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8:02:4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爱国诗大全，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校园励志文明标语大全
1、做人要厚道，求学要严谨。
2、勤奋踏实，诚实守信。
3、顽强拼搏，勇夺第一。
4、自主自律，自强自信。
5、勤学守纪，踏实严谨
6、不要让今日的懈怠成为一生的痛。
7、“想”要壮志凌云，“干”要脚踏实地。
8、先做该做的事，再做喜欢的事。
9、拼搏奋进，永远进步。
10、志在千里，壮心不已。
11、礼貌勤奋，竞争超越
12、强班强校，校荣我荣
13、壮底气树正气
14、勤学乐思，奋发向上
15、勤奋铸就辉煌。
16、生命的绝唱来机只争朝夕，如诗的年华更需惜时如金。
17、人生能有几回搏，今日不搏何时搏。
18、千淘万漉虽辛苦，千锤百炼始成金。
19、人生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
20、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玺。
21、饮水思源，爱国荣校
22、立志漫长清华园，刻苦方能未明湖。
23、温馨家园，阳光沙场
24、博观细取，厚积薄发。
25、弱者认命，强者抗命。
26、独木不成林，单丝不成线。
27、读书在于造就完美的人格。
28、良心无愧信心无畏，恒心无敌青春无悔
29、为了梦想，我们不懈努力。
30、无一事不学，无一时不学，无一处不学，成功之路也。
31、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32、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书万卷，志在中华。
33、细节决定成功，点滴铸就辉煌。
34、知识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35、把握一个今日，胜似两个明天。
36、求真尚美，砺志笃行。
37、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38、十年铸剑，只为炉火纯青；一朝出鞘，定当倚天长鸣。
39、同心合力，创造辉煌
40、横绝学海，笑傲苍穹。
41、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42、学之染人，甚于丹春。
43、但求日积月累，收获于细微；不要左顾右盼，专注于自我。
44、蓄势待发，有备无患。
45、但求日积月累，收获于细微；不要左顾右盼，专注于自我。
46、团结拼搏，争创佳绩。
47、读书在于造就完美的人格。
48、自律，民主，团结，和谐。
校园文化发展标语
1、做人要厚道，求学要严谨。
2、勤奋踏实，诚实守信。
3、顽强拼搏，勇夺第一。
4、自主自律，自强自信。
5、勤学守纪，踏实严谨
6、不要让今日的懈怠成为一生的痛。
7、“想”要壮志凌云，“干”要脚踏实地。
8、先做该做的事，再做喜欢的事。
9、拼搏奋进，永远进步。
10、志在千里，壮心不已。
11、礼貌勤奋，竞争超越
12、强班强校，校荣我荣
13、壮底气树正气
14、勤学乐思，奋发向上
15、勤奋铸就辉煌。
16、生命的绝唱来机只争朝夕，如诗的年华更需惜时如金。
17、人生能有几回搏，今日不搏何时搏。
18、千淘万漉虽辛苦，千锤百炼始成金。
19、人生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
20、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玺。
21、饮水思源，爱国荣校
22、立志漫长清华园，刻苦方能未明湖。
23、温馨家园，阳光沙场
24、博观细取，厚积薄发。
25、弱者认命，强者抗命。
26、独木不成林，单丝不成线。
27、读书在于造就完美的人格。
28、良心无愧信心无畏，恒心无敌青春无悔
29、为了梦想，我们不懈努力。
30、无一事不学，无一时不学，无一处不学，成功之路也。
31、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32、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书万卷，志在中华。
33、细节决定成功，点滴铸就辉煌。
34、知识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35、把握一个今日，胜似两个明天。
36、求真尚美，砺志笃行。
37、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38、十年铸剑，只为炉火纯青；一朝出鞘，定当倚天长鸣。
39、同心合力，创造辉煌
40、横绝学海，笑傲苍穹。
41、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42、学之染人，甚于丹春。
43、但求日积月累，收获于细微；不要左顾右盼，专注于自我。
44、蓄势待发，有备无患。
45、驰骋于自己的天下，奔腾在碧绿的山间，——成功在于不断地超越。
46、团结拼搏，争创佳绩。
47、读书在于造就完美的人格。
48、自律，民主，团结，和谐。
关键词：典型人物报道；感动中国；平民化；策略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6-0258-02
典型报道是对一定时期内产生的同类事物中最突出或最具有代表性的事物进行重点报道，是我国报刊常用的报道形式。其目的是通过对具有典型意义的人或事的剖析，引出普遍性的经验或教训，用以指导工作，教育读者。①其中典型人物报道是最显著、最常见的形式。
典型人物报道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是我国新闻媒体的一种传统报道样式。作为正面人物宣传的集大成者，典型人物报道在我国新闻传播事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典型人物作为社会的一员，脱离不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产生了一批典型人物，如雷锋、王进喜、张海迪、牛玉儒等等。典型人物及其媒介形象深刻地影响着公众对当下社会形态的认知。典型人物报道作为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体现特定社会背景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观照中国的历史变迁。典型人物报道因其具有强烈的宣传色彩、抽象的道德感召等特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到了树立榜样、传播主流价值观、引导舆论导向的作用。由于社会形态、人文环境和媒介生态的变化，人们的个体意识增强、价值观趋向呈现多元化。而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采用单向灌输的传播方式、塑造角色大多具有高大全的形象，过分强调集体意识忽略个体，这些遭到了人们的摒弃。典型报道在经历了繁荣之后出现了式微。
自2000年起兴起的人物“榜单”，是典型人物形象呈现方式有了显著地突破。比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的关注度更高，社会渗透性更强，而《感动中国》是其中最为成功的案例。《感动中国》从整体上来说是一档人物评选类的节目，它是以颁奖典礼的形式对评选出来的最具震撼人心、令人感动的年度人物进行表彰。《感动中国》一开始就以“感动”为主题，这个节目的名字也是从节目的主题产生出来的，紧扣“感动”主题，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无论时代怎样的变化，凝结于人心中最朴实最动人的情感不会改变，人文精神的挖掘是正面人物报道的永恒主题。作为中央电视台倾力打造的一个精神品牌栏目，《感动中国》从2003年开办至今，已经连续举办十一年，它已成为中央电视台一个知名的公益性节目，被誉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传递着社会正能量。
《感动中国》的成功在典型人物报道陷入低迷的情况下不仅彰显了典型人物报道的影响力和感染力，而且为当代典型人物报道的改进和完善提供了借鉴的典范。笔者认为《感动中国》在报道内容、表达方式以及传播手段等方面的策略与传统典型人物报道的手段不同。
一、平民化的策略
典型人物的形象选取由以往的“高大全”开始趋于平民化。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政治色彩浓厚，推崇典型人物的标准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只讲奉献不讲索取等。典型人物常常被塑造成“高大全”的形象。这种“神化”的典型人物与平民百姓保持着相当的的距离，让人敬而远之，难以给人亲切感。
《感动中国》中典型人物的形象选取开始趋于草根化、平民化。这首先是由其评选的标准决定的：不计人物的身份、年龄、背景、阶层，贫富，只要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动了公众，就可以当选。所以一大批平凡普通的人物进入人们的视野。既有淳朴的农民及农民工，林秀贞，魏青刚，也有坚守岗位的基层工作人员王顺友、李春艳，还有国家干部以及科学家。总体来看，近十一年来评出的人物其中半数都是普通老百姓，拉近了获奖者与受观众的距离，这些人物让观众感觉有亲切感。
人物身份的多元化体现出了价值观的多元化，不同人物身上现在不同的感动主题，既有体现爱国爱民精神的，又有扎根民族精神深处的道德力量，还有自强不惜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力量。受众在接收传播时具有一种“求近心理”，对于那些与自身现实状况相对接近的人物产生亲切感，容易表现出一种“认同”的心理趋向。②不同阶层的不同价值取向的受众在《感动中国》评选出的人物中都能找到自己认同的典型人物。
平民化的叙事策略，在表现人物是并不刻意抬高神化他们，而是尽可能的展现他们平凡真实的一面。制作人用镜头原生态地记录，把他们实实在在地摆在观众面前，让事实说话，让观众从实施中资助的体会和感受人物的崇高精神。同时在现场采访获奖人物时，他们的回答都很朴实，并没有讲什么假大空的道理。会让我们感觉他们和大家一样都是平凡人，因为他们的平凡，他们的事迹反而显得更加伟大、更加震撼人心，观众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身份的认同感和皈依感。2005年获奖人物农民工魏青冈面对滔滔海浪毫不畏惧，三度跳入抢救生命，可是在领奖台上却表现出了拘束和紧张，只是说：“你有困难的时候，别人帮你，人家有困难你能不帮助别人。90后女孩孟佩杰从八岁开始伺候瘫痪的养母12年，并带着母亲去上大学。她的孝心感动了无数人，然而在采访时她却说；“我只过是做了每个女儿都会做的事。《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人物朴实、厚重、生活感强；他们的事迹贴近实际、震撼力强。平民化的策略使得《感动中国》的典型人物报道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
