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5 14:11:4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文化理论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阅读的能力
优秀之作的被发现、被挖掘得益于同它产生契合的真正能够读懂它的心灵。因此，准确把握文本真正的内涵就成为考验读者阅读心智、阅读能力乃至诠释能力的重要标尺之一。然而，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无论是在文艺作品的阅读中，还是在理论作品的阅读中，都普遍存在着误读现象。误读也称为误解，分为正误与反误两种。最可怕的是后者。“反误，是指读者自觉不自觉地对文学作品进行的穿凿附会的认知与评价，包括对作品非艺术视角的歪曲等。”[5]列维－布留尔说“：不管怎样，读者的误解是应当避免的。我的补充说明迄今未能阻止误解的出现，不论我怎样解释，误解总是层出不穷。”[6]误读现象的产生，笼统说来是因语言环境的不同而造成的。“语境，是说话人和受话人的话语行为所发生于其中的特定社会关联域，包括具体语言环境和更广泛而根本的社会生存环境。”[7]从大的方面讲，是由于处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信仰等因素影响创作者对自己的作品的组织与书写。作为一个阅读者，他不可能完全与创作者在以上诸多方面达到吻合。从小的方面讲，作者的构思、布局、语言的运思、字词的选择、表达方式的确定乃至修辞手法的运用等，是造成阅读障碍的诸多因素。布莱说：“读者意识，尤其是典型读者即批评家意识的特征是和与自己的思想不同的另一种思想认同。”[8]一般来说，最宽泛意义上的阅读并不需要特别的能力，只要具备基础性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以及惯常的思维能力就可以对文艺作品进行阅读了。然而，对于能够给我们以真正启迪并对现在乃至未来的生活有较为重要作用的阅读，却必须要有一颗敏感、睿智且深广的心灵。这就要求读者不仅要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还要具备超常的理解能力以及缜密细腻的表达能力。
二、解读的权限
很多人认为，从作品出发是阅读和诠释的基础和前提。但是，解读作品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对作品的语言文字的理解与解释。在创作时，创作者要通过对生活世界中的各种关系或生活中的种种现象的深刻领悟，再以精心挑选的语言文字将其置换为文艺作品或理论作品。而语言本身具有准确性与模糊性双重性质。作为解读者，我们如何凭借具有双重性的语言文字去揭示出作品的真实面目？如何将作品的真实意图还原出来并呈示给人们？比较正确的解释仍得益于阅读。有论者指出“：在纯粹消极的阅读中，人们没有试图理解它们（引注：句子及其投射的对象），特别是没有综合地构成它们，所以在消极阅读中没有发生同虚构对象的任何交流。”“在积极阅读中，人们不仅理解句子意义，而且理解它们的对象并同它们发生交流。”[9]在这里，英伽登针对读者仅仅对作品的字面意义的阅读与解释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指出，这种消极的阅读并不会给理解作品带来本质上的变化。只有真正地既理解了作品的字面意义，同时又通过对作品字面意义的深层次的领悟，并将字面意义指向其应当指向的对象，阅读才会发生质的变化与飞跃。在我看来，我们不可能完全通过语言文字理解作品的全部内涵，作品只能对我们敞开它可以敞开的心灵。正如戈德曼所说：“我只能解释我所理解的东西。相反地，如果我不能解释某种东西，那是因为我没能理解它。”[10]当我们面对作品时，尽管作品不会如现实中的人那样产生敌对情况，但语言文字本身也会具有一种阻拒感。正是这种阻拒感让我们不能顺利进入它的深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文字来解释作品。原因主要在于字与字组合成词、词与词组合成句、句子与句子组成段落与篇章，是一个按照某种规则与序列进行的排列。我们可以先从表面去考察这些词语所表达的含义，继而探讨句子的内涵。当然，对词语的理解不能拘泥于词语的本义，而要联系词语所出现的语境来进行解释。因此，我们在阅读乃至诠释任何作品时，不能仅仅将作品中所出现的词语作为一种孤立状态去解释它的意义。除了对具体的作品及其语言文字的处理进行正确的理解和解释之外，我们还要将特定作品由语言文字所构建的艺术世界以及理论阐释与创作作品时的历史时期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我们要放弃自己的思想，即抛却个人的经验去理解作品，这样会更接近作品的真实面貌。我们在诠释作品时，不应掺杂过多的个人的经验之见，而应当站在作者的立场上并与作者共同来思考。
三、结语
然而现实中对作品的过度解读已经泛滥成灾。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我们在“拿”别人的理论来进行研究和创新的时候，要么是望文生义，要么是肢解文意，要么就是生搬硬套。既不理会作品内部的语境，也不理会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但是我们在进行理论创新时，也应当是基于对原有理论的正确理解。有些理论，如果我们没有弄懂它或者说没有基本掌握其中应有之义，就去任意解释，并任由这种解释泛滥，那么我们的理论建设乃至文化建设是没有益处的。因此，无论是阅读，还是诠释，都要尊重作品及其产生的时代，因为我们不仅仅是为了阅读而阅读，或为了诠释而诠释，更重要的是通过针对现实的阅读或解释生成客观而准确的理论。
作者：黄真年 单位：北京市工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
一、引言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1926，1986）及其同事就提出了社会文化理论。尽管该理论以“社会文化”命名，但是它不是探讨关于人类生存中社会或文化的因素，而是把社会和文化看作是人类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认为人类的认知发展融入了一定的文化、历史和风俗习惯背景，知识的建构过程是社会和文化知识在起作用［1］。经过很长时间后，美国和欧洲的学者们开始注意并研究将该理论运用于心理学、教育学、应用语言学等学科中。同样，在二语习得研究中，JamesLantolf与同事StevenThorne（2006）合写了第一部从社会文化理论视角研究二语习得的学术著作《社会文化理论和第二语言发展的起源》，成为二语习得研究中的一种独特和新颖的视角。语用习得研究是二语习得与语用学领域的跨面研究，在二语习得领域起步较晚，在语用学领域被称为语际语用学，又译中介语语用学（Interlan－guagePragmatics）。它主要研究第二语言学习者是怎样获得语用能力的，即，怎样用目标语做事和交际的能力，因此，也被称为语用能力习得（acquisi－tionofpragmaticcompetence），简称语用习得。语用能力是交际能力的重要成分之一，是外语或二语学习者最难掌握的语言能力（见Kasper＆Roever，2005：317）［2］。本文期望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中的四个核心理念构建一个适合语用习得研究的理论模式。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比较少见。本文首先综述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以及语用习得的研究状况，然后从中找出社会文化理论与语用习得的契合点，尝试建立一个理论模式，以便在语言实践中可以更有效地操作，从而达到对所提出的理论模式进行验证的目的。
二、社会文化理论与二语习得领域、语用习得的研究动态
早在20世纪80和90年代JamesLantolf和他的同事Frawley（1985）以及Aljaafreh（1994）就开始致力于将Vygotsky的理论引入二语习得领域。2000年Lantolf编辑了第一本关于社会文化理论的探讨论文集，着重讨论社会文化理论与互动论、输出假设以及交际教学法的区别。如，Ohta使用最近发展区理论探讨二语语法的习得，从而重新思考互动论；Swain通过对话教学讨论中介的作用，并比较输出假设的理念等［3］。2008年，Lantolf与Poehner又编辑出版了专门论文集，以实证研究报告为主题，重点报告了社会文化理论中的调节论和最近发展区理论在听说写及评估方面的实际运用效果。如，Ableeva的二语听力的动态评估效果；Haught和McCafferty的戏剧和最近发展区理论在二语课堂中的运用以及Mahn的使用对话式教学教二语写作等［4］。国内学者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有一些理论层面探讨和介绍的论文，如，马俊波（2008）从社会文化视角讨论二语习得研究［5］；韩亚文（2009）讨论最近发展区理论对二语习得研究的启示［6］。文秋芳（2008）分析了二语习得领域的认知派和社会派两大阵营的争论，肯定了社会派的新范式作用［7］；高一虹、周燕（2009）则把社会文化理论称为“新维果茨基派”，是二语习得的社会文化派的兴起［8］；贾冠杰（2010）讨论二语习得社会文化论大家庭中的新成员“活动论”，认为活动论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强调学习者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一种近几年来刚刚引起我国部分学者重视的二语习得理论［9］。尹洪山（2011）由社会文化理论分析了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10］。实证研究主要探讨支架概念和最近发展区理念在实际教学中的运用，如，彭元玲（2008）［11］，贾光茂、方宗祥（2009）［12］等。关于中介理论、活动理论和内化理论的探讨，理论和实证层面的研究比较少，如，高艳（2008）［13］，张剑锋、李雪飞（2009）［14］，朱静静（2008）［15］。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语用能力的习得研究一直是中外语用习得研究者的热门课题。研究者对们主要关注语用能力的可教性，研究是否可以通过有计划的教学干预使学习者获得语用能力（Kasper＆Rose，2002：237）［16］。国外研究者在教学效果、教学方法、理论背景、学习目标语、研究设计和测量工具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并且已证明语用能力的可教性，主要理论依据是认知理论，特别运用于对“注意假设”的验证，成果主要发表在Rose＆Kasper（2001）［17］主编的论文集中，其他可见Fukuya＆Zhang（2002）［18］、Silva（2003［19］以及Koike＆Pearson（2005）［20］等。国内语用习得研究主要是在介绍和总结层面，如，戴炜栋、陈莉萍（2005）［21］分析了语用能力、语法能力以及它们的发展与学习生活环境的关系；刘润清、刘思（2005）［22］对语用习得的认知特性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段玲琍（2007）对语用能力的可教性进行了文献评述［23］；毛眺源（2009）语用习得研究理论进行了评述［24］；还有少量相关语用习得的实证研究，如，段玲琍（2008［25］，2009［26］）。到了20世纪初，除了认知理论外，语用习得的理论框架又引入三种模式：文化移入模式、社会文化理论、语言社会化，其中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路径已引起语用习得研究者的关注，Kasper＆Rose（2002）认为社会文化理论，如支架概念，还有语言社交化理论也是语用能力可教性研究的最有潜力的理论依据。在语用能力的观察研究中有少量成果，但在教学干预中几乎没有使用。Ohta（2005）［27］建议研究者使用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来研究教学中教授语用能力的教学效果，他使用了支架（scaffolding）概念，通过老师对学生的帮助与学生和学生的相互帮助的教学和学习方式来分析和观察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三、社会文化理论与语用习得结合的理论模式
根据JamesLantolf和StevenThorne（2006），社会文化理论核心由四个部分组成：调节论（又译为中介）（mediation）、内化论（internalization）、活动理论（activitytheory）、最近发展区理论（thezoneofproximaldevelopment）（牛瑞英，2007）［28］。调节论是社会文化理论的中心概念，指人类意识或大脑的活动是由文化构建的辅助工具来调节的，这种调节作用是社会关联、社会合作和集体行为以及文化传统交织在一起的庞大系统，主要包括物体调控（object－regulation）、他人调控（other－regulation）和自我调控（self－regulation），其中物体调节，如图表、电脑等，以及他人调节，如教师或同学的指点，可称为明示调节（explicitmediation）；而自我调节是暗示调节（implicitmediation）的主要方式（Lantolf＆Thorne，2006；Lantolf＆Poeh－ner，2008）。语言是最基本的调节工具，社会言语（socialspeech）、自我中心言语（egocentricspeech）、私语（privatespeech）、内在言语（inner－speech）和手势语（gesture）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必要工具，其中内在言语、私语和手势语的运用是二语学习中的重要调节方式（牛瑞英，2007）。内化论认为人类认知的发展是生物因素（内因）和社会文化因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人类把社会文化的概念融入思维活动的结果，是对大脑自然发展的控制结果，是最终形成内化的结果（Lantolf＆Thorne，2006）。在语言学习中，当学习者还不能完全掌握目标语时，往往会依靠个体话语，如自言自语、自我重复或模仿他人话语以得到自练的目的；当学习者完全掌握目标语时，个体话语会自动消失，内化为内在语言，成为学习者语言体系的一部分，这表明内化的个体话语已经外化为社会话语，说明学习者对语言已经习得了。
活动理论中的“活动”是一种能够解释人类行为和认知的概念工具，是一种能够区别于理论分析的实践活动，即社会环境中的集体互动、交流合作等实践活动；它可以解释人类发展的过程（Lantolf＆Thorne，2006）。活动是联系外部社会和内部个体发展的纽带，它包括活动的主体、目标和动机、达到目标的行动以及行动的操作手段。活动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Vygotsky的文化调节理论过渡到Leontiev的活动调节论，最后发展到Engestrom的集体活动系统，经历了个体活动到集体活动的发展。最近发展区指“两个发展水平：实际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最近发展区就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和在成人的帮助下解决问题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Lantolf＆Thorne，2006：266）”。要缩短这样的差距可以依靠他人的帮助。在二语学习中，不同语言水平的合作者可以相互提高语言学习能力，比如，老师和学生、讲母语者和外语学习者、高水平和低水平的学生的合作学习会有助于相互的外语学习；相同语言水平者的合作也有助于他们的学习；甚至低水平者可以为高水平者提供有益的帮助。20世纪70年代，美国教育在吸收、发展维果斯基“最近发展区”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支架教学理论，由此孕育而生支架教学模式（彭元玲，2008）。它是以学习者当前发展水平为基础，与他人构建一种互动和合作的关系，如，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支架关系，使学习者像盖房子一样逐步搭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最终达到从合作学习到独立学习，并把知识内化到学习者个体的大脑中的目的。
