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8:17:42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写植物的现代诗，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大麦歌》；郭沫若；李敖；朱令；翻译
一、关于原诗
《大麦歌》是美籍女诗人莎拉.特雷弗.蒂斯戴尔 （Sara Trevor Teasdale， 1884年8月8日-1933年1月29日）的作品。岁月的消逝，爱情的喜悦与幻灭，往事的追忆，人生的孤寂，死亡的沉思是蒂斯戴尔诗作中常见的主题。她的作品情感节制、冷静，语调温柔、含蓄，用字精练且擅长营造气氛，因此诗的密度颇高，十分耐读。
原诗第一段前三行，简洁交代大麦生长的环境。低洼海边经常被海水浸泡，海风侵袭，形成贫瘠的盐碱地。这种环境生长的植物，其外表弱不禁风，bending这一词就写出大麦那脆弱的姿态，也揭示了大麦的这一脆弱形态同恶劣环境的因果关系。诗中三至六行，用拟人化的手法，形象的把大麦被海风劲吹的声音比喻成歌唱。歌唱本是一件愉快的事，能够在恶劣的条件中歌唱，恰好把大麦坚韧，不畏艰辛的乐观精神体现出来。第二节，写大麦在海风中无数次倒下又站起的姿态，象征“我”也会像大麦一样不屈。第四行，赋予大麦强忍痛苦昂奋不屈的性格，使它成为表达作者思想的载体。
作者写大麦，并没有简单的停留在对这一植物的歌颂上，诗歌后半部分诗人笔锋一转，把主体转到“我”，将贫寒的自己同孱弱的大麦相类比。纵然无力改变命运，也永不向厄运低头，也要把愤懑变成不屈的歌声。全诗寄托作者对弱小生命顽强生长的赞美，体现诗人对不公命运的抗争，对生命的坚强态度。
二、关于译作
三译作，郭沫若的翻译为直译，翻译成现代诗，李敖和朱令则采用了意译，两者在语境上较为同步。下面先对郭沫若的译诗作一番浅析。
郭沫若保留原诗在结构上的基本格调。Like一词在诗中作为比喻连词，沟通“我”与大麦的联系。郭译也把这一比喻体现出来，但从语法逻辑上看，其翻译有所欠缺。第一节，“像大麦那样，……不断地低吟，摇曳”，“像”是比喻连词，“像大麦”，从后面的句子可以看出，主语“我”，只是被省略。再来看原诗对应的句子like barely bending…，该句中，”bending in… wind ceaselessly” 是定语成分，修饰的是”barely”， 所以应该是大麦“在强劲的风中，不断地低吟，摇曳”。这样一来，把大麦的动作译成“我”的动作，所以郭的翻译是欠佳的。
第二三节，郭依旧采用直译，把“我”的姿态表现出来。因为是直译出来的现代诗，诗歌的内涵和情感就只能蕴藏在诗中，需要读者对其进行二次解读。郭沫若是该诗较早的翻译者，其在翻译时的不足也成为后者的借鉴。李敖和朱令的翻译则在音韵，意境，情感等方面有很大改进。？李敖连跨两道台阶，几十年后，这首诗又出现更加完美的朱令版。两位译者都将这首诗以鲜活的画面，悦耳的音韵，坚韧的情怀，凄凉的意境展现在读者面前。但由于两个版本在遣词造句，句段排列上的微小差异，两者在各句的翻译效果上也有些许差别。下面，就将李敖和朱令的诗译逐句较析，引用时李译在前，朱译在后：
第一句“麦穗曲身偃”，与“大麦俯身偃”相较，朱令的翻译更符合逻辑，也更具音韵美：麦穗是大麦的头部，不可能脱离麦杆单独下垂，必然是连同麦杆随风摇摆的。朱令改成“大麦俯身偃”，说的是整株麦子的动态，弥补了这个缺陷。同时，从大麦的生长规律来看，“麦穗”仅指抽穗到成熟的阶段。朱令用“大麦”是指从发芽到成熟的全过程，更符合生活逻辑，也体现出大麦的整个生命期都是受到极坏的自然环境的考验的；从音韵上分析，朱令用“俯”，发音动作比李敖的“曲”简单，与前后音符连接比较顺畅，读起来更顺口。第二句“海滨低田瘠”，与“海滨有低地”相比，也显出缺陷：“低田瘠”连读很拗口。而朱令“有低地”口腔变化少，读起来更加顺畅；环境交代过于全面，诗句一览无余，少了玩味思索，曲径通幽的乐趣。朱令“海滨有低地”，用词含蓄，点到为止，音韵和谐。第三句“疾风动地来”，与“巨风动地来”。两者差异主要在音韵方面：“疾”是舌擦音，二声，频率由低到高，发音不如四声的“巨”顺畅响亮。第四句：“高歌何能已”，“何”是疑问代词，带出的是一个反问句，反问的目的是加强肯定气势，强调歌唱是绝对不能停止的。由此可见，这一反问较于朱令的“放歌殊未已”更加铿锵有力，坚定了大麦不屈不挠的态度。从措辞来看，朱令的“放歌”比“高歌”响亮，更具动感，诵读更好听。两相比较，李敖诗句高亢有力，而朱令的个别措辞更恰当。第五句：重复第一句，两者都关注增强诗歌气势的需要，通过重复，使整首诗结构上回环往复，音韵上荡气回肠，二人异曲同工。第六句：“既偃又复起”，与“既偃且复起”。一字之差，主要体现在音韵上，“又”多见常用，稍欠古韵，读起来不如“且”耐听，有韵味。从用词上，“又”与“复”同意，显得嗦，而朱译“且”有转折意，尽管被风吹弯了身体，但大麦还是要坚韧地挺直其身躯，不被折服，就更加突出大麦的不被屈服，不服输的韧劲。第七句：“颠仆不为折”与“颠仆不能折”，也是一字之差。“为”不如“能”坚定有力。因“为”有“被……所……”之意，表被动；而“能”体现的是主观意愿，在诗中表明大麦的不屈之态。第八句：“昂然疮痛里”，“昂扬伤痛里”。“昂然”是表状态的形容词，抽象概念，没有具象。“昂扬”是动词，形象概念，容易让人联想到大麦迎风疏展的姿态，体现诗中画，具有意境美。“疮痛”倾向于肌肤之痛，“伤痛”则既可指肌肤之痛，又可指心灵之痛。而心灵之痛更符合原诗意境，更能照应第三段的“愁”。第九句：“我生亦柔弱”，“我生也柔弱”。在音韵上，“亦”更响亮，读起来干净利落。第十句“日月逝如彼”，“日月逝如此”。纵观全诗，李敖朱令诗都押“i”韵（除了最后一句押u韵）。朱令用 “此”，使 i 韵略作停顿，和谐悦耳，婉转回环，缓解听觉疲劳。第十一句“强把万斛愁”，“直把千古愁”。“强把”给人面临绝境，不得不去搏斗的沉重，受迫的感觉。“直把”是“直接”，自信心跃然纸上，表达纵然面临苦难，也毫不畏惧，自如处之的愉快乐观。“万斛”是空间概念，表达“多，广”；“千古”是时间概念，体现“长，久”。这两个词修饰“愁”，强调“愁”的不同形态，“万斛”之愁绪与“千古”之愁，前者体现大麦的顽强生命力，后者强调其对顽强生命的承传能力，两者都有可取之处。
