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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长恨歌白居易，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这首诗主要是描写玄宗与贵妃的爱情悲剧，同时，婉约地表达了箴贬之意。所以就使全诗的主题表现出一定的复杂性。本文从结构和内容、《长恨歌》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及作者个人经历、《长恨歌》中的故事和《长恨歌》题材的选择上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论述了玄宗与贵妃的爱情悲剧。
从结构和内容上看，《长恨歌》是一首篇幅宏大，层次清晰、结构谨严，情节曲折的传世之作，生动地描写了玄宗与贵妃的爱情悲剧。《长恨歌》共有一百二十句的长篇歌行体叙事诗，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尽日君王看不足”，有三十句，写的是李、杨相爱的经过，充分地渲染了杨妃的天生丽质和玄宗对她的宠爱。第二部分，从“渔阳鼙鼓动地来”，到“夜雨闻铃肠断声”，有二十句，写的是安史之乱暴发，致使明皇入蜀避祸，杨妃马嵬坡惨死。第三部分，从“天旋日转回龙驭”，到“魂魄不曾来入梦”，有二十四句，写的是安史之乱过后，明皇触景伤情，睹物思人，别梦难成。第四部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到“此恨绵绵无绝期”，有四十六句，写的是临邛道士作法，上天入地寻找杨贵妃的魂魄，从而引出两人的七夕誓言，生死遗恨。全诗篇幅宏大、结构谨严。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是围绕两人的爱情悲剧这一主题，精心创作的。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诗人对于两人的爱情悲剧的感叹，是对于爱情受政治伦理摧残的伤情。
《长恨歌》所涉及的历史事件，诗人在创作《长恨歌》中选择了爱情悲剧的主题,但即使是在风气较宽的唐代，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传统道德规范造成了冲击。也就是说，白居易在这样处理这样的感情问题时，他也不得不进行斟酌。这使读者想到诗人的早年的恋爱经历。在结婚前，白居易曾与一位名叫湘灵的女子自由恋爱，但家庭和社会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原因即在于门第观念和社会风尚的阻碍，没能结婚。诗人被迫与自己相爱的人分开，乃是迫于世俗礼法和所处环境的无奈。诗人对此惟有痛苦无奈何地接受，再加上家庭对白居易幼年的影响，白居易在道德与感情问题的选择上也常常陷于困境。或许应该这样说，这些来自早年生活的情感体验便构成了他不畏“结靡”之攻击而大胆进行感情主题创作的动力。
由《长恨歌》中的故事来看，其涉及的事件都是历史上的大事件。回顾当时的历史，在政治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同时，社会风气的开化也是历代封建王朝所没有的。在中唐时代，人们回顾这段历史还反映着当时人们追求富贵和美色的风流时尚以及怀念盛世的思想潮流。因此，李、杨故事的魅力不可避免的与它包含的政治内容有关。这个故事又成为安史之乱爆发的引线。在封建社会中，其权力结构将皇帝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和最高地位，天下兴亡系于皇帝一身，因此，当时人们在总结安史之乱的教训时，李、杨的关系自然就成为议论的中心。然而，在诗人创作《长恨歌》过程中，李、杨故事并没有向失德荒政、女色祸国的政治解释模式发展，而是转向赞叹、歌颂忠贞爱情的爱情悲剧这一主题，这基本上是属于民间传说的。这说明在这种主题转变中，民间叙事模式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大众心理，起了关键作用。它遵循了美妇题材和爱情题材类作品的一般趋势，满足了人们感情的一般需要。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重道德、轻爱情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本诗的认识，便常常混淆起来，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的评价，从而产生了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
《长恨歌》在题材的选择上也具有大胆的创新。作者在选择题材时没有选择政治题材，而是选择了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大众心理题材。诗人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追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
由此可见，诗人的真正意图是描写玄宗与贵妃的爱情悲剧。并由此表达对不幸爱情的惋叹和同情之意。“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正是诗人对不幸的爱情的叹息与伤情。
1、吾家有女初长成意思是:我家有个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
2、最早出现在白居易《长恨歌》中，原句是“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3、《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诗的主题是“长恨”。该诗对后世诸多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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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白居易；《长恨歌》；抒写方法；艺术构思
白居易（772-846），唐代著名诗人和诗歌理论家，祖籍山西太原，后迁下邽（今陕西渭南）。白居易一生诗歌作品数量为唐代诗人之最，今存近三千首，以讽喻诗最为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还与好友元稹积极倡导了“新乐府运动”，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当时诗人正在盩至县（今陕西周至）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
一、《长恨歌》的内容与主题
《长恨歌》根据内容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下面依次进行简单的扫描分析。
1、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
