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8:02: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边际成本，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 资本成本；平均成本；边际成本；区别；联系
在财务管理教材中，与资本成本关系密切的主要有以下内容：资本成本、资本结构、贴现投资决策方法或指标、投资组合等。现行教材对于资本成本的讲解或者语焉不详，或者含混不清，甚至存在误导，致使许多同学甚至教师对于教材中大量出现的“资金成本”、“资本成本”、“机会成本”、“贴现率”等概念一筹莫展，莫衷一是，严重影响了相关内容的教学效果。限于篇幅，本文主要分析平均成本、边际成本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本文在揭示现行财务管理教材有关不足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的区别和联系，认为资本成本应该是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的对立统一体，但是两者经常发生矛盾却是一个不争的现实。这种观点同时为我国资本市场上“融资者处于强势，投资者处于劣势，并且投资者利益经常被无理剥夺”①的现象提供了一种解释。
一、现行教材关于“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的不当陈述
我国的大多数财务管理（或者称为理财学、财务学等）教材在谈到资本成本时，既没有说它是平均成本，也没有说它是边际成本。不过大多无意中强调了资本成本的“平均”属性，比如在谈到综合资本成本时说：“综合资本成本一般是以各种资金占全部资金的比重为权数，对个别资本成本进行加权平均确定的，故而又称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在谈到边际资本成本时说：“边际资本成本也是按加权平均计算的，是追加筹资时所使用的加权平均成本”。极少数教材明确强调了资本成本的“平均”属性：从理论上讲，资本成本等于“提供资金者所要求的平均收益率”“企业使用自有资金所付出的代价实际上是市场投资的平均的收益率”。这种对于资本成本“平均”属性的有意或者无意强调极易让人误以为资本成本就是平均成本。
极个别教材既谈到了平均成本，也谈到了边际成本，并且试图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对投资方案进行分析决策时，要区别资本的现实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前者是已经形成的现实成本，企业是不可能按已形成的实际成本筹集新增加的资金的，而是需要按现行的成本筹集资金。为筹集新的投资资金所需支付的成本，就是资金的边际成本”。显然该教材认为资本成本可以表现为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都是实际成本，两者不同的是，前者是已经形成的实际成本，而后者是需要按现行成本所需支付的、即将形成的实际成本②，并且认为二者不可能取得一致，或者说二者只有对立，没有统一。
上述定义不仅让人们搞不清资本成本到底是平均成本还是边际成本，同时将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都当作实际成本，或者将平均成本当作实际成本，而把边际成本当作机会成本，并且认为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不可能一致，都难以真正讲清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的关系。
二、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之间的关系及其在我国的现实表现
我们认为，单纯的边际成本和单纯的平均成本都不能涵盖资本成本的全部内涵，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构成资本成本的不同形式。平均成本一方面表现为投资者应该（或者实际）获得的平均报酬，另一方面表现为筹资者应该（或者实际）付出的平均代价（或者成本）；而边际成本一方面表现为投资者追加一单位投资应该（或者实际）获得的增量报酬，另一方面表现为筹资者追加一单位筹资应该（或者实际）付出的增量代价（或者成本）。当然，现实生活中资本成本究竟对哪方有利，取决于资本交易双方的讨价还价能力。哪方谈判能力强，资本成本就对哪方有利。谈判能力高低取决于双方的成熟性以及各自对项目成本和风险等信息的掌握程度。
1.成熟市场中，资本供求相等时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基本一致
鉴于投资报酬与融资成本虽然正、负相反相对，但特性相似，因此本文主要从融资成本的角度来说明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的关系。在平均成本减少时，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在平均成本不变时，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成本；在平均成本增加时，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成本。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的这种关系一点不难理解。事实上，边际成本是增加一个单位的增量成本，平均成本是平均的成本。当增加一个单位的增量成本小于平均成本时，平均成本就会减少；当增加一个单位的增量成本大于平均成本时，平均成本就会增加；而当增加一个单位的增量成本等于平均成本时，平均成本就会不变。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在西方，资本市场比较完善，投资者和融资者都比较成熟。在资本比较丰富的情况下，或者说在资本供过于求的情况下，投资者追加一单位投资应该（或者实际）获得的增量报酬比较低，或者说筹资者追加一单位筹资应该（或者实际）付出的增量代价（或者成本）比较低，低于市场非均衡下的平均报酬（或成本），但高于市场均衡下的平均报酬（或成本），此时平均成本会不断减少；在资本比较匮乏的情况下，或者说在资本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投资者追加一单位投资应该（或者实际）获得的增量报酬比较高，或者说筹资者追加一单位筹资应该（或者实际）付出的增量代价（或者成本）比较高，高于市场非均衡下的平均报酬（或成本），甚至还可能高于市场均衡下的平均报酬（或成本），此时平均成本会不断增加；而在资本供求相等的情况下，投资者追加一单位投资应该（或者实际）获得的增量报酬，或者说筹资者追加一单位筹资应该（或者实际）付出的增量代价（或者成本）等于市场均衡下的平均报酬（或成本），此时平均成本便保持不变。于是连接交易双方的资本成本就在资本供求相等的情况下通过平均成本不变的形式达成，此时边际成本等于平均成本，或者说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实现了基本一致。
2.不成熟市场中，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不一致
在我国，资本市场不太成熟，资本市场的入市和退市机制相对不太健全，由于多方而的原因，有些有实力的企业暂时不能上市，有些经营不佳的企业却不能有效退市，从而造成融资者处于强势而投资者处于相对劣势的情况。融资者在选择资本成本时面临着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两条线，强势的融资者会采用两者孰低的原则。特别地，如果融资者同时知道资本市场供求平衡情况下的平均成本时，他就会始终在低于市场均衡平均成本的条件下采用两者孰低的原则。于是连接交易双方的资本成本就通常会在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中较低的一方达成（通常表现为边际成本低于平均成本），此时投资者追加一单位投资应该获得的增量报酬通常高于其实际获得的增量报酬；筹资者追加一单位筹资应该付出的增量代价（或者成本）通常高于其实际付出的增量代价（或者成本）；投资者追加一单位投资应该获得的增量报酬通常高于筹资者追加一单位筹资实际付出的增量代价（或者成本）；投资者追加一单位投资实际获得的增量报酬通常等于筹资者追加一单位筹资实际付出的增量代价（或者成本）；投资者应该获得的平均报酬通常高于其实际获得的平均报酬；筹资者应该付出的平均代价（或者成本）通常高于其实际付出的平均代价（或者成本）；投资者应该获得的平均报酬通常高于筹资者实际付出的平均代价（或者成本）；投资者实际获得的平均报酬通常等于筹资者实际付出的平均代价（或者成本），当然投资者的利益也不可避免地被融资者侵吞了。
三、小结
综上所述，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成本就是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的对立统一体。特别在市场完全充分竞争条件下市场均衡时，资本成本实现了充分一致，此时“平均成本 ＝ 边际成本”；而在不成熟市场中，特别在融资者处于强势而投资者处于相对劣势的我国股票市场中，连接交易双方的资本成本通常会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下达成，此时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孰低，成为融资者支付融资代价的选择原则。
关键词:弹性边际成本法;责任中心;成本管理;启示
德国弹性边际成本法(GPK)自二战后推出到目前为止,已在德国许多公司中持续实施60年之久,众多企业的实践证明其使用效果良好,取得了明显的成本控制效果。而美国的作业成本法(ABC)自20世纪80年代末在美国企业开始应用以来,到目前为止,在西方企业中的应用范围和应用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近几年来,美国管理会计师协会致力于向美国企业推介德国弹性边际成本法,并试图通过吸收德国弹性边际成本法的长处,来对美国的作业成本法进行改进。目前,我国成本会计系统在企业中的应用情况也不如人意,责任中心按传统的职能部门设置,存在职责不清,考核不准等诸多问题。研究、学习德国的弹性边际成本法,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并有助于我国对企业现行成本会计系统进行改革。
一、GPK的主要内容
德国的“弹性边际成本法”(Grenzplankostenrechnung,英文简称GPK)是一种以广设成本中心为责任中心,以贯彻责任制为特色的融成本预算、核算、控制和责任考评于一体的成本会计系统。〖JP+1〗该成本系统由满足外部需要的实际成本核算系统和满足内部成本控制需要的成本核算系统组成。其主要内容如下:
1.成本中心的设置。GPK设置的成本中心称之为广设成本中心,它由同质的作业构成,与我们传统的责任中心设置不同,传统责任中心是按职能部门设置的,如:分厂、车间、班组为传统的责任中心。广设成本中心是按同质的作业设置的,不同质的作业不能设为一个成本中心,必须将不同质的作业分开单独设置成本中心。
2.成本性态的分析。在该方法下,也要将成本按其性态划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但变动成本是指随该成本中心产出量的变动而变动的成本才是变动成本;辅助成本中心的成本分为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按照因果关系的原则分别向基本生产成本中心分配。基本生产成本中心的产品成本由本身发生的材料费用、直接人工等直接费用加上从辅助成本中心分配过来的“变动成本”构成。这样计算出来的成本,便于向经理人员提供做战略决策所需要的信息。
