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07 13:41:2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科学生物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课改初期，我对生物课改的理解比较肤浅，并没有真正的理解课改的真正内涵。通过几年生物课改使我认识到。
一、生物实验课应成为学生大胆创新开发思维的平台
生物是学生喜欢的一门学科，特别是生物实验课，学生一听上生物实验高兴得不得了。可是上的多了，见的多了，东西都不稀奇了。兴趣也渐渐没有了。常常是上生物实验之前还有些兴奋，上完了以后却又是满脸的茫然。这个现象让我思考了很久，又问了很多学生，他们也都说做多了也就没有意思了。连最有意思的实验学生上起来都觉得没有意思了，带着疑惑，带着责任，我开始反思，查找让学生失去兴趣的真正原因。直到我指导学生做《呼出的气体和吸入的气体有什么不同》这个实验时，意外的获得了收获。
由于书上的实验进行了改进，而我们实验室的实验器材是原来没改进以前的配置，所以，我向学生求援，问学生谁能买到实验中用到的三通，同学们都摇了摇头。正当我失望的时候，一名学生站了起来，小心翼翼的问我可不可以把实验改进一下，我坚定的点了点头，没想到他的改进方案一出，震惊四座，如此简捷，如此方便，效果又是如此的明显，同学们给予了他最热烈的掌声。震惊之余我也来了灵感，继续向同学们求助还有没有其他更简便的方法。这时学生们都来了精神，有的同学们讨论，有的同学开始深思，一个接一个的方案被提出，有的同学想到用振荡的方法，这样空气很容易就进入了澄清的石灰水中，完成吸入气体对澄清的石灰水的作用这个实验。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竟然是这样被激发出来。
二、成为一名合格的引导者，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
当孩子们学到眼睛的结构时，因为知道视网膜是视觉反射的感受器，有一次复习视网膜的作用时，学生们经过思考得出：视网膜的作用时感受到物像，我当时就懵住了，我们的题中做了无数遍，视网膜的作用是形成物像，今天怎么突然变成了感受到物像。我想了想，对呀，学生说的也没有错呀?我接下来反问，那物像是谁形成的?学生想了一会，说是晶状体形成的，并且据理力争，说照相机的镜头好坏决定照相的质量，镜头折射形成物像。我们不是还可以用纸板显像吗?能说在纸板上显示物像，而不是纸板形成了物像，没有镜头，纸板永远没有物像。镜头相当于人的晶状体，所以是晶状体的折射形成了物像。没有想到平时喜欢让学生用推理的方式来学习的我，被同学们推到了。我很高兴，并大大的夸奖这些学生，你们太厉害了，你们让老师看到了一群未来的科学家，你们挑战了教材、练习册，挑战了老师们多年来没有发现的错误，是你们发现了真理。
三、大胆改革学生的学习方式，引入美国学生的生物学习方式
美国的学生从6岁上学开始，就要学会写生物论文，而我们的学生要到大学毕业时才开始学习写论文，他们更注重孩子的学习方式，思维形成的科学规律，能力在此过程中得到培养。我也在此方面进行了尝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关键词】生物会考;复习方法;初中生物论文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71(2012)07-0097-02
初中生物会考是对教师二年来教学效果的一次检验，是对学生学习生物知识的一个检测，也为高中生物打下基础。因此，走出复习的误区，探索一条既符合学生年龄，又能让学生愉快接受基本生物学知识的教学途径，就显得非常重要。那么，如何做好初中生物复习呢，下面谈谈我的看法。
1 思想上高度重视
笔者从多年的教学中体会到，思想决定方法，方法决定效果。会考成绩虽然只作为高中录取新生的参考，但是考好了既是对自己二年学习的肯定，也为明年的中考树立信心，因此，在思想上、行动上我们要高度重视生物会考复习。
2 制定周密复习计划
初中生物一般在3月份才授完新课，2个多月时间要复习四册课本的知识，时间紧、任务重，难度相当大。因此要制定周密复习计划，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诱导学生眼到、口到、手到、心到，强化课堂效益，向45分钟要质量，提高初中生物课的复习效率。
2.1 要按照知识遗忘曲线的规律进行复习:本学期刚学完八年级下册的内容，学生对这部分知识的印象相对较深一些，所以在安排复习的时候，如果能按照学生对知识的遗忘曲线，科学地安排了复习的先后次序，依次从八年级下册、八年级上册、七年级下册、七年级上册的顺序对学生展开复习，一方面学生较容易掌握考点，提高了复习效率；另一方面，复习的顺序从易到难，在学生的心理上无形中给了一定的鼓励，增加了学生学习、复习的信心。
2.2 系统复习夯实基础:转变理念，突出学生为主体。改变“教师讲、学生听，教师问、学生答，教师说、学生记”的传统的教学模式。每节复习课，前面10分钟，让一位学生站起来不看书本和复习资料，复述本章节的主干知识。平时学习好，已看过复习资料的同学，很快能复述出来。平时对生物学重视程度不够,花在生物学学习上的时间较少的同学复述不出来,站在那里，同位同学就会小声告诉他。对这种现象，我不作批评，因为我的目的让学生回归课文内容再次重温书上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和基本规律。年轻人总是争强好胜的，复述不出来，站在那里的同学，课后总能挤时间把书本和复习资料看上一遍。这样就达到了复习的目的。
2.3 对重要的、难度大、典型性和热点的内容进行专题复习精讲精练:
（1）如对照实验,是一个难点,学生不容易掌握变量的控制,很难分清实验组和对照组,针对这种情况,我除了指导学生阅读课文中有关内容,理解其概念,还把课本中所有的对照实验都找出来,列在一起进行分析对比,并精选一些典型的习题练习和讲解,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2）现在的初中生物新课程教材中,有大量的插图。这些插图概括性强、生动直观,是对课本内容的高度浓缩,其作用是语言、文字无法代替的。因此,在复习过程中,我重视对图像的复习,要求学生做到位置、结构、名称、功能四统一，指导学生读文对图、看图释文、文图活用、读图解题,使图文结合,提高学生对图像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
（3）进入课程改革以后,考试出现了这样的倾向,就是出题更注重紧密联系社会、科技发展、生产生活实际。这类问题的显着特点是“起点高,落点低”,换句话说,“题在书外,理在书内”,解答的基础仍是熟练掌握教材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能力。在复习的过程中,我很注意收集电视新闻和报刊杂志上与生物学有关的,特别是与本市有关的热点新闻、与生物学知识有关的生活与生产实例。引导学生思考,利用所学的生物学知识和原理解答实际问题。如：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时，如何自救和救援？H1N1流行时，如何预防和控制传染病？黄牛的黄皮肤和水牛的黑皮肤是不是相对性状等等。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正确回答，就通过分析,加深理解、记忆相关知识,提高学生综合分析、运用能力。
（4）以小题综合、大题分解的形式，提高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每年会考的填空题都是考学生的理解、推理、分析综合能力的综合性题目。这种难题、大题是建立在易题、小题的基础上，是对学生基础知识掌握情况、对知识的理解程度、综合能力的考查。要求考生有较高的理解能力、较扎实的基础知识和综合能力。所以在复习中备课时，教师应多找一些复杂的综合性题目讲解。把一个复杂的问题分解为若干个简单的小题目，逐个小题目板出来进行分析、讲解，学生自然会感到容易理解，然后再逆过来，再把这几个小题目综合起来分析，引导学生独立进行联解一遍。这种复杂问题通过分步分解和综合训练，学生必然容易接受而且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分析、综合能力、知识迁移应用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
2.4 模拟考试及时讲评:考试是检查复习效果的最好方法,通过考试可以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知道学生在复习过程中存在着哪些缺陷,及时进行弥补。我平时注意积累了大量资料,建立了题库，我按照会考的形式出题,精心挑选，题目贵在精而不在多。每次考试,我总是尽快进行批改,并及时进行试卷讲评。做试卷讲评,不仅仅是为学生提供标准答案或参考答案,更重要的是要讲出答题的思路,明确题目包含着哪些知识点,还要分析学生普遍存在错误的原因,使学生掌握解题的方法：仔细审题,看题目的题干表达了什么样的信息,找出已知的条件和隐含的条件,排除迷惑条件,问的又是什么问题,涉及哪些方面的知识,找到解决问题的切入点,还要强调注意用规范语言准确地表达。如有的学生把“莴苣”写成“窝菊”，把“菠菜”写成“波菜”，把“荠（ji）菜”写成“齐（qi）菜”把“特异性”写成“特导性”等，避免像这种因马虎、草率而丢分的遗憾。
2.5 查漏补缺:复习完一遍知识点以后，必须抽时间对所做题目进行巩固，防止学生遗忘。让学生看做过的练习题和试卷,侧重看解题的思路和方法。对掌握差的部分进行查漏补缺。对知识掌握比较缓慢的同学，给他们适度的压力，对不同层次学生制定不同的考试分数要求。教师要对症下药，要有足够的爱心和耐心，要不时鼓励他们，肯定他们的进步。学生，总是像是未挖掘的璞玉一样，一定要有人去发现他们，打造他们。这个打造的过程，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且最终也不一定在我们手上打造成功。但教师要相信璞玉终会闪亮！
3 加强考前指导
【关键词】《感动中国》 女性主义 女性话语
一、社会性别理论
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了社会性别论的观点：一个女人之所以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她认为在社会历史中，男性居于主导和决定地位，女性处于被主导和被决定地位，女性的历史和现状是由男性的需要和利益决定形成的，因此，女性是“第二性”。①
社会性别理论挑战了传统生物论的观点，认为两性的形成主要是社会环境建构的结果。随着女权主义的觉醒，研究者将大众媒介传播列为构建社会性别理论的最重要“环境建构”因素，并将目光集中在传播信息对女性的不平等的表现上。
尽管在我国的新闻报道中并没有公开宣扬男女不平等或者性别歧视，但是隐含在报道中的性别框架，体现出的还是对传统性别陈规的固守。②那么，在《感动中国》这类反映主流价值观的电视节目中，女性形象是否受到性别框架的影响？《感动中国》所塑造的典型女性又是何种形象呢？
