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8:17:34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张爱玲传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北京欣赏舞台剧的好去处
人艺自不必说,趁现在我国话剧界几个扛鼎人物海可登台,能多看一场就看一场吧。位于朝阳的9个剧场是最接近大众的。因为有9个规模各异的剧场,或商业或业余玩票,在这里都受欢迎。新兴的“大隐”、“木马”和小有历史的“先锋”,也常常上演令人叫绝的好剧。
当音乐逐渐成为表达内心的方式后,她决定不离不弃。在华纳唱片、摩登天空的10余年,她历任唱片企划、制作及监制,出品了60多张风格迥异的专辑,其中很多对中国的流行乐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达达乐队的《黄金时代》、朴树的《生如夏花》和郭敬明的音乐小说《迷藏》等等。因为对音乐的执著被同事们称为“灭绝师太”,歌手彭坦更戏称她是“不疯魔不成活”。2000年,怀着对音乐更远大的理想,她离开唱片界,出任《音乐天堂》杂志主编,并为迪士尼电影《美女与野兽》、《玩具总动员2》、《是谁陷害了兔子罗杰》、《飞床》等中文版担当音乐监制。直到2007年底,她被一场病痛折磨。
她说那是她第一次觉得生活不能掌握,唯有音乐还在。养病期间,她在北京香山写了10首如诗一般的钢琴曲,后来其中4首辗转被安妮宝贝得到,后者以此为灵感创作了小说《月》。这次跨界合作被媒体誉为“2009年最具期待的跨界合作”,但有趣的是两人至今素未谋面,只是用彼此最擅长的表达方式完成了神交。也就是在这个阶段,看到那些文字,故事与音乐的完美结合,使身为张迷的她开始有了将《张爱玲》以音乐的形式搬上舞台的想法。
这一次,她想表达的是“爱情的来之不易”。于是她选择了张爱玲的两段情作为基调,与胡兰成的爱恨交织大开大阖,与桑弧的惺惺相惜有缘无分。“那个年代,人物总在颠沛流离之中,为一段情往往要放下身段,赴汤蹈火,见了面却又不过一句‘原来你也在这里!’相比当下,一个电话,一个短信,至多一张机票便能让爱情开出花朵。”在闰月看来,爱情不该如此轻易。
作为总导演,她要把她的思想传达到每个角落,无论是与编剧的沟通还是对演员的指导,甚至自己的创作。
从音乐学院和舞蹈学院选定的演员都是年轻人,有人痴谜张爱玲,也有人需要从头讲述,闫月给出的最语重心长的祝愿是“成名要趁早”,甚至谢幕返场时她也要求不唱主题曲,而是唱以此为名的一支原创新曲。包括这一曲,《张爱玲》里共有30段音乐,其中28段由闰月自己谱写。在为桑弧的婚礼创作江南小调时,她特意去了南方采风:为了桑弧与张爱玲的共舞,她参考了爵士和新古典风格…摒弃音乐类型之说,只为内容而生,她说这是对自己音乐的最好回报。目前,她的计划是在几个喜欢的城市巡演之后,最后一站去上海,在张爱玲的灵魂之地上隔着沧海与桑田,唱出流言与传奇。
摘要张爱玲及其作品以持久的艺术魅力几十年来影响不绝如缕,在港台地区甚至出现了一批追随张氏创作风格的“张派”作家。亦舒作为香港言情小说的代表作家,虽自称“师承于张爱玲”,对张的继承却不在标志性的“张腔”――绮丽繁复的意象和阴暗而疯狂的艺术世界。在上海/香港的“双城”背景下,她以都市叙事和女性书写,与张爱玲的都市/女性文本构成了某种对话。
关键词:都市叙事 女性书写 张爱玲 亦舒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张爱玲的小说内蕴丰富,影响深远,近几十年来,港台的女性作家,鲜有不受其影响者,无论作家承认与否,论者却总能从其文本中找出与张爱玲的相似之处,“弱水三千,取饮一瓢”则足以扬名于文坛。亦舒自称师承于张爱玲,却一直未有研究者将其并而论之。艺术水平的差距固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亦舒缺乏标志性的“张腔”,恐怕是根源。颜纯钩在《张爱玲的天地因缘》一文中,指出二人的相似之处在于对练达人情的描摹,以及文本中的世故之气,终究肤浅。笔者用时下颇为流行的“双城”理论观照二人的都市文本,发现二人在都市叙事和女性书写两方面彰显出相暗合、相纠结,可供比照的关系。确切地说,张爱玲和亦舒从都市细部到整体,以充满了鲜明的性别意味的女性对话,演绎了上海/香港的“双城记”。其中,亦舒学张又能走出张的影响,在新的文化背景下,创造出一种新的都市女性叙事文本。
一 雅俗共赏的定位
古代自《诗经》以降,唐诗、宋词、戏曲剧本、明清小说,一流的艺术作品必然同时具备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雅俗共赏在张爱玲那里得到了较为完美的结合,而亦舒作品贯通雅俗的特色,也成为其小说几十年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张爱玲小说雅俗共赏的艺术特征在学术界早有定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样评价张爱玲的创作:
“张爱玲这样的出入于‘雅’与‘俗’、‘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作家的出现,标志着沦陷区文学(以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学)‘雅俗共赏’的时代美学追求所达到的历史水平。”
而范伯群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绪论》中,同样把张爱玲作为借鉴雅俗文学各家所长而自成风格的典范,并对其所借鉴的中外雅俗文学作品一一列举,令人信服。张爱玲自己也承认,她对中国通俗小说有“难言的爱好”,她说那里面的角色是“不用多加解释的人物,他们的悲欢离合。如果说是太浅薄,不够深入,那么,浮雕也是一样艺术呀。”张爱玲很注重读者对作品的接受,为迎合读者趣味,她愿意“将自己归入读者中去”,这样“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 “写《倾城之恋》,当时的心理我记得很清楚。除了我所要表现的那苍凉的人生的情义,此外我要人家要什么有什么,华美的罗曼司,对白,颜色……”。张爱玲的小说之所以能长时间获得读者的青睐,许子东认为有四大原因:1、迷恋都市,小说集中讨论城市的变化及其百彩多姿,写城市生活的狂野刺激;2、把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字结合,以古典华丽的字词迷住读者,字里行间尽是春光;3、有通俗的商业包装,又能肯定小市民的价值观,把纸醉金迷的生活刻画得淋漓尽致;4、以女性的感官意识细致描述恋爱问题,尤其把两性的悲欢离合刻画得覆天盖地。许子东将张爱玲小说雅俗共赏的特色阐释得可谓十分透彻。张氏小说的成功在于有效兼顾了现实生活与个人愿望,同时配合了商业的包装,把文学的元素与环境结合,缩短了流行小说只写灯红酒绿与纯文学追求文字秀丽、讲究形式创新的差距。因此,在香港,无论严肃作家还是通俗作家都将她奉为圭臬。
而亦舒往往被内地学者们视为流行小说家,是因其作品具有流行小说的要素:别致的开头,跌宕曲折的情节,言情、历史、侦探、异域风情糅合于一体,这一切为她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体。亦舒突破了言情小说写情而不言志的局限,剥去小说言情的外衣和通俗的形式,她有着比一般流行小说家“多一点”的文学思考。她将都市职业女性作为表现对象,对其生存状态和精神内核做了深层观照和思考。在香港本土意识高涨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亦舒以其极具“港味”的都市故事,参与到了香港主体意识的自我建构之中。在流行文学占主流地位的香港,亦舒将严肃的文学思考置于流行形式的创作策略,无疑成为其作品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
雅俗共赏的文学定位,成为张爱玲和亦舒文学创作比较的基点。而将张爱玲、亦舒作对举比较,是因为另一组关键词“上海/香港”起了作用。沦陷时期的上海成就了张爱玲,而张的人生观、艺术观的形成、写作基调的奠定又与其早年的香港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亦舒生于上海,童年时到了香港,虽自称香港人,但生命里的上海背景挥之不去。上海的美食、上海话、上海的老电影以及老上海的繁华所象征着的某种神秘都蛊惑着她在小说中不断地将其想象。更为重要的是,上海/香港在经济地位、城市风貌和文化气质上的暗合,以及在发展的过程中“互为镜像”的关系,为两位作家的都市/女性文本对话提供了空间和可能性,因此,上海和香港的“双城”关系就不能不进入我们关注的视野。
二 书写双城:“他者凝视”和“自我探寻”
从1939年7月张爱玲到港大读书至1941年“港战”爆发,张爱玲在香港度过的时间统共只有三年半。对于香港,无论如何她只能算是个“他者”。香港于她,是个光怪陆离的异域,匆匆一瞥,留下的只是刹那印象。而她偏偏为香港写了一本“传奇”。她将它描述成殖民者眼中的东方,“荒诞、精巧、滑稽”;上海人眼中的蛮荒之地,半中半西、半洋半土,具有异国情调但缺乏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而张爱玲津津乐道的是此中人“不甚彻底的道德感”。以香港为背景的两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倾城之恋》为例。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梁太太的小公馆坐落在半山上,花园外就是荒山,园子仿佛乱空中凭空擎出的一只金漆托盘,园子里的杜鹃花,园子外面的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薇龙从梁家出来,感觉犹如《聊斋志异》里的书生只身前往鬼域,而此时“如果梁家那白房子变成了坟,她也许并不惊奇。”香港所代表的现代都市性被忽略了,诡秘阴森的场景成为人物活动的幕布,一切仿佛被抛到了现代文明之外。而在《倾城之恋》中,见惯了城市风景的白流苏,一下船,却被香港各种巨型的广告牌扰乱了心思,自忖“在这个夸张的城市里,只怕摔个跟头,也比别处痛些。”一路走来,火一样的“野火花”、冷而粗糙的墙,犯冲的颜色,或张扬得刺目或冷酷到荒凉,显得与都市文明格格不入,而灯红酒绿的舞场、饭店又使这个城市显得摩登而“洋气”。古老与现代就这样矛盾共存,而这样的背景,少了羁绊和压抑,主人公的行动似乎可以放肆一点,故事似乎可以离谱一些。于是,张爱玲让葛薇龙、白流苏、聂传庆等“参差对照”的人物穿梭其间。在“他者凝视”之下,香港成为“传奇”。无独有偶,40年后,另一位上海女作家王安忆,也作了类似的想象:“香港是一个大邂逅,是一个奇迹的大相遇”,她将个人经验提升到所谓的“香港经验”,唤起了无数内地人对香港的憧憬与向往。
