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8:16:5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制造业科技创新，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1复合系统组织结构
从产业集群的定义可以看出，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的要素主要是装备制造企业，除了企业之外还有与装备制造业相关的机构，这些机构主要包括:装备制造业科研机构、社会中介组织和机构和当地高校的相关研究机构等。产业集群科技创新是一个协同合作的过程，在这个合作创新的过程中企业起着关键作用。作为合作的主体，企业的资源包括人才、资金、设备、技术和信息等都是创新活动不可或缺的部分。企业的管理水平一方面能提高企业环境认知度，改进工作程序和提高工作绩效等，另一方面也能加强企业的危机意识，提高企业协同创新的合作度。企业的管理水平和企业的资源可以归纳为企业的能力。从管理学的角度，企业文化对企业的投资类型和风险意识影响巨大，多元的创新文化与合作精神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合作。企业具有良好的声誉更能促进企业与其他创新主体间的合作。企业与企业或相关机构进行协同创新，需要合作体之间建立比较牢固的信任关系，还要保持实时有效的信息沟通与资源流动，只有这样才能达到1+1＞2协同效应［7］，对方也要做出必要的承诺，履行合作义务承担相关责任，这就是合作主体间的关系。除了以上两个要素之外，还要有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内外部环境的支持。因此，可以将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的科技创新体系看作是一个复合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有三个子系统，分别是企业子系统、关系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共同影响整体功能。其结构如下图，其中虚线方框部分为关系子系统，双虚线方框内为环境子系统，实线方框部分为企业子系统，这里的企业仅指产业集群内部的装备制造企业，非营利的相关机构(如产业集群内的高校、社会中介及科研部门)不在企业子系统内。
1.2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设定
假设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科技创新系统由n个子系统构成，用S表示，Si就表示系统中的第i个子系统或要素，其中i=1，2，3，…，n。子系统Si的序参量变量用Ψij表示，i代表子系统，j代表对应序参量，其中j=1，2，3，…，m。如果用α和β分别表示系统稳定临界点上序参量Ψij的下限和上限，则αij≤Ψij≤βij。假设i系统中最佳序参量为Ψik，该子系统的有序度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序参量为Ψi1，Ψi2，Ψi3，…，Ψik，该部分Ψij取值越大系统的有序度越高，第二部分序参量为Ψik+1，Ψik+2，Ψik+3，…，Ψim，该部分Ψij取值越大系统的有序度越低，其中k［1，m］。序参量对系统有序性的贡献值，一般用W表示，其中W［0，1］，则子系统i序参量对系统的贡献率就是Wi(Ψij)，可以得出子系统序参量贡献率的表达式如公式(1)。由以上的定义可得，Wi(Ψij)的取值大小反映了对系统有序的贡献程度，其值越大说明对系统有序程度的贡献率就越大，反之相反。系统协同度E综合考虑了各子系统的状况，当一个子系统的有序程度变化较大，而其他的子系统有一个有序程度变化幅度较小或者不变化，整个系统不能处于比较好的协同状态，表现为E的绝对值变小。该模型的构建将系统的协同程度可以用数值方式表示出来，给系统协同度的评价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决办法。
2复合系统下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科技创新协同度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评价模型框架，可将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科技协同创新系统分成企业、关系和环境三个子系统，评价指标的构建也是从这三个维度出发。通过文献整理，在重点参考张方［8］、陆杉［9］、李进兵［10］等人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得出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本文采用CRTIC法对子系统进行权重的确定。假设通过专家咨询，以问卷调查形式进行各指标的打分，使用SPSS17.0软件确定相关系数ρij和各指标的标准差。计算得出S1、S2、S3分别为0.101、0.087、0.074。关系子系统与企业总系统相关系数ρ12=0.3961，企业子系统与环境子系统的相关系数为ρ23=－0.6994，关系子系统与环境子系统相关系数ρ13=－0.9333代入公式(3)可得对应的影响程度分别为ξ1=0.4279，ξ2=0.3686，ξ3=0.3135。ξ1，ξ2，ξ3的数值代入公式(4)得出三个子系统的权重分别为0.385、0.332、0.283。同理得出其他各层次的指标权重，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3结论
通过研究发现，在加强子系统内部的协同度调整的同时，要分析系统整体的协同度，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真正能从实际出发，切实提高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科技创新能力。在后续的研究中应该更加注重对协同过程形成的研究，通过评价结果从整体到部分层层剖析，找到影响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科技创新的协同能力的关键因素，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不断提高产业集群科技创新的协同能力。
作者：周松涛 于兆吉 李颖墨 单位：沈阳工业大学
目前，江苏制造业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发展高地①，在制造业的支撑和带动下，江苏GDP总量在从2001年的9456.84亿元发展到2008年的30312.61亿元，8年间翻了3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8.14%；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在2001年、2002年、2003年保持强劲的增长趋势，连续跨越3000亿元、4000亿元、5000亿元，2004年之后保持稳定的增长，2008年达到了15982.2亿元。因此研究江苏制造业及其新型化程度，一方面在于总结制造业强省的区域分布结构和发展经验；另一方面以此为借鉴对于推动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综述
在过去的十年间，制造业发生了许多意义重大的改革，从而产生了灵活性更高、生产方法更为高效以及质量更高的产品（Allred&Park，2007）。区域制造业发展问题一直是制造业研究中的热点（Brown&Mark，2005），国内外学者均对本国制造业发展进行了大量研究。目前，在以中国区域制造业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中，既有研究区域制造业总体特征的，如王络林和魏后凯（2001）、金碚（2002）等；也有按照都市圈、“东—中—西”或行政区域划方法对其中某个区域的制造业进行研究的。作为中国制造业大省和强省，同时也是我国东部和长三角都市圈内的核心区域之一，江苏制造业一直是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竞争、促进区域均衡、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核心与主体。虽然江、浙、沪三地制造业同构现象明显，但也各具特色和差异化竞争优势（刘志彪等，2005）。因此，许多学者也从不同视角对于江苏制造业发展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与研究。李群等（2001）指出，近年来江苏制造业发展迅速，并与其产出增长较为协调，制造业正日益成为推动江苏社会经济发展的引擎。在肯定制造业对本地区社会发展贡献的同时，有学者也对江苏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与发展提出了隐忧，胡国良（2003）通过对世界制造业产业转移的趋势分析，进而指出：江苏制造业在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发展瓶颈不断显现的情况下需要重新定位来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因此，如何实现江苏制造业的升级与再定位，是当前，尤其是国际后金融危机时期江苏制造业进一步发展所亟待解决的问题。李廉水等（2006）指出，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制造业产业加速转移的机遇与挑战，江苏制造业必须走新型制造业发展道路，重视制造业经济创造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和环境资源保护能力三个方面水平的全面提升。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研究区域制造业的文献较多，但是从经济、科技、环境资源保护三个维度对江苏制造业发展进行全面评价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尤其是落实到区域内部的细化研究还相对缺乏，即使提到也是一笔带过（陈健等，2009），因此，基于新型制造业视角，对江苏区域内制造业的细化研究不仅是江苏建设区域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客观需求，也是提升江苏乃至长三角制造业发展视野、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
二、分析框架与评价指标
所谓“新型制造业”，就是依靠科技创新、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增加就业、提高经济效益、提升竞争能力，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制造业。与传统的制造业相比，新型制造业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在生产方式上，由单一产品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转变为可根据社会需求小批量、多品种生产，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在增长方式上，更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提高经济效益、使产业和产品的科技含量更高，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在发展观上，着眼于未来，更注重信息化程度、无形资产的比重、技术创新的能力，更重视节约型、集约化和可持续发展。
基于新型制造业理念，我们从经济创造能力、科技创新能力、环境资源保护能力三个维度构建江苏区域新型制造业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经济指标反映制造业对国民经济当前的贡献，通过科技指标反映制造业的创新发展能力，通过环境资源指标反映制造业发展中的环境承载能力与可持续发展水平。基于评价的连续性与数据的可得性，根据专家打分和相关性分析，最终确定包含26个单指标的江苏区域制造业新型化评价指标体系。具体如下：经济创造能力评价包括9个指标，A1制造业总产值，A2制造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A3制造业增加值，A4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A5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比重，A6资产贡献率，A7制造业市场占有率，A8制造业劳动生产率，A9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科技创新能力评价包括9个指标：B1制造业R&D投入强度，B2R&D经费占销售收入比例，B3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B4R&D人员占科技活动人员比重，B5每十万人专利申请数，B6每十万人专利授权数，B7发明专利占专利授权数比重，B8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B9科技创新贡献率。环境资源保护能力评价包括8个指标：C1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C2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C3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C4工业烟尘去除量，C5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C6“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C7单位增加值能耗，C8资源综合利用指数。
三、江苏区域制造业新型化评价
目前，国内外公开发表的系统评价方法已有数十种之多，例如综合指数法、主成分分析法、TOPSIS法、功效系数法、熵值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免疫算法评价、神经网络评价、灰色系统分析方法等。在众多的系统评价方法中，有的方法尽管在理论上似乎很理想，但是实际运用时却因过于复杂而难以实现，所以不宜采用；有的虽然计算简单，但是各指标权重的确定受主观因素影响过大，如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其指标权重都是通过专家打分决定，不但主观性大，而且不能解决各指标间的信息重复问题，难以保证评价结果的偏差在许可得范围内，故而也不能采用；有的方法虽然计算简单并通过人工智能的方法进行复权评价，但是无法直观反映各个子系统对于评价结果的效度和影响，如免疫算法评价、神经网络评价等。本文选择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江苏13个城市进行制造业新型化的单维评价和综合评价。主成份分析法的优点在于在保证数据信息丢失最少的原则下，对高维变量空间进行降维处理，即用少数几个综合变量代替原先较多的指标，只要严格按照一定的精度求出主超平面和相应的各个主分量，即可在简化了的数据表中比较样本的状况。
我们以2008年相关统计年鉴数据为基础，对江苏全部13个地级市制造业经济创造能力、科技创新能力、环境资源保护能力进行分类评价，最后对江苏13个城市制造业新型化进行综合评价。
1.经济创造能力评价。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5.0对江苏省各地级市制造业经济创造能力相关数据进行分析，KMO值为0.66，大于0.5，因子分析结果可以接受。并且，处理结果的置信度达到100％，前三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5.81％。
根据各指标与载荷因子相关系数，发现第一主成分中A9，第二主成分中A3、A5、A7，第三主成分中A2、A4的系数均大于同列中其他指标的系数，表明第一主成分反映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第二主成分反映制造业增加值、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比重和制造业市场占有率；第三主成分反映制造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和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将指标的标准化数值代入主成分表达式计算主因子得分，并将得分按照各自的方差贡献比例赋权加总，得到江苏省各地区制造业在经济创造能力的综合得分，得分由高到低排序如下：苏州、无锡、南京、常州、南通、镇江、盐城、淮安、扬州、宿迁、连云港、泰州、徐州。
2.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科技创新能力主要考察区域制造业在经济、资源约束下，以科技支撑、引领发展，提高产业效率，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的能力。