根据社会文化理论的以上四个核心理论的理念，本文构建了将他们融入语用习得的理论模式，即社会文化理论的语用习得模式，由三个模块组成：首先是语用习得过程的“活动理念”，语用习得过程是一种活动，是社会环境和个体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他可以是个体活动，也可以是集体活动，活动理论的理念构建了语用习得过程的首要阶段，即过程的设计必须融入个体和集体活动的任务或内容。其次是语用习得过程的“活动形式”，活动过程可以由调节论和最近发展区的具体过程来体现，如调节论中的自我调节可以是个体活动，他人调节是集体活动，可以是教师和学生间的互动，这也正是最近发展区理论的精髓，具体理论为支架理论；同时物体调节也是活动重要形式，如网络、通讯等现代高科技的媒体作为调节学习者学习的重要手段。最后，语用习得的“内化”，语用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将所习得的语用知识内化，即内置于大脑中储存，供学习者随时提取，此内化过程是第一和第二模块的终极过程，同时该过程也可回溯到“活动理念”和“活动形式”模块。三个模块在整个模式中是循环的，同时社会文化理论的四个核心理论在整个教学过程又是相辅相成的，如图示意：为进一步体现以上理论模式，本文尝试设计了实施该模式的具体教学形式。第一和第三模块主要是理念的形成，所以该教学形式主要是第二模块的具体操作过程。整个教学过程分为课内和课后两个阶段。适用课型可以是精读或泛读课，也可以是听力或口语课，学习的目标内容为语用知识。
课内阶段的任务设计主要以调节论为主要理论依据。如，词汇讲解和词汇练习，首先让学生模仿所学词汇在课文中表达，然后让学生在互动中使用刚学会的词汇造句和做口头作文，达到内化所学词汇的目的。整个学习过程是个人、他人和物体调节的综合体，也是最近发展区（支架理论）的具体表现。课后阶段以最近发展区———支架理论为主要依据。如，课后引导学生阅读有关语用知识材料，根据“支架”理论，按照学生的水平搭配学习小组，一起讨论所读材料，并相互强化所学知识。评估采用动态评估方式，课内和课后都需要评估以检测学生的学习状况。着重考察学生所取得的进步，以最近发展区和调节论为依据。见下表所示：
四、结语
已有的研究已经表明语用能力是可教的。但是，教什么（教学目标）、怎样教（教学方法）、怎样测量（测试工具）等问题一直是语用习得研究的难题，特别是以社会文化理论为理论支撑，因操作性有一定困难，如，课堂教学和学习任务的设计、教学方法和测量工具等，使社会文化理论的语用习得研究之路显得漫长。同时，理论模式的构建需要在不断的教学实践中进行试用－修改－再用－再改等循环过程，因此，本文试图首先进行理论构建，并将在今后的教学试验中验证该模式的可行性，并希望能引起二语习得的专家和同仁对该领域的关注。
1研究内容
我们将所搜集到的13篇文章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评述，即评述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中的应用的书籍，共两篇（牛瑞英，2007；张虹、王蔷，2010）。第二类是介绍二语习得领域中的两大派别：认知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共两篇（高一虹、周燕，2009；高瑛，2009）。第三类是社会文化理论中的相关理论和概念在二语习得领域中的应用，包括中介理论、最近发展区理论、支架理论、动态评价等，共九篇（张雪梅，2002；张艳红，2008、2010；高艳，2008；韩宝成，2009；杨华堂，2006；张晓勤，2008；张国荣，2004；盖淑华，2010）。下面，我们分别作分析。
1.1评述
牛瑞英对JamesLantolf和StevenThorne合写的《社会文化理论和第二语言发展的起源》一书做了详细的述介。认为该书全面、系统、清晰地呈现了社会文化理论所涵盖的主要内容及其在二语习得领域研究的主要成果和现状，其出版标志着社会文化理论和社会文化的二语习得研究的成熟（牛瑞英，2007）。张虹和王蔷对KarenE.Johnson的《第二语言教师教育—社会文化视角》一书的内容和结构体作了介绍，并对书中提出的语言教师教育领域中五个正处于变革的观点做了解读和评述。对我国语言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张虹，王蔷，2010）。
1.2两大派别
认知学习观和社会文化学习观是二语习得领域业已形成的两大流派（文秋芳，2008）。梁文霞、朱立霞（2007）对近20年国外四大主流应用语言学期刊有关二语课堂文献的研究表明：二语课堂研究主要采用认知取向（cognitiveorientation）和社会取向（sociologicalorientation）两种视角。两个派别孰是孰非、孰重孰轻，一直以来是许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高瑛（2009）对比分析了认知与社会文化视域下的课堂互动话语研究。认知视域下的研究主要以输入、输出及互动假说为理论依据，采用静态微观量化分析，聚焦个体与生生互动，关注话语及互动的功能和形式。社会文化视域下的研究主要以最近发展区与支架式帮助为依据，采用动态宏、微观结合的质化分析，聚焦群体与师生互动，关注互动中的意义、形式及结构，强调语境（高瑛，2009）。高瑛认为理想的发展趋势是二者的有机结合，这样才能更好的推动课堂互动话语的研究，更有力地帮助学习者习得第二语言。高一虹、周燕（2009）认为两个学派在批评和借鉴的对话中，形成了一定的交叠，主要体现在对学习者整体“人”的关注以及对于多元性、动态性的注重。但二者也存在互补关系。在实证研究中，前者多采用量的方法；后者多采用质的方法（高一虹、周燕，2009）。
1.3相关理论
1.3.1中介理论
教师话语是学生语言输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对学生的输出甚至整个二语学习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学生把在课堂上所获得的陈述性知识转化成程序性知识需要中介。而教师的中介作用就是根据学生的需要选择最佳的作用形式帮助他们实现知识的内化。高艳（2008）指出教师在语言教学中要关注语言学习者，为其创造有利于主动建构与发展的语言环境，帮助他们把在课堂环境下所获得的内容，通过意义建构转化成为真正的知识。教师用语言作为中介工具帮助学习者，而学习者用它来理解和内化新的知识，通过内化获得个人认知和语言发展（高艳，2008）。杨华堂（2006）调查了高校英语教师和学生对教师中介作用的看法及教师中介作用在课堂上的发挥情况。结果显示，教师的实践和学生的理想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与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提出建议：一要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二让学生有胜任感；三教学生用正确的策略学习；四促进学生的社会发展；
1.3.2支架理论
“支架”理论由新韦伯斯基派的学者如鲁纳（Bruner）、伍德（Wood）和麦瑟（Mercer）等人提出。旨在通过有效的教师-学习者互动形式，帮助学习者完成其自己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张国荣（2004）和张晓勤（2010）分别把“支架”理论运用到大学英语写作和阅读中，通过实验最后都证实了“支架”理论应用于英语教学有以下几点好处：一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教学理念；二充分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三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四减轻教师负担，提高教学效果（张国荣，2004；张晓勤，2010）。盖淑华（2010）将“支架式”教学法应用到词块教学中，探讨二语词块习得能力及其与语言能力的关系。结果发现学生的词块习得能力得到显著提高，同时，其综合语言能力也有显著进步；但词块能力对语言能力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并不均衡，其中，对写作能力的提高起着更为直接的作用（盖淑华，2010）。张雪梅（2002）从“支架”理论出发，通过探讨学习者会话的特征提出教师在设计课堂教学任务时可参考的有利于学习者会话的因素：一学习者会话的目的要清楚明了；二学习者会话的复杂性与难度应适中；三学习者会话设计应考虑学习者因素；四学习者会话中参与者角色应明确（张雪梅，2002）。
1.3.3动态评估
动态评估（DA,dynamicassessment）立足于智力的发展观，跨越多个时间点观察评估学生的进步与改变情况，了解学生动态认知历程、学习迁移与认知能力变化的特点和潜能。“过程取向”和“教学介入与评估相结合”是其最鲜明的特点，同时它突出社会文化、非智力因素等对个体潜能的影响。张艳红（2008）借鉴Lantolf的介入式动态评估（interventionistDA）的程序性设计理念和Poehner的交互式动态评估（interactionistDA）中的交互思想，探索网络环境下对大学英语写作教学实施动态评估的可能性。实验证明，动态评估在写作过程中为学生适时提供了策略、资源和激励等方面的有效帮助，既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又充分体现了教师的指导作用，使师生及生生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极大地促进了学生英语写作水平的提高。2010年，张艳红又通过实验建构了大学英语写作教学的动态评价体系，提出应该根据学习者的需求和发展状况来设计循序渐进的“支架式”教学“介入”形式。韩宝成（2009）从关注点、目的、过程、结果解释及评价者角色等方面区分和对比动态评价与静态评价，详细分析了干预式动态评价和互动式动态评价的特点和异同，介绍动态评价在二语教育领域的相关研究，并指出测验的信度和效度应从更多实证层面获得支持才有说服力。
2存在问题
社会文化理论的这些相关论文增进了我们对该理论的了解，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同时，我们认为这些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待改进：
2．1研究涉及面窄。主要是社会文化理论在写作、阅读领域的应用，关于会话的很少，听力和翻译的没有。社会文化理论在英语学习的听、说、读、写、译五方面没有得到均衡研究。
2．2历史研究（longitudinalstudy）不足。研究主要以横断研究（cross-sectionalstudy）为主，历时的追踪性研究只有一例：张晓勤（2008）。横断研究虽然能帮助我们了解一定时间的内师生行为，但只有进行历时研究，我们才能了解学生的语言水平、了解教师或学生某一行为长期出现会产生的效果或某一教学措施对学生的远期效果。
2．3数据来源较单一。实证研究只采取了单一的观察、录像、录音或访谈来收集数据。这样只能收集到参与者的行为或语言，却不能充分探究其内心世界和心理过程。因此，今后的研究可结合教师或学生的反思，辅助以内省（introspection）和回顾（retrospection）的方法来挖掘造成他们特定语言或行为的深层原因（Ellis,1990）。
摘要：当前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已经实现了创新与发展。但是与具体开展状况进行对比，不难看出，当前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具体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问题和不足，因此，对其进行系统化创新极为必要。本文拟从茶理论的具体内涵和价值作用分析入手，结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通过融入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分析，从而探究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思路。
关键词：茶理论;体育文化;艺术交流;运用思路
引言
虽然我国茶文化理论也实现了系统化发展，但是应该看到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与西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更多局限在整个训练活动中，更多将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精力放在了抽象的内容讲解之上，而未能将具体的训练需要与整个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系统化结合，其不仅影响了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开展的实效性，同时也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影响力推广产生了相应影响。
一、茶理论的具体内涵和价值作用分析
随着当前茶文化理论体系传播的深度不断增加，其对茶文化理论的具体内涵也有着较高要求。因此，正是该茶文化理论的具体特点，决定了整个茶文化理论在开展过程中，往往具有以下训练特点：首先，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项目开展过程中，其充分注重技能训练的有效开展，无论是整个运动的特点，还是其发展趋势，都对该项目的难点有着相应要求，如何完美的呈现出其复杂的内容，就值得在整个教学活动开展过程中，予以创新完善。其次，在整个茶文化理念创新开展过程中，呈现出多样元素的系统化融合和具体统一，也就是说，除了丰富体系化的物质元素外，还充分注重培养学生掌握必要的体能训练，使其逐渐形成良好的身体素质。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来说，其交流直接影响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理想效果和优美性，其更是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员在具体传播过程中，所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因此，想要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理想效果，就需要将文化艺术与实际应用之间等一系列内容相结合，从而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效果的理想呈现。最后，我们必须充分认知到整个茶文化理论内涵实际上是动态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必须在对整个茶文化理论的具体状况和各个阶段，以及具体要素进行系统化认知的基础上，逐步构建完善的传播思路。茶文化理论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同时其在今天仍然极具传播价值和意义。
