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03 03:48:2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养老保险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农村养老保险发展现状评述。1992年《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广，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小，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截至2006年底，全国参加各类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为5，374万人，其中东部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已超过60%。参保人数比2002年的5，462万人有所下降。目前，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310亿元，分散在1，905个县市。
2、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险功能正在不断削弱，家庭养老面临挑战。主要问题：一是农村家庭规模缩小、核心家庭增多、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二是农村大量的年轻人进城打工，代际不平衡严重。迫于岗位的竞争压力，忙于工作和事业，这些人无暇顾及老人；同时，这些青年夫妇较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问题，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向独子或独女倾斜，产生了“重幼轻老现象”，对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和实际的生活质量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三是老年人平均寿命延长，患病率、伤残率上升，自理能力下降。这一切必将加大家庭的负担，也必将加剧年轻人消极赡养老人现象的增加。
3、农村养老难于完全依赖土地保障，但土地对于多数农民来说仍然是重要的生产资料。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大约40%来自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1/4左右来自劳动收入，来自转移性与财产性的收入约占纯收入的5.7%。由此可见，来自土地的农业收入已难以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以致养老更是奢望。而且现在土地对于多数农民来说仍然是很重要的生产资料。城市化的迅猛推进使得许多农民的承包地被大量征用，农民所得到的只是极少的土地补偿费。所以，完全依靠土地来养老的选择也是不可行的。
4、老龄化加快。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农村劳动力的输出，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人口进入城市，年龄结构出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局面。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农村已出现家庭小型化倾向，农民养老问题日益严峻。据2005年底开展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统计，全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0，045万人，其中农村约占老龄总人口的68%；中国农村平均家庭户规模降到3.27人。
(二)早期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地区改革。截至2006年底，全国1，905个县，5，374多万农民参保，还不到应该参保农民总数的8%，仅有310多万参保的农民领取了养老金。积累保险基金310亿元，这些农保总体上属于早期农保性质。总的来说，早期农保试点工作不成功，陷入僵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覆盖范围小，发展严重不平衡。已经筹集的农保资金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发达省市，多数地区难以为继。从基金规模上看，排在前五位的是江苏、山东、上海、浙江和北京，这五个省市的基金共计221亿元，占全国农保基金总额的71.3%。
二是管理体制不顺，“民政不管，社保不接”。尤其是在中西部大多数省份，农保管理体制至今仍没有理顺，运作也困难重重，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全国1，905个农保试点县中，多数地方的农保机构还在民政部门，农保在省级已经移交而市县没有移交，依然处于“民政不管，社保不接”的局面。与此同时，很多内地和西部省份“清理整顿”的一个通行的做法是简单退保。
三是基金分散，管理存在流失和损耗现象。目前，全国310亿元农保基金分散在1，905个县市。由于管理体制不顺，全国清理整顿农保后，农保机构和人员的办公经费、工资多数没有纳入财政预算，挪用农保基金发工资的事情相当普遍。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5年全国31个省份中，涉及1，905个县、2.6万个乡镇，农保系统大约有干部近1万多人。
四是老年受益保障不能兑现，保障水平低。很多参加早期农保的农民在年龄达到60岁后，每月领取以前规定的养老金的承诺不能兑现。
二、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采取个人、集体和国家等多方出资筹集养老基金并为老年人提供经济帮助和服务、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一项制度，并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养老金还会相应增加。该制度的新颖性，首先在于各级政府和村集体逐步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支持和投入力度，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对参保农民进行补贴，建立农民参保补贴制度。本文以成都为例，鉴于目前成都各区、市、县经济发展水准不一样、政府财政负担能力不一样、农民基本生活水平也不一样的状况，成都于是按照一二三圈层分类划档逐步推进全市农村养老保险。
（一）从远郊区县——都江堰和金堂县来分析。金堂县从2007年6月1日最先按规定开始在三个乡镇进行农民养老保险试点，9月1日在全县全面推开农民养老保险。2007年全县GDP为79.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690元。都江堰市从2007年8月初开始，分别选取了胥家镇、崇义镇各两个村进行农民养老保险试点。2007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16.2亿元，农民人均收入从2001年的3，096元增加到2007年的5，300元。两地属于成都市第三圈层，经济实力偏小。
（二）从近郊区县——双流县和温江区来分析。2007年双流县GDP为282.2亿元，财政收入17.6亿元，农村人均纯收入5，000元。双流县是四川唯一进入全国百强县的县，在整个西部排名第二位。2008年全县农民共计参保8，788人，其中从业年龄人员参保4，599人，非从业年龄人员参保4，189人，征收资金约1，200万元。
温江区于2007年4月在成都率先推行农民养老保险和提高补贴，按全市统一标准、年缴费基数的2%对农民实施补贴，直接计入社保基金。2007年GDP为120.4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6，245元。温江区在全国率先提出的“双放弃换社保”设想，即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农民，可在城区集中安排居住，并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的社保待遇。目前，温江模式得到广泛关注。
论文提要：我国农村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农村原有的养老保障体系正在被打破，而新的保障体系尚未形成。本文在此前提下设计和建立农村社会保险基本制度框架，特别是建立农保可转换为城保的通道和机制，对早期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
我国农村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农村原有的养老保障体系正在被打破，而新的保障体系尚未形成，农村大部分老年人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他们成为整个社会中最边缘化和最弱势的群体之一，这个群体的规模越来越大，已经开始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和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
（一）农村养老保险发展现状评述。1992年《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广，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小，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截至2006年底，全国参加各类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为5，374万人，其中东部地区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已超过60%。参保人数比2002年的5，462万人有所下降。目前，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310亿元，分散在1，905个县市。
2、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险功能正在不断削弱，家庭养老面临挑战。主要问题：一是农村家庭规模缩小、核心家庭增多、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二是农村大量的年轻人进城打工，代际不平衡严重。迫于岗位的竞争压力，忙于工作和事业，这些人无暇顾及老人；同时，这些青年夫妇较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问题，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向独子或独女倾斜，产生了“重幼轻老现象”，对老年父母的心理健康和实际的生活质量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三是老年人平均寿命延长，患病率、伤残率上升，自理能力下降。这一切必将加大家庭的负担，也必将加剧年轻人消极赡养老人现象的增加。
3、农村养老难于完全依赖土地保障，但土地对于多数农民来说仍然是重要的生产资料。调查显示，目前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大约40%来自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1/4左右来自劳动收入，来自转移性与财产性的收入约占纯收入的5.7%。由此可见，来自土地的农业收入已难以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以致养老更是奢望。而且现在土地对于多数农民来说仍然是很重要的生产资料。城市化的迅猛推进使得许多农民的承包地被大量征用，农民所得到的只是极少的土地补偿费。所以，完全依靠土地来养老的选择也是不可行的。
4、老龄化加快。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和农村劳动力的输出，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壮年人口进入城市，年龄结构出现“两头大、中间小”的局面。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农村已出现家庭小型化倾向，农民养老问题日益严峻。据2005年底开展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统计，全国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0，045万人，其中农村约占老龄总人口的68%；中国农村平均家庭户规模降到3.27人。
(二)早期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地区改革。截至2006年底，全国1，905个县，5，374多万农民参保，还不到应该参保农民总数的8%，仅有310多万参保的农民领取了养老金。积累保险基金310亿元，这些农保总体上属于早期农保性质。总的来说，早期农保试点工作不成功，陷入僵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覆盖范围小，发展严重不平衡。已经筹集的农保资金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发达省市，多数地区难以为继。从基金规模上看，排在前五位的是江苏、山东、上海、浙江和北京，这五个省市的基金共计221亿元，占全国农保基金总额的71.3%。
二是管理体制不顺，“民政不管，社保不接”。尤其是在中西部大多数省份，农保管理体制至今仍没有理顺，运作也困难重重，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在全国1，905个农保试点县中，多数地方的农保机构还在民政部门，农保在省级已经移交而市县没有移交，依然处于“民政不管，社保不接”的局面。与此同时，很多内地和西部省份“清理整顿”的一个通行的做法是简单退保
三是基金分散，管理存在流失和损耗现象。目前，全国310亿元农保基金分散在1，905个县市。由于管理体制不顺，全国清理整顿农保后，农保机构和人员的办公经费、工资多数没有纳入财政预算，挪用农保基金发工资的事情相当普遍。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5年全国31个省份中，涉及1，905个县、2.6万个乡镇，农保系统大约有干部近1万多人。
四是老年受益保障不能兑现，保障水平低。很多参加早期农保的农民在年龄达到60岁后，每月领取以前规定的养老金的承诺不能兑现。
二、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采取个人、集体和国家等多方出资筹集养老基金并为老年人提供经济帮助和服务、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一项制度，并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养老金还会相应增加。该制度的新颖性，首先在于各级政府和村集体逐步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支持和投入力度，每年安排专项资金对参保农民进行补贴，建立农民参保补贴制度。本文以成都为例，鉴于目前成都各区、市、县经济发展水准不一样、政府财政负担能力不一样、农民基本生活水平也不一样的状况，成都于是按照一二三圈层分类划档逐步推进全市农村养老保险。
（一）从远郊区县——都江堰和金堂县来分析。金堂县从2007年6月1日最先按规定开始在三个乡镇进行农民养老保险试点，9月1日在全县全面推开农民养老保险。2007年全县GDP为79.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690元。都江堰市从2007年8月初开始，分别选取了胥家镇、崇义镇各两个村进行农民养老保险试点。2007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16.2亿元，农民人均收入从2001年的3，096元增加到2007年的5，300元。两地属于成都市第三圈层，经济实力偏小。
摘要：解决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事关失地农民切身利益，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但目前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存在着诸多问题，因此，应该本着灵活性、可持续性等原则，构建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有效解决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
关键词：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原则；模式
