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8:02:1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徐志摩的代表作，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地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这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两首著名的诗篇，一个以其浪漫，清新，飘逸刻在读者的心版上，一个以丝丝淡愁与哀伤，流泻到世人的心田。这就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戴望舒的《雨巷》。这两优美的抒情诗，字句组合奇特，意象鲜明，诗境凄美。流传至今，而现实生活中两位诗人的情爱故事更是让世人津津乐道，唏嘘不已。
1931年11月19日，一架由南京飞往北平的客机，在初冬的寒风里，在济南的上空失事，年仅三十六岁的一代诗哲徐志摩，就这样地化做了一片云飞向了天国。徐志摩的死震惊了当时的文坛，悼念文章一时间雪片般普天而来。尤其是程靖宇的《诗人最多未亡人》中的描写更是让人感慨。
“在行礼之时，有一个全身穿孝，左右须用两名健妇才搀得住的希腊雕刻型的美妇人，哭得成了个泪人儿，直往地下倒去，乱碰乱撞，恨不得立即死去就好的。看官，你们猜她是小曼吗？错啦！她就是梁大少奶奶，林徽音女士。”
徐志摩一生最爱的女性有三个人，一个是原配夫人张幼仪，另外两个就是林徽音和陆小曼。与林徽音的恋爱更是峰回路转，如泣如诉，就如林徽音的诗《笑》的“那是笑——诗的笑，画的笑。云的留痕，浪的柔波。”意韵无穷，回味不尽，也如林徽音对徐志摩的哭，令人千肠百结，黯然神伤。
徐志摩为林徽音离了婚，可是林徽音却嫁给了梁启超的长子，大建筑家梁思成。失去了被徐志摩称为“唯一灵魂之伴侣”林徽音不久，徐志摩倾间又转舵追求风华绝代的有夫之妇陆小曼，徐志摩的不顾一切闹成了轰动当时整个社会的桃色大新闻，最后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然而婚后，二人生活并不美满，生活奢侈的陆小曼，让徐志摩的生活陷入了窘迫，疲惫中，此时，徐志摩又成了林徽音家的长客，向这“唯一灵魂之伴侣”倾述苦恼。林徽音给了他无尽的精神的抚慰。徐志摩离开后，梁思成从济南带回一块飞机残骸给林徽音，挂在卧室的墙上作为纪念。可见彼此之情之深。
作为二十世纪20年代的象征派诗人的代表戴望舒，他的代表作《雨巷》似乎是坎坷人生路的写照，雨中独行徘徊在狭长曲折的巷弄，是崎岖人生的写照，踯躅独行，彷徨徘徊，是理想与自我现实的追求。寻寻觅觅，期期盼盼，希望遇见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多么地哀愁与凄婉？
丁香在仲春开花，分紫，白两种颜色，芳香而不轻佻，娟好可易凋谢，象征着美丽，高洁，柔弱，愁怨，凄美。从古至今很多的诗人都对丁香寄于了伤春心结，最著名的要属李商隐的《代赠二首》中的“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而戴望舒用丁香的颜色、芬芳，忧愁来描述他心目中的姑娘，又加上了雨，更多了一层朦胧迷离的彩雾，让人回味无尽。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凄迷，又惆怅
她静静地走近
走进，又投出
叹息一般的眼光，她飘过
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
诗人心目中的理想是多么地惆怅迷茫，多么难以琢磨，而又疏忽即逝！
写着这么美好诗的戴望舒，他的情爱人生却是悲剧的。戴望舒不像徐志摩这片可爱的云彩，“身躯是颀长的，脸儿也是长长的，额角则高而广，皮肤白皙，鼻子颇大，嘴亦稍阔，但搭配在一起，却异常的和谐。”（苏雪林《我所认识的诗人徐志摩》），他体形也高大，但一脸的麻子，长相毫无诗人的气质，二十几岁就成名，一度爱上了好友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末获青睐，又改追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苦苦追求，甚至以自杀要侠，终于结婚，但穆丽娟并不爱他，抗战后期，穆丽娟心有别属。戴望舒再三挽留，也没挽回春心，甚至以服毒方式倾诉衷肠与坚贞，但穆丽娟丝毫不被打动，坚决与其离婚，从此后，戴望舒只好独自撑着油纸伞，在人生的雨巷中哀怨又彷徨，终于于1950年2月8日病死在协和医院。
我是天空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失了踪影
徐志摩的《偶然》更让我们会把他想成是天空一道绚烂的长虹，浪漫热情，他崇尚爱与自由，如他的《想飞》的散文的描述，他一直在飞，在情感的世界也是如斯，甚至于滥情泛爱。他是最有魅力的朋友，最佳的情人，但不是理想的丈夫。这大概是林徽音没有和他结合的原因。
而今人们谈到了徐志摩和林徽音总为他们没有最终结合而惋惜，其实想想依着徐志摩的长着翅膀地追求自己爱，即使折断了也在所不惜的性情，他们的结合怎么就能是美丽而异彩飞扬的呢？
所以还是"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地来；
我轻轻地挥一挥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徐志摩和穆旦都是以来中国新诗坛的重要诗人。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的高呼“民主”与“科学”，顺应了时代潮流，为西方文化的传入创造了有利条件。随着出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学成归国以及通晓西方语言的学者们译介的西方文学作品不断涌现，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知识界。由于古国文明的根深蒂固以及新的文明带来的冲突与不适，中西文化的融合注定要经历了一定的磨合期，这在不同时期的文人作品上打下了烙印。 同为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爱情诗，徐志摩的《沙扬娜拉》和穆旦的《诗八首》向世人展示了诗人对爱情的不同体验，这种差异不只是个人的，更是时代的、民族的。本文将从跨文化的角度，从思想境界和表现手法入手并结合诗人的背景经历，对两首诗歌进行对比研究。
徐志摩的《沙扬娜拉》（以下简称“徐诗”）一诗写于1924年徐志摩陪印度诗人泰戈尔访日期间。诗人从离别之际日本女郎刹那间的低头入笔，将女郎深情柔媚的风姿表现得入木三分，字里行间饱含作者对对方难以割舍的爱慕敬仰之意。日本女性贤淑、温存与端庄的仪态以及诗人多情善感的形象跃然纸上。“水莲花”绝非简单的喻体，寥寥数字，蕴含着独特韵味。熟谙中国文化的人一眼就可看出它在古代诗词中的地位——它是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常用“意象”，和“月亮”、“红梅”、“清秋”等“意象”一样，都能引起特别的情绪体验。这是一种沉淀已久的民族文化心理。
穆旦的《诗八首》（以下简称“穆诗”）写于1942年，24岁的诗人刚刚毕业于著名的西南联大。如果说徐诗给人的感觉是甜蜜中带着忧愁，那么穆诗便是深沉中夹着晦涩。在穆旦的笔下，爱情变得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充满变数，感情如线团般缠绕难解，陷入重重纠葛矛盾之中。这里有表白时的心意不相通“相隔如重山”，有拥抱在一起时“那未成形的黑暗”带来的惴惴不安，有熟识后相同带来的怠倦和差别带来的陌生，有两相情愿后在合二为一中的平静，等等。爱情仿佛是个五味瓶，酸甜苦辣个中滋味让坠入其中的人们一一尝尽，完全没有少男少女想象中的浪漫美好。况且，不仅有“你”有“我”，更有“他”、“它”，一些让人无可奈何的黑手强行介入，弄得本已纠结的恋人世界一团糟。
回味徐诗，读者或许会有似曾相识感，脑海里会浮现出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式的理想爱情模式。这个日本女郎也许就是在古代文人中广为传唱的崔莺莺、王昭君、李香君，这个诗人可以是张生、汉元帝、侯方域，一个温柔美貌能识大体，另一个多才专情，双方心心相印，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显然，徐诗隐含的爱情模式是中国式的零矛盾爱情模式。“只羡鸳鸯不羡仙”，古人对这种理想爱情充满期待和向往，当现实总让人失望的时候便借文人之手以大团圆结局来寄寓这份情结，有时不惜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让男女主人公起死回生，然后白头偕老。因而，徐诗所激发的审美体验也是中国式的集体体验：当美（缱绻甜蜜的爱情是美的一种）不能实现时，留给人们的便是惆怅与遗憾，即如诗人所说“甜蜜的忧愁”。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并不是一见钟情、心心相印那么简单。爱与被爱是人类的本能，是人生的必经阶段。如同生活中诸多事情是复杂的、充满矛盾的，爱情也并不总是中国古典式的理想浪漫，而是双方心灵的磨合，是一场久经考验的心理战。穆旦奉献的不只是诗，更是残酷的真实。在穆诗中，爱情是矛盾重重的、残酷的。交战的双方不仅是作为个体的“你”、“我”，更有个体人格的分裂面，即自我灵魂的斗争。例如，“他存在，听从我底指使，＼他保护，而把我留在孤独里，＼他底痛苦是不断的寻求＼你的秩序，求得了又必须背离。”这样陌生化的表现手法是西方式的象征手法。结合上下文可知，“他”并非第三者，而是内在自我、具有个性精神的自我的象征。很显然，作为个体的“我”已分裂成内在的自我和外在的自我，外在的自我追寻爱情，对“你”不可自拔，内在的自我感受到真实存在的孤独，维持个人的存在感，同时又为外在的自我寻求出路。按照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个体的存在是孤独的，孤独又是永恒的。“你”作为真实存在的个体生命，内心活动是复杂多变的、不固定的，因而“我”求得了又必须马上背离。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人的心灵也是如此，从穆诗中可以窥见人性的深刻复杂。《诗八首》大量运用象征手法，使得诗句晦涩，语义较难把握。例如，“我看见你孤独的爱情＼笔立着，和我底平行着生长！”，爱的双方应该是两棵独立支持的“巨树”，它象征着一种互为依存又互不依赖的爱、一种坚强的人生之爱，颇具现代独立意识。穆诗所表现出的理性精神，除了与诗人慎思明辨的个性气质有关，更与诗人所受的文化熏陶有关。在思维形式、创作风格和表现方法等方面，穆旦深受二、三十年代的西方现代派诗人爱尔兰的叶芝，英国的T.S.艾略特和奥登等人的影响。穆旦的同学、好友赵瑞蕻甚至理出了“这么一条线索：布莱克—惠特曼—叶慈—艾略特—穆旦”1。穆旦冷眼旁观人生与生活，目光犀利睿智，从切实的个体体验入手，逐层揭开事实（如爱情）的残酷面目。这与西方文化追求真理和智慧、注重个体价值的传统不谋而合。穆旦诗歌的成功正在于他对中式思维的超越，正如评论家王佐良先生所云：“他（穆旦）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穆旦的胜利却在于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无知”2。