比起香港,上海是张爱玲的“家城”。去掉了“他者”视角,她一支笔出入于上海的里里外外,描绘出世俗烟火氤氲弥漫的都市民间。古老而颓败的家族尽收眼底,它是真实的、亲切的,也是传统的、压抑的。在张爱玲看来,它依然是“老中国”。传统的、式微的大家庭成为“老中国”的缩影,就像《倾城之恋》中的白家,《创世纪》中的匡家,阴暗、压抑、沉闷,有人的地方,人影幢幢,形如鬼魅,无人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而空气中飘散的是老中国的鸦片香。在张爱玲这个上海人看来,香港是传统的、道德的、沉闷的“老中国”――上海的“他者”,是一个可以逃离到的地方。
三 亦舒:“世俗”与“传奇”
亦舒的生命历程见证了香港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岛发展成国际化大都市,她的书写摈弃了外人加诸于香港身上的种种传奇色彩,她笔下的香港是势利化的香港,极少浪漫也绝无幻想。香港发展出一种中西混杂、又非中非西的文化。
90年代随着经济的转型,香港步入了后工业时代,文化形态上也相应出现后现代的景观,人们普遍陷入一种消费的迷狂,亦舒这样形容港人惊人的消费能力:
“香港没有一样东西是贵得不能流行的。”
正如张爱玲所言:
“刺激性的享乐,如同浴缸里浅浅地放了水,坐在里面,热气上腾,也得到昏蒙的愉快,然而终究浅,即使躺下去,也没法子淹没全身。思想复杂一点的人,再荒唐,也难求得整个的沉湎。”
物质上的丰裕与享受,并不能掩盖精神上的贫乏,香港人在享受着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深深地遭受到由此带来的道德价值的沦丧。因此,都市市民面对流动不定、真幻无常的都市文化所生的种种精神病象,成为亦舒都市文本的主题。如《喜宝》中的姜喜宝,喜宝的堕落就是对金钱的追求导致的有意识的堕落。喜宝们享受着出卖自身所换取的物质享受,却丧失了爱人与被爱的能力,更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和动力。
都市人的出路在哪里?面对都市人的迷失,亦舒孜孜以寻。她没有张爱玲虚无的精神背景,不会让她的人物陷在虚无的泥潭之中无法自拔,因此在小说结尾处她总会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设法为主人公寻找到出路。“逃离”成为亦舒为其主人公选择的出路之一。与内地扯不断的亲缘关系,使得她笔下的人物下意识地选择了往回转,逃离当下,回到与她们有着或浓或淡的血脉联系的故乡,现实的逃离即是如此。《曾经深爱过》中,迷失于“我城”的周至美在遥远的东北――一个不发达的北方小城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在那里她重温了淡薄已久的人间亲情。《喜宝》中的勖聪慧在厌倦了香港的尔虞我诈之后来到内地,在贫困地区做了中学教师,在天真稚嫩的童心包围中,用勤勉的工作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现代的张爱玲,当代的亦舒,将上海/香港互为映照的关系演绎得淋漓尽致,而二人笔下的所谓上海与香港,传奇与世俗、“他者”与“我城”的交相变换,并非作者创作的偶然对应,或是论者的牵强附会,而是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张爱玲所处的上海,正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初期,城市文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只初露端倪,而物质的极大丰富所带来的都市景观和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方式引起的都市人的情感反应,更多的是新鲜和震惊,都市物质文明虽然来势汹汹,但尚未撼动这个农业文明的古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而牢固的根基,却在某种程度上给这个已经失去生机的古国带来现代的鲜活的气息。张爱玲出身名门,没落贵族的家世使她深深地感受到了古国的腐朽、颓败和对人的压抑,对于刚刚到来的都市文明她表示出极大的热忱和喜爱。相比较于上海,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少,芜杂、鲜活又不乏都市味道的香港便受其钟情,她将其“传奇化”也就变得容易理解。与张爱玲相比,亦舒生活的香港已是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商业都市,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化上呈现出后现代景象,无深度、无历史感,理想破灭,价值陷落,都市文明的弊端愈发凸显。传统文化的根基太浅,新的文化、价值观又没有建立起来,而香港尴尬的文化身份更加重了港人精神的无所归依感。因此,曾为张爱玲所津津乐道的不中不西的香港文化此时却为亦舒所诟病,香港叙事的“去传奇化”成为亦舒突出的写作策略。怀旧,是上世纪末一道流行的文化景观,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席卷全球的怀旧风潮中,老上海是香港人不会遗忘的一道风景。而昔日沉闷压抑的“老中国”又成为亦舒眼中的“传奇”,这似乎是历史所开的玩笑,但实际上则有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 许子东、梁秉钧:《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2]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3] 亦舒:《喜宝》,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年版。
宗璞在紫藤萝瀑布面前悟出了‘生命的长河时无止境的’，然而，在她之前，两位传奇的女子都曾以自己的命运、才华和爱情选择了如何去走自己的生命。
三毛把自己无私的奉献给了无垠的撒哈拉沙漠。她用笔书写了自己的生活，平朴的文字、真实的感情。她用一个小女子的心态活着、爱着、写着。那么多的文字里是同一个三毛，我在读那些恍如隔世的故事时，甚至可以看到写字的三毛、流浪的三毛、快乐抑或悲伤的三毛。她是这样真，真到了纯。我愿意相信那些剖析自我的人，那些人写出的文字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传奇。有时去读那些泛滥在市面上的小说，我总是觉得，没有经历过的人，写下的文字，不过是一堆没有骨架的腐肉。
荷西死了，三毛的笔终于不再属于自己，写下的文字也不再是自己的传奇。她寂寞地独自生活，碰上了另一个男子——王洛宾。她以为她依旧可以如曾经那般放下一切不顾一切的去爱，然而她错了，在她来说无所谓的年龄差距却没有让王洛宾勇敢爱她。荷西走了，王洛宾走了，文字也走了，三毛终于决定做自己的终结者，用一只丝袜来结束自己飘忽的生命。
对，飘忽的生命。灵魂太过轻灵就无法依赖重心稳稳站着，或许最后终结是最好的结局。
另一个传奇女子的生命却太过厚重，如同大上海里妖娆的胭脂，晕开来，是浓重的猩红，不停的蔓延，无法停息。
她叫张爱玲。她笔下的爱情总有着太多的无奈，有好的结尾如《倾城之恋》，也有始终的无奈像《半生缘》。张爱玲的才气是时代给予的。在那个奢靡的城市里，我想象着她燃着的烟夹在手指上，丝丝苦涩缠卷着她的心扉。我似乎能看到她深冷如幽潭的目光俯瞰着这大上海繁华背后的颓萎。那姿态何等冰冷寂寞，‘众人醉唯我独行’是境界，更是痛苦。
她写了那么多的爱情，写的都是别人的，她可以看透别人的心，我无话可说。这世上聪明如三毛可以剖析自己的人极少，如张爱玲可以剖析别人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了。
若荷西是三毛爱和魂的终结者，那张爱玲的命运更是惨淡许多。张爱玲最终选择离开卖国贼胡兰成——选择离开了她唯一的爱。现实和她的小说何其相似，最终总是无奈的结局。张爱玲再也写不出什么好的东西了，再也无法爱上别的什么人了，而这，是她选择离开时她就知道的。看——她是如此聪明。
张爱玲继续的活着，或许不再有才、不再去爱是她唯一也是最好的抉择。她的生命太过厚重，无法像三毛那样轻易就放掉。她只有那般继续着，如同烟花落后余下的灰烬沉沉的下坠，沉沉的下坠，却永远无法接触到地面。
终结与继续，她们都未拥有美好的结局。留下了一段段传奇，我却只能叹息。
论文 摘要:鲁迅与张爱玲是两位享有不同成就和影响力的作家，但在小说创作领域里他们存在着值得分析的类似的创作主旨或 艺术 手法:鲁迅站在启蒙主义角度对整体国民性加以揭示，张爱玲以启示的小说观对凡人软弱性加以展示;鲁迅凝聚了自身的灵魂与情感却冷静地在普通人事里寻找悲哀，张爱玲以苍凉的个人生命体验不露声色地讲述普通人的故事;鲁迅将继承传统与冲破传统统一，张爱玲将
论文关键词:鲁迅 张爱玲 国民劣根性 凡人软弱性 冷静 传统 现代 影响力