3.成本的控制与分析。各成本中心负责核算和控制该中心发生的全部费用。各成本中心可以以成本预算和成本标准,如工时消耗标准、实物消耗标准、费用标准等作为成本控制标准,借助于现代信息管理系统、采用全面预算管理控制方法对成本进行实时的控制。在控制过程中,成本中心要对出现的不利差异进行分析,在分析时应将其分为自然差异和人为差异,而只有人为差异才是管理不善造成的,这应由造成该差异的成本中心负责。
4.成本管理组织机构的建立。在GPK下,企业一般都建立成本管理的组织机构,明确各组织层次的成本管理责任。如:德国铁路公司负责成本管理的组织机构分为4级,自上而下分别是:控股公司——股份公司(5个)——铁路地区(7个)——成本中心,成本心按地区加功能的不同来划分,整个德国铁路公司共有7000个功能,划分为50000个成本中心。在德国的企业中,每一个成本中心就是一个基层的组织单位,也是一个成本控制的责任单位。
二、德国GPK实施经验及借鉴
1.建立并完善成本管理组织体系是搞好成本管理的保障。德国企业成本管理组织机构设置科学、合理,职权明确,为成本管理提供了很好的组织保障。目前,我国许多企业还没有建立起成本管理组织体系,一些企业虽建立了成本组织体系,但成本管理组织体系缺乏科学性,体系内各组织层次分工不明确,管理责任得不到落实,因而成本管理的效果不理想。借鉴德国企业的经验,我国企业在建立成本管理组织体系时,如为一个集团性质的公司,可自上而下建立集团公司——事业部(或分公司)——成本中心三级成本管理体制。成本中心按各同质的作业设置,每一个成本中心就是一个基层的组织单位,也是一个成本控制的责任单位。各组织单位在成本管理中应职权明确、各司其职,各层次中经理是成本管理第一责任人,同时各层次成本检查机构和检查人员对本级经理负责和对下级负有检查、监督和指导的责任。
2.科学地设置成本中心是搞好成本管理的前提。我国现行成本管理在核算和控制成本时,是以各职能部门作为成本责任中心,成本中心的范围相对过大,存在成本控制的职责不清,成本控制业绩考核不准等弊端。如:现行成本管理以一个车间作为一个成本中心,在这个车间里,从事许多不同的作业,且这些作业是非同质的。费用需要在这些不同质的作业中分配,分配手续极为繁琐;如果分配标准用得不当,就会影响成本计算的正确性。此外,由于成本中心管辖的范围过大,导致成本控制的职责难以准确划分。因此,要实现有效的成本控制,必须科学地划分成本责任中心,落实成本控制的责任。应借鉴德国GPK关于成本中心设置的方法,将责任中心细分至从事同质作业的细小单位,这样便于简化费用在各种作业中的分配工作,也使费用分摊更为合理。同时应指出的是,各成本中心虽然小,但他们却是企业内承担成本控制任务的一个组织机构,负有成本管理的责任,这样的成本中心的设置,便于分清各成本中心成本控制的责任,便于成本管理在企业中的推行。
3.落实成本控制的责任是搞好成本管理的关键。德国企业如德国铁路公司、德国邮政公司通过确定计划期公司的销售收入,减去公司期望目标利润额后,倒算出计划期的目标成本总额,作为计划期成本控制的目标。目标成本总额通过层层分解,最后落实到各成本中心,形成计划期间各成本中心成本控制的目标,明确成本控制的责任;各个成本中心都应该将成本控制在预算内范围内,完成成本指标的好坏与成本中心及中心员工的经济利益相挂钩。该方法重点通过成本核算把责任制贯彻到企业的最基层,对有效实行企业责任制,充分发挥成本控制功能、绩效的评价功能起着重要的作用。我国企业在应用现行成本会计系统过程中,由于该系统成本中心设置不够科学,存在职能交叉,职责不清等现象,成本指标的分解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的情况,挫伤了一些部门成本控制的积极性,影响了成本管理的实施效果。德国企业的上述做法,为我国企业提供了借鉴。我国企业在科学设置成本中心的基础上,也可采用倒推法确定企业目标成本总额,并将其作合理的分解,将成本控制的责任落实到各个成本中心,形成企业成本控制的责任网络。只有责任明确,才能调动各成本中心成本控制的积极性,也才能收到好的成本控制效果。
4.提供高质量的成本核算信息是搞好成本管理的基础。成本管理包括成本核算、成本控制及成本的考核与分析等内容,而成本核算则为成本控制和成本的考核与分析提供有用的信息,如果成本核算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则成本控制的效果就会可想而知,同时也不能正确评价各成本中心的业绩。德国GPK设立的成本中心是由同质的作业构成的,只有一个成本动因,这样就避免了间接费用在不同质作业之间分配的不合理现象,同时也简化了间接费用分摊的繁琐手续,增加了成本费用的可归属性和成本计算的准确性,提高了成本信息的质量。目前,我国许多企业在进行成本核算时,还是采用单一的分配标准对间接费用进行分配,而分配标准与被分配的费用之间并不相关,亦即不是根据成本动因对间接费用进行分配,从而可能发生费用分摊不合理的现象,可能导致成本信息扭曲和失真。因此,借鉴德国GPK下成本中心设置的做法,可将同质的作业设置为成本中心,采用成本动因对成本中心的费用进行分配,从而为成本管理提供良好的信息基础。
5.运用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是提高成本管理效率的重要手段。德国的弹性边际成本法(GPK)与ERP信息系统是相互融合的。如德国的一种著名的ERP软件——SAP软件涵盖了一个公司运作的各个方面信息,如生产、财务、人事等等,成本管理是它的一个子系统。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财务信息、生产信息、设备管理、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信息实现了集成和共享,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和任意地点获取各成本中心的成本控制和成本预算执行方面的信息。在这种环境下,可对企业内部各责任中心成本费用的发生进行实时控制与分析,这种控制与分析是在经营活动过程中进行的,也称之为事中的控制与分析。利用这些及时的信息进行成本控制,大大增强了成本控制的效率。目前,我国一些企业的成本核算和控制系统还很难与信息系统相融合,各种信息不能资源共享,还不能实现对成本的实时控制,成本控制效率低。因此,应借鉴德国企业的经验,加快我国企业信息系统的建设,提高信息的共享度,并实时提供成本管理方面的信息,从而提高成本控制的效率。
参考文献:
[1]杨继良,尹佳音.弹性边际作业成本法的强盛生命力——德国成本会计概述[J].财会通讯(综合版),2005(3):20-24.
[2]铁道部中德培训项目赴德成本与融资培训考察团,德国铁路控股公司成本与融资的启示[J].中国铁路,2006(8):36-39.
【关键词】边际收益 最小资本成本 增长机会函数 融资政策 股东价值最大化
二、增长机会
对于一个价值型企业，会将当期利润全部用于发放股利，股票持有者在持有期间能稳定获得红利收益。对于一个成长型企业，企业资产的边际收益率会高于边际成本，此时企业会存在一种投资激励，理性的管理层会通过各种融资政策扩大资本存量，用于投资新的项目，直至资产的边际收益率等于边际成本。价值型企业要想获得新的增长机会，有两种手段：提高资产的边际收益率和降低边际成本。提高边际收益率，主要是降低资产存量，或者由于新技术的投入使用而提高了生产率。
如果不考虑企业寻找新投资项目的成本，对于的企业会有扩张的投资激励，其投资机会的净现值（）是的函数，具体形式至少包括二者之差的积分，即：
下面从托宾的来分析该函数的可行性。
托宾的=已安装资本的市场价/已安装资本的重置成本
托宾的分子是由股票市场决定的经济中资本的价值，分母是如果现在购买这种资本的价格。托宾的取决于已安装资本的现值与未来的预期利润。
如果资本的边际收益大于资本的边际成本，那么，企业就从已安装资本中赚到了利润，这些利润使企业愿意拥有资本，这就提高了企业股票的市场价值，意味着值很高。同样，如果资本的边际收益小于资本的边际成本，那么企业已安装的资本就有亏损，这意味着低的市场价值和低的值。
综上所述，企业的投资机会的净现值为：
三、股票内在价值分析
根据现值理论，股票的内在价值等于未来现金流的现值。考虑一个现金牛公司，该公司将所有的盈利都支付给投资者，并且盈利恒定，则有：
当公司的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收益，图中用H点表示。假设公司的融资政策很自由则边际成本不改变，公司有新的投资机会，存在投资激励，扩张总资产，直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总资本从图中AH 扩张到点AM。当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则总资本也会 自动移动之AM。所以一个不存在投资机会，稳定发放股利的公司的资产总量会稳定在M点。
四、资本结构的均衡分析
总资产由股票和债券融资构成即，这里表示公司可使用的总资产，包括股本和公司可能通过暂时减少股利发放用于当期投资的资本，这是一个公司的资产约束，变形得到。
下面假设一个现金牛公司的，即实际股本小于其预期的股票内在价值，如下图所示：
公司的内在价值均衡在P点，要求的资本存量是AP，但是当前的资本存量是AQ，假设公司的融资政策不改变边际成本。公司会减少当前的股利发放和增发债券，用于扩张资本进行生产，一方面会导致债务的上升，另一方面会增加所有者权益，直到新的资本结构线与股票的内在价值线相交于P点，达到均衡，。
五、技术提高、无风险利率降低、以及贝塔值下降的影响分析
初始状态在P点，企业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且wacc已达到最优化。接着由于技术提高、无风险利率降低、或者贝塔值下降，提高了MPR-MPC，导致内在价值线Vt向右上方移动至V’t。假设一开始企业不通过债务融资而只通过股利再投资融资，这样就会改变初始的股票与债券融资的比例，会导致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的上升，会导致投资机会的减少，在图中可看出总资产会沿着资本结构线S，从P点移动至Q点，此时资本从AP扩张至AQ点，股本从S移动至SQ点，所有者权益的价值也从Vt移动至VtQ，而债务资产不变。由此可看出企业存在这样一种投资机会即调整股票债务融资比例降低边际成本，但由于债务资产的不变限制了这一投资机会的发生。
此时企业如果按照wacc最小化原则发行债券不断扩大债务融资，则资本结构线S不断向右移动，直至图中N点，此时资本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停止扩张。这时债务融资提高了股票的内在价值。均衡时，企业的资本成本达到最小，且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实现了价值最大化。
从图中可以看出，SQ-S是由于股权融资给带来的股票内在价值的上升。SN-SQ是由于债务融资给企业带来的股票内在价值的上升。但是技术提高并不改变公司的最低wacc，而无风险利率和贝塔值的下降可能会导致最低wacc的改变，即改变公司资产的内部股权和债务结构。
六、结论
一、公司的应该保持合理的资本规模使得资本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而且灵活使用融资政策使资本成本处于最小化水平。
二、公司的增长机会可以使用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之差的函数来表示
三、当公司存在一项增长机会时，只通过债务融资或者股权融资不会使得股东价值达到最大化，应灵活使用融资政策，使得资本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和资本成本处于最小化水平。
参考文献
[1] 曼昆.宏观经济学（第五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43-444.