农民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时，传统的做法是将其拥有使用权的土地交由子女耕种，耕种收获基本能满足老人的生存需求，可见，土地又承载着养老保障的功能。失去土地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传统的、稳定的养老保障。因此，探讨如何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构建科学合理的养老保险模式，不仅是保障失地农民养老无忧的迫切要求，也是赢得失地农民对城市化的支持，促进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更是保持社会稳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现状分析
1．养老保险政策设计上的缺陷是失地农民参保率低的主要原因。一是养老保险政策缺乏一定的强制性。调查显示，政府强制要求失地农民参与养老保险的仅占8．3％。失地农民由于受多种因素制约，理财能力不足，养老观念相对滞后，无法对自己的养老问题作出合理的安排。因此，仅靠“自觉”使更多的失地农民参加养老保险是很困难的，政府在制定合理的养老保险政策的基础上，应加强引导，目前的养老保险政策还应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以确保失地农民养老无忧。二是个人缴费比例过高。调查显示，39．9％的失地农民因为个人缴费比例太高，而无法参加养老保险。农民失地后，一方面由于非农就业技能缺乏等因素使收入水平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粮食、蔬菜等自给条件丧失，生活支出普遍上升。失地农民的缴费能力极为有限。不少地方在设计失地农民缴费比例时认为个人负担部分可从安置补助费支付，但现行征地补偿标准普遍偏低，不足以支付养老保险费用，即使部分地区的安置补助费能支付也会对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因此，各地在确定个人缴费比例时应充分考虑失地农民的现实，使他们不致因负担过高而无力投保。三是保障水平过低。调查表明，有22．1％的失地农民因为保障水平太低，政策缺乏吸引力而放弃参加养老保险。目前各地的养老金发放标准多在二、三百元，有的地区不到一百元，这种养老金水平在当前农村消费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刚刚能维持温饱。另外，农民失地后最终将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转化为城市市民，城市消费水平和物价水平都远远高于农村，靠这点微薄的养老金要想在城市实现“养老无忧”几乎是不可能的。当前的保障水平过低，不能真正保障失地农民安享晚年成为制约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工作广泛开展的原因之一。四是保险层次单一，满足不了失地农民不同层次的保险需求。比较富裕的失地农民希望将来的保障水平能高一些，即使个人负担的绝对金额高一些也无所谓，只要能真正实现养老无忧；经济状况较差的失地农民则由于受个人缴费能力的制约，只求将来能保温饱。但目前各地养老保险大都缺乏层次性，致使部分失地农民因保险层次过低不愿投保，部分失地农民又因缴费负担过高无力投保。
2．实施过程中的不足降低了失地农民参保积极性。一是宣传不到位，影响养老保障工作的开展。调查显示，有高达43．3％的失地农民不了解当地的养老保险政策，54．2％的人表示了解一些，仅有2．4％表示非常了解。可以想见，即使当地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确实能够保障失地农民利益，43．3％的不了解这一政策的人恐怕也不会从腰包里掏钱出来买保险，政策的实效性也就可想而知了。在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有所了解的人群中，通过“政府宣传”了解的仅占43．8％，近六成的人则是通过其他渠道了解的，这又不可避免的存在着了解不全面的可能性。二是养老金不能足额、准时发放，影响失地农民参保积极性。不可否认，56．5％没有参加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人中，有一部分对此是持观望态度的：如果这一政策实施情况良好就参加，否则继续观望或转而求其他。调查表明，参加了养老保险的失地农民有32．7％的人不能足额领到养老金，40．5％的人不能准时领取到自己的养老金。这表明拖欠失地农民养老金已成为比较严重的问题，这种状况不仅会影响到老年失地农民的生活状况，而且会挫伤尚未参加养老保险的失地农民的投保积极性。三是实施过程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缺失，使失地农民对养老保险缺乏信任。因为对养老保险制度不放心而拒绝参加的占受访人数的25．7％，我们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由于失地农民养老观念滞后、政府又未能很好的宣传从而导致失地农民对这一制度不了解；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运作中，失地农民被剥夺了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导致失地农民对这一制度不放心。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的缺失使失地农民对养老保险的“保险度”产生怀疑，影响养老保险工作的开展。
二、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构想
1．“分年龄、广覆盖，低水平，多层次”的保险模式。“分年龄”就是对不同年龄段的失地农民应区别对待，总的原则是“高龄优先”，即年龄段越高的群体享受越多的养老照顾。具体做法建议以分四段为宜。一是征地时已达退休年龄的：一般而言，达到退休年龄的人(一般以男60周岁、女55周岁为退休年龄)，通过劳动满足自我生存的能力大大下降，这一年龄段的农民失地后靠打工和经营的能力更是处于劣势，自我养老能力更弱。因此，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政策应向这部分老年人倾斜，在养老保险费用分担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尽可能的使他们能够享受养老保险。对已达退休年龄的失地农民由地方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为其一次纳15年养老保险统筹费，个人帐户部分以不超过安置补助费为限缴纳，从次月起开始按月发放养老保险金。二是处于“4045”(男45周岁、女40周岁)——退休年龄段的：这部分失地农民由于学习新的劳动技能的能力下降，非农就业困难，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可由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为其一次性缴纳15年的养老保险统筹费，但个人帐户不享受退休年龄段的待遇。三是18岁－“4045”段的：这部分失地农民正处于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黄金年龄段，对这一部分失地农民应办理“农转非”，加强劳动技能培训，开拓新的就业途径，引导他们加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系。四是18周岁以下的：对在征地时未满18周岁的被征地人员或在校学生，给予办理“农转非”，当其进入劳动年龄或学习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作为城镇新生劳动力同等对待。“广覆盖，低水平”就是要使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惠及尽可能多的失地农民，但由于失地农民自身的投保能力和国家财政补贴能力有限，只能给他们提供较低水平的养老保障。调查显示，大多数失地农民对这种模式是接收的：64．5％的失地农民愿意参加个人缴费较低、未来领取的养老金也较低(仅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养老保险制度。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既考虑了当前国家财政负担能力，又考虑了失地农民缴纳养老保险费的能力，有利于使更多的失地农民享受养老保险。但在实际操作中，必须把握好“低”的限度：能够保障基本生活。“多层次”就是要针对失地农民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的缴费标准和享受标准。确定不同的个人缴费标准，交费越高，将来领取的养老金就越多。既使缴费能力不高的失地农民能够参加养老保险，又使缴费能力较高的失地农民能够享受较高养老待遇。
2．“三位一体”的筹资模式。即有政府、集体、个人共同出资，筹措失地农民养老保险资金。政府出资部分可考虑从以下几方面筹集：一是政府应在年度财政收支计划中确定一个固定比例用于支付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这部分资金用于保底；二是国家发行国债的部分收益、部分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收益，包括上市公司国有股减持的部分所得、国有企业转制中的资产拍卖、变现所得和股权收益。三是政府土地出让金所得。集体出资部分主要来源于以下两方面：一是征地过程中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的部分土地补偿费。二是乡村集体资产的收益，包括集体资产改制中收回的价值形态的资产及股权收益、租赁收益等。个人出资部分主要来源于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助费等征地补偿所得和农民的日常经济积累。这种筹资模式符合当前实际，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因而成为许多地方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普遍采用的模式。
3．“政府管理，统账结合”的资金管理模式。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应实行“统账结合”的资金管理模式，政府投资部分计入统筹账户，用于最低养老保障和社会再分配，个人缴纳部分计入个人账户，集体缴纳部分按比例分别计入个人账户和统筹账户。2006年1月1日后，城镇养老保险单位缴纳的3％部分不再划入个人账户，但这不适宜于失地农民。失地农民投保积极性不高，为此必须采取适当措施加以引导、鼓励，把集体缴纳的养老金的一定比例划入个人账户，归失地农民个人所有，有利于调动失地农民投保积极性。在管理上，政府要积极参与，养老保险资金首先必须由政府专职部门统一管理，建立财政专户，单独建账，确保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截留或挪用；其次，要尽快改变我国目前养老保险费统筹层次偏低的现状，提高统筹层次，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金余缺调剂；再次，政府应建立相应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障风险基金，用于应对紧急情况或根据物价涨幅适时调整保障水平，确保失地农民领取的养老金不“贬值”。
4．“多元经营，社会监管”的资金运营模式。“多元经营”就是要设法把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死钱变活钱”，通过投资经营实现增值。鉴于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我们未必要将全部养老基金交由私营机构经营管理，可以交由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在引进投资机构时，政府相关部门要对这些公司的资质、经营状况、信誉水平等各方面进行认真的考察，同时应引进多家投资公司，并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多元经营，分散经营风险。要保证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的顺利保值增值，就必须实现投资方式多样化，应适当涉足实物投资、银行存款、国债及其他各种债券、股票、投资基金、抵押贷款、外汇、期货和国际投资等，但是这些投资领域的风险和收益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必须加强投资的监管。“社会监管”就是要通过强化监管，最大可能的降低运营风险，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监管主体应包括两方面，一是政府要设置专门的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机构，加强对经营机构的监督，重点应集中于金融、财务和业务方面，督促经营机构建立完善的管理规章。为防止舞弊行为，要建立市场准入制度，规定基金经营管理机构的最低法定准备金和相应责任，建立财务公开、信用和绩效评级制度以及严格的经济处罚制度。二是应设立由投保人代表、村组集体代表和代表村组与个人利益的管理专家组成的监管理事会，理事会既监管经营机构的运作，又对政府监管机构进行监督。这既有利于保证失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又有利于防止政府监管机构的失职行为。
关键词：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
1我国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现状
失地农民在计划经济的时代就存在。当时通过“以土地换就业”的方式，使他们在国有企业内就业，成为工人，从而很好的解决了失地农民的就业、养老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传统的政府安置方式逐渐失灵。目前我国的失地农民安置方式普遍实行的是一次性货币补偿，由失地农民自行解决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问题。由于货币补偿方式操作简便，失地农民可以直接获得一定数额的安置补偿费而不用担心政策的变动是否会影响将来养老金的领取，所以比较容易被接受。但是，这种方式并没有很好的考虑到一旦当失地农民花完这些补偿费，尤其是当这些人丧失劳动能力之后的生活保障问题。由于他们的短视，他们往往会将这些补偿费花费在子女的婚嫁以及新家的建设方面，而很少的考虑到自己的养老问题，因此，货币补偿方式并不能真正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问题。
2现阶段我国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探索的几个模式
失地农民的就业和养老问题的解决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胜利这个总目标的实现。目前，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有两种类型：（1）政府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即以各县、市区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为实施部门，运作失地农民养老保险。（2）商业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即以商业寿险公司为主体，以各土地征用行政村为投保单位，各投保行政村交了保险费后，签订保险合同，按合同规定，商业寿险公司履行给付养老金义务。我国的各省、市（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不同的地区根据本地区经济情况制定了一系列适合本地区的关于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无论采用的是政府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还是采用的是商业型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或者是二者的结合，都有着各个地区自己的特色。下面将对几个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部分试点城市的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分析。
2.1上海市失地农民的安置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上海市对失地劳动力的安置分为两种方式：失地吸劳和失地养老。失地吸劳是指对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劳动力负责就业安置；失地养老是指对女性45周岁以上、男性55周岁以上的失地农民直接纳入养老范围，每个月给予一定的养老补贴。近年来随着就业市场的变化，上海市将安置原则调整为“落实安置补偿，用于基本保障，适度生活补贴，进入市场就业”，其具体做法是：（1）先保障。由失地单位负责落实安置补偿费用，主要用于解决失地劳动力的基本保障，由失地单位为失地劳动力一次性缴纳15年的基本保险和医疗保险，失地劳动力办理“农转非手续”。缴费标准可以由农民自主选择“城保”或者“镇保”。（2）再补贴。对失地劳动力落实基本保障后，失地单位从安置补偿费用中再给予失地劳动力一次性（在12个月到24个月城镇低保标准选择）生活补贴，以减轻失地劳动力“农转非”后不能马上就业的生活困难。（3）市场就业。失地劳动力在落实基本社会保障、领取一次性生活补贴、户籍农转非后，即成为城镇居民，纳入城镇居民就业及社会保障体系，劳动保障部门为其提供《劳动手册》，提供就业培训、职业指导及职业介绍服务，帮助其通过市场就业。
2.2江苏省苏州市失地农民的安置模式