三、结语
莎拉.特雷弗.蒂斯黛尔笔下的大麦，蕴涵着强大的生命力。诗人把人生真谛赋予大麦这一具象，体现了诗人在面对艰难困苦，遭遇人生逆境时乐观不屈的生命态度。
在翻译时，郭沫若直译，把诗歌翻译成一首现代诗，给读者二次解读挖掘诗歌内涵的空间。李敖和朱令都剖析了大麦这一意象背后的内涵，将其译为五言诗，字面考究，用词严谨，句句经仔细推敲，高度提炼。诗歌讲究高度凝练而意境深远，强调音韵节奏美，两者的译文都关注了这一点，体现了诗志在中西方文化中的传承。两者在个别用词上有些差异，朱令的翻译在李敖的基础上，使得译作更完美。
【参考文献】
[1]李敖.李敖大全集卷32・《李敖私房书》四[M].友谊出版公司，2010.
[2]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摘 要：本文从余光中的风物诗中挖掘出其特点，对诗的表现手法和象征意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使人更深刻地理解余光中风物诗的意境。
关键词：余光中；风物体；散论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2）04006605
一
所谓风物，一是指风光景物，二是指风俗物产。前者如晋代陶潜《游斜川》诗序：“天气澄和，风物闲美”；宋代张升《离亭燕》词：“一带江山如画，风物向秋潇洒。”后者如宋代梅尧臣《送俞尚寺丞知蕲春县》诗：“应见言风物，于今有贡虵。”中国历代诗歌作品中，风物诗或咏物诗占有相当的比例，含义往往也相当广泛，有人甚至将咏人之作也列入其中，但通常还是以一般意义的物为吟咏对象。因此，除了吟咏动植物如花鸟虫鱼以及生活器物、服饰、建筑等类作品之外，一些写景诗、山水诗以及咏怀自然现象的诗歌都可以归入。
余光中先生热爱自然，热爱生活，一生写下了许多可以归为风物之咏的诗作。本书选录了其中九十五首，第一首是1953年写的《鹅銮鼻》，最后一首是2004年写的《永春芦柑》，跨度达半个世纪。这些诗以1980年代最多，约六十首，1970和1990年代各有十余首，其他年代则比较少。全书依内容分为四辑。第一辑“车过枋寮”咏山水风景，第二辑“红叶”咏花果草木，第三辑“雨声说些什么”咏时令天象，第四辑“漂水花”咏生活器物，有些组诗兼有不同类别则依其主要内容归类。
余光中对地理兴趣浓厚，自幼养成看地图画地图的习惯，他曾谈到：“在现代诗人之中，我自觉是甚具地理感的一位。在我的美学经验里，强烈而明晰的地理关系十分重要，这特色不但见于我的诗，也见于我的散文。”[1]。他在散文《假如我有九条命》中说其中一条命“专门用来旅行”[2]，他和夫人游踪遍布世界，其歌咏风光景物之作数量多，内容广。其中，当然尤以歌咏大陆数量为多，在本诗丛怀乡卷及怀古卷中已有收录，举其要者，如咏北京的《访故宫》、《登长城》，咏东部的《藕神祠》、《重登中山陵》《厦门的女儿》，咏中部的《桂子山问月》、《汨罗江神》，咏西部的《漓江》、《望峨眉金顶》、《嘉陵江水》、《成都行》，还有咏大江大河的《大江东去》、《黄河》；另外，咏香港的则有《九广铁路》、《看山十年》、《老火车站钟楼下》、《火车怀古》，等等。至于本书未收录的外国题材的同类作品也有不少。和其他各卷平衡选目的结果，本书台湾比重更突出一些，第一辑除最后一首《地平线》外，全收咏台湾风光之作。余光中的笔下既有闻名遐迩的台北、高雄等城市和玉山、兰屿、鹅銮鼻等名胜，也有枋寮、惠荪林场等带有乡土气息的景观，对于我们来说，或许正是通过他的诗，才得以知道其中一些地名和它们的故事。第二辑所咏水果及花木也多以台湾为主。其中水果诗全是诗人移居高雄初期的作品，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自从定居高雄以来，我就一心归命做定了南部人”，[3]“岛之南部，素有水果王国之美誉，一位诗人在齿舌留香之余分笔歌颂一番，该也是应尽的本分。”“也算是一点‘本土化’吧”[4]。如今，随着两岸交流的热络，作者写到的槟榔、莲雾、石榴、芒果、荔枝、柚、桃等台湾水果，不仅早已在大陆登堂入市，而且大陆游客入岛也可随处尝鲜，诗人对其美形美味的描写及其中寄托之意蕴，不免激起大陆读者的共鸣，这或许是诗人写作之初所没有料到的。第三、四两辑的作品因题材所致，没有明显的地方背景，但也不时流露出对特定地方的情愫。如《邮票》中，作者自香港思念台湾，称后者为“一座长翠的灵山福岛”，从而“细细地咬着乡愁”；《一把旧钥匙》中，作者自台湾牵挂香港，表达了对居住十年之久的香港的特殊眷恋和对其未来命运的惆怅；而《六把雨伞》中对江南、四川等地的儿时记忆也是那么清晰和亲切。
