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8:17:00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抄日记大全，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贺氏藏书来源、特点及其经济后盾
1．1藏书来源贺氏除继承一批祖上遗留之书外，藏书来源主要有购买、抄写、受赠和交换。
1．1．1继承祖遗贺氏既为科举世家，藏书自然不逊。贺涛门生赵衡称其藏书“名甲畿南”，徐世昌曾赞:“贺生世世守缥缃，口吞云梦富书史”。贺云举致仕归时囊橐萧瑟，惟携图书数万卷。贺涛曾云:“吾曾王父购书七万余卷，其后岁有所增，今几百年，书固无恙”。祖上所传之书在贺锡璜、贺锡珊异爨时并未析分，但已有流失:“精本书、名家手批金石录等数种皆为族人持去，遂遗失”。后锡珊次子湘商与锡璜次子沅:“愿借钱千串而将广业堂之书籍尽归寿真堂”。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这批书经葆真检点，由北代装运至故城郑家口，共十余箧。
1．1．2购买所得除了这批祖上遗留之书，贺氏一门祖孙几代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购书。在《收愚斋日记》中，有关购书的记录俯拾皆是:光绪十七年(1891)十一月二十日，购湖北局竹连纸《五经四书》;光绪十八年闰六月三日，贺涛为书院购书六种，又自购局板子书百种。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一月之内购书四次:一日，购陆放翁《渭南全集》;十九日，购《六书原始》《广东新语》《纪文达公遗集》《黄氏医书》;二十四日，购《畿辅诗传》《唐诗品汇》;二十九日，购《周易折中》。直到日记末仍有两笔购书记录: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购胡应麟《少室山房丛谈》;二十三日，聚珍堂、文璘堂封书，往观之，亦得数种。
1．1．3抄写所得除了购书，贺氏父子还抄书、临书。先是贺涛抄:光绪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始抄《仪礼》，《大射仪》为首;三月三日，《大射仪》终;次日抄《聘礼》，十九日终;次抄《丧服》，四月五日终。贺涛得目疾后由葆真抄:光绪十八年正月元日，抄《尔雅•释文》;五月十五日，抄《海山仙馆丛书》;六月二十五日，《尔雅》抄迄;二十六日，以白摺录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八月十四日，抄《古文辞》;十二月二十八日，抄《尔雅》毕;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抄《唐代丛书》及《小石山房丛书》目录。抄书于葆真已成为一种习惯，遇到感兴趣的就抄。如光绪十九年五月十六日，葆真抄《通鉴》人名。此书为伴其兄葆初读书的张聘三在读《资治通鉴》及《续通鉴》时所摘录的人名录，葆真因“喜其便于检查”而从故城带到冀州录存。再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一月十七日，葆真读姑父宗树楠所著《庚子国闻录存》，“录副以存，并附以所闻”。葆真尤喜抄书目:民国三年(1914)十二月十五日，抄怡墨堂求售之朱九丹书目;民国六年正月十日，将端氏出售书目录副。葆真还抄录过不少家谱。因自觉记忆力差，“各戚家互婚媾尤不能遍举”［3］第131册:434，故葆真每至戚家，辄索其谱而摘记之，为“小族谱”以备忘。至宣统二年八月，已抄就交河苏氏、深泽王氏、任邱李氏、枣强步氏、饶阳常氏等族谱。贺氏父子对于有桐城派名家如姚鼐、方望溪、吴汝纶等评点的书都不遗余力地亲临或嘱人代临。葆真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日记分年记录了其父所临及嘱人代临之书书目［3］第131册:98－100，蔚为大观。