2004年苏州市出台了《苏州市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试行办法》，规定在合理计算征地安置补偿费的基础上，将失地农民的安置补偿费、土地补偿费等全部用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将16周岁以上的失地农民全部纳入基本生活保障体系，建立起包括养老、医疗、失业、最低生活保障及再就业优惠的政策体系。具体做法如下：（1）对年龄在16周岁以下的失地农民，每人一次性领取不低于6000元的生活补助费，其就业后按照新增劳动力进行管理，并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2）对女性16周岁至35周岁，男性16周岁至45周岁的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后按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规定享受养老待遇。（3）对女性36周岁至54周岁，男性46周岁至59周岁的失地农民，以实行基本生活保障的当月起至到达养老金领取年龄时止，按月领取不低于160元的生活补助费，到达养老年龄按规定领取养老保险金。（4）对女性55周岁以上，男性60周岁以上的失地农民，从实行基本生活保障当月起，按月领取不低于200元的失地保养金。
2.3江西省上饶市失地农民的安置模式
上饶市的规定则有所不同：（1）该养老保险是处于自愿原则，按照失地农民自己缴纳多少，政府等额配套多少的原则，降低参保“门槛”，实行“低进低保”，缴费标准分为A、B、C、D四档。失地农民参保可自行选择其中一档，但一经选定，则不得变动。（2）按缴费标准一次性缴费的农民，男性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周岁的，可从参保的次月其按现行失地农民养老待遇标准每月领取养老金。（3）个人按月享受养老待遇档次必须与其缴费档次相对应，也分为四档：即：A档每月150元；B档每月160元；C档每月180元；D档每月200元。（4）此外，每年的7月1日为调整失地农民养老待遇的执行时间。从2006年7月1日开始，凡失地农民开始享受养老待遇的时间至调整养老待遇的执行时间满一周年的，在原养老金的基础上每月再增加10元。（5）失地农民增加的基本养老金所需费用从失地农民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收不抵支时，由县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给予补助。
2.4浙江省义乌市失地农民的安置模式
义务市失地农民的安置采用的是发放土地补偿款并利用商业保险为失地农民的养老进行保障的模式。具体如下：（1）土地补偿费按2：4：4的比例分配，村集体留20％，40％用于村民分配，40％由村集体统一用于养老保险。（2）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推出新险种“团体年金分红保险”等，规定统一由村集体投保，保险费从村集体的土地补偿费中列支，签订保险合同，寿险公司履行给付金义务。（3）本金归集体所有，以中国人寿保险公司2.5％的保证收益和不低于投资收益70％的红利来支付年满60周岁的男性和年满55周岁的女性的失地农民的养老金。这种方法等于把失去的土地变成货币“存”了起来，有利于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
从以上几个地区关于失地农民的安置，我们发现，尽管各个地区实行的失地农民的安置办法各不相同，但各个地区都综合考虑了本地区的财政承受能力和实际经济发展情况，并结合当地失地农民的现实情况，这些都使得失地农民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未来社会生活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但是，哪一种模式更适合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呢？哪一种模式更能给失地农民带来最大的利益呢？我想，这应该结合我们国家各个省、市（区）的具体情况来判定。或者，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并不存在哪一种模式可以完全适合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总的来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的出现，未来关于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问题的解决将会越来越完善，且越来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转3我国失地农民养老保险的几个建议
从以上的几个模式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乡镇企业发达的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的工作都完成的比较好。在这些地区，政府不仅为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做了规划，而且对失地农民就业的培养更下了一番功夫，这样有利于解除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能够促进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并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他们所实行的“以土地换保障”的政策是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我们应该根据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对“以土地换保障”的做法进行深入研究，制定出一整套有利于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办法。参考失地农民沪、浙、苏等地成功的经验及其他经济不发达地区对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探索，为了真正贯彻落实党对“三农”问题、尤其是对失地农民的帮助政策，我们仍应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1)应当适当降低失地农民缴交养老保险的比例，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失地农民由于失去了土地这个生活支柱，加之在短时间内不能很好的适应城镇生活并取得收入，微薄的土地补偿金不足以弥补整个家庭的开支并留下足够的余额缴交养老保险，这严重挫伤了失地农民为自己办理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政府应加大对这部分社会弱势群体的帮助，采用政府全额或者政府和集体共同为失地农民提供养老保险的模式，在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可以考虑由失地农民个人缴交少数，政府、集体缴交多数的这样一个办法，以保证失地农民真正可以做到“老有所养”。
(2)是要适当的提高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金的发放比例。在很多城市，失地农民由于身份的转变而要承担更多的消费支出，同样的东西由于土地的失去而使得他们的生活成本迅速提高。如果仍然按照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比如月160元，是不一定能够真正让失地农民“老有所养”的，届时政府要从别的渠道来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与其在未来某一时间花费更大的精力来解决同样的问题，不如在制定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金发放的时候适当的提高发放的标准，一次性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问题。当然，这也要根据各个地方财政的实力而决定。但是，高额的土地转让增值收益应该是可以为失地农民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补偿的。
(3)要适当健全我国养老保险法律法规的建设。以法律的手段来保证失地农民的利益不受侵害，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要对失地农民土地补偿金、失地农民的养老及就业等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防止政府部门的寻租行为等。法律的健全有利于真正保证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
（4）除了政府要有所作为外，商业保险机构也应该顺应形式的发展，适时推出适合失地农民的险种，为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提供一定的辅助作用。此外，家庭养老依然是失地农民养老的重要方式之一，在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我们仍然要注重德教，注重对青少年尊老爱幼的教育，培养失地农民的子女使其有一定的生存及发展能力，真正使得失地农民可以做到安心养老。
总之，各地区的政府应对自己辖区内的失地农民有足够的关注，并制定出适应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政策，真正从失地农民的角度出发，承担自己应尽的义务，切实解决失地农民的养老等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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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确定缴费型，确定收益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计划，模式选择
2005年，《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相继面世，标志着我国确定缴费型(DefinedContributionPlan，简称DC)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拉开帷幕。此时，国外正经历着一场对DC计划的反思浪潮，曾备受赞誉的DC计划暴露出了难以掩饰的问题。这对我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模式选择有不少启示。
一、DC计划存在的问题及产生原因
国际通行的养老金计划，主要为确定收益型(DefinedBenefitPlan，简称DB)和DC计划，同时还存在混合型等其他多种计划。国外对DC计划的反思通常都与DB计划相联系，在比较二者之后得出结论。
(一)DC计划存在的问题
1.运营效率低下。与DB计划相比，DC计划运营费用过高、投资收益偏低，严重影响了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障水平。在运营费用方面，DC计划的运营费率为2.25%，DB计划仅为0.44%(Louis，1999)。单就投资费用来讲，DC计划需0.56%，DB计划需0.28%(John&Stewart，2001)。在投资收益方面，DC计划平均为6%-7%，而DB计划则达到11%(CPERS，2005)；一般来讲，DC计划的年均收益要低于DB计划2%(Barclay''''sGlobalInvestors，2000)。一名职工30岁工作，起薪25000美元，假定年工资增长率5%，两种计划的投资收益率都为8%，缴费比率同为工资的10%，那么，在他60岁退休时，DC计划账户余额仅为DB计划的68%。若DC计划投资收益率比DB计划低一个点，即7%的话，则骤降至DB计划的58%(PPP，2004)。
2.存在偿付能力风险。DC计划没有偿付能力问题被认为是不同于传统DB计划的重要特征，也是近年来DC计划风靡全球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欧盟的职业养老金调查(Ryck，etc.，1999)却表明，DC计划仅在理论上没有偿付能力问题，现实中，DC计划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将产生偿付能力问题。智利曾被认为是成功的DC计划代表，但严重的偿付能力问题使智利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L.JacoboRodriguez，1999；DimitriVittas，1996)。
3.降低养老计划的覆盖率。据美国劳动部公布的结果(DOL，1998)，许多人在转换工作时没有将DC计划账户余额转入新公司，却选择提取现金用于当前消费，这使得DC计划的长期退休保障变得有名无实。1／4的人选择不参加DC计划，55%转换工作的人都会将账户余额提现，而账户价值在5000美元以下变现的比率竟高达87%(Alicia&Annika,2004)。21%的人只把DC计划看成现金账户，而将DB计划称作养老金账户(FRB，2001)。
4.加剧养老收入分配差距。首先，DC计划使税收优惠政策成为劫贫济富的工具。在享受税优的DC计划中，足额缴费的多是富人，低收入职工为应付当前生活压力，难于及时足额缴费，减少了享受税优的空间，加剧了贫富分化(CII，2006)。其次，DC计划造成低收入人群账户积累不足。因风险抵抗能力较差，低收入人群通常只能被动选择稳定但收益偏低的投资方式，降低了投资选择空间，最终造成退休账户出现大额不足(Jayne，2001)。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院的报告(Lee，2005)，DC计划对退休收入影响的基尼系数比DB计划高出0.097。
(二)DC计划出现问题的根源
1.多头委托的运作模式是运营费用过高的根源。DC计划过高的运营费用，产生于多头委托的运营模式。通常来讲，在DC计划中，从计划设立、缴费、投资到给付这个完整的业务链条，要分成若干个环节，分别委托给独立的服务机构。每多一个服务提供者参与，就必然造成运营费用的一份提高。而DB计划中，通常由保险公司等单一金融机构整合了养老计划的全部业务，形成了综合服务的规模优势，大幅节省了运营费用。根据美国劳动部雇员福利安全署的测算(EBSA,2006)，退休计划运营费用提高1%，退休资产数额将下降28%。
2.养老金风险责任的转移是DC计划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DB模式下，通常由企业承担养老金风险，职工只需根据劳动合同，到期获得确定的养老收入，本身并不承担风险责任。在DC模式下，企业对职工的退休福利水平不做承诺，基金运营的风险主要由职工个人承担。因此，DB计划向DC计划的转变，本质上是养老金风险责任由企业向职工的转移。这产生了两个问题：
(1)降低了长期养老储蓄水平。DB计划转向DC计划之后，职工失去了可预期的养老保障，不得不主要依靠个人完成对养老保障的规划。这时，职工不但要具有维持长期储蓄的主观愿望和现实可能性，而且还要具备长期理财能力。这两个在DB计划中都不需要的条件，在DC计划中却都成了大问题。首先，单凭职工个人维持长期储蓄并不容易。特别对收入偏低、年龄较轻的职工，由于婚姻、购房、生育等阶段性需求，直接导致了许多DC计划在建立初期就遭到提现，严重加剧了长期养老储蓄水平的下降。其次，职工缺少必要的理财能力。从DC计划多年的实践来看，多数职工缺乏投资兴趣和必要知识，通常会根据“最小障碍路径”，选择最为保守的投资计划，造成了巨大的机会成本，严重影响了DC账户的积累水平(Choi，Laibson，Madrian&Metrick，2004)。许多国家要求企业斥重资开展职工理财培训，提高投资收益。但从实际效果看，培训作用甚微，因为受训职工通常仅口头表示改善投资，但很少行动(Colleen，2003)。与之相比，DB计划的养老金投资由专业投资机构进行，通常会全面考虑投资回报、风险水平、期限结构等因素，保证了稳定收益。
(2)导致了低效率的养老金治理结构。在养老金基金积累制度下，企业多以职工利益为目的将养老金交由金融机构来运营，从而造成养老金的所有者、经营者和受益者分离，形成了委托与受托，或债权与债务的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对养老金的运营监督和权利请求机制成为养老金治理结构中的核心问题。由谁对养老金运营实施监督，谁来拥有对养老金权益的请求权，直接影响到养老金运营的安全和效率。按照法律经济分析的观点，制度的设计，应尽量保证社会成本最小或收益最大。为此，应把监督和权利请求职能赋予更具实施条件和能力的主体，从而在治理结构上确保安全性和高效率。金融机构与作为自然人的职工相比，法人企业当然具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强的谈判能力，更有条件对养老基金运营进行监督，并对金融机构的违法违约行为提讼。因此，把养老金的风险责任赋予企业，会比赋予职工具有更高的社会效率。DB计划正是依据这个原则，由企业来承担养老金的风险责任。而DC计划则与此背离，将风险责任转移至相对弱势的职工个人。这种治理结构的不经济设计，削弱了养老金运营效率，带来了安全隐患。日本在DC计划实施一年后，随即推出了《确定收益型企业年金法》，其中道出了出台DB计划的原因，即DC计划“不能完全保障公民年金领取权”。
3.养老保障的需求刚性是造成DC计划偿付能力不足的原因。职工对养老金收入水平，会根据退休前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等，存在一个基本数额的需求或需求预期。虽然DC计划对退休福利没有承诺，不像DB计划中有明确的支付水平，但也要满足这个基本需求。由于高额的运营费用和较低的投资回报，DC计划的账户价值常常无法满足基本需求，出现实际偿付能力不足。此外，出于竞争压力，许多DC计划会承诺收益保证，无论这种承诺是明示还是暗示，都会使DC计划具有类似DB计划的特征，产生刚性债务。DC计划的给付方式也会造成养老资金不足的问题。对于一次性给付，若在退休后未能再次投资，将要产生高昂的机会成本，威胁职工老年保障。对于年金给付，则存在长寿风险，即个人账户余额无法负担受益人长寿时的养老保障；以及逆选择风险，即健康状况不好的年金受益人更倾向于选择年金给付，造成账户资金不足。
