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8:01:2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蜀道难翻译，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蜀道难》 韵律 品达凯歌 音美
1.引言
唐诗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耀眼明珠。它不但形式多样，风格迥异，而且数量多，内容丰富，此时是中华诗歌史上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据全唐诗不完备统计，整个唐朝时期，二百八十九年中，至少产生了有名记载诗人就有两千三百多位，近五万多首诗作，这与西周至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遗留诗歌总数比较超出两到三倍。鲁迅对唐诗给予高度评价：“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朝已被做完，此后倘非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再动手了。”可以说，《唐诗三百首》集唐诗之精华，收众家之所长，对于想要了解、学习诗歌的读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文本。很多中外学者都曾翻译过唐诗，比如说Ezra Pound，Inner Herdan，孙大雨，许渊冲等。他们这些尝试卓有成效，取得累累硕果的同时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为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本文先对李白的《蜀道难》原文进行简要赏析，然后对比分析其两个英文译本，即孙大雨和许渊冲的译文，通过对二人不同的翻译理论和翻译策略的比较，发现异同所在，最后探讨唐诗英译的一般翻译方法。
2.原文赏析
这首诗是李白于公元742年至744年（天宝元载至天宝三载）身在长安时为送友人王炎入蜀而写的。
该诗是七言歌行，以七言为主，同时用了大量散文化诗句，字数从三言、四言、五言，直到十一言，构成错落有致的形式美。韵律方面，突破了格律诗严格的韵律限制。后面描写蜀中险要环境，一连三换韵脚，陡然的韵律变化破坏了音韵和谐统一，体现了语言的奔放流畅，更加凸显了地势之险。
这首诗一个显著的艺术手法就是夸张。形容太白山之高峻，到他笔下竟成了“连峰去天不盈尺”。为了强调秦蜀交通阻隔时间之久远，他道是“四万八千岁”，为了突出青泥岭山路之盘曲，他说成“百步九折”……这些过于夸张的描写虽与事实不匹配，但有效地凸显了蜀道之雄伟高耸，以及其不可跨越之凛然气势。
诗人将强烈的情感贯穿全文，一开篇，就发出“噫吁剑∥：醺咴眨∈竦乐难，难于上青天”的强烈感叹，直抒胸臆，表达他对蜀道高峻艰险所感到的惊愕、慨叹。在诗的中间和结尾，他又两次重复了这一咏叹，将自己的强烈感情注入全诗，给人以一唱三叹、回环往复的感觉，诗人胸中起伏多变的情感倾泻而出，读来令人心潮澎湃，精神振奋，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友人的关切之情、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心溢于言表。
3.译文比较分析
本文选取孙大雨和许渊冲的译文，从二人不同的翻译理论和翻译策略两个方面，对两篇译文进行分析比对。
3.1翻译理论
3.1.1孙大雨
孙大雨是中国著名“新月派”诗人和文学翻译家。他提出，构成一首诗的成分大体上可以归结为四种：情致、意境、风格和音组。孙大雨认为，诗中的情致必须强烈，这样读者在欣赏的同时才能感受到其中的韵味。同时，他提倡“意境具体而平实，恰好被简易的风格表现出来”“诗人的好些杰作都以意境质朴为贵”。他对于诗歌的翻译始终坚持以完美形式力图完美地再现原诗内容和意境，把神韵和形式结合起来，只有兼顾形神的翻译才能达到翻译的理想境界，这也是孙大雨诗歌翻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4年孙大雨在《诗歌底格律》一文中系统阐释了自己的音组理论，他认为，“新诗要讲究格律，正是为了更好的演绎内容，更好地表达情致和意境”。因此，诗歌中有规律的节奏都需要格律。但是，这一理论主要应用在他的长诗、莎士比亚戏剧及英诗汉译上，在《蜀道难》的译文中并未有明显的运用及体现。
此外，在诗歌翻译过程中，尤其在中国诗歌英译过程中，应注意：（1）适当的背景介绍、脚注及评论更有利于外国读者了解中国古诗;（2）翻译的诗歌应当做到民族化、大众化，这样才能为外国读者所接受;（3）重视保持原诗的形式美，选词古典文雅。
3.1.2许渊冲
我国著名翻译大家许渊冲通过大量的文学翻译实践，以及中外文学乃至译论的比较，提出一套系统完整的翻译理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目的论，各论下又由若干分论组成。在许渊冲的《蜀道难》译文中，主要体现了本体论中的三美论、本体论中矛盾论下的低层次/高层次论、方法论中的再创论（其具体体现，将在下一节翻译策略中详细阐述）。
三美论：三美指意美、音美、形美。意美指译诗要像原诗一样能感动读者;音美指要像原诗一样音韵和谐;形美则指要尽可能保持原诗的形式。
低层次/高层次论：低层次包括直译、形似等，高层次包括意译、神似等。当二者发生矛盾时，应采用再创作的方法，舍形似而取神似。
再创论：再创指语言上的再创，而非内容上的再创。文学翻译家只有有独到的表现力，才能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使世界文学进入中国。
总的来看，孙大雨上述翻译理论与许渊冲的三个理论在某种程度上相吻合，只不过孙大雨更侧重译文的神形兼备，许渊冲则考虑二者的矛盾及处理方法。可以说，二人的译论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许渊冲的翻译理论更加系统化、理论化。
3.2翻译策略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孙大雨和许渊冲提出的翻译理论在此译文中的体现是大同小异的，那么在此理论指导下的翻译策略又是如何在译文中体现的呢？本文从选词和韵律两方面，对二人《蜀道难》译文的翻译策略、方法进行分析比较。
3.2.1选词
孙大雨在翻译一些具有中国文化意象的词汇时，力图保留其中的文化元素，以完美地再现原诗内容和意境。他采用多种翻译策略，对李白的《蜀道难》进行翻译。比如说，“噫吁健薄笆瘛薄岸朊肌闭馊个词，就采取音译的方法分别译成“Yi-Xu-xi”“Shu”“E-mei”。而“青天”“枯松”“天梯石栈”“高标”“回川”这些意象词，则采取字面翻译也就是直译的方法译为“blue/azure sky”“withered pines”“heavenward steps and rock-hewn flights of stairs”“the highest clift”“whirling stream”。他采用意译的策略将“鸟道”“岩峦”“凋朱颜”“锦城”这些唐诗中的文化元素分别译成“a bird’s flight”“peaks and pinnacles”“hasten to become old”“the city of officials robed in gold-threaded brocade”。对于“秦塞”这个词，他采用音译加意译的方法译为“Qin terrain”。此外，译者还通过加注的手段处理一些有典故的人和物。“蚕丛及鱼凫”“太白，青泥，剑阁”和“壮士，黄鹄”，译者就分别采用音译加注、意译加注和直译加注手法翻译。他的这篇译文附有详尽的注释，这些注释里包含着他的研究成果和创见，同时为读者尤其是外国读者了解中国文化铺平了道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孙大雨作为翻译家严肃与认真的态度。
许渊冲对这类意象词以意译为主，淡化为辅，比如，“太白”“峨眉”“黄鹄”“青泥”“锦城”，他分别译成Great White Mountain， Mountain Eyebrows， Golden Crane， Green Mud Ridge， Town of Silk，而将“蚕丛及鱼凫”淡化为two pioneers，同时音译补充，把“蜀”译为Shu。此外，在翻译的过程中，许注意炼字炼词，争取做到意美音美兼备。比如说，across vs.at a loss，faces vs.paces，west vs.crest，许主要采取五种方法斟酌字句，首先是典雅词语的使用，譬如afar，这与孙的选词策略相似――connecteth，alas，hither;其次是呼吁的使用，孙与许二人表达诗人情感时都采取了呼语，比如alas等;再次是填词救韵和使用尾语，前者指原文中无此字义，但是出于音韵和谐的考虑，填补若干词汇，例如faces，nearby，deep，under等，后者指添加必要的尾语表达诗人情感，以此产生意境美，比如I know;最后是词语反复，例如“I’d turn and westward look with long，long sigh.”中long的重复，一唱二叹，音韵和谐悦耳，意味深长，如实刻画了诗人李白对友人的深深关切、对国家前途命运忧心忡忡之情。
3.2.2韵律
孙大雨在翻译此乐府诗时增加了一个副标题――品达凯歌（A Pindaric Ode），该诗体得名于古希腊抒情诗人品达，他写过各种题材的诗，尤以合唱颂歌著称。他的诗以整个希腊民族为歌颂的主体，被誉为“国民诗人”。品达的凯歌有着固定的格律，主要有几种传统方式：阿波罗四音节体、扬抑抑兼扬抑扬扬格和混含扬抑抑格和扬抑格。我们通过下面的选文分析孙大雨如何继承品达凯歌格律特点，比如说开篇：
Yi-/Xu-/xi！
How danger/ously high/and steep， the/way to Shu
Is more di/fficult than/ascending/ the blue sky！
Can-cong and Yu-fu， /it is mys/teriously/unknown how
They began/to found their/remotely/ancient state.
Since then for/forty-eighty/millenia
It had been/separa/ted from the/Qin terrain.
孙原诗英译后诗内每句由四个音步组成，每个音步内含有三个音节，每组音步读音为重-轻-轻，所以该诗的韵律结构为四音步扬抑抑格。我们不难发现，孙译诗的韵律结构与品达的凯歌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又不拘泥于框架，在继承、吸取古希腊经典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提出自己的“音组”理论并勇于实践，这一点是值得敬佩的。
许渊冲在音韵层面的译诗技法，主要有三：首先是巧用头韵，比如说，Oho！Behold！How steep！How high！The crest crumbled，five serpent-killing heroes slain. When will you come back from this journey to the west？句中斜体部分均是使用头韵的词汇。这样的翻译不但节奏感、音乐感强、简洁生动地刻画出祖国的大好河山，而且使诗人情感得以很好的宣泄。同时激起读者的好奇心，诵读之后余味无穷，难以忘怀。其次是善用尾韵。尾韵的使用在许译中随处可见：
The road to Shu is harder than to climb the sky，
On hearing this， your cheeks would lose their rosy dye.
Between the sky and peaks there is not a foot’s space，
And ancient pines hang，head down， from the cliff’s surface.
And cataracts and torrents dash on boulders under，
Roaring like thousands of echoes of thunder.