完全竞争市场（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又叫作纯粹竞争市场，是指竞争充分同时不受任何阻挠和干扰的一种市场结构类型。在这种市场类型中，买卖人数众多，双方都被动成为价格的接受者，资源可无障碍流动，信息流动具有有效性和完全性。在外行人看来，“竞争”有时代表着激烈的抗争，然而，从微观经济学角度来讲，如果市场上的价格与市场中存在的每一家厂商产量都无关，那么，这个市场就是完全竞争市场。
其中，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一个行业由许多家厂商组成，且他们生产同质的产品，保证每家厂商的产量只占到很小的市场份额。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单个厂商都无法经过个人买卖行为来影响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和市价格，因而被称为价格接受者。同时，市场假设各类资源在市场各部门完全自由流动，不受任何外力限制。
这就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可以在不同的行业、地区间无障碍流动，任何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都无法在市场中形成垄断地位。同时，也保证了新旧资本可自由地流入与流出。在完全市场竞争中，市场信息是高度有效的，市场的供求达到帕累托有效均衡，商家与居民可以获得完备的信息，不存在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
尽管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处于完全理想化的状态，但却无法否决对该市场研究所带来的的正面影响。它是应对市场约束条件处理的有效基点，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的决策提供了参考。接下来，运用利润最大化模型，从一家竞争性厂商的成本函数入手，解释竞争厂商的供给决策。由于单个厂商对市场价格几乎没有影响，因此它所面临的最大化问题就是。竞争厂商将选择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处（指厂商在生产时每增加一单位产量所获得的额外收益与支付的额外成本相等）进行生产经营。对于单个竞争厂商，边际成本等于价格。如果要理解这一点就需要求出一家厂商增加%=y产量时它所增加的收益，其中总收益的增加等于产量的增加乘上价格，于是得出边际收益的表达式为因此，竞争厂商将选择产量水平y，在该产量水平上，厂商的边际成本恰好等于市场价格，用符号可以表示为.如果在某个产量水平上，价格大于边际成本，那么厂商可以通过提高产量来增加利润，这是因为当时增加产量就有这个式子表明，增加产量所带来的额外收入超过所生产的的额外成本，所以利润肯定会增加。因此，在最优产量水平上，厂商一定在r格等于边际成本处生产。
但是，并非所有的厂商都如同上述情况一般，厂商虽然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实际情况下并非保证P=MC就可以获取最大利润。因为一些厂商的最佳选择可能是零产。而有时固定成本量过大，或者技术达不到行业平均标准都可能导致最大利润会变负值。由于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排除零产量的可能性，所以在此我们将利润最大化与此进行对比并进行选择。不盈利的厂商应该比较两个不同盈利标准从而判断出正确的行动决策。一个方案是在损失最低的的产量上继续生产；另一个方案是关闭厂商，这就意味着产量为零时，利润最大。在此，给出假设，若一家厂商的生产量y=0，但仍需要支付固定成本F，则在固定成本大于超过在边际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的利润时，厂商应当立刻选择停止生产。这是因为，销售y单位的产品所获取的收益无法满足可变成本所带来的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厂商选择停止生产才是最佳选择，即使可能因此会损失固定成本，但是在此基础上继续生产会导致损失逐步增大。这些结论给出了供给曲线的选择范围，即当边际成本大于平均可变成本（Average variable cost）时，厂商才有可能开始从事生产，若边际成本小于平均可变成本，那么厂商的最佳选择就应该是产量为零（平均可变成本等于可变成本除以产量）。
由供给函数可以看出，市场的价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行业每一家厂商的边际成本。如果分别具有较大产量和较小产量的两家厂商都在利润最大化水平上生产，那么这两家厂商必定具有相同的边际成本。尽管每一家厂商的生产成本可能不会完全相同，但生产的边际成本肯定是相同的。
在理想市场假设下，企业可利用利润最大化模型来求取最佳产量，并以此为企业决策提供数据参考。但在现实社会条件下，各行各业除农业产品市场以外都会存在不完全垄断的竞争现象，因此，企业在决策除了需要考虑理论数据，也需考虑行业发展现状，对运行方案进行调整，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企业平稳有效运行。
参考文献：
[1]张博.基于综合预测的内蒙古煤炭企业竞争力评价及应用研究[F].天津.天津大学.2012
关键词：环境保护；冶炼污染；控制体系
0.前言
铅锌冶炼企业污染以重金属为主，企业周边土壤和水体受工业废气、废水、废渣的影响，重金属含量较高，并且重金属具有富集性，能通过生物链转移。铅锌冶炼污染物可直接或间接危害人体健康。亟需对铅锌冶炼企业环境污染进行有效控制。铅锌冶炼污染控制体系的建立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行业可持续发展与污染矛盾解决的需求和行业污染防治技术发展的需求。因此建立铅锌冶炼企业环境污染控制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1.铅锌冶炼污染风险控制体系建立
污染控制体系与环境保护相辅相成，污染物排放控制需要建立完善的铅锌冶炼企业污染风险控制体系，该控制体系主要由企业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两部分组成。
1.1企业外部控制
企业污染物具有负外部性，即冶炼生产过程中，不考虑环境污染影响，造成外部环境污染防治成本增加的特性。因此需进行企业外部控制，外部控制主要由国家政策法规#地方监管#市场调节和公众监督四个部分组成。
1.1.1国家政策法规
国家政策法规是利用政策法规对企业环境污染进行控制。我国的铅锌冶炼行业标准、技术政策和技术规范有《铅锌冶炼工业污染防治技术政策》、《铅冶炼污染防治最佳可行技术指南》、《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铅锌冶炼行业清洁生产技术推行方案》等，为铅锌冶炼行业污染控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1.1.2 地方监管
地方监管是利用地方政府环保执法权对企业环境污染进行控制，对企业污染控制具有直接作用效力。加强地方监管力度，增加企业环保排查次数，核查企业环保设施运行，加大企业环境污染惩罚力度，做到严格执法，以控制企业环境污染。
1.1.3市场调节
市场调节是利用市场对企业的作用力，以控制企业环境污染。市场调节促进技术改造和创新，使企业从冶炼过程减少污染物排放。通过市场和政府建立企业环保信誉制度，利用价格。税收。信贷和补贴等市场调节工具，限制环保信誉差的企业其产品在市场中流通，降低其市场竞争力直至被市场淘汰。
1.2企业内部控制
企业内部控制与环境污染风险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环境污染风险企业内部控制主要包含企业环保文化、环保政策和法规的执行、企业周边环境质量控制、污染物排放的预防与治理控制、污染物利用控制、清洁生产技术控制等。美国企业风险内部控制COSO 体系主要由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监督五要素组成。冶炼企业内部控制体系主要由污染风险、风险处理程序、风险处理办法。风险责任管理。日常管理措施和内部监督管理六部部分构成，前五部分构成一个循环控制体系，可循环促进企业内部控制能力的提高。监督管理部分是对循环体系进行监督控制，
1.2.1 污染风险预警
污染风险预警是对企业污染排放对环境危害性进行预警。铅锌冶炼企业的污染物主要为废气、废水和废渣。其中废水主要采用集中处理的方式进行污水处理，一般90%以上废水经处理后回收循环利用，剩余部分按照《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达标后排放。
1.2.3 风险处理办法
风险处理办法是在接到警情后，领导要做出相应的批示和处理。管理者要以全过程技术控制和操作管理相结合进行污染控制。一般警情产生主要原因是技术问题和操作管理不当。
2.控制体系对企业污染物排放的控制
企业生产以成本为向导，市场激励促使企业以成本最低的方式进行生产。通过企业环境污染强度与生产边际成本关系分析可得出企业环境污染强度在企业内外部条件允许下的最低生产边际成本。该关系分析如图1所示。图1中斜向上的直线表示企业外部控制条件允许的生产边际成本，斜向下直线表示企业内部控制成本，空心箭头表示通过企业外部或内部控制，生产边际成本发生变化移动。斜线以上为企业可达到的生产边际成本。斜线的移动即控制成本的调整不一定是平行变化，还可以是倾斜移动，如通过技术改造的内部控制，可能还会造成企业环境污染强度较大时对应的生产边际成本较改造前增加，如图中点线所示。
在没有进行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调整的情况下，企业生产边际成本最低值为P（A），相应的企业环境污染强度较大"由于环境污染形势逐年严峻，这样迫使政府和公众进行企业外部控制，增加企业生产外部控制边际成本，使生产边际成本最低值从P（A）变成P（B），相应的企业环境污染强度也减小。企业为了盈利和增加市场竞争力，必然会通过内部控制的方式降低生产边际成本，使边际成本由P（B）变到P（D），这样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环境污染强度。P（D）为企业环境污染强度为经过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调整后企业生产边际成本最低时对应的环境污染强度。企业虽然可以在虚线区域进行生产运行，但由于边际成本的驱使，企业会选择在P（D）条件下生产。P（C）为企业外部控制没有调整，企业通过内部控制调整所能达到的生产边际成本最低值，而且环境污染强度也较低。企业污染减排具有正内部性，但是企业为避免发生内部控制成本如图中点线方式变化。
3.结论
我国铅锌冶炼行业污染日趋严重，亟需对企业污染风险进行控制。建立完善的污染控制体系才能有效控制铅锌冶炼企业环境污染强度。铅锌冶炼污染控制体系主要由企业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两部分组成。外部控制主要由国家政策法规、地方监管、市场调节和公众监督四个部分组成；内部控制体系主要由污染风险、风险处理程序、风险处理办法、风险责任管理、日常管理措施和内部监督管理六部分组成。
参考文献
[1]屈小梭，梁兴印，秦飞，王亚军. 铅锌冶炼企业污染风险控制体系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S3：57-60.
[2]欧阳丽伟. 铅锌冶炼企业循环经济评价研究[D].中南大学，2014.
[3]姚莉. 有色铅锌工业的环保问题及政策创新研究[D].国防科学技术大学，2008.
[4]姜文英. 典型铅锌冶炼企业循环经济建设的物质流分析方法研究[D].中南大学，2007.