二、国外的对策
基于对DC计划的深刻反思，各国的通行做法是两种计划同时发展，根据各自情况实施改进，综合二者优势，探索适合企业特点的养老模式。
(一)鼓励两种模式共同发展
国外对于养老金模式的选择，大多采取兼容并包的原则，针对不同模式，分别出台相关政策，允许企业自主选择。近年来，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又开始重视DB计划，出现了向DB计划回归的倾向(SARE，2003；Stephen，2006)。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21世纪的退休保障计划”的报告(CSIS，1999)中提出，必须鼓励建立“具有成本效率的DB计划”。同年，对于同时提供DB和DC两种养老计划的企业，美国国会撤销了在税法415(e)项下(DR计划)限制缴费和积累金额享受递延税收优惠比例的限制，鼓励企业设立DB计划(NASRA，2005)。加拿大也采取了多项措施，鼓励发展DB计划(Jim&Jack，2005)。加拿大公司职工纷纷要求重返DB计划，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强烈愿望”(Buzz，2006)。
(二)分别对两种计划进行改进
养老计划的历史表明，DB、DC计划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因此各国都采取了许多具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为防范DB计划出现偿付能力危机，2005年美国政府改进了DB缴费制度等规定(GAO，2005)，加拿大也要求对DB计划盈余计提风险准备金，加强了DB计划的风险管理，降低了破产的可能性(Jim&Jack，2005)。早在1986年，美国的《税收改革法》就降低了DB计划受益权的获取年限，到1989年，大部分DB计划的年限都已降到了5年(Olivia，2002)；2001年美国颁布了《经济增长与税收减免协调法案》(EconomicGrowthandTaxReliefReconciliationAct)，允许DB计划接受DC计划资金，并增加了DB计划的便携性(CPERS，2005)。对于DC计划造成人员过度流动的问题，开始适当控制DC计划的流动性，同时鼓励低收入人群增加缴费比率，以减少DC计划拉大收入差距的影响(Stephen，2006)。
(三)综合使用两种计划
综合使用两种计划，能够改善投资收益，提高低收入人群的退休保障(Cori，2000)。根据Hewitt的调查，2005年，在美国100个提供DC计划的企业中，同时提供DB计划的有72个(Amy，2005)。全美州立退休管理人协会主张，要建立以DB计划为主，DC计划为辅的养老金制度(NASRA，2005)。加拿大允许两种计划互相转换，企业可以选择先建立一种计划，然后在合适的条件下转化成另一种计划(Jim&Jack，2005)。
三、我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模式选择
(一)模式选择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
从国外对DC计划的反思中可以看出，以下6个因素对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模式选择具有决定性影响，我们将据此对DB和DC两种计划进行比较分析。
1.治理结构。养老计划的安全性，是决定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模式选择的首要因素。上海社保案的发生，更强化了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良好的治理结构，是养老金运营安全的首要条件。从国际经验来看，由企业对职工养老保障做出承诺，并承担相应的风险责任，是具有社会效率的养老金模式，尤其对安全性问题，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DB计划的治理结构，遵循的正是这样的制度安排。在DC计划中，由于企业在缴费后便不再为职工利益对养老金承担责任，独立于企业资产、缺少利益相关人监督的养老金信托财产，便成为可供渔利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类似于上海社保案中侵害养老金财产的事件，便不难想象。
2.偿付能力风险。偿付能力风险问题，曾是许多人拒绝建立DB计划的重要原因。但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开始发现，现实中DC和DB两种计划都存在偿付能力风险，二者差别仅在于是否明确承诺。防范偿付能力风险，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是两种计划都要关注的重大问题。而且，从计划安排上看，DB计划本身并非是造成破产的原因。2005年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报告(GAO，2005)，认为DB计划本身没有问题，企业未按期缴费，刻意低估负债水平才是养老计划破产的罪魁祸首。这个问题，在美国已通过新法案得到了纠正。另外，DB计划福利水平较高，不但包括养老保障，而且还常包括职工在职期间的死亡和伤残保障，DC计划中则没有后者。高福利当然需要高缴费，许多企业放弃DB计划而选择DC计划，并非无力缴费，仅是不愿承担较高的福利费用。因此，从上面的情况看，偿付能力风险不应成为拒绝DB计划的理由。
3.成本效率。养老计划的成本效率既是财务问题，也是安全问题。从短期看，它关系企业财务负担，影响企业竞争力；从长期看，它关系养老计划的资金充足性，影响养老保障的安全性。选择养老金计划模式，就是选择将有限的养老资源，投入到何种效率模式当中去。不同的效率模式，经过长期的积累，将产生巨大的保障差异。这个差异，乘以我国庞大的企业职工人数，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事实证明，无论在运营费用上，还是投资收益上，DB计划都比DC计划具有明显的效率优势。国外对DC计划积累不足的问题，常用的解决办法就是推迟职工退休年龄。但我国就业压力巨大，为创造就业机会，我国实行统一的退休年龄制度，职工难于推迟退休。在这种情况下，DB计划就成为了必然的选择。
4.计划流动性。人才流动是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传统DB计划将退休福利与退休前的工资挂钩，并在退休或工作多年后才赋予职工受益权(Vesting)，使职工变更工作的成本很大，限制了企业人员的流动。DC计划中企业缴费的受益权赋予时限较短，职工在转换工作时较少受到养老金受益权赋予时限的限制，有利于企业根据生产周期调节人力资源。我国许多企业生命周期较短，高新技术等行业人员流动频繁，农民工等高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十分需要DC计划。不过，在发展成熟的行业里，DB计划具有稳定员工队伍的优势，DC计划有时也会因频繁的人员流动，加大企业管理成本。因此，选择哪种计划，要视企业发展的具体需求确定。
5.资本市场发展。养老金是资本市场的重要资金来源。就资本市场提供直接投融资活动的功能来讲，促进资本市场发展，应主要包括扩大市场容量，增加资金供求的效率。与DC计划相比，DB计划运营费用较低，对于同样金额的养老金缴费，可以使更高比例的资金进入投资积累；在投资效率上，由于DB计划比DC计划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率，更有利于改善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
6.养老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差距加大，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为全体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提供公平的养老保障，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既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拉动内需的经济举措，也是缓解社会矛盾，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政治举措。从国际经验看，在这方面，DB计划比DC计划具有优势。在我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至今没有获得充分的税收政策支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加剧收入分配差距的担心。DC计划的超前发展，加重了这份担心。
除了以上因素外，企业养老金的“历史债务”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养老负担十分沉重，大批职工行将退休。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向DC计划转型，对中老年职工来讲，必然出现账户余额积累不足，无法获得足额保障的问题。而对于“历史债务”，DB计划具有天然的优势，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解决办法。
(二)相关建议
我国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模式的选择，应破除先人为主的思想，在全面认识两种模式特点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看待它们对我国的适用情况。由于养老金计划具有长期性特征，其优劣利弊很可能在几十年后才能充分显现，一旦设计出现纰漏，隐患将长期潜伏，待出现严重后果时再行补救，则可能积重难返。DB计划历经数百年发展，计划特点和利弊后果已为世人熟知。自20世纪80年代美国率先推行DC计划以来，至今才有30余年的历史，美国第一批参加DC计划的婴儿潮职工才将退休，DC计划优劣特征初现端倪，保障效果尚未可知。因此，我们要认真研究国外关于养老计划发展的经验和教训，高度重视国外对养老计划的反思，以谨慎的态度确立我国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模式。
1.建立以DB计划为主、DC计划为辅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模式，允许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企业，根据具体状况，自主选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计划，解决我国特有的问题，不搞一刀切，大一统。
2.DB模式的引进，应立足我国国情，充分借鉴国际经验，摒弃传统模式的不利因素，并结合既有的团体保险发展经验，灵活设计制度框架。
（一）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影响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原因。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和程度，均超出了普遍的预期。2006年国家老龄办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认为，预计到2020年，全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将达到30%以上，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9448万，占老年人口的21.78%。
（二）养老保险制度的支撑结构
单一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2011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金为1.95万亿元，占养老金总资产比重为84.8%，企业年金占15.2%。可以看出，基本养老金仍然是绝大多数退休人员养老保险的最主要来源，养老保险制度的支撑结构相对单一。形成这种单一的支撑结构的主要原因：一是人们基于惯性思维认为，基本养老金应该是政府承担全部养老保障责任。由此强化了退休人员对基本养老待遇的依赖，也增加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更加严峻的是，基本养老金的持续上调，已经使得离退休人员对此有了强烈的预期。二是补充保险需要另外缴纳费用，不具备吸引力。由于建立补充保险需要企业和个人在基本养老保险费以外单独缴纳费用，减少了企业利润和职工个人的当期收入，对于一些盈利能力较低的企业或者非公有制企业来讲，补充保险不具备吸引力，实施情况并不理想。三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提高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巩固了基本养老保险“一枝独秀”的地位。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来的财政积累并没有通过税收优惠等途径，用于补充养老保险的建设，而是更多用于提高基本养老金标准，从而形成了基本养老基金的刚性支出趋势，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多层次制度体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
（三）基本养老保险的激励机制
陷入两难境地为了调动参保人员的缴费积极性，从1997年起，基本养老保险计发办法中逐渐增加了更多的激励因素。短期来看，职工为了获得更高的养老金，会按照较高的标准缴纳养老保险费。但从长远来看，过高的激励可能反而不利于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健康发展。典型的表现就是，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目前基本养老保险的激励机制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如果保持养老金待遇差的比例不变，待遇差的绝对额会逐渐增大，在职期间低收入人员养老金仍然会很低；如果将待遇差的绝对额控制在一定水平，则会降低制度的激励性，导致很多人员不再按照实际收入缴纳养老保险费，基金收入减少。
（四）企业和职工缴费能力
波动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在经济增幅减缓时，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养老保险费征缴就会面临困难，进而造成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压力，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运行也受到影响。近年来，受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国内企业的盈利能力出现下降，迫使一些企业选择降低缴费基数甚至直接断缴。据中国社科院的《中国养老保险发展报告2013》显示，截至2012年底，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总参保人数为3.04亿，比2011年增加了7.17%，但增速慢于上一年的10.44%。其中参保职工人数为2.3亿，比上年增长6.57%，增速回落了4.58个百分点。
（五）个人账户没有起到积累作用
个人账户制度的实施构建了待遇与缴费挂钩的激励机制，调动了职工缴费积极性，但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部分积累制。在建立个人账户之前，缴费办法是按照“以支定收、略有结余”的原则确定的，单位和个人缴费全部用于当期的待遇支付。建立个人账户之后，缴费办法和待遇水平过渡平稳，基金收支规模没有太大变化。因此，要在不增加缴费的前提下，为了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许多省市地区在职职工的个人缴费被用于当期发放，而没有形成积累，由此产生所谓的“空账”问题。
二、制约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症结