1．1．4受赠所得亲友赠书也是贺氏藏书的一个重要来源。如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时在书院刊刻课艺的刻工刘老辛赠《且亭诗》，并允赠《洨滨集》;民国八年(1919)五月二十八日，王晋卿赠《新疆访古录》《学记笺》。受赠人早年以贺涛为主，后以葆真为主。葆真常年居徐世昌幕府，为徐访书、购书、刻书，交际面广、社会活动能力也颇强，接受的赠书自然不少。仅民国十九年，接受赠书就达11次之多。赠书中亦有佳本。陈贻孙曾赠贺涛明南监本《两汉书》，此书“本大印精，古雅可爱”［3］第131册:18，贺涛视若珍宝，将其由故城带到冀州，先题书目于书皮，次日又嘱得意门生赵衡于书头题写书名，两月后才自题书名于书皮，宝爱之情可见。民国七年，纪清桪为在总统府谋差，先以名人手札数十页赠葆真，继又赠以蝴蝶装宋本《玉海》一册，葆真以过于贵重而不敢接受，“暂留一观，将以校家所藏本”［3］第133册:254。
1．1．5交换所得葆真还通过交换的方式得到一些书籍。如民国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葆真访常稷笙，以《古诗抄》易其所刊《古文四象》。
1．2藏书目及藏书特点贺氏曾几次编录书目。早在光绪十九年，葆真即录家藏书目;民国六年十一月二日，葆真与长子迪新检点书籍，将藏书室、客厅、家祠三处所存书籍略作整理，嘱迪新草为书目。民国七年春，贺氏以匪警仓皇避地津门，书籍留郑家口;次年六月底返回，七月检点旧藏碑帖，命翊新、培新写目。据郑伟章先生言，北大有《武强贺氏寿真堂藏书目》一册，抄本，贺培新撰藏，书题下注“丁巳(1917)孟冬抄于京都前青厂寄序”，著录约七百余种，有元本《五子》、明本《大观本草》及抄本等。据贺氏后人言，贺培新曾将自撰的《潭西书屋书目》送到北平图书馆［9］。检国家图书馆网站，却未见此目。虽未见贺氏藏书目，但从日记及相关资料不难归纳出贺氏藏书的几个特点:
1．2．1重实用，不片面追求版本，为读书人之藏书贺氏购书多为自读，非为收藏，日记所载购书记录中所购之书皆为通行本，宣统二年更有为祖父购小说数种的记录。早年日记对贺氏所读之书记录尤详。葆真兄弟所读多为经史;父贺涛除经史外还大量阅读时务报及译著，译著中有不少小说，如《福尔摩斯》《马丁休脱侦察案》等，失明后改由葆真和书院学生为其读书读报。其家女性亦读书:光绪二十年有葆真为母说《坐花志果》《金钟传》《红楼梦》的记载;光绪二十九年有葆真之妻与嫂读《孟子》，父贺涛为之讲解的记载。从所读之书可窥见其藏书之一斑。当然，由于其家世代藏书，元、明刻本也是有的，约“数十种”［10］。元刻本有《唐音》《朱子大全》，明刻本有《元文类》《郢史》《唐文粹》《陶渊明集》《周礼》《大学衍义》《尹和靖文集》《百川学海》等。
1．2．2桐城派文献及桐城派名家批点本是其特色收藏葆真日记中出现了64位北方桐城派作家，占《桐城文学渊源考》著录北方桐城派作家131人的近一半。这些人多为吴汝纶弟子或再传弟子，与贺涛多有师门关系。且贺涛本人执掌书院讲坛多年，及门弟子亦不少。与葆真交往频繁的有吴闿生、宗树楠、赵衡、王树楠等人，这些人大多有著作传世，贺氏藏书中不乏他们的著作，如王树楠曾将所著《新疆访古录》《学记笺》赠予葆真。而以吴闿生为代表的一些桐城派作家，著作多由葆真主持刊刻，这些书其家当亦有保存。葆真父子还曾临写过很多桐城派名家评点本。贺涛失明前临写了二十余种，后葆真亦有所临，可见其家桐城派名家评点本收藏颇丰。