在所谓“乡愁诗人”余光中的心中，乡愁所系当然首先是祖国大陆的山山水水，但对于自己长期生活的台湾以至客居多年的香港，他都饱有一份浓浓的乡愁情思。以对台湾而言，他对宝岛山川景物、草木花果的一叹一咏，无不寄寓了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他把这种对乡土的情怀，与对国家的深切热爱结合在一起。《垦丁十九首》的《灰面鹫》中，即使是匆匆来去的候鸟，他也希望它们能“带着温暖的记忆回去∕‘我到过一个，哦，可爱的岛屿’”。《埔里甘蔗》把甘蔗比作“仙笛”，把吃甘蔗比作吹奏“一支可口的牧歌”：“每一节都是妙句∕用春雨的祝福酿成∕和南投芬芳的乡土”。在《初嚼槟榔》中借画家君鹤的话“不咬槟榔，怎么会晓得∕南部的泥土有什么秘密”。诗人在诗集《安石榴》的后记中曾写道：“这些作品在题材上虽然多般，但是在主题上仍然辐辏于三大焦点：中国结、台湾心、香港情。”[5]这也正反映了诗人风物诗的主题焦点。
二
诗人1985年到高雄定居，十五年后，他在编辑诗集《高楼对海》时写道：“无论如何，这寂对海天的场景，提供了我诗境的背景，让我在融情入景的时候有现成的壮阔与神奇可供驱遣，得以事半功倍。”诗人在高雄时期写了不少以海天一色为背景的风物诗，他的其他风物诗也表现出与自己生活其中的自然世界的种种关系，构建出形形的诗的境界。
创意包粽子活动策划方案一
活动流程：
(一) 活动前期准备
1、 制作策划书(5月16日前)
2、 制作通知单
3、 确定活动场地，与食堂老板协商
4、 海报宣传(食堂宣传栏和两个生活区宣传板)
5、 LED宣传
6、 横幅宣传(横幅内容)
7、 申请音响设备，桌椅，红布，台签，摄影设备
8、 制作报名单、评分表、评分细则
9、 确定邀请名单(嘉宾的名字要准确无误)，制作邀请函
10、 与系学生会主席团协商，每个班级派出一个代表队，下发通知单
(二) 活动中期准备
1、 包粽子材料的准备
2、 派发邀请函
3、 主持人邀请，主持稿的书写
4、 联系女生部，派遣礼仪小姐
5、 联系海舟文学社采访
6、 确认参赛人员名单
7、 制作班级号码牌和嘉宾台签
8、 工作人员分组
(三) 活动后期准备
1、 确认申请物品是否到位
2、 购买饮料、水果(嘉宾席用)
3、 包粽子原材料的分配
4、 会场布置(会场卫生的打扫，主席台的布置，台签的摆放)
5、 设立粽子材料派发窗口
6、 比赛场地分区
7、 各组人员各就各位
8、 确认邀请的嘉宾是否能出席(活动前一小时确认完毕)，并及时更换台签、更改主持稿
9、 确认礼仪小姐到位情况(需提前半个小时到场)
(四) 比赛流程
1、 各班级代表队到位，发放材料
2、 嘉宾评委入场
3、 主持人介绍嘉宾评委
4、 嘉宾致辞
5、 评委宣布评比细则
6、 主持人宣布比赛开始
7、 主持人把握气氛，全过程时间控制80分钟内
8、 比赛时间到，评委给予评分
9、 主持人宣布获奖名单
10、 嘉宾给予颁奖
11、 照相留念
12、 主持人宣布比赛结束
(五) 活动后续工作
1、 派发粽子(教师宿舍楼下设三个点)
2、 整理打扫会场
3、 成员活动总结
4、 活动照片展出宣传
活动筹备日程表：
1、 5月30日前海报画完并粘贴完毕，范莉负责
2、 5月25日开始LED进行滚动宣传，曾龙钦负责
3、 5月30日物品、设备申请完毕，林立晖负责
4、 5月27日确定主持人(广播站首选)，吕美艳负责
5、 5月27日与学生会协商完毕，并下发通知单，曾龙钦负责
6、 5月31日收集并整理班级出席代表名单完毕，吕美艳负责
7、 6月3日邀请函下发完毕，张婉鹏负责
8、 6月3日台签、奖状以及号码牌制作完毕，林立辉负责
9、 6月3日与女生部、海舟文学社联系完毕、摄影协会，曾龙钦负责
10、 6月3日横幅悬挂完毕，xxxx负责
11、 6月5日召开会议
12、 6月6日中午之前，脸盆等器皿登记安排完毕、饮用水购买完毕，张婉鹏负责
13、 6月6日再次确认出席嘉宾名单，吕美艳负责
14、 6月6日全体成员布置会场，搬运、组装、调试影响设备
活动人员分组：
1、 计分组：负责登记、统计分数和填写获奖人姓名
2、 设备组：负责申请以及管理设备
3、 礼仪组：负责与院女生部的联系
4、 签到组：负责到场人员的签到情况
5、 现场组：负责维持现场秩序
6、 机动组：负责与应急组的联系
7、 应急组：负责解决突况
活动注意事项：
1、 确认邀请的嘉宾是否能出席(活动前一小时确认完毕)，并及时更换台签、更改主持稿
2、 确认礼仪小姐到位情况(需提前半个小时到场)
3、 人员分组，工作任务要明确
4、 赛场区域要划分好
5、 材料分配要到位
6、 比赛中，穿插互动环节
7、 现场秩序维护好
8、 各班级各组粽子要区分好不能乱
9、 粽子制作好拿去评分至结果公布，这个环节要衔接好、区分好把握好时间效率及效果
10、 各班级各组按号数区分好
创意包粽子活动策划方案二
一、活动时间年6月20日上午
二、活动地点翠岛花城社区
三、活动目的了解端午节的习俗和来历，参与端午节的一些庆祝活动。同时，通过端午节来了解中国的传统节日，用心去体验我国的传统节日中蕴涵的意义，促进邻里和睦。
四、活动主题艾香端午邻里和
五、活动内容
(一)话端午演讲、展览活动.设置一个主席台，由故事员或朗诵员站在主席台上发表演讲或朗诵。要求每人讲述一个与端午有关的故事或习俗。(发挥居民特长，讲讲他们眼中的端午，有助于年轻一代对传统节日有更多感性的了解，更加热爱如今的美好生活)开展端午知识展览，设置关于端午节的展板不少于1块，挂图不少于10张，图书不少于50本;邀请故事员讲关于端午节的2-3个故事。
(二)传统厨艺+诗艺比拼由参赛者自己准备材料，要求每人制作一道与端午传统习俗有关的菜肴(本地菜肴、外地菜肴均可)，不仅要求菜的色香味俱佳，而且制作者要说出菜所代表的意义，并朗诵一首与端午有关的诗，诗可以是古诗，也可以是现代诗，可以是名家之作，也可以现场自己即兴创作。(中国的传统节日大多与吃有关，端午吃粽子，可算是全国通行的习俗，一般人对此也比较熟悉。但端午节在吃方面还有很多的习俗，而且各地也会有差异，除了南京端午的五红之外，其他地区也都有传统菜肴，如浙江吃大蒜蛋、吃薄煎饼等。屈原是一位爱国诗人，为了纪念他，所以有人把端午节还被称作诗人节，本活动不仅要做出美味的菜肴，而且要让每一道菜都带上端午的色彩、诗意的色彩。评判的标准也必须两者兼顾)