长期以来，养老保险制度在运行中难以避开的一个难题，就是“福利刚性”对其可持续发展的制约。简言之“，福利刚性”是指大多数人对既得社会福利待遇具有只允许其上升、难以接受其下降的基本心理预期。正是由于社会福利的这种刚性特征，导致各类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由政府承担主要供给责任的社会保险，严重缺乏弹性。任何一项旨在降低时下社会福利水平的公共政策，往往都会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甚至是政治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福利水平一旦提升到某个层次以后，就很难再根据经济形势和政府财力的变化做出向下的调整。这里的问题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很难避免。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一旦增长速度放缓，劳动者收入减少，支撑社会保险事业的基金和税收就会减少。然而在“福利刚性”作用下，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又很难会因为经济状况的恶化而降低，从而导致公共政策骑虎难下。要消解“福利刚性”对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着力：首先，要对“福利刚性”作用下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运行趋势做清晰的预判，在制度设计上、资金筹集上和收支平衡上作必要的准备，以应对社会经济可能出现的波动，为日后的经济发展以及财力增长预留出必要的弹性空间。尤其要注意避免超出制度发展阶段的承诺或覆盖范围不适当地扩大化和零碎化，以至于对经济发展和政府财力的持续增长构成不必要的压力。其次，要加快构建多层次、多元支撑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目前，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成为发达国家的普遍发展趋势，世界银行将此类模式概括归纳为“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第一支柱是由法律强制推行、政府管理、以税收支持的具有再分配性质的基本养老保险计划；第二支柱是采取市场化模式运行、完全积累且养老保险与缴纳金额相结合的各类补充养老保险，各类职业年金是其典型代表；第三支柱则是为需要更高水平养老金的人们所设计的，自愿参加的商业保险性质的个人养老保险计划。要大力培育发展企业年金，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四、促进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建议目前，围绕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这一基本政策目标，中央政府正在研究采取全国统筹、延迟退休、做实个人账户、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等措施，借此增强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就是要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特征，形成一套促进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发展的政策、方法和制度体系。同时，要结合实际情况和存在问题，明确改革的基本原则，消除参保人员的后顾之忧。
（一）大力推动中国版的401(k)计划
壮大第二支柱目前，美国、法国、德国、日本、英国等养老保险制度运行情况较好的发达国家都将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控制在较低水平，分别为51%、62%、52%、49%、47%。在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不足的情况下，各国则均采取建立第二、第三支柱的方式，以维持公众退休后待遇的相对稳定。相反，作为欧债危机的重灾区，以希腊为代表的部分欧洲国家，由于养老保险制度体系过于依赖第一支柱，即基本养老保险的支撑，基本养老金平均替代率高达80%以上，政府财政压力异常沉重，最终成为引发债务危机的重要诱因。而中国早在1991年已经提出建立三支柱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但由于制度和思维的惯性作用，目前基本养老金仍然是绝大多数退休人员的最主要收入来源。“三支柱”式养老保险体系的基本作用是降低基本养老金在公民养老保险中的地位，进而降低“福利刚性”作用下公众对基本养老金的持续上涨预期，缓解基金的运行压力。
（二）逐步补充个人账户缺口
提升平衡能力在目前的基本养老金制度中，个人账户资金被社会统筹账户借支，导致个人账户“空账”运行。应尽快完善个人账户制度，逐步补足个人账户缺口。补足缺口，是个人账户基金通过市场化投资运作，实现自我积累，提高保障能力的前提条件。一是通过划转国有股权补充个人账户。目前中国上市国有企业股份的市值约为12万亿以上（含境外上市企业），可以考虑将部分股权划拨给养老保险基金，通过适当途径实现稳定回报。二是通过国家财政加大转移支付，逐步补足个人账户，承担制度转型成本，提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自我平衡能力。促进个人账户基金的保值和增值，提高收益水平，有利于保障参保人员的待遇水平不降低，有利于弱化对基本保障制度的依赖。
（三）鼓励发展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
提升支撑功能纵观欧美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险体系，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发挥着重要作用。如美国的个人退休账户已经成为近30年来美国养老金资产持续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其优势在于，享有税收延递或者免税等优惠政策。个人参与者每年可将一定免税额度的资金存入账户，根据个人的风险喜好配置资产，而且投资收益免税，退休领取时缴纳个人所得税。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和完善，金融机构管理资产经验逐步成熟，具备了发展养老金理财产品的条件。而且居民财富不断增长，也具备了一定的个人养老理财能力。可以借鉴美国的个人退休账户经验，尝试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养老金投资账户试点。这样既可以激励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的发展，也有利于满足个人养老保障需求的多样性，提升第三支柱的支撑作用，进而优化养老保险体系的结构。
（四）逐步延长退休年龄
（一）商业保险参与养老保险是保险公司获得更深层次发展的主要渠道
保险在金融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金融与经济发展大融合的背景下，商业保险参与到养老保险中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保险这一主体的盈利空间，在另一方面还发挥着资金融通，提高投资效率等积极作用。截至2014年底，瑞士再保险研究报告中明确指出：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新兴市场的商业险保费每年以14%的比例上升，是发达市场的2-3倍。与此同时，中国商业险保费以32%的比例呈直线增长，大大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但是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中国保险市场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保险市场两者间还存在很大差距。倘若站在保险行业的角度来看，衡量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保险业发展水平的两个重要参考依据是：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在查阅相关资料结合我国实际后发现，我国2008年-2014年，我国的保险密度从629.12元上升至1323.13元，增长近乎两倍；保险深度也由2.43%上升至3.75%，从中也就不难发现，保险业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而社会各阶层民众接受和运用商业保险的程度也不断提高。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社会保险市场存在的空白不能简单依靠国家和政府予以填补，相反需要商业保险的加入，无疑为各个商业保险公司获得更深层次发展提供了机遇，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商业保险之间的竞争也将日趋激烈，基于此种背景下，商业保险要想在同行业中获得更大竞争优势，除了要不断提高自身产品的投资回报和服务质量外，还要依据自身实际情况准确预测市场的扩容方向，明确市场定位，进而积极的参与到社会养老体系的构建，促进其健康可持续发展，更好的服务于民众。个人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元素，养老更是亘古不变的话题，从传统的养儿防老逐渐向投资防老的转变，所透露出来的种种都反映了人民更多的关注在整个生命周期内的财产分配。加上商业保险个性化一直是社会各阶层关注的重点，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购买商业保险提高自己养老的隐形替代率水平。与此同时，个人商业保险也是建立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并没有违背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理念和原则，当然也需要商业保险自身依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发展计划，在提高服务质量的同时、开发新产品，用市场运营效果验证商业保险的竞争力，因而商业保险参与养老保险具有必要性。
（二）个人养老的选择
就我国目前形势而言，养老保险在原有基础之上都有了广度和深度上的拓展，但是从社会保险的性质和运作方式来看，其不能够有效解决新形势下每个人的社会养老问题。与此同时，基于现收现付的社保体系下，我国社会保险基金存在的“空账”问题也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早在2013年7月，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就明确指出：“城镇养老保险个人记账金额在2012年底为2.9万亿，其中实账部分仅为其十分之一，“空账”高达2万亿。从中也就不难看出。“空账”金额巨大，从某种意义上也就透露出“裸老”人口的养老问题还存在或者潜在着巨大风险，因而新形势下为孤寡老人或者是失去劳动能力的部分人群寻求一种行之有效的保障途径显得尤为重要。新形势下和谐稳定社会建设是一项科学化、系统性强的工程，并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实现，相反其需要长期努力和探索。站在系统工程的角度出发，其不仅整合了各方面因素，其还为构建和谐稳定社会提供了内在动力，而保险业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甚至可以说其实社会民生的“必需品”，是建设和谐稳定社会的助推器和剂。从中也就不难发现，缓解我国矛盾需要养老保险与商业保险两者相互作用，因为养老保险解决了民众“共性化”需求，而商业保险则解决了民众“个性化”需求，两者都在养老产业链上扮演者着重要角色，基于此商业保险在实现自身发展过程中，要明确自身定位，在这个基础上与新农保、企业年金甚至于城镇养老保险试点等工作紧密联系起来，为更好更快促进我国养老保险事业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三）商业保险的高效率运行有助于降低空账率
众所周知，商业保险公司是市场的企业法人，其初衷和目的便是追求市场利润。同养老保险相比，不管是在组织形式或者是人员服务上都有着绝对优势。当然者都依赖于垂直经营的商业保险公司组织模式和直接性的全国统筹管理，为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可能。保险公司能够依据市场变化调整发展计划，并且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计划对各个地区的保险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再者，商业保险能够充分利用自身存在优势，例如：服务网点、人员服务等，在这个基础之上收集相关养老信息，结合精算技术能够准确计算出不同种类的保费率，并根据实际情况开发出新产品，满足民众高层次要求。从另一方面来说，养老保险出现的“空账”效应会“倒逼”商业保险，使其全身心投入到管理和运营当中，唯有如此其才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而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商业保险公司可以针对市场需求进行系统化、科学化管理，在这个基础之上成立商业养老保险基金，而此类基金运作应当交由专业人士进行监管和执行，为养老基金保值增值创造一个有利环境。从养老保险所特有的社会功能考虑，稳定、风险小是养老基本首要考虑的因素，自然而然的债券成为投资的首选。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形势变幻多端，很难保证养老保险能够真正发挥出其养老作用，而商业保险参与到养老保险中，在各方面都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为社会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营造了一个良好环境，加上各保险公司的积极参与，不断推出新养老险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满足了民众高层次要求，延伸了社会成员可选择的途径，为商业保险更好的参与到养老保险中奠定坚实基础。
二、新形势下商业保险参与养老保险的发展建议
（一）依据实际情况制定行之有效的发展计划，确保养老金改革工作稳步推进
新形势下要想根本性解决或者缓解社会养老问题，推动养老金体系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就我国目前形势而言，建立健全养老金制度具有紧迫性和有利性。紧迫性表现在我国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城市化率上升至50%以上，换一种方式来说，城市化的稳步推进割断了传统社会保护网络和土地之间存在的关系，因而加快养老金制度改革具有紧迫性。有利性表现在，我国有一部分城市人口呈现出幸福指数不高的特点，当然这也给予国家和政府逐渐推进养老金制度改革预留出一部分时间，但是这个时间是相对短暂的。在查阅相关资料结合实际发现，截至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上升至65%，倘若纯粹依靠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将难以支撑其养老机制的可持续运作。新形势下商业保险参与养老保险，直接关乎到中国千千万万民众的切实利益，而这也是其受社会各阶层广泛关注的原因所在，同时也涉及到政府、企业、保险公司等，这也就需要相关部门充分依据实际情况，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改革计划，进而为商业保险获得政策支持创造条件。
（二）保险业应加强研究，提高参与效率
(一)资金筹集方面的问题资金筹集是养老保险的核心内容和首要环节。当前在筹资环节存在以下问题:
1．三方筹资比例不尽合理。社会养老保险是指个人和家庭以外的国家、单位以及社会各方面对公民养老的保障，虽然强调要增强个人参与的自我保障意识，但仍以国家、单位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参与为主体。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却不是如此，更多地强调了参保人员的自我保障，个人缴费的比例几乎超过了投保额的一半，却忽略和淡化了政府和集体的责任，没有对集体补助和国家政策扶持的最低标准做出明确规定。
2．基金征收范围比较单一。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设计还是没有考虑9亿多农村居民的养老保险需要，适用对象仍是城镇居民。这种制度安排导致养老保险基金的征收范围狭窄，大大降低了养老保险的制度效率，还会带来其他社会问题。
3．立法滞后。养老保险筹资立法的滞后性，表现为有些养老保险的争议、纠纷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无法进行仲裁和诉讼。目前城镇养老保险筹资的法律依据是《社会保险费用征收管理暂行条例》，由于其规定的抽象性和原则性，在实践中操作性不强。这种现状显然与养老保险应有的法律地位不相符合，使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二)基金运营方面的问题
1．基金投资渠道单一。我国近几年养老保险基金总数增长较快，基金的规模扩大。但是如此庞大的基金数额，却只能按照国家规定购买国债和转存银行，严禁投入其他金融业或经营实业，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自行决定基金的其他用途。投资渠道单一。
2．保值增值绩效较差。从银行存款来看，养老保险基金不仅受到通货膨胀风险的侵蚀，而且近年来我国银行存款利率的多次下调，使得养老保险基金结余增值速度极其缓慢，从国债方面看，我国部分国债由于不能上市流通，所以流动性较差，保值增值难。而对于可流通的这部分国债，其利率水平在近几年来也呈现下降趋势，使得国债收益率低。
3．挤占挪用缺乏法律约束。在法制方面，现行法律法规中缺乏明确的执法权限划分和与之相配套的法律责任。这导致基层征集主体往往凭自行的经验或理解去执法，一旦出现行政诉讼，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无法根据有效的法律规定进行仲裁或判决。另一方面，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实施运行机制也较薄弱，社保机构集收缴、管理与监督、制定发放标准的权力于一身，难以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负完全的法律责任。非法挪用、挤占保险金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常常得不到及时有力的惩处，这必然导致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运营处于不安全状态。