二、《感动中国》栏目介绍
《感动中国》被誉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从2003年2月14日开播至今，央视已经连续十年“让我们和好人在春天里约会”。作为一档代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电视栏目，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以感动公众、感动中国”的人物作为评选对象，弘扬真善美，崇德尚义，成为了传递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并带给人们精神洗礼的高端节目。
可以说，《感动中国》中的获奖人物是一个时代主流价值观的体现。其中的女性典型形象是在传统文化、现代社会两种价值观在舆论宣传导向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它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同时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③本文通过对《感动中国》女性获奖人物形象的分析，审视中国当下女性社会角色的新发展。
三、《感动中国》获奖人物量化分析
十年来，《感动中国》共评选出111组别典型个人或团体，除去9组性别特征不明显的群体，共计102个组别，109人次，其中男性获奖为83人，女性获奖为26人。
从整体数量来看，男性获奖人数是女性的3倍以上，女性明显处于劣势。从性别与社会角色的数据来看，获奖男性集中在“军人、公安及消防武警”、“工人、普通职工、农民”、“学者、科学家”等职业；获奖女性则集中于“教育工作者”、“家庭内部角色”、“文体工作者”等职业。女性在知名度广、社会地位高的科学家、企业家、明星、官员等领域，与男性的差距较大，存在性别上的失衡。另外，在报道这些获奖女性的同时，会有意无意地比男性增加一些评价标准，即宣传成功男性时极少涉及私人领域，男性不用为家务事所累。而对女性的报道则多会被问及家庭和家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以或暴露或隐晦的方式表现出来。（见表1）
四、《感动中国》中的女性形象
1、家庭妇女和母性关怀
在26位获奖女性中，我们发现，真正能够归到以家庭为本位的女性并不多。陈玉蓉为了割肝救子，“暴走七个月”，减掉重度脂肪肝，“朴素的母爱愈发沉甸”。在关于卓琳的报道中，也突出其优秀母亲的角色，“是家庭的核心，为家庭带来安定祥和”。即使没有家庭的角色，《感动中国》也会以母性的关怀去赞扬这些人身上表现出来的特质，如高耀洁“代表知识的母爱”、“像妈妈、奶奶一样”，而吴菊萍赤手接住高空坠落的孩子时，也被媒体称为“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除了建构母爱形象，妻子的角色也是女性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钟期荣、陆建芬、谢晓君都是以妻子身份，与丈夫共同出现在《感动中国》的颁奖台。罗映珍对瘫痪在床的丈夫的照顾“尽心尽力，把爱人从沉睡中唤醒”，“用一个传统中国女人最朴素的方法诠释了对爱人不离不弃的忠贞”。李春燕不惜卖掉丈夫结婚时送的首饰，来经营乡村卫生室为村民治病。《感动中国》在弘扬女性的母性光辉和塑造家庭角色上，表现得非常到位。
2、职业女性和爱岗敬业
按照传统观念，女性应以家庭为中心，是家庭以及家庭中男人的附属。但随着现代女性的独立意识普遍觉醒，存在弗里丹描述的“无名问题”，即“幸福家庭主妇形象”背后深深的失落感和自我实现感的缺乏④。所以，现代女性试图突破“刻板印象”。
从表中可以看出，“教育工作者”的比例最高，“家庭内部角色”，“工人、普通职工、农民”以及“文娱、体育工作者”居其次。这些获奖人物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为留守儿童办学的校长李灵“一切从零开始，从乡村开始，从识字和算术开始”。身为公安局长的任长霞为百姓“扫恶打黑，除暴安良”。陈晓兰在医治病人的同时，“大医医心”，执着于净化行业环境。《感动中国》对获奖女性在事业工作上的经历进行了客观描述，对她们自强不息、无私奉献的精神予以颂扬，为渴望实现自我成就的女性提供了动力。
3、自我突破和社会道义
女性品德高尚、服务奉献的人格始终贯穿《感动中国》。我们还能够明显感受到，她们的独立选择、她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表现得更为执着。这些女性富有个性，可敬可爱，让整个社会为之感动。
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刘姝威，戳穿“蓝天”神话，验证“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信条，“推动中国股市早日走上正轨”。王选放弃了在日本执教的优厚待遇，走上了对日诉讼索赔的道路，“为日本细菌战中的中国受害者讨还公道，更是为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规则寻求支撑的力量”。残疾人运动员金晶面对“那环伺的狰狞”，“以柔弱之躯挡住残暴”，护住火炬捍卫奥运精神，更是激起了全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感。女性通过自己的力量，推动社会正义，并将女性角色拓展到更广的社会领域。
结语
随着社会进步和观念的变革，社会性别意识越来越多地被人接受，而《感动中国》的女性报道多包含家庭角色或其延伸。我们认为，现代女性形象应该体现出时代的特征和现代社会的性别观念。媒介上的女性形象往往是一个时代主导价值观的体现，是现代社会价值观、传统文化价值观和舆论宣传导向交互作用互相影响的结果。《感动中国》中的女性形象反映了社会的发展趋势，同时社会的发展也影响着女性形象，赋予了女性新的内涵。
参考文献
①[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李强选译，西苑出版社，2004
②蔡骐、张萍：《人物报道与性别陈规――对中国媒介典型人物报道的性别框架结构分析》，《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③史梁，《新时期（1995―2004）中国典型人物报道中的女性形象》，厦门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
④[美]贝蒂・弗里丹 著，程锡麟、朱徽、王晓璐 译：《女性的奥秘》，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
加强提高自身的素质有哪些呢？我认为有以下四个：
一、要树立的观念
在自己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自觉地以德育为核心，重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验能力。教师要培养德才兼备的学生，首先自己必须德才兼备。一位品德高尚、知识渊博、不断进取、关心社会、热爱事业、热爱生活的教师，会对学生的一生起到很好的导向和激励作用。同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出物理课程的教育功能，在物理教学中润物细无声地对学生进行辩证唯物论的教育、爱国主义的教育、认识和研究客观世界的方法论教育、实事求是精神和创新精神的教育、奉献精神和团结协作精神的教育。现代中学物理教学既要为学生的进一步深造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又要培养学生关注社会、关注时代、关注现实的探索精神，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必须成为物理教师的共识。然而，在实际教学中，由于考试手段存在的局限性，师生为了应试，最关心的只是考试范围和内容，不会去了解和掌握所谓“不必要”的物理背景知识，这样在物理教学中就很容易走向极端。另一方面，传统的物理教学方法已成为现代社会中学物理教学发展的“瓶颈”，亟待在扬弃的基础上确立新的物理教学观，这就要想方设法捕捉各种良好的教学时机和通过丰富巧妙的教学结合点，把物理知识与生产、生活、社会热点、现代科技等现实情况（有时也与化学、生物等相关学科）联系起来，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和综合能力。
二、强化和提高开发、运用课程资源的意识与能力
物理学作为自然学科的领头羊，在人才培养中，一直被公认为拥有打好基础和激发创造潜能的强大功能。学生通过物理课程的学习，可以很好地开阔视野、活跃思维，提高科学素养，使之更加自觉地去接触自然、了解自然、认识自然，直至热爱自然。鉴于此，物理教师在教学中更应该根据学生的兴趣、需要和认知特点，强化课程资源开发意识，提高课程资源运用能力，实现充实物理教学资源、优化物理教学环境和提高物理教学质量的目标。
第一，教师可以通过捕捉、归纳和总结学生的一部分感受、困惑、问题、见解和创意等作为反馈性教学材料，带进课堂并进行合理的放展，使课堂成为师生双方共同关注、共同经营、平等探究的场所。这样，学生的问题和困惑、见解与创意受到重视和展现，学生也就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学自然就得到了“生长点”并获得飞跃，这是教师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高超技艺的体现。
第二，教师讲课要注重方法的实用性，使学生尽快有效地理解，掌握所学的知识。如：类比法是物理教学中常用的方法，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一些难懂的概念、规律和方法。不少学生对用比值定义的物理量常常理解不正确（如场强、电容、电阻），其原因是只注意了数学形式，忽视了物理意义。怎么办呢？我想绝大部分学生对初中物理中的匀速直线运动的“速度”是比较清楚的，它是用比值定义的，我们就以此为例，进行类比，以加深其理解。
第三，要注意开发和利用校本课程资源，引导学生以活化物理基本知识，提高自身综合能力为出发点，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课外实践活动。这样，既做到深化物理学科知识，又很好地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提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做到了学以致用，实际上是挖掘和开辟了又一个获得取课程资源的思路和途径。
三、树立现代教育技术新理念，构建物理课堂教学新思维
