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6 15:47:27
1996年，我省小学语文教学在教改方面最突出的成绩，就是“语文教学一定要加强语言文字训练”的观念已成为全省绝大多数小学语文教师的共识。尤为难得的是，广大教师在各自的教学实践中，探索、创造了许多进行语言文字训练的好方法、好经验。但是，在每一堂课的40分钟里，如果要真正落实语言文字训练，还需要在时间、精力、群体研究上付出更大的代价。实际教学存在的问题表明如何加强语言文字训练，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因此，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应该继续在加强语言文字训练上下功夫，动脑筋，想办法，出经验，真正使语言文字的训练可操作，有模式，落实处，见效果。
课堂教学是学科课程的主渠道，也是加强语言文字训练的主阵地。首先必须把握好课堂教学的主要环节和基本摸式。我们认为，在教师指导下的读书、思考、交流、练习是课堂教学的基本环节。在这里，读书是基础，思考是关键；交流能让学生在童心童语的氛围中互相启发、互相学习，发挥班级授课的忧势；练习则使知识得到巩固和积累，并转化为能力，让学生开始初步的运用。很明显，这些环节都是以学生为活动主体的。因此，如果教师的指导基本得法，就能大致使我们的语文课堂教学步入语言文字训练的轨道而不致陷入“发胖式分析”的歧途或重蹈“满堂灌”的覆辙。当然，“教师指导”是至关重要且需精心设计的，否则，训练的效果就会不佳。这里，首要解决的又是课堂教学的基本模式问题。从我省许多老师加强语言文字训练的课堂教学经验来看，先扫除障碍（生字、难词、有关背景、知识等），重点抓好识字写字；接着初读课文，理解课文大意、结构；继而精读课文（或片断），侧重语言训练；之后勤读背诵，加强语言积累；最后迁移练习，促进语言运用，应该是我们语言文字训练课的课堂教学基本模式。当然，模式的把握和运用也有高下智愚之分。但只要牢牢把握这一摸式中的后三个重要程序，做到语言训练（包括分析比较）有重点，勘读背诵（全文或片断）有积累，迁移练习有运用，那么，语言文字训练的目标不难达到。
其次，要真正落实好语言文字的训练，在具体操作上应提出一些根本要求和硬性规定。比如，40分钟的课时目标要明确单一，除了思想感情教育方面的教学目标外，语文知识和能力的目标要非常具体且数量不能过多，最多也不应超过三项。因此像作文训练课“教会学生按人物动作的先后顺序说。写，语句通顺连贯”的课时目标是订得具体且切实可行的，而“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表达能力”的课时目标却订得高而空洞、大而抽象。再如，“以读为本”、多读课文是一节成功的小学语文课所不可缺少的。在小语课堂的40分钟内，如果听不到琅琅的书声，那就很不好了。因此，每一节课，学生至少应该有10分钟以上的时间用来读书，包括朗读和默读。这样，到课文教完时，我们期盼“低年级学生对全篇课文，中高年级学生对重点句段能背诵”的要求，不仅可以达到，而且不增加学生的课外负担。又如课堂练习，包括书面练习，每节课也都应有具体安排。现在有一种把书面练习都放在课外的不良习惯，这实际上增加了学生的课外负担。从语文的角度来说，小学课外的语文学习应是阅读课外读物和自由练笔，所以我们认为书面练习，包括作文一般都应在课内完成。还有，指导学习方法，这既是完成中小学语文教学要使学生最后能做到“自能读书”广自能作文”的目标所必需，也是提高语言文字训练效丞所不可缺少的。最理想的学法指导应该是全盘考虑、分项设计，做到有序、有机的渗透。即使眼下一时达不到，我想也应该增强学法指导的意识，做到对单元、课文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学法指导，力求让学生在小学阶段基本掌握一般的学习方法、学习语文的方法和形成良好的读写习惯。在指导学法的随机渗透和专课讲授两种方法中，我们更加提倡前者，它更便于学生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在参与领悟、体会、总结中，更加深刻、更加具体地把握祝。
为了保证以上这些根本要求和硬性指标的达到，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还必须注意一些问题。第一，应精当讲解。每节课不论是思想内容的理解，还是语文知识和能力的训练，教师的讲解都应当十分精要和恰当。当前在这方面的一个通病，是凡事均搞“联想”、搞“发散”。“联想”、“广发散”是思维训练的极好形式，但运用必须适度，以教材允许和学生能做到为宜。第二，要精简提问。提问力求具有启发性、导向性和示范性。有的地方为了克服以“提问式”代替“启发式”、以多提问来酿成“课堂活跃”的弊病，硬性规定一节课中老师提出的关于内容理解上的问题一般不超过五个，但却鼓励学生质疑问难，是有一定道理的。第三，必及时反溃教师对学生的朗读、答问、提问、交流，要及时进行评价，组织学生讨论，对的肯定，错的纠正，并简述原因和方法。这是提高训练质量和效率的最好契机，最能给学生──不止于答间的个人，而是全体──以深刻的印象。高明的教师是从来不放过这一时机的。书面作业完成后，应要求学生自我检查或互相检查，然后尽可能地有重点地在课内评价和反溃第四，有自学时间。这里的自学是指预习，朗读前的准备，回答问题前的思考，查阅资料、草拟提纲、质疑问难等学生个别的学习。这种学习是不可缺少的。它是训练过程中知识和能力内化的必经途径，也是课堂教学中“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体现。学生自学时，教师要巡视指导，矫正反溃。
此外，在训练中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一是必须面向全体。这是社会主义教育，也是素质教育的根本特征。在课堂训练中要尽量设计、创造全体学生进行听说读写活动的时机，要避免课堂训练是少数几个尖子学生轮流表演的毛玻有人提出一名优等生在一节课内的发言不得超过三次是有道理的。这在确定教学目标和进行具体训练过程中，都应引起我们高度注意。与此有关的，二是勿忘辅导后进生。除了在教学全程中必须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热情地而不是歧视地对待后进生外；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给后进生以适当的训练机会，并在学生自学或回答问题时，有针对性地对部分后进生进行个别辅导。三是加强课外指导。在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控制学生的家庭作业量的前提下，要根据学生不同年级的特点，搞好课外阅读和自由练笔的指导，这是课内训练十分必要的补充和延伸。实践经验表明，一些语文成绩好的学生，特别是后来在语文上有所建树的学生，大多得益于这一方面。因此，可以说它也是提高训练效率的一种手段。与其让学生用课余时间去做一些机械的、枯燥的练习，还不如让他们去丰富多彩的语文园地倘徉（当然也需要引导），后者的效果肯定比前者的效果好，我们的教师应懂得这个辩证法。
愿新的一年里，我拾加强语言文字训练”有长足的进步，获丰硕的成果。
现代汉语“达人”考
古书标题通例质疑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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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卜辞“先高祖尞酒”中的“先”
2004—2012年索绪尔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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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生经》中动词“来”的双音词化
现代汉语人体名词造词法与构词法研究
《诗经·国风》中假借字音近度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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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卜辞“于”的时间指向探讨其相关问题
战国楚简文字书写材料致讹现象初探
楚简“为位”及“东堂之客”补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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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经》为例浅析非典型疑问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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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寄归内法传》中的“上”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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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雀山汉简“阴阳时令、占候之类”中的偏正短语
从转换生成语法模型的发展看三个平面语法理论
《辽宁省博物馆藏碑志精粹》唐代墓志释读勘误
《南海寄归内法传》中的“善”“恶”“好”“坏”
《朱子语类》中的“屠”“绞”“斩”及其历时考察
《恪法师第一抄》释读与疑难草书字形和特殊写法举例
浅议《现代常用字部件及部件名称规范》的部件命名问题
成都新出汉碑两种字词考释——与赵超、赵久湘两位先生商榷
基于以上的理解，我在平时的数学教学中，采用多种方式，突出语言文字教学，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益。
一、提供感性形象，理解文字概念
人类的认知活动是有一定过程的，正如列宁所说，是“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学生认识和掌握概念通常是“感知、理解、巩固、应用”的过程。感知是掌握概念的开始，书本上往往是以文字形式描述的概念较为抽象，学生难以理解。这就需要教师为学生提供具体的感性形象，架起“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的桥梁，促使他们全面正确地理解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例如讲解“三角形”的概念，学生缺乏生活经验，不理解“围成”的含义，我除了从正面让他们观察不同形状、大小的三角形外，又提供了反面的感性形象：
附图{图}
图（1）还有一个缺口，没有全“围”起来；图（2）围的方法不对，三条线段没有首尾相连；图（3）三条线段没有“围”起来，都有缺口。通过对比，帮助学生理解了三角形的概念。
二、呈现描述载体，总结定律、法则
新教材注重学生获取知识的思维过程，重视发挥主体在学习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教育家第斯多惠有句名言：“一个坏的教师是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是教人发现真理。”心理学家鲁宾斯坦也指出：“任何思维，不论是多么抽象和多么理论的，都是从分析经验材料开始……”教师可以放手让学生自己去发现规律、总结法则，在这过程中提供丰富具体的物质载体，作为学生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的例证。
