，再加上国民回收意识的匮乏导致回收行为的“呆滞”，回收行为本身的不经济性导致回收行为可能被经济主体“理性的”短视经济行为替代等。使得循环经济在实践中绝非理论上而言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
（二）发展模式的政策功能终极性
国内部分学者认为，发展循环经济可以一劳永逸的处理好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协调问题。但笔者以为即便循环经济模式可以按理论的要求予以物质循环，但是，世界各国不管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需求量都在不断增加，资源的消耗必然要求再开采新的同类资源，那么在此情形下要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循环经济视野下的资源需求量等于物质循环量加新开采量。因此，循环经济的循环量绝对不可能完全等于原始投入量，由于不可生资源的存量在一定时间内是恒量，需求量的增加必然导致其存量的绝对减少。在此假设下，循环经济也许只能相对延长攫取时间，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同时这与循环经济理论建立的生态学理论基石也是相悖，在满足环境容量下构建经济体系和规模应是循环经济实践的第一要义。
（三）实践过程中对“面污染”源与“点污染”源的倒置
我国循环经济实践中只重视“点污染”源（企业工业污染等污染源）的循环经济探索，而忽视“面污染”源（生活、农业等污染源）循环经济摸索，这种判断是对世界环境污染“面污染”源与“点污染”源倒置趋势的误解。首先，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伴随着消费能力日益增强，倘若没有符合循环经济价值理念的消费意识加以指引，通过“消费决定生产”这一市场指示，我国构建的循环经济“点污染”源的控制几乎要被釜底抽薪；其次，我国的农业“漫灌”现象严重，不仅导致水资源的浪费，同时导致甲烷（ch4）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再次，城市生活垃圾几乎可以营造与城市同等规模的垃圾之城，生活废水导致流经城市的污染指数和负营养值不断攀升。而循环经济要求把经济活动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次）生资源最小量污染排放（必要审慎的污染排放）”的反馈式流程。如果片面注重整个流程中的某一环节，可能会导致整个循环产链的断裂，进而导致循环经济这一制度创新的功能缺失。
（四）不是简单环境保护手段
循环经济模式与传统经济模式一样，都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一种经济增长的方式。循环经济不能简单地等同环境保护手段，其首先是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式。环境保护需要的资金和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要求经济的发展，因此，经济的发展是环境保护的前提和保障。但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环境、社会发展上片面追求“经济这一极”，在当代人和后代人环境福利分配上片面追求当代人的经济利益，在国家、企业、个人等市场主体环境责任上片面强调企业、个人等市场主体的污染与受动治理，片面强调单纯的国家末端治理和规范惩治。而循环经济模式将环境治理从末端治理向整个生产链环节延伸，从单一治理主体向全部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和互相协调配合转变。其实质是在环境容量的支配下安排我们的生产消费活动，促进和实现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王蓉.资源循环与共享的立法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6
【论文摘要】人与自然关系应该向朋友式关系发展，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文明形态，实现发展观的转变，即从传统发展观转向可持续发展观，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新文明，达到人与自然整体的共同进化。
可持续发展的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较工业文明更先进、更高级、更伟大的文明。它将脱胎于工业文明，在工业文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自己，并不断地完善自己。
一、可持续发展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
