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8:00:3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韩国萨德对中国的影响，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韩国与日本最近的两大事态，给东北亚一隅重新罩上冷战式的阴影。7月8日，美韩两国共同宣布，美国将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以应对朝鲜的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弹道导弹的威胁。7月10日，日本自民党与公明党执政联盟，在参院选举中获胜，使国会中“修宪势力”迈过提议修改宪法所需的2/3以上议席门槛。
萨德入韩，不仅会加剧半岛紧张局势、冲击中韩关系，客观上还为中美战略竞争开辟了反导这条新的战线。日本首相安倍拿到修宪“门票”，虽不能确保修宪成功，但携胜选之势促使日本在安全上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已确定无疑。一个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且军事力量更强大的日本，正是美国在与中国战略竞争过程中所乐见的。
“亚洲悖论”，是韩国总统朴槿惠就任后首次访美期间，在美国国会演讲时提出的说法。她想表达的担忧是，亚洲国家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同时，政治、安全上的合作却相对滞后。朴槿惠总统的担忧，事实上指的是亚洲依然没有摆脱安全困境―一方追求安全的做法，会加剧另一方的不安全感。韩国与日本最近的事态，触动的正是东北亚安全困境的敏感神经。 萨德入韩的冲击
当地时间7月19日凌晨5时45分至6时40分许，朝鲜在黄海北道黄州地区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3枚弹道导弹。据韩国媒体报道，朝鲜发射的导弹属于“飞毛腿”和“劳动”系列，飞行距离约为500至600公里，打击范围可覆盖韩国全境。韩媒分析称，朝鲜试射导弹是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回应，训练的假想打击对象为韩国港口和机场，以便在有事时能先发攻击。
南北向长约1100公里、东西向最宽不到400公里的朝鲜半岛，成为导弹与反导的较量场，这是萨德入韩的第一个冲击。世界上可能再也找不到这么一块区域―面积小得双方都没有多大腾挪空间，却上演着激烈的长距离、大威力武器攻防对抗。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李相根认为，对韩美联军来说，萨德部署在韩国，只会促发军备竞赛，而不是通过削弱朝鲜的导弹攻击能力来强化半岛的安全，“部署萨德更可能成为朝鲜强化而非放弃其核打击能力的借口”。
损害中国的战略利益，这是萨德入韩的第二个冲击。根据韩方的解释，萨德系统探测雷达有前沿部署模式（探测距离2000公里）和终端模式（探测距离600公里）两种，部署在韩国的萨德系统选择的是后一种模式，而且方向会“固定”为面向朝鲜。言下之意是，萨德不影响中国的战略利益。但在李相根看来，能够降低雷达输出功率或固定雷达探测方向，意味着必要时也能增加功率、改变朝向针对中国。也就是说，萨德是否切换模式转为针对中国，中国只能依靠韩美的口头承诺。问题是，如果承诺不可靠呢？
萨德入韩，不可避免会损害中韩战略互信。韩国国内已经出现了中国是否会就美国在韩部署萨德系统，对韩国实施经济报复的担忧。截至目前，中国的反应仅限于外交抗议层面。韩国世宗大学教授尹硕俊近日撰文称：“中韩在萨德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使两国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能长期得到维系。”尹硕俊的判断或许言过其实，中韩战略合作不会中止，但战略互信必将受损。
计划于明年底部署的萨德系统，韩方负责提供场地，设备和人员以及操作都由美方负责。对于中国、俄罗斯的反对立场，韩国国防部长韩民求的回应是，这事关韩国的军事。对此，韩国庆南大学远东研究所学者金东烨，在接受韩媒采访时问道，这是由美国（在韩国）操作的战略性武器，提“”这个词站得住脚么？他认为远东的地缘政治风险正在增加，部署萨德的背后，隐现的是军备竞赛的可能性。 安倍修宪看点在哪
7月10日的参院选举结果，让安倍成了全日本最具幸福感的人。这是他“梅开二度”―再次出任日本首相以来，领导的第四场选战，而且是四连胜。更为关键的是，这次胜选，让安倍修改日本宪法的夙愿有了实现的可能性。“自民党从建党之初开始，就把修改宪法并在新宪法下施政，作为其目标。”安倍7月10日晚在自民党总部发表胜选感言时这样说。从安倍个人来说，这可能是他第一次，也是最佳的实现其外祖父岸信介前首相遗愿的机会。
赢得参院选举后，安倍内阁已经把修改宪法列入国会讨论议程，敦促各党派就修宪达成共识。虽然目前主张修宪的政党拥有了日本国会两院各2/3以上议席，但在修改什么、如何修改上并没有达成共识。而且，成功修宪的最后一关―全民公投，“修宪势力”还没有十足的把握迈过。选举当天，日本广播协会所做的出口民调显示，赞成和反对修宪的比例分别为33%和32%，高达36%的受访者立场是不确定。以这个民调结果来预判日本修宪公投，悬念或许不比英国脱欧公投开票前低。
但安倍在修宪上有较为明显的优势。首先，安倍有比较充足的时间来为修宪造势。目前自民党内已没有能挑战安倍的政治人物，他在首相大位上干到2018年9月几无悬念。而且，从理论上说，若自民党在2018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获胜，安倍还可以继续出任首相。其次，与主要反对党相比，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在运作“投票政治”上技高一筹。这次参院选举，自民党抓住经济改革这个选民的核心关切，只字不提修宪。而却把阻碍安倍拿到2/3议席作为主攻点，与选民的互动似乎不在一个时空维度。
在胜选当晚，笑逐颜开的安倍表示，自民党关于修宪的草案，可以作为各党派讨论的基础。他说的是自民党2012年对外公布的宪法修改草案。这份草案对宪法第九条的修改，提出了把自卫队改为国防军，并赋予首相三军统帅的权力，同时也保留了“放弃国家交战权”条款（但删除了目前宪法中“永远”的表述），以及“不以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条款。不过，去年安倍内阁对宪法第九条的“解释”，明确了所有这些原则都不能阻碍日本“行使联合国赋予所有国家的自卫权”―事实上架空了宪法第九条非战条款。
以安倍的政治智慧，提交给日本选民公投的宪法，不会彻底褪掉和平的外衣。他甚至会把它包装成建设“美丽日本”所必需的“美丽宪法”。荷兰的日本问题分析师索菲亚・奈特近日撰文称，尽管目前修宪民意存在不确定性，但成功修宪的可能性并不低。她认为，如果安倍把修宪提交公投，那么安倍执政期间反安倍选民的糟糕投票率，选民缺乏公投经验，加上日益沉默的日本媒体，这一切都可能意味着公投成功，比目前民调所显示的结果要更加容易。
“如果我们赢得参院选举，将出现一个真实的安倍。”日本右翼民间团体，也是“修宪势力”最大的后援团队“日本会议”的会长田久保忠卫，去年11月在一次集会中这样说道。他所说的“真实安倍”已经出现，那就是要通过修宪给日本军事力量松绑的安倍。索菲亚・奈特在上述文章中称，没有了宪法的限制，日本可能会成为美国事实上的军事助手。“但这种变化，会给区域稳定，尤其是日本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带来潜在的深远影响。” 难逃“亚洲悖论”
无论是萨德入韩还是日本修宪，都在印证朴槿惠总统所说的“亚洲悖论”。经济上的水融，并没能稀释东北亚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安全困境与美国同盟体系，两者互为因果，或者相反。而且，美国正在推行的亚太战略，正在强化上述逻辑。这也再次证明，在所谓权力转移的大背景下，后冷战时代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没有发生质变，美国仍然依托军事同盟体系，主导着这个地区的安全议题。也是在这种背景下，日本继续修宪，韩国继续与朝鲜缠斗―都是以安全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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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一带一路” 影视 对外传播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发表重要讲话时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同年10月，他又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二者共同构成了“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此后，“一带一路”的外交战略一直被践行于“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的众多领域。能源开发、信息技术、交通建设、医疗项目等方面的投资与合作在沿线国家遍地开花。中国的影视文化产业如何借助“一带一路”扩大对外传播，值得思考。
一部影视作品必然反映某一特定时期的历史文化、某一区域的社会生活或者特定人群的生活习惯和风俗人情。作为社会文化产物的影视作品必然会显现某种社会文化的特征，烙上某种文化的印记，并受其所属社会文化的制约。在世界文化交流和合作中，影视艺术传播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国文化国际话语权的助推器。因此，我们要从多角度分析和审视目前中国影视文化对外传播的问题，借着“一带一路”外交战略的春风，打开中国影视文化对外传播的新局面。
一、中国影视作品对外传播现状
电影对外传播现状
中国电影近年来在国内的发展可谓势如雨后春笋。以2010年―2015年中国电影发行及票房数据为例，2015年全国生产故事影片686部，相较于2010年增长了160部；全国电影总票房达到440.69亿元，相较于2010年增长了338亿元。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中国电影开始具备向外输出的实力。
然而在当今的国际传播中，西方的话语霸权无处不在，中国电影正遭遇被边缘化的困境，表现出外冷内热的状态。以2015年为例，440亿元的全年总票房中，国产电影票房为271.36亿元，占总票房的61.58%，而国产影片海外销售收入仅为27.7亿元，占总票房的6%。
来自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统计显示，中国的外销电影有以下三个现象：首先是票房少，第二是收入连续增长少，第三是M入主流院线的中国电影少。纵观我国每年对外输送的电影，武侠题材影片大行其道，如《英雄》《十面埋伏》《无极》等。宫廷内尔虞我诈、兄弟残杀等内容成为许多影视作品的惯用内容，重复空洞，不能满足受众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需求。这些作品未能对中国当今的发展风貌作出全面的描绘，对外传播的只是不断积聚的单一肤浅的中国影像，传播效果甚微。这并不能让外国观众形成对中国的确切印象，也无法理解画面背后的文化底蕴。这类重形式制作而轻内容的现象在我国影视作品中占较大比重，即过分追求古典元素的堆积和画面的壮观，缺失了对文化与历史的深度挖掘与精心提炼。
电视剧对外传播现状
作为世界最大电视剧生产国，我国每年制作的电视剧超过1.5万集，但海外销售额还不足国内销售额的5%。另外，购买我国电视剧的国家和地区相对集中在东南亚各国，而欧洲、北美地区的买家寥寥无几。东南亚和港澳台地区的华人受众是我国电视剧的主要观看群体，约占出口电视剧受众人口总量的三分之二。
《甄执》和《琅琊榜》是近年来走出国门较为成功的历史题材剧。2013年初，《甄执》被韩国CH-INGTV引进播出，同时段超过国家台KBS的收视。2013年6月18日，日本BS富士台将剧名改为《后宫争权女》后在日本首播，仅开播一周就迅速成为热门话题，打破了韩剧独霸日本海外剧市场的局面。《琅琊榜》不仅在国内创下了高收视率，而且内地首播还未结束，海外便开始争相购买播出权。自2015年9月21日起，《琅琊榜》已在北美、韩国等地播出，并陆续登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
但客观而言，具有中国特色的电视剧在走出国门的征途上仍然任重道远。“华剧”在国外的受关注度和影响力远没有“韩流”和美剧那般广泛。即便是受《甄执》的影响，国外掀起了一股“中国电视剧热”，却也未能形成持续强劲的“华流”浪潮。除此之外，中国电视剧精品还不够多，跟风、媚俗、娱乐化现象不容忽视。
