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8:03:1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司马迁与史记，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司马迁作《史记》“成一家之言”，《史记》中的每一个人物形象、每一件事件，除了基于史实之外，更多的是寄寓了司马迁本人的主观思想，融合了自身特殊而深沉的情感，渗透了他对人生、对生死全面透彻的理解与感悟。所以我们读《史记》，评析作品里面的人物形象时，都是在读司马迁的故事，在读司马迁本人。
一、司马迁身世以及经历对《史记》生死观形成的影响
司马迁忍辱含垢作《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姑且不论其在文学界、史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单就其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就不可胜数，我们也从中获益良多，其一言一行都传递着一种悲壮，从他本人身上就可以读出他对于生死的态度。
（一）以生死争正义，史官的抉择。史官是封建王朝中最为奇特的官吏之一，他们为前代的历史做出客观的评价，而他们存在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加强王朝的控制力。史官这种官职并没有什么实际职权、反而有不小的风险，也因此成为了能够左右世人思想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从他数十年著史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史官是他最为认同的身份与角色。
（二）为忠臣义士辩护。对于李陵这件事，司马迁一直是心有余悸的，对同朝为官的同僚们的那样一种见风使舵、阿谀奉承的丑恶嘴脸充满了愤慨，同时对李陵本人，他也充满了同情。当汉武帝召问司马迁的时候，他便以自己对汉武帝的“拳拳之忠”坦率地说了他的看法。司马迁说出了肺腑之言，这也为自己的活罪埋下祸根。
敢于说真话，勇于说实话，太可贵了，只是源于他有一颗正直的心，一个刚正不阿的灵魂，这才能让他永不朽！
（三）含恨承志著青史。人的生命不是不可牺牲，而是要让它闪光，要死得有价值。一个人若不能对社会作出贡献而待后人评说，仅仅以一死来抗争黑暗，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无异！”司马迁在忍辱与生死的痛苦抉择中懂得了人生的意义，他从沉痛中奋起，坚强地活下来，决心以最大的毅力来完成《史记》。
二、《史记》中蕴含的生死观
《史记》中描写了众多人物，这些人物身上都有司马迁给他们贴的特定“标签”，每一个人物的命运都牵动着司马迁的心，这些人物的生死抉择不尽相同，本节将从人物命运的角度来分析《史记》中所蕴含的生死观。
（一）讲求道义精神，甘心为知己者死的生死观。《史记》中充斥着一股蓬勃的道义精神。这也是司马迁的文化人格在作品中的折射。道义精神在《史记》中是指一个人在行动中必须尊奉的基本准则，是上古文明积淀下来的一种理念精神。
鲁仲连为人重义，“好奇伟锻傥之画策”，好持高洁而不仕，喜爱替人排忧解难。他游于赵国，会秦围赵，而魏亲秦，魏将新垣衍欲令赵国尊秦国为帝。鲁仲连义不帝秦，面对辩者，旁征博引，侃侃而谈，最终令新垣衍心服口服：“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出，不敢复言帝秦。”平原君欲封他，他却再三辞让，终不肯受。后齐将田单反攻聊城，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鲁仲连于是写信给燕之守将，动之以利害，使燕将自杀，聊城乱，不战而下。齐欲爵赏他，他却逃隐于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言出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司马迁肯定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重道义，为知己者死，体现了士人们高昂的精神理念和讲情重义、知恩图报、勇于赴死的文化精神。
（二）“忍辱以求生”的生死观。和“士可杀不可辱”相对应的另外一种生死观是“忍辱以求生”，这样一种生死观讲究人生的价值、注重生命的质量，一时的屈辱算不了什么，痛定思痛，暂时忍辱来求得生存的伟大。为了实现人生价值，有时不得不使自己忍受在精神尊严等方面让人难堪的耻辱。
在这方面，司马迁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在被怀疑是有“诬罔”这样的“大不敬”的欺君之罪之后，司马迁其实是有两个选择可以免死的：一是入钱五十万赎死。正所谓“募死罪入赎钱五十减死一等”，二是景帝时所颁布的法律：“死罪欲腐者许之。”司马迁因为“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于是只能在死和腐刑中做选择，他最终选择了腐刑。司马迁十分痛苦，陷入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痛苦境地，“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但父亲司马谈临终前的话语一直萦绕在他耳畔，声如洪钟，使他不得不记住自己的使命。
楚国伍子胥，父兄都被楚平王杀害，他先是逃到郑国，后来由于太子建对郑国图谋不轨而事败，只好冒着凶险逃过昭关，在渔人的帮助下，逃到吴国，沿途乞讨，受尽屈辱。然而，深藏在他心中的复仇烈焰始终不灭，最后他终于干成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司马迁以欣赏的语气评价说：“太史公日：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至此哉？”
三、《史记》中司马迁生死观的具体表现
（一）面对死亡，从容坦然。项羽垓下战败，乌江不渡，自刎以谢江东父老，以殉霸业；伯夷、叔齐让国不就，及周伐纣，义阻武王，不为见纳，退而不食周粟，采薇作歌，饿死于首阳山；屈原生而具有“内美”，终身实践一个“修”字，然而却为小人所忌，被谗见疏，终为放逐，直至“伏清白以死直兮”（《楚辞・离骚》），“不毕辞而赴渊兮”（《楚辞・惜往日》），是为理想和高尚的节操而殒身；白起宁死不做败军之将；李广引刀自刎捍卫自己的人格尊严。
（二）善于权衡，明于生死。《史记・伍子胥列传》中伍子胥的父亲伍奢被楚平王所囚，楚平王以伍奢名义派人来召伍氏兄弟回郢，兄弟二人所面临的情势是一样的。于是兄弟二人分别做出了各自的选择，一个束手就擒回去陪着父亲一起死，一个杀出重围历尽磨难逃到吴国。在这里，伍氏兄弟考虑的就是怎样才能使生命呈现出更大的价值：日后能报大仇的，那就“活”下去，因此不必顾忌眼下被人视为大逆不道；日后无以有所作为的，那就不如现在“死”，还能落一个忠义孝顺之名。最终，伍子胥不仅报了杀父之仇，而且成就了功名事业。
四、结语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两千年前，司马迁就认识到生与死的价值，并作出了明确的解释。司马迁在人格尊严受到了巨大伤害面前，没有选择结束掉自己的生命，而是选择了延续自己的精神。保存自己的价值，用写作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用“立言”的方式来践行人生价值。从《史记》文本中就可以窥探出司马迁生死观的特殊含义，这个时候司马迁创作的行为本身已经具有了生命意义，这个时候躯体的存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选择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并以此来证明自身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程捷.试论司马迁的人生价值观[J].人文杂志， 2002（02）.
[2]刘道锋.从“史记”文本看司马迁的生死观[J].语文学刊， 2009（1）.
[3]张黎.从“史记”看司马迁的生死观[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5（1）.
[4]时红明.“报任安书”，让你了解真正的司马迁[J].文学长廊.