例如教学“乘法结合律”时，通过以下三个等式：
（5×4）×2＝5×（4×2）
（15×4）×10＝15×（4×10）
（125×8）×5＝125×（8×5）
引导学生发现算式的特点：（1）都是三个数相乘；（2）左边算式是先把前两个数相乘再同第三个数相乘；右边算式是先把后两个数相乘，再同第一个数相乘；（3）乘积相等。把这三个特点稍加组织和整理，就是书上的“乘法结合律”。若是忽视了学生自己发现的过程，不但体会不到学习的乐趣，死记这个结论也会事倍功半。
同样，在归纳法则的过程中，呈现描述载体也是必需的。在归纳计算法则时，师生可以共同回忆例题的计算过程，在头脑里形成清晰的印象。计算时，第一步算什么？第二步怎么做？第三步再怎么办？……有了具体的实例和实践过程作描述的载体，学生往往能水到渠成地总结法则。学生抽象概括水平较低的时候，进行上位学习时要重视下位材料的提供，这也是教师主导作用的体现。
三、开展复述训练，理清思维过程
大纲指出：要“逐步培养学生能够有条理有根据地进行思考，比较完整地叙述思考过程。”教师要重视学生的复述练习，紧密结合教材，巧妙加以指点，帮助学生把思维内部的无声语言转化为有声语言，化“意会”为“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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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计算─×［─＋（─－─）÷─］。完成后要求学生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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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题有小括号、中括号、加减乘除四种运算，应该先算小括号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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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差再除以─，第三步算中括号中的加法，得出的和去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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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把计算时审题分析的过程梳理了一遍，能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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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计算正确率，无形中增强了学生对文字题的分析能力，一石三鸟，何乐不为？
四、生成正确的语感，发掘题意的内涵
语感是“对语言文字的正确、敏锐、丰富的感受力，是由语言文字而引起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和认知活动的过程”。语文教学非常强调阅读中的语感，数学学科的一些文字题、应用题的文字叙述也同样需要学生生成正确的语感，通过对语言文字的直觉感受，达到对语言文字和题意的领悟与把握。
例如，这样一道应用题：“发电厂现在每天烧煤13.2吨，比原来节约1.2吨，现在烧300天的煤原来只能烧多少天？”有些学生不假思索地列式：300÷（13.2＋1.2）。显然这些学生“读”的功夫不到家，没有正确的语感，从而曲解题意。题目中的“300”是现在烧煤的天数，应把“烧300天的煤”作为一个完整的词组，列式是13.2×300÷（13.2＋1.2）。
数学语言的语感包含着积极的思维活动，是思维活动经验的结晶。语感的生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平时教师就要在阅读中加以点拨、分析，提高学生对数学语言的感受力。
我们先分析汉语的基本特点。
一般的拼音语言，只有元音与辅音两个结构要素，声调（升调、降调）只区别语气，不区别意义，因而不是拼音语言的结构要素。而汉语则不同，声调起着区别意义的作用，故汉语语音由声母、韵母、声调三个要素构成。如果我们把英语等拼音语言称为二维结构，那么汉语语音就是三维结构。
人类的发音器官能够发出各种各样不同的音。就语音单位而言，几乎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或者起码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每一个民族用于社会交际的能够区别意义的音位却少得多，这是根据人类的交流需要而决定的。人类语言只需要不多的音位，就可以构成无数有意义的话语。
从历史发展来说，“能指”和“所指”在约定俗成的任意性这一表层现象的深处，有着相当深刻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受到各民族物质生产发展的一般水平和语言发展水平的双重制约。就人类语言的发源处来说，初民不可能也无须选择很多的音节来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但是，随着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有许多新的概念需要表达，原先的音节不能满足需要，他们必须寻觅新的途径。增加音节是一个最简单的有效途径，西方的一些语言就走了这一道路。英语中的音节就有一万多个。但也还有另外一个聪明的方法，即在原有的音节上标出不同的声调，以此代表不同的概念，这同样可以起到与增加音节相等的作用。汉语就走了这一条道路，它只选择了400多个基本音节就能够满足高度文明的汉民族的各种概念表达的需要。采取增加音节的线性展开的方式和运用声调向中心聚敛的三维方式来解决语音的发展问题具有同等的有效性。于是，汉语与西方拼音语言的根本性区别（即拼音语言是用二维——元音和辅音——来表达的，而汉语是用三维——声母、韵母和声调——来表达）就形成了。当然这两条道路也不是绝对的互不相涉，而是起着部分的互补作用。汉语在发展中，由单音节词为主到双音节词为主，且近代以来，由于文化交流的增多，外来语的翻译常用多音节词来表达，这使汉语的词汇中多音节词的比例也有所扩大。拼音语言也有不用增加音节而只是改变词的重读音节的方式来区别意义，这又与汉语所走的道路有若干类似之处。文化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只要是能够逐渐精微地表达人类的思维，就具有同等价值，这里没有好坏高下之分。人为地将“屈折语”说成是最高级，将“孤立语”说成最低级，这要么是文化中心主义、种族偏见的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要么就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自卑心理的表现，而不是科学的分析。
文字领域的情况与语音领域的情况相似。
在文字的起源阶段，用“象形”表达人类思想与语言中用“象声”表达人类思想类似，同样舍弃了许多东西，仅从客观事物中抽出一些主要的特征写画下来。“米”是一棵果树上结了许多果子的象形。但作为自然界的一种有机生命体，一棵树是多么繁复的植物，结下的丰硕的果实也决不止三个。当我们用象形文字表达它的时候，失落了不计其数的果实了，而且用3个小圆圈代替了具有万千特征的甜美的果实，又不知失落了多少属性了。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所造的那个象形字就一定是抓住了果树的形象的主要特征，其实它仅是从客观物象中抽象出的极少一部分特征。这才是本色意义上的“抽象”。我们现在经常挂在嘴上的所谓“抽象”，比如说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它字形固定，偏旁统一，这对于象形特点鲜明的甲骨文来说是一次抽象，而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所发生的使汉字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隶变”又是更进一步的抽象，这些“抽象”，与文字最初形成阶段的那次抽象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与语音的形成一样，象形文字是各个民族根据不同的要求抽象出事物的极少特征写画下来，这使各种文字产生差距。中西文字目前巨大的差距是由各自不同的文化创造方法造成的。当美索不达米亚的字母被发现后，西方文字突然掉转头去走了一条拼音化的道路，而汉字则没有走这条道路，依然按照原来的路径发展着。于是，中西文字便相去遥远了。“中国自殷商通用至今的表意方块字，与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后来流行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拼音文字其渊源和特性都迥然相异，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独成一统的特例。”［③］
方块汉字与拼音文字在结构上的区别，我们认为也是“二维”与“三维”的区别。从汉语语音角度提出来的问题是与汉字的特点相吻合的。汉字的三维性使其具有立体性特点。但要证明汉字是三维的立体性结构，我们的面前有一道“定论”的铜墙铁壁，一般认为，拼音文字记录一个词是用一串字母作线性的排列，在汉字往往用一个平面型方块来表示，所以“汉字是平面型文字”［④］。诚然，汉字是写在纸上的，不是雕塑在空间的，何以认为汉字是三维的因而具有立体性特点呢？这是因为汉字是用二维去展示、象征三维空间的，我们是就其所表达、所象征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三维”的。“立体派”的绘画何以能称“立体”呢？难道就不是画在平面画布上的吗？
汉字主要起源于原始图画，而图画是用二维空间来表示三维空前的，那么，汉字就其起源阶段的象形性而言，亦具有这样的特征。汉字起源阶段的这种象形的特性是汉字三维性发生学上的依据，图画的形象性的特点是使人们可以直观或感受到所画事物“体”的质感。例如，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陕西华县柳子镇出土的陶器上。
即使是最逼真的工笔也不能将客观事物的全部属性和特征描绘出来，它在描绘中已经遗漏了许多属性和特征，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图画反映客观事物也是“抽象”的。而汉字又是对象形图画的再一次“抽象”，这就使文字成为一种纯粹的符号了。这种符号只要没有变成音响形象的附属物（如拼音文字那样），这种三维立体性特点便没有被打破，无论其抽象程度怎样地越来越高。