(三)基金支付方面的问题
1．给付系数不合理。目前养老金的给付系数未考虑到男女平均余命的差别，无论缴费期限的长短都采用相同的给付系数，缺乏缴费的激励机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卫生服务条件的改善，人的预期寿命会延长，由此带来的长寿风险对目前的给付系数设计会带来制度风险。虽然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养老金计发办法，但是在计算尺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2．尚未建立待遇动态调整机制。《指导意见》中规定要国家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等情况，适时调整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但是缺乏待遇调整机制的实施办法。因此，待遇计算缺乏弹性，没有建立适当的待遇调整机制，使制度的责任风险刚性化，降低制度本身的自动免疫能力。
3．退休条件不合理加重了支付负担。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为男60周岁，女50周岁，女干部55周岁。而我国的人均寿命已从建国之初的35－50周岁提高到70岁以上，这就导致养老保险的费用负担加剧。同时，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非正常的提前退休现象增多，也导致了我国退休人员大量增加，造成了赡养比的不断增高，基金的支付风险加大。
二、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运作机制的优化
(一)建立科学的养老金筹资机制
1．采取部分积累制筹资模式。在筹资模式上，实行个人账户的基金积累制和基础养老金账户的现收现付制相结合，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个人账户中归集个人缴费和集体补助部分，而统筹账户归集政府财政补贴部分。
2．合理规划三方所占筹资比例。各筹资主体在筹资额中的比例关系合理。一方面要在各筹资主体实际负担能力的前提下，合理确定个人、集体和政府的出资比例，另一方面要对各级政府的出资比例进行合理界定。以个人缴纳和政府补贴为主、集体补助及社会捐赠为补充。在筹资主体上，确立以个人和政府为缴费主体，集体补助和社会捐赠为补充。
3．扩大养老保险基金征收范围。在保证城镇居民参保的基础上，加大农村参保力度，我国是农业大国，满足农民的养老需求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有利于劳动力的有效资源配置。
(二)建立高效的养老基金运营机制
1．逐步拓宽投资渠道，建立专业化的养老保险我国投资运营的实践，基金应在运营过程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且保证基金安全性和流动性，逐步拓宽投资渠道，实现市场化运营，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投资渠道一方面可以逐步投资于房地产，二方面可以发展新的金融工具。可以成立专门的养老保险基金运营公司，参与实业和证券市场投资。至于这些机构的运营监管，可考虑由保监会代行职能。转变目前的政府运营模式，推行委托投资运营模式，将养老保险基金交由专业投资公司进行投资，以提高基金的增值率。
2．审慎选择投资工具，合理确定投资比例。我国可采取“分层划块”的方式来确定投资结构和比重，把养老基金分为应对现期支付要求的基金和用于保值增值的基金。对前一部分，因为要满足随时可能出现的支付需求，这部分资金具有高流动性、低收益性的特点，可以投资于收益较低但便于随时领取的活期存款和短期债券以及各种商业票据等，这部分的金额可占全部基金数额的5%－10%;对后一部分，因为主要是用于保值增值，要求实现较高的收益，用于未来的养老保险支付，因此可进行合理组合、分散投资，大都投资于长期存款和债券，优质股票和住房抵押贷款等，还把部分基金用于国外项目投资。总的来说，这部分基金数额应占全部基金的90%－95%。
3．实现省级统筹管理。要对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省级统筹，并在管理流程上实行省级垂直式管理，这样，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在全省范围内由省级管理机构统一企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比例，统一支付标准，统一待遇水平，统一管理和使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只有实行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垂直管理，才能在全省范围内充分整合基金管理机构资源，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来高效地管理基金运作，这样既可减少管理和改革成本，又打破了各市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弊端。加快省级垂直管理步伐，可以保证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畅通，增强养老保险基金抗风险能力，能更有效地从实际情况出发，解决各部分的矛盾;只有在体制上垂直领导，才能维护省级统筹权威，为完善社会保险体系奠定基础。
(三)建立动态的养老基金支付机制
(一)养老保险金流动性困难。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政策取向是由现收现付制逐步向部分积累制过渡，但是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与支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严重制约了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进程。目前省级养老保险金缺口约占省级全部财政收入的2．5％—3％。养老保险金面临严重的流动性困难，地方财政不得不用养老保险金的个人账户资金(个人缴费加7％的企业缴费)和税收收入来弥补目前养老保险金的资金缺口，这就造成“统账结合”的改革模式中个人账户的普遍空账。即使如此，养老保险金筹集仍是人不敷出，中央财政不得不进行拨款予以解决，以保持地方财政和社会的稳定。可以说，养老保险金流动性困难是当前养老保险体制改革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
(二)养老保险固态化，劳动力市场分割。
养老保险金流动性困难，个人账户的普遍虚账和空账，养老保险覆盖面窄造成了养老保险的固态化。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国有企业统包的养老保险体制，职工的工作变动，其养老保险会由新的企业承担，职工个人不因工作的变动而蒙受损失，养老保险不构成劳动力流动的障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所有制逐渐实现了多元化，要求劳动力市场化以实现要素的合理配置。而非国有经济、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体制尚未建立，国有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不能随受保障主体的流动而流动，养老保险呈现固态化特征，造成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的下岗分流人员不愿到非国有经济部门工作。同时由于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没有个人账户积累，政府也没有对这部分资金作出安排，使得国有企事业单位下岗分流人员的劳动力成本明显高于农民工，非国有经济部门宁可雇佣农民工也不愿意雇佣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下岗分流人员。面对国有企事业单位下岗分流人员不断增加和农民工大量进城的矛盾，政府不得不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干预，如北京市政府规定2001年外地务工人员在总量上不得超过95万人，而且附加了一些条件和繁琐的手续；广东省也出台了类似的措施。政府的干预进一步扭曲劳动力市场，加剧了市场分割，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产生问题原因的初步分析
(一)养老保险金清偿能力不足。
过去我国职工的养老保险由企业统包，职工个人账户没有养老金的积累，而国务院文件所确定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一种“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的养老保险体制，使劳动力市场真正具有流动性。对过去国有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金的欠账就造成政府资产负债表上的隐性直接负债，构成政府规模巨大的转制成本，目前关于这一成本的统计缺乏统一的口径和标准，各种测算结果之间差距很大。但通过各种测算却可以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即中国养老保险的转制成本非常高。如据世界银行1997年估计，中国养老保险的转制成本高达GDP的46％，如此规模的政府负债，在政府资产负债表中却没有相应的资产予以平衡，使养老保险改革的转制成本悬置，这就造成政府养老保险负债的清偿能力严重不足，成为养老保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大隐患。
(二)企业统筹和社会统筹占养老保险金的比重低，财政负担沉重。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筹集的主要方式是财政筹集、企业筹集和社会筹集各占1／3，企业筹集和社会筹集不足部分由财政弥补的筹资方式。但目前因企业养老保险金遵缴率低(约90％)，企业筹集只占全部养老金的20％—25％，养老保险金欠缴严重，截至2000年11月欠费10亿元以上的省份有15个，欠费1亿元以上的企业有6家；同时社会筹集的养老保险金只占全部养老保险金筹集额的15％—20％，造成了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严重依赖财政筹集比重高达55％—60％的局面，严重加剧了当前地方财政困难，是形成地方财政风险的重要因素。
(三)人口老龄化和赡养率提高。
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我国将面临劳动力供给进一步增加和退休人口进一步增长的双重矛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就业问题将使政府不能够采取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来减小养老保险金支付规模。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估计我国大于60岁的老龄人口的比例将会从1990年的9％上升到2030年的22％，(世界银行，1997)和赡养率(退休职工/在职职工)的提高，我国面临的养老保险资金流动性困难将会更加严峻。
(四)养老保险体制存在漏洞。
这是指非国有经济尚未建立职工养老保险，政府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的政策收效甚微。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职工养老保险是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建立的，但对非国有经济而言，政府没有承担其应该承担的责任，企业承担了建立职工养老保险的全部成本，养老保险金只能靠企业和职工个人来积累。在这种条件下，非国有经济建立职工养老保险的成本远远高于通过奖金或红利的方式对职工进行补偿所带来的成本，其建立养老保险体制的动机严重弱化，养老保险覆盖面窄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五)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混乱，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
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养老保险金的筹集、发放和管理混乱，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很低。我国养老金体制改革实行的是属地所有、属地负责的原则，即养老保险的责任主体是各地方政府，这就造成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分散化和低效率，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益率很低甚至为负值，而且养老保险金挤占挪用现象比较普遍。如某省养老基金的收益率尚低于一年期银行存款的利息率，挤占挪用达到养老保险基金的近30％。基金管理的混乱和低效率严重的加剧了养老保险改革过程中的流动性困难。
三、完善我国养老保险体制的政策建议
(一)多渠道筹集养老保险改革的转制成本。
养老保险改革所带来的规模巨大的转制成本，作为政府的负债必须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以相应的政府资产或资金收入予以平衡。国家应制定一个中长期财政计划，在若干年内逐步消化和吸收养老保险改革的转制成本，否则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赡养率的提高，财政隐性负债将会急剧增加，威胁未来的财政稳固和财政的可持续性。根据国际上养老保险改革的成功经验，支付养老保险的转制成本有三条主要的融资渠道：国有资产转移、征收新的税收、发行特别国债等。
1．国有资产的转移。国有资产转移所获得的资金数量是国有资产的规模和质量、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和资本市场的吸收能力的函数。对于我国而言，完全依赖国有资产转移来满足养老保险改革的转制成本是不恰当的政策选择。(1)国有资产转移收入受到国有资产的规模和质量的限制。截至1999年，虽然我国国有资产总规模达46000亿元，但扣除国有企业负债，国有企业净资产仅为11500亿元，而且国有资产的质量比较低。(2)受到资本市场吸收能力的限制。虽然我国目前居民储蓄存款超过6万亿元，但如果发生大规模的资金转移，一些中小银行，甚至是四大国有银行都会出现流动性危机，甚至是清偿能力的危机，改革的政策取向和力度都受到很大的局限。(3)更为重要的是受到资本市场发达程度的限制。要实现国有资产在转移的过程中不缩水和不引起股市震荡，必须具有发达和完善的资本市场。对于我国而言，要在短期内完善资本市场是不现实的。
即使如此，国有资产的转移仍不失为我国养老保险改革转制成本的一条重要融资渠道，在目前条件下，要实现这一政策目的，就必须转变当前的政策重点，改变把资本市场作为国家解决政府资金困难的工具这一现状，不要寄希望于资本市场成为挽救企业的工具，成为支持企业转制的主要手段，或成为企业进行永久融资的工具。资本市场必须提高市场进入标准而不是降低标准，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改变目前上市公司质量低下的局面，适当减缓企业上市速度，把加大减持国有股作为政策重点。
2．在继续实行财政收入增量3％转入养老保险基金政策的同时，开征新税种或提高某些税收的税率。政府可以运用政府的强制力增加新的税收以平衡养老保险改革的转制成本，但这些税收不应成为政府对在职职工的养老保险的未来承诺，不应与纳税人的未来利益挂钩，而只是用于对养老保险转制成本的消化和吸收，否则政府的隐性直接负债将会剧增，而缺乏必要的资金来源。在税种的选择上要坚持税收中性的原则，主要选择具有累进性特征的税种。(1)开征社会保障税。征收社会保障税支付养老保险金是国际上通行的办法，这样可使所有工薪收入的职工和用人单位都成为社会保障税的纳税人，以保持养老保险金的流动性。(2)开征资本利得税。资本市场的完善和发展在于制定完善的政策法规，增强市场的透明度，降低市场的投机倾向，增强资本市场的投资功能。资本利得税在目前我国个人收入难于统计的条件下，是体现累进税制优点的一个比较好的税种，应把资本利得税列入养老保险改革转制成本的平衡项。完善资本市场不应以免征资本利得税为代价，同时资本利得税的征税成本较低，可以通过证券交易所代扣代缴的方式实现，具有现实的经济理性。(3)开征遗产税。遗产税也是体现个人收入累进税制特点、体现社会公平的税种，也是平衡养老保险改革转制成本的一个合适的税种。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和收入分配集中化倾向的加剧，遗产税将成为平衡养老保险负债的一个重要的平衡税目。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合理确定征收方案降低税收成本的问题，使征收遗产税具有合理的经济理性。(4)银行存款利息税的税率改为累进税率率。银行存款实行实名制和银行间实现联网为实现利息所得税从固定税率向累进税率转变创造了条件，要选择适当时机对银行存款利息征收累进利息所得税。