关键词 批判精神；史学风格；哲学探索；中正平和
“史记”按我们一般对于词语的理解可以是“历史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录及对其见解”。无论是其之前的《春秋》和《战国策》，还是后来作为历史著作代表的官方历史，相对于它们而言，《史记》不仅显示其标新立异的一面，而且展现出了其承前启后，开拓创新的“别一家风采”的一面。其在文学、史学、哲学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司马迁基本实现了其成一家之言的史学追求。
通读史记，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它的思想核心是“别一家”式的独立、冷峻的批判精神。首先是它的“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不会屈服各种社会力量的阻挠。无论是远古还是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在他心中“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汉武本纪》中对汉武帝的功过是非都有相当客观记录。虽然，《汉武本纪》是由后人补录的，但从中我们对其实录精神也可见一斑，们很难想象他是顶着什么样的压力写就的这部史学巨著。其次，《史记》的思想是中正平和的。从《太史公自序》中摘录的《论六家要旨》可以看出其“别一家”的批判精神是在融合六家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而来的，并结合自己独立的见解与时代特征的伟大创造。生活在儒学兴盛道家没落的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深受董仲舒、孔国安的影响。但他并不偏袒儒学正统思想，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更推崇道家学说。加之深受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的启发，其“别一家”的思想是相当成熟的。如《平准书》，《货殖列传》中表达了追求经济财富是人的本性。还有其“素封论”就指出“巨万者乃于王者同乐”，显示社会财富对社会的作用。此处澄清一下司马迁的“别一家”的精神绝不是以上各种思想的堆积或累加，而是在吸收以上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开拓创新的结晶。
其次，就是其“别一家”的史学风格。《春秋》的体例是编年体断代简史，《战国策》体例则是国别体。说白了就是按时间或国家分别列举记录实事，过于严肃，太正统，给人一种威严不易亲近的感觉。而且读起来也缺乏故事性、趣味性。然而，我们的《史记》采用的是不同与以上任何体例的纪传体，因循守旧也许是我们人类的通病，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实为少数，而敢于把螃蟹“吃好”还能为后来人效仿的人应是天才。我们中国人在漫长的历史中对于经验的崇拜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打破经验的坚冰的创举就显得难能可贵。更不要说司马迁的这种体例的创新了，对后世的历史著作提供蓝本。其次就是其历史资料的来源的“别一家”风采，在司马迁潜心著书的以前漫长的人生生涯中，他基本走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掌握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甚至“轻信”民间的野史传说，《史记》中许多篇目都有较好的体现，如《伯夷列传》。
最后，《史记》的哲学探索显得也是那样的“别一家”。而这又不得不从司马迁在《史记》中对道家的尊敬梳理开始，我们要明确道家的“无为而治”，并不是表面的“无为”，而是政府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时无为才是最大的为，这才是西汉初期的黄老思想。而司马迁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把这一自然法则引入社会邻域，用以解释人类社会的种种矛盾，指出自然与人类社会的相通相融之处，斗转星移与人生沉浮，月缺月盈与王朝更替一样都是有其规律可循的。这也从一侧面表明司马迁对于人类文明进程的关注与思考。综上，其对人类社会的哲学思考也有力推动了他“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追求的实现。
司马迁用自己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彰显了人的一生不能只为活着而活着。古人有三立：立德、立功、立言。《史记》算是司马迁的立言吧！《史记》的命运就像司马迁的一生一样，曲折而坎坷。起先它可是不敢公之与众，而是正本藏之名山，副本留在京师，甚至曾经一度被列为禁书，到了后来才为世人所知，尤其是到了明清和现代才颇为著名。为了《史记》，司马迁做到了“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的人憔悴”无怨无悔。至此，我们猜想对于看透历史的他而言，对于历史及自己的一生应是宽容的、释然的。
我想完成《史记》后的司马迁应是一位心静如水的归隐侠者，每天过着“把酒笑夕阳”的生活。
参考文献：
[1]冯友兰.冯友兰谈哲学[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2]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3]司马迁.《史记》.上海中华书局，1959.
[4]徐朔方.《读〈史记・货殖列传》，《史汉论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11月版.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循吏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奇著，其所涵盖的领域十分广阔，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几乎都有涉及，但司马迁毕竟没有专门的政治理论著作，《史记》虽然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并且对政治发表了不少看法，从中表达了丰富的政治思想，但却散布全书的各个角落，十分不成系统，只有对全书进行归纳整理才能系统地提炼出来。《史记》中的八书全是政书，蕴含丰富的政治思想。除此以外，《史记》中入传的人物，也基本全是政治人物，很多人物传记就是政治家的传记。在这些传记里，如何选择政治家，选择政治家的思想与行为并对之做出评价，也深刻体现了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因此白寿彝在《＜史记＞新论》中说:“《史记》不仅是历史事件的记述，也表明了司马迁的政治主张。”《史记•循吏列传》是司马迁为五位先秦政治人物所作的合传，他们分别是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在这篇文章中“循吏”之名第一次出现，且为后世史家所承袭，专指那些律己奉公、清正廉洁、为民所思的官员。在众多的先秦政治家中，司马迁选取五人为对象，这里边无疑包含着他对自己笔下“循吏”的考量，这种考量，显然是以自己的政治思想为基础的。本文就旨在以《史记•循吏列传》为研究对象，来考察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及其局限性。
一、《循吏列传》的特色及创作倾向
司马迁作史有着浓重的主观色彩，这在不少的人物传记中都有体现。以《伯夷列传》为例，司马迁不过是借着为伯夷作传的机会抒发自己对天道不公的感慨。关于这一点，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有精辟论述。他说:“记夷齐行事甚少，感慨议论居其大半，反论赞之宾，为传记之主，司马迁牢骚孤愤如喉鲠之快于一吐，有欲罢而不能者，……”实际上，以写史为手段，借以抒发个人感概的文章在司马迁的笔下还有很多，《循吏列传》也可以划入此类。此篇文章并未过多叙写人物经历，只是依照自己的政治思想将历史五位先秦官吏汇集在一起，虽云传记，但有的人物连具体事迹都没有，且传中所列人物地位差异巨大，事迹也不尽相同。所载五位官吏既有刚正执法之事，更有名相理财、施教导民、清廉执政等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循吏列传》应当是借着给人物作传的机会，从中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见解的。就五位官吏的巨大差异和不同事迹而言，司马迁心目中的循吏应该是多面的。或者说，司马迁对自己心目中循吏的认识本就是矛盾的。
二、《史记》中的循吏
《史记•循吏列传》记载了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五人。五个循吏为政各有特色。关于楚相孙叔敖，司马迁记录了三件事，一是施教导民，二是稳定货币市场秩序，三是具体写他引导老百姓改变旧俗，对出行用车进行改造的故事。三件事都非轰轰烈烈的大事，却收到了使民自化，远近效法的功效。子产是郑国的列大夫，《史记•郑世家》曾对他有过记录。在《循吏列传》中，太史公又专门将他列作“循吏”，可是却对他的事迹不记录分毫，却着重记录他在执政期间所取得的治绩和百姓对他离世后的追念。子产在执政的短短几年之内，就使郑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风气也随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子产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他死后举国为之流涕。公仪休是鲁国博士，曾以高弟为鲁相，似乎当有不少事迹可供记载，但是司马迁除了表彰他执政期间奉法循理，于凡事无所变更，使得百官自正，让领取俸禄的官员不与百姓争利外，只专门记载了几件生活琐事，一是他喜欢吃鱼却不接受别人的赠送。另外两件小事，司马迁更是一笔带过:他见自己家种的蔬菜好，就拔掉丢弃，见自己家织的布好，就捣毁织布的机器，其动机则是怕下层农民和手工业者无法出售货物。《循吏列传》最后写的两个官员，一个是石奢，另一个是李离，司马迁各记一事，着重表现他们的执法刚正，甚至以身自裁来维护法律权威。
三、《循吏列传》所体现的政治思想及其局限性
(一)提倡因循孙叔敖是楚名相，他制定政策的原则是便民，楚庄王曾下令调整货币，百姓多受其累。于是孙叔敖请求楚王恢复原有币制，混乱的市场遂得以恢复如初。即使不得不改变政策，也是先引导百姓适应，等到时机成熟下令改变。楚国有一种矮车，在与马配套使用时很不方便，于是楚王想将车改高，但当时楚国的房屋门限很低，用了高车上下又会产生不便。孙叔敖先引导人民抬高门限，等人们习惯了，水到渠成地完成车改。这两个事例，政策一变一不变。不变是因为人民不方便。变动是因为风气已经变化，百姓没有了不便。这就是道家倡导的因循为用。道家思想对司马迁有很大影响，这一方面与家学渊源有关，其父司马谈是汉初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则是，黄老之学作为汉初的统治思想，一度促成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对此，司马迁是十分称赞的。但是在司马迁所处的武帝时期，由于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当时的政策也多变。根据《汉书•食货志》，可以了解到当时的货币就经常变换。引发了极大混乱。此外，行政体制也多有变化，弊端极大。在《平准书》中，司马迁说:“吏道杂而多端，则官职耗废”。基于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因循为用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司马迁理想的治国策略。就稳定社会来说，司马迁的思想主张是正确的。武帝时的政策多变确实给社会带来很大的不稳定因素。但因循若要成功运用于政治要有适当的社会基础，武帝时期社会矛盾复杂尖锐，政策的制定不得不适应社会情势。多变的政策本是社会多变的应对，是对社会问题的应变。种种措施不可避免地带有弊端，但总体趋势是积极的。就打击豪强和维系国家安定而言，其积极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司马迁主张因循反对多变无疑是片面的。
