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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长恨歌》；白居易；物哀论；感物说
《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写于元和元年的一首“感伤诗”。“物哀论”是日本江户时代国学大家本居宣长提出的文学理念。二者时空距离相差甚远，何以敢用“与”字相连？
“物哀”是对物象人情直接率真的感情流露，每一次因外物而触发的感动都包含着对自然人性的纯粹同情和广泛包容，绝无一丝功利目的。
白居易 “物动而激发摇荡性情，随感遇而形于歌咏”，其感伤诗的代表作《长恨歌》尤以“感事写意”为贵。而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之隔，其文化自汉唐以来就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其文学也沾染有儒佛道的思想底蕴，故“物哀论”的提出脱离不了以“感物说”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论的影响。《长恨歌》与“物哀论”均与“感物说”有继承与发展关系，前者是作品，后者为理论，皆有“感物”内核。“文学现象之间实际存在的亲缘关系、价值关系和交叉关系是可比性的客观基础。”
超越时空维度，将《长恨歌》与“物哀论”作比较，以促成不同文学间的互识、互证和互补，在二者的对话中品味其“感物”内涵的异同之处，鉴赏“物哀论”与《长恨歌》的互映之处。
一、 感知“事之心”
王向远在《日本物哀》中提出，物哀论的“事之心”即指人际交往与世态人情。知物哀者通达人情，能以至诚至信之心理解世间人事，对于所遇所闻所见，自然而然地从内心深处生出喜悦、赞美、怜悯、悲戚等丰富情感。《长恨歌》中，白居易细细体味李、杨的内心世界，对其纯洁无暇的爱情故事，既有赞叹歆羡，又有悲哀同情，还寄托了君王恋色破国‘不如不遇倾国色’的讽喻。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这里的“重色”若说的是求女色以满淫欲，后宫佳丽三千，何来愁苦？他爱“色”，因为他懂得欣赏且不断地追求“美”，正是他固守自己的审“美”标准，不愿将就，才“多年求不得”。对爱恨感知强烈的唐明皇，对万物有敏感之心，因为“最能体现人情的，莫过于‘好色’，因而‘好色’者，最能感人心，也最知‘物哀’” 。
爱情最能动人性情，悖德之恋尤甚，这种爱情实际上早己超出了一般男女关系，更多的是“男女之间高雅的，有情趣的，时而伴随着一种游戏感觉的恋爱，是一种修养、美德，或者说是文明人的资质” 。对于李杨二人来说，这一辈子能相遇相爱已属不易，所以无论代价有多沉重、阻碍有多巨大，成就这段不伦之恋都是值得的。白居易善于体味李、杨之恋的情趣所在，深入人物心灵，设身处地地感受情感之美，从这出爱情悲剧中引出不尽的哀婉叹息。
二、感觉“物之心”
对“物之心”的极力发挥是《长恨歌》“物哀”品格的另一表现。“物之心”是指人心感知客观物外物，尤其是自然景象时产生的真实情感，能否在接触到物的同时，心生触动、感悟。白居易是懂得“物之心”的，凡一景一物，所见所闻，他均能在不同的心境下引出感慨万千。心随物动，情随景迁，《长恨歌》中使用大量的景物意象，使得情与景合而为一，物与心共为一体。
（一）物景显戚哀
进入到了高潮转折点，“渔阳鼙鼓动地来”仅一句就暗示了安禄山起兵反唐，足见白居易观察事物的细致入微。紧接的“无奈何”和“马前死”，虽极简地道出杨贵妃被逼处死的因果，却缺乏撼动人心的力量。直看到这一句“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才意识到他们的爱情已被无情摧毁，此区区一景，创造了一个物心调和、情景合一的境界，导出延绵不绝的凄惨悲愁之美。
接下来“旌旗无光月色薄”，月是伤心色，铃为断肠声，哀痛之情使他的感官感受更加纤细敏感。踌躇马嵬坡，终任随马转去，他见到“空死处”，心也空了，仿佛再]有东西值得留恋。由眼前的一处景诱发出强烈的无奈、伤感、唏嘘之感，直接流露了干净纯粹的人情人性，是最为“知物哀”的体现。
哀痛至极，眼前的旧景、旧物都沾染上故人的身影气味，那芙蓉如娇面，这柳叶似细眉，时时处处惹心伤，如何不泪垂？睹物思人，客体与主体达成了心灵上的观照，客体的出现触发了主体内心的波澜，主体的情绪又牵动了客体主观性质的改变。纯粹地思念美人，没有掺杂对国破逃亡或被迫软禁的任何情绪，不用道德理性来加工调味，完全信任“物”与“情”的自然直觉感应。《长恨歌》里没有哭天抢地的惨痛，也没有力竭声嘶的呼喊，白居易笔下的“悲”是温柔、含蓄、余韵悠长的“悲”。两人的生死别离之悲与美感相互融合，且相互制约，惨淡的悲与真实的美共同营造出悲哀美的抒情世界。悲哀与同情酿制出了独特的美感，诠释了“物哀”之美的精神。
（二）以物表吾心
物心一体，情融于物。白居易拥有朴素而深厚细腻的感情态度，故能发现李、杨深刻的爱情与比翼鸟、连理枝相一致的美的情趣。《长恨歌》中的比兴寄托，表露的内心情绪大多是十分内敛静寂的，如淡墨着宣纸反复地渲染加深，绘出层次丰富、生动真实的画卷。
“比翼鸟”的爱情追求不仅出于李、杨的心，更出于白居易自己的心，那“此恨绵绵无绝期”，也发自白的肺腑之情，指他本人与湘灵青梅竹马、相知相爱却未能结合的“恨意”！白将他自己在爱情上的遗憾、和对社会环境中爱情悲剧的认识完全融于《长恨歌》里，用自己的感情、想像丰富了这个故事，赋予了这个爱情悲剧更普遍的意义，产生了高度的悲婉同情之美。在定情物里寄寓对幸福爱情的理想，烘托出无奈悲哀的感伤气氛，寄托了白居易对自己处境和对天下守旧爱情观的悲怨，他正是将这些哀愁、同情推己及人到了李、杨故事中。
三、总结
《长恨歌》物景皆美，美中有哀，哀中寓情。白居易将自己的情感经历和体验、对时事政治的思考和对各家理论哲学的态度，用“物哀”精神相连，熔铸于这篇有讽刺、有怜悯、有赞叹的文章中，表现出他对自然触发的人情美、人事美的独特感知；他是一名知物哀者，懂得如何欣赏和审阅物美情美，笔下的一景一物中寄托了对自然、真实人情的赞美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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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长恨歌 主题 李杨爱情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17-0076-02
白居易的古体长诗《长恨歌》描述了安史之乱前后李杨的爱情悲剧，其主题思想历来是《长恨歌》相关研究的重点，而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要揭开这层面纱，需要将该诗带到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带入诗人的内心活动以细加体会。
一 前人研究综述
关于《长恨歌》主题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俞平伯先生在《〈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中提出，杨贵妃在马嵬坡事件中并没有死，而是流落民间，其后玄宗对她是生离之恨而非死别之苦。这一说法对后来的隐事说及爱情说产生了重要影响。1940年，陈寅恪先生发表《〈长恨歌〉笺证》一文，认为该诗是为讥讽唐玄宗多内宠而作。这直接影响到了其后讽喻主题的形成。“十七年”（1949～1966）时期，《长恨歌》主题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分别为：讽刺说、爱情说和双重主题说。