作为格律体诗的代表人物，许渊冲追求译诗的音美、意美和形美。为了实现音美，除了头韵的使用外，尾韵也是必不可少的。通过使用尾韵，增强节奏感和感染力，蜀道的高耸险峻，雄奇巍峨的风光栩栩如生浮现在读者眼前。而且增加尾韵使译文朗朗上口，易于读者接受。
最后是破格结构。诗歌在词汇与句式的衔接与安排上不像散文小说那样讲究语法和表述的连贯性、逻辑性，而是在跳跃、语序调整等方面展示诗歌的内在逻辑，这就使得诗歌语言内容灵活多变、不拘一格。许正是利用诗歌这一特点翻译此诗。比如：
So dangerously these places are，
Alas！Why should you come here from afar？
Man-eating tigers at day-break
And at dusk blood-sucking long snake.
为了押韵，许将上文中斜体部分语序调整，虽然打破语法规则，但是并不影响表达和读者的理解，而且调整后的语序音韵和谐，带来一种韵律美。
脑下缮侠纯矗孙大雨以“音组”来翻译《蜀道难》，体现出他对格律形式的自觉追求。通过音组对应英诗中的音步，不但让外国读者更好地接受中国文化，而且使得译文整齐富有节奏感。许渊冲更加侧重追求音美，强调译文的音韵和谐和悦耳，以此增强节奏感与感染力。区别在于孙译形式较为自由，并未像许译那样注重头韵和尾韵的应用。
4.结语
本文从翻译理论和翻译策略两个方面对孙大雨和许渊冲《蜀道难》的两个译本进行比较。两篇译文最大的差异莫过于韵律的处理，孙大雨不但吸收了古希腊品达凯歌的精华和传统诗歌的神韵，而且发扬了白话新诗的作风，运用音组的理论重新翻译了唐诗。许渊冲翻译时践行“三美”，保留唐诗的音韵，采用头韵和尾韵，增强诗歌节奏感和艺术感染力。两篇译文可谓各有千秋，不难看出二人极高的中英文造诣，更不难看出两位翻译大家在实践过程中付出的极大努力。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在唐诗英译的过程中的策略方法不止一种，对于选词可采取直译、音译、意译的方法，适当辅以注解是可以的，但是过于繁琐会使读者疑惑甚至失去阅读兴趣。对于韵律的选择应视情况而定，如果一味追求韵律和谐，有时反而会破坏诗歌内容和意境的完整。总之，我们在唐诗英译的过程中应慎重考虑这两个方面。
参考文献：
[1]娄林.城邦与诗人――品达第八首皮托凯歌解读：[博士学位论文].广东：中山大学，2010.
[2]孙大雨.古诗文英译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11）：160-165，529-530.
[3]王宏印.文学翻译批评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71-81.
摘 要：多年来一直入选高中语文课本的《谏太宗十思疏》中第三段第二句“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课文下的注释将之译为“想到（自己的君位）高而险，就要不忘记谦虚，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将“危”解释为险，危险。对这种理解，是值得商榷的。
关键词：危险；方法；单位
首先，从“危”字的本身来说，它确有“危险”的义项，但文言文中的危，表达“危险”的意思时，往往是含有不稳定或危急的意思，多作形容词（《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如“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论语·季氏将伐颛臾》），即为“危急生死存亡时刻”之意；再如课文“且燕赵处秦革灭殆尽之际，可谓智力孤危”（苏询《六国论》），译为“危急”；还有成语“危如累卵”“居安思危”，也是“危急”的意思。“危”从构字法来说，属于会意字，小篆字形上面是人，中间是山崖，下面腿骨节形。人站在山崖上，表示很高。《说文解字》：在高而惧也。如决危而美名者。——《鬼谷子》注：“山高也。”“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
除此，两个义项以外，危还表示：危害。课文中“念高危”中的“危”很显然只能从“危险”“高”两个义项中进行选择。根据我前文的分析，我以为这里采用“危”的本义“在高而惧也”更好，“危”是对前文“高”的强调和补充，正如李白《蜀道难》中“危乎高哉”一样，这样更能体现作者原来的意思。
其次，句子是组成文章的基本单位，理解一句话是不能脱离文本去构筑空中楼阁的。我们对句子的翻译一定要放到整句、整段，甚至整篇中去考虑，尤其是句间的逻辑关系更不能忽视。想到高危，就要不忘谦虚，要加强自身的修养。从逻辑上来看，前后分句间是条件关系。如果说“危险”，就要“谦冲而自牧”，也就是社会不稳定或危急的情况下，君主应该谦虚加强修养。而如果按“高而惧”义理解，即臣子劝谏作为至高无上的没有任何顾忌和约束的一国之君，要时时加强自我约束、自我完善，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我们只有选择“高而惧”这个义项才符合逻辑，才能真正体现文本的真实意图。
第三，古人是非常讲究对称法则的，这一点仅凭北京城的布局我们就可以深深体会到。这种思想也自然地反映到语言上来。古人的写作也是非常讲究对称的，例如句式的整齐，用互文表意等。文言文的翻译我们经常可以利用这个特点，推导出个别字词甚至句子的含义。在此处，后文接着说“惧满盈，则思江海下百川。”盈，满器也。（《说文》）。“盈”是对前面的“满”的强调，是不用拆开解释的。后面的“乐盘游”“忧懈怠”“虑壅蔽”均是当整体理解。如此，从对称的行文习惯上来分析，前面的“高而危”也是不应拆开的，而应该作为整体，翻译为“处在高高的皇位上”，更为妥当。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字的本身还是句子间的逻辑关系和文言文的行文习惯上看，此“危”当不“险”矣。由此，对于文言文的翻译我们要讲究字不离义，词不离句，句不能离段，尤其是在对那些形似而神非的义项的选择上，更值得我们多加注意，谨慎考虑选择，否则就容易望文生义，导致翻译不准确。
（作者单位 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外国语学校）
关键词：唐诗 宇文所安 李白 诗歌研究 中西文化
引言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极具代表性的诗人，李白的作品以及他的人格魅力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热点，但同时作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早在十八世纪末，法国阿米奥就将李白介绍到西方。此后，经由埃兹拉・庞德、亚瑟・威利、维特・宾纳、斯蒂芬・欧文的努力，李白的作品以及他的形象逐渐进入到了西方的视野。这个过程被吕福克总结为“起初是艰难的开始，尔后是盲目的崇拜，或是一丝不苟的逐字翻译，以至于现今兼讲内容正确、形式优美的翻译尝试。”[1]李白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其作品凝聚了中国古代诗人的一种不羁的精神。在李白形象、作品向西方传递的过程中，李白也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一、宇文所安对李白诗词的解读
斯蒂芬・欧文，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中文名宇文所安。1946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1972年获得美国耶鲁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学的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1982年进入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担任教授，教授中国文学。两年后担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中国文学教授和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他擅长的领域在于近代文学，以及比较诗学。他的许多作品集中关注三世纪到十三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中段。同时，他的专著《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都反映出他对唐诗的热爱和专注。宇文所安和保罗・克罗尔作为顾问编委，联手另外五位编辑一起共同编撰了中国人文藏书系列。此系列中国人文藏书计划将出版二十卷。欧文已经译完杜甫诗歌全集，将于2015年初，作为中国人文藏书系列的开篇第一本呈现在读者面前。
作为美国第三代汉学家，宇文所安不同于很多的中国学者，他采用的是截然不同的研治中国诗歌的方法。“中国学者可能起初是先听课，读一些别人的文章，然后再读诗;我则是先读诗，然后再读别人的文章。”[2]宇文所安注重细读，始于英国的“细读法”，这种分析性的细读，有助于克服由于过于熟悉所带来的思维定势或者障碍，避免过于受先验印象的影响。宇文所安对欧洲文学甚至中亚文学涉猎甚多，在他广泛的世界文化的阅读基础上，他对诗歌建立了一种客观而理智的评判，他摈弃宋代以来形成的所谓文学正统观。不应单纯以选本或前人的评价来证明某些诗歌的价值，某些诗歌没有价值。宇文所安将阅读本身视为一种愉悦，同时他也将此作为对中国和西方古代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唯一方法。
在涉及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方面时，宇文所安认为远比西方古代文学理论复杂。他眼中的中国文学批评强调多样性和个别性，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不同的问题。它不像西方那样，形成完整的传统意义上的概念系统。宇文所安特别关注唐代以来逐渐兴盛的诗法、文法类的通俗理论，他认为“这些启蒙性的东西已经深深沉淀在各个层面的文化之中。”宇文所安对李白的解读建立在一个比较客观和全面的背景下，他并没有将后世盛赞的李白和杜甫等同于盛唐，而是采取一种较为谨慎的做法：将天才安置在其基本背景下。在宇文所安的《盛唐诗》中，就独辟了第八章《李白：天才的新观念》来解读李白的诗歌作品和个性特征。
西方曾经有学者表示，写李白的难度超过写任何其他中国诗人，因为他具有最多面的特点，将李白与法国象征派诗人保尔・魏尔伦相比。宇文所安在理解李白的过程中，认为其“全力描绘和突出自己的个性，向读者展示自己在作为诗人和作为个体两方面的独一无二”。[3]宇文所安曾经抱持一种观点，“历史研究必须用历史叙述的方法。”但在写作《初唐诗》《盛唐诗》过程中，历史方法的局限性暴露了出来。于是他采用了一种更为灵活的方式来完成《传统中国诗和诗学》，这本书中，不再像一般的论著，存在一个连贯且权威的主导的声音，而是引入了一个对话模式中的叙述者，通过建立一个对话系统，展开一个基于历史而又跨越历史的批评空间，将中国文学史上一些现象，跨时空地放在一起讨论。如在《李白：天才的新观念》中，宇文所安就李白和王维的形象进行了比较，这两者是同时代最著名的诗人。但宇文所安认为李白创作生涯的开端就大不同于其他诗人。在他看来，李白接受的诗歌教育和王维的大相径庭，这导致他的诗歌呈现出不同于当时其他诗人的特点。
