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7 12:32:41
关键词：普通高校；信贷资金；财务风险；风险控制
为有效控制信贷资金财务风险，2004年7月，教育部与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高等学校经济责任制，加强银行贷款管理，切实防范财务风险的意见》，对高校贷款的指导思想、贷款资金的使用方向和管理均作了具体规定，进一步加强了高校贷款行为和资金管理。这是政府部门为指导高校规避财务风险而制定的指导性政策。
高校的信贷资金属于高校的借入资金，属于高校的负债，与国拨经费和学费有着本质的区别。高校利用信贷资金需要支付资金成本和按期归还本金，存在着一定的财务风险。所谓财务风险就是高校取得信贷资金后存在着债务负担过重而影响高校正常财务支付和不能按期归还贷款本金和利息的可能性。如果贷款不能展期，甚至还存在着被债权人而破产还债的可能性高校对信贷资金的使用必须坚持“经济效益”的原则，注重投资质量。注重分析投资后是否能为学校带来更多的资金回流，也就是能否创造新的更多的收入。另外，信贷资金的使用应经过严格、合理的专家论证，避免出现个别人的“拍脑门工程”和无效投入，避免给学校财务造成新的更大的困难。总之，学校在信贷资金的使用上必须坚持效益原则，既要努力扩大收入，又要严格控制办学成本，不断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益。由于高校长期存在着资金短缺的问题，一些高校申请到信贷资金以后，觉得资金有了溢余就随意消费，乱上建设项目；还有一些高校缺乏长远规划，过于追求短期利益以至基建摊子铺得很大。这些行为只会进一步加大财务风险，给高校的资金运转带来更大的压力。因此，作为高校应严格控制和防范财务风险，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好工作。
（一）建立高等院校的偿债准备金制度
高校利用信贷资金，要还本付息，当支付的利息相对数较小时，可列入当年的经费支出中，但本金一次偿还时会造成高校财务支付困难。如作者所在的高校，在2006年一年中，归还到期贷款本金5000多万元。这对于一个年收入只有9000多万元的高校来说，一年内归还的贷款本金和利息就占去了一半以上，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数额，曾一度使该高校财务陷入困境。财务账上没钱，教职工手中的积压了大量的票据不能报销，教职工工资不能按时发放，搞得人心惶惶。影响了教职工对学校发展的信心，影响了教职工积极性的发挥。由此看来，建立高校的偿债准备金制度是完全必要的。同时，由于现行高校会计制度规定高校固定资产不提折旧，固定资产在使用中耗费的价值得不到补偿，高校偿还银行贷款就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为了弥补高校会计制度的缺陷，也为了高校不至于因偿还贷款而发生财务风险，应建立偿债准备金制度。高校在编制年度预算时，根据债务规模和贷款期限，按2%~3%的比例提取偿债准备金，在事业基金中留足这一数额。
（二）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确定合理的贷款规模
对高校来说贷款不可能是无限制的，“应该贷多少款和能贷多少款”是高校在贷款时应考虑的问题，也就是说贷款规模要与学校的发展规模相适应。如果学校贷款规模超过学校的承受能力，学校将面临财务风险。因此，高校为防范风险，通过建立贷款风险评价模型来确定合理的贷款规模，建立有效的风险防范机制。
高等学校贷款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保证未来一定期间内每年具有可用于偿还贷款本息的可偿债资金，高校的收入来源可分为限定性收入（有指定用途）和非限定性收入（无指定用途）两大类。只有非限定性收入才能作为高校偿还债务本息的资金来源。
非限定性收入=（非专项教育经费拨款-附属中学教育经费拨款）+教育事业收入+附属单位交款+其它经费拨款+上级补助收入+其他收入
高校的正常运转和发展必须首先确保必要的刚性支出。
必要的刚性支出=（基本支出-科研支出-已贷款利息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非限定性净收入=非限定性收入-必要刚性支出
考虑到高校非限定性净收入不可能全部用于偿还贷款本息，因此，各高校可结合实际按一定比例确定可用于偿债的非限定性净收入。
为平衡各年收入与支出中偶然因素的影响，可以年均非限定性净收入Ro为基数，以n年期同期银行平均贷款利率i为折现率，计算未来n年累计非限定性净收入现值。具体方法如下：
（1）年均非限定性净收入Ro=近两年非限定性净收入之和/2
（2）n年期累计非限定性净收入现值=Ro×限制系数f
式中，g为设定的非限定性净收入增长率，n为期间数（年），i为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n年期累计贷款控制额度=n年期累计非限定性净收入现值+一般基金中可用于偿债资金（可按一般基金的20%~50%测算）。
n年期累计新增贷款控制额度=n年期累计贷款控制额度-累计为偿还贷款余额。
通过以上公式我们可以大致计算出学校的贷款规模的上限。需要注意的事，此公式在实际运用中还要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分析考虑各种因素灵活把握。
（三）继续拓宽高校经费筹措渠道，分散贷款分险
信贷资金是高校筹集资金的主要渠道，但单一的筹资渠道会增大高校的财务风险。为有效地规避财务风险，高校应建立多渠道筹集资金的机制，分散风险，增强还贷能力。银行信贷资金作为高校的一项负债，需要高校在未来一个确定时期内支付本金和利息，从而构成高校的一项负担，对其计划不周，管理、使用不当，很可能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对此，高校要把清理负债，按期归还各种借款当作一件大事来抓。高校财务部门要从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经费自给率等方面正确分析财务状况，认真进行预测分析，保证银行的信贷资金到期归还。
（1）挖掘传统经费来源渠道
政府拨款是大学经费来源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这部分资金属于高校的自有资金，既没有资金使用成本，也不需要归还。因此，大学应积极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并瞄准政府的需要，尽可能多地争取科研课题和经费。
另外，学生拖欠学费是全国高校普遍面临的问题。这其中固然有因家庭贫困交不起学费的原因，但是恶意欠费现象也比较严重。全国高校平均欠费率达25%左右。目前，高校通过提高收费解决资金紧缺问题可行性不大。但是，如果能够通过高校收费制度创新，加大工作力度，全校齐动员，有关部门通力配合，齐抓共管，尽量降低欠费率，把能收的学费尽可能多地收回来，也可以为高校增加经费来源。提高高校的自有资金比例，增强高校的实力和抗风险的能力。
（2）募捐向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大学争取社会捐赠是一种传统。为了更好的发挥这一传统筹资渠道的优势，大学应该设立专门的募捐机构，发挥大学董事会的作用，扩大募捐范围。
募捐已成为国外大学，尤其是美国大学应对经费紧张挑战的重要策略之一。199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接受了惠普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惠莱特的3亿多美元的个人捐款。如此之大的捐款，对于大学发展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1994年美国大学所接受的捐款总额为124亿美元，占高校总收入的7%。新加坡于1991年成立了大学教育基金，5年时间共获得捐款6.2亿新元，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高校教育基金会在我国是新事物，近几年许多高校也意识到成立基金会的重要性与紧迫性，纷纷筹建申报基金会。清华基金会成立于1994年初，现有专职、兼职工作人员10人，至今已筹集资金一亿多元，捐助资金共4亿多元，资助校内各级各类项目几十个；北大教育基金会成立于1995年，有专职人员12人，下设：行政部——负责资金的管理使用；财务部——负责资金的运作；业务部——负责筹款。至今筹集资金几亿元。清华、北大基金会都设有奖学金、奖教金等，教育基金对学校资金不足的填补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北大基金会每年向学校提供几千万元的项目资助费。基金会的钱可拿来用在学校、政府不可能或支付不了的方面。
高校应积极借鉴国内外高校经验，充分利用校友遍布天下的优势，为学校的建设筹集资金。拓宽高校资金来源渠道，分散信贷资金风险。
（四）成立专门的信贷资金管理组织机构，加强信贷资金管理
成立专门的信贷资金管理机构，对信贷资金进行全过程的监督和管理，以降低信贷资金财务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监察、审计、财务、基建等重要职能部门参加的信贷资金管理小组，对学校一定时期内拟贷款项目进行考察、分析、论证。在项目可行的情况下，拟定贷款计划，初步确定引进信贷资金的金额、期限等，经学校有关会议通过后签订贷款合同书。
财务部门要设专人对信贷资金进行管理，建立台账，按贷款银行逐笔登记贷款日期、金额、利率和到期日等明细情况，每日要编制使用信贷资金计划表和偿还信贷资金计划表，报信贷资金管理领导小组及校领导。使领导对信贷资金的规模、使用情况、到期日分布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同时，为学校决策提供相关依据。
信贷资金管理小组对信贷资金使用的全过程进行跟踪、监督、验收，并及时处理信贷资金使用过程中的管理不善等问题，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对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益进行考核分析，增强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率的动力。
（五）建立最佳信贷资金组合，降低信贷资金风险
所谓信贷资金组合是指在一定数量的信贷资金中，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的比例，也称信贷资金的长短期结构。确定合理的信贷资金组合，结合合理的贷款规模，不仅可以减少财务风险，还可以节约资金成本。在信贷资金占高校资金来源一定比例的情况下，信贷资金利息支出占用了教育事业费的一定份额。因此，减少贷款利息支出，节约资金成本，是提高信贷资金利用效率的一条有效途径。高校要根据本校的发展规划、项目计划、工程进度、收入与支出情况，在充分考虑货币时间价值的情况下，实行短期贷款与中长期贷款相结合，分期分批贷款，确定最佳的贷款规模与贷款期限的组合，防止盲目贷款和增大财务风险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1、杨周，施建军.大学财务综合评价研究[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关键词:投资基金风险管理
截至2004年末,国内规范化发行并实际管理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已有40多家,共计54只封闭式基金和近百只开放式基金,拥有约三千亿份基金单位,若以60%的持股市值计算,基金拥有的股票市值占股市流通市值比例已近20%,成为了一支举足轻重的市场投资力量。因此,基金的风险管理引起人们关注。随着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以及资本市场监管体制的完善、法制的健全都将使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的背景和环境发生巨大变迁,从而对基金管理公司的风险管理提出更高要求。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基金业风险管理根基不稳
证券市场市场化发育程度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使基金管理机构的风险管理处于根基不稳的不利处境。我国现有的基金产品多为股票型基金,投资对象结构布局也多集中于股票,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定位一开始即把支持国企改革作为基点的历史局限,导致证券市场实际上成为了国企筹资解困的重要途径,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市场化功能被置于次要地位,使得投资行为预期极不稳定,助长了市场投机风盛行,投资者的权益保护问题成为长期以来不能很好解决的市场之痛。
证券市场承载过多的政府意图、行政意志等非市场化的功能和任务,证券市场“政策市”的色彩挥之不去。证券市场不仅要承接数量庞大的国企上市融资和再融资的扩容黑洞,又要面对大量非流通的国有股、法人股,这必然助长投资行为的短期化,加大市场价格的波动频率和幅度,增加了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的成本和难度。
投资者普遍缺乏专业素养和监管滞后,众多不规范投资者和投资行为的存在以及由此衍生的羊群效应,叠加并放大了市场风险,而监督层并未细分市场风险源而采取有针对性的监管措施,结果是严重牺牲了市场的效率和功能,限制了市场竞争和活力,造就了市场对政府政策投入的过度依赖与股市长期以来“不牛则熊”极端走势的市场格局,对于追求长期收益的基金来说不利于有效开展资产风险管理。
市场交易制度不够完善,风险管理手段严重不足。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投资品种单一,基金的投资组合品种选择范围狭窄,通过构建多元化资产组合分散非系统风险存在困难,而同时指数期货、无风险套利等规避系统风险的交易手段尚不具备,基金管理机构既不能根据市场趋势在做多与做空之间顺势转化,又不能运用其他金融工具进行风险对冲,这降低了基金抵御风险能力,加剧了股市的波动。
市场对证券投资基金的评价集中在收益性上,忽视了从收益性、风险性和流动性的综合角度展开评价,使基金出现了单一片面追逐净值的倾向,从而产生过度投机行为。
基金业风险监管效能不高
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生态不佳,监管效能不高,致使基金业运作中存在一些不规范现象和问题,不利于基金管理机构建设有足够功效和长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不完备,基金在实际运作中存在风险生存的制度漏洞。尽管作为纲领性大法的《证券投资基金法》业已颁布,还缺乏相应的配套实施细则和管理办法,特别是证券市场发展和变革快速,更需要对基金业的监管动作向前移位,加大事前监督力度。
相关的投资比例限制模糊,可操作性不强,如不同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在利益冲动下,通过幕后的默契和联手可以操控单只股票绝大多数的流通筹码,在短期利益驱使下个别基金投资在个股上过度集中极易诱发流动性风险。
在证券投资基金运作实践中,缺乏独立、公正和权威的第三方责任审计和问责制度,而基金管理人掌握着基金的实际控制权,仅依靠基金管理人的自律不足以有效制约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基金契约。
虽然基金资产的所有权、经营权、监督权基本分离,但基金持有人没有适当和相应的诉讼、追偿权利,持有人大会功能形同虚设,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不拥有实质性话语权,而且由于基金托管人一般由基金管理人选择,基金资产托管协议由基金管理人与托管人签订,基金托管人演变成基金管理人的人,这种错位导致基金托管人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放弃了托管监督和委托管理责任,形成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事实上的利益趋同,基金持有人利益往往不能放在最优先位置,极易诱发基金管理人的道德风险。
基金管理机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不尽完善,管理费计提办法弊端较多,不利于刺激基金管理公司提升资产运行效率,降低资产风险水平。
基金业风险管理制度存在风险
内部治理存在缺陷,形成制度性风险源,损伤了基金的风险管理制度优势。基金管理公司股权结构普遍存在“一股独大”问题,基金管理公司决策高层和管理高层来源于或受聘于公司股东,其股东背景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倾向,在基金投资者成为弱势群体和基金持有人的约束严重软化情况下,实际上基金管理公司行为的利益考虑当然地将公司股东利益置于最优先地位,偏离了证券投资基金兼顾基金投资者与基金公司股东二元利益平行的设计初衷。
基金管理公司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由大股东和高管提名选任,薪酬由董事会决定,这种利益关联格局很难保证其独立性。
基金经理权限过大而缺乏有效制衡。有的基金经理甚至将投资建议、评估投资建议、构建投资组合、下达投资指令与执行投资指令等职能集于一身,这种把控制决策和操作失误风险寄托于对基金经理人的充分信任和道德判断的幼稚做法显然没有制度、规则和机制的约束更有效、更先进。
加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风险管理的建议
针对目前我国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过程存在的诸多弊端,必须从制度安排、监管方式、市场结构等若干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增强证券投资基金业加强风险管理的动力和压力,全面提升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能力和水平,以促进证券投资基金业稳健发展。
构建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进一步推动证券市场市场化改革,营造市场运行新生态,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的市场大环境。认真落实“国九条”,积极实施“全流通”战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促进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设,改变上市公司“重上市、轻转制;重筹资、轻回报”状况,以有利于基金管理机构坚持崇尚充分研究和清晰价值判断以及“稳定持仓、长期投资”的理性投资理念,引导市场投资理念逐步走向成熟,降低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的成本和难度。
从完善市场交易制度、推动沪深股市与国际市场接轨和促进市场走向成熟着眼,在尽快推出我国统一指数基础上适时推出股票价格指数期货交易,一方面通过基金实施套期保值动作和在做多与做空之间顺势转化,提高基金资产管理效率,增加基金抵御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达到活跃和繁荣市场、降低市场价格剧烈波动的效果,以进一步完善市场交易制度,增加基金管理机构风险管理手段,增强应对系统风险的风险管理能力,提高资产风险管理水平。
对证券投资基金的评价要全面结合“新兴加转轨”的不成熟市场非系统风险和系统风险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特征的实际状况,从单一的收益性考量转向对收益性、风险性和流动性的综合评估,评价体系要有利于引导基金重视风险管理和提高风险管理质量,改变单一、片面追求净值的倾向。
进一步加强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
促进证券投资基金业合法合规经营,促使基金管理机构构建有足够功效和长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监管层要抓住《基金法》颁布和实施的有利时机,提高本行业依法经营的自觉性;提高《基金法》在实施中的可操作性,特别是要加强现场监管和不定期巡访,对违法违规问题要及时、高效、公正和严格处理,硬化法律法规的强制约束力和严肃性。
从有效提高基金资产流动性出发,防止发生操控市场价格的情况,在监管办法上要更具体地明确基金投资比例限制,特别是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股票总和不得超过该股流通市值的10%。
证监会应指定部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和诚信卓著的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师事务所定期或不定期对基金管理机构进行业务运营合规性、资产流动性、内控运行状况的现场稽核,加强第三方责任审计,建立独立、公正和权威的问责制度,以提高监管效能、促进证券投资基金业增强合规经营意识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监管层要引导、支持和鼓励基金单位持有人依法启动持有人大会机制,切实发挥持有人大会对基金管理机构的制约作用。为了增强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机构的实质话语权,建议对基金持有人适当的诉讼地位和追偿作出安排。
完善基金管理机构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适当降低市场准入门栏,提高证券投资基金行业的竞争性。若基金在收益、资产流动性上存在限期内不能改变的问题和状况就必须终止运作,以强化基金管理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
改变目前基金管理机构管理费从基金资产中计提的做法,建立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管理人最大的共同利益目标函数。基金管理人的收益只能来源和体现在其运营带来基金净值不断增长中。毕业论文
完善基金管理机构的内部治理结构
消除制度性风险源。在基金管理公司筹建审批时,要关注其股东出资结构状况,严格审核股东诚信记录等,以均衡股东权利和增加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使基金管理机构高管层不仅代表股东利益,更要维护基金持有人权益,实现基金管理公司二元利益平衡格局的设计初衷。
为了确保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监察员履行职责的独立性、公正性,打破独立董事、监察员与股东、高管层的利益关联格局,建议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监察员一律由监管层指定有专业水准、诚信良好的相关专业人士担当司责,以形成良好的风险控制机制。
针对目前普遍基金经理权限过大问题,从有效防范道德风险出发,基金管理机构在制度层面要做到基金的投资建议、投资建议评估与构建投资组合、执行投资指令的投资过程关键环节做明确的人员区分和操作隔离,也就是说,研发人员采取定性与定量的技术手段,充分尊重统计规律,对价值高估或低估的品种进行科学遴选排列,提出具体的投资建议,基金经理要利用现资管理技术对投资建议作出评估和判断,在征询意见基础上依据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构建投资组合,并向交易人员下达投资指令,从而建立完备火墙机制以有利于基金强化风险管理。
参考文献:
1.贝政新,陈瑛主编.证券投资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2.[美]查尔斯•W•史密森著.管理金融风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美]艾伦•J•马科思,亚历克斯•凯恩著.投资学精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风险投资金融环境
金融环境是风险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分析了我国风险投资的金融环境现状，并提出了完善风险投资金融环境的策略。
我国风险投资金融环境的现状
（一）相关的金融政策法规不健全
我国现有法律诸如《公司法》、《合资企业法》、《专利法》在很多方面都不如人意，甚至对风险投资有所抵触。例如，在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方面，根据《商业银行法》、《保险法》、《担保法》，养老基金都被禁止用于风险投资；在风险投资资金的退出方面，根据现行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股权不能自由转让，若转让需经过全体股东半数同意，并且要优先转让给其他股东。而国外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来保护高科技企业的知识产权，企业不必担心自己的知识产权被他人侵犯，这样企业才可以专心从事企业生产和管理，发展企业。还比如，《证券法》规定不允许法人股参与流通，而对于风险投资主体来说，他们的目的是通过风险投资实现资本快速增值，因此，他们在一个投资项目成功并获得巨额回报后，需要及时撤出资本，进行下一轮投资，但是，根据《证券法》规定不允许法人股流通，虽然允许协议转让，但还是限制了风险投资主体的撤资行为，从而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壮大。当然，我国有关风险投资方面的法律和当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相关，一时还难以改变，但是，为了风险投资在我国的良好发展，我国应尽快修改与风险投资相关的金融法规、政策。
（二）缺乏风险投资的生成机制
美国是风险投资业发展最好的国家，其风险资本的融资环境很好，融资渠道广泛，主要包括公共和私人养老基金、抚恤金、富人、捐款、金融保险公司、个人和家庭积蓄、国外投资基金，它是一种以民间资金为基础，风险投资企业为中介，金融机构为后援，政府间接参与为保障的多层次融资体系。而与美国相比，我国的风险投资业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官方资本和有限的机构投资资本。以政府的财政资金为引导，带动部分机构投资者参与，机构投资者主要是高校、科研院所、大型的企业集团以及少数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财政拨款的数量有限，而银行贷款要求短期、安全、成熟的项目，与风险投资的资金需求相悖，因而困难重重。
据统计，我国22个省市的风险投资机构风险资金总额最多也就100亿人民币左右，相比而言，美国的风险投资资金达480亿美元。由于风险投资是一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虽然回报很高，但是风险也相当大，这样一些个体和机构投资者为了谨慎起见，不参与风险投资，而选择风险相对较低的其他投资方式。因而，风险投资资本的融资渠道狭窄已成为制约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瓶颈，我国应扩大融资渠道，改善风险投资的融资环境。
（三）风险资本的退出机制不完善
我国目前风险投资运作中存在的另一瓶颈是风险资本的退出机制。美国的风险投资资本的退出机制很完善，建有NASDAQ市场，这个二板市场为风险资本提供了良好的退出环境，许多大公司如微软、苹果公司都是通过在NASDAQ市场上市来达到风险资本的退出目的。而我国由于证券市场不成熟，刚刚建立二板市场，二板市场的上市公司较少。
我国的证券市场自1991年建立，刚刚才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许多方面都不完善，由于过度投机和受政府行为的影响过大，且大部分企业是国有企业，由于国有股是不能流通的，这样就造成圈钱、庄家操纵、上市公司做假账现象时有发生。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有很多，包括公开上市、买壳或借壳上市、并购退出、风险企业回购、寻找第二期收购、清算退出，但是公开上市应该是风险投资资本退出的最好方式。但是，对于风险投资企业来说，其规模一般较小，达不到国内主板市场上市的要求，因而在国内主板市场上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虽然香港和海外上市的条件相对宽松些，但是对于正处于发展中的风险投资企业来说，在香港和海外上市的少之又少。因此，我国应加强证券市场的监管，尽快完善为中小型企业特别是风险投资企业服务的二板市场，以完善风险资本的退出机制，改善风险投资的退出环境。
（四）缺乏风险投资家人才
风险投资的发展不仅与内在的金融环境有关，而且与外在的金融环境也有关。金融人才特别是风险投资家的缺乏就属于我国的外在金融环境，也是人为环境。风险投资是跨越高科技和金融领域的特殊金融活动，涉及评估、管理、审计以及高科技知识等方面的内容，实践性强，所以风险投资家是复合型人才，而目前我国的风险投资家主要是单一型人才，技术型人才对金融知识一无所知，金融人才对技术方面的知识又知晓太少。我国真正具有现代风险投资理念与素质的风险投资家较少。
目前，我国的风险投资家要么缺乏投资理念，要么缺乏科技知识，不能够很好地运作风险投资企业，使风险投资资本得到较好的利用。因此，我国应大力培养真正具有现资理念、高素质、复合型的风险投资家。
（五）因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严重
据美国的Sahlman（1990）在其开创性的研究中认为，风险投资家和受资企业以及最终投资者之间存在着双重委托关系。第一层关系中，风险投资家作为委托人，受资公司作为人。风险投资家对潜在的投资对象进行评价，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具体到我国目前的风险投资情况而言，因为相应的监管环境较差，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监管机制和激励机制，前景好、收益大的投资对象被前景差、收益小的投资项目所驱逐，风险投资家最终选择那些前景差、收益小的投资对象，从而产生逆向选择问题。
再者，受资公司是人，与风险投资家的投资目的可能不一致，不按照风险投资家的要求去运作，从而产生道德风险。第二层关系中，风险投资家是人，最终投资者是委托人。如果风险公司业绩太差，将无法再从最终投资者那里融资。所以，这里也同样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具体到我国目前的风险投资情况而言，最终投资者对风险投资家不了解，只能用同一种标准来衡量风险投资家，最终导致优秀的风险投资家被较差的风险投资家所驱逐，最终投资者把钱投给了较差的风险投资家，这就产生了逆向选择。另外，风险投资家是人，与最终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可能并不一致，风险投资者不按照最终投资者的要求去做，产生了道德风险。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严重后果是风险投资最终失败，而这与我国的监管环境不完善有很大的联系。因此，我国应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和监管机制，降低这种风险。
完善我国风险投资金融环境的策略
（一）尽快建立和修改与风险投资相关的金融法规和政策
我国目前许多有关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限制了风险投资的发展，因而我国应该在公司法、证券法、投资基金法、风险管理条件、创业板上市规则、专利法、税法、基金、保险基金、机构投资参与等方面修改和制定有利于风险投资和中小企业成长的政策法规。
（二）扩大风险投资主体以增加风险投资资金总量
我国的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比较少，居民和机构投资者的资金很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居民储蓄由于其流动性大，要求变现力强，且多为短期资金，而且居民储蓄与社会的稳定发展也息息相关，虽然其容量大，但是目前还不宜作为风险投资资金的来源。我国可以挖掘的最佳资金来源是包括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养老基金和捐赠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这些机构投资者资金实力雄厚，资金来源多为长期资金，正好符合风险投资资金的要求。另外，我国可以吸引境外资本，设立由国内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大型高科技企业与国外有实力的优秀风险投资机构合资或合作成立的中外合资或合作风险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在境外募集资金对国内进行风险投资。
（三）尽快完善二板市场以改善风险投资的退出环境
二板市场的建立，对于完善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虽然我国的证券市场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因为证券市场是在不断发展中得到完善，二板市场的建立并未加大监管的难度，一些中小规模企业在二板市场上市能够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反而有促进作用。二板市场的建立，降低了上市条件，为风险投资企业提供了良好的退出方式，将会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因此，我国应尽快完善二板市场。
（四）加强对风险投资家的培养
在风险投资企业的发展历程中，风险投资家不仅要为企业筹措资金，还要为企业制定发展战略，提供管理咨询，甚至寻找销售渠道，风险投资家是风险企业价值增值的源泉。但是，我国缺乏高素质的风险投资家人才，所以，我国应加强培养风险投资家，使他们既懂经济、技术又懂经营管理、具有金融投资实践和高新技术企业管理实践，同时又具有强烈的风险意识和不畏艰难的创业拓新精神。
（五）加强对风险投资的监管并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
为了使风险投资中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的影响降到最低，我国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为了从最终投资者那里吸引资金，风险投资家必须提供必要的“市场信号”来证明自己的行为能力，包括有效的审查、适度的谨慎态度、风险投资经验，以减少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再如，为了降低风险投资家和最终投资者之间的风险，风险投资公司应采取有限合伙制，将有限合伙人（最终投资者）和一般合伙人（风险投资家）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再比如，为了降低受资企业和风险投资家之间的风险，可以采取设置较高的基准回报率、详尽的合同条款、适当的薪水和契约策略、对投资进行密切监管等措施。
参考文献：
1.刘国新，修振威.我国风险投资业的风险与收益对称研究.经济与管理研究，2002.1
2.苏惠香，王冬梅.我国风险投资发展中亟待解决的几大问题.财经问题研究，2002.6
一、我国金融体系融资格局的变化分析
我国金融体系融资格局的变化是同国有企业改革的演变与推进息息相关的，从以国有银行信贷投放为主的间接融资绝对主导，到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加速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国有企业从“放权让利”到“股份制改造”的改革历程相匹配的。
1979年，国家对企业进行“放权让利“改革，传统体制下集中统一的财政性融资格局开始向金融性融资格局转变。在此过程中，金融性融资格局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即以银行信贷投放为主的间接融资绝对主导阶段（1979——1997）和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加速扩张阶段（1998年——至今）。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阶段划分，是有其相应的数字依据和背景依据。
1、金融体系融资结构变化的数据分析
从1979—1997年这19年间，我国金融机构贷款呈逐年递增态势，由1979年的2087.1万元上升至1997年的74914.1万元，其中1997年较上年贷款余额增加13761.3万元，增长率为22.5%。
也正是在1997年，国有银行首次出现贷款实际增加额未完成年初确定的贷款计划的现象。这一年国有银行贷款实际增加8143万元，比计划少增357万元，超计划比为-4.2%，而1990—1996年其年平均超计划比为31.9%，1996年仍为22.1%。
尽管1998年1月取消了贷款规模限额控制，但1998年头4个月金融机构贷款的增幅又趋回落，1998年1—5月份贷款增长分别为16.1%、15.7%、15.4%、15.2%、15.2%，增幅比1997年同期回落3—4个百分点，比1996年同期回落6—7%个百分点，企业资金需求也不旺。6月以后在中央银行各项信贷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金融机构贷款开始回升并维持快速增长，8月底贷款增长达16.4%，11月份增幅为17.1%。到1998年底，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为86524.1亿元，增长15.5%，增幅比1997年底回落1.2个百分点，比1996年底回落5.5个百分点。
一些学者将1997年下半年以来贷款增幅回落现象称之为“银行惜贷”或“信贷紧缩”（钱小安，2000）。从银行“超贷”到“慎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金融体系中以银行信贷投放为主的间接融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紊乱与衰竭”。
与此同时，从1995—1997年，企业融资结构也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即间接融资（金融机构的本外币贷款额）比重逐年下降，分别为88.4%、82.8%、77%；而直接融资（股票、债券、银行承兑汇票）比重逐年上升，分别为11.6%、17.2%、23%。虽然此时我国金融体系中间接融资的比重仍居主导地位，但是已呈逐年下降趋势，而以股票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比重已呈逐年上升态势。
资本市场的发展使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间的对比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社会资金的分配结构因此得到了改善。有关资料表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两者之比1993年为0.04：1，2000年则上升到0.11：1。直接融资比例的上升，减轻了商业银行体系提供给信贷资金的压力，有利于降低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截至2000年11月底，我国资本市场股票总市值超过4.6万亿，占GDP的比重为50%，上市公司家数为1063家，开户投资者为5500万户。而据最新统计，到2001年10月底，我国股市中境内上市公司已达1152家，比去年同期净增100家，目前股市中投资者开户数已经超过了6500万户，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000万户。
2、金融体系融资格局变化的背景分析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引起了我国高层人士的广泛关注。虽然这次金融危机并未波及中国，但国内银行体系大量不良资产堆积所形成的潜在金融风险却是不容忽视的。在此背景之下，我国银行业开始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加大对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相应减缓信贷资金投放，银行机构“惜贷”与信贷紧缩压力逐步显现。
同年10月，中共十五大作出了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战略部署。此后，1998年初又确立了“国企三年脱困”目标，资本市场地位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许多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发行股票筹集到了急需的资金。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其主要表现是：经济增长率连续下降；物价持续回落；有效需求不足；失业职工增加。为了应对通货紧缩，我国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相结合的政策措施，国债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与体现。
二、我国金融体系“融资功能衰竭”的主要表现
1、银行不良资产与信贷紧缩
改革初期，国家实行了企业融资体制改革，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国有企业的资金来源全部依赖银行贷款，资产负债率高企。至九十年代初，企业的金融负债与金融资产已呈明显的不对称性，即负债远远大于资产。1991年国有企业的金融资产净负债率为103.5%，1993年金融资产净负债率上升为126%。国有企业在银行、企业债务关系约束力不强的条件下，在一个已严重偏斜的金融资产负债结构中依然高速、无效率扩张，实际上是由国有银行在承担着债务风险。这种严重畸形的债务关系同时制约了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发展，造成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银行改革相互牵制、共同“拖后腿”而与整个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不相适应的“双滞后”局面。目前的银行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融资格局带来的必然结果。在资金短缺而预算约束软化的国家，信贷约束软化和信用关系一旦遭到破坏，通常有极强的传染性和示范效应。在法律对此没有强硬有效措施的情况下，社会各界都试图从银行或对方手中攫取廉价资金，一旦蔓延到所有市场主体，法律更难以罚众，社会整体信用关系陷入混乱，给商品交易和经济生活带来更大的混乱，交易成本上升，经济效率大为降低。
正是因为如此，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中国银行业贷款增长幅度开始出现减缓，外界评论银行出现了“惜贷”倾向，一些企业经营困难加深，使银行不良资产状况进一步恶化，尤其是困难企业在未来经营期内转为盈利的不确定性增大。这样，1997年第一次出现全年金融机构贷款指导性计划未完成的情况，开始积累信贷紧缩的压力。
不良贷款的积累与恶化导致银行等经营信贷的金融机构提高贷款标准，以高于市场利率水平的条件发放贷款，甚至不愿发放贷款，进而出现了信贷增长下降，贷款供应减少，信贷资金难以满足社会再生产合理需求的“信贷紧缩”现象。信贷紧缩一旦形成，便容易产生“信贷紧缩——不良贷款”陷阱，并可能产生信贷危机。
“信贷紧缩——不良贷款”陷阱的形成机制是：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例的上升是产生信贷紧缩的直接原因，信贷紧缩一旦形成，就会导致不良贷款恶化的预期，从而产生更加严重的信贷紧缩。这样，信贷紧缩与不良贷款之间相互伴生，导致信贷紧缩——不良贷款的恶性循环，形成“信贷紧缩——不良贷款”陷阱。
在信贷紧缩条件下，金融机构提高贷款标准后，一些处于“可贷可不贷“的边际贷款企业得不到贷款，造成信贷总量相对下降。这样，银行贷款在社会资金融通中所占比例降低。本来，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其主要功能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从而进行资金的有效配置。信贷紧缩的出现却使银行的“融资功能弱化”，无法发挥其金融中介的作用。
不仅如此，信贷紧缩还加剧、恶化了金融风险。因为金融机构在注重资产安全性的同时，却把盈利性置于次要地位，其目的是要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健性。事实上，这种片面强调贷款安全性、忽视贷款适度增长的做法，其结果会产生更加严重的不良贷款，造成信贷紧缩与不良贷款恶性循环。这样，不仅原有的不良贷款不能合理得到化解，而且会产生新的不良贷款。因此，信贷紧缩会使金融风险显性化，贷款的安全性趋于降低。由于金融机构贷款减少，企业已有的不良贷款不能通过新增贷款进行优化。所以信贷紧缩会提高不良贷款比例，加剧金融风险。
至此，一个由不良贷款的积累与恶化导致的“信贷紧缩——不良贷款——融资渠道堵塞——功能弱化衰竭”陷阱最终得以形成。以银行信贷投放为主的间接融资功能的弱化与衰竭由此可见一斑。
2、“股市救亡”与“圈钱运动”
——股市“救亡”国企
高负债、低效益的国有企业，在传统的间接融资渠道中已经碰到了极限。政府部门财务困难重重；国企职工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中央财政赤字严重，国库券发行猛增；银行呆帐率超过30%，债务危机严重，社会信用降低，国家信用风险增加；而在必须要支付的改革成本、经济运行的费用方面，不可能继续在财政和银行信用方面寻求足够的资金支持。
在这种背景下，人们自然把目光投向了股份制度和股票市场。一种很有影响力的主张，就是利用居民的投机心理，把居民存款大量地转换为股票，用居民储蓄来支付多年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和改革成本，解决国企的财务困难，化解国家的金融风险和通货膨胀的潜在因素。于是，“股市救国企”的思路就此形成共识。
但是，资本市场作为一个直接融资的场所，必须充分体现“效率优先”和“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所有参与市场筹资的对象都必须置于透明的市场环境之中，便于公众的监控与选择，这样才能使资本流向合理，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因此，资本市场要正常发挥筹资功能，必须具备公平竞争的环境和统一的竞争规则以及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之间自由流动的条件。这种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中国股市是不具备的。
其一，在我国，股市的监控、上市公司的审批权力都在政府，政府还直接介入和干预股市。上市公司绝大多数为国有企业，中介机构绝大多数也为国有企业，股市运作的基本面仍然是政府行为。股市的这种制度设计和安排是直接违背市场基本原则的。