从现实生活的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在其后来的发展变形过程中，并未改变其三维立体性特点，这是由于汉字后来无论怎样变形，皆未彻底打破原有的符号体系去另辟新路。先看小篆。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比起甲骨文和金文来，小篆字体固定，并将原来没有固定形式的各种偏旁统一起来，小篆的线条不再是去描画客观事物，而是变成了规则匀称的带弧形的整齐线条，就此而言，对汉字的立体性的冲击是大的。但是，从根本上看，小篆并未改变汉字的结构特点，而仅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只是线条略略变化，使文字同客观事物的联系更加隐蔽了一些。这样的特征实在太多，无庸赘述。隶书的情况又怎样呢？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这是被称作“隶变”的汉文字史上的一场大变革，这场变革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岭。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线条的主要特点在于描摹客观事物，因而它是画出来的；而隶变后的五种基本笔画则是写出来的。由于隶变改变了笔画的形态，因而使汉字形体发生了大的变化，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文字，基本摆脱了古汉字的图形意味。后来，魏晋至隋唐出现的楷书，结构与隶书基本相同，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进一步发展，从此，汉字成为方块字就定型了。但是，隶变以后的汉字并未改变汉字的三维立体性特点。我们还是以“为”字后来变化为例来说明。
这些形式亦分别积淀了大象的鼻子、躯体以及四条腿的内容。由此看来，隶变中的汉字形体的改变仅是汉字结构内部进行自身调整时的一种较大的形态转移，而不是汉字整体结构的打破与重建，因而汉字立体性这一基本特点并未失落。
我们认为汉字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其立体性特点一直保持着，但同时我们又认为隶变前后汉字立体性的特点又有着不尽相同的内涵。适应于描摹客观事物的各种形态、方向、长短、曲直的甲金文和小篆的线条，一变为适应于书写的、长短大致统一、曲直有规则、形态方向一致的隶书、楷书和现代简体的线条，这说明隶变使汉字从图画意义上的立体性变成了几何意义的立体性。隶变前的汉字通过用极简约的线条描画事物达到立体性，这种立体性因与图画类似，较易为人们认识，隶变以后的汉字实在有类于“立体派”的绘画。它将对象世界引归到立体几何的方块形体中去，呈现出一种多视点把立体平铺到平面上的倾向。即“对一个物体作分解，同时从不同的方面，不只是从一个视点，提供了许多元素，把这些元素重新组合，相互叠置，相互渗入成为一个整体形象，这使得平面自身直接显现立体感，却又不是取消了平面，使它成为一个空间盛器，让各种东西在它里面装着”。［⑥］隶变后汉字不仅有“横”“竖”两种笔画（这可以在垂直状态下构成平面），而且斜线（撇、捺）和点，斜线其实就是线条的水平放置状态，它与“横”、“竖”垂直状态所构成的平面相交，便构成立体图形。“点”的意义亦如此，它其实在透视意义上是远处的一条线或一个面；本身已造成了一种距离感和空间感，只要我们眼前出现了相交或平行直线构成的平面，那么远处的那个点就一定不可能与这个平面处在同一平面上，而只能是处在立体的空间中。汉字的三维立体性就这样通过五种笔划构成了。这里，“关键是在于保持着具体的平面，而同时在象征的意味里，使它成为体积的空间意味的。”［⑦］
关于汉字的三维立体性，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的书法理论中找到证明。卫夫人《笔阵图》对汉字的几种笔划有如下的说法：
这虽是一种比喻和象征，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书家的潜意味深处是将汉字的笔画当作某种客观事物来看待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原始观念的积淀，因为在原始人那里是没有比喻可言的。进一步讲，中国书法理论中所讲的关于笔画分布的结体理论更是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的。“中宫”和“重心”的理论，都是解决立体性字体结构稳定问题；“布白”理论则直接导源于文字的立体性：例如笔划的“疏密得宜”是解决立体性众多平面交叉的问题；“虚实相间”的说法是处理立体结构中视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关系问题；而所谓“争让得势”则又是回答立体结构中的主要平面与次要平面的表现关系等等。中国书法最忌平板，例如“馬”字下面的四点，楷书一般将第一、四两点写得较大，二、三两点写得较小，以示远近关系。这些，皆可说明汉字的立体性特点。
我们论定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三维立体性特点，这就为认识汉字的科学价值打下了基础；而汉字的生命力正建立在这种科学价值的前提之上的。
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了汉字具有容量大、信息多、内涵丰富的科学价值。我们仍然用数学的方法来说明。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横一竖和一条斜线（—｜／），如果按拼音文字的线性排列，只有六种排列形式：—｜／，—／｜，｜—／，｜—／，／—｜，／｜—，但是，按立体性文字排列，其形式却极多。横竖构成平面，而斜线当它放到立体性图形中去的时候，位置可以相接、也可以相交，还可以相离。人们只需要从这极多的可能排列中选择出目视区别较为明晰的排列用于造字就足够表达人类各种各样的概念。这从科学角度证明了汉字的方块结构是完全胜任表达人类的千差万别的细微变化的概念。它也不见得就显得繁复，因为它不需要用向外扩展的方式去表达，而只需在这个立体结构框架的内部就可以表达。如果说一个方块汉字因笔画多而显得繁复，那么，一个英文词用一大串字母排成一条线同样也是繁复的。汉字的这个特点也是中国语言文字（尤其是文言）无形态变化，无时态变化，无冠词的最根本性的决定原因。进而使中国语言文字比印欧语言“更易于打破逻辑和语法的束缚，从而也就更易于张大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阐释的多重可能性。”［⑧］这正是在二十世纪语言学革命以后重新认识语言生命力的一把金钥匙。一些有眼光的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汉字和汉语的生命力，而另一些西方学者例如伊斯特林，认为汉字终究是一种有缺陷的文字，是文字发展低级阶段上的文字，进而认为汉字是缺乏生命力的文字，这实在是一种对语言文字表达人类思维的特点缺乏全面认识所致。
注释：
①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1页。
②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③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④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⑤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页。
⑥瓦尔特·赫斯编著：《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
[关键词]汉语言文字；规范化；必要性；可能性
人类进入文明的标志是以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为起点的，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汉字具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先后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五种正式字体，真可谓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在科技、军事、文化、卫生等各个方面都创造了很多震惊世界的“神话”，这些文明之所以能流传至今，流传到世界各地靠的就是语言文字。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正在向着世界性的强国而迈进，中国要把更多的中国文明传播到世界去，要打出中国的形象靠的也是汉语言文字。汉语是中华民族的母语，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语言之一，更是联合国规定使用的国际语言。因此，学好用好汉语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 我国汉语言文字规范性的现状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就提出要普及教育，提高全民素质。20世纪80年代，又决定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从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到现在九年义务教育入学率接近100%，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在普及文化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为汉语言文化的规范使用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但是，观察目前对于汉语言文字的使用，却存在着大量不规范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读音不规范。我国的文字同音字颇多且在日常交际中容易混淆。有“语林啄木鸟”之称的《咬文嚼字》编辑部公布了2008年中国出现频率最高、覆盖面最广的十大语文差错。其中两者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用《论语》中的这句话欢迎全球来宾，然而主持人却将“le”读成了“yue”； 社会机构称谓中，“非营利机构”常被误写为“非盈利机构”。“营利”是指主观上谋取利润，“盈利”是指客观上获得利润。两者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2、用词不当。由于人们对词语的含义了解的不太确切，经常把一些经常使用的“同音异形字”或者是近义词误用，而造成了语言文字使用的不规范，比如以“品味”和“品位”两个“同音异形字”为例：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品味”指的是品尝滋味，“品位”指品格地位，即质量、规格或水平，比如说夸奖某个女孩对某件事情的看法时就应该说“这个女孩很有品位”而不能说成了“这个女孩很有品味”。尽管一字之差却显出了一个人的文学修养和文化素质。另外这种错误也经常发生在几个近义词之间，比如以“截止”和“截至”为例，“截止目前”“截止昨日”中的“截止”，应用及物动词“截至”，“截止”为不及物动词。“租赁启示”应用“启事”等等。