宇文所安以李白的《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为例，展示了李白在开篇中没有使用一般的场景，而使用了破坏全诗平衡的“犬吠”，这与当时任何经过京城训练的诗人的手法大相径庭，宇文所安认为李白大胆跨越传统文学经验，他这种刻意获得的“奇”效，也为他赢得了读者，这也进一步成为了他的诗歌标志。“在753年，殷[评价李白的《蜀道难》为‘奇之又奇’”。[4]同时，李白不同于京城诗人，他是个真正的“外来者”，宇文所安在对李白背景的描述中使用了非常谨慎的措辞，他认为李白的家庭背景含糊不清，真实的情况“可能在现实中黯淡无光”，李白在京城孤立无援。正因为如此，宇文所安对李白的理解有了一层更为深刻而现实的解读。[5]通常批评家和传记家持有一种观点，即李白倾心于创作超现实的作品，他对神仙体裁的诗歌创作颇多，并在其诗词作品中显示出对这一现象的深刻理解，这于大多数诗人而言是罕见的。但宇文所安敏锐地认识到，当时社会背景中对于这一题材的扶持，使它成为“宫廷宠臣的迷人捷径”，而这也成为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李白所选择的道路，因此，超现实的体裁都被李白作为驰骋想象力的对象，运用于诗词创作之中。宇文所安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阅读量极大，在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研读之后，对回忆往事的心理状态和写作手法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于是他又完成了《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论述“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人们面对过去的东西，所产生的一种特定的创作心理和欣赏心理。”[6]
二、宇文所安对李白诗词解读中有待完善之处
宇文所安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以及作家个性化的解读，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更为宽广的思路和视角。但不可否认，在西方视角下的美国汉学家，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时，也更易于产生一种基于西方人文观念而产生的异读。宇文所安在解读王守仁的《旅文》时，认为王守仁同死者说话是“为了发泄他的怒气，同时也是为了赎清他的罪责，他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他借此自夸，要死者对他感恩戴德，然而，就是这种隐而不宣的自我夸耀，削弱了他的诉讼的力量。”
宇文所安在对李白的解读中，曾经留意到“在开元时期，率真狂诞的天才正在成为流行角色”。宇文所安并没有认为这两种类型的结合与蜀地有必然的内在关联，不过他表示“蜀人经常以某种变化与这些价值标准联系在一起。”进而他推测“蜀地可能事实上曾经是一个比中原较不稳定的地区，故暴力行为或暴力的夸言及变幻莫测行为在那里是受到推崇的”。再者，在宇文所安对李白和王维的比较中，以《盛唐诗》为例，他视王维为都城诗人的代表，将李白作为都城诗坛格格不入的外来者。[7]这种定位确实有一定道理，但宇文在论述李白与王维的差异时，单从两人的作品中归纳出两人不同的特点，未免稍显草率。宇文所安认为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的首联“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里，由于“犬吠”太过破坏全诗的平衡，由此他得出两位作者之间的不同差异，然而类似的现象在王维的作品中也不难发现：《赠刘蓝田》首联“篱间犬迎吠，出屋候荆扉。”由此可见，单从少量作品出发分析得出的结论也许不够严密。不过这些微瑕不能掩盖宇文所安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对唐诗文化传播所作出的创造性的贡献。
结语
作为西方唐诗研究中首屈一指的美国汉学家代表的宇文所安，在对李白的解读过程中，不仅言论新颖，且在研究视角、理论框架乃至具体结论等方面均使人耳目一新。他使用了与传统诗歌诠释不同的方法，不仅仅以知人论世的角度入手，还从句读、音韵、修饰分析并最终完成体验和思辨的结合。他常常因为一片现象激发灵感，捕捉一瞬间的独到感触，以文字为媒介，传递情感，抓住与读者的共鸣。他凭借自己的历史文化修养，深化了这一情感，将读者带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开拓了读者的精神视野。更为不易的是，宇文所安跨越了不同语言的障碍，将李白的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独立的客观事物来欣赏，而非作为社会或者历史的附庸物来分析。这种既不按照中国历来文学家所限定的框架，也不一定遵循现代文学批评家惯用的手法，却反而向中国学者和读者展示了一片新的天地，赋予了李白研究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吕福克.西方人眼中的李白：中国李白研究.1998――1999年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2.
[2]郭娟.目的论视角下庞德《华夏集》语言意象评析[J].语文建设，2015（14）.
[3]宇文所安.盛唐诗[M].北京：三联书店，1998.
[4]唐旭.李白《蜀道难》的艺术表现特点探析[J].语文建设，2013（17）.
[5]宇文所安.追忆[M].北京：三联书店，2001.
[6]曹丽芳.李白《蜀道难》的创作时间问题――从一则注释谈起[J].语文建设，2011（9）.
关键词：新课程背景；高中语文；教学效率
一、合理设置教学目标，有的放矢
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不设置目标，直接一上课就把知识全部灌输给学生，学生们一直在忙着记笔记，一节课下来效率很低，学生想要把所有的知识一股脑儿全记住，可是到头来收获甚微，教师也试图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部信息告诉学生，一节课下来精疲力竭却没有收获，这都是因为没有设置一个合理的目标。因此，教师在教学之前要设置一个教学的目标，我这节课想要学生学到什么内容，我应该如何来进行教学，教学中会出现什么情况，教师把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想好了，设置好教学的目标，在课堂上有的放矢，教学的效率自然也能提升一个层次。
二、创设教学情境，把学生引入到教学的状态中去
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不注重过渡的过程，一上课就拿出教案来讲课，学生们有的还沉浸在课间休息的状态中，有的还沉浸在上一节课的内容中，等回过神的时候教师已经讲了很多了，没有前面知识做的铺垫，后面的知识也就很难理解了，这种情况导致教学的效率一直提升不上去。那么如何来改善这种情况呢？教师可以利用学生感兴趣的话题来创建教学的情境，把学生吸引到课堂上来，学生对问题都比较敏感，教师可以利用提问的形式来创建教学的情境，例如，在进行李白的《蜀道难》教学时，教师可以这样来创设问题的情境：“大家都爬过山吗？谁能说说自己走过的最不好走的路是什么样的，你们知道蜀道有多难走吗？可以跟你们走过的路对比一下。”教师利用一系列的问题勾起学生的兴趣，这样学生更有欲望去了解课文的内容，教学的效率自然也能提升一个层次。另外，教师也可以利用学生都比较感兴趣的多媒体技术来创设教学的情境，教师提前从网上搜集一些与教学内容有关的视频或者图片，在课堂上播放给学生来吸引学生的兴趣，既能把学生带入到教学的情境中，又能提升教学的效率，例如，在进行《林黛玉进贾府》这一节内容的教学时，教师可以下载一个林黛玉进贾府时的小片段让学生进行观看，让学生通过视频来感受人物的特点会更生动形象，教学也会变得更容易一些，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可以利用多媒体来创建教学情境。
三、合作学习，共同进步
无论是在传统的教学中还是新课程背景下的语文教学，小组合作学习模式都在课堂上得到了很好的应用，新课程标准提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利用小组合作学习的模式来辅助教学。但是小组合作学习的模式也需要遵循以下原则：首先，教师要合理选择问题，对于过于简单的问题教师尽量不要让学生进行合作探究，这是在浪费课堂的时间，对于难度过大的问题教师要先对学生进行一定的指导，再让他们进行合作探究；其次，分组要合理，每一个小组内既要有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也要有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互相帮助，教师在这个原则上再让学生进行合作学习，课堂的效率自然也能提升上去。举例而言，在进行文言文的教学时，有的文言文晦涩难懂，学生单独学习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教师就可以让学生进行合作学习，每个人负责一个段落的翻译，并找出其中容易翻译错的词语，其他的学生负责纠错和补充，这样一来文言文也就变得容易了很多，教学的效率也得到了提升，更主要的是活跃了课堂的气氛，使教学变得更加简单有趣。
四、高效开展复习工作
复习也是教学中的重要环节，在传统的高中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并不重视复习的工作，他们采取的模式都是把讲过的知识再过一遍或者是不讲课让学生进行自主复习，这种复习的形式效率很低。教师在开展复习工作的时候可以引导学生去进行归纳总结，学生把所学到的知识归纳到一个系统里，在以后的学习中再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解决起来就会更容易一些。就拿文言文中的“之”来进行举例，它在有的时候翻译为“这”，有的时候翻译为“这样”，有的时候作为代词，如果教师能够引导学生在复习的时候进行总结，把这个字的所有用法和意思总结成一个框架的话，那么学生在之后的学习中如果再遇到这个词就会去搜寻自己的框架看看哪个翻译更适合，学习的效率自然也就能够高很多。因此教师一定要注重学生的复习工作，引导学生对知识进行归纳、总结。
新课程标准实施之后，如何打造一个高效的教学课堂成为各位高中语文教师的追求，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至于哪一种更适合就需要教师在实践过程中慢慢去研究、去探索了，以上只是个人的一点总结，相信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独特的管理方法，也相信我们的高中语文教学会越来越高效。
参考文献：
古今字是指古时只有某一个字，后来为了把这个古字所表示的几个概念用不同的字形来区别，造出了另一个或几个今字（多数以原来的字为声旁），让原来的字专门表示另一个或几个概念。如“要”，本义是腰部的意思，后来因为“要”还有其他意义，就在它左边加一个“月”，用原来的“要”作声旁，形成了“腰”字，“要”和“腰”就是古今字。其他如“莫”和“暮”、“暴”和“曝”等，在课文注释中表示为“甲”同“乙”。通假字在形体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仅是声音上相同或相似，是信手找来的一个同音字，它其实就是古人写的错字，如“右手攀右趾”（《核舟记》）中把“扳”写成“攀”，并不是因为当时没有“扳”字，这可以从“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伤仲永》）中看出。在课文注释中表示为“甲”通“乙”。中学阶段“同”“通”没有统一的规范，统一看成“通假字”。
词类活用
在古代汉语中，某些词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可以灵活运用，临时改变它的基本功能，在句中充当其他词类。词的这种临时的灵活运用，就叫词类活用。它一般是文言实词，其中名词、动词、形容词的活用较普遍，数词的活用较少。
文言句式
判断句
判断句是用来判定主语所指的人或事物是什么的句子。在现代汉语中，判断句通常在主语的后面用判断动词“是”表示，“是”与它后面的名词（名词性词组）、代词组合成谓语，说明主语是什么。而在古代汉语中，判断句一般用名词（名词性词组）作谓语来表判断，一般不用“是”，而用“者、也”为标志，或用某些副词来帮助判断。大约一直到汉代才开始用“是”表判断，而先秦的“是”基本上都翻译成“这”。
判断句可分为四大类：
一、 与“者”“也”有关的