二、中国影视作品对外输出障碍分析
文化差异导致解码“折扣”。影视作品是一个民族精神气质、文化底蕴、景观风貌的集中体现。中国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积淀，意识形态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作为东方社会的组成部分，中国对外传播的文化多显得含蓄而婉转，同时中国古典美学讲究的是“意境”与“和谐”，而西方社会沟通交流则直爽且直言不讳。因此，在许多西方人眼里，中国文化复杂难以触碰，甚至披着一层玄幻的神秘面纱。而当文化发生碰撞时，常常会造成各种误解和矛盾。
伴随而来的就是文化解码困难的尴尬处境。历史背景的贯通梳理问题、思维方式的差异问题是中国影视作品境外遇冷的一个基本原因。
西方文化偏见导致文化“误读”。在过去的影像记忆中，经济的滞后发展、文化的弱势传播导致整个西方世界给中国贴上了“落后”的标签。在观影中，西方世界习惯性地将中国形象程式化，带着歧视与偏见，也带着强势语境下的傲慢。对待影视片中揭示中国社会问题的作品和展现中国社会繁荣发展、人民幸福生活的作品，他们有选择地接收――热衷于观看揭示和暴露中国社会问题的作品，而对于讲述中国故事的作品选择漠视。
有的电影往往关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性与道德滞后的相关社会问题，这类电影在国内票房惨淡，入不敷出，但是在国际电影节中却频频获奖。这正是因为西方社会企图看到一个充满矛盾与问题的中国社会，对中国的文化解读充满了偏见与误读。这种现象应当引起中国电影人的关注和深思。
内容偏好差异导致商业价值“缺失”。不同地区受众喜好的影视作品内容大不相同。由于日韩地区跟我国文化相近，热衷于引进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视作品。而欧美地区的受众则比较热衷于观看武侠类的作品，他们对中国的感知仍然主要停留在极具传奇色彩的中国功夫片上。
虽然我国国内的影视市场发展迅猛，但是一些在国内大卖的影片和收视率较高的电视剧走出国门后，成绩却并不理想。一些与国外合作拍摄的影片，虽然能够获得一定收益，但大多是古装武侠题材，内容雷同、结构单一，不免会让国外观众产生审美疲劳，使影视作品走出去难度加大。
三、“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影视作品对外传播策略
新的传播条件和传播格局使得信息流动已经无法被人为阻隔，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们应认识当前对外传播现状，破除刻板印象，“对症下药”，促进我国影视作品对外传播走向成熟。
视听作品先行，突围文化逆差。与印刷作品相比，影视作品因其直观、感性、开放与可译等特征更容易进行跨文化交流与传播。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影视艺术作品可以借助其视听元素，更加有效地向国外观众展现中国的国家风貌与社会生活，构建中华民族的审美形象与文化框架，传达文化意蕴与精神内核，传递中国态度与中国价值。
另一方面，影视作品具有艺术综合性、视听独特性，在审美上具有日常性、生活性、大众性、故事性和世俗性，在叙事上具有戏剧性、矛盾性和延宕性。它将电子技术与视听技术相结合，创造性地吸收了其他诸多艺术形式的长处，这些都意味着在进行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影视作品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影视艺术优势，从内容到形式获得海内外观众的接受、理解和认可，真正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主力军。
周边先行，关注日韩。“一带一路”比古“丝绸之路”的范围更广，周边先行的原因在于地理与文化两个方面。地理层面来看，周边国家和地区邻近中国，交通便利，为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提供了地缘基础。文化层面来看，历史上周边比如日韩两国自古以来便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们通过学习、借鉴、吸收中华文化，与本国原有文化相融合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尤其是作为中华文化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已成为不少周边国家特别是日韩两国文化中不可缺少的支柱。因此，中国文化同日韩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同时，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日韩两国与我国的文化交流愈加频繁，学习汉语的民众逐渐增多，看中国影视作品成为汉语爱好者与学习者的重要练习途径。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文化理解、语言理解还是收看条件上，中国影视作品的对外交流与传播在日韩两国都早已奠定了良好坚实的基础。
影视作品不仅是商品，也是承载特定人群特殊文化经验的载体。东亚各国华侨，尤其是日韩两国的华侨，在通过观看中国影视作品满足自身精神需求的同时，也能将合适的中国影视作品乃至蕴含其间的中国文化，通过日常交流等潜移默化的方式辐射到该国居民中去。
树立中国风格，讲好中国故事。在内容上，对外传播影视作品要体现中国特色，树立中国风格。影视作品获得良好口碑的原因可能是制作的精良，但是影视作品最终能征服受的关键点却是内容的高质量。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为了进一步确立中国影视作品的地位，稳稳抓住这片尚未全面开发的市场，影视作品的内容一定要形成中国风格，体现中国独有的历史文化风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结合近几年中国出口海外的影视作品来看，我们可以在内容上进行两方面的探索。一是中国五千年历史所积淀的文化内核，比如武侠、历史事件和人物、神话传说等，这些都富含中国特有的历史底蕴。另一方面，中国现代社会是一个多面性、多样化的综合体，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社会变化等议题，都可以成为影视剧创作的参考题材。
手段途径数字化，展开广阔舞台。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开拓全新多平台的“数字丝绸之路”已具备了成熟的条件。数字技术的飞跃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以此为依托的影视作品可以通过数字化的处理简化其传播过程，不再单纯依靠磁带、录像带等物质载体，传播更加便捷与开放，这些数字化的手段为“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影视作品的对外传播提供了更高的市场覆盖率。
影视作品的数字化对外传播有赖于多平动。其中，网络平台因其集多个平台于一身的特征和非线性传播的特性，成为重要传播途径。实际上，目前相当一批内容精彩的中国影视作品，因播放平台与渠道的缺乏，严重阻碍了自身的对外传播。当前，我国影视作品创作团队应当充分考虑国内外观众的需求，利用网络优势，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我国的影视作品送到更多国外受众面前，从而扩展其传播的深度与广度。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影视部级社科研究基金项目GD1635《“一带一路”战略视野下广播影视对外传播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系2016年度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2016-GMB-033《民族地区文化对外传播战略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黄会林，朱政等，《中国电影在“一带一路”战略区域的传播与接受效果》，《现代传播》，2016年第2期。
一、汇率变动对国际直接投资流的影响
1.货币的贬值或低估有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
一个国家货币的贬值或低估降低了以外币计算的该国资产的价格、市场上原材料的价格以及名义工资，从而降低了外国投资者在该国的经营成本。来自强货币或币值被高估的国家的投资者能够以较少的资本在这个国家建厂、办公司或并购企业，以较少的投资做较大的生意。许多跨国公司把一部分生产放在弱货币或币值被低估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以此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然后将产品出口，在强货币或币值被高估的国家市场上以较高的价格销售，从而获取高额利润。所以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或低估往往有助于该国吸引更多的外来直接投资。
八十和九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吸引了大量国际直接投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汇率的变动。某些亚洲及拉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这一时期不断贬值，这使在这些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变得很有吸引力。1997年金融危机首先在泰国爆发，泰铢大幅贬值，在巨额短期外国资本逃离泰国的同时，流入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却反而猛增。泰国货币的大幅贬值使外国投资者并购泰国的企业变得十分容易，因为对他们来说泰国的资产比危机前要便宜得多。
从表1所示，我们可以发现在1997和1998两年中泰铢大幅贬值，1996年一美元只能兑换25泰铢，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这一年，一美元能兑换31泰铢，1998年一美元已能兑换41泰铢。我们也发现在泰铢大幅贬值的同时，泰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也直线上升，1996年为23亿美元，1997年为39亿美元，1998年达到73亿美元。由此可见，泰铢贬值是引起外国直接投资大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货币的大幅贬值或低估不利于对外直接投资，因为别国的资产、原材料和人工会变得很贵。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本来就弱，货币的国际购买力较低，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十分困难，若货币再大幅贬值就会给对外直接投资雪上加霜。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非常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2.货币的升值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而不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
货币的大幅升值有利于对外直接投资，但不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这一论点可从日本的情况中得到证实。从七十年代初开始一直到1995年，日元对美元不断升值。1970年一美元可兑换360日元，但是到了1995年在外汇市场上一美元却只能兑换94日元。日元的升值极大地提高了日元的国际购买力，使日本投资者在国外能较容易地进行企业并购、开公司和建厂。在历史上的一段时期，由于日元价值低估，日本的经济曾长期从产品出口中获利。自从日元大幅升值后，日元的高估削弱了日本国内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日本企业就开始大举对外直接投资，将其一部份产品的生产转移到人工成本较低的国家，特别是一些货币处于弱势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从而使其能继续保持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计量数学模型的测试结果显示，在1977年到1997年时期日元兑美元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国外直接投资的变化呈正相关（ρ＝0，61），在1977年到1988年这段时期两个变量的相关度非常高（ρ＝0，95）。由此可见日元升值是一个可用来解释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的因素。
