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8:01:3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春夜宴桃李园序，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秉烛夜游：手持蜡烛在夜间行游。意谓人生短暂，应当及时行乐。
2、解释：秉：执持。旧时比喻及时行乐。
3、出处：《古诗十九首》：“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4、 例句：唐·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来源：文章屋网 ）
某著名鉴藏家庋藏的多幅名迹被藏界誉为“惊世藏品”，笔者反复观察后则认定，这批“惊世藏品”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元代赵孟\款《春夜宴桃李园序》
此幅赵孟\书法作品内容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
抄写的李白序文一字不落，但是，整件作品的气息却不类赵子昂，用笔过分轻飘、油滑、尖薄，反映出书者的书写基本功的薄弱和对赵氏书法风格“平淡处夺天工”的精神气质把握的浅薄。
赵孟\（1254－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别号欧波、水晶宫道人等。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宋宗室，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德芳之后。赵氏博学多才，诗词、书法、绘画、音乐造诣均深，其综合艺术修养和书法艺术深得魏晋隋唐神韵，功力之深、造诣之高，当是并世及后世，乃至今日书画家未有匹敌者。赵氏法书向以平正严谨取胜，乍看平淡无奇，无起伏跌宕之势，细细品味则发现法度森严、内涵丰富、韵致无穷，一若“太极”慢条斯理，却使韵致、力度、风神、筋骨融于一体。正如唐代杰出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张怀在《文字论》所说：“初观莫测，久视弥珍。”
《春夜宴桃李园序》的仿摹风格略近赵氏《与山居源绝交书》，因笔力不济，故气韵甚弱，神采不来；且结字体貌也与赵氏个性色彩不合。为了方便比较，我们将《春夜宴桃李园序》与赵子昂《与山居源绝交书》中相同的字分别用白、红两色圈出，如者、之、而、为、人、不、有、以、坐、也、章、事、已、子等字，优劣真伪应是泾渭分明的。
《春夜宴桃李园序》所钤“赵氏子昂”、“赵氏书印”两枚印章，与赵氏真印相去甚远。稍有篆刻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两枚众所周知且再熟悉不过的印章了，篆刻史上所谓“元朱文印”，就是肇自赵氏将玉筋篆引入印章，从而开启了元朱文印章的先声。赵氏自篆而假他人之手镌刻的“赵氏子昂”、“赵氏书印”、“水晶宫道人”等印，自元以来莫不以此为元朱文印滥觞的典范之作。《春夜宴桃李园序》上所钤之印虽形式与真印相近，但结篆、布局、用刀均不入规范，焉能鱼目混珠？书、印俱伪，其他几枚收藏印也就殊不足论了。
明代王铎款《临米襄阳帖》
王铎款（1592－1652年）《临米襄阳帖》，纪年为辛酉，时间应为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时王铎30岁，正是王铎中举之年（按：王铎14岁始读书，16岁入庠，30岁中举，31岁中进士，连科及第，授翰林院庶吉士，崇祯十一年即1638年任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经筵讲官、教习馆员等职，仕清官礼部尚书）。如果此《临米襄阳帖》是王铎真迹，应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王铎墨迹，因为此前已知的王铎最早墨迹是其33岁书写的。
从书法研究角度说，我们还是希望历史上的书法家的墨迹有新的发现，我们也希望此辛酉纪年的《临米襄阳帖》是王铎真迹。然而，事实令我们感到有点疑惑，因为我们在王铎的名帖《拟山园帖》（《拟山园帖》凡十卷，乃王铎晚年居洛阳时令其子无咎摹刻）第八卷看到了同一内容的临作，而这件临作按照该刻帖的排列顺序，当是王铎于庚寅（1650年，即清顺治七年）临习米芾及颜太傅、唐太宗等其他古人的临作中的一件。当然，我们不能以此来否定王铎在30岁时曾临习过米芾这件作品，同时也不能不作分析地将此《临米襄阳帖》与王铎《拟山园帖》第八卷加以比较。终究，这两件临本从纪年看，时间跨度28年。
为慎重起见，我们还是从此《临米襄阳帖》的款识着手，看看与王铎不同时期的同款、同字的习惯特征有没有吻合之处。
一、“米襄阳帖”
我们知道，王铎对米芾（襄阳）法帖的临习，可谓至老不掇，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王铎留下来的诸多墨迹、碑刻中得到验证。纯属王铎个性风格的书法虽然纵横恣肆，但究其渊源，得米芾处甚多，尤其是在字的取势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尽管后人对他的书法评之为“健笔蟠蛟螭”（吴昌硕语），但在用笔结体上还是极其规矩老实的。他的书法意趣正好与赵子昂相反，赵氏是“老实中藏心机”，王是“心机中露本份”。我们看王铎庚寅年所书“米襄阳帖”字样和历年所书的同字和辛未年所书“襄阳”的字样，就非常清楚他的结体用笔及书写的轨迹始终延续了米芾的“规范”而少有逾越。由此，我们不管是从王铎所书的“米襄阳帖”，还是从米芾所书的 “襄阳”、“襄阳米芾”的结体、风神来比较，此《临米襄阳帖》中的“米襄阳帖”四个字很难与王铎的书写习性划上等号。
二、“辛酉秋月书”
此《临米襄阳帖》中的“辛酉秋月书”的第一个字“辛”字，严格地说是错字，因为第六划的横笔较之第五划的横笔要短一点，这基本结体，不管是楷书、行书，还是草书，都要严格遵守的。查看字典中收录的几个王铎所书“辛”字，好像没有一个字的最后一横笔是超过第五笔的；
“酉”字的草书写法是有类此《临米襄阳帖》的，但王铎的“酉”字写法却是少有这样的。
“秋月书”这三个字，用笔、结体、风神极其低劣，与王铎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风神气象不合。
三、“王铎”
我们且不论“王”字是如何板结，但看“铎”字写法，就知道不是王铎的结体习惯，这一点只要看看字典收录的王铎真迹便可见分晓了。
此外，此《临米襄阳帖》的正文与款识的气息不贯通，也是最明显的破绽之一。
说到这里，我们再将此《临米襄阳帖》与王铎《拟山园帖》第八卷作大致比较，似乎不难看出前者是对后者的摹拟。由于作伪者既想炮制一件让世人“无对照”的王铎30岁的书法作品来欺世，却又因对王铎早期风格和成熟期风格的把握不到位而“丑态百出”， 混杂的笔意和无神采的拘谨结体使得整幅作品在“装嫩”不嫩的困境下又“老”态龙钟，加上“莫须有”的“王铎之印”可比照真印，其为伪且劣当属勿庸置疑。
明代董其昌款山水画及书法扇面
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一字元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代后期著名画家、书法家、书画理论家，对明末清初的画坛影响很大。此时吴派、浙派均走入未流，他与莫世龙、陈继儒、赵左、顾正谊等所谓画中九友，推陈出新，独树一帜，扭转了吴、浙两派的颓风。
我们在品赏董其昌画作时，总是被他笔下的幽淡且颇具禅意的笔墨意境所吸引，用笔萧散松秀，虽逸笔草草却含蓄蕴藉、生趣盎然。而这些正是其寓巧于拙，寓秀于涩的生、纯、拙之笔的必然体现。再加上他极高的地位、充裕的家资、渊博的学识作为他雄厚的艺术资本，才得以成就了他那既可称之为清雅，又可称之为高洁的笔墨格局，可说是继赵子昂之后艺术资本最厚且造诣非凡的一位艺术家。