傅雷在《论张爱玲的小说》中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于青则在《张爱玲传略》里说:“如果说，鲁迅毕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是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贡献，那么，张爱玲对女性意识里‘女性原罪’意识的展露和批判，则是张爱玲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补充，是对女性意识进化和 发展 的一个贡献。”我们发现张爱玲与鲁迅在小说创作上似乎确实存在着某种关联，吸引着研究者不自觉地将二人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本文试从四个方面，从二人的创作思路与表现方法上发现这两位不同成就、不同影响力的作家在小说创作领域里的某些异同之处。
一、鲁迅:“为人生”的启蒙主义小说观与对
张爱玲说:“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于是她冷静讲述一个个女性的故事，不用苦口婆心的说教，不用摇旗呐喊，不用哭诉愤怒，却让这“普通人中的传奇，传奇中的普通人”缓缓地流进读者心中，冲击着他们内心深处柔软的灵魂。她似乎只是欣赏人生的舞台上表演的戏剧的观众，如此冷峻、不露声色。她说:“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她又说:“胡琴晰晰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倾城之恋》她看透了人生的虚妄，也理解女性短暂的一生挣脱不了的时代、 历史 、生理与心理的种种束缚。她叹息于艰难生存中的女性的妥协、苍白、畸形的追求，但是，透过那不和谐处，我们依然能领悟着张爱玲来自自身生存体验的深挚的同情与慈悲，因为那里流露的是以个体生命体验为背景的苍凉感，那也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夏志清教授早就精辟地指出:对于张爱玲，“人生的愚妄是她的题材，可是她对于一般人正当的要求(适当限度内的追求名利和幸福)，她是宽容的，或者甚至可以说是赞同的。这种态度使得她的小说的内容更为丰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是在男人世界里索求微薄报酬的女奴，但是，这可悲可叹的故事，却穿透了历史甚至穿越了今天与明天，照见女性几千年来难以治愈的生命之伤。
在这一点上，二人有着同样的良苦用心，也取得了 艺术 的坚实力度，他们的作品因此而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烟消云散，而以它无穷的后劲影响着一代代读者与文学的 发展 。
三、誉迅:继承发展了白.描等古典文学优良传统，成功运用象征主义等 现代 创作方法。张爱玲，搜长故事的叙述等传统叙述手法，自如运用精神分析法等现代创作方法
鲁迅的小说继承并发展了古典文学中的白描手法，人物形象与场景描写简炼干脆又韵味十足，这深得
谁能想到，风华绝代的才女张爱玲，晚年生活的中心不是写作，不是研究，不是游历，而是艰苦卓绝地与虱子战斗。
据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这似乎是夸张，因为这样算下来，张爱玲搬家次数达180多次，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张爱玲如此频繁地搬家，仅仅是为了“躲虫子”――一种她认为来自南美、小得肉眼几乎看不见、但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跳蚤。她随身携带着简易的行李，只要在栖身处发现跳蚤就马上离开。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强迫症，一种病态。
17岁时，张爱玲就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一个正当青春年华的女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想来令人恐怖，不幸的是一语成谶。张爱玲的一生，正是与“虱子”战斗的一生。
张爱玲很早就看到，穿梭于俗世繁华中的男男女女，华丽的外表下包藏着人性的暗疾，灵魂中蛰伏着一只只微小却执拗的“虱子”，贪婪地、不动声色地啃啮着真性情。《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明知范柳原不会把她当作唯一的爱，但为了嫁个体面的富家子弟，不得不拿残余的青春作最后一搏；《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在无爱无性的婚姻中消磨了一生，导致心理变态，以摧残儿女的幸福为乐事……贪欲使她们没有勇气和力量清除内心的“虱子”，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繁衍、长大、蔓延，直到将鲜活的生命吞没。
张爱玲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家与作品人物的关系有两种：同构或超越。张爱玲属于前一种。她本人和她笔下的人物具有惊人的同构性，她内心深处情与物、灵与肉的挣扎，比她笔下的人物还要剧烈和悲惨。
张爱玲有一句坦率得近乎“”的名言：“出名要趁早。”张爱玲从小就要“做一个特别的人”，让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她拿起笔来，是想以自己的天才，延续她已经习惯、再也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张爱玲的祖父是清末“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外曾祖父则是名满天下的清朝名臣李鸿章。
然而人生是诡谲的，一个人太想得到一样东西，上天倒不一定让他得到。张爱玲可以“趁早”出名，但不一定能“痛快”。1949年，政权易手，上海文坛的“传奇”时代结束。三年后，张爱玲远走香港。1955年张爱玲到了美国。在美国，最令张爱玲引以为自豪的写作遭遇毁灭性打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为此张爱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泪。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红”的天才。其实，20世纪40年代她在两年内从一个因战争辍学的大学生一跃而成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与上海“孤岛”时期的特殊形势分不开的。艺术和人生的“传奇”，并不能到处复制。没有原则的人，看上去忙忙碌碌十分主动，其实是被动的，路越走越窄，人生越来越暗淡。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颗博大的心灵和日益坚实的信仰体系，必然一步步走向枯竭。
“人是最靠不住的”，是她从青春磨难中总结出来的人生信条。冷酷无情、杀机四伏的家庭，在张爱玲的心灵里种下了一只阴郁的 “虱子”，成了她一生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她的急功近利，她的冷漠世故，她的孤僻清高，都与此有关。
曾有人问海明威“作家成长的条件是什么”，海明威说是“不幸的童年”。这句话对张爱玲是适合的。但海明威的话只说了一半。如果一个作家成年后，仍不能逐渐超越早年不幸所造成的人格缺陷，这种不幸则可能将作家毁掉。张爱玲终其一生没有完成这种超越。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女子，就像她笔下众多女子一样一步步走向没落，走向凋零。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七天后才被人发现。屋里没有家具，没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生命以一种最凄凉的方式凋零。
她以一双早熟的慧眼洞彻了人性的弱点和世间的荒诞，并以生花妙笔展示给世人看，但她没有足够的光芒来穿透黑暗，驱散心灵中的“虱子”。“生命是一束纯净的火焰，我们依靠自己内心看不见的太阳而生存。”一位外国作家如是说。但张爱玲心里没有太阳。她的生命正如她所说，是“一袭华美的袍”，这袍曾经光艳照人，风情万种，但最终还是被“虱子”吞没了。这是怎样的悲哀！
关键词：小说；电影；改编
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8-0104-01
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曾经风靡一时，受到国内外大大小小许多奖项的肯定，影片是根据著名女性作家张爱玲的同名短片小说改编。无论电影艺术价值的高低与否，这部改编作品已然受到了大众关注与推崇，由此也引发出对文学改编电影作品的热议。
一、张爱玲小说的改编
张爱玲，这位中国20世纪最传奇、最优秀、最沉静的女作家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色戒》是她晚期发表的一部短片小说。张爱玲的作品以细腻的心理描写见长，常常以其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细细地触摸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她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没落的旧式淑女，其传奇般的爱情故事常常以女主人公宿命般的凄凉结局收尾，如《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均是如此。同时，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她常常以细腻精致的笔触为我们勾勒出一幕幕旧上海的场景:古老的小巷、斜晃在玻璃纸上的夕阳、镂着雕花窗权、飘着裙据的旗袍，都市万般繁华下的凄清苍凉和温柔富贵下的凄情哀婉表现得淋漓尽致。