关键词最优反应函数动态效率静态效率
软件行业是我国的重要行业，但自从其发展开始就一直存在着盗版问题，而由于被盗版的软件大多为国外软件制造商的产品，所以经常引发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是否过渡的争论，支持盗版者以社会福利为其理由，而反对者坚持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技术进步。
1基本事实
关于软件盗版存在着公认的事实，这些事实是我们分析的起点。首先，软件盗版在技术上无法克服，即无论正版软件制造商采用何种反盗版技术都无法防范自己的软件被盗版；其次，盗版软件与正版软件在实用性上并不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正版软件和盗版软件的产品差别不大；再次，实施盗版所需的投入远远低于正版软件，因为盗版厂商无需支付研发支出；最后，软件生产的边际成本非常低，接近于零，所以可以认为正版和盗版软件的边际成本相等且不变。
2不存在盗版厂商时的正版软件定价策略
如果我们实施极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则市场上不存在盗版软件，此时正版厂商是市场上唯一的生产者，整个市场结构就是标准的完全垄断市场。相关的函数如下：反需求函数：p1=a-bq1需求函数则为：q1=a/b-p1/b成本函数为：c1=f+cq1利润函数为:：μ1=(a-p1)(p1-c)/b-fp1为正版软件的价格，q1为正版软件的需求量，f表示固定成本，这里相对于盗版厂商来说主要为研发支出，c表示不变的边际成本和平均变动成本。
所以对利润函数求p1的一阶导数可得其最优定价：p1=c+(a-c)/2
3基于一个正版厂商和一个盗版厂商市场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3.1软件市场反需求函数和需求函数
由于正版软件和盗版软件的差别不大，所以对于普通个人用户来讲，它们的替代性相当大。我们用以下这组反需求函数来表示这种关系：
p1=a-b(q1+θq2)p2=a-b(θq1+q2)
式中，a和b为正，0≤θ≤1，θ取负值时模型成为一个互补商品的需求模型。若θ=0则一种商品的价格仅与本商品的产量有关，而与另一种商品无关，两种商品无替代性。θ越接近于1，两个变量之间的替代性越强；当θ=1则两种商品为完全替代，即对于消费者来讲产品1和产品2完全一样。很明显，在盗版问题上0＜θ＜1，即两种商品既不完全替代也不完全无关，且θ较为接近1。
通过转换反需求函数的方程式，可以得到模型所隐含的需求函数方程式：q1=[(1-θ)a-p1+θp2]/(1-θ2)bq2=(1-θ)a-p2+θp1]/(1-θ2)b
3.2软件企业的成本函数和利润函数
正版软件的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c1=f+cq1，f表示固定成本，这里相对于盗版厂商来说主要为研发支出。c表示不变的边际成本和平均变动成本。
结合鲍利的线性需求模型，可得正版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μ1=(p1-c)[(1-θ)(a-c)-(p1-c)+θ(p2-c)]/(1-θ2)b-f相应的，不包括大量研发支出的盗版厂商的成本函数为：c2=cq2
其利润函数为：
μ2=(p2-c)[(1-θ)(a-c)-(p2-c)+θ(p1-c)]/(1-θ2)b
使μ1最大化的对于p1的一阶条件给出了正版厂商相对于盗版厂商的价格最优反映函数：2(p1-c)-θ(p2-c)=(1-θ)(a-c)同理盗版厂商的价格最优反映函数为：2(p2-c)-θ(p1-c)=(1-θ)(a-c)由此可以确定均衡价格为：p1=p2=c+(1-θ)(a-c)/(2-θ)
4基于一个正版厂商和多个盗版厂商市场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4.1伯特兰模型与盗版厂商之间的竞争
当多个盗版厂商出现时(这也是更为符合实际的假设)，盗版厂商之间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即盗版厂商的博弈对象不再是正版厂商而是其它的盗版厂商。而盗版软件之间则没有任何差别，它们之间的竞争完全是价格竞争。经典伯特兰模型认为，当产品同质时，最终价格会降至边际成本。
经典伯特兰模型是建立在两个生产同质产品的厂商基础之上的，这两个厂商只能使用价格作为决策变量。同时假设两个厂商拥有相同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且平均成本等于边际成本。图1中当厂商2的价格低于边际成本(平均成本)时，厂商1选择边际成本作为其价格；当厂商2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平均成本)低于垄断价格Pm(平均成本)时，厂商1选择略低于P2的价格作为其价格，并占有整个市场；当P2>Pm时，厂商1的价格定在Pm处。
图2中包括了厂商2和厂商1的最优反应曲线，他们的交点就是均衡点p1=p2=mc。此时两个厂商都达到了平均成本处，谁都没有动力离开均衡点。
显然伯特兰模型的结论对于多个厂商也是成立，所以盗版厂商的价格会降至边际成本，这也能获得事实的支持：国内每个省会城市的盗版软件几乎都有自己的统一价格。
4.2基于多个盗版厂商市场环境的正版厂商的反应函数
当盗版软件的价格降至边际成本MC=c时，从正版软件厂商的最优价格反应函数：
2(p1-c)-θ(p2-c)=(1-θ)(a-c)
易于推出正版软件的最优定价为:
p1=c+(1-θ)(a-c)/2
5静态效率与动态效率
比较一个正版厂商面对一个盗版厂商所采用的最优定价和它面对多个厂商时的最优定价：
p1=p2=c+(1-θ)(a-c)/(2-θ)p1=c+(1-θ)(a-c)/2
我们发现存在多个盗版厂商时正版软件的最优定价应更低，如果再与完全垄断市场中企业的最优定价p1=c+(a-c)/2相比，我们发现随着盗版厂商的加入，的确正版厂商的最优定价会不断下降，越来越接近静态社会福利的标准p=mc。所以认为盗版有利于增加社会福利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只是静态效率，静态效率包括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
而社会福利则除了静态效率还包括动态效率，动态效率则与知识扩散有关，知识扩散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函数，所以动态效率是创新和保护的函数。如果我们不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则没有人愿意投资进行创新。如果我们过于保护，比方说，将软件的版权无限期延长，那知识将无法扩散，技术无法进步，经济就很难增长。有学者用下下列图3表示社会福利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
在图3中社会福利(严格的讲是动态社会福利，即动态效率)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不是线性相关的，在P*(此处P为保护水平，而非价格)处达到最大，大于或小于P*都会造成动态效率的损失。
6主要结论
所以认为为了社会福利的进步，就应该允许大肆盗版的看法是没有坚实的经济学基础的。因为静态效率最大化要求不对知识产权进行任何保护，这样人人都可以盗版，软件价格一定会降低到边际成本处。但动态效率则要求对知识产权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P*不可能为零)，所以两者无法同时达到最大化。
尽管没有定量上的最优值，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有价值的结论。我们可以在软件的保护方面进行一些策略调整，比方说缩短软件保护的著作权年限，以提高静态效率和知识传播速度，同时在保护期内严厉打击盗版，保护企业的创新精神，保护产业的长期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张曼.论数字产业对传统反垄断理论与实践的启示[J].经济评论，2002(4)
关键词最优反应函数动态效率静态效率
软件行业是我国的重要行业，但自从其发展开始就一直存在着盗版问题，而由于被盗版的软件大多为国外软件制造商的产品，所以经常引发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是否过渡的争论，支持盗版者以社会福利为其理由，而反对者坚持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技术进步。
1基本事实
关于软件盗版存在着公认的事实，这些事实是我们分析的起点。首先，软件盗版在技术上无法克服，即无论正版软件制造商采用何种反盗版技术都无法防范自己的软件被盗版；其次，盗版软件与正版软件在实用性上并不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正版软件和盗版软件的产品差别不大；再次，实施盗版所需的投入远远低于正版软件，因为盗版厂商无需支付研发支出；最后，软件生产的边际成本非常低，接近于零，所以可以认为正版和盗版软件的边际成本相等且不变。
2不存在盗版厂商时的正版软件定价策略
如果我们实施极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则市场上不存在盗版软件，此时正版厂商是市场上唯一的生产者，整个市场结构就是标准的完全垄断市场。相关的函数如下：反需求函数：p1=a-bq1需求函数则为：q1=a/b-p1/b成本函数为：c1=f+cq1利润函数为:：μ1=(a-p1)(p1-c)/b-fp1为正版软件的价格，q1为正版软件的需求量，f表示固定成本，这里相对于盗版厂商来说主要为研发支出，c表示不变的边际成本和平均变动成本。
所以对利润函数求p1的一阶导数可得其最优定价：p1=c+(a-c)/2
3基于一个正版厂商和一个盗版厂商市场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3.1软件市场反需求函数和需求函数
由于正版软件和盗版软件的差别不大，所以对于普通个人用户来讲，它们的替代性相当大。我们用以下这组反需求函数来表示这种关系：
p1=a-b(q1+θq2)p2=a-b(θq1+q2)
式中，a和b为正，0≤θ≤1，θ取负值时模型成为一个互补商品的需求模型。若θ=0则一种商品的价格仅与本商品的产量有关，而与另一种商品无关，两种商品无替代性。θ越接近于1，两个变量之间的替代性越强；当θ=1则两种商品为完全替代，即对于消费者来讲产品1和产品2完全一样。很明显，在盗版问题上0＜θ＜1，即两种商品既不完全替代也不完全无关，且θ较为接近1。
通过转换反需求函数的方程式，可以得到模型所隐含的需求函数方程式：q1=[(1-θ)a-p1+θp2]/(1-θ2)bq2=(1-θ)a-p2+θp1]/(1-θ2)b
3.2软件企业的成本函数和利润函数
正版软件的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c1=f+cq1，f表示固定成本，这里相对于盗版厂商来说主要为研发支出。c表示不变的边际成本和平均变动成本。
结合鲍利的线性需求模型，可得正版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μ1=(p1-c)[(1-θ)(a-c)-(p1-c)+θ(p2-c)]/(1-θ2)b-f相应的，不包括大量研发支出的盗版厂商的成本函数为：c2=cq2
其利润函数为：
μ2=(p2-c)[(1-θ)(a-c)-(p2-c)+θ(p1-c)]/(1-θ2)b