伴随着知识经济和数字文化的出现，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社会蓬勃发展，网络为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共享提供了极为便捷的条件，信息素养也已成为人人必备的一种基本素质，师生双方应不断探索，努力提高利用网络索取信息、处理信息的素养和能力。与此同时，多媒体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也正逐步在课堂教学中得到越来广泛的应用。在中学物理教学中，创设形象直观的课堂教学情景，使学生从生动、具体的物理现象中获得感性认识，是形成概念、得出规律的基础和前提。顺利组织一次教学活动后，重要的是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成功？成功之处在哪里？因此，在物理课堂教学中，充分发挥CAI的优势。把物理学抽象的理论变为形象的实体，就可以有效地帮助学生深化对物理概念和规律的理解与掌握。再比如，计算机模拟仿真实验能够利用计算机强大的交互功能，实现各个画面的任意切换，在合理有效的范围内可随意改变物理参数或仪器进行各种不同的实验。随着条件的成熟，运用网络技术、开发网络课件、进行网上教学、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的良好整合是我们正在追求的目标。信息技术发展很快，我们不应该过分“追潮”，关键是用好现代教育技术，做到与教学过程的高效整合。同时，对信息技术铺助教学也要有正确的认识，因为它终究仅仅是一种先进的教学手段，这就决定了它与生俱来的作用就是辅助教学，不能也不可能包办一切教学过程。比如物理实验，再逼真的电脑仿真实验也代替不了学生亲自动手获得的感情体验。
四、坚持教学教研并重，展现教育成果
一、关于汉语、汉字的特点
在我国语言学界，源出于西方语言学的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认识一直被视为科学定律。这种认识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记录语言，是“符号的符号”。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与思维无关，仅仅记录语言，是第二性的。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汉字，就会认为汉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举，不如用单纯记录语音的拼音文字更合适。用这个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语言学，就会认为“中国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因而“说文解字”之学不是语言学，“中国没有语言学”。许国璋认为这是对汉字和汉字研究传统的极大误解。许国璋指出：“汉字书写形式的特点有二，一是分理别异，一是形声相益。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字’本身即是语词的词”（75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由于过去将有声语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义都被视为对语言的记录，亦即字本身只有形。这其实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它不符合汉字的事实。在汉字中，“一个字有形而无声就不能叫做‘字’”（72页）。许国璋认为，“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这种“常识性说法”，“适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不适用于信息时代”（1页）。他在论述汉字的区别性特征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语言研究者，在狂热地鼓吹废弃汉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时候，那样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
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曾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象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1〕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一、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二、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三、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四、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讨论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的实物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没有联系的，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象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2〕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雅柯布逊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语境
信息
说话者………………受话者
接触
代码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其三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柯布逊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的“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强烈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的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
也许，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①《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同上）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章句》）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象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象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言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74页）。“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75页）。“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3页）。
二、关于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
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是我国语言学界长期忽视的一个课题。由于片面将语言的符号功能单纯化，把语言视为一种类似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我国的现代语言学未能将对汉语、汉字结构特征的认识与汉语、汉字的文化属性、文化内涵、文化功能联系起来，从而作出科学的理解。许国璋却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深入论述了汉语、汉字的文化建构，这是难能可贵的。许国璋所说的“语言哲学”，不同于现时西方流行的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后者是出于形式语言学或逻辑语言学的范畴。许国璋所论“语言哲学”，属于“文化语言学”和“人类语言学”（90页）。许国璋认为，汉语、汉字的符号建构，是汉民族认知世界的一种结构化运作。这一点在许慎的《说文解字·序》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有关论述中已清楚地表述出来。
例如许慎指出：“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许国璋认为，中国古代学者没有对现代人所称的“语言”作正面的考察，而主要是从语言的书面形式论证文字的起源，“因此，我们可以从他们对文字起源的论证中，找出某些语言起源的理论”（13页）。许慎的论述表明，初民是把天象和物象作为语言资源来看待。初民对世界的认知形成一个系列，“天象、地貌、鸟兽的足迹、作物的生态、人身、人身以外诸物，都提供了各自的符号”。这种认知“由二项对立（binaryopposition）构成：天和地、鸟兽和农作、人和物。三组六类的名，反映人对世界的分类和认知”（13—14页）。在这里，许国璋把汉语的文化建构与汉民族世界观的建构紧密联系起来，体现出深邃的语言本体论思想。他为汉民族的文化、语言、认知的建构描绘了这样一个模式（68页）：
─天象
观、视│物││鸟类
人───│├───┤│兽类
取│象││地象│
（庖牺）───││││植物类
─人类
在这样一个模式中，语言显然成为人与世界连结的纽带。语言之“象”正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
又如刘勰指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许国璋认为刘勰是在回答什么是形成世界第一原理（道）的问题。而他的答案是，我们至少可以从道的表现形式（realization）来对它观察，这就是道的“文”。这个“文”不是客观的天体地貌告诉人的，而是人对客观世界认知以后形成的概念。许国璋把“刘勰的语言学理论”概括为一个从客观世界到人的概念加工，再到语言，又到文字的模式（39页），指出这一模式在承认客观世界形和体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人的认知作用，肯定了语言的主体性。
