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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关于长城的文章，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创建定西门记》；定西门长城；长城修筑管理
［中图分类号］K87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4-0008-03
《创建定西门记》是明代西宁卫兵备副使范瑟在嘉靖三十年（1551）定西门长城工役告竣之际的树碑扬名之作，虽名为《创建定西门记》，实则是关于修筑乐都冰沟长城的记功碑记，收录于《西宁府新志》[1]以及后来的《陇右金石录》[2]、《青海金石录》[3]、《乐都县志》[4]等书中。现存的史籍和文物中，有关长城修建和施工等方面的文字记录并不多，尤其是关于青海长城修筑的史料，一般史籍、方志均失载，而《创建定西门记》详细记载了修筑长城的原因、经过、规模以及参加的人员等资料，弥补了文献的阙漏，对验证历史记载、研究长城等具有重要价值。
一、验证史料价值
《创建定西门记》记载了三件史事：其一是发生于嘉靖“庚戌岁，守备唐勇率其卒二千人合战于坡，夷（虏）中流矢而退。千总指挥陈龙、赵威死之，士卒亡者百余人”的战事，该段史事在《西宁卫志•纲领志》仅简单地记载为：“二十九年，尔加定部蕃攻略碾伯，守备康（唐）勇捣巢，败绩。”[5]《西宁卫志•番族》载：“昝咂族，巴沙小族也……二十九年，尔加定族攻掠碾伯，守备唐勇间道捣其巢，颇多杀获。及兵还，蕃贼邀于道，我兵据险力战，勇额中矢，兵遂败绩。指挥陈龙、赵威死之，杀伤百余人，所获俘馘、牲畜尽亡。”[6]《西宁府新志》基本沿用了《西宁卫志》的记载：“二十九年，尔加定族（按似此应作写尔定族）攻略碾伯，守备唐勇间道捣其巢，颇多杀获。及兵还，番贼邀于道，我兵拒险力战，勇额中矢，兵遂败绩，指挥陈龙、赵威死之。杀伤百余人，所获俘馘、牲畜尽亡。”[7]《创建定西门记》的记载与《西宁卫志》、《西宁府新志》等文献的记载基本一致，验证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
其二是嘉靖二十年（1541）“套虏”进掠古鄯、巴州的事迹：“其岭背有径路，名曰小冰沟，南通大山，可入古鄯地，贼亦由之以掠巴州，巴州之人患之，无计，乃收入畜，日困城中，因而自毙者又过半焉。”此次事件《西宁卫志》记载为：“（嘉靖）二十年正月，套虏入犯下川口，都指挥祁凤御走之。”[8]并未记载侵扰巴州之事宜，《创建定西门记》补充了史书记载的空白。
其三是定西门长城的修筑及完工时间。《明史》、《明实录》等正史中关于明代西宁卫长城修筑情况无载，成书于明代万历时期、专门记载西宁卫情况的《西宁卫志》中也仅简单地记载为“边墙”。[9]成书于隆庆三年（1569）的《九边图说》[10]直接忽略了此段长城，而最为详细的资料当属清顺治的《西宁志》，将乐都县境内的明代长城隶定为隆庆六年（1572）和万历元年（1573）修筑，[11]不仅漏记了乐都定西门段的长城，而且将修筑时间弄混了。《创建定西门记》记载了明代定西门长城的修筑时间：“以九月（嘉靖三十年）兴工，逾岁告竣。”其完工时间是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而《西宁卫志》等文献均简单地记载为：“嘉靖三十年……兵备副使范瑟置定西门于冰沟南，控扼叛蕃。”[12]补充了文献中关于定西门的初建时间是在嘉靖三十年（1551）、完工时间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之不足。此外，修筑此段长城也是兵备副使范瑟的主要政绩之一，据李梦龙撰写的《明故中宪大夫陕西按察司副使范君原配宜人杨氏合葬墓志铭》记载：“余往在关中，闻边长老言，君所起湟中塞百四十里，称百世功。”[13]
二、反映长城修筑管理价值
长城修筑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巨大工程，其突出特点就是能对区域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国防建设、社会稳定、重大历史事件有决定性的意义。明朝建立后，为巩固北部边防，先后设立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固原等九镇，并陆续修筑长城，称为“九边”。九边长城作为防守蒙古入侵的战略性工程，其修筑中工程管理等资料在文献中屡屡出现，但是，明代关于“卫”一级长城修筑中的工程管理等，则是一片空白。而作为长城修建历史的真实见证，《创建定西门记》为我们提供了明代西宁卫修建长城时翔实、可靠的历史佐证。从《创建定西门记》的内容可以看出，长城的修筑历经前期踏勘和规划设计、呈报审批、组织施工与完工验收四个大的阶段。
其一，长城的踏勘和规划设计管理阶段。边卫长城的修筑，正史中从未涉及，据《创建定西门记》所载，边卫修筑长城要由兵备副使主持进行详细的勘察规划，包括修筑的主要走向、长城的构筑形式等，即所谓“相与步壑攀崖，历险览胜”，这也符合明代修筑长城的一般规程，如嘉靖二十七年（1548），杨博整修甘肃长城的过程中，“巡历诸险，于诸口各设壕堑、榨垒，以扼要害”。 《创建定西门记》为我们了解当时修筑长城所进行的勘察和规划设计管理提供了十分详细的资料。
其二，呈报审批管理阶段。边卫长城在规划设计的基础上，需要呈报上级部门的审批以后方可组织施工。明代对政府工程的审批管理十分严格，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凡天下都司、并卫所城池、军马数目，必合周知。或遇所司移文修筑，须要奏闻，差人相度，准令守御军士或所在人民筑造。然后施行。”[14]九边长城修筑中的审批制度等资料在《明实录》中较为多见，但是关于卫所长城修筑中的审批制度的记载极为罕见，《创建定西门记》为我们了解长城的修筑提供了难得的资料。从《创建定西门记》所载可知，卫所长城的修筑一般无需呈报朝廷审批，而仅需将勘察设计规划“遂呈诸两台”，经过审批后即可施工。这也为我们了解当时的建筑审批权限等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
其三，施工管理阶段。从《创建定西门记》可以看出，乐都县定西门长城不仅在规划设计上“因地形，用险制塞”，完成了设防的需要，而且在施工阶段有着充分的准备，其施工管理总体上由兵备副使直接负责（即督修），在施工中有现场指挥（冶鸾、王堂氏、星镇氏）、管理工程进度的督工（督修者操守为任堂氏、罗福氏）、负责安全管理的千总（提兵者千总为赵芳氏、卢经氏、张承恩氏、谈天锡氏）、负责输夫管理的指挥（白昂氏）、分配工程段落的分工者（千百户为俞宠氏、周宝氏、钱仁氏、赵莞氏、霍世爵氏、王廷相氏、张威氏）等，十分详尽，是目前已经发现的卫所长城文献中最为详细的资料。同时，在具体的长城施工中，实行“分班以更役”，即在具体施工中实行分片、分段包修。
其四，完工验收阶段。从内容看，《创建定西门记》是完工以后刻碑记事，一方面是修筑人员的颂功之碑，另一方面是明代为了对工程质量进行有效监督的督工碑记。明代在修筑长城的过程中，往往要求管理施工的官员甚至是施工者留下姓名：“仍每一丈分镌军士姓名，总镌本管职名，如有不堪，各令照地修补;如或验工不堪至50丈以上、或任内贪纵怠缓不行修完，将各管官员坐赃问发边方立功五年。参将200丈以上，守备100丈以上径自革职闲住。”[15]当然，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并未如此严格的执行，但是，在修筑长城的碑刻上篆刻姓名，则是当时比较通行的做法。目前在全国发现的明代长城碑刻多达100多件，这些碑刻不仅记载了当时的主要督修、参加人员，还列举参加的工匠等，在实地的管理过程中，还有在长城墙体之中填埋工牌以便备查的情况。如1975年在嘉峪关关北长城墙体内发现的嘉靖十九年（1540）修筑长城工牌，详细记载了修筑此段长城的中的一个局部的施工情况，包括起至年月日以及工队领队情况，十分详细。[16]不仅在修筑长城的时候进行督工管理，在长城修筑完成以后，还需要进行验收，并将验收情况篆刻留碑，如现存于河北抚宁县驻操营镇大尖洼村的修筑长城阅示碑，记录进行验收的所有人员，上到有兵部右侍郎，下到千总、把总等人员。[17]这种勒物记名的制度，至隆庆时期逐渐成为一种制度，并且十分规范，《创建定西门记》为我们了解嘉靖时期长城修筑过程中完工验收的官样文章提供了样本。
