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8:19:22
1、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魏文候选相时有两个人选，一个魏成子，另一个是翟璜。魏文候不知道该选谁为好，犹豫不决，一天魏文侯对他的谋士李克说：“谚云：‘家贫则思贤妻，国乱则思良相。’我想：魏成子和翟璜两个人都很好，因而不知道到底让谁做相国好，你觉得两人谁强些呢？” 李克说：“平时考察他亲近的人，富贵时考察他交往的人，做官时考虑他举荐的人，穷困时考察他不做的事，贫贱时考察他不要的东西。”
2、这里，李克提出了辨别何选拔人才的方法问题。即看一个人操守品德如何，主要是看他面对贫穷与富贵、低贱与腾达时如何为人处事，而不是听他自吹自擂。只有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才称得上君子。也只有这样得人，才能担当起扶危定倾、理乱兴治的重任。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历史故事；高中历史；作用
历史故事是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逐渐沉淀下来的一块瑰宝。历史故事或以其曲折离奇的情节吸引着人们的视线，或以其扑朔迷离的因果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或以其据史为证的内容捕获着人们的好奇心……人们对历史的强烈好奇心促使他们对历史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人们也想通过历史故事来了解历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一味讲解各种历史知识点，教师教得索然无味；学生死板地记忆各种历史知识点，学生学得枯燥无味。那么，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可否将各种有趣的历史故事引入课堂，充分利用学生对历史故事的浓厚兴趣，提升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效率呢？实践证明，这种设想是完全可行的，并且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下面笔者将在借鉴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实践，浅显论述历史故事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作用。
一、历史故事，课堂有效导入的“导火索”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好的导入是课堂成功的一半。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导入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好的导入会激发学生学习新知识的兴趣，学生在浓厚兴趣的驱使下投入学习，学习的效果必定会事半功倍。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教学内容深入挖掘一些有趣的历史故事，充分运用这些历史故事的趣味性导入新课。以岳麓版高中历史必修一《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一单元为例，在教学“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这一课时，教师利用“姜太公钓鱼”的历史故事导入新课。故事大致内容如下：姜太公，西周初的姜尚，又称姜子牙，在溪边钓鱼时用直钩且不挂鱼食，要让愿意上钩的鱼自己上钩……最终钓到了周文王这条“大鱼”。学生在聆听妙趣横生的历史故事过程中，学习新知识的兴趣被自然而然激发了。历史故事成为课堂有效导入的“导火索”。
二、历史故事，加深学生记忆的“印象谷”
历史学习需要识记大量的时间、事件、人物以及地点等。如果让学生死板地去记忆这些历史知识点，学生记起来费时，忘起来飞逝。那么，如何让学生清晰、牢固而又容易地记住这些历史知识点呢？利用历史故事可以让学生记起来飞快，忘起来缓慢。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将教学内容与相关历史故事巧妙结合起来，让学生迅速记住历史知识点。以高中历史必修一《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潮流》这个单元为例，在教学“抗日战争”这一课时“全民族的战争”这一知识点，教师通过“对牛弹琴”的故事让学生了解到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实际状况。在一次国共谈判中，代表说：“跟共产党说话，简直就是‘对牛弹琴’。”机敏睿智的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说：“对，牛―弹―琴”……在趣味盎然的历史故事中，枯燥乏味的历史知识点变成故事的重要情节，学生不知不觉记住了这些历史知识点。历史故事成为加深学生记忆的“印象谷”。
三、历史故事，突破教学难点的“切入点”
由于缺少对相关历史背景知识的深入了解，在学习历史的时候，学生会对许多历史内容难以理解，形成了好多历史教学的难点。如何突破这些教学难点也逐渐成为众多高中历史教师关注的焦点。历史故事内容丰富，意味深长。学生在学习历史的时候，有时只需要通过一个简单的历史故事就可以详细了解相关的历史背景知识，迅速突破历史教学难点。还以高中历史必修一《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这个单元为例，在教学“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这一课时，教师通过“商鞅变法”的故事让学生了解秦朝中央集权制的形成背景。故事内容大致如下：商鞅自魏国入秦，并提出了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工、实行统一度量和郡县制等一整套变法求新的发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商鞅变法对秦国的崛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包罗万象的历史故事中，学生从中深切感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润物细无声地化解了历史教学的难点。历史故事成为突破教学难点的切入点。
综上所述，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历史故事在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方面有着不同凡响的作用。教师可以利用妙趣横生的历史故事导入新课教学，让历史故事成为课堂有效导入的“导火索”；教师可以利用趣味盎然的历史故事帮助学生记忆历史知识点，让历史故事成为加深学生记忆的“印象谷”；教师可以利用包罗万象的历史故事让学生详细了解复杂的历史背景，让历史故事成为突破教学难点的“切入点”。简言之，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发挥历史故事的各种作用，让历史故事成为提升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效率的一个“加速器”。
参考文献：
[1]张敏.历史故事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作用[J].中学课程辅导，2015（19）.
关键词：高中历史；历史故事；策略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6）12-0033
如何提高高中历史教学课堂的有效性，推进教学改革，已经成为当今历史教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高中历史教师就这一方面也进行了研究，不断改进教学方式，寻求新的教学思路来改进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历史故事是历史课堂教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历史故事通俗易懂、生动有趣，还蕴含着重要的历史信息，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史料的能力。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历史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历史故事在历史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历史故事在历史教学中的价值，实现历史课堂有效教学。
一、以历史故事导课，增添课堂趣味
“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高中历史教师在进行历史教学时可以利用历史故事进行导课，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对即将学习的知识产生兴趣，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可以采取讲授故事的方式来实现导课，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会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调动他们的好奇心，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进而学生就会跟随教师的思路，边听边思考，以此来培养学生发散性的思维，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教师在利用历史故事进行导课时，还要注意几点：一是历史故事要与即将进行的教学内容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这样才能保证教学目标的实现；二是教师以故事导入需要讲述相对简短的故事，故事情节要紧凑，这样才能让学生在短时间内感受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比如，在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一内容时，教师就可以开国大典中“28响礼炮”的故事进行导入。学生感受着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山人海，人们的欢呼声、雀跃声，一起独特的嗓音宣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声音，还有那28响炮声，这些声音在教师讲授故事的过程中，学生都能从历史故事中听到、感受到，从而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在之后的教学中，学生就能以最精神的面貌、崭新的姿态来迎接新知识的学习。
二、以历史故事设疑，培养学生思维
疑能引发学生的思考，疑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利用历史故事来设置疑问，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主探究的能力。首先，教师可以在故事讲述前提醒学生注意故事的情节、细节，教师会就讲述的内容进行提问。这个环节就可以让每一个学生都注意到故事上来，边听边记忆和思考。比如在“开国大典中28响炮声，同学们思考一下，为什么是28响炮声，28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学生带着问题通听故事，对问题中涉及的内容就有深刻的印象，加深对历史知识的记忆。
三、以历史故事证人，刻画人物形象
学生获取历史信息主要是通过历史人物传记。历史传记中通过对该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的记录给学习者留下了史料证明。如果你只是用几个简单的词语来刻画一个人的形象是远远不够的，学生不能从“无私奉献”中体会到雷锋的精神，在讲授历史人物形象的过程中也不能简单的口头讲授，而要通过历史故事来刻画人物的形象。比如，秦始皇，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对于秦始皇的人物形象教师要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他的贡献，比如统一文字、修筑长城，教师在讲授奉献的过程中可以将这些故事引入，让学生在故事中w会到这个人的形象。另一方面就是他的行为造成中华民族的损失，这一内容教师可以讲授“焚书坑儒”的故事，将其愚化平民、损害传统书籍的形象呈现在学生眼前。
四、以历史故事明理，引发历史思考
“读史使人明智”，其中“智”指的就是明白事理，通情达理，历史故事具有明智的作用，使读者在读过历史故事之后能够从中学习到自身需要的东西，并且能够汲取其中积极的因素，将其转化为生活中约束自己行为和思维的事物。历史故事中记录的是人类的过往和经历，通过对历史故事的解读，了解古人的所作所为，从故事中认识他们的成功经验，总结他们的失败教训。在这一过程中，读者就能提高自身问题分析的能力，学会思考问题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高中历史教师要充考虑到历史故事的通俗易懂、形象生动和其中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利用历史故事启迪学生，不仅能够满足他们学习的兴趣，还能拓展他们的视野，从而达到使人明智的效果。
五、以历史故事强化，优化课堂效果