全诗以“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一句开头，看似简单，事实上却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原因，又统领和组织着全诗。接着，作者将视野转换到女主人公：先写杨贵妃的身世、入宫过程和入宫原因：“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最后写到唐玄宗的所作所为对于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无不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
2、重在写二人的沉醉享乐最终酿成安史之乱
由在华清池乐舞逍遥的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写起，重在写二人的沉醉享乐最终酿成了唐朝历史上乃至中国历史上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接着，诗人详细地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等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尤其是在这一动乱造成的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悲惨一幕。接着，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起到“不见玉颜空死处”，诗人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细致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和在返还都城长安路上对二人过去缠绵生活的追忆，特别是“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一句运用了细节描写。
3、唐玄宗回宫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
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接着对于唐玄宗如何思念杨贵妃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细节描写：“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其中“魂魄不曾来入梦”可以看作是一个过渡句，将两人的苦苦思念之情的表达形式转换到了仙境，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促成了仙境的出现好像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富有感情和思想的真实感。
4、以“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开端
既能看出唐代皇室对于道教的推崇与信仰，又是对下面浪漫主义手法运用的铺垫与衬托。接着诗人又以动人的笔触，详细描写了杨贵妃得知作为天子使的道士到来消息后的各种又惊又喜的动作神态，特别是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诗歌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尾，韵味无穷而又富有哲理。
通过以上内容可以看出，《长恨歌》具有歌颂爱情与讽谏刺弊的双重主题，二者之间不是具有同等的地位。从本诗后面三部分对于唐玄宗与杨贵妃二人互相思念之情的细致描写与入微刻画中可以看出，诗人更重视对于二人真挚感情的歌颂与张扬。从本诗的第一部分唐玄宗的“不早朝”、杨贵妃姊妹的飞黄腾达和天下父母对于生男生女观念的改变可以看出其中又蕴含着对于唐玄宗误国误民的讽刺与鞭挞，很显然，二者之间，诗人是侧重歌颂爱情这一主题的。
二、《长恨歌》的艺术成就
1、《长恨歌》的抒写方法
（1）《长恨歌》的抒写方法首先表现在对于浪漫主义手法的特别重视和巧妙运用。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唐代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诗人并不完全拘泥于历史和采取写实的手法，而是有实有虚，前三部分大多是 “实”，第四部分全是“虚”。诗人的高明之处即是第四部分的“虚”，诗人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虽然“仙境”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但给读者的艺术感触与欣赏效果却是真实的。
（2）在故事叙述推进和人物形象塑造上，诗人将叙事、写景和抒情三种艺术表现手法结合使用，融情入景、移情于景及借典型神态动作举止抒情等方法的运用使其具体体现。唐玄宗在逃往西南时，路途遥远而四处是黄尘、栈道、高山，秋景凄凉，此正是以悲凉环境来烘托人物的悲哀情思。面对蜀地青山绿水，唐玄宗不是欣赏享受，而是青山绿水在唐玄宗眼中也和自己的心态一样寂寞悲哀，美景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就是融情入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从黄昏写到黎明，集中地表现了夜间唐玄宗被情思萦绕、孤苦伶仃而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运用的是借典型神态动作举止抒情的方法。总之，不管是从黄埃散漫到蜀山青青，还是从行宫夜雨到凯旋回归，不管是从白日到黑夜，还是从春天到秋天，诗人都是将叙事、写景和抒情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巧妙结合起来，给读者以全视角的艺术享受。
2、《长恨歌》的艺术构思
通过第一部分对于全诗分段内容的扫描，我们可以将《长恨歌》全篇的关键词和行文线索摘要如下：重色貌美相遇相知君王晚朝兄妹列土歌舞飨妃死马嵬血泪相流孤灯未眠道士勤觅帐里惊魂容寂泪干寄钗寄词恨无绝期。这些表示行文线索的关键词正是诗人艺术构思的表征。诗人对于唐玄宗的“重色”和杨贵妃的“百媚”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唐玄宗的荒误国，政治上的悲剧——安史之乱，同时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之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诗人的高明之
处正是没有按照常理结束诗作，而是借助唐代道教盛行的社会文化氛围，想象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杨贵妃对于唐玄宗的思念与真爱完全不亚于后者对前者的珍重，他们的爱情经历与故事最终凝成了一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在欣赏诗作的过程中，我们在收获到轰轰烈烈的爱恨情感体验的同时，似乎更有如何去真正地爱一个人、如何表达爱意的哲理思考。
【参考文献】
[1]蹇长春.主题平议——兼论悲剧意蕴的多层次性[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06）.