使μ1最大化的对于p1的一阶条件给出了正版厂商相对于盗版厂商的价格最优反映函数：2(p1-c)-θ(p2-c)=(1-θ)(a-c)同理盗版厂商的价格最优反映函数为：2(p2-c)-θ(p1-c)=(1-θ)(a-c)由此可以确定均衡价格为：p1=p2=c+(1-θ)(a-c)/(2-θ)
4基于一个正版厂商和多个盗版厂商市场结构的经济学分析
4.1伯特兰模型与盗版厂商之间的竞争
当多个盗版厂商出现时(这也是更为符合实际的假设)，盗版厂商之间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即盗版厂商的博弈对象不再是正版厂商而是其它的盗版厂商。而盗版软件之间则没有任何差别，它们之间的竞争完全是价格竞争。经典伯特兰模型认为，当产品同质时，最终价格会降至边际成本。
经典伯特兰模型是建立在两个生产同质产品的厂商基础之上的，这两个厂商只能使用价格作为决策变量。同时假设两个厂商拥有相同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且平均成本等于边际成本。图1中当厂商2的价格低于边际成本(平均成本)时，厂商1选择边际成本作为其价格；当厂商2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平均成本)低于垄断价格Pm(平均成本)时，厂商1选择略低于P2的价格作为其价格，并占有整个市场；当P2>Pm时，厂商1的价格定在Pm处。
图2中包括了厂商2和厂商1的最优反应曲线，他们的交点就是均衡点p1=p2=mc。此时两个厂商都达到了平均成本处，谁都没有动力离开均衡点。
显然伯特兰模型的结论对于多个厂商也是成立，所以盗版厂商的价格会降至边际成本，这也能获得事实的支持：国内每个省会城市的盗版软件几乎都有自己的统一价格。
4.2基于多个盗版厂商市场环境的正版厂商的反应函数
当盗版软件的价格降至边际成本MC=c时，从正版软件厂商的最优价格反应函数：
2(p1-c)-θ(p2-c)=(1-θ)(a-c)
易于推出正版软件的最优定价为:
p1=c+(1-θ)(a-c)/2
5静态效率与动态效率
比较一个正版厂商面对一个盗版厂商所采用的最优定价和它面对多个厂商时的最优定价：
p1=p2=c+(1-θ)(a-c)/(2-θ)p1=c+(1-θ)(a-c)/2
我们发现存在多个盗版厂商时正版软件的最优定价应更低，如果再与完全垄断市场中企业的最优定价p1=c+(a-c)/2相比，我们发现随着盗版厂商的加入，的确正版厂商的最优定价会不断下降，越来越接近静态社会福利的标准p=mc。所以认为盗版有利于增加社会福利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只是静态效率，静态效率包括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
而社会福利则除了静态效率还包括动态效率，动态效率则与知识扩散有关，知识扩散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函数，所以动态效率是创新和保护的函数。如果我们不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则没有人愿意投资进行创新。如果我们过于保护，比方说，将软件的版权无限期延长，那知识将无法扩散，技术无法进步，经济就很难增长。有学者用下下列图3表示社会福利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
在图3中社会福利(严格的讲是动态社会福利，即动态效率)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不是线性相关的，在P*(此处P为保护水平，而非价格)处达到最大，大于或小于P*都会造成动态效率的损失。
6主要结论
所以认为为了社会福利的进步，就应该允许大肆盗版的看法是没有坚实的经济学基础的。因为静态效率最大化要求不对知识产权进行任何保护，这样人人都可以盗版，软件价格一定会降低到边际成本处。但动态效率则要求对知识产权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P*不可能为零)，所以两者无法同时达到最大化。
尽管没有定量上的最优值，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有价值的结论。我们可以在软件的保护方面进行一些策略调整，比方说缩短软件保护的著作权年限，以提高静态效率和知识传播速度，同时在保护期内严厉打击盗版，保护企业的创新精神，保护产业的长期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张曼.论数字产业对传统反垄断理论与实践的启示[J].经济评论，2002(4)
【关键词】 行为审计; 审计处理处罚力度; 审计处理处罚边际收益; 审计处理处罚边际成本; 审计处理处罚均衡
中图分类号：F23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6）03-0116-07
一、引言
行为审计发现的缺陷行为分为违规行为和瑕疵行为。一般来说，对于瑕疵行为是以审计建议的方式完成后续事宜，而对于违规行为，则需要进行处理处罚。本文聚焦违规行为处理处罚的力度。对于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其目的是惩处违规行为，并发挥预防功能。然而，为达到上述目的，是否实行“酷刑”式的处理处罚就效果越好呢？或者，是否实行“宽容”式的处理处罚就效果越好呢？另外，审计处理处罚力度不能只考虑其效果，还必须考虑其成本，如果制度成本过大，效果再好也是瑕疵制度。上述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审计处理处罚力度问题①。
现有文献涉及审计处理处罚与其他措施之间的关系及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存在的问题，但是，缺乏系统的理论解释。本文借鉴法学理论中的刑罚力度相关理论，构建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理论框架，并用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我国政府审计处理处罚力度。随后的内容安排如下：首先是简要的文献综述，梳理审计领域及刑罚理论领域的相关文献;在此基础上，借鉴刑罚力度理论，提出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理论框架;然后用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我国地方政府审计处理处罚力度，以一定程度上验证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最后是结论和启示。
二、文献综述
根据本文的主题，相关文献包括两方面：一是审计领域的审计处理处罚力度之研究;二是法学领域的刑罚力度之研究。
审计领域的审计处理处罚力度之研究有两方面的文献。一是一些文献发现审计处罚强度与审计覆盖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或协同关系（鲁桂华，2003;高雷，2011;王会金，2014）;审计频度通过预期路径和预防路径对审计效果发挥作用，审计处罚通过威慑路径和心理路径发挥作用，审计频度和审计处罚的使用都有一个合理限度，审计频度和审计处罚需要相互协同地对审计效果发挥作用（郑石桥，2012）。二是一些文献涉及了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存在的问题。例如，只处理不处罚（张宗乾，1998），处理处罚轻重失衡（周生安、吕云松，2001），处罚力度存在差异（陈宋生、刘淑玲，2010），审计处理处罚尺度不够统一（王万江，2011）。
法学领域的刑罚力度之研究有不少文献。郭建安（1994）认为，刑罚的严厉程度应当适度，以使刑罚产生的痛苦足以抵消行为人从犯罪活动中获得的快乐为宜。卢建平、苗淼（1997）从刑罚资源的有效配置角度研究刑罚的最优威慑水平，认为最优威慑水平要确定在削减一定犯罪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这一点上。周光权（1998）从法定刑配置的合理性角度探讨刑罚攀比问题，认为只要法定刑的配置与犯罪的质和量事实上相适应时，就是实现了刑罚的正义。白建军（2001）用指数化方式比较了各种刑罚的力度。赖早兴（2011）对刑罚力度有较系统的研究，论述了刑罚力度的特征、影响刑罚力度的因素、刑罚力度确定原则、刑罚力度实现的环节等。陈屹立、陈刚（2009）指出，潜在犯罪人被惩罚的概率和被惩罚的严厉程度都极大地影响犯罪成本。因而，提高惩罚概率或惩罚严厉程度都能够威慑潜在犯罪人。此外，还有一些文献研究罪刑均衡（安德鲁・温赫希，1986;游伟，2007）。
上述文献综述显示，总体来说，关于审计处理处罚力度还缺乏系统的理论解释，刑罚力度理论对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的研究有较大的启发价值。本文借鉴法学理论中的刑罚力度相关理论，构建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理论框架。
三、行为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理论框架
（一）审计处理处罚存在一个满意区域
刑罚理论发现，刑罚力度与刑罚效果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刑罚过轻时，犯罪会泛滥，刑罚过重时，会失去公正性，从而对刑罚效果有负面影响（戴治勇，2005）。行为审计对于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具有准司法性质，类似于司法机关对犯罪的惩罚，所以，审计处理处罚力度与其效果之间也应该是倒U形关系，如图1所示。
Becker（1968）认为，犯罪行为理论只是经济学常用的选择理论的扩展，用不着用道德的颓废、心理机构的欠缺和遗传等因素来解释犯罪行为，犯罪者作为理性人，在犯罪之前，会权衡犯罪的成本和收益，在此基础上作出是否犯罪的选择。所以，刑罚产生的痛苦是抵消行为人从犯罪活动中获得的快乐为宜，刑罚使惩罚的值能够超过罪过的收益（边沁，2000）。贝卡里亚（2005）认为，个人如果能从越轨行为中捞到好处，就会增加犯罪推动力。既然如此，如果期望减少犯罪，则必须加大他的痛苦或成本。
行为审计对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也存在同样的道理。图1中，当审计处理处罚力度低于B水平时，如果发现违规的概率不变，违规者从违规中获得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所以，违规者倾向于选择违规。在这种情形下，需要加大审计处理处罚的力度，增加其违规成本，从而强化对违规行为的抑制。也就是说，在发现违规的概率不变的前提下，低于B水平的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是力度不够。
在司法领域中，也不是刑罚越重，威慑效应越大。如果刑罚过重，不仅不会收到与刑罚强度相当的威慑效应，反而会产生效应递减现象，削弱以至完全破坏刑罚应有的效应。原因是：其一，过分严厉的刑罚会使公民怀疑其公正性，使公众由谴责罪犯的犯罪行为转而谴责酷刑的不公正，甚至同情他们，这就削弱了刑罚的威慑效果;其二，过分严厉的刑罚会削弱公民对整个法律制度的尊重，进而不再自觉遵守。非但刑罚不能产生威慑效应，违法现象还会增加（梁根林、张文，1989;郭建安，1994）。