工业文明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负面效应，导致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资源短缺、生态破坏、尤其是环境恶化。今天，环境的全面污染和整体环境状况日趋恶化，臭氧层破坏、酸雨、全球气候变暖、森林破坏、荒漠化、海洋污染、人口膨胀、环境污染。煤烟污染熏黑树干，造成生活在树干上的70多种昆虫由灰色变为黑色。科学家把这称为“工业黑化”现象，工业文明因此而被称为“黑色文明”。他们的批判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警示我们一定要抛弃工业文明。
尽管工业文明时代带给我们一系列灾难，然而我们对工业文明却不能简单予以否定。因为工业文明为未来文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武器，为工业文明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在未来社会中，牛顿定律、量子力学、电磁感应理论、电子学、爱因斯坦相对论、控制论等科学技术成果，仍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而这些都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未来文明如果离开这些成果则寸步难行。未来文明的存在和发展不能只依靠生态学、环境学、生物学，再者，基因工程、分子生物学等学科也是在工业文明的条件下孕育形成的，化学工业这一被人们称为造成生态环境污染的祸首，却在很大程度上为环境监测、环境治理提供技术和产品。未来文明时代的人们仍然会有汽车制造业、电器制造业、机械加工业、采矿业、建筑业、纺织和服装等行业。它们仍将是未来文明的极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保留工业文明大量有价值的成果的同时，对于一系列工业文明的思维定势、实践中僵化模式应予以抛弃。如发展等于经济增长，牺牲环境求发展，重复建设的盲目发展，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承载力的高消费，高投人、高消耗、高成本、低效益的粗放性经营模式，“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掠夺式的“发展”，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搞建设，军备竟赛，国民经济军事化等等，这样才能在思维上和实践上抛弃工业文明赖以存在的根据，克服由“人类中心主义”的近视性、局限性造成的对环境和生态的极度破坏。未来文明是不是绝对理想的、终极的、有百利而无一害、绝对无污染的历史时代呢，如果这么认为，则未免陷人形而上学之中。人类对未来不要抱太大的幻想。它既不是纯而又纯的无一丝污染的生态净土，也不是污浊灰暗的黑色世界，而是以工业文明为基础又超越工业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否定和扬弃。所以它就会带有工业文明的印记，离开工业文明这一基础，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可持续发展文明以工业文明为基础，但从根本上又不同于传统工业文明。可持续发展文明又增添了关于生态保护、生态科技的新内容、新特点，消除和治理工业文明时代的环境问题。它要求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和环境产业，发展信息产业、服务产业，要开发和使用新的清沽能源，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可持续发展文明是工业与生态学的结合，是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人与自然达到和谐状态的可持续发展的新文明，它仍然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不断发展。
二、可持续发展文明是人与自然相协调的历史时代
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从古至今，人类都没能很好地协调二者关系。究其原因:是因为人类早期认识自然和防御灾难能力的低下，导致人们甘当自然的奴隶。然而随着人类认识自然能力的相对增强，又导致人们蔑视自然，作自然的主人，同时各种利益(包括阶级利益、国家利益、集团利益、个人利益)的驱动使人们无视自然规律，肆意破坏自然生态。又加之认识上的局限性，使人们无法对自己行为做出预测，所有这一切导致人类从未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时代，是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类获得自由解放过程中的重要阶段;是人类文明的新的延续。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自古以来就是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每一文明形态都有其特定的人与自然关系意识，并且这种意识渗透到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对于人类文明发展具有导向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文明的兴衰。