许国璋关于汉语的文化建构的论述给我们很深的启迪。
中国公元前200年诞生的一部解释词义的语言学专著《尔雅》，对所解释的词语作了这样的分类排列，即：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从这样一个排列体例来看，其顺序依次是语言人类社会的亲属——宫室——器具——音乐自然界的天——地——山——水生物界的草——木——虫——鱼——鸟——兽——畜，要言之，即语言人自然生物，语言排在第一位。这显示出语言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在语言部分，《尔雅》或“举古言，释以今语”；或“约取常行之字，而以异义释之”；或“道物之貌以告人”，如此细密地辨析词义，反映出古人对语言意义的高度重视。《尔雅》反映的是中国先秦两汉时期人的文化知识结构。在这个结构体系中，词义的理解与阐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种对语言意义的重视，其实不独从《尔雅》始。在某种意义上，《尔雅》是对前代名物释义的一种大汇编。早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前221年），语义的解释就成为人们认识世界、体验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如《尸子》中将一对一的同义互训汇通为一对多，多对一的语义阐释方式。这种语义阐释方式在《尔雅》中蔚为大观。古人将自己对世界万象聚散离合、有机统一的理解，透过语义的汇通与条理固定下来。词义系统成为人的世界蓝图，语言观成为人的世界观的基础，这就说明《尔雅》何以以语言为其发端了。
中国古人对语言的重视显然出于他们对语言本体论意义的一种独特的感受。从哲学意识萌动的时候起，中国人就始终把人看作世界和宇宙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并非中心的部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和“我”的概念的基本特征在于它们不仅有人类学的含义，而且有宇宙论的含义。人与世界的本质关系及由之而来的认识关系，庄子在《齐物论》中非常精练地表达了：“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人并没有截然区分人与世界的自然关系和人文关系，相反，他们倒是早就看出这两种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法非此即彼地截然分开。人与世界的关系决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体现和维系人与世界的这种多方位关系的语言，因而也非纯粹的符号系统和工具——
语言是人性的表现。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在古人眼里，“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春秋谷梁传》）
语言是天道的表现。古人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维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朱子语类·卷百三十九）
语言是事物本质的表现。许慎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说文解字·序》）在古人看来，文字的产生，是由于从鸟兽的足迹领悟到不同的纹理可以互相区别，因而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万事万物的“纹理”加以抽象和区别。所以，“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而“文者，物象之本也。”经过象形——象征的抽象过程的文字图象，已不再是事物的自然之形，而是凝聚着人的概括的事物本质。
语言是治理天下、教化人伦的基础。古人对语言在一个社会组织中的维系作用有深刻的理解。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因而“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成为春秋时代的一种社会警醒意识。孔子把正百事之名作为他为政的首要之事。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古人又把语言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的象征。在他们看来，历史上既有“结绳之政”，又有“八卦之政”，然后是“书契之政”。所谓“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尚书·序》）《周易·系辞》这样评价语言文字的治理天下的作用：“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夬”是《易》卦名，这里作事物的画象。正由于语言文字概括了事象而又条理了事象，掌握文字就掌握了一种世界秩序，从而人人明理习仪，天下才得以治理。古代的统治者深谙此理，如《周易·夬卦》所言：“夬，扬于王庭。”《五经文字叙》解释说：“夬，决也。王庭孚号，决之大者，决以书契也。”这就是说，统治者总是利用文字下判断，在王庭上公开号召。许慎的解释更明确：“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说文解字·序》）文字不仅是“宣教明化”之本，而且由于懂得文字可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说文句读》），可以“令行禁止”明其忌，所以王者对“能文者则禄加之”。
总之，天道人性，流于语言，化成万物。古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正因为语言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据有如此重要的本体论地位，所以古人论文辞才有“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的说法。
三、关于汉字的起源和演变
在汉字的起源和演变问题上，许国璋提出了两点有价值的看法。一是汉字起源的此世性，二是汉字起源的抽象性。这两点看起来互相矛盾，但其实质是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汉字起源和演变的文化特征。
汉字起源的此世性，说的是汉字产生形成的社会文化原因。过去我国学术界很少从理论的角度思考汉字之社会文化缘起。许国璋以《说文解字·序》中“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汉字的起源具有“此世性”。古代的汉字起源论与西方民族的“神造字母”论不同，“腓尼基人奉Cadmus神为字母的创始者，诺尔斯人奉Odin神为Rune字母的创始者，希伯莱人奉人类始祖亚当为语词的创始者，汉族初民奉‘王天下’的庖牺氏为创始人”。这“说明汉字起源学说的此世性，这一此世性是整个汉文化的此世性的一部分”（66页）。为什么这样说？许国璋引用了金岳霖的观点。金岳霖根据人与世界关系的不同，称印度文化为他世性的（otherworldliness），讲来世超度；希腊文化为超世性的（super-worldliness，即站在超出世界的层面上观察和分析世界），讲设问求知；中国文化为此世性的（this-worldliness），讲实用经验（见75页）。从许慎《说文解字·序》可以看出，古代的汉字起源论是与社会发展论密切联系的。“王天下”和“作《易》八卦以垂宪象”是相互联系的，治理天下需要书面符号形式。其后“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又，万品以察。”随着生产的发展，简单的符号已不敷社会的需要。于是书契（文字）应运而生，它使各类事物的区别明显了，也使各项公职的执行方便了，从而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许国璋显然指出了中国古代语言、文字起源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尽管庖牺氏制八卦，仓颉造字都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但它们的社会发展基础是无可怀疑的。
与汉字起源的此世性相联系的还有汉字符号的人为性。许国璋认为，不能套用西方符号理论的能指所指结合任意性的原则来解释汉语言文字。所谓任意性原则是指语言符号所反映的词与物的关系是任意的，而非自然的。许国璋认为，任意性原则对硬要建立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自然联系的批判是正确的。但事实上词与物的“自然结合”本身不可能在语言这一个介质中体现，它不存在，因此为它而作的假设也就无必要。然而反过来用这一假设（指“自然结合”论）证明“语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正确，却是荒谬的。因为从语言体系来说，语言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具有系统性（systematicity）、可分离性（discreteness）、可学会性（learnability）。“语言学家发现语言的体系，是人对自身行为中的理智性的发现，也是对于理智性存在于语言行为中的肯定”（24页），“词之所以为词，是因为它存在于各种关系中。……正是这种可以抽象的延伸赋予词的‘所指’一种内存的理性；‘所指’之多而有变，都是按早已被人们所认识到的法则进行的，不是偶然的。在理性的网络中，词的所指变成一桩理性的事件”（31页）。从语言的群体发生来说，原始时期的语言符号是有任意性的，因为当时部落未成、语言未备，名不可能是有关联有从属的名，不妨假定为独一、偶然、任意的名。部落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所谓“约”，指社会制约，社会共议（consensus），决非任意创造，因为其时语言社团形成，语言使用者担负了命名和用名的双重任务，开始有了当时条件下的社会制约。文明社会时期的语言符号是立意的（motivated），即使是民间任意创造的词，也有语言文字学家赋予有理可据的形态（此段参见32页）。从语言的个体发生来说，小孩学母语或成人学外语，都有一个对任意性从感之甚切到不再感到的过程。小孩学语时常有的“超类推”（overgeneralization）现象，即对“任意性”的一种抵制（见31页）。可见“任意性”只是心理适应过程中的一种暂时现象，不适应就觉得不可捉摸，适应了就觉得理应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任意性是可以转变的，不是客观存在的一种语言特征”（同上）。因此，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一种“人为的联系”、“理性的联系”，是受语言和社会双重制约的联系。许国璋特别指出：“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正象中国的主流哲学一样，是入世的，旨在治世的。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之学，其中心思想即是找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理性联系。”（37页）