三、反映定西门长城概貌及防御体系价值
经实地考察所见，《创建定西门记》所载的“工始于大通之河迹止于碾线沟之西t，百四十里”的定西门长城起自甘肃省永登县边墙村西的边墙岭，沿山脊进入乐都县与甘肃省永登县交界的芦花乡转化湾村小岭梁子，经冰沟向西北延伸至甘沟滩村，在甘沟滩村折向西南延伸至碾木沟，后转向西北穿过脑那沟至碾线沟。长城的构筑形式主要为壕堑。壕堑也就是《西宁卫志》、《西宁志》等文献中提到的边壕，是甘青地区明代长城修筑过程中广泛采用的一种构筑形式，定西门长城采用壕堑的构筑形式，是由当地的地形、地貌等条件决定的，也是长城修筑中“因地形，用险制塞”的具体体现。此段长城所在区域属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过渡的中山山地， 海拔2102～2643米，河谷切断深度大，冲沟横断面多呈“V”字形，沟间形成狭长的梁峁地形。在坡度起伏落差较大的梁、峁地形之上显然不宜夯筑土墙，选择壕堑御敌是省时省力最佳的军防工程。同时，落差较大的地形条件也决定了壕堑的构筑方式，必须是在山坡上从高处向下削挖出较陡直的壁面，形成一定宽度的平台，然后在平台上向下开挖，形成壕沟，壕沟内开挖出的土堆在一侧形成土垄。现存壕堑口宽1.6～10米，底宽2～5.7米，深0.2～4米，参照修筑于明代万历元年（1573）修筑的土官沟苏家大凹至厦儿巴营边壕的尺寸“口阔、深各二丈，底阔一丈”[18]的记载，排除因坍塌、淤塞等造成的损毁，建筑规格与文献记载基本相符。
长城在重要交通孔要处往往筑有防守通道，大者名为关，小者名为门，即暗门。所谓暗门，是指在长城沿线一些重要的通道处，所开的方便出入之门，是明代长城修筑中平、战兼顾的军事举措。冰沟是明代西宁卫驿路所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据《创建定西门记》所载，此段长城上“为暗门者三”，其中定西门是最大的一座暗门，“定西门又视诸门峻且厚焉，墙（高）五十三尺，（底）阔三十尺，缭以女墙，砌以白石，中分为二门，门即疏水道也。门之上为戍楼，楼之南为墩”。依据实地调查和文献记载的里程和地望分析，定西门位于今冰沟与碾线沟交汇处的冰沟沟口、冰沟古城西南约2公里处，目前已经遗迹无存，但是，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文物普查中尚存遗迹，称之为：“乐都冰沟边墙……总计长不足70米。夯土筑，现已大部分坍塌。”[19]定西门所属的其余两座暗门的名称及位置《创建定西门记》中无载，检《甘肃通志》：“冰沟山，为西宁郡咽喉，孔道羊肠七十余里……设筑东西暗门，中设峡关，添兵防范把守。”[20]同时亦云：“冰沟堡……汛内隘口五：东榨口、西榨口、壕湾壑口、赵家铺断壕、圪丁麻搭。”[21]可知，定西关的两座暗门分别为东、西暗门，亦称作东、西榨口。从实地调查的情况来看，东暗门在冰沟沟谷东侧甘肃境内的红石崖旁，西暗门位于城背后村冰沟北侧。历经几百年的风雨侵蚀，这两座暗门现已消失。此外，暗门之上普遍设有戍楼，驻兵把守，定西门“增兵守之，兵取之于庄浪者三十人，西宁者三十人”，为我们了解暗门的驻兵情况提供了线索。
暗门作为明代长城防御体系中的重要构筑物，文献中多有记载。一般认为“这与‘隆庆议和’有关，议和条约里有一条是有关长城沿线多处开辟市场同蒙古族进行合理贸易的。允许蒙方族用各种游牧产品交换内地产品和手工业制品。在长城旁外设暗门，并筑墩为标志，开设了交易市场”。[22] 《创建定西门记》所载暗门修筑时间远远早于隆庆和议，其主要功能为防御和保护商旅与驿路畅通，为我们了解暗门的性质及作用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
烽火台的建筑早于长城，但自长城出现后，沿线的烽火台便与长城密切结为一体，成为长城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便于迅速调动全线戍边守兵，起而迎敌。《创建定西门记》记载此段长城“为墩台者四”。据实地调查所见，自西向东分别为碾木沟烽火台、那家庄烽火台、转化湾村烽火台和边墙村烽火台（位于甘肃永登县）。其中转化湾烽火台位于长城的外侧，带有方形的围墙，其南侧约50米是转化湾壕堑，从方位与距离考察，可能就是《西宁志》记载的“山岭墩，城东二百里”。那家庄烽火台位于长城的内侧，带有防御性质的围墙，可能就是《西宁志》记载的“冰沟墩，城东二百五十里”。碾木沟烽火台位于长城的内侧，可能就是《西宁志》记载的“碾木沟半截山墩，城东一百八十里”。还有一座烽火台位于永登县边墙村西侧的长城内侧，具体名称已经无从考证。
四、余论
《创建定西门记》言：“取农于暇日，不敢以病为正业；分班以更役，不敢以重民劳；就食于近地，而人无饥色；伐木于邻边，而用自饶裕。欢声遍野，和乐兴工。”描述了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而实际上修筑长城是一项繁重的劳役，尤其是此段长城未发现耗费的记载，仅仅记载了“就食于近地”，其可能与明代西宁卫的其他长城一样，“俱不纳钱粮”，是由修筑长城的广大人民自行储备粮草，“以九月兴工，逾岁告竣”，整个施工时间均在严寒的冬季，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尹耕的《修边谣》最能反映当时人们修筑边墙的怨恨和痛苦：“去年修边君莫喜，血作边墙墙下水；今年修边君莫忧，石作边墙墙上头。边墙上头多冻雀，侵晓霜明星渐落；人生谁不念妻孥，畏此营门双画月。”[23]
［注释］
[1]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艺文•记》，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27～928页。
[2]张维：《陇右金石录•创建定西门碑》，引自《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书店 1990年版。
[3]谢佐、格桑本：《青海金石录•创建定西门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135。
[4]乐都县志编纂委员会：《乐都县志•附录•创建定西门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09～610页。
[5][8][9][12]明•刘敏宽、龙赝纂修，王继光辑注：《西宁卫志•纲领志》、《西宁卫志•西宁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第53页、第83页。
[6]明•刘敏宽、龙赝纂修，王继光辑注：《西宁卫志•番族》，《西宁卫志、西宁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7]清•杨应琚：《西宁府新志•武备•番族》，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79页。
[10]明•《兵部辑•九边图说•甘肃镇图说》，隆庆刻本。
[11][18]清•苏铣纂修，王昱、马忠校注：《西宁志•兵防志•隘口》，《西宁卫志、西宁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193页。