二、采用立体式的报道方式
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表现形式单一，一般都是长篇大论的通讯，这与当时的报道环境及媒体条件有关。《感动中国》采用“三段式”的报道方式。
首先，短片放映。短片运用多种电视语言的表现手法，对人物的生活场景、行为过程尽可能地进行还原。选取获奖者最鲜活的特点和最感人的细节，进行准确、到位、生动的阐释，短片追求故事化、情节化和细节化，以便观众对这些获奖者的事迹能够全面接受和理解。影像表达比单纯的文字更有感染力，让观众从事实中去感动。
其次，现场人物访谈。给人以真实感。《感动中国》对每个获奖者都有几分钟的现场采访。第一环节的短片放映给观众呈现了感性的介绍，看过短片后观众心中肯定有问题想问获奖者，他们不想只停留在听这一被动接受的阶段，而且想有交流。著名文艺学家巴赫金在他的“对话理论”中指出：“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对话――交流”是节目的主导。这时间接的介入采访，主持人所问的有时正是他们所想的，此时主持人就成为观众和获奖者交流、沟通的桥梁。
最后，精彩评论。评论起到画龙点睛，升华人物事迹内涵的作用。《感动中国》采用主持人朗读推选委员会的推荐词以及评选委员会的颁奖词的方式，并且最后都用四个字对其进行总结。这些评论，在对人物进行高尚情操的理性概括，在进行人文精神的宣传和构建的同时，还起到了弘扬主旋律、确立精神导向的作用。
《感动中国》的这种“三段式”的立体报道使其所传达的人物信息更加丰富，并形成互补，在对观众情绪的调动方面，形成递进式的结构，使得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产生强烈共鸣，从而强化传播效果。
三、重视受众的参与
中国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形成了带有策划性和自上而下的推广性性特征的基本宣传模式。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和媒体共同策划典型人物报道，典型的推广自上而下，中央和地方媒体依据上级政策意图，提炼当下社会需要的某种主流思想，借以影响并为公众设置人物形象议程，受众只能被动的接受信息。
随着时代的发展，受众在获取信息的同时也渴望表达自己的意愿。当今典型人物的塑造淡化了政策宣传的痕迹，改变以媒介和政治合力主导的政治话语时代，逐步过渡到以广泛受众心理认同的公众话语时代。人物的选取和呈现方式更为真实，模式更为接近人物的现实生活中可以触及的“现实形象”原貌。《感动中国》中的每个人物的推选，都是先在全国范围征集人物候选人，通过对观众、读者和网友的投票进行统计，组委会初步确定了20位候选人，并开始陆续在央视《东方时空》栏目进行展播，显然这些典型人物已经注入了种种集体认同的元素。随着网络的兴起，每年感动中国人物评选的时候，腾讯网、新浪网等门户网站都在显著的位置设置了感动中国专区，对人物进行介绍并且提供讨论区。据报道，在2012年感动人物评选时，在感动中国的新浪赚取的讨论区里有460万人参与讨论，这样一种方式有了实时互动的特点，让更多的人能把自己的感动相互分享。
四、采用“全国感动联盟”的传播方式
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的转型和人们思维方式的嬗变，现今平面媒体、电子媒体、网络媒体、通讯媒体对受众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对信息的关注点日趋多元化。信源的发散性、内容的多样性，单一媒体用单一方式在单一时间里传播单一信息再难以达到很好的传播效果，因此整合新闻媒体资源，以扩大信息的影响力就变得一场重要和必要。《感动中国》采用的“全国感动联盟”的模式就是一个典范。央视在制作《感动中国》时，突破了栏目行为或部门行为力量单薄的局限，组织全台的相关栏目和部门协调互动、形成合力。《东方时空》栏目展播候选人物的事迹，央视国际网站和《中国电视报》紧密配合进行人物事迹宣传和孤立受众投票，《面对面》，《焦点访谈》等栏目针对候选人录制相关节目。央视在制作《感动中国》时，不仅整合了内部资源，而且主动寻找其他媒体进行合作，成立了“全国感动联盟”。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兴起，感动人物的故事通过网络、微博、微信这些媒介迅速传播。据媒体报道，《感动中国・2012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人物专题的点击率在一天之内就达到了180万。在腾讯微博上搜索“2012感动中国”网友的留言已经逼近70 万。这种地方媒体和全国性媒体、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倾力合作，保证了评选活动最大程度地深入到受众之中，使活动增加了多样性、增强了广泛性，扩大了影响力。
在典型人物报道陷入低迷的情况下，《感动中国》采用这种平民化的策略、立体式报道方式、全国联动以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倾力合作的传播的方式，使其获得了成功。它的成功也为典型人物报道的改进提供了借鉴的典范。同时，其自身还需要不断的改革和创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以便更好的传递社会正能量。
注释：
①余家宏.新闻学简明词典.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4页.
②聂茂、张静.典型人物报道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4页.
参考文献：
沈园是南宋时江南著名园林，本系沈氏私家花园，故又名沈氏园。清乾隆《绍兴府志》引旧志说：“在府城禹迹寺南会稽地，宋时池台极盛”。与陆游同时代的诗人赵蕃，就写有《步沈园》诗：“黄残白，孟冬风日亦云佳。晚来忽有寻诗兴，送尽投林万点鸦。”可见当时到沈园游赏，大多与诗兴有关。沈园现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绍兴市区延安路和鲁迅路之间。而沈园之所以在宋代以后名气更大，就是因为它是陆游凄苦爱情的见证。
陆游出生于一个殷实的书香之家，幼年时期，正值金人南侵，常随家人四处逃难。这时，他母舅唐诚一家与陆家交往甚多。唐诚有一女儿，名唤唐婉，字蕙仙，自幼文静灵秀，不善言语却善解人意，与年龄相仿的陆游情意十分相投。两人青梅竹马，耳鬓厮磨，虽在兵荒马乱之中，不谙世事的两个少年仍然相伴度过一段纯洁无瑕的美好时光。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种萦绕心肠的情愫便在两人心中渐渐滋生了。爱情的欢乐和悲哀，其梦断魂萦、牵肠挂肚的情结，便是借沈园得以寄托的。
陆游与唐婉皆擅诗词，常借此倾诉衷肠。两家父母和亲朋好友，都认为是天造之合，于是陆家就以一只精美无比的家传凤钗（宋朝礼制，结媒以钗为信，陆游《钗头凤》词就与此有关）作信物，订下了唐家这门亲上加亲的婚事。陆游19岁时与唐婉结婚，两人琴瑟和谐，情爱弥深。不幸的是，二人婚后三年没有生育，加之陆游对于科举入仕没有上进心，于是引起母亲唐氏的不满。
古代士人，以功名为最重，仕途通达，不仅是学业成就的佐证，亦是光耀门庭的礼教要求。此时的陆游已荫补登仕郎，还须赴临安参加“锁厅试”以及礼部会试，方能成就功名。陆游沉湎于情爱，无心于应试功课。其母唐氏盼儿子金榜题名，眼见陆游的境况不改，便对儿媳大为不满，数次对唐婉大加训斥，责其应以丈夫的科举前途为重。但此时陆、唐二人情意缠绵，难以解脱。陆母因此对唐婉更为反感，认为唐婉将儿子的前程耽误殆尽，遂强令陆游速修一书，将唐婉休弃。这情形，与《孔雀东南飞》所述故事无异。
封建孝道，是作为读书人的陆游不能反抗也无法反抗的。陆游耍小聪明，表面答应把唐婉送归娘家，背后却悄悄另筑别院安置唐婉。这更加激怒了陆母，严令二人断绝往来，并为陆游另娶一位温顺本分的王氏女为妻。而唐婉，也由家人做主嫁给了同郡士人赵士程。赵家系皇族后裔，门庭显赫，赵士程本人亦宽厚重情，开明通达，对唐婉表现出同情与谅解。陆、唐之间从此被切断联系，音讯隔绝。
在母亲的督教下，陆游重理科举课业，终于在29岁那年前往临安参加“锁厅试”，以学识和才气博得了考官陆阜的赏识，被荐为魁首。但不幸的是，同科应试获取第二名的恰是当朝宰相秦桧的孙子秦埙，加之陆游又不忘国耻，“喜论恢复”，于是受到秦桧忌恨。在第二年春天的礼部会试时，秦桧借故将陆游的试卷剔除。礼部会试失利后，陆游回到家乡，或在青山绿水和野寺幽处排遣愁绪；或出入酒肆把酒吟诗；或浪迹街市狂歌高哭，过着悠游无定的生活。
绍兴二十年（1151年），陆游来到沈园。也许是造化弄人，竟然巧遇了阔别数年的前妻唐婉。 当时人对陆游和唐琬的爱情悲剧和这次相遇有如此记载：
陈鹄《耆旧续闻》：“余弱冠客会稽，游许氏园，见壁间有陆放翁题词云……辛未三月题。放翁先室内琴瑟甚和，然不当母夫人意，因出之。夫妇之情，实不忍离。……务观一日至园中，去妇闻之，遣遗黄封酒果馔通殷勤。公感其情，为赋此词。其妇见而和之，有‘世情薄，人情恶’之句，惜不得其全阕。未几，怏怏而卒，闻者为之怆然。此园（按即沈园）后更许氏。淳熙间，其壁犹存，好事者以竹木来护之，今不复有矣。”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放翁少时，二亲督教甚严。初婚某氏，伉俪相得，二亲恐其惰于学也，数谴妇。放翁不敢逆尊者意，与妇诀。某氏改适某官，与陆氏有中外。一日，通家于沈园，坐间，目成而已。翁得年最高，晚有二绝云：‘肠断城头画角哀……’，‘梦断香销四十年……’。旧读此诗，不解其意，后见曾温伯言其详。温伯名黯，茶山孙，受学于放翁。”
周密《齐东野语》：“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唐后改适同郡宗子士程。尝以春日出游，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氏园，唐以语赵，遣致酒肴，翁怅然久之，而赋《钗头凤》一词题园壁间……实绍兴乙亥岁也。”
这三则记载，不约而同地记述了陆游与前妻唐氏邂逅于沈园而旧情难泯这段史实，而且均指明陆游壁间所题《钗头凤》一词。至于邂逅时间，陈鹄说“辛未”（1151年，陆游27岁），周密说“乙亥”（1155年，陆游31岁），当以辛未为准。因为陆游诗《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易主，刻小阕于石，读之怅然》，诗作于绍熙三年（1192），陆游68岁，上推40年，基本相合。