如果说汉字的起源是此世性的，那么汉字的符号建构应是具象的，它出自于汉民族的实用——经验理性。然而许国璋并未在具象性上停留，而是指出了汉字起源时即具有、以后又不断发展的符号概括性。他以许慎《说文解字·序》“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一段话为依据，指出初民的造字是按照物的类画它的形，而不是按一件具体的物来画出它的形（如牛代表牛类，不是哪一只具体的牛）。这时已有概括，但抽象不够。其后从有限的物象产生无限的字，意味着字已经变成脱离物象的符号，抽象程度提高了，字的符号性增强了。许国璋强调指出（72—73页），汉字从象形变为象征，从图形变为笔划，从复杂变为简单，它的“文”已经大大不同于原来的图象，成了物象中最本质的东西，而它的“形声相益”的孳生更不受物象的限制。但许国璋并不因此否认汉字构形的理据。他把“分理别异”和“形声相益”看作汉字的两个特点，始终认为“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75页）。“文字的产生，贵乎有区别性特征”（70页）。并因此而批评那些片面强调汉字的符号化、符号性，且由此引申出方块汉字应废弃，代之以彻底符号化的拉丁字母拼音的观点，是“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75页）。许国璋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即如何看待汉字的符号化过程，如何理解汉字的文化特征，如何认识汉字在其结构形成和演进的历史上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功能？
许慎认为，在仓颉造字之前，古人已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开始了象征符号的创造。汉字由图画文字发展而来（例略），汉字的发展史又是图画文字的象形、象意特征逐渐褪化的历史。这种褪化不是要将汉字发展为一堆纯粹假定性的符号，而是要使汉字的表意功能更好地适应语言与思维的发展。在汉字表意功能的不断完善中，汉字的结构形态无论在历时层面还是共时层面都经历了很大变化。
从历时层面来说，汉字的文化形态经历了一个不断符号化的递嬗过程。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汉字由图画文字向象形文字的过渡，在距今4500年左右。与图画文字相比，甲骨文字毕竟在符号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它的象形字大部分已经线条化、轮廓化、特征化了。尤其是甲骨文正以一种强劲有力的趋势用形与声的互注发展汉字的表意功能，使汉字能适应日常交际中新概念新语汇的大量形成。例如甲骨文的“河”字即在原有的“何（荷）”字形体上加形符“水”，“祀”字即在原有的“巳”字形体上加形符“示”，“鶏”字即在原有的象形符号上加声符“奚”。
周代的代表文字是金文，它在结构上与甲骨文没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变革，封建割据冲破了汉字的统一规范。各种地方势力和地方文化对汉字作了种种改造，或分化，或繁化，或简化，但汉字发展的历程并没有中断。作为汉字发展主流的秦系文字，出现了直线化、笔画化的趋势。尤其是在秦统一天下后整理、推行的小篆，字形简化，形体固定，异体字减少，合文淘汰。秦系文字的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汉字形态的巨变，产生了隶书。
隶书前的古汉字都以曲线构形以象实物之形。这种写实性的曲线虽经小篆改为圆润的线条，但象形的表意作用仍很突出。隶变将圆润的线条改为方折的笔画，使汉字的书写彻底摆脱了“描绘”而成为符号的书写。隶书大大简化了汉字的形符。许多以不同实物为摹写对象的形符被简化成单一的符号。如隶书中“鸟”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鸟爪的象形符号；隶书中“燕”字的四点，在小篆中是燕尾的象形符号；统一改为四点后，这些字的象形作用显然淡化了。由于形符的简化和统一，许多字难以看出本义。在符号化的进程中，汉字在象形的作用上付出了代价。
但隶变并没有改变汉字象形表意的性质，只不过使汉字的象形表意手段大为简化了。隶变后的汉字依然可以有一定的索形依据。例如“车”字在甲骨文中画有车厢、车轮、车衡、车辕、车轭、马、辔、车辖。隶书中的“车”，仍可以看出一个车厢和两个象征性的车轮。“角”字在甲骨文中象牛角形。隶书中的“角”字上部仍呈角形，等等。在古汉字中，同一个象形符号无论作单字还是作偏旁都是一样的形状，而在隶书中，“手”形作偏旁则左有“打”，下有“拳”，上有“看”；“示”形作偏旁则左有“祖”，下有“祭”等等。从这些偏旁也可以看出，隶变后的汉字结构虽然褪去了古汉字原始的象形特征，但在它的笔画态势中依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象形表意的理据，而同时，隶变后的汉字又大大便于书写了。显然，这是汉字表意功能在发展中的自我完善。
汉字数千年的发展过程，是其与生俱来的象形表意功能不断完善的过程。世界上许多文字都曾经历过图画文字的阶段，然而后来大多走上了用字母记音的发展道路，成为语言符号的符号。而汉字却把它的以形示意的文化形态发展，保存了下来。为了适应汉语表达的需要，汉字在表示词音上发展过多种手段，但它的逻辑框架依然是以表意为核心，形成其独具一格的文化样式。许国璋对汉字的符号概括性的分析和评价，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汉字及其文化特征。
注释：
*《许国璋论语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年版，第75页。以下引许书只注明页数。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与类型辨析
（－）关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与教育正在华夏大地兴起，专家学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论文颇为可观。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问题上，可谓见仁见智。不说中国，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国家也有类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难以确定。在此，本人拟作一次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尝试，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为：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社会活动。具体说来，是公共管理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运用公共权力对公共事务施加管理的社会活动。
作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运作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作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对象及其特点上，又与其他管理有明显区别。以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政府与社会公共组织的公共事务及其管理过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工商企业及其经营过程。两者的具体差异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社会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谋求组织利润；二是管理性质不同，传统的公共管理具有垄断性，工商管理则具有竞争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传统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之以经济手段；工商管理以经济手段为主，辅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们既要把握二者的联结点，更要着力找出二者的差异处，以求对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认识。
（二）关于公共管理类型
为了加深对公共管理概念的认识，我们须进一步对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该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务。为了对“一切”有概括性认识，我们又要对它们作“类型”求解。笔者认为，就宏观而论，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务可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公共事务二是政府公共事务，三是社会公共事务。