张爱玲的小说还素有“纸上电影”之称，她的小说情节曲折、对话流畅，在叙述手法上也有近似于舞台表现和电影画面的叙事营造。也许正因如此，她的小说频繁地被改编成电影并广为流传。
二、《色戒》――从小说到电影
李安根据张爱玲小说《色戒》改编的电影，总的来说也比较忠于原著，但是仔细研究又可以发现两者存在本质的区别。在我看来，李安很谨慎的用影像展现张爱玲这部极具争议性的小说。李安的讲述比较柔和，而张爱玲的描述却是生冷的。电影中的王佳芝让人同情，就算王佳芝因一时动摇，断送了战友的性命，那种怨恨到理解的过渡也借助邝裕民的眼神传达出来。而在小说中张爱玲似乎是以作茧自缚的心态，冷眼相待这个女孩，在她笔下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又毫不相干。
王佳芝有着超出年龄的成熟与冷静，远远超过提出暗杀计划的邝裕民和其他几个同学。一颗少女充满幻想、盲目的心，让她把一切当作游戏一样不假思索的参与，还为自己是主角而隐隐有些快意。直到荒唐的失去后，她微微从梦中醒来，却又无法面对现实的掉入另一个梦境。
王佳芝与邝裕民之间的情感始终说不出道不明，那是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正当的理由，也许他们一直告诫自己，国难当头不谈儿女私情。而三年后，邝裕民那迟来的一吻，却再也不是一个少女蜕化成女人后所期待的了。而王佳芝与易先生之间的关系就显得那么的理所当然，因为他有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暗杀”。但是，当易先生与王佳芝频繁约会，送她钻戒，暗杀却被王佳芝搅乱时，撇开背景，这又何尝不沦为一段儿女私情？
电影中，王佳芝给易先生唱天涯歌女，很多人以为易先生是被王佳芝真挚的情歌感动的流了泪，其实是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和意境道出了易的心声。国破山河碎，易先生成为自己也不想做的汉奸，所以易哭了，他的人性得以重现。电影与小说相比，电影在易先生这个人物上的着墨显然比小说多，李安在电影中把易先生的形象塑造的更丰富更饱满了，而小说中易先生似乎仅是一个泛指人物。
小说中，王佳芝似乎只是一个符号，一个承上启下的符号，她消失时不需要太多的情感关怀，却又引带出一系列与之相连的情绪。
三、从张爱玲小说到电影改编的技巧
电影《色戒》中，构图、画面、色调、声音以及人物服装等影像语言都基本还原原著小说。同时，张爱玲小说中大量细腻生动的心理描写成为其改编为电影作品时最大的障碍，李安在处理这点上很有技巧，他干脆把那些埋在文字下的暗涌通过演员的眼神、动作、一些特定的剧情在电影中表现出来。导演充分运用了视听语言手段，将张爱玲小说中那繁华而凄凉的都市、那一张张表面透着温柔却尝尽人生苍凉的面孔、那一个个乱世背景下凄美的故事和那泛黄的、暖昧的调子与氛围进行了还原。也许这就是张爱玲小说不朽的魅力，也是其改编的电影能受到大众广泛关注之所在。
四、结论
文学为电影撑起了一片天地，帮助电影迅速的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艺术。从文学到影视的改编是一个关于文学与影视之间艺术转化的问题。张爱玲的小说素有“纸上电影”之称，为改编成影视作品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小说《色戒》被改编成电影的过程，敢于去其糟粕，吸其精华，是成功的典范。而从小说到影视改编的经验，也颇值得认真研究。
摘 要：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无数生动的女性形象，发生在这些女性身上的故事不能不说是精彩万千。但是他们的命运却都是悲剧。纵观张爱玲的一生，家庭的不幸和婚姻的不美满让张爱玲有着悲观的人生观，加之她身处的时代下传统的婚恋观影响导致了她笔下女性悲剧的发生。
关键词：张爱玲；女性形象；悲剧
一.从张爱玲的家庭关系看其小说的悲剧性
张爱玲有着显赫的架势，祖父张佩纶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曾外祖父是近代史上著名人物李鸿章。身为贵族子弟的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本应该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和优越的条件，可是这一切都不尽如意。显赫的家室，贵族的血统并没有给她带来多大的幸福。
家，本应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他的父母把本应该温暖的家庭变成了她心中“冰冷的古墓”，母亲的自我让张爱玲从小就在缺失母爱的环境下成长，这种心灵的损伤在持续的磨损中结成难以平复的硬痂。也许就是因为有这种经历，要在父亲和后母，姨太太的压迫下成长，让张爱玲更会察言观色。在她的文章里经常出现了一个地方，那就是上海公寓的阳台，张爱玲就是在那个阳台上面思考问题以及观察现实的世界。张爱玲是一个活得很细腻的女人，她的细腻也可以说是一种敏感，而这种敏感的来源，正是因为她缺少正常而完整的家庭生活与温暖，影响了他心理的正常发展，促使她早熟，被迫让她变得敏感。她细腻的观察者周围的一切，所以她可以把小说里面人物的性情描写的淋漓尽致。通常来说，一个活得很细腻的人，是不会感觉到太幸福的。这样的人，接受到的信息会在她身上自动放大几倍，比如悲伤和悲观。张爱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二.从张爱玲婚姻角度看其小说的悲剧性
张爱玲的悲观和冷漠又是彻底的，她是太悲观，太绝望，这也是由于后来她不幸的恋爱婚姻。
爱情和婚姻是即家庭之后给他的又一重的打击。张爱玲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她7岁的时候开始尝试写小说，开始探讨家庭与爱情的问题。这绝对不是孩子天真浪漫的天性。上天是公平的，给了她惊世的才情，就注定不会给他平顺的生活。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是当时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在乱世中，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都说张爱玲最大的错误不是爱上了胡兰成，而是非要嫁给胡兰成。真性情而已。胡兰成是懂张爱玲的，懂她贵族家庭背景下的高贵优雅，也懂她因为童年的不幸而生成的及时行乐的思想，仅仅这一个“懂得”，也许就是张爱玲爱上胡兰成的最大原因。因为相知，所以懂得。其实细细看来，张爱玲本身就不是一个世俗之人，她不用尘世的架势去品评一个人。对他而言，胡兰成不是什么汉奸，她也不在乎胡兰成的妻室，他就只是他，一个懂她爱她的人。仅此而已。就这样，她倾尽全部去爱他，爱得那样的轰轰烈烈，爱得超凡脱俗。可是，胡兰成毕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朝三暮四，半年后就移情别恋。对于这段感情，她执着过，争取过，然而她亦是敢爱敢恨的，她说：“你到底是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至此，再也不可挽回。
有人说过，年轻的女孩不要读张爱玲，这个女人太过清醒又太过刻薄。其实张爱玲是爱生活的，因为不爱的话，怎能将人物观察入微，怎能描写的如此真实。张爱玲不是为写小说而写小说，而是想一种方式来记录周遭的一切。她不过是受了委屈，她不过是想看透这个世间然后让自己不受伤害，她不过是想保护她自己，她不过是看到了这世间阴冷黑暗的一面。所谓刻薄，也不过是下笔太过诚实。习惯了隐藏，习惯了阳光的我们，不敢去直视而已。
对于有着这样的人生经历张爱玲，如果还要求她能写得出“大团圆”结局的小说的话，那应该是一种苛求。所以张爱玲的小说，除了《倾城之恋》几乎都是悲剧。这跟她一生的遭遇是密不可分的。
三.从张爱玲身处的时代看笔下女性悲剧
张爱玲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末至三四十年代沦陷区女性文学的代表人物。她的创作多以她生活的时代为背景，大都是以上海跟香港的都市生活为基本的背景来表现旧式家庭女性的爱情婚姻与道德心理，表现男性与女性的矛盾关系。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孟烟鹂是一个深受封建文化和旧生活方式之害的就是女性，受传统思想影响的烟鹂骨子里就觉得自己的男人就是天，一切都是依赖振保。孟烟鹂是出身于贵族门第，她的全部教养就是做一个贤惠的媳妇、细心的母亲。这样的女人却已经越来越不被现代男人所欣赏。如果说烟鹂是受传统思想影响太深，他们不能自己掌控和主宰自己的命运，那么娇蕊呢？她聪明、热情、美丽，受过较好的教育，她大胆的追求却还是不能逃脱命运的捉弄。她要求丈夫“给她自由”而彻底放松的与情人相守，但是她依然逃脱不了日常伦理的生活习惯和价值取向，她最终想要的还是笼居在婚姻之中。这些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的最普通的女性，不管是否留洋骨子里面都仍然被传统的婚姻观念锁禁锢，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统治。
对人物悲剧命运的描写也是张爱玲人生观的一种反映，也是她对这个时代下的爱情和婚姻的一种悲观理解。张爱玲把任何人之间，人和命运之间的冲突，都写的很激烈，到处弥漫着浓厚的悲剧的意识。她以一种机会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一个的悲凉的传奇故事，冷漠的可怕。为什么不留一个喜剧的结局，因为她对人生已经绝望、悲观、冷漠了，一切的悲哀都不能引起她的悲哀，她只是冷漠的看着这世间的一切，可就是这种冷漠才能折射出张爱玲的可怜与自怜，她嘲笑着自己，嘲笑着人生。
只有在那样的家庭环境下，那样的社会环境下，才会造出这样苍凉与悲观的张爱玲。对于张爱玲，这也是一种宿命，逃不掉，摆不脱。
参考文献：
[1] 李娟.张爱玲性格对其创作风格的影响[J].平原大学学报.