(二)重视教化
由《循吏列传》所反应的思想来看，司马迁是注重教化的。传中孙权敖“施教于民”，子产为政以礼，使郑国的社会风气为之一新。但从实际情况而言，司马迁的教化思想也杂糅了不少道家色彩。在同书《酷吏列传》中，司马迁引过孔子“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却又以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为之注脚。汉武帝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推尊为统治思想。然而，武帝自己却并不奉行。出于用儒家思想装点门面的需要，汉武帝重用了不少儒者。武帝时的儒家人物多半是利禄中人。公孙弘由白衣而为三公更使得“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这种情势下，儒家教化的推行不仅无助于社会风气，反而诱使士人向利禄靠拢。由此来看，司马迁在《循吏列传》中通过孙叔敖和子产来表达出来的教化思想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三)反对与民争利
《循吏列传》记叙了公仪休不受鱼和丢弃自家园葵并捣毁自家织布机的事。不受鱼说明公仪休为官廉洁。丢弃园葵和捣毁织布机的动机是为了不与民争利，显得有些匪夷所思。这些都应该联系司马迁的时代。汉武帝时连年对外征伐，国库空虚，于是推行盐铁酒官营、平准均输、算缗等一系列经济措施，以此搜刮财富。在司马迁眼中，盐、铁、酒等应该民营，官府去经营就会与民争利。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曾对经济问题进行过集中阐述。他认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是受人本能驱使的结果，“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在他眼中，与民争利显然是下策，但是司马迁忽视了任由经济自由发展的弊端。汉初吴楚七国之乱一个重要成因就是诸侯经济不受节制。武帝时社会矛盾尖锐，有相当程度是经济上的放任政策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主张不与民争利，多少显得有些片面。
(四)矛盾的法治思想
儒家讲德治，法家重法治，司马迁试图统一二者，以至于造成了法治观的矛盾。《循吏列传》记叙的两位执法官吏的事迹深深体现了这一矛盾:石奢为官刚直，一次捕获的犯人是自己的父亲，他将父亲释放而替父受死。李离为晋狱官，以公正见称，却因过失枉杀一人。事后坚持抵罪，虽有文公极力开脱，却还是伏剑而死。从这两则故事，可以看出司马迁的法治思想十分矛盾。他一方面主张执法严正，因而称赞石奢“无所避阿”，也赞赏李离因枉杀人抵罪。另一方面儒家的宗法思想对司马迁影响也很大。当执法的严正与宗法思想发生冲突，石奢却释放了自己的亲人。联系列传开篇“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来看，司马迁的法治思想显然受了儒家德治理念的影响，以至于一方面称赞执法刚正，一方面在情与法的冲突中赞赏释放父亲的石奢。综上所论，司马迁的政治思想有一定的积极因素，但也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且不适应当时社会状况和政治形势的倾向十分突出。这些局限性当根源于他所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也反应了当时统治思想由黄老之学向儒家思想转变的痕迹，这一切都是时代使然。《史记》一书作为司马迁毕生心血的结晶，处处闪耀着其思想的光辉与局限。事实上，记事与赞语均简略的《循吏列传》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思想只是司马迁政治思想中的一个侧面，远非全部。即使如此，其蕴涵也是极其丰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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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白寿彝．＜史记＞新论［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1．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隐士；辩证观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8-212-02
隐士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鹤立独行的群体。在历史的潮流中，他们若隐若现，却长存青史。范晔在《后汉书》中阐释士人归隐的原因道：“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或许是气性高节而不与现实污浊为伍；或许是在洪流般的中明哲保身。尽管归隐的心态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归隐情节不仅是历代士人所追求的境界之宗，并且是中国文化中一种另人倾慕的精神语境。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表达了自己对于隐士以及“归隐”的看法。
一、得仁而有所怨，司马迁的同情与褒赞
《史记・伯夷列传》将伯夷和叔齐定型为中国隐士的最高标准。司马迁引孔子之言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表达了对伯夷叔齐的肯定态度。但他又补充道：“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可见其与孔子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首先，司马迁用一“悲”字表达对以伯夷和叔齐之类的隐士的经历的感受，区别于孔子所谓“得仁”而“又何怨”，即“得仁”而“有所怨”。
司马迁有着与伯夷和叔齐相似的经历。他们都是反对当政者的不礼的暴力施政，他们都执著的坚持着自己的思想。司马迁感叹着为什么历史上的人才都不能被重用，他发出了“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伯夷和叔齐是不可否认的善人，然而终以饿死收场，司马迁在批判天道，其实也是在批评君道。他认为自己和伯夷叔齐一样，都生不逢时，所以悲从中来。正是司马迁这种曲折的经历使他与这些先贤在坚持个人主、不畏强权的领域达成了一致，所以他同情、赞美伯夷和叔齐，“悲伯夷之意”。
二、湮灭而不称，司马迁的怀疑与思考
司马迁对于伯夷与叔齐对“仁”的执著大加赞赏，但他却对于他们归隐乃致“不食周粟”绝食而亡的具体做法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以《屈原列传》做对比，在《屈原列传》中，司马迁的赞美之情溢于纸上，并且多用抒情手法，毫不掩饰自己的钦佩之情。但在《伯夷叔齐列传》中，司马迁仅用叙事手法将他们的一生潦草带过，随即又将笔触延伸至颜渊一事，通过伯夷叔齐与颜渊的类比而感慨：“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悲夫”。归隐虽能内向性地修身达仁，但若不是因为孔子的褒奖，那么世人可能早就忘记了伯夷和叔齐二人了，如此而湮灭于历史之中，岂不更加可悲？可见，司马迁对于伯夷和叔齐的具体“达仁”的做法有着自己的怀疑和思考。
司马迁将伯夷和叔齐的遭遇根源就在总结在一个“怨”字之上。司马迁试图揭开的就是他们归隐之后的隐痛。他深刻地感知到了隐士行为的结果与原因的悖论――初心是对世界怀有强烈的尝试的欲望，但最终不得不以彻底脱离社会和政治告终。他们不是无怨的，相反，他们的怨之深、情之切是世人所无法理解的，
同时，司马迁打破了归隐传统在历代文人中所形成的文化接受模式和心理默认定式。自古以来，每当提及隐士之名节，往往如数家珍的列举着深山名士的名单和事实，往往以隐士的名字来牵强的符合归隐的高洁。这是一种传统，亦可以说是心理传承。当我们把陶渊明、伯夷和叔齐、坡甚至孔子放在同一个历史平面上来看，会豁然发现，他们在归隐方式上各有不同，但在归隐心态上却从本质上存在着一致性。并非沽名钓誉、也非徒想安逸，他们是在用行动来体验着一种精神的放逐。在放逐中不断的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在司马迁看来，虽然归隐作为一种的群体现象是值得认同和赞许的，但要体悟真正的归隐，必须从动机着手，这也是司马迁为何在列传的开篇先引列孔子之言，随后表示自己的怀疑，然后再阐述史实的原因。在他看来，伯夷叔齐的归隐行为并非及仁无怨，实际上是基于积怨过深而采取的消极抵抗。隐士不同于英雄，他们并不积极地改变世界，而是选择离开。这或许是一种无奈的权宜之策，但又何尝不少了几分项羽乌江自刎、屈原汨罗投江的壮怀激烈，所以，归根结底，他们某种程度上是固守着个人精神世界的高洁品质的失地者或是失国者。
司马迁还从某种意义上一言道破了伯夷叔齐经历中的悲剧性。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说到关于伯夷和叔齐的经历时，他所悲的是他们的德行不能被彰显，他们的名声不能被远播，在他认为，这不仅仅是社会悲剧，还是性格悲剧。性格悲剧最终战胜了社会悲剧，因为隐士的性格在历史中具有其独特的地位。一方面，他们的性格特征具有明显的群体表征，这是一种强大的人格魅力，熏染着世人；另一方面，隐士的性格中的隐忍也是软弱的一种表现，
所以，司马迁对于隐士的态度就是这样辩证的，他一边肯定着他们的固守精神和意识领域的坚持，一边又带有抱怨的说着他对隐士的叹惋和悲怜的，这种人格魅力没有被广大世人所接受，在司马迁看来，就是因为能像伯夷和叔齐这样的隐士的性格中软弱性。司马迁看中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所以在才会不吝辞采的讴歌历代君主和圣贤，所以对于伯夷和叔齐的消极避世的态度采取将赞许一笔带过，却将埋怨留于纸背之后的方式，这与他在《屈原列传》、《汲郑列传》等中的强烈措辞截然不同，充分的体现了他对于隐士辩证的态度。
“归隐”是司马迁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的英雄主义相悖。“面对这坚持与妥协的呼声，他们终止了全部视听。他们是耳目闭塞的游戏者，行走在世俗暴力的外面，拒绝对一切罪行做出判决。当英雄在血泊中翻身时，隐士正在演奏着古琴，眺望天边的的鸟群。隐士说，我是与世无关的人，我虽然醒着，可是我睡着。隐士就这样旷达地取消了英雄的悲剧意义。”司马迁在大的历史观中将伯夷和叔齐定性为失落的政治家，他们尽管心性高洁，却也不乏对后人产生一种消极的影响――让他们在面临穷途末路的失落时，除了像屈原、项羽那样的决绝以外，还可以借隐士为口实来归隐田居，不问世事。这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但司马迁认为，这种榜样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的权衡是值得思考和讨论的。
三、结语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取材《庄子・让王》中的故事，用以议论兼叙述的方式，借伯夷叔齐积仁洁行的故事，言及颜渊、盗跖，展开强烈的对比，议论恶人终身逸乐而善人终遭灾祸的普遍现象。但从字里行间流露出了司马迁对隐士的态度。在肯定了伯夷叔齐一类的隐士的个人品质和魅力的基础上，司马迁以博大历史观来参照隐士的归隐心理和消极影响，除了亦悲亦怜的感情认同之外，还有着与以往不同的批判性视角，从侧面反映出了司马迁的历史观和人才观。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三逸民列传第七十三[M].北京：商务印书出版社，1958.