用SPSS软件对13个样本城市的2008年制造业科技创新相关数据进行分析，KMO值为0.596，大于0.5，因子分析结果可以接受。通过统计，处理结果的置信度达到100％，前三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90.26％。由主成分与指标的相关系数可以发现：第一主成分中B3、B5、B6、B8、B9系数较高，表明科技活动人员占从业人员比重、每十万人专利申请数、每十万人专利授权数、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科技创新贡献率等指标对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较大；第二主成分中B2、B4系数较高，表明R&D经费占销售收入比例、R&D人员占科技活动人员比重对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较大；第三主成分中B7系数较高，表示发明专利占专利授权数比重对科技创新能力的影响较大。
将指标的标准化数值代入主成分表达式计算主因子得分，并将得分按照各自的方差贡献比例加权加总，得到各地区制造业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的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序如下：苏州、南京、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连云港、徐州、淮安、盐城、宿迁。
3.环境资源保护能力评价。用SPSS软件对13个样本城市2008年制造业环境资源保护能力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处理，KMO值为0.630，大于0.5，表明因子分析结果可以接受。结果显示，置信度达到100％，前三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5.64％。由主成分与指标的相关系数可以发现：第一主成分中C1、C3、C4、C6的系数较大，分别反映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工业二氧化硫去除量、工业烟尘去除量、“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对环境资源保护能力的影响；第二主成分中C2、C8系数较高，反映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资源综合利用对资源保护能力的影响；第三主成分中C7的系数较高，反映单位增加值能耗强度对资源保护能力的影响。
将指标的标准化数值代入主成分表达式计算主因子得分，并将得分按照各自的方差贡献比例加权加总，得到各地区制造业在科技创新能力方面的综合得分，由高到低排序如下：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扬州、泰州、南京、徐州、淮安、盐城、宿迁、连云港、镇江。
4.江苏区域制造业新型化综合评价。单纯从经济、科技或环境资源某一方面来评价区域制造业新型化程度是局限和不客观的。对新型制造业的评价应该包括经济创造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和环境资源保护能力在内的综合评价。因此，综合26个评价指标进行主成分处理，结果显示，前5个主成分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8.80%，各指标的权重比较均衡，置信度检验为100%，将26个指标的标准化数值代入主成分表达式计算主因子得分，并将得分按照各自的方差贡献比例赋权加总，获得江苏区域制造业新型化综合评价结果，制造业新型化程度由高到低排序如下：苏州、无锡、南京、常州、南通、徐州、扬州、淮安、镇江、泰州、盐城、连云港、宿迁。
四、结论与启示
第一，江苏“制造业—都市圈”互动发展效应明显。从排名上看，苏州、无锡、常州位列江苏制造业发展的第一方阵。横向上看，上述城市以苏州为中心，形成了苏锡常都市圈；纵向上看，则又以南京为核心，形成沿沪宁线都市圈。实践表明，都市圈与制造业是一种共生共荣、互动发展的关系。制造业的发展，是都市圈经济竞争力的基础、扩大了都市圈内部的就业渠道、促进了都市圈内部的融合发展；而都市圈的发展，则促进了制造业产业链的延伸，加强了区域内部城市间制造业的联系，给区域内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充足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强烈的辐射带动作用。
第二，江苏区域制造业发展不平衡。苏南的制造业发展水平较高，江苏制造业新型化排名前五个城市苏州、无锡、南京、常州、南通，有4个是苏南城市，只有南通一个是苏中的城市，苏北则没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苏南城市中，镇江的制造业新型化排名为第9位，排名教靠后。实际上，在13个城市中，镇江的经济创造能力处于中等水平、科技创新能力较强，但是其环境资源保护能力处于最后一位。也就是说，是因为镇江的环境资源保护能力较差使得总体排名靠后。因此，在关注江苏区域制造业发展不平衡的同时，我们尤其应当关注制造业环境资源保护能力领域发展的不平衡。
融入全国乃至全球科技创新洪流，培育世界一流创新型企业。
当下的全球竞争中，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成为驱动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进步的强大引擎。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
军工科技的水平，最能反映一国的科技力量和水平。它既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代表，又是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动力，还是催生新一代高技术战略产业的摇篮，而且具有产业关联度高的特点，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方面均具有鲜明特点。
按照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总体要求，发挥国防科技创新重要作用，须加快建立健全军民融合的创新体系，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科技深度融合发展新格局。为此，《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高红卫，探讨中国军工企业的科技创新之路。
抓住科技创新不放松
《财经国家周刊》：在最近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你作为国企唯一代表作了交流发言，航天科工是如何把握科技创新，实现军民融合发展的？
高红卫：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以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努力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围绕“大安全、大防务”领域以及军民融合战略性高技术领域的核心关键技术，开展系统性创新。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加快“五个新一代”、“四个基础性支撑技术领域”的技术攻关及应用。把握智能经济时代特点，以“产品成本不变，性能提升50%以上；或产品性能不变，成本降低50%以上；或导致产业重构的原始技术创新；或导致产业颠覆的跨界技术创新”作为新一代技术的定义标准，发展新一代武器装备技术、新一代航天发射与应用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应用、新一代装备制造技术及应用、新一代材料与工艺技术及应用。确定微系统、信息安全、智能制造、智慧产业“四个基础性支撑技术领域”，重点突破其核心关键，支撑“五个新一代”产业发展。对社会上可获取的一般技术，则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依靠创新，航天科工在商业航天发射与应用技术、自主可控信息系统技术与集团化运用、强激光与信息激光、太赫兹、量子器件与应用、增材制造、社会安全体系等一批战略前沿与应用基础技术领域取得重大进展。
《财经国家周刊》：企业生命力在于科技创新。管理也是要靠创新改变，靠科技提升。航天科工在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方面有哪些经验？
高红卫：航天科工一直重视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为培育世界一流创新型企业积累经验。
我们运用航天系统工程思想，建立了以决策层、管理层、技术实现层为核心的科技创新管理架构，完善有利于推动创新举措落实的规章制度体系。
2011-2015年集团研发经费占营业收入的平均比例为11.5%，重点支持前沿技术独立创新、跨研究院的联合创新，以及自由组合的“双创”团队创新。特别设立自主创新基金，支持各类有独到之处的技术创新概念先导性研究。注重采取新措施，进一步拓宽员工成长通道，挖掘各类人才潜能，激发创新活力。目前，集团45岁以下重点项目总指挥、总设计师、总研究师占比超过30%，建立了13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承担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任务，支持若干个领域的重大科技创新项目攻关与研发。
抢占创新高点
《财经国家周刊》：科技创新需要有良好的体制环境，有能够潜心研究的科研人员，还需要有必要的经费投入。请谈谈这方面工作的进展。
高红卫：航天科工一直强化商业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通过小环境建设提升科技创新成功率和促进产业升级的实效。
航天科工创新体系建设的总原则是技术、商业模式和管理同步创新（简称为“三创新”）。在承担国家重大科技工程、武器装备重点型号任务以及涉及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实施14个“三创新项目”，并按照“特殊问题特殊处理”原则，设立17个“三创新特区”，通过实施骨干人员持股、高端人才特殊薪酬、投资审批权限适度下放等政策措施，推动相关产业创新发展。
目前，在智能机器人、企业征信平台、激光技术、新材料等领域已投资近百亿元成立若干创新创业型公司，有力地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创新发展。目前，获得有效专利近1.4万项，其中有效发明专利6600多项，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4项。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整合国防军工资源，推动军工创新链与区域经济产业链相结合？
高红卫：航天科工集团主动融入全国乃至全球的科技创新洪流，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以航天科工研发、设计、制造、试验、检测和产业链配套优势资源为依托，以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能力协同、开放合作、互利共赢为原则，创建我国首个工业互联网平台（航天云网），向全社会开放部分科研、试验、制造资源与知识产权资源，并对接国际智能制造及科技服务业。
目前，入驻航天云网的企业超过13万户，涉及制造业的各个门类，汇聚社会“双创”项目近1000项，有力提升了我国制造业服务水平。同时，注重开展群众性科技创新活动，全集团现有近2000个各类“双创”团队，其中前沿基础探索团队100余个，武器装备研制生产技术应用创新型团队1600余个，军民融合创新创业团队300余个，形成了良好的创新氛围。
迎接“互联网+”新挑战
《财经国家周刊》：在你看来，制造业应该如何与互联网更好结合？
高红卫：制造业与互联网结合既是时代的呼唤，更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以德国工业4.0为标志，世界上各主要工业化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运动如火如荼，不仅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甚至一些传统制造领域在普及互联网技术应用的基础上也出现回流现象，表明新一轮制造业地图重绘的过程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悄然启动。
在一个越来越网络化、智能化的工业世界里，互联网和物联网技术将渗透到制造业的所有关键领域与环节，泛在的深度协同制造、威力无比的资源共享、高度自适应的物流、体贴入微的生产、直通用户体验的市场营销，以及方便快捷低成本的交易环境，将淘汰工业经济时代自然成长繁衍的制造类企业。互联网技术首先改造了消费领域，目前已经开始改造制造领域，议论已久的互联网经济时代真的已经到来。
《财经国家周刊》：互联网经济大潮正在猛烈地冲击着传统制造业。传统制造业变革的方向在哪里？
高红卫： 当前，面临着互联网时代全球经济再分工、全球产业地图再分布、全球生产要素流动再平衡、全球环境承载力强约束的巨大考验。因为，合理利用互联网技术可显著增强传统企业技术优势、成本优势、人才优势以及资金优势、市场优势，而忽视它的存在，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传统制造业变革的方向在哪里？宏观地讲，企业的转型以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为引领，企业的创新向互联化、智能化靠拢，企业的发展理念向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能力协同、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看齐，企业的运行模式向制造与服务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创新与创业相结合转变等。
微观而言，每个企业的情况不同，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量身定制企业转型、产业升级的发展战略和思路。
营造“双创”环境
《财经国家周刊》：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离不开创新、创业。航天科工在这方面有哪些进展？
高红卫： 发挥资本优势支持“双创”活动开展。
一是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双创”项目发展。航天科工所属专业机构发起设立若干专项基金，支持具有较高商业价值或产业化前景的“双创”项目。在专有云平台方面，首期出资1亿元设立准公益性的专有云“双创”基金，支持内部“双创”项目；在航天云网平台方面，依托航天科工军民融合创投基金等，支持社会化“双创”项目发展。
二是建立“双创”项目与航天科工产业融合发展通道。在专有云平台方面，支持对符合航天科工产业发展需求的“双创”项目进行投资，“双创”团队所在单位具有优先控股权；在航天云网平台方面，加大对符合航天科工产业发展需求的“双创”项目公司的收并购和融合力度，为航天科工产业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三是为“双创”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在专有云平台方面，由所属企业创司提供财务、投融资等服务；在航天云网平台方面，依托所属企业的线下辅导中心提供一揽子服务，确保创新团队集中精力创新创业。
《财经国家周刊》：“双创”工作的有效推进，“双创”目标的最终实现，离不开长效机制的保障。请谈谈这方面的实践经验。
高红卫：建立“双创”运行长效机制，以专有云众创空间为平台，初步形成“小团队、大联合”的创新创业模式，并通过建设专有云众创空间运行机制，实现创客团队线上线下协作、跨院多地联合创新。
一是建立“三期三池”专有云众创空间运行机制。“三期”是指航天创客“双创”中的创意种子培育期、创新产品孵化期和创业产业加速期三个时期，“三池”是指创新创业形成的创意池、种子池和产品池。此外，建立“双创”项目团队成员人事管理机制，鼓励其采取在岗创业、两年内离岗创业方式开展“双创”，保留原单位人事关系，并将其创新创业贡献度作为干部选拔任用、职称评定、公司经营团队选聘的重要条件之一。
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和贡献。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十八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经济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强盛、市场繁荣和经济发展。打造强大的制造业，是我国提升综合国力、建设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制造业快速发展，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成为世界制造业最大的国家。我国有20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和出口量位居世界第一，有几十种产品的出口占到全世界出口总量的70%以上。有经济学家感叹，如果离开了中国制造，国际商品市场的工业品价格可能翻一番。未来，制造业仍将是我国最具竞争力和最具国际化的产业，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