改革开放后，新时期的《长恨歌》主题研究不断丰富，大致分为六种观点。第一种为隐事说。该观点以周文、周熙良、孙汝舟为代表，他们综合正史、野史和笔记小说等记载，认为马嵬兵变当天自缢的是“假杨贵妃”，而真正的杨贵妃流落到了民间。后来唐玄宗派使者找到杨贵妃后，杨贵妃表示不愿意再经历风险，只将定情物让使者带回。因此白居易是在掩饰国丑。第二种为讽喻说。周天先生从史实出发，认为《长恨歌》所描绘的“安史之乱”源于玄宗迷恋杨妃，因此该诗讽刺了唐玄宗荒淫误国，劝诫君王节制，以守君道。第三种为爱情说，认为作品通过对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爱情的坚贞和专一，表达了对其爱情不幸的同情，也反映了人们对理想爱情的渴求。第四种为感伤说，认为该诗主题是感伤国家的衰退、盛世的一去不复返。“长恨”有两重含义，一是李杨爱情悲剧结局的长恨，二是哀伤盛世衰亡的长恨。第五种为自伤说，认为白居易是借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抒写个人的情怀和喟叹，表达了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人自身的哀怜惋悼之情。第六种为多重主题说，包括讽喻说与爱情说相结合的双重主题说，以及爱情主题、政治主
题、时代主题相结合的三重主题说等。
在《长恨歌》中，作者的创作意图在作品中表现得并不明显，这也就使得其主题有着多种可能性，也使其内涵变得复杂而神秘。
二 讽喻说不可取
前人的研究均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笔者认为，讽喻说并不可取。
首先，从诗歌本身看，全诗绝大部分篇幅都在写李杨的爱情，从杨玉环“养在深闺”到二人“承欢侍宴”，从“玉颜空死”到“鸳鸯瓦冷”，从“升天入地求之遍”到“含情凝睇谢君王”，再到最后“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整首诗描写了李杨由相爱到饮恨的曲折过程，展现了宏大的历史画面和沉痛的爱情之思。相比而言，它并不像李商隐“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那样犀利地借古讽今，亦不像杜甫“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那样描绘在帝王武力开边政策下的生灵涂炭。相反，在《长恨歌》中，诗人对可能影响到李杨的内容都做了最大限度的舍弃或巧妙的变动，在政治方面亦着墨不多。如写杨玉环最初入宫的不情愿仅用“春宵苦短”四字带过，对于唐朝历史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也仅用“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三句过渡般一带而过。因此就篇幅而言，爱情远高于政治之上。
其次，从创作背景看，《长恨歌》创作于公元806年，约“安史之乱”爆发后四十年，为唐宪宗李纯统治时期，此时唐朝虽实力下降，但尚未灭亡。即便该诗是呈给君主看的，也应是规劝大于讽刺。另外，以往的讽喻诗多是讽刺过去朝代的君主，而宪宗李纯为李隆基的来孙，若在宪宗朝毫不留情地讽刺其祖上的君主，未免有失妥当。再者，笔者认为讽喻说含有后人对李隆基的看法。随着历史的演进，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安史之乱”对唐王朝的影响，认识到唐玄宗的任人失误，而当时的百姓却无法看到历史的全貌，他们听到的是“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他们看到的是“可怜白骨攒孤冢，尽为将军觅战功”，因此很难看到公正的历史，进而批判、讽喻。
再次，从诗人自身看，白居易是中唐时期的平民诗人，他不像范仲淹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不像杜甫有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愿望；亦不像顾炎武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他所关注的是“新丰老翁八十八”，是“自言本是京城女”；是“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的平民百姓。因此其在诗歌创作中，更多的是反映百姓的生活和理想愿望。因此《长恨歌》与其说是讽喻，倒不如说是百姓对此的哀婉和无奈。
三 白居易的文人情结
笔者认为，白居易的《长恨歌》之所以如此成功，除其高超的写作技巧外，白居易的文人情结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的封建社会有着严格的皇位继承制度，许多人为了登上权力的巅峰而不惜与亲人自相残杀，而与此同时，另外一部分顺利登上皇位的人却又是被迫而无奈的。梁武帝钟于佛教，几次出家却又被宫人赎出来；南唐后主李煜文质词工，却只能面对“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的亡国之痛；宋徽宗精通书画，他创造瘦金体，钟情李师师，然而皇帝的宝座让他受尽精神折磨，在历史上也未留下好名声。由此来看，唐玄宗又何尝不是这样的人呢？
在唐玄宗统治期间，虽有着“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盛世景象，然而他对杨贵妃“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于一身”的专情亦属人之常情。身为一国之君，常常身不由己。为了派兵镇压“安史之乱”，为了平民愤，他让心爱的人在兵变中自缢，他承受着百姓的谴责和“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的朝思暮想。唐玄宗亦像李后主，像宋徽宗那样有着文人情结，这引起了白居易的共感，因此笔者认为，在诗中，诗人流露出了对这样一位君主深深的理解和同情。“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写出了一代帝王的孤寂和无助。
而《长恨歌》之所以流传甚广，在于它宣泄出了一个大时代的悲哀。杨贵妃是悲哀的，她因为自己的美貌而成为一代君主的宠妃，又因为其美貌成为一个时代人民的矛头所指，最后葬送了自己的性命。唐玄宗是悲哀的，他有着一个正常人所有的，却为时代所缚，为自己的身份所缚，在辉煌之后留下了骂名；中唐的百姓是悲哀的，他们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盛世，却又见证了一个大时代由盛转衰的灾难。
白居易从一个文人的视角塑造了两个美好人物的悲剧形象，描绘了一个宏大的爱情悲剧。在其文人情结的作用下，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变得真实又伤感，笔者认为，这才是《长恨歌》的主题所在。
《长恨歌》作为中唐时期绚烂宏大的历史叙事诗，其主题与内涵复杂而神秘，很可能并不仅限于一种或少数几种说法。然而作者对李杨爱情的同情和对一个大时代的伤感，自是探究《长恨歌》主题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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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通俗性;通俗性的创作机缘;通俗性的表现
中图分类号:I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7-0001-02