考证，追星族的闪亮登场可追溯到唐朝。
一个名叫魏万的年轻人为了一睹诗仙李白的风采，从河南济源的王屋山下开始，锲而不舍地追踪偶像的踪迹。历时半年，跋涉三千里，终于在扬州风尘仆仆地追上了李白。
杜甫也有追星族，其中包括重量级诗人张籍。张籍相当单纯地相信“吃什么补什么”，他将杜甫的诗集焚烧成灰烬，加入膏蜜，像喝补药一样，每顿必饮，并且发下誓言：“喝下他的诗啊，让我的肝肠从此改换！”
在名家辈出的盛唐诗坛，王昌龄以擅长七绝闻名。他曾被贬谪到龙标（今湖南黔阳），日子过得异常艰难，跟随的老仆人需沿路捡拾落叶枯枝当柴烧。但他诗名满天下，经常有人在路边跪拜，向他求诗。
和王昌龄一样，贾岛也是位苦命诗人。但他身后不乏众多追慕者，其中一位是晚唐诗人李洞。李洞“酷慕贾岛”，他的头巾上佩戴着刻有贾岛头像的铜片，他的手中持有一串为贾岛祈福的念珠。每听说有人喜欢贾岛，他必亲手抄录贾岛的诗相赠，还叮咛再三：“此无异佛经，归焚香拜之。”
以上都比不上白居易的追星族疯狂。
荆州有一名叫葛清的街卒，狂热迷恋白居易的诗歌，“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凡三十余处”，连后背也刻上了白居易的诗句，且配了图画，图文并茂。如此w无完肤的疯狂，被人称为“白舍人行诗图”，“若人问之，悉能反手指其去处，沾沾自喜”。
不过，当时连唐宜宗都写诗赞白居易，诗日：童子解吟长恨歌，胡儿能唱琵琶篇。自居易的《长恨歌》还流传到了日本，受到上自天皇下至平民的普遍喜爱。
广泛的崇拜并没有使白居易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说起来，他是李商隐的“粉丝”。《唐才子传》记载，白居易晚年退休在家，很喜欢李商隐的诗文，他常说：“我死之后，来世能做李商隐的儿子就知足了！”白居易仙逝后不过几年，李商隐果然得了一个儿子，他也不客气，干脆把这个儿子取名叫“白老”。可惜此儿智商不高，长大之后更无半点诗情。温庭筠就跟这个愚钝的小子开玩笑：“让你做白居易的替身，不是辱没了他吗？”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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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香山居士指的是白居易,唐代著名的诗人。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生于河南新郑，祖籍山西太原。他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又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2、白居易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其诗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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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画家刘海粟于上世纪20年代在上海创办美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先生曾送给他四个字“闳约深美”。“闳”，就是知识面要广阔；“约”，就是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有自己的选择；吸收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以便学有专长；“深”，就是深入研究，锲而不舍，百折不回；“美”，就是最后达到完美之境。这四个字也是对搞艺术、求学问的总要求。
吴永宽平常十分重视资料的收集和知识的积累，加之他善于鉴赏，善于迁想妙得。每到一个阶段，就会引发他在创作上的深层思考，一批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作品就会脱颖而出，展现在世人面前。
欣赏吴永宽近期创作的三对紫砂陈设瓶，“闳约深美”的印象就会展现在观者的脑海，因为它们是那样的引人注目。“闳”，就是陶刻的场景恢宏，多人物，多字数，书与画的有机结合仿佛赋予了作品以生命；“约”，就是每一对瓶都有一个主题，那是中华文化在紫砂载体上的浓缩，显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中华民俗文化的精华，这是善于艺术提炼的结果；“深”，就是内容有深度，被选中的课题有情节、有内涵、耐咀嚼、耐品味；“美”，陶刻给紫砂瓶增添了美，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长恨歌》百寿对瓶”高约58厘米，腹径28厘米。一面篆刻了通篇白居易诗《长恨歌》，另一面刻了唐明皇、杨贵妃等30余人，背景为宫殿一角，场面开阔，人物众多。
《长恨歌》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众多诗作中最脍炙人口的名篇。其艺术成就是很高的，诗的最后卸去了唐玄宗作为一个皇帝的光环，使他成为一个从重色到重爱情（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普通人，这是这首长篇叙事诗的点睛之处。吴永宽在《长恨歌》的画面中刻了杨玉环初进宫的情景，那个沉湎于酒色的唐玄宗在醉眼朦胧中，一下子被杨的娇艳惊呆了，《长恨歌》的情节也就此展开。