这天是三月初五，相传是禹的生日，山阴人倾城出游，游禹庙的最多。27岁的陆游独自来游禹迹寺南的沈氏花园。恰好唐婉与赵士程也在这里游春。一别数年，男娶女嫁，天各一方，偶然相逢，真是又惊又喜，又愁又怨。唐婉忍泪含悲，在征得丈夫同意后，叫人给陆游送来一些酒菜，以示难忘之情。陆游凝望唐琬的倩姿丽影，泣血摧心，酒入愁肠，如醉如痴，提笔在园壁上题写了一首《钗头凤》词：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莫，莫，莫！
词的上片通过追忆往昔美满的爱情生活，感叹被迫离异的痛苦；词的下片由感慨往事回到现实，进一步抒写被迫离异的巨大哀痛。这首词始终围绕着沈园这一特定的空间来安排自己的笔墨。上片由追昔到抚今，而以“东风恶”转捩回到现实，以“春如旧”与上片“满城春色”句相呼应，以“桃花落，闲池阁”与上片“东风恶”句相照应，把同一空间不同时间的情事和场景历历如绘地叠映出来。全词多用对比的手法，把往昔夫妻共同生活时的美好情景写得逼切如真，从而使得他们被迫离异后的凄楚心境深切可感，也就越显出“东风”的无情和可憎，形成了感情的强烈对比。
数年相思苦与泪，再见时亦只能是朋友。这对于一生金戈铁马的陆游来说，是如何的一种苦痛！虽说自己爱如坚石，情深似海，但是，这样一片赤诚的心意，又如何表达呢？明明在爱，却又不能去爱；明明不能去爱，却又无法割断这丝丝缕缕情丝。刹那间，爱恨交错，悔怨纠结。春依旧，人空瘦，陆游的内疚怜悯爱恋之情溢上眉间，却又被压于心间。对于他来说，这真是百感交集，万箭簇心，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哀，只能发出“错，错，错”和“莫，莫，莫”的先后两次感叹，真是荡气回肠，大有恸不忍言、恸不能言的情致。
唐婉是一个极重情谊的女子，与陆游的爱情本是十分完美的结合，却毁于世俗的风雨中。赵士程虽然重新给了她感情的抚慰，但毕竟曾经沧海难为水。与陆游那份刻骨铭心的情缘始终留在她情感世界的最深处。据说，就在沈园相会的第二年，无法摆脱相思之苦的唐婉再一次来到沈园，她期待着能够与陆游再一次相遇；但是，望断秋水，也不见陆游的身影。当她看到了陆游在壁上的题词后，其心再难以平静。追忆似水的往昔，叹惜无奈的世事，使她日臻憔悴，悒郁成疾，在秋意萧瑟的时节化作一片落叶悄悄随风逝去。当年的她，曾在墙上含泪和了一首《钗头凤》，用来回应一年前陆游为她的题写：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妆欢。瞒、瞒、瞒！
这两首《钗头凤》，可谓字字血，句句泪，成了千古绝唱，也成就了陆游和唐婉感天动地的爱情悲剧。
题完这首词不久，唐婉就在忧郁中去世。赵士程一边唤着唐婉的名字，一边派人叫陆游赶来见唐婉最后一面。陆游匆匆赶到，然而，一切为时已晚……只有那多情的《钗头凤》，令后人为之唏嘘叹息。
陆游和唐婉在沈园壁上题的《钗头凤》，后来有人用竹木作围栏，加以保护。以后40年，虽然沈园三易主人，但这首词还依稀可见，并被刻成石碑立于园中。
陆游68岁时，偶过沈园，触景生情，感慨万千，又写诗感怀。这首诗没有标题，有人将它称为《无题》，其实它的题目就是“小序”：
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词一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
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
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
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
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蒲龛一炷香。
此诗突出的就是一个“空”字。首联写空冷之景。玉露流空，秋山正寂，枫树初丹，槲叶已黄。当此之时，唯有一皤然老翁，愁对新霜。这两句连写“枫红”、“槲黄”、“霜白”，通过色彩描绘，来渲染深秋景象。颔联写空寞之情。秋景满眼，愁绪萦怀，而林间小亭，尤惹人旧情。昔日佳人于此殷勤致意，如今只有陆游在这见景伤心。园林萧瑟，人去台空，回首往事，空生怅惘。然幽冥路隔，重见无期，青鸟难寻，衷肠谁诉？颈联写空虚之情。生者肠已断，死者阒无闻。但见坏壁之上，题诗犹在，尘渍苔侵，依稀可辨。而昔日欢爱，已如巫山云散，高唐梦醒，事已杳杳，情尚绵绵。在此情景之下，既然世事已如花谢，空门也就成了唯一可以安慰心灵之处。尾联谓近年已消尽一切非分的欲念，虔心叩首在佛龛之前。但这又如何能平息陆游心中的悲愤和永远不能忘怀的长恨？
陆游75岁时，唐婉逝世已近40年，陆游依然一往情深，藕断丝连，重游故园。时已无蝉声，也无画角，只有一个默然凝望断墙柳絮的老人，踯躅在满地落叶中。不能忘怀的长恨让他挥笔和泪作《沈园》诗二首。其一是：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此诗首句以斜阳画角起兴，渲染出悲凉的气氛，可见作者虽然已是垂暮之年，但情之哀痛仍然刻骨铭心。次句感慨地是景非，旧迹难觅。三四句用错位的时空联想，慨叹唯一不变的是桥下碧绿的春波，当年曾照过唐婉美丽的身影。此联化用曹植《洛神赋》“翩若惊鸿，矫似游龙”之句，遥想昔日唐婉的美丽，更反衬出今日的悲哀。《沈园》诗其二是：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此诗先是借物抒情，佳人已经长逝40年，连沈园的柳树都已老得不能再“飞绵”了。这联实际是暗用桓温诗“昔年种柳，依依汉南。如今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尾联着一“犹”字将诗意升华，表达尽管自己也将不久于人世，但对唐婉的眷念之情永不泯灭；尽管个人生活上已无所追求，但对唐婉之爱历久弥新，所以凭吊遗迹还是要泫然涕下。“泫然”二字，饱含多少复杂的感情！其中有爱，有恨，有悔……
陆游与与沈园的传奇情缘到此还没有结束，在他81岁时，又作了两首《梦游沈氏园亭》诗。
其一：
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
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
其二：
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
玉骨久成泉下土，墨痕犹锁壁间尘。
梦到沈园，想去又怕去，心情多么矛盾？旧地重游，徒惹伤情，梅花虽在，新绿依旧，可佳人已经长逝很久了。梅花依旧，佳人已逝，就是那墨迹也已销蚀漫漶，这感情上的悲哀与矢志收复中原而不得的遗憾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陆游有爱有恨更有情有意的感情世界。这两首诗以梅花作为主要意象关联到一起，既表示自己的情操“零落成泥碾作尘，犹有香如故”，老而弥坚，至死不变，也寓示唐婉高洁的品行，坚韧的节操；更表现出两人的爱情，尽管经历了尘世风霜，天荒地老，但不变依旧。
陆游84岁，离逝世只有一年时，他又重游沈园。虽然人是物非，而怀念唐婉，却是至死不忘。他写下的《春游》诗云：
沈家园里花如锦， 半是当年识放翁。
也是美人终作土， 不堪幽梦太匆匆。
充满智慧的语文教学，应该是诗意的教学。即使是在备考的高三阶段。追求诗意教学和高考总复习并不相悖。综观近几年的语文高考，试题越来越活，以安徽卷作文题为例，07年《提篮春光看妈妈》、08年《带着感动出发》、09年《弯道超越》、10年写《吴兴杂诗》引发的联想和思考、11年《时间在流逝》，无不关注考生主体精神的构建和发展，强化语文学科的人文滋养，让人感到无限的诗意和温情。这说明我们在高三必须摒弃枯燥和模板，关注纷繁的社会现象和文化思潮，提升人生境界，让学生告别冷漠，活跃思维，恢复生气，才能真正地应对高考。
诗意的教学应当浮动师生的情绪、灵气和悟性。这种情绪、灵气和悟性是师生对人生经验、情感经验、社会经验、生活经验、阅读经验、课堂经验等各种经验集合起来之后产生的。如果把整个语文教学比作夜空的话，那么师生的情绪、灵气和悟性无疑是整个夜空中最耀眼最动人的星光，如果没有这些星光，夜空将是一片死寂，而星光的相互辉映则能照亮最黑暗的夜空。
为了高三语文教学充满诗意，我做了以下尝试：
1 吟咏诗歌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先秦的诗经、楚辞，汉、魏晋的乐府古诗，唐诗、宋词、元曲就是我国源远流长的诗歌发展史中一颗颗璀璨明珠。历代诗歌中有大量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堪称我国民族语言的结晶。在高三如果光是孤立地把古诗鉴赏当作高考的一个专题是狭隘而无益的。古诗鉴赏教学是一个圆点，它辐射出去的应该是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宗法观念、人文现象、对幸福人生的追求和向往，最能体现中国古典文化的丰富和至美。除了背诵默写之外，笔者会利用早读课，和同学们一起吟诵古诗，比如《孔雀东南飞》、《琵琶行》等等。很多同学兴致很高，往往笔者刚开始读第一句，他们就接着吟咏不已。尤其是《春江花月夜》，虽然高考大纲上没有把其列为必背篇目，但是反复的吟咏，同学们已经深深为之吸引，其音律美、形象美及春水般源源不断的语势，都使得同学们欲罢不能，不仅不再是学习的负担，反而成为繁重的学习中的一种享受。
有时笔者也会补充一些课外的诗作，和同学一起朗读。比如笔者选了《红楼梦》中的《秋窗风雨夕》《葬花词》和《咏白海棠》（宝钗、黛玉），自然吟咏，没有刻意去背诵，但有些诗句已自然而然铭刻于脑海，如“质本洁来还洁去”、“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段香”、“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等都是自然成诵，不仅了解了古诗意象，还能走近名著，走进人物的精神世界。
2 读童书，找童趣
许多童话书都表现出纯真的心灵，表达出关于生命与生活、爱与责任的真谛所在。笔者重点挑选三部童话书在课堂上进行朗读。第一本是《小王子》，那清新的文笔和单纯的世界、那慑人心魂的忧伤和对真爱的追寻，使同学们非常感动。第二本是《爷爷变成了幽灵》，不仅表现了祖孙之间深厚的感情和幸福快乐的时光，而且蕴含这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死如平静的道别。第三本是《窗边的小豆豆》，可爱、幼稚、思想奇怪和行为惹人发笑的小豆豆，是一个心地善良、乐于助人的小姑娘，幸运地走进了巴学园，演绎了一连串的真善美的故事。这是书本身带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更重要的是，在笔者朗读的时候，教室里弥散这宁静、温馨而又崇高的气氛，我们每个人感觉走得更近，然后一起和主人公同喜同悲，找回了失落已久的童真、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根本不觉得高三是在“炼狱”，连桌子上的强化训练和模拟卷也不再显得冰冷。