清雅是说其画作的表象，高洁是言其画作的内涵。要言之，画之清雅可至，惟其高洁难求。高洁者，不独是高技大艺，而是一种心境，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一种一览众山小的胆略。他言其居为“画禅室”，继而“开坛说法”，由南北宗说到以禅理解画理，于书，非但“小看”前贤“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惟不能多书，以此让吴兴一筹。”于画，则“余画与文太史（征明）较，各有短长。文之精工具体，吾所不如，至于古雅秀润，更进一筹矣。”其自信、狂傲可见一斑。谓其说法论道，可谓莫衷一是；论其操笔染翰，一若不食人间烟火，俨然画坛“释迦牟尼”。故其书，至淡至雅；其画，不管是一山一水、抑或是一树一木，皆烟云供养，一如仙家所居之境。舔墨染翰，无异“拈花一笑”。超凡脱俗，似乎舍香光无有他人也。
由是，我们再来品味一下这两件山水画：
《断桥卧柳图》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款识字形过大、过松使得与着墨不重的画面不甚协调。细察其书，虽得香光之形却失香光之神，因笔力不济，故而笔不能沉；行笔过速，因而线条呈燥浮之态；四行款字的下脚呈一大角度斜直线，此种乃后世兴起且为扬州八怪辈所偏爱的江湖习气格式，当在董氏所有画款中所不见。
画右下半部的树木杂草也是杂乱无序，柳树枝干勾勒不合香光以渴笔、淡墨体现树干凹凸质感的笔触，柳条的行笔过于“撩”，既乏沉着又少摇曳，了无含刚健于阿娜的美感。夹叶树和后面的横点的点叶树，造型、勾勒、点因无姿、无序而导致无生气、无意趣可言，尤其是三棵树木之间的水草，更是勾勒无方，非但使画面不见那种幽淡、洁净且具禅意的笔墨意境，而且这种细长的水草在香光笔下几乎是不曾出现过的。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过董氏的树木表现，大概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基本概念，那就是他画树是以董北苑（源）和米襄阳（芾）为祖的，高下肥瘦一任天趣，以高雅为归，用笔极其轻松自然，“不在斤斤细巧。”（《画禅室随笔》）
二、《李成寒林图》还有点香光的味道，惜寒林枯木的枝桠所形成的渔网状，顿使香光自然穿插的意趣荡然无存，因为这种僵硬呈几何状穿插的造型在香光的所有树木造型中也是无其例的。这一缺陷也表现在屋宇的用笔上，造型、用笔与香光不可作等量观；特别是近景土坡上的几笔浓墨及燥烈的“李成寒林图，玄宰”的款识，哪有香光的墨韵风神？
至于署款为香光的书法扇面，无需细论字形结体、笔墨气韵是如何乏神，但看名款“其昌”二字和所钤朱文“玄宰”之印，也就清楚其为赝品无疑。
考香光一生所用之印章，一般都是汪关等明季篆刻名家所镌，故每都雅逸。然此两幅董其昌山水画及书法扇面上所钤朱文“昌”、白文“董其昌”、朱文“玄宰”印，字法、章法、刀法可说是一无是处，尤其是“董其昌”印了无明人印章气象，属臆造伪刻无疑。
此外，山水画上所钤朱文印“萧军审定”，萧军何许人也，不详。我想既便是名作家萧军(1907-1988年)所鉴定也不足为信，因为萧军是名作家，而不是鉴定家。如果这位“萧军”是一位有艺术修养的鉴定家，我想，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将“萧军审定”一印钤在左下角本不该添加任何物象包括印章的留白处。就这两件画作而言，鉴定印如果钤在右下角似乎更加符合审美的要求。如此不懂审美的鉴定家亦属少见。
徐悲鸿款《饮马图》
《饮马图》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徐悲鸿先生何时折腾出“南瓜肚”马？如此鼓鼓囊囊的南瓜肚马，如何还饮水不止？
我在拙稿《徐悲鸿画马艺术谈及考》（《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31日）一文中有过这样的概述：
他（徐悲鸿）的马，是全新的，是立古来未有之新格。诚如他自已的表白：“我爱画动物，皆对实物下过极长时间的功夫，即以马论，速写稿不下千幅，并学过马的解剖，熟悉马之骨架肌肉组织，然后详审其动态及神情，方能有得。”这是徐悲鸿之前所有的中国画马的画家不曾涉猎过的实践和积累过程，因而他笔下的马，形象新颖、造型生动，幅幅佳构无不是成马在胸，游刃有余、驾轻就熟地去表现马在不同姿态、不同角度的运动状态下变化瞬间的动态结构和神情，得心应手地运用前人无由探究的大角度透视和表现手段，所以他画的俊马笔墨凝重而不失酣畅，奔放而不乏精微，筋强骨壮，气势磅礴，形神俱足，实乃驾古人而远今人的旷世妙笔。
扎实的素描、写生、解剖的基础，加上对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深刻理解和认识，才得以构建徐悲鸿独有的笔墨语言特质，不同概念且又不隔艺理的东西方绘画点、线、面的适度、得体的相融，相当程度上又得力于徐悲鸿的合似古籀的书法功底。
徐悲鸿的书法艺术，是有着相当高度的造诣的。其并世画家，除黄宾虹先生外，可能还没有几位画家的书法可以与其抗衡。我在此，并不是故意出惊人之语。昔年我曾有机会看过相当数量的徐悲鸿的法书及其对联，无不呈现出一种高古幽淡的意境。他的法书是来自北碑的，这固然是受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影响，但他又区别于康氏的老气横秋。他的线条很内敛，不作故意张扬态，而是融碑帖的精髓于一炉，温文尔雅却又仪态万方，风流倜傥。
以此书笔来操持画笔，自然又是一番景象。故而人们在品读其画时有这样的一种感受，那就是：徐悲鸿的另一特色是线质的坚卓清爽，沉雄劲健如锥划沙，且又似行云流水般的畅达潇洒。其粗细、浓淡、干湿都紧随着描绘对象的体、面结构关系的不断变化而呈现出丰富多彩，耐人寻味的墨像，或坚挺、或醇厚、或轻灵。从而成就了他在画马领域的居高态势，一如其马，昂首天外，奔蹄如飞，意气风发，不可一世。
具体说来，徐悲鸿画马是以魏碑兼草隶的笔意准确、凝练地勾勒出躯干，以极具古籀金石气的短而劲的线条奠定神韵之骨架,继而用浓淡有度的水墨，以类似西洋绘画的笔触融合传统绘画的没骨点法，将马的肌肉的质感、骨骼的结构表现得既合物理、物情又合物态。
对马的细节刻画，正是徐悲鸿“谨严之Style”的具体体现：
一、强化或夸张马的鼻孔，这是奔驰之马肺活量大的象征；
二、马腿的比例较之真马相对稍长，这正符合锋棱瘦骨的野马造型要求，善驰聘的俊马的精神主要特征是其腿；
三、至于马蹄，则要灵活，马之跳跃全赖马蹄的灵活弯曲和伸缩，看似一二笔简单带过，但却是徐悲鸿长时间研究揣摩的结果。他曾说过，马蹄比女人的高跟鞋还难画。那是因为马蹄是力量与重心的集结所在，是动静灵活的关键；
四、脚踝骨是最难画的地方，要画出活络的感觉。造型要准确，不懂骨骼解剖不行，但又不能完全照着自然形态画。其门弟子在实践中无不感叹“唯独这几寸脚踝骨极难掌握。”其难不难想见。
五、拂动的马鬣和马尾，是表现马刚柔相济的风神之所在。徐悲鸿在长时间的实践中认识到毛笔有太软之弊，很难表现鬣、尾的质感和劲力，故而他常用硬笔简括地刷写出迎风飘拂的鬣、尾，一如书写汉隶，收笔有翻转之笔意，不但纤毫毕现，而且极为逼真的展现了鬣、尾的蓬松的质感和飘动的美感。
六、更值得一提的是，徐悲鸿画马从不打底稿。不打底稿，一是徐悲鸿对马的结构和运动的非常熟悉的自信，再则也说明了徐悲鸿在进入创作时的笔墨运用和情感宣泄是一种本我的自然流露，不依傍任何家数的笔墨语言和无拘无束的勾写，才得以构成他奔放处不狂狷，精微处不琐屑的挥洒风格，使得他笔下的骏马无不精神抖擞，神采奕奕。
因此，后之来者所有对其骏马的仿造充其量只能是大体不差而已，因而也就不能得其精微、神韵之万一。
以此衡量《饮马图》，其造型乍看虽有徐悲鸿的风格形态，却不符合锋棱瘦骨的野马造型要求。
表现一：《饮马图》的勾勒线条无力度且无节奏感，因而缺乏金石韵味。概言之，用笔单一、用墨机械。