“《正气歌》百寿对瓶”高约58厘米，腹径28厘米。给人的印象是天地间的一股浩然正气充斥其间。瓶的一面用篆书，刻了文天祥的不朽之作《正气歌》，另一面则刻了文天祥身着甲胄，军容严整，得胜凯旋，百姓夹道相迎的画面。人物形态栩栩如生，文天祥正气凛然，一股“还我河山”的豪情壮志从胸间勃发。文天祥是南宋后期杰出的民族英雄、政治家、军事家和爱国诗人。他所写下的《正气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国难当头见气节，永垂青史留美名，每当正气贯日月，谁把生死放在心”该诗慷概激昂，读后使人受到爱国精神的教育和鼓舞。
“《地藏菩萨本愿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美人肩瓶”，瓶高65厘米，腹径28厘米，是以佛经题材为内容的陶刻作品。
《地藏菩萨本愿经》全文18000多字，吴永宽选刻了卷上6000多字。在瓶的显著位置刻了地藏菩萨像，并加以彩绘。经文从瓶肩处直下，纵向穿插期间，这是一种别开生面的陶刻形式。因字形微小，远观为线，近观见字，既有文字的内容，又有线型的装饰，与画面融为一体，别有一种装饰意趣。经文的宗旨是消灾延寿，广度世人，利己利人，功德无量。地藏菩萨慈悲深广，智慧融道，他的教导合乎佛理，能感化众生。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吴永宽刻了6000多字。“金刚”，佛经中释为金中最刚，譬如牢固、锐利，能除一切恶，除魔降瑞；“般若”释为大智慧；“波罗”指清静的彼岸；“蜜”是到的意思；“经”即是教给世人的理义。观音菩萨为佛教大乘菩萨，与阿弥陀佛及大势至合称“西方三圣”。民间视观音菩萨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有求必应的化身，故诚心参拜者甚众。
把以上三对瓶称为文化瓶，是因其文化内涵的深厚。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在当代仍有教人、育人的现实意义。吴永宽在选题上经过精心的推敲，其内容既丰富多彩，又赏心悦目。
紫砂艺术是人民大众的艺术，反应的是中华民族的生活之美，吴永宽在其中耕耘，其乐无穷。
白居易，生于772年，死于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谷，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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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教学中，学生常常会遇到一些难解的问题，如果将这些问题还原到历史文化背景中去，或者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还原到历史之中，或者还原作品中的人物的感情，学生就会深刻理解这些问题，古代文学修养水平就会显著地提高。
一
教师讲述《世说新语》时，往往会遇到这样一个难题，就是怎么才能让学生理解“魏晋风度”。方法就是将小说中所谓“魏晋风度”还原到历史文化之中去。魏晋文人的所谓“风流”是对汉儒那种高度理性化的思想行为准则的一种极端否定，是对人的个性的一种空前张扬，是个人本性的自然流露。魏晋时期，玄学流行，士人谈玄论道。玄学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士大夫，儒家思想再也不是处于独尊地位。阮籍、稽康、王羲之、陶渊明等人都是魏晋风流的代表人物，他们那种对个性的向往，那种对个人白由和人格尊严的要求，表现了人的觉醒，都有其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的意义。当时司马氏统治，杀戮名士。阮籍、嵇康等不愿意与统治者合作，因此有的醉酒，如阮籍，常常酩酊大醉，回避司马氏的姻亲关系。有的逃到山林打铁，如嵇康，以逃避朝廷的征召。他们的风流行为，是对当朝统治者的一种反抗。但是也应该让学生看到，魏晋风流有其病态和畸形的一面，魏晋风流实际上是对社会政治的一种极端的、扭曲的、甚至是病态的反抗。其反抗流俗的精神值得肯定，但其具体行为并不值得模仿。如刘玲醉酒之后，赤身待在自己房间迎接客人，更不应盲目推崇。应该理性地分析魏晋风流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
再如，中唐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歌要起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或“泄导人情”、“补察时政”的作用。学生无法理解写了《长恨歌》和《琵琶行》的白居易，为什么要持有这样的政治功利的文学观。这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甚至有更具体的问题针对性。其实白居易的文学思想很复杂，正如他的诗歌有讽喻诗、感伤诗、闲适诗一样，其文学思想既有强调干预现实，“为民请命”的一面；也有提倡修身养性、抒写闲情逸趣的一面。这是与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哲学相一致的。当他身为朝廷的监察官时，就不再主张文学的风情作用，更不会写《长恨歌》那样风情诗歌了。主张诗歌要反应现实政治，他的大量的讽喻诗实践了他的这种文学观。这种主张自然有其合理性，有其进步价值，尤其可以救治文学创作中那种脱离生活、局限于个人生活小圈子的无病等毛病，但也不见得要无条件全部接受。从理论上讲，文学的功能应当有更宽泛的规定，白居易主要是针对他所关心的现实问题有的放矢、有感而发，在这个范围内他的观点值得肯定。但是，白居易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认识，与儒家传统文学思想一样，存在极为简单化和片面化的倾向，他把文学的社会功能局限于直接干预政治的狭小范围内，而忽略了文学功能的广阔性、多面性，同时他还忽略了文学的教育作用要通过审美作用来实现这一层面。