[13]明•李梦龙：《明故中宪大夫陕西按察司副使范君原配宜人杨氏合葬墓志铭》，引自韩明祥编著：《济南历代墓志铭•范瑟、杨氏墓志铭》，黄河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14]《明会典》卷124《兵部七》，第636页。
[15]明•何东序：《戒备紫荆诸关疏》，引自《明经世文编》卷38，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第4141页。
[16][23]高凤山、张军武：《嘉峪关及明长城》，中国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56～57页。
[17]秦皇岛长城编委会：《秦皇岛长城》，方志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367页。
[19]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青海省志•文物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关键词] 电影史;长城画片公司;华侨;时间;考证
コこ腔片公司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家真正的专业电影制片公司” ,①从“建立”到“崩塌”都有着自身独特的生存策略,先后出品了《弃妇》《春闺梦里人》《摘星之女》《一串珍珠》《伪君子》《大闹画室(动画片)》《一箭仇》《大侠甘凤池》等30多部影片。早期作品风格突出、特点鲜明、自成一家,被当时的电影评论家冠以“长城派”②的美誉。该公司前身“长城画片制造公司”系旅美华侨和留学生梅雪俦、刘兆明、程霈林、李泽源等人于1921年在美国纽约创办,后迁回国内,更名“长城画片公司”。长期以来,电影学者对于“长城画片公司”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该公司的一些细节存在一定的误读。本文通过对现有资料细致查证,对长城画片公司“跨海”时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以期作为长城画片公司研究的有益补充。
ス赜凇俺こ恰焙问笨绾,即从远隔千山万水的美国纽约迁到中国上海,《中国电影发展史》认为,这批勤学苦练的华侨青年“乃于1924年携带电影器材回国,设长城画片公司于上海法租界西门路,并在徐家汇建了摄影棚”。③《中国无声电影史》写到:“由于在美拍片并非初衷,而且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们便于1924年携带各种机械设备回国,在上海西门路设立长城画片公司,并在徐家汇建造摄影棚。”④《跨海的“长城”:从建立到坍塌――长城画片公司历史初探》(以下简称:《跨海》)一文指出:“关于长城画片公司回国的时间,早期的记载中有不同的说法,有些说法明显不合事实,我们采用程季华先生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说法,即1924年回国说。”⑤“1924年回国说”是目前国内电影学者普遍采用的观点。
ピ谥泄早期电影叙述中,个别文章也谈到了长城画片公司。《沪上各影片公司之创立史及经过情形》记载:“乃于十六年携带各种器械、相将回国,设长城画片公司于上海法租界西门路,并建摄影场于徐家汇。十五年,从事扩充。”⑥《中国电影发达史》认为长城画片公司“乃于民国十五年携械回国,设立办公处于上海西门路。”⑦《上海影片公司沧桑录》也为“1924年回国说”提供了间接证明:“在民国十二年底的时候,影片公司的筹备组织,已是纷纷而起,显出其朝气的光辉。不过,在本年里新创办的,只有中国影片公司一家。”⑧《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激于爱国热情兴办电影事业”这一部分主要参考徐耻痕《沪上各影片公司之创立史及经过情形》写作而成,关于“长城”的跨海时间,该文作者摒弃了原文中“乃于十六年携带各种器械、相将回国”的说法,采用1924年回国说。
ビ纱丝杉,认为“长城”1924年以后回国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该公司的第一部影片《弃妇》为1924年出品,所以该公司回国的时间不可能晚于1924年”。⑨那么“长城”有没有可能在1924年以前就回国了呢?翻阅《申报》广告,笔者发现以1924年为分界线,1924年以后的《申报》多采用1924年回国说。如《留美牙医兼电影专家归国》称“自民国十三年,长城公司由美迁回上海”。⑩《长城公司发行所之新址》记载:“长城画片公司,为留美研究电影专家所创设,民国十三年,由美国迁回上海以来,历次出品,均甚精巧。”[11]而1924年的《申报》却都持“1923年回国说”。那么究竟是1924年还是1923年“跨海”呢?下面我们看一下《申报》是怎么记载的:
ヅυ汲こ腔片公司经理司徒英铨君等,于去年到沪,在法租界西门路八十号设总公司,已将各部组织完竣,而摄影场亦在建筑中。该公司完全为侨美华人组织,其职员十余名,均在美国著名电影学校毕业,且实习有年。纽约公司曾制有中国技击服装等影片,售与西人,如得异珍,凡摄制、编辑、导演、摄影等,皆系自为,不假手外人,资本雄厚,机件完备,人材亦众云。[12]
コこ腔片公司,自各部组织完竣后,现承接洗片印片等等,取价不昂,地址在法租界西门路八十号云。[13]
コこ腔片公司,新由美运到大批影片,各种均备。为应各电影戏院需求起见,不论新旧,或租或售,取价从廉。该公司在法租界西门路八十号云。”[14]
コこ怯捌公司,为旅美华侨所组织,曾在美洲摄映影戏,颇受彼邦人士称许。今欲振兴祖国之银幕事业,故于去夏返国,设立公司于法租界,筹备进行。近复建就一伟大之摄影场于徐家汇海格路,开始摄制第一片为家庭名剧,英文名The Greatest Love,中名“孝子成名”,共分十大本,立意纯正,有裨社会。[15]
コこ腔片公司,为留美华侨归国所组织,总之在提倡社会教育及介绍我国文化于欧美。一年以来,惨淡经营,各种设备完善。该公司现采择东南大学戏剧专家侯曜君杰作《弃妇》一剧,摄制成片,不久可供之于世.该剧宗旨,在提倡女权云。[16]
コこ腔片公司,自从筹备到现在,已有一年多了。办事都是欧美各国的华侨和留学生,所以经验必定高人一等,成绩当然很好。[17]
ゴ由鲜鲎柿峡梢钥闯,“长城”“跨海”的确切时间为1923年,直到1924年9月才开始筹拍第一部影片《弃妇》,之前主要以承接洗片、印片及租片业务为主,并在徐家汇海格路筹建摄影场。至于为什么没有及时拍片,笔者认为无外乎几个原因。首先,公司各部门没有组织完竣,缺乏摄影场地。其次,没有物色到好的剧本。长城公司坚持“不得良好的剧本,宁可停工三五个月,断不肯敷衍塞责为名利而摄制诲诲盗的影片,贻害社会,玷污国家。”[18]第三,难觅有经验的演员。雪俦、泽源指出:“随便找一个张三或李四来扮演,未尝不可制成九本十本的影片。但是这种影片,只可叫‘影片’而不配称‘影戏’。我们在《弃妇》一片选择演员非常小心,王其伟一角换过三个人,杨素真一角换过四个人,李大妈一角换过三个人。我们每找一个演员,必先叫他到摄影场去试演,确能将剧中人个性表演出来的,才选择他充当演员。”[19]
ツ敲次什么1924年以后一些资料还采用“1924年回国说”呢?首先,长城画片公司与当时上海的大部分电影公司相比是属于比较低调的,他们的特点是“少说空话,多做实事”,不大注重宣传,外人当然了解得比较少。其次,此时上海的各种电影公司林林总总,长城画片公司回国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拍片,第一部影片《弃妇》直到1924年12月22日才在维多利亚大戏院首映,这时人们才把注意力转到长城画片公司上来,所以很多人以为这些留美华侨是1924年才迁至上海的。
ド鲜鏊捣ㄓ搿吨谢影业年鉴》[20]关于长城公司的记载不谋而合:
ケ竟司民国十年在美国创办,十二年迁回上海,置有巨大炭精灯及各种摄影机,非常完备,出品精良,久为观众称颂,并承接代摄喜庆或影戏及冲洗各片。本公司已出各片《弃妇》《摘星之女》《春闺梦里人》《爱神的玩偶》《一串珍珠》《乡姑娘》《苦乐鸳鸯》,本公司现摄各片《穷途》《移花接木》。
ジ媚昙由程树仁历时三年编撰完成,书中设置了中华影业史、国人所经营之影片公司、影业界之留学生、国产影片总表、影戏院总表、各公司职员表等47个栏目,收录的电影图片达193幅之多,堪称反映20世纪20年代早中期中国影坛实况的一座丰富的图片库,是当今研究中国早期电影的珍贵史料。程氏利用自己影坛中人的便利条件,很多资料都是由各电影公司、电影院、电影界人士亲自提供,应确凿可信。文中关于“十二年迁回上海”的记载进一步巩固了笔者上述的“1923年回国说”。
ツ敲淳烤故1923年什么时候回国的呢?《长城摄演新片之进行》一文说是“去夏返国”,这种说法是不是空穴来风呢?有资料表明,1923年夏天,长城公司创办人之一的梅雪俦可能就在上海。1923年9月11日,上海卡德影戏院重映了《红灯照》,虽然对影片的片名进行了调整,并在片上加华文说明,但仍然再次激起国内观众的强烈反响。上海《申报》连续刊登了《观〈红灯照〉影片后之感想》及《观〈红灯照〉评论后之感想》,愤懑之气溢于言表。其中《观〈红灯照〉评论后之感想》悉出自梅雪俦之手,文中指出:
ァ…及阅报载《红灯照》影片之评议后,乃悉西人之讥刺,信不诬也……尤愿我国制造影片公司,急起直追,速将我国之文化,人民之美德,摄制影片输运外国,宣扬国光,结联欧美人民之好感,则前有种种劣片,自能消减于无形矣,深愿国人注意焉。[21]
ビ捌《红灯照》的上映地点是上海,梅雪俦又能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对《观〈红灯照〉影片后之感想》一出回应,可见此时他已身在上海。《长城摄演新片之进行》一文说“长城”是“去夏返国”,这是有一定理论依据的。
プ凵纤述,从现有资料来看,“长城”“跨海”的时间应该是1923年,确切地说是1923年夏,而非1924年。
おぷ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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ア 《留美牙医兼电影专家归国》,《申报》,1926年10月2日。
[11] 《长城公司发行所之新址》,《申报》,1926年11月7日。
[12] 《长城画片公司之内容》,《申报》,1924年4月10日。
[13] 《长城公司摄影洗片》,《申报》,1924年4月16日。
[14] 《长城公司运映影片》,《申报》,1924年4月22日。
[15] 《长城摄演新片之进行》,《申报》,1924年8月6日。
[16] 《长城公司摄制〈弃妇〉新片》,《申报》,1924年9月14日。
[17] 张鹃声:《评新片〈弃妇〉》,《申报》,1924年12月26日。
[18][19] 雪俦、泽源:《导演的经过》,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无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页,第285-286页。
[20] 程树仁:《中华影业年鉴》,1927年版。
[关键词]孔子学院；《长城汉语》；对外汉语
[中图分类号]H1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24-0046-03
孔子学院成立至今已走过八年的历程，全球的汉语热潮持续增温，现今全球已有400家孔子学院和500多家孔子课堂。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成立于2008年，距今也有五年的历史。
中国和苏丹两国虽然在地理位置上相隔较远，但是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实现稳步显著的发展，文化输出已是大势所趋，中苏两国政府都在加强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也在此时应运而生。从2007年筹办开设孔子学院至今，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发展迅速，汉语教学逐步在苏丹普及甚至扎根，各种文化活动有声有色；HSK考试人数连创新高；汉语课逐步纳入当地正规教育体系而成为当地中学的必修课；2013年，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更是在苏丹司法部、文化新闻部、总统府培训部、内政部等多个政府部门开设汉语学习班。但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汉语教学在苏丹推广的一些不利因素，例如苏丹当地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教学设施简陋、缺乏针对阿拉伯国家的对外汉语教材、汉语学习者年龄分层较大等，这些因素导致了实际教学中的一些负面效应。
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从初级到高级阶段的教学采用的汉语教材均为《长城汉语》系列教材。《长城汉语》系列教材是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规划、组织的重点研发项目是基于网络多媒体技术开发的新型对外汉语教学模式。
全球91个国家有349所孔子学院（课堂）申请《长城汉语》账号或单机版，进行长城汉语课堂教学。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也采用《长城汉语》教材进行汉语教学，但受制于当地落后的教学条件，教学时较少使用多媒体，基本采用面授。本文将调查总结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初级教学时使用的教材《长城汉语》第一册，结合笔者在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从事汉语教学工作的实际经验，旨在发现问题，并尝试提出一些解决方法，希望能为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及中国国家汉办提供直接而真实的数据及参考资料，从而进一步提高苏丹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学质量。
一、《长城汉语》第一册教材分析
由于孔子学院学员的特殊性，比如学生来自社会各行各业、性别和年龄差异较大等，因此在教材的选择上应与系统学习汉语的学习者有所区别。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教材问题已经成为各所孔子学院汉语教学所面临的一个难题，亦是制约汉语快速高效推广的瓶颈。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现在所选用的教材为《长城汉语》系列教材。
《长城汉语》教材是由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规划、组织、研发、运营的重点项目，是基于网络多媒体技术开发的新型对外汉语教学模式，是为海外教学机构及广大对外汉语学习者提供的教学资源与课程。①
经问卷调查，学生对《长城汉语》第一册教材的看法如下：“不喜欢”的人数为5人，占总人数的10%；“一般”的人数为8人，占总人数的14%；“喜欢”的人数为12人，占总人数的24%；“很喜欢”的人数为25人，占总人数的50%。
该教材分课本及练习册，整本教材共10个单元，每单元共三篇课文，课文主要围绕八名中国人及七名外国人所发生的故事而展开的对话。每课生词不超过37个，生词部分还配有英文翻译，课本的最后还配有以首字母分类的生词总表。