1．国家公共事务。据英国《大众百科全书》对国家作出如下定义：“由政治单位在其管辖的范围内制定规则和进行资源分配的机构。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执行、行政管理。”这是广义的政府（国家）观。应当指出，这里所指的国家是特指狭义的国家，即广义国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这种国家公共事务主要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和，制定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秩序等，侧重于与国体、政体方面有关的，关乎整体职能把握的宏观控制和影响类型的公共事务。
2．政府公共事务。《美国百科全书》指出：“政府一词适应于管理团体和国家的机构及其活动。通常它指的是诸如英国或日本这些民族国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组织机构及法定程序，就这一方面而言，政府对已经确认为某一民族国家中成员的事务进行管理。由此可见，政府就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治理机构。”应当指出，这是狭义的政府，它专指一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种政府公共事务包括政治选举、行政区划与国家礼仪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务、国家安全公共事务、对外关系公共事务、人事行政公共事务、财务行政公共事务以及机关内部的公共事务。
3．社会公共事务。这里的“社会”并非“人类社会”的广义“社会”涵义，而是专指“政府管理社会”中的中观的“社会”，这里的“社会”，即将社会管理与政治、经济管理职能并列的一个领域，它主要涉及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社会公共事务。这种社会公共事务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艺术、医药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社会服务、社会公用事业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公共事务等。这种类型的公共事务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同时这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是直接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实施对象，因此，它所显示的社会公共性也最强。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组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由于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可以归纳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三大类，因此，我们也应该把种种公共管理归结为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共管理。正是这“三足鼎立”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庞大的公共管理体系。我们既要从个性去分清它们的差异，又要从共性去归纳它们的统一，用共性与个性相联结的辩证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谛。
二、社会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构成的，因此，“国家”、“政府”、“社会”都分别是公共管理的内涵之一，然而，比较而言，只有“社会”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内涵。对此，可以从如下几方面阐述：
（一）公共管理主体的社会性内涵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组织。下面分别阐释它们的社会职能特征。
1．国家的社会职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只有到了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方面，这些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因此，国家来自社会，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
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从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出发，认为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契约的结果。该学说认为，在国家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之下。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有运用上天赋予他自己的价值和趋利避害的权利。然而，每个人在运用上天给予的权利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为了不致于使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将自己和整个社会归于毁灭，于是人们运用理性来解决冲突。即人们坐下来协商，将上天赋予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权利部分或全部地转让给“者”，权利让渡的过程就是国家产生的过程，而这个“者”就是国家。这种以天赋人权的自然法理论为核。动的社会契约学说，把人们契约的原因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把国家说成是人们契约的结果，从而否认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固然不对，但是，它肯定了消除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社会契约内容。因此，社会契约理论虽然否认了国家是社会矛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表达了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国家来自于“社会契约”的观点。国家的产生和存在表明国家和社会是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力量，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是国家产生、存在的基础。这清楚地表明了国家的社会性特征。还有，国家不仅不是从来就有的，而且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当社会发展到具备消灭阶级的条件时，国家就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这也是国家依赖社会的表现。此外，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对社会也发生不同的作[来用。也就是说，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整体发展趋势和规律而言，社会越向前发展，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的能力越强，国家对社会发生作用的领域就越小，作用的强度也越弱。由此，国家对社会的作用呈现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政治统治职能不变的同时，国家的经济职能、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和科技文化职能不断扩展；政治性。统治性职能越来越依赖于管理性、服务性职能作用的发挥。总之，国家存在于社会之中，以社会的存在为基础，我们不能离开社会来谈国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会服务作用。作为国家伴生物的政府，与国家一样，仅仅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要永远存在下去。政府作为国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其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其对社会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职能，也是以社会的发展需要为基础的。当代政府与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异，都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在政府的各个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时代社会的具体发展要求和时代特征所使然。还有，历史上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和对社会发生作用的范围不同，并不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意志，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统治者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纳、代表和反映社会对它的要求，如果一个政府对社会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应能力，那么，这个政府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政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政府的生命力来自于它的社会服务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其行为导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规定的规则为行为导向，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政府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从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来的有效举措。