日元的大幅升值促进了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却阻碍了外国在日的直接投资。由于日元的不断升值，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在日的直接投资却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因为日本境内的资产、原材料和人工变得越来越昂贵，令外国投资者望而却步。因此在工业发达国家中，日本是吸纳外国直接投资最少的国家。笔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公布的数据进行了计算，在1980年至1997年期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为3478亿美元，外国在日本的直接投资只有121亿美元，两者之比为28.74：1.然而在这同一时期，美国对外直接投资7096亿美元，外来直接投资达到7633亿美元，两者之比为0.93：1.英国此比为1.52：1，法国为1.43：1.计算的结果显示，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在此期间流人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极少。
一个国家货币的大幅升值会减少在该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这不仅体现在日本的情况之中，而且也适合其他国家。根据塔卡拓喜·依托（Takatoshiho）和比德·易萨德（Pe-terIsard）1997年的研究结果，在APEC地区实际汇率升值10％将造成相当于o，25％的GDP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减少。也就是说，如果某个APEC地区的国家的GDP为10000亿美元，该国的货币升值10％会减少25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二、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外来直接投资输入的影响
1.人民币的大幅贬值促使外来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
从八十年代初开始，进入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呈上升趋势，特别是1992、1993和1994这三年外来直接投资的流人更是增加迅速。此情况的出现首先应归于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离不开我国改善投资环境的有效努力，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人民币的大幅贬值。
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笔者用计量经济数学模型就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与国际直接投资流人中国的增加这两个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测试的结果显示这两个变量呈正相关，从1983年到1994年期间这两个变量的相关度很高。以下为计算结果：
1983年至2000年：ρ＝0.65
1983年至1994年：ρ＝0.86
注：ρ为相关度
从测试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是一个可对外国直接投资大量进入中国进行解释的因素。
从八十年代初到1994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持续走低，1981年1美元兑1.7050元，1993年官方汇价为1美元兑5.7620元。1994年1月1日起我国实行官方牌价与调剂价并轨，汇率变为1美元兑8.7元。人民币的大幅贬值对国际直接投资大量涌入我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9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来直接投资达到338亿美元。从1995年开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小幅上调，1994年人民币大幅贬值的影响逐渐减弱，外来直接投资的增幅也开始下降。
90年代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量的变动起伏或多或少都受到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其中以日本的情况最为明显。人民币对日元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变动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的结果显示，在1989年至1999年时期日元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与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量的变化呈正相关（ρ＝0.80），在1989年至1995年时期该两个变量的相关度非常高（ρ＝0.97）。
首先，我们注意到从1989年到1995年期间日元对人民币大幅升值。1989年一百日元只能兑换2.736元，然而到了1995年一百日元可以兑换8.9225元。在此期间伴随日元对人民币的升值，我们发现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同样在快速地增长。1989年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只有3亿5千6百万美元，但到了1995年却达到31亿1千万美元，六年中增加了7倍多，由此可见日元对人民币的升值对日本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影响是明显的。
2.人民币的升值影响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从近几年欧元区对华直接投资的变动可以说明人民币的升值会造成外国直接投资流人的减少。1991年1月1日欧元正式问世以后欧元对美元的汇价不断下跌，从1欧元兑1.18美元跌至1欧元兑0.84美元，欧元的大幅贬值使国际直接投资的两个输出大国德国和法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急剧下降。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美元对欧元的大幅升值也带动了人民币对欧元的大幅升值。2000年、2001年和2002年欧元区的德国和法国的对华直接投资都比1999年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可是在这三年中，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对华直接投资都比1999年有较多的增加，出现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人民币对欧元的大幅升值。
3.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
由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提升，货物出口能力不断提高，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近年来人民币开始面临升值压力。这说明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在提升，我国的国力在不断的增强。然而根据我们的上述分析，若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大幅上升必然会造成流入我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大量减少，而且以出口为主要目的已在中国境内的一些外资企业也会变得举步艰难，它们会将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和业务转移到其他国家去。
每个企业都应该重新思考定位和明晰自身优势，是大胆改革创新，还是深化已有的核心竞争力？是分工协作优势互补，还是管理完善自身产业链，发挥潜在价值？
每位企业家们对于制造与优势重构都有着自己的独特视角，看看他们是如何应变新的经济形势，如何结合自身实际清晰定位，并如何按照自身定位来实施企业未来发展战略。
林维建
工厂要不要保留？
广州力果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
讲到供应链问题，大家对供应链非常的担心，我们有些同行曾经有工厂，后来听说要清资产，就将工厂撤掉了。撤掉以后，成本上涨了，质量不稳定了，投诉多了。有一位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曾跟我说，为什么某些上市公司的著名品牌被曝出有毒服装，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工厂的问题，没有对整个产品质量的管控，所以从自主研发到供应链管理一定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如果没有工厂始终是被动的，你跟做得牛的工厂谈价格没得谈，做得不好的工厂不敢让他做，货的质量很难保障。
现在很多出口企业没有自己的工厂，没有自己的供应链，老外一定首先看你的生产管理行不行，所以我们早在几年前就在考虑，还要不要搞这个工厂，我们经过了深思熟虑，决定必须保留工厂。不过我们也不能像传统企业那样办工厂，工厂也是要创新，我们的工厂在广州市里面，成本非常高，员工非常难请，怎么办？我们是一个老企业了，做了十几年，我们的员工怎么分流？那也是供应链管理的创新。我们就决定在江西办了一个大概有四、五十人的工厂，这个工厂一年生产200多万件衣服，这个是我们整个生产管理的一个最核心的部分，但只做前部。尾部则在我们原来广州的工厂完成，包装、检验和并购，所以我们成本降下来了，质量保证了，所以说要做好整个供应链的管理，工厂一定要保留。
2012年的出口环境非常恶劣，国内市场也是非常难做。但我们2012年出口额已经完成了2011年全年任务的80%，客人订了单就全额给钱，4个月交货，因为老外怕涨钱。我们的确得益于人民币升值，客户怕4个月以后交货给钱的时候一块钱变成一块二了。结果在2012年上半年还是有15%的增长，因为价格我们有优势，得益于具体的供应链的管理，能够做出一些质量有竞争力的，价值有竞争力的产品。
阮积祥
服装企业在变，我们也要变！
杰克控股集团总裁
服装企业这几年一直在变化，我们缝制设备行业也要思考如何去提高缝制设备行业，如何提高我们缝纫机的自动化效率去服务于我们的服装行业。
服装企业招工难、同质化等一系列竞争因素，他们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新定位。我们缝纫行业也一样，同质化越来越严重，每个企业产品很全，又不精，所以说要聚焦在产品上面做好抢先的定位，必须要走自己特色的创新之路。我们杰克一直在各种模板型缝纫机上面去研究，专注于大批量的精加工设备，为国内的服装企业更好地去提升效率。我们只专注服装企业利用率达到80%～90%的三种缝纫机，科技、高效、自动化，以及怎样模拟人工去操作的自动化的研究是主要定位方向，以后服装企业不管怎么样更换新版型，也不用浪费时间去重新做模板，发挥很好的前瞻性和时效性，这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我们接下来研发的智能缝纫机不用脚踩，有光学传感器，还有视觉传感器。除此以外，另一种电脑包缝机的升级就是智能包缝机，就像我们智能手机，老人用很难，小孩用却很容易，我们研发的是全自动模式，根本不用操作，大大提高效率。
聚焦、专注创建一个有利的定位，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这是我们定位的核心和思想的精华。
沈应琴
质量好不好，要看员工的稳定性！