杜牧曾在他的《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写道:“……诗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丝,妇人小儿,皆欲讽诵,国俗薄厚,扇之于诗,如风之疾速。尝痛自元和已来,有元白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r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杜牧此言明显表露出对白诗的不满,他以一位“庄雅”士人的口气批评痛责白诗“纤艳不逞”、“淫言r语”,广为流传以致破坏了传统风俗的雅正教化,但白诗如疾驰之风般的传诵却也成为不争的事实。
《全唐诗》卷四收唐宣宗《吊白居易》:“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白居易《与元九书》亦自述:
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娱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
可见,《长恨歌》在平民百姓阶层广为流传,深受欢迎,一部作品能如此广受青睐想来必然是它蕴含了某些特别的要素暗合了读者的心理需求,即找到了伊塞尔所说的“隐含的读者”。
一、通俗性的创作机缘
《长恨歌》的通俗性与当时流行的俗讲、说话有一定的关联。俗讲以“悦俗邀布施”为目的将佛家经文和故事化为通俗的文字,向人们进行宣讲。它对当时流行的另一种讲唱活动――说话,有着深刻的影响。“唐代说话是在古代的宫廷优人说故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受频繁演于寺院斋会的俗讲的影响,说话的对象由帝室贵胄向世俗百姓转移,内容也由“即兴片段式的笑话谑语转向讲说富有人物情节的佛教、历史、民间传说故事”。《长恨歌》以“歌诗”的形式出现,其主要内容恰好可以简单概括为一段历史加一个民间传说故事,可分为五个部分:贵妃宠信、马嵬惊变、玄宗思念、仙界寻找、人间长恨。简炼概括的历史事件与浪漫传奇的爱情故事兼具。它与陈鸿的《长恨歌传》是“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是这部‘众体具备’小说中的“歌诗部分”。除此之外,作者白居易恰恰又是一位了悟听众的接受心理,熟谙说话的演说方式、技巧的人。元稹在他的《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有诗云“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之句,并自注:“乐天每与予游,从无不书名屋壁。又尝于新昌宅(白居易住所)(听)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可见说话的内容相当长,说者善于演说而且兴致高涨,从寅时讲到巳时四个时辰,而“一枝花话”与后来的传奇小说《李娃传》在内容情节上基本吻合,由此这部小说应是在民间说话的基础上作成。《长恨歌》这篇“众体具备”的小说的歌诗部分,很可能与当时的说话有着某些关系,或许为当时说话的脚本的一部分。
不论是变文还是说话都是面向俗众的,通俗易懂,能抓住普通人的细微心理,动之以情,才能触动听众的心灵,与听众形成共鸣。
二、通俗性表现之一:语言的华美流畅与悲剧主题的自然舒展
杜牧曾指责白诗“纤艳不逞”、“淫言r语”,应是就诗中的华丽描写而言,但华词丽藻给我们却带来美的享受与遐想。它绘出了一位云鬓花,雪肤花貌,芙蓉面,柳叶眉,金步摇曳,娇态多姿,仙袂飘飘的美人,她丽质天姿,美艳动人,“回眸一笑”,摄人心魄,六宫粉黛为之顿然失色,她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她的魅力征服了一个盛世的君王,颠覆了禁锢千年的“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甚至招致了一个强大王朝的危亡。通篇以当时最为流行的七言律写成,整齐划一,平仄相间,或八句一转韵,或四句一转韵,变化跳转,流波回旋,宛转摇曳,情致曲尽。诗人在节奏有序,韵律和谐,流畅华美的语言中唱叹着一位如带雨梨花般娇嫩欲滴、婉丽动人的妃子不幸悲惨的遭遇与深情挚爱,触人心弦,甚是凄婉动人。
依格式塔心理学图形与背景关系理论,在同一个由不同对象配置组合而成的场中,有的对象“凸”显于整个画面之上,而另一些则退居其后只作陪衬,究竟哪些为主角,哪些为背景,注意视点的转移很重要,这也是《长恨歌》出现多种主题学说的原因。“凸显”图形与背景的区分度越大,就越易吸引人的注意力。《长恨歌》中历史事实的轻描淡写与情境的极力渲染形成鲜明的对比,爱情悲剧的演绎可能对读者更具吸引力。白居易是一位“深于诗,多于情”的诗人,擅长描写男女真挚的情爱。《长恨歌》开篇“汉皇重色思倾国”开宗明义,一句点明事件大概,而对于安史之乱他也只用“渔阳鼙鼓”“千乘万骑西南行”几个字带过。而后时间的流程突然被截断,代之以空间上的极大跳跃,越人寰入仙境,境界大大拓展,而在这一时空跨渡的过程中,情境的极力渲染使这一转折和缓、绵长、顺理成章而不显突兀。情境描写中,景物繁复呈现,层层烘托渲染,幸蜀时人烟罕迹的峨嵋山道、萧条的旌旗、黯淡的日光、青翠秀丽的巴山蜀水,归来时所目极到的昔日池苑、芙蓉、桃李、梧桐、梨园弟子、阿监青娥,所经之处,所见之物,所遇之人,皆触目惊心,无一例外地蒙上了一层凄凉感伤的情调。心理随景而行,睹物思人,物皆着人之色彩。悠悠生死别后,君王思念之心不移,然而仙境之情也不曾改变,“钿合金钗”这些细小的装饰品在皇室奢侈华贵奢侈的生活中可谓微不足道,但贵妃却珍惜如初,只因心似金钿坚的爱情私语誓言以及至死不渝的爱恋情深,于此诗歌的悲情气氛欲加浓厚。
按中国文学中传统的大团圆思想模式:悲剧性的情节后往往拖着一条“光明的尾巴”,结局多是以“不幸的男女主人公此岸短暂生命的终结为代价,获得彼岸美满婚恋生活的永恒”。然而白居易继承了传统对彼岸世界的开拓之法,在结局上却出人意料,顺其自然地“扰乱”了读者“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期待视野,以生死之离,天地之隔,长恨绵绵,窈无绝期的结局告终。在此过程中读者或听众经历了一场 “喜-大悲-小喜-悲”的情感洗礼,怜悯中又增添了一道虚幻的遗憾与悲伤,“遇挫”的心灵没有得到补偿,悲剧意味更回深远悠长,但是爱情的坚贞专挚在这无限延续的忧伤之中更加深刻珍贵,超越时空阻隔得以永恒。
三、通俗性表现之二:女性生存状态的折射
《长恨歌》以丽彩写哀情,华丽中透露着凄凉,悲剧意味浓厚。朱光潜在《谈文学》中曾说:“如果文艺作品中可悲的比可喜的情境较多,惟一的理由就是现实原来如此,文学只是反映现实。”《长恨歌》难逃“女祸说”的非议。《长恨歌传》结尾处亦指出:“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者也・・・・・・”这是陈鸿的揣测之辞,他认为诗中不只是感叹于李杨的爱情故事,而是以“尤物”“乱阶”警戒后人。然而“女祸说”的背后折射出的是男女的不平等,地位的失衡。这种现象在唐传奇中屡屡可见,《柳毅传》中的龙女遭受前夫的厌薄,舅姑冷待,终日以泪洗面,哀不自胜,境遇凄惨;《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对李益一往情深,不料却遭李益负心抛弃,饮恨而终;《莺莺传》中的莺莺,遭受着被张生始乱终弃的悲K命运,等等,但这些深受爱情折磨、伤害,命运悲苦的女子恰恰是现实生活中女性命运的真实写照。