教学时，如果教师能够把文学现象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去，学生就可以深刻理解作家作品，深入全面地理解这些文学现象。
二
讲授唐代文学白居易的诗歌《长恨歌》时教师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这首诗歌的思想主题，学术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这首诗歌是歌颂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伟大爱情；第二种，这首诗歌批判唐玄宗荒误国；第三种，这首诗歌有双重主题：既歌颂爱情，又批判玄宗荒误国。那么怎么样来把握呢？首先看看诗歌文本，诗歌开头这样写道：“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1]白居易在诗中认为杨贵妃在成为唐玄宗的宠妃之前还是少女。可是，笔者还原历史，比照《新唐书》，却发现是这样的：“玄宗贵妃杨氏，……始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无当帝意者，或言妃资质天挺，遂召内禁中，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聘韦昭训女，而太真得幸。”[2]原来，杨贵妃先为玄宗的儿子寿王的妃子，后来被玄宗抢过去做妃子。玄宗抢自己的儿媳妇做妃子，这很荒。很显然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对杨贵妃的身世进行了美化，说杨贵妃成为玄宗妃子之前是良家少女——“杨家有女初长成”。美化的目的就是为了歌颂他们的爱情。如果是批判玄宗荒误国的的话，就不会美化杨贵妃的身世，只会批判后宫的。还原历史，就理解了作者的创作目的，也就明白了诗的主题。
和《长恨歌》相反，白居易在他的“讽喻诗”《新乐府》之“胡旋女”中将杨贵妃写成了迷惑君心的妖女:“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3]”，并严肃地批判了唐玄宗不能辨别是非、沉溺于声色享受、不能自拔的生活。
《新乐府》之“李夫人”中将杨贵妃比作惑人的尤物“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杨贵妃死前死后都能够迷惑君王，永世难忘，并告诫君王“人非草木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4]作者给君王提出了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避免去遇到倾城倾国美人，这是规劝君王要遏制自己的荒思想行为的方法。
上面两首讽喻诗中，杨贵妃不是清纯的少女，死后也不是仙女；而是尤物，是妖女，形象和《长恨歌》完全不一样。这种形象符合《新唐书》里面的历史人物形象。为什么符合历史人物形象呢？就是因为白居易在诗中要批判唐玄宗荒误国，而不是歌颂其伟大爱情。《新唐书》中的杨贵妃也是一个负面形象，历史人物形象也是要给后来的君王提供治国理政的借鉴。在这一点上，历史和诗歌高度吻合了，史与诗一致。
如果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经常进行这种诗史互证，将人物事件还原到历史之中去，就能够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的主题意蕴。
三
教师在讲授《诗经·东山》时，怎样翻译和理解其中的诗句“熠燿宵行”呢？权威教材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这样翻译：鬼火在夜间流动，其光甚盛。[5]如果教师还原诗中的人物情感，就会发现，这样翻译欠妥。《东山》讲周公东征多年，戍守边疆的士兵还乡途中思念家乡。戍卒久征沙场，突然回家，路上想象家乡是不是荒芜了?亲人是否流散他乡了?他甚是担心。他回忆家乡过去的种种美好事情，包括新婚的幸福，漂亮的新婚妻子。这种回忆是温馨的，也是美好的。但是，如果翻译为鬼火夜间流动，这就给读者一种非常恐怖的感觉，不符合诗的温馨的情感氛围。如果翻译为萤火虫在夜间荒芜的乡村闪烁，那么这样，可以衬托家乡荒凉的境况，也可以带来一种美好的诗意氛围，这种美好的氛围也符合诗歌的体裁特点。鬼火流动，这是民间迷信的说法，《诗经》是儒家经典，儒家经典《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上面的解释不符合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因此不宜这样翻译。
对于诗中人物的感情，必须还原其本来情景；对于文赋，也应该还原其本真感情特点，如学习苏轼的文赋《前赤壁赋》时，怎么样理解赋中“客人”的感情呢？