3、用字不当。用字不当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作者故意将“字”写错；第二个方面是无意的将“字”写错。就第一个方面而言作者往往故意在玩弄文字游戏，通过故意写错汉字或者是引入谐音而吸引别人的眼球。其最突出的表现是为商家为推销商品，吸引顾客，经常引入谐音而做广告。例如，某治疗咳嗽的药品广告使用了“咳”不容缓的广告语，而其真正的写法应该是“刻不容缓”。另外还有一些人故意写“简化字”， 而这些“简化字”往往是我们已经废弃不用的汉字，其不规范的使用不但会误导群众，而且这也是违反《国家通用文字法》的。第二个方面是无意的将字写错，这种错误主要是由于作者在写作时不认真而造成，而这种错误是完全可以通过认真的审核而避免的。
4、网络语言不规范。网络是一个虚拟的场所，并且在交流的过程中很多都需要“打字”，大量的“打字”给人们的交流到来了很大的不变，于是很多人在交流的时候就把很多的汉字给简化了或者赋予了某些数字以特殊的含义。比如，886（再见了！），“7456，国庆节放假居然被关在家里做作业，FT！”只有聊过QQ的人，才可能对这句话“理解透彻”，可一般人对此只会一头雾水。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的交流方式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对于以上语言文字使用的极其不规范确是我们应该杜绝的，它不但污染了我们的交流环境，而且很容易造成很多作者将网络上流行的语言传播到现实生活中来，毕竟虚拟和现实不是绝对绝是黑白分明的，而一旦这些虚拟的网络语言一旦进入实体的现实生活就会给我们规范的语言文字带来很大的冲击，而造成语言文字使用的混乱。
二、我国汉语言文字规范性的必要性
从以上的列举可以看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使用汉语言不规范的现象，而这种不规范的语言给人们日常的交流与信息的精确传递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语言文字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的载体，为了更好地进行交流，更准确地传递和理解语言信息，尽可能地减少信息传递过程中的误差，就必须要有明确、统一的语言文字标准，用一定的标准去衡量语言文字实际使用是否正确、规范，并对偏离标准和违反规则的现象进行纠正。“从某种程度上说，语言文字规范化是社会群体行为趋同性的自然表现，它植根于语言本体，服从于社会交际的需要。只要有人类交际的需要，就有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必要。”从另一方面来讲，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重要象征，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一个统一的民族或者国家不可能没有一种规范的民族语言或规范的共同交际语言。而大量的不规范语言的存在却在逐渐消磨掉这种统一性，没有一种规范的交际语言，不仅会妨碍正常的日常交际，而且还会阻碍政治经济的发展，甚至有可能导致民族的分裂。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以后就意味着我们的国门对外敞开，外国在对中国进行出口的时候，不仅出口了他们的商品，而且更重要的一方面他们还对中国出口了外国的文化，而一国的文字作为一个民族最总要的象征，必然要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而如何在这种外来文化不断入侵的时候仍然能保持住汉语言文化的魅力，我认为在这个时候使用规范的汉语言文字就显得尤为必要，只有使用纯正的汉语言文字才能彰显汉语言文字的魅力，并在对外的不断交往中不断把它发扬光大。因此，基于以上几种原因，笔者认为在当下的中国有对汉语言文字进行规范的必要性。
三、对汉语言文字进行规范的措施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在当下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存在者大量的使用汉语言文字不规范的情形，并且我们有必要对当下不规范汉语言文字进行规范的必要性，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汉语言文字的规范性提出一些建议：
1、法治措施。所谓法治措施就是指通过全国人大或者是人大常委会的专门立法或者是在相关法律法规中作出对汉语言文字进行规范的规定，确立特定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用国家意志来推行标准化的语言，推行规范话的文字。我国已经制订了一部权威性的对汉语言文字进行规范的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语言文字法》。他的公布，既为此前的规范化、标准化工作进行了肯定，同时也开始了语言文字应用和管理法制化的新进程，对汉语言文字的规范使用也纳入了法制化的进程。因法律具有权威性，它以国家的强制力来保障实施，因此对汉语言文字的规范将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2、教学措施。所谓教学措施就是指通过学校教学活动，把规范的汉语言文字教授给学生，让学生从小接受规范的语言文字熏陶，养成正确、规范地使用语言文字的良好习惯。学校是传播标准化汉语言文字的“主战场”。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要明确要求课堂既是语言文字学习的主要阵地，又是学生学习汉文字的生动乐园。因此，在教学活动中教师要做到语音标准、书写规范，并强调遣词造句、标点运用、行款格式准确。
1广告信息传播中的数字语言运用
广告信息传播中的数字语言运用主要集中在商品价格策略或促销手段等方面，或者用以引起广告受众注意，并激励其作出购买决策。从“三碗不过岗”甚至更久远的过去开始，人们就知道如何在各类广告中运用数字语言宣传商品或者服务，并最终达到销量增长等效果。所以广告中数字语言的运用有着历史悠久、范围广泛等特点。然而由于数字语言具有一些特殊属性，能够较快地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并获得增强的广告效果，因此许多广告中也有数字语言滥用的问题。虚假数字的运用、利用数字误导消费者等等手段，都会令广告效果甚至商品（品牌）的声誉受损，反而产生消极作用。由上可见，数字语言拥有超乎数字本身的含义。而数字语言的有效运用和组合，能够构成具有一定含义的数学原理。因此，数字语言和数学原理可以被运用在广告文案中，达到特定的传播目的。以下是常见的几种在广告文案中运用数学原理的宣传手段。第一，巧用数字尾数或者大分母除法运算，造成低价错觉。虽然现今在广告中运用数字语言或者数学原理的理论并未形成体系且并不完善，但是其历史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广告主们亦能够自如地运用数字语言或者数学原理，准确的向目标消费群体传递有用的信息。在价格方面，主要通过数字尾数或者大分母除法运算等方式实现数学原理在广告文案中的应用。一方面，巧用数字尾数，造成低价错觉。数字尾数，指的是商品价格的尾数。例如，商品常常以“3999”“、19.98”等定价手段给消费者以错觉，令消费者觉得“3999”是“3000多”，而“19.98”不到“20”。可以说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看似这种做法是向消费者让利，事实上，则是在诱导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服务。而以奇数作为尾数的价格策略，更能给消费者一种真实感和信赖感，让人觉得价格精确可信，甚至没有转圜余地。因为对于一般的消费者来讲，以整数定价的商品或者服务，更能激发消费者要求卖方让利的心理。另一方面，巧用大分母除法运算，造成低价错觉。
这里说的“大分母除法运算”，指的是将一个较大数目的价格用时间作为分母相除，从而得到一个较小数目的单位价格。例如，某地一家汽车经销商，将原价107,800元的新宝来，除去首付的43,120元，将其余贷款部分分成60个月的月供，经过计算，每个月只需还款1,348元，即可享受驾驶宝来的乐趣。以上这种贷款促销手段，想必是每个汽车经销商都能够想到并实践的，但是上面这家经销商在为消费者计算完月供的价格后，又提出了一个“日供”的概念。消费者能够惊喜地发现，原来购买一辆车“，日供”仅仅需要45元！45元能做什么？谁都想不到，可以用45元购买一台汽车“。日供”的概念，不过是让一般的小康家庭每天节省两包香烟、减少外食的次数或者戒除一些较为奢侈的享受。如上所见，较大数目的价格被一段较长的时间相除，得到较小数目的价格，能够令消费者产生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较为低廉的感觉，并减弱商品或服务价高不可攀的固有印象。第二，夸大数字的作用，弱化文字的影响。这一部分主要谈及的是商场或者网上购物渠道的宣传手段中的数字语言运用。最典型的就是常被商家用到的“**元起”“、*折起”以及“*折封顶”的宣传方式。商家往往会突出数字，用以弱化文字的影响。多数消费者看到了醒目的数字，就很可能会忽略文字的内容和作用。即便看到了“起”和“封顶”这样的字眼，也会心存侥幸心理，认为自己可能有足够的幸运去获得性价比最高的商品或者服务，获得足够满意的利益。由于数字的简单易懂和含义明显，消费者的关注点随之转移，文字的含义及作用就会因此而弱化。第三，运用百分比突出商品或者服务的有效性、纯度、诚信度等特性。百分比在广告文案中的运用可以说是数不胜数的，其作用主要体现与诱导消费者认可其商品或者服务的有效性、纯度、诚信度。有时候，在提及商品或服务的有效性方面，百分比数字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例如，玉兰油新生塑颜金纯活能水的宣传提出，该产品可以即刻提升肌肤水润度80%，连续使用四周，肌肤细纹会明显减少，皮肤紧实度提升30%。这种百分比数据，能够较为准确地描述商品或者服务的有效性。
农夫果园宣称其果汁为100%天然果蔬汁，不外加任何酸味剂、色素，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含糖（瓶身配料注明加白砂糖）。其中的“100%”代表的就是商品的纯度，表明农夫果园果汁是纯天然的果蔬汁，没有其他任何添加。这种数字的表达远比“纯天然”三个字带给消费者的影响要大得多，因为数字是看得见的、具象的，不像语言表达那样的模糊和抽象。在广告中运用百分比能够突出商品或者服务在消费者心目中的诚信度。例如，中华多宝口服液就提出了以下广告语：现代科学表明，口服粉状珍珠，人体只能吸收29%的营养成分；水解珍珠（即生物活性物质）配置的中华多宝口服液，人体吸收90%以上。较为准确的百分比数字，赋予一种较为精确的数字统计，使得数据的可信度在消费者心目中有效提高，从而提升商品或者服务在消费者心目中的诚信度。第四，利用小数目数字突显商品或服务稀缺性，形成紧俏假象。每个消费者都渴望拥有具备稀缺性、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商品或者服务，这能够使他们认为自己是被尊重的，并且得到了较好的待遇。更何况，当这种稀缺性从一种需求转变为一种权利的时候，消费者们就希望自己获得这种商品或者服务。例如，一家名为“babyface”的照相馆打出广告，声称“只为周岁以内宝宝拍照”。在此案例中，该照相馆成功地将消费者的需求转化为他们的权利，而“周岁”事实上就是“1岁”的变体，具有数字的含义，因此，这段既简短又极富意义的时间，造成了该商品（或者可以说是服务）的稀缺效果，形成了紧俏假象，可以有效地促使消费者作出消费决策。
2小结