唐代是一个开放、文明、自由的社会,唐代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之其它时代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如女性有着强烈的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有了更多社会交往的自由,受教育状况有所改善,甚至有了一定的择偶、离婚、再嫁等婚姻自,婚姻自主是女性在婚姻家庭生活中所处地位的集中反映。允许离婚,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对人与人关系的改善调适,是社会进步开放的一种表现。看一下当时的离婚规定:一是“义绝”离婚(指夫对妻,妻对夫族的殴非罪,奸非罪和谋害罪)及违律结婚行为者,官府判定其离婚;二是由夫方依据“七出”提出离婚;三是“合离”即经由夫妻双方同意的离婚。按照《唐律》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即当夫妻双方感情不合,经双方同意可以离婚,不受法律制裁。第一条规定比较明确,所列的违律行为以及最终的惩处方式比较明确,能令人心服;第三条就有点模棱两可了,二人不合便可选择离婚,缺乏一定的标准和限制条件,至于第二条提到了“七出”,此“七出”,即出妻的七个规定: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这七条并非唐朝首创,看似是在为离婚提供了一个可咨参考的标准,但七个规定对女子的要求近于苛刻,决定女子去留的主动权仍然掌握在夫方的手中,离婚与否取决于夫方的意愿。由此,在整个离婚规定中,男女的关系较之过往只略有改善,而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地位却不曾动摇。
高连峻在《中国婚姻家庭史》中总结道:“当物的生产不再靠男人的体力占优势,而是以男女等同的智力、知识为主导时,当男女婚姻的目的不只是为人的生产,而主要是为了爱情时,男女平等才真正能彻底实现。”如此看来,《长恨歌》中坚定恒一、生死不渝、纯洁唯美、浪漫奇幻,不宥于时空拘限的爱情显得难能可贵,虽然可望而不可及,但足以给当时女性以心灵、精神上的慰藉,对人生幸福的美好憧憬与期盼。
此外,《长恨歌》中有“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七夕节许愿的风俗亦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女性的生存状况。历代对七夕节都有着特别的关注。《孔雀东南飞》中有诗文“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何根海先生从其中的“初七”及“下九”对举现象入手,经过详细的论证提出了:初七本为阳会日,阳会日为男女生殖交媾日,七夕风俗中内涵有先民的生殖与耕织祈愿思想。古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曹植有《弃妇诗》:“・・・・・・拟心长叹息,无子当归宁。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天月相终始,流星没无精。”无子的妇女在家中的地位像流星一样短暂,母以子为贵,生子才能是女子在家中站稳脚跟的保证。唐律中将“七出”中“无子去”一条放在了首位,而无子的妇女将遭冷遇。《唐律》规定:妻年五十以上无子,听立庶以长。疏议据此认为“四十九以下无子,不合出之”。“为人妇而未能生子者,为首罪”。唐传奇《庐江冯媪传》有:“冯媪者,庐江里中啬夫之妇,穷寡无子,为乡民弃。”冯媪因丧夫且无子而为乡民所鄙弃。七月七日的夜半私语恐怕不仅仅是对牛郎织女七夕相会的天长地久爱情的祈盼,更是当时女性对求子的渴望,是女性社会地位不安全感的外向映射。
总而言之,作者白居易在创作《长恨歌》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去探索诗歌通俗性的一面,潜心于大众接受心理的挖掘,使其与大众欣赏口味相互契合,形成共鸣,在大众的钦赏与赞誉中,《长恨歌》独具魅力,流传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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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35岁的白居易被任命为周至县（今属陕西）县尉，有一天，他和朋友陈鸿、王质夫到距长安百余里的马嵬驿（今属陕西兴平）附近的游仙寺游览，在那里瞻仰了50年前杨贵妃被缢杀的遗址。三个人谈到当年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故事。王质夫认为，像这样突出的事情，如果没有大手笔加工润色，就会随着时间的迁移而消没，那就太可惜了。他鼓励白居易：“乐天（白居易的字）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同时又对陈鸿说，你既然喜欢历史，志在当史官，为什么不把这段历史故事写出来呢？于是白居易写出了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陈鸿写出了传奇《长恨歌传》，两篇作品相辅而行，并传于世，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光辉篇章。
唐玄宗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就凭借《长恨歌》和《长恨歌传》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杨玉环（719―756），蒲州永乐人（今山西永济县），出身宦门世家，父亲杨玄琰任蜀州司户，她小时候在四川长大。10岁那年父亲去世，她寄养在洛阳三叔杨玄家，杨玄任河南府土曹。杨玉环天生丽质，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有较深的文化修养，她性格婉顺，精通音律，尤其擅长歌舞、琵琶。开元二十二年七月，年方16岁的杨玉环应邀参加唐玄宗女儿咸宜公主在洛阳举行的婚礼，见到了公主的胞弟寿王李瑁，两人一见钟情。同时也得到李瑁母亲的青睐，在武惠妃的要求下，唐玄宗下诏立她为寿王妃。
开元二十八年（740），22岁的杨玉环和56岁的李隆基第一次相见，李隆基惊叹杨玉环的美貌，情难自持，便下诏令杨玉环出家做女道士，为李隆基的母亲窦太后荐福，赐道号太真。接着，唐玄宗又为寿王李瑁迎娶韦昭训女儿为妃。公元745年，27岁的杨玉环被唐玄宗迎回宫里，被册封贵妃。同时被册封的还有杨玉环的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兄弟姐妹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杨贵妃性格温柔，善于承迎皇帝，深得宠爱，于是“后宫粉黛无颜色”，“三千宠爱在一身”。唐玄宗沉缅于酒色，朝政日非，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发动者安禄山，父亲是粟特族人，母亲是突厥人。他曾带兵平定奚、契丹，官至尚书左仆射、骠骑大将军，手下有20万军队，而当时中央直辖军不过10万人。安禄山为人“外若痴直，内实狡黠”，他一方面贿赂宰相李林甫，巴结杨贵妃。45岁的安禄山竟拜29岁的杨贵妃为“养母”。另一方面，他囤贮武器、马匹、粮草，训练私人武装，准备叛乱。很多大臣都察觉他包藏祸心，劝诫皇帝防备，但唐玄宗对他深信不疑。天宝十四年（755）11月，安禄山从蓟城（今北京西南）起兵，以“奉密诏讨杨国忠”为名杀奔长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叛军很快攻下洛阳。唐玄宗指挥失误，先是临阵斩帅，杀了作战失利的高仙芝和封常清，接着又命令坚守潼关的哥舒翰出兵进攻洛阳，结果潼关失守，长安失去屏障，6月13日，唐玄宗带着后宫嫔妃和大臣逃离长安。第二天中午抵达马嵬驿，皇帝扈从部队发动兵变，杀死杨国忠，并迫使唐玄宗命令太监高力士在佛堂缢死杨贵妃。“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