[2]司马迁著，张大可注.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俞樟华著.史记艺术论[M].华文出版社，2002.
《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人。西汉史学家、散文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
公元前108年司马迁接替其父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继承其父对《史记》的编纂，公元前96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着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
一般认为司马迁写《史记》用了18年，但是其中司马迁是继承父亲遗志，在父亲司马谈写了5年的基础上，又花了13年的时间基本写成的。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孔子；司马迁；奇；义
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2-0000-01
汉武帝极力推崇儒家，司马迁作为在封建正统教育熏陶下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作为史学世家名正言顺的继承人，他得到了当时许多士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师从当世最知名的儒者。这样，在外部大环境的渲染和儒师思想水滴石穿的渗透下，司马迁的创作文本中必然隐含了儒家的渊源。和与马迁同时代的著名文学家杨雄，就已经关注了司马迁和儒家思想的关系：“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①杨雄把司马迁与孔子并举，指出他们思想的一脉相承，而他们“爱”又各自有其特质，不可一概而论。
一、 和孔子思想一脉相承的司马迁之“爱”
陈雪良先生在《司马迁人格论》中所说：司马迁的“多爱”之心，是施之于民众的，与孔子的“仁者爱人”的观点和墨子的“兼爱”的主张是同义的，并不仅仅是“爱奇。陈雪良的这句话指出了司马迁和孔子思想具有同一性。
孔子的“爱”具有广泛的内涵，其一，是施予众生的普遍泛爱。正如《论语・乡党》中记载的马厩失火一事，孔子下朝回来，立刻问：“‘伤人乎？’不问马。”马厩失火，作为主人孔子最关心的是有没有“伤人”，而不是珍贵的马匹。而所谓的“人”自然是负责照料马厩的奴隶，在春秋战国之时奴隶地位极端卑下，孔子不问马而问人，表明了他肯定奴隶的生命价值，这种思想在春秋战国是十分进步的，折射出人性主义光辉。其二，他的“爱“是有差等的。孔子提倡”克己复礼“（《论语・颜渊》），希望用礼来约束社会、规范行为，礼重在十伦，儒家“礼”精义就是“别”。所谓“别”，就是区分不同人群，划分等级，明确秩序。孔子强调仁爱必须首先以满足亲亲之情为前提，爱有差等，区分轻重缓急，由亲及疏，由近及远，与墨家普遍平等完全一致的“兼爱“相比，这种”爱“显然更符合人性的多。
司马迁“多爱”，他的爱也是施加于民众的泛爱。与孔子一样，司马迁怀着满腔的爱，在对历史事件描绘、对历史人物刻画的字里行间都渗透出人文主义的光辉。而比孔子更具进步意义的是，他打破了儒家礼教森严的“别爱”。虽然《史记》中记载最多的是帝王将相的事迹，但这是由史书的文体性质决定的，并非是司马迁对社会上层阶级有多么推崇。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他为许多社会底层的民众也作了传，如刺客、游侠、滑稽、货殖……这些人身份卑微自是不可能对国家存亡产生影响，而往往是他们身上具有某些值得推崇的品质，相较于帝王将相事迹的僵滞和固化，这些人的身上更多地折射出司马迁的价值取向。突破阶级局限，有可写之事则必然诉诸于笔触，不虚美，不隐恶，这正是太史公之长。
二、价值取向的差异：“奇”、“义”之辩
孔子尚义，《中庸》云：“义者，宜也。”②后世学者基本上都沿袭这种解释，“义”即为宜，以“义”为道德、行为之准则。把孔子之“义”理解为道德、行为之准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若仅止于此，却显然还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孔子“义”的内涵。
孔子把义作为天下君子实现理想人格的最高的要求，《季氏》篇：“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 “求其志”，显然是指内在的道德修养； “达其道”则是指对外在社会、政治理想的追求。“行义”即实践义，就是要实现“仁”的道德与“礼”的社会理想，那么，“仁”与“礼”就共同规定了“义”的基本内涵。③孔子讲君子要“喻于义”、“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义以为上”，表明孔子对君子既有内在道德的要求，又有外在礼仪规范的要求，即兼有“仁”和“礼”，从而全面提升君子的人生素养，实现道德与社会的双重理想。
与儒家尚义不同，司马迁尚奇，具有与其他史学家截然不同的浪漫的性格和审美取向。司马迁在青年时代，就先后游历了祖国的名山大川、搜求轶闻传说。又借史官的便利条件将诸子百家、奇文异书都阅遍了，正是这一切，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塑造出他不羁的浪漫性格。他的这种浪漫性格和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却是格格不入，只因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便被处以宫刑。这使他对当代政治的黑暗、人情冷暖有了痛彻心扉的体验，他认识到自己立功、立德的不可行，要实现理想就只能借给历史上传奇人物作传，而达到立言的目的。所以，《史记》成了司马迁的发愤之作，其中融入了浓烈情感。
《史记》因其爱奇的审美特征，而有别于其他史书，呈现出其特有的风貌。《史记》“爱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就取材而言，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历史人物的捡择无不体现一个“奇”字。《史记》记载三千年间的历史，期间历史事件的波诡云谲，历史人物的云屯蚁聚实非文字能描摩再现。而《史记》为之立传的人物仅一百四十余位，司马迁选择历史人物，不只看其历史功绩，也不只看其显赫地位，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都是倜傥非常之人，他更是以传神之笔，表现出鲜明的爱憎。二、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史记》也往往带有传奇色彩，如《鸿门宴》、《窃符救赵》、《完璧归赵》等，情节安排扣人心弦，场面描写惊心动魄，无不体现着司马迁“爱奇”之匠心。三、在寓托褒贬的写法上，司马迁用含蓄委婉的、甚至是离奇荒诞的手法来写人写事，而将自己的褒贬寄寓其中 ，如 《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的爱好饮酒一事，刘邦喜酒色，醉后人见真龙盘旋于其上，于是，便不收他欠的酒钱。表面是说明刘邦是真龙天子，其实是讥讽刘邦，有天子之气却沉迷酒色，不事生产，甚至还是别人见到龙气免去其欠的酒钱，这实在是极大的讽刺。
司马迁爱“奇”已显露无疑，不过当我们遍阅《游侠列传》时却不难发现他在“爱奇”之中也渗透了对“义”的追求，显然司马迁的“义”已不同于孔子以“仁”、“礼”为内涵的“义”，他所推崇的“义”究其内涵，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其二，“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其三，“既已存亡死生，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有“义”之人感于恩义，坚守正义，慷慨赴死，面对不可一世地君主强权，挺身维护他人利益。小而为故主故国之仇，大而为天下百姓之苦，追求绝对的毫无保留的兑现。如郭解被通缉时，有一位藉少公助其逃之，知道他的藏匿之所，当广利前来盘问他时，藉少公为了对自己先前的藏匿行为负责，他用自尽以示守信，以此断绝官府想从他身上得到线索的念头，这样的尚“信义”，可谓彻彻底底，毫无保留。
参考文献
[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版.