笔者和不少苏丹的汉语教师都拥有使用《长城汉语》教学的经验，几乎所有教师都已使用《长城汉语》第一册教材教学超过六个月，完成过整本教材教学内容。通过对《长城汉语》教材的使用，当地的汉语教师认为该套教材有自身明显的优势为：课文通过几个不同人物之间的对话所展开，风趣幽默且通俗易通，贴近真实的生活；每单元词汇量适宜且基本成阶梯状分布，难易程度适中；配套练习册中的练习多样化，起到强化学生学习效果的作用；教材配有MP3听力资源，为学员在课后自学提供便利；整套教材分六级，不同级别针对不同级别的HSK考试，方便学员学习结束后直接参加HSK考试。但不少汉语教师也反映该教材的不少问题和缺陷，以下将重点分析。
二、《长城汉语》第一册无完整汉语拼音教学方案
汉语拼音是学习汉语发音的主要手段，学好汉语拼音有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发音习惯。而《长城汉语》第一册教材中没有汉语拼音教学的部分，只在练习册中分单元出现，不利于集中学习汉语拼音。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一级班采用先集中进行拼音教学再过渡到课本的方式。一级班的前10～14个课时均为汉语拼音教学，采用自制拼音课本，完成拼音后方才进入《长城汉语》第一册教材的学习。《长城汉语》显然无法满足这种教学需求。
三、《长城汉语》第一册中的英文翻译问题
《长城汉语》教材是中英双语教材，为零起点的学生学习中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英文翻译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下面举几个实例：
其一，第七单元中生字“接”翻译为“to push”，文中的例句为“我现在去接你”，这句话的意思是“I am going to pick you up now”，“接”应译为“pick somebody up” 。
其二，第七单元中生字“电话”翻译为“telephone”，文中的例句为“电话是82194675”，这句话的意思是“The telephone number is 82194675”。文章中并没有出现“电话”一词的本意，而是“telephone number”的意思。
其三，第七单元中生字“饭店”翻译为“restaurant”，文中的例句为“长安饭店”，这句话的意思是“Changan Hotel”。“restaurant”应译为“饭馆儿”，而不是“饭店” 。
其四，第七单元中生字“我们”翻译为“our”、“we”“us”，文中的例句为“我们学校有个健美操比赛” ，“我们”正确翻译为“we”、“us”没有“our”的含义，文中只省略了“我们”与“学校”之间的“的” 。
四、《长城汉语》第一册中缺乏关于中国文化的介绍
语言与文化有着共生、相属、相依的密切关系。②在第二语言的学习中，语言的理解包含着对文化的理解，语言的理解需要文化的理解，故教授语言的同时也会无形之间传播文化。从问卷调查的学习动机选项可以看出，接近一半的学生因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而学习汉语，而在《长城汉语》第一册教材中完全不涉及关于中国文化的介绍板块，使得整本教材只有生词与课文两个部分的内容，显得过于单薄、简单。由此可知，需要汉语教师在教学中不断地加入文化部分的内容。在实践教学中，不少汉语教师会自行组织学生了解中国文化，其中包括饮食、习俗、历史、服饰等方面的内容。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为视频展示讲解，如观看《舌尖上的中国》；第二种为实物展示讲解，如品尝传统菜肴、使用筷子等。但这种自行组织的文化体验是在没有理论指导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教学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上还存在漏洞，尽管这些课堂活动大多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但为了提高文化教学的效率，我们还是提倡有专门的教材来做指导。
而现今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的图书阅览室内并无完整的、系统的文化教学教材，亟需一线汉语教师收集、整理、完善并出台相关文化知识点的文本，以帮助汉语课堂中的文化教学系统化、条理化。
五、《长城汉语》第一册汉字书写的弱化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它是汉族人的祖先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汉字，亦称中文字、中国字、国字，是汉字文化圈广泛使用的一种文字，属于表意文字的词素音节文字，为上古时代的汉族人所发明创制并作改进，目前确切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1300年的商朝的甲骨文。”③汉字历史悠久，记录了中华民族的语言，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想要学好中文就必须学好汉字，汉字教学的重要性也由此突出。
《长城汉语》第一册教材中不涉及汉字教学板块，只在练习册中分单元出现，主要介绍了基本笔画、结构和课文中出现的部分汉字。主要问题为介绍的汉字内容较少，每一单元所要练习书写的汉字难易程度不成阶梯状分布，显得杂乱无章。如在第一单元中一出现“我”字这一复杂架构的汉字；在第一单元出现“他”、“她”二字，却在第二单元出现“也”字。
认识到《长城汉语》这方面的不足，很多汉语教师都不按照《长城汉语》练习册中汉字讲解顺序进行教学，主要参考《新编基础汉语・写字篇・常用汉字部首》（张朋朋著，华语教学出版社2001年版）。该书编写有三个特点：第一，以笔画入手。汉字的构件是由笔画构成的。因此，学习汉字构件要从笔画入手。本书介绍了八个基本笔画，对每个笔画还介绍了它的几种变形写法以及笔画的名称和笔顺规划。第二，以部首为纲。本书介绍了108个最常用的部首，按照由易到难，即从笔画少到笔画多的顺序排列。对每个部首，本书介绍了它的名称、意义、作用、来源以及它的写法和笔画数等多项内容。第三，在每个部首下介绍几个带有同一偏旁的合体字。对每个合体字不仅介绍了它的字音、字义，而且突出介绍了它和构件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构件组合的结构类型。
虽然整合教材的能力也是一个优秀汉语教师所必须的能力，可是我们还是希望教材能够弥补自身的缺陷，为广大汉语教师提供便利。
六、《长城汉语》第一册过于依赖多媒体教学
“《长城汉语》多媒体教材中出现了240个与留学生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场景，如邮局、车站、银行、饭店、宿舍等，240个场景通过声音、图像、文字为一体的多媒体手段。” 通过多媒体教学手段传授知识点，强化学生记忆，是《长城汉语》系列教材的最大特色。但苏丹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计算机技术尚未完全普及，部分学生至今未接触过电脑，多媒体教学在苏丹受到阻碍。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现只有一间多媒体教室，不能满足教学的全部需要。且很多学员没有电脑，不能在课后利用多媒体进行复习和预习。在苏丹，教师希望看到教材纸质文本本身能够表现出寓教于乐的优点，而不是依靠令当地学生无法企及的方式来提高学习的趣味性和效率。
七、《长城汉语》第一册中的教材印刷问题