[2] 李艳辉.绝望中的希望，无奈下的凄凉――论张爱玲的人生经历对其笔下女性形象塑造的影响[J].文艺理论.
论文摘要：面对文坛横空出世的“传奇”张爱玲，傅雷率先作出反应，对张文予以评论，其间功过得失，众说纷纭，但它的影响之深远毋庸置疑。本文试从评之缘由、评之得失、评之影响等方面对傅雷评论张爱玲作一个全面性的观照。
从1943年第一个短篇《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发表至1995年在大洋彼岸悄然告别人世，张爱玲成为中国文坛的不朽传奇。有关张的研究热闹非凡、蔚为大观，传记、研究专著、评论汇编接连不断，不少著名文人学者如傅雷、夏志清、柯灵、陈思和等等，先后撰文，各抒己见。纵观“张学”研究史，歧见迭出，褒贬不一，在诸多研究者中，傅雷的评论最早出现，奠定了张评的基石，在张爱玲研究中举足轻重、不容小觑。
一、评之缘由
作为文艺评论家、翻译家的傅雷，有着“英雄主义的人生观”、“斗争式的悲剧观”①缘何选择与其性格、思想观念、审美情趣迥异的张爱玲？观照当时文坛及二人特质，不难发现其间端倪。
首先是历史使然。20世纪40年代，上海正值沦陷期，政局动荡，文坛也日益沉寂，许多进步作家隐姓埋名、韬光养晦，曾经创办的抗日刊物也被查封。“1942年，上海人在刊物上已经看不到巴金、茅盾、老舍等名家的作品了，甚至一直在报上连载的张恨水的小说，也失去了踪影。”②整个文坛一片荒凉、凋敝。在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张爱玲的横空出世，显得弥足珍贵，傅雷等批评家喜忧交织，继而执笔为文，自在情理之中。其次缘于傅雷的爱才之心。张爱玲的几乎一夜成名，使得社会一片“这太突兀了，这太像奇迹了”之类不着边际的慨叹。强烈的责任感驱使傅雷站出来作一个客观公允的点评。“奇迹在中国不算奇迹，可是都没有好下场。”③不愿这句话在张爱玲身上灵验。再次乃文艺观的驱使。傅雷喜爱“那种强烈的对比，鲜明的刻画、深刻的揭示、无情的抨击。”④《金锁记》深刻地勾勒了，直视人性的悲剧，为傅雷所赞叹。然而，《倾城之恋》、《连环套》、《琉璃瓦》等在他看来是“内容贫乏”，“杂凑而成”⑤傅雷对高雅文学的极力推崇与张爱玲对旧小说、通俗文学的吸收出现了强烈的冲突，最终，自我意识较强、充满英雄气概的他选择把诸多意见付之于文字。
二、评之得失
傅雷高度肯定了《金锁记》，认为它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甚至认为“《金锁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⑥，同时，还对《金锁记》中结构、色彩、心理分析、语言风格予以高度评价。然而，在对随后的《倾城之恋》、《连环套》的评论中，措词之激烈、抨击之坚决充分显示了两者人生观、艺术观上根本性的区别。他认为《倾城之恋》“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甚至还给《连环套》下了“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⑦结论。
值得肯定的是傅评抓住了张小说的某些致命弱点，例如一些作品缺乏深刻、典型的艺术形象，人物轻描淡写。傅雷是出于对一个文坛新秀的关心呵护而写下这篇文字的，但其间充满不同程度的误读。他认为《倾城之恋》两位主角“疲乏、厌倦、苟且、浑身小智小慧”⑧事实上，正是主人公的这种虚无这种飘忽使其超越个体本身而具有强烈的哲学意味。小智小慧的他们实际上是文明社会小人物抽象意义上的代表，人世的变幻无常、人心的不可捉摸，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纷争战乱……虚无之世必然造就机巧、伪饰的他们。人物的进进退退、虚虚实实看似玩世不恭的游戏，实则是荒诞虚无之象征。
总的说来，傅雷对张小说的评论否定要远远多于肯定，而此文也不为张本人所接受，继傅雷之后，她于1944年8月陆续发表了《写什么》、《论写作》、《自己的文章》予以辩驳。这种强烈的冲突与两人迥异的性格、人生观、艺术观关系甚密。二者一个严肃构建一个世俗消解；一个崇尚高雅，一个喜爱通俗；一个站在男权社会批判，一个怀抱女权意识写作，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毕竟，艺术的碰撞“如马之两骖——互相推进”⑨
三、评之影响
在张爱玲创作之始，傅雷率先对其进行评价，其意义无疑是深远的，除了对张本人产生一定影响外，傅雷传统的批评理念也影响了随后的评论。在多重误读的遮蔽下，张爱玲独特的文学魅力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现代文学史所忽略。
傅雷的评论奠定了张评的基石，为后人研究张爱玲提供了重要依据。但也正缘于此，傅雷对张的误读同样也蔓延到整个评论界。例如《北极》杂志刊载的顾乐水的《的印象》，《今夕文存》中吴小如等人对张的评价与傅对于其内容空泛的贬斥是一脉相承的。更为严厉的是唐文标，他不仅对傅雷的评论大加赞赏，甚至用“趣味主义”、“轻佻和无味的小品”⑩等来评价张爱玲，这是对傅评贬意的延续与发展，是个人偏执的理念走向极致。当然，傅雷认为“《金锁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这也启发后人将两人加以比较研究，对鲁、张二人的艺术个性予以探讨。对张爱玲自身创作的影响。张爱玲对傅雷的批评有诸多地方是不大认同的，傅文刊出不久，她就在《新东方》杂志上发表《自己的文章》为《连环套》辩护。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傅雷对《连环套》猛烈的抨击，最终还是影响了张爱玲创作的情绪。1944年6月，《连环套》在《万象》上的连载中断，傅文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无论孰是孰非、孰正孰误，傅评的影响都是有目共睹的。考察张爱玲研究史，傅雷的评论是一个起点，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尽管两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分歧，但这种真正的艺术碰撞令我们敬仰。
参考文献
［1］①④刘锋杰 《创作个性与文学转型的误读》，《想象张爱玲——关于张爱玲的阅读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
［2］ ②张子静、季季 《我的姊姊张爱玲》 【Z】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3.
［3］ ③⑤⑥⑦⑧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1944年第3期.