马鬣、马尾的用笔用墨过分刻意求“真”，因而缺乏写意的风神，笔与墨没有质感可言，了无徐悲鸿先生笔下那种刚柔相济的鬣、尾的蓬松的质感和飘动的美感。
马腿的比例短而粗，不类徐悲鸿笔下比真马相对稍长的夸张特征；马脚踝骨和马蹄的笔墨板结僵硬，这正是作伪者不懂骨骼解剖的致命败笔；且两匹饮水马四条腿的笔墨手段一致，无前后、虚实之变化。
马头部的造型不准确，过于“宽”，笔墨处理也极为油滑，尤其是鼻孔的处理更是夸张失度。
表现二：溪水的处理，因作伪者对西画的结构、光影缺乏认知和研究，故而在处理水面效果时便捉襟见肘了。
表现三：柳树的处理，也只能是形似而已，时而僵直时而过袅的柳条正暴露出作伪者手忙脚乱的“有限”能耐。
表现四：至于上款“文博仁兄赐存”，其“赐存”一词显然是语义欠考究，“赐存”一词用在“仁兄”后面是对“仁兄”的不尊重，以徐悲鸿先生的国学修养，会如此俨然以“朕”自居？再，在徐悲鸿先生所有带有“存”字的上款上，一般都是“保存”、“惠存”、“存之”。及至该款识的书法，其用笔也是呈现出一副油腔滑调的油气，断无徐悲鸿先生那种情趣盎然的法书韵味。
由是，《饮马图》其为低劣之赝品信无异议的。
徐悲鸿款《钟馗图》
《钟馗图》如果没有那“戊寅端午日时客渝州再写钟进士，悲鸿”的款识，很难将该图与徐悲鸿先生牵扯得上，因为此《钟馗图》笔墨根本不是上世纪30年代徐悲鸿的笔墨特征，而是时下一般蹩脚人物画画家的拙劣习性。
那么，徐悲鸿先生戊寅（1938年）的人物画的笔墨是怎样的一种特征呢？我们不妨看看另一件《钟馗图》，该图的款识是写在钟馗手中的折扇上：“戊寅端午写于渝州悲鸿”。以两相比照，徐悲鸿先生能在同一天的创作中有如此差异的笔墨吗？龙珠鱼目何劳细辨！
【关键词】“以”字；词性；辨识
“以”在古汉语中运用得十分广泛，词性的变化也较多，它主要是用作介词，其次是用作连词，另外也用作动词、名词和副词。“以”作名词和副词的时候比较容易辨认，作动词、介词、连词时就不太容易辨认。本文试图全面说明“以”的词性辨认方法。
一、“以”字作名词用时较少，可译为“原因”或“理由”。例如：
宋人执而问其以。（《列子·周穆王》）
②子欲知其以乎？（柳宗元《措说》）
③古人秉烛葭游，良有以也。（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
倒①②中的“以”可译为“原因”，例③的“以”可译为“理由”。
从以上例句中我们看到，“以”作名词都在宾语的位置上，前面是动词谓语，“以”后面不带宾语。
二、“以”字作副词的时候也不多，“以”作副词可以看作是“已”的通假，可译为“已经”。例如：
固以怪之。（《史记·陈涉世家》）
辨认“以”作副词，可用排除法：当“以”字在句中作动词、介词、连词、名词都解释不通时就可能是副词，当然“以”字后面一般是动词、形容词。
三、“以”字作动词主要有两种情况
1、“以”字在句中做唯一的动词性谓语用，可译为“认为”“用”等。例如：
①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
②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诸葛亮《出师表》）
③如或知尔，则何以哉。（《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④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屈原《九章·涉江》）
例①②“以”可译为“认为”，例③④可译为。“用”。
上述例句中的“以”比较好辨认，因为它是句中的唯一动词，又在谓语的位置上。“以”作动词时，可以是及物动词，也可以是不及物动词。
2、“以”字用于“以……为……”的兼语式中，作第一个动词用（排除虽然也是“以……为……”形式，但不是兼语式）。可译为“认为……是……”或“任命……为……”。例如。
①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庄子·秋水》）
②遂以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将兵与备并力逆操，以鲁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赤壁之战》）
例①中的“以”可译为“认为”；例②中的“以”可译为“任命”。
“以”作动词在第二种情况中不太好区别是动词还是介词，这就必须从它们不同的意义和特点方面来辨认了。辨认的方法是：
A、如果“以”与它所带的宾语组成介宾词组作状语，对动词谓语起一种具体修饰限制作用，“以”就是介词，可译为“把……当作……”、“在……作……”。
B、而当“以”所带的宾语同时又是第二个动词谓语“为”的主语，这个“以”就是动词。例如；
①今将军初兴，未如魏其，即上以将军为丞相，必让魏其。（《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以”字的宾语“将军”，是“为”的主语，这个“以”就是动词。
②程不识孝景时以数直谏为太中大夫。（《史记·李将军列传》）
作“太中大夫”是程不识，不是“数直谏”，所以这里的“以”是介词。
辨认“以”字是动词还是介词的另一种方法是“以”字作动词用于兼语式中，前后两个动词的位置不能调换。而介词“以”组成的介宾词组作状语，这个介宾词组多数可以调换位置，即把这个介宾
词组移放到谓语后，改作补语而意义不变。例如：
①以鲁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以鲁肃”不能和“为赞军校尉”对换位置，所以“以”是动词。
②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以羽”和“为巢”可以对换位置，意义不发生变化，所以“以”是介词。从句式上看，古文中也常有这洋的句式，如“何不试之以足”。
介词“以”是从动词发展而来的，有时当介词时也多少带点动词性，但在结构中是介词。介词“以”和它后面的名词发生关系，动词“以”是和它前面的主语发生关系。
四、“以”作介词用时最多
介词“以”的功用是把一个名词或词组介绍给动词谓语，用来表示和这个动作有关的工具、方法、条件、缘由、涉及对象、时间等，从语法上讲，“以”和它后面的名词或词组构成一个介宾词组，这个介宾词组充当句子的状语或补语。
五、“以”字作连词用时也不少
“以”字用作连词，主要是用于因果复句，用于连用的动词或形容词之间（一般连用的动词或形容词是共同陈述一个主语）、状语和中心词之间，表示关联。“以”作连词时，只表顺接，而不表示转折，连接词与词、词组与词组、句子与句子。“以”作连词和“以”作介词的辨认方法是：
A、连词“以”和它前后两项发生关系，起连接前后两项的作用，介词“以”和它后面的名词发生关系（如介词宾语前置时，就只能和前面的一项发生关系）。例如：
①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柳宗元《黔之驴》
您好！不知不觉中，两年的时光已经悄然而逝。我是一个喜欢文学的女生，语文一直是我的强项。作为一名高三新生，我肩负着家长和老师殷切的期望。尽管我中考成绩并不理想，但我并没有失去信心。在以前的考试中，我总是以优异的语文成绩来缩小和同学们在总分上的差距。然而在上次的月考中，我引以为豪的语文竟然只考了98分（总分160）。在学习上仅存的自信也已消失殆尽。对于语文，我已经止步不前，只剩下迷茫和困惑。
所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作为第一场考试科目的语文，以惨不忍睹的成绩结束了，其他各门学科更是全线溃败。我像一个偏离航向的小舟，看不到可以停泊的港岸。尊敬的老师，你能不能告诉我，我的语文学习之路在何方？
一个身在迷途的学生 易铭
易铭：
你好！你能把学习的困惑向老师倾诉。感谢你的信任，此刻的你一定有了一吐为快的轻松，也一定有许多期待。你看，语文的魅力多么巨大，她让你有了思想，并且学会了表达。作为一线老师的我，经常会收到和你一样正处于语文学习困境中的学生的求助信，为了解决你们的疑惑，帮助你们找到语文学习的正确之路，我向大家介绍几种方法，供你们参考。