一年多以后，在灵武即位的唐肃宗李亨派郭子仪、李光弼率军收复长安，他派人到四川接唐玄宗李隆基回长安，又路过马嵬驿，“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到长安之后，李隆基被变相软禁在西宫，苦苦思念杨贵妃，甚至请道士寻找杨玉环魂魄。也有人就此附会，说杨贵妃未死，被缢杀的只是一个宫女。杨贵妃被救又辗转去了日本。至今日本还有杨妃墓，更有人（如著名影星山口百惠）自称是杨玉环后代。这是后来人们不愿意让美貌的杨贵妃落得这样悲惨的结局，于是敷衍出“海外仙山有太真”的传说。
白居易的《长恨歌》虽然也批评了“汉皇（实际是唐皇）重色思倾国”，即唐玄宗重色误国，但它将杨玉环写成以“处子”入后宫，“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通过浪漫主义想象让他们的爱情建立在纯洁的基础上，歌颂纯真的爱情是全诗的主题。“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唐玄宗回到长安刻骨铭心思念贵妃，而贵妃的魂魄虽登仙境仍不忘君恩，嘱托方士在七月七日长生殿上与玄宗见面。这虽然是一种理想，却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纯真爱情的向往。所以后世人评价《长恨歌》是“歌叹情而暗含微讽”。
陈鸿的《长恨歌传》则“传惩戒又如不胜情”，因为它的主题是“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传奇中暴露了唐玄宗晚年纵情声色，政治腐败，对唐玄宗从寿王府邸取来杨贵妃一事直书不讳，揭露“贪色误国”是为了惩戒后人。如果说白居易的诗侧重抒写两个人的感情，渲染爱情的“天长地久”；那么陈鸿的传奇小说则是注重描写故事，从杨妃入宫到马嵬事件，再到方士求魂，七夕相会，写得宛转曲折，引人入胜。两篇作品并行于世，各有千秋，且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北宋时，乐史撰写长篇传奇《杨太真外传》就取材于《长恨歌传》，后来又演为戏曲，元代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杂剧、清代洪升的《长生殿》传奇都是从这两篇作品衍生出来。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松岭区壮志中学（165012）
前几天，我的一个朋友群发QQ留言：《疯狂的石头》续集选角，需彪悍男数名，美女数名，选中拍摄有片酬。有意者拨打报名电话××××××××。最让我感到诧异的是，第二天居然有一哥们在Q上问我，你今天没去报名吗?我当场晕倒。我反问：这样的招聘你也信啊?那哥们说，我当然不信，没去。不过让我看不明白的是，《疯狂的石头》要那么多剽悍的群众演员干嘛?难不成要拍一场群殴的戏，还是欠钱追杀的戏?想来剽悍二字蕴涵太多让人遐想的空间了。
其实很多事情就是如此，暧昧得让你看不明白，如同雾里看花，王菲为此还专门唱过一首《暖昧》的粤语歌，咿咿呀呀的曲调，百转干回，把人的情绪撩拨得暖昧迷离，你别说，现在人还就喜欢这种似是而非、欲迎还拒、欲盖弥彰的感情。
前些日子看洪晃的书，她说，这种纠缠不清的故事是我们黑白生活中的色彩，会给我们带来好看的电影、好读的书、好听的歌。我觉得这话是说到点子上了。比如，最近我喜欢听的一首歌是Joan Baez的《Diamonds&Rust》，这是Joan Baez纪念自己和Bob Dylan(鲍勃迪伦)一段藕断丝连的情感。这首歌好听至极，有淡淡的忧伤，还有些小小的嘻皮与自嘲，“Well，1 will bedamned，here comes your ghost again。”翻译成咱中文就是，真见鬼，你的幽灵又出现。这是我所听到的对这种纠缠不清且有些小小怨恨的情感歌曲的最好表达。
当然，在电影的世界中，诸如此类的情感也常被导演拿来说事，而且票房都不差。导演关锦鹏拍的《长恨歌》就是如此。尽管郑秀文在本片中的亮相并非“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但梁家辉和胡军这两个实力派演员的精彩演技，却让该片大放异彩。
这部电影根据王安亿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灵感是否来源于白居易的《长恨歌》就不得而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通篇纠缠不清和暖昧的情愫占据了大部分，郑秀文和梁家辉朦胧的情感与跟胡军之间的爱恨成为电影的两条叙事主线，穿行。
其实王安忆的《长恨歌》我并没怎么细看，只是大概翻了一下，但有一点感触良深，作为经典海派风格的作家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对上海的描写是极其细腻的，细腻得像要把整个上海的五脏六腑都要拿出来晾晒。无论里弄、公寓、街道，都充斥着浓浓的上海风情。可惜这个片子并没有体现出十之一二，完全淡化了城市这个大背景，只是一味地勾勒一个“长恨”的故事。从这一点上看，影片的渲染张力明显不足。
1200年前，35岁的自居易用诗歌哀悼唐明皇跟杨贵妃的爱情结局，1200年后，同样的爱恨情仇，时空转换，结局不也一样哀婉悲伤吗?郑秀文扮演的王绮瑶深深爱上李主任胡军，然后又怎么样呢?最关键的时刻，这个男人玩起了失踪游戏，留下王绮瑶扼腕叹息，估计得“此恨绵绵无绝期”下去了。
古人常说，相逢一笑泯恩仇，只是很多时候，生活在世间的凡夫俗子，有着七情六欲的情感，太多的爱恨情仇并非能一笑了之的，爱恨从来都是相伴而生，如影相随，更多时候，你不知道到底是因爱生恨，还是因恨而爱。
摘 要：白朴的《梧桐雨》描写了历史上唐明皇宠幸杨贵妃的故事，但其意蕴并非在于二人的爱情。对比《长恨歌》、《长恨歌传》，白朴的《梧桐雨》是以荒淫误国的唐明皇的悲剧形象，来讽刺批判昏庸的封建统治者，从而具有很强的惩戒警示意蕴。
关键词：《梧桐雨》；唐明皇；意蕴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0-0005-02
《梧桐雨》是元代剧作家白朴的名作，全名为《唐明皇秋夜梧桐雨》，它是一部以安史之乱为背景，以唐明皇宠幸杨贵妃故事为中心的悲剧。由于《梧桐雨》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人们对它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对其所含的意蕴也一直存在争议，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四种——一是歌颂爱情说，如陈建在《略论杂剧》一文中认为：“《梧桐雨》以歌颂唐明皇对杨妃的真挚爱情为中心，附带的反映了统治者享乐所造成的国家危难，而前者是作者所歌颂和赞美的”①；二是评判政治得失说，如罗弘基在《论的主题及研究方法》一文中认为：“《梧桐雨》通过唐明皇宠幸杨贵妃，荒淫误国，并执迷不悟，饮恨终身的悲剧，旨在揭示国家兴衰的原因”；三是双重主题说或主题混乱说，如有人说《梧桐雨》：“主题不突出，倾向性不鲜明，没有能够把握中心，结构也显得松散，戏剧性不强”②；四是幻灭说,如幺书仪先生说：“白朴在这个剧中，是要借李、杨故事抒发他的一种在词中反复表现过‘沧桑之叹’，一种在美好的东西失去之后又无法复得的哀伤和追忆，表现极盛之后的寂寞给人带来的无可排解的悲哀，一种对盛衰无法预料和掌握的幻灭”③。可事实上我们细读作品可以发现前三种观点并没有准确地概括出作品其中的意蕴，而幻灭说虽然对《梧桐雨》做了有价值的探讨，但有些过度阐释。对比《长恨歌》、《长恨歌传》，并结合白朴的人生经历，本文试探讨《梧桐雨》中李杨故事的意蕴，即白朴的《梧桐雨》通过荒淫误国的唐明皇的悲剧形象，来讽刺批判昏庸的封建统治者，从而具有很强的惩戒警示意蕴。