(三)端午三创卫生大赛设计若干卫生包干区，按照参赛人数多少规定由一人或多人承包区内卫生。要求区内物品整洁，无灰尘，无蚊蝇虫蚁。准备不同种类的绿色植物若干，清扫完毕后，要求参赛者从绿色植物中准确挑选出艾叶，并插于所打扫卫生区内。(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节也是自古相传的卫生节，人们在这一天洒扫庭院，家家都将菖蒲、艾条插于门楣，悬于堂中，激浊除腐，杀菌防病。艾蒿的茎、叶含有挥发性芳香油，它所产生的奇特芳香可驱蚊蝇、虫蚁，净化空气。菖蒲的叶片也含有挥发性芳香油，是提神通窍、健骨消滞、杀虫灭菌的药物。如今的年轻人一般对传统习俗了解较少，此活动不仅能让年轻一代积极参与家庭事务，培养他们对家庭的责任，而且也有助于他们了解传统风俗和自然植物，促进正在进行的三创活动)
(四)传授制香囊手艺给每位选手分发一块色彩鲜艳的丝布、一根可以挂在脖子上的细带子、一张小纸条、一支笔、一些香药、一付针线，若无香药也可以绿豆或花生代替。每位选手利用手中的材料制作小香囊，在小纸条上写下祝福和许愿的话，缝于香囊内。要求针脚工整，外形美观。香囊制作完毕后，可以自带，也可以送给他人。(小孩佩香囊也是端午节的习俗之一，传说有避邪驱瘟之意。香囊内有朱砂、雄黄、香药，外包以丝布，清香四溢，再以五色丝线弦扣成索，做成各种不同形状，结成一串，形形，玲珑可爱。本不仅让居民自己制作香囊，并且要求在香囊内放入祝福或许愿的小纸条，既满足了小孩喜欢动手的要求，也符合少年儿童天真烂漫的个性)
[关键词] 古诗词 研究性学习 人文素养
《语文课程标准》提出“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那么，何谓“人文性”呢？程红兵老师说：“所谓人文性，从感性层次上来讲，是对人的理解，对人的宽容，对人的接纳，对人的尊重，对人的爱护；从理性层次上来讲，是对人终极价值的追寻，是对人类命运的忧患，对人自身完善的关注和追求。” 可见，人文性指向的学生的人文素养无法被“灌输”或“训练”，要通过自主探究和熏陶感染来培养。
那么，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凸显课程的“人文性”呢？我尝试了一条通过古诗词研究性学习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教学之路。我发现：
一、古诗词研究性学习引发了学生对自然生命的热爱
英国诗人勃莱克在《天真的预示》一诗中所写：“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一朵野花里一座天堂，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永恒在那一刹那里收藏。”②
我国古典诗词中的一草一木，都是诗人对自然生命的细致体验、感悟：“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是诗人在凋谢的残花身上体验到积极乐观；“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是诗人在盛开的桃花身上品味到春意盎然；王“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是诗人在孤傲的梅花身上感悟到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对这些诗句，我觉得若只让学生朗诵、欣赏是不够的，就还让学生进行了研究性学习：
例一：我引导学生研究“古诗词中的色彩描绘” ，学生赏读了“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等诗句之后，不仅获得了强烈的审美体验，也因色彩的触动而生发爱自然爱生命之心。
例二：我引导学生研究“诗人眼中的柳” ，学生归类了大量咏“柳”名句：唐彦谦的《垂柳》“绊惹春风别有情，世间谁敢斗轻盈” ，极写柳之苗条婀娜；李商隐的《赠柳》“忍放花如雪，青楼扑酒旗” ，极写柳之繁华茂盛；施肩吾的《折杨柳》“伤见路旁杨柳春，一重折尽一重新” ，极写柳之离别伤感；李商隐的《柳》“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 ，极写柳之稀疏憔悴……在交流成果时，学生感慨道：“自然万物万象更新，只有拥有一颗最细腻的心，拥有一双充满情感的眼睛，才能真正欣赏到自然生命的美。”
例三：我引导学生研究“唐诗中雨的感官角度” ，学生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人听雨――“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有人看雨――“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有人触雨――“残云归太华，疏雨过中条”……之后，我引发学生去观察感悟自然，以“雨”为对象写一首现代诗，同学写道：“雨，飘进我甜蜜的心灵，冲洗一切聚散离合。”“春天的雨轻声呼唤着大地……冬天的雨透示着隐藏的生命。”“雨，全世界的痛楚都好像是你在解除。”
我还针对四季让学生研究了“诗人的悲秋和喜秋”，针对动物研究“唐诗中的鸟声鸟影”，针对植物研究“春花春草春常在”……这些研究性学习引发了学生与自然生命的共感，培养了他们的人文精神，开启了他们善感的心泉，去诗意地感受自然，享受生活。