其二，国有企业并不因为上市而真正能够转换企业机制。实践证明，股份制对国有企业转换机制无大的作用。股市对国企来说只是圈钱的场所，对企业的监控作用和优胜劣汰作用基本谈不上。因此，过去财政拨款对国企是软约束，银行贷款对国企也是软约束，现在国有企业通过股市筹资还是软约束。
——上市公司肆意“圈钱”
股市的主要功能是有效的配置资源，但我国的股市，尤其是上市公司有待成熟，“投资饥渴症”往往使它们不计后果地胃口大开，大行“圈钱之道”。
国有企业的软约束在股市上的表现就是不负责任的“圈钱”和滥用资金。公平、公开、公正”的中国股市，对中国的投资者来说只是一个投机市场，对上市公司而言则是一个圈钱机器。这种行为目前看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肆无忌惮的“疯狂地步”。
今年以来，很多上市公司以“减持国有股充实社保基金”为由，不惜编造项目，设计虚假利润，鼓吹企业未来的美梦，来大行圈钱之道。因为增发的门槛不高，所以要求增发的公司如过江之鲫，趋之若骛。据统计，2000年增发的公司平均募集资金规模是9.74亿元，而同期实施配股的公司平均募集金额只有3.25亿元。到2001年8月份，已有近120家公司要增发，加上今年一季度已有14家公司实施了增发，这样，增发新股的上市公司已多达130家，筹资额达800亿元左右。增发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许多公司的增发比例在1∶1乃至1∶8、1∶10以上。增发的价格更高得惊人，基本上接近二级市场的股价。很显然，股票市场增发的“口子”开大了。
很多上市公司根本没有好的项目，却急不可耐地圈钱，之后又随意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对募集资金一点不负责任。据统计，仅今年上半年就有122家上市公司变更了募集资金投向，其中变更招股项目投向的77家，占63．11％。另外，很多上市公司拿到钱后用于委托理财，重新回到二级市场炒作。统计资料显示，截至7月初，已经有26家上市公司披露了近50份委托理财协议，委托理财金额高达25亿元，其中不乏刚刚发行上市的公司和才完成新股增发的公司。
一些上市公司进行了增发却不能增效益。有这样一组数字，在实行预警制度后，今年第一次发出预警公告的70家上市公司中，有39家自2000年以来进行了首发、配股或增发，其中大部分是增发，合计占到了预警公司总数的56％。这39家公司在前次融资完毕不到1年的时间业绩就大幅下滑。
更令人不解地是，一些上市公司并不缺钱，却还是要通过增发再从股民手里捞一把。有人从今年公布增发方案的公司中抽查了88家公司做过一个统计。结果是，去年，这88家公司现金和银行存款几乎均在1亿元以上，平均每家达到了2．95亿元，其中有4家公司超过了10亿元。个别极端的公司账上躺着十几个亿的闲置资金，圈了这么多钱干什么用呢？一些公司大股东利用自己的控股地位，轻松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归还银行贷款，或收购大股东的劣质资产，或用来炒股，造成有限的市场资源被浪费。对2000年实施再融资公司的一项统计显示，大多数公司都把钱用在短期投资上了，它们平均用在短期投资上的钱为7785万元，其中7家公司超过了10个亿。
上市公司的圈钱行为，必然引起市场恐慌，增发消息的公布往往伴随着股价的大幅跳水，增发因而被人们戏称为“陷阱”或“地雷”。股民对增发也只好用脚投票了，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普通股民。从7月30日至今，全国6000万股民着实出了血，付出了惨重代价。以上证指数为例，6月底，指数还在2200之上，到了8月初，便跌到1900点以下了，跌幅达15%。6月底，沪深两市的流通市值大约为1.9万亿元，跌去15%意味着全国股民一月之内就承受了2850亿元的损失，以全国6000万股民计算，人均损失4750元。
——股市融资功能出现“衰竭”
目前，由于政府的直接干预和国有企业的软约束，使股市出现了过度投机和泡沫化的倾向，失去了股市已有的价值发现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股市的不规范、动荡不安以及风险过大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是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失去信心，促使其远离这一市场，转而投向其他领域，这也就动摇了证券市场的最根本基础——投资者参与，而缺乏投资者广泛参与，证券市场就如无源之水，必将枯竭；二是过高的股价和过度投机蕴藏着股市崩溃的风险，一旦发生股价暴跌式的行情，不仅会给股市带来毁灭性打击，而且极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人为地维持股指高价，政府的调控政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要把股市作为除银行以外的对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系统，就必须维持股票二级市场股指运行的高价位。否则，就会增加一级市场新股发行的难度，失去为国企筹资的功能。在国家决策者们决定让股市成为取代银行成为国有企业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后，这一点已被提到战略意义的高度。1999年的“5.19井喷行情”的出现，就是由于政府多项利好政策的强刺激。其后，一些早已预备好的国企大盘股利用二级市场指数高位运行创造的市场空间，蜂拥上市，完成了筹资任务。
正是因为中国股市背负着“救亡国企”的历史使命，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股市运行机制：政府出台利好——股市出现暴涨——国企上市圈钱——泡沫逐渐堆积——利空政策出台——股市应声下跌——融资功能衰弱——政府再次救市——……
这种运行机制的存在，表明中国股市正面临着被“掏空”的危险，股市自身所具有的各种功能无法得到正常、有效发挥，相反，各种不应有的职能却被人为强加其身，久而久之，股市的融资功能因受到“过度滥用”而透支，最终将会导致股市融资功能“紊乱”、“衰竭”。
近期股市暴跌无疑是最好的明证。股市暴跌，一方面暴露了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诸多“制度缺陷”；另一方面，它并未如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挤掉了泡沫”，相反却留下了众多“隐患”。
首先，股市的融资功能几近衰竭。股市暴跌这几个月来，沪深A股市场已连续数月停止发行新股，而B股市场的新股发行自去年10月17日深市雷伊B股发行至今，已整整一年“颗粒无收”，若计入PT水仙退市，B股市场创立近10年来，极有可能在今年首次出现挂牌数负增长。股市融资功能需要恢复，如果不出台重大的利好政策刺激，就难于进行新股发行、配股和增发新股的工作，而这是资本市场的首要任务，尤其是对中国资本市场显得更加重要。股市的巨幅暴跌，导致资本市场已经到了快要完全丧失其功能的危急关头。如果长此以往，不仅市场自身的功能将逐渐丧失，而且其固有的沉疴也将积重难返。
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企业股市筹资额同比剧减。今年前三季度，企业在股票市场上累计筹资981.5亿元，比去年同期减少229.4亿元，减少18.9％。其中主要是境外筹资减少，H股筹资同比少增30.16亿美元。新数据还显示，今年1—9月份，沪、深两市股票共成交32182亿元，同比减少17275亿元，下降34.9％。股票交易印花税累计收入为244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36.9％。截至9月末，两市流通市值为15178亿元，比去年末减少910亿元。
其次，中国股市“政策市”的特征明显，政府调控股市机制进一步得到强化。股市在暴跌700多点、流通市值被蒸发掉5000亿之后，终于在10月22日“国有股减持暂停”利好消息刺激下，产生报复性“井喷行情”，个股几乎全线涨停，涨势历史罕见。这再一次表明，中国股市依然是“政策市”，在股市的涨涨跌跌背后，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着，那就是政府的政策调控。长期以来，市场一直认为中国证券市场是政策市，而当股指跌到1500点处出台这样的消息无疑又让市场出现了政策性护盘的看法。而就在国务院公布的国有股减持办法仅仅实施了几个月后，就突然改变，无疑让投资者对未来将出台的政策难以把握。而随着中国与国际市场的逐渐靠近，中国上市公司独有的股本结构问题将更加突出，不论采取什么方式解决，仍将会对二级市场产生不小的冲击。
再次，上市公司的诚信受到严重质疑，投资者的理念与信心遭受重创，需要长时间的恢复。此次股市下跌中，因银广夏等问题股而蒙受重大损失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并未得到应有的保护与赔偿，甚至连诉讼请求都得不到受理。相反，银广夏却在地方政府的“呵护”下，宣布重组、“改嫁”。中国股市的诚信与公信受到严峻挑战与质疑，真正的投资理念将很难再在市场上树立起来。
第四，大量委托理财资金、银行信贷资金在股市暴跌中沦为“不良资产”，券商出现“生存危机”。据统计，截至8月底，全国已有1/3的证券营业部出现亏损，不亏的盈利状况也大大下降，券商的三大业务经纪、承销、自营和资产管理都令人担忧。任由市场下跌，将可能引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资本市场关系到民众民生，更紧紧连接国家的金融体系，我国证券公司从成立以来，一直就不规范，证监会目前也正在加大这方面的规范工作，比如当前突出的上市公司委托券商理财问题，已经导致相当多的券商面临挤兑困境，而券商与各大银行间的关系更可能引发银行系统原已存在问题的大暴露。
与此同时，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的发展面临极大挑战。在一个由政府政策调控的股市里，“专家理财”究竟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将受到人们的质疑。
第五，警惕股市拖累银行。鉴于国外证券市场波动给银行体系的稳定造成严重后果的教训，有专家学者指出，要防止“因股市资金链断裂而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据资料统计，前几年，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大大超过了GDP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其中的货币供应量主要流入了股市，这部分违规银行资金也存在着变成隐性不良资产的风险。此外，我国国有银行体系存在的巨额显性不良资产、微观经营管理基础很不牢固、农村金融体系不牢固、金融体系监管滞后等一系列问题，所有这些都是诱发金融危机的隐患。
3、国债发行过度与使用效益低下
1998年，国债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可谓是出足风头。从发行数额上看，内外债共发行6590.7亿元，创下历史新记录；从发挥功能看，国债承担了拉动经济增长、防化金融风险的重要使命，成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共促经济增长的有力结合点，国债成为社会各界尤其是经济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应当说，积极财政政策对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发挥了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于GDP增幅的贡献率，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也在1.5－2个百分点的区间。
三年间，长期建设国债共发行3600亿元，共安排国债项目6620个，在银行贷款和地方、企业自筹资金配合下，总投资规模24000亿元。到2000年底，累计完成投资15100亿元，占项目总投资的63％。
国债投资成果显著，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效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促进了经济发展。1998年以来累计发行的3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直接带动地方、部门、企业投入项目配套资金和银行安排贷款约7500亿元，对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重大作用。
——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大事：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加快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1998年以来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改善了粮食仓储设施状况，极大地缓解了粮食仓容长期紧张的矛盾，明显提高国家对粮食市场的调控能力，保障中央粮改政策的顺利实施。
——加快了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了产业升级，利用国债资金实施了一大批技术改造、高科技产业化、装备国产化项目，有力地配合了国有企业改革工作。
——促进了地区生产力布局调整和优化，推动西部大开发迈出实质性步伐，在安排国债投资时，注重向中西部地区倾斜，2000年以来，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东部地区。
——加强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促进了可持续发展。
——改善了人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社会事业发展。在国债投资的带动下，极大地调动了各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改善了农民生产生活用电条件。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应当看到，连续近二十年的国债发行，使得我国国债未清偿额逐年增大，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我国目前的国债规模是否适度，其资金使用效益究竟如何？
衡量国债规模是否适度的标准应该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一是国际通行的几大指标，如国债负担率、国债依存度、国债偿债率等；二是要有质量指标，即国债使用效益，此类指标较第一类指标甚至更为重要。
——国债规模膨胀过快，累积风险加大
首先来看债务负担率指标（政府债券余额/国内生产总值）。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国债规模呈加速累积趋势。1994年以来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即债务负担率（政府债券余额/国内生产总值）为5.08%，1995年为5.71%，1996年为6.29%，1997年为8.12%，1998年达到10.3%，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大致相当。国债余额的快速累积会给经济运行带来两方面的风险。一是使财政失去偿债能力。国债本息是需要财政偿还的，一旦超过财政偿还能力，会影响政府信誉，影响社会稳定。二是会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国债具有挤出效应，国债规模越大，说明从私人部门抽取的资本越多，因此累积余额过大会影响私人部门的发展，影响经济按比例发展。目前我国国债规模虽仍处在可控阶段，但是余额累积风险也容忽视，特别是不能产生效益的国债或是用于消费化的国债余额累积风险更不能忽视。要注意保持国债规模的适度性，防止债务累积过大所出现的风险。
然后是债务依存度指标（政府的债务收入/财政支出）。国债依存度是反映政府还债压力大小以及政府财政支出对债务收入的依赖程度的指标。债务依存度过高，表明财政状况脆弱，财政运行面临风险度提高。
有关数据表明，我国债务依存度呈不断上升趋势，1981年为4.02%，1990为6.02%，到1998年上升为29.65%。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上升速度更快，1981年为7.07%，1990年为16.5%，到1998年则上升为71.12%。从国际上看，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的警戒线为15%—20%，中央财政的警戒线为25%—30%。我国90年代中期以来，两项指标在不断高出国际警戒标准，中央财政一级已超出标准1倍。国家财政支出对债务的依赖度太高，政府还债压力日益增大。
再来看国债偿债率指标（还本付息额/财政收入）。国债偿债率表明一定时期财政收入中有多少用来偿还国债，它直接反映国债所引起的财政负担，国际上通常认为不超过10%为安全区域。
我国80年代不存在还债问题，从1986年起，开始偿还陆续到期债务，但偿债率较低，约维持在0.3%—1.20%之间。进入90年代，随着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膨胀，加之债期较短，还本付息负担剧增，1990年为3.88%，1995年为12.44%，1997年为21.04%，1998年为23.86%。这一比例早已超过10%的警戒线。再从每年财政还本付息支出占债务收入的比例看，也显示了相同的结论。1996年债务收入中有66.2%用于偿债还本付息，1997年这一比例为75.06%，1998年60.42%。这充分说明我国已步入借新债还旧债的高度债务时期。
——国债资金使用效益低下
良好的国债资金使用效益，要求有合理的投资方向，良好的国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从合理投资方向来讲，是指计划年内国债多少规模用于经济建设，有多少规模用于非生产性赤字弥补；在经济建设中，有多少用于高科技等急需发展产业，等等。用于经济建设越多、用于重要的或急需产业的资金越多，国债资金的投资方向和结构越合理，国债使用效益亦越好。
良好的国债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是指国债资金的规模确定、资金筹集、资金使用、资金偿还、资金运作及监督有一套科学而行之有效的机制。有了合理的机制，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才可以从根本上得到保证。
国债资金使用的质量情况，可以在更高层次上判断国债规摸是否适度。国债使用效益能达到常规要求，则说明国债规模基本适度，反之，国债使用效益低下，说明国债缺乏及时足额偿还的根基，这样的国债规模是没有物质保证的，超出了偿还能力，信誉度低，最终会损害投资人的利益。
从我国国债的使用效益情况来看，1998年底，有关部门对72个国债重点项目的专项调查显示：有20个项目存在不同形式的挪用资金或不按规定使用资金的情况；有10个项目前期准备不足；有15个项目存在配套资金不落实的问题。重点项目的运行尚且如此，一般项目就更难保证。这种情况若不及时纠正，并在今后引以为鉴，则即使前述常规指标载荷里，国债规模的正常运行也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其偿还性也就没有真实的保证。
——国债发债行为短期化
我国国债工作中曾经存在的国债行为短期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筹资行为短期化，具体表现为国债期限短、利率高，国债的金边债券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二是国债发行机制的设计不合理。目前国债发行机制是：当前发债规模=当年赤字+当前国债还本+当年国债付息。这种机制不是从国债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调控重要手段的角度进行设计的，只是从解决当前财政的暂时困难出发，因而不利于对财政支出的控制和管理，对财政赤字控制无自律作用，对国债规模的膨胀失去约束，容易导致国债规模的盲目扩大。在国外国债利用支出列入经常性预算，同时对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又加以限制，这样国债利息支出的增长，对财政支出增长进行控制产生一种“倒逼”机制，从而对国债规模的膨胀产生了一种内在的制约作用。
——国债政策并未真正成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部
在发达经济国家，国债利率通常较低，并成为其他金融商品利率的参照物—基准利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我国则恰恰相反，国债利率是以银行利率为依据并高于银行利率一至两个百分点来制定的，这种扭曲的利率结构一方面导致国债还本付息压力膨胀过快，增加财政负担。另一方面，影响市场利率的形成，阻碍资本市场的发展。
从银行“信贷紧缩——不良贷款”陷阱的形成，到“股市救亡”、“圈钱运动”，再到国债发行过度和使用效益低下，中国金融体系潜伏着融资功能“弱化”与“衰竭”的风险，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三、产生我国金融体系“融资功能衰竭”的原因分析
1、政府主控金融体系
政府对金融业经营活动进行严格的直接控制，国有银行的资金投放基本上是以政府的政策意图为依据的。在低利率的金融环境下，资金严重稀缺，资金需求大于供给，政府为了实现优先发展战略，对资金供给实施优先分配制度。这样，一方面剥夺了国有银行的经营自，另一方面还诱使非国有经济以及大量的未获取资金供给权的部门进行大量的寻租收益。因计划供给而获取资金的国有企业以及依赖寻租行为而获取资金的企业都缺乏及时偿还的信用意识和必要的风险意识，从而难以按照效益最大化原则来使用资金。这就是产生巨额不良资产的根源所在。
由于国有银行主要面向公有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发放贷款，而对非公有经济实行较为严格的制度歧视和融资限制，因此，国有银行众多不良贷款的形成都是这一特定制度条件下的产物，因而这种金融资源不当配置而产生的效率损失，都可以看作是渐进改革的成本。
从逻辑上说，我国国有银行巨额不良资产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必然的，它实际上是金融制度于经济的贡献在转型时期中国经济中的实质体现。进一步说，如果没有金融制度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支持，由于原本支持经济增长的雄厚的中央财政实力早已不复存在，中国经济改革也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近二十年来低效率运行的金融制度正是中国经济改革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这种低效率金融制度运行的后果就是今天我们所不得不直面的巨额不良资产的现实。
2、国有企业转嫁“死亡风险”
近几年来，国家对国企改革已拿不出什么根本性的办法，只能是一再援用“输血”解困的思路，就是一味地动用行政力量从银行、从股市、从财政渠道为国企筹资。好象国企的问题就是单纯的资金问题。
其实，国有企业的真正“顽症”在于其自身的产权制度问题以及由此决定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问题。