徐志摩曾赴美国和英国留学，也是沐浴过欧风美雨的人，为何他的《沙扬娜拉》仍然表现出浓厚的古典审美情趣呢？有学者甚至把他的这种审美理想概括为“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3。作为诗人的徐志摩是中国“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新月派根据其诗风的变化，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徐志 摩，与诗人闻一多共同提倡“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的 “三美”主张。音乐美指的是诗歌的音节，读起来富有节奏感，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建筑美是指节的匀称和句的整齐;绘画美指的是诗歌的词藻，用词注意色彩，形象鲜明。不难看出，这种审美主张是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唐代诗歌影响的。作为一位现代诗人，徐志摩是单纯天真、温和敦厚的“自由之子”，带有中国道家“逍遥游”和中国儒家“中和节制”的气质。但是，并不排除西方文化精神诸如民主个人主义、英国式的小布尔乔亚思想对他的影响，使他对大自然和人世间的“爱”和“美”有着独到的体验。这二者并不矛盾，统一于他那颗潇洒不羁的灵魂。当他把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古典意境和氛围化为诗篇时，他也就是完成了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雪花的快乐》、《沙扬娜拉》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后期新月派和以“雨巷诗人”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派更多传达的是现代人处在迷茫时代的痛苦的情绪。徐志摩的《我不知的风往哪个方向吹》为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全篇运用象征手法抒写时代的悲哀、个人内心的苦闷，诗风稍显颓废。
打开了中西思想交流的大闸门。中国新诗自从诞生之后，就面临着向传统寻求资源和向西方汲取营养的双重问题。在纷繁复杂的流派当中，大致可以摸索出两条线索：一派是古典派，一派是西化派。徐志摩的《沙扬娜拉》和穆旦的《诗八首》可分别代表两派的精华。但两派并不是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而是处在有意或无意的影响交流之中。随着局势的变迁、时代的需要以及诗人们的不断探索尝试，中西慢慢走向融合，于是形成了既有时代特色又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现代诗。从初期《尝试集》的稚嫩生硬，到四十年代穆旦《赞美》的圆融贯通，中国新诗走过了坎坷的现代化道路终至成熟。而穆旦，中国现代文学上的杰出诗人，有意识地借鉴和主动吸纳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传统 ，并植根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独特的生命体验之中，在创作上融会贯通、独树一帜，“是新诗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一次革命性的冲刺”4。
注释：
[1]杜运燮等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王佐良：《一个中国诗人》，《穆旦诗集（1939-1345）》“附录”;1947年5月于沈阳自费出版。
[3]李怡：《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论徐志摩与中国传统诗歌文化》;[J]江海学刊;1994年04期。
亘古 钦佩 筹资 驳回 蹒跚 凌厉 吞噬 铠甲 伫立
遗憾 玛瑙 冰碴 蹙眉 诞生 粗犷 审视 舷窗 俯瞰
警戒 舰艇 下锚 停泊 潜艇 荧屏 雀跃 军衔 浩瀚
蕴含 溃退 签订 歼灭 击溃 沧桑 框架 镶嵌 噙泪
媒体 襁褓 号啕 遗骸 氤氲 脚髁 孪生 蹴蹋 经纬
妖娆 烂漫 驿站 可汗 鞍鞯 辔头 金柝 云鬓 扑朔
饷田 岁晏 麾下 糜子 青荇 漫溯 斑斓 笙箫 烙印
澎湃 炊烟 抽穗 梳妆 狂澜 屏障 惊心动魄 呕心沥血
翩跹起舞 融为一体 问鼎苍穹 锐不可当
举世瞩目 自怨自艾
二、理解下列词语的意思
亘古：自古以来。亘，（空间上或时间上）延续不断。
呕心沥血：形容费尽心思和精力。
翩跹：形容舞姿的轻盈。
粗犷：粗率豪放。
舷窗：飞机或某些船体两侧密封的窗子。
俯瞰：俯视。瞰，从高处往下看。
雀跃：像小鸟那样跳来跳去，形容高兴的样子。
问鼎苍穹：意思是征服太空。
溃退：（军队）被打垮而退却。溃，败逃、散乱。
自怨自艾：本义是悔恨自己的错误，自己改正。今多指自悔自恨。
莽莽：无边无际的意思。
分外妖娆：形容景色格外艳丽多姿。
折腰：鞠躬，倾倒。这里有称颂、赞美的意思。
文采：和下文中的“”，指的都是文学才华。词中用文学才华概括广义的文化，包括政治、思想、文化在内。，原指《诗经》里的《国风》和《楚辞》里的《离骚》，也可指《诗经》和《楚辞》。
风流人物：指能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
烂漫：色彩鲜明而美丽。词中形容盛开的样子。
零落：凋谢。
戎机：军机、军事，这里指战争。
策勋：记功勋于策书之上。
强：有余。
扶将：搀扶。
扑朔：爬搔。
迷离：眯着眼。
傍地走：贴着地面并排跑。
刈：割。
饷田：给在田里劳动的人送饭。
秉遗穗：握着从田里拾取的麦穗。秉，用手握着。
悬：挎着。
敝筐：破篮子。
输税：缴纳租税。输，送达，引申为缴纳、献纳。
岁晏：年底。晏，晚。
挑灯：拨动灯火，点灯。
八百里：指牛。《世说新语》载，晋王恺有良牛，名“八百里驳”。后人以“八百里”指牛。
麾下：指部下。麾，军旗。
炙：烤肉。
翻：演奏。
天下事：指收复中原之事。
招摇：炫耀，张扬。
漫溯：漫游的意思。溯，逆着水流的方向走。
九曲：迂回曲折。也特指黄河。
三、掌握下列文学常识
1.新闻是指通过报纸、电台、广播、电视台、互联网等媒体途径所传播的信息的一种称谓。
2.广义的新闻指及时报道新近发生的重要事件或生活现象的各种文章，包括消息、通讯、报告文学、新闻特写、调查报告等。狭义的新闻专指“消息”，指对国内外新近或正在发生的具有一定社会价值的人和事实的简要而迅速的报道。
3.《沁园春 雪》的作者是，湖南湘潭人。中国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诗人。“沁园春”是词牌名，“雪”是题目。
4.《卜算子 咏梅》的作者是陆游，字务观，号放翁，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卜算子”是词牌名，“咏梅”是题目。
5.《木兰诗》是北朝的一首民歌，选自宋朝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
6.《观刈麦》的作者是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唐代诗人。他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诗语言通俗，相传老妪也能听懂。代表作有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等。
7.《破阵子》的作者是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南宋爱国词人。其词题材广泛，风格多样，以豪放为主，与苏轼并称为“苏辛”。著有词集《稼轩长短句》。
8.《回延安》的作者是贺敬之，当代诗人、剧作家。著有诗集《并没有冬天》《朝阳花开》《放歌集》等。他和丁毅等共同执笔创作了我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回延安》这首诗借鉴了陕北民歌信天游爬山调的格式，两行一节，一节一韵，诗行错落有致，读起来悠扬高亢。
9.《再别康桥》的作者是徐志摩，新月派诗人。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
10.《我的中国心》的作者是黄，香港词作家，曾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歌词。《我的中国心》是其代表作。
一、基础教育改革对语文教师素养的新要求
(一)广博的知识，丰富的情感语文课程的性质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这就决定了语文课的内容涉猎相当广泛，也就要求语文教师应当具备广博的知识，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和人文素养。语文教师应该是名副其实的“杂家”。除了要掌握本专业的知识外，还要对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实现语文教师教书的目的。那么如何育人呢?如何让学生认识假恶丑，真善美?这就要求教师注重在课堂上的思想道德渗透，教师具有丰富的情感，才能发掘出学生的内心世界。学生在中学时代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时期。只有教师正确的引导，才能使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可见语文教师的作用非同寻常。
(二)探究的意识，创新的精神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语文教师对教材的理解都是不同的，处理挖掘教材的能力即对教材的再度开发，体现了一个优秀语文教师构建文本的能力。这就需要语文教师不拘泥于教材，以教材为蓝本，创设师生都能共同参与的教学情境，真正地经历“化信息为知识，化知识为智慧，化智慧为德性”的共同成长的过程［1］。因此，教师在自身创新的同时，也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养成学生乐于动脑、积极参与、勇于创新、团结协作的良好习惯，从而达到语文课堂教学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创新精神、人文素养三方面的教学目的。
二、高师现代文学教学改革新思路
长期以来，高校的现代文学课教学已陷入困境。教师教学模式陈旧、教学方法单一，教学中重史轻文，忽略教材的文学性，学生学之毫无兴趣。出现上述情况与高校教师大多注重学术研究，忽略基础教育改革，教学与基础教育脱节有直接关系。因此，现代文学教学如何适应新课改的需求，如何适应高等师范教育发展的趋势，如何为基础教育培养高素养的人才，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改变“一言堂”的教学模式一直以来，高校现代文学的教学模式基本上是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一味地以教师为中心，一上课，教师“满堂灌”，学生埋头听，学生听得索然无味，教师一人讲的兴趣全无。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模式极大地扼杀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学生变成了学习的机器，老师讲多少备多少，根本不去独立思考，更没有钻研、探究能力。学习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试想这样的教学如何能适应基础教育改革的需要?如何能承担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因此，教师就要改变传统的、单调的教学方式，树立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理念，学生是学习活动的主体，教师是学习活动的促进者、引导者，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主动地去阅读、思考、探究，进而发现问题、研讨问题，并逐渐分析解决问题。根据现代文学课的自身特点，可以采用互动性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前教师的讲授大多按照概述时代背景—简介作者生平—分析其代表作—总结艺术特点，以及在文学史中的地位这一单调模式。采用互动式的教学模式可以这样设计，比如讲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家，教师可以提前布置让学生阅读其代表作，教师预留几个问题，让学生自己思考，课上同学们共同交流，教师相机点拨。这种教学方式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并能养成独立搜集整理资料、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但这种教学模式并不意味着教师就不需要备课了，相反教师需要更精心地准备，才能提出建设性的问题，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同时学生们经过讨论提出有争议的问题时，教师更要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这就需要教师课下付出更多的心血。总之，教师只有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学识修养，才能引导学生徜徉于知识的海洋。