我们通过分析《长恨歌》和《长恨歌传》知道，白居易的《长恨歌》侧重于赞美爱情，而陈鸿的《长恨歌传》侧重于揭露讽刺，但是《长恨歌》赞美爱情而又暗含微讽，《长恨歌传》讽刺而又“如不胜情”④，赞美爱情和揭露讽刺在《长恨歌》和《长恨歌传》中交织，使得两者在主题上有一定的矛盾性，两者的主题都绝非“爱情说”或“讽喻说”所能概括的。当然它们各自都抓住了自己的创作意图，突出了各自的主题,《长恨歌》着重写情，《长恨歌传》则着重叙事，作为元杂剧的《梧桐雨》充分借鉴了《长恨歌》重于抒情和《长恨歌传》重于叙事的特点，把叙事和抒情有机的融合在了一起。但是，《梧桐雨》并不是将《长恨歌》的抒情特点与《长恨歌传》的叙事特点简单相加，它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特点，而且它的主题并不矛盾，而是统一和鲜明的，就是以悲情寓讽刺，当然这里的情并不是着重抒发爱情，而是侧重于表现荒淫误国的唐明皇自食恶果的凄凉之情。
与《长恨歌》、《长恨歌传》相比较，唐明皇父纳子妃，安禄山与杨贵妃二人私情这两个细节在白朴的《梧桐雨》中反复做了交代，而在《长恨歌》与《长恨歌传》并未作交代。如白朴在唐明皇一出场便这样写道：“六宫嫔御虽多，自武惠妃死后，无当意者。去年八月中秋，梦游月宫见嫦娥之貌，人间少有。昨寿邸杨妃，绝类嫦娥……朝歌暮宴，无有虚日……寡人消遣咱”，从中可以看出，唐明皇对杨贵妃的爱只是因为杨贵妃“绝类嫦娥”，他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居然干出了父纳子妃的荒唐事。同时，白朴在《梧桐雨》中强调了安禄山与杨贵妃的私情。剧中安禄山被唐明皇任命为渔阳节度使，杨玉环居然感伤：“妾心中怀想，不能再见，好是烦恼人也。”而且我们从安禄山的口中也可以证明他们之间有私情，安禄山被唐明皇封为渔阳节度使后，这样说道：“别的都罢，只是我与贵妃有些私事，一旦远离，怎生放的下心”，并且他在渔阳叛乱的目的就是：“单要抢贵妃一个，非专为锦绣江山”。从这两个细节不仅可以看出白朴的《梧桐雨》并不是为了歌颂李杨二人之间的爱情，而且还可以看出白朴对唐明皇荒淫的无情讽刺。
与《长恨歌传》相比较，白朴的《梧桐雨》对昏庸误国的唐明皇进行无情的揭露则显得更为明显，如在《梧桐雨》第二折中，当他与杨贵妃在御园中纵情享乐之时，安禄山叛变的消息传来，他竟然开始责怪前来禀报消息的李林甫：“止不过奏说边庭上造反，也合看空便，觑迟疾紧慢。等不的俺筵上笙歌散，可不气丕丕冒突天颜！”李林甫劝谏道：“陛下，只因女宠盛，谗夫昌,惹起这刀兵来了。”面对安禄山的反叛，群臣开始互相埋怨，玄宗又开始斥责大臣们的无能：“你道我因歌舞坏江山？你常好是占奸,早难道羽扇纶巾笑谈间，破强虏三十万”， “你文武两班，空更些乌靴象简，金紫罗襕。内中没个英雄汉，扫荡尘寰”。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敌军即将攻进京城，国家将要灭亡，自己的性命也都可能不保的危急情况下，唐明皇却不慌不忙，只顾纵情享乐，这是何等的荒淫和昏庸，而也正是因为唐明皇的纵情声色，大臣们的无能平庸才造成了这起战乱。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梧桐雨》中对唐明皇荒淫误国地揭露，从而表现出白朴对昏庸误国的统治者无情的批判和讽刺。
与《长恨歌》相比较，白朴的《梧桐雨》更具有强烈的抒彩，它的曲文像抒情诗一样富有意境美，把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尤其是以梦为背景的第四折，白朴极力渲染了唐明皇自蜀归国后的痛苦和悲哀，从而表现了他凄凉、惨伤的内心世界。可能我们会说这与《长恨歌》中唐明皇思念杨贵妃的诗句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表面上看，的确是这样，但我们仔细品读《长恨歌》和《梧桐雨》就会发现，《长恨歌》中的诗句抒发的情主要是爱情，而白朴的《梧桐雨》第四折中的情则侧重于悲情，即荒淫误国的唐明皇自食恶果的凄凉之情。在《梧桐雨》中虽然描写了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思念之情，但并没有那种甜美的回忆，他只是想着杨贵妃的美色和过去繁华的生活，如：“见芙蓉怀媚脸，遇杨柳忆纤腰。依旧的两般儿点缀上阳宫，他管一灵儿潇洒长安道”，“常记得碧梧桐阴下立，红牙箸手中敲。他笑整缕金衣，舞按霓裳乐”。同时，《梧桐雨》并没有像《长恨歌》、《长恨歌传》那样，在后半部分以幻想形式，使杨贵妃位列仙班，更有临邛道士传递音信，从而以慰藉唐明皇的相思之苦，而是在凄凉的歌声中作结，这种强烈的悲剧气氛，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中国戏曲通史》指出：“《梧桐雨》第四折，以贵妃死后，明皇的追思作结，秋雨梧桐，糅合愁人的心境，悲剧气氛异常浓郁”⑤，李修生也认为：“《梧桐雨》可以说是一部抒情诗，整个作品充满了迷惘、悲凉的情调”⑥。可能有人会说这表现出了白朴对唐明皇的一种深深的同情，但细想之其实不然。的确，看到如此凄凉的场景我们不禁会对唐明皇产生一种怜悯之情，但我们细想一下，造成他这样悲惨下场的罪魁祸首就是他自己，正是他父纳子妃，纵情声色，荒淫昏庸，颠倒朝纲，才造成他今天可悲的下场，最可悲的是他虽几乎亡国却不好好反省自己，而只是留恋他的美人和以前奢华的生活。这一切的后果主要是他一手酿成的，自食恶果却终没有醒悟，可悲又可怜，真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白朴的《梧桐雨》正是要通过唐明皇这个震撼人心的悲剧形象，来劝诫和警示封建统治者，如果不为国家社稷为重，而纵情声色，荒淫享乐，那最终也会落得像唐明皇一样的可悲下场，具有强烈的惩戒警示意蕴。
1、我家有个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
2、最早出现在白居易《长恨歌》中，原句是“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3、《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当时诗人正在盩厔县（今陕西周至）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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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风不解愁，偷展湘裙衩。——纳兰性德
2、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李商隐《无题》
3、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孟浩然《宿建德江》
4、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李清照《声声慢》
5、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
6、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
7、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李煜《相见欢》
8、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白居易《长恨歌》
9、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欧阳修
10、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秋浦歌》
11、人到愁来无处会，不关情处总伤心。——黄庭坚《和陈君仪读太真外传》
12、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黄仲则《癸已除夕偶成》