二、古诗词研究性学习丰富了学生的情感。
当代教育的过度物质化、功利化，导致许多学生情感淡漠、道德缺失。教育学家赫尔巴特曾经指出：“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③千古传诵的诗词佳作，所展现出的道德世界是至高至善至美的。如果开展古诗词研究性学习，势必能创造出良好的德育环境，丰富学生的情感，完善学生的人格。
设想，在研究《古诗词中的拳拳“母爱”》的过程中，学生怎能不体验到“慈母手中线”中母亲对子女的牵挂；在研究《古诗词中的炽热“爱国”心》的过程中，学生怎能不体验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报国赤诚。
曾经，我引导学生研究过“陆游的爱国”，“苏轼的豁达”，“李白的洒脱”，“杜甫的忧国忧民”等，学生在一条条探究之路上细细品尝着一道道情感大餐，将道德感性体验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内化为自己的高尚道德和健全人格。
三、古诗词研究性学习提升了学生对社会人生的认识
学生经历单一、思想单纯，让学生在成长中间接获得人生经验，正确认识社会、人生、自我，也是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古诗词研究性学习，可以帮助学生体味人生百态，全面认识生活，思考自我人生，学会为人处事。
我采用的方式：针对诗人的人生经历作研究。我曾让学生在暑假里看百家讲坛北师大副教授康震讲的李清照、苏轼、杜甫等专辑，然后研究语文教科书向学生推荐的孟浩然、李白、李商隐、杜牧、杨万里、李清照等诗人诗词的写作背景，学生写出了不少小论文，如《我看李清照的清丽人生》、《李白的浪漫人生之旅》、《彷徨的杜牧和他的忧国忧民诗》等。这样，让学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俯瞰社会、认识人生，让学生对人生的跌宕起伏，对自身生命价值的如何体现，都有了深刻的认识，或许将来面对困境，学生会走得从从容容。
四、古诗词研究性学习构建了学生的自由精神
自由是人的天性，是生命的本真状态，人的一切生命活动都向往着自由。法国哲学家萨特说：“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④卢梭也说：“在一切动物之中，区别人的主要特点的与其说是人的特性，不如说是人的自由主动者的资格。”⑤一个国家如果不能让公民拥有自由的个性精神，民族的集体精神就会沦为空话。初中阶段正是人生的起始阶段，是人的个体生命的“童年”，中学校园在学生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是一个“精神之乡”。从这个意义上讲，初中语文教育应该成为一种奠基性的精神教育，教师要让学生在语文的天地中体验自由的愉悦，并获得自由的个性精神。
首先，古诗词研究性学习能给学生学习形式上的自由。在古诗词研究性学习过程中，教师把确立课题、研究体验、交流成果等自由权都交给了学生，教师只是穿针引线者。我在教学七年级上册《西江月》时，几个学生对“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中数字的运用感到好奇，就趁机收集了众多带数字的诗句：“白发三千尺，缘愁似个长”、“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等，并写了小论文《数字入诗赏析》。一次，几位学生要研究苏轼的一生，在收集资料时发现苏轼曾2次到杭州做官，就转为研究《苏轼和杭州的不解之缘》，例谈了苏轼在杭州的政绩、作品、趣事等。可见，古诗词研究性学习所张扬的自主探究方式，所体现出的开放性特点，真正把自由学习原汁原味地还给了学生，让学生在学习中构筑自由的精神家园。
其次，古诗词研究性学习给学生学习内容上的自由。精神的鸟儿只有在辽阔的蓝天才能自由飞翔，古诗词中流露出的人类精神世界足以让学生“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我引导学生对“李白”作专题研究，学生从不同角度确定了许多课题：《酒中诗，诗中酒》、《李白杜甫“相看两不厌”》、《李白诗中月亮之意象》、《善于想象的李白》等，研究过程中，学生们无不徜徉于李白的精神世界如痴如醉，各有收获。可见，古诗词研究性学习向学生充分、具体地展示了一个丰厚、广大、美好的人文空间，学生自由享受志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贵品格，仁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广阔胸襟，智者“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挥洒气度……
再次，古诗词研究性学习给学生学习思维上的自由。古诗词研究性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在开发学生的想象思维和创造能力，促进学生的终身发展。我曾结合七年级上册第四单元的综合性学习“探索月球奥秘”，启发学生去研究诗人对月亮的描写，体会其中的想象。学生撰写出小论文：《古诗词中“月”的想象之笔》，例谈了李商隐“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等对嫦娥心理的想象；晏殊“未必素娥无怅恨，玉蟾清冷桂花孤”等对月宫情境的想象，苏轼“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文征明“风泛须眉并骨寒，人在水晶宫里”等由月及己的想象 ……在研究学习中，学生揭开了想象的真面目，在本单元的写作中也大胆展开了自由的想象思维。另外，学生在古诗词研究性学习中作出自己的分析、判断、筛选，融入自己的思考视角，这是创造性学习。所以说，古诗词研究性学习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激发创新思维的学习契机，给学生学习思维上的自由。