关键词： 张爱玲 小说《等》 意象 时间 女性 生存状态
推拿医师庞松龄的诊所里，挤满了候诊的病人，她们一边等着轮到自己，一边在白净的玻璃窗前说着可为外人道的闲言碎语。
张爱玲在短篇小说《等》中摄取了这样一则“生活的切片”（Slice of Life）。没有小说里常见的起承转合，只有生活中常见的纷繁芜杂，加之早期诸篇名作的光芒笼罩,这篇创作于1944年11月的短篇小说似有足够理由为人所忽略。但是，纷乱杂陈的生活表象之下，却潜藏着不容忽略的艺术真实。就小说叙述的流利细腻和人物描写的生动真切而言，《等》并不比张爱玲的其他小说逊色多少。尤可称道的是，《等》用独特的时间意象状写生命体验，一方面为笔下人物的生存状态涂上了时间的底色，另一方面也在狭小的空间中呈现出近乎凝固的时间，从而活画出一幅抗战时期沦陷区社会状况和妇女境地的缩影。借助候诊的太太们对琐碎生活的絮絮叨叨,折射出女性生存状态的“大悲”，《等》的典型意义至今仍然值得探讨。
一、“滴―答”声下女性的焦虑与恐惧
《等》中所描写的男人的世界，是一个残暴的弱肉强食的世界。
“死的人真多，堆得像山”――在遥远的欧洲疯狂地犯下残忍的战争罪行的同时，上海的沦陷区也正进行着与欧洲相比看似“不算一回事”的战争，可是这无形的剑总是准确地刺中命运控制下无力的人们。
“三轮车过桥，警察一律都要收十块钱，不给啊？不给请你到行里去一趟。”①三轮车夫屈服于“行规”而交出的这十块钱，到头来还不是又转嫁到了顾客头上。这是男人生存的世界――无理可言的残暴。
当女性的存在成为男人梦的填补与点缀时，《等》中所描写的女人的世界，则依附着男性的世界，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个更加残暴的不讲理的丈夫欺负妻子的故事。
无论是王太太、包太太，还是童太太、奚太太，无一不活在对岁月的敏感和焦虑下，她们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及恐惧比男性更为强烈。
奚太太一方面忍受丈夫在外“讨了小”，另一方面又担心自己老去的容颜和不断脱落的头发，不得不在焦虑中等待着丈夫的回心转意。而她的焦虑感与恐惧感正是在丈夫的钱财和自身的年华的对比中不断地加剧。丈夫越阔，她的年华愈长，容颜愈衰，焦虑愈深，但她所期盼的岁月却是如此的遥不可及，她只能在这种卑微、难堪、无能、焦虑的状态中继续无望地期盼。
同样的，守着“一大块稳妥的悲哀”的童太太“整个世界像是潮抹布擦过”，是无休止的妥协。人的卑微与无奈、人与人之间的虚假和冷漠，在这个狭小的生存空间里，在这一个个琐屑的生活片段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当人类最亲密的至亲关系、夫妻关系都被虚假笼罩时，她们只能生活在荒凉和黑暗中，不管如何挣扎，也逃不出时代的梦魇。一种凄凉的、恐怖不安的气氛笼罩在每个人的身上，一种彻骨冰凉没落的氛围裹夹着她们，使诊所里充斥着深深的“惘然”，大家一时“寂寞无声”。
“里间壁上的挂钟滴答滴答，一分一秒，心细如发，将文明人的时间划成小方格：远远却又听到正午的鸡啼，微微一两声，仿佛有几千里地没有人烟。”在这一片段里出现了《等》中第一组时间意象――挂钟声与鸡啼声。
张爱玲常用一些空幻易逝的声音意象来比拟时间，如《十八春》里卖蘑菇豆腐干的老人苍老的呼声，《中国的日夜》中道士木鱼的“托――托――”声，《怨女》里晚钟的“砰砰”声――让笔下的人物在这一个个从生活中截取的声音空间中展示着逝水流年。
而《等》中用挂钟声表现文明的破碎，再用鸡啼声来表现没有生气的人生，构造了外在的荒凉感，一气呵成，相得益彰。对于童太太，对于像童太太一样的那些女性来说，当失去其人生的依靠点――丈夫时，整个生命就如千里无人烟般的荒芜。用挂钟声、鸡啼声象征着那些“文明人”无聊沉闷的整个人生状态，而那些被丈夫们遗弃的失去青春的太太们只能在等待中被悬置、被耽搁。
《等》中女性人物的岁月是静止的、死寂的，流动的时间仿若停滞了。在喧哗与骚动之后，只听见寂静的空间中生命在“滴―答”地流走。
二、猫样的岁月下女性等待的悲凉与无奈
“等”到最后将等来什么？在小说的最后张爱玲用一个非常高蹈的意象作答，这也是《等》中出现的第二个时间意象：
一只乌云盖雪的猫在屋顶上走过，只看见它黑色的背，连着尾巴像一条蛇，徐徐波动着。不一会，它又出现在阳台外面，沿着栏杆慢慢走过来，不朝左看，也不朝右看；它归它慢慢走过去了。
末了，张爱玲大而化之地加上一句：
生命自顾自走过去了。
曾在台湾诗人痖弦的《深渊》中读到这样的句子：“岁月，猫脸的岁月；岁月，紧贴在手腕上，打着旗语的岁月。”②是的，岁月似猫，一如猫时而温驯，时而暴虐，莫测而难以驾驭。所谓岁月无情，暴君似的喜怒无常，正暗合了猫的性情。
同时，张爱玲在“猫”脸上勾勒了一双眼睛。她于小说中不断地提示庞太太的“眼睛也非常亮，黑眼眶，大眼睛，两盏灯似地照亮了黑瘦的小脸”“两盏光明嬉笑的大眼睛像人家楼上的灯，与路人完全不相干”，又不避重复地说女儿阿芳的“面如锅底，却生着一双笑眼，又黑又亮”、“笑着秘密的黑眼眶的笑”、“笑着黑眼眶的笑”。将庞太太与女儿阿芳的眼睛刻画如黑夜中闪闪发亮的猫眼，将“岁月似猫”的形象更为彻底地烘托了出来。
那一双猫眼，在一片黑暗中冷眼漠视别人的人生，不冷不热，与己无关，却殊不知自己也身处在岁月的漩涡中，只是暂时停留在漩涡的中心。
因此，在《等》的结尾里，我认为张爱玲用这样一只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的猫来暗喻岁月（时间），表达的是：“岁月（时间）自顾自走过去了。”这是一条光明而苦涩的尾巴，暗示着生命在岁月的等待中消磨，而等来的结果，终究是一场空。
在日常琐事中，“生命已经自顾自走过去了”，岁月在无意义中逐渐消磨，生活永远呈现平庸无聊的人生恒常状态。日常生活将人拴在了庸俗、盲目、无聊的圈中，且带有强大的循环与轮回的吸附力，如一个永远走不出的怪圈，将每个人都牢牢吸附在它的磁场内，消磨着人的意志和生命的意义，从而使人逐渐在麻木、迟钝、盲目中，一代代地生活下去。
而人生如此无聊空虚时，岁月却不管它，自顾自地往前走着。这群等着推拿的太太，可以等到医生的推拿，却等不到自己的幸福，只能如唐文标先生所说：“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③这是叹息人生的荒谬，还是惆怅生命的短暂，抑或兼而有之，只能留待各人独自品尝。
人在时间面前是如此虚弱，人在命运面前是这样不知所措，就如长安（《倾城之恋》）吹着的“long，long ago”的呜咽的琴声，凄婉而哀伤，岁月自顾自地走过，踏在现代文明的断墙颓垣中，徒留生的无常与等待的无奈与悲凉。
三、“等”不来的岁月――从《等》说开去
从哲学上讲，时间和空间是二位一体的。然而相对于不变的空间而言，不断变化的时间更易引发人们内心深度的恐慌。时间构成了每个个体生命的全部，而等待是生命的常态，不过是生命之河中的短暂停顿。短暂的等待在无尽的时间面前犹如沧海一粟，转眼即逝。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说道：“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④张爱玲明知人生的安稳才是永恒，却不懂如何在那个时代获得安稳。她以她的敏锐与细致，抓住这瞬间流逝的等待，将等待的时间空间化，将抽象、理性的时间加以具体的、感性的意象来表达，从而在再现等待这一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场景的同时，将人的生命时间流程蕴含其中，显露出其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时间意识。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时间乃一切现象之先天的方式条件。”“感官之一切对象，皆在时间中，且必须在时间关系中。”⑤就文学创作而言，作家对时间的感知凝聚着其对世界和生命独特的观照；每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作家都有自己对时间的独特感知方式。当审视张爱玲在作品中创设的内在时间结构时，我们发现，时间的轨迹在空间中获得了某种形式，时间又赋予了场景生命流逝的影象，以多样的形态为人们呈现出生命曾经的形式。在《传奇》中，我们除了看到《等》中挂钟声、鸡啼声、猫这些时间意象外，还可看到张爱玲将时间凝聚在古旧器物上、人物及其肢体中、流动的音乐中……将长长的时间隐没于日常琐屑的细节中，而其间隐约闪烁的是主体对时间的恐惧及试图消除这种恐惧感的努力。
时间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作为一种手段参与到叙述当中，并非单纯的叙述，而是通过复杂的、抽象的意象，以独特而多样的表现手法呈现出来。在时间的旷野与刹那里，她将女性心头郁结的对于时间流逝的恐惧，对生命与存在的意义和本质的参透跃然纸上，为笔下人物的生存状态涂上了时间的底色，使她们得以存在并展开自身，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意蕴和历史价值。
《沉香屑》中的香烟缭绕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见证了曾经流逝的时间、曾经发生的故事；《创世纪》中的戚紫微容颜的改变，记录了时代的变迁；《倾城之恋》中那拉过来又拉过去的凄凉的胡琴声，不断重复节奏，如呼吸般从容持续，映射着潮起潮落，四季轮回……
无数时间织成一张看不见的网，一切都无可逃遁，给人以虚幻的感受，一切仿佛是空，却又亘古如一，单调机械，显现了时间的空幻与荒凉。大片的时间埋没于繁缛的细节、琐屑的日常生活中，永远那么单调、呆板、缺乏生气。隐藏于细节背后的，恰是那在不知觉的点滴中流逝的时间。
而生活于其中的女性，被耽搁在时间的背后，在这一个时空下展示她们的逝水流年。不仅是《等》中的那群有各自的忧愁、烦恼的太太们，在不经意的话语与神情中显露着她们的隐痛与悲凉；或是《倾城之恋》里对时间的恐慌的白流苏，还是《茉莉香片》中“死还死在屏风上”的冯碧落，曾经的生命和希望，一点点被岁月磨蚀直至干涸、消亡。在张爱玲时间底色下生存的女性，无不充满了对青春时光流逝的恐惧，她们都在等待之中耗去了多少岁月、多少时光？时间的流逝显得那样触目惊心，这无一不在提醒着我们那个时代的女性的脆弱。
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构成了一个像影子一样沉没下去的苟活者群落，这些苟安的女性抛弃了时代的同时也被时代所抛弃，她们拥有的是一个没有未来和希望的悲凉的旧世界。她们等不到她们想要的岁月，反而在自欺欺人的等待中让生命的意志渐渐疲弱、萎顿下去，麻痹它的感觉力和感受力，让生命在消亡过程中走向最终的死亡。
相对于壮烈与悲壮，张爱玲更喜欢苍凉。她曾说：“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⑥在其作品的背后，往往带有一种挽歌的无尽情怀……一曲曲对逝去时代的挽歌。在一种文明的时空条件变化后，张爱玲笔下的艺术世界再也难以复现。张爱玲写的苍凉是一种启示，所以是未完的。这种未完使我们在每每读后的回味咏叹之余，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我们未完的生活，人生并非如设想中如此无望。
东山魁夷说：“生命究竟是什么？我在某个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不久又要去另外的地方。不存在什么长住之世，长住之地，长住之家。我发现，只有流转和无常才是生之明证。”⑦在流转和无常面前，在时间的刹那与永恒里，张爱玲“让生命来到你这里”⑧展示给我们在时间底色下那些女性真实而惨淡的人生。生命虽然不能逃脱时间的追杀，然而仍然有理由存在下去。也许，只有具备这样的生命自觉，我们才能正视和反省短促的人生与难以回避的死亡――这也正是张爱玲的意义之所在。
注释：
①张爱玲.传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449.下文所引同一作品，不再另注.