1.用“……者，……也”的形式，“者”表语气停顿，“也”表判断语气，可不译：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世家》）
注意：有的句子也是“……者，……也”的形式，但不是判断句，而是用来解释原因的，主语是结果，谓语是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因此，译成“之所以……，是因为……”，因为“者”除了表语气停顿以外，还有提示原因的作用。
臣所以去亲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义也。（《廉颇蔺相如列传》）
2.用“……，……也”的形式，主语后不用“者”，只在谓语后用“也”表判断语气：
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邹忌讽齐王纳谏》）
3.用“……者，……”的形式，主语后用“者”，谓语后不用“也”：
博鸡者袁人，素无赖。（《书博鸡者事》）
4.用“……者也”的形式：
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鸿门宴》）
二、 “者”“也”都不用，无任何标志，就是两个名词
七略四库，天子之书。（《黄生借书说》）
三、 用动词表判断的
1.用动词“为”表判断：
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核舟记》）
2.用动词“是”表判断，比较少见：
问今是何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桃花源记》）
四、 用副词表判断的
1.用副词“皆”“乃”“则”表判断：
环滁皆山也。（《醉翁亭记》）
当立者乃公子扶苏。（《陈涉世家》）
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岳阳楼记》）
2.用其他副词表判断的：
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出师表》）
臣本布衣。（《出师表》）
梁父即楚将项燕。（《陈涉世家》）
斯固百世之遇也。（《五人墓碑记》）
且相如素。（《廉颇蔺相如列传》）
3.用否定副词表否定判断的，又叫“否定句”：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六国论》）
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 （《蜀道难》）
被动句
所谓被动，就是指主语与谓语之间的关系是被动关系，也就是说，主语是谓语动词所表示的行为的被动者、受动者，而不是主动者、实施者。在现代汉语中，表被动的意义主要是用介词“被”来表示，而在古汉语中，被动句则不完全是这样，它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有标志的被动句，二是无标志的被动句。
一、有标志的被动句，即借助一些被动词来表示。它大体有以下八种形式：
1.用“见……于……”的形式，表被动，“见”和“于”都译成“被”。
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廉颇蔺相如列传》）
2.在动词前用“见”表被动，“见”译成“被”。
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见欺。（《廉颇蔺相如列传》）
3.在动词后用介词“于”表被动，“于”起介绍引进动作行为的主动者的作用。
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五人墓碑记》）
4.用“受……于……”的形式表被动，“受”和“于”都翻译成“被”。
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赤壁之战》）
5.用“为……所……”的固定结构表被动，介词“为”引进动作、行为的主动者，“所”放在动词前表被动，两者合起来翻译成“被”。
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六国论》）
6.用“为所”的固定结构表被动，它其实是“为……所……”的省略形式，是“为”的宾语省略了，这种例句比较少见。
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鸿门宴》）
7.在动词前用“为”表被动，“为”放在动词前引出动作行为的主动者。
吾属今为之虏矣！（《鸿门宴》）
8.在动词前用“被”表被动，这与现代汉语的被动句一样。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五人墓碑记》）
二、无标志的被动句，没有被动词等任何标志，只能根据上下文的意思补出，它又叫意念被动句，它主要指动词的动作不是发自主语的这类句子。
【关键词】诗歌 有效 诵读 联想 想象
对诗歌教学，新课标提出，要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艺术趣味和欣赏个性”，要注重“积累、整合、感受、鉴赏、思考、领悟、应用、拓展、发现、创新”。现实中有些老师的诗歌教学却大讲诗词背景，作者生平，以解释加翻译为主线，转述教科书或某名家的赏析。一节课下来，学生记了不少，拿到新的诗歌却仍然不知如何鉴赏。这是典型的低效教学行为。如何在诗歌教学中有效提升学生的审美鉴赏能力，激发学生对祖国优秀文学传统的认同，让更多的学生爱学、乐学诗歌，接受美的熏陶。在高中的诗歌教学实践中，我做过一些思考和探索。
一、从思想情感层面探索诗歌教学的有效性
诗歌教学的“有效”，主要是教师通过符合学生实际的先进教学法，让学生掌握诗歌的特点，训练学生的思维和感受能力，让学生有切实的收获与发展。实施有效教学，最关键的因素是教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欲让学生爱学乐学善学诗歌，首先需要教师能对诗歌有无限的热爱，唯有如此，教师在课堂上，才能对学生产生一种无形的感染力量。如我自己喜欢读诗，时常在诗旁写些感受，偶然被学生看到，他们也学着读诗后写些旁批。其次需要教师对课文的诗歌能有自己的阅读理解和感悟，而不应只会转述教参或某名家的分析。其三是需要把学生的领悟放在首位。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师对诗歌有了深刻的感悟后，不应把课堂看成是自我表演的舞台，强迫学生扮演粉丝，而要认真去研究教材，研究学生，找到达成教学目标的最佳方法，实现诗歌教学效益的最大化。
二、从课堂组织的层面探索诗歌有效教学的途径
1.探究诵读感情，促使学生体悟诗歌情感与朗读声音交融的艺术。
诗歌是讲究声韵美的文体，是抒发感情的艺术载体。诗歌课堂的有效教学，关键是要学生领悟情感，领悟汉语的声韵美。而现实中有的老师上诗歌课，不引导学生通过语言体会诗句的情感和声韵美，而是多用讲解加分析，直接告诉学生诗句的感情，分析什么叫韵脚，诗歌如何押韵，实际上这一教法收效甚微。
为把情感领悟与声音美感的体会结合在一起，我在教学上，会特别安排诗歌朗读讨论课，要求学生以讨论小组为单位来探究。这一做法促使学生要不断去斟酌朗读声音的分寸，时刻思考是否准确传递出了诗句的情感，学生有了初步的感悟，先在小组中表达出来，让其他组员来点评，促使其进一步去反思与提高，完成探寻知识的过程。如我上古诗《蜀道难》一课，开头两句“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到底蕴藏了怎样的情感，该用怎样的语气来朗读？我提出问题后，各个小组积极响应，边讨论，边揣摩朗读。刚开始，有的同学读得拘谨平淡，马上被小组同学否定掉了，又有的读得夸张响亮，又被小组员批评为做作。经过不断的讨论和练习，有一个小组的代表用了深感惊讶与无限感叹的语调朗读了一遍，其深情的投入和传神的诵读，让全班同学深受感染，好像忽然发现了遗失的珍宝，对诗歌感情与声音的交融有了更深切的领会。
2.激发联想想象潜能，促使学生调动生活积累，生动深刻地感悟诗句内涵。
没有联想想象就没有诗歌鉴赏，不注重培养学生联想想象能力的诗歌教学是低效甚至无效的教学。为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我认为，教师首先应相信学生有丰富的生活积累，有无限的联想想象潜能。其次要注意引导学生充分把握诗歌词句间隐含的信息，激发学生将诗句转化为生动的画面，领悟其蕴含的感情和作者的用意。如我教《春江花月夜》，诗歌开头两句“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我让学生通过联想想象分析其隐含的信息。一个小组讨论后说：“春雨绵绵，春江水涨，所以会‘连海平’，这句写出了春雨的多。”另一个小组马上反对说：“诗句明明写‘潮水’‘共潮生’，这是大海涨潮，潮水倒涌入江面，所以才江与水平的。”听到这样的回答后，我顺势组织学生评判分析，学生联系生活积累，都认为两种情况都是诗句隐含的信息，诗歌这样写，是为下面写春天、江水、大海、明月等内容定基调的。
鼓励学生大胆联想和想象是有效的教学行为，但也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讨论中有的学生不顾上下文，抓住一点胡乱编扯。这类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学生思维的活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失去的联想想象的核心，这是课堂气氛活跃的假象，是无效教学行为。应对这类情况，一要保护学生的积极性，二要让全体同学明白这种想象属鉴赏中的跑题，要引以为戒。
3.以课文诗歌为凭借，设计有梯度的问题，引导学生开展有效的讨论。
课文的诗歌是培养学生掌握能力的凭借，要突出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不应只局限在理解课文本身，应设计有梯度的问题，引导学生步步深入去探讨和发现，以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诗歌文本的阅读能力。如我在《死水》、《再别康桥》的教学活动中，确定的教学目标是“理解诗歌的意境”。在形象解释了什么是“象、意象、意境”后，为让学生从更广的视角领悟诗歌，首先，我提供了常见的意境类型及与之联系密切的意象，让学生积累知识。再以课文的诗句为例子让学生讨论其意境特点。有了这一层初步认识后，抛出一组问题让学生去比较归纳：《再别康桥》写到风吹垂柳的意境是清爽、袅娜，《死水》“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也写到清风，意境是死寂、污浊，为什么同一意象却有不同意境？意境与那些因素联系密切？学生深入思考讨论后，做出了“意境与作者情感密切相关，意象不能机械与意境等同”的深刻回答。这一回答是建立在之前让学生掌握了意象、意境的基础上的。如果前半节课不考虑学生的认知规律，不设计有梯度的问题，一上课就提出有难度的问题来讨论，这样的课堂，名义是培养学生的自主发现能力，实际是让学生无所适从。
【关键词】诵读；高中语文；文言文教学；运用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古文是我国文化历史的瑰宝，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是高中语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其年代久远，个别字词、句子较难理解，且表达方式与现代文差异较大，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普遍觉得难度较高，学习积极性不强。高中文言文教学中最大的重点和难点就是语言，语言是文言文入门的正确途径。学习文言文，要先通过诵读，初步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这对学生整体掌握全文知识是很重要的。
一、高中文言文教学中诵读的必要性
（一）诵读有助于培养学生语感
文言文不同于现代文，其中存在很多一字多义、字词倒置的现象，诵读能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语感，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因为诵读是培养和提高学生语感素质的重要途径，而一个人的语文本领，主要就是体现在语感上，所以学生要加强对诵读的训练，通过反复诵读课文的语言文字，体会到作者的言外之意，受到直接的感染。如屈原的《离骚》节选，学生通过反复多遍的诵读，才能体会到屈原的那种深沉的爱国情操。