浙江乔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有一次我去参观一个意大利工厂，看到一个老太太戴着老花镜在做产品，详谈中才知道这里的员工大都在这里做了一辈子的服装。我们都知道意大利的生产制造业很强，工艺水平也是叫得响的，这与员工的稳定性是分不开的。而中国呢？很多工厂的员工流动率大，甚至经常造成缺工现象，根本没法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我想，稳定员工是我们产品质量的一个根本的保证，怎样让你的员工心甘情愿在企业里呆三年、五年，甚至更久，也是供应链管理细节的体现。
还有一次与一个纺织企业的合作给我了很大的触动。这个纺织企业到温州来找加工厂，当时他们找了很多家都不满意，后来机缘巧合他们通过温州服装协会找到了我们，但让我奇怪的是，他们根本就不看我们的质量，而是查看一些对员工福利待遇和人员流动的记录，后来才知道他们验厂的逻辑思维，就是质量好不好与你的员工稳定性一定是分不开的，这次事件对于我们后来调整生产结构和员工培养有了很大的帮助。
现在好多企业都在喊招工难，但我们还没有这个问题的困扰。我们的企业虽然不大，16年来，从创办一开始的30多个员工到现在1500多人，5年以上的有500多人，3年以上的员工占了70%，其中不乏好多夫妻工，我们有专门的家属楼保障员工生活起居为员工倾心解决子女教育困难。所以，我们企业每年的流动率相对很低。在05年到06年，中国服装协会给了我们一个年度品质大奖，是员工的稳定给我们的产品质量一个很好的见证。
员工稳定关乎产品质量，这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但却是促使我们未来能够达到一个高附加值的产业链的关键，也是我们社会责任的核心竞争力，当然也是我们的内生动力和新优势。
黄莎莉
有过硬的产品就够了吗？
盖奇（中国）织染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
我一直都认为‘术业就要有专攻’，就像盖奇一直都是专业做T恤的，在业内，我们有一个值得骄傲的称号叫“T恤专家”。然而，别人说你是专家，你就永远都是专家了吗？按照盖奇老一辈企业家的想法，我们现在有什么设备，有多少设备，就开发什么产品，而这种思维已经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市场需求，以前我们用的是日本复原的制造机，主做丝光棉，现在客户大都普遍觉得丝光棉有点显老，我们就开始思变，在几年内引进了解决绿色壁垒的冷转移印花技术，也在T恤衫版型上自己申请了很多专利。在面料开发上，跟上游纺纱厂家共同协作研发，共同来开发一些新的T恤面料，如我们成功研发的桑蚕丝类的针织衬衫得到了很好的市场反馈。所以，在产业链完善方面，我们还需要做的就是进一步拓展我们的优势。
T恤是我们的优势产品，而我们也要在技术上和产品特色上更加突出这一优势，就如我们的印花环节，我们自己注册了一个面料品牌，叫酷立色。因为外观效果上达到了数码喷绘的效果，技术上的改良又加强其性能，而这个产品的量产可以达到像传统的印染行业的量产规模，价格会有一定的优势。
现在竞争非常激烈，大家针对的也就是这几个客户。虽然我们是T恤专家，但是目前，特别是我们广东做T恤的也很多，有些小厂为了减少成本，会在材料上做一些调整，可能之后处理的效果都差不多，而我们全部都用的是埃及的长绒棉。我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优势，当然也要清醒意识到还有哪些空间可以调整。有竞争其实未必是坏事，在整个的竞争当中你如何迅速地来应对竞争，如何迅速地从内到外地调整自己的定位，我觉得对企业来讲是永远屹立于不败之地的。
巴黎裁缝店重焕生机
Julien de Luca是法国手工定制名店创始人Camps de Luca的孙子，Camps de Luca为世人称道的是曾为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King Hassan II of Morocco）、伊朗国王（Shah of Iran）以及沙特王室成员定做服装。但法国裁缝业因受到快速流行服装的挤压逐渐衰败，Camps de Luca对自己的孙子说家庭裁缝店的前景渺茫，一定要找一份新的职业谋生。Julien de Luca听从了祖父的教诲，到伦敦当了一名股票经纪人，然而四年前，他做了一个决定，那就是重新回到祖父的裁缝店，如今事实证明，他的这个决定对了：从那以后，家族裁缝店每年保持着15%的增速。法国其它几家知名手工裁缝店，如Cifonelli与Smalto也保持着类似增速。甚至奢侈品巨头LVMH在收购高级男装定制品牌Arnys后，也把目光投向这一行。勿庸置疑，巴黎的裁缝行正在重新焕发出生机，巴黎作为高级时装之都，并非仅仅专注于女装。
“我觉得过去四、五年的变化，原因就在于世人再次开始注重质量。他们想要了解服装制作的整个过程，而且喜欢相关的手工技艺，” Julien说，如今他与自己的弟弟夏尔（Charles）一起，成为裁缝店的两个当家裁剪师。“做定制西服，尤以年轻人为甚，我们最近接待了一位22岁的年轻客户，他在银行上班，薪酬也肯定不属最高行列，但他攒够钱后，就来我们店做了自己第一套定制西服。”
Hugo Jacomet是电影导演，又创办了名为Parisian Gentleman的裁缝网站，他说：“一切变化发生在过去五年里。Cifonelli等裁缝店如今门庭若市，顾客多为年轻人，但对定制行当耳熟能详，而且主流媒体的报道也越来越频繁。所谓的夕阳行业如今又焕发出勃勃生机。”
若从细微处比较，法国定制裁缝店与英国同行有很大的差别。首先，巴黎没有英国萨维尔街那样的定制裁缝店一条街——各大定制裁缝店散布于巴黎各个角落。即便有几家法国裁缝店位于同一区域，它们的门面也千差万别。原因是所有的裁缝店都位于各种19世纪大楼的二层，而不是一层的位置，因为在法国顾客的传统观念中，做衣服时与路人在同一高度显得很有失身份。
法国裁缝店也不像意大利同行那样多样化，意大利南北地区的裁缝店传统各异，甚至罗马与米兰之间、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岛之间都存在着地区差异。虽说三个国家的服装手工制作过程大同小异，如三、四个月中要有2-3次衣服试样以及给每位客户都做纸样，但巴黎的工钱比意大利多数城市与萨维尔街的绝大多数裁缝店（除几家顶级裁缝店外）要高：Cifonelli的定制西服起价5500欧元，最擅长做拉拢肩与大翻领；Smalto起价5000欧元，最擅长做斯马特风格的封闭式翻领；Camps de Luca起价更达6500欧元，最擅长做直角翻领。而在英国的萨维尔街，安德森与谢泼德店（Anderson & Sheppard）的定制西服起价为3744英镑。
比起英国同行，法国的裁缝店服务更加周到，而且对细节精益求精，做工事无巨细地渗透到了每个细节中，这与伦敦高级时装有时把风格嫁接至定制服装中去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相比英国，轻质面料与结构一直在法国与意大利更为流行，推动者就是那些非洲与中东这些前殖民地的客户。相比法国南部与北部，在巴黎狩猎装比比皆是——用亚麻布料做就，没有任何衣身结构，与其说是西服，倒不如说更像衬衣。Julien de Luca还发现亚洲人对法国定制服装的兴趣与日俱增，“他们非常喜欢定制服装的轻质面料与精细做工”
微小而重要的纺织服装行业
Textile And Apparel Sector： Small But Significant
约旦的纺织和服装工业是其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规模相对较小，但是却是约旦的主要工业部门之一。约旦约有650万的人口，其中劳动力人口近180万，而纺织和服装行业的从业人员约有6万人。根据约旦中央银行的初步统计，2011年约旦出口的纺织纱线、织物和成品总额约为1.05亿美元。
约旦的服装纺织行业受益于众多已经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目前约旦已经和美国、欧盟、阿拉伯自由贸易区、摩洛哥、土耳其、新加坡、加拿大等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约旦和美国市场的合作不断加强，约旦到美国的出口主要通过中东的两个重要港口，亚喀巴和海法，这两个港口是东海岸最快的运营商之一，交货时间不到三个星期。目前约旦在美国市场的合作客户包括Gap、Levi Strauss & Co.、Calvin Klein、Walmart、Columbia、Victoria’s Secret等众多知名品牌和零售商。
但是，约旦还面临很多影响纺织和服装行业发展的问题，比如逐步下降的天然气供应和日益昂贵的油价，约旦的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地区的紧张局势。约旦的纺织和服装行业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劳动力市场的动荡，据媒体报道，约旦的工厂不断出现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以及改善健康保险和福利的糟糕现状。而约旦也正在努力改善劳动条件，比如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推出加强制造业劳工标准的计划，政府要求所有的服装制造工厂加入相关的计划。而在约旦还有来自孟加拉国、印度和斯里兰卡的外籍员工在纺织和服装行业就业，大量依赖外籍员工使约旦本地的就业受到很大影响，2011年，约旦的失业率达到12.9%。目前，约旦政府正在推出职业培训计划，以促进国内就业。政府还计划在2013年将最低工资标准从每月约211美元提高到267美元，但是服装行业的雇主们提出，这样的工资增长将会导致企业运营开支上升15%至20%，而生产成本增加已经导致了一些约旦的纺织品和服装工厂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如埃及和孟加拉国。
但对国外的纺织和服装行业来说，约旦还是不错的投资对象，相比该地区许多国家的政治动荡局势，如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埃及，约旦拥有很大的潜力，约旦的经济发展也得到了政府足够的支持。
欲争夺中国男装市场
Try to Seize the Menswear Market from China
近日，意大利媒体援引亚洲知名资产管理公司惠理集团的分析称，意大利服装行业应更加侧重对中国中端男装市场的争夺。
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男装销售额已达610亿欧元，占全年服装销售市场总额的38%。男装销售额的48%为中端商务休闲类服装。分析显示，根据目前中国男装市场的发展趋势，到2016年，男装销售在中国服装销售市场的比重将以每年12%的速度增长。
分析人士表示，在受经济危机影响而长期低迷的背景下，意大利服装行业若想突破瓶颈并取得发展，应加快向中国市场的拓展，并主要瞄准中国中端男装市场。长久以来，意大利服装行业对于中国市场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顶级奢侈品类服装品牌，现在是改变观念的时候了。奢侈品牌的休闲类服装已经在中国打造了较为成熟的市场，中国男装市场的快速发展主要依靠商务休闲类服装需求的不断增大。如今，商家争夺的主战场已经是中国中等收入以上人群。无论是中国品牌还是外国品牌，许多经济与时尚兼顾的服装品牌在中国拓展迅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分析指出，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国，人们的衣着观念也在发生着改变。虽然大部分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会将自己打扮成明星一样，但注重穿着打扮已不再是女性的专利，更多的男性已经意识到，衣着其实是一种最为直接的与人沟通方式。据统计，约有四分之一的男性将60%以上的支出花费在购买服装和配饰上。特别是商界和金融界，大部分男性对穿着是否得体有着较高的要求。
分析还指出，意大利众多服装品牌应通过互联网进行中国市场的拓展工作。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互联网用户，无论是在网上宣传自身品牌理念还是开设网络商店，中国的互联网市场蕴藏着巨大的商机，有待意大利服装行业开发。
生产外包岗位回流
早在2011年中，波士顿咨询集团就曾针对美国制造业回流的苗头出炉有一份名为《美国生产复兴——为何制造业将返回美国》《Made in American，Again——Why Manufacturing will Return to the U.S.》的报告，这份长达19页的报告指出：潮流已发生转向，金融危机和大衰退已使美国正成为一个生产制造的“较低成本国家”。
与此同时，该报告建议外资公司应重新评估中国战略，指出“中国不应该再被视为默认选项”。波士顿咨询集团最近甚至预测，2020年将会有多达60万个制造业岗位从中国返回美国。