②痖弦.痖弦诗集.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1988：241.
③唐文标.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张爱玲早期小说长论.张爱玲杂碎.台北：联经出版事业，1976：96.
④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流言.台北：皇冠出版社，1968：20.
⑤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35.
⑥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流言.台北：皇冠出版社，1968：21.
⑦东山魁夷.东野魁夷散文精选.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135.
⑧张爱玲.再版的话.传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352.
参考文献：
［1］张爱玲.传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2］水晶.替张爱玲补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在美国柏克莱大学，张爱玲几乎是一个隐形人。她喜欢昼伏夜出，刻意地躲开人群。据她的助手、学者陈少聪介绍，张爱玲通常是下午到办公室，等大家都下班了，她仍留在那里。大家只是偶然在幽暗的走廊一角，瞥见她一闪而过的身影。“她经常目不斜视，有时面朝墙壁，有时朝地板。只闻一阵脚步声，廊里留下似有似无的淡淡粉香。”
陈少聪与张爱玲同在一间办公室办公，只是中间隔了一层薄板。外间是助手的，张爱玲在里间。所以，张爱玲每天不可避免地要与陈少聪打一个照面，她们互相微笑一下，或者点头致意，这种最低限度的交往，是她们每天必须履行的程序。后来，她们连此也嫌麻烦。每天下午张爱玲要来的时候，陈少聪干脆及时地躲开。
“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代。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座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见我，于是我也不自在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吞吞吐吐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狈地落荒而逃。”
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只身来到深圳罗湖桥，准备从此进入香港。这里是上海到香港的陆上必经之途。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警员把守。香港警察把入境证拿去检查时，张爱玲和从中国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长时间等待。在他们的焦急与无奈面前，香港警察不失时机地表现了他们的傲慢。他们若无其事地踱步，心态悠闲。有一名中国士兵见状，走到张爱玲身边，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阴处去站着吧。”张爱玲转头看他，那个士兵穿着皱巴巴的制服，满脸孩子气。人们客气地笑了笑，包括张爱玲在内，没人采纳他的建议。她紧紧贴在栅栏上，担心会在另一端入境时掉了队。这是张爱玲最后一次体会来自同胞的温暖。那条看不见的边界，从此把张爱玲的生命分为两截。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在她身后，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迅速湮没。
如同默片里的人物，张爱玲很少发出声响。她把自己视为一件珍宝，秘不示人。陈少聪说，每过几个星期，她会将一沓她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张爱玲不在时，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小字条。“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政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里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才回到自己的座位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
张爱玲在柏克莱大学两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她的研究工作，并撰写了论文。但很少有人看见过她。我询问过当年在中国研究中心和东语系工作过的教授，并得到印证。1971年，张爱玲的上司陈世骧去世，张爱玲参加他的葬礼，是她在柏克莱屈指可数的公开露面。但她只待了几分钟，就匆匆离去了。对于很多人而言，张爱玲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身体。
张爱玲爱上了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并且因此而上瘾。锲而不舍的水晶最终成为为数不多的进入过她的居所的人，他对她生存环境的描写如下：“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给我印象极深的是“雪洞”的比喻，有一种尖锐的肃杀感。
张爱玲坚持不与人交往。水晶送书给她，她退回来。她生病，陈少聪去探望，知道她不会开门，便按了门铃，把配好的草药放在门外地上。几日后，陈少聪上班，发现自己书桌上有一个字条，是张爱玲的笔迹，压在一小瓶“香奈儿五号”香水下面，字条写着：“谢谢。”胡兰成说：“她是个人主义的，格拉底的个人主义是无依靠的，卢梭的个人主义是跋扈的，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凄厉的，而她的个人主义则是柔和的，明净。”
张爱玲在柏克莱的工作十分吃力。陈世骧认为她没有像她的前任夏济安和庄信正那样，“遵循一般学术论文的写法”，“而是简单的片段形式”，因此，她的“论文”始终难以发表。只有夏济安的弟弟夏志清极早地发现了张爱玲的才华，1961年，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为张爱玲设一专论。
张爱玲在丈夫去世26年后死去。这意味着她独居了26年。那一年是1995年。我在上班的路上读到这个消息。我忘了自己当时想了些什么。回忆起来，这则消息在当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一个旧日的作家死了，仅此而已。《倾城之恋》之后的张爱玲，过着怎样的日子，对我们，并不重要。
后来我才知道，她在公寓里死后好几天，才被邻居发现。她死的时候，家徒四壁。房间里几乎没有家具，一盏白炽灯泡，连灯罩都没有。没有书，包括她自己的书，以及她最喜欢的《红楼梦》。
[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能说张爱玲是伟大的，但可以说她是独特的。她对电影的热爱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正是由于与电影之间的“不了情”，使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融入了电影的技巧――多种镜头运用、蒙太奇手法、可视意象等，使小说在与电影手法的两相融合中走向审美的复合。
[关键词]张爱玲；小说；电影；蒙太奇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位风格独特的女作家。1943年，这位当时年仅18岁的文学天才以一本《传奇》在上海滩横空出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张爱玲从小便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熏染，《红楼梦》、唐诗、旧小说和鸳鸯蝴蝶派是她的文学源泉， 在她的作品中留下了清晰可触的印痕。除此之外，不容忽视的是，张爱玲生活在中国电影的摇篮上海，她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电影最辉煌的时代。