（二）诵读有助于陶冶学生的思想情操
文言文的诵读，比单纯逐字逐句的讲解，由浅入深的分析更能使学生感受深刻。在文言文教学中，教师要乐此不疲地通过诵读让学生在文言文中感受到课文的语言形式，通过反复的诵读，使学生深刻理解到古人的语气、句读和课文含义。如荀子的《劝学》，要体会到荀子劝导人们以正确的目的、态度和方法去学习知识。
（三）诵读有助于加深学生对文章的理解
确实，学生对文言文字面上的理解及文言文深入层次的理解可以依靠教师的讲述，但是这样的教学方法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学习文言文就会变得索然无味。教师可以采用讲述与诵读相结合的方法讲解文言文，这样教师也讲述了学生需要了解的知识，学生通过诵读也会对课文有一种熟悉感，减轻了学生的畏难情绪。
二、如何利用诵读提高文言文教学效果
随着高中语文的课程改革，许多语文教师在文言文教学领域进行了很多的尝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与现代文相比较而言，文言文教学的进步的节奏仍然很缓慢。原因何在？就是对诵读的忽视。教材中选取的文言文都是经过历史沉淀留下来的传世名作，具有比现代文更强的使用和欣赏价值，因此学习文言文是不用先去逐字逐句的翻译，可以让学生多读几遍，感受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教师的任何讲解，都不能替代学生自己对课文的体验和感受。
（一）提前明确诵读方法
首先，要粗读。比如教学《归去来兮辞・并序》时，教师要提前要求学生能够把课文读通顺，这时的要求可以放低，要求不要有错音、停顿不出错为标准。看似简单的任务，要做很多的细致工作，不读错音，学生们就要积极的预习课文，遇到不会的生字要主动去查字典，把读音写在课本上；不读错停顿，学生们就要清楚这句话讲的是什么，翻译书和课下注译都要充分利用起来，通过这一遍诵读，把字音和句子大意都基本熟识，学生也对课文有了初步的认识。
其次，要精读。在《归去来兮辞・并序》的课堂阅读环节，教师可以分段落让学生诵读，并在诵读时形成感官印象，在脑海中描绘出陶渊明辞官回到家中，子孙在门口相迎的场景，使学生带着画面去诵读，这次的诵读比第一次的诵读让学生理解到作者的思想感情，课文的情调韵味不用教师多说学生自己就可以领会。
最后，是烂读。文言文想要读通、读顺、读透，只靠课堂上诵读的两三遍是不够的，还需要在课下花费时间反复诵读。前人也说过，“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可见把文章认真的多读几遍，文章的大意就可以品味出来。
（二）及时解决诵读难点
为了帮助学生扫除诵读障碍，教师要准确地选择讲解重点和难点。文言文和现代文不同，有些词句只依靠注译和工具书是不能完全理解的，教师要对必要的词汇和语法进行讲解。例如《蜀道难》中“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的互文，《鸿门宴》中“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的省略句等。除此之外，文章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基本信息也要向学生补充说明，以便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大意和语境。
（三）科学指导诵读技巧
第一，学生诵读时要注意句子的停顿。正确的停顿是学生学习文言文的一大难点，教师要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教导学生学会停顿，培养学生的语感。如，可以进行文章加标点练习。
第二，诵读时学生要结合语境推断文章的含义。让学生自己根据语境推断文章的内容，从语境中揣测文章的含义，这个推测的过程就是引领学生培养学生语感的过程。
第三，诵读时学生要注重对语境的把握。成功的诵读可以使学生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能更深层次理解文章的意境。例如王勃的《滕王阁序》，整篇文章骈文运用极其精妙，读起来朗朗上口，通过反复地诵读，学生很容易地就能感受到滕王阁壮美的景色，以及作者在行文时怀才不遇的悲情。
（四）有效拓展诵读范围
除课本上的几篇文言文外，教师还可以重点选择一些经典的文言文让学生阅读。开拓学生视野，提高学生古文的赏析水平，激发学生的诵读兴趣。
三、结语
在高中文言文教学中，诵读作为提高学生语文综合素质的有效手段，应当受到我们的重视。将学生学习文言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坚持诵读教学，使学生感受到文言文的人文美，从而提高语文文言文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王河.浅谈“诵读”在高中文言文教学中的运用[J].语数外学习（语文教育）， 2013（3）.
[2]陈德利.新课标理念下提高高中文言文课堂教学效果方法初探[J].语文学刊，2011（14）.
关键词：教学内容；教学过程；内容取舍
客观地讲，围绕课堂教学这个中心议题，教师与学生都花费了很多的精力。而能够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少走弯路，则应是每一位教师的自觉追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师必须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方面处理好“用”与“舍”的关系。
先谈谈“用”与“舍”的含义。“用”是指相关素材被选用为教学内容，“舍”是指原初选好的素材在实际教学场景中被弃用。这两者本来就是一对哲学概念，移用到教学环节中，也是一组相辅相成的概念。其实，在教学内容的甄别与选定方面，还是大有学问的，也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一、依“点”发散，广泛备选教学素材
在日常备课时，教师们大致都有这样的体验：读着或读完教材文本，总会或多或少地遇到一些拦路的“老虎”――需要深究的知识点，例如比较艰深或富有特色的词语、句子、段落等。遇到这些“拦路虎”，教师们的第一反应是碾压它，以全面掌握为目标，通过网络、图书等资源，大量搜集相关信息，形成强大的备课候选素材。
例如，在执教《蜀道难》之前，教师遇到“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这一句，觉得这里面有几个可以值得拓展的点。一是“所”字结构，二是“或”的多义性，三是“匪”的含义，四是“化为狼与豺”所运用的修辞手法。以第三个知识点为例，教师需要查找古汉语字典，通盘考虑“匪”的多义性，明确此处是被假借为“非”，是表示否定关系的副词。为了使学生更容易接受这个不一般的现实，教师可以预先选用一些学生熟知的内容，例如成语“匪夷所思”“受益匪浅”等。再如曾经学习过的文本《氓》中的“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再以第四个知识点为例，教者需要整体准备古汉语中的表达技巧――修辞。以比喻修辞为重点，将“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转换为明喻、隐喻、借喻三种样式，并引入借代修辞，让学生比较借喻与借代的区别。
对于有些诗歌文本，教师要准备的素材还要更多。因为诗歌是一种语言凝练、意义丰盈的文学样式，仅仅依靠对诗歌语言层面的分析难以解读出其内隐的社会、文化等要义。为此，教师必须预先掌握一些背景知识，从而为课堂教学中内容的延伸、丰富以及诗歌主旨理解的升华奠定基础。以陆游的《咏梅》为例，教师必须预先为学生准备爱国诗人陆游的生平以及其深沉而清晰的价值取向，继而为课堂教学中对“梅”这个特殊意象的赏鉴，以及对全词营造意境的理解有一个便捷的“阶梯”。
二、向“心”聚合，精心挑选适用原料
课堂教学之前，教师必须尽可能多地选用和占有相关素材，以便充分自如地应对课堂教学过程中出现的意外“变故”。因为教学本身就充满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会因学生的差异性而“散”出形态不一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教师自然不可回避，但是如果将其一一加以细致地讲解、深究，那么课堂教学的重心就会发生偏转。为此，课堂教学必须要向“心”而聚。这个“心”就是教学重点、难点，就是能够促进学生立足教材文本，在知、情、意、行等方面有进一步提升的方向。
为此，在教学当场，教师有必要将“拿来主义”的精神用于实践，先尽可能多的占有教学素材，然后细加挑选。占有素材的事上文已经论述，这里主要谈一谈如何对其进行挑选。以王维的《山居秋暝》为例，可以选作教学素材的“点”较多，例如诗歌中运用到的动静结合、情景交融、用典等技法，这些技法都足以够得上教师花费几个课时去讲解。备课之时，教师自然会对这些内容有自己先行性的了解和典型例子的储备。但是，如果对于这首诗歌的教学，将重点落在技法之上，无疑是偏离重心的。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教学设计之时“点”的聚合作用就要发挥职能了。从创作者的身份砜矗王维是一位山水田园诗人，他的诗歌抒写的是自己对自然风光的喜爱，对山居生活的流连忘返。为此，诗人在诗歌中着重描绘了空灵、洗练的景色，描叙了此地人们安闲、自得的山居生活。在此基础之上，诗人的山居情怀油然生发：虽然此时早已没有春天的芳菲，但是呆在这里，我发自内心的愿意。在这里，诗人的审美对象值得细细品味，景是秋天的景，人是山中的人（达官贵人所漠视的人）；诗人的审美价值取向值得细细揣摩，他不愿意与显贵之人为伍，只愿生活在自然的美丽背景之下，与同样自然、淳朴的山中“野人”为伴。如果深谙其中道理，教师教学聚合的“点”就找到了，教学应聚焦于诗人独特思想情感的表达，然后由此展开对诗歌选材、技法运用的赏析，并在此过程中品味诗人倾心于山水田园生活的独特价值取向。
三、因“变”生变，随机选用舍弃内容
客观地讲，任何课堂教学的预设都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起到很好的指向作用，学生能够对教师的教作出顺畅的学习回应；二是在教学设计的实施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出现一些“意外”，教师的教没有得到适当的学习回应，乃至没有回应。遇到这种情况，教师就直接面临现场的“考试”，也由此直接反映出教师的应变能力。在这里，我们就是要重点研习在这种情境下如何“应变”。
首先，教师不可临场慌张，要明晰这是教学的一个环节。从学生的终极培养目标而言，学生每一个困惑的出现都是教学的契机，也是教学的当然目标。为此，教师要做的是迅速做出因“变”而“变”的应急反应。在日常教学中，笔者自己乃至不少同行都在进行机械的回应――面对学生的困惑，仅仅是简单揭示“谜底”，然后按照既设的教学流程“自导自演”下去。至于学生的课堂习得，则是很少虑及。很明显，这是一种离“心”式教学，是不尊重学生需求的低效教学。面对意外的“变故”，教师必须作出“变”的回应。
即如前文述及的《山居秋暝》教学，重心自然是诗人表达的独特思想情感，但是学生对“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画面的品鉴比较生硬，只是用翻译的方式代替鉴赏。这时，教师必须随机作出“应变”，“舍弃”按照既定程式讲解的冲动和实质行为，选择补习性活动。先是引导学生根据诗句的字面含义，先行把握它意欲表达的意思；然后，让学生运用想象，将两类人物的活动都放置在前几句描摹的空灵、清幽的意境中，用散文化的语句抒写诗句内容。经过这个果决的“舍弃”和“选用”过程，学生对诗歌主旨的理解得到深化。表面看，是离“心”了，但实则上达到了向“心”的效果。
教学过程纷繁复杂，无论是课前的备课，还是课中的教学，都涉及教学内容的选择问题。这不是烦事，而是教师教学功力培养的契机，还望更多教师关注于此，并加强研究。
参考文献：
[1]刘晓利. 确定教学内容应关注“四个文本”[J]. 中学语文，2016，（28）.