(二)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一直以来，高校现代文学课的教学大多采用讲授法，教师的“教学局限于教书，教书局限于课程，课程局限于课堂，课堂局限于讲授，讲授局限于教材”［2］。这完全是以教师为主体。为了适应新课改的需要，培养合格的语文教师，要以学生为主体，运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着重培养学生的文学感受与审美能力。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很多篇目都是现当代的名家名篇，如鲁迅的杂文、老舍的小说、徐志摩的诗歌、的戏剧等，不同体裁的作品适合不同的教学方法，下面主要从美读和随写两方面来阐述。1.美读现代文学课主要是讲授文学作品，那么讲授作品的第一步就是读，而且是美读。例如讲徐志摩的诗歌、朱自清的散文，教师就要透过文本读出作品的语言美、意境美、艺术美;讲的戏剧，学生要分角色朗读，让学生走进每一个角色的内心世界，教师可以先示范朗读，通过读挖掘出作品深刻的思想美;讲巴金、茅盾的小说，通过学生课下的细读体味出作品独特的人性美。教师要把教学当作一种审美活动，从作品中寻找美、发现美，带领学生徜徉在作品的诗情画意中，使学生陶醉在作品的美妙境界中。这样，同学们就会对文学作品产生浓厚的兴趣，就会自觉地去探索、去发现、去追求。2.随写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除了要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外，还要有一定的写作能力。而写作水平的提高仅仅依靠写作课是不行的，它要渗透到每一科的教学中。现代文学教学中对学生写作能力的指导不必像写作课那样具体，而主要是在讲述作品时，对作家的写作思路、写作方法进行梳理，进而引导学生掌握作家的写作思维。同时，学生们在课堂上分组讨论结束后，对作家作品有了不同的见解、看法，课下可以以小论文的形式整理出来，形成自己的观点，这种随讲随写的方式，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写作能力，还激发了学生的创新精神。
作者：赵艳红单位：白城职业技术学院
褪去戎装的梦幻豪宅――英伦名堡
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多年的殖民战争造就了许多固若金汤的城堡，从中隐约可以瞥见当年血雨腥风的战场。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为城堡沉淀下一份份厚重的沧桑。我们参观了温莎城堡和爱丁古堡，同样的优雅从容，却是不一样的风情，不一般的韵味。
每一个富丽堂皇的厅室，每一件无与伦比的艺术珍品，都向世人诉说着城堡迷人的历史。同时，温莎城堡也是诞生比战争更加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的摇篮，这里浓浓的罗曼蒂克氛围从悬挂着流苏的沙发、窗帘，富丽堂皇的房间，还有古典主义的美术画作中就可见一斑。
如果说温莎城堡是个豪华的建筑博物馆，典雅庄重，那么爱丁古堡则有着凝重悠久的历史文化。莎士比亚在剧作《亨利五世》中耐人寻味地说：“要是你想把法兰西战胜，那就先得收服苏格兰人。”作为英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爱丁堡素有“北方雅典”之称。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恩恩怨怨也在这里上演，太多铁与血交织的历史为爱丁古堡平添了几分非凡的庄重与严肃。进入工作人员精心还原的中世纪军营，从破旧的木桌上摆放的面包，到阴暗的灯光下士兵的身影，从苏格兰口音浓重的谈话录音，到空气里略有些血腥的气息，这一切使人恍若置身于中世纪的欧洲战场，一时间我竟有些恍惚。
出了展厅，我登上城堡的制高点俯瞰全城。城堡顶上的大炮，虎视眈眈地正对着王子大街，提醒人们勿忘苏格兰曾经的动荡岁月。整齐的哥特式经典建筑掩映在大片的绿地中，天空纯净而高远。街头有头戴宽边帽、穿着拖地蓬裙的美丽妇人挽着花篮信步走过，有缓缓踱步的头戴黑色软帽、身穿苏格兰方格裙装的老人，当然也有华丽的马车和殷勤的绅士。沐浴在仿佛还带着公主的脂粉香味的风中，我已经醉了……
聚集艺术珍品的大本营――大英博物馆和国家艺廊
没有人怀疑伦敦的艺术气质。电影院、歌剧院每天都在上演最新的作品或经典的歌舞剧，伦敦人把这些视为生活的一部分，各类馆藏丰富的博物馆则把这种气质推向了极致。
来到伦敦不能不参观大英博物馆。我们瞪大眼睛，对着著名的Rosetta Stone（罗塞塔石碑）上三种不同的语言文字研究了半天；瞠目结舌地听导游介绍吓人的木乃伊的制作工序；又在馆藏的中国瓷器边义愤填膺，大发感慨。最后，我独自一人来到美洲图画馆，欣赏一幅幅令人赞叹不已的画作。也许这个馆的考古价值并不大，但是她的审美价值却毫不逊色于其他馆。无论是抽象画、连环画、风景画，还是人物画，画家们高超的画技都令人啧啧赞叹。虽同是古朴的线条，简单的造型，却给人以不同的感觉。在那个小小的馆里，我流连忘返，醉心其中。
两天后的国家艺廊之游让未能尽兴的我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国家艺廊陈列着一连串的油画杰作，从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到莫奈、塞尚，欧洲各个时代的油画精品尽收于此。而镇馆之宝当然是梵高的代表作《向日葵》。站在这幅名作前，我第一次感觉距离这位艺术巨匠这么近。听导游介绍说，梵高其实画过好几幅《向日葵》，但出于对艺术的严谨态度和执着追求，他亲手毁了不满意的作品，只留下两幅，馆藏的这一幅就是“幸存者”之一。
看着这些作品，想象着画家作画时呕心沥血的情景，想象着面前的图画从草稿到成型再到定稿，我仿佛和艺术家们做了一次超越时空的心灵访谈，看到了他们创作时而痛苦、时而欣慰的心路历程。
孕育作家的摇篮――莎士比亚故居和剑桥大学
英国的国土面积不大，但走出来的文学艺术巨匠可不少。几乎每一个英国人都会如数家珍地向外国人介绍狄更斯、奥斯丁、王尔德、拜伦、阿加莎，当然，还有莎士比亚。
我们来到了斯特拉特福镇――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的诞生地和逝世的地方。莎翁故居是一座带有阁楼的两层楼房，木质结构的房屋框架，斜坡屋顶和凸出墙外的窗户使得这座建于16 世纪的老房子在周围的建筑群中十分显眼。卧室的木地板，木制的桌、椅、床、柜都极其普通，陈列室里所有的手稿、著作、画像都已经褪色，留下了时间久远的痕迹。在一间小屋子里，层层叠叠地存放着近百年来世界各国的来访者在此留下的签名和感言，表明了后人对莎士比亚的景仰和热爱。默默地在古朴的后花园里徜徉，寻找莎翁幼年的足迹，我们满怀崇敬。
来到剑桥，不由得想起了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当年剑桥的留学生活给徐志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在星光下听水声，听近村晚钟声，听河畔倦牛刍草声，是我康桥经验中最神秘的一种：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地凝淹入了你的性灵。”正是因为剑桥古老、宁静的氛围和对自然、生命的热爱，徐志摩对康桥“心有千千结”。
一.五四新诗脱胎于旧体诗,它是我们民族自己的形式
新诗是在古典诗歌、民歌和白话文的基础上受到白话小说和外国诗歌的启发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刘半农说,“白话诗是‘古已有之’,最明显的如唐朝的王焚志和寒山、拾得所做的诗,都是道地的白话。”新诗虽然从古典诗歌脱胎出来后受到外国诗歌的影响,但我们并觉察不到有多重的“西味”,新诗的民族性并没有暗淡下来。
二.五四新诗撒播性灵的种子,奏出时代的强音
新诗是在中发生的,是在启蒙救亡和的这个大背景、大环境中运行、发展的。新诗走出了书斋,走出个人自我玩味的象牙塔而面向生活,将表现心灵与反映现实统一起来,将审美功能同启蒙救亡的功能统一起来,唤醒了那潜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自由的性灵。
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是“五四”时代呼唤的“女神”。郭沫若感到“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那种“天狗”式的绝唱,“凤凰涅”似的再生,“炉中煤”燃烧般的感情……一个个形象感人的博大隐喻,凸现着思想解放和“人的觉醒”的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
闻一多先生1925年留美回国,看到的是封建军阀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和民不聊生的景象。于是,赤诚爱心转化为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和渴望改变旧中国的激情:“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一句话》得透火山的缄默?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
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创造了人类自由性灵所依恋的“康桥世界“――西天的云彩、河畔的金柳、波光里的艳影、软泥上的青荇、康河的柔波这一意味弥深的音乐境界,优美的节奏象涟漪般荡漾开来。既是虔诚的学子寻梦的跫音,又契合着诗人感情的潮起潮落,有一种独特的审美。
朱湘的《采莲曲》中微风拂柳,荷叶映翠,夕阳西下,金波粼粼……“荷花呀人样妖娆”,妖娆的荷花一般的人儿和人一般妖娆的荷花呼应,采莲女的娇羞和天上人间的美景叠影,典雅清纯的东方少女和幽远雅致的乐声歌声交融。花香伴着衣香,浆声和着歌声,构成了一幅平和、宁静、安详的图画,创造出一种闪光欲滴的奇丽境界。这境界就是朱湘的心声――他向往着采莲女的“不谙世事”和“与世无争”。
诗歌是创作主体最真挚、最原始、最冲动的感情的抒发。五四优秀新诗表现性情,追求灵气,是身逢变革之世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给予我们崇高的精神启迪!