如果我们把人文素养比作一个地球，那么古诗词研究性学习就是一个支点。在古诗词研究性学习中，我们会看到学生自由的翅膀、流动的思想，我们会看到学生对社会的关怀、对人生的审视，我们会看到学生爱的胸襟、美的心灵。语文教师们，愿我们都能成为一个“阿基米德”吧！
参考文献：
1、李镇西、程红兵.关于语文教育人文精神的通信.行者在线网.
2、肇星编.古今短诗三百首•外国. [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7
3、人文素养读本编委会.我与大师学哲学 [M]北岳文艺出版社,2004：114
【关键词】文学史 17世纪 韦勒克
【中图分类号】I109.4 【文献标识码】A
文学史，指涉有关于文学的事物或现象在历史序列中的身份确认及价值建构，体现为认识层面上的知识化与价值化，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形式，它内在地融合了文学的视域、历史的眼光以及批评的精神，是在相当近的时期才出现的。可以说，作为规范化的学术实践，文学史是彻底的现代产物。
韦勒克给予文学史的兴起以很高的评价，甚至称之为“人类智力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唤醒了历史意识与现代自我意识。在他看来，文学史的兴起与现代批评的崛起以及传记与历史编纂学的盛行有密切关联，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文学历史的发展显现出专业化进程的轨迹，从类似文学传记的形式，从对个人著作或者单一文类的批评扩展为对过去历史的全面考究。值得注意的是，韦勒克指出作为独立学科的文学史兴起需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一为批评与传记合二为一，其二是效仿政治编撰史学，文学史逐渐开始启用叙事的形式①。
文学史的兴起从最初观念的萌芽到形式的完备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直至18世纪后期，文学史始以学科面貌示人，才出现了叙事型的文学史书写；而只有在19世纪，借由发展观念的普遍流行，作为新兴学科的文学史，其内在特质才得以完全自由展现。
相较而言，在文学史兴起的时间轴上，17世纪作为起始阶段常常为人所忽视，实际上，正是17世纪作家、批评家所进行的文学史研究探索为作为现代学科的文学史的兴起提供了观念层面的准备。本文即结合韦勒克对文学史兴起的相关论述，重点关注17世纪有关文学史的构想、探索轨迹。
本土意识、历史意识与个体意识的崛起
从实践上看，文学传记与批评这两种之前完全分离的研究形式于17世纪分别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历史因素，得益于对本地因素的共同强调，主要是进一步加强了对历史事实的关注倾向，为二者逐渐开始走向融合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传记写作，大都倾向于否弃以往统一的拉丁语而转用本土的语言，使本土的文化以及习俗被确认为发挥重要作用的事实而更多地体现在写作、研究中，在对事实的关注理解中，自然导向了历史解释，强调了本土习惯，特别是物理环境的影响。
同样在这一时期的传记对事实所进行的解释中，我们发现了新的因素，更多趋于内省式的分析被引入自传与日记中，特别是在英国，这个时期洛克对经验主义的开掘强调以由感觉和源于内心反省而获得的经验作为真理知识的来源，直接反驳了在哲学思想界颇为盛行的法国笛卡尔理性主义，经由他所阐述的心理学原则，为传记作家与批评家所认可，被广泛地运用于对事实的解释中，增加了这些作品的阐释深度与感染力，进而以可读性的提升而产生了读者效应，使得这类作品更易获得成功，并且，从长远来看，心理学因素在18世纪后期得以构成文学史解释中最重要的标准。此外，这个时期有的传记显现了文学批评的倾向。
在文学史材料的积累方面，根据韦勒克对英国学术界的考察，这个时期仍然持续的古物研究兴趣，加之语言学研究的复兴，积累了大量有关古代的知识，导致这一时期学界普遍热衷于语法以及辞典的翻译、整理和编辑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时英国学界形成了由一批盎格鲁―撒克逊学者所主导的局面，他们致力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挖掘，主要是关于法律、历史和理论领域的研究，虽然依旧非关文学，但是，他们在17世纪英国学界的活动为之后19世纪基于盎格鲁―撒克逊意识的英语文学的显著发展积累了文献材料，并由此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如韦勒克所分析的，“正是在文学批评领域中，历史意识的逐渐觉醒被清晰地察觉出来”②，他指出，在17世纪前四分之三的时间段中，英国文学批评几乎完全处于停滞状态，然而在这个世纪末期突然变得活跃起来，这种状况部分地是由于英国复辟后受到欧洲大陆的冲击所致，部分地是由于像莱默、屈莱顿、坦普尔等极富个性的作家的出现，他们成为了英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批评家。