关键词：语文课堂 语文味 文学味 人情味
新课程理念下，我们的语文课教学呈现出勃勃生机，它大大改变了我们的教学氛围和学生呆板的学习方式，活跃了师生的思维，促进了师生关系的融洽。如此完美的课堂，应该是一堂优秀的语文课了吧？那么什么是一堂好的语文课？又如何界定？语文教学大纲有明确的标准：语文既是工具性学科，更是陶冶情操，培养健全人格的先锋学科。应该说，它是一门走在素质教育前沿并符合素质教育精神的学科。因此，笔者以为一堂的好的语文课应该建构学生主体，培养创造能力，实现整体优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鉴于此，笔者把语文课堂教学界定为以下三个标准：工具性，坚守语文的底线；人文性，彰显文字的魅力；情感性，呼唤人性的价值。
一、高中语文课堂的“语文味”：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语文教学的工具性，是说语文是一门基础工具学科。因为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是表达情感，传递文化的工具，学习语文，就是要使学生牢牢掌握语言工具。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就是教会学生使用语言，包括要求使学生学会理解和自我表达语言、学会用语言来交际、学会积累语言。轰烈的语文教学改革，追求自主的教学课堂，追求全方面突破的语文课堂，让本应该注重积累、提升语文素养的高中语文课堂变得华而不实，可以说过分地追求了形式，“荒芜着自己的地，耕种着别人的田”，使得语文的基本技能与方法一点点缺失，难怪王尚文教授大声疾呼：语文教学必须走在“语文”的路上……不错，语文首先是语文，字词句篇、听说读写是语文课堂最基本的特征和目标，如果忽略了这些语文的基本技能，那我们的语文课还是语文吗？
叶圣陶老先生说过：“语文教学的根本在听说读写，是听说读写之内的挖掘与创新，而不是游离于听说读写之外的花样翻新。”例如苏教版必修一《乡土情结》中开头有这么一句话：“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方魂牵梦萦的土地。”在教学中，首先要引导学生理解“魂牵梦萦”这个词的含义，在明白了它的含义之后，才可以进一步去体会乡土情结的含义，才可以理解文章下面一段文字所传达的逢年过节人们的那种情思，他乡遇故知的那份激动，以及一个怯生生的船家女会不顾娇羞和隔船的陌生男子搭讪，这些情景的设置都围绕着魂牵梦萦而来，如果我们不从字词人手，高喊相思之情，岂不是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么，这样的呼喊，也是苍白无力，毫无根基的疯狂之举。
我们且不说散文字词的丰富含义，就拿诗歌来说，苏教版必修四《蜀道难》虽是诗歌，用不着字字落实、翻译。然而如果我们不从字词人手，同学们对诗歌的大意尚未把握，如果连“横绝”“峥嵘”“崔嵬”等词语的最基本的意思都不理解的话，那么又何来李白借蜀道之难而凸显仕途之险的高超情思呢？所以说，语文说到底还是语文，它需要我们动情读，深情批，热情品，而不是红杏出墙，为人作嫁。
二、高中语文课堂的“文学味”：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著名语文特级教师于漪在《语文教学谈艺录》中说过：教师如果有本领把学生学习的兴趣激发起来，教学就成功了一大半，学生就不以为苦，从中获得乐趣。“那么，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呢？
我们可以借助文本让学生步人文学的百花园，那一阵阵墨香，一块块挺拔的汉字，让他们尝到“梨子的滋味”，让他们产生一种阅读的急切需求。我们知道那些中外文学名著渡尽劫波，历经沧桑，已经构筑出了经典式的永恒魅力，其永久不衰的生命力背后必然有应该珍惜的东西；那些古典散文经由历代文人的笔端熔铸的文字，简练而不简陋，典雅而不浮躁，平正通达却又隽永慰藉；那些现代和当代的散文精品是作家在极其宽松的心境下自然达成的情思和技巧、人格和灵气的天籁，虽然大气不如小说，精致不如诗词，却自有一番清华之象，其间寻常阡陌，滚滚红尘，无不沉淀着朴素的人生哲理。一堂出色的语文课就应该带着学生去感染经典的气息，挖掘经典的宝藏，探寻经典的力量。笔者坚信，这就是我们学生的兴趣源头所在：摆脱应试教育的背景下的功利性负载，追求文学素养的提高。
例如：苏教版必修二《最后的常春藤叶》选自《欧亨利短篇小说选》，朴素的文笔，凝练的文字描绘了一个竭尽自己全身力气为年轻的琼珊画最后一片叶子，那种舍己救人的奉献精神点燃了别人将要熄灭的生命火花，创造了生命的奇迹。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历经久远的年代，依然经久不衰，可以用“原生态阅读”方式进行，教师先设置悬念：小说的主人公究竟是谁？这个人物最后结局如何？然后让自己去读，反复去读，要求学生能读出对作品的感知、理解和疑问，达到在实践中学习，促进学生在进食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的教育目的。同时再加上教师正确的引导，开启思维，适时示范，精要点评，高效对话等，让同学们自身去体悟经典作品的经典魅力，而不是教师头头是道地按教辅资料肢解课文。否则，学生体悟不到作品的文学气息，作品的文学魅力，教师的文学素养。
再如：必修一的《赤壁赋》：通过苏子和客的对话，传达了客人悲叹人世的消极人生观和虚无主义思想，苏子坦然面对人生的那份豪迈和豁达及超然物外的情怀。通过从苏子和客的话中分别悟到了什么哲理？你赞成苏子还是客的人生信条？这两种人生信条会不会同时存在，如果并存的时候该如何选择，这三个问题串联起来，分组讨论并派代表交流。让学生自我感悟苏轼的那份通达与豪迈。应该说，这样的课堂虽不是满目繁花，流光溢彩，但细细品味，越会让人感觉甚有味道，因为它体现了语文课所应具备的品味和内涵。
三、高中语文课堂的“人情味”：丝丝细雨润心田，一举一动总关情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德说过：“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是啊，语文教学如果不能唤醒学生沉睡的心灵，就不会奏出动人的乐章。《语文课程标准》规定：语文教学应该注重对学生的熏陶感染，潜移默化，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
在语文教学中，引导学生与优秀的文化接触，与古今中外的高贵灵魂对话，充分挖掘和利用教材的情愫，让学生始终涌动情感的生命的源泉，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关爱社会、眷恋故土、珍爱青春和悲天悯人的情感。例如在苏教版必修一教材中食指的《相信未来》是个最后：“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诗人发自内心的呼喊：不管人生多么艰辛，命运多么坎坷，我们都需要珍爱青春，珍爱生命。课文《我心归去》诠释了一个游子无论走在哪里，无论时空相隔，那份眷恋故土的情怀永远都不会褪色。必修二课文《念奴娇赤壁怀古》“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诗人那份对英雄的爱慕，渴望建功立业的那份豪迈怎能不让我们感动？怎能不令学生热血沸腾？《祝福》中像祥林嫂那样命运悲惨的社会牺牲品，除了那份沉甸甸的同情之外，还有对祥林嫂式的妇女的神神祈求……可以说，每篇课文都蕴含了丰富的情感，处理这些文本的时候，就应该动之以情，应该去揣摩作者的感情，体悟作者的感情，并在现实生活中实践作者的感情。因而，课堂上就应该注重对情感的挖掘，情感的回应，情感的升华，从而让这些情感丰富学生的心灵，丰富课堂的灵动。
关键词：高中语文诗词教学现状课程标准
一.诗词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地位及运用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的一笔宝贵财富，诗词在其中占据了半壁江山。中国古典诗词是指中国1840年以前出现的文学模式，从广义上来说包括古代人做的诗、词、散曲。狭义上仅仅是指古代人的古体诗词和近体诗。通过对中国古典诗词的学习，我们或者领略祖国的壮丽山河，或者领略诗人“人生得意须尽欢”的爽朗，或者体会作者“凄凄惨惨戚戚”的的寂寞。作为当代高中学生，他们有必要认识到诗词学习的必要性，从而领略中国古典诗词的美，体会我国的古代优秀传统文化。《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版提出，要通过多种途径帮助学生阅读和鉴赏，如加强诗文的诵读，在诵读中感受和体验作品的意境和形象，得到精神陶冶和审美愉悦。②人教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必修语文）》的五册书中有三个单元用以中国古代诗词的学习，通过课本学习可以加深中国古典诗词在学生心中的地位，从而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丰富学生的素质涵养，有利于学生的语文知识沉淀和个性特长的发挥。高中语文教学中的中国古代诗词绝大部分是以背诵篇目的形式存在，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附录中“关于诵读篇目的建议”中提出，要求学生背会40首诗词曲，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中都有涉及：例如《静女》、《离骚》、《蜀道难》、《念奴娇》（大江东去）等等③。这些篇目在高考语文试卷中占了一定的比例，大概分值约8~15分之间。通过中国古典诗词的背诵篇目在高考试卷中的体现反映了社会对中国古典诗词的重视。
二.诗词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现状分析
利用假期时间，笔者走访宁夏的几所中学发现，虽然学生对于《课程标准》中的必背诗词基本烂熟于心，但是他们对学习中国古典诗词的兴趣很是缺乏。提到诗词学习他们都反映出来的是一种非常茫然的态度，甚至有些同学对于高中语文课本之外的古诗词知之甚少。看到学生们在课堂上慷慨激昂的吟诵着诗词，而在课后他们一脸生无可恋，笔者不禁深思：在诗词热在全国盛行的当下，为什么我们高中生对于诗词的学习兴趣倒不如小学生甚至是幼儿园的孩子们呢？笔者经过走访调查发现了以下几种原因。
（一）诗词逐渐远离课业任务
日渐繁重的高中生在高中生的认知里语文学习的意义远远不如数理化等其他科目的学习，因而在课业负担日益繁重的高中生中，学生们就开始慢慢淡化诗词学习和诗词的课外拓展。诗词作为高考试卷中的必考题对于学生们来说，诗词学习只是单纯的为了提高分数。诗词作为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在高中阶段理应受到学生的重视，完成从小学初中的阅读到赏析的跨越。但是笔者在走访这几所高中的时候发现，随着高中生的课业负担逐渐加重，以及高中学生的阅读偏差，高中生很少有时间去完成一些推荐诗词篇目的阅读和背诵。《中国诗词大会》的播出使得中国古典诗词逐渐深入人心，但是比赛中很少出现优秀的高中生选手。按理说高中生作为诗词储备最为丰富的群体应该积极参加，但是由于课业负担日渐繁重，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准备和参赛，这就说明了诗词逐渐远离课业任务日渐繁重的高中生。
（二）某些教师呆板的教学方
式一定程度上抹杀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笔者在走访的过程中发现，语文老师更多的是在逐字逐句的将这篇作品翻译出来，通过诗人的身世背景，结合这篇作品的写作背景来分析作者的写作情感，但是这样提前替学生给定基调的教学是把诗词作品当做文言文作品来教的，忽略了学生的学习自主性，也使得学生在这样的学习中没有参与感和存在感。高中语文教学中，有些中国古典诗词篇目本来就是有些晦涩难懂的，学生没有自己的参与体验就没有办法更好的理解作品中的情感思想。学生与作品所处的时代相隔久远，本来就很难理解的诗词在老师的教学中没有得到更好的体验，学生就会产生学习的疲倦心里，这样呆板的教学方式使得学生没有了学习的积极性。当学生无法沉醉于作者的写作环境中，体会不到作者的写作美感，久而久之学生的阅读兴趣就会被慢慢消磨。当学生没有了学习诗词的兴趣的时候，他们就会对诗词产生一种抗拒，因而诗词教学难上加难。
三.基于研究现状的实施建议
（一）改变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提升学习积极性
1.挖掘古诗词的美，走进作品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每一首诗或者每一首词都是作者通过自身的情感体会而成的，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个个动人的故事。高中语文教学中有意识的去用诗人的经历和独特的风格，帮助学生体会诗歌中的语言精华和音乐美，树立古诗词学习的观念，培养学生学习诗词的兴趣，增强学生的文学素养。接受美学的鼻祖姚斯曾经说过“把读者纳入作品中，可以使作品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完成。”所以在高中语文中国古典诗词教学中，老师更应该带领学生走近作者走进作品，通过美的体验提升诗词教学的质量。在高中语文古诗词教学中，教师要努力为学生营造一个充满诗意的教学氛围，唤醒学生沉睡已久的审美意识，引导学生欣赏两千年古文化的艺术瑰宝:古诗词中的内涵美。
2.创设诗词意境，通过学生自
我体验带领学生进入诗境让学生从古诗词所描绘出的形象入手，抓住作品中的中心思想或者作者情感，引导学生走进作者所塑造的美感之中，帮助学生在脑海中形成一幅逼真的画面，准确把握古诗词内涵，提高诗词学习效率。苏霍姆林斯基曾经指出“让学生体验到一种自己在亲身参与掌握知识的情感，仍是唤起少年特有的对知识的兴趣的重要条件。”④在学习杜甫的诗歌《望岳》的时候，先询问学生有没有去过泰山或者提问学生自己对泰山的了解，再用多媒体视频或者图片展示泰山的雄浑壮阔，让学生感受真实的景色。紧接着让学生用自己的感情朗诵诗歌，把握作者写诗的情感基调。这样的教学改变了以往呆板教学的弊端，使得学生通过直观体验和自身参与，不再觉得中国古典诗词距离自己很远，从而更好的理解诗歌的内涵。教师的教学语文水平亦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学习心理和个性发展水平，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学生课堂情感活动的质量。教师的课堂语言行为是达成教育教学目标的充分条件之一。⑤在古诗词教学中，语文老师必须站在学生的角度,基于诗词与学生生活年代的时间距离，将诗歌语言转变成为学生易于接受的白话文，从而带领学生享受更好的诗词魅力。