本来泛舟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6]，美好的月夜，激发的应该是愉快的情感，为什么在饮酒乐甚之中突然有了“客人”的悲观情怀。原来赋中的“客人”也就是苏轼自己，其抒发的是自己的悲观情怀。苏轼这篇赋是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于1079年贬至黄州，任团练副使。他渴望建功立业，却遭此贬谪，内心苦闷可知。在赋中抒发其悲观情怀，这符合苏轼本来感情状态。但是苏轼能够用老庄哲学和禅宗思想排遣其悲观情绪，最终达到一种清旷情怀。苏轼在赋中借“客人”之口表达忧伤情怀，借主人苏轼自己来排遣“客人”的忧伤。苏轼巧妙的构思，抒发了两种情怀。读者也全面地完整地体会了赋中的情感。
总之，如果在教学时，将文学现象还原到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去，将人物事件还原到历史本身，将人物感情还原为本来状态，学生就会深刻理解作家作品，文学修养水平就会显著地提高。
四
以上讲的三个“还原”，实际上是关于文史结合的问题，文史结合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优长之处与作用，教学中注意运用它无可置疑。教学中文史结合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对这一方法的好处必须有充分的认识。一部分青年教师和学生，对文史结合是不够重视，甚至轻视的。因此除了从道理上说服外，有效的办法是注意以文史结合的具体教学实践所取得的良好效果为例来显示其优长，给人以启发，让人们在事实面前提高认识。
其次，教学的主角是教师，教师具有引导、影响学生的作用。因此，要使学生能更好地运用文史结合的方法来学习古代文学，教师是关键。这不仅需要教师重视这一方法的运用，还必须具有运用此方法的必要条件与能力。也就是说教师首先要文史兼通，要认真学习历史，掌握与所要讲授的文学作品有关的历史背景与事件等历史资料，以及典籍中与作品直接相关的本事一类记载，并尽可能详尽占有资料。老师需要长期注重历史知识与文化史的学习，广泛地阅读有关史籍与笔记诗话，甚至包括地方志与轶事小说等典籍，并有意识有目的地摘录相关资料，以备教学之需。这里需要说明，笔者所说的文史结合的“史”是广义的，不仅指正史，也包括稗史杂记以及笔记诗话之类典籍中的某些记载，它们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典籍，但也是一种有用的历史资料，而且其中多有与文学作品直接相关的有价值的记载，对读者解读文学作品往往极有帮助。
再次，教学中是否采用文史结合的方法，主要决定于该作品是否需要采用以及能否采用此种方法。要对历史资料的介绍有所选择。在备课时，当然以详尽占有资料为好，但第一，讲课时间有限，不可罗列历史资料；第二，我们上的是古代文学课而非历史课，不能喧宾夺主。对史的应用结合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说明文学作品，因此这也就决定了在讲课时必须从有关史料中挑选最主要的、最能说明问题的资料。这样既文史结合，又保证教学重点，既使学生对作品有更深刻的理解，又引导学生注重并掌握文史结合的学习方法。
最后，要注意辨别历史资料的真伪，并防止胶柱鼓瑟般看待作品与历史事实的关系。一般地讲，历史记载是可信的，但也不尽然，其中也有非实或道听途说，甚至凭空附会虚构者，这不仅正史中有，尤以稗官野史杂记等为多。因此在文史结合中就得注重史料的甄别，要弃伪存真。此外，从总体上说，文学作品毕竟不等同于历史，两者既常有联系，又有所区别，不能机械地比附等同。因为作品有时虽有事实根据，但它却容许综合夸张，甚至渲染虚构，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因此对这类有事实依据的作品，须视具体情况合理地理解，不能仅据作品断定历史事实为非，或根据历史记载而指责文学作品不符合历史事实。
注释：
[1]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7册435卷）：4826.
[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杨贵妃[M].北京：中华书局，1975，（第11册76卷）：3493.
[3]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7册426卷）：4705.
[4]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 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9，（第7册427卷）：4717.
[5]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 第一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8.
首先，白居易虽然对女色惑人进行了讽谕并提出警诫，但同时也强调了男性的责任。
在《长恨歌》的创作中，白居易对李杨的爱情悲剧持有明显的同情态度。虽然他对女色惑人发出了讽谕，并确实曾欲“惩尤物”，但并没有把惑国的责任全归在杨贵妃身上。在诗歌中，白居易同样指出了唐玄宗的“汉皇重色思倾国，多年御宇求不得”，由此才有后来的“一朝选在君王侧”。可见，诗中同样强调了唐玄宗的责任。女色固然可以惑人，但是如果男人个个都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怎么还会有惑国一说呢？