数字语言在有效的组合与运用之下，能够体现一定的数学原理，在广告传播中起到特殊的作用。对于广告中数字语言运用的研究，能够规避数字语言在广告中的滥用。数字语言在广告中的运用范围广泛，并且可以轻易地在第一时间引起广告受众的注意，因此十分受广告主以及广告策划人的喜爱。然而数字语言的滥用不仅不能提升商品（品牌）形象、增强广告效果，反而会引发广告受众的反感，甚至令商品（品牌）形象受损，呈现出负面的广告效果，这一点需要引起广告主的注意。
作者：曹雁南单位：东华理工大学艺术学院
基于国内文献归纳和梳理，目前国内对字母词的称谓有二十多种，譬如：字母词、字母汉语词、字母词汇、非汉字词语、外文字母词、中西合成词、西文字母新词等。刘涌泉是国内较早提出字母词这一概念，他认为字母词就是“由拉丁字母和希腊字母相互融合的符号、数字、西文和汉语的混合构成词。《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明确规定：“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2]。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包括五方面的基本技能，即听、说、读、写、译。听排在五项技能的首位，说明了其基础性和重要性。外语技能不仅是获取语言信息不可或缺的重要渠道，而且有助于说、读、写、译等技能的巩固与提高。外语教学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但其教学现状却不容乐观，外语课也成了大多数学生颇感困难的一门课程。因此，如何加强大学英语外语课的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的英语外语技能，是大学英语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图将字母词教学理论应用于大学英语外语课的教学研究中，探讨如何发挥教师与学生以及学生们之间的字母词教学作用，为学生的外语学习建构有效的字母词教学，以促进学生外语水平的提高，为全面提高大学生的英语综合能力奠定稳固的基石。
一、字母词发展理论与发展
国内对于“字母词”是否是汉语词具有较大的分歧。主要有两种主流的话语。首先，字母词作为与国际语言发展相接轨的语言现象，具有一定合理合法性。在汉语语言环境中自发衍生的语言产物，应该加以引导和保护。如，曹学林认为，字母词是一个语与义相互结合的语言外来词，字母词的读音隶属于汉语语言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字母词的语义又通常被主体人所理解。因此，我们应该将其归为汉语语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基础之上，美国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布鲁诺（Jerome Bruner）对该学说进行了深化，于20世纪50年代首次介绍了字母词教学理论（scaffolding）。“字母词教学”是从建筑行业借用的一个术语，本意是指建筑工人使用的脚手架。而用于教育学中，“脚手架”是指一种辅助物，学习者凭借这种辅助物可能完成其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
二、字母词在外语教育教学中的现状审视
外语教学不仅是语言的教学，还是技能的培养。在英语教学中，听与说处于先导地位。听是理解，说是表达，而理解又是表达的前提，只有掌握了良好的外语技能，才能逐步完善其他各种语言技能。但目前的大学英语课程设置中，外语课所占的课时比例通常是最少的，并且英语外语教学的手段和方法机械单调。很多教师忽视了外语教学的技能性特点，仍采用传统的“三部曲”式教学方法：教师播放录音材料，学生听录音做练习，最后教师给出正确答案。这种传统的形式主义的教学手段容易使学生感到单调乏味，缺少师生间的有效互动，更没有同学间的交流沟通，影响学生的积极性，教学效果不佳。另外，大学英语等级考试（CET）、雅思（IELTS）、托福（TOEFL）等考试中多外语的考核使得大学英语外语课演变成了测试课。无可厚非，测试是检验学生能否理解外语材料的有效方法。但是不同学生对知识的接受能力和对信息的感知速度不尽相同，测试往往会造成许多学生的疲惫与紧张，挫伤其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并且，课堂上频繁的外语测试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外语教学的真正目的，以考试选答案取代了指导学生如何听，忽视了对学生外语技能的培养，陷入了英语外语教学的误区。
三、字母词的语言辅助与语言检验
在教学过程中，辅助物可以由教师、家长、同学等人提供，而和建筑物竣工之后的脚手架一样，任务完成后辅助物就会逐渐撤离。这个比喻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一种教学模式：借助他人的支持与帮助，学习者能够更进一步地掌握和应用所学知识及技能。布鲁诺认为，学习者的学习过程不是一个简单发现的过程，而是主动建构的过程。建构不仅需要学生的内部认知，还要外部字母词教学的共同参与。学生能够在教师、家长或同学为其提供的字母词教学辅助之下来完成各项任务，不断建构和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与操作技能。在分析大量语料的基础上，挖掘其语义和语用规律。课题组重点在词汇、短语、小句、复句、篇章层面上，回答字母词的语义表达如何做到明确，不产生歧义；在心智层面如何实现计算模型的。挖掘字母词生成和识解机制的内在逻辑和动因，以及影响和制约字母词语用推理的相关因素。（作者单位：新乡学院大学外语部）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青年项目“意向认识论下字母词语义兼容与生成研究”（2014-qn-558）
【关键词】语言文字规范工作 高职旅游院校 专业建设 结合
高职旅游院校以培养旅游行业服务一线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应把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与学生职业素养教育结合起来，突出其在学生职业素质训导方面的示范作用。掌握规范的用语用字和流畅得体的口头及书面表达，适应旅游企业单位对高职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是高职旅游专业学生就业后能体面生存、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旅游行业对从业人员语言文字规范化应用能力的要求
国家劳动部指出：“与人交流能力”是我国从业人员的职业核心能力之一。旅游行业作为窗口行业，必须把普通话作为全行业的工作用语，把规范汉字作为全行业的公务用字和宣传用字，除确需使用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外国语言的场合外，全行业所有员工在工作中必须使用普通话。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普通话水平应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规定的三级甲等；直接面向游客的宾馆、酒店、旅游区（点）、旅行社一线员工一般应不低于二级甲等，其他人员应不低于二级乙等。
三、普通话培训与旅游专业建设相结合的实践探究
高职教育的特点就在于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职业技能。高职旅游院校学生就业后工作岗位流动性大，高职旅游院校的语言文字工作不仅旨在进一步规范语言文字的使用，更要重视将语言文字工作与培养高素质旅游行业人才、增强学生在各种旅游行业岗位上的沟通、交流能力结合起来，应在高职旅游专业建设中体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中的历史责任。如笔者所在的高职院校旅游专业建设中就将《普通话训练》、《演讲与口才》、《普通话与演讲》、《沟通技巧》等不同课程列入了旅游管理、酒店管理等专业的必修课程，要求旅游专业教师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达到语言类教师所规定的二级甲等，旅游专业学生达到二级乙等，在教学中以训练和培养学生的岗位语言沟通能力为核心，采取合作性学习、实践性教学等开放型的教学模式，在提高学生的普通话水平的同时，提高学生的综合表达能力，并根据专业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模块训练。比如除了所有学生在普通话水平测试前参加集中的培训之外，教师在专业实训课和导游资格证考前培训课中都用旅游行业一线工作人员普通话水平的二级甲等标准来严格要求学生，把旅游服务各个环节的常用业务书面语、口头语和体态语置于模拟情境中，训练学生人人过关，将13篇必考的湖南景点导游词规范注音、划分意群和音节、标注语气语调之后下发学生，通过视频播放和随机纠错，培训学生人人都能规范标准而声情并茂地完成这13个景点的导游讲解，这样就不仅使学生的普通话测试成绩大为提高，也全面提高了学生参加导游职业资格证考试的面试通过率，使得我们的学生在旅游行业实习和工作时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同时，我们还应鼓励高职旅游院校的语言文字工作者结合语言文字规范工作和学生专业课程的教学实际进行教学研究，将研究成果带进第二课堂，语委办与旅游专业教师和学生推普协会联合起来，将推普工作融入前厅服务员、客房服务员、旅游咨询师、全陪或地陪导游、旅游产品销售员等各种岗位的技能培训和竞赛中，通过富有专业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调动学生学习普通话的积极性，使学生普遍适应旅游行业语言文字规范的高标准和严要求，这也是高职旅游院校促进普通话教学、培训和测试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
旅游业是旅游景区所在地的精神文明建设和地方形象的重要窗口，在培养旅游行业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高职旅游专业院校大力推广普通话和积极推进汉字应用的规范化，有利于提高全行业后备从业人员的素质，改进旅游服务质量，提高旅游服务水平；有利于树立良好的产业形象，提高地方的旅游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增强其整体竞争能力，使高职旅游学院的人才培养工作切实服务于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本文为2011年度湖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一般项目《高职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导游语言综合能力培养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1C0498)的研究成果。作者系该项目主持人。
参考文献：
[1]湖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湖南省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湖南省语言文字培训测试实践与理论[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
[2]王卉.关于高职院校普通话培训的思考[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2010(4).