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化、多元化、多维化，使得作为新兴学科的经济法学有可能超越传统法学的平面思维，尝试从多角度立体分析社会现实问题。这方面，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生动的范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关于市场与计划关系的学说推陈出新，层出不穷。由最初的“板块说”――认为市场与计划各有其作用领域且互不兼融，发展到“渗透说”――认为计划与市场能够互相包容和配合，随后又出现了“层次说”――认为市场调节是基础性调节而计划调节则是高层次的调节，二者都覆盖全社会。11可以说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由平面到立体层层不断演进，认识亦不断趋于深化。相较之下，法学的研究方法却一直停留在平面分析的水平，其最集中的反映即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问题。此问题一直是经济法理论研究中争议的焦点，特别是集中在经济法应否调整部分横向经济关系的问题上。以往盛行的“大经济法”观点与后来得势的“大民法”观点之间以及现今经济法学界多种观点之间，尽管观点对立，但思维方法上是一致的，即在同一个平面上给经济法与民法分界，亦即归民法调整者就不能归经济法调整，反之亦然。这与经济学界丢弃了的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板块”之争如出一辙。其实，调整对象之争至今之所以未能定论，咎在平面分析法之弊。如果换用立体分析法，依据经济学界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层次说”，经济法应否调整横向经济关系之争就会迎刃而解。因为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的作用范围都覆盖全社会，横向经济关系由于受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的作用而呈现出双重属性，民法和经济法都只是分别就横向经济关系的某种属性进行规范，民法调整横向经济关系并不排斥经济法也调整横向经济关系。12正是由于民法遵循市场调节的要求调节横向经济关系，经济法遵循国家干预的要求调整横向经济关系，才使得横向经济关系得到全方位的法律调整。所以，运用立体思维来研究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结合、民法与经济法的结合，就用不着对民法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争论得你死我活。
同理，立体分析方法对于解决实践问题亦很有帮助。例如，时下我国经济运行最伤脑筋的问题为内需不足，“扩大内需”即成为各学科学者所着力解决的任务。经济法学者用立体分析的眼光来看，制约国内需求的因素是多元和多方位的，内需扩大有赖于各项制度的共同作用，至少应当从以下几种角度来思考：一是从市场主体法的角度来思考。例如，通过确立非国有市场主体的地位，进行淡化所有制的企业立法，就会促进非国有资本的投资；通过完善企业经营机制和治理结构的制度设计，增强企业适应市场和技术创新的能力，就会提高供给质量和优化供给结构。二是从市场规制法的角度来思考。例如，通过规制不正当竞争和限制竞争行为，营造公平交易的环境，重构诚实信用的秩序，就可以解决当前信用不足乃至信用危机的问题；通过打击假冒伪劣，加强产品质量监督，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就可以提高消费者的消费积极性。三是从宏观调控法的角度来思考。例如，通过完善产业政策和财政、税收、金融、国有资产投资等经济杠杆的运用规则，实现宏观调控的规范化，就有助于解决市场供需矛盾。四是从社会保障法的角度来思考。例如，通过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形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不仅可以提高消费水平，而且可以提高消费者的社会保障预期而调动消费欲望。总之，针对内需不足的问题，应当同时从上述几个方面采取综合性、全方位的法律对策，而不应当只从宏观调控方面来思考。
八、法律与经济，经济更重要
与其他法律部门相比较，体现了“法律对经济关系的翻译”的经济法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学原理，以致经济法学界将二者关系形象地概括为“三分法律、七分经济”，这就揭示出经济学在经济法学中的本原地位。特别是当今经济立法的理由大多在于经济学，甚至经济学的概念和论断直接为经济立法所吸收。当今社会分工日益精细的同时，不同学科也正在走向交叉、融合，形成了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的局面，片面的知识和方法已不可能给予现实满意的解释。因此，在经济法学的研究中重视经济因素，符合20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各学科相互渗透的潮流。强调经济因素对经济法学的重要性，应注意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1.经济法学在贴近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同时，应坚持自己的独立品性。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法学总是将研究重点放在对经济政策和方针的解释上，放在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新现象的解释上，这种研究方法反映了经济法学贴近生活、解释实践的特征。但是当其一旦走向极端，就会背离法学应有的严谨科学态度，显得有些急功近利，缺乏法学本身应有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亦缺乏自身独有的品性。经济法学研究应当具有前瞻性，应当着意探求经济运行的普遍性和规律性，而不能跟在并不如意的现实立法背后，进行简单的反映和注释，更不能把现实中一些本不合理、正有待改革加以解决的现象，当作普遍规律而上升为理论，否则经济法学有沦为纯“政策注释学”的危险。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经济法学界许多理论观点、学说和主张处于短命、易变的状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各学派对于经济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的认识变化过程。
经济需要由法律来规范，但并非所有经济现象都有必要或可以由法律来规范。一般说来，需要用法律手段解决的经济问题，是常态性问题而非短暂性、临时性问题，是由常见性原因、深层次原因而非偶然性原因、浅层次原因所引起的问题。经济法学只应当研究需要用法律手段解决的经济问题，并依据以这类经济问题为对象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提出法律对策。经济学则不同，无论何种经济问题，也无论其由何种原因引起的，都有必要进行研究并依据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主要是分析其原因和机理，描述其过程和后果；经济法学研究经济现象，则主要是针对其利弊、原因和过程进行制度设计并寻求如何将其设计的制度法律化。
2.合理借鉴法律经济学分析方法。借助于精确的数学公式、数学模型等量化分析优势，经济学日益向相关社会科学渗透、扩张，显露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法律经济学即是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产物。法律经济学者主张运用经济学的观点，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和评价法律制度及其功能和效果，朝着实现经济效益的目标设计和选择法律制度。其核心思想是：“效益”――以价值最大化方式分配和使用资源为其宗旨。所有的法律活动即立法、执法、司法和全部法律制度都是以有效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为目的。因此，视界的开拓、方法的创新必然促进整个法学的变革和重构。在传统法学看来，秩序、正义、公平是法律追求的基本价值，法律的任务就在于创设或维护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法律经济学则认为，法律应该有利于经济效益最大化，所谓“正义”就是效益，效益是法学的基本原则。这样以社会财富最大化为基础，整个法学概念体系完全可以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也为不同的法律领域提供了一种传统法律所缺乏的一致性。诚然，法律经济学的适用有失之片面和过于强调效益的不足和瑕疵，但作为一种“范式”的革命，其对整个法学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作为与经济学更有亲缘性的经济法学，当然能更好地借鉴、使用法律经济学分析方法。就我国现阶段法律经济学的研究状况而言，似乎有两点值得注意：（1）不宜过分提高效益目标的地位。作为法律制定和实施主体的国家虽然越来越重视经济，但毕竟不是经济人，或者说经济人不是其主要角色，于是在国家的政策目标和法律的价值目标中，公平正义和安全稳定不能不摆在首位。所以，强调法律的效益目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效益目标置于法律的整个价值目标体系中来思考。再者，效益目标对法律影响主要有立法和执法两个环节。效益目标对立法的影响表现在制定法律时就充分考虑法律的效益后果，亦即法律实施的成本和收益；效益目标对执法的影响只宜限于执法者有自由裁量权的场合，公正执法和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执法的最高原则，执法者追求效益目标时不得超越此原则，这也是近些年来执法过程中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等借口考虑效益目标而执法不严不公的现象盛行的深刻教训。可见，效益目标对法律的影响应当以影响立法为重点。（2）法律的经济分析应当以来源于我国实践的数据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在分析某项法律制度时，如果只是列出其成本和效益的构成因素，而不运用经过调查、统计所得到的数据资料对各项构成因素的数量和比例以及各成本因素与各收益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那就不是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如果虽然进行了量化分析，但所依据的只是外国的数据资料，那其结论对我国仅有参考意义，而不宜用来说明我国法律的成本和效益。在有的法律经济学论著中，虽然画出了反映一定函数关系的图像，但未注明其数据和图像的来源（是我国的还是外国的，是自己第一手取得的还是援引他人的），13那就不可能有说服力。应当承认，在我国现阶段，学者们要想获得法律成本和效益的数据，还相当于“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就限制了法律经济学的作用和地位。