二、国际制造业发展新趋势。虽然，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服务业可能逐渐替代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但从整体上看，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工业强国，主要发达国家从来没有放弃制造业。比如，美国虽然淘汰了一些传统制造业，但资源却不断向新的制造业聚集，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日本虽然将生产制造环节大规模转移到国外，但其核心部件生产和新产品开发企业仍然保留在国内。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更是将争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美国制定了《美国创新战略》，提出再工业化、振兴制造业和出口倍增计划。欧盟了《欧盟：2020战略》，提出实现就业、研发、气候变化、教育和减贫五大目标。韩国推出了《创造型经济战略》，提出从追赶型经济增长向领先型经济增长转变。
三、中国制造面临新挑战。从国际环境看：全球产业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推进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规则调整。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谋划布局，踊跃参与全球产业再分工，准备承接产业及资本转移。未来我国制造业可能面临主要发达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双向挤压”。从国内环境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资源和环境约束不断强化，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不断上升，主要依靠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难以为继。同时，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制造业仍然存在“大而不强”等问题，在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水平等方面仍然存在明显差距。
四、用金融支持中国制造。用金融改革支持中国制造。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拓宽制造业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一是积极发挥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和商业金融的优势，加大对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行业和企业支持力度。二是加快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可兑换，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用金融创新支持中国制造。发挥金融创新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促进科技与金融深层结合，用金融创新推动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是壮大创业投资规模，支持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企业发展。二是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强化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支持。三是支持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企业在境内外上市融资、发行各类债务融资工具。四是发展绿色金融，通过正向激励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和企业参与绿色金融与绿色产业发展;通过限制性金融政策，严格控制高污染、高耗能行业资金投入。用金融开放支持中国制造。打破以产品输出为主的传统贸易模式，建立产品、技术和资本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在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基础上，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确立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的主体地位;推动人民币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
[关键词] 浙江；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
[中图分类号] F4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06-0140-03
[作者简介] 叶志斌，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浙江 杭州 310004)
浙江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企业中，超过2/3的企业为汽车和摩托车制造企业，这些企业主要分布在台州、温州、宁波和萧山等地。其中，台州玉环和温州瑞安两地已分别形成产业规模、优势突出、专业分工配套完善的大型产业集群，并分别被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和中国机械工业协会授予“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基地”和“中国汽摩配之都”，涌现出了吉利集团、钱江摩托、瑞立集团等大型龙头企业，有力带动了当地上下游关联企业的发展。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发展，浙江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已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具备了相当的基础，但整体上与国际水平甚至国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着不小的差距，特别是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依据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对此作初步的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浙江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现状及问题
1. 新产品开发不足
从规模以上企业新产品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这一反映企业新产品开况的指标看，浙江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这一比重只有17.10%，特别是其中的汽车制造、自行车制造这一比重分别仅为15.04和14.13%(见表1)，这表明浙江汽车和自行车制造业的新产品开发力度相对不足。
2.企业盈利能力较弱
从表2明显可以看出，浙江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盈利能力较弱，全行业单位销售产值利润率仅有5.89%，铁路运输设备制造和汽车制造的单位销售产值利润率稍高，分别为7.61%和6.84%，而摩托车制造和自行车制造等的单位销售利润率还不到5%，航空航天器制造则为亏损。造成这种局面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产业内竞争过度。浙江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企业多数为民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家通常“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竞争意识强而合作精神则较弱，行业内大多数企业规模有限，强强合并非常困难，竞争异常激烈。产业内的过度竞争致使市场秩序混乱，多数企业利润很低甚至亏损。
3.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首先，企业科技活动人员特别是其中的高中级科技人员极度匮乏。表3的数据表明，浙江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的科技活动人员特别是其中的高中级科技人员极其匮乏。从规模以上企业总体看，2075家企业总共拥有的科技活动人员数为9891人，平均每家企业只有4.77人，其中高中级科技人员仅有1.40人。从汽车制造业看，1323家规模以上企业总共拥有科技活动人员7214人，平均每家企业只有5.45人，其中高中级科技人员仅有1.63人。科技人员特别是其中的高中级科技人员的匮乏限制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已成为当前制约浙江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产品换代和产业升级的一个重大瓶颈。
其次，技术改造和科技活动经费投入严重不足。R&D经费投入规模是反映企业创新活动的一个重要指标，其投入规模不仅对一国或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有直接影响，而且也反映了一国或地区技术创新的实力。从国际经验看，R&D经费投入占销售收入1%以下的企业是难以维持生存的，占销售收入2%的企业可以勉强维持，占销售收入5-10%的企业才能有竞争力(常建坤，2006)。2004年末，浙江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研发经费投入达5.11亿元，占当年销售产值的比重仅为0.57%(见表4)，这是一个比较低的数值。R&D经费投入过低的状况严重制约了浙江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和健康发展，因此通过多渠道大幅增加交通运输设备运输业的研发投入刻不容缓。
表5则从另一角度反映了浙江交通运输制造业技术改造和科技活动经费投入不足问题。浙江规模以上交通运输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改造经费支出、科技活动经费支出、R&D项目支出、新产品开发项目支出分别为19.04亿元、11.75亿元、5.11亿元和7.54亿元，每个企业平均只有91.77万元、56.63万元、24.63万元和36.32万元。对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这种需要高强度技术创新投入的行业来说，这样的投入水平是远远不够的。科技人员极其匮乏，再加上技术改造和科技活动经费投入严重不足，致使浙江交通运输制造业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创新不足，同时也严重影响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二、提升浙江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
1.充分发挥中小企业的创新优势
要发挥中小企业的创新优势，主要不是帮助它们如何“长大”，而是帮其如何与其他企业建立联系，加大扶持力度，支持其融入整个创新分工体系。为此，要完善包括科技成果评估认定机构、技术交易经纪机构、风险投资管理顾问机构、监督和信息披露机构等在内的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中介服务体系，大力提高中小企业信息化程度；要制定和执行有利于中小企业持续创新的税收政策，可考虑制定根据中小企业技术含量决定其税收优惠的政策；可考虑制定对到中小企业工作的科技人员实行补贴的政策。
2.积极探索合作创新机制
要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和运行机制，加强大中型企业技术中心建设；要有重点地建立面向企业的公共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开发中心或科技创新中心等技术研发和服务平台，引导企业走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道路，通过购买专利、委托开发、合作开发、合作兴建技术开发机构或联合创办科技型实体等多种途径形成稳定有效的技术支撑；要通过有计划地制定一些有一定规模的行业合作创新计划，组织行业内不同规模类型的企业进行联合攻关，引导企业间的合作创新；要通过加强对集群式创新典型案例的宣传，增强行业内企业的合作意识，培育区域集群式创新文化，通过塑造有利于创新的区域文化，促使行业内企业建立员工学习机制；要建立开放性的技术创新机制，企业要走出去、引进来，与国内外科研机构联手协作；要通畅科技成果转化渠道，着力增强科技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提高企业配置科技资源效率和科技转化动力强度，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步伐。在此过程中，政府必须为企业技术创新营造更好的制度环境和法律保障，通过对企业集体行为的规范和合作报酬机制的设定来平衡企业间的利益，以达到合作中的互惠互利。
3.建立科技创新多元化投入机制
要明确企业的科技创新主导地位，鼓励企业增加自主创新投入，形成持续稳定增长的科技投入机制；要引导社会资金投入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缓解R&D活动资金压力，改善科研条件；要形成稳定的财政科技投入增长机制，以重点项目带动整体技术改造；要积极开展对外技术合作，利用外方技术注入带动企业的技术升级。
4.建立多渠道、多种办法培养、引进和利用人才的机制
要采取多种办法培养和引进专门人才，同时鼓励专门人才到生产和科研第一线工作；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培养产业发展所需人才，实施高技能人才培养工程，加快培养适用的高级技术工人；要鼓励企业建立和完善人才培养与激励机制，挖掘现有人才的潜力，充分发挥现有人才的作用，积极开展定向和岗位培训及适用技术培训，使企业工人从单一技能型向技能和智能复合型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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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的传统动力减弱，必须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改造传统引擎，打造新引擎。“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们必须全面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实现技术创新与体制创新共舞，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相互激荡，掀起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改革的新。
以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桥头堡，打造全面创新创业高地
目前，北京、上海、湖北、湖南、深圳等地纷纷提出以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为制高点，建立具有创新示范和带动作用的区域性创新平台。其中，上海市的定位是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则瞄准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点是以创新链为纽带融合人力资本、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等高端要素，瞄准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加大对高端人才、机构、成果、平台、资金的引进吸纳力度，加速高端优质资源集聚融合，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和现代产业体系。