三.五四新诗融合传统诗理,创造优美形式
五四白话诗人、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等新诗倡导者们在打破了旧诗的囿制后,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还将新诗和中国传统诗学理论基点“契合”起来,提出新的诗论。如、刘半农、康白情等都认为新诗要有自然的平仄、用韵等,不自觉的把传统诗论转化成新诗的审美标准,并以这种“契合”点来生产现代新诗。
刘半农一方面吸收歌谣的散体或者外国的诗歌特点,另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诗歌的特点和手法――重视意境的营造,运用比兴等。《教我如何不想她》每一段的开头渲染了不同的景色.以引起感情的抒发,每一段都营造了优美的诗歌意境,实感的景色引起人们无穷的想象。同时诗人采用了西方抒情诗的一些特点,反复吟唱,用生活中的白话来抒发心中强烈的感情。而则向宋诗学习,如《蝴蝶》、《赠朱经农》等,显得清新自然。
戴望舒的前期代表作《雨巷》,将法国早期象征派诗人魏尔伦追求语言的音乐性、意象的朦胧性与我国晚唐的婉约词风相融合,使“中国旧诗风”发生了现代意义的“创造性转化”。叶圣陶称赞《雨巷》“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摘要］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生活以提升审美素养，这是语文学科特点的要求，也是学生审美素养提升以及学校语文学科教学的需要。在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我们从基础理论入门，逐步推荐阅读、开展生活化实践活动，到诉诸笔端，进行生活化写作。
［关键词］高中语文；阅读；生活；审美
最近，教育部宣布中小学开设劳动教育课程，劳动是生活的重要内容，开展劳动教育，其实就是在促进学生的生活体验。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生活以提升审美素养是语文学科特点的要求和学生审美素养提升的要求。2017年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提出“高中语文课程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使学生通过优秀文化的浸染，塑造热爱祖国和中华文明、献身人类进步事业的精神品格，形成健康美好的情感和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也是学校语文学科教学的需要。通过生活化阅读教学来提升高中生的审美素养，可以帮助学生更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更准确地评价作品。高中生审美素养的提升，对学生写作水平的提升作用特别明显。下面我来谈谈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生活，提升审美素养的几点策略。
一、理论知识准备
了解一些生活化阅读及与美学相关的基本理论。
（一）生活化理论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理论”。这一理论对现代教学有着极为丰富的启示。它成为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的重要理念：尽可能地贴近生活并且热爱生活。美国教育家杜威提出了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思想，陶行知全面学习了杜威老师的实用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亲身实践，创立了“生活教育”学说，理论主要包括：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二）实践美学理论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马克思强调实践论。他的实践美学理论把实践看作“人的感性活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在马克思看来，人最基础的实践活动是物质生产劳动，劳动最终决定着包括艺术、审美活动在内的精神生产活动和人的一切其他实践活动。我国当代的实践美学主要是指以实践论为哲学基础构建起来的美学学说。王国维先生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研究哲学与美学，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
二、选择生活化与审美元素兼具的阅读文本
在阅读材料的选择上，教师推荐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文质兼美的阅读材料。同时又尊重学生个体生活的差异，允许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趣味自主选择阅读材料进行阅读，在阅读实践中获得真实的数据，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教师推荐与学生自选相结合，兼顾生活化与审美元素。教师推荐生活化阅读材料，可与课内教材文本内容同步。比如在教苏教版高中语文课本必修二《林黛玉进贾府》时，推荐学生阅读曹雪芹的《红楼梦》，观赏经典影视剧《红楼梦》。在《林黛玉进贾府》一文中，曹雪芹借林黛玉的眼睛来展现贾府的建筑环境和社会环境。引导学生从《红楼梦》中寻找更多展现出来的贾府的建筑环境和社会环境，拓展补充，从而进一步加深学生对人物命运和环境间联系的思考。教师推荐生活化阅读材料，还可与课内文本体裁样式同步。苏教版高中语文课本必修一第一个板块“向青春举杯”中选择了一系列现当代诗歌，例如舒婷的《致橡树》、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戴望舒的《雨巷》等，教师在教这一板块时，推荐中国现当代诗歌主要流派的代表作，例如朦胧诗派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现代派戴望舒的《寻梦者》，新月派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让学生通过大量诵读现当代诗歌，感受诗歌的审美趣味（绘画美、建筑美、音乐美）。教师推荐生活化阅读材料，不应局限于课堂，还可以联系时事、新闻、综艺影视等生活中的热点，进行课外的拓展。
三、引导学生关注生活，感受生活之美
语言文字源于生活。正是因为生活中交流、记录等的需要，人类发明了文字，开启了文明的新篇章。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语言文字的力量震动天地。由教育部制订的新课标中这样定义语文课程的性质，语文就是语言文字的运用，包括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的听说读写活动以及文学活动，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我校非常重视学生的生活实践，结合时令特点，在校园内打造丰富多彩的生活化场景，9月，丰收节挖花生；10月，红薯节挖红薯；12月“红楼梦”舞台剧大汇演；1月，小寒后的第二天，“萝卜节”，拔完萝卜吃饺子。我校还为学生提供生活化基础上的课外阅读拓展的体验机会，例如：秀出东南、闱中归来、注鼎仪式、余光耀中、红楼梦节等等。比如在2017年3月，学校组织刚刚考完“小高考”的高二学生参加“秀出东南，从此启航”活动。从老校区步行来到新校区，一路阳光春意，学生通过新旧校区的比较，体会着老校区百年历史的厚重，憧憬新校区更优越的学习环境，内心向往和依恋交织，碰撞出丰富的情感。四、借助写作走向深远我们努力地引导学生关注生活，感受生活之美，养成热爱生活，平时注意观察生活感悟生活的好习惯。那么是不是只要爱生活，观察生活感悟生活就是语文学习的全部呢？当然不是，还得阅读，还得形成语言文字，即写成文章。“秀出东南，从此起航”活动结束后，学生纷纷提笔写下感言，有的谈前往路上的情景，“听啊！从泓园里冲出响遏行云的歌声。鸟儿在盘龙柱上驻足，鱼儿从波纹中探出，路旁的行人放慢了脚步，他们侧耳倾听，聆听着从泓园里飘扬而出的歌声，聆听着青春的喜悦，聆听着花季的阳光。”“迎春桥上，视野蓦地开阔。望海楼上的螭吻临眺远方，……天地之间，一只鸥鸟飞过，携带着学子们的思绪，飞向远方。”有的表达对老校区的留恋：“我们匆匆走过东校门，就像匆匆走过我们在泓园的韶华青春，总感觉在泓园的时光还很漫长，能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去记住她俏丽的模样。可转瞬之间，我们就要离开了，踏上那条绿荫浓郁的小路，一步一步离她远去，留给她一个孤绝而落寞的背影……”“夏日东城河”“秋日五巷”游走读写系列活动中，学生们纷纷前往“东城河”“五巷”，游走，形成真实的感悟。高一（6）班的冉文杰写下《夕阳下的东城河》：“夏日入暮时分的东城河是暖和、闪亮的。落日继续滚落了下来，几乎要跌入大河。大桥上无数金光洒在睡着，被风儿吹动了，水中那无数金闪闪的黄线扭动着，盘绕着，缠成一片……四周的昆虫宛如一个个演奏家，隐藏在黑幕后唱着一首首曲子，编织着东城河的夏夜之梦。”他按照时间顺序，调动多种感官写下自己的独特体验。葛为同学写夏日午后的东城河：“夏日午后，再次漫步在东城河边，水面波光粼粼，突然，一只水鸟轻点了河面，一圈一圈的圆晕荡漾开去。渐渐地，夜幕降临，林间的蟋蟀、树梢的鸣蝉、成群的小飞虫，都热闹起来。纳凉的人们在河边笑着侃着，好不自在！”她抓住夏日午后东城河周围的小生命，写出了勃勃生机。陈星韫秋日来到五巷：“微风不燥，阳光正好，我来到秋日的五巷。往昔不熟悉地形的人，进入五条巷，转来转去，常迷路不得出，如入‘八阵图’中，故泰州有‘进了五时巷，如吃昏迷汤’的谚语。我虽然没有迷路，却也‘如吃昏迷汤’。进入古巷，恍惚之间，我已回到了明清时期……”她干脆穿越到明清时期，想象了五巷时期的一段古典幽梦式生活，令人回味。以上就是高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生活提升审美素养的几点策略，我们从基础理论入门，逐步推荐阅读、开展生活化实践活动，到诉诸笔端，进行生活化写作，让高中生去感受美，记录美，进而热爱美，亲近美。
关键词： 高职生 诗歌鉴赏能力 培养方法
古诗词作为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以其精练的语言、丰富的想象、真挚的情愫历来为人们所推崇，是语文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高职语文教学的目标来说，诗歌鉴赏教学既是一种人文精神的熏陶，又是作品阅读与艺术欣赏能力的训练和提高。高职院校高职语文教师应积极探讨学生诗歌鉴赏能力的培养途径。
一、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将学生带入诗中所描绘的艺术境界
诗歌是形象的艺术，无论是古典诗词还是现当代诗歌，都十分注重形象。基于此，教师可充分运用现代教学手段展现动态的画面，将精炼的诗歌语言与具体直观的形象联系起来，通过多媒体形、声、光、色等形式，将语言文字转化为具体的形象，让诗中的画面和诗人的感情在学生脑中“活”起来，唤起学生的生活体验，激发他们的情感，让学生抓住“诗眼”或关键词，反复推敲、理解、体会诗歌所包含的思想感情和所表达的艺术韵味。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一诗描绘的是西北边塞的壮丽景色，这是身处南方的学生所无法领会的。教师运用PPT课件，则可以表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数万树梨花开”的神奇，“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的奇伟景象，“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的惆怅情调，等等。声像画面的展示，可以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不仅感受到诗歌的艺术魅力，而且理解诗歌所描绘的意境，由此取得传统教学手段所无法达到的教学效果。