[2]陈雪良《司马迁人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杨茂林，《司马迁的多爱精神初探》，社科纵横，2006（6）.
[4]刘尊举《孔子之“义”：“仁”与“礼”的承转与兼综》，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冬之卷.
[5]陈曦《游走于“崇儒”与“爱奇”之间――战争叙述探索》，艺术学院学报，2006（1）.
注解
①杨雄《法言・君子篇》，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7页。
关键词： 司马迁 班固 佞幸 态度不同 原因
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是我国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大著作，是我们研究汉朝历史的重要史学材料。从古至今，史学家们对《史记》与《汉书》的对比研究都不曾间断。然而，大多数的对比研究都是从《史记》与《汉书》的整体出发，分析马班异同，《史》《汉》异同。所谓见微知著，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从细节入手窥探，或许能更为真切地了解到班马之间思想的相异之处。所以，本文选取《史记》的《佞幸列传》与《汉书》的《佞幸传》进行对比研读。
所谓“佞”，《论语・正义》引《说文》云：“佞，巧谄高材也。”也就是能够揣摩帝王心思，顺应帝王意图说话，从而获得帝王喜爱的人，通俗点来说就是很会拍马屁的人。司马迁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开创了为佞幸写传的先河。就这一点来说，他是一个具有开创意识的人。而在后来班固也继承了司马迁为佞幸立传的做法。
我们可以在司马迁与班固的行文中看到他们在对待佞幸的态度上存在差异。
一、司马迁对佞幸的看法
在《佞幸列传》的开篇，司马迁就点出：
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而在文章的结尾，他又写道：
太史公曰：甚哉，爱憎之时！弥子瑕之行，足以观后人佞幸矣。虽百世可知也。
另外，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更是明确地说明他撰写《佞幸列传》的原因：
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从以上三则材料，我们可以对司马迁对佞幸的态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第一，他认为，“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佞幸的出现带有一种偶然性，强调的是机遇，这种与帝王的“遇合”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例如邓通的得宠。
邓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为黄头郎。孝文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从后推之上天，顾见其衣带后穿。觉而之渐台，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即见邓通，其衣后穿，梦中所见也。召问其名姓，姓邓氏，名通，文帝说焉，尊幸之日异。（《史记・佞幸列传》）
汉文帝与邓通的相遇是带有神秘色彩的，邓通只是一个小小的“黄头郎”，有可能一辈子都没办法见到汉文帝一面。但是因为文帝的一个“登天梦”，他成为文帝身边的宠臣，更加获得了铸钱权，使得“邓氏钱”遍布天下，一时间富甲一方，有道是：“多少金钱满天下，不知更有邓通城。”（李白）《邓通城》倘若没有汉文帝的那个梦，想必邓通也没有后来的显达。
第二，“弥子瑕之行，足以观后人佞幸矣”。司马迁认为佞幸的命运取决于帝王的爱憎。邓通与李延年的下场就是很好的例子。
邓通在文帝在位时，十分得宠。但在汉景帝还是太子的时候，他就不为景帝所喜。所以当景帝即位的时候，邓通的境地就变得困窘了。
太子入问病，文帝使痈，痈而色难之。已而闻邓通常为帝吮之，心惭，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邓通免，家居。居无何，人有告邓通盗出徼外铸钱。下吏验问，颇有之，遂竟案，尽没入邓通家，尚负责数巨万。（《史记・佞幸列传》）
邓通有什么过错，致使他“寄死人家”呢？他恃宠生娇吗？不，“通亦愿谨，不好外交，虽赐洗沐，不欲出”。他勾结外臣获取利益吗？不，“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通俗点来说，汉文帝是邓通的“衣食父母”，生死富贵皆系于皇帝手中，而且邓通并无他能，那么他积极地去讨好皇上也是人之常情罢了。那么，他凄惨下场的原因是什么？“盗出徼外铸钱”？就我个人看来，这一点是不成立的。且不说邓通性谨，不好外交，邓氏钱布天下，但就文中的“长公主赐邓通”、“长公主乃令假衣食”等字句就有些耐人寻味了。若邓通真的罪有应得，长公主为什么要帮他呢？我认为邓通有如此下场的原因也不过是不讨景帝的喜罢了。
再说那宦臣李延年，司马迁更是用“爱驰”两字直白地点出李延年失宠的根本原因。
司马迁能有此认识，我觉得与他的人生经历是有很大关系的，这种“爱憎之时”的看法，倒像他遭受“李陵之祸”所发出的感叹。
第三，“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司马迁看到了佞幸身上的长处。可以说，司马迁的“两分法”思想比马克思的更为久远。
总体来说，司马迁对佞幸的态度是宽容的，评价是客观的。
二、班固对佞幸的看法
班固以“汉兴，佞幸宠臣”作为《汉书・佞幸传》的开篇，与司马迁的相比，缺少了“遇合论”。由此可以看出，班固是不赞同司马迁“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的观点的。
班固在《佞幸传》的结尾，也表明了他对佞幸的看法：
赞曰：柔曼之倾意，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观籍、闳、邓、韩之徒非一，而董贤之宠尤盛，父子并为公卿，可谓贵重人臣无二矣。然进不繇道，位过其任，莫能有终，所谓爱之适足以害之者也。汉世衰于元、成，坏于哀、平。哀、平之际，国多衅矣。主疾无嗣，弄臣为辅，鼎足不强，栋干微挠。一朝帝崩，奸臣擅命，董贤缢死，丁、傅流放，辜及母后，夺位幽废，咎在亲便嬖，所任非仁贤。故仲尼著“损者三友”，王者不私人以官，殆为此也。
另外，他在《汉书・叙传》中也点明了他创作佞幸传的原因：
彼何人斯，窃此富贵！营损高明，作戒后世。述《佞幸传》第六十三。
从上面这两则材料，我们可以看出，班固对待佞幸是持一种批判的态度的，他从国家整体发展出发，将佞幸之祸提升到了国家政治利益的高度。他认为佞幸“进不繇道”，是谄媚小人，干扰了国家的正常运作，国家之所以遭逢危机，其终归原因是“咎在亲便嬖，所任非仁贤”。这种人，无德无能，为什么能够获取如此多的财富，残害高明的大臣，后世要以此为戒。可以说，在班固的眼中，这是一群“红颜祸水”。
三、司马迁与班固对佞幸态度不同的原因
我们再看看佞幸在《史记》和《汉书》中存在的位置，和哪一些人放在一起，就能够更加明白到，司马迁与班固在对待社会各层人士的态度，从而了解到他们之间的最大不同之处。（见下表）
实际上，游侠、佞幸、货殖，可是说是当时汉朝所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司马迁以一种辩证的目光看待这些群体，写出了他们生活的历史，可是看作是司马迁秉笔直书、以讥时政的一个体现。而在这些方面，班固都是与司马迁持相反意见的，他认为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状况呢？
这是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不同的缘故。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这时的西汉，独尊儒术的局面还没有完全形成，司马迁还受黄老思想的影响，加之自身的经历，他更加能够深刻地认识历史事件发生的本质，用更为客观的态度去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而班固生活的年代，儒学的正统地位已经确立，他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很深，儒家封建的正统思想就是他撰写《汉书》的指导思想。
我们可以从《史记・佞幸列传》、《汉书・佞幸传》看出一些端倪。
在上文对司马迁对佞幸态度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司马迁对佞幸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以一种公正客观的态度去评价，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这也是对帝王生活、性情的展示，使得帝王的形象更加丰满。高祖至暴抗，但也有佞幸籍孺；文帝节俭，却也为邓通一掷千金；武帝文治武功，也有韩嫣、李延年。除了高高在上的形象，我们可以看到帝王的另一面。而在班固的文中，佞幸是一群小人，不学无术，祸国殃民，帝王的过错是由他们引起的，完全否定了“遇合论”。董贤为哀帝报时刻两年有余，若不是哀帝的惊鸿一瞥，或者他还会默默无闻下去，根本不会有机会演绎一出“祸国殃民”的大戏，这当中无疑又是“遇合论”的一个有力证据。中国有一个词――“红颜祸水”，把王朝的覆灭归咎于女子身上，似乎没有这些貌美女子，江山就会世代相传，但每一个王朝的覆灭都有它自身的历史原因，而大多数的人都不会帝王将相身上去寻找原因，只用一句“红颜祸水”开脱。在我看来，班固就是封建统治的卫道士，在他看来佞幸与“红颜祸水”是有相通意义的，他们必须为王朝的衰亡“买单”。
或者这就是司马迁与班固的最大不同之处。
参考文献：
［1］孙文阁.可叹的人格，可怜的人生.