事实上，离岸或外包是此次美国总统竞选时的一个重要关键词，因饱受经济衰退和失业率困扰，美国普通老百姓已对外包普遍反感，罗姆尼被奥巴马击败也与其政策主张和职业背景有一定关系。据悉，罗姆尼曾为私募股权投资公司Bain Capital效力，而Bain Capital达成的很多交易是将美国本土工作计划外包到中国。
相反，奥巴马则推崇“刺激包”（Stimula Package），在各方面大力激励将工作机会带回美国。如支持GE使用美国劳动力建立一种新高效节能家电方面，美国联邦政府根据2009年的恢复和再投资法案向GE实施系列税收优惠和奖励。紧接着，肯塔基州政府和路易斯维尔市政府也提出积极的税收激励计划。
2012年11月，刚刚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又马上召集14家企业负责人在白宫举行主题为“内包美国就业机会”的圆桌会议，敦促企业将更多海外岗位带回美国本土，以推动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目前这一“就业内包”计划尚未公开具体细节。
而以美国ABC News牵头的“Made in USA”运动也从几个州逐步蔓延至美国大部，且从“空讲”慢慢到“实做”层面，影响不小。不过，政策激励和民众呼声还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恐怕是来自经济周期形成的震荡。
2011年出炉的《美国生产复兴——为何制造业将返回美国》报告做了一个更透彻的对比，指出2005年中国劳动力平均成本是美国劳动力成本的22%，但2010年这一数值达到了31%。与此同时，中国工厂每小时生产力工资是8.62美金，美国南部为21.25美金，但预计2015年中国长江三角沿海地区会达到15.03美金，美国南部则是24.81美金，百分比发生相当变化。
最后，造成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另一个重要变量是，美国劳动力的生产率持续上扬，这也意味劳动力成本已经成为产品整体成本中一个越来越小的要素。
而这些对中国相关行业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
波士顿咨询集团在其2011年报告中指出，需要相对较高劳动内容和大量生产的产品的生产制造可能仍会继续留在中国。
“跨国公司仍然会在中国，以向中国和亚太地区的市场供应产品。中国有许多优势，事实上很多西方国家早已经开始学习如何在中国做商务运营。” 硅谷圣他克拉大学商学院运营管理和信息系统系主任、研究苹果供应链的教授Andy A Tsay指出，但另一方面中国需要保持自身竞争力也是真实的。
“对出口市场，中国需要找到低成本外的其它办法解决竞争问题。”他说：“这可能是提高服务？更多创新？当然中国部分解决方案是去增加国内商品和消费，而关于这一点，中国也已意识到很长一段时间。”
智能医用非织造产品蔚然成风
Smart Medical Textiles Increasingly Popular
随着制造业能源需求、运输成本、原材料成本的提高，智能非织造技术发展进入膨胀期。潜在的智能非织造医用纺织品市场不断扩大，然而需要了解和提高这些材料的性能和具体应用，例如纳米纤维，作为重要原料在医用领域的应用已变得更加复杂和具有挑战性。
瑞典纺织技术专业学校的kooroshnia博士提出，现在流行的印刷外科口罩使用的热变色油墨，实际是在反应佩戴者的呼吸温度上升。经亲水性后整理处理的纺粘非织造材料，在非织造医疗产品的应用中可以提供如抗静电材料那样的导电性能，此外他们还将有能力从传感器中获取能量，并传送电子信号，从而提供额外的能力，智能的对外部刺激作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反应。
现在已有许多类型的非织造智能材料，其中一些已经投入使用。例如，由碳纤维做为原料制成的形状记忆聚合物已经被使用于各种生物医学的应用及对温度敏感聚合物的开发，包括在人类及动物身体植入的心血管支架，从而使微创植入通过小切口或自然开口进行，而该支架会重塑自身以适应所需的身体环境。此外，这种聚合物还有一个额外的功能就是生物降解。
但由于调节和控制环境的问题导致许多医疗应用仍然在研究之中。例如，改变身体重要机能的手术所需的自我修复材料。在体内有能力修复损害的材料，如果正常使用，便可扩大材料的寿命。但许多碳纤维骨科材料植入失败后，会持续积累损伤寿命，导致循环荷载。kooroshnia博士举例说，组成骨水泥的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目前对于其如何嵌入式植入仍在探讨中。假如微胶囊破裂，释放其内容将流入其他地方，导致微裂纹形成。阻隔非织造技术纺织品和工程材料可以纳入类似嵌入式技术治疗，但具体方案正在研究中。
瑞士Norafin医疗设备公司一直在评估影响个人防护服装的重要性，积极支持智能非织造材料的发展，推出特种水刺非织造布。该种新材料瞄准了军服、消防服、炼钢服、防电弧工作服，强化了对各种危险防护性能的要求，代表了当今防护服市场的新挑战。目前，智能手术袍和窗帘以及感染控制服装产品已经广泛被用来保护医护人员，医生和病人都可预防传播感染病毒。Norafin公司亚洲区域负责人表示，目前正在利用积极的概念开拓其他非织造市场，如先进的伤口护理和其他诊断系统、过滤和卫生、消防和危险的保护、潜在的汽车和建筑用智能非织造产品。
中国企业正在“猎取”韩国服装品牌
Chinese Companies Hunting for the Korean Fashion Brands
据韩联社近日报道，中国企业对韩国休闲和女性服装品牌的关注不断提升，去年下半年有3个韩国服装品牌被中国企业收购，目前还有不少企业正在交涉之中。
2012年12月初，韩国时装企业“The 神话”将旗下服装品牌“Intercrew”和该品牌在其主要营业网点——易买得超市的经营权转让给了中国企业安娜实业。2012年11月拥有kai-aakmann等品牌的韩国AVISTA公司将自己36.9%的股份抛售给了中国时尚企业迪尚集团。另一家韩国时尚企业 Yeonseung Apparel也于2012年9月被中国企业收购。据悉，除了上述企业之外，还有两三个中型时尚企业在与中国企业讨论品牌转让的相关事宜。
回顾历史，美元已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危机，第一次危机爆发于1973-1976年间，美元危机的爆发标志是美元和黄金的彻底脱钩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第二次危机爆发于1985-1987年间，美元危机的爆发标志是《广场协议》的签署和美国股市的股灾，美国也在此后成从净债权国沦落为净债务国。也许第三次美元危机的爆发或许可从美元持续地对欧元和日元开始贬值为起点（大约是2001年的4-5月），其标志是美国经济3大泡沫的破裂，并拖累整个世界经济陷入了“增长性衰退”的困境中。
美元贬值时其他主要货币竞争性贬值显然是不行的，也就是说，美元下去了，谁将浮出水面而升值？现在看来，极有可能是人民币。中国经济在过去的数年间一直是全球经济中罕见的亮点，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美元危机没有根本缓解之日，也就是中国对外贸易纷争高发频发之时。
华尔街日报已经说，尼克松1971年担心美国的国际竞争力，迫使日元升值。随后，美国的无情压力造成日元继续升值，引发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混乱。现在和今后几年，美国很可能要以同样的方式同中国谈判。人民币汇率面临何去何从的挑战。
最后一个泡沫的破裂？
脆弱不堪的美元导致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新经济时代那种辉煌的强势美元时代终结了，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汇率不断下跌，对欧元汇率于5月28日创下了1欧元对1.19美元的新低。两年来美元对日元也贬值了16%，要不是日本央行频繁入市干预，恐怕美元对日元会跌得更多些。尽管目前小布什反复强调说美国的强势美元政策没有改变，但现任美国财长斯诺却称他并不了解前两任财长所称的强势美元战略的具体含义，而“当美元跌至一个更低水平时，就将有助于出口。我认为作为一种结果，出口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劲。”“美元的汇率应该由市场决定”。呼应斯诺此言的是美元当日大跌，创下1999年1月19日以来的记录。美元风雨飘摇的状态并非斯诺只字片语所导致，而是反映出极度脆弱的市场，已对任何关于美元将在市场中随波逐流的官方暗示已极度过敏。
从上述不难看出，如果单就名义汇率的下跌而言，美元的确已经深陷困境。新经济有其里程碑式贡献，但也有泥沙俱下的一面。在新经济陷入调整之后，人们普遍担心美国经济运行中的3大泡沫：一是股市泡沫，二是房地产泡沫，三是美元泡沫。关于股市泡沫，美国纽约股市和Nasdaq的调整已很充分，和美联储低利率政策伴生的房地产泡沫也在陆续释放之中，但美元泡沫的破裂速度则要慢得多。令人不安的是，近两年来，美元泡沫的破裂明显加速了。那么目前美元的岌岌可危是否意味着美元危机？种种迹象显示,第三次美元危机不是是否爆发的问题，而是已经爆发和将调整、蔓延多深的问题。
第三次美元危机？
回顾百年来的美元汇率史，已经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危机，第一次危机爆发于1973-1976年间，布雷顿森林体系作为一个虚金而实美元的体系极大地推进了美元的国际化，美元从20世纪50年代的美元短缺(Dollar Shortage)成为70年代时的美元泛滥(Dollar Glut)，美元危机的爆发标志是美元和黄金的彻底脱钩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不兼容体系”的崩溃。第二次危机爆发于1985-1987年间，美国经济的滞胀之苦，以及当时日本、欧洲经济的崛起迫使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大幅度贬值，美元危机的爆发标志是《广场协议》的签署和美国股市的股灾，美国也在此后成从净债权国沦落为净债务国。第三次美元危机的爆发或许可从美元持续地对欧元和日元开始贬值为起点（大约是2001年的4-5月），其标志是美国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以及美国经济一度接近衰退边缘，并拖累整个世界经济陷入了“增长性衰退”的困境中。
为什么说目前已是第三次美元危机，而不是有无危机的问题？
一是美国的贸易逆差日渐庞大，据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显示，美国1998-2000年的贸易逆差分别为1700亿、2650亿和4000亿美元，在2001年和2002年贸易逆差分别为4300亿和5300亿美元。目前美国贸易赤字差不多占其GDP的5%，这种局势，比发生美元危机的1985-1987期间还要严重，当时美国贸易赤字占GDP的大约是3%。
二是本来贸易赤字还可以勉强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来勉强维持，那就是美国大量地吸纳国际资本。埃及经济学家阿明曾经将美国金融体系形容为“吸血鬼”，因为它汲取了全球最多的净储蓄，而美国人自己并不太储蓄，喜欢寅吃卯粮，源源不断流向美国的巨额国际资本，使得美国能用资本项目顺差来弥补贸易赤字，甚至还绰绰有余。但在近两年情况发生逆转。在2002年，外国对美国的证券投资由2000年的9780亿美元下降到5600亿美元，FDI则由2000年3080亿美元急剧减少到2002年140亿美元。去年甚至首次出现了美国付给外国投资者在美国的投资收入多于美国海外资产收回的收入的情况。而欧元区12国的投资者自1993年以来首次成为了美国证券的净抛售者，2002年前10个月净购买了价值1520亿美元的美国证券，较上年同期下降了35%。显示出美元及美元资产的魅力不断褪色，国际投资者对美国平衡其国际收支的信心严重动摇，并纷纷将国际资本撤离美国。例如美国《商业周刊》2003年5月19日社论指出，各国央行正在努力加大其官方储备中欧元的比重而抛弃美元。
三是美国财政情况不佳，其国际净债务国的包袱也日甚。财政盈余已经是克林顿时期的旧梦，年初人们曾估计美国将有3000多亿的财政赤字。根据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战争研究中心的估算，美伊战争可能耗资1500-2000亿美元，尽管倒萨战争戏剧性地结束了，使得战争费用较原先估计的为低，但至少不会比海湾战争耗费的610亿美元为少，并且难以在大国之间自愿分摊，结果近年美国财政赤字可能更将接近4000亿美元。此外，美国还是全球最大的净债务国，海外总负债扣除总资产后，仍有3万多亿的净负债。有人估计目前每10张百元美钞，有7张是在美国本土以外流通的，说美国富裕得债台高筑并不过分。
因此，也许我们已经陷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15年为周期的第三次美元危机。
谁为美元危机买单？