1．2．3印谱、碑帖收藏丰富葆真对碑帖有着浓厚的兴趣，日记中常有去某处拓碑或请人代拓的记载。葆良子培新师从齐白石，对纂刻颇有研究，收藏的印谱尤其丰富。20世纪80年代北京图书馆所出的《齐白石手批师生印集》中所收齐白石的印谱大多来自贺氏的捐赠。
1．3宏富藏书背后的坚强经济后盾贺氏自七世贺云举起所任官阶最高为知县，大多为七品以下的训导等职，但家资却颇为丰裕:贺云举时有田十五、六顷，至九世贺锡璜时析产得六分之一约二顷;另有三里口、尹里两处田产，尹里有田数顷，三里口田产租与佃户耕作，从每年收获粮食400石左右来推测，田亩数亦不在少数;宣统二年又在尹里购墓地百余亩。其家还拥有际兴号、福隆号、福兴号、福昌号、三益兴、余庆长、三余永、阜康等帐号。葆真本人先后创办了大树、大业、大泉、大农等实业公司，并较早涉足股票领域。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得其家不仅有能力源源不断地增益藏书，更有能力妥善保管书籍。清末民初，直隶地区各种运动风起云涌，多种势力盘踞交错，社会动荡不安。民国七年，郑家口贺宅被劫，除损失衣物、牲口外，葆良及其他33人亦被掳，贺氏因此举家仓皇避乱天津，书籍未及携带。次年六月返里，书籍无恙，不能不说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关。
2贺氏刻书及特色
贺氏刊刻的第一部书《苏沈良方》，从《后知不足斋丛书》中辑出，为贺锡璜在故城学署时刊行。葆真亲手主持刊刻的第一部书为其父《贺先生文集》。民国元年贺涛去世后，葆真即有拟刊先君文集之意，因托诸友分录副稿，录讫亲校数次，再交吴闿生审定。初因“恐费时日，不得好刻手”而欲付石印，经姑父宗树楠劝说乃定刊版之计。后又商与徐世昌，并向徐坊了解京师刻字铺情况，反复比较刻字铺所刊样本及价格后乃与订议。雷梦水先生曾评贺葆真:“其刻《松坡集》，每字一笔一画，无不斟酌尽善，尝见其手校底本，涂抹殆遍，其他如《李长吉诗集评注》《韩翰林集评注》尤称善本”。葆真因其父曾学于吴汝纶，遂于吴评点诸书搜刻殆尽:《李长吉诗集》《韩翰林集》《古诗抄》等。贺氏刻书集中在民国九年以后，而葆真民国九年后日记仅存民国十九年，故有关其刻书的大量具体情形不得其详，但滴水藏海，从其刊刻《贺先生文集》的情形可见一斑。现仅就目见所及，将武强贺氏所刻之书及刊刻年代略作归纳。由上表可以看出:贺氏刻书除最先所刻《苏沈良方》外，其余多为桐城派作家著作或桐城派名家评点本。日记中有一数字可以对贺氏所刻所印书籍总量作一具体说明:民国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葆良女又新出嫁，葆真以所刻所印各书赠之，“凡二十四抬”。贺氏所刻书数量虽不能与同时期的天津徐氏相媲美，但民国间天津徐氏刻本有不少都是由贺葆真具体负责督刻的。葆真长期为徐世昌经理购书、刻书事宜，徐对之颇为倚信，有议购之书向其询价，有拟刻之书与之相商，由其推荐刻字铺，而葆真也十分尽心尽责。刊刻《畿辅先哲传》时，国务院高级顾问王树楠曾举一木匠分刻，所刻字体殊不精良，葆真因命毁版另刻，并以龙云斋所刻样本示之，王树楠认为葆真有意为难，故不交样本而促其发刊赀，葆真以未见样本拒不发赀，因此得罪王树楠，使其于徐世昌前颇说葆真长短。由于葆真实心任事，并未因此失信于徐。后徐世昌所刻多种书，如《晚晴簃诗汇》《明清八家文抄》《诗志》《古余芗阁诗集》《异斋集》等也多由葆真具体操办。四存学会出版部的经营管理也由葆真负责。