［2］张三夕.男色的爱与恨――评《史记・佞幸列传》.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1）.
［3］司马迁与史记论文集.何清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史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之首这部史诗巨著的作者便是后来成为世人皆知的史学家——司马迁。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司马迁史记阅读心得感想2022，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司马迁史记阅读心得感想1暑假，我读了一本书，那就是《史记》。它讲述了从传说中的皇帝开始，到西汉武帝年间共三千年历史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
读了这本书，我认识了许多人物：有爱国的屈原、有机智的蔺相如、还有英勇的飞将军李广。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知人善用的勾践。
说到勾践，大家想到的自然是的《卧薪尝胆》啦，那么，就让我给大家讲一讲吧!
黄河游下有两个小国家：吴国和越国。双方都想打败对方，成为春秋霸主。开始，吴国把越国打败了，越王勾践万般无奈，只好带着家人去吴国，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奴隶生活。过了三年，勾践吃尽苦头，受尽侮辱。后来，勾践的臣子送给吴王夫差很多美女和金银财宝，夫差很开心，便放勾践回他自己的国家，勾践回国后，就搬进了简陋的房子。他把猪的苦胆悬挂在屋内，不管坐着还是躺着，总可以看见苦胆，并时不时地尝尝胆汁，让自己知道”苦“的滋味。睡觉时不用床铺和被褥，而睡在柴草上面。不忘亡国之痛。他常常提醒自己说：”你忘了在吴国所受的耻辱?“而吴王夫差，天天呆在后宫里，一连几个月不上朝，忠臣伍子胥好心相劝，他不听，还杀了伍子胥，重用_臣伯嚭。就这样，越国越来越强大，吴国却越来越腐败。终于，越国把吴国消灭了，成了春秋霸主。
读了《史记》，不仅丰富了我的见闻，还增加了知识。读书真好!
司马迁史记阅读心得感想2《史记》是一部记录着我国伟大历史的著作，他的作者是司马迁，这本书个馆地记录了中国朝代的兴替，恰当地评价了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在线了当时波澜壮阔的历史社会画面，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读了这本书，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一心为国家，为百姓着想，服务的以国之君，和只顾贪图享乐，把国家大事放在一边，欺压百姓的暴君，昏君。他们的性格，心里的想法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他们统治出来的国家也是有着天壤之别。
正直的国君统治的国家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幸福，把国家也治理得井井有条，而昏君的国家人民不能安居，被巨大的税额所击垮，民不聊生，文武百官也不得安宁。
一个好领导可以治理好一个国家，也可以带坏一个国家;一个领导可以创建一个国家，也可以毁灭一个国家;一个领导可以给他的百姓幸福，也可以给他的百姓痛苦。可见一个好的领导是多麽的重要。
很久以前，有一个叫虞舜的人就用自己谦恭有礼和蔼可亲的风范，和对事的公正管理好了一个国家。
也有一个叫太康的昏君，糊涂昏聩，只知道吃喝玩乐，把国家大事放在一边，结果，这个国家没多久就毁灭了。
所以，有一个好领导非常重要。还是那一句话——好的统领成就好的国家!
司马迁史记阅读心得感想3我们平常在电影、电视、甚至课本上看到的一些故事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西楚霸王四面楚歌自刎乌江等。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慢慢展现眼前，下面我就说一个让我感受很深的小故事吧。
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相信大家都知道吧，它是讲述了：蔺相如当职位超过了廉颇，廉颇不服，当众说：“我是赵国的大将，多年来出生入死保卫赵国，而他蔺相如就凭一张嘴皮子竟爬到我头上来了，他要是碰到我我一定要当众出他的丑。”并处处为难蔺相如。蔺相如不但不生气还处处让着他，并对别人说：“我之所以对廉将军这样忍气吞声，宽容退让，就是为了把国家危难放在首位，而把个人私怨放在后面啊!廉颇知道后，懊悔不已，马上_着上身，背着荆条，跑到蔺相如家里去请罪。从此将军和蔺相如成了生死与共的知心朋友，将相两人同心协力保卫赵国。古代的大将军都能知错就改，为什么我们不能勇敢承认错误呢?
在《史记》故事里我学了很多很多的道理和知识，知道了许多历史名人。虽然我现在又的地方还看不懂也不明白，但读每一遍都受益匪浅，它将伴我成长，他将是我吸取”营养“的宝库!
司马迁史记阅读心得感想4《史记》是西汉汉武帝时期的“史圣”司马迁的著作，记载了上起三皇五帝，下至汉武帝时期中国三千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的历史，为“二十四史”之首。
我十分佩服司马迁在史书著作上的创新方式，“二十四史”中大多是使用编年体。以时间顺序写历史，而《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主，并吸收了编年、纪事等体裁的长处，创造了历史书籍的纪传体的新体裁。其它史书记载的历史都很短，就是的《资治通鉴》，也只是记载了从战国至五代十国的一千多年的历史。而《史记》却记载了三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是“二十四史”中记载年代最长的史书。
我更佩服司马迁那种绝不违背真理的不屈精神。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但在《史记》中却并不体现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他在《史记》中直言不讳地记载了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行为，惹恼了汉武帝。而当时正好发生了李陵兵败投降事件，李陵攻打匈奴战败被俘，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解释的话，触怒了汉武帝，便把他投下监狱处以宫刑。宫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自杀，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毅然选择了宫刑。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最终完成了《史记》。
《史记》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秦始皇本纪》。我觉得秦始皇做出的贡献是统一了中国，统一了文字、货币等，为中华文明的强盛打下了基础。但他也非常残暴，焚书坑儒、废黜百家，修皇陵，活埋了上万人，是个残虐的暴君，因此秦朝才短短十五年便灭亡了。
《史记》这本书是司马迁在巨大耻辱下写成的史书。让我明白了许多治国的道理，治国不能太残暴，但也不能偷懒放松。我要读更多的好书，学习更多的知识，开创一个繁荣、富强的新时代。
司马迁史记阅读心得感想5从秦始皇到唐朝这一段期间，是这本书的重点在这里面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李广为将廉洁，常把自己的赏赐分给部下，与士兵同吃同饮。他做了四十多年俸禄二千石的官，家里没有多少多余的财物，始终不谈购置家产的事，深得官兵爱戴。李广身材高大，臂长如猿，有善射天赋，他的子孙和他人李广学射箭，但都不及李广。李广不善言辞，与人亦以射箭来赌酒为乐，一生都以射箭为消遣。李广爱兵如子，凡事能身先士卒。行军遇到缺水断食之时，见水，见食，士兵不全喝到水，他不近水边;士兵不全吃遍，他不尝饭食。对士兵宽缓不苛，这就使得士兵甘愿为他出死力。李广射杀敌人时，要求自己箭无虚发，所以非在数十步之内不射，常常是箭一离弦，敌人应声而亡。也由此多次被敌人围追，射猛兽时也由于距离太近而几次受伤，但李广从不畏惧。
这么一位可敬的大将，在最后还是自尽了，哎，这是可惜中的可惜。
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你进入他们的世界。《史记》就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面对面的谈话。深深的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几年前，我在执教这篇课文时，按照“初读课文，扫清字词障碍；再读课文，厘清课文脉络；精读课文，突出课文重点；通读课文，品析作者写法。”的思路组织教学，结果发现：我花了很大力气，讲了许多；课堂上，却没有预想中的学习气氛，也没有达到预设的学习效果。老师教得累，学生学得累！
几年过去了，通过学习我渐渐明白：人的学习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不断发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2010年4月，再次执教这篇课文时，我采用“抓住文题，紧扣文眼”的方法，循着“努力学习历史----认真整理史料----忍受耻辱写史----完成巨著《史记》”的叙事顺序，引导学生围绕课题的题眼（发愤）提出：“什么是发愤？”、“司马迁为什么要发愤？”、“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发愤的？”、“他是怎样发愤的？”、“发愤的结果如何？”等几个问题，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在指导小组探究时，我立足文本，但没有局限于课文本身，还适当引进了一些课外学习材料。
随着校本研究的深入，我知道我们教学使用的课本不是教本，而是读本；课文并非教学内容本身。我们的阅读教学，不是朗读，不是精读，不只是为了掌握思想内容，也不是写作的附庸；而要突显其独当之任：建构阅读策略，经历阅读过程，提升阅读品质。我还知道，课文中的语言是一种生活语言，它的最大特点是“明白、易懂”。大多数课文的大部分内容，学生是可以通过独立阅读理解的。对于这种平白易懂的教学内容，恐怕该用一种清晰简明的教学方法，无须总是领着学生反复咀嚼，也不需要过于繁复的精巧设计；而且，“上课是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工作，而共同工作的方式该如寻常集会那样讨论……”