《李夫人》中表现的更为明显。其诗前段主要写汉武帝对李夫人的怀念，结尾发出了“伤心不独汉皇帝，自古及今皆若斯”、“人非草木皆有情”的感叹，对充满人性味的人间痴情表现出一种理解态度，只是认为若给帝王造成致死难忘的感情伤痛甚至影响到朝政时，还是“不如不遇倾城色”的好。可见，白居易并没有让女性承担起所有的责任，他也强调了男性自身的责任。
其次，白居易在对女性婚姻命运的热切关注中，批判了婚姻门弟观念，并对被男子或男子家人遗弃的女性表现了深切的同情。
婚姻的等级制度历来是封建礼教的一个组成部分，“门当户对”的门阀观念是封建婚姻中难以改变的标准，经济地位成为决定婚姻对象的决定因素，这种门第关键使寒家女无人聘问。针对这个问题，白居易曾叹息“寒地生材遗校易， 贫家养女嫁常迟”（《晚桃花》）。在《议婚》中，诗人从物质生活决定婚嫁命运的严酷现实出发，对比了贫女与富女的不同遭遇，为贫女鸣不平，同时，也对富家女“轻其夫”贫家女“孝于姑”的不同品行有所褒贬，体现出白居易重人品的婚姻观念，体现出他对女性美好品德的尊重，这在批判婚姻门第观念之外还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井底引银瓶》的题下小注虽是“止奔”，但诗中却把女主人公作为正面人物进行描写，她有着美丽的外貌和活泼的性格，因对爱情的憧憬而毅然与男主人公私奔，但“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频繁”，最终被男家赶出家门，弄得她想回娘家也是“悲羞归不得”。这位女子与男子相比，大胆地反抗封建礼教，具有较强的婚姻自主意识。诗人对她虽有“奔”之微词，但也有着明显的同情。作者塑造出的这个女子形象及其命运也引起人们的深思， 正是封建礼教及封建伦理道德扼杀了这位美丽的女性。同样，在《母别子》、《太行路》、《续古诗十首》其七中都有类似的不幸的女性。
再次，白居易对失意宫妃及普通宫女的命运表现出同情态度，对后宫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批判。
白居易对失意宫妃及宫女的同情，从上一部分分析的《上阳白发人》可见一斑。另外还倾诉了她们的绝望“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蒸笼坐到明”《后宫词》）、她们的无奈“不知遗旧爱，何处作新恩？”（《怨词》）等等。同样由于对宫女不幸命运的同情，白居易歌颂了唐玄宗“怨女三千放出宫”（《七德舞》）的举措。并且，在他的以宫女为题材的作品中，没有以欣赏宫女舞姿为内容的。
这种“怜幽闭旷怨”的主题在白居易的以王昭君为题材的诗歌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王昭君二首》中，诗人对其寄予了深厚的同情怜悯之情：
满面胡沙满鬓风，眉销残黛脸销红。愁苦辛勤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
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娥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
然而王昭君的悲剧已过去几百年了，而惨无人道的后宫制度非但没有废除，反而愈演愈烈。老百姓们只得“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疤痕”（《过昭君村》），以毁容来表达她们对后妃制的抵触情绪。
最后，白居易在作品中揭示了劳动妇女恶劣的生存状态，表现了对劳动妇女深切的同情。
2016年，根据小说改编的手游“阴阳师”以其不落俗套的剧情深受众多网友的喜爱，其热度至今未减。2017年，《妖猫传》仍旧延续了这类奇幻风格。巧合的是，这两部作品也是梦枕貘同时创作的。而与《阴阳师》相比，《妖猫传》更多了一分入世的味道。
梦枕貘被誉为“日本奇幻小说超级霸主”，他的改编作品近几年获得了中国大众的高度关注。梦枕貘本名米山峰夫，1951年生于神奈川县小田原市，1973年毕业于东海大学日本文学系。这些经历使作者能够站在真实的现场，呼吸到那里的空气，收获到了实实在在的“现场感”。这给予了他构思《妖猫传：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这个庞大故事强大的力量支持。
无论是游戏化的《阴阳师》，还是影视化的《妖猫传》，梦枕貘的这两部作品都因为相关的改编作品而受到了中国大众的广泛关注，日本这类奇幻小说也被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所接受。
《妖猫传》无论是玄幻诡谲的叙事风格，还是淡雅闲散的人物刻画，都令人兴致满满深受吸引。电影开拍前原著作者梦枕貘和导演陈凯歌还一同去襄阳实地勘景，这也显示了电影《妖猫传》对原著的尊重。
早在六年前，陈凯歌有感于襄阳“有美丽的汉江，有诸葛亮的故居，有深厚的文化历史，是一座恰到好处的城市”，与当地达成协议，要在襄阳拍摄魔幻大片《妖猫传》）。陈凯歌的专业美工团队在唐城呆了6年，从头到尾参与了设计和建造，所有的布景都是为陈凯歌的电影服务，整体风格以盛唐为主，按真实比例还原古唐建筑，虽然是古建筑，但是也用了现代流行的蓝色。陈凯歌每次去唐城考察时，都十分关注建筑的细节问题，力求充分展示盛唐文化风格。
有趣的是，电影主角猫咪也经历了海选。书中所描述的这只有着通天眼的猫妖非常讨人喜欢，它戏谑地看待人世，很多事它都看得通透，却仍然不肯置身事外。在人世大为折腾的它，完全享受融入其中的乐趣。在现实中，经历多轮评选后，一只名为Luna的黑猫最终脱颖而出，成为了电影中最大牌的演员。
出人意料的是，梦枕貘曾先后15次来到中国，最喜欢的小说是中国的《西游记》和《搜神记》。1986年，他从西安出发，循着玄奘大师的足迹一路向西，沿途探寻古迹，收集写作素材。1987和1988年，又继续《西游记》征途，游历了吐鲁番和天山。