二、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分析
尽管我国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已经实现了实质性突破，无论是运动理念，还是其比赛的完善度，都实现了重大发展和进步，但是在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相应问题和不足。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首先，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我国的具体开展状况来看，其更多是一种体育茶文化理论的内涵融入度，无论是推广过程中的具体参与人数，还是具体的社会关注都较差。这就使得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无论是人们的具体参与状况，还是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发展过程中，所具备的支撑要素，都存在匮乏现象。因此，创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开展形式，就极为必要。当然，对于茶文化理论开展活动来说，由于其未能全面认知传统文化的价值作用，从而也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和不足。其次，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在具体开展过程中，其更多将着重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力和具体关注度放在了体育课堂教学之上，忽视了课外活动和体育文化元素的有效融入。通过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开展的具体状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精准度，还是内涵的完善度，都存在较大差距和不足，如果仅仅依靠体育课堂教学，是很难实现理想效果的。因此，想要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最佳效果，就必须充分注重延展教学时间，将课堂教学与课下实践教学活动相结合。通过有效融入，从而使其能够实现最佳训练效果。最后，当前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开展过程中，其缺乏对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的有效创新，尤其是其整体教学理念认知较为片面，未能认识到融入其他教学资源和形式对整个教学活动进行创新。想要实现整个体育运动有效开展，就需要在充分结合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项目的训练特点认知基础上，通过有效探究和系统化融入，对整个课上教学活动进行系统化延续和整体补充，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最佳效果。而构建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全面机制，实际上就是对传统体育文化艺术交流的教学方式进行系统化补充，通过将课堂学习与课下锻炼、校内学习与校外参赛等一系列教学形式相结合，来实现最佳教学训练效果。这实际上也是茶文化理论训练创新开展的基本要求。
三、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分析
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系统化开展，实际上是基于茶文化理论发展趋势所提出的具体思路模式，其不仅是对教学活动创新，更是对教学理念的有效丰富，因此，具体而言，系统化应用这一模式，主要有以下具体价值：首先，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应用该模式，其能够充分提升学生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体系中各个元素的理解能力和具体认知度。所以这也是实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最佳传播效果提升的必然要求。通过对当前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具体开展状况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多数学生在整个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瓶颈问题，需要突破，而如果只是使用课堂来开展传统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那么其很难对所有教学内容形成扎实的掌握基础。因此，创新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具体价值，能够在有效延展教学训练内容的同时，实现整个体育活动的最佳效果。其次，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感知中所具备的文化艺术内涵，其能够实现整个体育活动实施的系统化优化和整体性提升。对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想要实现理想的训练效果和内涵，不仅能要充分注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内容和方法的合理选择，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合理完善的组织活动，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的最佳效果。无论是体育文化艺术交流的基础知识传播阶段，还是全面提升阶段，都需要在充分了解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特点的基础上，实现整体创新发展。而应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也使得整个运动训练的组织范围进一步广泛，同时也便于先进的训练经验融入其中，从而推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成熟发展。最后，对于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活动来说，融入文化艺术内涵，其能够为该训练活动开展寻找到更全面、更符合运动训练特点的元素，通过系统化融入，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满足其发展趋势。实施体育文化艺术经验与具体文化内涵理念相结合，就是说将各种适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元素融入其中，比如将传统体育茶文化理念内容与整个体育文化艺术活动相结合，通过设置相关模拟场景，从而提升学生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学习效果。当然，也可以通过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进而增进学员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理念认知。
四、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思路
在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中，实施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其具体需要：首先，要注重将整个茶理论体系中的各项元素系统化融入到整个艺术交流活动中，通过具体理念的借鉴和有效融入，从而实现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创新发展。而想要实现创新发展这一目标，就需要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界定。当然，在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过程中，无论是教学，还是训练都应该系统化融合，尤其是要确保两者实现内涵上的一致性和标准上的统一，从而为茶理论体系的有效融入开展奠定相应基础。此外，有效融入茶理论体系开展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时，必须充分注重将文化艺术交流与教学活动进行系统化结合。实际上，影响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训练效果的主要因素中，不仅包含了具体的传播活动，同时也与整个教学活动的开展状况之间有着重要关联。因此，在充分借助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基础上，通过有效创新，结合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开展所需要的具体元素，从而实现理想传播效果。比如可以在课堂下，积极组织学员参与各种相关体育比赛活动，通过实施以赛促学的方式，从而提升训练效果。最后，应用茶理论体系，将为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取得理想效果提供实质性帮助，而想要实现理想的训练效果，必须将该运动的具体发展趋势与项目的具体特点相融合，通过有效创新，从而实现理想的应用效果。当然，在茶理论体系传承时，必须对茶理论体系中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通过有效嫁接和系统化融入，从而实现理想的传承效果。
五、结语
茶理论在体育文化艺术交流中的具体运用，实际上就是对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方式进行系统化补充，通过将学习与传播等一系列具体形式相结合，从而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而这实际上也是茶文化理论训练创新开展的基本要求。当然，想要实现最佳应用效果，必须对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具体训练特点进行有效分析，通过系统化融入当前整个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发展趋势，从而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茶理论作为整个茶文化体系的核心，将其与整体育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相融合，必然能够实现最佳传承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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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明生.大学体育人文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3):161-165.
[3]谭金明.文化谱系中的艺术与体育比较研究[J];广西科学院学报,2015(6):73-75.
(一)高校秘书学专业企业文化课程理论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
1．企业文化课程理论建设现状秘书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已经由最开始的以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为基础发展到以秘书学专业课程为基础。杨剑宇认为，秘书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可以组合成几大板块，除核心课程以外，还可以开设企业方向、司法方向、教育方向等的课程［3］。郑美萍提到应该根据秘书学专业的培养方向设置多类型的培养目标，配置个性化的培养方案，满足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大中小企业对各类秘书的不同需求［4］。这些学者提出的观点都表明秘书学专业应当开设与企业相关的课程。基于此类理论研究，不少本科学校的秘书学专业也开始重视秘书学专业的企业文化理论知识的建设，在本校开设与企业相关的课程，如企业文化、策划学、企业管理等课程的开设为学生接触和了解企业文化相关理论知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企业文化课程理论建设存在的问题由于对企业相关课程开设的理论研究还处在摸索起步阶段、未形成科学体系，很多学校盲目开设大量与企业相关的课程，不分主次，不仅浪费了大量的教学资源，还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学生学习的负担，直接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企业相关课程的教师大部分调自学校管理学专业的教师，对秘书学相关理论不甚了解，难以对秘书学专业企业理论教学有宏观的把握，进而导致理论教学缺乏专业性。此外，教师承担与企业文化相关的教学，没有实践经验，对企业的认识也只是通过教材和论文研究等，使得学生学到的知识与现实脱节。
(二)企业文化理论知识的内化机制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企业文化理论知识的内化机制建设现状秘书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大部分学校对秘书学专业的实训部分还是比较重视的。学校在秘书学专业开设的与企业相关的课程，如秘书现代礼仪、策划学、企业文化等的培养方案中都有必要的实训课时要求。同时，秘书学专业在大四时也安排了带学分的实习，选择企业进行实习的学生占到绝大部分。这些实践活动都可以让学生内化在企业文化相关课程中学到的理论知识。2．高校秘书学专业企业文化内化机制建设存在的问题从总体上来看，高校秘书学专业的企业文化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从形式上来看，大部分高校秘书学专业在建设企业文化的内化机制时还缺乏创新性，并未开创出具有秘书专业特色的建设道路，基本上仍沿用其他本科专业的实践教学方式。
二、在高校秘书学专业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由此可见，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是在企业这个社会组织及其成员身上所凸显出来的独具特色的文化。对高校秘书学专业学生来说，校园环境相对单纯，与社会接触面小，仅通过理论学习和短期实习很难让企业文化内化。笔者建议，在高校秘书学专业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