国家对国有企业由财政拨款关系，改为银企之间的信贷关系，尽管在改革的设计中本意是要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但改革的结果却造就了银行、企业之间的风险转嫁机制。国有企业欠息欠本，向银行转嫁它们的低效率和亏损，形成银行的不良资产。但银行与储户之间债务关系是“硬约束”，银行不能继续向储户转嫁亏损，这种风险和损害转嫁链在银行和储户之间发生了断裂。这样造成的问题是：国有企业负债率越来越高，一直到资不抵债；银行的不良资产堆积越多，一直到银行资产丧失流动性，全部被不良资产滞死。结果，不良资产的积累形成信贷紧缩，进而产生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功能衰竭”。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已经将其“生存风险”转嫁到了整个金融体系身上。虽然资本结构的负债比例并不影响企业资金使用和经营的效率，但是对于金融机构和融资企业的风险是不一样的。所有者权益资本比率高时，投资者所要承担的投资经营风险比例高，对于企业来说，利率、汇率方面的风险较小；而根据现代银行信贷制度，投资项目或企业负债率一旦超过50%，则随着比例的不同，借款企业的程度不同的投资经营风险相应转嫁给了金融机构，使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处于一个高风险的状态之中。低负债企业是一种压缩风险、减少报废和亏损对金融机构冲击的资产结构，其报废、亏损和破产的资产也可以及时分散化解，不会转嫁给金融系统，更不会形成金融系统中漏损的泡沫。而高负债企业的亏损和破产必然要大量地转嫁给金融系统，形成和积累金融系统中漏损的泡沫。
由于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太高，而且信贷资金大量流入股票市场和不动产市场，一旦项目报废、企业亏损和破产，则形成漏损性泡沫；高于产业平均利润率的存贷款高利率，在企业负债率很高的格局下，又在金融系统积累起高利率泡沫；股票市场和不动产市场的不断起伏，在下跌时膨胀性泡沫塌陷。漏损性泡沫和膨胀性泡沫塌陷向金融系统转移和积累，加上高利率泡沫，最后在金融系统堆积越来越多的不良资产。这是国有企业向金融体系转嫁风险亦即金融系统大量不良资产的内在生成机制和积累过程。
3、金融体系功能极度扭曲
从改革初期的“拨改贷”，到后来的银行信贷紧缩，再到目前的股市圈钱运动，中国金融体系承受了太多的“不能承受之重”，其功能受到极度扭曲。
在我国，关于资本市场的功能，人们感受最深、认同感最强的就是筹资功能。无庸讳言，中国资本市场的快速设立及近年来的高速发展，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众多国有企业寻求新的筹资渠道的强烈要求是紧密相关的。明确提出股市为国有企业融资的政策只是最近几年的事。在1998年明确提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政策目标前，这种声音在资本市场中一点都不响亮。1998年后，由于国有企业脱困已经具有了时间上的紧迫性和强制性，人们对股市的依赖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烈。于是，为国企筹资就成为中国股票市场的首要职责与任务。
由于国家把股市单纯作为国有企业的筹资渠道，股市的主要功能是为国有企业增资减债、解决国企经营和资金短缺困难，因此一大批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被“包装上市”。这种“功能错位”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一大批效益不好、业绩极差的国有企业在政府的直接介入和干预下，通过弄虚作假被“包装”上市，而这些原本不合格的“上市公司”由于无法产生盈利或盈利偏低，其股票大多不具备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者只能在股市的追涨杀跌中进行短期投机操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市场的最主要与最核心的功能是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通过具有独立意志和利益的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来形成市场价格，并通过市场价格来引导社会资金的流量、流向、流速和流程，从而完成资源优化和合理组合的配置过程。但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功能被打上了行政化的印记，资本市场自身的发展机制与创新机制或者不健全，或者被扭曲，特别是在失去了市场的自我协调与自我选择机制的情况下，市场上的掣肘因素就会大于协调因素，市场的优胜劣汰功能不但很难建立起来，就是建立了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
中国资本市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起步的，由于体制缺陷、市场主体行为失范、法制健全程度低、市场监管水平不高等一些特有的限制性因素，导致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化程度较低，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资本市场积极作用的发挥。目前的市场还主要表现为筹资市场，“圈钱”功能在这里发挥的淋漓尽致，而市场最重要、最本质的功能——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则发挥得很不理想。事实上，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除了筹资以外，还有资源配置和价值发现的功能，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市场失去了价值发现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片面强调它的筹资功能，把股市事实上变成了“圈钱”的场所，结果必将是毁掉这一市场。
回顾中国股市10年历程，从最初的中小企业融资的实验田，到为国有企业解困，再到近期的为社保基金筹资，股市从诞生之初就承担了太多本不是份内的责任。市场的扭曲如此严重，以致它已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调节的能力。
四、化解“融资功能衰竭”风险的对策建议
只有宏观金融环境实现了市场化，整个金融体系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功能与作用。我们没有理由指望继续在一个非市场化而仍带有浓厚或变相行政色彩的宏观金融环境中，借助金融管理当局的某些行政性金融改革措施而人为地造就出完全符合市场原则的现代金融体系。这本来就是不符合市场制度演进的逻辑的。
这里迫切需要做的工作主要是：全面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国企改革步伐；推进金融体系国际化。
1、全面转变政府职能
转型时期的政府职能转变，实质上是政府权力关系的重新调整。在社会经济剩余日趋分散化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如果政府对金融活动过度介入，在其可支配的财政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对金融的过度运用便不可避免，金融体系正常的融资功能由此出现“弱化”与“衰竭”。
因此，对政府的功能应进行双重定位：一是政府作为投资主体应从竞争性投资领域退出，政府重点是从事公益性项目投资，对于一些传统的垄断性行业，随着民间资本的逐步进入和竞争程度的提高，政府的投资比重可逐步降低，政府只是对处于基础性投资中关系国家安全和全社会利益的重点企业实行控股；二是对金融体系的调控应从直接主导、控制向主要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的间接控制转变。
2、加快国企改革步伐
国有企业的低效运行和由来已久的“投资饥渴症”，是金融体系融资功能“衰竭”的直接导源。国家与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存在的隐含契约关系，也是国家强化对金融体系的主导、控制以维持国有企业低效生存的基本动机。因此，国有企业改革的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金融体系的功能正常运转与作用发挥。要在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改组的同时，推进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通过明晰产权关系加快政企分开，从而建立一个完善的、收益与风险对称的“融资约束机制”。
3、推进金融体系国际化
在经济转型时期，我国的金融体系被赋予了太多的“职能”与“重任”，以至于出现严重的“功能扭曲”，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紊乱”，无法得到正常、有效运转与发挥。“中国特色”的金融体系功能已经不能继续存在下去。
基于此，我国金融体系目前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与国际接轨，即加快“金融国际化”步伐。
在此过程中，要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对金融体系“重新定位”。应把原来为国企脱困服务的资本市场定位，转变为服务于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促进经济发展。把资本市场的资本支持作为原动力，着力培育一批业绩优良、具有高成长潜力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同时，有效发挥资本市场催生和发展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
与此同时，资本市场还要实现功能的转变。即由单纯的筹资功能，向风险定位、产权复合、优化资源配置等多方面的功能组合转变。一个仅仅表现为筹资功能的市场，与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这一建立市场的初衷是相悖的，而且，这种市场注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实现这种转变，不仅是完善和强化市场功能的需要，更为提升市场存在和发展的意义所必需。
五、几点结论性总结
1、转型时期，我国金融体系融资格局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即以银行信贷投放为主的间接融资绝对主导阶段（1979——1997）和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加速扩张阶段（1998年——至今）。这种划分是有其相应的数字依据和背景依据。
2、目前我国金融体系潜伏着融资功能“紊乱”与“衰竭”风险，主要表现为：银行不良资产与信贷紧缩；股市“救亡”与“圈钱”运动；国债发行过度与使用效益低下。
3、产生金融体系“融资功能衰竭”风险的主要原因有：政府主控金融体系；国有企业转嫁“死亡风险”；金融体系功能极度扭曲。与之相对应，化解“融资功能衰竭”风险的对策是：全面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国企改革步伐；推进金融体系国际化。
主要参考文献：
李扬、何德旭，1999：《经济转型中的中国金融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
贾康、阎坤，1999：《中国财政：转轨与变革》，上海远东出版社。
王江，2000：《转轨经济中商业银行制度变革与风险控制》，经济科学出版社。
贺晓东，2000：《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哈尔滨出版社。
阎坤，2000：《透视财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彭小泉，2000：《国债市场和股票市场均衡发展研究》，《金融研究》第3期。
钱小安，2000：《“信贷紧缩—不良贷款”陷阱的形成及其治理》，《金融研究》第5期。
论文关键词：风险投资，退出机制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资本运作方式，不仅对于促进资本市场的活跃有着积极作用，同时，对于我国的本土新兴产业发展亦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对于风险投资的运作机制简单概括来说就是融资，投资，退出的循环往复。资本运作的目的是为了资本增值，风险投资的真正回报的实现是在退出过程中体现的。所以，退出机制是否完善，决定了风险投资能否成功取得收益。当今世界，无论是风险投资的发源地美国，还是较为发达的欧洲，或者我国港台地区，其退出机制从具体来看也不尽相同，这主要取决于法律法规，资本市场的完善程度等因素，而中国是在80年代中期才正式开始有了风险投资，目前来看各方面的体制仍不够完善金融论文，市场不够规范，制约了风险投资的快速发展。本文针对的就是我国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从现状入手，寻找退出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根源，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的建议。
一、投资退出机制的意义和作用
?风险投资的本性是追求高回报的，这种回报不可能像传统投资一样主要从投资项目利润中得到，而是依赖于在这种“投入—回收—再投入”的不断循环中实现的自身价值增值。所以，风险投资赖以生存的根本在于资本的高度周期流动，流动性的存在构筑了资本退出的有效渠道，使资本在不断循环中实现增值，吸引社会资本加入风险投资行列。投资家只有明晰的看到资本运动的出口，才会积极的将资金投入风险企业。因此，一个顺畅的退出机制也是扩大风险投资来源的关键，这就从源头上保证了资本循环的良性运作。可以说，退出机制是风险资本循环流动的中心环节。风险投资与一般投资相比风险极高，其产生与发展的基本动力在于追求高额回报，而且由于风险投资企业本身所固有的高风险，使风险投资项目和非风险投资项目相比更容易胎死腹中。一旦风险投资项目失败，不仅获得资本增值的愿望成为泡影，能否收回本金也将成为很大的问题。风险投资家最不愿看到的就是资金沉淀于项目之中，无法自拔。因此，投资成功的企业需要退出，投资失败的企业更要有通畅的渠道及时退出，如利用公开上市或将股权转让给其他企业、规范的破产清算等，以尽可能将损失减少至最低水平。
二、投资退出机制的方式
1、股份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Initial Public Offering，简称IPO)作为国际投资者首选的投资退出方式，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外商同样可以通过股份上市的方式退出在华投资，而且已为一些投资者所采用。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实践，就股份上市的退出机制而言可以采用境外控股公司上市、申请境外上市和申请国内上市三种途径。
2、股权转让
股东对所持有的公司股权的转让权是公司法中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在中国现行的外商投资法律制度下，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向所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其他股东或第三方转让所持有的股权而退出原有的投资。根据进行股权交易的主体不同，通过股权转让的退出机制包括离岸股权交易和国内股权交易两种情况。
3、其他退出机制
除了上述的退出机制之外，还有一些退出机制经常为一些境外投资者，特别是一些创业投资者(即风险基金，Venture Capital)在决定投资的同时作为退出机制条款列入投资协议论文格式。这些退出机制主要有管理层收购(MBO)、股权回购和公司清算等。
三、我国投资退出机制的不足
?根据资料显示金融论文，我国风险投资退出方式中，上市所占比例为15%，相比较美国近几年的发展趋势显得偏高，但是上市退出比例高并不是因为资本市场的活跃或者牛市所致，主要原因正是国内市场的不发达导致境外上市所占比例过高，其相当境内的1/2，这使得中国国内一些优秀的企业自愿长期游离在外，不利于本国风险投资的长期发展。兼并收购所占比重在所有退出方式中相对最高，截至2003年的累计数为37.4%，而03年新增退出中，收购的比例达到了40.4%，可见采取收购方式退出的项目比例正逐年增多。但是与美国相比较，相差了1倍，这其中的大部分是境内非上市或自然人收购，主要原因是法人股交易受限，并购通过现金方式而非股权置换，这就增大了交易难度。退出方式的单一也就使得回购和管理层收购的比例相比国际偏高。
三、建立和完善我国风险投资的退出机制
退出机制是风险投资体系的核心机制，是指风险投资机构在其所投资的风险企业相对成熟之后，将所投资的资金由股权形态转化为资金形态，这涉及退出方式和退出场所两方面问题。借鉴国外风险资本实现退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可设计风险投资的退出途径，分步建设我国风险资本的退出机制发展战略，建立一个多层次的、有效的、完善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
1、设立适合创业企业特点的二板市场。在证券交易流通市场中，区别于主板市场，专为高新技术中小企业服务而设立的面向公众股东的资本市场称为二板市场或创业板市场。二板市场是一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主板市场的根本差异在于不同的上市标准和上市对象，其主要功能在于专门为具有成长性的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开辟融资渠道和为风险投资提供退出渠道。因此，二板市场不仅为高新企业开辟了一条资本融通的入口，而且为风险资本退出创业企业提供了顺畅的“出口”，以实现风险资本的增值和循环。 2、调整政策，建立和完善场外交易市场。前面提到，兼并收购和管理层回购也是风险资本退出的重要渠道，而大宗股权的转让依赖于一个完善的产权交易市场。但是，目前在我国从产权交易市场中退出风险资本且增值金融论文，或由其它企业并购创业企业是相当困难的。其原因在于：一是我国产权交易成本过高，目前在产权交易市场进行产权交易的成本远远高于股票市场的交易成本。过高的税和费，使风险资本在投资不理想或失败后退出较为困难，退出成本高，加大了投资的风险。二是尽管产权交易形式开始趋于多样化，但是非证券化的实物型产权交易仍占主导地位，产权市场允许进行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的城市和地区并不多。三是产权交易的监管滞后，阻碍着统一的产权交易市场的形成，使得跨行业跨地区的产权交易困难重重。因而，在一定范围内设立风险投资项目和风险投资企业的柜台交易并调整政策，降低相关税费，将有助于风险资本的顺利退出，进而推动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 总之，解决风险投资退出机制问题，必须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加以解决。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我国应尽快建立创业板市场和柜台交易市场体系，为不同发展阶段的高新技术企业开辟退出渠道，为风险资本的退出搭建平台，使之实现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成思危，《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治理世界》1999年第1期
2.成思危约翰沃尔等，《风险投资在中国》，民族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
3.刘曼红，《风险投资：创新与金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
4.刘少波，《风险投资——风靡全球的新兴投资方式》，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5.盛立军，《风险投资：操作、机制与策略》，上海远东出版社2000年6月第一版6.张景安等，《风险投资与二板市场》，《技术创新与风险投资》，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7.王益许小松，《风险投资市场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8.姜瑶英，《美国的创业金融体系》，国研网2000.11.22
一、保险资金运用风险限额管理的内容
一般而言，保险资金运用的风险限额管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根据保险公司的资本实力、股东目标与风险偏好、监管规定等，确定保险资金运用的总体风险水平以及相应的抵御风险损失的风险资本限额；二是根据对各业务部门或交易员的风险调整的绩效测量结果，以及其它因素在各层次间进行风险资本限额的分配；三是根据分配的风险资本限额对各业务部门乃至每一笔交易的风险进行监控，并根据风险调整后的绩效评估结果以及其它因素对风险资本限额进行动态的分配调整。
二、保险资金运用的风险限额形式
保险资金运用的风险限额通常有三种形式：即头寸限额、灵敏度限额和风险资本限额。头寸限额表现为一定的名义金额，如企业债交易员的风险限额为200万元人民币。
头寸限额简单且易于理解，容易监控其合规性，但其缺陷在于很难控制风险，如果交易员欲增加风险，他可以在不增加组合规模而通过头寸的调整或增大杠杆比率的方式实现，头寸限额无法反映这种风险状况的变化，例如债券交易员可以通过持有更长的到期日组合增加风险，但通过头寸限额难以考察债券交易员的风险暴露状况。此外，头寸限额也无法比较不同交易员或业务部门所处的真实的风险状况，因此，简单的风险限额管理可以采用头寸限额形式。
灵敏度限额适用于单个市场因子的市场风险限额，可以用于交易前台的日常风险控制。灵敏度反映了证券组合价值对其市场因子的敏感性，如二级市场上的国债价格主要受利率风险因子的影响，可以用久期和凸性衡量国债价格对利率的敏感度，其风险监控可以采用灵敏度限额的形式。由于灵敏度概念只适用于某一类资产，针对某一类市场因子，因此，根据现有的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灵敏度限额可用于银行间及交易所间的债券交易以及存贷款的利率风险控制。
风险资本限额是指各级业务部门可承受的最大风险损失水平，表现为一定数额的预期损失。更确切地讲，风险资本限额是指各级业务部门在特定时间内、以特定概率所能承受的风险损失的大小，通常用VaR（ValueatRisk称为在限价值法）方法来确定。风险资本限额适用于所有金融产品交易，能够综合反映不同层次投资业务的风险状况，是对包括多个市场因子的市场风险的总体限额。因此，风险资本限额主要应用于对保险公司资金运用整体及投资业务部门的风险监控，对交易员的风险监控有时也使用风险资本限额形式。
风险资本限额根据损失频率和幅度的不同分为多种形式，有基于VaR的日风险限额，主要用于对经常发生损失和交易频繁的投资品种的风险限定；有基于VaR的月风险限额，用于抵御不利月份发生的风险损失；有基于VaR的年风险限额，主要用于对保险资金运用整体或业务部门在小概率事件下发生损失的限定，这种损失通常来自于市场较大的不利波动，其风险限额可通过压力试验或极值理论确定。另外，在证券市场上，市场因子还可能发生极端的不利变化，对于这种情况下的风险限额也采用压力试验或极值理论确定，相应的风险限额称为压力试验限额。可见，鉴于保险资金运用过程中的市场风险特征，机构以及业务部门层次的风险限额易采用年或月的VaR风险限额，对交易员的风险监控可采用灵敏度限额或日VaR风险限额，如对二级市场债券交易的风险限定既可采用灵敏度限额又可使用日VaR风险限额。另外，为了对某些特定类型的投资产品进行风险限定，还必须使用压力试验限额。总之，风险限额选择要依据不同投资业务或交易的特点和不同金融工具的风险特征，但总体上要注意保持前后台以及不同层次业务部门风险限定的一致性。