工业文明的兴衰正是由“人类中心主义”这一人与自然关系的意识所制约的，人类实践的经验教训越来越昭示出:人的一切活动都要充分尊重自然规律;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应当以资源的增值为前提，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否则，自然资源必然会日趋衰竭，人类会因此而失去生存的基础。自然界是均衡与和谐的，但这种均衡与和谐是脆弱的，人类活动应当限制在其后果与作用不使这种均衡与和谐被破坏到不能恢复的程度以内，否则必然会产生不利于人类的种种后果。生态文明要求工农业生产、人口生产、社会消费、科学技术发展等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各项活动都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之基础上。
人类发展已经进人知识经济时代，这为人类协调人与自然的矛盾奠定基础。全世界各国开始重视人与自然关系，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人类正在寻求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同时，还具有适应自然环境的一面，自然的必然性是人必须服从的，但不是消极地服从，而是积极地服从。因此，应把人与自然之间看成是一种有机联系。人类必须以一种全面的态度对待和支配自然界，即对人类支配自然的强大能力进行全面的理解，以科学、道德、审美三者统一的全面尺度在实践中对自然科学进行全面的利用和支配，而不是片面地强化人类对自然界的攫取。当代新技术革命客观上揭示了人与自然界的全面关系，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人对自然的支配关系已经超出对自然的理论和实践掌握，进人道德和审美的范围，把发展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和保护生态环境有机地统一起来，把人类生活需要的内在尺度与生态环境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外在尺度有机地结合起来，提高人类利用自然的科学性和道德性，协调人类改造自然的行动，调整好人类改造自然的方向，既不要像古代那样作自然界的奴隶，也不要像工业革命以来那样作自然界的敌人，要爱护自然，培育自然，建立起人与自然界的全面和谐的关系，以利于我们星球的繁荣和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三、可持续发展文明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时代
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是以生产劳动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了生产力，在生产劳动中结成了人与人的关系，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在原始社会，尽管人与自然的矛盾十分突出，但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却显得更为重要，离开群体协作、共同劳动，人将无法存活。同样在古代和近代的相当长时期里，阶级矛盾尖锐，如何实现社会合理与人际平等的问题十分突出。今天，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异常严重，人与自然的矛盾非常尖锐，要解决这一矛盾，单纯就环境论环境几乎是做不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其现实性上展开为人与人的关系，要解决人与自然尖锐的矛盾和对立，需要以人际公平为保障和条件，脱离人与人的关系来谈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代出现的环境问题的。
一、生平简介
陈述彭（1920.2—2008.11）曾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后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及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任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名誉所长，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名誉主任。他还曾担任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副主席兼地球信息科学学部主任，国际地理联合会地理数据地理模型委员会委员，国际空间委员会中国委员会委员，IGBP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国际减灾委员会科技顾问，国家遥感中心顾问以及中巴资源卫星应用分系统总设计师等。陈述彭创办了《地球信息科学(学报)》和《遥感信息》等刊物并长期担任主编，著有《地学的探索》六卷、《石坚文存》三卷，联合撰写《遥感地学分析》、《地理信息系统导论》、《地球信息科学》、《遥感信息机理研究》、《地学信息图谱》等专著，主编《遥感大词典》及《地球系统科学》等大型工具书，主持设计编辑和印制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图集—自然地图集》、《中国陆地卫星遥感分析图集》等大型图集，发表中、英、俄文论文300多篇。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三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何梁何利奖，陈嘉庚地球科学奖，国际欧亚科学院一级勋章，美国地理学会0.Miller金质奖章等奖项。