为培养学生学习诗歌的兴趣，教师在诗歌鉴赏教学过程中，可给学生布置相应的课前或课后作业，安排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分工协作，上网查询所学诗歌的相关信息，自制PPT课件，在实践课上，由他们演示。在学生自制的PPT课件中，既要含有文字信息，又要含有图像信息。学生在上网收集信息的过程中，不仅对作者的生平、创作背景会有全面了解，而且能在课堂上向大家介绍搜集到的信息和自己的理解，与老师和同学们分享学习的成果。这种交互式教学，可使学生的学习兴趣不断提高。
实践证明，在诗歌鉴赏教学中，发挥多媒体的传递、变动、再现作用，不仅可以使教学内容化静为动、变无声为有声，而且可以通过绚丽的画面、悦耳的音乐、动听的声音，为学生创设优美的诗境。这样有助于学生较快、较深刻地整体感知诗歌，有助于学生进入诗中所描绘的艺术境界，体会作者蕴含在诗中的思想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可强化诗歌鉴赏教学的效果。
二、多诵读，多感受，用心体会诗歌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与艺术魅力
搜集典范朗诵资料，引导学生模仿朗读，名家朗诵是学生学习诵读的典范，著名配音演员丁建华朗诵的舒婷的《致橡树》，乔榛朗诵的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任志宏朗诵的艾青的《我爱这土地》，李瑞英、濮存昕、陈道明等朗诵的《温暖2008》等，都是朗诵的代表作。名家们或浑厚或甜美或低沉或明亮的声音，抑扬顿挫的声调和节奏，生动地展示了诗歌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和艺术魅力。在画面、音乐的辅助下，诗的节奏感和旋律美、诗人用字用词用句的匠心所在，有机交融，共同营造出诗情画意的视听氛围。因此，诗歌鉴赏的诵读环节应当充分发挥名家朗诵的示范作用。
以模仿朗读为基础，指导学生自主诵读。因为这不仅是理解诗歌的好方法，而且是表现诗歌的重要手段。在学生初步理解诗歌以后，可以让学生或充满激情高声朗读，或细细品味低声吟咏；或运用配乐、配画朗诵等多种形式，读出对诗歌的感悟，读出诗歌的音乐感、节奏感。如：讲授苏轼的《前赤壁赋》一诗时，在学生基本理解诗意以后，可以让学生静下心来，倾听幽婉的古琴曲，展开想象的翅膀：清风徐徐，水波不兴，月光如乳，翠竹摇曳，小船飘荡，洞箫悠扬，扣舷而歌，洗盏更酌[1]68。讲授李白的《蜀道难》时，可以让学生体会开头突兀沉雄，表现的是诗人看见蜀道高危的惊惧情绪；全篇节奏较慢，起伏不平，表现的是诗人跌宕起伏的思绪情怀。诵读节奏应随之变化，体验美的享受。
当学生从教师布置的大量课外读物中，通过自己上网查找资料、玩味欣赏、揣摩体验，对诗歌的音乐美、画面美有了感受，对诗歌的意象美、情致美有了整体把握后，教师还要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教学中引导学生用自己的观点理解、感受诗歌所传达的美感，引导学生在诵读中不断咀嚼、玩味、体会、感悟，让学生带着主观感情感受诗歌的音乐美、节奏美、韵律美，体会诗的感彩和语言风格；品味诗歌的意境美，领悟诗的主旨和意味，在感受中获得审美的艺术享受，达到诗歌鉴赏教学的目标。
三、演练结合，完成对诗歌文本的再创造
无论古典诗词还是现当代诗歌，无一不是作者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高超的语言表达技巧的集中体现。在诗歌鉴赏教学中，古往今来的优秀诗歌，无疑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写作范例，使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选材能力、炼字能力、结构能力等都有所借鉴、有所提高。高职语文教学大纲对学生学习诗歌提出了要求：“诵读古现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和审美情趣。”[1]当学生对诗歌产生了兴趣，必然会产生学写的念头，这时教师要鼓励他们大胆尝试，进行诗歌创作。写作训练是诗歌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包括改写、仿写、自我创作等内容。在教学中，教师可指导学生把诗歌（尤指古诗词）改写成一些具有环境描写、故事情节、人物对话的现代文。如，对一些古诗进行改写：有的古诗写景抒情，可以改写成语言优美的短文；有的古诗叙事性强，可以改写成故事；有的古诗描写场景，可以改编成剧本，等等。如，李白的《行路难》，可以让学生改写成散文；《诗经・采薇》可改成一定的场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可以让学生改成短剧。通过改写，让学生着力表现诗中那些或喜或悲的场面。这样做，不仅能培养学生的想象力，而且能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更有助于他们对诗歌的鉴赏。
除了写作训练之外，还可以进行表演实践，这是对所学诗歌的一个再创作过程。不少诗歌具有叙事性或故事性。对这类诗歌，就不妨采取学生喜闻乐见的表演方式。如《陌上桑》一诗，叙述一个太守侮弄一个采桑女子遭到严词斥责的故事，《赠汪伦》一诗，描写了诗人李白为好朋友汪伦送别时的场面，对这些诗歌，可以用实训课的形式安排学生按照诗歌所提供的气氛、场景、情绪进行合作表演。寓教于乐，让学生在表演中体验、感受和理解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受到教育和启迪。
四、结语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没有很好地教会学生基本的鉴赏技巧，学生的鉴赏能力是否得到了有效的提高，是评价高职语文教师诗歌鉴赏课教学效果强弱的重要尺度之一[2]。优秀的诗歌往往具有深邃的思想、优美的意境，蕴含着丰富的感情，语言精练准确，富有节奏感和音乐美，能使学生自然而然地受到美的熏陶，从而开阔视野、增长心智、提高文化品位。在高职诗歌鉴赏教学中，教师要深入挖掘教材中的审美对象，善于引导学生感知美，最大限度地增强学生的主体能动意识，积极建构、转化有利的审美对象，让学生从情绪体验中得到美的享受、美的愉悦，引导学生在体验美的基础上发现美、创造美，使学生在审美过程中，更好地完善人格、陶冶情操、增加文化积淀。
参考文献：
20世纪汉语诗歌发生了重大变化,新诗即是执意区别于旧诗的特定概念。但,新诗的特征是什么?新诗与旧诗有哪些联系?什么是新诗传统?却是困扰我们的诗学问题。
古典诗歌经过两千余年才完成了自身的演变过程。新诗拥有举世瞩目的古典诗歌的雄厚基础,本当可以取得比较满意的生长周期,但新诗由于在与旧诗的决裂中诞生,带有“先天贫血”,加之历经困扰,因而延缓了本世纪新诗的发展过程。然而作为一种新生诗体,又总是以潜在的生命力,寻找一切复苏和健全自身的机遇。伴随着每一次对新诗的重新认知和艺术建设,都有利于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的艺术转变。
本文运用“汉语诗歌”的概念,旨在切入百年来中国新诗发展的基本规律,追寻新诗的汉语言艺术的本性。
一、“新诗”的猝然实现:中国诗歌的自由精神的张扬与汉语诗意的流失
19世纪西方科学文化的迅速兴起,构成对中国古老文化的严峻挑战,“诗国”便渐渐有了闭关自守的顽固堡垒的意味。中国诗坛的先觉们走出国门,睁开眼睛看世界,引起了对“诗国”的反省,“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然而能否在汉语诗歌的基础上实行变革?则成了20世纪诗坛的焦点。“诗界革命”虽未促成新诗的诞生,但梁启超、黄遵宪等并不割断与诗国传统的联系论诗,还是可取的。新诗作为“五四”诗体解放的产儿,是背叛传统汉语诗歌的“逆子”。“五四”先驱出于要改变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诗国”面貌的良好愿望,便采用了“推倒”的简单化的方式。所说“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表明了这种“革命”———“推倒”的决心。他们疏忽了一个事实:古代诗歌的格律化与白话化,几乎在同步演变。至唐代产生的格律诗又称近体诗、今体诗,从“白话”的角度理解这一命名,似乎更为贴切。即使“古体”,也发生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李白的《蜀道难》、杜甫的《石壕吏》、岑参的《白雪歌》等,可视为半“自由”、半白话诗。唐诗宋词得以在民间留传,乃至成为今日儿童背诵的启蒙课本,岂不正是其白话格律或白话古体的原因?“五四”变革者对白话或半白话的近体诗与文言散文及其他韵文不加区别,打破“格律”,同时也将充满诗意的白话口语的炼字、炼句、语境、意象等一起“推倒”了。这种在“短时期内猝然实现”的新诗,使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审美感知的诗性语言在一夜之间流失殆尽。“五四”先驱们让对“诗国”的叛逆情绪,掩盖了对古典诗歌艺术价值的认识,他们以惊慕的目光投向西方,而没有注意到国门打开之后,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库藏同样对西方产生着新异感和吸引力。譬如,美国现代意象派诗人庞德十分推崇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神韵,译著《神州集》(1915年)中突出移植创造了汉语诗歌的新奇动人、富有意味的意象。
几乎在一张白纸上诞生了新诗,一切都回到了小孩学步的幼稚状态。“诗该怎样做”呢?自己也说不清楚。所谓“变得很自由的新诗”,“有甚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①,虽在提倡很自由地说真话,写口语,却没有划清诗与文的界限。提出关于新诗体节的“自然节奏”、“自然和谐”②,也因宽泛而难以作诗的把握,当时诗坛处于茫然无措之中。有趣的是,变革家们虽然执意要“推倒”旧诗,但写起诗来却“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脱不了古体词曲的痕迹。只是光顾得模仿古典诗词的意味音节去保持“诗样”,却忽视和丢掉了诗意空间建构的方式,致使专说大白话,诗味匮乏。俞平伯试验用旧诗的境界表现新意。他曾作切肤之谈:“白话诗的难处,正在他的自由上面”,“是在诗上面”,“白话诗与白话的分别,骨子里是有的”③。刘半农得力于语言学家的修养,他驾御口语的能力、大胆的歌谣体尝试、及其“重造新韵”、“增加无韵诗”、“增多诗体”等主张④,对于草创期诗歌的转型、特别是新诗体建设,具有倡导性意义。
等先行者在一片荒芜中矗立起新诗的旗帜,难免显得创造力的贫乏,便不得不从西方诗歌中汲取灵感。伴随20年代始,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出现在诗坛,意味着新诗的长进。与其说是从西方闯入的“女神”,不如说是“五四”时代呼唤的“女神”。郭沫若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中汲取了诗情,在感应和效法美国诗人惠特曼那种摆脱一切旧套的博大诗风中,把自由体连同西方现代诗歌惯用的隐喻和象征的诗意方式一起引进来了。这就增强了自由的新诗的形式内涵,弥补了草创期新诗的不足,具备唱出“五四”时代最强音的可能。郭沫若感到“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⑤。那种“天狗”式的绝唱,“凤凰涅*$”似的再生,“炉中煤”燃烧般的感情……一个个形象感人的博大隐喻,凸现着思想解放和“人的觉醒”的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郭沫若可称为“中国的雪莱”,“是自然的宠子,泛神论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⑥,将诗视为自己的自由的生命。然而“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诗人任其情感随意遣发,无拘无束,让自由精神之马冲破了一切已成的形式,越出了诗的疆界,导致诗体语言的失范、粗糙,散漫无纪。郭沫若对“美人”的比喻,不尽妥贴。因为“美人”本身首先是人体美的展示,而“不采诗形”,岂不丧失了诗美传达的媒体?