一、 生活为源、处处留心
向生活学语文。“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语文覆盖了生活的一切，语文所训练的是人对一切文明符号的理解力和创新力，所以每一个语文学习者必须对生活感兴趣，拥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发现生活中看似平常却奇崛的地方。语文学习不再仅仅是语文课堂上的事情，更是贯穿我们整个生活全过程的“终身大事”，“生活无处不语文”就是这个道理。我们要不间断地听新闻、看报，了解国内外时事，思考社会人生大事，这是培养语文素质的良好途径。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功夫在诗外”、“处处留心皆学问”。
二、 能背会默、“死”去“活”来
背诵是学习语文的重要方法，也是积累语言、培养语感的重要途径。背诵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更能规范我们的语言行为，促进我们智力的发展，提高我们的表达能力。语文的学习，熟读成诵是基本功。会背了，才可能在名句默写题上游刃有余，也才能在写作时信手拈来，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就是这个道理。
背诵非下苦工夫不可。这“苦工夫”不是说花点时间去读、去诵就可以了，而是在下苦功夫诵读的过程中要想方设法用恰当的记忆方法。如遇到较长的课文如《劝学》、《师说》，可以分层背诵；可以化整为零地背诵；可以先抓要点背诵，然后连贯地背诵；可以根据句式的特点进行背诵（对偶句、排比句等）；可以根据情境来背诵（也就是再现图景）；可以利用归纳内容列写提纲来背诵；也可以“掐头”背诵（掐头背诵法是指对于相同、相似、相对的句式构成的排比，为了防止背诵遗漏或因其中一句想不起来而影响到下文的背诵采取的只记住每句的第一个字或词，再由这个字或词引起对整个句子的背诵。如《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就可以这样处理：夫天地者……，光阴者……，（而）浮生若梦……，为欢……）只要你是善于思考、勤于总结的有心人，你一定还会总结出更多更好的诵记方法来。另外，会背不等于能正确地默写。每个填空，写错一个字即不得分。每次考试所设置的默写题必然有易错字，便于拉开差距。如《劝学》中“无以至千里”的“至”，《师说》中“传道受业解惑也”中的“受”等。只有把背诵与默写相结合，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三、 读写并举、赢在课堂
语文学习的时间最长，课时最多，所以我们要立足课堂，提高课堂效率。落实到语文课堂上，就是要我们学生多参加读写听说等语文实践活动。无论是听说，还是读写，都应尽量在课堂进行。由于考试的客观原因，书面考试只考“读”、“写”。阅读和写作是体现一个人语文能力的主要指标。阅读方法有多种，在这里想强调“诵读”和“细读”的重要性。诵读要做到吐字清晰，音准气足，节奏停顿合理，要有抑扬顿挫的韵律美，准确地体现出作者的情感。而细读则是一种在安静的环境下用心灵来和文本对话的方式，读者应当把感官的触觉、心灵的触觉伸向文本的所有组成部分，哪怕是一个标点。
如果说“读”这种手段是吸收营养，是“吸纳”的过程，那么“写”则是加工和生成的过程。古人说“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很有道理的，“写”能加强记忆、整理思维、提高认识。阅读中可广泛摘抄、做作品评析、写读后感等。当“阅读”与“摘抄”成为习惯后，必然有所思、有所悟。把这些感想诉诸笔端，就是主动地创作。我们要积极参与生活，体验人生，关注社会热点，激发自我的写作欲望，从而达到“我手写我口”、“我笔抒我心”的美妙境界。写作贵在多练，常坚持，抒写自己的生活感悟和情怀。
四、 归纳整理、高屋建瓴
我们可以化用魏书生老师“语文知识树”的方法，制作“语文精华本”，构建起自己语文知识的框架体系。根据高考考试大纲的要求，你们可以从以下6个方面设计语文知识精华本目录：语言文字、文言阅读、古诗词鉴赏、名句默写、现代文阅读、作文等。平时坚持进行语文知识的搜集、整理和归纳。在每次的学习过程中，对照学习目标，要问自己哪些掌握了哪些还没有掌握，并把这些“得与失”有条理地写到《语文精华本》的相关部分中。切记，要准备一个较厚、精美的“精华本”，可以悦己愉人。从高三一开始培养高考意识，为高考做准备。可以正面书写，反面剪贴、摘抄。这样既有宏观上的把握，又有微观上的突破，就会使我们的学习有的放矢。
“有”字在现代汉语中是个最抽象的词,它表达事物存在着的状态,或指事物表象的持存状况,或指性质的确定状态。不过,在古人那里“有”字的含义并不如此抽象,在甲骨文中写成“又()”,象“右手之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有”字最初象征右手,而后来却演变成表达存在的抽象词汇。那么,此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显然,人的手具有把握、把持、控制或驾驭的功能,而这些行为的对象是感性事物。反过来说,只有那些具有感性确定性的事物才能被人的手所把握、把持、控制或驾驭。也就是说,凡是人的手所把握的对象都具有感性确定性。那么,我们是如何确定一个具体东西的存在呢?中国自古有“眼见为实”的说法,认为视觉是一切确定性的最牢靠的基础。不过实际上,视觉对感性事物的确认还不是十分牢靠的,因为视觉还会存在一些幻觉或错觉。最可靠的感性确定性来自于触觉的确认,因为触摸到或把握到的东西肯定是实存的。
当人们把“有”字写成“又”的时候,这个字所强调的是手,而不是手所把握的对象。于是后来在又字下面加上肉字的有()来表达“以手持肉”时,该字所象征的东西从手转移到了手所把握的对象。“以手持肉”本来意味着富余,故后来引申为“五谷丰收”。如《谷梁传?桓公三年》中说:“五谷皆熟,为有年也。”[4]444在古人那里有肉有谷物就意味着拥有一切无所不有,于是“有”字开始抽象化而获得形而上的意义。如此说来,中国古人的存在意识根源于生存的谋划,因而认识事物也被理解为以思维来“把握”对象的行为。古人总是愿意用“万物”一词来指称天地间所有的事物,因为在他们看来一切事物大体上可分为一万种。显然,“万物”这一命名已经属于人对对象世界的把握方式。这种把握是一种目的性行为:首先人们把这些事物当做自己的对象,然后通过命名、规范等方式对事物进行排序,再然后用这些事物来满足人的各种需求。这里人们之所以能够把握对象是因为,那些被把握的对象给人们提供“把柄”,而这个“把柄”就是事物的确定的表象或稳定的性质。这也就是说,人只有通过事物的确定的表象和稳定的本质才能把持这个生活的世界,这稳定的本质和确定的表象恰恰构成事物存有的内在根据。
然而人的生活的经验说明,人们手头上的所有的事物没有一个是永恒的,曾经拥有过的美食、金钱、荣誉、权利都终将化为乌有。此所谓,万物皆流,无物常住。所谓的变化也就意味着,“有”与“无”之间的相互转化。那么该如何理解“无”呢?在楚简《老子》甲本、乙本中,大多数“无”字都写成“亡”。根据《说文解字》:“亡,逃也。从入从乚。”“乚,匿也。象曲隐蔽形。”段玉裁注云:“亡,会意,谓入于曲隐蔽之处也”。所谓“入于曲隐蔽之处”指的是,本来在眼前的东西或者在手头上的东西遁入看不见摸不到的隐蔽之处。这也就是说,那些东西尽管都不在原处,但还都安然无恙地存在于别处。然而人们熟知的“无”并非属于此类情况。即,“无”的最典型的状况———例如木材的燃烧、鱼肉的腐烂等这些情况属于一些事物的完全的消失。即便是那些暂时离开身边而暂时遁入隐蔽之处的东西终有一天也都将化为乌有。这也就是说,人们所经验到的大多数“无”,是很难用“亡”字来表达得了的。正因为如此,后来“无”字的写法“亡”逐渐被“无”字所取代。