建立市场导向的创新型体制机制。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必须清除各种障碍，让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创新人才充分活跃起来，形成推进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核心是解决体制机制问题，突破创新链阻断上下游之间的要素流动瓶颈，打造完备的政府服务体系。要着力推进政府管理创新，针对企业创新投资难、群众创业难、科技成果转化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加大涉及投资、创新创业、生产经营、高技术服务等领域的行政审批和清理力度。在放宽“互联网+”等新兴行业市场准入管制，促进产业跨界融合发展的同时，大力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促进技术类无形资产交易，探索知识产权资本化交易，制定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完善金融支持体系、鼓励各类主体创新、激励创新创业人才等一批配套政策文件，打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
加快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点是推进政府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消除政府条块分割，分钱分物的管理体制弊端。必须明确主战场在哪里，着力点和关键是什么，基本方式方法有哪些，创新文化和创新环境从何而来。必须认识到，创新不是管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企业和一切创新主体的感受、各类创新人才能否真正集聚，这是一个地区和城市是否拥有好的创新文化和创新环境的根本评价标准。
建设创新创业人才高地。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既要关注和服务好关键少数人才，也要关注大量草根创业创新人才，使蕴藏在草根之中的未来“大家”不断涌现，真正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氛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人才政策，建立更加灵活的人才管理制度，大力培养和引进一批科技型领军人才、高端技术人才和高层次创业人才，加快形成高质量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改革人才计划选拔机制，健全人才评价体系，加大创新创业人才激励力度。
大力扶持众创空间发展。探索促进万众创新的孵化机制，加快各类创新载体建设，大力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等构建众创空间，支持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建设、运营众创空间等新型孵化载体，重视和培育发展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加强创新服务体系建设，为创业者搭建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创新平台。围绕重点产业技术创新链，集聚域内外优势科技创新资源，开展关键共性技术、前瞻性技术和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由政府引导，企业、院校、科研机构联合组建公共创新服务平台。
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加快从“制造”向“智造”转型升级
制造业是创新驱动的主战场，是保持国家和地区竞争实力和创新活力的重要源泉。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刚刚的《中国制造2025》始终贯穿一个主题，就是加快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一场新的“中国智造”和发展契机已经到来。
加快实施智能制造发展战略，抢占“智造”制高点。马桶盖、电饭煲……中国游客海外抢购潮，让中国制造业一次次处在尴尬境地。中国制造业目前还处于“工业2.0”和“工业3.0”并行发展的阶段，无论是研发投入还是技术水平，无论是产品质量还是品牌形象，都存在不小的差距，大部分地区和行业仍处于以初级或局部应用为主的阶段，必须走“工业2.0”补课、“工业3.0”普及、“工业4.0”示范的“并联式”发展道路。应将智能制造发展纳入“十三五”规划，明确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布局。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推进行业生产设备的智能化改造，促进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新技术在企业研发、制造、管理、服务等全流程和全产业链的综合集成应用，提高精准制造、敏捷制造能力，让老树开出新花。同时，加快发展智能制造，推动智能核心装置的深度应用和产业化，构建自主可控、开放有序、富有竞争力的智能制造生态系统，打造数字化车间、智能化工厂，提升制造装备和产品智能化水平，让新芽长成大树，做大做强高端产业。
推进“互联网+制造业”行动。打造智能制造工程。借鉴美国“创新+基础设施+网络安全管理+人才开发”的工业互联网推进战略思路，在技术研发、应用集成、服务等方面选取有优势、有需求、有潜力的重点发展领域，大力发展信息化与工业化紧密结合的机器人、可穿戴设备和智能装备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未来产业，形成与国内其他重点地区领先发展、优势互补的产业格局，打造智能产业集群，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智能企业，培养一批知识复合型、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军人才，建立地方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和信息安全保障系统，搭建智能制造网络系统平台。
以大数据为创新资源，从“互联网+”到“大数据x”
数据是基础性资源，也是重要的生产力，大数据已经成为新时代最具价值的宝藏之一。某种程度上说，谁拥有了大数据谁就拥有了未来。未来，我们应加快培育发展数据经济，促进传统产业创新升级，不断加快数据集聚、数据融通、数据应用，助推创新驱动发展。
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面向电子商务、工业制造、交通物流、商贸零售、金融、电信、能源、传媒等数据量大的行业领域，大力开展数据开发和交易，推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鼓励企业将数据资源产品化、商业化。积极支持数据分析能力强和数据资源丰富的企业，探索“大数据工厂”、“大数据超市”、“数据试验工场”等新模式、新业态，充分挖掘大数据的商业价值，将大数据打造成经济提质增效的新引擎。应运用大数据提升政府服务能力，管好公共权力、公共资金、公共资源、公职人员，逐步建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服务的管理机制，推进管理型政府向透明、高效、廉洁的服务型、责任型政府转变。
关键词 制造业转型升级 财税激励
一、中国制造业现状分析
在我国，制造业一直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不仅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上的支撑，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国的失业率，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发展迅猛，小到儿童玩具等日常生活用品，大到高速铁路、航天飞船等高端装备，我国都具有了相当完备的独立生产技术。随着中国制造业不断嵌入全球产业链，Made in China的标志几乎随处可见，中国也因此被称为“世界工厂”。
然而，中国制造业庞大规模的背后，存在着技术工艺滞后、产品质量低劣等严重问题，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国制造”甚至成为了劣质品的标志。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深陷低端，在多个方面都缺乏国际竞争力。
一直以来我国制造业的产业模式主要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而技术密集型产业少之又少。这种要素驱动的发展模式是我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产业链的敲门砖，却也使得整个制造业始终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缺乏关键核心技术，大部分关键部件和高端设备也依赖进口，使得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总体步调都一定程度的受制于他人。
并且，我国制造业曾经最大的要素优势，也在逐渐消失。在劳动力成本上，一方面，早在2012年1月国家统计局的《2011年我国人口总量及结构变化情况》中就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已开始下降。另一方面，柬埔寨、越南等一些周边新兴经济体也在和我们争夺着优势领域。其中在拥有丰富的年轻劳动力的柬埔寨，工人的工资只有中国工人的四分之一。在资源成本上，低端制造带来的环境污染代价沉重，不是长久之计。
近年来，发达国家纷纷制定了一系列创新战略，加倍重视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发展，抢占全球价值链的制高点，新一轮工业革命一触即发，这对我国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和挑战。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也明确提出来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致力于推动我国制造业由过去的重规模扩张向重质量效益转型、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型、由规模化生产向个性化定制转型。
二、财税政策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必要性分析
各国制造业转型战略都有一个共同的主导思想：注重创新能力的建设和核心技术的升级。在新一轮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进程中，除了通过市场机制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外，政府有效的财税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调控手段。在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核心技术匮乏的大背景下，财税政策的支持对整个制造业的发展更是意义非凡。
从外部性的角度分析，制造业企业进行核心技术的研发和创新存在着非常大的正外部性，也就是技术溢出效应。企业的创新成果往往很难完全独享，却无法向产业中其他受益者索取报酬，使得进行技术研发的企业所获得的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收益，出现市场失灵。运用恰当的财政税收政策对制造业转型中的经济主体给予一定的补贴和支持，可以有效地缓解这种市场失灵，补偿技术外溢的损失，并且能激发企业投资研发的积极性。
从不确定性的角度分析，就制造业的研发、生产、使用的过程来看，企业进行创新升级的不确定性主要在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制造业中任何一门核心技术从研究开发到成果转化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人力、物力，整个过程又环环相扣，成功率渺茫，却不能保证到时候市场上不会出现同类的产品，也不确定消费者的需求是否已发生变化。据统计，世界上产生收益的创新项目占比不到10%。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高风险性使得许多中小企业望而却步，整个制造业的革新需要财税激励政策作为强心剂。
从产业发展的阶段特征分析，目前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还处在起步阶段，技术人才的储备、产业模式的定位、资金链的支持等各个方面都处于不稳定和脆弱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合理运用财税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加以积极的引导和扶持，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我国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直以来，我国政府都非常重视运用财税政策来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支持产业的发展与进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财税政策来促进科技创新发展。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紧要关头，整个转型过程涉及不同层次、不同发展阶段的主体，这对我国财税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现行的支持制造业转型的财税政策还存在着几个方面的问题，制约着转型的进程。
（一）财政资金投入强度不足，支出结构不科学
对照图1、表1我们不难发现，近年来我国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但相较于美、日、德、法等发达国家，我国科技投入强度仍显不足。现阶段随着制造业的转型，产业发展对科技创新的要求越来越高，我国财政科技支出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一方面由于早年间部分地方政府对市场缺乏科学的预估，财政上大力扶持光伏、电解铝等产业，而忽视了对加工制造业、创新产业的支持，导致整个制造业发展参差不齐，转型升级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我国每年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10%，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其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在成果转化阶段缺乏资金的支持。
表1 2010～2012年全球主要国家R&D投入占GDP百分比
国家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美国 2.83% 2.70% 2.68%
中国 1.48% 1.55% 1.60%
日本 3.44% 3.47% 3.48%
德国 - 2.85% 2.87%
法国 2.21% 2.21% 2.24%
（资料来源：2006～2012《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家数据网。）
（二）税收优惠政策覆盖面窄，激励效果不足
一方面，就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而言，我国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以事后优惠为主，例如所得税中，根据转型企业的经营状况来确定所得税减免力度。这样的形式将优惠的范围限制在了转型过程中取得收益的制造业企业上，而那些投资规模大、转型周期长、正处在技术研发阶段的企业却只能“望惠兴叹”。另一方面，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有诸多不合理的限制，不适用于当前制造业中转型企业的特点。 例如增值税减免时，实行凭发票抵扣制度，而许多技术创新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人力资本和无形资产的投入比较大，却无法获得优惠。个人所得税的减免也仅限于在编正式职工获得的“特定奖金”和“特殊津贴”，个人投资科研事业却无法享受优惠。在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不合理的限制使得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作用大打折扣，抑制了制造业企业转型的积极性。