(一)不断完善企业文化类课程的理论建设
秘书学专业应当建立科学的教学评价标准，根据教师教学反馈和学生就业后的反馈逐年完善企业文化类课程的教学理论和体系;专业教师也应当随时关注企业文化理论发展的新动向，并更新企业文化类课程教学内容;在具体教学内容的安排上，案例的选择应该多元化，根据学校和学生的水平增加本地企业实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不断丰富企业文化类课程的实践方式
在企业文化类课程的教学当中应创新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可以采取案例式教学法、互动式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实践教学法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教学方法［6］;加强情景模拟或案例分析类实训题目，让学生深刻理解知识;此外，在大四安排的实习可以根据课程特色分学期进行，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之后能迅速进入企业这个大环境中进行实践训练，加速知识内化速度。
(三)搭建秘书学专业和企业合作交流的平台
校企合作平台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管理层合作。秘书专业的管理者与企业领导沟通交流后，确认企业需求，从而结合教育部对秘书学的培养方案，制定符合自身地域特点和办学特色的教学大纲和培养方案;秘书专业领导还可以通过企业顶岗，强化自身的教学和科研方面业务水平，并用企业文化相关理论知识来指导企业文化建设;企业领导则可通过沟通告知学校需要的人才类型，直接为企业储备人才。第二个层次是企业中层同教师层合作。企业中层可通过合作平台接受继续教育;教师则可以在企业进行实习，将理论指导实践，进而更加了解当代企业的文化特点，更好地服务于企业文化教学和相关科研。第三个层次是学生同普通员工间的合作。学生通过实习感受企业文化氛围，提前适应工作，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实践。企业员工则可选择接受继续教育，提高自身的知识层次，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四)秘书学专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应注重培养“创新”精神
关键词：凝视理论；福柯；女性凝视；文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6-0263-01
近代的西方文化是一种以视觉为中心的文化，亚里士多德说，在所有的感觉器官中，人们特别重视视觉。“无论我们将有所作为，或竟是无所作为，较之其它感觉，我们都特爱观看。理由是：能使我们识知事物，并显明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此于五官之中，以得于视觉者为多。”①凝视（Gaze）是一种长时间的、审视的、专注的观看，它不仅是一种单纯的观看，还涉及到凝视者与被凝视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则具有性别、种族、主体与客体、权力、欲望等政治内涵。
凝视作为一种视觉理论，近些年在医学、文学等领域都受到了广泛关注，凝视理论成为了后现代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在文学领域，从凝视理论的角度解读文学，往往会有新的收获。本文将梳理凝视理论的发展历程，并分析凝视理论如何应用于文学领域。
关于凝视，早在黑格尔的的《精神现象学》中就已经涉及，黑格尔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从两个具有自我意志的个体的相遇开始，这两个主体相互凝视，自我能够从他者的眼光中看出自己的欲望，并想让对方承认并接受自己的欲望。在众多的关于凝视的研究中，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贡献最大，他发展了一种把“凝视”作为一种权力运作方式的批评。这一观点主要体现在他的《疯癫与文明》、《临床医生的诞生》、《规训和惩罚——监狱的诞生》三部作品中。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考察了疯癫者与精神病院的关系，提出精神病院是将疯癫者置于医生和其他人的凝视之下，是“巨大的道德监禁”，对疯癫者有压制和规劝的作用。《临床医生的诞生》将着眼点放在医院、医生和病人之间，提出医生对病人存在着无处不在的凝视。《规训和惩罚——监狱的诞生》是福柯最重要的作品，福柯将着眼点放在了监狱与罪犯身上。他展示了两种对比鲜明的惩罚：“第一种形式来自于1757年，拭君者达米安在公共场合被施以酷刑，他的身体被撕成碎片；第二种形式出现于80年代后，年轻的犯人屈从于一种规范化的政体，在这个政体中，他们所有的行动都是通过检查程序所塑造。”②福柯指出在这种全景敞式的监视机制中，犯人成为了当权者凝视的目标，这种凝视是一种权利的转化，是对罪犯身体的监控和精神的规劝。深入分析福柯的凝视理论，我们可以得出：首先，凝视是一种权力关系的象征，是主体对于客体的观看和审视，凝视使主体获得话语、政治等很多方面的权利和优越感；其次，凝视是通过知识和话语建构的，知识和话语的强化会加强凝视者的凝视权利，同时凝视也强化知识和话语。福柯之后，又有理论家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凝视理论，例如拉康的镜像理论也涉及到了凝视的相关知识。他认为，“凝视”是一种双重体验：我们一方面在观看影像中所展现的客观世界，另一方面又把这个影像移植到我们的头脑中，将其转化为我们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部分认知。这一理论说明我们主动凝视影像，并且根据自身的认同来构建影像；同时，我们又根据根据影像来重新评估自我的身份认同。
在现代的理论界，凝视的权利的观念逐渐通过多种方式被运用，文学领域也越来越多地用到了凝视理论。从福柯关于凝视理论的权力机制论述和话语分析出发，文学和电影逐渐开创了性别凝视的新视角，许多理论家开始从凝视中性别因素的角度考察文学和影视作品。著名的有劳拉·穆尔维的《视觉乐趣与叙事电影》。劳拉针对20世纪以后的视觉影像，重点阐述了电影中的男性化凝视问题，指控男性对女性的控制性凝视，认为传统的作品凝视主要体现为对女性完美的外表的观看，使女性成为一种被观赏的物体。法国女性主义作家波伏娃在著名作品《第二性》中也提到了凝视的相关问题。在我国文论界，性别角度、权利角度的凝视越来越受到重视，其中女性凝视应用得更为广泛，可以从女性作者的凝视，女性读者的凝视，作品中女性人物的凝视这三个方面来理解。近年来也出现了许多从凝视角度解读文学作品的论文，如吴颖《“看”与“被看”的女性——论影视凝视的性别意识及女性主义表达的困境》，杨飞《凝视与被凝视——凝视理论视角下的视觉关系解读》，张德明《沉默的暴力——20世纪西方文学＼文化与凝视》等。
综上所述，凝视理论是当今文化理论的热点问题，而从文化的角度分析文学也是当今文学研究的重点方向，我们通过研究凝视理论能够对当今的文学现象有更深刻的认识，得到全新的理解。
注释：
①阎立钦.语文教育学引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②阿雷斯·鲍尔德温，陶东风等（译）.文化研究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目前，教育叙事研究已进入国内教育界各个领域，但迄今为止，还未引起舞蹈高等教育者的关注与重视。本文根据笔者近几年的教学体会，试图从课堂气氛、教学效果和教师成长等方面，对教育叙事研究进行论述和探寻，力求为舞蹈高等教育教学及研究做些尝试。
【关键词】
教育叙事;舞蹈高等教育;教学
教育领域引进叙事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随后，在全球兴起教育叙事研究的热潮。本世纪初，我国教育学者开始将西方教育叙事理论与本土教育实践结合，教育叙事研究才开始在国内植根发芽，引起学界的关注。所谓教育叙事，就是教师以讲故事(叙事)的形式，记录自己在教育教学中发生的各种真实鲜活的教育故事或让人思考的感人故事，表达自己在教学实践中的亲身经历、内心体验以及对教育教学的真实理解。教育叙事研究是教育学中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目前比较热门的教育教学研究课题，但是在舞蹈高等教育领域中还少有论述。笔者主持的2011年广州大学教育教学课题“教育叙事在舞蹈实践教学中的应用”应算是初步的涉入，结题论文《试论教育叙事在舞蹈实践教学中的应用》首次将教育叙事引入舞蹈教育的范畴。本文将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对教育叙事在舞蹈教育教学中的应用作更详细的论述和探讨。
一、利用教育叙事来活跃课堂氛围
目前，我们在舞蹈教学中基本都是采用“口传身授舞蹈教学法”，“口传”就是教师通过口头的叙述来传递教学内容，“身授”就是教师亲身示范舞蹈动作供学生效仿，同时还要手把手纠正学生的动作。高等院校舞蹈专业课程设置一般分为专业技能课和文化理论课，专业技能课包括舞蹈基本功、民间舞、舞蹈编创、剧目排练等课程，该类课程以“身授”为主，一般安排在舞蹈房进行，授课时间大多数为上午或下午;文化理论课包括大学英语、思想道德、历史政治等公共文化课和舞蹈史、舞蹈理论、舞蹈分析等专业理论课，该类课程以“口传”为主，一般安排在文化课教室进行，授课时间一般为下午或晚上。在专业技能课上，教师一般只是通过“口传”来讲解动作的规范、动作的要求，更多的时间用于“身授”，让学生不断地练习，因为“勤能补拙”、“熟中生巧”，一堂课下来“累倒一大片”。然而，在文化理论课上，教师通过“口传”来传递知识，讲解内容，过多的讲解，使劳累一上午的学生懵懵懂懂、毫无兴趣，一堂课下来“睡倒了一大片”。“累倒一大片、睡倒一大片”是笔者近20年在师范院校、专业院校和综合大学从做学生到做教师的真实体会，尽管略带有些夸张，但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也是艺术院校“重技轻艺”的具体表现。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需要在课堂教学中做些调整或者改变。在专业技能课上，我们都知道高超的舞蹈技能来自无数次的埋头苦练，但是学生的体能和专注力在课堂上是有限的。这时，我们需要调节学生的体能和专注力，课堂叙事(讲故事)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教师在做教学设计时要对教学过程做合理的安排，利用课堂叙事来活跃课堂气氛，使学生在课堂上处于一种积极放松的状态。课堂教学“故事”扮演了“催化剂”的角色，正是因为浸润在课堂教学故事情境之中，学生乐于学习，思维得到发展，思想不断交流，智慧获得增长［1］。在文化理论课上，如果教师只是简单机械、照本宣科地“口传”教材上的教学内容，“睡倒一大片”也就在所难免，大学生对于这样的教学方式兴趣不大。她们喜欢既能活跃课堂气氛，又能促进学习的“口传”。为此，笔者在做教案(教学设计)时，每节课都会安排一段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教育叙事。例如，在讲述藏族民间舞文化时，问学生为什么藏族民间舞的体态是松胯弓腰曲背。有一部分同学认为藏族同胞生活在青藏高原，那里空气稀薄、高原反应呼吸困难所致。笔者告诉她们藏族同胞生活的藏区也有海拔2000多米地势较低的河谷地区，那里氧气充足，没有高原反应，但是她们的舞蹈也是这样的体态。另外，从小“生于斯长于斯”的藏族同胞在藏区会有高原反应吗?这时同学们会互相讨论，课堂气氛开始活跃。然后我继续反问，塔吉克族生活在平均海波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东部，为什么塔吉克族鹰舞却昂头挺胸呢?没有受高原反应呢?这时同学们对教学内容开始好奇，对话题有了兴趣。接着我开始讲述的自然环境、、社会制度以及风俗习惯，也讲述自己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藏区采风时的一些所见所闻，同学们非常喜欢这样的故事。最后我告诉她们，藏族同胞虔诚的宗教(藏传佛教)信仰意识，旧社会农奴制以及繁重的劳动生活都影响着藏族民间舞蹈体态的形成。学生通过故事获取知识，完成了学习任务，达到了课堂教学要求，教师通过这种方式，吸引学生注意力，活跃了课堂气氛，拉近师生间的距离，师生从中感受到教与学的快乐。
二、利用教育叙事来提升教学效果
自高校扩招以来，国内许多综合类、师范类或其他专业类院校纷纷开设舞蹈专业。据统计，截至2013年，全国有700多所本科院校开设了舞蹈专业。由于舞蹈、音乐、美术等艺考生的高考文化录取分相对较低，大量的普高生加入艺考大军。据中国艺考网《2014年艺术高考形势分析报告》的公布:“报考艺术类专业的学生主要有三类:1．文化成绩一般的学生，只是为了能考上大学而加入艺考大军，占总人数的85%左右;2．从小对艺术有追求的学生，占总人数的10%左右;3．受其他因素影响的学生，占总人数的5%左右。”［2］在综合类院校舞蹈系中专生与普高生的生源比例保持在1:5左右。如此一来，教师在实际教学时需要灵活地因材施教，教学方法和手段需要多式多样，教学效果才能有保障。有些教师面对普高生生源学生时，认为学生基础差、底子薄，需要更加注重动作的“身授”而忽略“口传”的讲解，导致学生在课堂上一味机械地模仿教师的动作，以追求“形似”为最终目标，也不知道该动作为何要这样做?如何才能这样做?可谓是知其“形”不知其所以“形”。这样下来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学生也一头雾水。这时我们“不能强攻，只能智取”。在舞蹈教育界有“中专解决身体问题，大学解决头脑问题”这么一句行话，其背后透露出舞蹈高等教育应该更加注重启发式的教学。也就是说，对于大学生而言我们更多的是让他们通过头脑的“理解”来学习，而不是通过身体简单的“模仿”。高校教师不仅要求讲述知识、传递知识，更需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他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我国著名舞蹈教育家、北京舞蹈学院潘志涛教授在“中国民族民间舞传统、典型组合课(男班)”中，讲授藏族民间舞传统组合《阿乌耶》时，向学生们叙述当年他在青海玉树采风向当地藏族同胞学习该舞蹈时的情景①。藏族同胞在跳舞时有股默默的“力量”，犹如长江黄河源头一样，使他几十年不能忘怀，刻骨铭心。希望同学们在舞蹈时身体里面要有这种闷着的、可以随时爆发出来的默默的“力量”。要求学生们的动作不但要形似，更要神似;既要掌握舞蹈的动作，更要了解藏族民族民间舞的文化底蕴，甚至希望他们有机会去青海玉树实地体会当地的自然风光和那种默默有力的人文情怀。潘志涛老师娓娓道来的叙述，看似简单寻常，实际上将关键的、核心的教学内容已经传授给了学生，使学生在一种轻松的状态下理解、领会了教师的叙事内容，提升了教学效果。因为“教育叙事对事理的追求要多于对理论的追求，它极力主张在讲述故事(事件、寓言、个案、自传等)的时候显现真理，而不是直接将理论摆出来并强迫他人接受”［3］。教育叙事需要教育叙述，叙述教育的事实与理论。无论是哲理的、人文的、科学的、还是经验的。教师要把自己学习或舞台表演的经验通过动作和语言叙述给学生。这种教育叙事使教师与学生融在一起，教学不再是简单的教与学，而是师生心灵的交流与互通。
三、利用教育叙事来促进教师成长