童书作家杨红樱也说：“现代孩子普遍的冷漠和老成导致了作文素材的缺失。现在写作的最大问题是无米下锅。对所有问题都有一双好奇的眼睛自然就写出来了。但今天的孩子缺乏对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关注。”读点童书，不仅可以积累作文素材，还可以让在高考重压下的压抑的灵魂得到解放，抖擞精神，调整心态，积极地看待社会和人生，写作文的时候也可避免无感可发、无话可说、内容空洞。
3 我手写我心
随时随地，把看、读、想的内容记一记。看到的与语文考试有关的精彩内容，可能是一句广告词，可能是一句宣传标语，也可能是一句流行歌词，都可以把它记下来。遇到的典型题例，特别是那些新颖的、有代表性的题例，动笔把它们记下来，仔细揣摩、领会。有时偶然想到的问题，可能是思维的灵光一现，也记下来，说不定考试的时候能用上大排场。还可以分类别记一些写作素材，对人生的思考、对人类未来的关注，亲情、乡情、爱国之情等等。
[关键词]民族文化精神影戏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本思想
在影视艺术院校，中国电影史是一门传统的理论课程。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去那种单纯的以讲授电影发展史常识为主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学生、社会以及电影本身的需要了。尤其在市场经济下，当今的中国，商业文化大行其道，并形成了对一代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和改造，物质的获得变成很多人生活里唯一的追求。因此，当我们面对电影问题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应该是文化，包括教育在内，要让学生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与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有充分认知。北京电影学院的陈山教授曾经指出：当我们的电影走出国门时，我们有没有根基和世界对话？拿什么与世界对话？这不只是知识架构问题，更重要的是艺术家的价值取向问题。对此我们是非常赞同的。
在教学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作为一门史学课程的教学，以什么观念对知识加以梳理，以怎样的方式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在追逐商业利益的大潮中，还能保有一种独立的艺术品格，以艺术家的良知和爱国情操，对自己的民众投以深切的人性关怀。这是教学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从某种角度来说，一部电影艺术史，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象史和心灵成长史。因此，中国电影立足于世界影坛的根基应当是民族文化精神。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文化是以人心和人生为观照的，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和进取精神。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定的价值系统、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以及审美情趣等，构成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风貌。因此，把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放在民族文化精神和艺术传统的视野中来加以梳理，通过对中国电影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的分析与解读，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审美意味，阐释中华民族的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以求多层次、多元化地来关照中国电影的演变历程及其创作上的美学追求，便构成了我们教学的基本思路。
一、“文以载道”与“影戏”传统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其载体的结构与其所承载的内容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而电影的社会文化位置和内含与其所选择的艺术形式及其发展方向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这是我们认识电影艺术史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出发点。
在儒家思想的哺育下，中国古代文论中产生了“诗言志”、“文以载道”、“乐以教化”等一系列艺术命题，强调艺术要为政治教化服务的宗旨。这种以服务社会为根本目的的致用精神在中国得以长久的延续，也同样体现在电影创作中。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郑正秋先生曾经说过：“戏剧者，社会教育之实验场也；优伶者，社会教育之良导师也；可以左右风俗，可以左右民情。是故吾人于优伶一方面，不可轻忽视之，于戏剧一方面，更不可漠然置之。”[1]
回首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其教化功能清晰可见。把电影看作一种社会教育的手段和工具,不仅是艺术家自身的追求，更是时代和社会对中国电影人提出的要求：电影成为他们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和社会理想的手段。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电影艺术家所关注的问题和影片所集中表现的题材内容，大多与这一时代社会政治的核心话题直接相关。
在对电影本体的认识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是一种重整体、重体悟、以经验为基础的直观思维，因此，早期中国电影人对电影的认识也更注重对影片的整体把握。从社会功能目的出发，以中国观众熟悉的戏剧化冲突原则为基础，利用传奇、巧合等因素以求故事以情节的曲折生动；在电影的时空表现上，则以较大的叙事段落的戏剧性场面中展开的故事来完成影片的表意任务。这种以叙事为核心的电影本体论观念与电影的教化功能的结合，生成了最具中国特色的“影戏”传统。
从郑正秋、张石川的《孤儿救祖记》、《姊妹花》到蔡楚生的《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从谢晋的《女篮五号》、《芙蓉镇》到吴天明的《人生》、《老井》；从张艺谋的《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到王小帅的《青红》、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几代电影人，都在传承着这种艺术追求。
作为一种电影观念，“影戏”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艺术和电影的思维方法。它是在借鉴民族戏剧的娱乐因素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影像语言和中国式观影习惯特点逐渐建立起来的。“影戏”传统之所以能够产生并深广地影响着中国电影，正由于它是根植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中国电影的现实生存环境中。
然而，在当今中国电影该以怎样的姿态立足于世界的时候，作为年轻一代的电影人，该如何以富于国际化的视野来对“影戏”加以继承、改造，并实现新的突破呢？我们对学生提出了这一中国电影急待解决的问题。
二、“人本思想”与影像中的人文关怀
在对“影戏”传统进行阐释的基础上，我们又从另一层面对中国电影人既心存“兼济”天下之志，又洁身自好、守持心性真实、追求个性自由的价值观予以深入剖析：他们以发自艺术家内心的民族情感，表达着对平民大众深切的人性关怀。
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承载者是士。崛起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士，表现出博大的胸怀与开放的心态，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淑世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他们提出“天道远，人道迩”、“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命题。这种热爱人生、以民为本的思想，代代相传，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积极入世的忧患意识和追求精神独立的审美品格。这一点，也同样支撑着中国电影的民族艺术影像，支配着中国电影主流形态的艺术走向。在教学中，我们以此为线索，深入探讨不同时期的中国电影人，在其作品中所体现的独具魅力的生命关怀与平民意识。
打开中国电影影像的记忆，一系列血肉丰满、性格鲜活的小人物跃然眼前。每一代电影人都在这些形象身上赋予了鲜明的人道主义立场和深沉的生命关怀：卑贱的阮嫂首先是一个具有“伟大的人格”的圣洁的母亲；歌女小红和吹鼓手小赵的爱情在穷困的岁月里显示着中国百姓乐观豁达的情怀；天真善良、聪明可爱的三毛的不幸命运和“小广播”的市侩与心酸，都同样让我们在笑声里流下同情的泪水；张嘎子、、吴琼花在战火中追求着革命理想和自己的人格完善；李双双在集体化的道路上不断成熟；孙旺泉忍辱负重、执着地寻找着生命之水，成了一方水土中的平民英雄；翠巧为追寻光明而被黄河吞没；苏州河畔的女孩牡丹为纯美的爱情而付出生命；秋菊为“要个说法”历尽辛酸；做扒手的小武也有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贫嘴张大民在“与树同居”的日子里自得其乐；“三峡好人”们在时代的变迁中，思考着生存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
这些作品大多以平民化的视角，从日常生活中去挖掘中国社会的众生相，凝聚着中国电影人对现实民生的深切关怀以及忧国忧民的悲剧意识，构成了一幅中国电影的“清明上河图”。
教学中，我们还针对当前中国电影创作中人文关怀的缺失现象让学生展开讨论：面对“黄金甲”与“好人”在票房上的“胜负”，我们该如何评说与选择？艺术与技术，传统与现代、生产与消费、道义与利益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这都是学生们走上创作之路时所要面对的！中国需要有力量、有人性深度和历史深度的民族电影，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三、“天人合一”与电影的诗意品格