一、谣谚
提起民间文学中的数字语言,人们立即会想到中国历代各地相传的《九九歌》,因为它当属民间文学与数字语言联系最直接、最密切也是最典型的一例。而它又有夏至《九九歌》③和冬至《九九歌》之分。④
1.夏至《九九歌》
夏至入头九,羽扇握在手;二九一十八,脱冠着罗纱;三九二十七,出门汗欲滴;四九三十六,乘凉进庙祠;七九六十三,床头摸被单;八九七十二,子夜寻棉被儿;九九八十一,开柜拿棉衣。
——湖北·禹王庙
一九至二九,树头清风舞;六九五十四,乘凉勿太迟;七九六十三,夜眠莫盖单;八九七十二,当心受风寒;九九八十一,家家找棉衣。——北方大部分地区
2.冬至《九九歌》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缘凌走;五九半,凌喳散;春打六九头,脱袄换个牛;七九六十三,行人把衣宽;八九不犁地,只待三五日:九九杨花开,以后九不来。
——河北
冬至是头九,两手藏袖口;二九一十八,口中似吃辣椒;三九二十七,见火亲如蜜;四九三十六,关住房门把炉守;五九四十五,开门寻暖处;六九五十四,杨柳树上发青绦;七九六十三,行人脱衣衫;八九七十二,柳絮满地飞:九九八十一,穿起蓑衣戴斗笠。
——湖南从以上的例子来看其语言形式可知,它首先是一种民间歌诀,是有关基本数字乘积运算规律的歌诀。这种算数歌诀同民间画诀、艺诀之类歌诀一样,都具有谣谚性质。汉字一字一音,易于编成口诀,数字也是这样。
而《九九歌》俗称“小九九”,从“一一如一”起直至“九九八十一”止,这是现在的说法。在此之前的《九九歌》是起于“九九八十一”止于“二二如四”的。《九九歌》的得名即出自古代以“九九八十一”开头的“九九”。据汉韩婴《朝诗外传》可知公元前7世纪已有《九九歌》,而且在当时已是极为普及。此外,在《苟子》《管子》《淮南子》《战国策》等诸子百家文献中也有关于“三九二十七”“六八四十八”“四八三十二”等《九九歌》断句的记载。
据陈直《六十年来我国发现竹木简概述》可知,1908年在甘肃敦煌发现的木简(公元二、三世纪,东汉或晋)和1930年在甘肃北部额济纳旗居延烽火台遗址发掘出的木简(公元前101年至公元40年)上即载有《九九歌》。这些实物证明,远在公元前已有了《九九歌》,流传至今已近2000年的历史了。《九九歌》从“九九”起改为“一一”起,是民间口头文学的变异特征。这个歌诀简练易诵,朗朗上口,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传统算盘才得以流传至今,其旺盛的生命力之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可以说来自《九九歌》等数算口诀。
二、特殊的民俗语义
数字在民间文学作品中往往具有修辞的特点,因此这些数字在具体语境中常常不表示数字本身固有的意义,而是泛指的、模糊的语义,甚至导出特殊的民俗语义。例如,形成于明清间的通州山歌《魏二郎》⑤的几个片段:
叫你郎哥哥不得进房的个门哎,我家养了一八、二八、三八二十四只嚎汪的个狗呀,叫你不得进园的个门啊,踏板上头摆青灰,帐子窝里挂了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七七四十九个响铜铃哎。郎叫一声我的情姐姐啊,我有法子活他身哎,你家养的三八二十四只嚎汪狗,我买二十四个肉馒头喂狗群啊,调的个狗走啊你来接我,手拉手儿进园门哎,我再抓住你手儿穿桥过哇,不碰踏板上头的青灰印呀啊,我再带七七四十九张丝绵纸来,塞住你帐子里头啊七七四十九个响铜铃哎,郎说我家情姐姐啊,九九八十一难你难不住个我哎,不要用个推辞话儿哄小生啊。……
从东庄庙里请九个和尚,从西庄庙里请九个师丈,从南庄庙里请九个道士,从北庄庙里请九个尼姑,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三十六个僧和道,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七七四十九天,大鼓大钹,大钹大鼓,丁零当啷敲起声。
……
类似的句子还有“十万八千里根汗毛儿啊吓得根根的翘啊”“限你三天三夜一要开条六六三丈六尺宽、六七四丈二尺深的大圆沟”等,其中的数字除少量的是实指外,其余的都是虚指。至于请和尚、道士作斋事要请“四九三十六个”的“九”,则是出自迷信习俗认为人亡魂归九泉之下,因而须合“九”。这个“九”已是民俗意义的了。再如纳西族民间史诗《创世纪》⑥中的片段:
三生九,九生万物,万物有“真”有“假”,万物有“实”有“虚”,真和实相配合,产生了光亮亮的太阳;假与虚相配合,出现了冷清清的月亮,……
恩余恩曼心不甘,扯来了三片叶子铺地上,采来了三丛青草做垫窝,摘下三朵白云做蛋篮。恩余恩曼生了九对白蛋,一对白蛋变天神,一对白蛋变地神,一对白蛋变成开天的九兄弟,一对白蛋变成辟地的七姊妹。……
张朋朋先生来自语言大学，多年从事对外汉语教学，成绩卓著：其独创的语、文分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无论在教学理论上还是在教学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他以自己亲身实践的教学经验，总结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对外汉语教学体系；他编写的三本主要教材——《集中识字》、《部首三字经》、《口语速成》，在国内外受到了相当热烈的欢迎，十分畅销。他的主要贡献是：在理论和教学中，分开了语言和文字，这是一个认识和实践上的飞跃，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长期以来，学界存在重语言、轻文字的倾向，这主要是受了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西方语言理论建立在西方语言事实的基础之上，拼音文字的拼写与语音基本一致或基本相当，因而西方不专门进行文字的教学。
形。口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体系，是“两个王国”。而不是索绪尔认为的语言符号只是心理现象，于是得出口说语言和文字虽是两种不同的符号体系，但却是“一个王国”，文字附属于口说语言。在这个王国里，文字连“服装”的资格都没有，只是口说语言的“照片”和“假装”。由此得出的结论：“语言第一性，文字第二性”是完全错误的。
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将口说语言和文字视为一个王国，分不清口说语言和文字的界限，因而将口说语言和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亦视为同一个，或称之为“词”，或称之为“字”。
1938年，郭绍虞先生已经提出“字本位”的观念：口说语言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文字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徐通锵后来提出的汉语口说语言和汉字都是以“字”为基本结构单位的，没有“词”这个单位；印欧语言和拼音文字只有“词”为基本结构单位，没有“字”这个单位——这是徐通锵“字本位”的观念。相比之下，郭绍虞的“字本位”观念是比较接近科学的。我们认为“字”是一切文字(包括“非字音文字”和“字音文字”，包括汉字和拼音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不是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
辩证唯物主义细胞分析方法论，将口说语言和文字视为两个王国，因而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与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是不同的。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我们称之为“语基”——口说语言的细胞。文字的基本结构单位我们称之为“文基”——文字的细胞。“语基”与“音节”“音素”除了在语音形式上不同而外，更主要的区别在于：“语基”是口说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细胞，是语音、语义、语法的统一体。而“音节”“音素”都只是语音的单位，不是语言单位。
上述徐德江先生的理论是十分深刻的。
张朋朋先生分开了语言和文字，认为语言用音直接表示义，而文字是用形直接表示义。“文字的字形和语音都不是表现关系，而是建立了联系”，这句话按笔者的理解是说文字的字形和语音之间只是建立了联系，文字的字形并不直接表示语音。这种说法显然是不能让人接受的。非字音文字的字形不表示语音，而要说字音文字的字形不表示语音，显然就错误了。按徐德江先生的观点，语言和文字虽然是两个王国，但在字音文字这个王国中，除了字形之外，还包含了口说语言的音和义。字音文字的字形是“能指”，语音和语义都是“所指”，其中语音既是字形的所指，又是语义的能指，鲁川先生称语音为“过渡所指”，称语义为“最终所指”(见“文字和口说语言是并生并存的两种符号系统”，整理
在我国语言学界，源出于西方语言学的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认识一直被视为科学定律。这种认识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记录语言，是“符号的符号”，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与思维无关，仅仅记录语言，是第二性的。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汉字，就会认为汉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举，不如用单纯记录语言的拼音文字更合适。用这个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语言学，就会认为“中国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因而“说文解字”之学不是语言学，“中国没有语言学”。许国璋认为这是对汉字和汉字研究传统的极大的误解。许国璋指出：“汉字书写形式的特点有二，一是分理别异，一是形声相益。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字’本身即是语词的词。”〔1〕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由于过去将有声语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义都被视为对语言的记录，亦即字本身只有形。这其实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它不符合汉字的事实。在汉字中，“一个字有形而无声就不能叫做‘字’”〔2〕。许国璋认为，“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这种“常识性说法”，“适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不适用于信息时代”。〔3〕他在论述汉字的区别性特征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语言研究者，在狂热地鼓吹废弃汉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时候，那样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中国青年中对汉文化那样缺乏‘我是此根生’的从属感，这个祸是谁闯的？”〔4〕许国璋明确指出：“汉语不是拼音文字，是既表意又标音的文字。古人没有弄错，是说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的研究者错了。”〔5〕
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像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6〕。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1.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3.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4.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索绪尔认为，文字的这种威望是一种专横和僭越。人们忘记了一个人学会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而且语言有一种不依赖于文字的口耳相传的传统，这种传统十分稳固。例如立陶宛语是1540年才有书面形式的，然而这时的立陶宛语依然在语音、词的结构、名词变格和声调方面都忠实保留古印欧语的特点。索绪尔断言：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因此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如果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重要，这就好像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另有一些学者，讨论了从图画到文字的变迁这个问题。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中指出，一个图画到了已经约定俗成时，我们不妨称之为字。一个字是一个或一套固定的标记，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描绘出来，因而人们也按一定方式起着反应。这种习惯一旦建立以后，字跟任何特殊实物的相似之处就是次要的了。由于语言毕竟是我们画不出来的那些事物的一种互相交流方式，所以图画使用者到了某个时候便按照口语用词来安排他的字符，用某个字符代表口语片段的某一部分。真正的文字少不了这个前提。于是，有些字既代表一个可以描绘的事物，又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旁的字失掉了它们的图画价值，只代表一个语音的或语言的形式；单纯的图画字同言语形式如果没有联系，用处就越来越不重要。语言的价值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因此，“在语言学家看来，除去某些细微的枝节以外，文字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设计，就好像利用录音机一样，借以保存了过去言语的某些特点供我们观察”。〔7〕。