新诗自由体的匆匆登场,决定了汉语诗歌的命运。可以说,“五四”“诗体解放”并不属于自觉的文体革命。但“诗国革命”作为“五四”的突破口,却实现了文学思想的解放和转变。先驱们致力于使诗和文学从森严壁垒、保守僵化的封建意识王国里突围,回到人性复苏、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现代精神家园中来。“新造的葡萄酒泉/不能盛在那旧了的衣囊/我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女神之再生》)郭沫若对新诗的贡献,不在于引进自由体,而在为高扬新诗的自由精神创造了现代隐喻的诗意方式,这个“新鲜的太阳”,揭开了20世纪诗歌的黎明的天空,使汉语诗歌进入了现代精神的家园。
作为舶来品的“自由体”,如何植根于中国诗苑?回答很简单:要契入中国诗体艺术,成为现代汉语诗歌的自由体。郭沫若的大多数自由体诗是激发型的,伴随“五四”浪潮而起落,缺乏汉语诗性语言那种不可磨灭的光芒。“五四”以后,他明显重视了汉语诗歌的音节和“外在的韵律”,甚至趋向半格律体创作,出现了《天上的市街》、爱情诗集《瓶》中的《莺之歌》等具有汉语特色的作品。但后来多数篇什已经意味着他的诗力不足而失去了艺术探索的能力。
旧诗体在“五四”诗体解放的大潮中并未消亡,反而更具个人化写作的性质。郁达夫一方面肯定和称赞新诗“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⑦,一方面又有对“诗国”的眷恋,表现了运用旧诗体创作的兴趣和才情。他和形成与郭沫若之间新旧体诗互比互补的“创造”景观。这一典型个案,构成了第一次汉语诗歌转变的窘迫情境。
二、从“模仿”到“融化”:二三十年代形成汉语诗歌艺术转变的契机
任何民族的新旧语言文化之间有着不可割断的内在联系。新诗与母体的隔膜是暂时的,终究要返回对母体的追认,不过历经了一个浪迹天涯的过程。
中国新诗的“贫血症”,以西法治疗滋补,尽管不能“治本”,但也会“活血强身”,拓宽视野。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百无禁忌,是诗人敢于试验和探索的年代。走出国门与留在国内的诗界有识之士,纷纷向西方现代派诗歌寻找新诗的出路,20年代中国新诗形成了全方位的开放态势。尤其是象征主义诗歌艺术那种富有内含力和迷离色彩的诗意方式,似乎成了拯救新诗的灵验秘方。这一时期新诗明显向内在、含蓄、浑沌方面转变,虽未很快转化为汉语诗歌自身的特色,乃至是一种模仿或复制,然而,新诗即使充当西方现代诗歌的“拿来文本”,也会给汉语诗歌带来新异感,进而反观自身,达到对异质语言艺术的汲取和融化,激活现代汉语诗歌文本。
一位优秀诗人不管接受多少外来诗歌艺术的影响,都离不开深厚的民族语言文化和诗歌传统艺术的支撑。20年代中后期中国诗人从“打开国门看世界”进入“从世界回首故国”。创造社穆木天的《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1926年1月4日)⑧,与稍后周作人的《<扬鞭集>序》(1926年5月30日)⑨,颇能表明这一历史性转折,也可以理解为新诗开始对母语的追认。穆木天留学日本,从熟读法国象征派诗歌和英国唯美派王尔德的作品开始新诗创作,但他没有一味陶醉于“异国熏香”,而是审视和反思新诗自身,主张“民族彩色”。他认为“中国人现在作诗,非常粗糙”,批评“是最大的罪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是“大错”。周作人明确提出建立新诗与汉语诗歌传统之间的联系,“如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词方法,在我们用了汉字写东西的时候总摆脱不掉的”,并认为汉语诗歌的字词组合及修辞方法具有超越时间的延续性。即是被认为“欧化”的诗人李金发,也批评文学革命后“中国古代诗人之作品”“无人过问”的倾向,主张在创作中对东西方的好东西进行“沟通”和“调和”,而体现在他的诗作中只是欧化句法与文言遣词兼而有之⑩。穆木天从对“诗国”艺术的勘探中,提出“纯粹诗歌”的要义有四:(一)要求诗与散文的清楚的分界;(二)诗不是说明,而是表现;(三)诗是大的暗示能,明白是概念的世界;(四)诗要兼造型与音乐之美。这显然是对的新诗理论的反拨。如果说穆木天的“纯粹诗歌”已找到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契合点,那么周作人特别强调的“融化”概念,则是实施创造性转化的内在机制。他认为“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不可只披上一件呢外套就了事”。“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它的进化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近来中国的诗似乎有渐近于独创的模样,这就是我所谓的融化。”“融化”,是实现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化的必不可少的中心环节。新诗由于发生了诗歌语言传统之力与现代诗歌艺术方式的双重危机,因而“融化”意味着新诗向民族化、现代化的双向转化。新诗从“模仿”到“独创”的实现,是一个寻根和创新的过程。一方面从“诗国”中汲取母乳,恢复和增强汉语诗歌的固有特质,一方面使“拿来”的西方现代派诗歌艺术真正为汉语诗歌艺术所汲收和消化。新诗彻底摆脱“模仿”的印记,表现为回归母语的自我消解。“独创的模样”,固然要使汉语诗歌的特长和优势得到充分的展示,但也透视着世界诗歌潮流的艺术折光。“融化”发生的基因,在于中西诗艺的相通之处。譬如,19世纪末西方开始流行的象征手法,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也包含有象征因素。穆木天称杜牧的《秦淮夜泊》是“象征的印象的彩色的名诗”。周作人认为“象征实在是其精意。这是外国的新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真正的中国新诗”正是以复苏汉语的本性与孕发更多的诗意为目的,与以前的“新诗”划清了界限。
二三十年代诗人并未普遍形成明确的现代汉诗意识,即使突入“融化”的创作状态,也并不意味有了实现汉诗转变的艺术自觉。我们只能从各路诗家勇于求索、自由发展的扑朔迷离的态势中,去辨析和描述新诗向现代汉语诗歌方面转化和发展的轨迹。
一种是从诗形切入,试验作汉语形式的新诗。1926年4月新月社闻一多、徐志摩等创办《晨报·诗镌》,提倡“诗的格律”,无疑是对初期新诗的散文化弊端的匡正,造成了新诗形式重建的氛围。然而闻一多所说的“格律”,是英文form的译意,具体指“视觉方面的格律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听觉方面的格式,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瑏瑡。中外诗歌在视、听觉方面的格律因素,固然有相通之处,但汉语方块字有着自身独有的组织结构和美学特征,也更易于造成诗的视觉方面的建筑美的效果,并表现了与字母文字不同的语境方式和操作程序。闻一多提倡的“新格律”,并非如有些论者和教科书中所说是“中国古诗传统与外来诗歌形式的结合”。考察当时在《诗镌》、《诗刊》上流行的四行成一节的“豆腐干块诗”,包括被认为“新格律”范式的《死水》,很难说体现汉语诗歌的“格律”,更谈不上与汉字词汇的诗意方式融于一体。光图有词句的整齐排列,而缺乏炼字炼句炼意的工夫,就建构不起汉语诗歌意义生成系统的优化结构和诗意空间。这种不能发挥听、视觉方面的汉语诗歌特长的“格律”,难免有西洋“格律”的汉译化之嫌。朱自清评论“他们要创造中国的新诗,但不知不觉写成西洋诗了”瑏瑢。当然,他们有些作品,如闻一多的《一句话》、《收回》,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偶然》、《沙扬娜拉》第十八首等,比较切入现代汉语的音乐节奏,自然流畅,在整饬中求变化,避免了因对字词的相等对应的刻意追求而出现的滞留感。
在新月派的新格律试验中,朱湘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现代汉诗的特色。这位对西方诗体和诗律学研究颇深的诗人,具有鲜明的民族语言意识,自觉发掘古典词曲和民歌的形式结构的美。如《采莲曲》,即是从六朝骈散和江南民歌中脱出来的。《摇篮曲》、《催妆曲》、《春风》、《月游》等,是将英国近代格律体、歌谣体与我国民歌民谣相融合而创造出的歌谣体,音节流转起伏,韵律回荡优美,并构成整体匀称的方块字排列的形式美(建筑美)。如何增大“新格律”的汉语诗意空间?仍处于探索之中。如果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创造了人类自由性灵所依恋的“康桥世界”这一意味弥深的音乐境界;那么朱湘的《有一座坟墓》、《废园》等篇什,则在对某种情绪和灵魂的深度显示中造成了较大张力的诗意场。这对于汉诗传统形式的开拓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新月派作为“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客观上沟通了诗人对新诗汉语艺术形式的重视,影响了一代人的创作。30年代中期,林庚的四行诗、九行诗、对诗行、节奏和口语化的追求,也体现了现代汉语特点,有人称为“现代绝句”。
十四行诗(Sonnet),作为从西方引进的特殊的格律体,为不少诗人所喜欢、试验着写过。但真正能够切入现代汉语的音节和诗意的方式、试验出色者,当数早年加盟沉钟社的冯至。他的《十四行集》,并不严格遵守十四行的传统格律,主要利用十四行体结构上的特点,适当融入古典汉语诗词格律的有益成分,旨在追求现代汉语的音节和语调的自然,体现了浓郁婉转的东方抒情风格。在诗意表达上,虽明显受里尔克的影响,却完全从自身的艺术体验出发,以精妙含蓄的汉语,抒写内心真实。冯至的十四行诗,不是一般的移植和仿造,而是不同诗歌语言之间的转化,是对西方十四行的一种变奏体。