3藏书归宿及现状
《金瓶梅》是一部反映明代后期社会百态的长篇小说，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描写饮食的。有关饮食生活部分，其丰富和细腻程度，足堪与《红楼梦》媲美。《金瓶梅》产生于明代，《红楼梦》产生于清代，时代不同，描写对象也不同。《红楼梦》里的贾府是世代簪缨的诗礼之家，他们无论饮酒吃茶，讲究的是豪华与高雅，不失大家风范；而《金瓶梅》里，主要写的是亦官亦商的西门庆，尽管也穷极奢华，但毕竟是市井俗物，难免冒着暴发户的俗气。
将《金瓶梅》与《红楼梦》相比较，在饮食描写，以及在饮食文化的品位层次上，读者诸君不难看出，两者的差异是巨大的。曹雪芹是博大的文人，身历富贵，所写的饮食是华贵的；而《金瓶梅》所反映的饮馔则充满了明代俚俗的市民气息，证明其作者很可能是属于市民阶层的说话人。
关于《金瓶梅》的作者，在中国文学史上至今仍然是个谜。欣欣子虽有“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的说法，而真实姓名与生平事迹却语焉不详，且不见早期抄阅者著录。从书的内容、取材、叙述结构和语言特征看，《金瓶梅》应为民间说书人的一个底本，其作者大概是书会才人一类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从当时流行的《水浒》故事中截取西门庆和潘金莲一支，另辟蹊径，从赞颂超自然和超人的仙道佛释、英雄豪杰，转而为摹写现实社会的卑微众生，敷衍铺叙，反复加工，遂成巨著。《金瓶梅》沿用北宋年号名色，刻画明季人情世态。
有学者认为，书中的清河，当是运河沿岸的一个城镇，生活场景较为接近南清河（今苏北淮阴）。《金瓶梅》最初大概就由“打谈的”在淮安、临清、扬州等运河大码头上说唱，听众多为客商、船夫和手工艺人。
也有学者从饮食文化出发，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北方人。
《四方五味》的作者王祥夫先生认为，在晋北，黄米是家家必备的食粮，黄米糕的地位比饺子还要高，但是“黄米”却是个隐语，当地人们把叫做“黄米”。这个词是如何形成的？有什么典故？谁也说不清。但“黄米”一词最迟在明代就已经出现了。在《金瓶梅》里，就有“找一个黄米头来”的话语。此外，在大同有个酒令，虽俚俗却不难听：“一条扁担软溜溜，我挑着黄米下苏州，苏州爱我的好黄米呀，我爱苏州的大闺女！”这是下层人士的酒令，粗犷放达。让人一头雾水的是，苏州人吃黄米吗？为此，一些学者认为《金瓶梅》的作者是北方人，更有人认为是大同以南不远的山阴人，而且作者还有名有姓，说是明代的阁老王家屏。
不论《金瓶梅》的作者是谁，还是留给专家们去考证吧。本文主要讨论《金瓶梅》中的饮食文化。
作者的文化素养，一般是和他所属的社会阶层相一致的。从《金瓶梅》描述的饮食文化来看是属于较低层次的。
有人认为，《金瓶梅》是一部烹事技法大全。为验证此说，通检了全书，举凡华诞、弥月、添寿、会亲、合欢、迎上、犒下、饯行、接风、斗分资、打平合、官宴、私宴，大大小小宴饮，种种饮馔均登录建卡，又经复按排比，得到结果是：《金瓶梅》的饮食描写虚拟多于写实，于烹技并不详细。
如第10回，因武松发配，西门庆合家欢宴：“怎见的当日好筵席？但见……”一笔带过。在“西门庆开宴吃喜酒”中，正日用“食烹异品，果献时新”的套语，次日四宅官员为官哥添寿之宴，也仅以“十分齐整”来轻描淡写。
述录者的“说不尽”，实则为说不清。因为说书人很难有机会涉足上层社会的豪华饮宴，故而，只能用一种仰视的视角，以自身的消费观念去揣测高层次的饮食文化以及审美观念。虽然《金瓶梅》的作者对明代上流社会的食俗所知甚少，然而对市民的食欲写来却得心应手而且详细生动。