3．发行特别国债。发行长期的特别国债是政府支付养老保险转制成本的又一条可行的筹资渠道。智利的经验表明，通过制定恰当的政策，特别国债相当大部分(40％)由养老保险基金持有，既可以使养老保险转制平稳过渡，减小震荡，使转制的成本最小化，又可以从体制上改变政府管理养老保险基金的低效率和养老保险基金的挤占挪用问题。
(二)有效抑制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规模，使养老保险的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养老保险需求是无限的，而资金筹集的水平是有限的，是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就业率、赡养率的函数。养老保险水平应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其最低应高于职工退休后生存的需要，最高应低于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养老保险水平高于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将对劳动效率产生抑制作用。目前体现劳动力边际收益的最佳指标是人均收入水平，而不是工资水平，所以养老保险统筹部分应与人均收入挂钩，确定一个合理的替代率，而不是目前所实行的与工资挂钩的政策。同时，要实行区别对待的原则。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在地区间事实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不同地区的养老保险金的水平应与该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相一致。如上海2000年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超过了4000美元，人均收入超过了1万元，其养老保险水平就应与地区人均收入水平保持一致而高于其他地区。
(三)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市场化、规范化。
我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流动性困难和清偿能力不足，一方面是资金的筹集不足，另一方面则是管理的问题。当前养老保险改革的政策取向是逐步向“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过渡，基金管理市场化是养老保险改革的内在要求，否则，提高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益率，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实现基金积累的目的将难以达到，个人账户仍将是空账、虚账，“统账结合”的改革目标将会落空。长期的实践表明，基金管理是一个市场化要求非常高的项目，政府不具备直接管理基金的能力，政府管理养老保险基金会造成基金的浪费和低效率。基金管理应建立在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之上，不应由政府部门直接管理基金，在基金管理过程中再一次形成既得利益部门，然后形成改革的阻力。目前而言，基金管理市场化的成本是最低的，改革时机也是最佳的，应不失时机地积极推动基金市场化管理。
1．分别成立中央级养老保险基金和地方级养老保险基金。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不可避免涉及地方间利益转移，为了体现各地方利益，应同时成立中央级和地方级养老保险基金，把中央企业的国有股转移收入以及中央级税收收入转移到国家养老保险基金，各地方所有企业转移收入和地方税收收入的大部分(如90％)转入地方养老保险基金，小部分转入国家养老保险基金，以增强中央转移支付的规模和能力。中央级保险基金由国家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委员会管理，地方级基金由统一的地方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委员会管理，由专业的基金公司经营。地方基金管理委员会成员由各地方政府派代表担任委员会理事，委员会在基金的管理中行使董事会职能，理事投票权的大小以其所代表的基金份额确定，以充分体现地方利益。由管理委员会聘任专业的基金公司进行管理，成立由有关专家组成的监事会，负责监督基金运作的合法性、合规性，这样既能在基金管理中体现地方利益，又能克服基金分散管理的低效率，使基金经营真正实现市场化，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和基金的积累。
2．专业公司的选择上应给予外国公司或共同基金以国民待遇。国外的共同基金或保险公司有着专业经验和雄厚的资金实力，有利于养老保险基金的规范运作和风险分散，有利于减小财政对基金最低收益率担保所带来的财政或有负债规模。同时，随着我国加入WTO，金融服务领域开放进程将会加快。在这种条件下，与其被动地等待外国公司的进入，不如主动地制定政策，允许其进入国内市场，降低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
3．基金细分。养老保险基金的巨大规模使其足以对资本市场产生严重的冲击，可以采取基金细分的原则把养老保险基金分成若干个小规模基金，每个专业公司或共同基金只被允许经营其中一支，经营的分散化机制可以减轻市场的投机压力，又能有效地降低财政所承担的风险。
关键词：老龄化养老保险基金监管
老龄化问题是这两年世界所关注的话题，它不仅是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更是影响到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世界银行估计我国人口老龄化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高峰。养老保险和人口变化规律密切相关，由此我们看到我国养老保险任务之艰巨，同时也看到世界各国都不容忽视的养老问题。养老保险基金它是百姓的保命钱。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到来，对与养老保险基金的需求量将会大量增加。在保证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的基础上，必需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这也是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要求。
一、人口老龄化的含义
人口老龄化两个方面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到目前为止，发达国家人口总体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18%，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已达13.5%，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严重阶段。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印度等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引起
二、老龄化问题对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挑战
中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整个21世纪，这两方面压力将始终交织在一起，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全球人口快速老化，给养老金事业带来沉重的压力。它对各国社会和政府而言都是一个挑战可见，在社会已经呈现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加强对社保基金的有效监管，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动因，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及其和谐发展的内在要求。如何防止养老保险基金的流失问题，则是来自于老龄化的首要挑战。
三、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及存在的问题
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是指有关部门依法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和运营实施的监督和管理。主要应从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组织体系及法制建设两个方面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监管现状做出评价。
1．监管组织体系
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管理模式是基于垂直分工与水平分工并存的科层制养老保险组织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实质是由政府行政部门将基金的管理运营权交由各级全民事业单位（如养老保险经办中心等），进行集中性管理和投资运营。这就存在着“政资不分”、“执监不分”等问题。另外，政府职能部门的强制使得作为初始委托人的公众没有选择机制和退出机制，基金管理不公开，不透明，削弱了公众行使监督的激励。
所以，改革现有的养老基金管理模式，对人实施有效的监督，以保证初始委托人的利益成为我们的必然要求。
2．法律制度建设
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涉及各方利益，为了保障基金监管有章可循，国家高度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基本建立了涵盖各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主要有《保险法》、《信托法》、《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举报工作管理办法》、《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办法》、《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邮政局关于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等。2001年12月13日，财政部和劳动保障部公布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全国社保基金进入资本市场的原则、方式和管理程序。社保基金入市标志着我国养老金投资管理体制进入市场化运作的轨道，同时也给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和管理从法律上提供了保障。问题在于，我国虽然出台了一系列社会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仍然没有一部关于社会保障的统一的法典，或者是针对某一问题较为全面的法律规章。
四、加强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监管的改革建议
针对于我国目前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状况。我们有必要加强改革。保护好老百姓的保命钱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
1．建立分权式管理制度。其要求是：第一，建立独立、高效、统一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和管理委员会。监管委员会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以及企事业单位代表共同组成，实行委员会制。监管委员会按城市设立地方监管办事处（类似于人民银行、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管理体制），垂直管理。第二，建立专业性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由省级社保部门成立）。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行政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是养老基金完整性的重要保证，应建立独立于政府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运营社会统筹账户基金。第三，个人账户基金交给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承担，会遴选合适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再根据与各省个人账户基金管理委员会签订的契约对个人账户基金进行多元化投资，以实现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收益最大化。
2．完善监督手段。其主要内容包括：（1）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的目的是将基金管理公司置于社会公众和监督机构的双重监督之下，防止基金管理公司违法、违规操作，损害所有人利益。（2）增设外部保管人。外部保管人原则对于限制风险是非常必要的。在足够的保管安排下，基金管理人不直接持有养老基金，以此限制骗取和盗窃基金资产的机会。（3）加强外部审计。在法律和制度环境下，外部审计提供一个精确的、独立的评估，向监管人报告有关基金的任何问题，而且成为监管的重要工具。（4）施行基金管理成本限制。成本限制在拉美和中欧国家基金管理监督制度中广泛使用，费用水平通过一般的谨慎要求和法律进行监管，可以控制将成本转移到未被监管的项目上。减少由于涉及到众多基金公司利益挪用基金的风险。
一、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相关有效的改革配套保障措施国务院《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为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提供了有效的政策指导，也从国家政策层面确保各地养老保险改革的统一推进。但是，据分析，《条例》只是原则规定地要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无具体的落实、检查、监督机制。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研究室主任李建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些误读的存在，说明有些人对已经进行了10多年的改革还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相关的配套政策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
(二)改革成本巨大此次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诸如“养老金并轨怎么并？钱从哪里来？”等问题并没有可操作性保障措施。目前，事业单位的类别不同，改革中存在的问题，遇到的阻力也会不一样。比如，自负盈亏的事业单位推行企业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后，单位内部的职工，尤其是改制前退休的职工认为自己与其他事业单位职工一样，应获得同样的退休待遇。有些地方只改入口不改出口，即要缴费但领取待遇又与缴费没有关系，等等各种做法。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认为，“养老金并轨的最大难题是从哪里找钱，这也是事业单位改革遇到的最大难题，然后才是如何确定待遇，如何发放待遇。”
(三)影响人才合理流动由于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等保障措施不到位，改革相对滞后，各种社会矛盾，尤其是对人员流动的不合理现象，已显露出来。目前事业单位的人才流动不够合理，呈现由企业流进事业单位的多、由事业单位流向企业的少。由于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的养老保险制度不能有效衔接，在企业缴纳的养老保险无法与事业单位接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调到企业，欠缴的养老保险费没有来源。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后，解决企事业单位之间的社会保险将会很好地衔接，解除了企事业员工相互流动时的后顾之忧是现实问题。
二、深入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措施