三、保险资金运用总风险限额的确定
保险资金运用的总体风险限额反映保险公司可以承受的最大资产损失的大小。作为开端，保险公司的投资管理委员会应当主持确定一个合适的总体风险额度，风险额度的设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变化中的市场、交易责任和风险偏好需要保险公司相应地调整额度。
保险资金运用总体风险额度的确定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它需要依赖各个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主要包括：公司的资本实力、用于抵御投资损失的整体风险资本、股东的风险偏好、未来的市场形势、监管要求、公司的投资收益预期以及对公司过去总体投资风险的判断与估计等等。一般来说，保险公司的投资管理委员会首先应当根据资本实力、股东的风险偏好以及公司业务目标确定资金运用的风险资本。理论上，确定风险资本可以使用VaR方法、压力试验法以及将二者综合的方法，但这些定量方法仅仅依据于市场的波动风险，是根据以往的市场风险暴露来确定未来的风险资本，没有综合考虑诸如监管要求、未来市场判断、保险资金的负债特性、投资收益预期以及股东风险偏好等主客观因素，更没有全面考虑保险资金运用所面临的其它风险，如信用风险、资产负债不匹配风险、保险资金的流动性风险等等。因此，风险资本的确定应当是一个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过程，确定风险资本既要依据VaR等定量分析方法，又要充分发挥投资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作用，如可以设计一套多影响因素的风险资本评价体系，利用德尔菲法（Delph）或层次分析法（AHP）等决策方法作辅助决策，既参考定量评价结果，又依据定性因素，最后根据投资管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判断确定资金运用的风险资本。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总风险资本确定以后，依据风险资本数额以及过去的风险额度集合，相应的就可以确定资金运用的总体风险额度，这一风险额度可以表示为VaR风险限额或其它限额的形式，它是公司高层对资金运用总体风险的一个认识。
四、风险资本限额的分配与调整
在总体风险资本限额确定的基础上，风险资本限额分配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总体风险限额配置到每一个业务部门，如债券交易部、基金部、现金管理部等等，使部门负责人对其负责管理的额度心中有数。业务部门额度可以帮助部门经理控制部门风险，并且可以在部门之间比较风险大小。最后，风险额度还要在部门范围内再细分到交易员。考虑到投资组合的分散化效应，上层业务部门的风险资本限额要小于下层部门的风险资本限额之和。
风险限额分配与调整的定量依据是风险调整的绩效评估（RAPM）结果。RAPM对风险——收益进行综合考虑，它避免了仅以收益衡量投资绩效进而导致过度承担风险的缺陷，并且比较准确地描述了“真实收益”，即去除风险后的收益。RAPM主要有两种方法，即Sharp方法和RAROC方法，风险限额的分配与调整也就相应的有两种定量化方法，一是基于Sharp的分配方法；二是基于RAROC的分配方法。其中，后一种方法比较常用。RAROC的定义式是：RAROC=R／VaR，其中，R表示收益，VaR表示风险。显然，RAROC描述了单位资本所获得的收益，反映了风险资本的效率。在以RAROC为定量依据进行风险限额的分配与调整时，首先根据RAROC计算结果和业务部门的申请，确定初步的配置方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再重新计算RAROC，对于RAROC低于平均水平的部门，减少其风险资本；对于RAROC高于平均水平的部门，增加其风险资本。除上述的定量化方法之外，风险限额的分配与调整还应当考虑其他的定性因素，例如，（1）交易员的经验丰富程度。对于一个新的、没有经验或以前业绩平常的交易员，一般不能分配一个较大的风险额度；（2）监管部门的政策规定。如对某一投资渠道投资比例的限制；（3）交易部门和业务部门的目标盈利。在分配风险额度时，管理层应当考虑交易员以及业务部门的潜在盈利能力，如果分配的风险额度远远大于其目标赢利时，这样的额度不是很有效；（4）未来市场预期。总之，风险限额的分配与调整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它是一个多目标决策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定性与定量方面的因素。
五、风险限额的监控与执行
风险限额分配到业务部门以及交易员层次以后，风险额度便成为资金运用风险监控的标准。例如，对采用风险限额监控资金运用的总体风险来说，保险公司的投资管理部门可根据一定的评估周期，运用VaR方法对公司投资组合的VaR值进行计算，并与总体风险限额进行比较，当VaR值超过总体风险限额时，就根据公司投资管理委员会战略性或战术性的资产配置策略，分析投资组合超过总体风险限额的原因，并调整现有的投资组合，直到投资组合的总体风险限额满足要求为止。例如，某保险公司在该年度某月份的全部投资性资产的VaR值为20亿元，置信度为99％，即该公司的全部投资性资产在一个月内，平均损失不超过20亿元的概率仅为1％。按照公司投资管理委员会确定的总体风险限额，其月VaR限额为18亿元，因此，根据规定，投资组合当月的风险暴露超过了标准，需要对投资组合进行调整，即减少高风险资产的比例，降低VaR值，以使公司总的风险暴露控制在最高风险限额之内，业务部门及交易员的风险监控方法与此类似。就监控的频率来说，要取决于交易的性质和高级管理层对业务部门风险管理水平的满意程度，对于总体风险的监控，可以每月或每季度进行一次，各业务部门的风险监控频率则要根据业务的风险性质以及交易频率来确定，如对证券投资基金部的风险监控，由于交易频繁，且主要面临市场风险，因此，易采取日或周间的风险额度监控。当然，进行日间风险额度监控，不仅要花费成本，而且风险额度的监控行为有时可能延误交易时机，所以，监控频率的确定也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未来损失的不定性即风险”对于拥有大量的资金流的石油企业来说，我们所能努力的就是尽量减少和避免风险，完善资金管理体系，在建立和完善资金管理体系之前首先必须要找到资金管理不善带来的风险。影响石油企业资金安全的主要几个关键点有：一是对于现有的风险管理缺乏系统性,“脚痛医脚、头痛医头”,这样往往会造成我们在工作变得杂乱无章、难以应对,使我们在风险管理的工作常常会陷入非常被动的局面。二是现如今存在的风险管理工作往往处于几年一次的风险评估、安全检查的形式,不能对风险进行实时有效的管理和控制,造成风险管理间隔的时间长,缺乏时效性。三是目前风险管理的技术、手段比较落后,落实基本上处于凭靠判断、靠经验的较为原始的工作方式。
二、加强油田企业资金管理的必要性
石油企业属于国有特大型采掘业企业,层次复杂、覆盖面广、企业生产规模大，对于财务管理的要求比较高。我们应该抓住资金管理这个重要的中心环节,将企业集团内部各层次、各部门以及其他的的管理业务职能和对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达到更加有效协调和处理各二级单位与管理局和部门之间的横向、纵向的关系,以科学系统的观点保证企业集团能够实现资金管理整体效果的最优化。由于油气资源的过度采集，近几年来，油田企业内部可供采储量逐渐在减少,人多油少的矛盾尤为突出,油田企业为保持油田企业可持续发展,不得不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我们面对油田外部日益增加的市场份额所投入的财力、人力，更应该要加强企业对于内部管理,从而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通过对资金施行统一管理和集中控制,来实现财务关系的协调统一和财务资源的优势聚合,来加强对于资金的控制和监督。这对增强企业市场竞争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油田企业在资金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对企业内部资金实现了统一调配、集中管理和有效使用，对资金紧缺这方面的矛盾有了很好的缓解,能够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最适合的地方,这种资金管理模式应该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但是这种资金管理模式还是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金管理意识不强。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片面追求利润指标、产值,而把资金管理放在了次要的位置上。现如今绝大多数单位在资金内部控制管理中还主要停留在事后对资金进行核算,一些管理者缺乏现金流量观和资金时间价值观念。缺乏详细的财务分析方法和资金使用计划,缺少科学的对资金的使用筹集和分配。往往在最终年度考核时,许多单位在经营业绩上看似是很不错,而对这些单位的资产项目的现金流量的良性运行和持续发展性等状况却没纳入到考核范围内,也就没有作出相应的评价和考核。这些单位其实是在大量资金的铺垫前提下完成的利润指标。
2.资金使用效率不高。企业的资金被分配到各二级单位后,又产生了资金管理散乱、统一管理和筹划要求、企业内部资金分散和与资金集中管理的现实矛盾,这些矛盾必然会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盈利能力下降资金失控。资金在各单位使用效率不高、管理散乱,。很多单位部分人为了片面追求局部的利益,不顾企业的战略目标和整体发展能力,在投资时比较随意,这即使得企业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又造成了企业的财务风险,有的油田由于企业资金相对充裕,使得部分管理者缺乏对资金管理意识,盲目的进行采购、忽略应收账款未收回的与库存物资严重等,使得资金被大量的无效占用,造成了资金周转困难。
3.资金管理制度执行不严。油田企业对企业资金管理的各种规章制度不完善、不全面。出现了在对资金使用和管理上有章不循,一些人把规章制度在当作摆设、做表面文章、流于形式，很难得到切实地贯彻执行。有很多的单位在重大财务问题上没有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缺乏严密的考核依据和计量标准,使得一些单位在资金管理方面变得盲目。尽管管理局制定了很多资金管理监督制度,但这些监督制度和职能部门有时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出现走过场的现象,财务监督滞后乏力。
4.资金管理信息失真。企业信息管理是现代企业的管理,决策者主要是通过掌握及时、准确、真实的信息来控制资金流和企业经营。由于油田企业二级单位和厂址较多,分布地区也比较广,决策者也只能通过各类信息来对各单位和厂处进行控制和决策。然而很多单位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不透明不集成的一些问题。尽管制定了相关的财务规章、制度、稽查制度和操作规程,但在财务控制环节上还有存在空白点和薄弱点,制度、财务规章和操作规程落实的不够,导致一些单位报表不真实、核算不准。
四、加强企业资金管理
资金是维持生产经营必要资源,是企业正常运转的血液。我们油田加强企业资金管理进行的一些思考。
1.加强资金管理的控制与监督。我们应该从油田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对资金管理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自身不断变化情况和外部环境有有计划、针对性地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我们的财务资金管理制度,提高资金管理效率;强化内部审计机构的权威,对企业投融资、财务状况变动和资金流向等情况实施过程中跟踪和监控,定期检查,及时反馈在资金管理中的突出问题。
2.建立健全资金管理体系。我们都知道企业的现金流与企业的财务活动是密切相关,资金是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起点,能否建立以资金管理为核心的财务管理体系是一个企业财务管理功能发挥作用大小关键,这个体系的关键就是加强资金周转各环节的可控性,提高资金运用效益，保证生产经营各环节的资金需要,。在财务管理体系中我们要充分利用和发挥管理局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各项财经纪律结算中心、财务预算、现金流量表、财务负责人委派制、ERP。
3.强化资金预算管理机制的权威性。财务预算机制是企业内部控制管理中最有效和最重要的管理制度,是一个企业进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保证,也是企业进行财务控制、财务监督、财务考核和财务审计的基本依据。为加强企业对资金管理,实施资金预算，在管理中应做到:首先逐级审批、采取逐级编报、滚动管理的预算编制办法,不得随意更改;其次应该建立有效的监督制度和考核体系。
金融学理论将金融资产的风险与收益相联系,从而形成对投资组合绩效评估的基础。风险一般可划分为两类,即系统风险(SystematicRisk)和非系统风险(Non-SystematicRisk)[1]。所谓系统风险,是与市场整体运动相关联的风险。通常表现为某个金融市场的整体性变化所引发的风险。系统风险涉及面广,往往使整个金融市场产生价格波动。这类风险因其来源于宏观因素变化对市场整体的影响,亦称为宏观风险。其包括市场风险、通货膨胀风险、利率风险和政治风险等。另一类是与个别资产有关的非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只同某个具体的金融资产相关联,而与其他的金融资产无关。在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EMH)[2]的基础上,指数化投资理论开始出现并成熟起来。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如果金融市场达到某种程度的有效性①,从长期来看,投资者无法采用积极的投资策略战胜市场,即不能持续获得超过市场平均水平的投资收益。基于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原则,投资者所承担的系统风险可为其带来系统性回报,而其承担的非系统风险将给其带来非系统性回报。在有效市场条件下(EMH),投资者无法超越市场获得超额回报,因此有效的投资策略是跟踪并复制市场组合,即采取被动型的指数化投资策略,分散掉非系统性风险,追求系统性回报,这就是指数基金(IndexFunds)存在的理论基础。在投资实务中,对个人投资者而言,实施指数化投资存在一些具体的问题:(1)个人投资者资金规模一般不大,难以完全分散化投资。(2)即使能够实施完全分散化给投资,个人投资者很难完成有效的投资管理。而指数基金的出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上述对于个人投资者几乎难以解决的问题。不同于其他积极管理型的投资组合,指数基金的绩效主要取决于跟踪误差(TrackingError,TE)的控制。所谓跟踪误差,是度量指数基金与其跟踪的基准指数(BenchmarkIndex)之间偏离程度的指标。在实际分析中,该指标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理论上看,若指数基金能完全复制基准指数,则其跟踪误差为零①。但在投资实践中,理论上的完美条件并不存在,故跟踪误差总是存在,并不能完全消除[3]。因此,对于奉行被动投资策略的指数基金,其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有效地控制跟踪误差。指数基金的投资管理可以理解为:在有效控制跟踪误差的条件下,实现指数基金收益的最大化[4]。简而言之,指数基金的收益,最终将取决于其基准指数的市场表现;而指数基金的风险特征,则取决于其对基准指数的跟踪情况。指数基金的投资策略一般可通过两种方法实现:全样本复制法和抽样复制法[5]。所谓全样本复制法(FullReplication)。该方法采用完全复制基准指数样本股的方法来构建指数基金,即用基准指数中使用的所有成份股的全部来构造指数基金,并按指数编制中的权重,作为指数基金中每只股票相应的权重。虽然从理论上看,采用全样本复制法能够使得指数基金与基准指数之间具有最优的拟合,但是,如果指数成份股过多,将导致一些问题:例如,在计算指数基金中各股票投资比例额的时候,会有过多无法实现买卖的零散股产生,这将导致一定的累积偏差。而且,维持或再平衡指数基金,会带来较大的交易费用,最终也必将产生更大的跟踪误差。所以,除非所跟踪的指数是一个具有较少样本股的成份股指数,否则通常不采用全样本复制法。所谓抽样复制法(SampleReplication),是采用一定的随机或非随机抽样方法,从构成基准指数的成份股中抽取若干股票构造指数基金。相对于全样本复制法,抽样复制法并不需要将基准指数中的所有样本股,完全复制到指数基金中,因此,这可以在一定的跟踪误差范围内,进一步减少维护及再平衡所需的交易费用,这是抽样法复制法的优势。如前所述,在投资实践中,无论采用哪种复制方法,指数基金的跟踪误差均不能完全消除,故指数基金的风险始终存在。综上,结合现代金融投资理论关于风险的不同划分,对指数基金的风险特征可描述为:在其总风险中,其系统风险取决于能否实现对基准指数的有效跟踪,其非系统风险则来自指数基金自身[6]。进而言之,一只实现有效跟踪的指数基金,在其总风险中,其系统风险应该较小,非系统风险占主要部分。
二、指数基金风险评价模型构建
为了有效分析指数基金的风险,本文引入跟踪误差方差(TrackingErrorVariance)这个指标,来衡量指数基金的风险水平。以下将从理论模型入手,探讨指数基金的风险状况。本文将跟踪误差定义为基金收益与其基准指数收益之间的偏离程度。该指标衡量了指数基金跟踪基准指数的有效程度。在此基础上,跟踪误差方差则体现了指数基金的风险水平。在分析指数基金风险水平的同时,还应该明确其风险的来源,这就需要对跟踪误差方差进行分解,了解跟踪误差方差的构成。简而言之,跟踪误差方差可分解为以下两个部分:由基金组合系统地偏离基准所引起的跟踪误差方差和由基金组合随机地偏离基准所引起的跟踪误差方差以及这两个部分在总体跟踪误差方差中的构成比例。这样,才能对跟踪误差方差有一个系统全面的了解。按照这个思路,本文先对指数基金的跟踪误差方差进行分解,从理论上阐明指数基金风险的来源和构成。
(一)方差分解的单因素模型
根据Ammann和Tobler的分析框架[6],跟踪误差方差用残差形式的跟踪误差表示,它可以分解为预期的跟踪误差方差和随机的跟踪误差方差两部分,具体可表述为:TE2表示跟踪误差方差;α为指数基金相对于基准指数的超额收益;β为指数基金相对于基准指数的风险暴露;μB为基准指数B的预期收益;σ2B为基准指数B收益的方差;σ2ε为残余的跟踪误差方差。在式(1)等式右边有三项,第一项(α+(β-1)μB)2构成了指数基金预期的跟踪误差方差;第二项(β-1)2σ2B可以理解为指数基金相对于基准偏离的风险暴露,这部分风险暴露引起的跟踪误差方差,通过β和基准收益的方差σ2B共同组成;第三项σ2ε表示残余的跟踪误差方差。第一项可视为预期的跟踪误差方差,第二项和第三项合在一起构成了随机的跟踪误差方差。进一步看,由于指数基金紧密跟踪基准指数,故其β一般很接近于1,而α则很小且不显著,因此,对指数基金而言,第一项预期的跟踪误差方差(α+(β-1)μB)2主要由基准指数收益的期望μB决定,而且(α+(β-1)μB)2会很小。第二项(β-1)2σ2B部分,是由β和基准指数收益的方差σ2B共同造成的;第三项是残余的跟踪误差方差σ2ε*,由回归残差引起。第二项和第三项一起构成了随机的跟踪误差方差,这部分构成了指数基金跟踪误差方差的主要决定因素,也就是指数基金风险的主要构成因素。
(二)方差分解的多因素模型
基于多因素模型的方差分解模型[6],具体形式为:对以上单因素模型和多因素模型进行类比,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金融学的资产定价理论认为,金融资产的风险由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构成[1],无论是Sharpe提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7],还是Ross提出的套利定价理论(APT)[8],这种对风险的划分成为资产定价理论的基础。回到式(1)及式(2),可以看出在式(1)中,系统风险唯一地来自于基金对基准指数的跟踪,因此系统风险部分就由以下两部分构成,即第一项预期的跟踪误差方差(α+(β-1)μB)2,和第二项(β-1)2σ2B指数基金P相对于基准偏离的风险暴露。而第三项σ2ε为残余的跟踪误差方差,可以理解为非系统风险。另外,在式(2)中,参数A是第i种资产的收益对系统风险的静态敏感系数,可以理解为式(1)中α项的多维拓展。式(2)中的参数Bik是第i种资产的收益对系统风险的动态敏感系数,可以理解为式(1)中β项的多维拓展。在式(2)中的参数μk,表示第k个系统风险因素的预期收益,可以理解为式(1)中的μB项的多维拓展。在式(2)中的参数σkj,表示第k个系统风险因素和第j个系统风险因素之间的协方差,可以理解为式(1)中的σ2B项的多维拓展。随机变量vi是非系统风险因素,类似于式(1)中的σ2ε。根据以上分析,如果本文将式(2)中的系统风险因素局限于一种,即来自于基准组合,那式(2)就演化成式(1),二者能够完全吻合。因此,可以认为式(2)是式(1)的多因素拓展形式,而式(1)是式(2)的单因素特殊形式。在投资实践中,鉴于指数基金的投资目标为跟踪基准指数,故其系统风险主要来自于基准组合[9],因此,本文使用式(1)给出的单因素模型,以其作为跟踪误差方差分解的理论模型。
三、实证分析
接下来,本文选取我国的指数基金为研究对象,运用上述的跟踪误差方差分解模型,对其跟踪误差方差进行分解,分析其历史风险水平。
(一)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十只指数基金,包括:华夏上证50ETF、华安MSCI中国A股、万家上证180、博时裕富、融通深证100、融通巨潮100、易方达上证50、长城久泰中信标普300、银华-道琼斯88精选、嘉实沪深300。样本跨度确定为各自特定时间①至2008年12月31日,按每个交易日公布的基金净值,排除一些原因导致的短暂停市,样本基金一共有773至1408个观测数据不等。本文采用公开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来源。
(二)相关数据的处理出于分析方便的目的,本文对跟踪误差以及跟踪误差方差的数据均未做年化处理,均以日数据为准;如果需要,可将年化数据转换为日数据,转换公式为[10]:TE2年=TE2日×240(4)在式(4)中,TE2年和TE2日分别为年化的跟踪误差方差以及日跟踪误差方差。TE年=TE日×240(5)在式(5)中,TE年和TE日分别为年化的跟踪误差以及日跟踪误差。
(三)实证模型与方法
1•实证模型
为了进一步明确跟踪误差方差的组成,对比不同类型的指数基金跟踪误差方差的结构差异,为下一阶段对跟踪误差方差进行压力测试提供实证依据,以下将对跟踪误差方差进行分解,并对结果进行分析。实证模型采用式(1)的计量模型[6]。
2•实证方法
根据式(1),对基准指数收益进行统计分析,计算得到μB和σ2B。然后,运用回归模型(6)[9],回归得到α和β。rP=α+βrB+ε(6)然后,再使用回归方程(7):rP-rB=(β-1)rB++ε*(7)经过回归后得到回归残差的方差σ2ε*,并将所有求得的结果代入式(1),分别求出各项的值。包括预期部分的跟踪误差方差(α+(β-1)μB)2、偏离基准部分的跟踪误差方差(β-1)2σ2B以及残余部分的跟踪误差方差σ2ε三个部分。最后,根据式(1),结合上述三个部分的计量结果,分别从两个角度来分析总体跟踪误差方差的构成:第一,分析总体跟踪误差方差中,来自预期的部分与来自随机的部分的影响,即将(α+(β-1)μB)2作为预期部分的跟踪误差方差成分,而将(β-1)2σ2B与σ2ε*作为随机部分的跟踪误差方差成分,分析它们各自对于总体跟踪误差方差的贡献。第二,分析总体跟踪误差方差中,系统风险部分:(α+(β-1)μB)2+(β-1)2σ2B,非系统风险部分:σ2ε,以及它们各自对总体跟踪误差方差的影响。方差分解的时间跨度为样本基金的整个存续期。