“天人合一”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神最根本的特色。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世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谐调。这一思想特征贯穿于中国文化艺术的各个层面，并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追求、价值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美学上，和谐化诗意关联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渍了中国古代审美境界论，使得中国人特别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于是，追求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的意境之美，成为了中国艺术的终极目标。而中国人生于自然、取之于自然，仰赖自然的观念，也在电影创作中得以充分的延伸与发展，形成了中国电影艺术民族风格的诗意传统。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电影人就开始有意无意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宁静、幽远、恬淡的审美意境渗入到电影创作中来，并开始从叙事和造型相结合的综合效果来探索电影的民族文化意蕴的表现。委婉含蓄的无声片高峰之作《神女》；完整体现中国美学特质的影片《小城之春》；“十七年”中寄景抒情的《早春二月》；80年代的散文诗电影《城南旧事》；充满东方韵味的武侠片《卧虎藏龙》，清新隽永的《那山那人那狗》……表现对名山大川、奇景秀地、边塞风光向往的风光片《刘三姐》、《五朵金花》、《林海雪原》、《庐山恋》；凭借大自然抵御政治压抑，升华生命诗情愿望的《牧马人》、《天云山传奇》等……
结合这些不同时期的电影作品所呈现出的美学意趣，我们与学生共同探讨：尽管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倾向于急功近利、直奔政治性主题以及直白显豁的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原因，诗电影未能在中国获得长足的发展，但在传统美学的陶冶下，中国电影人一直在作品中努力营造具有浓厚民族意味的段落。他们融合中国诗歌、绘画、音乐等审美表现形式，通过空镜头、长镜头展现自然景观，借以抒发主人公的内心情感，表达创作者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趣味。试图运用视听造型来实现一种东方美学的表达，以写意的方式抒写恒久而普泛的人性主题，并形成了含蓄隽秀的诗意品格。这种美学气质是中国电影不能丢弃的！
四、“和而不同”与风格类型的多样化
在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基因。它是指在保持各种因素的本质的基础上，达到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彼此相容相通，是“”的升华。为使学生深入领会“和”的含义，我们对此作了多角度的诠释。
从历史角度看，正是因为有一种“和”的博大精神，中华民族才能对外来文化产生巨大的亲和力，才会吸收、改造其他民族的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中国近、现代的进程，恰好是中西文化不断地“和”的过程；而从当前全球一体化的格局来看，“和”已成为世界文化交汇融通的潮流。
纵观中国电影的百年进程，在抒发爱国情感、讴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颂扬英雄气节、表达乐观豁达的心态、追求家庭和谐等民族文化精神的熏染下，一代代电影人，创造出了各具特色的电影作品。而由历史原因造成的区域构成上“”的特点，也使中国电影在“和而不同”的文化阐释上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侯孝贤、吴天明对现实的深切关注，李安、谢晋温柔敦厚的伦理情结，胡金铨空灵而富于禅意的武侠世界，冯小刚、周星驰富于平民意识的喜剧、贾樟柯长镜头里的尘世关怀等，其中都贯穿着浓郁的中国文化品格。而“华人电影”或“华语电影”概念的出现，也反映了当代人对中国电影多元构成特点的认同与关注。
据此考察中国电影可以看到：电影作为一种“舶来”的艺术，在进入中国文化视野和创作空间起，就体现了这种兼容并包的文化品质。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就是全新的电影语言方式，与最具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京剧艺术有机结合的产物。
尽管受传统艺术理论重感悟、轻理性的影响，中国电影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民族电影美学理论体系。但我们还是尝试着运用当前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中国电影在民族文化以及民族与外来文化结合下形成的叙事模式、风格类型进行了分析、梳理。以求给学生提供一个可借鉴的研究视角与今后的创作思路。
（一）主旋律电影
长期以来，电影在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中首先被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载体而不是文化‘产品’”，[2]因此，在中国电影创作中，主旋律电影便成为一个特有片种。在某种意义上说，主旋律是建国前“影戏”观念的延伸，并随着时代的变革，被不断地注入了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华女儿》、《白毛女》、《青春之歌》、《李双双》、《开国大典》、《生死抉择》、《张思德》、《云水谣》等等，都是各个时期具有影响力的作品。
教学中，我们结合今年的“金鸡奖”和“华表奖”的获奖情况，对当前的电影现状进行解读：在经历了大众文化形态的冲击后，近几年的主旋律电影在继续强调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始有意识地将娱乐性、商业性元素融入其中。《云水谣》就是成功地将爱情片的类型模式与主旋律形态相结合的代表。
（二）家庭
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儒家伦理学说，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指向。对伦理秩序和伦理秩序中的个人及其职责的反映与思考，成为中国文艺创作中的重要母题之一。
在对中国电影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不断重复的叙事模式：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核心，围绕一个家庭的亲情关系来反映道德问题；用巧合的情节表现人物的不幸，用不幸的事情来衬映出人物对家庭伦理观念的取舍，借此体现影片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孤儿救祖记》、《姊妹花》、《渔光曲》和《一江春水向东流》先后成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电影中最卖座的影片，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是从家庭伦理的角度，以最贴近中国人文化认知的方式入手的。这类影片靠情、理打动人，以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观众之间在心灵上的沟通和共鸣作为契合点。这是一种具有深层民族文化心理内涵的创作模式。
20世纪后半期，我们曾经对谢晋和李行等人的电影进行了有关恪守传统伦理还是实现人格现代化的讨论。80年代之后，有着国际背景，横跨中西文化的李安创作了“父亲三部曲”，他沿袭了家庭伦理的角度，但视野则是世界的、开放的，展现了传统伦理观念在现代社会悲喜交加的命运。教学中，围绕着李安的成功，组织学生展开讨论：一种从民族文化深处生长起来的叙事模式该如何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呢？关键就在于创造者在尊重艺术传统的基础上，能否顺应时代，赋予既有模式新鲜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因此，新一代电影人有责任将家庭打造成一种既能深入到民族生活和情感的内里，又能获得商业号召力的电影模式。
（三）武侠片
在世界电影类型片中，武侠片是少有的由中国人原创、探索和发展起来的类型电影，是比较纯粹的中华民族样式的类型片。它是以中国武术功夫及打斗形式、侠士形象和侠义精神作为情节类型构成基础的电影。
我们通过纪录片《功夫片岁月》，使学生了解武侠片在产生、发展、成熟的历程中，融入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多重内涵：满足老百姓良好愿望的侠文化、武侠小说的直接影响、京剧艺术的表演程式、武术功夫的表现形态、禅宗思想的渗透等。并以《火烧红莲寺》、“黄飞鸿系列”、《独臂刀》、《侠女》、《唐山大兄》、《少林寺》、《新龙门客栈》、《卧虎藏龙》等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武侠片为例，对这一类型特点进行分析：“侠义”、“自由”、“为民”的精神追求；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艺术表现；奇丽影像、壮观场面的营造；惊险动作的设计；传奇人物的塑造；全景、大全景镜头的运用……上述元素的有机结合，造就了影片慷慨激昂、感时伤怀、悲天悯人的审美效果,激发起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英雄情结，对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情绪感染力。
通过分析与学生进行交流：中国武侠片之所以长久不衰地立于世界电影之林，其根本原因在于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气质。然而，武侠片创作现状却令人堪忧：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刻意营造华而不实的大场面、卖弄电影特技、故事情节粗制滥造以及对“暴力美学”的盲目追逐等等。这种顾了“面子”，丢了“夹里”的状况会将中国武侠片引向何处？这是值得反思的问题。