有人说：“世界经济像风筝，美元就是那根线”。在很长的时间内，强势美元曾顽强地牵引着世界经济在固有的轨道上运行。然而，现在美元跌入危机，牵引风筝的线松弛了，放飞的世界经济又将如何飘零？
美元危机对美国经济似乎并非坏事。对于美元政策的历史性转折，美国国内出现了纷争：美国的工商团体、劳工及农业组织都对此表示了欢迎，因为他们认为美元汇价被高估了二成以上，美元走软将能恢复美国传统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改善外贸形势恶化局面。而来自金融界的一些人则极力反对，认为美国财长斯诺之所以改变强势美元制度是因为他出身于制造业的缘故，国际金融巨鳄索罗斯则断定：美国财政部长斯诺改变强势美元的做法“损人，但不利己！”
从我们的角度而言，总体上美元贬值有利于美国经济走上复苏之路。
一是抑制进口改善出口，缩小经常项目赤字。以美元贬值和经常项目收支看，美国政府的报告显示，美国的商品进口今年第一季度出现了自2001年第四季度以来的首次下降，降幅为8.2%，而商品出口则由上季度的下降11.5%“回升”至于下降了2.5%。与此同时，许多美国企业也因为美元汇率下降而利润大增。其中，一季度，IBM公司利润上升了11%，其中的7个百分点就是因美元汇率下跌所致。一季度，微软公司在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利润按当地货币计算只能增长1%，而折合成美元后的增幅则高达12%。因此脆弱的美元对美国制造业和农业是有好处的。
二是因为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储备货币，其他国家握着大量的美元资产，美元贬值等同以美国自我豁免其债务，何乐而不为呢？以美元贬值和美国国际债务负担的情况看，美国一家咨询公司的研究表明，外国人掌握着美国24％的公司债券、22％的股票和48％的其他有价证券、这些数字加起来几乎等于美国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美元一贬值，这些资产便缩水，美国人等于通过贬值把债务负担转嫁到了外国人头上。鉴于中国外汇储备庞大，民间和官方储备累计至少有6000亿美元，美元降息或贬值给中国带来的损失不是个小数目。
三是美元深度调整为美国经济下一轮的经济增长打开了空间，像1987年美元危机和股灾之后，美国迅速经济走上了复苏之路，股市也在随后几年出现了40%强劲反弹。
四是美国似乎并不担心过于欧元取代美元的地位，毕竟欧元区的经济表现还不如美国，欧元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储备方面的地位还难望美元之项背，加之美国新经济播下的勃勃生机和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因此今后2-3年，也许美元的调整是美国经济恢复光彩前的“最后一跌”吧！
美国人似乎对软弱的美元并不感到尴尬，他们正兴奋地讨论经济是否临近复苏边缘？而欧洲人则忙于将自己的经济增长率再次下调。 欧央行在最近的宏观经济展望报告中，以经济疲弱为由，调低欧元区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测：今年增幅由去年12月预测的1.1％降至0.4％，明年增幅由1.9％降至1.1％。软弱的美元虽然使欧元热得发烫，但欧洲经济却可能更冷冰冰。和美国经济相比，欧洲经济恐怕更乏善可陈。作为欧元轴心的德法经济尤其糟糕。德国经济已经走到了衰退的边缘。德国杜塞尔多夫的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2002年德国共有3.77万个企业破产，创历史最高纪录。德国联邦劳工署的数据显示，德国目前的失业率是4年多来最糟糕的时候，德国消费者的信心是6年以来最悲观的，人们普遍担心德国可能在两年内再一次遭遇经济衰退。至于法国则已创下了7年来最高财政赤字记录。法国经济和财政部宣布，2002年法国的国家财政赤字是1995年以来的最高值，法德的财政赤字都在《稳定与增长公约》警戒线左右徘徊。英国作为欧盟的重要国家，近年来也未能消化经济泡沫，尤其是房地产泡沫。美元危机导致欧元狂升，将大大削弱欧盟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利于欧盟经济的复苏。
亚洲仍然是为美元危机“买单”的主角。截至2002年底，东亚官方外汇储备积累高达1.2万亿美元，其中日本外汇储备约占全世界的21.3%，中国内地占12.3%，韩国占5.6%，中国香港占5.0%，印度2.6%。在2002年世界外汇储备增加的3950亿美元中，日本占25％，中国占24％，中国台湾占12％，亚洲整体占了80％。目前亚洲人拥有全部外国持有美国国债的一半。以新投入美国股市和债市的净资金额计算，在2002年日本人、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已超过欧洲人，成为美国证券最大的海外投资者。美元无论升贬均将使得东亚进退维谷，美元升值，东亚政府和企业拥有的美元值钱了，但却担心出口不景气；美元贬值，出口货物因为更便宜而顺畅了，但政府和私人的美元储备却遭损失。这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约瑟夫・昆兰直言不讳地说“实际上，亚洲是美国的银行” 的理由吧。东亚和欧元区不同，东亚没有高度整合的区域金融市场，难以将资本从美国抽身回来放到东亚本地，面对美元危机可以说“无路可逃”，东亚在区域经济和金融合作的一盘散沙，和该区域已经取得的经济奇迹相比，也算是个令人汗颜的奇迹。
人民币陷入困境？
美元贬值时其他主要货币竞争性贬值显然是不行的，也就是说，美元下去了，谁将浮出水面而升值？现在看来，极有可能是人民币。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Bergsten在2003年2月26日的午餐会上，介绍了其主编的《美元高估与世界经济》的报告，在报告中Bergsten指出，目前美国像1985年那样以平衡国际收支逆差为政策目标是不现实的，但美贸易赤字应削减一半，使其占GDP的比例降到2.5％的水平，才是有利于世界经济复苏的现实选择；而要实现将贸易赤字削减一半的目标，美元须在现有基础上再贬值20－25％。伯氏认为现在美国基本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经济正缓慢复苏，仍存在很高的失业率和设备闲置率是美元贬值的最合适的时机。
问题的关键在于：主要的国际货币不能竞争性贬值，而应该相对于美元升值才能吸收美元危机的冲击，那么何种货币是美元危机的牺牲品？根据美联储采用的贸易加权美元指数所反映的美国贸易伙伴币值对美元币值的影响程度，2002年依次为加拿大（17％），欧元（16.3％），日元（13.3％），墨西哥比索（10.4％），中国（8％）。NBER的报告中对上述5国的货币升值吸收美元调整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一是关于欧元，由于欧元在过去两年对美元已经从0.84飙升到1.18左右，欧洲经济又不佳，再让欧元吸收美元贬值的压力余地已经不大，何况英国陷入泡沫经济，德法经济正在衰退的边缘徘徊，欧元区2003年经济增长不会高于2%，吸收美元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二是关于加拿大元，毕竟加拿大和美国经济周期高度同步，并且是美国工业原料的重要进口地，吸收美元贬值的可能性亦不大。三是关于墨西哥比索，近几十年来的比索危机已经使美国其金融动荡心存余悸，故它也不可能充当美元贬值的吸收体。四是关于日元，日本经济给人以13年来连续萧条的印象，至今已经连续56个月的物价下跌。
那么惟一可以选择的牺牲品只有人民币了！种种迹象显示：人民币作为释放美元泡沫的载体而被迫升值的压力较之日元要大得多。毕竟日元已经经历了一次广场协议，日本经济过去13年来萧条不振，在2002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7%。而中国经济和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可能面临美元危机的挑战。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1980-200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增长的贡献率为14%，仅次于美国的20.7%；贸易增长对世界贸易的贡献率为4.7%，排在美国的14.4%和日本的6.9%之后居第三位。因此NBER倾向于中国应该在促使美元币值的调整方面发挥作用，并建议放弃人民币-美元间的挂钩，人民币不应随着美元汇率的下调而继续贬值。
更广义地看，中国近年来是惟一在经济成长、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方面保持强势的经济大国。世贸组织在今年4月份公布了2002年度全球贸易情况报告，结果中国排在美、德、日、法之后，成为全球第五大贸易国。就中国的经济成长和外贸产出的增量占全球产出和贸易的增量比重而言，中国大约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02年，全球贸易额仅仅增长2.5%，其中货物贸易增长为4%；预期2003年全球贸易额增长不会超过3%，货物贸易增长也难超过5%，中国的出口增长却几乎是其10倍，这样贸易争端的上升和对人民币重新定值的议论就将抬头。在遭受非典灾难的2003年，中国经济大势未改，海关新发表的统计数据表明，今年前5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3093.4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9.6%。累计实现贸易顺差23.8亿美元。而商务部的数据表明，1-4月份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增长了51%。5月份合同外资金额76.95亿美元，同比增长17.62%；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4.49亿美元，同比增长39.47%。尽管“非典”对外资外贸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但全年出口增速维持在22%以上，全年利用外资维持在500亿美元以上的可能性相当大。因非典而暂时收敛的各种“人民币应该升值”的呼声再度回来了。
来自海外的迫使人民币重新定值的声音日渐强烈。由于人民币被公认为与美元挂钩，人民币汇率再一次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者纷纷呼吁中国对人民币重估使其升值。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对比全世界麦当劳的价格之后得出同样结论：麦当劳Big Mac在美国的平均价格是2.71美元，而在中国的平均价格是1.2美元，也就是说人民币值低估56%。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完全有能力决定人民币汇率，为什么要屈从外部压力？其实国际经济和货币合作从来就是利益的纷争和妥协。之所以说美元继续贬值，人民币将承受较大的升值压力，更便宜的美元意味着更便宜的中国出口产品，在过去两年外贸形势大好，绝不能排除人民币随美元一路贬值带来的好处。如果人民币继续钉住美元，则中国和主要贸易伙伴产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日增。其中美国市场对中国出口有重要意义，对中国的贸易顺差有决定意义，除非舍得美国这个至关重要的外部市场，否则人民币能不能持续盯住美元，当然受美国是否容忍人民币继续钉美元的基本姿态的影响。人民币汇率陷入了何去何从的困境。
如何化解人民币困境？
其实人民币所面临的升值压力多少是不完全真实的，如果我们考虑中国的外资外贸，当然人民币应该升值；但如果考虑中国软弱的银行业和堆积如山的不良资产，考虑到日渐严峻的贫富不均和空前低利率，那么人民币其实是一半为火焰，一半为冰山。目前的燃眉之急是如何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
策略之一：就美国促成美元深幅调整以平衡经常项目逆差的战略来看，中国应和其他各国进行广泛的 政策协调，说明第三次美元危机对美国和世界经济都是危险的。联合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美国的贸易赤字通过减少进口全部消除，美国的经济要下降10%，影响世界经济下降3.5%。汇丰银行的研究认为，在第二次美元危机期间，美国从1986年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3.2%开始调整，直到1991年经常项目基本达到平衡。5年间美元贬值了一半，但世界经济遭遇了严重挑战。期间日本经济年平均增长5.1%，欧盟为3.4%，美国仅为2.4%。目前粗略的计量分析证明，美元每贬值一个百分点，美国贸易逆差可缩小100亿美元。如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第三次美元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较之第二次美元危机将更严厉，尤其在世界经济处于增长性衰退时，美元调整将导致全球性通货紧缩时代的降临。中国和国际社会一道应致力于一个有序调整大国间国际收支状态的汇率政策合作和协调，以努力避免或者降低第三次美元危机的灾难。