九、当代与后代，后代更重要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硬道理。面临着赶超型发展目标，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发展中国家处理当展、公平和效率与代际发展、公平和效率之间关系的特殊规则。在此背景下的经济法，不仅要保障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而且要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的行使方式与限度，使政府行为及其所控制的市场行为对后代的负面影响得以限缩，做到当代的发展不损害后代的发展，当代的利益不损害后代的利益。这种使命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更加显现和紧迫。市场机制和与之对应的民法，一般只能作用于当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故对于可持续发展来说，有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这就需要由可能以可持续发展为价值取向的国家干预和相应的经济法来弥补。所以，考虑、顾及和保护后代利益，对经济法来说更为重要。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发展模式的全新发展模式，使人们摆脱了传统发展思想的束缚，从更高、更全面的角度看待人类的发展史与文明史，构成了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挑战，代表了一次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实践表明，由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采用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引起了社会、经济生活一系列显著变化。例如，经济体制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宏观调控方式和市场规制方式的变化，等等。事实上，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内化为经济法的目标价值取向，给整个经济法的立法和实施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1）可持续发展对经济法理念的影响。经济立法应当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内化为目标价值取向，在法律制定、实施的全过程中始终贯穿此价值目标。传统的经济立法、经济政策只注意到现时利益的调节与分配，只调整当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没有深入到人类利益的基础和人类代际关系的领域，以致行为短期化倾向严重。因此，可持续发展需要实现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利益均衡，正确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2）可持续发展对经济立法、经济法实施的影响。历史经验证明，人类过去实行的许多非持续性政策，正是导致今天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制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律、经济政策，就是要将环境、生态、人力资源等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纳入经济立法之中，改善管理体制与制度，有效地使用经济手段与其他鼓励措施，将经济发展导入可持续发展方向。在此背景下，可持续发展需要从新的角度、更大的范围、更长远的未来利益来考虑经济立法的价值取向、决策的重点和实施手段、政策后果的评价以及政府行为的作用方式等等。
十、全球化与本土化，本土化更重要
全球化是人类自诞生以来的趋势，是一个渐进的历史发展过程，它强调世界大同，与国际接轨，引进国外技术、制度和观念等。本土化则强调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大同、接轨、引进都应当符合国情。发展中国家面对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在不回避和主动迎接挑战的同时，更应当重视从本国国情出发来作出因应的对策。知识界在努力认识、把握全球化思潮的同时，又或多或少有些丧失自我的倾向。于法学研究而言，全球化趋势与中国国情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如何借鉴、移植国外立法例并使之与本土法律资源、本国经济发展相协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不同的部门法对于全球化或本土化的需求程度是不一致的。一般说来，不同国家的民商法之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与移植，而不同国家的经济法之间可借鉴和移植的程度则很小。这是因为，民法与市场机制相对应，与日常交易规则密切相关，而市场机制、日常交易规则在各国都基本相同，所以，不同国家的民商法往往反映了人类生活的共同基本准则，易于借鉴和移植，从而同大于异，甚至在民商法某些领域已经出现统一实体法的趋势；经济法与国家干预对应，是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规范，而国家干预主要是针对市场供求状况实施的，市场供求状况具有多样性和多变性，这决定了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其国家干预的体制、目标、方式等往往不同，所以，不同国家的经济法之间往往难于借鉴和移植，从而异大于同。14总而言之，经济法中的诸多理念与制度，都具有特定的时空维度和典型的本土色彩。无论建立在不同经济社会制度上的政府，抑或不同发育程度和供求状况的市场，还是政府干预市场的不同方法与力度，都表明经济法的内容难以趋向统一。例如，中国经济法自身的逻辑起点和独特发展历程，政府经济行为的运作与规范，竞争立法模式的选择和对经济性垄断、行政性垄断规制等命题莫不反映出经济法的国情差异。因此，现代的、作为一种制度规范的经济法不宜靠移植、借鉴得以创立，而应当从我国的本土资源中演化创造出来，更加注重对本国国情的研究。现今灌输的全球化内容其实大量的是西方国家的价值观、经济和政治制度模式――因为只有在同一既定模式下，发达国家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经济、政治优势强行输出自己的价值观，获取更大化的利益。我国要赶超发达国家，只能基于本国国情创造出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归根结底，最具有民族性和本土化特质的法律，也最具有全球性和国际化色彩。全球化研究最终是为解决本国问题服务的。现时出现的“全球本土化”一词，是耐人寻味的。经济法在全球化的趋势中，应立足于对我国政府与市场的研究，探索政府对市场运行有效和适度的干预方式，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和健康发展。
十一、传统与现代，现代更重要
作为知识的积累和传递，我们理当学习、继承传统的学说和知识。但是，我们也一定要考虑到前人理论的实际语境与制度背景，不能刻舟求剑。现代社会有与传统社会显著区别的特性，其本身发展也可谓是日新月异，经济法应当充分考虑现代的实情。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出现，它必将改变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必将带来人类社会的深刻变革，推动经济和社会运行的重新整合，给法律的内容、调整方法以及整个法制的运作机制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中国经济法学应当把握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特别是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知识经济的思潮纳入经济法学研究的视野之中，更加关注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及其对经济法的影响与要求，着重研究国家如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法律对策。例如，竞争方式与社会经济形态密切相关。农业经济时代竞争的决定因素为土地，工业经济时代竞争的决定因素为资本，而知识经济时代竞争的决定因素为知识。竞争方式从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的变迁即昭示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历史差别，这种差别则必须为法律所认识、包含。又如，劳动关系在早期被纳入到民法的调整范围之中，但实践证明，由民法调整劳动关系已不足以保护处于弱者地位的劳动者，并且导致社会劳动力资源的萎缩和阶级斗争的激化，于是，就出现了突破私法自治原则、体现国家干预、以保护劳动者为主旨的劳动法，并脱离民法而成为独立法律部门。时至今日，仍有学者食古不化，意图让劳动关系回归到民法体系之中。15此种思维方法即是忽视劳动关系的特殊性，仍停留在劳动关系属于民事关系的旧有观念上。再如，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以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相结合的现代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而不是以自由主义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近代市场经济。所以，我们在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法学思考时，就应当着重从现代经济学中汲收理论营养，而不必崇拜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还如，在设计我国现代法律体系的框架时，许多学者一直把法律体系的传统框架即“六法全书”框架16奉为样板。如果按此法律框架及其理论依据来思考，经济法当然无立足之地。殊不知，从古代、近代到现代，法律赖以存在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法治化的程度，以及法律调整的方式和技术，都在变动，法律体系的框架当然会随之重构，并且呈现由混沌到清晰、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趋势。“六法全书”框架是近代法的框架，而经济法是现代法，“17在”六法全书“框架中当然无法理解经济的独立地位。然而用”六法全书“框架来概括近代法尽管是适当的，但用”六法全书“框架来硬套现代法则不合时宜，因为现代已出现了许多近代不曾有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法律现象。现代法框架是以近代法框架为基础的法律框架重组，经济法就是这种法律框架重组的产物。所以，只有把经济法置于现代法框架中，才可以理解经济法的生成和地位。
十二、借鉴与原创，原创更重要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科学意图与世界学术规范相接轨。在早期“补课”任务大体完成之后，目前似乎只有两种人还保持着较为高昂的创造力：一种是外语功底深厚的人，这些人可以越过翻译界直接追踪世界学术最新动态，有话语方面的进口权；另一种是对现实各种动向具有高度敏感性的人，他们能够直接从生存经验和社会实践中汲取思想能量，对现实作出创造性学术回应。上述两种人似乎代表了学术研究中借鉴与原创的两个方向。两者相比，原创更具有重要意义。同样的，中国经济法学要求研究者根据内在的本土资源，以批评的态度，独到的眼光，精密的思维，提出特殊而具体的重大原创性问题，并谋求得到正确的答案。例如，中国经济法的知识内容源于两方面：高度计划体制下的前苏联经济法学说，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的西方经济法学说。但是经济法学者在继受上述两方面知识来源的时候，未能重视结合我国实践进行原创性的开拓工作。近几年来，经济法学界普遍认为：市场缺陷是现代经济法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之一；政府缺陷之有效克服，是现代经济法发展中面临的一个重要的、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由此推论出经济法的使命在于弥补“双重缺陷”。18但是，在特定的语境、制度背景下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适合现实国情。借用“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的分析框架来给经济法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定位，这当然有意义。但不应当只转述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双重缺陷”及其弥补的理论，而应当着力分析我国的“双重缺陷”有何特点，弥补“双重缺陷”的对策有何特殊性。这样的研究才有原创性。
又如，许多学者在其经济法著作中都把经济法律关系理论作为经济法总论的主要内容，但都不够成功，给人的感觉是对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直接套用。虽然应当承认，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分析框架，即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主体、客体、内容）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及其法律事实以及相配套的民事法律责任，是一套成熟的分析框架，但这只适宜于像民事法律关系那样内在结构较为简单的法律关系，而对于内在结构复杂、多样的经济法律关系来说，则显得不适应，以致用这种分析框架来描述经济法律关系，往往给人以呆板和形式化的印象，对制度设计帮助不大，并且对经济法学分论各章不便适用，即使适用也没有多大义。这就需要寻求经济法学的新型分析框架。笔者认为，经济法总论的分析框架应当在总结、抽象、归纳经济法分论各章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形成，即是说，应当原创而不是借鉴。完全可以说，经济法总论的独特分析框架形成之日，也就是经济法学走向成熟之时。
十三、静态与动态，动态更重要
法律作为一定时空条件下的行为规则的固定，具有稳定性，因而有必要对法律及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仅限于一定时空进行研究；但是，法律相对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总是显得僵化，甚至难免于滞后，这就需要将法律置于动态过程中进行阐释和分析，弥补静态法律条文与动态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