高中历史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加上学生成长的环境与历史中的生活环境天差地别，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对高中历史相关知识的认知就不能在情感上产生共鸣，从而加大对高中历史学习的难度。高中历史学习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教学中有大量的内容需要记忆和背诵，进行机械化的学习，学生在学习中面临诸多困难，学生很容易产生消极的学习心理，从而降低高中历史学习效率。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教师可以采用历史故事来引经据典，从而加深学生对历史中出现的概念进行深刻的认知，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帮助学生对历史知识进行记忆。比如，在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内容时，就经济方面就涉及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以及改革开放等术语，计划经济是什么样子，改革之后的市场经济又是怎样的面貌，学生都没有深刻的认知。因此，在讲授这些内容时，教师就可以采用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故事来进行讲授，讲授一些“菜票”“饭票”的故事，从而使学生在脑海中形成一幅计划经济时人们生活状态的画面。
【关键词】魏征 事迹 史料
1 两种最原史始的资料
魏征作为贞观贤相，唐代关于他的生平事迹之史料应该是极为丰富的。首先应该指出，关于魏征生平事迹特别是其谏事的最原始资料包括两种，即魏征自撰之书和唐代实录、国史中的相关记载。
1.1魏征自撰之书
《旧唐书》卷71《魏征传》有云：太宗新即位，励精政道，数引征入卧内，访以得失。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征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太宗尝劳之曰：“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太宗始疑征阿党，征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不悦。
可见魏征谏诤之事确实很多，仅太宗即位之初，就已多达二百余事，其一生进谏，更不知凡几。他还曾经亲自将其“谏诤言辞”录为一书，这应该是一部收录谏疏原文的书籍。后人所编《魏公故事》，当近于今本谏录，仅择其主要内容，字数尚多达“凡数十万言”，如果这部书是收录其所有谏疏，卷数应该很多。但两《唐志》所著录的魏征《谏事》仅有五卷，如果这就是史传所说之书，应该是选编重要谏疏而成，而不会是所有谏疏的汇编。
1.2唐代实录、国史中的相关记载。
唐代设立史馆，负责纂修实录、国史，这是唐代最重要的本朝史书。《新唐书?艺文志》正史类著录的国史有“《武?哉旯哿匠?贰钒耸?恚?に镂藜伞⒘詈??薄⒐素返茸?N饩ぁ短剖椤芬话倬恚?忠话偃??恚?ぁ⑽な觥⒘?肌⒘詈?`、于休烈等撰。《国史》一百六卷，又一百一十三卷。”起居注类著录的唐高祖、太宗实录有“《高祖实录》二十卷，敬播撰，房玄龄监修，许敬宗删改。《今上实录》二十卷，敬播、顾胤撰，房玄龄监修。长孙无忌《贞观实录》四十卷。”据刘知几《史通》卷一二《古今正史》篇的记载，还有许敬宗在八十卷本基础上增加二十卷的百卷本国史，武周长寿中牛凤及重新编撰的记事起于武德、终于弘道的《唐书》一百一十卷。诸书在唐代流传之久暂广狭不同，有些甚至只是根据一些传材料著录的，根本就没有通行过。如所谓吴兢《唐书》一百卷，实出误解。《旧唐书》卷九八《李元?传》说：“先是，左庶子吴兢旧任史官，撰《唐书》一百卷、《唐春秋》三十卷，其书未成，以丁忧罢职。至是，上疏请终其功。”《新唐书?艺文志》即据此著录。其实吴兢《国史》在编撰过程中，监修国史萧嵩曾奏取六十五卷，死后其子又进八十余卷，应该都不是定本。韦述曾说：吴兢“别撰《唐书》一百一十卷，下至开元之初”。很可能正是韦述将这两次取进的吴兢《国史》合在一起分为一百一十卷，又在此基础上续撰三卷，成为《国史》一百一十三卷。《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说：“国史自令狐德?敝劣谖饩ぃ?淅塾行拮??刮闯梢患抑?浴V潦鍪级ɡ嗬??挂判?冢?粘伞豆?贰芬话僖皇??恚?ⅰ妒防?芬痪怼！卑彩分?移蕉ㄒ院螅?な鼋?湎子诔??缶??嫉热讼群笤霾梗?晌?话偃??淼摹豆?贰范ū尽
唐代实录、国史中记载许多魏征事迹，不仅是就魏征在唐史中的地位和实录、国史在唐代史书中的地位所作的简单推断，也可以从两个具体事例得到证明。一是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亦多载魏征事迹言论，而这部书主要即据实录、国史摘编而成，陈寅恪先生甚至说“《贞观政要》即《（太宗）实录》之分类节要本”。二是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中引用《实录》，不少条目都涉及魏征，特别是有几条与《魏文贞公故事》同时引用，更说明二者的记载有同有异。
唐代实录、国史的编纂，始于唐太宗时期。高宗以后，不但国史经过多次改编，《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也经过许敬宗等人篡改，但关于高祖、太宗时期的史事，大体可以视为太宗、高宗初年的记载。因此，其中记载魏征事迹言论的部分，比魏征自撰之书略晚，却比后人相关著作要早，后人著作应该参考过实录、国史。
2 对《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几种魏征传记史料略作介绍
魏征自传之书在《旧唐书·经籍志》中有所记载，即子部杂家的《谏事》五卷，题魏征撰。此外专门记载魏征事迹的书籍在《新唐书·艺文志》中则著录了六部之多，即史部故事类有敬播《文贞公传事》四卷、刘?之《文贞公故事》六卷、张大业《魏文贞故事》八卷，史部杂传记类有王方庆《魏文贞故书》十卷、王方庆《文贞公事录》一卷，子部儒家类有《魏征谏事》五卷。而现今传世的王方庆《魏郑公谏录》五卷北宋时的两种目录中并不见记载。笔者对《新唐志》所载几部书籍作简要介绍。
2.1敬播《文贞公传事》四卷
《旧唐书》卷一八九上《敬播传》说：“敬播，蒲州河东人也。贞观初，举进士。俄有诏诣秘书内省佐颜师古、孔颖达修《隋史》，寻授太子校书。史成，迁著作郎，兼修国史。与给事中许敬宗撰《高祖》、《太宗实录》，自创业至于贞观十四年，凡四十卷。”敬播是唐太宗时期参预编纂实录、国史的主要史臣之一，应该是在修史过程中，接触到大量关于魏征生平的史料，就同时编撰了此书。这部书仅见于《新唐书?艺文志》故事类，宋代以后除郑樵《通志·艺文略》据以转录外，其他公私藏书目录都没有著录，可能早在唐五代时期就已经失传。从书名中“传事”来看，应该是一部以记事为主的传记性史书，只因多涉朝章典故，而被著录在故事类。
2.2刘?之《文贞公故事》六卷
《旧唐书》卷八七《刘?之传》说：“刘?之，字希美，常州晋陵人……直昭文馆。俄迁右史、弘文馆直学士。上元中，与元万顷等偕召入禁中，论次新书凡千余篇。高宗又密与参决时政，以分宰相权，时谓‘北门学士’……除中书舍人……俄拜相王府司马，检校中书侍郎……后既立王为帝，以其参奉大议，愈亲之，擢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垂拱中……赐死于家，年五十七。”刘?之在睿宗初次即位时，当过很短时间的宰相，后被武则天所杀。他编撰《文贞公故事》六卷，应该是上元（674—675）年间，在“论次新书千余篇”之内。所谓“论次新书”，就此书而言，很可能是指在敬播五卷书的基础上，又从改编之实录、国史及民间杂书中采摭材料，增加一卷，而成为魏征传记新书。那么自然刘书一出，敬播原书很快就亡佚了。这部书除《新唐书?艺文志》故事类外，还见于其他书目著录。《崇文总目》传记类载：“《文正公故事》三卷，刘?之撰。”《宋史·艺文志》传记类载：“《魏玄成故事》三卷。”文贞公是魏征的谥号，宋代讳“贞”字，改为“文正公”，又或以其字称为“魏玄成”。三卷本很可能已是残本，《崇文总目》为藏书目录，著录实有卷数，《新唐志》为史志目录，仍著录其全书卷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唐代传入日本的古书，其旧事家著录《魏文贞故事》六卷，虽然没有题撰人，但卷数相合，应该也是刘?之此书。
2.3张大业《魏文贞故事》八卷
这部书《新唐志》故事类著录在刘?之书下，《通志·艺文略》转录，其他公私藏书目录不载，应该也早已失传。张大业的时代和生平都没有记载，应该略晚于刘?之。武则天、唐玄宗时有张大素、张大安兄弟，著名于时，张大业或即其同族兄弟。
2.4王方庆《文贞公事录》一卷
王方庆，雍州咸阳人。年十六，起家越王府参军。永淳中，累迁太仆少卿。则天临朝，拜广州都督，境内清肃。证圣元年，召拜洛州长史。万岁登封元年，迁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俄转凤阁侍郎，依旧知政事。后以老疾，授麟台监修国史。寻兼检校太子左庶子，进石泉公。长安二年（703）卒。《文贞公事录》见于《新唐书?艺文志》故事类、《崇文总目》史部传记类。又《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著录“王庆方撰《魏征传》一卷”，“庆方”二字当为“方庆”之误倒。《宋史·艺文志》传记类作“王方庆《魏玄成传》一卷”。“事录”与“传”意义相通，卷数又相同，应该是同书异名。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曾经引用“王方庆《文贞公传录》”，这个书名正好介于“事录”向“传”过渡的中间阶段，可以很好地说明这部书的书名变化过程。
2.5王方庆《魏文贞故书》十卷
此书仅见于《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杂传记类著录。“故书”不知是否为“故事”之误。又日本藤原孝范《明文抄》卷一《帝道部》上、卷四《人事部》下、卷五《武事部》引有《魏文贞故事》，卷二《帝道部》下引有《魏文贞政书》。（据孙猛先生《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考证》书稿，未出版。）由于刘?之《文贞公故事》六卷曾传入日本，这几条佚文应以出于刘书的可能性为最大，“政书”亦为“故事”之误。但如果日本果真曾有“政书”流传，则很可能就是“故书”，政、故形近致误。
上述几部书籍都已亡佚，唯王方庆《魏郑公谏录》五卷传世至今，然此书北宋以前书目中都未见记载，南宋以后突然出现，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刘?d.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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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0]吴兢传.旧唐书(卷102).
[11]王应麟.玉海(卷46).集贤注记.
[12]陈寅恪.元白诗?证稿.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133.
关键词： 国史补 史传文学 唐代小说叙录 纯笔记小说
《国史补》，三卷，唐人李肇撰。后代刻本或作《唐国史补》。李肇，两《唐书》无传，陈舜俞《庐山记》卷二李肇《东林寺经藏碑铭并序》末称“元和七年九月十五日朝请郎试太常寺协律郎李肇撰”，曾以协律郎身份入江西观察使崔芃幕，崔芃卒后转华州参军，后入京长期担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所交多当时名流。
一、渊源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史的传统，史官在文化传载中曾有着崇高的地位。《春秋》、《左传》、《史记》等史书，清晰地记叙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对小说的叙事产生极大影响，因此后世将小说称为“野史”、“史遗”。史书在“实录”的前提下，要选取典型事例，裁剪得当，要求叙事脉络清晰，塑造出鲜明的人物个性，从而富有文学趣味，被称为史传文学。中国最初的小说形式即是志怪，中国古代小说源于先秦神话，孕育于汉代史传，而形成于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这是大家的共识。可见小说与史传文学关系密切。史传文学是我国古代小说的主要源头，它不仅在文体上直接孕育了小说，而且为小说叙事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的技巧和经验；史传文学所承载的史官文化精神更是深刻影响了古代文人的小说观念和小说创作。至唐代，文言小说已经有比较明确的创作意识，且文采华艳，情思浓郁，古代小说至此获得文体意义上的独立，但还没有彻底割断与史传母体的血脉联系。
二、回归
到了唐代，唐人有意为小说，传奇的出现与兴起说明了小说与史传文学的分离，小说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但是，引人注意的是唐代出现的大量补正史的笔记小说，《国史补》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周勋初先生在《唐记小说叙录》中分析《国史补》说；“本书本为接续刘餗《传记》而作，但排除了鬼神梦幻的成分，也不载男女猥亵之事，这就与志怪的传统划清了界限，确立的纯粹的笔记小说的宗旨。”①
这句话有两处令人疑惑，一处是“与志怪的传统划清界限”，一处是何谓“纯粹的笔记小说的宗旨”。首先要明确的是笔记小说的概念。通常笔记小说是与传奇小说相对立的，但笔记小说的具体概念也是历来颇受争论的问题。周勋初先生《唐人笔记小说考索》认为“笔记小说”的提法可以解决“谈学问的随笔一类著作”的安排问题，“覆盖面比较大，既可以称《国史补》之类叙述史实的‘杂史类’著作，也可以称《杜阳杂编》之类侈陈怪异的‘小说类’著作，也可以称《资暇集》之类考订名物随笔似的著作，也可以称《酉阳杂俎》之类包罗万象类书似的著作”，而传奇与笔记小说距离较远，“似不宜以‘笔记小说’呼之”。但周先生又云：“如《酉阳杂俎》卷九《盗侠》中的几则故事，笔法与《虬髯客传》等传奇相同，然为《酉阳杂俎》此书性质所规定，人们也只能称之为笔记小说。与此类同，《上清传》、《刘幽求传》等文，随《常侍言旨》的性质而定，也不妨归人笔记小说。因为从源流上看，篇幅短的传奇即是笔记小说，篇幅长而带有故事性的笔记小说也就是传奇。”这里提出了区分笔记小说与传奇的标准：一看所在著作的性质，收人笔记小说中的传奇只能认定为“笔记小说”；二看是否有故事性（即叙事成分）和篇幅长短，“篇幅短的传奇即是笔记小说，篇幅长而带有故事性的笔记小说也就是传奇”。但所在著作性质和篇幅长短并非决定作品文体归属的本质因素；如果仅仅因为传奇“篇幅短”或收人笔记体著作就只能看作笔记小说，与学术性、史料性的笔记同属一类，那实际上就取消了故事性这一标准，而这应当是判定小说与非小说的最本质的因素。所以笔记小说不仅包括《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文学性很强的文学作品，也包括杂史类著作，如《隋唐嘉话》、《朝野佥载》、《国史补》等。
在苗壮的《笔记小说史》中如此概括“笔记小说”：“笔记小说是文言小说的一种类型，是以笔记形式所写的小说，它以简洁的文言、短小的篇幅记叙人物（包括幻化的鬼神精怪和拟人的动植物与器物等）的故事，是中国小说史中最早产生并贯穿始终的小说文体。”他在书中还总结了笔记小说的三个特点：其一是基于耳闻目睹的现实性；其二是“杂”与内容的丰富性；其三是“小说”、“小语”与形式的灵活性。②