策略之二：就日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战略协调来看，国际社会应重新认识日本经济的真实状况，以及中日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异。近年来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人们纷纷认为软弱的日元和日本经济是相称的，甚至令人同情的。但中日经济的经济差异显而易见。
一是日本乃全球最大的净债权国，因此其GDP和GNP之间的差异也最为显著，以GDP考察日本经济可能会产生失真。尽管和20世纪90年代初期已难同日而语,但到2000年底日本海外资产仍高达3.2万亿美元，其中1.88万亿美元投资于制造业,而其余1.3万亿则投资于金融证券，日本海外企业销售额在2000年高达1.3万亿美元。这较之中国2002年的GDP还高。目前日本各行业的平均销售总额和人均附加值都在超过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因此用不能反映海外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来衡量日本经济，明显失真。考虑到日本庞大的海外资产及其收益，日本经济增长至少需要向上修正一个百分点。据联合国的统计，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在1960-1973年期间高达9.2%，在1973-1989年期间为3.6%，1990-2000年仅1.75%，但若考虑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逐渐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其GDP和GNP之间的差异渐渐拉大，则日本经济的滑坡情况并不如日本政府所渲染的那么严重，日本目前所面临的更多的是社会转型危机而非经济危机。
二是摩根斯坦利曾有报告指出，日本人均GDP高达3万多美元，而中国刚刚超过1000美元的门槛，仅为日本的3%。日本国内储蓄达11.4万亿美元，是中国的10余倍。中国的经济总量与日本还相距甚远。
三是在2002年，日本依靠前几年相对疲软的日元和美国以及亚洲其它国家的经济增长，使其贸易赢余达到120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4%，占GDP的3%，几乎是中国5年来贸易顺差的总和。中日、中国和东亚之间的贸易交往中，中国作为逆差国的姿态却急剧上升。正是对日本经济，以及对人民币汇率决定基础的二元性缺乏恰当评价，所得才使得人民币处于升值预期之中。
策略之三：就人民币汇率安排来看，应该“去政治化”。这包含以下一些战略选择。
一是去政治化意味着一国的战略储备中，应货币形态和实物形态的储备并重。中国目前货币形态的储备丰厚而实物形态的战略储备薄弱。以原油而言，估计在2010年前后中国原油自给率将下降到50%以下，在2025年可能下降到30%以下，2002年中国原油进口为7000万吨，估计今后数年中国原油进口每年至少增长1000万吨。因此中国应建立起石油战略储备体系，鼓励中国企业在海外收购有潜力的油气资源。目前看来，中国经济增长所不可或缺的一系列战略物资，例如石油、铁矿石等都将越来越倚重国际市场，因此中国应摆脱重外汇储备轻实物储备思路的可能影响。
二是去政治化意味着汇率政策应该作为货币政策的内容来使用，强化中国央行的独立性。《广场协议》给日本的教训，就是日元汇率政策被作为事实上的出口激励政策掌握在大藏省手中，因此外国政府给日本政府施加升值压力时才能奏效，在央行保持高度的独立性并直接对国会负责的国家中，这种施压不可能奏效。而目前中国同样存在汇率政策沦落为出口激励型财政政策附庸的风险。本来出口激励政策应该是财政退税力度和出口管制的事情，但现在汇率信号却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来。这既应该归咎于盲目激励出口，但却不对出口秩序进行有效管理的放任政策，也应归咎于退税不及时不充分，2002年末，中国财政累计应退未退的退税额达到了2100亿元，一年即增加了700多亿，使得出口企业对人民币升值的承受能力脆弱。无论何时，作为调节一国经济外部均衡的汇率政策丧失独立性，都是非常危险的。
三是去政治化还意味着对中国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应予充分关注；给居民因旅游、留学等用汇予以更大的便利。去政治化的人民币汇率安排，才能修正自汇率并轨以来，国际储备超常增长的格局，才能使得中国在国际货币领域承担和国力相称的国际义务。
策略之四：就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如何增强弹性来看，应该将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定位和汇率形成综合起来考虑。
一是短期内可以进行的调整，是人民币和美元的“适度合理”脱钩，例如从单一盯住美元改盯“货币篮子”，但货币篮子的设计应该尽可能简要明了。尽管后者中美元仍可能有相当大的比重，但毕竟人民币和美元不再亦步亦趋，对美元深幅调整的可能也不至于进退失据。一国货币在升值预期下适度放弃盯住，较之在贬值预期下要有利得多。
二是中期来看，应将中国汇率制度选择、资本管制和经济冲击联系起来考虑。中国放松资本管制是基本趋势，按IMF分类办法资本项目可兑换指的是43项资本项目的交易，中国大概有45%左右资本项目交易实际上已经可兑换，仍有管制的不过十余项目，严格管制只有数项而已。而越简约的资本管制就意味着一国汇率制度安排可以获得越大的弹性。对中国而言，如果周边地区货币竞争性贬值的压力已基本消除时，选择较具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中国经济更有利，并且这种政策收益将随着中国资本管制的不断撤除而逐步增加。如果中国在其国际经济交往深度和广度不断增强时，不对盯住美元的汇率安排进行修正，那么可能会导致以下一些负面的影响：1.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的挑战日甚；2.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动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将加剧；3.在不利的内外部情形出现时遭遇外部投机性攻击的可能性增大。鉴于东亚经济已经基本稳定，以及中美经济周期的不同步性，因此以美元作为中国汇率选择的名义意义正在下降，中国随着资本管制的放松而采取更自主和富有弹性的汇率安排乃是必然。
三是长期来看，中国应高度关注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这就需要中国在区域货币合作中发挥更深远的影响力。目前东亚央行间已经完成货币互换安排，也正在探索亚洲债券基金（Asian Bond Fund）的可能性，甚至有一些学者在讨论东亚汇率走廊，或者中国区汇率走廊的安排。只有中国更富建设性地参与亚洲货币合作，并为周边经济体在投资和贸易领域更广泛地运用人民币进行计价、投资、支付和清算方面提供更多便利，人民币汇率安排在未来才有更广阔的空间。
关键词：娱乐明星形象传播 国际化 经营策略 跨文化传播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除了国际间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各国间在文化领域上的交流也在不断增强，文化融合趋势逐渐明显。在我国，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促进了对于交流需求的产生，开放程度不断增加，无论是国家宏观政策还是市场导向，都为文化产业国际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娱乐产业是当今最具发展潜力的文化产业之一，而娱乐明星作为娱乐产业的核心，明星形象传播就成了打造娱乐企业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娱乐明星形象传播实际上是依托消费者的崇拜心理为根本的一种市场营销行为，对此，作为娱乐明星国际化的桥梁，娱乐公司应积极转变观念、完善经营、开放视角，同时努力借鉴国外经验，把国内的明星推上国际舞台，使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实现扩大经济效益和传播民族文化的双重目标。
娱乐明星形象传播的国际化趋势
经济发展带来强劲动力。经过长期的发展，我国已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大国。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崛起，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外交、军事各领域取得的成就使得民众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涨。而在文化领域，精神文化需求也在不断加强，尤其在娱乐文化领域，国人也期待着能多出现一些如成龙、巩俐、章子怡一样的世界级的中国明星。在精神文化拥有重要地位的今天，国际明星对于消费群体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在一个民族意识复兴的国家，本国的明星能够走向世界，不仅满足了民众不断高涨的民族自豪感，获得更多的注意力资源，更意味着将在不同的市场为所在公司创造更大的利润价值，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传媒业加快成长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传媒集团境外上市，新媒体技术迅速发展，传播渠道更加广泛，3G网络开始普及，手机出版的营业收入已超过传统的网络游戏，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整个传媒业繁荣发展的大环境下，娱乐产业向外拓展也将成为大势所趋。在当前中国经济繁荣的带动下，整个亚洲地区及世界的经济形势基本开始出现好转，而在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更是在中国区域经济优势的影响下受益颇多，这些国家也开始与中国在文化领域进行不断深入的交流，在2010年1月10日结束的“中国—东盟自贸区论坛”上，有关专家指出，自贸区建设会成为中国与东盟文化融合的“加速剂”。因此可以推测国内娱乐产业走向国际化，市场空间巨大。
规避竞争激烈的国内市场。随着原有事业单位或是向企业化转型，或是进行企业化管理，国内传统传媒事业单位纷纷整合成为传媒集团，华谊兄弟、光线传媒等一批新兴企业开始准备进入金融市场，国内娱乐公司间竞争变得日趋激烈。仅选秀这样一个节目形式在地方就有“我型我秀”、“超级女声”、“好男儿”等多个版本，这背后则是上海上腾、天娱传媒、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等诸多娱乐传媒公司的角力。更主要的是，这种行业竞争的激烈程度上升的同时，再加上国内公司对旗下艺人的管理不善，部分明星缺乏基本素质，不惜靠离婚、绯闻等负面消息的大量曝光来提高知名度，严重影响了国内娱乐市场的规范性，国内市场似乎已经达到了明星泛滥的程度。
因此纵观国内市场，把眼光投向国外不失为一条捷径。尽管在国际上还会遇到本土艺人的强力阻击，但也面临着更开放的环境和更多的机遇。同时，在国外获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还可以反过来促进在国内的发展，在大量同质化偶像井喷般涌现的时代，利用国内消费者渴望差异化和国际化的消费心理，“国际形象”必将获得更多关注，而伴随营销手段的丰富，这种国际化形象传播必将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利润，这也与中国作为文化大国的身份相符合。