我们应该从教育理念、教学手段以及研究方法上对教育叙事有相应的认识和思考，这种认识和思考是教师教育叙事的一部分，也是教师本人成长的体现。教师的反思离不开教育实践，正是在教育实践中对教育世界的不断追问，对所怀抱理想的不断思考，对所从事教育意义的不断追寻，才有了教师的成长［4］。教育者需要对教育实践做出反思，为今后的教学做更多的准备和积累。因为教学实践是教育研究的素材和对象，教育研究又是教学实践的理论指导和经验总结，教学与研究犹如人的双腿，两者互相影响、互相支撑。教育叙事研究立足于我们的日常教学，教师把教学中的故事、感受、经验、诉求以叙事的方式记录下来，进行经验收集、重组和理解，随后提供意义诠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理论思考，再次不断完善和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促进自身的成长。近几年，业界通过教育叙事的研究，架起实际教学与课程理念、教育理论的桥梁，促进先进教学经验的提炼和传播，促进教师个人的专业发展，使教师的角色由传授型向研究型转变，也可以体现教师自身的价值。应该说，一名从事高等教育的教师如果不重视研究，或许只能成为一名经验型、技术型的教师，但很难成为专家型或学者型的教师，也与目前大多数高等院校大力提倡的“科研兴校”、“建设教学与研究型高校”的做法背道而驰。
结语
教育叙事不是为了叙事而叙事，而是通过教育叙事展开对教育教学的思索，对教育问题的研究，是一个将客观的呈现、真实的体验以及主观的阐释有机融为一体的过程。它可以是一种教育理念或教学手段，也可以是一种研究方法。通过对教育教学情境的描述，从而引发教师对教育目的、过程、方法、结果等的全面思考，进而引发对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全面反思，提高教师的元认知水平，这样会使教师意识到很多平时意识不到的问题，使许多知识由惰性状态转化为活跃状态，让藏在教师灵魂深处的所有才能都发挥出来［5］。舞蹈高等教育不仅需要身体的“模仿”，更加需要灵魂的启迪，而打开学生身心灵魂的钥匙，掌握在每一位自我完善、不断求索的教师的手中。
作者：眭美琳 单位：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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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仕彬．教育叙事:从概念到操作［J］．教育科学论坛，2010(5):32．
一、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培育法治文化贵在探索，重在实践。近年来，无锡市认真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法治江苏建设纲要》精神，积极探索和实践社会主义法治城市创建工作，突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主题，首力培植法治文化理念，大力开展法治文化建设活动，抓基层、打基础，营造浓厚的法治文化氛围，不断增强法治文化的影响力、渗透力和感染力，法治文化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深入普法，着力培植法治文化理念
紧密结合无锡实际，紧紧围绕"法治无锡"建设目标，加强领导、完善机制、创新形式、扎实推进普法教育，着力培植法治文化理念，为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1、突出抓好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学法、切实增强法治意识。市分别制定了《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的工作意见》和《全市公务员法制宣传教育"**"规划》，制定并严格坚持各级理论中心组集体学法、法律讲座、法律知识培训、学法考试、学法情况登记制度等"五项制度"，有效规范和推动了各级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各类干部教育培训机构都将法律知识纳入培训计划，保证公务员学法每年不少于40学时，建立全国首个"公务员学法考试日"，每年12月4日组织全市公务员进行学法考试。深入持久的普法宣传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法律素质明显提高；依法执法、依法行政的法治意识进一步增强，推进了重大决策管理的民主化、制度化、法治化进程，逐步实现了由注重行政手段管理向注重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的深刻转变。
2、突出抓好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根植法治文化思想基础。建立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将法制宣传教育列入学校教育大纲，强化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工作制度，确保学校法制教育的计划、教材、课时、师资四落实。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阵地建设，探索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机制。共建各级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63个，社区青少年法制学校215个。通过举办各类法制讲座，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法制教育实践活动，不断强化青少年群体的法治意识，根据法治文化思想基础，使其自觉按法律法规要求规范言行，形成学法守法护法良好习惯，并影响家庭、社会。
3、面向市民大众普法宣传，营造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在认真组织开展各级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的普法宣传教育的同时，面向社会开展全民法制教育。在企业中开展"诚信守法企业"创评活动，引导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诚信守法，合法经营，并依法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强化对外来人口的法制宣传教育，全市已建农民工法制学校1135所，对新市民的普法覆盖率达85%以上，有效增强了外来务工人员守法意识和维权意识，同时也大大减少了这一群体的违法犯罪率；以"民主法治示范社区（村）"的创建带动居（村）民的法制教育，"送法下乡"、"法制新风楼"等活动的开展，使群众获得法律知识的渠道多了，居（村）民间的民事纠纷少了，社区（村）法治环境大大改善了。
（二）创新载体，大力开展法治文化建设活动
无锡把建设法治文化、弘扬法治精神作为法治建设的重要工作任务，创新载体，研究和落实各项措施，积极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法治文化建设活动。在总结以往法治文化建设经验基础上，制定出台了《关于大力开展法治文化建设活动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开展法治文化建设活动的指导思想、原则及目标任务，活动主要内容和具体要求，全市法治文化建设活动正红红火火地蓬勃开展。
1、大力加强法治文化理论研究。无锡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筹建了法治文化理论研究会，组织落实专门人员，并聘请对文化研究有一定造诣的专家、学者，深层次、多角度、宽领域地开展法治文化的理论研究，探索形成法治文化建设的有效机制。江阴市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法治文化，加强法治文化产业建设，从根本上解决艺术团剧本的创作、普法教材的开发和推广，20**年2月，正式挂牌成立了"法治文化研发推广中心"，聘请了在江阴工作的省级以上的作家、诗人、书法、美术和摄影等协会委员共18人，专门从事法治文化的研究、创作和推广。至今已创作各类法治文化作品2000余件，出版了《和谐的防线》、《失去旋律的青春》等近百万字的法制文学作品，编写了《说法》、《血泪母子会》等法制文艺剧本60余个，法制艺术团深入农村、社区、企业、学校、军营、监所和外来人口集中居住地演出200余场，受到普遍赞誉。
2、开展"法治文化建设示范点"创建活动。为以典带面推动法治文化建设，无锡自20**年开始在全市开展"法治文化建设示范点"创建活动。坚持从实际出发，巩固原有的创建成果，在各市（县）区及镇（街道）建设培育了一批各具特色、内容丰富的法治主题公园。法治文化广场、法治文化街区、法治书画、图片展示长廊以及各类法治文艺剧团等，去年底命名了首批十个市级"法治文化建设示范点"，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效应。
3、组织举办中国·无锡"法治建设"论坛。在中国法学会、法制日报社的指导帮助下，自20**年以来，无锡已成功举办两届"法治建设"论坛。今年9月，又将举办以"法治文化"为主题的中国·无锡"法治建设"论坛。通过对法治文化建设的经验交流和理论研讨，同时集中开展广场法律咨询、法治文化建设论文征集、法治文化下乡等各类法治文化建设活动，使更多的干部群众受到普法教育，进一步放大了法治文化建设的效应，扩大了法治无锡建设的影响。
4、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文化活动。开展法治文化活动，是加强法治文化建设的有效载体和重要基础。近年来，无锡注重在市（县）区抓好法治讲座，在镇（街道）办好法治讲坛，经常性地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各地各部门积极抓好法治文艺活动，创作法治文艺作品，因地制宜地搞好专群结合的法治文艺演出。法治文化创新不断培育出新成果，如宜兴市开辟了11路"法治文化班车"；市司法局创办十五年的《法治时空》节目已延伸拓展出《庭审直击》等16个专题法治节目，此外法治文化宣讲教材编写，优秀法治文化短语评选、书画作品展、法治演讲比赛等法治文化活动正在全市上下蓬勃展开。
（三）固本强基，着力强化法治文化建设基础
1、巩固拓展法制宣传教育阵地。近年来，无锡着力规范和加强各类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设立法制宣传教育辅导站82个，建立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63个。组织开展"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不断加强在校学生的法制教育。在此基础上，积极筹建和完善村、社区法制学校包括新市民法制学校；在各级新闻媒体上普遍开设法制宣传专栏和专题，建立市、区级专门普法网站，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法制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2、注重法治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各地积极组建各类法治艺术团、法治文艺演出队、法治文化研究室、法治文化宣讲团、法治文化馆等，筹建了一批法治文化主题公园、法治文化广场等，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各类法治讲坛设施、法治文艺团队和法治文化活动场所，夯实了法治文化建设的基础。
3、加强法治文化队伍建设。各地各部门十分注重法治文化队伍建设。一方面不断充实普法宣传力量，形成了普法讲师团队、普法联络员队伍及各类法律服务志愿者组成的普法宣传队伍。全市所有的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都配备了法制副校长和法制辅导员。另一方面，各地积极培育和扶持文艺骨干及演出人员、理论研究人员以及热心法治文化建设的各类人才，为不断丰富和发展法治文化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
二、当前基层法治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无锡在推进法治文化建设上作出了许多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获取了一些经验。但与建设法治城市的要求相比，与适应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现实需要相比，法治文化建设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和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对法法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法治文化是法治的精髓，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法治文化建设是法治城市创建的重要内容，推进法治建设进程，实现法治化目标，必须大力推进法治文化建设。但我们基层的一些同志，甚至是少数领导干部对法治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认为经济发展是硬指标，法治文化建设是软任务，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具体表现在抓法治及法治文化建设的人员配备不足，经费保障不力，工作缺乏规划和指导，推进力度不大，工作成效平平。
2、法治文化建设载体还不多，氛围不够浓厚。法治文化建设是一项全新的课题，没有多少现成的经验可借鉴。目前主要存在着载体还不多，活动形式简单陈旧，活动内容不够丰富等问题，法治文化建设氛围不够浓厚，其导向作用和影响力不够明显。一种文化一旦被人们所接受，它对人的行为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将在很长时间内产生作用，甚至根深蒂固。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法治文化建设发展不够平衡。近年来，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的开展极大地促进了各地的法治建设，法治文化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江阴市委高度重视法治文化建设，市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加以推进，市委书记亲赴现场调研指导起了很好的引领作用。江阴的法治文化建设红红火火，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江阴大桥法治文化主题公园、江阴法治文化研发推广中心等在法治文化建设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工作成效十分明显。但调研中也发现个别地方声音不响、动作不大，工作在原地踏步，与先进地区形成极大反差。
三、深入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面对法治文化建设这个全新课题，需要我们在总结提炼中提高，在探索创新中求进。