二、陈述彭的地学思想
1.陈述彭地学思想的启蒙
陈述彭从小兴趣广泛，5岁起跟着父亲学习识字。在长沙高级中学时刊登的《南岳游记》受到校长的赞赏，成为了引导陈述彭走上地学的第一个无声信号。1927年陈述彭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在的烽火年代，竺可桢先生大力倡导着徐霞客的毅力和精神，热爱自然，热爱祖国，推崇科学、民主的求实精神，浙大史地系更是名家云集，老师们讲授地球演化的历史、自然演化的过程、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严格的野外基本训练和系统的地学基础知识令陈述彭大开眼界。浙大的学术空气异常浓郁：涂长望教授的大气物理、气象观测，叶良辅教授的历史低值和演示抗污分析，任美锷教授的地形发育旋回和经济地理区位理论，谭其骧教授的沿革地理，张其昀教授的地缘政治天上地下，自然人文，展现出了地球科学的大千世界，这些积累为他后来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第一的精神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思维打下了初步基础，这里也成为树立陈述彭地学科学大有可为这一坚定信念的发源地。
2.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研究地学历史的发展规律
陈述彭十分注重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他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我国地图学发展过程，发表了《地图的故事》、《地图史话》等论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历史背景和社会发展对地学的需求分析其发展的历史过程，剖析社会效益和历史作用。他凭借丰富的历史和人文基础知识及理论，阐述了地学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在与人类社会共同进步过程中的普遍发展规律。陈述彭科学的分析评价了中国和世界古代地图科学的先驱希腊的托勒密和中国的裴秀，指出：“在世界地图科学史上，希腊的托勒密和中国的裴秀，好像两颗璀璨的明星，东西辉映。他们的著作标志着山谷时代地图学的总结性成就，反映了东方和西方不同的发展特点，奠定了地图学的基石，对后来地图制图产生过长期的、深远的影响。”陈述彭还分析了中世纪西方和中国地学研究停滞不前的原因，肯定了中国罗盘、齿轮、造纸、印刷术对世界测绘发展的贡献，对于近代地形图测绘和专题地图的出现与发展也有着深入的思索，并以此为基础系统地总结了地图学几个主要历史阶段的时代体征，并提出了以史为鉴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
3.以实践为基础的区域论地学思想
地学研究往往都是通过环境论与人地关系论视角、区域—空间论的视角、综合的视角或地理学的空间表述完成的。在传统的地学思想中，系统论和区域论是二元对立的，但现代地学研究中却大量运用了系统科学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要素作为方法依据。现代地学既注重对实体性、具体性区域的综合性和独特性分析，同时也采用区位分析和空间分析手段强调空间模式化、理论化研究。陈述彭明确指出地理建设、规划、实践中应坚持“因地制宜”，任何空间政策的实施都不应做概括性处理，而是根据地理环境的差异做适当的调整。陈述彭以大量科学考察和野外观测为基础，在1947《螳螂川流域之地文与人生》的硕士论文中，通过大量的基础数据和绘图，阐述了对区域地文与人生综合、逻辑研究的趋势。文章从分析该区域的自然背景、地形发育和人地关系方面入手，探究区域内各种地理因素间的相互影响，指出地理现象之整合性与综合性:“如具有生命之机体，不容分割且具个性”，通过分析个别地理因素为区域地理研究打下基础。他还先后赴遵义、沁河流域、桂林七星岩、南岭山地等一系列对于地理典型区域具有代表意义的人地景观开展地貌、自然基础、地文与人生的研究，注重通过挖掘各区域的演变与历史发展过程，恰当的运用注重空间分布和空间差异性的区域论地理学思想，诠释被研究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在早年的《桂林七星岩喀斯特洞穴地貌图》中，陈述彭以现有的地形—地质平面图和综合剖面图为基础，提出关于洞穴地貌演进过程的假设和推断。在论述了洞穴地貌图的六种类型后，归纳总结出了一般地貌制图的基本步骤。陈述彭还在《遵义附近之相对地势》一文中对地文分析方法中有关“相对地势”的计算方法开展过比较研究，在《遵义附近之聚落》中对“估计人口之方法”给予了论述，这些都不失为区域论地学研究的典型实例。