既然笔记小说有“杂”的特点，那么接着就会对周勋初先生所指的“纯笔记小说”会有疑惑。
再看《国史补》出现的时期，魏晋六朝时出现了笔记小说的第一次高峰，并且大致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一类是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专谈轶事的志人小说。唐宋时期是笔记小说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不仅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而且在艺术成就方面也比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较大的提高。此时期，“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的志怪、轶事两类外，还出现了杂史类。”这类小说就是专叙一代轶事，志在补史的一类笔记小说，如《朝野佥载》、《隋唐嘉话》等。此时期为我国笔记小说创作的第二次高峰。在吴礼权的《中国笔记小说史》中更是直接将唐记小说分为五类：“志怪派”、“国史派”、“轶事派”、“事类派”以及“杂俎派”，并将《国史补》归入“国史派”。而在刘叶秋先生的《历记概述》中，也对笔记小说进行了归纳：“归纳一下从魏晋到明清的笔记看，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是小说故事类的笔记。始魏晋迄明清的志怪、轶事小说，第二是历史琐闻类的笔记。始魏晋迄明清的记野史、谈掌故、辑文献的杂录丛谈，第三是考据、辨证类的笔记。始魏晋迄明清的读书随笔、札记。”将“笔记”划分为“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考据辨证类”实际上基本成为了当代学界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共识，如中华书局推出《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学术笔记丛刊》收录范围大体相当于“历史琐闻类”和“考据辨证类”。而对于唐记则分为三类：“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考据辩证类”，并将《国史补》归入“历史琐闻类”中，可见相对于志怪小说来说，《国史补》这样的杂史类小说是在其后出现的一个新类型的笔记小说，它并不是从志怪发展而来，那么与志怪划清界限也就无从说起了。
既然《国史补》并没有确立“纯笔记小说的宗旨”，那么周勋初先生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呢？《国史补》书前有个十分重要的序：
“《公羊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未有不因见闻而备故实者。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仍分为三卷。”这个短短的序不仅表明作者的写作目的：“续传记”，还说明了他的写作规范：“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周勋初先生对其评价“本书本为接续刘餗《传记》而作，但排除了鬼神梦幻的成分，也不载男女猥亵之事”即是从这个序中而来。
首先作者明确表明了创作目的--“因见闻而备故实”。《国史补》延续了刘餗《隋唐嘉话》的写作范式。作者刘餗本身即是以史家而为小说的典型。据《新唐书》卷132记载刘餗天宝初兼知史官，著有《史例》。其父刘知几是唐代著名史学家，他在《史通》中首次对小说做了较为系统集中的论述，认为小说与史书密不可分。作为历史学家，刘知几敏锐地看到小说与正史的不同：“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也。虽然认识到小说自成一家，但刘知几并不认为小说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史传文学的独立文体，而将它看作是史书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分支：“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正因为如此，刘知几否认了小说自身的文学价值。在他看来，小说的功能在于证史：“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摅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③由于用史学研究的标准来衡量小说，要求小说对历史研究和写作有所裨益，因而刘知几要求小说创作要遵循史书创作的“实录”精神，反对小说中出现虚构和浮词，重视雅言，排斥鄙朴，他认为构虚辞、惊愚俗，是小说创作的一大缺点，并告诫后学要对小说题材严加筛检，避免受到“虚辞”的干扰。周勋初先生在《唐代小说叙录》中强调《国史补》与《隋唐嘉话》不同的是：作者摈弃了关于“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方面的内容，而在刘餗在《隋唐嘉话》中写作了一定数量的奇人异事。虽然作者强调诸如张率更听声这样的事件是他从朋友那里听来的，但这并不能够有力地证明这类事件的真实性，不过是以讹传讹罢了。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上卷所说的洛阳南市塚中之铭、卫公（李靖）在华山庙听神言等等。当然《国史补》中仍有言报应的故事，一条是“淮水无支奇”中记淮中水怪，一条是“乌鬼报王稹”记乌鸦之鬼复仇，但与其他笔记小说相比，数量确实很少，大部分内容为唐代有关人物传说、典故、风俗的种种记载。可见李肇是受到刘知几的观点影响并且认同追随了这个小说用来证史的观点，所以他才尽量避免“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这些多虚构的内容。
唐代整理史料，编辑史书的风气较盛，史官地位很高。在这种社会风气带领下，形成了文人强烈的史学自觉意识，他们以参与修国史为荣耀，而没有机会参与修国史或者对于官修国史有所不满便退而求其次，自行编书以补国史。造成唐代琐闻轶事类的笔记小说盛行，如《唐摭言》、《隋唐嘉话》、《大唐新语》、《国史补》等等。既然要补史，那就必须满足史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要征“实”。要求小说作者把史家的实录精神贯注到小说创作中去，创作时严格遵循实录原则，如李肇在序言中所称的。因此，以《国史补》为代表的唐代琐闻轶事类小说标志着唐记小说向史传文学的回归。
其次，《国史补》确立了唐代轶事琐闻类小说的范式。轶事琐闻类小说与史书创作保持了更为密切的关系。不同于唐传奇以虚构的故事表现人物形象，轶事琐闻小说讲求“实录”，力图用较为真实的一人一事，表现一个时期的历史风貌。虽然轶事琐闻小说没有创造丰满的人物形象，也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但它篇幅短小，内容丰富，弥补了正史过于谨重粗疏的缺陷，展示了一个时代的人物风貌和社会心态。这本书所记都是从开元到长庆间的轶事、琐闻，不仅对朝廷政治、典章制度和官场轶闻等方面有诸多记载，如“叙进士科举”一条，谈到了进士间的称呼以及考中后题名于慈恩寺塔、大宴于曲江亭等有关科举的掌故，而且对文学、社会风俗等方面也有生动的记叙，如对“元和体”的阐述：“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这段话被后世很多文学理论家引用。
“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这类作品在唐代大多成为了传奇，如《游仙窟》等等，可见《国史补》是与传奇小说划清了界限，坚持“实录”精神，并非确定了纯笔记小说的模式，而是最终确立了唐代轶事琐闻类小说的范式。
三、影响
秉承着“实录”精神，以补国史为写作目的的《国史补》在唐宋两代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唐代，《唐摭言》等书多次征引《国史补》中的文字。在宋代，《国史补》受到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文人肯定，欧阳修自称《归田录》亦以此为准式。宋代类书、总集、笔记小说、诗文笺注引唐记小说时，此书最多。而《国史补》对后代文学发展也提供了文学素材，比如冯梦龙《醒世恒言·李汧公穷邸遇侠客》就取材于《国史补》中的记李汧公为侠客的故事。
但是，真实是史传的生命，史官最基本的职责就是真实地反映历史，并为后世提供借鉴；而小说是允许并且应当虚构的，虚辞是小说之所以为小说并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根本。而依照《国史补》的写作宗旨，笔记小说不仅没有了趣味性，它的发展道路必将越来越狭窄，直至这朵文学之花缺乏想象的滋养而枯萎。
注释：
①周勋初.唐代小说叙录[M].凤凰出版社：32.
②苗壮.笔记小说史[M].浙江古籍出版社：6.
③浦启龙.史通通释[M].上海古籍出版社：4523.
参考文献：
[1]李肇.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2]苗壮.笔记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一、格萨尔史诗的本体认定
格萨尔史诗，藏语中称为“格萨尔的故事”，简称“仲”或“岭仲”，意译即“故事”、“岭国的故事”。后来，受佛教术语的影响，一些文化人称“仲”为“传记”或“本生”。于是出现“岭·格萨尔王传”的称呼。近年来，由于学术交流的需要，藏族也吸收了“史诗”这一术语，“格萨尔史诗”这一词组，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专用学术术语。
二、格萨尔史诗的流传形式
在藏文产生前，格萨尔史诗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藏文产生之后，出现艺人“说唱形式”和“文本形式”同时在民间流传的情况，其中艺人的说唱形式占最大的比例。
说唱形式 由民间艺人讲唱，众人席地而坐，数日不散。这些说唱艺人一般都不会读书写字，但他们都是天才的诗人和歌唱家，有惊人的记忆力和表演才能。讲唱格萨尔史诗时，艺人们用诗的歌唱为主，散文的讲解为辅，是一种“诗、文、曲”三结合的讲唱。若不录音、录像，仅以文字难以描述艺人讲唱时声情并茂的动人场景。一些杰出的民间艺人，自称“天启”、“神授”的说唱者，只要有“施主”供应茶食，他们便能连续不断地演唱下去，据传已故著名的扎巴老人曾在功德林讲唱“霍岭大战”时就用了十三天!
据粗略统计，20世纪80年代，在藏区还有40多个老艺人，每人都能演唱40～120部格萨尔史诗，据此我们能整理出几千部格萨尔史诗本子。可见蕴藏在民间艺人中的史诗数量是巨大的。目前，藏区处在从传统向现代文明的转型时期，现代化的传煤如广播、电影、电视、卡拉ok吸引了绝大多数原有的史诗听众，青年人发现外面的世界更精彩，对围坐篝火旁听老人咏唱农耕游牧文化生活没有兴趣。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的史诗艺人也相继过世，格萨尔史诗的口头传唱在稍稍地消亡，这也是我们能切身感觉到的变化。尽管史诗作为一种重要的民间社会通迅方式的时代的终结早已是一种世界性的历史现象，但史诗所具有的独具魅力的文化功能并不会随着职业化游吟诗人的消亡而减退。
文本形式 目前，全国六七家出版社已经出版了近百部格萨尔史诗的文本。对这些文本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其中有古代抄本、木刻本；也有文人加工整理的本子；文人根据格萨尔的故事而创作的本子；还有个别艺人自己创作的本子。当然更多的是根据录音整理出的记录本。因此，研究格萨尔史诗，必须对这百十部文本加以分类，鉴别出哪些本子是接近格萨尔史诗的原生形态，哪些本子是后期艺人、文人修改过的本子。
因为格萨尔史诗是活的史诗，它的绝大部分还保存在民间，只有一小部分形成文本供人阅读，所以，格萨尔史诗至今没有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公认的、定型的文本。这表明格萨尔史诗内容的浩博繁杂。出版一部完整、定型的格萨尔史诗虽然是大家的共同愿望，但恐怕很难实现。
三、格萨尔史诗的核心内容和整体结构
格萨尔史诗虽然浩博繁杂，但核心内容却基本一致，整体结构也十分清晰。格萨尔史诗的核心内容就是讲述自己的祖先——“董”氏的来源、世系、传承，以及格萨尔率领“三十个众兄弟南征北战，建立丰功伟绩的英雄故事”。
现已出版的《世界形成》、《董氏预言授记》、 《天界篇》等书，讲述了格萨尔祖先“董”氏族的来源、世系和传承；《诞生篇》和《赛马篇》等书，讲述格萨尔诞生和“董”的“父系三兄弟”从卫藏辗转迁徙到黄河源头，并占领其地的经历。
迁徙到岭地的“董”氏父系三兄弟与当地其他氏族联姻，组成更大的群体，史诗中称为“岭地六部”。“岭地六部”的同辈男子互为兄弟，当格萨尔降生时，‘岭地六部’共有三十个众兄弟。格萨尔率领这三十个兄弟首先征服的“四方四敌”(指“魔部”、“霍尔部”、“门部”、“姜部”)，其后相继征服了邻近的“十宗”；然后占领了边远的“三十六小宗”。在征服这58个部落或邦国的过程中，格萨尔为岭地的民众夺取了牛、羊、马、金、银、绸缎、水晶、茶叶等生活必须的物质财富，并把它作为遗产留给后人，这就是史诗中反复描述的格萨尔的丰功伟绩。
通过以上对百十部史诗粗略的内容分析，顺序排列，看似繁杂庞大的史诗却有严密的整体结构，每个单行的史诗本子，在整体结构上都有自己的位置，不会出前后的错乱。所以，格萨尔史诗的整体结构可以概括为：以格萨尔为中心，纵向追溯了格萨尔祖先的渊源、传承，以及迁徙到黄河上游的过程；横向则铺陈了格萨尔的战斗一生，以及他的丰功伟绩。
四、用藏文的历史文献验证格萨尔史诗
这个史诗唱段告诉我们，“董”氏族的发展线索是：古代六氏族——“穆布董”——岭六部——三十个众兄弟。这是贯穿在整个史诗的历史线索。研究史诗的历史内涵时绝对不能脱离各种史诗文本所提供的这条脉络。而这条一脉相承的历史线索隐含在各种史诗文本中，应该引起史诗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追溯“董”氏族的渊源，必然涉及整个藏族的族源问题。历史文献中藏族族源是多元的。如：《萨迦世系谱》主张人类祖称“天神下降”说；《朗氏家谱》主张藏族祖先从“卵中衍化”说；《德吾宗教源流》第227页有类似汉族的“开天辟地”的记载，等等。总之，藏文史书中关于藏族的族源记载是多样的，目前比较普遍的则采取“神猴与岩魔女结合，繁衍出藏族的各个氏族”的说法，我们把它称为“藏族族源猕猴之种说”。
著名的藏文史书《柱间史》⑹记载：神猴和岩魔女结合，生下六个似人似猴的孩子，父母把他们放置在林中，不久繁衍四百多个子孙。神猴根据子孙的相貌把他们分成“董”、“冬”、“斯”、“穆”四个群体(氏族)。这就是史书常称的“原初四氏族”。