再一种是从诗意结构切入,运作现代汉语诗歌的象征艺术表现。象征诗派与新月诗派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从李金发最早以“诗怪”出现在诗坛,到戴望舒被称为中国的“雨巷诗人”,表明象征派诗的演变,以汉语诗意质素的增长为标志。李金发的诗,既是异端,又是垫脚石。“异端”相对于传统而言,带有“革命性”意味。李金发诗的深层的内心体验的个人象征意象,以几分生涩而又十分耐味的神秘感,浑沌感深度感,显示了突破传统象征、给个体生命内涵赋形的可能。然而这与现代汉语诗歌还相距甚远,仅是汉语诗歌转化中的特有场景。戴望舒、卞之琳正是在这一场景中推动了象征派诗的汉语化进程。他们不是照搬波德莱尔、魏尔伦、叶芝、里尔克这些象征派、现代派大师,而是着眼于寻找西方诗与汉语诗的艺术契合点,“做‘化古与化欧’结合的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卞之琳甚至认为戴望舒开始写诗,“是对徐志摩、闻一多等诗风的一种反响。他这种诗,倾向于侧重西方诗风的吸取倒过来为侧重中国旧诗风的继承”瑏瑣。戴望舒的前期代表作《雨巷》,将法国早期象征派诗人魏尔伦追求语言的音乐性、意象的朦胧性与我国晚唐的婉约词风相融合,使“中国旧诗风”发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创造性转化”。《雨巷》的现代汉语意味,不仅表现在“雨巷”这一富有民族情结和充满汉语诗意的象征体的朦胧美,还突出体现了以诗人情绪为内在结构的现代汉语音节的韵律美,叶圣陶称赞《雨巷》“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瑏瑤。诗人注重汉语音节,并不影响内心开拓及诗意发掘,因为音节安排服从并巧妙融入象征的诗意方式之中。卞之琳将中国古典诗歌的含蓄与西方象征主义诗歌语言的亲切和暗示、中国传统的意境与西方的“戏剧性处境”、“戏拟”相沟通和融合,形成了汉语诗歌的独特而富有表现力的现代口语方式,具有“行云流水式”的音韵节奏的效果,和具有深层象征蕴涵的诗境建构方式。诗的口语化叙述方式的戏剧化、非个人化倾向,决定了诗中的“我”、“你”、“他”(“她”)互换的特点,有利于达成曲径通幽的诗意传达和多方位、多层次的诗意结构空间。这即是卞之琳诗歌的现代汉语的智性结构和深邃的哲学境界。
象征派诗歌艺术对于丰富新诗的艺术表现力,拓深意境,实现汉语诗歌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艺术实践意义。在后来民族救亡和长期战争的背景下,多数诗人转向爱憎分明的激情歌唱。但臧克家的《老马》、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等优秀诗篇,仍以象征性而显示出不同凡响的艺术力量。
对新诗的现代汉语形式的创造和探索,未能成为后来诗人们的自觉。甚至戴望舒后来受法国后期象征派诗的影响,也在追求诗的情绪自由表达和口语化中,失去了汉语音律的节制和用语凝炼。30年代后期有论者明确提出:“假如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是诗;假如不是诗,无论用什么形式写出来都不是诗。”“口语是最散文的”,“很美的散文”“就是诗”,因而提倡“诗的散文美”瑏瑥。这实质上是郭沫若自由体诗风的延续。当时萧三、李广田等曾对新诗形式的欧化倾向、“散文化风气”提出过批评,但对新诗的“完美的形式”的具体建构也说不清楚。40年代在“诗歌大众化”的理论下,民歌体诗盛行,由于诗人的感情定势、缺乏汉语意象营造的深层结构而流于诗意肤浅。
三、五六十年代海峡一隅风景看好汉语诗歌转变的延续
当50年代中后期“左”的政治笼罩诗坛,大陆诗人的内心真实封闭起来,失去了自由的歌喉,海峡彼岸却异军突起。从“现代”、“蓝星”、“创世纪”等诗社的兴衰沉浮中,可以窥视台湾现代诗歌对母语的回归和探寻。这些诗人大都是从大陆抵达台湾,其中纪弦、覃子豪、钟鼎文等本来就是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纪弦以笔名路易士活跃于诗坛,并与戴望舒创办《新诗》月刊,1953年在台湾创办《现代诗》,继续倡导和发展现代派诗。他提出“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的“西化”主张,瑏瑦对于输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观念和技巧,打破台湾威权政治禁锢文艺的僵化局面,使诗人获得创作自由,发生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背离了民族文化的传统,理当受到覃子豪等诗人的批评。在西方文化无遮拦地进入台湾的特殊文化环境中,骨子里有着炎黄语言文化意识的台湾诗人,在西方现代主义诗潮与中国古典诗歌、现代诗歌传统的撞击中站稳脚跟,探寻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轨迹。这就使汉语诗歌的艺术转变并未因为大陆的政治运动而中断,新诗在海峡一隅获得了生存环境和艺术发展。
在中国当代诗歌发展史上,台湾诗歌不单填补了“”期间诗苑的空白,同时也最早进入与西方诗歌对话,在处于新诗发展的“前沿”充当了承上启下的角色。倘若对这一特殊角色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就会疏忽汉语诗歌转变的内在逻辑。台湾五六十年代诗歌在变动的多元格局中呈现着生机,运用现代技巧进行自由的精神创造,已成为诗坛风尚。所谓“台湾新诗长达近二十年的论战”,表面上看是围绕传统的“离心力”与“向心力”之间的冲突,实质上“离心力”也受着传统之力的制约。创世纪诗社以“新民族之诗型”为要旨,他们虽像游向大海的鱼,因对新异感的热恋而表现了对传统的远离,但飘泊的游子最终心系本土的语言和诗歌艺术。从洛夫的《石室之死亡》(1965年)到《魔歌》(1974年),就是这一过程的深刻体现。台湾现代派诗歌的探索免不了带有试验性,但实现汉语诗歌转变需要在充满探险精神的试验中实现,关键在于这种试验能否催促汉语诗歌艺术特征的形成和成熟。那种“无根”的试验,必然带来诗歌的“失血”,并因“飘泊无依”而生命孱弱。
台湾诗人深受艾略特等20世纪现代诗人的口语叙述的影响,形成了自由舒展的口语化诗风,与戴望舒、卞之琳的现代诗风一脉相承。现代汉语自由体诗的口语化,是一个动态的诗学概念,不仅使诗性言说处于不断变化的时代语境之中,同时还能注入和激活诗的现代汉语的质素和精神,消解新诗创作中挥之不去的译诗化印记或模仿痕迹。
艾略特曾称现代最佳的抒情诗都是戏剧性的。我们已有卞之琳把“戏剧性处境”、“戏拟”的方式运用于诗创作中的成功经验。曾专修过戏、演过戏的痖弦,擅于把“戏剧性”化为诗的因素,活用为一种睿智机巧的口语叙述方式。在痖弦的诗中,这种戏剧性表现又自然融汇于民谣写实的诗风之中,形成了诗人的自然淳朴而又谐谑或嘲讽的现代口语抒情腔调。诗的“戏剧性”,旨在构成诗意的效果。譬如《乞丐》,诗人进入“乞丐”的体验角色,充当叙述者,又是被叙述者。叙述口语,既具有浓厚的民谣腔调,又是充满戏剧性氛围的诗性表现。于俗常的喜剧调侃中构成讽喻人生的无奈和悲剧的深刻意味。痖弦独特的叙述口语方式,表面上通俗轻松,且带有一种甜味,而骨子里却是深沉的,包含着传统的忧苦精神。
“新民族之诗型”揭示了汉语诗歌艺术的内涵:“其一,艺术的,非理性之阐发,亦非纯情绪的直陈,而是意象之表现。主张形象第一,意境至上。其二,中国风的,东方味的———运用中国文学之特异性,以表现出东方民族生活之特有情趣。”瑏瑧中国自由体的口语化离不开新诗的汉语艺术传统,不可不发挥汉语“意象”、“意境”和“东方味”的优势。应该说,余光中、郑愁予等诗人的“新古典”探索,比“创世纪”诗人更明显地表现了发扬汉语诗歌传统的艺术自觉。早期作为现代派的余光中,60年代诗风回归传统;郑愁予被公认为台湾诗坛最富有传统精神的现代诗人。他们致力于汉语诗歌的美丽意象和音韵流风的捕捉,把握汉语字词组合和修辞的特有魅力。譬如:“一把古老的水手刀/被离别磨亮”(郑愁予《水手刀》),“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余光中《乡愁》),像这种现代口语的抒情诗句,因意义的敛聚而富有凝重感和艺术生命情趣。“新古典”重视诗的音乐性的传统,将古典诗词的声韵音色的美融于现代口语的自然韵律之中。余光中批评某些现代诗读起来“不是哑,便是吵,或者口吃”的现象,认为“艺术之中并无自由,至少更确实地说,并无未经锻炼的自由。”瑏瑨现代诗人不是着眼于字面的抑扬顿挫,而是以文字来表现情绪的和谐,以现代人的感觉和情绪融入诗的音节和节奏,情绪的起伏跌宕构成诗的韵律。余光中的《等你,在雨中》、《三生石》等,近乎新格律的独创形式,构成了内在情绪与口语音节的高度融一。
实现古典诗词艺术向现代汉语诗歌转化的难度在于向内心的突入,对现代口语的诗性表现功能和审美趣味的开拓。洛夫在跟语言的搏斗中寻求“真我”口语意象。他在诗集《无岸之河·自序》(1970年)中宣称这辑诗最大的特征,“是尽可能放弃‘文学的语言’,大量采用‘生活的语言’”。这既避免了诗的语句的“枯涩含混”、意象的“游离不定”,同时诗意也“不致僵死在固体的语义中”。当然,生活口语以实用的传达为目的,诗的语言乃是表达,是一种审美形式。洛夫多年来从西方超现实主义的诗与中国悟性的禅的相通中寻求口语意象的内涵力和形而上的本质。超现实主义的“自动语言”与禅的“拈花微笑”,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超现实主义诗人认为,只有放弃对语言的控制,真我和真诗才能摆脱虚假浮出水面;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以避免受理性的控制而无法回归人的自性。可见“自动语言”与“拈花微笑”都是企图表现潜意识的真实。洛夫采用这种表现方式的合理因素,克服了“自动语言”反逻辑语法的倾向。他着眼于禅的悟性与超现实主义的心灵感通的契合点,发挥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而又含有无穷之意趣的审美效果。洛夫主张的“约制超现实主义”,更融入了现代精神和技巧,使它形成一种具有新的美学内涵的现代汉语方式,这种语言方式不是工具,而是把握自我存在和人类经验的本身,而且又不断改变平常习惯语言的意义。这在《魔歌》中已得以引证。
尽管还不能说台湾诗坛已经产生成熟的现代汉语诗歌文本,但六七十年代台湾现代诗寻求回归和再造传统的艺术经验,却也呈现出现代汉语诗歌的艺术建设的动人景观。
四、新时期现代汉语诗歌的本质特征的形成,对新诗体形式再度误读还是着力探寻?