二
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首先，文字和口语相比，使用了完全不同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本身参与着意义的建构，美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在他的《结束语：语言学和诗学》中认为任何言语都有六个组成因素，它们的相互关系如下图所示：
语境
信息
说话者……………………受话者
接触
代码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最后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里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各布森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言语作为一种听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时间为建构力量的。文字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空间为建构力量的。当我们把口语的词或句子用文字书写下来的时候，符号系统的转换伴随着功能的转换——文字要对空间作出承诺。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者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强烈的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德里达也指出，东方社会一直把语法学视为书面语言的科学。书面语言以视觉和读得懂的方式传达信息，它不是口语的替代品。研究书面语言的术语、条件和前提都与口语不同。
三
事实说明，正是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很大不同。在中国古代学者的眼里，汉字不仅有字形，而且有字音、字义、字能。从字音来说，“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刘大魁《论文偶记》）。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础。所以，“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刘大魁《论文偶记》）。从字义来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王充《论衡·正说》）。字义是句义乃至篇章义的基础。从字能来说，“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刘勰《文心雕龙》）。字能是句法的基础。总之，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中，字是根本。它与句子的语音、语义、语法的关系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所以，中国古代的语言学以汉字的研究为核心，《说文解字》之学始终处于小学的主导地位。王力在《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认为，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科，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像无所附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字学既不是西方的graphemi-cs（研究一种语言所使用的文字符号的字位学），更不是西方的graph-etics（研究一种语言在书写时用来表示言语的视觉符号形状的文字学），而是philology（语文学）。对于中西语言学传统的这种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西方语言学为标准来作价值判断，就像我们不能以西方文字、语音为标准来评价汉字和汉语一样。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差异，体现出完全不同的运思方向和价值取向。正如许国璋所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学一开始就有的特点。”〔8〕又说“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9〕还说：“中国的通行文字并不相当于拼音文字的字母，而相当于词素和词。词素和词通过组合规则构成语言，成为信息的载体。中国古代经学家考察文字，实际上是把文字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进行的。”〔10〕
当代西方哲学从人类文明的多元性批判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在拼音文字基础上建立的“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批判了现代语言学从西方传统文化承继下来的漠视和排斥书写文字的强大传统。“语音中心论”认为说出的话或语音与思想之间具有直接的内在联系，语音能够透明地呈现思想和内心经验，因而较之文字更接近自然和真实。而事实上对各种非拼音文字的研究表明，文字并不是语言的表达，不是为了表现语言而产生，它自身具有独立的起源。它的起源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语音中心论”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种族中心论、西方文化中心论。当然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而与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不必经过语音的媒介而直接与概念沟通的文字代表就是汉字。索绪尔认为，像汉字这样典型的表意文字，具有一种远甚于表音文字的强烈倾向——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因为对汉族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文字不是口语的记录者，而是第二语言。因此汉族人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谈话人就会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但索绪尔还是将表意文字排除在他的语音优先论之外，显示出他的种族中心偏见。事实上，正如德里达所指出的：在汉字文化中“可以找到逻各斯中心论以外发展着的强大文明的证据。这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有力驳斥”〔11〕。许国璋对汉语书面形式的性质、功能、价值、意义的论述，对长期以来以其主流追随西方“语音中心论”的中国现代语言学，是一种深刻的警省。
注释
〔1〕〔2〕〔3〕〔4〕〔5〕〔8〕〔9〕〔10〕许国璋：《许国璋论语言》，75、72、1、75、75、74、75、13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1。
〔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什么是字母?语音是由音素构成的，字母是音素的符号。
语音学就是根据语音的定义建立的，语音学只研究语音，也就是语言的物质外壳，不研究语言所表达的意义。语音学认为语音是由音素合成的。因此，语音学是通过物理学和生理学的方法来分析和研究语音并用字母来描述语音系统的构成。上述语音和字母的定义是西方人提出来的，语音学也是由西方人建立起来的。
语音的定义正确吗?字母的定义正确吗?西方人为什么这样研究语音呢?他们是用什么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认识语音和研究语音呢?这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本文讨论五个问题：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吗?西方人为什么孤立地研究语音呢?音素是独立存在的吗?字母是音素的符号吗?语音是由音素合成的吗?分析西方语音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一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吗?
我认为这样定义语音是不正确的，不能认为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因为根据这个定义，语言还有一个精神内核，语言是由物质外壳和精神内核两部分构成的，这样，语音就成了语言的一部分，语音和语言就成了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而实际上，语言是人发出和听到的表达意义的声音，人是通过语言的声音来感知语言的存在的，也就是说，没有语音就没有语言，二者不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另外，语言的声音是表达意义的声音，如果认为语言是由物质外壳和精神内核构成的，这样，语言的声音和意义就成了可以分开的两部分。而实际上，没有意义的声音不是语音，是语音就一定有意义，也就是说，语言的声音和意义是一个不能分开的整体，是二者共同构成了语言。
因为语言的声音和意义是一个不能分开的整体，所以从研究语言的角度来说，就不应孤立地研究语音。研究语言应该从听觉认知的角度研究语音是如何表达语义的，如果孤立地研究语音，也就是说，把语音和语义分开来研究就不是研究语言了。
二
既然孤立地研究语音就不是研究语言了，那西方人为什么孤立地研究语音呢?
西方人是为了创造文字。西方的字母文字，如最早出现的腓尼基字母以及后来的希腊字母、拉丁字母等都是西方人在分析语音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通过分析语音，西方人认为语音是由一些不同的音素构成的，认为音素是独立存在的，于是就创造了一些不同的视觉图形来代表这些音素，这些视觉图形就是字母，如“a”“b”“c”“d”“e”等。但字母不表示意义，所以西方人并不是只孤立地分析语音，还分析语音是如何表示意义的。他们发现由几个音素拼合的语音片段表示一定的意义，于是就把几个代表音素的字母拼写在一起，从而就用字母创造出了表示意义的文字单位——词(英文叫word)。于是西方人就认为“字母是音素的符号”，字母代表音素，字母表示音素，用字母拼合的文字就是语音的符号，文字代表语音，文字表示语音，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人把他们的文字称为表音文字的原因。因为西方人认为他们的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用字母拼写的文字单位代表语言单位，表示语言单位，所以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语言是心境的符号，文字是语言的符号”，而文字是用于书写的，既然字母是记录音素的，用字母拼写的文字单位是记录语言单位的，于是西方人就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是研究语言的材料，应通过书写的文字材料来认识语言。西方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也没有否定西方人对文字的传统看法，而是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即“文字表现语言”。也就是说，字母表现音素，文字表现语音，文字单位表现语言单位。根据索绪尔的“文字表语说”，字母就是音素，文字单位就是语言单位，文字也是语言，是书面语言，书面语言表现口说语言，文法(gramnmr)就是语法。因此，索绪尔主张语言学只研究语言，不研究文字，因为文字只是研究语言的材料，文字不是独立存在的，文字是由语言决定的，是从属于语言的。也就是说，索绪尔把文字当作了语言。
因为西方的字母文字是在分析语音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西方人一直认为语音是由音素构成的，音素是独立存在的，所以他们认为文字是由语音决定的，根据音素创造的字母文字是世界上最好、最先进的文字。而
三
通过上一节的分析，我们知道西方人的“文字是语言的符号”的理论是建立在“文字是语音的符号”的基础上的，而“文字是语音的符号”的理论是建立在“字母是音素的符号”的基础上的，而“字母是音素的符号”的理论是建立在“音素是独立存在的”基础上的。因此，研究西方的语言文字理论应从两个最基本的概念研究起，一个是音素，一个是字母。音素是什么?音素是独立存在的吗?字母是什么?字母是音素的符号吗?
西方语音学家认为音素是构成语音的最小元素，也就是说，音素是独立存在的。
音素是独立存在的吗?