（三）法规环境不完善，政策实施低效
一方面，我国的财税优惠政策多以“决定、通知、函”的形式出台，缺乏系统的法律法规体系，指导性和稳定性都不足。另一方面，我国财税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权力寻租、资金下拨滞后等问题，各级管理部门执行力不强，监管不力，严重影响了财税政策的效力。
四、发达国家促进制造业发展财税政策的借鉴与启示
（一）注重政府的科技投入，并通^多种渠道保障其稳定增长
发达国家相当重视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投资，如美国、日本、法国等发达国家长期保持着2%以上的R&D强度，并且还保持着高于GDP增速的政府科技投入增速。发达国家积极采取多种措施保障着政府投入，如财政补贴、贴息贷款、设立专项基金等，用较少的财政资金带动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到对科技创新的投资中来。此外。美、法等国还充分利用财政专项资金设立企业、大学、政府之间的科研机构，鼓励产学研相结合，推动新兴科技的创新发展。
（二）政府采购政策引导市场需求，扶持转型企业发展
发达国家在制造业发展过程中不但重视供给侧的创新发展，还注重需求侧的同步升级和市场的培养。政府采购具有很强的市场导向作用，是整个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指挥棒”，发达国家通过要求政府部门优先购买本国创新企业的产品，一方面为制造业转型企业提供了有力的市场支撑，降低企业创新风险。另一方面也引导市场需求的创新升级，刺激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三）税收优惠政策普惠性强，注重立法保障
一方面，大多优惠政策没有行业或技术领域的限制，只要是符合基本条件的技术创新活动都可以享受优惠；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事前鼓励和事后优惠都十分注重，既重视科研成果的生产力转化，也重视核心技术的研发。目前许多发达国家采取投资抵免的优惠手段，允许企业将投入科研活动的一部分资本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注重对创新企业的事前鼓励。另外，许多发达国家的税收政策立法层次较高，例如英国政府制定《税收意义上的研发含义指南》《资本补贴法案》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建立政策效果评估机制，保障税收优惠政策的高效实施。
五、完善支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财税政策建议
未来几年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由强变大的关键时期，是中国制造水平实现“弯道超越”的重要阶段。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消失殆尽的成本优势、核心技术研发迟缓等等这一系列因素都使得此轮的技术革新任重而道远，需要更加系统、有力的财税政策来调控和支撑整个产业的运行和发展。针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背景，财税政策的设计应遵循制造业企业的发展阶段的特点，注重对资金来源、人才培养、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各个环节的扶持。
（一）优化政府科技投入机制，拓宽筹资渠道，扩大投入规模
为缓解创新企业资金短缺和融资难等问题，政府应逐步丰富财政支持的形式，从单一的财政拨款向财政担保、贴息贷款、直接资助等多种形式并存过渡，保证财政投入的稳定增长。地方政府还可以适当发行企业债，建立PPP模式（公共私营合作制）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资制造业创新事业。另外，设立政府专项基金，用于建设产学研官紧密合作的科研机构，加强对技术人才的培养。
（二）充分利用政府采购政策激励企业自主创新
政府采购制度不仅对市场需求具有极强的导向作用，而且直接关系到财政资金的分配问题，其调控效果更是有“四两拨千斤”之妙。所以，应重视通过政策采购来支持制造业的转型。一方面，促进政府采购制度系统化，完善政府预算机制，对本国创新技术产品实行首购政策或优先购买政策，引导创新产品市场的形成，降低创新企业的风险，提高自主创新积极性。另一方面，规范政府采购竞标、审批等相关流程，提高我国制造业产品竞争力。
（三）完善支持制造业转型的税收政策体系
首先，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应从侧重于事后优惠向事前事后并重调整，注重鼓励成果转化阶段的同时，也要重视对研发阶段的扶持和激励。可以采用税前扣除、投资抵免、先征后退、调整免征额等多种税收手段来实现对科技研发阶段的支持，提高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其次，应以本次产业转型为契机，重点调整税收优惠政策中行业、领域、区域等不合理的限制条件，让制造业体系中参与转型升级的中小企业都能享受到减费降税的优惠政策。另外，为提高优惠政策的稳定性和规范性，应该将支持制造业转型的优惠政策系统的列明，并在条件成熟时以实施条例的形式统一出台，增强其规范性，保障政策的有效实施。
（作者单位为安徽财经大学）
[作者简介：刘小丽（1995―），安徽安庆人，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周林（1981―），男，垫江县桂溪小学教师，研究方向：信息技术教育。李晓玲（1987―），女，池州市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站前区大堂经理，研究方向：金融学。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度安徽财经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财税激励政策存在必要性与建议”（项目编号：201610378127）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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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典型国家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概况及促进政策
为了全面展现工业发达国家装备制造业发展状况及先进经验，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意义两个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以及一个发展中国家――印度，对三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历程及促进政策加以系统对比，以寻求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一)美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状况及促进政策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头号经济强国，更是装备制造业大国。从上个世纪20年代起，美国以轿车工业、军事工业为代表，一度执世界装备制造业之牛耳。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受“第三次浪潮”的影响。在世界装备制造业领域的排名有所下滑，然而，从80年中期开始，美国政府采取了多项政策措施，成功重返世界装备制造业强国之位。
在促进技术创新方面，美国政府强调发展制造技术，将制造业的科技创新作为国家关键技术创新的前六大领域之一，并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来支持科技创新。据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颁布的关于鼓励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方面的法规达20余部。美国政府主动出面组织、协调和支持产业技术的发展，成立了国家制造业科学中心和制造信息资源中心，相继出台了促进制造技术发展及推广应用的“先进制造技术计划”和“制造技术中心计划”。在人才培养方面，美国政府不仅极为重视基础教育，而且还通过“引进人才战略”吸引了大量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为国内产业的振兴提供了必要的智力保障。在鼓励出口方面，美国政府制定了各种出口计划，以提供贷款担保、出口补贴、允许制造商结成出口贸易联盟等方式，鼓励本国企业的出口。此外，美国政府还成立了由19个职能部门组成的“贸易促进与协作委员会”、“出口援助中心”及“出口倡导中心”，为企业提供便捷、及时的商务查询和融资服务，帮助企业成功占领国外市场。在财税政策方面，美国政府尽可能降低机构的研发负担，规定科研机构作为非盈利机构免征各项税收，企业研究开发费用也实行税收优惠。美国政府还制定了《购买美国产品法》。规定无除外情况时，美国政府必须购买本国的货物和服务。经过若干年的重整，美国的汽车、数控机床、工程机械等装备制造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二)日本装备制造业发展状况及促进政策
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制造业大国，也是较为成功地运用法律、政策等手段实现装备制造业振兴的国家。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制造业面临着包括装备陈旧、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企业规模小、市场狭小等诸多问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实现制造业的现代化，日本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产业振兴政策，
在财税政策方面，对机械设备和机械研究实验用设备实行“特别”折旧制度：对重要机械设备实行免税进口：对进口最新机械设备的企业给予奖励补助金，进口价格的一半由政府承担；对重要机械产品免除法人税，等等。这些政策都极为有效地促进了装备制造业的现代化。在贸易政策方面，日本虽然采取措施鼓励最新机械设备和技术的进口，但却通过“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限制普通产品的进口，并通过出口所得税扣除制度、开拓海外市场准备金等制度积极支持本国产品的出口。以此来保护并支持国内产业的健康发展。
日本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助于提升制造业竞争力的法律，如《振兴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和《特定电子工业和特定机械工业临时措施法》。这些法律规定，产业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发展规划，在资金、技术上提供支持，并在产品品种、原材料和技术等方面给予适当限制，通过加快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高装备制造业的设备质量和现代化水平。
(三)印度装备制造业发展状况及促进政策
与中国相比，印度制造业的很多发展条件和状况不尽如人意，但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信息技术方面占有优势。印度政府选择以资金和技术型制造业为先导，优先发展汽车制造业、钢铁制造业、医药化工业、电子制造业等产业，推进整体制造业的发展，走的是一条靠研发、自主技术和自有品牌发展知识型制造业的道路。利用“后发优势”，印度制造业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在崛起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一支生力军。
印度制造业的发展是从2003年开始的，特别是2004年辛格政府上台后，一直希望借鉴中国模式来发展制造业，争取使印度成为另一个“世界工厂”。为了加快制造业的发展步伐，政府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措施。2004年9月，辛格在就任4个月后宣布成立“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委员会”，专职负责“确保制造业的快速及持续发展”：同时政府加大引资力度，为制造业注入新的活力。2005年9月26日，印度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委员会首次了《印度制造业国家战略》白皮书，提出印度的目标是“与中国竞争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建议政府修改劳工法、改善基础设施以及改革进口关税体系等。目前，印度政府已采取了改善基础设施、减少政府干预、减少劳动保护、降低关税、吸引外资以及建立经济特区等政策。
印度制造业的主要动力来自外资企业的大量资金投入。2004年印度外资政策被认为是“印度制造业发展的里程碑”，主要做法是提高外国投资者的控股率，扩大FDI的投资领域，简化投资手续，允许外国机构投资者在股票和债券市场上进行组合投资，取消进口配额，等等。印度逐步取消对外国直接投资控股的最高限额，发电、输电、配电以及公路、机场、港口、民用航空等领域允许100％外国直接投资，海外企业对印度本地移动电话公司的投资所占的比率由原来的49％提高到74％。此外，印度还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把握制造业全球转移新机遇，积极承接目前的技术和资本型制造业转移。
二、国外装备制造业促进政策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一)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实力的基础
装备制造业是为国民经济各行业提供技术装备的战略性产业，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曾是装备制造业大国，由于片面强调第三产业的发展，曾一度失去其制造业国际霸主地位，在体会了装备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后，又千方百计地支持本国制造业发展。日本也是一样，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其汽车、电子等制造业的振兴。可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应重视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并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积极促进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
(二)以立法形式，推动装备制造业发展
很多国家都通过立法的形式，出台各种法律法规来支持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美国颁布了20余部用以促进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法律法规。日本在1956～1985年的30年间，相继制订和实施了4个有关机械、电子工业的振兴法，以推动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借鉴典型国家的做法，我们也应考虑通过立法形式，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
(三)努力提升产业科技水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科技水平与创新能力是决定一国装备制造业发展水平和前景的关键因素。通过回顾美、日、印制造业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科技创新才是发展之路。美国采取了以技术进步战略为主的发展方式，日本采取了“技术引进”加“自我创新”的方式，印度则依靠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我们在制定政策时也应考虑通过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工具，鼓励企业加大对科研的投入力度，促进“产学研”模式的推广应用，以全面提升产业的科技水平，尤其是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四)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提高劳动力比较优势