纵观张爱玲一生，她的创作与电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体现在她身为影迷，以电影评论步入文坛，更在于她一生各个时期都曾与电影结缘。还在读书的时候，她就订了一系列的英文影迷刊物，像Movie Star(《影星》)不~Screen Play(《幕戏》)以资夜读。抗战胜利后，当她受汉奸文人胡兰成牵连而难以发表小说时，电影编剧一度成为她的谋生手段。客观地说，抛开谋生的因素，张爱玲对电影这种新兴的艺术形式是很欣赏的，算得上是个超级影迷。据张爱玲弟弟张子静回忆，一次他们去杭州游玩，刚到的第二天，从报上看到了谈瑛主演的电影《风》的广告，于是，张爱玲非要连夜返回上海看电影，一下火车便跑到电影院连看两场，还说：“幸亏今天赶回来看，要不然我心里不知道多么难过呢!”张爱玲对于电影的热爱，由此可见一斑，不仅喜欢，张爱玲也是较早涉足电影的作家，她最早发表的文字便是为英国《泰晤士报》写的影评，这些颇有见地的文章正是她当时看电影的收获。张爱玲最初观看的电影是三四十年代的好莱坞电影和中国电影。她几乎看了下列影星主演的所有电影：葛丽泰・嘉宝、贝蒂・戴维斯、加利・库伯、克拉克・盖伯、秀兰・邓波儿和费雯・丽，尤其钟爱费雯・丽在《飘》里的表演。她也同样喜爱中国电影和影星，比如阮玲玉、谈瑛、陈燕燕、石挥和赵丹等。1947年，当柯灵向新组建的文华电影公司推荐她做编剧时，得益于多年的积累，谙熟电影艺术，使得她为文华公司写作《不了情》、《太太万岁》、《金锁记》时，能够驾轻就熟，落笔从容。这三部剧本，除了第三部由于时局的变化，未能搬上银幕外，其他两部均已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从1956年起，张爱玲在香港陆续为电懋公司编写了十部电影剧本，其中有九个拍成优秀影片，有：《情场如战场》、《人财两得》、《桃花运》、《六月新娘》、《温柔乡》、《南北一家亲》、《南北喜相逢》、《小儿女》、《一曲难忘》等。由此可见，张爱玲投身电影创作，除了生计所迫的谋生因素外，也由于对电影一往情深的情结。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华语世界“张爱玲热”的兴起，张爱玲小说再度成为电影、电视改编的热点，香港著名导演许鞍华、关锦鹏都是标准的“张迷”，他们成功地把《倾城之恋》、《红玫瑰白玫瑰》、《半生缘》(改编自《十八春》)搬上了银幕，台湾导演但汉章把《金锁记》(电影名为《怨女》)改编成电影。最近，李安导演的《色・戒》也成为了人们热议的焦点。张爱玲的小说之所以成为电影改编的热点，除了小说本身的娱乐性和文学价值外，还在于张爱玲的小说具有情节华丽、曲折，人物语言简练、鲜活，富于个性化，景物环境描写细致、色彩丰富的特点，这都和电影的特性不谋而合。研究张爱玲的创作，可以看出，她一方面师承《红楼梦》和英国小说家毛姆，另一方面也自觉不自觉地从电影这种新兴的艺术形式中获取营养，尤其是她的小说，明显地呈现出电影化的风格倾向。有许多评论者指出，张爱玲的小说在结构、语言和意象等方面具有独特的电影感。早在1944年，翻译家、文艺理论家傅雷先生便以迅雨为笔名发表评论《论张爱玲的小说》，指出《金锁记》女主角曹七巧十年前到十年后的转换是“电影的手法”，是“巧妙的转调技术”，这是最早评论张爱玲小说电影化倾向的文章。因此，阅读张爱玲的小说，常会有一种强烈的电影感扑面而来，你有时甚至感到是在阅读电影剧本，是她在将我们一步步带人她的“电影世界”。
张爱玲的小说中“电影世界”首先源于多种镜头和蒙太奇手法的运用。比如《花凋》里描写郑川嫦用了电影似的特写镜头：“蓬松的长发，背着灯光，边缘上飞着一重轻暖的金毛衣子。定着一双大眼睛，像云里雾里似的，微微发亮。”《心经》里有这样一段，写许峰仪和小寒之间：“隔着地板，隔着柠檬黄和珠灰方格的地席，隔着熟睡的狸花猫，痰盂，小撮的烟灰，零乱的早上的报纸……她的粉碎了的家!”这是借电影镜头的近焦扫描展现凌乱场面，暗示家人之间冲突激烈，引发对冲突原因的思考，加深对“之爱”恶果的印象。《鸿鸾禧》里用俯拍似的全景镜头表现结婚场景：“整个花团锦簇的大房间是一个玻璃球，球心有五彩的碎花图案。客人们都是小心翼翼顺着球面爬行的苍蝇，无法爬进去。”电影中的俯拍能缩小拍摄对象，通过空间过度变形造成心理崩溃，表现人物压抑、恐慌、逆来顺受的心理，是一种只有主要结构的抽象视角。张爱玲深谙此理，所以举行婚礼的大房间才被比喻(变形)为“玻璃球”。这一意象在小说中是一切厚重的、可靠的东西的象征。整个俯拍场景充分表达了现代都市人没有得到这种由婚姻而来的稳定感的极度压抑。蒙太奇是电影语言中最特殊的元素，它通过画面与画面的承继关系进行表达或意指，需要创造者以敏锐的眼光捕捉最富有表现力的细节，创造出现实生活中从未有过的电影新时空。蒙太奇手法的使用恰好适合张爱玲发挥善于捕捉细节的特长。最典型的是《金锁记》里的一段：“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幅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定睛再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作者凭借镜子等意象，利用电影中的蒙太奇结构手法，不仅将十年光阴的流逝过程交代得自然简洁，而且能让读者产生置身其中的形象感受，这种双重效果是小说注重过程叙述的传统手法无法达到的。
电影艺术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重新创造了一种新的视觉文化，激发起视觉感觉力和想象力，培养了一种“看的精神”。这种突出画面描写和动作、突出可见性的艺术对张爱玲小说中“电影世界”的另一影响是作品充满了电影般美丽而精致的画面――意象。张爱玲在揭示人物性格特征和瞬间心理、暗示情节发展和环境氛围时往往借助于可视意象以“外”写“内”、以实写虚。比如《红玫瑰与白玫瑰》写振保听到娇蕊痴心倾诉时的感受：“几次未说完的话，挂在半空中像许多钟摆，以不同的速度嘀汆粥摆，各有各的理路”，写出他一瞬间对娇蕊理智和情感的态度难以纠缠清楚的矛盾。在《沉香屑・第一炉香》里作者暗示小型慈禧太后梁太太利用亲人的阴险恶毒时是这样写的：“她那扇子偏了偏，扇子里筛人几丝金色的阳光，拂过她的嘴巴，正像一只老猫的须，振振欲飞。”当微龙来到充满逸空气的梁宅，不知布满陷阱的未来已经张开了凶险的网捕获她：“微龙一抬眼看见钢琴上面，宝蓝瓷盆里一棵仙人掌，正含苞欲放，那苍绿的厚叶子，四下里探着头，像一窠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像吐出的蛇信子。”在小说里善用意象的张爱玲像编剧一样，注重画面表达和画面所提供的手段，但也巧妙地表达了深层内涵，难以言传的意味就这样在语言和画面的结合中弥漫开来，这种注重画面表达的特点使张爱玲小说的叙事手法产生了电影化的位移。
爱德华・茂莱说过：“如果要使电影化的想象在小说里成为一种正面力量，就必须把它消解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表现形式之中，消解在文学地‘把握’生活的方式之中，”张爱玲小说的文字极具视觉魅力，但又没有影响对人的心理意识进行纵深开掘，能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作者“使心理感知作为事物的摄影图像来描述”。多种镜头运用、蒙太奇手法、可视意象等，显然不独立于小说内容和人物，并都包含心理感知成分，具有心理价值和象征意义。张爱玲小说的文学性并没有因场景呈现或画面感突出而悬置，小说反而在与电影手法的两相融合中走向审美的复合。
傲人才情
因一张“白天黑水”的设计图样，林徽因争鸣于京都。建筑学者、美术设计师、诗人，众多头衔在她的身上汇集，注定她是一个辉煌的女性。建筑学家的科学精神和作家的文学气质在她的身上糅合得浑然天成。她的建筑设计常常氤氲起美好的诗意，诗中又常常用古建筑作比，会有真切凝练的神韵。“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个充满活力的女子。她的诗总是那么温暖宁静，洋溢着和煦的春风。
因一部“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成名于繁华的旧上海。小时侯，张爱玲就被目为天才。“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常常作为她才情的彰显。在旧时红色与绿色灯光交错中，她用安静的调子讲述繁华绚丽的故事，一曲终尽，落下满地的荒凉。一部部纷繁的小说，像是罗织一张张浓艳的画布，大块大块的色调勾勒出凄楚的虚幻。
惊世之恋
在爱情面前，徽因是理性的。留学期间，她爱上了才华横溢的徐志摩，而此时，他已有妻室，她亦与著名学者梁启超之子梁思成订下媒妁之约。面对内心晕起的炽烈情愫，徽因踟躇了。但她经过理性的思考，终究决定将这份情收于心底，酿成甘醇美好的回忆。于是她听从父母之言，回国与梁思成完婚。夫妻相敬如宾，为着共同的建筑事业奔走忙碌,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夫妻楷模。
对于爱情，张爱玲则是感性的。《封锁》牵起了她与胡兰成的的红线。他惊诧于她的才情，便勾起了文人与文人的惺惺相惜。胡兰成是懂张爱玲的，懂她贵族家庭背景下的高贵优雅，也懂她因为童年的不幸而生成的及时行乐的思想。因为懂得，所以张爱玲并不在意他是汉奸，依然爱他。三年并不长，却是她生命中最珍视的年华。就算在胡兰成挥霍滥情时，她亦能以高傲的姿态送去诀别信与30万。她只轻描淡写：“我将只是萎谢了。”但那是怎样凄切的疼痛？三年，耗尽了她的情感，亦夺去了她的灵感。
灵魂落差
在古老的北京城，徽因常常领受盛满的赞誉，因她的才情、优雅与纯洁。林徽因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智力活动兴趣的妇女，向来是一个群体的中心，总是一群人如壁脚灯一样地抬头仰望她，用柔和的光线烘托她，愈发显得她眼波灵转，顾盼生姿。在多年后，她却要在病榻上忍受疾病侵袭的痛楚，颠簸与愁苦刻在她的脸上，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光鲜。“坐一条寂寞的船，自己拉纤”，这种难耐的孤寂要一人承受，又是怎样的凄凉？
满目繁华后，必然会有荒凉。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无人不知，然而几十年后，张爱玲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灿烂夺目后平静地隐退，又需要怎样的勇气？又有几人能耐得住这无边无际的岑寂？怪不得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嚣与极度的孤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