1、要进一步突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主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建设法治城市的灵魂，也是法治文化建设中必须牢牢把握的主题。在深入开展普法教育活动中，在法治文化理论研究中，在广泛开展的法治文化建设活动中，都要牢固树立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自觉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法治文化建设实践，在司法和行政执法机关大力加强执法为民和公正执法教育，引导广大执法人员树立依法履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把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作为法治文化建设、法治城市创建的先导性、基础性工程来抓，努力使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治、维护法治的良好风尚。
2、要建立起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无锡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当今无锡正传承创新、大力推进文化建设，向着文化大市的目标迈进。法治文化建设要善于通过文化建设发展这个纽带，主动融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之中。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各方参与法治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真正建立起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法治城市创建相符合的法治文化建设长效机制。要建立责任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协作，合力推进法治文化建设；要建立协调机制，发挥好法治文化建设联席会议制度的组织、协调、指导作用，掌握动态，督促检查，有序推进；要建立激励保障机制，明确目标任务，严格考评奖惩，宣扬和激励创新，推动法治文化建设的深入开展。
关键词：公共文化；精神文明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0引言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面向全体公民的公益性文化服务体系，包括对文化理论进行研究、文学艺术精品创作服务、文化传播服务、文化娱乐服务、文化传承和农村文化建设等几方面主要内容。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仅是我国公民的文化娱乐生活建设的主要途径，也是彰显社会文化、促进国家软环境发展的主要方法。
1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概述
（1）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职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体现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最基本的三点社会职能：第一，公共文化服务研究和文化艺术作品创作是社会文化理论发展的主要方法。第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传播促进公民文化素质水平上升。第三，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实现城乡文化协调统一发展，缩小文化差异。（2）新时代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要求。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以及由信息科技引发的世界文化的大范围交流和融合，对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面临的基本环境存在两大特征：第一，人口流动的增使公共文化服务的群体更加复杂；第二，由于公民素质的提高，人们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
2时代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评述
笔者所在的东莞市是我国经济、文化发展都较为迅速的一个城市。东莞市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是一座大型的商业型城市，同时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经济发展为东莞的人口组成带来巨大的变化，目前，东莞常住人口中有70%来自外地，而每年出国、去港澳台地区发展的人口又占很大的比例。人口的流动和东莞本身的文化习惯产生巨大的冲突，为此，市属各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发展。（1）体系内部结构更加完善。从2011年开始，东莞市文化部门针对农村和城镇文化服务设施配比不平衡、文化服务覆盖不全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内部结构不完善的问题进行了整改和建设。投入13.3亿元进行市、镇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主要的建设成果体现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兴起和服务内容的健全方面。据统计，从2011年到2013年，东莞市在国家文化部、财政部的联合支持下，投资9.7亿元进行农村网络覆盖建设和图书馆建设，并以市区、街道为单位，耗资3.6亿建设文化广场、博物馆，并为已有的图书馆配备电子阅览室和先进的图书查询设备。据2013年11月的《南方日报》报道，目前东莞市已经基本建成了国内一流的、较为完善的市镇村三级文化设施网络，文化服务覆盖率达到100%。（2）体系内部服务人员素质得到提高。除了公共文化体系的服务设施建设之外，在公共文化服务质量方面，东莞市还重视对文化服务体系内部的服务人员进行素质培训。公共图书馆服务、公共文化广场的维护和街道文化服务的组织，都是公共文化服务人员的服务范围，而在以往的社会公共文化服务中，由于服务人员素质良莠不齐，专业性文化服务（文化宣传、艺术作品创作和展示等）水平较低，使得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利用率不高，服务的效果也很低。面对这种情况，东莞市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服务人员进行了严格的素质培训，主要针对各文化场馆的管理和人文服务水平以及文化宣传服务的组织形式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如，提高图书馆流通部服务人员的素质，扶持文艺作品创作比赛等，这些改革和建设进一步提升了东莞公共文化服务的软实力。（3）服务更具有针对性。由于东莞的经济发展模式吸引了大批外来务工人员成为东莞的常住人口，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大部分又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这些流动人口的普遍文化素质水平都不高，又因为常年在外打工，使他们远离家乡的文化氛围，面对异乡的文化和风土民情，外来务工人员总会出现“不适应”的感受，久而久之，容易形成由文化交流不畅造成的生活幸福感低的问题，这对东莞社会发展极为不利。针对这种状况，东莞市开展了大批针对外来
工人员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项目，主要包括：区分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和文化关爱；建立“新莞人人才培育与扶持机制”，促进农民工和城市文化之间的交流；积极组织各地方文化宣演和才艺比赛，帮助外来务工人员了解东莞文化和民俗特征，使他们快速融入东莞文化生活中。
3未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趋势
（1）突出文化的传承。文化是随着社会和经济在不断发展变革的，但文化又是来源于社会生活，经过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加工而展现的。因此，无论是哪个地区的文化，都负有“传承”的责任，一方面，将以前优秀的文化因素、文化理念继承下来；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现实要求下，实现文化因素、文化理念的传播和改进。以东莞为例，作为粤剧之乡、龙舟之乡，单纯重视现代文化艺术的宣传而摒弃传统文化，会使东莞整体文化建设失去根源，没有特色。因此，在未来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应该更加突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2）重视文化的融合。经济发展必然会促进人口的流动，像东莞这样吸收大量外来人口、依靠外来人口发展城市经济的地区，不仅应该重视对外来人口进行本地文化宣传，同时也应该重视研究其他地区的文化特征，以便更好地为“新城市人口”提供贴心的、人性化的文化服务；另外，文化交流早已不仅限于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在出国人口多、外商企业林立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还需要扩大文化服务的范围，重视文化差异和文化融合，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公民提供合适的文化服务。（3）促进公民的“自主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说到底是服务于公民的、促进公民文化素质提升的社会，站在公民自身素质发展的角度上思考，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应该是单纯的政府行为，要尊重公民的独立意识和自主权利，就应该鼓励公民参与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来，实现文化建设和发展的“自给自足”。未来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动态发展的、活跃的文化发展过程，如何促进公民的“自主建设”是政府文化服务部门应该考虑的问题。
4结语
综上所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面向社会全体公民的一系列公益性文化服务，包括文化服务设施和文化服务传播和传承各个方面。东莞目前作为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试点单位，在服务体系结构建设、服务人员素质和服务质量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度。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东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未来建设，应更重突出文化的传承、更重视文化的融合并应该想方设法促进公民在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全面建设。参考文献：
[1] 王富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5）：812.
[2] 姜亦凤.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构中公民参与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4）：710.
[3] 邬家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5）：59.
一、费斯克给澳洲文化研究带来的影响
费斯克是文化研究的先锋，也是文化研究与法兰克福学派经典立场分道扬镳过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他促成了20世纪80年代整个文化研究出现的“后现代转向”［8］。费斯克在剑桥接受教育，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是威廉斯的学生，因而他的学术观点与威廉斯一脉相承，从日常生活和社会经验的视角来理解文化，并且深受霍尔的影响。由于70年代末与哈特利合著的《解读电视》(1978)一书，费斯克逐渐展现了其在文化理论界的学术影响。在费斯克尚未到达澳大利亚之前，尤其是六七十年代，澳洲并没有正式的文化研究活动，只有零星的文化实践。但是，尽管澳洲文化没有像英国文化研究那样有明确的起源机构和先行者，但历史、文学研究、电影评论、传播和媒体研究、期刊文化、工人教育协会、女权主义等都是促生当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重要因素。澳洲的文化研究学者们当时也已开始致力于界定具有澳大利亚本土特色的文化特征。他们研究了方方面面的文化实践，包括报纸、电视、电影、剧院、雕塑等。1979年PeterSeparritt等编写的合集《澳大利亚流行文化》就展现了这一早期发展的历程，书中收集的文章涉及了收音机、电影、展览、流行文学和节日等。所以，费斯克等人的到来使70年代末诞生的澳大利亚媒体研究专业人士与作为一股严肃的学术力量的英国文化研究不期而遇了。费斯克对澳洲文化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文化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影响如果说阶级问题是英国文化研究的主题，那么澳洲文化研究的特点则是凸显大众文化和文化政策，这与费斯克和贝尼特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费斯克继承和发展了霍尔的理论，接受了霍尔可有多种解释、积极主动的大众和文化是不同力量角逐的场所等理论。他不仅将霍尔的理论在澳洲发扬光大，还结合澳洲的本土情况，逐渐提升了自己的理论。费斯克被认为是最早按照后结构主义传统将符号学引入媒体文本之中的学者之一。1982年出版的《传播研究导论》系统地介绍了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理论，至今这本书仍是该领域的经典教材。他在1983年发表的“SurfalismandSandiotics:TheBeachinOzPopularCulture”一文中，将沙滩看作一个文本，运用符号学的所指和能指进行多层意义的构建，对沙滩、草坪、城市，尤其是冲浪进行了意义阐释，对自然和文化进行了区分。此时的费斯克仍然深受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在分析的沙滩的时候，阶级还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他还引进了巴特(Barthes)的“”概念，极大地拓宽了文化研究的词汇。费斯克曾说过:“意义的阐释对霍尔来说太重要了，无法用理论来准确地解释。可以视作是鲍德里亚(Baudrillard)所讨论的大众反抗的一部分，而霍尔极力回避。”［9］受巴特影响，费斯克将看作是大众反抗的形式之一，而且的这部分功能是在试图否认意识形态想要分配的权力和社会结构中意义传播之间的必要联系。结合澳洲本土的实际，费斯克以欧洲理论为源泉，借用布尔迪厄、德塞都、霍尔和巴赫金的理论，以欧洲人的视角，对澳大利亚文化现象展开了方方面面的研究，“后霍尔时代”由此在澳大利亚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在接受了霍尔理论的同时，费斯克也提出了另一个基本概念:文化经济与金融经济的分离，即从文化经济角度来分析文化现象，开拓了文化研究的视野。金融经济流通的是财富，而文化经济中流通的则是意义和。1987年，费斯克在澳大利亚出版了两本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澳大利亚的神话:解读澳大利亚大众文化》(MythsofOz:ReadingAustralianPopularCulture，1987)和《电视文化》(TelevisionCulture，1987)。他透过霍尔的范式对文化进行解读，力证存在于其中的权力关系，超越了马克思批判的藩篱，充满了对文本的分析。例如，他指出，冲浪可以视为一种反抗的幸福形式;而麦当娜成了一位性解放者［10］，这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菲斯克的带动下，澳大利亚学者们对形形的大众文化现象展开了全面的研究。所以，可以说，正是在费斯克和约翰•哈特利的率领下，大众文化在澳大利亚首先成为一支解放力量［1］26。1988年，费斯克转战美国，翌年出版了两本重量级的著作《理解大众文化》(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1989)和《解读大众文化》(Read-ingthePopular，1989)。这两本著作虽然是在美国出版，但也带有澳洲文化研究的印痕，有些分析文本都基于澳大利亚文化现象。费斯克在促进澳洲文化研究发展的同时也促成了自身的进步。多克尔认为，费斯克在80年代末逐渐从原先操纵性、被动性视角来考察和研究受众转而关注受众的抵制和颠覆［11］，并因此成为西方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