格萨尔史诗中经常提到的“董”氏族，原来是藏族“原初四氏族”之一，“董”氏族最初居住在“约茹”，也就是现今山南地区的雅隆。
1、关于“古代六氏族”的史料
格萨尔史诗中经常谈及的“古代六氏族”，按藏族历史文献的记载是从“原初四氏族”中分化来的。藏文历史文献中，把“原初四氏族”称为“舅父氏族”，把“古代六氏族”称为“外甥氏族”，他们是甥舅关系。所以，从“原初四氏族”中分裂出“古代六氏族”其实质是舅父氏族中分化出外甥氏族的。
“古代六氏族”在广袤洪荒的青藏高原上各自以血缘氏族为单位，随水草任意迁徙，每次迁到新的地方就认为自己是该土地的主人，藏文史料和格萨尔史诗中把它称为“占地”或“分地”。在远古时代，“古代六氏族”就已经走出了卫藏，迁徙到了“汉藏交界的地方”。《汉藏史集》第13页在记载“古代六氏族”迁到汉藏交界的地方时，“在玛卡学热带达巴这个地方，吐蕃的三父六子分地居住”这与史诗中谈及的董氏父亲三兄弟占据“玛康岭”，即占地称王的说法是极其相似的。这表明，史诗与历史事实始终互为表里，即有其事才有其说，不是艺人异想天开编造出来的。
2、关于“穆布董”——“岭”(“岭六部”)的史料
我们从藏文历史文献中终于找到了“岭巴”这氏族(部落)。它原来是穆布董氏族中的“尊者六系”之一，并不像格萨尔史诗中描写的那么强大。但“岭巴”这个氏族(部落)在历史上的确存在，它的确有“古代六氏族”——“穆布董”——“岭巴”的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线索。这个悠久的历史不仅被格萨尔史诗反复歌诵，在可靠的藏族典籍中也有明确记载，两者完全吻合。这有力地证明史诗中咏唱的“董”氏族的历史故事并非民间艺人的胡编乱造，而是有历史根据的，难怪民间艺人始终坚持说他们讲唱的是真实的历史故事，这些历史珍藏在一代又一代的艺人的记忆中。
五、格萨尔史诗与藏族最早故事集《玛桑故事》的比较
格萨尔史诗大致在什么年代初具雏形，这也是史诗研究的一大难题。本文找出藏族最早的《玛桑故事》作为“参照物”，与格萨尔史诗相比较研究，以探索格萨尔史诗形成的相对年代。
藏族的著名史书《智者喜宴》(上册)第164页在记述止贡赞普事迹时写到：“藏族最早的故事书有《遗体变金的故事》、《玛桑故事》、《麻雀的故事》等。”可见故事已经成为一种文体，故事的名目也繁多，民间讲唱故事十分盛行，看来人类的童年是在故事中度过的。
《玛桑故事》是藏族最古老的故事，可惜已经失传。但“玛桑”是藏族历史上非常活跃的一个氏族，藏文史书中有断断续续的记载。下面我把“玛桑”的史料大致地串连起来，以窥视《玛桑故事》的大概内容。
1、“玛桑”是藏族远古的氏族之一，起源于阿里地区，其势力一度波及卫藏。在吐蕃王朝以前曾在高原掌权。
2、“玛桑”氏族的一支是萨迦“昆”氏的始祖。此时“玛桑”还征服了格萨尔的祖先“董”氏族。
3、到了吐蕃时代，大臣罗昂杀死止贡赞普，并一度夺取吐蕃政权。据《柱间史》第58页记载，大臣罗昂的全名叫“玛桑·罗昂”，可见，吐蕃王朝的初期，玛桑氏族还很强大。
引用以上三条史料的目的要证明“玛桑”又是一支有着光辉历史的远古氏族，与格萨尔的祖先有过激烈的冲突。藏文史书中把《玛桑故事》推崇为藏族最早的故事集之一，据我个人的推测，《玛桑故事》的内容可能是一本讲述“玛桑”氏族起源、发展、壮大的故事，具备了史诗的性质，在古代民间广为讲唱，所以被佛教徒视为佛教经典的先声或预示，并为格萨尔史诗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文化借鉴。
现在，我们换个视角，考察一下格萨尔史诗是如何看待玛桑氏族的，史诗和《玛桑故事》有何关系。
第一，格萨尔史诗中声称“玛桑”是格萨尔的父系氏族，是母系社会的产物。在母系时代，“董”的血统按女性计算，氏族实行外婚，氏族中的女性只能与外族的男子婚配，但子女与母亲、舅父生活在本氏族中，父亲则是外族的人，子女们依稀知道自己父亲的族系。所以格萨尔史诗中把“玛桑”认定为自己的父亲，反映了史诗对母系社会的遥远、模糊的记忆。
第二，格萨尔史诗中常常用“玛桑”两字为格萨尔命名，以表示对远古父系的怀念。
第三，格萨尔史诗中有“玛桑”字样的书名。
通过玛桑史料与格萨尔史诗的比较，不难发现格萨尔史诗与玛桑氏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格萨尔有“玛桑好汉”的名字，格萨尔史诗也有称之为玛桑的书名，我们能否这样大胆地推断：藏族最古老但已失传的《玛桑故事》是否就是我们现在就能读到的《格萨尔史诗》呢?如这种推断还欠历史资料，从以上的历史资料我们完全可以断定；如果说《玛桑故事》是最古老的，那么与“玛桑”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格萨尔史诗也同样的古老。这些故事从远古传来，至少在吐蕃第八位赞普——止贡赞普时代就已初具史诗的型态，并在民间有人讲唱，有广大的听众，就是说格萨尔史诗距今至少有两千多年了。
六、史诗研究的两种误导
1、“文化中心论”的误导
20世纪30～40年代，一些中外专家初步接触到格萨尔史诗时，由于语言障碍难能与史诗艺人交流，而当时为数不多的史诗文本珍藏在寺院和贵族手中，难得一见。尽管他们连格萨尔史诗的皮毛都没有碰着，却匆匆谈观点、下结论，说什么“格萨尔是罗马凯撒(kai-sir)，说什么“格萨尔是关公”，“格萨尔史诗是‘藏三国’”。据说这些专家运用的是高深莫测的“历史语音考证法”。他们从事学术，事先带着某种成见和情绪。
2、“历史演义小说”思维定势的误导
用这种思维定势研究格萨尔史诗，认定史诗是历史演义小说，是依据某种史实创作出来的故事。他们说“《格萨尔》基本上是吐蕃人按照吐蕃时期的基本史实创作出来的长篇诗体作品”(参见《格萨尔学集成》第二卷，甘肃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7页)，并进一步断定“格萨尔是墀松德赞的文学形象”(也就是说格萨尔史诗是依据墀松德赞的历史事实创作出来的)。因此对史诗中的征战情节作了大量的历史考证，认为史诗描写的征战与墀松德赞进行的战争完全吻合。
我认为，首先，格萨尔史诗不是历史小说，格萨尔史诗是董氏族的先民向后人讲述的氏族发展史，是董氏族的先民世世代代积累和记忆下来的祖先业绩，史诗没有作者，也不需要某个作者创作。把口头传说记录下来就是杰出的作品。其次，吐蕃和“岭”有共同的族源，但后来的发展是不同的，吐蕃以拉萨为中心，岭在黄河上游的“玛康岭”。吐蕃赞普是“穆”氏族，岭格萨尔是“董”氏族，还有格萨尔和墀松德赞是否同时代的人，也需要认真考察。
如果说“历史演义”小说是根据史实的再创作，那么史诗仅仅是对祖先历史的回忆，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把史诗当作历史小说，一味去寻找、考证历史原型，就容易在历史考据中陷入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泥潭。另外也容易走上只信文字记载的史书，而否认口碑史料，否认老人记忆，否认民间传说的极端。所以我认为用“历史小说”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史诗也是一种误导。
七、简短的小结
本文对格萨尔史诗进行了粗略的追根溯源的工作。若问格萨尔史诗的源头在哪里，我的回答是：史诗的源头在藏族的猴子变人的传说里；在藏族“原初四氏族”、“古代六氏族”的衍化过程中。说得具体一点，格萨尔的祖先“董”氏族从的山南雅隆出发，辗转阿里，迁徙到了“黄河源头，发展成为强大的“岭”部落，这些人群自称“岭巴”，也就是住在黄河源头的人，他们的英雄也称之为“岭·格萨尔”。格萨尔史诗是他们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这部史诗产生于藏族先民中，是历代先民积累、创造的，是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
小学生《史记故事》读后感1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由西汉司马迁所撰写。作者根据「左氏春秋「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做实地采访并收集资料而写成。史记共有一百三十篇故事分本纪年表书世家及列传五类。记事从中华民族始祖炎黄二帝开始到汉武帝末共有三千年的历史。
由於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位史官所以自小司马迁在耳濡目染下对历史发生浓厚兴趣。一旦遇到问题司马迁总会追根究底。如果书本上找不到答案他便会求教他人或亲自实地考察以辨真假。当司马谈罹患重病时他紧紧握住儿子的手再三叮咛他继承父业。也因此司马迁痛下决心要完成父亲的遗志编写史记。
在人物描写上司马迁用简洁生动的语言或赞美或生气或同情不一而足使东方朔晏婴等历史人物个性分明栩栩如生。而这也是史记的特色之一。此外在史记的故事中我发现君主常误信谗言杀害忠良。看来所谓的「忠言逆耳对任何人都适用的。阅读史记除始我们了解朝代的兴替外更可以让我们汲取教训未来做人处事可千万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随著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每个人在步入老年后行动都会变得迟缓身体健康也会大不如前了。既然衰老是人生不可避免的常轨也是人生必经的历程所以临老时心态的调整就变得很重要了。与其生命以风烛残年的姿态结束不如加添一些色彩使生活变得更多彩多姿。
年青时的生活态度决定了老年时的生活品质。怎麼说呢有些人仗著年轻身体好常吸菸喝酒吃槟榔结果老年时百病丛生苦不堪言。也有人年轻时无所事事虚掷光阴；结果退休养老时既无怡情养性的兴趣也无自给自足的老本。
既然人都有年老之时因此就应该未雨绸缪。平时不但多注意身体健康培养兴趣更应有理财规画储备老本。这样在辛苦一生从职场退休后才能享受辛勤的果实怡然自得。
小学生《史记故事》读后感2
在今年的假期里，我利用几天的时间认真细致地读了《史记》一书。它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共有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多字。看《史记》就仿佛在做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回顾了各种历史事件，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
这是一本通俗易懂的白话文编本，原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这本书内容很丰富，里面的历史人物栩栩如生，有许许多多的历史典故、成语和名人故事。通过看炎帝、黄帝的故事，我终于明白了“炎黄子孙”的真正含义，让我忍不住崇敬他们;我也知道了尧、舜、禹的传说，对大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非常敬佩;我知道了“战国七雄”指的是什么——齐、楚、燕、赵、魏、韩、秦七个国家，他们之间频繁的战争，让老百姓遭受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我还知道商汤、勾践、苏秦、孙膑、张仪、张良、秦始皇等许许多多的历史人物，他们有的足智多谋、有的英雄善战、有的博学多才、也有的残暴无良。我最喜欢爱国诗人屈原，他不仅博学多才、见闻广博，而且做事光明磊落、坚持正义，有一颗爱国的心。我真希望他不要抱着石头，投汨罗江而死。
我看完了一遍这本书，真的还想再看一遍。这本书大大丰富了我的历史知识，通过看《史记》我也能讲几个历史故事了，而且对历史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这本书，我对“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了更多的理解，历史实在是博大精深，以后我还要看原著的《史记》，更要看其他有关历史的书，从而来丰富和提升自己。
小学生《史记故事》读后感3
今天下午，当明媚的阳光照射进我们的卧室，我捧着一本《史记故事》在床上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妈妈走进我的我的卧室，对我说：“别趴在床上看书，那样对眼睛不好。”可我根本没听到，还是老样子继续趴在床上看书。
当我看到《赵氏孤儿》这篇文章时，我不禁热泪盈眶，因为我被这篇文章中的公孙杵臼和程婴所感动，文章中的公孙杵臼为了保护自己主公的后代—赵武不被屠岸贾残忍的杀害而制定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公孙杵臼抱着一个假赵氏婴儿躲到深山里，然后让程婴去屠岸贾那儿告密，领着屠岸贾去搜捕他们。赵武保住了，可公孙杵臼和婴儿却遭到了毒手。
十五年后，赵武长大了成为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少年将军，他们又联合别人一起斩杀了_臣屠岸贾，替他的父亲和公孙杵臼报仇雪恨。皇上又下旨恢复了赵家原先的封地，并且让他继承了他父亲的爵位和封号。赵武决定让程婴留下来帮助他，但程婴说：“现在你已长大成人，报了灭门之仇，继承了赵世家业，恢复了爵位，我也该到地下去禀报你的父亲和公孙杵臼了。”说完便自杀了。
读了这篇文章，我知道了世界上有为了自己的主人而放弃自己的生命的人。
小学生《史记故事》读后感4
俗话说：“读史使人明智。”阅读史书，以史为鉴，可以鉴往知来。在浩如烟海的中华史籍中，《史记》无疑是最璀璨的明珠之一。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写就了史记。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三间多年的历史。
小学生《史记故事》读后感1
《司马迁发奋写史记》这篇课文相信大家一定都很熟悉。司马迁把毕生的心血都投入到了创作《史记》当中。《史记》这本书，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这3000余年间的历史。为了这部52万字的旷世巨作，司马迁可谓呕心沥血。读完了这本书，我陷入了想象的长河。
《史记》既是一部史学巨著，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创作，开创了我国史传文学的先河。鲁迅先生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这本书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性。”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告诉我们应该正确对待别人的意见与批评。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中我们明白人始终有一死，但死的意义不同，与其让自己的死轻于鸿毛，还不如做一番大事，死得重于泰山。”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又给予我们一个启示：智者们虽然有智，不要妄自尊大，高人一等，以治人者自居;愚者们虽然很愚，不必妄自菲薄、卑躬屈膝，以治于人自慰;集思广益总比独断独行好，独立思考总比盲从盲信好……