随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陈述彭以任务带科研组织开展大地图集编制时，将地理学研究和地图制图相结合，明确了制图综合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对制图区域整体认识基础上的系统论的整体观。在地图学研究过程中，陈述彭重视区域各种地理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空间差异性，分析当地地文与人文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综合制图要以自然综合体与经济体综合体为依据，注重“自然综合体的内在联系与自然地带规律性的体现”和“区域各种地理要素之相互影响，与当地的地文与人生之深切关系”的研究思路，指出制图实践“能具体揭示自然综合体的类型和分布规律，反应地域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为进行主导因素分析，地理相关研究和叠置法的运用提供可靠地地图资料”的论述，形成的基于系统性区域论地理学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地图制图理论，这一系列在地图制图理论与方法上的示范和影响，启发了当时一代的地理与地图工作及爱好者，随后的十余年全国出现了综合制图和综合地图集的编制期。
4.以系统论、认识论和各种地学方法推动遥感地学的研究
关键词：认知；认知心理学；旅行社从业人员；旅游法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在酝酿了三十多年后，于2013年4月25日正式颁布，于2013年10月1日正式实施。这是旅游界的大事，也是国民生活的大事。在大众旅游休闲时代到来的今天，旅游法的颁布关系着千千万万公众旅游权利的实现和保障，《旅游法》的颁布是国家旅游发展迈出的重要而坚实的一步。旅行社从业人员是旅游活动中非常重要的角色，《旅游法》中有很大篇幅都是针对旅行社的规定，他们对新颁布的《旅游法》的认知状况，关系到《旅游法》的实施的有效性，对国家旅游业健康有序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通过调查旅行社从业人员对于《旅游法》的认知，可以了解其对《旅游法》内容和实施情况的认知程度，为相关部门有效地实施旅游法提供第一手资料，很有实践意义。
二、文献回顾和概念界定
（一）近三年来关于《旅游法》的研究文献回顾
中国旅游研究院现任院长戴斌教授（2011）在其论文《论旅游权利应是旅游立法的宗旨和目标》中指出，保障旅游权利是旅游立法的最高宗旨与根本目标，并论述了保障旅游权利应成为旅游法的核心、灵魂和法理依据。[1]曾坚（2011）也在论文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2]同年，刘红婴（2011）提出由法律的本质、功能出发，旅游立法不可停留在局部利益上，也不可只解决眼前的琐碎的问题；[3]韩玉灵（2011）指出，基于我国国情，旅游法应选择综合立法模式；[4]王健（2011）在中国旅游发展笔谈中指出，旅游作为一种综合的社会现象，将以旅游者为核心，围绕旅游者的需求形成一个多元系统网络结构，旅游法要对这个结构上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综合的调整；[5]黄健雄（2011）认为我国需要一个能够促进旅游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并且更好地推动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内需，更好地保护旅游经营者与旅游者合法权益的旅游法；[6]汤静（2011）认为要以博弈的方式提供开放的对话平台，博弈取代行政主导是促进旅游业有序发展的旅游法的关键理念；[7]李秀娜（2011）认为《旅游法》不仅要承载构建旅游产业综合协调机制和旅游管理体制的重责，还要承担旅游资源保护、开放和合理利用，规范和保障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经营活动，规范和有效管理旅游市场秩序，保障旅游者合法权益等；[8]柯永校、邹荣标（2011）指出，旅游法应当确立市场化原则，降低旅游经营者入门槛，且应当树立保护、实现和保障旅游者权利的宗旨；[9]汪传才（2011）认为《旅游法》应定位为调整基本的纵向旅游法律关系的“旅游基本法”；[10]孟凡哲（2011）认为《旅游法》应当定位为对各个旅游主体都具备权威和震慑力的“硬法”；[11]樊志勇（2011）提出要强化政府主导的旅游管理机制，并在行业内部建立监督检查体系，建立官方或民间的类似于旅游警察的执法队伍，将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公务员纳入行政监督系统内；[12]杨晓红、杨国良（2012）总结了近些年关于《旅游法》从理念到法律的演变过程，并最后指出，目前我旅游研究者对于旅游法理念以及旅游法的时代性和创新性研究明显不足，有待加强；[13]樊英（2013）阐述了《旅游法》的四大基本原则，即国家保护原则，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倡导健康文明环保旅游方式的原则，旅游业和旅游经营者的经营原则。[14]