从中国历史中采撷素材创作出来的小说，也使得梦枕貘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得到认可。梦枕貘的作品在日本小说界得到了一个新的评价：“这位作家如果充分发挥的话，也是可以写出古典作品的。”
梦枕貘说，日本人所理解的杨贵妃之美，与她的悲剧色彩有关。因为悲，才更显得美。再加上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白居易的《长恨歌》。平安时代，《长恨歌》传到日本，这首诗是绝对的经典，日本人在学校里学习中国古诗词时，老师通常会告诉他们，只要能够背诵《长恨歌》全诗，便可以读懂中国的汉诗了。“我自己到现在也背诵不了《长恨歌》，却一直没有忘记老师说过的话。” 梦枕貘说。
《妖猫传》故事以九世纪的历史人物、入大唐求密宗佛法的日本高僧空海为主角，以《长恨歌》为主脉，大胆且狂妄地利用李白、高力士、安倍仲麻吕、白居易、柳宗元、韩愈等人物作为衬托，讲述了因杨贵妃之死而引发的一连串诡异且柔情的事件，抒发作者本人的宇宙观，构成了一幅庞大的历史幻想画卷。
读白居易的《秦中吟》、《新乐府》让人切齿，在怒目中让你有一种愤美；读《琵琶行》、《长恨歌》让人感伤，在感伤中透出浓浓的凄美；而读像《暮江吟》一样的杂律诗，则让你舒坦，在舒坦中显露出优美。《暮江吟》虽不能和《长恨歌》、《琵琶行》媲美，但它仍是白诗中不可多得的一枚珍品，诗体虽小却能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笔者在品读白居易《暮江吟》时发现，诗人给我们以“三美”的享受：自然美、心境美与语言美。
一、自然美
诗人用他那独具慧眼的审美眼光给我们勾画出一副动态的“秋日江月夜”的自然美景图。第一、二句“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构成第一副“秋日江水”图。一轮秋阳在一天的照射后薄于西山。恰巧这时几缕晚云飘逸而至，迫近太阳，诗人忽觉眼前光线一亮，于是抬头仰望，只见太阳光被云遮住一部分，一束阳光直射傍晚时澄清、悠缓的江面，顿时江水幻化出一片壮丽奇妙的景象，清静无色的江水霎时呈现出红绿相间的绚丽色彩。诗人驻足了，这一短暂的自然景观着实让他心旷神怡，自然界竟有如此迷人的画面，真乃天公弄巧。日照江，江映日，好一副“秋日江水”图。第三、四句：“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依照时间的变化，“秋日江水”图又变成了“深秋月夜”图。九月初三的傍晚给诗人留下了难忘的一幕，同样九月初三的夜晚又让诗人兴奋不已。日落月升，一弯新月如同一张坚实的神弓。清幽的月色下，草木上的露水玲珑剔透，在夜色中闪闪发光，真像珍珠一样，让人爱不释手。露似珠、月如弓，在深秋夜里形成的这副“深秋月夜”图与前面“秋日江水”图珠联璧合，相映成趣。诗人巧妙的以时间转移为线，将它们贯穿在一起，用“串”字结构形成“秋日江月夜”的动态画面，这样的诗境彰显出此诗的自然美，给人以高度的审美愉悦。
二、心境美
在自然美的映照下，诗人的心境起了悄然的变化，所谓神与物游，物境改变了心境。
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43岁的白居易因作讽谕诗遭到朝廷的嫉恨，被贬为江州司马。在江州的第二年，白居易坐思自己的处世哲学，“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白居易在自己人生处世哲学的引领下，决定退出昏暗的朝廷，为远祸全身，干脆去做地方官，闲散官。《暮江吟》就是白居易退出朝廷出任地方官杭州刺史的路上做的。诗中反映了白居易离开乌烟瘴气的朝廷后轻松愉快的心情。独善时逍遥自由的心境与大自然如画的美景不期而遇，这样的心境在物境的美中得到了释放、展示。优美的物境使诗人暂时忘却美政失败后的烦恼，在自然美景中他的心境得到了超脱，顿感自由无束，这种超脱升华为一种心理的最高境界——禅趣，这样的心境让人神往。这足见诗人当时的心境是美的，这种心境美外化为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耐人寻味、深思。
三、语言美
《暮江吟》语言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词准确、凝练、形象、传神，可谓一字千金。如一“残”字，准确的写出太阳被云半遮半掩时的样子，为何这样说呢？因为诗的开头说的是“一道残阳”只一束阳光，同时，又表达出年个另一层意思，将落的夕阳称之为残阳。又如一“铺”字使这首诗境界顿生，将无形无状的阳光描摹的有形可感，使阳光不但有一种量感，而且有一种质感，仿佛有人将阳光这块美丽的锦缎平整的铺在清缓的江面上，作者不用“照”、“射”等词而用“铺”用词是何等精工、凝练，传神之处少有人及。二是修辞手法成功运用。比喻手法的成功运用，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把“露水”比作“珍珠”，把“九月初三的新月”比作 “弯弓”，生动贴切的描摹出事物的形美，表达出诗人对露珠与新月的喜爱，寄托了诗人美好的感情，比喻手法的 恰当运用，使整首诗的语言显得那样优美，给人以赏心悦目的享受。
白居易的这首《暮江吟》虽为一首短小的七言绝句，但它包蕴了一定的美学思想，它给我们展现了语言这个载体上所承载的自然美与诗人的心境美。白居易的这首诗《暮江吟》是内美（自然美、心境美）与外美（语言美）的和谐统一。它们三位一体，共同构建了《暮江吟》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