上表为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一级学生的年龄层次分布，从上表可以看出学生年龄差距较大，有10%的学员为中老年人。这些学生由于年龄较大，在看书时，有时看不清楚书中的文字。因此，建议在印刷时加强《长城汉语》教材中的文字对比度，选择更清晰的颜色，同时加大字号。
八、结语
苏丹作为非洲的穆斯林国家，母语为阿拉伯语。关于阿拉伯语的汉语教材相对较少，喀土穆大学孔子学院图书阅览室现存有五种中阿汉语教材，分别为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实用汉语课本》和《汉语乐园》、华语教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文》、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快乐汉语》和《跟我学汉语》。其中《快乐汉语》、《汉语乐园》、《跟我学汉语》这三套教材主要是针对儿童或青少年编写的，不适用于孔子学院的成人汉语班级。而《新实用汉语课本》和《当代中文》两本教材编写细致，信息量大也不适用于孔子学院的短期汉语课程班级。鉴于没有适合苏丹的中阿汉语教材，亟需编写适合孔子学院的中阿对外汉语教材。而如何编写适合阿拉伯地区的对外汉语教材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注释]
①格桑央京：《数字化对外汉语教学的进展与深化――以“长城汉语”多媒体教学模式为例》，《民族教育与研究》，2009年第2期。
腊八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吗 腊八节毋庸置疑是中国汉族的传统节日，定于每年的十二月初八，十二月又称为腊月，所以才称这天为腊八节。
在这一天，古人有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吉祥的传统。但提起“腊八节”，大概多数人头脑中闪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喝腊八粥”，但其实古时候腊八粥的用料比较单一，后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腊八粥会有很多种用料。
相传这一天还是佛祖释迦牟尼成道之日，称为“法宝节”，是佛教盛大的节日之一。腊八粥就是为了纪念这有意义的一天。
还有一种说法是为了纪念秦朝修筑长城的人，当时始皇帝召天下民夫修建长城，长年不能回家，吃粮却靠家里人送，秦始皇就下令给那些修筑长城的人送去这种粥，但还是会有很多人死去，后人为了悼念这些长眠于长城脚下的民夫，人们每年喝腊八粥，以作纪念。
而关于腊八节的由来其实还有很多传说，但实际就是指代十二月初八这一天。大多是为了纪念，也承载着人们的美好祝愿。
腊八节有什么传统风俗 腊八节习俗有：祭祀、吃腊八粥、泡腊八蒜、制腊八豆腐等。喝腊八粥是腊八节的传统习俗之一，古代每到腊八这一天，朝廷、官府、寺院都要做腊八粥，老百姓也会在合家团聚时喝腊八粥。在腊八节这天，人们还有在泡腊八蒜的习俗，将剥了皮的蒜瓣儿放到密封的罐子里，倒入醋、封上口，蒜瓣会逐渐变成像翡翠一样。
腊八节有什么忌讳 腊八节有出嫁的女儿不准回娘家的说法，按照古人的说法，每年有几个特定的日子是不能在娘家过的，腊八节就是其中的一天。还有腊八不动土不搬家，古人认为腊月是寒气比较重的一月，搬入新宅子的话，寒冷的气氛会阻隔家中的兴旺气氛。
腊八节是纪念谁的节日
一、佛教的释咖牟尼：
佛教的创始者释迦牟尼本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儿子，他见众生受生老病死等痛苦折磨，又不满当时婆罗门的神权统治，舍弃王位，出家修道。初无收获，后经六年苦行，于腊月八日，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佛。在这六年苦行中，每日仅食一麻一米。后人不忘他所受的苦难，于每年腊月初八吃粥以做纪念。“腊八”就成了“佛祖成道纪念日”。“腊八”是佛教的盛大节日。解放以前各地佛寺作浴佛会，举行诵经，并效仿释迦牟尼成道前，牧女献乳糜的传说故事，用香谷、 果实等煮粥供佛，称“腊八粥”。并将腊八粥赠送给门徒及善男信女们，以后便在民间相沿成俗。据说有的寺院于腊月初八以前由僧人手持钵盂，沿街化缘，将收集来的米、栗、枣、果仁等材 料煮成腊八粥散发给穷人。传说吃了以后可以得到佛祖的保佑， 所以穷人把它叫做“佛粥”。南宋陆游诗云：“今朝佛粥更相馈， 反觉江村节物新。”据说杭州名刹天宁寺内有储藏剩饭的“栈饭楼”平时寺僧每日把剩饭晒干，积一年的余粮，到腊月初八煮成腊八粥分赠信徒，称为“福寿粥”“福德粥”意思是说吃了以后可以增福增寿。可见当时各寺僧爱惜粮食之美德。
二、纪念秦朝修水城城死的民工。秦始皇修建长城，天下民工奉命而来，长年不能回家，吃粮靠家里人送。有些民工，家隔千山万水，粮食送不到，致使不少民工饿死于长城工地。有一年腊月初八，无粮吃的民工们合伙积了几把五谷杂粮，放在锅里熬成稀粥，每人喝了一碗，最后还是饿死在长城下。为了悼念饿死在长城工地的民工，人们每年腊月初八吃“腊八粥”，以资纪念。
三、纪念忠臣岳飞。当年，岳飞率部抗金于朱仙镇，正值数九严冬，岳家军衣食不济、挨饿受冻，众百姓相继送粥，岳家军饱餐了一顿百姓送的“千家粥”，结果大胜而归。这天正是十二月初八。岳飞死后，人民为了纪念他，每到腊月初八，便以杂粮豆果煮粥，终于成俗。
四、朱元璋定下的节日，据说当年朱元璋落难在牢监里受苦时，当时正值寒天，又冷又饿的朱元璋竟然从监牢的老鼠洞刨找出一些红豆、大米、红枣等七八种五谷杂粮。朱元璋便把这些东西熬成了粥，因那天正是腊月初八，朱元璋便美名其曰这锅杂粮粥为腊八粥。美美的享受了一顿。后来朱元璋平定天下，坐北朝南做了皇帝，为了纪念在监牢中那个特殊的日子，他于是把这一天定为腊八节，把自己那天吃的杂粮粥正式命名为腊八为。
一、音乐导入
播放与该课内容相关的音乐,通过这种特殊的“语言”形式来导入,能一下子吸引住学生,让学生在轻松的教学氛围下对新课产生兴趣,同时,歌词的内容也可辅助教学。例如,在讲授《一段最古的长城》时,我先让学生听了《孟姜女》、《长城谣》、《万里长城永不倒》、《长城长》这几首歌,所选的歌曲有与长城有关的民间传说,有抗战时期象征民族精神的,还有现代对长城歌颂的。由此可见“长城”这一题材经久不衰,“长城”永远给人们以思考与启迪,这样拉近了与文章的距离。学生在听的时候非常认真,有的甚至还跟着一起唱了起来。顺势我提出了问题:“这篇文章中作者站在什么角度写长城,表达了什么感情?”这样,学生很容易就进入到了课本中。例如,在讲《念奴娇・赤壁怀古》时先让学生听了《滚滚长江东逝水》,学生一下子被歌唱家浑厚的声音和大气豪迈的音乐吸引住了,听完后大家好像意犹未尽,我说到:“这是《三国演义》的主题曲,今天我们要学的这首词中的人物就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英雄,作者还是他忠实的粉丝,他是谁呢?而且这首词跟这首歌一样豪迈大气,一样会让你过瘾。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时大家已经迫不及待地打开书,看这位神秘英雄到底是谁。这样就交代出了学生研习的两个内容:人物形象和词的风格特点,学生也很容易接受。
二、图片、实物导入
图片也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素材,可以使用课本的插图,也可以利用网络的优势下载图片,还可以用照片。例如,在讲《洛阳诗韵》时,给学生看了几张洛阳主要景点的照片,有白马寺、龙门石窟、牡丹、还有一些寺庙,另外还拿出了几匹唐三彩马,同学们尤其对唐三彩马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边展示边介绍,同学们听的津津有味,随后又说道:“洛阳到底有什么特点,又有着什么样的韵味能让作者对它情有独钟?下面我们一起走近洛阳这座古城!”