(四)实证结果
运用上述模型和方法,对所选取的十只指数基金的跟踪误差方差进行分解,分析总体跟踪误差方差中,各个部分对总体跟踪误差方差的影响,得到跟踪误差方差的分解结构如表1和表2。综合表1和表2可以得出:首先,将跟踪误差方差分解为预期的部分和随机的部分。根据实证结果,样本指数基金存在两个特点:①无论是纯复制型的指数基金,还是增强型指数基金,随机部分的跟踪误差方差,即(β-1)2σ2B+σ2ε*部分,在整个跟踪误差方差中均占支配地位,该部分对总体的跟踪误差方差起决定作用,其比例最小者也占整体跟踪误差方差的97•32%,如复制型的融通深证100。而预期部分的跟踪误差方差,即(α+(β-1)μB)2部分,对整体跟踪误差方差的影响微乎其微,最大者其比例也只有2•68%,如复制型的融通深证100,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符合前面有关论述,即指数基金紧密跟踪基准的特征,其跟踪误差方差主要由随机部分的跟踪误差方差决定。②对于随机部分的跟踪误差方差,即(β-1)2σ2B+σ2ε部分,主要由残余部分的跟踪误差,即σ2ε部分决定;而来自偏离基准部分的影响还很小。唯一的例外是增强型的华安MSCI中国A股。其余样本指数基金均能紧密跟踪基准指数,其随机部分的跟踪误差方差主要来自残余部分。其次,将跟踪误差方差分解为来自系统风险的部分和来自非系统风险的部分。根据实证结果,样本基金存在如下特点:除去增强型的华安MSCI中国A股,无论是纯复制型的指数基金,还是增强型指数基金,其余样本基金的总体跟踪误差方差中,来自非系统风险的部分,即σ2ε在整个跟踪误差方差中占支配地位,该部分对整体跟踪误差方差的影响起决定作用,其比例最小者也占整体跟踪误差方差的89•7745%,如复制型的华夏上证50ETF。而来自系统风险的部分,即(α+(β-1)μB)2+(β-1)2σ2B部分,对整体跟踪误差方差的影响很小,最大者其比例也只有10•2255%,如复制型的华夏上证50ETF。对于华安MSCI中国A股基金存在的例外情形,本文认为存在如下原因,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2005年10月15日公告,其管理的华安上证180指数基金,将跟踪基准由原来的上证180指数,变更为MSCI中国A股指数,名称亦变为“华安MS-CI中国A股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本文简称“华安MSCI中国A股”),并将在30个交易日内完成基准指数变更事宜①。由于该基金的基准指数发生了变更,必然对其跟踪误差影响较大,在进行方差分解时,很可能表现出以下特征:较高的比例来自偏离基准部分,来自系统风险的比例相应较大。而其余的样本指数基金,在分析过程中均未变换过基准指数,故它们的风险特征均未表现出异常。
关键词：风险管理；全面风险管理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10－0105－5 中图分类号：F833文献标识码：A
全面风险管理是目前风险管理发展的最新趋势，它是一种站在整个公司角度进行的整体化风险管理方式，我们平时见到的公司风险管理（Corporate Risk Management）或整体风险管理（Enterprise-wide Risk Management）也是指全面风险管理。全面风险管理的核心思想是：一个公司的风险来自很多方面，比如，一个保险公司可能会面对由需求变化、利率变化、资产价格变化等带来的种种不同风险，最终对公司产生影响的不是某一种风险，而是所有风险联合作用的结果，所以只有从公司整体角度进行的风险管理才是最有效的。目前关于全面风险管理的理论与方法主要有以下两大类：第一类是基于组织结构体系全面风险标准化度量的全面风险管理方法――ERM(Enterprise-wide Risk Management)。ERM的概念是由美国最大的几家银行和证券公司最先提出的。其核心理念是从企业整体的角度，对整个机构内部各个层次的业务单位和业务环节的各个种类的风险进行通盘管理。ERM 要求对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各种风险、各种风险所涉及的金融资产与资产组合（利率、汇率、股票、期权等）以及承担具体风险的各个业务单位，进行全面有效的整合风险管理。第二类是基于风险决策因素的全面风险管理理论――TRM。TRM(Total Risk Management)是从风险决策角度提出的另一种全面风险管理理论，其核心思想是从系统决策的角度出发，引入风险管理策略的三因素概念,这三个因素包括概率(Probability)、价格(Price)和偏好(Preference)因素。风险管理的目标是谋求三要素(3P’S）的最优均衡。目前TRM还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现实生活中建立如此庞大而复杂的TRM系统现在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相对TRM理论而言，ERM具有良好的现实可操作性，本文所讲的全面风险管理指的是ERM。
一、全面风险管理经典文献回顾
（一）国内（中文）文献回顾。陈秉正（2003）在其著作《整体化公司风险管理》中论述了风险管理概念的演进、风险管理与企业价值、风险管理与资本管理以及风险管理的各种策略，并对整体化风险管理进行了展望。文章主要是融合了Shimpi（2001）的《整合性公司风险管理》和Doherty（2003）的《整体化风险管理》两本风险管理巨著的精华，论述了全面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阳（2006）《金融机构现代风险管理基本框架》一书从金融机构的风险角色分析入手，归纳了风险的概念和性质，并从金融机构的角度论述了现代风险管理的内涵和特征，以及现代风险管理框架体系的构建。该书的特色在于对风险角色的分析和风险、风险管理概念的归纳，但作者只是提出了现代风险管理的框架体系构建，并没有关于风险管理的实证分析和风险管理框架的具体应用。（美）尼尔・多尔蒂（Doherty, Neil. A.，2003）《综合风险管理――控制公司风险的技术与策略》，这本由陈秉正，王在2005年翻译的风险管理著作认为随着近年来衍生金融市场的快速成长以及金融工程技术的不断发展，加上保险市场开始重视在保单内容的设计上将可保风险与财务风险相结合，因此，当前风险管理的主要目标是反映公司的理财能力和增加公司的价值。整合型风险管理是结合保险与金融工程技术，利用创新性避险工具来管理公司的风险，包括可保风险（Insurable Risk）、财务风险、营运性风险和事业风险（Business Risk）。Doherty, Neil. A.还认为考察风险的成本是进行全面风险管理的基础，因此对风险的成本做了深入分析，并考察了容易产生风险成本的公司结构特征，指出改变公司的结构特征同规避风险一样属于重要的风险管理策略。该书对如何利用简单的和复杂的财务杠杆对风险进行管理，包括应急性融资工具的分析在全面风险管理领域是一个创新，增强了全面风险管理的可操作性。赖志仁（1999）在《风险管理与全球保险之未来趋势》一文中论述了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产业间的合并和企业并购行为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保险、银行、共同基金、资本市场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金融商品之间的差异性变小，替代性变强。因此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不能继续局限于传统的方式，而应该从公司整体的视角上开发一种综合的风险处理方法。该文章还指出多种避嫌工具的风险管理策略会成为未来的潮流，但并没有具体说明企业应该如何整合这些避险工具来处理公司所面临的风险。潘国臣等完成的文章《整合风险管理与会司价值》（2006）指出，新兴风险管理工具有资产避险、负债避险和权益避险三种，这三种避险工具的价格分别为、和，并且三者的关系是＞＞ 。如果采取避险措施之前的资产与负债额分别为与，则在资本结构已经是最优的假设下，采用负债型避险方式对资本结构的冲击是最小的，其次是权益型避险方式，而资本型避险方式对资本结构的冲击是最大的。若是分析损失后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则单纯使用资产型或负债型避险工具都是不利的，应该综合运用多种避险工具。但文章并没有就该理论进行实证研究。
（二）国外文献回顾。瑞士再保险公司（Swiss Re.）研究部在其著名期刊《Sigma，No3/2005》发表了《产险业资本承保与价值创造的实践》①一文，该文章指出：影响产物保险公司的资本成本因素是投资活动与承保风险的组合。而公司价值比较高的产险公司的承保利润波动较小，这些公司都有较好的风险选择、风险分散与再保险安排，或者使用了创新的风险转移技术。这篇文章的特点是从实证角度出发验证了风险管理提升公司价值的重要作用。Shimpi（2001）年的著作《整合性公司风险管理》中提到：风险就像一头大象，传统的风险管理就像盲人摸象，“虽然每个人都摸对了一部分，但总体上来讲还是错的”。书中对于传统个别的风险管理与创新整合型风险管理做了比较，其中包括：资本管理与风险管理；公司财务与保险；财务长与风险管理人；众多个别风险与整合风险；众多个别市场与整合的市场。并对整合前后的风险管理效果进行了论述。该书与Doherty（2003）②的著作是学术界公认的风险管理理论与实践领域中最经典的两本著作，两本书的着重点不同，内容各有千秋。Doherty（2003）主要论述了各种创新型避险工具的运作与风险分析。Meulbroek（2002）在其论文“A Senior Manager’s Guide to 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中强调现代风险管理的观念不应该局限在可保风险暴露单位上，而应该关注会影响公司价值的所有风险，包括营运风险、法律责任风险、财务风险、投资风险、税收负担风险、监管及合规风险等。并提出了处理风险的三大基本原则：一是修正公司的营运方式；二是调整公司的资本结构；三是选择适当的金融工具（包括衍生金融产品）。以此来适应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变化。Meulbroek认为应该用最具成效的方法达成风险管理的目标，使企业在遭受不可预测的意外损失时，可以及时获得融资资金，以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甚至进一步发展。Culp（2002）的两篇文章认为，资金管理和风险管理本来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但长久以来的公司财务处理方法总是将两者分开来管理，这不仅浪费了资源也损失了管理的效率。Culp建议公司应该采用整体化风险管理，利用创新型金融避险工具来管理风险对企业内部的现金流、盈余与资产负债表的不利影响，并避免非预期损失事件实际发生时对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巨大的冲击。
二、全面风险管理产生的基础
全面风险管理涵盖的范围很广，它是在图1所示的三个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内容涉及保险、财务套期保值、投融资、杠杆管理、薪酬设计甚至税收管理等多个领域的内容。③
首先是风险管理与保险理论的发展。风险管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管理“可保风险”而出现的。Robert Mehr和Bob Hedhes于20世纪60年代建立了可保风险管理的基本框架。之后，可保风险管理又有了一系列的创新，比如有限风险计划；保险公司自身的资产负债管理；以及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捆绑式保障保单，这种保单不仅包括传统的可保风险（财产和责任风险），还包括财务风险（如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从而打破了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的障碍。
其次是衍生产品市场和金融工程理论的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金融创新高速发展的时期，其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主要是马柯威茨的资产组合管理理论、夏普和罗斯创立的资产定价模型以及布莱克和舒尔茨创立的期权定价理论。衍生产品和金融工程的发展不仅丰富了风险管理用于套期保值的工具，还为公司其他的风险管理策略提供了方便。公司不仅可用衍生产品对特定的风险进行套期保值，还可以将衍生产品嵌入到公司的负债和权益里。而新近发行的巨灾债券和非传统风险转移工具（ART）则是直接出于风险管理的目的而出现的。
再次是公司风险管理理论的发展。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开始关注风险对于公司价值的影响，1976年David Cummings通过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进一步分析，说明了公司是如何通过对风险进行保险而实现价值最大化的；Mayers和Smith（1983）又基于风险给公司带来的摩擦成本，提出了更新的公司风险管理理论（关于风险的成本，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有详细的论述），即风险的摩擦成本或交易成本可以使风险管理成为一个增加公司价值的过程。针对风险的成本解释， Doherty Neil A.（1985）又提出了管理风险的“对偶策略”，即公司既可以通过降低风险又可以通过调整财务或组织结构、改变杠杆作用的方式来减少风险的交易成本。
三、全面风险管理框架
这里主要介绍美国COSO委员会和GARP组织提出的全面风险管理框架。
（一）COSO全面风险管理框架①。COSO全称为“发起机构委员会”（ 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 )，它是一个自愿性质的私营机构，致力于通过商业伦理、有效的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来提高财务报告的质量。2004年9月，COSO委员会正式了《全面风险管理――整合框架》(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Integrated Framework)，目前已受到国际企业界、金融界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广泛关注。新的《全面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对全面风险管理给的定义是：全面风险管理是一个过程，它由一个企业的董事会、管理当局和其他人员实施，应用于企业战略制订并贯穿于企业各种经营活动之中，目的是识别可能会影响企业价值的潜在事项，管理风险于企业的风险容量之内， 并为企业目标的实现提供保证。COSO全面风险管理框架(下称REM框架)力求实现以下四种类型的目标：战略目标―高层次目标，与使命相关联并支撑其使命；经营目标―有效和高效率地利用企业资源；报告目标―报告的可靠性；合规目标―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包括八个相互关联的构成要素，这些要素来源于管理当局经营企业的方式，并与企业管理过程整合在一起。这八个构成要素分别是: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企业风险管理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曾经有效的风险应对方式可能会失灵，控制活动可能会变得无效或不再被执行，企业的目标也可能发生变化等。面对这些变化，管理者需要通过控制手段，以确定企业风险管理的运行是否持续有效。监控可以通过持续的管理活动、个别评价或者两者结合来完成。ERM框架有如图2所示的三个维度:第一维是企业的目标，即战略目标、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和合规目标；第二维是全面风险管理的八个要素，即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对策、控制活动、信息和交流、监控；第三维是企业的各个层级，包括整个企业、各职能部门、各条业务线及下属各子公司。ERM三个维度的关系是，全面风险管理的八个要素都是为企业的四个目标服务的；企业各个层级都要坚持同样的四个目标，每个层次都必须从以上八个方面开展风险管理活动。该框架适合各种类型的企业或机构的风险管理。
（二）GARP全面风险管理框架②。GARP(全球风险专业人员协会)成立于1996年，是在英国老牌巴林银行倒闭、全球风险重要性开始凸现的背景下由风险专业人士倡议产生的专业组织。GARP认为全面风险管理所要做的是了解从金融机构活动中所产生的全部风险同时去有效地管理这些风险，因而一个有效的风险管理方案会平衡风险管理结构和质量方面的问题。基于这一认识该组织认为全面风险管理框架应该包括策略、程序、基础设施和环境四个模组以及它们之间的融合（如图3所示）。
GARP认为，风险管理任务主要包括以下六点： (1) 把交易策略和风险管理策略结合起来，这样可以确保企业在预测并分散风险方面的优势；(2) 建立风险管理过程，这个过程要便于公司组织内部对风险管理的理解和实施，并能主动支持公司的风险管理策略； (3) 通过在组织人员指导和风险行为的支持系统之间的合理安排来提高风险管理的水平； (4) 对各种类型的风险进行理性和动态的划分，合理地反映公司商业策略和外部市场环境所对应的风险；(5) 建立一个风险和行为的衡量系统，这个系统要透明、可信、及时，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以实现个人行为与企业目标以及风险管理目标的统一；(6)强化组织的风险管理意识，重视风险管理的质量和持续性,提高企业风险承受的能力，满足顾客要求和增加股东收益。GARP全面风险管理的四个模组协调合作，共同负责完成以上六项风险管理任务。实际上GARP方案与COSO的ERM框架并无实质区别，GARP方案囊括了COSO全面风险管理框架的要素，即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对策、控制活动、信息和交流、监控，并做了重新组合，更进一步来说，策略是中心，风险管理基础设施、过程和环境是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的三大平台。
四、全面风险管理的四种基本策略①
全面风险管理策略针对的不是单个风险，而是整个公司的风险剩余，它包括下面四个基本策略。不论风险的来源如何，也不管风险是增加了税收成本还是财务困境成本，只要风险对公司价值产生了影响就可以使用这四种风险管理策略来管理风险。
（一）资产规避策略。“资产规避”可以定义为用一项资产为其他资产所存在的风险提供规避。资产规避策略的思想是：一个包括了基础资产和规避资产的投资组合可以有很小的风险甚至没有风险。比如投资组合F，一定量的资金$被投资于两项资产。第一项是基础资产，每投入的一美元的回报为AB；第二项资产，即规避资产，每一美元的回报为AH。资金$按{1h}分配于两项资产，并且两项资产的相关系数ρBH为负，在接近－1的极限时规避效果最好。
资产规避：F= $(AB+hAH) 0>ρBH≥－1（1）
如果ρBH＝－1，则存在某个规避率h*使得投资组合不存在风险，此时COV{ $(AB+hAH) }=0。
再保险保单是保险人采用的一种传统的资产规避形式。新型的资产规避工具是巨灾期权，巨灾期权是根据保险公司所要求的指数价值而制定的期权，当指数达到预先设定的指数值（执行价格）时，保险公司就可以获得一笔支付报酬。资产避险核心思想是当基础资产遭到损失时可以通过另一项资产的获取来弥补，当然中间涉及规避费用的问题（再保险保费或期权价格）。
（二）负债规避策略。与资产规避策略不同，负债规避是在资产负债表的相反方面实现的，即用一种负债的免除来弥补基础资产的损失的风险管理策略。这样，投资组合包括的就不是规避资产，而是基础资产和规避负债的组合。
负债规避：F= $(AB-hLH ) 0
如果ρBH=1，则存在某个h使得投资组合不存在风险，即COV{$(AB-hLH )}=0。许多新型的风险管理策略，如目前市场上存在的股票期权和巨灾债券都属于负债规避。
（三）股权规避策略。全面风险管理的目的包括避免风险带来的各项成本，保值公司对突然损失的融资能力和对投资机会的筹资能力。除了获得外部资本注入和借债，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达到这些目的，那就是损失后的股权融资。当损失事件发生后，公司为损失或投资机会筹措资金的难易程度以及资金使用的成本取决于损失事件的严重程度、公司的特许价值以及当时金融市场的环境，而公司所关心的一是资金需求数量和成本，二是损失后的杠杆水平。股权融资可以满足筹资需要，而且不会增加杠杆率。虽然债务融资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会增加杠杆率①。当一个公司现有的流动资产无力支付投机性损失（流动性危机），而公司其实还具有一定数量的特许价值，这时候采取的资本调整措施实质上是特许价值的一种变现。
股权规避策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简单的损失后权益融资。这种策略的一个特征就是新的权益资本的可发行价格会由于损失而降低。第二个策略是保险人购买其自己股票的一个看跌期权，这个期权可以在预定规模的损失发生后被执行。这些新的工具已经在市场上发行的“巨灾看跌期权”中被使用。
（四）杠杆调节策略。风险的成本可以通过降低风险或减少风险的交易成本两种方式降低，这是新型风险管理的“对偶性”特征，也是我们进行风险管理策略时考虑问题的两个基本方向。其中减少交易成本的策略可以叫做风险调整策略，而对杠杆率的控制是最重要的风险调整策略，它可以用于降低任何风险来源导致的风险成本，是典型的全面风险管理策略。杠杆调节策略可以用来处理财务困境成本，贷款人和剩余权利要求者之间成本等。此外，如果发生了突然的损失，公司将发现由于杠杆率的降低使得公司在资本市场上处于有利的位置，或者对已破坏资产进行重购，或者对新方案进行融资都变得相对容易。
杠杆调节策略顾名思义是对公司财务杠杆水平的调节，因此严格意义上讲，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都属于杠杆调节的范畴，只是由于近年来风险管理领域的创新都集中在新型规避工具的使用上，这些新型工具又都属于股权或负债型避险工具，所以把这两种工具单独拿出来介绍以示重视。除了债务融资和权益融资，杠杆调节策略涵盖的内容还很多，比如红利政策的制定、债务和权益间的转换等，这属于更广泛的公司财务管理的领域。
参考文献：
[1]Culp, C.L., (2002, Spring), Contingent Capital: Integrated Financing and Risk Management Decisions, 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2]Culp, C.L., (2002, Winter), The Revolution in Corporate Risk Management: A Decade ofInnovations in Process and Products, 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3]Doherty, N.A.,(2003). 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edition. The McGraw -Hill. Companies Inc.