“无()”字在甲骨文中为“舞”的本字,“象人两手执物而舞之形。”[5]630而《周礼?春官宗伯》在叙述司巫的职能时指出:“若国大旱,帅巫而舞雩。”在这里,“舞雩”是女巫求雨之舞,是夏商周时代最典型的一种舞蹈。从本源上看,古代的舞蹈根源于巫女取悦神灵的动作,即女巫以跳舞的方式祈求神灵之保佑①。也正因为如此,“巫”字在甲骨文是从“无”字简化来的。因而“无”、“巫”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同一个字。不仅如此,“无”字同时还指巫女所要取悦的神。换句话说,“无”字具有三层意思:一指作为动作的舞蹈,二指作为舞蹈者的巫女,三指巫女所面对的神灵。[6]
不过,当人们用该字来指神灵的时候,这个“无”便指神的超越感觉的状态。而当古人不再把神理解为具有人格的超越者,而把它理解为不可预测的阴阳变化之状态时[1],指称神的“无”字的含义开始演变成为指称一个没有确定表象的状态,此所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无状之状”(《老子》第十四章)。
如此说来,“有”与“无”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就这两个文字最初所象形的对象而言,“有”指的是手上之肉,而“无”则指的是人所祭拜的神;就这两个文字的形上意义而言,“有”指事物的确定性表象以及质的稳定性,而“无”则是指不确定的表象以及质的流变状态。
自古以来,人们非常关注天地万物的稳定的秩序和确定的表象,因为这些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本。
但与此同时,古人还感受到这些可靠的东西之背后存在着一种无法把握的混沌的世界,而来自这个世界的变幻莫测的东西同样左右着人们的命运。那么应该怎样理解“有”与“无”的关系呢?
“有”“无”之“道”
《老子》第四十一章说:“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意思是说,天下万物都是“有”和“无”结合的产物,都是这两者相互转化的动态统一体。一方面,在不确定的混沌的“无”中不断地生成具有确定表象的“有”,此所谓“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第二十一章);而另一方面,从具有确定表象的“有”不断地转化为混沌的“无”,此所谓“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老子》第十四章)从这个角度看,天地万物莫不居于“无”与“有”的转化过程:或者处在从“无”到“有”的生成阶段,或者停留在从“有”到“无”的消亡阶段。在老子的时间意识当中,确定的、有序的表象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体系,相反,该表象的世界的背面就存在着一个不确定的和无序的世界。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事物都是确定的、有序的因素与不确定的、无序的因素结合的产物,都是“有”和“无”的精妙的统一体。
“有”与“无”的这种关系还表现为“有名”与“无名”的关系。《老子》第一章有句非常耐人寻味的话:“名,可名,非常名。”一般说来,凡是天地万物都有其确定的表象和稳定的质的统一性,因而是可以把握和命名的。但万物的这种确定的表象和稳定的质的统一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这种把握和命名也不是永恒的。李白曾在《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写道:“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这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事物的确定的表象和稳定的本质都属于流变过程当中的暂时的停泊,因而这些“名”也只能是“非常名”。根据《老子》第一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在中国古人那里,天地是万物生成和留存的场所或者家园。
在老子看来,天地这一万物的家园发端于不可命名的混沌,而其中万物诞生则意味着可命名的状况的出现。如是说来,无名与有名在本源上具有相互关联性。自古以来,人们往往只关注这个世界的可命名的一面,而忽略这些背后的不可命名的一面。
问题是这后一点恰恰关涉到人的选择性和自由性。德里达曾基于原始部落的那比克瓦拉人的语言现象①[7]161谈到武断的命名所具有的原始暴力本性。他说:“它(命名)在差别中进行铭记,它进行分门别类,它将绝对呼格悬置起来。把这个独一无二的东西放在系统中加以思考,把它铭记在那里,这就是原始文字的存在方式:原始暴力,专名的丧失,绝对贴近的丧失,自我呈现的丧失。”[7]162-163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于使用语言来把握和命名事物,并以此来揭示各种事物最显着的特征,但恰恰是这种命名很有可能遮蔽各种事物不可命名的多样性和可能性。
可是在高考复习中，很多同学对文言文翻译感到困惑，明明能读懂文本，可是等到翻译文句时却又抓头挠腮、百般纠结，结果失分频频，让人叹息。究其原因，主要是翻译文言文不是光靠读懂文本就可以轻易做到的，因为心里理解不等于能用言语表达，能用言语表达不等于能诉诸笔端，更何况翻译的好坏还看个人的现代汉语书面表达能力。所以，在时间紧迫的考场上，此题虽容易得分，但是实在难以得高分。
为帮助同学们更加有效地进行文言文翻译复习，我选取了往届高考试卷中极具代表性的考题，给大家例析高考文言文的一些翻译方法。
一、考情分析
不打无准备的仗，若要得高分，必须先了解考情：所谓“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就是在对文言句子理解的基础上将其翻译成现代汉语。理解是翻译的基础，翻译是理解的物化，而对文意的理解又取决于文言实词、文言虚词和文言句式的理解把握，这三项正是《考试大纲》规定的考点：⑴理解常见文言实词在文中的含义；⑵理解常见文言虚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⑶理解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句式和用法。概而言之，“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第一考学生的知识积累、厚积薄发能力，第二考学生联系上下文理解文言语段、句子的融会贯通能力，第三还考了学生的语言转换能力，真可谓一石三鸟。
例如2016年全国1卷第7题“（1）锡宴不赴，是不虔君命也。人主有疾，而必使亲临，处之安乎？（2）苏轼尝从容责公亮不能救正，世讥其持禄固宠云。”答案：（1）赐宴不到场，这是对君主命令的不敬。君主有病，却一定要他亲临宴会，做这样的事能心安吗？（计分点：锡，通“赐”，赐给；虔，恭敬；而，却；之，这样的事；句式，安乎，心安吗？） （2）苏轼曾从容地责备曾公亮不能纠正弊病，世人讥讽他保持禄位加固宠幸。（计分点：责，责备；救正，纠正弊病；世，当时的人；持禄固宠，保持禄位加固宠幸。）
本考题中，文言实词方面考查了通假字、一词多义等，如：“锡”通“赐”，通假字；“虔”，恭敬，“不虔君命”即“对国君的命令不尊重”；“责”应是“责备”；“救正”即纠正弊病；“世”即当时的人；“持禄固宠”意思是“保持禄位加固宠幸”。文言虚词方面考查了“而、之、乎”，如：“而”作转折连词，却；“之”作代词，代这样的事；“乎”，译成“吗”。 句式，“安乎”，译作“心安吗”？总的看来，本题的得分重点在于正确解释文言实词、文言虚词与文言句式，分值已占全题分值的八成。由此可见，掌握文言实词、文言虚词与文言句式这些关键得分点是多么重要。