（四）西部片
20世纪80年代初，钟惦棐先生提出了拍摄具有中国特色的西部电影的想法。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吴天明导演以《人生》、《老井》为中国西部片奠基。与此同时，第五代的《黄土地》、《盗马贼》等也加入了对中国西部这片神奇而古老的土地的关注；其后出现了《野山》、《秋菊打官司》、《双旗镇刀客》、《美丽的大脚》、《二嫫》《一个都不能少》、《天地英雄》、《图雅的婚事》等一系列以中国西部地区为背景的电影作品。
或许“中国西部片”的概念还有待于商榷，因为它不是对美国西部片的机械模仿，而是作为当代中国极具区域特色的片种存在着。这类电影力求以新的视角对中国的西部生活作独特的观照和抒写，创造性地将当代人的思考融解于西部社会生活和自然景观之中。在艺术表现上，透过浓郁的乡土生活画面、民俗风情、宗教仪式以及独特的人文意象，捕捉其深层的历史文化价值，对中国西部生活进行雄性精神的审美创造，给中国的民族精神、艺术意识注入了刚气和力度。而这种阳刚之美正是当下的中国电影所欠缺的。
（五）喜剧片
喜剧片在中国电影中发展比较缓慢。作为类型研究而言，最值得关注的当属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出现的冯小刚的贺岁喜剧片。超级秘书网
这是一种带有很深的中国文化印迹的喜剧片。冯小刚以喜剧的超越精神和民间姿态，引发了中国大众的一次次“狂欢”！贺岁片不仅使“过年”有了民族本土意义上的电影文化载体，还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电影档期——贺岁档。然而，它尚处于起步阶段，还远不够成熟。由此对学生提出：在他们今后的创作中，是否应该对这一电影类型融入更丰富的民族文化意味？
在中国电影中，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样式，如反特片、戏曲片、动画片等，这些作品几乎无一例外的显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强大生命力。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中国人骨子里所渗透的民族之魂从未改变过。正如张明敏在《我的中国心》里所唱的“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和而不同”、“多元向心”，这是中国文化、也是中国电影不变的灵魂。
五、结语
在中国电影史的教学中，我们深刻地体会到：盲目地用西方的电影理论来解读中国电影作品，很难准确地把握其内在的精神气质。对于中国电影人而言，树立起民族电影的意识，创作出具有中国民族文化价值的电影作品，创建具有中国民族审美特质的电影理论系统，对中国电影的创作及研究都是十分必要和紧迫的，影视艺术院校的师生义不容辞地应该承担起这样的使命。
参考文献
余辉，斯宾诺莎认为自然法是一切事物据以成立的自然规律和法则本身，等等。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的世界观从最初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到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再到近代的理性主义世界观，最后到现代和当代的实证主义世界观，与此相对应，自然法也经历了古代自然法、中世纪神学自然法、近代古典自然法以及现代和当代实证自然法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神学一直与自然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神学曾经左右着自然法的发展，自然法与神学一直是合流之后逐渐分离，分流之后又是新的合流，事实上自然法与神学一直难以割舍，也根本无法完全分离，在西方自然法的演变过程中，神学思想一直如影随形，神灵理念无处不在。
一、西方自然法演进中的神灵因素
在西方自然法中法和宗教神学蹂合在一起难以分离，不仅如此，从神学的角度研究法现象，早已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杰出人物。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自然法的发展大体经过了四个阶段:首先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体现神学世界观的自然法思想开始萌芽，其次是西方的中世纪时期，以基督教教义为中心的神学自然法达到鼎盛并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第三是西方封建社会末的文艺复兴时期，体现人类理性自然法的世俗法迅速发展而神学法逐渐衰落，最后是二战之后，神学自然法得到复兴，即复兴的神学自然法。
(一)古代朴素自然法神灵化法的萌芽
早在西方文明起源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神学对法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在古希腊宗教和法是合一的，法本身就是神灵的旨意，司法程序往往也包含着诸多的宗教祭祀成分，进入古罗马尽管世俗法开始兴盛起来，但是受到古希腊文明的起源性影响，古罗马法学仍然保留着浓厚的神灵色彩，古罗马的很多法制度都来源于基督教的教义，基督教中的信仰内容和形式极大地影响了罗马法的立法精神。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皇帝饭依基督教，基督教一跃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罗马帝国的上层人士纷纷加入基督教成为基督教信徒，基督教的力量迅速扩大起来。在古罗马虽然世俗法已基本独立，但世俗法的制定还是要绝对体现和服从上帝的意志，因此在西方社会的早期，在宗教神学广泛影响下，神灵化的法思想已经开始萌芽。
在西方法的发展过程中，以神灵来保证正义或法的观念很古老而且一直存在。在理想主义思想家柏拉图的法思想中的神灵意识就十分明显:首先柏拉图的正义观和理想国本身就不是对当时雅典现实的科学分析，而是一种社会构想，是对假定的神话般黄金时代的一种史诗般怀旧情节，在柏拉图看来黄金时代所有的事物都是在神的保护下才处于一种和谐状态，柏拉图《共和国》中的正义原则和《法律》中无所不包的法都源于灵魂。另外柏拉图秉承古希腊的传统文化观念，认为人定法是人根据神的旨意制定的，包括统治者在内的人类都要服从神的权威，法治意味着法律的权威高于统治者的权威。
现实主义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只有以正义的方式制定的法才具有终极性的最高权威，在众神之间才存在永恒正义，他主张法之治，是因为法是神抵的体现，亚氏把法的统治和神的统治等同起来，说:谁说应该由法实行其统治，这就犹如说，惟独神抵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性，虽最好的贤良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时引起偏向，法恰恰正是免除一切影响的神抵和理智的体现。
理性主义自然法思想家西塞罗将法分为人定法与自然法。他认为自然法的本质是唯一正确的理性，是永恒不变的和普遍适用的，神是自然法的制定者和解释者，唯有上帝才具有正确的理性，人是上帝创造的有理性的动物，因而必须应该而且能够根据上帝的正确理性行动，人服从于神也就是服从于自然，宇宙中只有一位全能的上帝，一种理性的法，一个巨大的共同体，西塞罗认为:理性的确存在它来自宇宙的大自然，它督促人们正确行为而不枉为，理性并非由于形成文字才第一次成为法，而是理性存在就成为法，它是与神的心灵同时出现的，因此真正且首要的法就是至高无上的神(朱庇特)的正确理性，相反那些违背神的正确理性，为各民族制定了邪恶和不公正的法并因此破坏了他们的诺言和协议的人所实施的根本就不是法。西塞罗还认为:在罗马必须将一些庙殿给所有这些具有神圣灵魂的善者和勇者，目的在于让那些具有这些品质的人相信众神确立在他们的灵魂之中。古希腊和古罗马被誉为西方文明起源时代奠定了西方法文明的基石和根基，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再到古罗马的西塞罗，在这个法发展的黄金时代，法的发展深受神灵的深刻影响，宗教神灵和法并行不悖且相辅相成，二者互相补充共同维系着城邦的公平正义。
(二)中世纪神学主义自然法完整的神学法体系
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到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长达1 200多年的时期被称为是黑暗的西方中世纪，这一时期随着基督教势力的扩张，宗教权力极度膨胀甚至超越了世俗权力而成为整个欧洲社会的真正统治着。由于宗教独大过于挤压法的社会空间，形成了宗教对政治和法的非理性的全面统治，神学法律思想成为这一时期西方文明的灵魂，以宗教教义为基础的宗教法是法的主要形式。
1.神学法体系的建立。奥古斯丁是教父神学体系的开创者和代表人物，他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从原罪说出发创造了包含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基督教政治体系，并且在这两城的基础上提出了分别体现神之正义的永恒法和体现人之正义的世俗法，他的永恒法概念主导了整个中世纪关于自然法的定位。在奥古斯丁神学法体系中，首先永恒法是最高神的理性，是永恒的真理和一种正义的秩序，永恒法适用于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大自然的万有之物都受到永恒法的支配，而且这种永恒法不能被任何人改变和违背，永恒法用来规制人类的内心和信仰，可以净化人们的内心世界;其次世俗法是人类制定的法律，它是世俗国家制定的强制约束人类行为的必要工具，世俗法规定人与人中间的一种服从关系，世俗法必须是正义的，这种正义来自于永恒法，如果人法不是从永恒法得来的，就是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在奥古斯丁那里世俗法是对上帝意志的回归，上帝的永恒法居高临下统治一切。
在奥古斯丁看来世俗法应努力满足永恒法的要求，如果世俗法的某些规定明显同上帝之法相悖，那么这些规定就应该被摈弃，他认为法的基础必须是上帝的意志，法和正义的关系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神的关系。奥古斯丁认为:如果人不侍奉上帝，怎么可能体现正义?既然他不侍奉上帝，灵魂便没有合法的支配肉体，理性也没有合法地支配感情，一个人脱离上帝，侍奉魔鬼，难当是正义吗?