从《愚蠢的秦二世》中，我明白了，一个国家要想长盛不衰，拥有贤明的君王，清廉的为国着想的臣子是必然，文中的秦二世就是一个愚昧无知，昏庸无道的人，正是因为听信小人之言，白白地断送了整个大秦的江山。从《项羽，刘邦的故事》中，我也知道了要想打下江山，光靠武力远远不够，还要能贴近民心。项羽虽拥兵无数，最后却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与乌江边。正是因为他只想到用武力来压迫别人，取得一点胜利就骄傲自满。《破釜沉舟》虽提高了士气，但四面楚歌，他也无从解释。刘邦夺天下，深得民心也正是关键。《卧薪尝胆》让我们深知一时繁荣屈辱、失败算不了什么，只有你拥有永不言弃的精神，笑到最后的必定是你!因一时的成功而松懈，只会让人看到他的轻狂……
曾经看过这样一段话”文学是比鸟飞得还远的梦想，比花开得还美的情感，比星闪得还亮的智慧!“我说，文学为我们飞翔插上翅膀，为攀上知识的高峰助推，为我们美好的未来点缀!
小学生《史记故事》读后感2
辩士中的超级英雄
在你眼里，英雄应该是怎样的?
有人说：“英雄者，有凌云之壮志，气吞山河之势，腹纳九州之量，包藏四海之胸襟!”我想，每个人都有着当英雄的渴望吧!但英雄不是人人都能当的，如果那么容易，世界上岂不人人都是英雄?老师说过，有人主张成败论英雄，有人主张君王草寇论英雄。在我眼里，《史记》就是一部中华儿女英雄传——命运不济的英雄，成就霸业的英雄，仁勇集一身的女英雄……
春秋战国是货真价实的乱世，又是人才英雄辈出的大时代。有一群人不想在乱世浮生，成为了《史记》里叱咤风云的辩士英雄。而苏秦便可以称为其中的超级辩士了。他主张合纵，游说六国联盟抗秦，从而挂六国相印，名震于下。
虽然《战国策》里对苏秦的描述也并不正确，其实苏秦与张仪并不是同学，苏秦更没有同时佩戴六国相印等等。但这些并不重要，《苏秦列传》依然很有文学价值，因为正是它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一大批像苏秦一样的纵横家们，是如何在各国之间推销自己的独特见解，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让我看到了他们是如何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来说服君王、赢天下的。纵横捭阖的即使不是苏秦，也一定会有一像他一样的超级英雄来拯救黎民百姓。
可以说，苏秦的智慧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他凭一个人的力量使得战事频发时期各国和平共处了十五年，没有了战争，百姓才能安居乐业。他游说时，立论之前先铺垫，否定外交政策，会出现的恶果并警示;一个赞颂，一个类比，一语点明实行合纵之策;然后，正反论述如何实行合纵之策。最终成就了六国军事联盟。他可真是气势磅礴、雄辩方法多变的超级英雄!
然而，我并不认为所有的纵横家都能成为英雄。大时代的纵横家亦是鱼龙混杂，参差不齐，不乏有些前倨后恭，毫无品行之人。历史证明只有那些先人后己、大公无私、为民着想的辩士提出的见解才能真正被人们所接受。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少年儿童，要学习辩士们“语言的艺术”，而不是权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部《史记》帮助我们看清那段风云变幻的时代。
这一次，我明白了——英雄者，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思，不惧强权之勇，能言善辩之才，为国为民之怀。
小学生《史记故事》读后感3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悠久的历史。今年暑假，我有幸读了《史记故事》这本书，这本书是我国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著。
在这本书里，我认识了许多英雄豪杰。如：炎帝、黄帝、大禹、齐桓公、晏子……，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更是令我感慨万千。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晏子奉命出使楚国，楚灵王本想羞辱晏子，结果却被晏子识破把戏;神医扁鹊医术高超，接二连三为齐桓侯治病，可是被齐桓侯拒绝了，结果齐桓侯病死了……
在这些故事里面，我印象最深的是”汉初三杰“。在刘邦打天下时，张良和韩信、萧何三人立下了汗马功劳，被称为”汉初三杰“。张良屈尊为老人捡鞋子，穿鞋子并不生气，最终得到了老人给他的《太公兵法》，后来，他日夜研究这本书，终于成为谋略出众之人。韩信足智多谋，在军事上为刘邦出谋划策;萧何为了得到刘邦的信任，把家里的全部家产捐了出来，用于征战的军饷。这个故事里的张良，他让我懂得了，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有耐心。有付出，就会有回报。
《史记故事》是一本生动、有趣，值得一看的好书，相信有很多同学都还没有看过，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读一读，读完后，说不定你比我的收获还要多。
小学生《史记故事》读后感4
《史记》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呕心沥血、倾一生心血创作的我国古代第一部通史。它记载了上起三皇五帝，下至汉武帝时期中国三千年的历史，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
在《史记》五十多万字的长河中，令我记忆最深的便是司马迁那令人悲愤而又令人同情的故事。司马迁是朝廷的史官，他写《史记》秉笔直书，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他敢于批评朝廷，把汉武帝的荒谬行为一一写在史记中，从而惹恼了汉武帝。当时，李陵攻打匈奴，因寡不敌众，不得不败下阵来，当了战俘。汉武帝为此大发雷霆，众大臣一个都不敢上前为李陵辩解。唯有司马迁上前为李陵讲话，他例出了几个方面：第一，李陵攻打匈奴，援军迟迟不到，才导致战败;第二，李陵投降匈奴，是为了储存实力，将来更好地报效祖国。可汉武帝怎么听得进去，一气之下，想讲司马迁处以死刑。众大臣纷纷向汉武帝为司马迁求情，汉武帝才免了司马迁的死刑，但还是将司马迁改判为宫刑。
关键词：初中历史；历史故事教学法；实践和反思
爱听故事是大多数初中生的共同特征，所以在教学中引用符合授课内容而又使学生感兴趣的历史故事，能够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教师可结合历史故事进行提问，组织学生讨论，使课堂教学形式灵活多样，让学生在主动探究中，学会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历史，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一、历史故事教学法
历史故事教学法就是将符合教学内容的历史故事穿插到教学过程中，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或者直接用历史故事导入新课等方法，为学生创设兴趣盎然的学习氛围。历史故事教学法的理论依据：第一，它是情境教学的一种，将历史尽可能真实地再现，尊重历史，又将历史形象化地再现，使学生感同身受，让学生在历史故事中，感受历史。第二，现代教育心理学认为学习是学生主动的建构过程。在历史故事的吸引下，学生势必会积极主动地了解历史真相，探索历史知识，建构历史观点，培养历史思维能力，所以历史故事教学正是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载体。第三，历史故事教学法符合新课程目标的新理念。历史课程标准指出：组织丰富多彩的教学实践活动，为学生营造一个兴趣盎然的良好环境能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中也要求：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历史故事教学法正是为践行这样的理念而诞生的，将历史故事的趣味性与知识性相结合，使学生乐于学习、乐于探索，最终达到提高学习历史效率的目的。
二、历史故事教学法在教学实际当中的应用
1.历史故事导入新课法（1）以对历史故事形象生动的讲解来导入新课，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从开课就深深地吸引学生。如讲到“明清专制集权的加强”内容时，明朝是一个具有鲜明特点的朝代，皇权专制统治在这一时期已达到了空前的强化，明朝皇帝也各有特色，教师可以将明朝皇帝的故事作为新课的导入。如“明熹宗为什么将皇位传给弟弟朱由检”的故事，在增加趣味性的同时，也将明朝统治的特色形象地教授给学生。（2）带着对历史故事的疑问进入历史新课。如讲到“三国鼎立”内容时，教师可以将三国时期的很多故事汇总起来，然后提出“三国鼎立形成的原因”等问题。2.收集相关历史故事，锻炼学生动手能力，达到预习效果（1）收集相关历史故事。在课后，教师可以布置学生分组收集相关的历史故事，在下一节课上逐一讲解，从故事中汲取营养，结合故事了解教材内容，扩展学生的知识前，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起来，使课堂效果达到理想化。如讲到“中华文明的起源”内容时，可以让学生讲讲关于“人的起源”的神话故事，如女娲造人、夸父追日等。学生很容易被故事情节所感染，进而将这种感染力转化为学习的动力，提高历史学习的积极性，进一步体会历史脉搏，加深对历史的理解。（2）达到预习新课的目的。可能由于课业负担较重，学生往往没有预习的习惯，但通过对相关历史故事的收集，能达到预习新课的目的，使教学效果明显。3.改编历史故事（1）将历史故事改编成简单的舞台剧鼓励学生积极参演，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进而培养学生的历史观。学生能在表演中亲身体验历史人物的处境，穿越时空，缩短历史和现实的距离，进一步了解人物所处的社会背景，理解教材内容。（2）将历史故事编成相声或小品学生积极参与改编过程，既要了解历史背景，又要对相声和小品的剧本内容有所了解，以此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促进历史的学习。在不改变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改编，既具有挑战性，又具有突破性。如学到“美国经济的发展”内容时，教师可以借鉴卓别林的幽默来改编故事，诠释美国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进而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资本主义世界的弊端。（3）将历史故事改编成舞蹈或话剧教学中，教师可以直接利用以历史故事改编的舞蹈或话剧作为上课的契机，也可以让学生借鉴改编的舞蹈和话剧，经再加工后表演，将历史故事形象化、艺术化地再现，使学生更好地了解历史。如讲“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内容时，教师可以用舞蹈《地道战》来讲述抗战的故事，使学生理解中华民族抗战的决心和勇气，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4.结合其他学科学过的历史故事来学习历史（1）如语文学科中学过的四大名著，教师可以结合作品中故事发生的社会背景，向学生提出问题，让学生一起思考、交流和感悟历史故事，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将学过的四大名著的内容整理成故事，并就故事提出针对性的问题。如《水浒传》108名好汉为什么要上梁山？《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我们该如何评价？《西游记》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是什么？《红楼梦》作者的写作意图是什么？让学生在阅读文学名著中学习相关的历史知识。（2）如物理和化学学科中学到的一些科学家的故事，在讲到“蒸汽时代”内容时，教师可以引用牛顿、瓦特等科学家的故事进行相关历史知识的学习。（3）如在思想政治学科中学习到的有关马克思的故事，在讲到“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加强”内容时，可以穿插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事，为新课增加趣味性，同时让学生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有更深入的理解。
三、运用历史故事教学的反思
尽管历史故事教学法能够起到事半功倍、举一反三的教学效果，但在实际操中还应注意许多问题：1.故事选择要合理。故事选择既要尊重历史，又要有代表性和针对性，还要有趣味性。千万不能选择既没有根据又脱离真实的一些野史记载，即使偶尔为了增加趣味性而选择这样的故事，也一定要在讲解之前向学生说明白，否则容易造成历史事实的失真。2.讲故事要注意技巧。同样的故事，有人讲得栩栩如生，有人讲得却枯燥无味。所以，讲故事时，教师应尽量运用生动的语言技巧，用传神的故事情节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这样，教师才能掌握学生的思维动向，从而进行有效引导，最终提高课堂效率。3.对故事和授课内容孰轻孰重的把握。学习历史知识是重点，历史故事是为历史知识服务的，讲再多的历史故事也是为了方便学生学习和识记历史知识。所以，不要让历史故事喧宾夺主，学生听了故事、凑了热闹，但却忘了历史知识的学习。因此，这个“度”教师一定要把握好。总之，历史故事在历史教学中能起到重要的作用，能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增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记忆，同时也适应新课标的教学改革。要求结合情境教学，为学生创设灵活、轻松、兴趣盎然的学习氛围，尽量让学生摒弃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通过把历史故事融入教学的方式，让学生实现轻松识记和理解历史知识的目的。为此，教师在历史教学中一定要坚持历史的真实性，坚持历史故事为历史知识服务等原则。通过巧妙设置故事来激发学生的求知欲，集中学生的注意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和历史观点。
参考文献：
[1]覃丽燕.历史故事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4.