二、备考策略与方法
（一）有的放矢抓关键，掌握文言实词、文言虚词这两大类关键得分点，我们就掌握了攻克文言文翻译的重型武器。
虽说“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取决于对文言实词、文言虚词的理解和对文言句式的把握，但文言实词数量多、变化多，包含诸多文言现象，如通假、一词多义、古今异义、单音节词变双音或多音节词、偏义复词等。再者，文言文试题的选文虽都出自课外，但是所考的文言实词、虚词大多来自教材，尤其是那些出现频率很高的常用实词。所以在平时的复习中，我们要着重复习一词多义、词类活用、古今异义、通假字等知识点。因为这都是分值所在之处，也是能够稳拿的。例如2010年全国2卷翻译第1小题“贷公钱数十万劳军，没后，亲吏鬻器玩以偿。” 本题总分5分，1分归大意，4分归属关键字词――本题考查的几个重点文言实词和文言虚词是“贷、没、鬻、以”：贷，借；劳，犒劳；“没”，通假字，通“殁”，死亡；鬻，卖；以，目的连词，来。故全句可译为“借了公家的数十万钱款犒劳军队，死后，亲属和部下卖掉器物珍玩来偿还。”本题的得分重在正确解释文言实词与文言虚词，分值已占全题分值的八成。由此可见，掌握文言实词、文言虚词这两大类关键得分点是多么重要。
除了增加知识的储备外，我们要充分运用所学的翻译技巧与手法，像文言翻译的首要标准“信”靠拢。“一一对译、字字落实”便是最基本的方法技巧，但我们还需要学习文言实词、虚词的一些推断方法，例如字形分析法、通假推断法、结构观察法、语法分析法、借助语境法、知识迁移法等，提高思维能力和判别能力。这些文言实词的推断方法，因篇幅所限，不再一一赘述。在此只例谈一下如何综合运用这些方法，以供同学们借鉴。
如：2013年高考山东卷翻译第2小题“其牧守稍薄，则又移居，故其迁徙者，盖十余州焉。”根据语法分析法，可以知道“薄”应为“牧守”的谓语，应作动词，而“薄”本为形容词，故可以判断“薄”在此处是形容词活用为动词，再根据上下文的语境可以判定它的解释为“轻慢”而非“轻薄”，其它“迁徙”“盖”二处，一一对译即可。全句可译为“当地州郡长官稍有轻慢，（李揆）就又迁居，所以他搬迁的地方，大约有十多个州。”“薄”字能准确翻译，得益于语法分析法和借助语境法的综合运用。
又如：2015年高考广东卷翻译第2小题“天下由是惜弘文而多象N。” 观察“惜弘文”和“多象N”的结构，一致，判定“多”应与“惜”一样是动词；根据语法分析法，也可以知道“天下”为主语“多”应为谓语动词，而“多”本为形容词，故可以判断“多”在此处是形容词活用为动词，再根据上下文的语境可以判定它的解释为“赞叹、赞赏”而非“增多”，其它“由此”“惜”二处，一一对译即可。全句可译为：“老百姓因此惋惜侯弘文（的遭遇）而赞叹卢象N的（义举） 。”此例也是语法分析法、结构观察法和借助语境法的综合运用。
（二）独具慧眼辨句式，掌握文言特殊句式，我们就掌握了准确翻译的又一法宝。
高考文言文翻译题考整句翻译，但命题者总是选择那些含有关键性词语和带有特殊句式的句子，并将其设定为高考阅卷的采分点。那么，怎样才能把握住这些得分点呢？考纲涉及的文言句式是判断句、被动句、省略句、倒装句，其中最典型的是倒装句中的宾语前置、定语后置、状语后置，这些前置或后置现象，如一一对译，会造成语意逻辑上的不通，所以就要灵活处理。
如2015年高考重庆卷翻译第2小题：“人有一方之良，一言之善，必重币不远数百里而师之，以必得乃止。”单纯看“一方之良，一言之善”，可理解为“一个方子的良善，一句话的好处”，这样对译也未尝不可，但结合全句来看，运用语法分析法，可知“人”是主语，“有”是动词谓语，“有”的宾语应当是“方”与“言”，不是形容词“良”与“善”，所以“一方之良，一言之善”应理解为“一良方，一善言”，为“之”字式的定语后置现象。此知识点在教材课文《劝学》中学过“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可运用知识迁移法。故综合判断，全句可译为“（只要）别人有一个好的药方，有一句有价值的（医学）言论，（徐若虚）必定携重金不远数百里去拜他为师，一定要得到才罢休。”此题综合运用了语法分析法和知识迁移法。
（三）静心淡定应万变，综合运用各种翻译方法，译尽句意。
古文典籍何其多，文言句子更是千变万化，有时不免会遇到比较复杂一点的文句翻译，单纯用文言实词或用一种方法往往难以译尽句意，此时就要具体句子具体分析，逐个突破，译尽句意。
如2015年高考重庆卷第10题：“殚其财，竭其力，卒不效，且死，乃交责之曰，是医之误，而用巫之晚也。”综合来看，此句难点倒是较上例少。但要真正译好，也是不易；要利用所积累的知识、所学的方法技巧，方能准确翻译。前半句中，“殚其财，竭其力”，不能简单地翻译为“用尽他们的财富，竭尽他们的人力”，这样稍嗦，不够简洁；它令我们想起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对得工整，又有修辞手法互文，它的意思就是“竭尽他们的财力、人力”；“乃”是虚词，初看似乎是表承接的连词，译为“就、于是”，但结合语境看就不妥，应该理解为表转折的“反而”；后半句“是……也”是典型的文言特殊句式判断句，翻译后的格式是“……是……”；但句首的“是”不能想当然地把它当作现代汉语的判断动词“是”，它在句中作主语，为指示代词“这”。全句可译为：“竭尽他们的财力、人力，最终不见效，将要死了，反而相互指责说，这是医生的失误，而找巫师太晚了。”
（四）谨记翻译原则主直译，七大翻译方法来护航。
在实际翻译中，同学们要谨记文言文翻译的标准“信、达、雅”，遵循“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原则，还可以灵活运用文言翻译中常见的七大方法“留、删、换、补、调、缩、贯”，译尽句意。例如2015年高考湖南卷翻译第3小题：“使为子孙而为之，则子孙不能我救也。”此句翻译使用了四大方法“留、换、删、调”：
（1）留。凡是古今意义相同的词以及专有名词，如国号、年号、帝号、官名、地名、人名、器物名、书名等都可以保留下来，不必变动。使用了方法“留”的字是“子孙”，可以保留下来，直接译为“子孙”；
（2）换。把古词换成现代汉语。基本模式是把单音词变为双音词。使用了方法“换”的字是“使、为、则”：“使”，表假设，译为“假使，若使”；虚词“为”译为“为了”；虚词“则”译为“那么”；
（3）删。一些没有实在意义的虚词，如表敬副词、发语词、部分结构助词等，同义复用的实词或虚词中的一个和偏义复词中陪衬的词应删去。使用此方法“删”的字是语气词“也”；
（4）调。把文言文中倒装的句子成分调整过来，使之符合现代汉语的语法习惯。若把“不能我救”一一对译成“不能由我来救助”，虽硬译成文，但却不是原文本意，因为这是典型的宾语前置句――否定句中人称代词作宾语，宾语前置；所以此处使用了方法“调”： 正确理解应为“不能救我”。全句可译为：“假使为了子孙而去做这些事，那么子孙不能救我。”
又如2015年高考上海卷第18题：“有滏阳人焦通，事亲礼阙，为从弟所讼。彦光弗之罪，将至州学，令观于孔子庙。”这个句子比较长，前后两句，好几个得分点：“阙”“为从弟所讼”“弗之罪”“将”“令观于……”。若一一对译，则不通顺。此时便要综合运用翻译方法，进行一一突破：“滏阳”是地名，“焦通”是人名，均可以保留，所以此处使用了方法“留”；“事”翻译为名词“事情”则不通，根据语法分析法，其后有“亲”，故它应是名词活用作动词，译为“侍奉”，所以此处使用了方法“换”；“阙”不是削减，也不是城阙，而是“缺”的通假字，翻译为“缺失”；“为……所……”是典型的被动句标志，翻译为“被”；“从弟”指堂弟，运用知识迁移法，因此知识点在教材课文《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中学过；“弗之罪”与《送东阳马生序》中的“弗之怠”一样，为典型的宾语前置句――否定句中人称代词作宾语，宾语前置；必须调换语序为“弗罪之”，所以此处使用了方法“调”；“罪”又是名词活用作动词，译为“治罪”；根据语法分析法，“将”后省略“之”，应是动词，可译为“带着（他）”，所以此处使用了方法“补”：增补句子省略的成分，词语活用的新增内容，代词所指的内容，使上下文衔接连贯的内容等；“令观于……”涉及省略句和“于”字式的介词结构（状语）后置，“观”不仅有“看”的意思，还有“学习、反思”的意思，“强令（他）到……观摩学习”；全句可译为：“滏阳有个叫焦通的人，侍奉双亲礼数缺失，被他的堂弟告发。彦光没有治他的罪，带（他）到州学，强令（他）到孔子庙去观摩学习。”