3．社会公共组织的社会性特征。至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各种社会性组织，它们本身就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只不过在阶级社会，各种社会组织是依附于国家和政府组织的，是作为国家和政府组织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阶级的烙印，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我管理、自我调节、自我服务能力的增强，这些社会组织必然要逐渐摆脱这种依附的地位而成为独立主体。在国家、政府消亡了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就将依靠这些社会性组织来进行自我管理，规划和实现社会发展。只不过到那时它们已经完全丧失掉了阶级性、政治性。因为，在对人的统治与管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的时候，这些组织就变成了纯粹的管理性的组织。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各种社会组织还不能真正成为独立的组织，社会仍然将处于国家组织、政府组织与这些社会组织同时管理、双轨运行的局面。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们的社会性。随着我国政府公共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与完善，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政府承担的大量社会职能将更多地由社会组织去承担。我们应当顺应社会历史潮流，不断扩大社会组织的社会自主性，扩大这些组织的社会性成分，向着它们成为真正的社会组织远大目标迈进。
（二）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公共管理的对象，即公共管理客体，就是社会（这是广义的“社会”）公共事务。根据各自性质的不同，社会公共事务又可分为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在这里，可以说，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和社会性是同义语。因而，我们研究公共管理对象的社会性，也就转换到研究以公共管理为对象的公共特性上来。
“公共”的对立面是“赢利的”、“私人的”和“企业的”。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可以大略从以下几个侧面去分析。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于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门或公共服务机构，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组织。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论述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体，就是国家、政府以及社会各种公共组织。
2．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在于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
正如所揭示的，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是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但即使这样，在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之中，运用公共权力所进行的政治统治，也必须是以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为基础，以执行社会性职能为基础。因为这是国家、政府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职能为基础的”、“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他还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兴起和衰落的专制政府有多少，它们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总经营者。”这些论断表明，理论作为有鲜明阶级性的革命的理论，也从来没有忽视政治统治的社会性基础。相反，而是把社会性提到了政治统治得以维持的基础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进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揭示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一著名论断不仅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而且说明了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主要特征。只不过，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个别资本家或工厂主管理工厂、企业的方式，它主要是通过立法形式进行管理并具有强制的性质。因此，国家、政府的公共性（社会性）特征，主要的表现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它体现的正是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因而它总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会的利益和意志。
此外，还要认识到，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的性质和目的，也在于为了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有时甚至实现个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务，如向贫穷者提供社会救济等。当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改革运动，主张以社会公众的偏向和需要作为政府行为导向，强调顾客意识，树立服务对象为上帝的观念，正是在这种公共事务的社会性要求压力下，采用新的统治手段与方法，从而也使西方国家政治统治进一步巩固，实现其自身的利益。
应当指出，这里讲的“公共”、“社会”是抽象的范畴，现实的“公共”、“社会”却是十分具体的，是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因此，资产阶级要做到真正凌驾于社会、代表整个“社会”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来表述，是很确切的。但其社会性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动和过程的社会性
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体现了公共管理活动的社会责任和绩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动的绩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对绩效决不能简单地用利润或效率标准来进行衡量，而是必须用服务效果、质量和公众满意的程度等多种尺度作标准。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基于对传统行政学以经济和效率为基本目标，忽视了公共行政所应肩负的广泛的社会责任，其结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时代，长期存在着普遍失业、贫穷、疾病、无知和绝望，构成对现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胁的批判，从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应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组织设计方案应遵循的两个基本目标：其一是顾客导向的行政组织形态，即以公众——公共行政服务的顾客的需求作为行政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其二是应变灵活的组织形态，即加大组织结构的弹性，以便能够对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应。将社会公平和广泛的社会责任提高到作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倡导[来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主要贡献。为此，这一理论也成为了西方国家政府改革运动所依据的一项重要理论。这种强调政府以社会公众的需求为行为导向，纳税人以政府实际的工作结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过程为纳税尺度的理论，有效地推动了政府提高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质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务和活动的公共性。