三、游戏导入
使用这种方法导入,较好地体现了寓教于乐的这一教学理念,大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我在讲《复述》时,让大家做了一个“咬耳朵”的游戏。分好组后,每组的第一个同学到讲台上来,听我说完一句话后,迅速传给下一个,依次往后传,哪组先传完并且正确哪组获胜。虽然强调了要求就是要附在耳朵上悄悄地说,但是教室里还是热闹的很,结果答案也是五花八门。我问道:“刚才大家在做什么?”学生说:“把自己听到的再叙述一遍。”我说:“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复述》,但是你们知道为什么传到最后有的传错了吗?这是因为大家还没掌握复述的要求和类型。下面我们就来学习复述。”这样,学生很容易就知道本课的重点是什么了。
四、剖析题目导入
这种方法是从分析标题入手,引导学生接触教材的中心内容,这种方法可以迅速牵住文章的主线,对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分析能力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比如,在讲《警察和赞美诗》时,我先问学生由“警察”、“赞美诗”想到什么?学生回答:“由警察想到小偷、国家机器,由赞美诗想到灵魂、美好的东西。”我说:“对,‘警察’代表的是国家机器,带有强制性;而‘赞美诗’是感化人的灵魂、 塑造人的心灵的,具有感召性,这两者都是主人公苏比在小说中追求的事物,然而两者又是矛盾的,因为它们各自代指的是‘监狱’和‘自新’。苏比在幡然醒悟准备‘自新’时,却又被判以莫须有的罪名送往监狱。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剧。”听完这段话后,同学们初步体会了苏比的悲剧命运,带着对苏北的同情,通过对苏比为了进监狱而使用的各种手段的分析,同学们开始探寻造成苏比悲剧命运的原因。
五、引用导入
教师可以引用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名言警句、诗词、成语、歇后语、对联、典故、歌词或广告语来导入新课,激发学生的兴趣。例如,我在上《杨柳》一课时,是这样设计的:古往今来,有很多文人学者都写柳、赞柳,比如《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陶渊明的“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贺知章的“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刘禹锡的“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韩愈的“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高鼎的“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有意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等等。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杨柳》,看看作者是怎样赞美杨柳的。
六、讲故事导入
故事对于学生来说有着一种特殊的魅力,以此法导入,学生的注意力高度集中,入境极快。比如,我在讲《迢迢牵牛星》时,是这样讲的:“有一个关于爱情的古老的神话故事,说天上的织女和诸仙女一起下凡游戏,在河里洗澡,牛郎在老牛的帮助下认识了织女,二人互生情意,后来织女便偷偷下凡,来到人间,做了牛郎的妻子。织女还把从天上带来的天蚕分给大家,并教大家养蚕,抽丝,织出又光又亮的绸缎。牛郎和织女结婚后,男耕女织,情深意重,他们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好景不长,这事很快便让天帝知道,王母娘娘亲自下凡来,强行把织女带回天上,恩爱夫妻被拆散。牛郎上天无路,还是老牛告诉牛郎,在它死后,可以用它的皮做成鞋,穿着就可以上天。牛郎按照老牛的话做了,穿上牛皮做的鞋,拉着自己的儿女,一起腾云驾雾上天去追织女,眼见就要追到了,岂知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金簪一挥,一道波涛汹涌的天河就出现了,牛郎和织女被隔在两岸,只能相对哭泣流泪。他们的忠贞爱情感动了喜鹊,千万只喜鹊飞来,搭成鹊桥,让牛郎织女走上鹊桥相会,王母娘娘对此也无奈,只好允许两人在每年七月七日于鹊桥相会。后来,每到农历七月初七,相传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姑娘们就会来到花前月下,抬头仰望星空,寻找银河两边的牛郎星和织女星,希望能看到他们一年一度的相会,乞求上天能让自己能象织女那样心灵手巧,祈祷自己能有如意称心的美满婚姻,由此形成了七夕节。故事听完了,我们再来学一首关于牛郎和织女的诗吧!”
七、小品表演导入
这种方法就是把要学的课文内容经过事先简单排练后,请几位具有一定表演才能的同学上台将课文内容通过小品表演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做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课文情节的理解,建立更深的感性认识。如我在讲《邹忌讽齐王纳谏》时,让学生进行了表演:六个同学分别扮演邹忌、妻子、妾、客人、徐公、齐威王。在道具方面同学们也是下足了功夫,把床单披在身上当做古代的长袍,用纸做成帽子。
邹忌:和徐公比,我帅吗?
妻子:(发自肺腑地)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
妾:(战战兢兢地)您没有徐公帅,不是,徐公比您帅,不是,您比徐公帅。
客人:(敷衍了事地)徐公没有你帅。
徐公来访,邹忌仔细看了看,自知没有徐公美,次日拜见齐王。
邹忌:我自知我没有徐公漂亮,但是我的妻子爱我,妾害怕我,客人有求于我,所以他们都说我美,我是受到蒙蔽了,大王您比我受到的蒙蔽还要大。
齐王:那我该如何是好呀?
在同学热烈的掌声中,我顺势说:“齐王应该怎样做呀?下面我们来学习《邹忌讽齐王纳谏》。”
总之,导入是课堂上要走好的关键的一步,导入课文没有固定的模式,方法多种多样,但不管怎样设计都不能离开课本、学生和生活,都要遵循启发性、趣味性、知识性和鼓动性的原则。让我们精心设计出每一次的导入,为语文教学增姿添彩!
关键词：小学语文教学；美育途径；情境
新的课程标准对小学美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对于所选的课文而言，必须同时兼顾课文内涵美、文字韵律美、板块形式美等特点。在现如今倡导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语文教师不仅自己要能够体会和领悟到教材之美，更要将欣赏与解读教材之美的方式、方法传授给学生。接下来，笔者将就这一课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借助语言进行艺术美的展示
教师在课堂中所使用的教学语言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若教师能做到教学语言的独树一帜、别具一格，在言辞间彰显出强烈的感染力，无疑会大大提升课堂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效率。所以，教师必须做到语言凝练准确、逻辑条理分明、比喻生动形象，这样能够形成一个强大的磁场，牢牢吸引住学生的注意力，使他们躁动的心灵沉静下来，进而使教材中所蕴含的艺术美真正地洋溢在课堂之中。
二、借助情境使学生体会到语言美
由于小学生普遍比较活泼好动，因此教材中往往也蕴含着十分丰沛的情感，教师应将其充分地融入教学活动中，使学生与作者一起“步入”到相应的情境中。否则，教师将很难真正使学生受到美的熏陶。由于文学作品中所有的典型形象都是由作者使用语言对身边的生活元素进行提炼和塑造得到的，因此，学生在生活中也能得到具体的体会。在课堂中，教师只有努力引导学生进行课文中场景的还原，才能使学生对教材文本进行感悟，进而受到其中潜移默化的美的教育。教师可以灵活运用配乐朗诵、看图说话等多种教学手段来完成课堂情境的构建。例如，在学习古诗词时，教师可以通过播放音乐和视频来对相应的风景进行展示，并结合音乐的韵律进行朗诵，从而使学生步入教材情境之中，使其中蕴含着的艺术之美更加触手可及。学生在倾听与放飞想象力的过程中，能够挣脱时空的界限，“w”到作者身边，在文章所表现的情境中进行品味与辨识，同时借助文字和语言的描绘，让学生沉醉于教师所营造的美好意境中。通过这种方式，学生的思维将变得更加敏捷，情感也将变得更加丰富。美好的风景、人物、事迹、文字，都能使学生在想象中得到熏陶与感染。
三、借助教材插图使学生体会形象美
在针对审美展开教育的过程中，往往需要确保审美对象具有可感知的具体形式，否则就不能将其称之为合格的审美对象。在课堂中，学生可以在教师的引导下结合文本展开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并在思维加工与再创造的过程中获得美的享受与感悟。近年来编纂的新教材越来越考虑到小学生的心理和生理情况，并结合小学生想象力欠缺、知识储备较少、认字不多等特征尽可能多地进行了插图的安排，从而帮助学生进行视觉器官的调动和整体意象的形成，以更好地实现陶冶情操、形成美感的目标。例如，在小学语文课堂中，“巍然屹立”“指挥若定”“沉着冷静”等词语往往超出了学生的知识和经验范畴，学生很难借助文字就在脑海中形成相应的意象，美感自然就更加无从谈起了。但若结合插图，就能达到不一样的效果，通过图片中主人公线条分明的面容、高大威武的身材、坚定执着的目光，学生能够十分直观地感受到英雄人物的精神气概，这能够较好地培养学生对于美的理解能力与感受能力，进而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四、借助想象引导学生体会整体美
在课堂中，情境中的想象与联想能够帮助学生对教材中的形象美进行感知，并完成意境美的创造与进一步拓展。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阅读教学中的想象力甚至比知识本身还重要。由于每个学生对于文学作品的理解都会有差异，因此很难仅靠对文字本身的解读就感受到其背后所蕴含的艺术美。只有丰富想象与联想的内容，才能使对意境的感悟变得更加具体、清晰、独特，学生也就能对课文有更加深刻和生动的认知，这对学生审美水平的提升有极大的帮助。例如，在讲述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时，教师可以通过图片、视频等形式对长城进行介绍和展示，引导学生对蜿蜒万里、风景如画的长城进行想象，并联想到长城上的狼烟烽火、长城内外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以及堆积在长城下的众多工匠的累累白骨等，这些内容都附着于课文之上，学生能够凭借现象完成对整体意象的再现，进而实现情感的重铸与升华。
美育对于小学语文而言可谓不可或缺，否则将很有可能出现学生发展的畸形化。在小学语文课堂中，教师应努力提供给学生更加形象、直观的审美条件，并充分发挥审美的情感作用，最终将学生更加热爱学习，从过去的“要我学”变为现如今的“我要学”，在学习过程中得到思想的熏陶和人格的锤炼，为日后的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生态九渡河 古韵黄花城
记者：九渡河镇在北京旅游市场颇有名气，九渡河镇是如何立足本地优势，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的?