[2]杨译.历史课本剧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2.
[3]李小玲.浅析初中历史教学中历史故事的应用[J].现代交际,2013(6).
[4]于秀兰.情境教学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3.
关键词：历史故事；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策略
历史故事是人类对历史上伟大事件及其相关人物的记录，具有传承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的现实意义，通过学习历史知识，同学们可以加深对相关内容的理解记忆，因此，高中历史教师要着眼于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融入历史故事，充分认识到历史故事对其教学的重要性，在历史故事教学中培养同学们的历史情感以及责任感，以此来促进高中历史的教学。
一、有效结合实际教学需要、选择合适的历史故事
历史故事具有丰富的故事情节以及个性迥异的历史人物，趣味性比较强，运用历史故事丰富，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可以有效地激发学生对高中历史的学习兴趣，引导同学们更好地进行历史学习。历史故事都是历史事件发生过程的记录，每个历史故事的文化背景以及其主题教育意义都不同，因此，历史教师要有效结合实际教学的需要，选择合适的历史故事开展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活动。在选择历史故事时，历史教师要充分注意到以下四点。第一，要选择有真实性的历史故事。许多历史故事是根据一定的文化背景所虚构出的故事情节的组合，这部分历史故事经过了作者的再加工，是不可以直接作为历史资料引入到高中历史课堂中的。因此，有效结合历史故事开展高中历史课堂教学首先要选择具有真实性的历史故事。第二，较强的趣味性。高中历史知识较绝大部分同学来说是比较枯燥无聊的，结合历史故事开展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就是为了吸引同学们的目光。因此，历史教师要选择趣味性较强的历史故事，由此来激发同学们的学习欲望，促使同学们对历史故事所反映的历史事件进行深入的剖析，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中进行高中历史知识学习。第三，针对性。选择历史故事是为了服务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每个历史故事的主题和现实意义都不同，为了强化同学们对历史知识的深刻记忆，高中老师在选择历史故事时要有效结合历史教学目标，以故事为依托进行历史教学，深刻揭示历史教学的主旨。第四，深刻性。为了有效地提高历史课堂教学效率，在选择历史故事时不仅要为了博得同学们一笑，而且要通过历史故事加深同学们对历史的理解，因此，历史教师要选择具有深刻含义的历史故事，有效结合教学设计，层层深入。
二、创设故事情境、结合历史故事、有效课程导入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课程导入环节对整节课的历史课堂教学质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教师可以有效结合多媒体创设相关的故事情境，通过历史故事进行课程导入。同学们在历史故事的引领下，自主地进行高中历史知识探索，通过独立思考、自主探究，有效地促进自身的历史学习。比如说在学习《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这部分内容时，历史教师可以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选择李白的《秦王扫六合》进行铺垫，然后再结合“周室东迁”以及“商鞅变法”的历史故事，开展对本节课的历史教学。同学们通过这几个历史故事的学习，可以充分的掌握秦朝中央集权制度形成过程，理解变法的困难之处以及统一之后中央集权形成的现实意义，以此来凸显出秦国在那个年代的强大实力。
三、深入历史故事背景、攻克教学重难点
高中同学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学习基础，但随着高中历史知识的不断深入，历史学习不再是简单的时间、人物以及事件的背诵。高中历史出现了一些比较抽象复杂的专业名词和历史概念，这需要同学们理性的去对待，然而大部分同学对历史知识的学习仍然停留在感性阶段，无法用正确的逻辑思维来理解相关的历史概念，这部分内容往往是高中历史教学中的重点以及难点。基于此，高中历史教师可以深入历史故事的所在背景，以此来强化同学们对抽象的历史知识的理解，有效攻克历史教学的重难点，提高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同样是在《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这节课中，商鞅变法是本节课的重点内容，商鞅从魏国进入秦国以后，提出了一系列的变法制度，废井田、重农桑、统一度量衡以及郡县制等。这些变法措施在历史课本中只是简单地提出，同学们没有较好地掌握这部分内容。而这时，历史教师就可以引入一个历史小故事，分别介绍这些变法措施的具体表现方法以及操作过程，再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潜移默化地解决教学中的重难点内容，不仅加深了同学们的印象，而且大大提高了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效率。商鞅最后被处死也是许多同学无法理解的，其为秦国的强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最后却被自己的变法所束缚，这是出乎同学们意料的。高中历史教师可以结合当时的历史故事背景，为同学们做出细致的讲解，提高同学们结合历史背景分析历史问题的综合能力。
四、强化历史语言表达、提高历史素养
高中历史具有自身所特有的语言表达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称呼以及现实意义，但由于同学们缺乏必要的历史材料阅读积累，在掌握起来比较困难，此时，高中历史老师可以有效融入历史故事来强化其历史语言运用以及相关情感的表达，同时提高同学们的历史素养。比如说台湾在早前被称作“琉球”，“沙俄和苏联”等，在中英《南京条约》中，老师应该重点讲解“香港岛”与整个香港地区之间的不同。通过短小并且精湛的历史故事，可以加深同学们对历史知识的印象，为历史知识学习提供必要的素材积累和材料补充，以此来提高同学们的历史素养，促进其高中历史的学习。
五、总结
综上所述，有效结合历史故事开展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是一种新颖的教学方式，历史故事的加入极大地丰富了高中历史课堂教学。高中历史教师在选择历史故事时要有效结合历史教学需要以及高中生的历史学习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高中历史课堂教学。
参考文献：
［1］杨莉．高中历史教学中历史故事的巧妙应用探析［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7．
［2］李敏芳．高中历史课堂借助历史故事教学再思考［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7．
［3］陆小军．浅谈历史故事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作用［J］．中学教学参考，2016．
一、偷换概念
本来是这个意思，设题者却故意换成那个意思，即偷换概念、偷梁换柱、以假乱真、混水摸鱼、混淆是非、顾左右而言他。譬如：
例1，1917年王国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内容的真实性。（2016?全国卷Ⅰ第1题D项）
我们先看原文：“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将原文与选项比对一下，立即就可发现，命题者偷换概念，把“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偷Q成了“内容的真实性”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可混淆，不可替代。看清了，就可选出D项是不正确项。
二、范围失当
任意扩大或缩小范围，故意把部分当整体，或将整体当部分；或混淆数量多寡等等，是命题者的设误手段之一。譬如：
例2，旧史学的研究既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缺乏科学的考古资料。因而它受到古史辨派的无情批判。（2016?全国卷Ⅰ第2题B项）
此项就犯了范围扩大化的错误。原文只是说“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并没有泛指旧史学。
三、无中生有
原文根本没有的东西，命题者却说有，也是命题者常用的设误法之一。譬如：
例3，若想证实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的客观存在，还要依靠地下出土的新材料。（2016?全国卷Ⅰ第3题B项）
此项的错误是，原文已指出“《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也不是向壁虚构的”，并未讲“还要依靠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就是无中生有之设误法。看清其伎俩，解题不难也。
四、颠倒是非
把对的，说成不对；或者把不对的说成对的。这就是典型的颠倒是非。设题者常常以此手法设题。譬如：
例4，现代小说家尝试用新的方式讲故事，会削弱小说的故事性，这将降低小说对虚构的依赖，小说的个人表达功能却会因此得到强化。（2016?全国卷Ⅱ第3题B项）
该项“现代小说家尝试用新的方式讲故事，会削弱小说的故事性”的表述是合乎原文意旨的，“小说的个人表达功能却会因此得到强化”与原文“难以言喻的个人经验”的表述相关，也可合理推出。但“这将降低小说对虚构的依赖”的推论与原文第4自然段“将虚构和表述的重心挪到故事之外”的表述不符。从该句可知，现代小说并非不要虚构了，而是虚构的功能指向发生了变化，从故事之中挪到了故事之外。因此，该说法与原文不符，颠倒是非，是错误的。
五、肯否失当
“肯否失当”，即肯定与否定失当的简称。把肯定的说成否定的，或者，把否定的说成肯定的。这跟颠倒是非有些类似。譬如：
例5，现代小说不太注重一个故事如何来讲，因为故事情节已不再是现代小说最重要的因素，人们更注意故事之外的附加意味。（2016?全国卷Ⅱ第2题C项）
此项开头说的“现代小说不太注重一个故事如何来讲”，与原文不符，看原文第4自然段相关语句，如“对待故事的方式复杂多变”“取决于讲故事的方式”等等，可以确证，现代小说的特点，恰恰是看重“如何讲故事”的。看重，是肯定；不看重，是否定。这就是肯定与否定失当。
六、逻辑混乱
事物之间是有一定的逻辑性的，不能违背逻辑。而命题者却常常设置一些逻辑混乱项来测试考生。譬如：
例6，传统故事和早期小说的本质差异在于，前者是故事的口耳相传，后者则是作家创作加工后的游历见闻。（2016?全国卷Ⅱ第1题B项）
此项中关于“传统故事和早期小说的本质差异”的相关信息，可见于原文第2自然段“除流传形式上的简单差异外，早期小说和故事的本质区别并不明显，经历和见闻是它们的共同要素”一句。该句阐明：传统故事和早期小说的本质差异不大，都以经历见闻为主，其主要区别在于流传形式。因此，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流传形式”。该项引导出的两相比照部分，未着眼于“流传形式”，形成一个逻辑完整的表述：虽然前半句的“口耳相传”讲的是流传形式，但后半句的“游历见闻”，则没有继续从“流传形式”（如记录和阅读）的角度来讲。关于两者“本质差异”的表述，逻辑混乱，与原文不等值，是错误的。
七、强加因果
把原因和结果颠倒，这叫颠倒因果；而把两者之间无因果的，却强加上一个因果关系，这就是强加因果。譬如：
例7，“五四”之前，很多涉及历史的神话传说之所以没有成为广泛使用的史料，是因为这些作品在史学和文学归类问题上存在争议。（2016?全国卷Ⅲ第3题B项）
根据原文第1自然段“在‘五四’以前，史料范围并非如此宽泛，文学作品在大多数史学家眼里也并非史料，有些文献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一两千年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可知，上面所说“之所以……是因为……”，是命题者强加的因果关系。
八、说法绝对
很多命题者都非常喜欢用一些绝对化的概念来叙述选项、设计选项，什么“最佳”、“一定”、“完全”、“不能”、“第一”……这些都是绝对化词语，看到这些词时，一定要谨慎判断。譬如：
例8，电视剧《康熙王朝》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了虚构，其中部分情节与历史事实有出入，不能从这类作品中发掘史料。（2016?全国卷Ⅲ第2题D项）