这种公共性体现了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产品供给的广泛参与，以及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社会公众对公共管理活动的广泛参与，主要表现在社会公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通过立法、司法机构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以及通过各种渠道对政府活动的舆论监督等，从自身利益的关。心和实现角度，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在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由政府的垄断供给转变为通过合同出租和非国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揽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一化转变为民营化，将其投放市场，由各个竞争主体和社会公众自己来提供；对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会的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竞争招标手段，交给社会公众承担。在实现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方面，也由原来的“黑箱”操作，变为“金鱼缸里生活”，让社会公众知晓，让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新闻媒介和公众了解活动内容，随时可以进行检查、调查和监督。电子政务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开性进一步增强。上述种种公开性、参与性及其非国有化等关于公共管理过程的环节和变化，实际上都是公共管理社会性的体现。
总之，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都是公共事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无论是国家公共事务、政府公共事务，还是社会公共事务，社会性都是它们的共同性内涵、基础性内涵。我们应从最普遍、最基本的意义上去准确把握这种社会性特征的内涵，并以其为一个重要依据，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建设，包括构建严谨的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
三、应当注意的两个问题上面集中阐述了公共管理的社会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盖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内涵。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一定阶级的国家机器（包括政府）是实现该阶级政治统治的政治组织。因此，历来国家、政府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这已是常识性的问题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义上的社会公共管理组织，也或多或少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会政治团体，不可能没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讲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讲政治”的。因此，这里就有一个正确把握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
（一）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是相辅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会性是政治性的基础，政治性寓于社会性之中，没有社会性就没有政治性。我们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时，一定要明确社会性的这种基础地位与作用，坚持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是否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作为先进的与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标准。
2．政治性是社会性的保证，社会性以政治性为指导。在阶级社会和存在着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没有政治性也就很难或者无法体现社会性，实际上，没有全面地体现社会性，在阶级社会里，不靠国家、政府把社会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内，社会难以存在，更不用说进步与发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坚持用先进的、科学的政治去保护和发展社会。
（二）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向最高（终）目标迈进
公共管理的社会性与政治性的关系是相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关系，从彻底的唯物辩证的宇宙观来看，从时间论，社会性比政治性更长久。因为国家、政府产生之前就有人类社会了，国家、政府还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自行消亡，而社会将长期（不是永远）存在着。再者，从空间论，广义的“社会”是指人类社会，包括国家、政府以及社会上的一切存在，而国家、政府则是人类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或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简言之，社会性要比政治性宽泛的多。从时间论，政治性存在于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漫长的阶段，社会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长久得多。作为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论者，“路就在脚下”，应该着眼长远，着手当前，正确地做好当前所承担的每一项公共管理工作，为实现无阶级、无国家、无政府的，我们的先贤所谓的“世界大同”的目标而奉献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热和光。公共管理的社会化改革也称得上是朝着这个远大方向努力的一个工程！
四、根据公共管理的客观属性构建公共管理的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问题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重点。公共管理研究在这方面虽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能说已经完全解决问题了。事实上，尚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地研讨。其中，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就是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问题。
公共管理学科体系的构建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是“界域”问题。即这里讲的学科体系是“门类”学科体系，还是一级学科体系，或者是一门公共管理课程的体系。就“公共管理”而言，还有一个综合“三界”（国家、政府、社会）的公共管理与分门别类的公共管理的关系问题。笔者这里拟按“公共管理概论”的范围定位提出一个研讨意见。
在具体思路上，笔者认为按内涵与外延去寻找构建学科体系的思路也许是一条出路之一。这里有一个“个别——一般——个别”的认识辩证法。具体来说，可以先把方方面面的公共管理罗列出来，进行归类分析，然后再提炼出贯通所有类型的共同点。按笔者管见，先找出公共管理的“三界”（如上述），再综合贯穿“三界”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大体有：（l）公共管理及其相关概念分析；（2）公共管理的逻辑起点：公共问题；（3）公共管理的历史发展：传统与现代；（4）公共管理的组织机构：国家、政府、社会组织；（5）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公共选择、委托、交易成本；（6）公共管理的基本职能：职责、功能与任务；（7）公共管理的基本范围：公共物品、公共服务；（8）公共管理的运作过程：决策、执行与监督；（9）公共管理的保障：战略、策略与方法；（10）公共管理的抽象行为：公共政策与政策分析；（11）公共管理的物质基础：税收与公共财政；（12）公共管理的行为规范：道德与法；（13）公共管理的绩效评估：定量与定性，公共与效率。
学科建设之中还有课程设置问题。总体而言，经过多次专家组研讨、论证并通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审定颁布的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的课程设置方案是合理的和可行的。只是，如果笔者提出的公共管理社会性内涵的意见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社会学似乎应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基础课程，加进核心课程之列，使专业基础课程变成政（治）、法（律）、经（济）、管（理）、社（会）五大基础理论支撑的学科体系。同时，应该从各个方面去加强学生的社会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学习，提高学生从社会学方面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的综合素质更加趋向完整和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