如对“过水面”的描写，词话本为“个水面”，可能是出于鲁地方言“个、过”不分之故。“过水面”亦即书中所说“面是温淘”。将面煮熟之后以清水过了，减低黏度、降低热度。故而应伯爵称赞“又爽口又好吃”。好吃除了“过水”之外，还因为如谢希大所说：“卤打得停当。”更因为佐餐的小菜：“四样小菜：一碟十香黄瓜、一碟五方豆豉、一碟酱油浸的鲜花椒、一碟糖蒜。三碟蒜汁，一大碗猪卤。”“个人自取浇卤、倾蒜醋，那应伯爵与谢希大，只三扒两咽就是一碗，登时狠了七碗。”写到此处，笔者想起了天津的“捞面席”。天津传统的“捞面席”讲究个“四碟八码”，应个“四平八稳”的彩儿。卤有三鲜或者红白卤。“四碟”中，高档的有桂花鱼骨、炒青虾仁、韭黄鸡丝、炒鸡茸鱼翅针。中档的有木樨虾仁、樱桃肉、炒三鲜肉、熘蟹黄。低档的有炒面筋丝、肉丝炒香干、炒黄菜、熘鱼片。“红卤”指用肉片、木耳、花菜、面筋、香干、虾仁、鸡蛋炒的荤卤。“白卤”指用腐竹、木耳、花菜、鸡蛋炒制的素卤。“八码”为黄瓜丝、胡萝卜丝、豆芽菜、白菜丝、菠菜、青豆、黄豆、红粉皮。家常捞面有：“三鲜卤面”，用虾仁、海参、鸡蛋、木耳、花菜、面筋、香干炒制，用各种蔬菜为码。“干炸酱面”，用肥瘦肉丁炸炒甜面酱配上菜码即可。“麻酱面”，用芝麻酱为卤，一般夏季喜食，配以花椒油、黄瓜丝、绿豆芽等菜。此外还有子卤、面筋卤、西红柿卤、蟹肉卤、皮皮虾（虾蛄）卤等多种。看看这两份相隔数百年的食谱，我们似曾相识，因为天津的饮食文化正是以鲁徽饮食文化打底而一脉相承的。
此外，对水角（饺）儿的描写也是较为详细的，书中具体地写明了大小、馅料“黄芽韭菜肉包寸大的水角儿”。与之相类的还有“韭黄馅合子”等。面条、饺子、包子都是最适合中国人胃口的蒸煮食品，是民间老百姓的美食。它们不但养育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还在民俗节日里肩负着“食以载道，敦化人伦”的社会责任。
如果说书中未写烹技，有欠公道。书中多次写到“煎、糌、烹、炮”与“腌、腊、煎、熬”。最多的烹技写的是在大小饮宴中必不可少的“炖烂”。书中写西门庆宴安郎中“一色十六碗，多是炖烂下饭：鸡、鹅、鸭、鲜鱼、羊头、肚肺、血脏、汤之类”。用料上的“肚肺血脏”，烹法上的炖烂，都反映了明代底层百姓的饮食习惯。
书中较为详细地描写了为人称道的“独柴烧猪头”的做法：宋惠莲“只用一根长柴，安在（灶）内。用大碗油酱并茴香、大料拌停当，上下锡古子扣定。那消一个时辰，把个猪头烧的皮脱肉化，香喷喷五味俱全。”书中谚语说得好：“火到猪头烂”，言猪肉是不易烂的，一根长柴能有多大的火力？足见其夸张。
小说毕竟是文学艺术，《金瓶梅》中说得头头是道的“独柴烧猪头”与《红楼梦》中花里胡哨的“茄鲞”一样，粗看像是烹饪写实，细究却是不实，乃是一种文学的夸张而已，千万不能将《金瓶梅》当做是《烹饪指南》用。以西门庆管带胡僧时赞词为例：
“四样下饭：一碟羊肉角葱爆炒核桃肉，一碟细切的样子肉，一碟肥肥的羊灌肠，一个光溜溜的滑鳅。次又拿了一道汤饭出来：一碟碗内两个肉圆子，夹着一条花筋滚子肉，名唤：一龙戏二珠汤，一大盘裂纹破头高装肉包子。随即又是两样换上来：一碟寸扎的骑马肠儿，一碟腌腊的鹅脖子”，“落后又是一大碗鳝鱼面与菜卷儿一齐拿上来。”
请恕本文省却了若干字，因为那根本不是菜谱，而是在饭菜中隐喻着性。西门庆款待的“高僧”是位花和尚，又喝酒又吃肉，吃完了后，胡僧一抹嘴，感谢大官人款待，送给西门庆一些，正是这些送了西门庆的命。
西门庆，一个典型的暴发户，死在上，死在了贪得无厌中，似乎是情理之中得下场。而《金瓶梅》把性的隐喻写在饮食里，以暴露阴暗，警告世人，也算是一个创造，非常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