13、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14、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杜甫《梦李白》
15、愁无限，消瘦尽，有谁知？——纳兰性德
16、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刘禹锡
17、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18、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
19、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秦韬玉《贫女》
20、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凤凰台上忆吹箫》
21、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张继《枫桥夜泊》
22、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焕《凉州词》
23、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24、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李清照《一剪梅》
25、愁肠若牵绳。——韩愈
26、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李清照《醉花阴》
27、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白居易《琵琶行》
28、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29、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宣州谢眺楼做官别校书叔云》
30、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
31、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
32、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
33、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
34、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35、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李白《登金陵凤凰台》
36、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秦观
37、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范仲淹《苏幕遮》
38、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一剪梅》
39、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
40、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李清照
41、一水牵愁万里长。——李白
42、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43、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杜甫
44、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遣怀》
45、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翻滋味在心头。——李煜《相见欢》
46、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李清照《醉花阴》
47、无边丝雨细如愁。——秦观
48、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白居易《琵琶行》
49、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50、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温庭筠《梦江南》
51、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
52、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
53、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白居易不是边塞诗人，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的主要题材，是唐诗当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以边塞军旅生活为主要内容，或描写奇异的塞外风光，或反映戍边的艰辛的诗作称之为边塞诗。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山西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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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抒写兴亡感慨与家国之恨
在“望帝化鹃”神话的一种说法中,望帝杜宇因“淫其相妻”而导致失位亡国,魂化为杜鹃鸟,终日啼叫哀鸣。如唐代诗人胡曾《成都》诗中所云:“杜宇曾为蜀帝王,化禽飞去旧城荒。年年来叫桃花月,似向春风诉国亡。”于是在古代诗歌中便有很多诗人以此来写自己的兴亡感慨和家国之恨。
如唐代杜牧《杜鹃》诗云:“杜宇竟何冤,年年叫蜀门。至今衔积恨,终古吊残魂。芳草迷肠结,红花染碧痕。山川尽春色,鸣咽复谁论。”面对杜鹃的种种传说,诗人只对其年复一年的哀鸣不止提出疑问,展开想象。前四句是说:杜宇啊,你到底含有什么样的冤屈,以至于年复一年地朝着蜀国宫门大声呼唤?时至今日,你仍怀着千年的积恨,歌唱那凋谢的精魂。后几句说:芳草,凝结着游子迷失归路的愁怨,红花是杜鹃啼出的鲜血浸染。如今,高山大川都是春光灿烂,杜鹃啊,你为什么仍彻夜哀啼?这首诗借杜鹃之神,用杜鹃之意,抒发诗人的块垒。杜牧是有远大抱负的诗人,但他生活的时代却已是晚唐的多事之秋,唐王朝已接近没落的尾声。杜牧受家庭影响从小就有经邦济世的抱负,注意于定乱扶衰之策。他多次向朝廷提出有益的方案,但均未得采纳,于是在诗中便借杜鹃抒发自己的牢骚和不平:杜鹃你叫得再久再凄惨有什么用啊,当朝的君主也不理会,他们照样寻欢作乐,不会反思自己,只有我才能体会你的良苦用心啊。
四、表达惜春伤春之情
正如唐代陈润《东都所居寒食下作》诗中说:“江南寒食早,二月杜鹃鸣”。在每年的暮春之际,正值花谢春残烟雨迷离的季节,杜鹃彻夜啼鸣,而其啼声又十分清促,催人急迫,因而容易引起人们的惜春伤春之感。唐代杜牧《惜春》诗云:“花开又花落,时节暗中迁。无计延春日,何能驻少年。小丛初散蝶,高柳即闻蝉。繁艳归何处,满山啼杜鹃。”此诗极写春之凋零,人之无力。但从“蝶”“蝉”来看,整首诗却写得哀而不伤。陆游《三月三十夜闻杜宇》:“斗转春归不自由,韶华已逐水东流。子规独抱区区意,血泪交零晓未休。” 诗中也用杜鹃写伤春之情,只是内涵更为丰富,在伤春中又饱含了身世之感和家国之痛。杜鹃声声,血泪交零,很易引发有心人之感伤。《红楼梦》中的孤女林黛玉背井离乡、寄人篱下,心思细腻敏感,即是此种有心人。《桃花行》的末句写道:“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诗中既有林黛玉的伤春之情,也包含她的身世之叹。