我们仔细看原文，原文最后1个自然段，第一句说“上面说的是介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文献，至于纯粹的文艺作品，当然也能从中发掘史料”，这里明明是说“也能”，而解说项中的“不能从这类作品中发掘史料”的“不能”说法绝对化而错误。
九、张冠李戴
混淆人物或事物，把这个人、这件事，说成是那个人、那件事。这就是张冠李戴。命题者也喜欢这么干。譬如：
例9，王国维在《古今新证》中认为，有些历史学家如果能充分利用史料，就不会“疑古”，怀疑尧、舜、禹等人物的真实性。（2016?全国卷Ⅲ第1题C项）
关键词：先秦；历史意识；作故；后嗣；入史
DOI： 10.16758/ki.1004-9371.2016.01.007
中国是公认注重历史的国度。对此，许多人从历史著作的浩瀚、二十四史的连续不断等方面窥之。其实，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古代中国人有着极为强烈的历史意识，而古代中国人历史意识最为特殊之点，莫过于在世之人就已经把自己视为“未来的历史”中的一份子。这种意识可以被概括为“预参与历史意识”，它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倾向构成很大的差异。1预参与历史意识在先秦时期即已发端，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先秦时期的“预参与历史”意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作故”意识，即在世之人要在历史记载中为后人留下值得效仿的正面榜样（即“故”）的意识。其次是特殊的后嗣观念，即把个人在历史上的永远存在（“永生”）寄托于连绵不断的、直系血亲男性后嗣永存上的意识，这与西方通过宗教在超越性的“彼岸”世界追求“永生”截然不同。再次是“入史”思想，即非常看
重自己在未来历史中的“声名”的意识，地位高而有资格入史者期待自己在历史记载中名垂千古而不是遗臭万年，自觉无资格入史者期待自己在家族历史或后代记忆中受到肯定的评价。
先秦“预参与历史”的意识，也是当时“史学
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史学生活，包括与史学有关的意识（如历史观、历史思想），阅读、消费、接受活动，历史作品的生产、传播、读者群、阅读风尚，历史学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渗透现象等等。2这一概念本来可以表述为“历史生活”，但考虑到“历史生活”一词易被理解为“过去的生活”，故用“史学生活”名之。
预参与历史意识在先秦典籍中有充分的体现，对于我们认识先秦时期的人们的历史意识，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然而学界迄今尚未有人注意。本文主要以先秦典籍及反映先秦史学生活的其他文献为依据，对“作故”意识、“后嗣”观念和“入史”思想依次进行详细探讨。
一、“作故”意识
“作故”二字最早出现在《国语・鲁语上》中：“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妇觌用币。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对曰：‘君作而顺则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1这段话谈到：齐国的哀姜嫁到鲁国成为鲁庄公的夫人，庄公让同宗大夫的妻子们带上玉、帛之类的礼物去拜见她。宗人夏父展反对鲁庄公让大夫和同宗妇人用男人的礼节去拜见她，认为这不是先王的“故”。庄公提出，国君可以创制“故”。夏父展回答说，国君的创制合乎礼可以成为“故”；违反礼则将在史书上记载为违礼而不能成为“故”。可见，在二人的对话中，“故”是作为一个当时习见的专用名词出现的，人们对它很熟悉。关于此处“故”的含义，《国语》注者韦昭曰：“言君所作则为故事也。”2韦昭所注，并不是现代意义上严格的定义，而仅仅是一种解释，抛去其中的背景性内容，我们可把此处的“故”较为明确地定义为“前人留下的可供后人效法的先例、事迹”。从上文的背景来看，“故”的含义中，除去核心部分“例子”或“事迹”外，明显地带有“正面的”、“前人所为的、可供后人效法的”意义。概言之，所谓“作故”意识，即“要为后人留下足以效仿的好榜样”这一意识。我们从庄公和夏父展的对话中，可见“作故”应该是当时人习见习知的话语，否则二人的对话不会如此衔接紧密而无需解释和知识背景说明。在先秦典籍中，此类情况比比皆是。
在中国古代最早的史著《尚书》中，就有很多类似的记载。如《仲虺之诰》中成汤说：“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3“口实”其实就是“故”的反面，即“将在历史上被后人诟病的坏例子”。这曲折地反映了一个事实：汤明确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必然要记入历史，他怕自己的行为会成为不好的榜样。这从反面说明了“作故”意识的强大。《伊训》载：“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训于王……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4伊尹主张从夏代先王的事迹中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其中暗含着一个建议，即太甲以后也应该效法先王的正面事例而留下自己的“故”。又如，《太甲》有：“先王子惠困穷，民服厥命，罔有不悦……王懋乃德，视乃厥祖，无时豫怠。奉先思孝……朕承王之休无尽！5《说命》载傅说规劝武丁：“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6这些记载都从效法先王之“故”的角度反证了“作故”的重要性。
当然，由于君主、贵族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相对较高，所以在先秦典籍中，关于他们“作故”意识的记载较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故”意识仅仅局限于在上位者，而是普遍存在于各阶层人士的意识之中。
先秦有“策名委质”的制度。《左传・僖公二
十三年》说：“策名，委质，贰乃辟也。”杜预注：“名书于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则不可以贰。”孔颖达疏：“古之仕者，于所臣之人，书己名于策，以明系属之也。”7也就是说，先秦时期存在着分层契约性的隶属关系，上一级对下一级而言就是统治者。就此，姚中秋先生曾指出：“封建的治理架构之基本单元是君―臣二人共同体，而君臣共同体是通过‘策名委质’的程序建立起来的。”1这种制度证明，先秦时期君主、卿、大夫和士相对于自己的“臣”而言，都是不同层级的统治者。由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强大渗透力，他们同鲁庄公一样拥有“君作故”的意识。即使是最低级的士，不再拥有“臣”，但基于先秦社会明显的“宗君合一”特点，2对于自己的家庭成员而言，也是“君”，也拥有“君作故”的意识。
先秦时期是成年男子主导的男权社会，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断，“作故”意识普遍存在于当时的成年男性中，只是由于先秦古籍的记载侧重于上层统治者事迹，关于一般民众尤其是下层人民的记载不多。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先秦史料中看到一些关于一般人的相关内容。比如，《礼记》有记载说：
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吃虬材埽课骋财拚撸是为白也母。不为骋财拚撸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3
关于上述材料中涉及的孔子三代是否出妻及“出”的意涵问题，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因与本文核心内容无关，此处不做深究。我们仅看这段材料表达的一般人观念中的“作故”意识。子上（孔子玄孙，子思之子）的“出母”去世，子思不让子上为其服丧。子思的学生感到奇怪，因为孔鲤（孔子之子）的母亲在同样的情况下去世，孔鲤却为其服丧，这就是说孔鲤为后世孔子子孙做出了“故”，子思却没有遵守。然而，子思从“失道”、“道隆”、“道污”的角度谈了一番道理，认为两种情况有异，故而其父亲的这个“故”可以不遵守，所以他就不让其子为“出母”服丧。这番对话说明，在一个家庭中间，一个人被视为正常或正确的作为会成为后人应遵守之“故”；而后人也应该遵守其先人留下的“故”，如果不遵守，要有正当的理由。“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说明子思“不丧出母”的做法，后来又成为孔氏家族的一种新的“故”，被孔氏子孙所世代遵守。这个例子中正反两方的做法都说明，在先秦时期，即使是在一般士人的家族生活中，“作故”和“守故”的意识也是普遍存在，深入人心的。
《礼记》中还有同样的例子：“孔子先反，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焉，曰：‘尔来何迟也？’曰：‘防墓崩。’孔子不应。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4在这个例子中，孔子用“以前的人们不修墓”作为自己不能去修其父母之墓的根据，即使他很为父母之墓“崩”而悲伤。这说明，先秦人的一些做法如果成为后人遵守的“故”，就会形成很强的约束力，在后人心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样，先秦的当世之人又肯定会成为后来的“古人”，他们在行事之时必然要想着为后世留下什么样的“故”。这涉及后面讨论的“入史”意识，此处暂不展开。
《左传》中也有不少事例，表明先秦古人有为后世“作故”的自觉。比如，鲁庄公试图“如齐观社”，即去齐国观看社祭，但是鲁国臣子曹刿认为这是“失礼”的，而“君举必书”，如果“书而不法”，则“后嗣何观”？5这个例子说明，曹刿劝谏鲁庄公的着眼点实际上也在于庄公所作所为能否为后世“作故”。另一个例子与之相似：郑文公试图请齐桓公替他除掉郑国的三个权臣之族，并且答应愿意在成功后做齐国的内臣，齐桓公很动心，但是被管仲劝止。管仲的理由是，这样做不合礼义和道德，“何以示后嗣”？6《左传》中还曾经用“君子谓”的方式，称赞郑庄公“有礼”，说他能够“无累后人”，亦即“利后嗣”。1这实际上隐含了一个判断：他的所作所为是足以垂范后世的，亦即足以“作故”。关于统治者应该如何行事才能为后世留下足以效法的“故”，《左传》另有一段话做了深刻的阐释：
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礼则，使毋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圣王同之。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2
这段引文说，古代圣王，应该采取上面所说的各种方法，为后世留下好的榜样、制度。但是，秦穆公却不仅不能为后世留下各种足以取法的“故”，反而以“三良”殉葬，真是倒行逆施。所以，《左传》中的“君子”对秦穆公做了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导致秦国“不复东征”的原因，是上天的降罚。这个例子也充分说明，“作故”是先秦时期非常重要的历史观念。
上面的各个事例虽然具体内容有异，但共同之处是都强调在世之人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会给后人留下何种榜样，都是先秦时期古人“作故”意识的体现。
二、后嗣观念
前文所引资料中，多处提到“后嗣”、“后人”。虽然从表面上看，凡有人类处，皆有后嗣观念，但先秦中国人的后嗣观念却具有独异之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特别强调以正当行为留给后嗣取法的榜样。换言之，就是要用自己的德行，为后代留下福祉。这一点上文已有论述，不再讨论。除此之外，先秦古人的后嗣观念还有其他鲜明的特点。
首先，它特别强调“有后”的重要性。这种观念认为，对一个人来说，“有后”――在世界上留有后嗣，是在“非精神领域”中最重要的人生使命之一。请看下文：
郑伯治与于雍纠之乱者。九月，杀公子阏，刖强I。公父定叔出奔卫。三年而复之，曰：“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3
鲁人徐伤归父之无后也，于是使婴齐后之也。4
丧不虑居，为无庙也；毁不危身，为无后也。5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6