今年，我第三次教学这篇课文。上课之前，我反复阅读这篇课文，仔细推敲《教学参考用书》中关于这篇课文的“教学要求”、“教材说明”、“教学建议”。我认为学生最想了解、也必须知道的应该是：司马迁为什么能够完成《史记》？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发愤写《史记》的？发愤所著的《史记》是一部怎样的书？学生围绕课题、紧扣题眼“《史记》”提出三个问题后，我建议学生通过反复阅读，查找资料的方法小组合作解决。
在交流“司马迁为什么能够完成《史记》”时，同学们在充分阅读，联系上下文的基础上，纷纷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1.母亲河的熏陶：跨越黄河两岸的龙门，是一座名山。据说每年都有几万条鱼向上游，跳过去便化为龙，跳不过去便碰壁而返。成龙成才，成了少年司马迁的追求！
2.英雄故事感染：历史上无数英雄们的故事让年少的司马迁心潮澎湃，英雄们的壮举让年少的司马迁振奋，英雄们活着是一个人，倒下是一座丰碑，这一切的一切让他心弛神往。
3.家庭教育的影响：父亲司马谈专门掌管修史，立志编写一部记载从黄帝到汉武帝3000余年间的历史。受父亲影响，司马迁从小就喜欢历史。
4.践行自己的承诺：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牢记父亲的嘱托。每天忙着研读历史文献，整理史料和资料。
5.拥有高尚的人生信条：人总是要死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
6.科学的整合学习方法：努力读书、四处游历、研读历史、整理父亲留下来的史料和自己搜集的资料。
在讨论“什么是发愤”时，我没有满足于学生从词典或课外资料中查到的“决心努力”、“振作起来努力去做”等书面解释，而是要求学生联系课文内容，先说说“司马迁是在什么情况下发愤的”（替一位将军辩护，得罪了汉武帝，入狱受了酷刑）；再引导学生在课文中找出描写司马迁“发愤”的具体句子？（司马迁放弃血溅墙头的念头，把个人的耻辱、痛苦全都埋在心底，重又摊开光洁平滑的竹简……）；最后，指导学生读好相关的句子，读出自己的阅读感受。至于“司马迁怎样发愤”，课文写得比较简单。
关键词：史记;礼学观;社会价值
一、“礼”的起源与发展
“礼”在漫长的历史中保持着它最基本的含义，同时也不断增加新的文化内容。“礼”字最初写作“”，意思是祭祀用的礼器，后来演变为规范人们的行为的道德规范。正如《苟子・礼论》所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故礼者，养也。”
“礼”思想起源早，在原始社会的巫术中就有体现，到周的时候的礼形成了一种规范，是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奠基，成为宗教政治化以后的一种为政治服务的特别的制度，在结合宗法制度以礼器享有的不同来确证等级制度的过程中，礼对维护西周的宗法制、等级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周人建立起以礼为核心的政治伦理观念，而后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礼治思想作为治国方略一直处于不重要的位置，没能再度被确认为统治思想。直至西汉高祖刘邦时，礼才重新回到政治舞台。西汉想要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大一统局面就必须要建立一套完备的、行之有效的制度，而“礼”这一思想必然对其统治产生影响。《史记》作为二十四史中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书中的“礼”的思想对后世的治国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形成有重大影响。
二、司马迁的“礼学”思想及“礼”对华夏民族文化道德的影响
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人类社会看似纷繁无序，但必然有其规范存在。司马迁的《春秋》之学是《公羊春秋》，对《春秋》大义的发微使司马迁格外地关注《春秋》包容着的礼学思想，如他指出：“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作为儒生的司马迁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史记》的创作中可见一斑，而“礼”的思想更多的表现为“仁”和“德”。“三王异世，不相袭礼。”（《史记・乐书》）其意是说礼治因世而异，注重研究不同时代的礼治的不同特点。
从《史记》结构上看：五体依次排开，可分为本纪、世家、列传和表、书。在对历代帝王的评价上受司马迁的礼治思想指导，以《春秋》为大义言礼。在此体例之下，我们不难看出《史记》的金字塔型史学结构――以帝王为中心，表和书为辅翼，它们一起传达出了强烈的“尊上”意识，这也表明司马迁的史学意识是受其礼学观的支配和制约的。
从《史记》内容上说，大致可分为几个方面：《史记》中的“礼”体现为“礼让”之意。“礼”的基本精神：“贵和”，即崇尚、注重和追求“和谐”。《史记》中多处提及“无礼”、“失礼”，是用来说明社会混乱的原因。“礼”对当时维护封建社会稳定发展有重要作用。此外，《史记》言“礼”也有其历史局限。“以贵贱为文”“以隆杀为要”就不能说是进步思想。“礼”用排列等级来维护稳定，但值得注意的是分尊卑贵贱在今天实不可取。因此对“礼”需要批判性继承。
三、“礼学”思想在当代社会的价值转化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这是对礼的作用的高度评价，在如今的中国社会里，礼仍然可以发挥出不可小觑的作用，它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息息相关，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休戚与共。
中国人讲“礼”的思想从来不是纯而又纯的单一物，不是静止的毫无声息的僵死物，它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发源于古代，注入现代社会主义发展的大海中。“尚礼”表达了我们对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视，以及对个人道德修养的强调，也是人文素养养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礼”的观念早已经融化在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近代中国受工业文化的猛烈冲击，“礼”的思想有呈现淡薄衰微之势。正是在这样的矛盾中，我们在这里探究司马迁的“礼”的思想就是为了观照中国社会的现实，我们相信对礼、礼治的精神内涵和物质外壳的挖掘有利于指导现代的社会生活。
善古者必有验于今。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的提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礼的地位和作用也有了变化和提升，礼的内容也有了变化和发展，在《公民道德实施纲要》中明确提出“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其中“明礼”主要是规范公共场合的公共道德行为，文明礼貌是公民在公共场合应当遵守的最基础的道德准则。礼经过时代浪潮的一遍一遍淘洗被沉积了下来。然而，在我国尚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影响下，社会各方面都还有待完善的地方，许多“争利”的行为遮盖住了“礼”的光芒，我们因为蝇头小利斤斤计较，因为地位权利而大打出手，社会秩序因此受到影响，动乱由此产生。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文明建设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和孔子的“大道”有相似之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正是因为司马迁《史记》在“礼”的方面对我们的现代社会建设仍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所以我们有必要重视和探究其中的真意，完善中华民族文化建设内涵。
项目来源：西华大学“西华杯”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项目
参考文献：
[1]《史记》[M].中华书局点校修订本，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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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志勤.《礼――中国文化传统模式探析》[J].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
中国史学精品力作灿若星汉，其中尤以《史记》为最。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它成书于公元前91 年，记载了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 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等)。全书共计五十余万字，可谓皇皇巨著矣。据作者司马迁的用意和规划，全书各篇排序依次为：记历代帝王政绩的本纪12 篇;大事和人物年表10 篇;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河渠等典章制度的书8 篇，如二十八宿环北辰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的世家30 篇，如三十辐共一毂，忠信行道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列传70 篇，为无愧于时代立功名于天下的扶义俶傥之士树碑。