行为审计对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也存在同样的道理。图1中，当审计处理处罚力度超过B水平之后，由于审计处理处罚的力度很大，对其效果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源于两个方面：第一，由于审计处理处罚的力度很大，其公正性受到质疑，违规者本人及潜在的违规者对审计处理处罚并没有发自内心地接受，从而，这种处理处罚对他们以后是否违规的抑制作用受到影响;第二，由于审计处理处罚的力度很大，违规者付出的代价较大，一定程度上超出了违规者的承受能力，所以，这种审计处理处罚决定的执行难度较大。
综合上述分析，审计处理处罚力度超过或低于B水平都不合适。那么，是否只有B水平才是合适的呢？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看来，确实如此，最优决策只是一个点，而不是一个区间。但是，正如西蒙指出，人是有限理性的，决策者无法寻找到全部备选方案，决策者也无法完全预测全部备选方案的后果，决策者只寻找满意决策（Simon，1955;西蒙，2002）。一般来说，审计处理处罚力度也只能寻找满意水平，这个水平可能不是一个点（例如B点），而是一个区域。图1中，介于A点和C点之间的审计处理处罚力度都是满意的力度，这些力度带来的处理处罚效果介于D和E之间，委托人和利益相关者对这个区间的效果都满意。
到此为止，可以得到第一个结论：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而是存在一个满意区间，这个区间就是合理区间。
（二）审计处理处罚存在多个均衡点
■
图2中，X表示对已发现违规行为处理处罚力度，Y表示发现违规行为的概率。从逻辑上来说，预期处理处罚是二者之乘积。图2中，E1、E2和E3都是等预期处理处罚线，在每条线上，各点的预期处理处罚都相等，所以，在线上的各点，预期处理处罚是无差异的。例如，A点和B点，前者被发现的概率较高，但是，处理处罚力度较低;后者被发现的概率较低，但是，一旦被发现，处理处罚力度较大。所以，总括起来，二者有相同的预期处理处罚力度。但是，不同曲线上的预期处理处罚不同。一般来说，处于E1右面的曲线（例如E2），其预期处理处罚高于E1;处于E1左面的曲线（例如E3），其预期处理处罚低于E1。怎么得到E2或E3呢？得到E2有三种办法，一是水平向右平移，二是纵向向上平移，三是水平向右和纵向向上同时平移。水平向右平移是在保持违规被发现概率不变的前提下，提高处理处罚力度;纵向向上平移是在保持处理处罚程度不变的前提下，提高违规被发现的概率;而同时移动是同时提高违规被发现概率和处理处罚力度。从E1得到E3的道理基本相同，只是方向不同而已。总体来说，改变预期处理处罚可能有三种途径：第一，在处理处罚力度不变的前提下，改变发现违规行为的概率;第二，在发现违规行为概率不变的前提下，改变处理处罚力度;第三，同时改变发现违规行为的概率和处理处罚力度。上述三个途径得到的预期处理处罚之改变，站在违规者角度，也就是其违规的预期损失的改变，而这种预期损失的改变恰恰是委托人及利益相关者对违规处理处罚的预期收益之改变，也就是审计处理处罚的边际收益。
然而，上述三种途径中，如何选择呢？这需要考虑审计处理处罚的边际成本。这里的成本包括两方面：一是发现违规行为的成本，这是审计机构从选择审计客体到提交审计报告这个阶段的成本;二是处理处罚实施成本，包括作出审计处理处罚决定并执行这个决定的成本。
图3中，C1、C2和C3都是等处理处罚成本线，在每条线上，各点的处理处罚成本都相等，所以，在线上的各点，审计处理处罚成本是无差异的。例如，C1线上的C点和D点，前者发现违规行为的成本较高，但是处理处罚实施成本较低;后者发现违规行为的成本较低，但是处理处罚实施成本较高。所以，总括起来，二者有相同的处理处罚成本。但是，不同曲线上的处理处罚成本不同。一般来说，处于C1右面的曲线（例如C2），其处理处罚成本高于C1;处于C1左面的曲线（例如C3），其处理处罚成本低于C1。
怎么得到C2或C3呢？得到C2有三种办法，一是水平向右平移，二是纵向向上平移，三是水平向右和纵向向上同时平移。水平向右平移是在保持违规被发现概率不变（也就是保持发现违规的成本不变）的前提下，提高处理处罚力度（也就是增加处理处罚实施成本）;纵向向上平移是在保持处理处罚程度不变（也就是保持处理处罚实施成本不变）的前提下，提高违规被发现的概率（也就是增加处理处罚实施成本）;而同时移动是同时提高违规被发现概率和处理处罚力度（也就是同时增加发现违规的成本和处理处罚实施成本）。从C1得到C3的道理基本相同，只是方向不同而已。
总体来说，为了改变处理处罚成本，可能有三种途径：第一，在处理处罚力度不变（也就是处理处罚实施成本不变）的前提下，改变发现违规行为的概率（也就是改变发现违规行为的成本）;第二，在发现违规行为概率不变的前提下（也就是发现违规行为的成本不变），改变处理处罚力度（也就是改变处理处罚实施成本）;第三，同时改变发现违规行为的概率和处理处罚力度（也就是同时改变发现违规行为的成本和处理处罚实施成本）。上述三个途径得到的审计处理处罚成本之改变，是站在审计人、委托人及利益相关者角度来考虑的，也就是审计处理处罚的边际成本。
总括起来，站在审计人、委托人及利益相关者角度来考虑，审计处理处罚的最佳点，也就是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之点，如图4所示。
■
图4中，出现了三个均衡点，每个均衡点都达到了审计处理处罚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都是最佳审计处理处罚点。然而，何处是我们所要选择的最佳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呢？从图4看来，G点、F点、H点都达到了最佳审计处理处罚力度，但是，每种水准的最佳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就是审计委托人及利益相关者能接受这个水准的审计处理处罚边际成本或边际收益。例如，G点、F点、H点的处理处罚边际成本或边际收益都不同，H点最高，F点最低，而G点居中。怎么选择呢？
（三）最佳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的确定
我们知道，边际是对现状的改变，所以，与审计处理处罚边际成本或边际收益相对应的是目前的违规处理处罚。如果对目前的违规处理处罚不满意程度较高，则委托人及利益相关者当然希望有较大的改变;如果对目前的违规处理处罚不满意程度不高，委托人及利益相关者当然不会希望较大的改变。以F作为违规处理处罚现状的基点，如果委托人及利益相关者对该点已经满意，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都是零;如果对现状不满意程度较高，则会希望较大的改变，所以，可能的选择会是从F点到H点，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都较大;如果对现状不满意程度并不高，则不会希望较大的改变，此时，可能的选择是从F点到G点，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都不大。
那么，委托人及利益相关者对审计处理处罚的满意度又是由什么因素确定的呢？笔者认为，决定因素有两个，一是委托人及利益相关者对违规行为的容忍度（设为T），二是违规行为严重程度（设为Z）。T与Z之间的差异越大，不满意程度越高;T与Z之间的差异越小，满意程度越高。一般来说，关于委托人及利益相关者对违规行为的容忍度，审计人是无能为力，不能改变它，只能估计它。而违规行为严重程度又有两方面的主要因素：一是违规行为的发生程度，它主要由审计客体的治理构造所决定;二是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力度。
到此为止，可以得出第二个结论：最佳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的确定需要以委托人及利益相关者对违规行为的容忍程度及违规行为发生的严重程度为基础。委托人及利益相关者对违规的容忍程度越低，对审计处理处罚的需求就越大;违规行为发生越是严重，对审计处理处罚的需求就越大。
审计处理处罚的需求确定之后，审计处理处罚的均衡点就确定了，所以，审计处理处罚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也就确定了。在既定的审计处理处罚需求下，要从一个审计处理处罚均衡点移动到另一个均衡点，有三个途径可供选择，一是改变发现违规行为的概率，二是改变处理处罚力度，三是同时改变上述二者。在边际收益相同的情形下，不同的改变途径会带来不同的边际成本，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说，相同的边际成本，会带来不同的边际收益。所以，所谓最佳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并不只是就审计处理处罚谈处理处罚，而必须结合发现违规行为的概率，实现二者结合起来的边际成本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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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中，假定E1是委托人和利益相关者需要的等预期处理处罚线，在曲线E1上，任何一点的边际收益相同，但是不同点的边际成本不同。我们来考虑G、G1、G2这三点。它们有相同的边际收益，但是，边际成本却不同。G1点的边际成本最高，G2点的边际成本居中，G点的边际成本最低。很显然，最优审计处理处罚点应该是G点。为什么相同的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却不同？主要的原因是边际成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发现违规行为的成本，这由发现违规行为的概率决定，这个概率越大，发现违规行为的成本也就越大;二是处理处罚实施成本，这由处理处罚力度决定，处理处罚力度越大，其成本也就越大。一般来说，发现违规行为和处理处罚违规行为都存在边际效用递减，如果对某一方面依赖过度，则总的边际成本会提升。因此，降低总边际成本的有效方法是发现违规和处理处罚违规都在一定的范围内协调配合。
接下来具体分析图5中的处理处罚力度选择。如果要在图5中的G、G1、G2选择一点，最佳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应该位于G点，也就是处理处罚力度确定为X时，是最佳处理处罚力度。如果选择G1点，要求违规发现概率为Y1，这是一种较高的违规发现概率，要实现这个概率，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此时，处理处罚力度是X1，这是一种较低的处理处罚力度，处理处罚的效用还存在较大的潜力，边际成本的较小增加能带来边际收益的较大增加。所以，G1点对发现违规依赖过度，而对处理处罚依赖不足，与G点相同的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却高于G点。如果选择G2点，要求发现违规概率为Y2，这是一种较低的违规发现概率，要实现这个概率，花费的成本较小，违规发现还存在较大的潜力，边际成本的较小增加能带来边际收益的较大增加;此时，处理处罚力度是X2，这是较高的处理处罚力度，要实现这个力度，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所以，G2点对发现违规依赖不足，而对处理处罚依赖过度，与G点相同的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却高于G点。G点却不存在发现违规或处理处罚力度依赖过度或不足的问题，它较好地协调了发现违规和处理处罚违规的关系，此时的处理处罚力度是最佳力度。