上述《左传》和《公羊传》中，郑庄公和鲁国人都强调不能让“共叔”和“归父”“无后”，一定要给他们留“后”。7在先秦时代人看来，拥有后嗣甚至比保持一个人的生命更重要，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譬如，在《左传》和《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条，均讲述了季友为平定鲁国内乱，逼迫助纣为虐的叔牙饮鸩自杀时所说的话：“公子从吾言而饮此，则必可以无为天下戮笑，必有后乎鲁国。不从吾言而不饮此，则必为天下戮笑，必无后乎鲁国。”8于是叔牙真的就按他说的做了。很明显，季友对叔牙劝告的立足点就是以“有后”相许，而叔牙也如此去做，大有“死不足惜，惟恐无后”的意味。其实，这种表现在古代比比皆是，限于篇幅，不能尽述。我们由此可见“有后”在先秦人心中的重要性。《孟子》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名言影响也极其深远。东汉赵岐在《孟子注疏》中，用比较的方法说明“无后”是最重的“不孝”，即使是“阿意曲从，陷亲不义”和“家贫亲老，不为禄仕”也不能与之相比。9当然，这里的“后”特指男性后嗣。
其次，有无“后嗣”不仅是个人的追求，它已经成为人生价值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对一个人的最坏评价，就是他可能因为失德而不会留有后嗣。比如，晋国大臣籍谈因为“数典而忘其祖”，被周天子预言他“无后”。1同样，内史过也因为晋惠公“受玉惰”，表现出“无礼”、“不敬”而预言“晋侯其无后”。2那么，相对而言，对一个人最好的评价，就是因其有德行而能长留后嗣于人间。周内史曾经高度评价鲁国大臣臧孙达因为能够奉行大臣的职责及时劝谏国君，而必然会“有后”：“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君违，不忘谏之以德。”3类似的还有叔向预言：“e氏之有后于楚国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4又如，孔子因为魏献子“近不失亲，远不失举”的义举，说“魏子之举也义，其命也忠，其长有后于晋国乎！”5从上述例子可见，这些有德的表现包括“君违不忘谏之以德”、“敏以事君，必能养民”、“举也义，其命也忠”等等。有时，这种观念还体现在当时的“相人之术”上。比如，内史叔服就曾经通过“相人”预言鲁国公孙敖两个儿子的命运是“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6这种“相术”中不乏迷信成分，但也暗含了古人的处世经验和特有的判断理念，是当时特有的道德观念的延伸和变形，折射出人们对于“有后”的重视。
再次，先秦时人认为，导致“无后”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失德”。失德的表现有多种，除了上述“不敬”和“数典忘祖”之外，还有其他的表现，包括“攘人之善”和“不仁”。《韩诗外传》中写到，晋国大夫伯宗“攘人之善”，被预言为“无后”。7更典型的是《孟子》引用孔子的话，诅咒“始作俑者，其无后乎”。8其他还有如，晋军想趁着卫国动乱灭掉卫国，赵简子制止的理由竟然就是，“叔向有言曰：‘怙乱灭国者无后。’”9类似的言论，在先秦典籍中为数很多，集中体现出“无后”对于当时之人而言，是最坏的评价，也是当事人最恶的命运。这种观念，对整个中国古代影响深远。
与自己重视“有后”相应，先秦后嗣意识强大的突出表现还在于，对于一个亲人或者有德之人最好的报答莫过于为其留下后嗣或者“立后”。《左传》《公羊传》等先秦典籍中相关记载比比皆是：
（郑伯）曰：“不可使共叔无后于郑。”10
（楚）王思子文之治楚国也，曰：“子文无后，何以劝善？”使复其所，改命曰生。11
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三代之令王皆数百年保天之禄……”乃立武，而反其田焉。12
鲁人徐伤归父之无后也，于是使婴齐后之也。13
子家氏未有后，季孙愿与子从政，此皆季孙之愿也，使不敢以告。14
向s奔卫。向巢来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与子有言矣，不可以绝向氏之祀。”辞曰：“臣之罪大，尽灭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后，君之惠也。若臣，则不可以入矣。”15
当然，这里的“立后”，应该包含有“子孙活命”和“继承祖先地位待遇”两重含义在内，而前者当然是前提条件。当时人为了给本族人“立后”，甚至可以放弃封邑。齐国就有一个例子：
“为高氏之难故，高竖以卢叛。十月庚寅，闾丘婴帅师围卢。高竖曰：‘苟请高氏有后，请致邑。’齐人立敬仲之曾孙宴，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竖致卢而出奔晋，晋人城绵而置旃。”1也就是说，高竖叛乱，但是他提出只要给高氏立后，他就自愿放弃叛乱城池而出奔外国。
最后，需要总结一下先秦“后嗣”观念的特质。笔者曾撰文总结了中国古代特有的后嗣观念的特质，主要包括以下四点：一、相信可以通过男性后嗣的祭祀实现与先人的沟通和对他们的“奉养”；二、只有男性才能成为后嗣，且嫡长子更具特殊地位；三、中国后嗣制度强调男性祖先“血脉”的纯洁；四、认为男性后嗣数量多多益善。2这四个方面都可以从先秦史料中得到印证，而且它们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首先，正是因为相信自己在死后能感受到男性后嗣对自己的“香烟”供养，并特别担心自己的后嗣能否在后世得到尊重、能否引己为荣并受到自己的福佑，所以包括先秦时期在内的古代中国人都对自己的当世行为在历史记载中的地位非常关注。其次，后嗣的身份一定要是自己的直系后代；即使迫不得已需领养以立后，也要尽量领养与自己血缘关系最近的后辈；如果毫无血缘关系则万万不可。再次，将后嗣的范围限定为男性是因为古代中国就是男权社会，在政治和社会活动中，都是男性占主导地位。最后，要求后嗣的数量多多益善的原因，是古人认为后嗣愈多，自己在阴间被供养的“力度”就愈大，自己以“后嗣永存”的方式“永生”的可能性也愈大。
历史是人的活动构成的，因而后嗣观念实际上也是一种历史观，只不过这种历史观是以个人和家族历史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中国的后嗣观念的特点，则与以上四个方面特质所造成的直系血亲传承的特点有关。这是先秦时期“后嗣”观念与历史观的特殊关联。
三、入史思想
所谓“入史”思想，指先秦人总是对自己未来要进入历史记载或者历史记忆有着极为明确的认识和期待。
第一，先秦时期的卿士大夫及君主，有时也包括一些下层人民，均可能因其行为之“善”或“恶”而在历史上留下印记。“君举必书”，“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御瞽几声之上下，年不顺成，则天子素服，乘素车，食无乐。”3“史载笔，士载言。”孔颖达疏：“史，谓国史，书录王事者。王若举动，史必书之；王若行往，则史载书具而从之也。”4
第二，先秦时期人，无论贤愚善恶，都极不愿意在“史”中留下恶名，认为这是很重要的惩罚。关于这点，先秦时期有两个著名的例子。一是赵盾（赵宣子）以“弑君”的恶名记入史书之事。尽管当时此事没有影响赵盾在晋国的地位，而且被杀的晋灵公确实不得民心，但是赵盾对自己替族弟赵穿背负“弑君”恶名而被记入史书还是深感委屈，大呼冤枉。对此，孔子也做了评价：“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5从这个事情能受到孔子深入评论来看，这是比较重要的事情。二是齐国史官不畏权臣的死亡威胁，接力秉笔直书崔氏弑君行为的例子。大史氏坚决将崔杼弑君行为记入史书，被崔杼残忍地接连杀死了兄弟二人，但是，大史氏的三弟又冒死前往，继续秉笔直书，而崔杼似乎也被大史氏的浩然正气吓倒，只好罢手。齐国的另一个史官南史氏本来也打算接着大史氏去冒死写史，听说大史氏的三弟终于能够写成才回去。6这个例子中，崔杼虽然可以杀死国君，不怕当时人的谴责和对立势力的反攻，但是他很在乎被以“弑君者”的恶名记入历史；而史官大史、南史氏家族，也把能如实地把当世之人的事迹写入史书当作超过个人生命价值的使命。矛盾双方的表现，都证明了“入史”思想在先秦时期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第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先秦时期统治者的施政都要由“史”予以记载。关于这点，《周礼》、《礼记》、《公羊传》中多有记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1“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2“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3“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天子齐戒受谏。”4“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贷，毋失经纪，以初为常。”5“《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耳。”6虽然这些记载中对“大史”、“小史”、“外史”、“内史”的职责说法有不同，但都反映出这些史官对君主施政起到了记录、秘书等作用，而他们的记录流传到后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后世的史书，至少是史料的汇编。因而，包括君主在内的统治者都明确意识到自己的施政行为，无论善恶，都会记录在案，流传后世，即要“入史”。一言以蔽之，先秦时期的国家重要事务，皆要记录在案，传于后世而成史，并且要在其中褒贬善恶。由于先秦时期的中国人一直没有超越性，因而历史记录和评价就成为先秦时期最关注的价值诉求之一。
第四，既然人人都重视“入史”，历史记载如此频繁和重要，那么，相应地，复杂历史记载的史官地位就格外重要了。有的国君甚至视史官为“社稷之臣”。比如，卫献公对于大史柳庄非常崇敬，当柳庄病重时，献公特地交代说，如果柳庄病重，哪怕他自己在做最重要的祭祀大礼时也要告诉他。后来柳庄真的在卫献公祭祀时病危了，卫献公也真的中断祭祀去看望柳庄，以隆重的礼节为柳庄办了葬礼，并且“与之邑裘氏与县潘氏，书而纳诸棺，曰：‘世世万子孙，无变也。’”7先秦人还经常引用著名史官的名言，或者咨之以国事：“君子曰：史佚所谓‘毋怙乱’者，谓是类也。”8“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9“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叔向问焉，曰：‘寡君之疾病……史莫之知，敢问此何神也？”10“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未也。’公曰：‘何故？’……”11这些都说明，“史”在先秦时期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利用其历史知识提供咨询，历史知识在先秦人的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另有两条记载内容有些特别，就是“史，掌官书以赞治”，12和“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13的说法。其对于“史”职务的解释与前面所列不同，但是也有相通之处，即都与文字和档案记录有关。他们职掌的官书、典籍流传于后世，实际上也成了“史籍”。
孔子作为私人史家，曾对《春秋》做了增删修订。这正如孟子所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1而《春秋》在孔子的笔下，其实也继承了前代的秉笔直书和注重道德褒贬传统：“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2孔子修《春秋》历来被后世史官和其他历史著作者视为典范。鉴于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崇高地位，人们对于被记载进入私人历史中也是非常看重的。
总括全文，“作故”观念、“后嗣”意识和“入史”思想，共同构成了先秦时期人们的“预参与历史”观念。“作故”意识，是就“事”而言，强调在世之人在具体事情上留存后世历史中的榜样性；“后嗣”观念是从“肉体”角度而言，强调一个人要有自己的血脉肉体永存于后世；“入史”观念是对自己“身后名”的重视，强调整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这三者浑然一体。一方面，一个在世之人必然希望自己“流芳千古”而非“遗臭万年”，这是在灵魂超越层面的期望。另一方面，在世之人希望自己的“后嗣”（实为肉体的遗留）体现自己在历史中的“流芳”而非“遗臭”，希望“后嗣”以己为荣，并因为自己在世时的德行和去世后的美名而享受福佑、永存于世，这是在肉体实在层面的期望。这种历史意识，核心在于强调“灵”与“肉”的统一，而且归根结底落脚于人世之中――无论是生前的人世，或是本人死后子孙所在的人世，都是如此。这与基督教文化传统中期待自己死后进入另一个超越性世界而获得永生，显然是不同的。而这都归根于中国古人的特殊历史意识――将自己预先摆入将来的历史中，而非预设自己进入“天堂”或者“地狱”等彼岸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