司马迁是一位志向高远的旷世奇才，由于他有理想有抱负所以能忍辱负重，在太史公的职位上，担负的不只是一个史官的职责，更是伟大历史学家的使命。他19 岁师从孔安国学《尚书》，师从董仲舒学《春秋》，42 岁写《史记》，历时13 年完成。他继承父亲司马谈的家学传统和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的文化宏愿，博览群书、广泛游学、深度考察，纵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要旨利弊，采善贬恶，上明三五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他以创新的精神一改前代史书的编年体和国别体，开创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的一种新体例纪传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后，从东汉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的《清史稿》，近两千年间历代所修正史，都沿袭了《史记》的本纪和列传两部分，并逐渐成为传统。同时，《史记》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的人与书俱成楷模，《史记》实乃国之栋梁必读之书。
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尽管司马迁不可能具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但是他抓住了人这个历史的根本主体和价值核心。司马迁将人而不是神，放在历史舞台的中心，分类描述和评价其身世、思想、行为、事业、遭遇、抉择等等，在没有现代传媒的时代创造出了一种可以反复回放观览的生动画卷。从
古至今，不同历史时空中的人们面对着太多相同的人生体验与价值抉择。比如，家庭、家国、友情、权力、廉洁、腐败、高洁、卑劣、诱惑、善恶、荣辱、生死因此，一部好史书就像一条穿越时空的价值纽带，串联起一面面明镜把古今相连。从这种意义上说，今人阅读《史记》就仿佛阅读现实，品味古人亦犹如品味自己;对古人的追忆就好像对今人的描述，对历史的书写亦变成对现实的反思和对未来的期许。
总之，读书就当读这样的好书，写书亦当写出这样的杰作。
关键词：《史记》 项羽 悲剧英雄 性格悲剧
《史记》是司马迁一生心血的结晶，也是我国历史上最可称道的优秀历史著作之一。司马迁著史除秉承前代史家可贵的“实录”精神外，还对其进行了发展，进一步突出了“人”在历史上的地位。他不仅单列列传一体评述古今人物，而且在其它各体系中，亦把“人”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他的“究天人之际”的创作主旨。《史记》中的悲剧英雄则是指那些在时代的历史风云中脱颖而出，凭借他们的胆识、智慧和力量，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作品中的人物身份不一,性格各异,但总的看,都具有一种英雄气质和悲剧性质，这种悲剧往往表现为社会的悲剧和性格的悲剧，也兼具命运悲剧的性质。
项羽是楚将的后代，暴秦与他有杀祖父灭宗国的深仇大恨，因此他把“灭秦兴楚、雄霸天下”视作人生目标。他不仅身“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勇武强悍，而且顾全大局，有取代始皇的雄心大志。项梁死后，他化悲痛为力量，显示出一个将军应有的襟怀。大敌当前，他敢作敢为，斩杀宋义，威振楚国。巨鹿之战他更是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以“破釜沉舟”的勇气和胆识，率区区五万之兵，留三日之口粮，以一往无前之势，大败秦军二十余万，给腐朽的秦王朝以最致命的一击。从吴中起事时杀会稽守，“一府皆慑服，莫敢起”，到杀宋义夺兵权，“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再到巨鹿之战，大败秦军，诸侯“莫敢仰视”，凭借勇敢善战，了暴秦，成了令天下诸侯俯首称臣的西楚霸王。
项羽是一个摧枯拉朽的勇士，他豪爽、伟岸，有气魄、有血性，他不忍二世的残暴统治，所以他敢于积极投入反秦的时代潮流中。可以说，项羽是捣毁旧世界,开创新世界的英雄，这是项羽的历史价值，刘邦虽先入咸阳,但他开始本是从属于项羽的,如果不是项羽的巨鹿大战歼灭了秦国主力,即使想入咸阳也不可能，“由陈涉在大泽振臂一呼!天下云集响应的农民反秦运动,是在项羽的手中得以完成的,由刘邦建立的统一王朝,也是项羽为它奠了基石,铺平了道路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把他看作一个在秦末特定历史时期做出重要贡献的英雄人物，也并不是虚妄之辞。但这样一个叱咤风云、万人敬仰的人物，也不免落得挥泪别姬，自刎乌江的悲剧结局。项羽在可以生还的情况下，却主动选择了自杀，并不是他不留恋这美好的世界，只是他始终追求的那种人格上的尊严，要求他以死成其志。“……纵江东父兄怜而亡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宁肯轰轰烈烈地死，也不愿苟活于世。这是何等的豪迈与大气。
项羽的悲剧首先在于他的性格悲剧，从描写“鸿门之会”开始，项羽的种种弱点和错误，揭示了他必然失败的命运。“鸿门之会”是历史的转折点，也是文章的转折点。项羽既解巨鹿之围，拥兵数十万，一路乘胜挺进，破关而西，功高天下，傲视一切。鸿门宴“排座次”时，项羽作为东道主，竟毫不客气直居尊位。刘邦和张良很懂得项羽的心理，专攻他的弱点。所以刘邦来“谢项王”时，开口一个“将军”，闭口一个“将军”，一席甘言美语，项羽听得飘飘然忘乎所以;以至刘邦说到“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都”等等，项羽完全信以为真，甚至当面吐露:“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之言，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羽得意忘形，竟至泄露军事机密，把自己的耳目也给毁掉了。这又表明了项羽的朴实坦率，达到了敌我不明、利害不分的程度。在政治上他是一个不肯动脑的马大哈，根本认识不到“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的斗争形势。所以他对范增的多次暗示，都“默然，不应”;项庄“请以剑舞”，也只淡淡地说了声“诺”。凡此种种，都表现了项羽的糊涂憨厚、头脑迟钝、优柔寡断和毫无心计。比如项庄、项伯双双拔剑起舞，正当你来我往，刀飞剑击的紧急时刻，项羽看见樊哙怒气冲冲地闯进帐来，开初有些惊异，但经张良略一解释，转眼即置之脑后。而且他对樊哙那一通絮絮叨叨的批评指责简直是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而“未有以应”，只简单地说了声“坐!”其“言语呕呕”。这个细节，表现了项羽的朴实而无城府，完全缺乏政治手腕。
从根本上看，他没有一个统一全国的政治目标，反秦的目的就是自己也只是想当个“霸王”而已。这不仅比韩非、李斯所规划并实施的那一套简陋落后得多，更不能与刘邦的“规模宏远，天下不归于一不止”的雄才大略相比。
项羽性格中还有极为刚愎浅薄的一面，将战胜则归因于己，战败则归因于天。当乌江亭长劝他渡江时，他也是这样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杨子《法言》曾有过恰当的评论:“或问:‘楚败坟下，方死，曰“天也”，谅乎?’曰‘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墩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负，天易故焉!”当然，作为一个争霸天下的诸侯，具有这种刚愎浅薄、以角力为豪的性格，其事业是非失败不可的，但是作为一个血肉之人来说，也未尝没有可取之处:他不会作假，不会搞阴谋诡计。但是，项羽的悲剧正在于他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一个争霸天下的诸侯，所以他终于要“卒亡其国，身死东城”。
项羽的悲剧除了以性格悲剧为主导外，我认为他还带有某些社会悲剧和命运悲剧的因素。在那样一个风起云涌，动荡不安的时期，随着时代而生的英雄们，只能相互厮杀，相互利用，而最终的阴谋家才能成为历史的主宰。那些被淘汰，被利用的英雄只能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项羽便是其中一员。
项羽的悲剧精神其实也蕴涵了司马迁的悲剧人生以及他对人生的态度。司马迁提出:“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一唯物主义的生死观充分体现了超越生死的价值观念:生死本身只是必然的自然现象。司马迁心怀理想,却身受腐刑。但他绝不贪生怕死，而忍辱求生的真正原因则是“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段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司马迁的人生悲剧玉成了《史记》的悲剧性，他融合儒、道的生命意识和超越生死的价值观念孕育了《史记》的悲剧精神，并将其表现为悲剧人物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的顽强抗争。项羽正是这悲剧人物的典型，从对他的褒贬中透射出司马迁的精神理念。
英雄失败了,悲剧诞生了,但崇高悲剧的价值恰恰在于表现人们对失败与死亡的抗议与斗争,是人们在追求中的挫折与失败,在奋发中的困苦与灾难,在斗争中的牺牲和毁灭。他们并不使人觉得消沉而悲观失望。正如吴见思所说:“项羽力拔山、气盖世,何等英雄,何等力量!太史公亦以全神付之,成此英雄力量之文。如破秦军处,斩宋义处,谢鸿门处,分王诸侯处,会垓下处,精神笔力,直透纸背,静而听之,殷殷阗阗,如有百万之军,藏于俞麋汗青之中,令人神动。”这或许就是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所赋予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吧。
参考文献：
[1].黄丹：《英雄的哀歌――〈史记〉“项羽式”悲剧英雄原型初探》，《河西学院学报》，2002-6-3。
[2].刘兴林：《司马迁的生命意识与〈史记〉悲剧精神》，《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