当今和未来的国际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美国不仅重视基础教育，持续增加对教育体系的投入和扶持力度，而且还利用“人才引进战略”成功地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人才，这些人力资本在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政府通过鼓励学习基础技术和稳定雇佣政策，为制造产业提供了大量稳定高效的基层技术人员。我国必须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拥有更多高素质的人才，我们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五)实行产业倾斜政策。提升装备制造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美、日、印政府都重视装备制造业的发展，综合采用贸易、财税、金融、人才等政策，提高本国装备制造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产业地位。我们应该强化产业和企业的扶持政策，取消对外企的特殊优惠。此外，应按国际惯例，建立在招标和采购中对本土企业的优惠待遇。提升中国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的竞争力，考虑在实现规模效应的前提下，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跨国公司。
经济新引擎释放强劲动力
2012年，北京市生产业实现增加值8890.8亿元，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9.7%。生产业已成为引领首都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力量，成为带动北京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并在发展中呈现出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合的特点。
服务外包高速发展，对外辐射能力提升。随着生产业产业链的延伸和发展，服务外包越来越成为产业链发展的重要一环。据北京市商务委员会统计，2012年北京离岸服务外包收入达35.6亿美元，增长45.4%，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其中，信息技术外包、业务流程外包和知识流程外包均保持了40%以上的增长。
深化科技合作，坐稳全国技术交易中心位置。2012年，北京科技服务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0.7%，技术合同成交总额比上年增长30.1%。其中，流向外省市的技术合同金额占到了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的25.9%。科技服务的对外辐射能力得到了提升。
产业集聚特征加强，区位特色明显。与制造业相比，高技术渗透的生产业集聚效应更加明显，所发挥的经济效应能够促进所在区域的发展。北京着力打造的各具特色的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逐步成为生产业产业集聚的重点区域。2012年，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以全市7%的土地面积，集聚了规模以上生产业33.2%的单位、42.7%的资产、42.6%的收入、40.3%的利润和50.7%的从业人员。其中，中关村科技园区作为我国经济规模最大的高技术产业基地，已成为自主创新的代名词。CBD的商务服务收入占到了全市规模以上商务服务收入的22.5%。
中央单位带动发展，单位规模稳步扩大。2012年，在全市规模以上生产业单位中，中央单位占11.7%，资产总计占规模以上生产业单位的82.6%，收入占规模以上生产业收入合计的49%，中央单位以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实力带动了生产业的快速发展。
微观新变化显现发展拐点
2012年，北京市规模以上生产业单位规模进一步扩大，资产超过百亿元的法人单位为372家，单位数比上年增加44家；营业收入超过十亿元的企业数为793家，比上年增加98家。生产业在产业规模、企业效益、吸纳就业能力等方面均呈现出稳步增强的局面。同时，在良好的发展势头下，微观领域呈现出的一些新变化、新情况也值得关注。
快递业务快速发展，成为流通领域新亮点。邮政体制改革以来，快递服务快速崛起，成为流通服务领域中重要的新兴服务业态。据北京市邮政局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全市规模以上快递企业完成业务量较上年同期增长了42.8%。其中，国内同城快递业务量增长54.3%，异地快递业务量增长37.7%。快递服务全年实现快递业务收入76.3亿元，同比增长21.9%。快递服务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关联行业发展、刺激消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民营服务业收入利润下降。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活跃市场、增加就业、维护社会稳定，在转方式稳增长的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在北京市规模以上生产业法人单位中，民营经济单位数超过四成。2012年，规模以上生产业中，民营经济单位实现收入合计5488.4亿元，比上年下降0.1%；利润总额205.6亿元，比上年下降5.3%。相较于规模以上生产业收入比上年增长了16.6%、利润比上年增长了26.4%，民营经济收入、利润的下降值得关注。
流通服务领域利润下滑明显。2012年，规模以上流通服务企业利润总额比上年下降20.1%；营业收入增速低于上年6.2个百分点。受成本、费用上升的影响，流通领域企业获利能力下降。2012年，规模以上流通领域企业营业成本同比增长15.8%，费用合计同比增长14.2%，应付职工薪酬同比增长22.1%。从成本费用利润率来看，2012年北京市规模以上流通领域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比2011年下降了1.1个百分点。
找准新支点助力提质加速
北京作为首都，大力发展生产业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目前，先天优势已经占据，后天发展也较为顺利。未来，生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广阔空间又在哪里？在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发挥总部经济优势，促进生产业发展升级。总部经济是首都经济的重要特征。2012年外资企业联合年检数据显示，北京已累计设立具有地区总部功能的外资企业达228家，其中有84家是世界500强企业。总部经济主要执行研发、营销、战略控制、资本运作等功能，在区域价值链分工中占据相对高端的地位。企业总部的集聚发展能够产生大量的金融、会计、审计、信息咨询等高端生产业需求，同时，能够带动大量服务于总部经济的人事、财务、法律、咨询、人力资源开发和企业流程设计等生产业活动快速发展，有利于形成生产业产业的集聚发展。北京应继续发挥总部经济优势，进一步提升首都金融服务、商务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水平，提升高端服务在生产业中的份额。
加强生产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经过近年来的转型升级，北京制造业已形成了以高技术为核心的层次高、附加值高、辐射力和带动力强的现代制造业主导局面。作为首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北京市高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超过了1000亿元。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均在10%以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制造业的升级发展对研发、设计等生产业提出了更高、更强劲的需求，也为生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市场。北京市应进一步促进生产业与现代制造业的结合，以技术研发机构为载体，鼓励生产业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形成与制造业生产协调发展的产业新格局，以发展生产业带动首都的制造业结构调整，推动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有机融合、良性互动。
关键词：产业竞争力；环境立国 ；it立国；知识产权立国。
具有较强竞争力而且对其他产业波及效果大的产业才能成为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增长点。从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歇。文章立足于日本产业竞争力的现状，从政府战略创新角度分析日本政府在培育新的增长点、提高产业竞争力方面的作用，为中国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一、日本产业竞争力的现状。
衡量一国产业的竞争力，可以使用劳动生产率指标。据《eu k l e m s ， m a r c h 2 0 0 8 》统计，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指数为100，与美国相比，日本包括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内的全产业劳动生产率1980年—1995年的平均数为48，1995年—2005年提高到58；日本农林水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在前一时期是10，后一时期降为9；制造业的生产率指数从前一时期的54降为后一时期的53；日本服务业中除汽车销售、信息服务、娱乐业和废弃物处理4行业，其他17个服务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均得到改善，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1]。下面将具体分析日本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竞争力状况。
（一）农业。
二战后，人均耕地面积狭小的日本农业在培育推广新品种、发展化肥工业以及大规模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基础上，借助于农业合作机制组织生产，精耕细作，发展成为较为发达的现代农业。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曾因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产生了一系列环境污染和农产品安全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提出发展“环保型农业”的目标。作为世界上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日本农业已形成某些特定的竞争优势。比如，培养出许多名特农产品，在农作物育种、栽培和储藏等方面有很多优秀技术成果，对农产品绿色标准的控制也很成功。
近年来，日本农业竞争力的提高面临诸多挑战。（1）耕地总面积逐年减少。1961年耕地面积6.09百万公顷，2010年减少到4.59百万公顷。（2）以兼业农户为主，农业人口老龄化严重。2010年农业劳动人口中65岁以上的占61.6%[2]。（3）农业劳动力成本高。日本农村一个普通临时工每小时的最低工资至少有1000日元。（4）农业信息化水平有待提高。长时间以来，日本除大米能够自给外，国内农产品的需求主要依靠进口来满足，而且农产品价格非常高，消费者负担重。2009年日本农产品自给率仅为39%，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3]。日本政府为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民收入，一直对农业实行保护和补贴政策。
在政府的高度保护下，日本农户收入稳步提高，但农业竞争力并未因此提升。因此，日本政府在土地精耕细作基础上加大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并加快高附加值产品的开发，以期利用绿色ict等新技术生产高附加值、节能环保的绿色食品。
（二）制造业。
制造业是日本全部产业中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领域，在其经济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日本制造业约占其gdp的20%，就业的20%，研发费的90%，贸易输出额的90%[4]。从1998年—2008年间，尽管日本制造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制造业中最具比较优势的电气机械、运输机械和信息通信机械制造行业的实际gdp额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三产业年均增长速度分别是9.9%、3.8%和29.6%[5]。日本制造业充分利用高技术实现了产品的高加工度化和高附加值化，使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远高于其他产业。从2000年—2007年，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4.55%，服务业年均增长1.38%，全产业年均增长2. 18%[6]。而且，近年来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仍然是汽车等被升级改造过的传统制造业。2003年—2007年，日本名义gdp增长了13兆日元，其中汽车相关产业贡献了6兆日元[7]。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制造业大规模向海外转移，日本国内逐渐出现产业空洞化。2011年日本出现了自1963年以来首次由产业转移造成制造业空洞化的贸易逆差，除了受大地震和日元升值影响外，也有日本制造业本身的问题。目前，日本在中高端制造业上与美、德等发达国家竞争。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重振制造业的措施，再加上生产率提高、美元贬值等因素，美国制造业的劳动成本下降，竞争力提高，而日本制造业的竞争力相对下降。
（三）服务业。
提高服务业的效率和竞争力，是日本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日本服务业占gdp和就业的比重一直维持在70%左右，且呈不断增长态势，与制造业一起发挥着经济增长双引擎的作用。2000年—2005年，日本服务业生产率上升2.8%，在g7中最高。虽然增速较快，但与美国的差距还是很大。据《e u k l e m s ，march2008》统计，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指数为100，日本服务业中除汽车销售业、信息服务业、娱乐业和废弃物处理业，其他服务领域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在1995年—2005年比1980年—1995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劳动生产率提高较明显的有11个行业：电力、煤气、自来水、批发、运输、通信、金融、保险、租赁、法务、技术、广告、面向企业的服务业，以及公务和教育；还有6个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有限，具体是研发、零售、不动产、餐饮、旅馆、医疗福利及其他服务业[8]。日本服务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是靠信息化推动的。目前，在人口老龄化和日元持续升值的背景下，日本经济正从引以为傲的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从典型的内需型行业向海外转移。
二、战略创新与日本产业竞争力的提高。
20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产业的发展受到严峻挑战，在高新技术领域有美国的竞争，在传统制造领域有亚洲新兴经济体的追赶，为确保日本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日本政府加快了科技及产业发展战略的调整与更新，称之为“战略创新”。
（一）科技创新立国战略。