2．创立了文化机构和文化期刊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大利亚的一些研究机构和期刊大大促进了其文化研究的发展。费斯克、贝尼特等著名学者的引入和澳洲政府不断注资让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日益学科化，尤其是在一些新兴的边缘学院里。例如，科廷大学自1987年开始的西澳技术学院，主攻文化传播研究项目;莫道克大学的文化传播与文化研究项目;格里菲斯大学的人文系里的文化传播;南澳大学自1991年开始的文化传播研究项目，以及悉尼科技大学自1988年开始的新南威尔士科技学院。西澳科技学院以费斯克为首，莫道克大学以哈特利和佛柔为主，格里菲斯大学的领军人则是贝尼特。可见这些英国文化学者们在澳洲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1983年由费斯克牵头，莫道克大学和西澳科技学院合办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是澳大利亚第一本明确以文化研究为主题的期刊，主要刊发带有澳大利亚本土色彩的文化理论与实践、文化接受与创作、澳大利亚独特文化所赋予的文化身份，以及澳大利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文章。很快成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中心论坛，并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推向了国际舞台。TaniaLewis曾认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之所以在80年代获得国际声誉，部分由于费斯克和他所创立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期刊［12］。1987年，该期刊被麦秀恩出版社(Methuen)购买，更名为《文化研究》，成为国际期刊，搬迁到美国，费斯克也随之转到美国。但费斯克一直是该期刊总编辑，为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方法和理论构建。文化研究学者们也互相合作，共同研究，通过期刊或研究中心形成彼此之间的交集，促进了澳洲文化研究的发展。
3．课程设置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大利亚相继成立了新的科技学院，政府也鼓励他们不断创新，因而文化研究课程首先出现在这些新兴学院里。费斯克所在的西澳科技学院就是其中之一。费斯克抵澳后大刀阔斧，开办了文化研究课程，将传播学、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都引入课程体系中，并确立了一系列研究方法。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奠定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地位。他的著作《传播研究导论》，目前仍是该领域里的经典教材，其研究和分析文本的方法至今备受推崇。
4．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播散到美国费斯克所创立的期刊《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将澳洲文化研究推向世界，增加了澳洲文化研究的国际能见度，打出了品牌效应。澳大利亚蓬勃发展、自具特色的文化研究也吸引了世界的眼球。越来越多的澳洲文化研究理论家成为《国际文化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编委成员。随后，许多澳大利亚的学者流动到其他国家，例如，贝尼特再回到英国接任霍尔的职位，费斯克受邀到美国执教，墨美姬转战香港等，这不仅将澳洲文化研究播散到了世界各地，也证明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活力和知名度。费斯克到美国后又出版了两本专著，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成果带到了美国。正如DavidMoley所说，费斯克的文化研究方法和理论影响了美国整整一代人［13］。这应该也包括澳大利亚整整一代人。
二、对中国文化研究的意义
知识分子的跨国流动对澳大利亚的学术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澳大利亚与英国、美国同属英语国家，相同的语言是学者流动的基础，这是中国无法比拟的。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兴起、发展到鼎盛和衰落过程，对中国的文化研究也有一些启发和值得借鉴之处。首先，文化研究需要与具体国情和历史相结合。费斯克曾说过:“作为学者的好处之一就是理论也可以很好地旅行，只是有点时差罢了。结果在过去的十年里，我很幸运能够自由地穿梭在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所以，我的游历生活也在体现在我的一系列书里。”［14］费斯克将自己的游历生活体现在著作里其实是与居住地的日常生活实践相结合了，正因如此，费斯克才能在文化研究界里声名显赫，创建出独具特色的理论和研究范式。而有学者已经指出，目前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大量移植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用这些理论来生搬硬套中国的文化现象，结果造成了中西方语境错位问题［15］。从这方面看，我们需要向费斯克学习，学习他对法兰克福学派到伯明翰学派观点的灵活驾驭与实践应用。其次，学者之间的互助合作对形成体系化的学术思想至关重要。尽管澳大利亚学者的流动性较大，但他们在某个时间或者地点会出现许多交叉点，所以他们并非单枪匹马，而是协同作战，一起合作完成一系列项目和著作。本土知识分子也并非被动地接受引入的理论，他们与外来学者双向交流。正是在频繁的交换和交流之中，跨国和本土文化智识的交融催生了澳洲文化研究的繁荣。例如，费斯克就曾与哈特利、特纳、鲍勃•海智(BobHedge)等多次合作，出版了一系列著作、论文，并创立期刊。费斯克几部著作里的致谢部分每次都会提到澳大利亚的许多文化研究学者。如若中国学者也能协同合作，那中国的文化研究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再次，澳洲文化研究繁荣的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在七八十年代也不断地向文化产业注资，在一定程度上促生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90年代的繁荣。中国近年来开始注重文化产业，强调文化繁荣和文化强国，这势必为未来文化研究注入活力。文化研究正在迅速全球化，我们需要从新的全球流动视角进行文化研究，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打上澳大利亚的标签难免具有狭隘性，但其独特的发展历程和学者大幅流动带来的兴衰，却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近三十年来，中国大众文化从兴起到蓬勃发展，文化研究已逐步实现本土化，但国内学者们经常会谈及欧洲文化研究，并引之为理论落脚点，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却知之甚少。我们不仅要借鉴欧洲文化研究的理论，也要学习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实践经验，进而提升中国文化研究的国际本土结合，促进中国文化研究的长远发展。
作者：李炳慧 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应用英语学院
[论文摘要]在艺术史上，自主性艺术与非自主性艺术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随着这种艺术审美观念的变迁，传统现实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和后现代主义艺术体现为不同的审美特征。
惊颤使后现代艺术呈现出与传统艺术、现代艺术不同的审美特征。惊颤在后现代艺术尤其是大众艺术中既不象传统艺术那样强调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同一，也不象现代艺术那样强调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疏离，而更加注重追求艺术世界与人们经验的分裂。
本雅明把灵韵艺术和美的艺术称为自主性的艺术，而把20世纪机械复制时代所产生的艺术称为非自主性艺术。美的艺术是指传统艺术自身具有审美性，这种审美性是由自身直接呈现的。艺术自主是指艺术只为自身而存在，只展示艺术自身的美。后审美艺术观是指艺术自身不具有审美性，它的审美性是由审美活动赋予的，建筑的审美性是在使用和感知中获取的，电影的审美性是在观众欣赏中获得的。本雅明把电影看作复制艺术的典范进行分析，从机械复制、价值和功能等非自主性方面对其进行阐释，充分地肯定了电影的进步意义，认为电影具有革命性，能够发挥出巨大的潜在革命能量。
最早对艺术自主性进行思考的是康德。他分别为真、善、美立法，将艺术归于美的领域，认为艺术是一种自主自律的审美活动。席勒在康德理论的基础上，将艺术自主性理论从康德的美学领域推广到人类学领域。席勒认为游戏冲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审美活动，客体对象就是在这样的审美活动中形成了具有审美特性的审美假象。席勒审美假象说的提出，使艺术、审美成为一个脱离现实实在的自足世界。20世纪初西方艺术研究逐渐由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把艺术作品作为艺术研究的对象，艺术自主性研究突现，产生了诸如形式主义、新批评等艺术理论流派。面对着现代社会的诸种危机，部分现代的理论家也将自主性艺术看作是解决危机的途径和方法，法兰克福学派就是典型代表。他们借助于自主性的艺术形式构建出审美乌托邦来对抗异化的社会。现论家韦伯从社会合理性存在角度将社会分为科学认知领域、道德实践领域和艺术审美领域这三大领域，认为艺术作为一个自主自律的领域是文化合理化或文化现代化的产物。艺术自主性是一定的历史时期理论家对所处社会和人类历史深刻反思的产物。
欧洲先锋主义首当其冲对现代主义的艺术自律和资本主义艺术体制给予打击和颠覆。本雅明从机械复制的角度对艺术自主性给予质疑，认为“为艺术而艺术”是具有自主性的艺术神学的表达，它拒绝艺术所有的社会功能，丧失了艺术在当今社会中应当承担的历史和社会任务。“因为，当时随着第一种真正革命性的复制手段摄影术到来(即社会主义与之同时出现)，艺术觉察到了威胁的来临，数百年后，这一危机业已无可置疑，它是以‘为艺术而艺术’学说作出回应的，这其实是一种艺术神学。由此产生了一种以‘纯粹’艺术的理念形式表现出来的否定式的神学，这种艺术不仅排斥任何一种社会功能，而且也拒绝从表现方面的任何定义。(马拉美的诗首先做到了这点。)”〔1〕p.256机械复制使艺术丧失了自主性，使艺术的整个特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也使艺术的价值和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艺术作品的大批量复制，艺术不再是少数特权阶层和精英阶层的独有之物，而是成为大众革命或消遣之物，使艺术从神圣的精英殿堂走向了世俗众生活领域，从自主性走向了非自主性。“由于艺术在机械复制时代失去了它的膜拜基础，因而它的自主性外观也就一去不复返了。”〔2〕p.109机械复制使艺术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大众成为艺术审美实践活动的主体。艺术复制技术的提高，虚拟场景的逼真再现，使艺术成为一种新的感知、认知和实践方式，展示一种虚拟世界的逼真体验方式。到了后工业社会，机械复制所塑造的虚拟的审美假象，成为现实生活的仿像，使大众沉浸在其所创造的梦幻的审美世界中，引导着大众现实生活的审美和消费倾向。
传统艺术美学从亚里士多德起突出强调的是审美的社会认识功能；现代艺术美学强调的是主体精神层面的理性认知；而后现代艺术美学领域和范畴发生了转移，它转移到了感性、感官领域，这也是艺术自主性消亡的表现形式。马尔库塞的“新感性”是在理论和弗洛伊德理论基础上产生，他从人的本能欲求角度出发，恢复被理性控制、压抑的感性权利和审美欲求，以求摆脱异化，获得自由和解放。苏珊·桑塔格提出新感受力，它是各种感官和体验的综合体，以此摆脱虚无主义，获得价值的体现。本雅明指出电影创造新的艺术美学，使艺术审美渗入到新的领域——感官，即电影美学是感官的美学。本雅明所探求的是怎样使大众在感官刺激的惊颤体验中实现艺术政治化理想。后现代美学从以往形而上学领域思辨哲学中走出来，进入到了形而下的身体领域，林赛·沃特斯称“它在我们的身体中安了家”〔3〕p.11。艺术不再是美的呈现之物，而是感官的体验之物。