[4]Meulbroek，L.K.,(2002).A Senior Manager’s Guide to 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 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5]Shapiro,Alan C.andSheridanTitman(1985).“An Intergrated Approach to Corporate Risk Management”,Midland Corporate Finance Journal,3,#2,41-56.
[6]Shelor,Roger M.,Dwight C. Anderson and Mark L. Cross(1992).“Gaining from Loss :Property-LiABility Insurer Stock Prices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1989 California Earthquake”,Journal of Risk and Insurance,5,476-488.
[7]Shimpi，P.A.,(2001).Integrating Corporate Risk Management，NY:Texere LLc.
[8]陈秉正.整体化公司风险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2003.
[9](美)尼尔・多尔蒂著.陈秉正、王译.综合风险管理―控制公司风险的技术与策略[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10]阳.金融机构现代风险管理基本框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11]潘国臣等.整合风险管理与公司价值[J].保险研究,2006,(9).
[12]赖志仁.风险管理与全球保险之未来趋势[J].风险管理学报,1999,(2).
[13]宋明哲.现代风险管理[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2004.
（正文）风险投资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风险投资基金的资本市场上，资本供需双方常常存在着巨大的“资本鸿沟”，许多有项目的创业者找不到资金，而握有风险投资基金的人又苦于找不到“中意”的项目。那么，在风险投资基金的资本市场上，是否存在着一种统一的准则，使得一定的资金来源对应着相应类型的投资活动，从而化解“资本鸿沟”，搭建起一座有效的桥梁呢?Colin Mayer、Koen Schoors和Yishay Yafeh三位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大胆的努力，力求寻找到风险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和资金的投资活动之间的必然联系，联合撰写了《风险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及其投资活动：来自德国、以色列、日本、英国的例证》（Sources of Funds and Investment Activities of Venture Capital Funds: Evidence from Germany, Israel, Japan and the UK）。这篇文章写于Koen Schoors和Yishay Yafeh这两位分别来自比利时和以色列的教授作为客座教授访问牛津大学期间，而Colin Mayer则是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的院长，三位来自不同国度的专家相聚一起，为我们带来了全新的研究成果。
文章是对于风险投资领域的行业研究，关注于风险投资基金的融资结构尤其是其资金来源对投资活动的影响。在风险投资链条中，无论是投资者到风险投资家的环节，还是风险投资家到企业的环节，都已经经过了广泛的讨论。相对于其他风险投资行业的文献，这篇文章另辟蹊径，着眼于投资者和被投资企业之间的联系，以其独特的视角进行了分析。
文章分析的样本选自德国、以色列、日本和英国四个国家的500家风险资本公司，包括187支德国风险投资基金，119支以色列风险投资基金，140支英国风险投资基金和62支日本风险投资基金。现有文献关注美国风险投资基金的较多，在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如英国、日本、以色列和德国，风险投资的发展也都表现出了显著的特征。此外，文章中选取的这四个样本国家属于不同的金融体系，德国和日本属于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英国是一个市场主导但也有别于美国金融体系的国家，被誉为世界第二硅谷的以色列则孕育了无数风险资本投资高科技企业的成功故事。在欧洲，德国和英国可以说是风险投资业最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单这两个国家的风险投资总额就占整个欧洲大陆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
文章另一大亮点还在于，对不同国家的风险投资行业进行分析的其他文献中，大多采用以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汇总数据，而在这篇文章中，选取的数据则细化到了不同国家的不同风险投资基金，作者针对在不同国家背景下的单个风险投资基金进行了分析。整篇文章的脉络清晰，围绕风险投资基金的融资和投资活动，进行了学术探讨。文中既有周密的逻辑推理，又不乏严谨的回归检验，有理有据。下面让我们跟随三位教授的思路，逐层探寻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融资活动之间的联系。
文章一开始，作者分别对各个国家的样本数据，从风险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对企业投资的各个不同阶段、投资活动涉及的不同的产业类型，以及涵盖的地域范围等方面进行了描述性分析。
统计数据表明，目前来看英国的风险投资基金平均规模达到9亿美元，是日本风险投资基金平均规模的8倍，以色列的12倍。德国单个风险投资基金的信息缺失，但由其大略的统计数据估计可得，其风险投资基金的平均规模和以色列大致相同。如果采用中位数而非平均数作为风险投资基金的衡量标准，则可以发现在样本中的四个国家，中位数都小于平均数，例如，英国采用中位数衡量的单个风险投资基金规模为1.4亿美元。这说明在这些国家，存在相当一部分的小规模的风险投资基金。
在选取的四个国家中，风险投资机构采取了不同的组织形式。在取自日本的样本中，所有的风险投资基金都是以公司制的形式设立，并且往往附属于银行、券商等金融机构。取自德国的样本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风险投资基金采用了公司制的组织形式且成为上市公司，而在英国，有限合伙制是最普遍的风险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
在投资方式方面，日本、德国和以色列的风险投资基金主要采用普通股的形式，此外，以色列有近二分之一的风险投资基金投资于可转换证券，德国有六分之一采用提供贷款的方式进行投资。相比较而言，美国的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方式则高明得多。美国的风险基金的投资方式多以投资于可转换优先股和可转换债券为主。这样的投资方式主要是为了风险投资基金在被投资企业未上市时能拿到较高的股利或债券利息，而在被投资公司上市后将可转换优先股或可转换债券换成普通股，享受资本利得的好处。
表1和表2显示了四个国家风险投资基金的融资结构。例如，在德国，银行是风险投资基金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其所占的比例几乎是处于第二位的个人投资者的两倍，其数据表明样本中187支风险投资基金中有110（即187×0.59）支基金中含有来自银行的融资。根据表2中的数据，在德国，单单依靠银行进行融资的风险投资基金达到60%以上。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同样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日本，仅有21%的风险投资基金单单依靠银行进行融资。与此同时，养老基金并没有作为德国风险投资基金的融资渠道出现，这与英国的融资结构形成鲜明对比。在英国的融资渠道中，养老基金和个人投资者的资金占有相当大的份额，政府资金也占有24%的比例。而在以色列和日本，政府资金作为融资来源的份额几乎可以忽略。以色列的风险投资基金来源分布广泛，企业投资者（尤其是来自美国的企业投资者）则是最受欢迎的融资来源。由于日本的风险投资基金采用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公司的股东也就是风险投资基金的资金提供者，所以表格中与日本有关的数据是以其所有权为基础的。从表1中可以看到，证券公司、信用卡或租赁公司等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是其资金的最主要的来源，紧随其后的是银行和保险公司。同时，不同风险投资基金的资金提供方往往附属于同一个以银行业务主导的大财团，或者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的联系。
通过对表2的观察，可以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在总体上，德国的风险投资基金比其他三个国家运用了更少量的融资渠道，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色列、日本和英国的风险投资基金倾向于运用较多的筹资渠道，尤其是英国的风险投资基金大概有四分之一采用了四个或者更多的融资渠道。
文中将风险投资的种子期、初创期投资被归为早期阶段投资，扩张期、成长期投资被归为中期阶段投资，过桥期、晚期投资被归为晚期阶段投资。表3列示了不同国家风险投资基金投资阶段的情况。作者以数值的大小来表示分阶段投资的早晚，对早期、中期和晚期阶段投资分别赋值为1、2、3。这种作法既以数值的大小表明了变量的性质，又方便了作者在下面分析中的回归检验。通过以不同阶段投资所占的份额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作者计算出了平均投资阶段的数值，当然这个结论建立在各国对于存在正投资额的各个阶段投资金额相等的假设之上，同时作者也考虑了一支风险投资基金投资于多个创业企业的情况。例如，在以色列的98支风险投资基金中，有91支（即98×93%）投资于早期阶段企业，48支（即98×49%）投资于中期阶段企业，27支（即98×28%）投资于晚期阶段，则其投资的平均风险阶段为91×1+48×2+27×3÷(91+48+27) ，结果为1.4，表明以色列的投资多处于早期阶段投资和中期阶段投资之间。德国和英国的风险投资基金投资于各个阶段的企业，并且对于晚期阶段的投资稍有偏向。在日本，风险投资基金青睐于晚期阶段的风险投资，而对处于种子期和初创期的企业支持甚少。
接下来，作者描述了不同国家的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行业分布情况。从表4中可以看出，以色列和日本的风险投资基金偏重于IT和软件行业的投资，同为欧洲国家的德国和英国风险投资基金投资行业的分布则表现的非常相似。此外，日本的风险投资基金在电子和半导体行业的投资只占很小的份额，原因在于在这个的领域的研发工作往往需要一些大规模的公司的支持。表5揭示了单个风险投资基金投资不同产业的数量分布。在英国和德国，风险投资基金广泛投向各个领域，表现为所投资行业的多样化，在以色列，则有相当一部分的风险投资基金专注于一个行业。
表6描述了各国风险投资基金投资活动的地域范围。在这里，作者采用了与风险投资基金的分阶段投资部分相同的分析方法。用1－4的数字来表示投资范围的分散程度，数字越大，表明投资的范围越广。文中把投资范围仅限于国内的风险投资基金赋值为1，投资分布在国内不同区域的赋值为2，投资分布在一个同一大陆区域的赋值为3，投资范围扩散到两个或是两个以上大陆的赋值为4。由于日本风险投资基金的有关数据只细化到投资国外资金所占的比例，并没有细化到具体的区域，所以对日本风险投资基金采取了另一种描述方式：若资金投资于国内的一部分区域则赋值为1，投资范围仅限于日本国内则赋值为2，有不足50%的资金投资于国外则赋值为3，超过50%的资金投资于国外则赋值为4。如表6中所示，四个国家的风险投资基金投向的地域范围存在显著的差别。英国的风险投资基金最为国际化，近60%的基金涉及境外投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德国接近三分之二的风险投资基金只投资在国内的范围之内。
在对数据从各方面分别进行描述之后，文章着重分析了风险投资基金的来源和投资活动之间的关系。在初步的分析过程中，作者没有考虑国家之间的区别，把四个国家的数据作为一个样本整体来分析，通过对于数据的统计回归分析，得出了以下一般性结论。
以银行为融资来源的风险投资基金倾向投资于国内、处于晚期阶段的制造业和生物技术产业；以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为融资来源的风险投资基金倾向投资国内、处于早期阶段的制造业和生物技术产业；由个人投资者支持的基金倾向投资于国内、处于早期阶段的高科技产业（如生物技术、计算机或是电子产业）；由企业投资者支持的风险投资基金倾向投资于国外、处于早期阶段的高科技产业；以政府为主要融资来源的风险投资基金倾向投资于国内、处于早期阶段的高技术产业。
对于在风险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和投资活动之间的联系，我们通过理论分析，可以推导出同样的结论。例如，银行具有获取信息的规模优势，可以利用其信息优势识别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的产业或发展相对成熟的晚期阶段企业，此外，由于其特殊的负债结构和借长贷短的经营行为带来的风险，银行必须对被投资企业进行严格的筛选和监督以实现稳健经营，所以以银行为融资来源的风险投资基金往往投资于当地或本国的企业；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同样多投资于易于监管的国内企业，但与银行不同的是，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面临的流动性风险较小，可用于投资企业的资金存续期长，所以以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为融资来源的风险投资基金倾向于投资于早期阶段企业；个人投资者偏好于出奇制胜地追逐超高利润的投资方式，他们往往投资于运用新技术的产业，投资范围扩展到国外；对于企业投资者来说，投资的目的在于发掘成熟后可以进行收购的新兴公司萌芽，并借此巩固其在技术行业中的技术优势和垄断地位，所以以企业投资者为融资来源的风险投资基金倾向投资于国外、处于早期阶段的高科技产业；政府承担着纠正市场失灵的任务，所以其往往投资于国内需要长期资本投入的高风险行业。
初步得出风险投资基金的融资来源和投资活动之间的联系后，文章进一步放松假设，在分析过程中加入了国别的因素，从而探索在不同的国家，风险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和投资活动之间是否表现为相同的联系，同时也便于我们来衡量跨越不同国家，金融市场是否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尽管在英国和以色列，以银行作为融资来源的风险投资基金大多投向渐趋成熟的企业，但是在德国和日本，银行支持的风险投资基金并没有明显的投向早期或是晚期阶段企业的倾向。此外，企业和个人投资者支持的风险投资基金投资于早期阶段企业这条法则只适用于德国和日本，而在英国和以色列并没有生存的土壤。政府资金支持的风险投资基金青睐于早期阶段企业适用于德国，而非英国。不同国家的融资来源和投资活动的关系总结如表7所示。
尽管在英国和美国，养老基金已经成为风险投资基金的主要融资来源，但在日本、德国和以色列，养老基金作为风险投资基金融资来源只占很小的份额，甚至可以忽略，所以，在文中并没有得出以养老基金作为融资来源的风险投资基金在不同国家的活动之间的比较。政府扶植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养老基金作为融资来源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在日本，养老基金有限制投资于风险类企业的规定，而美国在1978－1981年连续通过了5个重要法案，允许养老基金介入风险行业。
数据验证之后，从理论上我们也可以寻找到根源。例如，在银行主导型国家，银行和企业在业务上存在紧密的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和违约风险，从而银行用于风险投资的投资可允许较长的占用期，可以投资于早期阶段企业，以银行为融资来源的风险投资基金投资于晚期阶段企业的规律便发生在市场主导型国家；在市场主导型国家，资本市场发达，各种金融工具的多样化分散了企业、个人和政府的投资，提供了更多的投资机会，使其不必将资金集中以风险投资基金的形式进行投资，从而，企业、个人投资者和政府投资于早期阶段、高科技产业的情况往往出现在银行主导型国家。
由此可见，在资本市场上，不同国家的风险投资基金的运作并没有一成不变的范式，即便是相同的资金来源在不同的国家也往往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为什么会存在着这样的差别呢？从表7中，我们可以看出，金融体系的不同是影响风险基金的来源和投资活动之间联系的重要因素。风险投资基金作为一种富有效率的运作方式，应与本土原有的投资机制融为一体，才能显现出其优势。
正是“事实胜于雄辩”，统观整篇文章，作者更多采用了数字来说话，并运用了ordered-probit模型回归、Tobit模型回归等计量的方法。诚然我们不能怀疑数据的客观性，我们并不能保证由数字经过层层假设、回归、检验的结论也同样客观。为了套用回归模型，我们往往会先设定一系列华丽的假设，一步步推演到想要的结论。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整个过程时，又不禁为当时的假设而后怕。例如，在初步探讨风险投资基金的融资来源和投资活动的关系时，我们假设在不同的国家风险基金的投融资存在着同样的关系，推导出风险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和其投资活动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是这样的假设本身就会让人产生质疑。为了对此进行弥补，在回归的过程中排除了那些投资领域仅限于当地的样本。但是这样一来，又丧失了数据的完整性，样本容量的大小又让人不禁产生怀疑。计量的方法博大精深，“计量可以脱离理论”甚至可以“推出理论”，虽说定量分析方法相对科学，但是其需要高深的数学知识和严谨的逻辑思维又不是容易达到的。
关键词：商业银行；核心功能；风险管理；新视角
中图分类号：F83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9-09－0058－02
引言
金融机构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资源配置作用。长期以来，商业银行一直是金融机构的主体，在各国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证券市场的蓬勃发展，商业银行的总资产在所有金融机构总资产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1868年世界上第一只投资基金――“海外和殖民地信托”在英国诞生以来，投资基金在西方发达国家取得长足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势头更为猛烈，并对商业银行的生存空间形成持续压力。新世纪以来，美国投资基金的资产规模更是超过了长期处于金融系统主导地位的商业银行。由此引发了商业银行是否会消失，转而由投资基金所替代的广泛争论。
一、对传统理论的简要梳理
商业银行的核心价值或者说功能究竟何在，理论界众说纷纭。其中居于主流地位的有以下三种理论：
（一）“资产转换”功能说
“资产转换”功能是由格利和肖在1956年发表的论文《金融中介和储蓄―投资过程》以及托宾在1963年发表的论文《作为货币创造者的商业银行》中提出并作出论述的。他们认为各种金融中介都是为财富拥有者提供资金组合，并通过竞争获得自身在市场中的发展空间，各种金融中介在开展金融业务时，都必须尽可能满足储蓄者与投资者的偏好，这种竞争的方式或满足的方式就是进行资产转换。不同的资产转换方式造就了各种金融中介之间存在的差别，银行主要是通过满足支付要求而提供负债。
（二）“降低交易成本”功能说