2.神学法体系的完善。阿奎那是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和神学自然法的集大成者，他综合了奥古斯丁的神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建立了一个包含神恩和自然秩序的大全体系，使理性的人通过神启可以理解作为永恒法一部分的自然法。阿奎那在他的《神学大全》中将法区分为永恒法、自然法、神法和人法四种。首先，永恒法是神的理性的体现，是神用来统治整个宇宙的根本大法，是宇宙万物的一种善德秩序，一切其它的法都来自于永恒法;其次，自然法是作为理性动物的人对永恒法的参与和分享，自然法的一些基本原则是神启迪人类的一些不言自明的道理;再次，人定法是世俗国家制定的法律，是专门用于人的法律，人定法的规定源于自然法，是从自然法中通过演绎得来的，因此只有正义的法才是真正的人定法;最后，神法主要是指《圣经》，人的终极幸福是认识上帝，而这种终极的圆满幸福是人类自身无法实现的，只有借助于神才能克服这个障碍，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类在作出判断的时候常常会被自己的所迷惑，神法直接源于上帝的启示，具有永恒的正确性，可以成为人类行为的参照。
在阿奎那看来永恒法最高，神法次之，自然法再次，人法最低，这四种法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共同规制人的内在信仰和外在行为，他认为永恒法乃是上帝制定的计划，是指导宇宙中一切运动和活动的神的理性和智慧，所以隶属于神辖范围的天地万物，都受永恒法的支配和调整。
西方中世纪神学自然法，从奥古斯丁建立神学法体系到阿奎那完善神学法体系，虽然二位在神学法体系构建上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最终的落脚点都集中在了上帝的意志，在他们所建立的神学法体系中一切都笼罩着上帝的光芒，神恩主宰着一切，教权高于主权，法思想紧紧依附于神学思想之上。这一时期教会法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成为通行于欧洲各国的普遍法，《圣经》更是具有至高无上的法效力，教会法不仅干预和影响了教会内部教士和僧侣的生活，而且渗透到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教会通过各种神圣的宗教仪式和教义，确立了教会法在西方社会至高无上的地位，教会势力的发展直接影响了当时法学研究的方向和法的实施，因此中世纪法学基本是神学的附庸，法就是教会法，法和宗教教义几乎完全同一。
(三)近性自然法法与神学逐步分离
11世纪以后随着法学教育和研究的发展，复兴罗马法运动打破了欧洲多年的沉寂，后来出现的职业法学家们通过对罗马法进行系统研究和注释，逐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世俗法学家阶层，他们代表新兴市民阶级和阶层的利益，与代表神学或教会的法学家相对立。13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直接推动了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生，这一运动提出了符合资产阶级需要的新教教义学说，这种新的神学体系以唯信得救论和预定论为核心内容。唯信得救论认为人们只有通过阅读圣经和信仰上帝才能够真正得救;预定论认为上帝的恩赐只给予作为上帝信徒的这部分人，这些人可以依据上帝的启示，即神启得到真正的真理和智慧，认识上帝进而本性变善，最终得到救赎，这使得《圣经》成为教徒信仰的唯一依据和权威，从而彻底推翻了教会长期鼓吹的善功救赎论和教皇最高权威论。宗教改革之后一些国家的国家机构逐步从神坛走向了世俗，一种新的世俗政治制度在西欧兴起，政治制度的世俗化直接推动了法律制度的世俗化，在之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法与宗教渐行渐远，法与神学相分离逐步走上彼此独立的道路。
国家主义自然法思想家霍布斯认为法是依靠世俗权力即主权者的命令来保证实施的。问题是人们凭什么要服从主权者的命令，主权者的权威是从哪里来的?如果失去了对上帝的信仰，主权者的权力将会被剥去所有正义性和道德性价值，最终使得法也失去合法性基础，所以在霍布斯的国家主权学说中，没有赋予这些命令或法以内在的和具有理性性质的义务地位，权力与权力基础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要缓解这种张力只能接受服从上帝存在的理论。正如英国当代法学家韦恩莫里森所评价的那样，霍布斯无法公开表明宇宙只有孤零零的人类，他仍然不得不表示对上帝的信仰，如果将信仰因素从霍布斯学说中完全删除，那么秩序就只能建立在主权者主观意志之上了。
自由主义自然法学家洛克认为自然法是一种理性的要求，是理性指导所有愿意服从它的人类。他试图从自然状态的自然法即理性来为人的自然权利进行论证和辩护，但是他还是把理性和公道的原则看成是上帝为人做的安排，他认为理性和公道的规则正是上帝为人类的相互安全所设置的人类行为的标准和尺度。所以谁玩忽或破坏了保障人类不受损害和暴力的约束，谁就对人类是危险的。所以洛克也认为创世主即上帝的存在，认为类是全能和无限智慧的创世主的创造物，是唯一的最高主宰者上帝的仆人。
激进民主主义自然法学家卢梭是主权在民论思想的积极倡导者，他一直主张要在公意基础上建立一个既保证公民自由权利又不摧毁社会秩序的自由平等的社会。要实现这种理想，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由立法者制定出合乎公意的法，然而卢梭心目中对立法者的要求和条件十分严格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他认为为了能够发现适合于各个民族的最好的社会规则，就需要一个能够洞察人类全部感情而又不受任何情感所支配的最高智慧，他与我们的人性没有任何关系，但又认识人性的深处，他与自然幸福无关，然而他又很愿意关怀普通人的幸福，在现实中这样的立法者是不可能存在的，实际上卢梭所说的这样的立法者实际上就是神，因此卢梭自己也说:简直需要一个神明，才能为人类制定良好的法，那么这种神明的立法者如何才能找到，卢梭认为只有寻求上天的干预，并将他们的智慧归于神明，并由此通过神的权威说服那些不为人类审慎所触动的人们。由此可以看出在卢梭关于法和权利的构建中仍然有明显的神灵的痕迹。
黑格尔以绝对理念为基础构建了二元论的哲学体系，他认为自然法先于人定法，应有法高于实定法，将人的理性、公平、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等资产阶级的理想观念统统注入自然法的概念之中，他认为国家是由伦理实体和伦理理念构成的，具有合理性是合理的。既然这样，对普通公民而言如何才能获得保证并确信国家肯定是实际上合理的?黑格尔认为要使普通公民确信国家是实际上合理的，确信自己在遵守法秩序的同时没有受到欺骗，即要使普通公民对整个国家和国家法的合理性充满信心，最主要的就是培养公民的宗教观念和以合伙式的爱国心为基础的政治情绪，这也就是说宗教和爱国主义才是真正的国家和国家法的基础。就宗教神学而言黑格尔在《哲学全书》中说，宪法的保障在于整个民族的精神，即在于一种差别化和结构化的确定方式，在这种方式下人们具有对国家理性的自觉，宗教就是这种相信国家绝对真实性的意识。从黑格尔的法思想中同样看到神灵因素对法建构的重要性。
西方在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后步入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建立起法治国家，虽然资产阶级政权都以政教分离作为处理宗教和国家法的基本原则，表面上法脱离了宗教教义的控制回归世俗，但宗教的印迹在法中一直存在。在近代法发展中从霍布斯到洛克，从卢梭到黑格尔，虽然大多数思想家不像中世纪的思想家那样过度强调自然法与神灵的同一性，但他们的法观点中的神灵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总体上西方近代法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与神灵的密切关系，甚至有些近代法学家本身就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通常对近代法中渗透着的神灵因素有着更深的理解和分析。就是在法治相当发达的现代西方社会，带有宗教意义和色彩的法仪式仍然是司法活动中很重要的方面和组成部分，以宗教信仰为根基的法信仰早已渗透到西方法的灵魂和传统之中，成为法的权威性和神圣性的不竭源泉。
(四)现代和当代实证自然法法与宗教神学的重新合流
20世纪后半叶，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实证主义自然法兴起，特别是从二战结束至60年代，对德国纳粹战犯的审判使得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法的价值和规范之间真实而具体的关系，这种反思使人们认识到法只有形式而忽视价值实际上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在此基础上带来了自然法的全面复兴，神圣的灵光重新笼罩在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法之上，法与宗教神灵重新合流。