在他们这里，欧洲大陆主要是在理性主义影响下发生的法国新古典主义运动所强调的抽象诗学与所谓的艺术法则让位于读者或者批评家的主观印象，这些17世纪末的英国作家、批评家提出与源于法国横扫整个欧洲大陆的新古典主义艺术原则争锋相对的主张，实际上也是受到本土洛克的经验主义感觉论的影响，倾向于以个人主观感觉经验对抗基于抽象理性形成的机械化的艺术原则，实质上立足于包括批评家在内的读者视角强调以审美的“心理学化”进程为核心的艺术鉴赏活动原则，企图取代法国新古典主义强调自身立法者身份而确立的机械式、教条化程式规则。由此，英国批评家们创造了一系列诸如“爱好”、“趣味”、“妙不可言”这类新的术语，这些新术语的共同倾向是偏于描述主观化感受，它们实际上导致了艺术作品评价标准的混乱。然而，正如韦勒克所意识到的，17世纪英国批评家构建的被强调至极端的审美心理学原则，意味着从统一化、普遍化到个体化与多样化的相当重要的价值转换，从而对19世纪文学史的真正兴起而言恰恰发挥了积极作用③。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避免以主观感觉经验为评价标准所造成的价值的混乱局面，拉・布吕耶尔与沙夫茨伯里提出了所谓的“趣味的标准”这样一个新命题，试图以此抑制价值的相对主义趋势。
总的来说，17世纪末英国批评家的行动对于后来19世纪文学史的兴起意义重大，关键在于他们显现的相对主义认知倾向。具体而言，相对主义意味着承认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标准和观点，由此，这种认知就消解了新古典主义基于普遍理性的教条式原则。然而，相对主义倾向的意义在于为后来历史方法扫除了障碍，但是它本身却不能被视为导向历史方法的正途，因为这种相对主义倾向往往带来“空洞的怀疑主义”，只是表达了一种绝望，甚至导致“趣味无可争辩”这一“古老但却是错误的”格言。所以，无论是趣味理论还是相对主义，就其本身而言，并不直接有利于文学史的兴起。
个体化原则与历史发展观念的萌蘖
韦勒克指出：只有当详细阐述了“个体性”与“发展”这两个主要概念时，真正的文学史才成为可能④。实际上，这两个概念是直接相关的，没有一种对发展的真正认识，就不可能对历史的个体化有真正的理解，换句话说，在一系列个体之外不可能有所谓历史的发展。
首先，对历史中的个体化原则的理解，启发了关于艺术作品的“独特性”或者说“唯一性”的认识，从而产生了关于“原创性”或者“发明”的全新要求，相应地，原先的“模仿”概念在现在看来由于缺乏“原创性”而遭到指责。另一方面，个体化在指涉作者时，强调“天才”与“灵感”对于艺术创造的必要性。此外，个体化的意义与价值逐渐拓展到关涉不同的艺术类型，关涉民族文学传统所具有的排他的独特性，也就是说，差异性成其关键，自然地，“时代精神”也作为一个新的术语，之后被用来具体分析连续性历史时期显现出的独特个性。
值得注意的是，对个体化原则的遵循落实于文学作品的具体理解层面，形成一个共识，即在理解或者描述具体作品时必须将之置于它的语境或环境中。实际上，在17世纪，“环境”首次被提出来主要是指“物理气候”，在韦勒克看来，这种解释偏离了“文学环境”的“现实”，是“不幸的起点”，然而，同时却开启了对“社会背景”与“精神氛围”的思考，自此，人们开始讨论“社会稳定性”、“和平或战争”以及“自由或衰落”对文学的影响，于是，“民族性”这个观念作为文学创造中一个决定性因素开始缓慢地形成⑤。
其次，“发展”是对文学史的兴起意义重大的另一个概念，或者至少是指一种运动和在时间上的改变⑥。在17世纪之前，人们常将古希腊罗马的人视为同时代人进行探讨。历史的发展这种观念源自进步观，然而进步观本身并不使文学史成为可能，仅仅意味着“在现在或是在更远的将来朝向完美理想的一个统一进程”，而“循环式进步”则昭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囊括着前进和衰退在内的进程，上述进步观很难与历史进程实际显现出的多样性协调一致；当关于独立、个体、民族文学的观念得以确立并被接受后，发展作为一种现代概念才可能出现⑦。
增长式的进步最早是在当代生物学意义的类比中被构想的，相应地，文学演变仅仅意味着演变是暗含在胚芽中的，是被设定好了的、不可避免的内含差异化或者囊括了增长和腐朽在内的进程。这样的理论预设掩盖了文学进程实际存在的复杂多样性，但是毕竟关于文学演变观念的提出表明试图在表达这样的多样性。只有重新发现和评价过去的文学，才可能认识到不同的民族传统所具有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对过去文学的发掘可以拓宽文学视野，从以往对过去文学的轻蔑态度转变为赞赏，这一转变过程与原始主义观念倾向的流行密切相关，这种观念将古典时代抽象化、永恒化、理性化并以之作为所有时代的判断标准。叙事性的文学史成为可能有赖于将历史意识贯彻始终。
可以说，18世纪代表了这种转变的过渡，一种关于新观念和标准的新颖性意识渐趋强化，新的概念开始逐渐弥漫以至于最终改变了关于文学知识的传统表述。而18世纪显著表现出的新的因素实际上甚至在17世纪后半叶便出现了。
首先，17世纪后期，源于经验主义感觉论的审美的心理学化进程，文学批评的主观性得以显现，在这种观念看来，作家应以取悦读者为己任，实际上质疑了所谓艺术法则的“普遍有效性”⑧，支持了一种考虑到具体时空的新标准，文学与环境的关系开始被意识到。