1.1系统论思想尽管近代的系统方法是从20世纪40年展起来的，但一些朴素的系统思想却早在二三千年前就在东方出现了。中国古代存在着典型的有机整体观念，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就形成了朴素的整体系统观。如在我国最早的著作《易经》和“洪范”中就提出了“八卦”(天、地、雷、火、风、泽、水、山)、“五行”(金、木、水、火、土)说。八卦说把世界看作为一个由基本要素组成的系统整体，以代表天地的乾坤二卦作为起始形成八卦，八卦重叠形成六十四卦，从而形成了概括天地间万事万物的世界体系。而且《易经》还把世界看作由基本矛盾关系所规定的层次系统整体，是一个动态的循环演化的系统整体。同样五行说也是将世界看作是由五种基本要素金木水火土组成的系统整体，这五种要素彼此相生相克形成不同层次的系统结构，从而构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所以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是将最基本的物质元素看作是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而整个世界无非是由这些元素组成的整体系统，它们之间相生相克，使得整个世界不断循环演化，形成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系统整体。公元前五百多年，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道家对系统提出了精辟的看法，在其经典著作《老子》、《荀子》等著作中提出的“有无”“阴阳”学说用一些更抽象的范畴，如有与无、一与二、始与终、阴与阳等对立统一的关系来表达自然界的统一性。它们认为“道”是事物之本源，又是事物的法则。天、地、人都是道的产物，它们具有统一性。道是天、地、人的主体，也是天地人运动必须遵守的规律和行动法则，认为世界的起源于“无生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
植根于中国古代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古代医学思想同样包含有丰富的系统观念。《黄帝内经》中人体被看作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并进一步被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的养生规律是与外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故有“天人相应”的医疗原则，主张把生理现象与自然现象相联系，提倡整体辨证施治的观点。
中医药学的这种观点受到国际上系统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当代著名系统科学家，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Prigaogine)曾说：“我们正是站在一个新的综合、新的自然观的起点上。也许我们最终有可能把强调定量描述的西方传统和着限于自发组织世界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1］。
中医的诊断方法中依然蕴涵着大量的系统论思想，中医的诊断包括四诊和辨证，四诊除通过望、闻、问、切外，还包括参考病人的社会心理状况、体质状况以及自然环境状况等信息，对病因、病位和病机做出明确判断。辨证是以一定的经验（包括理论）为基础的信息加工、分析和处理的过程，辨证既是对四诊资料的处理，又反作用于四诊技术的运用，同时还受治疗结果的反馈，并不断完善和更新。中医药学的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两种，药物治疗的方法是针对证候组方遣药，非药物治疗也同时针对证候或病因，选择针灸、推拿或心理、音乐等来治疗。其治疗思路整理如图1。
1.2演化论思想中国古代演化观主要表现在阴阳学说、五行说、太极图等学说之中。大多都是将万物的演化描述成为一个相生相克、连锁轮回的变化链条，其变化在一个闭合的回圈中进行，而始点最后又变成了终点。中医药学思维活动是动态的过程，通过人的机体在自然状态下的动态描述，去反映出症状或生理现象的表现，如临床中获得的脉象、病人的面色、舌体形状。中医药理论认为人的复杂性在于它自身和环境的相互联系及相互作用的动态变化，元气学说阐明了“形”与“气”相互转化的发展观，强调“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注重人的生命活动统一过程状态演化，如中医理论中健康概念实质上体现的是阴阳之间交互作用，形成自和的最佳状态，医疗的任务就是调整这种状态的非平衡或非最佳状态。中医学对生理过程的认识角度是从气化的结构和气化的活动这一“耗散”系统出发的。
2中医药学传统方法论对现代科学研究的启发
2.1中医药整体认知论的科学思想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天人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特征之一是注重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主张人与自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相互影响，相至制约，因而人应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这种天人观在古代曾表现为“天命论”“天人感应论”的思想和“天人合一”的观念，其中有不少秘化、不科学的内容。但在西方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和能源浪费等社会问题日益加重的今天，注重天人和谐的中国古老天人观有助于在现代科学基础上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持续发展。
从实践角度看，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影响。日本哲学家和农学家福冈正信先生依据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提出要以“自然农法”取代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科学农法”，并亲身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功［2］。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赖特（F.L.Wright）受老子“崇尚自然”思想的影响，主张“有机建筑”的理论，充分注意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的有机统一，体现了人与自然有机协调的特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还影响到现代技术的发展，这就是强调技术程序应有益于人的身心愉悦和健康，强调技术的功能是解放人，现代的人体工程学、人－机系统工程学和技术美学研究，正是适应这种需求的体现［3］。