总体来说，旅游学者们都非常重视对《旅游法》理念的研究，对《旅游法》实践过程的问题也有一定预见性研究，但对于旅游从业人员对于《旅游法》的认知尚未进行相关研究。
（二）相关概念和理论
（1）认知。“认知”是心理学界普遍使用的一个心理学术语，但是国内外心理学家在使用“认知”一词往往含义不同。一般认为，认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认知与认识的含义基本相同，指个体通过感觉、知觉、表象、想象、记忆、思维等形式，把握客观事物的性质和规律的认识活动。狭义的认知与记忆含义基本相同，是指个体获取信息并进行加工、贮存和提取的过程。认知是个体重要的心理活动，是人的意识的集中表现。认知过程是个体认知活动的信息加工过程。认知心理学将认知过程看成一个由信息的获得、编码、贮存、提取和使用等一系列连续的认知操作阶段组成的按一定程序进行信息加工的系统。信息的获得就是接受直接作用于感官的刺激信息。感觉的作用就在于获得信息。信息的编码是将一种形式的信息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信息，以利于信息的贮存和提取、使用。个体在知觉、表象、想象、记忆、思维等认知活动中都有相应的信息编码方式。信息的贮存就是信息在大脑中的保持，在记忆活动中，信息的储存有多种形式。信息的提取就是依据一定的线索从记忆中寻找所需要的信息并将它取出来。信息的使用就是利用所提取的信息对新信息进行认知加工。在认知过程中，通过信息的编码，外部客体的特性可以转换为具体形象、语义或命题等形式的信息，再通过贮存，保持在大脑中。这些具体形象、语义和命题实际就是外部客体的特性在个体心理上的表现形式，是客观现实在大脑中的反映。
（2）认知心理学。认知心理学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西方兴起的一种心理学思潮，20世纪70年代成为西方心理学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它研究人的高级心理过程，主要是认识过程，如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和语言等。 它将人看作是一个信息加工的系统，认为认知就是信息加工，包括感觉输入的变换、简约、加工、存储和使用的全过程。按照这一观点，认知可以分解为一系列阶段，每个阶段是一个对输入的信息进行某些特定操作的单元，而反应则是这一系列阶段和操作的产物。信息加工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都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系着。认知心理学家关心的是作为人类行为基础的心理机制，其核心是输入和输出之间发生的内部心理过程。但是人们不能直接观察内部心理过程，只能通过观察输入和输出的东西来加以推测。所以，认知心理学家所用的方法就是从可观察到的现象来推测观察不到的心理过程。
（3）三元交互定论。“三元交互决定论”是班杜拉在吸收了行为主义、人本主义和认知心理学的有关部分的优点并批判地指出它们各自不足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人不是单向的受内在的倾向性或者外在的环境所决定和控制的，人的内部因素、行为和外部环境三者之间既相互独立，相互作用，又是相互决定的。[15]他提出的行为个体环境相互作用的三种模式（如图1）。班杜拉的交互决定论是在众多行为因果观中独具特色，它的独到之处就在于把人的行为与认知因素区别开来，指出了认知因素在决定行为中的作用，在行为主义的框架内确立了认知的地位。此外，这种观点视环境、行为、人的认知因素为相互决定的因素，注意到了人的行为及其认知因素对环境的影响，避免了行为主义的机械环境论的倾向。[16]
图1 三元交互决定论模型
（4）旅行社从业人员。我国《旅行社管理条例》中指出：旅行社是指以营利为目的，从事旅游业务的企业。其中旅游业务是指为旅游者代办出境、入境和签证手续，招徕、接待旅游者，为旅游者安排食宿等有偿服务的经营活动。旅行社的营运项目通常包括了各种交通运输票券（如机票、巴士票与船票），套装行程，旅行保险，旅行书籍等的销售，与国际旅行所需的证照（如护照、签证）的咨询代办。最小的旅行社可能只有一人，最大的旅行社则全球都有分店。从狭义上讲，旅行社从业人员是指在旅行社工作的人员，广义上讲包含旅游活动涉及的吃、住、行、游、购、娱各方面的工作人员。包括直接从业人员和间接从业人员。如领队、导游、票务员、签证专员、计调员（旅游操作）等。
三、研究过程
通过制定《旅行社从业人员对旅游法的认知问卷》，在泉州的旅行社发放了250份问卷，回收了241份，其中有效问卷有237份，问卷有效率为98.34%；通过《旅行社从业人员对旅游法的认知访谈》对14位资深旅行社从业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掌握了一定资料。
通过SPSS20.0统计软件问卷进行描述性统计，针对237份有效问卷的受试者基本信息进行分析，如表1。就受试者性别来看，男、女性样本量分别为45%、55%，男性偏多；年龄上看，20～40岁是从事旅行社旅游工作的主要人群，占87%；从受教育程度看，具有大专或本科学历的占45%，具有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占30%，还两者加起来超过了三分之二，而具有硕士学历的仅一名，可见旅行社从业人员的总体受教育水平处于中等水平；从职位上看，基层员工占55%，负责人及高层领导合起来共占45%，较为平均；从工龄上看，旅行社从业人员集中在工作了两年或三年，分别占到总被调查对象的38%和30%。在旅行社的调研中，99%的被调查者知道《旅游法》已于10月份开始实施，且对它有所了解。但，只有88.3%的旅行社工作人员从头到尾认真阅读了《旅游法》全文。有68.2%的旅行社在第一时间对从业人员进行了宣传和培训（如图2）。