到此为止，可以得到第三个结论：由于违规发现和违规处理处罚具有不同的边际成本，最佳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的确定需要与违规行为发现概率相协调，只有二者的边际投入产出比相等时，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才能达到最佳。
（四）审计处理处罚最佳力度：站在违规者角度
本文以上对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的分析主要是站在审计人、委托人和利益相关者角度，而处理处罚效果要真正产生，必须要违规者在判断利弊得失的基础上有所选择和行动，如果违规者没有任何行动，则审计处理处罚只是一厢情愿的事，无法真正发挥作用。所以，我们还需要从违规者的角度来分析审计处理处罚最佳力度。
违规者作为理性人，会权衡违规的成本和收益，在此基础上作出是否违规的选择（Becker，1968;边沁，2000;贝卡里亚，2005）。当预期违规收益大于预期违规成本时，会选择违规;当预期违规收益小于预期违规成本时，就不会选择违规。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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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预期收益是由违规行为本身特征所决定的，违规者无法改变它，但是，可以估计违规带来的收益。违规预期成本包括违规实施成本及违规被发现之后处理处罚所带来的损失。而预期处理处罚损失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违规被发现的概率，二是处理处罚严厉程度，二者共同组成处理处罚损失期望值。要提高违规者的处理处罚损失期望值，有三个途径：第一，提高违规被发现的概率;第二，加大处理处罚严厉水准②;第三，同时提高被发现的概率及处理处罚严厉水准。所以，违规者正是从违规被发现概率和违规处理处罚力度这两个角度来估计处理处罚损失，而违规者的处理处罚损失，正是委托人和利益相关者对违规行为处理处罚的收益。由于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改变而产生的违规者的处理处罚损失之变动，就是处理处罚的边际收益。所以，在违规发现概率不变的前提下，审计处理处罚最佳力度是使得违规成本大于违规收益的力度。而违规收益又是由违规行为本身特征所决定的，所以，到此为止，可以得到第四个结论：违规行为发生越是严重，对审计处理处罚的需求就越大。本文的第二个结论中已经包括这些内容，但是，得出结论的路径不同，这里是从违规者的角度得出的结论。
四、行为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我国地方政府审计处理处罚经验数据分析
以上借鉴法学理论中的刑罚力度相关理论，提出了行为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理论框架。我国的政府审计主要是以行为审计为重点，下面用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我国政府审计处理处罚力度，以一定程度上验证这个理论框架。
（一）我国地方政府审计处理处罚效果
以“每个审计项目平均违规金额”的变动情况来刻画我国政府审计处理处罚的效果，每个审计项目平均违规金额=违规金额/审计单位数。我国的审计机关分为四种：审计署业务司、派出审计局、特派员办事处、地方审计机关，由于无法分别计算审计署业务司、派出审计局、特派员办事处的审计覆盖率，所以，本文仅以地方审计机关的相关数据来分析。根据最近10年《中国审计年鉴》的地方审计机关相关数据，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表1的数据显示，地方审计机关每个审计项目平均违规金额都呈现上升趋势，这表明地方审计处理处罚的预期效果并未能达到。
根据本文前面的理论框架，审计处理处罚效果不好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地方审计机关的审计处理处罚程度并不在一个满意区间，二是审计处理处罚程度与发现违规的概率协调不同。
（二）我国地方政府审计处理处罚力度
通过处罚率、司法移送率、纪检监察移送率三个指数来刻画地方审计机关的处理处罚力度。根据最近10年《中国审计年鉴》的地方审计机关相关数据，上述三个指标计算如表2所示。表2数据显示，我国地方政府审计处理处罚力度较弱。
（三）我国地方政府审计发现违规的概率
根据本文前面的理论框架，审计处理处罚效果还受到审计发现违规概率与审计处理处罚程度之间是否协调的影响。本文前面的数据显示，我国地方政府审计处理处罚力度较弱，如果存在较高的发现违规的概率，则审计处理处罚效果也会得到改进。那么，我国地方审计机关发现违规的概率又如何呢？
从理论上来说，要发现违规，首先要对该单位进行审计;其次，在审计中能发现已经存在的违规问题。所以，发现违规的概率=审计覆盖率×违规问题发现率。由于数据所限，无法计算违规问题发现率，我们假定其处于合理保证水平，此时，关键的变量就是审计覆盖率，如果审计覆盖率高，则发现违规的概率也高。
审计覆盖率=审计单位数量/（机关法人数+事业法人数+国有企业单位数）
机关法人数、事业法人数和国有企业单位数来源于《中国基本单位统计年鉴》和《全国经济普查年鉴》。根据上述公式和数据，计算的我国地方审计机关的审计覆盖率如表3所示。表3数据显示，我国地方审计机关的审计覆盖率较低。
总体来说，由于我国地方审计机关审计处理处罚力度较弱，再加上审计覆盖率较低，使得审计的惩处功能和预防功能都发挥不好，审计处理处罚的预期效果未能达到。本文理论框架能解释我国地方政府审计的处理处罚效果。
五、结论和启示
对违规行为的审计处理处罚，其目的是惩处违规行为，并发挥预防功能。然而，达到上述目的，是否实行“酷刑”式的处理处罚效果越好呢？或者，是否实行“宽容”式的处理处罚效果越好呢？另外，审计处理处罚力度不能只考虑其效果，还必须考虑其成本，如果制度成本过大，效果再好也是瑕疵制度。上述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审计处理处罚力度问题。本文借鉴法学理论中的刑罚力度相关理论，构建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理论框架，并用这个理论框架来分析我国地方政府审计处理处罚力度。
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而是存在一个满意区间，这个区间就是合理区间。最佳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的确定需要以委托人及利益相关者对违规行为的容忍程度及违规行为发生的严重程度为基础。委托人及利益相关者对违规的容忍程度越低，对审计处理处罚的需求就越大;违规行为发生越是严重，对审计处理处罚的需求就越大。由于违规发现和违规处理处罚具有不同的边际成本，最佳审计处理处罚力度的确定需要与违规行为发现概率相协调，只有二者的边际投入产出比相等时，审计处理处罚力度才能达到最佳。
以“每个审计项目平均违规金额”的变动情况来刻画我国地方政府审计处理处罚的效果，数据显示，地方审计机关每个审计项目平均违规金额都呈现上升趋势，这表明地方审计处理处罚的预期效果并未能达到。其原因是，我国地方审计机关审计处理处罚力度较弱，再加上审计覆盖率较低，使得审计的惩处功能和预防功能都发挥不好，审计处理处罚的预期效果未能达到。
本文的发现启示我们，要优化审计处理处罚效果，需要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和审计覆盖率协调运作，从我国地方审计机关当前的情况来看，需要同时提升审计处理处罚力度和审计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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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边际贡献的边际具体理解如下：
1、边际指的是每增加一个单位随之增加或递减的效用。如边际成本：每增加一个产品的生产所增加的成本就是边际成本。
2、边际贡献是管理会计中一个经常使用的十分重要的概念，它是指销售收入减去变动成本后的余额，边际贡献是运用盈亏分析原理，进行产品生产决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通常，边际贡献又称为边际利润或贡献毛益等。
3、边际贡献中边际指运用了分析的原理，对贡献产生了一些作用。
（来源：文章屋网 ）
“网红”，并不一定是贬义词， 也不一定只局限在演艺界。它代表着中国正在崛起的，一种新的权力、名望和财富的“分配方式”。
谈“网红”之前，先向各位提个问题：在时尚界，为什么女模特的收入要比男模特高得多？世界上最顶级的女模特，年收入可能超过男模特的20倍。
“天壤之别”如何造成？常见的答案是：财富掌握在男人手中，但他们多数人对男模特穿着泳装走来走去，没有一点兴趣，所以女模特收入自然比男模特高。另一个答案看起来也有道理：女模特身后的产业链比男模特长，女模特可以代言化妆品，但男模特不行。
不妨用经济学的视角看这个问题。有 “经济学原教旨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会认为，所有对人类行为的分析都应该是 “边际分析”，经济决策最重要基础是边际成本。同样，女模特比男模特更有钱，这也是个边际成本的问题。
所谓“边际成本”，指的是每新生产一个单位产品带来的总成本增加，而这个成本越低越好。这方面最好的案例是软件公司，当其开发了一个软件之后，每生产一件新产品的成本增加其实趋近于零。比尔・盖茨长期高居全球首富榜首，他的产品边际成本低，这是很重要的因素。
同样，当一名女模特成名之后，她创造更多价值需要付出的成本也会越来越低，从代言化妆品到代言豪车，她的 “跨界”过程需要支付的成本几乎为零。那么，它为广告商节省的成本自然应该补偿一部分给她。
但男模特则没有这么幸运，他们背后“产业链很短”。因为，他如果要代言新的领域―一些男性缺乏消费习惯的领域，比如粉底，那么广告商或厂商就必须支付巨大的营销费用先去培育这个消费习惯和新的市场。显然，这是个假设，没有人傻到这样。
“网红”就是边际成本最低的典型。他们“跨界”的成本也几乎为零，一个“网红”可以有多重角色，比如公共知识分子、投资家、企业家、、演员等等，似乎所有可以赚钱的角色，都可以让一个人担任。
很多人认为，“网红”的崛起代表一种平等，因为每一个“网红”身上总能让普通人看到一个自我的映射。但在我看来，情况刚好相反，“网红”代表的不是平等，反倒是一种“网络集权”。它无法帮助普通人实现梦想，却可以把梦想击得粉碎。
一个统计数据说，现在中国“网红”影响力第一名仍然是王思聪，最近崛起的说唱艺人“papi酱”是第二名。实际上，从他们身上，越发体现出中国“网红”圈子的封闭化，乃至“阶层固化”。
王思聪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网红”，他已经升级为一款“网红制造机”。就像金融界不光有基金，还有基金的“母基金”（FOF，Fund of Fund）一样。后者专门投资于那些年轻有为的基金经理，让他们在金融市场大干几票，自己也好分羹一杯。
王思聪所制造的“网红”是他的“女朋友们”，他和“女朋友”通过不断曝光，比如路边吃个串，不断地挽回名望的衰减。更重要的是，始终把社会的注意力吸引在自己以及自己“投资”的其他“网红”身上，形成一个网络权力和名望的封闭圈子。