我认为音素不是独立存在的，因为语音是不可以切分的。语音是人发出和听到的表达意义的语流，人说话时是会出现停顿，也就是说，语流是一段一段连成的，但一段语流是不可以切分的，是不能从语流中切分出音素的。因为语流不是静止的，是流动的。认为语流可以切分，就像是认为水流可以切分一样可笑。另外，人在发出最小的语音片段时口腔的运动也不是几个割裂的动作，而是一个连贯的动作。
语音看不见，没有形象，人们使用电子仪器可以把语流转化成电流的脉冲信号图形。尽管这种图形不是语音的形象，但就是这样的图形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也不是由一个一个有明显界限的小图形拼合的，而是一个整体的图形，由此也可以证明：语音是不可以切分的，语音是一个整体，部分和整体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语流中的音素是分不开的，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而不是独立存在的。
实际上，音素是人们从语流中分析出来的，或者说，是人为分离出来的。
因为语流不能切分，但人的口腔却能单独发出最小的声音片段，人也可以听到这最小的声音片段，语音学家把这最小的声音片段称为音节。而音节的声音是有差异的，如／ba／和／m／，于是语音学家就根据这些差异认为音节是由比音节更小的元素构成的并把这最小的元素称为音素。也就是说，音素在语流中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人为分析出来的。
有人会说，既然音素不是独立存在的，那为什么人们可以把一个音节分成两部分，还能把每一部分单独发出来呢?如“ma”这个音节可以分成“m”“a”两个单音，而且人们也可以把这两个单音发出来，这单独发出的音不就是音素吗?
单独发出的音不是音素，或者说，也不是单音。人的发音器官可以发出各种声音，如口技演员可以模仿火车和飞机以及各种鸟叫的声音，但发出的声音不都是语音。也就是说，人的发音器官可以把从语流中人为分离出来的声音发出来，但这些孤立的声音已经不是语流中的音素了，因为这些声音已经失去了和其他音素的联系。也就是说，“m”和“a”的发音已经不是语流中的音素了。打个比方说，心脏是人体中的一个器官，但人体的心脏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和人体的其他器官联系在一起而存在的。人体是个整体，人们可以把心脏从人体中切下来，但切下的心脏就不是人体的心脏了，而是一块死肉了，切下的心脏失去了和人体其他器官的联系，已经不具有心脏的功能了。
字母是音素的符号吗?
我认为字母不是音素的符号，因为认为字母是音素的符号的前提是符号所指的事物应该是独立存在的，而实际上，音素在语流中不是独立存在的，也就是说，符号所指的事物不是独立存在的，所以字母就不能说是音素的符号。其实，西方字母文字中的很多现象可以证明字母不是音素的符号，如英文中拼写“write”和“right”的字母是不同的，如果字母是音素的符号的话，这两个词的发音应该是不同的，但这两个词的发音是相同的。
字母不是音素的符号，字母不代表音素，也不表示音素，那字母是什么呢?字母不是音素的符号，文字也就不是语言的符号了，那文字是什么呢?
我认为字母不是符号，而是符号的构件，字母只是西方人根据语音的差异创造出的一种视觉图形，西方人拼写这些视觉图形才创造出了大量的表示意义的视觉符号——文字单位(word)。也就是说，西方人分析的是语音，但创造出的却是视觉表意符号。字母是“字”之“母”，是文字单位之母，而不是语音之母，a、b、c、d等西方人创造的字母就像是拼图游戏中的不规则的碎片，这些碎片本身什么也不表示，只有把它们拼合成一个完整的图形才知道这个图表示的是什么。拿英文的文字单位来说，book这个文字单位是由四个字母拼合成的，单个字母什么也不表示，只有拼合在一起才表示一定的意义。因此，文字不是语言的符号，不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而是用来书写文章的表示意义的视觉符号。因为文字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创造什么样的字形是由人决定的，而不是由语音决定的，所以语言不决定文字，文字不是从属于语言的，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具有本质区别的、相对独立的表示意义的符号系统，语言是听懂的，是听觉符号，是以“音”示“义”，文字是看懂的，是视觉符号，是以“形”示“义”。因为西方文字是根据语音创造的，文字是要学习的，通过学习文字，字形和语音在大脑中建立了联系，所以文字可以读出音来。但是字音不是文字的本质，因为人只要知道字形所表示的意义，就是不读出字音(默读)，或者读不出字音(聋哑人)，也是可以看懂文章的，但即使能读出字音，却不知道字形表示的意义，也还是看不懂文章，所以文字的本质不是字音，而是字形，没有字形就没有文字。另外，语言可以写成文字，但写成的已经不是语言了，文字也可以读成语言，但读成的已经不是文字了，这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听觉符号系统和视觉符号系统通过人的大脑和器官进行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现象。因此，我们应该区分语言和文字，不应把语言和文字混为一谈。
因为字母不是音素的符号，字母不代表音素，也不表示音素，所以西方的字母文字不是表音文字，而是表意文字。因为音素在语流中不是独立存在的，所以用独立的字母，就是用国际音标描写的也不是语言的语音系统。
因为字母是有形的，把字母和字母拼写在一起是拼形，不是拼音，所以西方的字母文字不能叫拼音文字，而应叫拼形文字。也就是说，一切文字都是“拼形表意”。文字的本质是一样的，文字的字形都是由人创造的，是由人决定的，而不是由语音决定的。汉字是
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没有认识到符号的类型是由人的感官决定的，没有认识到符号必须是表示意义的，所以他没有认识到语言是听觉表意符号，文字是视觉表意符号，因此，他才提出了“文字表现语言”的错误理论。其实，语言是无形的，是听觉符号，是看不见的；但是由人创造出的文字是有形的，是视觉符号，是看得见的，而有形的文字是不可能表现无形的语言的。实际上，索绪尔根据西方字母文字的现象也发现“文字表现语言”的提法有问题，他也指出“口说的词中没有一个音是用固有的符号表示的，这可连那语言的一点儿影子也没有了。”他也警告人们“文字遮掩了语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种假装。”总之，索绪尔始终没有走出“文字表现语言”的思维。其实，文字连语言的假装也不是，文字就是文字本身，文字是用本身的形体来表示意义的，因为人不仅有听觉认知能力，还有视觉认知能力。也就是说，文字不是表现语言的，字母表现的不是音素，字母的拼合表现的也不是音节，文字单位表现的更不是语言单位，文字单位是用于书写文章的单位。因为索绪尔认为“文字表现语言”，把文字当成了语言，所以他就用文字材料来研究语言，于是就把文字单位当成了语言单位，把“文法”当成了“语法”。也就是说，索绪尔并没有真正地研究听觉的语言，他的所谓现代语言学理论也不是建立在真正研究语言的基础上的，还是建立在西方字母文字的基础上的。
因为西方语言学不区分语言和文字，所以西方人没有认识到语言是自然产生的，而文字是人为创造的，语言和文字的产生方式和社会功能是不同的，因此，西方人没有认识到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实，语言是人类社会形成的基本要素，而文字的产生才使^类社会进入了文明时代，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人类创造的能够超越时空的文字对社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比一发即逝的语言要大得多。试问如果
的，而是生成的，所以教第二语言不应采用合成法，而应采用生成法。语音是人听到和发出的表达意义的声音，所以教语音就是教学生获得听懂和发出表达意义的声音。也就是说，教语言就是教语音，不应把语言教学和语音教学截然分开，应在课堂中创造真实的语言环境。教学过程不应从教音素到教词汇，从教词汇到教句子，而应该从听句子人手，以句子为基本单位，从模仿句子到仿造句子，只有在大量的听说句子的过程中才能使学生获得第二语言的听说能力。
母文是通过教学获得的，第二文字也要通过教学获得，因此，第二文字教学应遵循母文教学的规律。因为母语是自然习得的，不需要教，而母文需要教，所以一个文明社会的基础教育是母文教学。语言是当下现时的，人们只能说当下现时的语言，而文字是超时的，人们能学习历史上的经典古文，可以读写从古至今的文章。因此，文字的历史越长，母文的文献积累得越多，教师教授母文的经验就越丰富，教师也就越了解母文教学的规律。
自
言。也就是说，不能把人造之物当成自然之物，应建立生成论的语言观和合成论的文字观，应正确处理语言和文字的关系，使自然的语言和人造的文字和谐相处，人类是要创造和使用文字，但不应以破坏自然的语言环境为代价，应像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一样来保护自然的语言环境。另外，区分两种不同的表示意义的符号系统，自然产生的语言是听觉表意符号系统，人为创造的文字是视觉表意符号系统。符号都是由人的感官接收，由大脑认知的。所以我们要改变研究的方法，不应通过文字来研究语言；而应对语言和文字分别进行研究，应通过听觉认知来研究语言，通过视觉认知来研究文字。也就是说，要区分语言的听觉材料和文字的视觉材料，不能把文料当作语料，不能把研究视觉的文字当作研究听觉的语言。其次是区分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应通过听觉认知来研究人的语言能力是如何自然获得的，应通过视觉认知来研究人的文字能力是如何学习获得的。另外，语言的听觉符号和文字的视觉符号都是存储在人脑中并由神经网络连接起来的，所以人的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通过人脑是可以进行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所以我们还要结合人脑的结构和机制来研究人听说语言的能力和读写文字的能力是如何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
自整理
注释
①②⑥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81
③亚里士多德《范畴篇》，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19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