传统现实主义艺术理论是以理性主义哲学为基础，以艺术为工具来实现对社会、人生本质的认识，所以这时艺术创作是以现实为材料，运用典型化的手法进行重新加工、组合，形成具有灵韵的艺术符号。别林斯基指出传统艺术品是以“个性的普遍性”呈现的，它给接受者以“幻象”、“和音”、“香气”愉悦的审美感受。“每一部长篇小说的带有个性的普遍性都将隐隐约约呈现在你的眼前，就像朦胧的幻象一样，像蓦地在高处传出的和音一样，像刹那间在你身边吹过的芬芳馥郁的香气一样……”〔4〕p.189 这里提到的“个性的普遍性”是指艺术典型性，艺术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关系是稳定的、同一的，是直接指向日常经验和审美经验的，也就是说，艺术与现实是完全统一的。这时艺术符号并不是完全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而是以可能性的存在来显示现实性的存在，因为艺术作品中的“可能性的存在”已使其摆脱了对现实的模仿而呈现出对现实的创造性加工。别林斯基认为传统艺术是以和谐统一的完美外形来再现现实的普遍性，“都包含在它从存在的可能性显现为存在的现实性这一有机的过程中。思想像一颗看不见的种子，落在艺术家的灵魂中，在这块富饶、肥沃的土壤上发芽、滋长，成为确定的形式，成为充满美和生命的形象，最后显现为一个完全独特的、完整的、锁闭在自身内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部分都和整体相适应；每一个部分独自存在着，构成一个锁闭”〔4〕p.184 在这种“存在可能性”的基础上艺术才会形成一个独立的、鲜明的、完整的形象，从而体现出现实性的存在，这就使艺术在与现实的统一性的基础上高于现实，突破了以往艺术理论的“模仿说”。现实主义艺术虽然不再是对现实的机械反映或再现，但仍是以现实为基础的典型化塑造，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个人创造的产物，具有强烈的灵韵色彩。它们追求的审美基础是建立在艺术与现实同一性上，其审美效果必然是原真、和谐、宁静、悠远。
现代主义艺术理论以其严格的审美自律性突现艺术的本体地位，形成了具有与其它学科不同特征的学科体系。这是以俄国形式主义为开端，以语言哲学为理论基础，逐渐形成的艺术本体论理论体系。这时艺术就不再是外部世界的附属物，艺术也不再被认为是人们认识的工具而是人们感知的体验方式。艺术创作就要突破现实的樊笼，运用陌生化的手法创造出与现实相对立的艺术世界。1905年秋巴黎的一次画展揭开了现代艺术的序幕，野兽派以“粗糙的、显然未完成的、笨拙的表现形式和画布上的强烈的、尖锐的色彩对比”〔5〕p.5向传统艺术发起了挑战，他们打破了传统艺术和谐统一的绘画特征，以胡乱涂抹的方式进行创作，从而构成与现实艺术世界和现实人生世界的对立。这些艺术符号既打破了能指和所指的稳定的、同一的关系，形成能指与所指的断裂关系，又颠覆传统艺术的创作和美学观念如现实的美丑观，美的变成丑的，崇高的变成卑贱的。这使艺术与日常的现实经验构成强烈的冲突，在冲突中摆脱现实的自动化，实现对现实生活的新的陌生化感受。这样现代主义艺术就不是对现实的典型化塑造，而是对现实的反常化改造，从而达到体验现实的目的。因此，现代主义艺术的审美超现实性是以体验为基础的超越，这是一种诗意的超越，一种远离生活，抑或逃避生活的疏离性，以此反观异化的世界，达到一种审美乌托邦的审美救赎。
后现代主义艺术理论建立在哲学中心瓦解及艺术成为商品的时代中，此时艺术不再具有严肃的社会性和严格的自律性而成为人们娱乐、消遣的工具。对此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给予了高度的概括，“我曾提到过文化的扩张，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无所不包了，文化和工业生产和商品已经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如电影工业，以及大批生产的录音带、录像带等等。在十九世纪，文化还被理解为只是听高雅的音乐，欣赏绘画或是看歌剧，文化仍然是逃避现实的一种方法。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阶段，文化已经完全大众化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化的距离正在消失。商品化进入文化，意味着艺术作品正成为商品，甚至理论也成了商品，当然这并不是说那些理论家们用自己的理论来发财，而是说商品化的逻辑已经影响人们的思维，总之，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已经从过去那种特定的‘文化圈层’中扩张出来，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消费品。”〔6〕p.129杰姆逊指出后现代文化的基本现状是在商品文化的笼罩之下，取消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化、艺术品和消费品之间的界限，使文化成为能够囊括后现代整体现象的范畴。在这样的背景下艺术丧失了深度模式和精神维度，成为人们体验惊颤的游戏。无论是哲学上的中心性的消失，还是美学上深度的消逝，抑或是文艺上精神的隐去，都表现出后现代文化已取消对普遍和永恒的追求，走向对瞬间和片刻的追求体验中。“观看电影画面时，人的联想活动立即就被画面的变化打断了。由此产生了电影的震惊效果，同所有的震惊效果一样，当观者格外全神贯注时，才能感受到它。”〔7〕p.267电影的惊颤艺术效果让人无从思考和联想，人类的经验被不断变化的电影画面所打断，只能完全溶入其中，暂时与现实脱离。传统艺术是以同一性、现代艺术是以疏离性达到与现实和精神统一，而大众艺术则是通过分裂达到摆脱现实的目的。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中蒙娜丽莎迷人的微笑是当时人性觉醒的标志；爱德华·蒙克的《尖叫》中受到惊吓的变形人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异化人的普遍心理；而安迪·沃霍尔《钻石粉末鞋》中如钻石般各式鞋的叠现以物的形式割断了人与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只剩下对鞋的占有欲望。大众艺术的惊颤更加重视的是人与现实的断裂，它的艺术审美超越性是一种在虚拟中产生的超越，是一种对现实的绝对超越。
无论是传统艺术中的同一还是现代艺术中的疏离都是建立在对社会和人生深刻地认知基础上的审美心理体验，而后现代艺术中的分裂则是缺乏任何深度和意义的审美感官体验。
[参考文献]
〔1〕Walter Benjamin.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4〔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2〕Walter Benjamin，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3〔M〕.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3〕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胡不适，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
〔4〕别林斯基.别林斯基文学论文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5〕〔德〕沃纳·霍夫曼.现代艺术的激变〔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论文摘要：养成教育是我国德育工作的重点内容。体育专业大学生有其不同于其它专业学生的特征，高校教育者在对其实施养成教育过程中，需要有的放矢。本文从体育专业大学生的特点入手，分析了体育专业大学生养成教育的内容和开展养成教育的几个重要环节。
我国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公民良好道德习惯的养成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大学阶段是人一生的重要阶段，养成教育是高校德育工作的重点内容。笔者以从事体育专业大学生的辅导员工作实践来看，加强体育专业大学生的养成教育非常必要。
一、养成教育的内涵
养成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养成教育是指人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的养成及其教育。广义的养成教育是一种使自然人成为社会人的教育，是使人具备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素质技能的教育。养成教育的内容广而细，它不但对学生进行品德行为指导，同时也要对学生进行生活、学习、个性和社会行为等方面的指导。
总的来说，养成教育一种培养良好道德行为习惯的教育，是教育者通过一系列教育训练活动，将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内化为受教育者自身良好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的过程。养成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如培养文明礼貌习惯、学习习惯、卫生习惯、语言习惯、思维习惯等等。
二、体育专业大学生的特点
体育专业大学生作为高校学生中的一个群体，既有普通大学生的共性，又有其不同于其它专业学生的特征，高校教育者在对其实施养成教育过程中，需要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具体来说，体育生明显表现出以下特征：
1.自理能力强，但缺乏自律性
体育生由于长期参加大强度的体育专业技术训练，比较能吃苦耐劳，绝大部分的体育生进入大学后自理能力很强。但同时又比较自由散漫，不善于约束、控制自己的行为。迷恋电脑游戏、满口脏话、无故旷课、打架斗殴等现象时有发生。
2.文化理论水平较低，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
由于体育生从事专业技术训练挤占了文化理论学习的时间和精力，使他们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而忽视文化理论课的学习，缺乏良好的学习习惯，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刻苦精神。上课迟到、早退、注意力不集中，上课说话等现象非常普遍。
3.个人主义思想严重，集体观念比较淡薄
体育专业学生大多争强好胜，喜欢表现自我，独立性很强。但是有些学生在集体生活中则表现出我行我素，而忽略他人感受。如有的同学因为个人的不良习惯，直接影响寝室成员的学习和生活。也有的凡事只考虑自己的得失，不愿参加集体活动。
4.接受新事物能力强，但缺乏坚持性
体育生外向活泼，反应迅速，接受新事物能力强，适应新环境的速度也很快。他们好奇心强，有激情，做事积极，但又缺乏坚持性。如大一之初，很多同学加入了学校各级社团组织，但新鲜劲一过，面对一些琐碎的具体事务时，很多同学往往不能持之以恒而选择了放弃。
三、体育专业大学生养成教育的内容
养成教育是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大学生的养成教育状况反映出其个人的综合素质水平，也反映出高校的整体风貌，更反映出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水平和文明程度。高校的养成教育，由高校的培养目标、培养手段和育人环境所决定。教育者需要充分考虑体育专业大学生的特点，实施有效的养成教育。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引导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确保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繁荣发展的迫切需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使其明确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
2.社会主义法制和校规校纪教育
高校是大学生接受系统的法制教育的重要渠道。当前大学生法制观念较淡薄，法律素质较差。高校教育需要加强对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法制教育，此外，还需做好校纪校规和安全常识的教育工作，加强学生的法律意识，增强学生的纪律观念，养成遵纪守法、自觉遵守校纪校规的良好习惯。
3.文化素质教育
较好的文化素质是学生未来自身发展的必要条件。体育专业学生普遍文化基础较差，在学习中又重专业轻文化。但要想在未来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立足，文化素质非常重要。因此，对体育专业学生的养成教育中，要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获得必要的知识技能，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
4.身心素质
健康的身体素质和健全的心理素质是衡量体育专业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基本标准，也是现代人才的必备条件。身体健康，才能有足够的体力、精力；心理健康，才能有坚强的意志力、适应力、自信心和稳定的情绪等去完成专业学习，掌握专业技能。
5.礼仪规范教育
加强对大学生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规范教育，是学校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现代大学生，自身拥有良好的礼仪规范行业非常重要，是个人修养的体现，也是成功的社会交往的前提。礼仪规范涉及大学生生活学习的各个方面，如仪容仪表、举止谈吐、待人接物等。体育专业大学生，要从日常生活小事入手，行为文明，培养自身修养，提升个人形象。
四、把握体育专业大学生养成教育的几个重要环节
1.入学教育
新生入学阶段是养成教育的关键时期。入学之初，学校积极开展校纪校规学习、法制安全教育、专业思想教育，特别是通过新生军训，引导学生增强法制安全意识、组织纪律观念，使学生从思想上、生活上规范自己的行为习惯。
2.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高校教育的重要方式，目前已经开设了一些养成教育课程，如法律基础、思想道德修养、大学生社交礼仪、心理健康教育等，有的课程在教学中，涉及到了很多养成教育的内容。不论是否专门的养成教育课，教育者都要通过自身言传身教，引导学生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其养成良好的心理、学习和行为习惯。
3.课外实践
养成教育是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的统一体，实践训练是养成教育的重要途径。学校通过开展各种校园文化活动，提供校内外社会实践机会等方式，注重在实践中引导学生将养成教育的理论，深刻内化为自我行为，使其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个人修养及行为习惯。
4.网络教育
网络已成为大学生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影响大学生理想信念、道德修养、行为规范的重要途径。教育者要利用网络的开放性和多元性，开展生动活泼的网络教育活动，加强对学生的养成教育宣传，引导学生树立良好形象，营造良好的校园网络文化氛围。
高校教育者应该在教育、培养学生全面发展过程中，循循善诱、循序渐进地对体育专业大学生进行养成教育。同时也应认识到，高校对体育专业大学生的养成教育只是一个方面，学校、家庭、社会必须要做到协调一致，共同教育，才能形成养成教育的良好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刘春魁.养成教育的含义、特点、功能及本质［j］.邢台学院学报，20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