一、成本导向定价法的本质特征评析
边际成本定价法摒弃传统做法定价灵活边际成本是指每增加或减少单位产品所引起总成本的变化量。边际成本定价法以单位产品变动成本作为定价依据，作为可接受价格的最低限。在价格高于变动成本时，企业产品销售额在扣除补偿全部变动成本之外，尚可用来补偿部分固定成本，甚至可能获利。边际成本定价法改变了售价低于总成本便拒绝交易的传统做法，具有较大的定价灵活性。在开拓新市场、调节需求差异、优化产品组合、应对竞争者等方面都能发挥巨大作用。由于边际成本与变动成本比较接近，并且变动成本的计算较易一些，在定价实务中多用变动成本替代边际成本。
二、需求导向定价法的本质特征评析
需求导向定价法是以顾客对产品的价值感受和需求强度为依据制定产品价格的方法。该法是伴随着现代营销观念而产生的一种定价方法，认知价值定价法便是需求导向定价法的成员之一。1．认知价值定价法的关键是提高产品认知度认知价值是指顾客对企业某种产品价值的主观评判。企业把顾客对产品价值的理解和感受程度视为定价依据，运用各种营销策略影响顾客对产品价值的认知，形成对企业有利的价值观念，再根据产品在顾客心中的价值来制定价格。认知价值定价法成功的关键在于企业能够运用各种手段向顾客传递产品物超所值的信息，影响顾客对企业产品价值的理解，正确估计顾客对产品的认知价值，若高估顾客的认知价值便定价过高，影响产品的销量；若低估顾客的认知价值便定价过低，影响企业收益。产品价格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不与成本产生直接关系。2．诊断评议法评估顾客对产品价值的认知度企业在具体定价时，首先要估量营销组合中各种非价格变量在顾客心中所构建的认知价值，据其大小确定产品的价格，即分别对产品的各种属性比如功效、质量、外观、信誉、品牌、安全、便利等多项指标进行具体评分，找出各种指标的相对认知价值，再以各种属性的相对重要程度为依据，计算出产品认知总价值。提高认知价值的措施主要有：提升产品质量、提高服务质量、增强产品功效、凸现产品特色、高效信息传播等，若此成本低于因降价而引起的收入损失，则该企业就有可能通过增加投资来提高其认知价值。
三、竞争导向定价法的本质特征评析
竞争导向定价法是以竞争者价格为导向的定价方法，企业通过研究竞争对手的生产条件、价格水平、服务状况等因素，参考成本和供需状况确定产品价格。密封投标定价法是竞争导向定价法的重要成员之一。许多原材料、大宗产品等常采用发包人招标、承包人投标的方式来确定其价格。通常招标方处于相对垄断地位，投标方处于相互竞争地位，标的物的价格进行密封递价，报价最低的投标者通常中标。若密封投标报价高，利润就大，但中标机会小；若报价低，利润就小，但中标机会大。投标报价时既要考虑企业的目标利润，又要结合竞争状况估计中标概率。
四、结论
在产品定价过程中，企业应认识到高价未必能获得高利润，低价未必一定少获利润。低价薄利多销，增加总利润；高价厚利精销，限制部分需求，单位产品盈利率上升，利润增加。高价策略与低价策略都需综合考虑各种制约因素的影响。
作者：郭元 单位：北京吉利大学
[关键词]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 Stackelberg模型 寡头垄断 能源
自工业革命以来, 人类在为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财富的同时, 消费着越来越多的能源。最早是以煤为燃料, 后来又以石油、天然气为燃料。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世界需求干净能源呼声的高涨，各国政府也透过立法程序来传达这种趋势，天然气被视为最干净的能源之一，再加上1990年中东的波湾危机，加深美国及主要石油消耗国家研发替代能源的决心，因此，在还未发明真正的替代能源前，天然气需求量自然会增加。目前，大部分城市对天然气的需求明显增加。天然气作为民用燃料的经济效益也大于工业燃料。天然气发电，成为缓解能源紧缺、降低燃煤发电比例，减少环境污染的有效途径，且从经济效益看，天然气发电的单位装机容量所需投资少,建设工期短,上网电价较低，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我国天然气勘探起步较晚，20世纪90年代以来，天然气勘探连续取得重大突破。据1994年完成的全国69个盆地的第二轮油气资源评价估算，中国天然气资源量为38万亿立方米,根据近几年的最新勘探成果显示，我国目前天然气资源量约为54万亿立方米，比第二轮油气资源评价结果增加16万亿立方米。至2003年年底，探明的天然气地质储量为3.9万亿立方米，资源探明率为7.2％，根据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天然气勘探发展的规律，当资源探明率达到10％～45％时，天然气的探明工作将加速发展。因此，我国天然气的勘探潜力很大，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天然气的探明储量仍将大幅度增长。此外我国的煤层气资源也比较丰富，但尚处在起步阶段。可见，我国天然气工业进入到了快速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天然气如何在煤、石油两大传统燃料能源产业中占据优势地位，是决策者们非常紧迫的任务。产量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关系到企业是否达到规模经济，是否最优产量，是否效益最大。
寡头垄断是指一种产品只有少数几家厂商经销，而这几家厂商中任何一家的竞争行动，都会影响其他几家的生产量和利润。这里，我们把燃料市场看作一个整体，只考虑新兴的天然气产业与传统的煤产业两家寡头企业，二者的竞争行动必然影响对手的产量和利润。
一、能源产业寡头产量竞争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Stackelberg模型
在这里，我们假设企业1（领头企业，leader）和企业2(尾随企业，follower)。这两个厂商中,企业1较强而企业2较弱,因此他们的产量决策是由较强的企业1先进行选择,较弱的企业2则根据企业1的产量选择自己的产量。由于这两个产量的选择不仅有先后之分且后选择的厂商在选择时知道前一个厂商的选择,因此这是一个动态博弈问题,而且是一个完全且完美信息的动态博弈。企业2在选择q2前观测到q1，它可以根据q1来选择q2，而企业1首先行动，它不能根据q2来选择q1，因此企业2的战略应该是从Q1Q2的函数，即R2:Q1Q2，Q1=[0，∞]是企业1的产量空间, Q2=[0，∞]是企业2的产量空间。而企业1的战略就是简单的选择q1。参数定义如下：
q1:先动者企业1决定的产量
q2:后动者企业2的产量，满足maxπ2(p1, p2)。
假定逆需求函数为p＝－k(q1+q2)=－kQ，其中, P为市场价格,为需求曲线在价格坐标上截距, k为需求曲线的斜率,且k > 0
两企业有不同的边际成本ci,i=1,2
则第i个企业的支付（利润）函数为πi(q1，q2）=（－kq1－kq2）qi－ciqi，i=1,2
二、模型求解
用逆向归纳法来求这个博弈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考虑给定企业1的产量q1,企业2的最优选择。企业2的问题是：
（1）
＝
最优化一阶条件得： （2）
企业1第一阶段 （3）
最优化一阶条件得
解得 ： （4）
带入R2(q1)得： （5）
这就是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结果（一般称为Stackelberg均衡结果）。注意，和均衡结果，而不是均衡本身，因为并不是任何给定的q1的最优选择，即不是第二阶段的所有子博弈的纳什均衡。这个Stackelberg模型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是{q＊1，R2(q1）}
企业1 的产量不仅与自身的边际成本相关，而且与企业2的边际成本正相关。由式（4）得企业2的边际成本越高,则企业1的产量就越高,此外企业1 的产量与它自身的需求函数有关。同时企业2的产量与自己的边际成本负相关,即边际成本越高,则产量越低。而这恰恰与现实情况相符。在相同的产出水平下，变动成本越小,说明该企业对生产要素的利用程度越高。生产要素的利用程度又主要取决与其技术水平与生产的组织管理能力。总之,通过对寡头边际成本不相等条件下的产出情况进行研究,可以揭示出这样的事实:在燃料产业寡头垄断市场上,寡头通过考虑其他寡头的产量而确定自己的产量,并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进行产量竞争时,若想在竞争中取得优势,获得更多的产量, 必须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与生产组织管理能力,降低成本,使自己的变动成本更低,否则,提高产量将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天然气产业在燃料市场的产量竞争,实际上是天然气产业与煤、石油产业在技术实力与生产组织管理水平上的竞争。
三、模型缺陷
本文Stackelberg 模型中一个假设前提是边际成本为互不相同的常数,这样虽可使模型简化,但实际上,企业的总成本通常在产出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变化特征,边际成本也就不为常数。边际成本应当揭示各寡头因规模、技术水平与生产条件不同所带来的在产量竞争结果上的差异,以及取得竞争优势的条件。因此，可以考虑对该模型进行非线性修正，将边际成本为常数改作边际成本为产量的二次函数,即认为边际成本随产量而变动,两者呈二次函数关系,得到的模型方程组将是非线性的。由于本人的水平有限，对于该问题没有能加深考虑，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四、策略分析
我国由于煤炭资源十分丰富,又长期受到能源短缺的制约,因此,煤炭作为主要消费能源是不可避免的。但近年来,我国西部天然气储量呈大面积增长趋势,应当加大开拓天然气市场,加大利用天然气力度,逐步改善能源结构。
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项目――西气东输工程，一条长距离大口径的天然气管道，从新疆塔里木延伸到上海白鹤镇，成为横贯中国的能源传输大动脉。西气东输工程将使我国天然气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提高到8％左右，改变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构成中的比重不到3％、而世界平均水平已达23.8％的落后局面。
在这样的市场前景下，燃料市场的天然气价格仍然偏高，对于天然气行业来说，提高自身的技术实力与生产组织管理水平，不断的降低生产成本，是竞争的需要，也是企业发展的需要。
五、结束语
本文分析了基于天然气这种新型能源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Stackelberg模型，通过对寡头边际成本互不相同条件下的产出情况的分析,揭示了燃料市场上天然气与煤产业因技术实力与生产组织管理水平不同所带来的在产量竞争结果上的差异。通过对结论的分析，期待天然气作为保护环境和维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在激烈的燃料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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