20世纪 50年代初日本政府提出“贸易立国”战略，80年代初提出“技术立国”战略，1995年升级为“科学技术创新立国”战略。“科技创新立国”战略是在同年颁布的《科学技术基本法》基础上确立的，此后于1996年、2001年、2006年、2011年相继制定了4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5年为1期），提出了人才、基础研究、科技创新、重点技术、国际合作等科技发展战略。“第三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把生命科学、信息通信、环境科学和纳米新材料作为研究与开发的重点领域，优先配置资源。受东日本大地震影响，2011年8月日本政府调整并通过了“第四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指出“环保、能源”、“医疗、护理、健康”以及“灾后恢复与重建”是未来日本经济发展的支柱，删除了草案中有关核能技术研发的内容。
（二）环境立国战略。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在探寻经济可持续发展途径时，形成了“循环型经济”和“循环型社会”理念。1999年日本政府发表的《环境白皮书》提出了“环境立国”战略，强调产业结构向环保方向转变，建设“最适量生产、最适量消费、最少量废弃”的经济，以降低能耗、减少环境负荷，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07年日本政府通过了《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提出以亚洲国家为中心，“建设国际循环型社会”的战略方针以及实施环境立国的8项措施，指出为克服地球变暖等环境危机，需要充分利用现代和传统技术，综合推进“低碳化社会”、“循环型社会”
以及“与自然共生的社会”建设，形成并向世界传播“日本模式”。该战略把日本的环境保护推向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
（三）it立国战略。
日本各界普遍认为，整个1990年代日美经济发展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两国在信息化方面的差距造成的。为尽快赶上欧美it先进国，占领世界技术制高点，重振日本产业竞争力，日本政府提出了“建设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国家战略，并于2001年颁布了《it基本法》，正式提出“it立国”战略，即以信息通信产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火车头”带动和促进经济发展，以技术创新为手段使处于低谷的日本走出困境，形成日版“新经济” [9]。 2001年又把it国家战略正式确定为《e—japan战略》，进一步制订了具体实施的重点计划。2004年日本政府提出“u-japan战略”，2009年推出“i-japan战略”，2010年通过了旨在“重塑”日本经济辉煌的《新成长战略》，并将信息通信产业作为立国战略。
（四）知识产权立国战略。
产业竞争力要提升，必须高度重视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需要有制度上的保障。日本在知识产权方面起步较晚，但后来居上成为知识产权强国。从2002年3月至2003年1月，日本政府相继出台了《知识产权战略大纲》、《知识产权基本法》，明确提出“知识产权立国”战略，希望从战略层面创造、保护和应用知识产权，以此来重振日本经济，增强日本产业竞争力。2003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全面的《知识产权战略推进计划》，旨在通过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日本知识产权立国战略的核心是，把研究和创新活动的成果作为知识产权从战略上保护应用，把产业发展的基础建立在技术、设计、品牌以及音乐、影视节目等信息化产品的知识创造上，以知识产权为基础，推进产品和服务的高附加值化，以实现日本经济社会的新发展。
（五）文化产业立国战略。
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繁荣，20世纪80年代后文化产业在日本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1996年日本政府公布了《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目的是继续扩大国际文化交流，在文化上做出国际贡献。2003年日本政府成立了“知识财富战略本部”，把“新文化产业”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文化产业放宽限制，增加预算，完善相关法律。2007年日本通过了《日本文化产业战略》，认为文化产业对外可提升日本软实力，打造日本形象及本国产业品牌，对内可培育经济增长点，带动经济长期发展。但是，必须把日本丰富的文化资源与产业相联系，与最新的科技发展和社会发展相联系，才有可能维持日本文化产业的活力。《日本文化产业战略》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看待文化产业发展，使日本的经济发展战略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经济立国”转入“文化立国”新阶段。
（六）日本新经济增长战略。
面对少子老龄化、劳动力缺乏、经济服务化的新形势，2006年日本政府公布了“新经济增长战略”，提出将强大制造业的高科技引入服务业，实现服务业创新，让服务业成为与制造业比肩的“另一个发展引擎”，开创出一条不同于美国那样将重心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的路子。2008年日本《制造业、信息业、服务业产业政策》评估报告，提出要通过创造并扩大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开展提升劳动生产率运动来促进日本服务业的发展。
（七）日本新增长战略。
2010年日本政府通过了“新增长战略”，在产业方面确定七大重点领域，提出了观光立国战略，科技、信息通信立国战略，亚洲战略，金融战略，以及2020年发展目标。同年推出日本“产业结构远景”，指出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从目前依存于汽车的“单腿结构”转向五大战略性产业同时发展的“八岳结构”。这大战略性产业分别是：基础设施相关产业的海外拓展，环境、能源相关产业，文化产业，医疗护理、健康、幼儿产业，尖端产业。
三、评价与总结。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进入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的立国战略越来越多，且不断升级，科技创新立国、it立国、环境立国、知识产权立国、文化产业立国，观光立国等等，战略创新层出不穷；增长战略也不断翻新，新经济增长战略、新增长战略等等不胜枚举。日本政府出台的这一系列产业发展战略及政策措施收到了一定成效，但总体效果尚不够明朗。较有成效的是：
（1）不断升级的it立国战略促进了日本信息通信产业的发展，利用it技术对农业、制造业、服务业进行改造提高了日本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水平；（2）环境立国战略促进了日本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促进了节能环保的低碳产业的发展；（3）知识产权立国战略使保护知识产权的理念深入人心，有利于提高日本的研究开发与创新水平，提高各产业的生产效率。
但是，日本在新经济增长点的选择以及培育方面仍存在不足。由于经常变更国家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目标确定后政府又缺乏足够的措施为各产业生产率的迅速提升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已经债台高筑的日本政府缺乏足够的财力刺激和引导新兴产业、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因而具有强大竞争力与带动力的新兴主导产业发展不足，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仍然是制造业。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指出，国家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是国家如何刺激产业改善和创新的关系，政策的主要角度应该是改善生产率增长的环境，制定规则和政策促进企业的创新、产业的进步与升级 [10]。日本的经历表明，在培育与本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增长点时，应找到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自由度之间的平衡点，适时放松政府规制，让市场竞争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结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措施，鼓励各行各业提高技术创新水平，掌握知识产权，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未来几年的日本产业竞争力，将在震后复兴重建与全球经济环境恶化的背景下艰难提升。
[ 参考文献]
[1] 産業構造審議会。新成長政策部会·サービス政策部会，サービス合同小委員会中間報告[eb/ol] .[2012-03-04].meti.go.jp/report/downloadfiles.
[2] [3] cabinet office.statistical handbook of japan2011[eb/ol] .[2012-03-04].e-stat.go.jp/data.
[4] 日本経済産業省、厚生労働省、文部科学省。『2007年版ものづくり白書[eb/ol] .[2012-03-04].meti.go.jp/report/data.
[5] 日本総務省。『平成22年版信息通信白書[eb/ol] .[2012-03-04].soumu.go.jp.
[6] 日本総務省。『平成21年版信息通信白書[en/ol] .[2012-03-04].soumu.go.jp.
[7] 日本経済産業省。『産業構造ビジョン2010[eb/ol] .[2012-03-04].meti.go.jp/committee/summary.
[8] 産業構造審議会。新成長政策部会·サービス政策部会、サービス合同小委員会：中間報告[eb/ol] .[2012-03-04]
摘 要 2008年以来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信用经济过度发展以及实体经济发展滞后。我国经济刺激计划虽然取得了良好效果，但是近一年以来，我国相关物价指数不断上扬，通货膨胀趋势日趋明显，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过度经济刺激的负面效应不断显现。面对此势，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应该把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产业结构作为重点，改变过去粗放型的发展方式，构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制造业为先导的强国发展模式。
关键词 经济危机 产业结构升级 策略
一、引言
2008年起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已对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分析本轮经济危机深层次原因是：信用经济过度发展以及实体经济发展滞后。经济危机发生后，我国出台了四万亿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经过近2年的实践取得了良好效果，我国经济各项指标已经恢复甚至超过了经济危机之前的水平。但是，由于投资过度放大等诸多因素影响，使得近一年以来，我国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相关物价指数不断上扬。本文认为，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应该把调整经济发展模式，调整产业结构作为重点，改变过去粗放型发展方式，构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制造业为先导的强国发展模式。
二、当前我国存在的主要经济结构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取向偏重于粗放式的发展方式，由此引发了一些经济结构问题：
1．生产结构不合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低水平的结构性、地区性生产过剩，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企业低水平下的生产高消耗、高成本和低效益。
2．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分析目前中国各类产业组织结构发现，首先，一个普遍现象是分散程度较高，集中度较低。此外，企业普遍追求“大而全”和“小而全”，大、中、小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分工协作，对接市场的企业有机链条没有形成。
3．产业技术结构不合理。由于中国长期重复了一条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开展科研和技术开发的道路，企业作为投资主体的地位没有得到有效发挥，造成了投资活动成本约束和效益激励的缺失，因此客观上形成了科研与产业相分离、技术转化能力不高的状况。
三、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策略
1．构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产业升级策略
企业是产业的基本组成单元，企业的结构影响着产业的结构。要想优化升级我国的产业结构，必须优化我国企业结构，必须加强技术创新，加强产学研结合，以生产出高附加值产品，以持续的高端产品组合去参与全球竞争，占领全球市场。
（1）我国出口产品结构要向高技术含量、高质量以及高附加值方向发展
“创新和质量”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由于新兴产业的异军突起和技术进步，使我国企业不能再靠单纯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而必须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做好成果转化，不断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要积极开发和采用更先进的设备和工艺，实现产品创新和质量创新，以引领或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要求。
（2）产品生产模式向高速化、自动化和连续化方向发展
要突出重点，围绕主攻，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使我国的产品生产模式向自动化、高速化和连续化方向发展，这也是世界强国发展的经验。我国应该主动进行产品结构调整，放弃那些附加值低、资源消耗高、盈利能力差的产品，集中力量发展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以期在新的国际分工中使我国占据有利地位。
2．构建以提高制造业水平为先导的强国发展模式
制造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世界发展历史表明，任何一个强国的诞生都是以发达的制造业作为基础的。我国应该也必须构建以提高制造业水平为先导的强国发展模式。
（1）调整制造业企业组织结构
我国应该借鉴国际上先进的发展模式。具体来说，就是构建以“三高两低”为特点的企业组织结构。“一高”是专业化水平高，即只专注于一种产品的生产；“二高”是技术水平高，可以实现高速化、自动化和连续化的生产；“三高”是效率高，要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高生产效率。“一低”是投资成本低，要通过高技术密集和优化工艺流程，降低投资成本；“二低”是生产成体低，要通过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不断实施管理创新，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2）加强区域规模发展和企业集群策略
要认真分析资源、生产要素和企业经济活动在各地的分布状况和发展趋势，将资源要素、产业发展、企业结构布局配置到合理的地理空间，形成有利、有力的区域规模和企业集群，使他们在技术、资源、设施等方面互补共享，从而节约社会劳动消耗，产生更大效益。在实施企业集群发展过程中，要认真关注产业性质职能，生产特点，要关注产业之间、企业之间的关联性，要更加关注专业化的产业空间和企业集群的形成和建设，真正促进各企业间人才和技术的交流，真正实现聚集效益和规模效益。
参考文献：
[1]唐琼.我国制造业企业跨国R&D战略联盟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州:暨南大学.2006.