其次，对文学与具体时空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表明17世纪后期开始对“个体化”有所关注，与“个体化”相关的“原创性”以及“天才”诸如此类的术语可以追溯到17世纪中，而“时代精神”这一培根曾经使用过的概念，在屈莱顿这里再度出现，并且与他对于历史个体化的认识直接相关，认为“每个时代中的天才都是不同的”⑨，关注点有所差异，但在一个时代中天才在兴趣方面具有普遍一致性，在屈莱顿看来，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中吸引天才的无疑是自然科学，实际上，这里，他强调的是天才与时代的关系，他假定天才或者具体到获得成功的作家与其所置身的时代有某种和谐，关于这一点，韦勒克认为屈莱顿以此暗示了“诗人代表自己的时代和民族”⑩。
再次，17世纪的作家、批评家常常传达出对于写作所体现的独特的民族风格所具有的意识，即使关于这一点的争论往往并非是历史性的，而是出于爱国的立场，但是却对认识到文学领域中民族差异性有重要意义。
又次，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强调的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之后的文学史研究影响很大，然而，批评家们却将给予文学以影响的环境归结为最不可捉摸的气候因素，在他们看来，特定的气候塑造了特定民族的某种性情，从而影响特定类型制度的建立，进而推进或阻碍文学发展。韦勒克特别指出，关于气候对社会的影响作为“老生常谈”，可以追溯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典哲学家那里，在近代以来，培根和蒙恬再次涉及这个论题，然而，最详细阐述这个观点的是伯丁，这种提法在17世纪的英国产生了回响，特别是在屈莱顿、弥尔顿的著作中，这个观点经由像丰特奈尔这样的法国批评家之手，成为了一个常识性认识。英国的坦普尔详细阐释了气候与性情乃至与社会、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并以此分析了英国喜剧的优越性。虽然，这个时期以气候来解释文学与真正分析社会对文学的影响有很大差距，但是毕竟建立了文学与社会之间的紧密关联，甚至这一时期有学者开始用文学来阐明社会历史，相较之下，反过来分析社会对于文学的影响时，常常显出过于简单化的倾向。
另外，发展的观念作为历史方法的核心，以动态的发展取代了对于宇宙世界的静态认识，它为描述解释文学提供了始终如一地前进这样一种认识，对抗以往流行的将宇宙世界的进程描述为普遍衰败景象的认识倾向，后者的影响力甚至直到18世纪后期还未彻底消失，17世纪后期不少作家、批评家信奉进步的趋势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而且艺术的繁荣也证明了人类的普遍进步。这个时期，沿用了人类制度、艺术类型与自然界动植物之间的生物学比拟，这种比拟易于导致古代的循环式进步论，屈莱顿运用这种比拟评价了英语诗与拉丁诗，“正是这个生物学比拟，驱使他无情地将乔叟轻视为儿童，而将斯宾塞视为一个不成熟的青年”，以此暗示了相较于拉丁诗，英语诗所具有的优越性。
17世纪中进步论这一19世纪进化观的萌芽，对未来文学史的兴起而言至关重要，但是对进步观念的声称是非常偶然的，很少应用生物学比拟去阐明文学的发展进步以及文学总体上的增长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坦普尔将文学置于进步观念的基础之上，概略地描述了文学的历史，着重于其间的变迁，突破旧式人文传统，拓宽了文学视野，在坦普尔这里，无限进步的信念驱使他很大程度上成为在文学研究中运用历史方法的重要先驱。而在这个时代的批评家中思想较为保守的莱默，尽管坚持为新古典主义的严苛的非历史标准辩护，然而由于强调了普罗旺斯诗歌对现代诗歌所具有的重要的源头性意义，他的研究工作显现出宽泛的文学眼界，将视角深入中世纪，实际上涉及了后世浪漫派所关注的主题的起源，注定成为18世纪末以后文学史的核心议题。
结语
总而言之，17世纪的作家、批评家们所论述的问题从整体上看相互之间缺乏关联，而且并未呈现系统性，有的观点甚至是作为附带性评论随意而发，对所涉及问题的未来影响也没有清晰的意识，但是，正是这些现在看来可能是过于博杂的、偶然而发、不成体系的观点、建议，为后来文学史的兴起开辟了思想空间，后来的文学史研究所涉及的核心问题几乎都能从17世纪见出端倪。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在站博士后、讲师；本文系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科学的权威化与‘文学史’的西学东渐”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3YJCZH279）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⑩René Wellek， The Rise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1， p.1， p.24， p.24， p.25， p.26， p.26， p.27， p.29， p.30， p.32， p.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