(一)建立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目前我国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比较混乱，有的参照企业标准，也有各种试点的，也有单位自行一套，更多的是和公务员一致的，难以找到统一的模式。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事业单位与企业实行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从制度和机制上化解“双轨制”矛盾。具体的配套机制是事业单位将建立普遍化的职业年金，利用职业年金账户里的真金白银去资本市场投资，实现社保总体改革方针“可持续”。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还应考虑妻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相关部门应该从从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着手来对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
(二)做好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工作如何使养老保险改革推进人才合理流动？按照建立和完善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提高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社会化管理服务水平，基本养老金实行社会化发放。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同一统筹范围内流动时，只转移养老保险关系，不转移基金。跨统筹范围流动时，在转移养老保险关系的同时，个人账户基金随同转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流动到机关或企业时，其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办法按照相关部门管理规定统一执行。
(三)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养老保险改革成本巨大，如何加强成本核算，或者说解决好资金来源问题，是推进体制、机制顺利实施的保证。机关事业单位补充养老保险的资金来源，必须由国家财政保证供给。因此，在强化养老保险基金征缴的基础上，应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养老保险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其次在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模式上变过去的基金制管理为资金式运营。
(四)实现社会保障的公平《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实施是养老保险改革的第一步，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不同身份人员之间社会保障要实现“公平”，可从如下方面确保养老保险改革的公平。一是加强顶层设计，逐步建立一整套完善的体现社会公平收入分配体制，让人们认识到工作性质所带来的待遇差别的合理性。二是加快推进事业单位与企业养老改革并轨统一并在全国同步实施，解决“老人、“中人”“新人”缴费与待遇方面的问题，从事实上确保在统一制度内部不存在原有的待遇差别。
作者：胡敏单位：湖北省地质实验研究所
关键词：农村；养老；保险；河北；制度
由于我国广大农村的特殊情况以及人们思想观念上的认识不同，到目前为止，河北省乃至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还没有形成一个成型并比较完善的制度，绝大部分农村地区面临的养老保障形势依然严峻，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养老社会保险势在必行。
一、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现状及河北的特点
为了更好地解决好农民养老问题，中国政府从1987年开始探索，并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到1991年，民政部在国内调查的基础上出台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标志着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工作的正式开启。同年，在山东牟平县组织试点，随后在全国逐渐推广，但效果并不理想。河北省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在《方案》下发后的一段时间内曾取得较大进展，但自1999年国务院决定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进行规范整顿，并停止开展一切新业务后，又一度趋于停顿，致使一些投保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失去信心，并在很多地方出现了农民大规模退保现象。此后，全省一定层面上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及相应的改革探索虽然一直没有停止，并在部分地区和一些局部领域逐步走向深化，但总体进展缓慢，到目前为止，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还没有建立比较完善的制度。
从整体上说，农村老年人投保意识淡薄，在投保问题上顾虑重重，怕政策不稳。1992年颁布的《方案》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资金筹集上要坚持“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这一政策一直延续至今。在这一规定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主要是基金积累式个人账户模式。个人缴费及集体补助全部计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属个人所有。养老保险主要由农民个人缴纳，有条件的集体虽可以给予一定的补助，但实际上因为我国农村普遍贫穷，享受这一待遇的农民很少。农民在达到一定年龄（一般为60周岁）时，可以领取养老金，养老金数额根据个人账户积累额和市场预期寿命来确定。1998年向5.98万参保人发放养老金，人均42元，月均3.5元。显然，这样的保障没有多大意义。
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承受能力特别是小农意识的制约，当前，农民对加入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等社会保障在认识上还存在偏差。据笔者在河北省部分县市农村访谈发现，被调查老年人只有少数人投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只有20%的老年人比较了解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区别，只有10%的农村老年人投过人寿或其他方面的商业保险。
就河北而言，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1）农村地区开展的社会养老保险实行农民自愿参加，筹资主要依靠甚至完全依靠农民个人缴纳，所采取的个人账户模式实际上是个人储蓄，缺乏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互济，这与社会保险应具有的强制性、互济性相违背，因此，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险。（2）基金管理水平低，缺乏可操作性，县级主管投资空间小、收益差，使农村养老保险基金难以保值增值。违规投入非银行运营机构，挪用、占用农村养老基金的案例比比皆是。（3）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目标人群的实际政策指向存在偏差。从一般意义上讲，越是贫穷、年龄越大的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需要越强烈。但是，目前的政策恰好相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际走得是一条“保富不保贫”的路子。另外，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采用积累式个人账户模式，只能解决“未来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对目前已进入老年和即将进入老年的农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4）缺乏有效的法律法规依据。河北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主要依据民政部下发的《方案》和各级主管部门下发的业务指导性文件，虽然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明确要求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权威性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操作办法和规定仍未出台。
二、建立符合实际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体系
纵观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养老保险的发展都有完备的法律保障。考虑到我国农村的特殊性和养老保险的复杂性，在目前构建农村新型养老保险体系的同时，必须迅速制定相关配套的法律。法律的制定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权利与义务相和谐的立法价值选择，确定国家和政府的责任，明确农村养老保险是整个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此外，还应制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行政规章，并将这一层次的规章作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体系的主体。具体可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具体实施办法；农村养老基金管理、运营和监督条例；农村养老基金税收减免办法等。由于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地区差距而造成的养老保险制度不统一状况应尽快得到扭转和协调。
为了推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稳步发展，实现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必须采取以下措施，积极稳妥地推进河北省农村养老保险。
首先，加强各级政府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推进。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一次重大变革，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变迁中，作为变迁主体的农民并不具备创新主体的资格。我国以建立社会养老保险为目标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际上就是政府主导的结果。政府主体利用其政治上的力量拥有资源配置的绝对权利，其制度供给能力和意愿决定着制度变迁的方向、深度、广度和具体形式。从河北省来讲，除了力争尽快出台一套较完备统一的基本法规之外，必须加强省级统一规划，实行强制为主并与一定政策条件下的自愿相结合的原则，提高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强制程度。为此，有关部门应在缜密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摸清各地各类农民的经济条件，制定统一规划和适合不同收入层次的养老保险政策和实施方案。达到一定人均收入的地区，必须强制实施一定保险水平的社会养老保险。未达到规定人均收入水平的地区实行群众自愿，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旦达到规定的人均收入水平，就必须进入强制实施社会养老保险的行列。另外，在强制实施社会养老保险情况下，对部分确实困难而不具备负担能力的农民可以实行减免政策。
其次，加强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财政投入力度，健全基金管理体系。资金筹集是社会保险制度运行的核心，纵观国外，日本和德国对养老保险的财政支持都在1/3以上。事实证明，通过政府财政补贴发挥政府在资金筹集中的支持和利益诱导作用，是加快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关键所在。北京市大兴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方案，就是通过政府财政补贴的方式，加大了政府的财力支持，建立了个人账户与储备调剂金相结合的新制度模式。另外，国家还应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实行让税政策，并承担养老基金运行的管理经费。在政府加大对财政投入的同时，面对庞大的养老基金，基金管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个完备的基金管理体系应涵盖政策制定、基金监督和基金经办三个层面。基金管理政策的制定由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基金监督体系由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两部分构成，外部监督包括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内部监督分为行政监督和内部审计稽核；基金经办职能由各级农保经办机构履行。为防止基金被挪用，基金收支必须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再次，应着眼统筹发展全局，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其他相关制度建设之间的协调工作。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广大农民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农村医疗保险、农村最低生活保险和农村社会救助等。养老保险的功能在于解决农民生活上的“远虑”，而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险的功能则主要是解除农民生活的“近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后者在保险农民生活安全上相互统一，相辅相成，但又存在着财力资源上的矛盾。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应纳入整个农村社会保险体系建设全局，与其他保险项目统一考虑，统一规划。对大部分农村地区而言，先行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险制度与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是目前比较理想的选择。另外，城乡统筹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首要之举，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还应着眼城乡统筹发展的全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除农村务农的农民之外，还应包括被征地后失去土地的农民、外出务工者、个体从业者等现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难以覆盖的人员。在目前的情况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尽可能实现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协调衔接。
最后，除上述制度方面的建设之外，还应该大力培育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意识，提高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认同程度。这对于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制度建设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总之，农村养老问题直接关系到我国农村秩序的稳定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不断深化，构建和完善农村养老法律体系，确定国家和政府的主体责任地位，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险的扶持力度，不断规范农村养老保险已是大势所趋。认真研究我国和各省农村的实际情况，建立符合国情和省情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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