[2]伦蕊.制造业资本深化进程中的竞争力提升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广州:暨南大学.2006.
[3]H．Chenery等著,吴奇等译.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4]柯飞帆,宁宣熙.装备制造业在利用外资过程中的技术创新问题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2:43-47.
一、东部地区服务业促进制造业发展转型的现状
（一）在降低制造业企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方面，服务业作用日益凸显
近年来，东部地区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趋势不断增强，特别是由于科技创新的增加，实物资源的利用率有了显著上升。据有关调研，青岛某大型制造企业由于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改投入，耗材率2007年比2000年下降近10%。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服务业的作用更为突出。东部地区市场交易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形成了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信、批发贸易、金融、合同和治理结构的安排以及与之相关的律师、会计师中介机构等比较完备的服务体系。服务业企业通过快捷的信息搜集，将制造产品尽快推向市场，减少仓储成本；通过第三方物流，逐步实现了零存货目标；通过现代营销渠道、风险管理和现代商务服务，尽快与客户签订买卖合同，等等。
（二）服务业逐步向制造业渗透，提高了制造产品的附加值和利润率
从东部地区的发展实践看，服务业开始向价值链的两端，包括研究开发、材料采购、产品设计、品牌营销、物流管理等附加值和盈利率高的环节渗透。广东东莞某一传统的生产出口小家电的生产企业，盈利率低，时常遭遇贸易摩擦的冲击。2002年以来，该企业投入3000万元，加强工业设计，企业销售额年均增长55%以上，单位产品利润率提高近5%，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ODM企业。
二、东部地区服务业在促进制造业发展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从总量上看，服务产品供给严重短缺，与制造业企业需求仍有很大差距
东部地区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要实现跨越式发展，以支撑制造业的转型发展。与工业化先行国家相比，东部地区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生产业的供给问题尤为突出，增长速度长期滞后于国民经济整体增长速度，更落后于制造业增长速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维持在20%上下，这一比重不及发达国家的一半。考虑到我国服务部门的低效率，其所占比重应低于当前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35%）。就此来看，东部地区生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尚有5―10个百分点的发展空间，总量供给不足问题十分突出。
（二）从结构上看，一些关键领域服务产品难以满足制造业企业的中间需求
在科技创新领域，制造业企业需求的应用技术普遍缺乏。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原来附属于各产业部门的科研院所实现了改制，追求经济效益替代提供共性产业技术成为首要目标，制造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难以享受到共性技术的支撑。中国科学院系统本应成为理论研究和共性技术提供的核心机构，但在当前的科研管理体制下，科研项目的审批已超越研究单位的社会责任，科学家的专业背景往往起到了主导作用，造成研究成果脱离企业实际需求，这是我国庞大的科研成果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即使一些符合企业需求的科研项目，也由于科技成果产业化、工程化相关政策制约，以及技术市场中介服务质量、信誉较差等方面的原因，被束之高阁。2006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对科技服务迫切程度为3.53，达到极为迫切程度(4.00以内)。
在金融服务领域，2006年，东部金融服务业增加值与制造业之比为1∶7.8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8.94），但同年日本为1∶4.09，美国为1∶1.93。除总量外，金融服务市场结构问题更为突出。一是我国目前缺少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服务的中小银行。国际经验表明，由于大商业银行与中小制造业企业信息不对称，服务成本高，后者更主要依赖中小商业银行提供贷款服务。二是资本市场不规范、信誉差。大型制造业企业的融资服务主要通过资本市场来实现，而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以“圈钱”为主，为企业提供风险投资、资产管理、财务顾问、债务重组等中间服务体系相当不健全。浙江省发改委的调研结果也显示，面向产业集群的金融服务仍然主要是存贷款、融资担保和商业保险等，围绕企业资本运营提供综合金融服务的机构，如投融资咨询与管理、风险投资和理财等，非常缺乏。
在现代物流领域，我国目前尚未形成完善的综合运输体系是制约现代物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服务质量差、成本高，造成制造业企业难以从外购服务中获利，宁可内置物流服务，也不愿外购。中国物流协会的调查表明，2006年，包括东部地区在内，我国制造业企业原材料物流由第三方承担的仅为19%，产成品物流由第三方承担的仅为18%，多数物流公司由于供给产品的问题，被市场放弃。原因主要在于，大多物流企业仅能提供传统的货运、仓储、库存管理、装卸和运输等服务，能够提供综合性全程服务的不足5%。另据调研资料显示，从我国一个内陆省份出口到美国一个内陆地区的货物，其分段费用占总费用的份额分别为：从中国内陆到港口占63%，港口周转占5%，海上运输占21%，美国港口运输占4%，美国港口至目的地占7%。第一项是最后一项的9倍，对制造业企业的需求制约十分突出。
在信息服务领域，一是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必须向国外公司购买专利技术，提高了制造业的信息服务成本。二是信息服务企业缺乏创新能力，难以满足制造业企业客户多样化的需求，抑制了后者的有效需求。三是信息服务企业普遍规模偏小，企业之间资源不能共享，服务效率较低。四是某些服务企业职业操守存在问题，不能为客户保守商业秘密，客户由于不信任而不外购信息服务。
在商务服务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企业规模小、信誉度低。目前北京拥有7000家各类咨询机构，但绝大多数不超过100人，一般只有几十人，即使最大的新华信公司也只有几百人，与国际知名咨询公司有巨大差距。
（三）从服务质量看，服务产品难以实现制造业企业的有效需求
2006年浙江省发改委的问卷调查显示，制造业企业对于服务产品的满意程度，最高的仅为18.2%（金融服务业），除对物流服务、公共服务满意度超过15%外，其他5种服务满意的比例只是略超过10%。满意和较满意比例的合计数，分别为49.1%、43.9%、58.6%、38.2%、39.2%、40.3%、39.7%和43.6%，多低于50%。我国存在大量的外资制造业企业，其产前服务的产品设计、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研发，产中服务的金融服务、财务管理、人事管理，以及产后服务的物流营销服务等需求主要由母公司或母国专业企业提供，外资制造业企业与我国本土生产企业关联性很弱，也反映我国生产业供给质量不高的问题。以杭州市为例，全市几乎没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中介机构，全市现有设计类公司3000多家，但运作良好的仅1000多家；会计师事务所达到一级资质的仅占4.8%。
三、现行体制是阻抑东部地区服务业促进制造业发展转型的主要原因
根据香港贸易发展局2006年对我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地区10个主要城市进行的调查显示，长三角区域的制造业企业使用外部服务的比例只有34%，其中上海是37%，其它城市是27%。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服务业企业不能向制造业企业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产品，制造业企业难以从外购服务中获利，影响到东部地区制造业的发展转型。深层次的原因是现行体制下，服务业企业缺乏供给质优价廉的产品的压力、动力。
我国科研开发体制的典型特征是“封闭运转”，许多科研基金课题从立项、招标到最后完成、验收，都是在科学家与政府机构间往返进行的。立项审批或结题评审专家，看重的往往只是项目自身的科技创新性和学术价值，并不太重视其市场效益。于是，便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专家一致肯定或推荐的科研项目，或因技术过于超前、出色，缺少配套工艺条件；或因产品本身市场前景不妙，企业不愿接纳；或因项目转化成本过于昂贵，缺少竞争力等，最终导致无法有效转化。
交通运输业的铁路运输和航空运输，属于典型的自然垄断行业，进入门槛高，民间资本难以参与竞争。在国有资本处于绝对控制地位的情况下，由于政府对利润水平的管制，造成预算软约束，价格上调难以有效地刺激供给规模的扩大和质量的提高，难以形成对制造业企业物流的需求。制造业企业往往更愿意选择低成本、低效率的自营物流，而放弃高成本、低效率的第三方物流。
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金融服务业目前没有形成为利润而创新的机制，原因在于商业银行创新服务、扩大服务规模都将承担更大的风险，而维持现状也能够获得垄断利润。因此，商业银行在存款充足时，或者不积极拓展贷款市场，把资金放在中央银行的备付金账户上，坐吃利息；或者不重视风险管理，乱贷款造成大量呆账赖账。没有形成通过风险管理、金融服务创新来创造利润、分散金融风险的压力和动力。
商务服务业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干预过度。以会计服务业为例，大约由25项经营资格由中央政府部门审批，实际上政府直接控制了会计服务的市场规模。信息服务业与金融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类
似，也是由于垄断、缺乏竞争，而缺乏产品供给的压力和动力。
四、促进东部地区服务业发展的基本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