新托马斯主义的代表马里旦重拾中世纪天主教对法的定义，接受法的上帝至上性，认为自然法在本质上应当归结为上帝的意志。马里旦将法分为永恒法、自然法和实在法三类:永恒法是指上帝用来支配宇宙万物的法，是最高的法;自然法是人类对永恒法的参与;实在法是在特定的社会中通行的一套规则，它依赖自然法而取得效力，马里旦认为自然法含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两种要素:本体论上自然法根源于人的本性，是从人的本性中产生的有关人类的合适而正当的行为规则或理想秩序，对于人来说这种规则就是服从自己的本性，最终认识上帝，参与上帝的生活;认识论上自然法是一种不成文法，因为人们对自然法的认识是不完备的，人们只有依靠道德良知和社会经验的发展一点一点来认识自然法，并且只有依靠神的启示作为指引，自然法才能真正被发现。他认为法律必须是一种理性的秩序，自然法是一种神圣理性的秩序和对上帝永恒法的参与，马里旦的自然法包含了人的因素，但究其本质自然法最终还是要靠神的指引来发现，认识自然法最终还是为了共享上帝的荣光，他对自然法的理解仍然充满了宗教情怀，是以上帝意志为根本的。
实证相对主义法思想家拉德布鲁赫以哲学上的二元论为出发点，在理解力和理性、感情和灵魂感召力两方面说明法的本质。二战后不久拉氏抛弃了自己坚持多年的法律就是法律这一相对主义法立场，将注意力转向以正义和人的尊严为内容的人类终极价值的自然法，提倡自然法是超实定法的法，他认为:如果实定法从一开始就否认正义的理念，那么这种法就完全背弃了法的本质，因此必须否认其效力。法应当服从正义，如果法本身不正义的话，它就已经成为了非法的法。这种对法的价值的强调实质上就是自然法思想的本质内涵，他确认的事实和实在的公正信念，揭示了法律真实主义，并在部分否认法律的价值绝对性的基础上，运用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为自然法上的永恒正义注入了全新的活力，他还从新的角度对正义的本质进行了探讨，认为正义理念是人类本身生来就具备的，但由于社会和历史发展的阶段和条件的局限，又不必然时时处处都能存在，但人们可以渴望和要求它、宣扬和实践它，并且锲而不舍地创造一切条件最大限度和最终去实现它，体现的永恒正义理念及作为实在法思想基础的自然法在哪里?只能在上帝那里。
在复兴自然法的大背景下，马里旦将中世纪阿奎那神学自然法思想加以改造，将神学与西方代议制结合起来，以人民代替君主，将人权等概念建立在坚实的自然法之上，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二战以后的信仰危机，逐步形成了新托马斯主义。拉氏在痛苦经历了纳粹法西斯统治和二战给德国和世界带来的灾难后，从新的角度对正义的本质进行探讨，对自然法思想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认为正义理念是人类本身就具备的，虽然由于受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和条件限制，正义理念不会时时处处存在，但人们可以渴望和要求它，宣扬和实践它。至此神学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在新的条件下再次结合，神灵对西方法的影响再次得以显现。
二、自然法神灵向度的哲理分析
自然法中无处不在的神灵因素，自然法思想中一直若隐若现的神灵思想，绝对不是偶然而是具有客观必然性，认识对象的双重化是前提，认识方法上的泛神化是条件，二元认识体系是方法论基础，所有这些共同构成自然法中神灵因素的哲理基础。
(一)认识对象的双重化是前提
在人类的认识过程中有一种将被认识对象双重化的普遍倾向，就是人们在认识事物时总是不满足于自己感觉所接触到的以及理性所理解的事物，而是不断渴望深入到事物本质中去，寻求事物背后是什么。由于人们尚不能在已有的经验世界中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因而便虚幻地推测在经验世界之外存在着一个人所感觉不到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存在着人类所希望寻找的事物背后的原因和根据，即人们体验到的一切尘世间事物的原型，或者说是不依感官和理性为转移而存在的隐秘的自在之物，这种双重化的认识定式反映了人们由于缺乏对人的经验世界中感觉和理性认识的信任，以至于人们不满意于自我创造和自我安排的世界，而寄希望于超然的神话般的理想世界。
认识论上对认识对象双重化的思维模式，反映在对法现象的认识上，就是自然法学说中一直认为在国家实在法的背景之后，有一种关于人类行为自然秩序的自然法。同哲学中的自然哲学一样，自然法学说坚持认为实在法并不是由人类立法者自由创造的，而仅仅是并且只能是自然法的复制品，只有这样实在法才具有效力和价值，这类似于形而上学自然哲学中的今世和来世、经验和超然的二元论，这一方面是对不符合理想的现实原型的无望，另一方面是对虚幻理想王国的无尽渴求，这种理想王国不可能在现实世界而只能在神的世界中，一种被削弱了的自我感觉竟允许人类精神功能堕落成一种仅仅是依赖性的，根本不是创造性的复写，同时它又容许这一在认识过程中只能不充分地复制的精神，用自己的手段去构造整个的先验世界，集体人类精神蔑视其理性和感官时，以其主观想象来补偿自己。
(二)认识方法上的泛神化是条件
在原始社会由于人们尚处于蒙昧状态，在自然力威慑下人们无所适从，原始人对自然的认识缺乏自我意识，把每一种东西都看成神，这就是广泛存在的泛神论世界观。当人们借助心灵用自己的双手来创造时，他们并不相信自己的创造力，而把其创造物推崇为超自然的产物，对他们来说这些产物并不是人为的和任意的而是神在人那里通过人所创造的东西，原始社会中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秩序和习惯也抱有同样的看法，他们并不把作为构成一定社会共同体的个别规范和一般规范视为法，也不视习惯规则是酋长和祭司的命令，而把规范和习惯看成是神的意志的直接表示，直接将习惯规则理解为某种自然的或神圣的东西，国家中的法律也被认为是本民族的神灵通过被像神一样崇敬的首领作为中介而创造出来的，后世有权制定实在法的统治者被推崇为神圣的首领的后裔。
随着自然知识的增长人们逐渐意识到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当人们认识到自然界中事物循环变化以及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时，便把事物从先前的神话中分离出来，将人能看见和能感知的世间相互关联的事物从神灵统治的世界中分离出来组成一个经验世界，而将人所不能感知到的神圣的东西置于一个超自然的世界中，这样整个世界就变成了由神主宰的代表着绝对真理的先验世界和一个由人的经验所能感知的经验世界，认识方法上的二元体系最终形成，这种二元体系体现在法方面，表现为实在法日益显示出是由立法者创造的，可依时间和地点不同而不断变化的规则体系，即实在法乃人为的产物，而在现行的社会秩序之外，人们又依据以前神话传说，形成了一种凌驾于实在法之上的代表着绝对正义的自然法，法律神圣性的原始理念已发展成为自然法和实在法的二元论，形而上学的法二元论中的实在法与代表永恒正义的神法，同神话学说中的宗教二元论中的今世与来世之间建立了一种直接的关系。这时天上与人间，上帝与世上有了相应的对应体。
(三)二元认识体系是方法论基础
人们对认识对象的双重化倾向与对认识对象的泛神化结合，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元体系，这种二元认识体系在柏拉图理念学说中反映十分突出。在柏拉图哲学中世界被划分为由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组成的两个不同的范围，在现实世界中的每个东西，在理念世界中都有它的原型，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事物乃是存在于理念世界中原型的不完善的复本，在现实与理念之间，人们感官所认识的不完善世界与另一个不能被人们感官所了解的完善的理念世界之间存在着自然与超自然、经验与先验、现世和来世的二元划分。
这种二元哲理体系反映在对自然法的认识中，就是自然法不是人类意志行为所创造的而是上帝或神所创造的，是神圣的上帝的意志，人类必然通过仔细考察自然、人性以及人们之间的关系，通过精神作用去认识和发现自然法规则。实在法是立法者利用其权威将与自然法相一致的人的行为规则以合乎正义的理由制定和创造的一种法律，自然法所确定的人的权利和义务表达的是上帝的意志，是天赋的和与生俱来的，这些内容根源于自然理性或上帝的意旨因而具有神圣性，在不完善的实在法之上存在着完美无缺并体现绝对正义的自然法，实在法只有符合自然法才能证明它的正当性。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