调研中有57%的旅行社从业人员对于旅行社应根据《旅游法》做出调整表示赞同，有19%被调查对象表示非常赞同，认为旅行社应尽快调整过去旧的经营模式。如图3：
调研中有53%的旅行社从业人员认为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旅游法》相关实施细则。但，11%的旅行社从业人员对于《旅游法》的切实可行表示不赞同。37%的被调查对象对《旅游法》实施将带来的影响表示中立。65%以上的被调查者对《旅游法》中针对旅行社的相关规定表示赞同或非常赞同。其中，49%的从业人员非常赞同《旅游法》中旅行社对导游承担责任与义务的相关规定。31%的被调查者对《旅游法》中关于旅游服务合同的规定表示中立。关于《旅游法》中涉及的“零负团费”问题，接受调查的旅行社管理人员和导游们呈现多种态度，如图4：
四、研究结果分析
（一）外部环境是决定旅行社从业人员认知行为的潜在因素
环境确实对行为有影响，甚至产生决定作用的影响。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有及时进行《旅游法》培训的旅行社的从业人员对于《旅游法》的基本认知总体较好，且对《旅游法》的内容均有所了解。这种作用是潜在的，只有环境和人的因素相结合，并且被适当的行为激活时，环境才能发挥这种作用。这种潜在因素包含在行为发生之前，或行为发生之后，要具体分析。在认知行为发生之前，发生在个体周围包含在环境中的事物往往有一定的规律。人们可以根据他们和环境交往的经验归纳出这些规律，并预期在什么情况下会产生什么结果，借此来调节人们的行为。由于人类能认识环境中事物的规律，所以不一定要直接和事物接触才可以获得经验，他们可以观察别人的行为结果，来调节自己的行为。[16]
（二）人的内部因素和环境的交互决定了旅行社从业人员的认知行为
在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经过一段时间的实施，旅行社从业人员对《旅游法》存在主动去认知的情况。因为，只有尽可能多了解法规，才能避免触犯法规。人既不是完全受环境控制的被动反应者；也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完全自由的实体，人与环境是交互决定的。可见，环境中各种外部因素也会通过某种方式影响个体的自我调节过程。环境有利于建立自我调节功能，从而建立和发展自我反应的能力。
（三）旅行社从业人员对《旅游法》的认知是与其自身认知意识和外部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
由于在年龄上、受教育程度上、工作年限上、职位上的差异，旅行社从业人员对《旅游法》的认知不尽相同，表现出的行为也不同。所以认知过程是外部环境、个体内部因素、认知行为三者交互作用过程，而不是两者的连接或两者之间双向的相互作用。
五、结论
目前，旅行社从业人员对《旅游法》的认知存在很大差异，这是各种因素交互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有法可依的旅游市场条件下，旅行社从业人员对《旅游法》的认知程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所在旅行社的竞争力。当地政府旅游管理部门及旅行社经营者应当对旅行社从业人员尽可能多进行《旅游法》宣传和培训，使其提高对《旅游法》的认知，加深对《旅游法》理念的理解。
参考文献：
[1] 戴斌.论旅游权利应是旅游立法的宗旨和目标[J].旅游学刊，2011（3）：12-15.
[2] 曾坚.略论旅游法的立法定位[J].旅游学刊，2011（1）：9.
[3] 刘红婴.确立旅游法的坐标定位和价值取向[J].旅游学刊，2011（1）：5.
[4] 韩玉灵.基于比较的中国旅游立法模式选择[J].旅游学刊，2011（1）：6.
[5] 王健.旅游学人对国家旅游基本法的期盼[J].旅游学刊，2011（1）：7.
[6] 黄健雄.我们需什么样的旅游法[J].旅游学刊，2011（1）：8-9.
[7] 汤静，博弈.而非行政主导[J].旅游学刊，2011（2）：5-6.
[8] 李秀娜.关于旅游服务和旅游经营者外延的法律探讨[J].旅游学刊，2011（2）：7-8.
[9] 柯永校，邹荣标.旅游立法应当以市场化和旅游者权利为导向[J].旅游学刊，2011（2）：10-11.
[10] 汪传才.做大饼还是做小饼[J].旅游学刊，2011（3）：5.
[11] 孟凡哲.中国首部旅游法应定为“硬法”[J].旅游学刊，2011（3）：6-7.
[12] 樊志勇.进一步完善旅游监督管理[J].旅游学刊，2011（3）：7-8.
[13] 杨晓红，杨国良.从理念到制度――我国旅游法研究综述[J].河北法学，2012（1）.
[14] 樊英.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基本原则[J].消费导刊，20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