2.2中医药直觉、体验的方法论为现代科学发展提供了创造性的思维模式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从小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某种不同于西方的艺术特性——既有原则，又能进行灵活调整；不仅有科学思想，而且有驾驭科学的智慧。他说：“中国人和日本人所擅长的并以他们的擅长而自豪的，就是直觉的领域——日语叫做‘勘’（がん），这就是一种敏感或机伶。”［4］老庄的思想在汤川秀树的物理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受庄子的倏和忽为浑沌凿七窍的故事的启发，联想到万物中最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固定的形式，而且和我们今天所知的任何基本粒子都不对应。它虽未分化，却有着分化为一切种类基本粒子的可能性，这就是“浑沌”。汤川秀树还受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这句话的启发，提出了时空量子的空域概念。
中医药学思维中的直觉和理性总是互补存在，这种直觉赋予了科学家以新的顿悟使其有所创造。正如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所说：“量子力学迫使我们认识到，宇宙并不是物体的集合，而是统一体中各部分相互关系的复杂网络。但这正是东方神秘主义体验世界的方式。”［5］卡普拉相当重视“体验”的作用，他通过中医和《易经》来体验事物的对立统一和动态平衡，通过《华严经》来体验事物的相互依赖和时空的相互渗透，通过中国哲学中道与气的学说体验“空”与“形”的关系，并将这些体验同现代物理学研究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获得了对基本粒子结构和关系、量子场论和宇宙自洽性的深刻理解。
西方思维模式的严密逻辑性决定了其强调“非此即彼”的刻板和局限性，这限制了创造力的有效发挥，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体验的模式认识成果恰恰能够启发和激励科学家的创造和想象力的发挥。
3中医药学协调思想为现代科学关于有机事物的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李约瑟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成为“有机自然主义”［6］，因为中国传统科学思想主要是针对存在有机联系的事物加以整体的认识和体验，其典型的科学成果应该就是中医药学。这是传统科技体系中至今仍有现代价值的为数不多的成果之一。中医药学在不破坏生命有机体的内外联系的前提下，通过观察、体验和辨证施治，调节人体内在机能，达到内外平衡，抗病祛邪的治疗特点，以其举世公认的疗效说明了中国传统思想在认识生命有机体方面独有的方法论意义。
管理科学是现代科学体系中体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渗透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具备社会有机体特点的组织或群体。早期的管理科学理论重物不重人，西方的“泰罗制”实际上把工人看作从属于机器生产工具，用机械论观点看待生产活动中的人与人、人与机器的关系。现代管理科学中的Z型理论改变了这种倾向，开始强调以人为中心，注重人际的有机协调。提出Z型理论的美籍日本管理学家威廉。大内主张经济组织中每个人和每个团体正好象人体中的器官，管理的机能主要不是控制而是协调，这种观点显然带有东方文化的特征。日本管理学家伊藤肇进一步指出，日本企业家能够使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经典的影响应居首功［7］。
从分子到细胞再深入基因，希望能找到针对功能的遗传学早有定论：基因产物必须在细胞内环境中发挥功能，细胞必须与其他细胞相互作用，机体必须在多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因此基因表达及作为结果产生的表型常是通过个体基因型与内外环境相互作用而被修饰和改变［8］。最新文献也认为，很多人类常见病代表着我们的基因组与环境毕生相互作用的一种积累，预测基因在复杂疾病过程中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一种令人气馁的任务［9］。由上可见，基因型与表型不总是一一对应。因此单纯以基因表达谱作为“证”的实质或作为“证”“病”的连结点似欠全面。
正如李政道教授指出的，“仅是基因并不能解开生命之谜，生命是宏观的”［10］。美国《科学》杂志19990402出版复杂系统专刊，其编辑部导言“超越还原论(BeyondReductionism)”就直截了当指出现代基因组学还原论方法的不足，指出:“还原论的缺点越来越明显，主要是信息过载和过分简单化，从而可能需要把整合性提上议事日程(integrativeagenda)以补充占支配地位的还原论方法”［11］。
中医药学中蕴涵着现代系统科学的基因，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为中医药学特色和优势的深入挖掘和理解提供了可能。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科技发展呼唤中国传统科学观启迪的今天，中医药现代化步伐会进一步加快，其科学内涵将会得到充分揭示和发展，中医药学一定能全面走向世界，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绽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中医药学对生命活动的认识，提供了人类认识和把握人体复杂体系的有效途径；中医药学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认知方法及其个体化诊疗体系反映了整体医学的特征；中医药丰富的治疗手段和灵活的方法，符合人体生理病理多样性的特点；中医药浩瀚的古典医籍，是人类生物信息的巨大宝库；中医药学充分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有机结合，展示了现代科学一体化的新趋势。从以上的优势和特色可以看到中医药学不但具有极强的科学性，而且在许多方面提示和反映了现代人体科学、现代生物学、现代医学以至现代科学发展的方向和研究的前沿。科学进入后现代时代，正在从分析的科学嬗变为整合科学，中医药学中所蕴涵的文化优势、思维优势将对现代科学文化的发展发挥重要的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1］伊·普利高津.从混沌到有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2.
［2］葛荣晋.道家文化与现代文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3］张相轮，凌继尧.科学技术之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4］汤川秀树.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于东西方的考察［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5］灌耕.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