五、借杜鹃表达离情别绪
唐代白居易《江上送客》诗中写道:“江花已萎绝,江草已销歇。远客何处归?孤舟今日发。杜鹃声似哭,湘竹斑如血。共是多感人,仍为此中别!”杜鹃啼鸣声声急促,哀怨凄凉,似哭;娥皇、女英千里寻夫,泪洒斑竹,如血。在这首诗中,诗人把杜鹃和斑竹组合在一起,表达了送别的凄苦哀伤。
南宋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则云:“绿树听鹈鴂。 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 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 算未抵、人间离别。 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 看燕燕,送归妾。将军百战身名裂。 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 正壮士、悲歌未彻。 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 谁共我,醉明月。”
鹈鴂、鹧鸪、杜鹃都是在暮春时节啼叫的鸟,叫声都很悲切,辛词借鸟兴咏,以烘托赠别之意,气氛营造精妙到位。通过鸟的叫声,上阙集女子离别之怨典,下阙则都用男子离别之典,很好地表达了送弟赴北的悲凉和心中的隐恨。
六、烘托愁苦幽怨之情
白居易《琵琶行》中写道:“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这是白居易写杜鹃鸟的名句,当时白居易被贬谪到浔阳,又患病卧床,心情十分凄苦。这里一年到头听不到丝竹之声,住处低洼潮湿,房子周围长满了黄芦苦竹,从早到晚听到的不过是杜鹃的啼叫和猿的哀鸣罢了。诗中用了杜鹃和猿这两种叫声最为凄厉哀伤的动物意象,表现了作者谪居生活的无限悲伤和凄苦。
北宋秦观在其《踏莎行》中写道:“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在“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一句中,诗人有意识地将杜鹃的原有象征与黄昏的意象作有机的结合,独处“孤馆”,遭受“春寒”,耳之所听者“鹃声”,目之所见者“斜阳”,使人从生理到心理都感到寒冷。本来“雾失楼台”“桃源望断”就已使作者生愁,凄苦难耐,又怎忍受得了“孤馆”“春寒”“鹃声”“斜阳”的交叉袭击呢?作者笔墨沧桑,表达了被贬郴州时的孤独处境和屡遭贬谪而产生的不满之情。
白居易，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生于河南新郑县东郭宅，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卒于洛阳，享年75岁。
白居易在他那个时代就是偶像级人物，他的文字的影响力不仅在文化圈子里流传，同时也风靡娱乐界。他的《长恨歌》、《琵琶行》等流传之广，即使到今天大概都不比《双截棍》差。
白居易五六岁就学做诗，9岁就熟悉了声韵一这个人天生就是吃文字饭的。而且白居易读书很用功，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长茧，这样，他16岁的时候已经写出了“春风吹又生”这样的佳句。
白居易初到长安拜见前辈寻求提携，文名赫赫的顾况素来日下无尘，就跟白居易摆起了老资格，说：“京城米价很贵，想要居住在这里大概不太容易。”等看了“春风吹又生”之后，马上改口说：“以你这样的才华，在京城肯定能混得很好。”想来当时的首都只是米价高，房价还不怎么吓人，否则任春风怎么吹，也吹不出广厦华堂。
后来白居易诗名日盛，在全国的学校、旅台、码头、妓馆这些公共场所，男女老少都在吟诵白居易的诗歌。
当时有个军官想招个歌伎，有个歌伎为了自抬身价，就说自己能够背诵白学士的《长恨歌》。果然这招奏效，这名歌伎的身价真的被抬起来了。白居易对此大约多少有点得意，在给朋友的信上特意炫耀了一下。
唐朝流行文身，社会上也不完全把文身和不良青年画等号。一位狂热的超级“白迷”，从脖子往下浑身三十多处文上了白居易的诗句，经常洋洋自得地在街头袒胸露臂，放声高唱。
文学上的成就固然值得自负，但那不是白居易心目中的目标，建功立业才是永恒的主题。白居易生活在唐朝的衰落时期，面对军阀割据、政局动荡的混乱局势，白居易积极向皇帝进言，希望能够得到采用。
这个时期的白居易是坦荡刚直、勇于任事的，但无论什么时代，这样的人总是显得很不“懂事”，他管闲事甚至管到了皇帝的后宫。时值大早，白居易居然斗胆请求皇帝遣散一部分宫女，一则缩减开销，二则减少社会上的旷男怨女。结果谁都能料到，他这分明是去找骂。
壮年气盛、直言无忌的白居易并没有实现他的目标，反倒给自己招惹了不少强大的敌人。事实上，他那过于急切直率的作风，让亲自提拔他的皇帝都受不了，有时皇帝老子话还没说完，白居易就直愣愣地顶嘴：“陛下错了。”皇帝当场变了脸色，事后对人说：“这小子是我提拔的，居然敢这样，多半是不想混了。”
虽然皇帝没有马上拿白居易怎么样，但祸根已经埋下。后来宰相被刺杀，白居易第一个建议追捕主谋，政敌们趁机指摘他越权，照例再加上些谣言，就把他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的第一个政治高峰结束了。
江州司马白居易虽然失意，在著名的《琵琶行》中，和偶然相遇的长安歌伎大起同病相怜之叹，但他还在等待机会，他仍旧怀着希望。
再次回到京城，一开始，白居易行事的风格依然不改，为了坚持立场，甚至不惜和多年好友元稹翻脸。然而政治集团之间激烈的倾轧斗争终于让他渐渐“懂事”了，白居易从忧虑到失望，再到逃离。他承认自己的失败，为了躲避政治旋涡，甘心外放，做地方官去了。
个人的意愿在庞大的命运车轮前显得实在太渺小，只有少数人一生都是斗士，白居易不是那种政治需求特别强烈、个人意志特别坚定的人，诗人早年的理想已经在现实中渐渐消磨。
白居易也有老的那一天。
到那个时候，他开始享受生活了。
他人是老了，却开始蓄养大量家姬，还亲自指点她们学习乐舞。拜他的诗歌流传之赐，白居易的家姬非常有名，其中最有名的是小蛮和樊素，“素口蛮腰”这个香艳的说法，就来自于白居易。
不仅如此，白居易似乎还很喜新厌旧，他10年内换了3批家姬，只是因为过了几年就觉得原来的家姬老了不中看，而这个时候他自己已经67岁了。
当然，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去生硬地也评判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在那个时代，与居易的行为不论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没有什么不妥。不过，以白居易当时的年龄，怎么说也不够自重。当青春不再时，人生往会遇到精神上的危机，白居易在这个时刻再一次显示出了自己意志上薄弱的一面。
一场大病之后，白居易大约也感觉到了自己来日无多，虽然恋恋不合，还是把他最钟爱的小蛮和樊素都遣散了，算是为她们的前途作了一点打算。当初吟唱出“江州司马青衫湿。的那个悲天悯人的白居易，此刻多少又有点回魂了。
白居易，生于772年，死于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谷，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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