新时期诗歌变革与世纪初诗体解放一样,侧重于思想精神的解放,而非自觉的诗歌艺术革命,然而也是背负着大半个世纪的新诗经验而进入新鲜广阔的世界。中国古典与现代、西方现代与后现代、台湾40年各种诗歌艺术和诗潮,纷至沓来,构成新时期诗歌丰富复杂、迷离激荡的背景,这酝酿了一场根本性的艺术转变———新诗由充当“工具”回归精神家园。这不是简单的回复,而是在诗的现代化意义上的抵达。世纪初诗体解放属于语言形式本身的变化,是通过思想解放而达到诗体语言的解放(自由)。新时期诗歌语言由充当政治工具的角色,转变为灵魂和生命的存在(栖所),是作为载体、媒介的诗歌语言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是通过思想解放回归诗的本质意义上的本体。具体表现为诗人由“代言人”向个人化写作的转型、由对社会、人生的咏叹到生命体验的突入,诗性言说由大一统格局向多元方式的转型、由传统的抒情向抒情与叙述的分延。从而大大拓展了诗性表现的领域,形成现代汉语诗歌超越传统诗歌的本质特征。
七八十年代之交,当一批老诗人以传统的抒情方式唱着“归来者”的歌,朦胧诗崛起,揭开了个人化的抒情的序曲。朦胧诗人开始因个人化的抒情及新的艺术手段带给诗坛陌生感,反映了四五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充当人民的代言人”的“我”与诗人个人的“我”之间的反差。而消除这种差距,意味着诗人找回丢失的自我,返回内心体验的真实。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并非孤立的现象,是在对“左”的政治和传统思想文化的批判中所表现出的个性自由精神和崭新的理想主义的光辉,显示了新时期中国人的心灵的苏醒,是对“五四”新诗的现代传统精神的张扬。在艺术上,与中国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相衔接。特别是戴望舒诗歌讲究旋律和意象的朦胧美,穆旦诗歌的凝重和现代知性———充沛坚厚的主体精神,对舒婷、北岛等朦胧诗人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或心灵感应。诗人的群体意识与“代言人”,是有着明显界限的不同概念。个人化抒情并不排斥诗人切入社会和人生的群体意识倾向。如牛汉的《华南虎》、《梦游》,曾卓的《悬崖边的树》、《有赠》,邵燕祥的《五十弦》等,总是以强烈深厚的个人情感的诗性抒发,表现了对社会和人生感受的普遍经验的凝聚力。“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一样要遵循个人化的抒情。只是体验的角度不同。新时期诗坛的“李瑛现象”,可以视为现实主义诗人的个人化抒情的艺术实现的反映。这位随同共和国的步伐走过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的诗人,从80年代后期起,抒情主体发生了由战士的身份、“人民的代言人”到诗人个人化的剧变。李瑛诗歌创作从此走出了不少老诗人走不出的困惑。诗人自我意识的强化,并未改变对人民关怀的初衷,从李瑛诗歌的穿透时空的广漠深邃的生命世界中,仍然带有凝重的历史感、沧桑感。当朦胧诗沉沦之际,却是李瑛、老乡、曲有源、姚振函等新现实主义诗歌兴起之时,这说明个人化抒情已成为新的抒情传统。它不会因为新潮迭起而被另一种语言方式所代替。辛笛、陈敬容、杜运燮、郑敏等现代诗人,当年就是以个人化抒情而步入诗坛,历经半个多世纪而不衰。朦胧诗的沉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发展,朦胧诗人又不能调整自己,确立新的正面现实的勇气和位置,势必使诗丧失了原先的震惊效应。倒是舒婷抒写爱情、杨炼吟咏历史等诗篇,留下了较长的回音。朦胧诗的批判精神和个人化抒情的风格,不会过时。朦胧诗对新诗体虽然没有多大突破和创造,但在意象营造中充满才情和奇想的隐喻方式,具体清晰而整体朦胧的特征,仍是对新诗的汉语艺术特性的发挥和创新。我们不能认同朦胧诗“仍是以西方诗歌为原型的汉诗”的说法,瑏瑩至今尚未发现朦胧诗中有模仿西方诗歌的迹象,这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中尚属罕见。从朦胧诗中仍有名句传世这一事实,也能说明这些篇什已经具备现代汉语诗体形式的某种特征。朦胧诗之后,海子、昌耀、西川等将朦胧诗的个人化抒情传统继往开来。他们远离“社会中心”,避开尘嚣,为世纪的落日铸型,在寂寞的荒原上建构心灵———语言的栖所,展示承受人类苦难的灵魂。
诗如何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真实存在,表现生存体验的原生态?是80年代后期提出的重要诗学命题。在后新诗潮兴起与海峡两岸发生诗艺交流的背景下,出现了口语化叙述的诗风。这种客观陈述的诗性言说,直接进入生命存在,表现生命的脉息,敲击存在的真髓,更能显现诗歌语言的真实和本色,消解了传统抒情中容易出现的浮夸和矫饰。后新诗潮对诗风起于生命之流,及其向适应这一新的表现领域的客观陈述的转型,起了启动和推动作用,而在叙述方式上则带有随意性、翻译性语感化的倾向,消减了诗的形式价值。特别是有些青年诗人的才华浪费在对“不可知的生命内部”的探索。当后新诗潮匆忙演绎西方诗的“后现代”时,台湾那脉口语化叙述的诗风,由于历经了由模仿西方回到探寻民族语言本性的过程,则以初步入乎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姿势,影响了大陆诗歌的语言转型。林染、冯杰等一批中青年诗人对台岛诗风很快产生感应,潜心于自身生存环境的体验,凸现诗的生命意象的民族审美特征和本土气息。90年代新潮诗人也开始自我调整,正面现实人生和社会历史。如同属对女人的爱情体验,翟永明的《十四首素歌》,与被称为“黑洞意识”的《女人》组诗明显不同,诗人从社会现实的大环境中探测“黑洞”,表现了对母女两代人的爱情悲剧的痛苦体验的深度。一种诗风并不单单因为起于新潮而盛行,还在于它是否拥有自己的大地和天空,拥有母语的力量。
一种新的诗风的流行,可能意味诗的新变和发展,但并不表明诗的成熟。90年代诗歌因赶“风”、随“风”而导致大面积“仿制”、“复制”的现象,乃至使叙述口语变为诗人圈里的“行话”,造成诗歌语言的飘浮或套式。所谓“口语”也成了读者难懂的“咒语”。新诗的语言形式,成了20世纪尚未很好解决的遗留问题。
不管是口语化叙述还是个人化抒情,都只是作为一种诗性言说的方式,具有传达现代汉语诗歌的本质意味的可能,但建构相应的语言形式,却是需要反复琢磨、独具匠心的智性创造的艺术过程。新生代诗人以“现代汉诗”自诩,但又很少有人重视对现代汉语诗体的探寻。他们以“的《尝试集》也是从一种语言方式向另一种语言方式的演化”作引证瑐瑠,以在“一张白纸”上标新立异为荣,认同世纪初把自由体误读为“无拘无束”、“散漫无纪”。这似乎成了中国诗歌变革的劣根性表现。至于还抱着“左”的新诗传统,“九斤老太式”地数落新时期诗歌的论者,却也不讲诗的语言形式,在他们看来完全是“内容决定形式”。只有那种饱经诗坛必要忧患而又长于艺术涅*$的诗人,终究悟出现代汉语诗歌的真正含义;只有那种操守纯正的诗歌艺术、走着自己寂寞的路的诗人,懂得要写什么样的诗。真正优秀的诗篇,总是离不开汉语艺术的独到、精当、奇妙和高超的表现力而动人传世。
正如世纪初诗体革命而引起二三十年代的新诗建设,新时期诗歌的本质意义的回归,必然也伴随对诗的语言形式的探寻。新诗的现代汉语言艺术的成熟,必将由新世纪诗人去收获。
注释：
①《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初版,第128页。
②参见《谈新诗》,《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94—311页。。
③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新潮》2卷1号。
④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3卷3号。⑤郭沫若《凤凰·序我的诗》,重庆明天出版社1944年6月版。
⑥郭沫若《雪莱的诗·小序》《创造季刊》1卷4期。
⑦郁达夫《<女神>之生日》,1922年8月2日《时事新报·学灯》。
⑧《创造月刊》1卷1期。⑨《语丝》第82期,收入周作人《谈龙集》,北新书局1927年12月初版。
⑩李金发《食客与凶年·自跋》,北新书局1927年5月版。
11。闻一多《诗的格律》,《晨报副刊·诗镌》7号。瑏瑢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10月版。
12。卞之琳《戴望舒诗集·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
13。杜衡《望舒草·序》中引语,上海复兴书局1932年版。
14。艾青《诗论》(1938年-193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5。纪弦《现代派的信条》,台湾《现代诗》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