1976年乔治・本斯顿和小柯利福德・斯密斯在发表的论文《金融中介理论中的交易成本》中提出交易成本应为金融中介理论分析的核心内容。他们认为，金融产品的制造取决于其未来销售价格能否弥补该产品生产时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金融中介之所以能够制造适应上述特殊要求的金融产品，是因为它有三大优势：其一，专业化生产的规模经济；其二，更容易以低成本获得大量信息；其三，减少搜寻信息的成本。交易成本与金融产品种类、消费者偏好之间有一定的内在关系，技术和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将使成本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商业银行调整产品，因此，降低交易成本将是商业银行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三）“信息处理”功能说
20世纪7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对分析金融机构存在和功能的视角产生了很大影响。1977年勒兰与佩勒的论文《信息不对称、金融结构与金融中介》分析了事前信息不对称的影响，认为借款人如何能够获得信贷，依赖于作为信号的企业内部投资信息非常困难。解决的办法就是将搜集信息的人组成专门的金融中介，以使贷款的资产组合和投资充分吸收这些信息。戴蒙德在1984年发表的经典论文《金融中介与监督》中分析了事后信息不对称问题，认为只有借款人能够无成本地获得投资的最终结果，才会使金融合同对具体借款人活动适用的约束降低。
二、对传统商业银行功能理论的重新认识
（一）对信用中介功能的再认识
信用中介功能是指促进资金融通的功能，即促使货币资金从盈余单位流向赤字单位，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资金融通过程中所涉及的金融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三大类。由于金融风险的投机性、市场主体风险偏好程度、风险承受能力的差异性、金融风险的可单独交易性，以及学习成本和时间成本的上升超过信息成本的下降，市场主体对金融机构管理金融风险的需求是不断增加的。
（二）对支付中介功能的再认识
支付中介功能是指银行客户进行现金收付或存款划转的功能。虽然支付中介功能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它本身为商业银行带来的收入只占极小比例。美国所有商业银行存款账户服务费收入占总收入的平均比例，虽然整体上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之中，但其绝对水平仍然只有4%左右（Fed，2000）。支付中介本身仍然是银行的一个成本中心，而不是利润中心。银行提供支付中介服务是因为它能使银行增加存款，并从存贷款利差中获得收入。
（三）对信用创造功能的再认识
信用创造功能是商业银行通过其存款和贷款业务，创造出数倍于原始存款的派生存款的功能。实际上，信用创造只是银行从事存贷款业务的一种客观结果，而不是其主动追求的一种目标。站在商业银行的角度，也只是其管理金融风险这一核心功能从而寻求利润过程中的的一种附属功能。
（四）对金融服务功能的再认识
金融服务功能是商业银行提供除存贷款业务、支付结算业务以外的其他业务的功能。大部分金融服务业务，如收付、基金销售、保险销售、基金托管等等，与支付中介业务一样，不是单独的盈利中心。是银行利用其在存贷款等风险管理业务中形成的已有优势，投入少量的变动成本所增设的盈利业务。可以看到，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得社会对银行提供这类服务的需求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之中。
三、商业银行管理风险的特点――与投资基金的对比分析框架
（一）商业银行管理风险的个性化工具
1.与投资基金相比，商业银行管理风险的突出特征是它所使用的工具――贷款是个性化的。严格说，银行所发放的每一笔贷款都是根据借款人的具体需要所设计的，无论是贷款的金额、期限、利率、发放贷款时的信息依据、调查、审查、发放、回收过程，还是其提款安排和偿还安排，都与借款人独特的未来现金流相对应。这种非标准化的特征使得贷款这种工具适合于所有规模、所有类型的企业和消费者。然而，有价证券的标准化与银行贷款的非标准化形成鲜明对照。证券的标准化存在巨额固定成本，且必须要使社会公众普遍认可，这使得证券融资只适用于大企业的巨额融资项目和成熟产品的融资。
2.银行资产证券化的实践使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银行在资金融通中的核心作用。贷款证券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将非标准化贷款转化成为标准化证券的过程。在贷款证券化后，银行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了其以非标准化方式管理风险的全部工作。银行所需要的只是资金以及相应的风险。这实际上是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的表现：银行提供的是管理金融风险的服务，资金本身只是银行管理风险的一种工具一个载体，提供资金本身并不是银行服务的目的。
（二）商业银行“风险的内化器”的制度设计
1.从对风险的吸收方式来看。投资基金的机制设计就是要由基金持有人分享所有风险收益，同时直接分担所有风险损失，而基金管理人只能收取固定的管理费。商业银行的机制设计要求银行本身承担风险。首先，银行以到期无条件还本并按约定支付利息的承诺从存款人处吸收资金，然后按约定条件将资金贷放给贷款人，其后若贷款人违约，银行不能以此为借口对存款人违约，从而承担了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信用风险。其次，银行按约定要保证存款人随时提取存款的需要，却不能因此向贷款人收回未到期贷款，这样银行就承担了资金融通过程中的流动性风险。
2.从商业银行承担“风险内化器”这一角色的合宜性上看，商业银行风险内化器的制度安排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银行和基金经理与资金盈余单位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委托关系，委托关系的核心是激励机制问题。只有在委托人能够低成本地观察到人的努力程度，从而对其进行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才能采取向人支付固定报酬的激励机制。在不能低成本地观察到人的努力程度的情况下，将人的收益与其努力程度完全挂钩，是一种最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银行的主要资产是非标准化、不透明的贷款。所以，风险内部化是银行与其资金盈余单位之间的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一种委托安排。
3.因为没有考虑风险处理因素，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和地位其实是被低估了。大部分商业银行管理风险功能的业务，都没有反映在其资产负债表上。例如，贷款证券化的发展使得银行已经通过调查、审查、设计等方式管理过风险的贷款，不再保留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如果仍然运用资产规模来作为衡量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重要性的标准，必然会低估商业银行应该有的地位。也是近些年商业银行功能弱化说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论与启示
商业银行的核心价值在于管理资金融通过程中的金融风险。通过商业银行制度与投资基金制度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商业银行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管理金融风险的个性化方式和风险内化器的制度设计。商业银行的未来，归根结底取决于其管理金融风险的能力，尤其是以贷款方式管理风险的能力。尽管迄今为止商业银行制度并不完美，商业银行体系依然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但这只能通过金融改革与创新来加以修正和完善。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学者通过对投资基金制度与商业银行制度的比较分析，得出二者有交叉与融合发展趋势的结论（何德旭，2004；曾康林，2002）。对研究新时期商业银行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我们可以在发展投资基金的同时积极发展商业银行，不断地进行金融创新，不断地提高其风险管理的能力，做到二者兼顾。可以预见，在一个不太短的时期内，仍将把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放在一个突出和重要的地位上。
参考文献：
[1]代军勋.商业银行积极风险管理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2]曾康霖.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基金的兴起是否能取代商业银行[J].财贸经济，2002，（7）.
[3]何德旭.商业银行制度与投资基金制度：一个比较分析框架[J].经济研究，2002，（9）.
摘要：针对近年来金融“脱媒”现象的出现以及投资基金能否替代商业银行的争论。传统的金融机构理论已不足以解释现代商业银行的核心功能。从风险管理的视角指出，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管理金融风险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个性化工具和风险内化器的制度设计。加快风险管理技术的创新是新时期商业银行的生命线。
关键词：商业银行；核心功能；风险管理；新视角
引言
金融机构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资源配置作用。长期以来，商业银行一直是金融机构的主体，在各国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证券市场的蓬勃发展，商业银行的总资产在所有金融机构总资产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1868年世界上第一只投资基金——“海外和殖民地信托”在英国诞生以来，投资基金在西方发达国家取得长足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势头更为猛烈，并对商业银行的生存空间形成持续压力。新世纪以来，美国投资基金的资产规模更是超过了长期处于金融系统主导地位的商业银行。由此引发了商业银行是否会消失，转而由投资基金所替代的广泛争论。
一、对传统理论的简要梳理
商业银行的核心价值或者说功能究竟何在，理论界众说纷纭。其中居于主流地位的有以下三种理论：
（一）“资产转换”功能说
“资产转换”功能是由格利和肖在1956年发表的论文《金融中介和储蓄—投资过程》以及托宾在1963年发表的论文《作为货币创造者的商业银行》中提出并作出论述的。他们认为各种金融中介都是为财富拥有者提供资金组合，并通过竞争获得自身在市场中的发展空间，各种金融中介在开展金融业务时，都必须尽可能满足储蓄者与投资者的偏好，这种竞争的方式或满足的方式就是进行资产转换。不同的资产转换方式造就了各种金融中介之间存在的差别，银行主要是通过满足支付要求而提供负债。
（二）“降低交易成本”功能说
1976年乔治·本斯顿和小柯利福德·斯密斯在发表的论文《金融中介理论中的交易成本》中提出交易成本应为金融中介理论分析的核心内容。他们认为，金融产品的制造取决于其未来销售价格能否弥补该产品生产时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金融中介之所以能够制造适应上述特殊要求的金融产品，是因为它有三大优势：其一，专业化生产的规模经济；其二，更容易以低成本获得大量信息；其三，减少搜寻信息的成本。交易成本与金融产品种类、消费者偏好之间有一定的内在关系，技术和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将使成本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商业银行调整产品，因此，降低交易成本将是商业银行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三）“信息处理”功能说
20世纪70年代，信息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对分析金融机构存在和功能的视角产生了很大影响。1977年勒兰与佩勒的论文《信息不对称、金融结构与金融中介》分析了事前信息不对称的影响，认为借款人如何能够获得信贷，依赖于作为信号的企业内部投资信息非常困难。解决的办法就是将搜集信息的人组成专门的金融中介，以使贷款的资产组合和投资充分吸收这些信息。戴蒙德在1984年发表的经典论文《金融中介与监督》中分析了事后信息不对称问题，认为只有借款人能够无成本地获得投资的最终结果，才会使金融合同对具体借款人活动适用的约束降低。
二、对传统商业银行功能理论的重新认识
（一）对信用中介功能的再认识
信用中介功能是指促进资金融通的功能，即促使货币资金从盈余单位流向赤字单位，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资金融通过程中所涉及的金融风险主要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三大类。由于金融风险的投机性、市场主体风险偏好程度、风险承受能力的差异性、金融风险的可单独交易性，以及学习成本和时间成本的上升超过信息成本的下降，市场主体对金融机构管理金融风险的需求是不断增加的。
（二）对支付中介功能的再认识
支付中介功能是指银行客户进行现金收付或存款划转的功能。虽然支付中介功能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它本身为商业银行带来的收入只占极小比例。美国所有商业银行存款账户服务费收入占总收入的平均比例，虽然整体上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之中，但其绝对水平仍然只有4%左右（Fed，2000）。支付中介本身仍然是银行的一个成本中心，而不是利润中心。银行提供支付中介服务是因为它能使银行增加存款，并从存贷款利差中获得收入。
（三）对信用创造功能的再认识
信用创造功能是商业银行通过其存款和贷款业务，创造出数倍于原始存款的派生存款的功能。实际上，信用创造只是银行从事存贷款业务的一种客观结果，而不是其主动追求的一种目标。站在商业银行的角度，也只是其管理金融风险这一核心功能从而寻求利润过程中的的一种附属功能。
（四）对金融服务功能的再认识
金融服务功能是商业银行提供除存贷款业务、支付结算业务以外的其他业务的功能。大部分金融服务业务，如收付、基金销售、保险销售、基金托管等等，与支付中介业务一样，不是单独的盈利中心。是银行利用其在存贷款等风险管理业务中形成的已有优势，投入少量的变动成本所增设的盈利业务。可以看到，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得社会对银行提供这类服务的需求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之中。三、商业银行管理风险的特点——与投资基金的对比分析框架
（一）商业银行管理风险的个性化工具
1.与投资基金相比，商业银行管理风险的突出特征是它所使用的工具——贷款是个性化的。严格说，银行所发放的每一笔贷款都是根据借款人的具体需要所设计的，无论是贷款的金额、期限、利率、发放贷款时的信息依据、调查、审查、发放、回收过程，还是其提款安排和偿还安排，都与借款人独特的未来现金流相对应。这种非标准化的特征使得贷款这种工具适合于所有规模、所有类型的企业和消费者。然而，有价证券的标准化与银行贷款的非标准化形成鲜明对照。证券的标准化存在巨额固定成本，且必须要使社会公众普遍认可，这使得证券融资只适用于大企业的巨额融资项目和成熟产品的融资。
2.银行资产证券化的实践使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银行在资金融通中的核心作用。贷款证券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将非标准化贷款转化成为标准化证券的过程。在贷款证券化后，银行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了其以非标准化方式管理风险的全部工作。银行所需要的只是资金以及相应的风险。这实际上是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的表现：银行提供的是管理金融风险的服务，资金本身只是银行管理风险的一种工具一个载体，提供资金本身并不是银行服务的目的。
（二）商业银行“风险的内化器”的制度设计
1.从对风险的吸收方式来看。投资基金的机制设计就是要由基金持有人分享所有风险收益，同时直接分担所有风险损失，而基金管理人只能收取固定的管理费。商业银行的机制设计要求银行本身承担风险。首先，银行以到期无条件还本并按约定支付利息的承诺从存款人处吸收资金，然后按约定条件将资金贷放给贷款人，其后若贷款人违约，银行不能以此为借口对存款人违约，从而承担了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信用风险。其次，银行按约定要保证存款人随时提取存款的需要，却不能因此向贷款人收回未到期贷款，这样银行就承担了资金融通过程中的流动性风险。
2.从商业银行承担“风险内化器”这一角色的合宜性上看，商业银行风险内化器的制度安排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银行和基金经理与资金盈余单位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委托关系，委托关系的核心是激励机制问题。只有在委托人能够低成本地观察到人的努力程度，从而对其进行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才能采取向人支付固定报酬的激励机制。在不能低成本地观察到人的努力程度的情况下，将人的收益与其努力程度完全挂钩，是一种最有效的激励机制。由于银行的主要资产是非标准化、不透明的贷款。所以，风险内部化是银行与其资金盈余单位之间的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一种委托安排。
3.因为没有考虑风险处理因素，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和地位其实是被低估了。大部分商业银行管理风险功能的业务，都没有反映在其资产负债表上。例如，贷款证券化的发展使得银行已经通过调查、审查、设计等方式管理过风险的贷款，不再保留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如果仍然运用资产规模来作为衡量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重要性的标准，必然会低估商业银行应该有的地位。也是近些年商业银行功能弱化说法的一个重要原因。
结论与启示
商业银行的核心价值在于管理资金融通过程中的金融风险。通过商业银行制度与投资基金制度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商业银行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管理金融风险的个性化方式和风险内化器的制度设计。商业银行的未来，归根结底取决于其管理金融风险的能力，尤其是以贷款方式管理风险的能力。尽管迄今为止商业银行制度并不完美，商业银行体系依然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但这只能通过金融改革与创新来加以修正和完善。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学者通过对投资基金制度与商业银行制度的比较分析，得出二者有交叉与融合发展趋势的结论（何德旭，2004；曾康林，2002）。对研究新时期商业银行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我们可以在发展投资基金的同时积极发展商业银行，不断地进行金融创新，不断地提高其风险管理的能力，做到二者兼顾。可以预见，在一个不太短的时期内，仍将把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放在一个突出和重要的地位上。
参考文献：
[1]代军勋.商业银行积极风险管理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2]曾康霖.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基金的兴起是否能取代商业银行[J].财贸经济，2002，（7）.
[3]何德旭.商业银行制度与投资基金制度：一个比较分析框架[J].经济研究，20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