娱乐明星国际化形象包装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明星所在公司缺乏国际视野和市场经验。具有国际视野的娱乐公司是明星走出国门的一大条件。但目前，国内具备国际级水准的娱乐公司数量较少，而来自国外的有限经验与国内实际情况不符，缺少资金，最主要的是现有公司“两个市场”意识的缺乏。我们国家的娱乐产业起步较晚，尽管发展速度较快，但仍处在相对初级的发展阶段。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娱乐文化才开始被大众所接触，明星包装随之而起，以明星为主题的内容开始在传媒中出现，从1990年~2000年，内地关于娱乐明星报道的篇幅、版面和时段整体增长了近150%。①如今，几乎所有媒体都开设娱乐版和专栏对明星进行报道，越来越多的电视媒体开始把明星作为收视率的保障，明星主持人、明星嘉宾，甚至“造星运动”大量出现。然而，相比发达国家，我国的娱乐相关产业仍处在模仿阶段，品牌无形资本开发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包装渠道的选择上还仅停留在部分业务领域，竞争手段单一。很多公司只着眼于国内市场，并没有意识到国外市场的巨大价值。在包装推广上，只是把国外市场视作二级市场，甚至根本没有考虑国外观众的需求。很多明星走出去的案例都只是在外国公司运作下所进行的尝试，虽然也为公司取得了一些利润，然而由于经验不足，缺乏有效的双向沟通和对消费群体的研究，简单套用国外模式，不仅没被外国观众所接受，同时在国内市场也销声匿迹。
传播手段对国际市场缺乏吸引力。应该说在现有包装手段上，国内外差距并不明显，渠道包括接拍广告、电影电视作品、出席影展及社交活动等，但相比国际级的明星，国内在对艺人的包装上还是相对缺乏吸引力，这种缺乏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艺人的风格制约了包装的效果。娱乐文化本身不带有太多的严肃性，尽管欧美风格下的娱乐形式往往带有过度的宣泄和解构倾向，但我们从中也可以发现一些有借鉴价值的因素，比如个性、年龄、文化背景等等。小魔女艾薇儿、1994年出生的贾斯丁·比伯、乡村音乐新秀泰勒·斯威夫特正是靠这些因素打造了属于自己的风格。其次，缺乏强有力的推广平台。曾属迪士尼旗下的女歌手麦莉·赛勒斯因为迪士尼频道的电视剧《汉娜·蒙塔娜》而一举成名。借助迪士尼这一孩子们最喜爱的品牌，麦莉无疑成了迪士尼健康、快乐、活泼的品牌形象的代言人，迅速走红就不足为奇。当然，文化传承也是决定因素之一，近半个世纪以前，以美国和西欧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了所谓的“导向二难化”，工业化导致了对个性的压制，同时信息一体化下大众每天都必须承受着大量的他人信息与观念，当然还包括战后一些政治因素，这些社会因素汇总在一起，造成西方国家19世纪60年代后新兴群体个性的压抑和扭曲，于是出现了嬉皮士、性解放、朋克潮流等，文化上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先后都已出现，个性开始代替社会性。②在这个大的文化氛围下，某些特定风格自然会受到欢迎。
我国娱乐业的不成熟之处就在于，对于以上的一些特点，往往得不到明确的展示和发展，明星自身风格缺乏特点。创作型艺人较少，有的艺人特点鲜明，但往往又因包装手段单一而难以获得实际效果，因而只能单纯靠曝光来获得关注度，这严重限制了国内娱乐业的水平，同时，现有行业环境造成的审美局限也阻碍了国内明星的国际化形象传播。
内地娱乐明星国际化形象传播策略
在国际竞争中明确自身定位。在市场上，供求关系是决定产品价格的重要因素。从市场角度来看，艺人或明星就是娱乐公司的“产品”，因此国内市场明星“国际价值”的高低就取决于国外市场的需求量大小。在娱乐领域，除了拥有被好莱坞独霸的电影市场以及被日本、美国瓜分的动漫市场，其他诸如电视剧、唱片等领域，还很难有垄断现象出现，但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对于外来文化尤其是差异较大的外来文化，本土明星从心理上以及文化上与当地受众的接近性更强，因而更容易被受众接受，影响力也就更大。而从“比较优势”的角度看，在目标地区投放具有地区优势的“产品”自然成为几乎所有跨国企业的第一选择。因此企业首先应该明确自身的市场定位，即市场初期应以打造国际影响力为主，而不是把占领外围市场作为战略目标，明确本土市场和周边文化相似地区才是主要利润来源，充分吸收国外的运作理念，并通过在国外建立的影响力来拉动目标市场的需求，从而达到公司的核心目标。在肯定西方发达国家娱乐产业由于发展时间较长，运作模式相对健全的同时，我们意识到西方的娱乐文化也暴露出很多弊端，譬如对于个性的过度宣泄、对文化的过度解构等，因此尽管现阶段欧美娱乐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往往因其形式上新潮、另类而被世界上很多地区年轻一代所推崇，但以西方现行文化标准来衡量我国自身娱乐产业内容甚至是充当其发展方向显然是不恰当的。因此本文中所指的“国际化”并不是仅仅以获得西方国家认可为标准，对于我国娱乐产业而言，所谓国际化传播应该是指已被泛亚洲文化所推崇，被全球主要受众群体所接受为标准，在此基础上明确市场定位，明星的形象传播才会有方向，才会被受众所接受。
改进公司经营策略。明确市场定位，是任何推广行为的前提。尽管国际市场上有着无限大的受众市场容量，但这些受众的产生是因为有众多的媒介选择和内容选择才实现的，即正是因为现有产品的差异化，才使得大量需求得以产生。③在国际娱乐市场上，如果只通过明星在国内的影响力就贸然判断市场前景，从而将明星推向国际市场，其风险将是巨大的，因此必须要有准确的受众分析，使内容产品有的放矢。
开拓市场时，内容设置上要根据前期的市场调查，明确目标群体的年龄、性别结构、消费能力、民族习惯、特殊偏好、地区的文化差异等。以MTV为例，作为世界第二大娱乐传媒集团维亚康姆旗下核心品牌，在初进中国市场时，它首先用新颖的欧美流行音乐和国际化包装打开中国市场，然后迅速根据中国年轻人的特点，在本土制作和包装了一系列原创节目，其独家提供的欧美流行音乐成了维亚康姆占领中国市场最有力的武器。④
在先期市场被打开以后，再开始有选择性地培养和引入艺人。参考因素包括明星的外语基础、血统、风格、个人经历等，其已有的影响力当然是参考因素之一，但不应作为主体；应善于利用本土资源，比如组建有本土成员加入的组合等，尽量减小因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距离。还是以MTV为例，在该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时，不仅打造了本土化的栏目，而且培养了一批熟悉本地观众喜好同时又了解国际乐坛的本土主持人，让观众在接受一个中国化外观的同时，自然地接触到了国际化内容。
在降低企业运营风险上，依照本土娱乐公司的经验，应该持续开发具有差异化的艺人，持续发觉培养和包装多栖明星，并建立梯次发展的明星团队，⑤但在国外市场上，往往要在市场调查和推广上投入更多的资源，对于普遍缺乏资金的国内公司，很难照搬国外模式，因此应以国内较有影响的明星为主，搭配少数培养目标，以老带新，并提高曝光率，同时每次宣传周期不宜过长，持续控制受众注意力，在国内国外之间寻求最适合的市场。要重视对艺人的培训，突出个人风格的同时，要能够基本应对不同媒体的需求；对主力明星和不同梯次明星采取不同的包装、宣传和推广手段。可以先用目标培养对象的现有产品试探市场，待有较好反响之后再将艺人引入，这样既节省了公司资源，又降低了投入风险。
在随后的跟进宣传策略上，根据该地区经济水平和开放程度的不同，有选择地利用电视、广播、杂志、报纸等不同媒介渠道宣传艺人，熟悉当地具有重要意义的时段，例如在学校假期、宗教节日等安排档期和日程。借助国家之间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契机，安排诸如会、首映式、演唱会等大型活动进行事件营销，充分发挥文化产业特有的大众性和娱乐性。
突出自身文化特色。当一个新的对手进入市场，尤其是同质化产品大量存在时，只有突出自身产品的差异性才可能在这种垄断竞争性质的市场上博得自己的席位。在国际娱乐产业上，这种差异性将主要体现在各自的文化特色上。
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外来文化一般是以输入国民族审美、情感和价值观的差异来产生吸引力，形成卖点。⑥好莱坞带给中国观众一种顽强进取、自由开创的“美国精神”，这种令美国人民感到自豪的民族精神来源于美国国家发展史。而那些令人瞠目的奇幻场景、高超特技，激烈的冲撞等镜头，的确吸引了大量观众的视觉资源，但从外在上也体现了令美国人自豪的民族风格、行为作风，以及拯救世界的主体形象，施瓦辛格、史泰龙、布拉德·皮特等人的成功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再看我们的邻国日本、韩国，时下日剧韩剧盛行，一批日韩偶像应运而生，并在中国赢得了大量的忠实观众。他们的成功也体现了文化上的差异性，只不过与欧美文化不同的是，这种差异性是隐含在文化接近性中的，由于文化上的同源性，使得中国的观众更加关注与我们相似群体是怎样的生活状态，并在大经济背景下自觉地将这些群体放在了传播主体的位置上，这一点在年轻人当中尤甚。明星作为主体内容的载体，因为内容的广泛接纳因而变得家喻户晓，并与内容产品相辅相成，互相推进。
相对于国外的演艺明星，内地艺人与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两者间在文化上有着一定的区别。霍夫斯特德就曾将跨文化传播问题界定了四种价值观维度，即个人主义、集体主义、阴性与阳性主义、不确定性规避和权力距离。⑦可见不同文化之间差异明显，但同时也证明这些不同之间是有规律可循的。以东南亚国家为例，由于受宗教习俗的影响，很多艺人在言谈举止、行为服饰上都有着明显的佛教特征，而对于内地的艺人而言，由于宗教信仰上相对自由，自然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在气质上都会有一些区别。再看看欧美国家的一些明星，由于文化上的原因，风格上比较开放，喜欢表现自我、追求自由，作品内容多表达自由意志。国内的艺人们则可以突出东方人特有的含蓄、内敛、群体性协作等特征。而在一些相对保守的东南亚国家，则可以突出个性，在适度迎合大众的同时，积极发掘具有共通性的艺术主题，比如青春、励志、童年、爱情等。艺术表现形式尽量做到丰富，既可以有摇滚，也可以有民俗。在亚洲地区，还应充分利用文化上的接近性，多挖掘作品的传统文化内涵，通过服饰、布景、主题等来表现别样的文化气息，引起观众的共鸣。总之，要利用差异化吸引受众，将劣势转化为优势，再根据观众需求调整自己的风格，这将需要娱乐公司做出长期的规划，有针对性地进行培训，制作团队提供创意和设计内容，当然也需要艺人自己做出一定的调整。
借鉴日韩发达国家成熟经验。“以消费者需要为导向”已经成为市场营销的首要理念。娱乐产业作为消费市场的一个分支自然也应当围绕观众需求，打造观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作品和文化创意，以观众为核心，把握时代需求才能使企业具有竞争力。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日韩电视剧、电影开始陆续进入中国大陆，对大陆娱乐文化市场的抢占也随即展开。成功的市场运作是“日韩流”进入中国市场的成功因素之一。公司的决策者们首先抓住的是出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享有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实惠的青少年以及富有阶层，日韩娱乐文化的出现正好满足了他们对流行文化消费急速膨胀的需求，⑧从此，配套相关的各种包装活动四起，从个人的服装、装扮，到演唱会、歌友会、充当各种嘉宾、接拍广告等等，新颖的形式层出不穷，日韩明星们开始频繁出现在中国普通观众家的电视屏幕上。当然，除了准确地把握受众喜好，成功地进行市场运作外，令人着迷的传播内容也是成功因素之一。中日韩三国一衣带水，文化上同宗同源，然而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尤其是世纪之初时不同国家普通百姓生活状况的差异，使得生活现状在宏观上具有接近性，同时微观上又具有差异性，中国的观众正是在产生共鸣的基础上又被好奇心所征服，成为极具忠实度的文化消费者。反观我国，既毗邻日韩两国，又与众多东南亚国家交往密切。在中国政治、经济影响力辐射周边国家的今天，空间时间上都具有相当有利的条件，相信日韩等国家的成功经验也可以为我所用。
注 释：
①徐小立、刘赞：《消费时代的明星报道：消费偶像的塑造》，《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
②邴正：《当代人与文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③菲利普·M·南波列：《受众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④张辉锋：《传媒经济学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4页。
⑤杨德玲：《明星制造：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管理》，《科技信息》，2009（26）。
⑥温朝霞：《论影响日韩影视剧在中国传播的政治与文化因素》，《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