夏占利：我们以“构建五色文化，发展五色经济，打造五彩九渡河”为特色，从五个方面入手，打造特色产业：十万余亩沁人心脾的金色的板栗；碧波荡漾、万分迷人的银色的怀九河；黄花城水长城是罕见的青色的古长城；素有“京郊西柏坡”之称的红色的庙上村；青山秀水间的绿色的生态环境。从而使九渡河镇成为中国和欧盟的生态试点镇，成为市科委确定的创新型乡镇建设试点镇。
记者：这里的生态体现最为维美的是山、水和长城，您作为这里的主人是怎么评价这胜景的呢?她吸引游人的魅力主要体现在哪里?
夏占利：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即九渡河之秀在水、九渡河之美在山、九渡河之胜在长城。
九渡河之秀在水。水景主要有“一潭二湖”。“一潭”是指黑龙潭，该潭四周群山环抱，风景秀丽。“二湖”，是指金汤湖和灏明湖。
九渡河之美在山。主要有凤驼梁，鳞龙山。凤驼粱海拔1530米，峰顶突峭似凤首高昂，因形似凤凰展翅欲飞而得名。且山间多泉。有豹、狍子、斑羚、野兔、山鸡等野生动物以及黄芹、当归、杜仲、百合、黄柏、玉竹等药用植物。鳞龙山位于二道关村北。峰崖高耸，花岗岩石挺拔壮观，堪称华北一绝。
九渡河之胜在长城。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黄花城古长城不仅是九渡河镇人文景观的代表，也是旅游资源的主体。她建于明永乐年间(1404)，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明成祖建都北京后，此处长城不仅守卫着京师的北大门，而且是护卫明皇陵“十三陵”的重要门户。位于黄花城头道关西侧有“金汤”石刻，每字为1.9米见方，是明万历七年春朝廷大臣来此视察时留下的，以示此段长城“固若金汤”，该石刻至今仍保存完好。
因此，有山有水有长城的秀美九渡河，吸引了一批批旅游休闲项目落户和景区开发。
记者：早听说九渡河的民俗旅游颇有特色，当前九渡河的特色民俗旅游现状如何?
夏占利：据初步统计，我们镇主要旅游资源有12大类，20多亚类。自然旅游资源有水景、山景、石景、洞景、树景五种；人文旅游资源有古长城、古庙宇、古塔、古陵墓和古石刻五种，另外，还有两类较特殊的旅游资源，即自然和人工共同作用而形成的组合型资源――观光果园和民俗风情，这也是我们镇新农村建设的一大特色。
依托山水长城独特优势的九渡河镇，民俗旅游业发展稳步前进。现在，我们镇的民俗旅游产业体系基本完善。目前，全镇民俗村8个，其中市级民俗村2个，民俗户650户，达到全镇总户数的1/10，从业人员2000多人。
九渡河生态新农村建设
记者；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当前农村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九渡河镇在新农村建设中，取得怎样的成效?镇政府又是如何规划并发展的呢?
夏占利：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首要的责任是增加农民的收入。近几年农民的年收入都在稳步增长，预计到2007年底，农民人均纯收入达8000元，比2006年增长10％以上，财政收入可完成3590万元，比2006年增长21％。
我们发展的主要经济特点是：以“五区”为建设经济强镇目标，即绿色工业区、生态农业区、旅游风景区、环境优美区和文明道德区。按照“环保第一、科技第一、效益第一”的原则，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使发展实现新的突破。结合我镇实际，加大板栗主导产业发展提升产业结构。加快生态农业区建设。
我们有个发展规划。一、确定“农村新起来，产业兴起来，农民富起来”的目标。今年是打基础的一年。这个目标已基本实现，2008年要实现实质性进展，实现村村有项目，村村开花结果，2009年要大见成效。二、建立责任制。各村党支部书记是对接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三、实行动态管理。例如与首科集团的合作，让科技带动村建。四、典型带动全面推进。采取典型带动与全面推进相结合。如杏树台村被列为北京市“十、百、千”工程示范村和团泉被列为市级新农村建设试点村。五、提高地区核心竞争力。为落实市委、区委关于加快发展生产业、提高地区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发展战略，根据资源状况，九渡河镇确定重点发展科技研发服务业、都市农业、文化创意，休闲旅游四大产业。
记者：根据实践中的经验，哪些方面的协调可以对新农村建设起到又好又快的作用?你们是怎样去探索、实践，开拓的呢?
夏占利：如何把人文环境建设好，生态环境保护好，实实在在地促进老百姓增收在新农村建设中是致关重要的。做好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我们也在加大力度促进就业的方法和改善环境设施。
在实践中，狠抓人文环境建设。一是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有序开展，为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二是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紧抓不放，为发展奠定执政基础。三是保持社会和谐稳定。镇财政安排30万元资金抓稳定，提出了社会稳定“双零指标”，通过考核，激发干部积极性。实施了“三和一通”制度，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四是“五五”普法春桃行动启动，为发展提供良好法制基础。五是农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实现历史性突破。六是防火防汛等工作取得成效。被评为市级护林防火先进集体。七是基础教育稳步发展，争取到财政资金500万元完成了中小学教学楼改造工程。镇财政为中小学筹措教师交通费、中考费、取暖费和教师节表彰慰问资金46.5万元。八是人口计生和卫生事业取得成效，符合政策生育率为98％，发放计生贴息贷款64万元。
在创新型镇乡建设过程中，广大农民是建设主体，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民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累计2000名农民获得绿色证书。在全市率先成立科技发展办公室，连续8年获“怀柔区科技先进镇”。建立区级定向就业培训体系。重点对有劳动能力人员进行编织、刺绣、果树工、民俗特色宴、专业岗位等就业技能培训，两年中组织培训10期，培训1200人次。建立政府对农民科技培训体系。实施了以实用技术，计算机网络、就业等为主要内容的“万人科技培训工程”。基本实现了“8338”培训目标，即培训农民达到80％，30％经过培训
掌握1―2项实用技术，成为农村中的技术骨干。30％的技术骨干实现就业，年增收入8000元。我们在教育形式上积极探索和大胆实践，举办了不同层次的科技培训班，不断改进教育方式，来培养提高农民的素质和能力。
明确村级发展的主导产业、主攻方向，最终达到村村有主业、户户能就业，有劳动能力的人人有事业，真正实现产业发展、生活宽裕。
蓄势奥运经济求得更大发展
记者：2008北京奥运即将到来，九渡河镇如何结合自身优势，来发展奥运经济?
夏占利：我们主要以发展五色经济，物化五色文化，来铺设奥运商机。
发展金色经济，建设板栗大镇。将实施有机板栗认证，提高板栗质量，促进食品安全，满足奥运农产品需求，注册九渡河板栗品牌，提高市场竞争力；围绕板栗主导产业，做好技术推广与服务，建立健全农产品生产加工体系，使板栗、核桃生产、加工与销售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发展银色经济，建设生态大镇。按照怀九河生态治理总体规划全面推进四渡河至九渡河段的生态治河工程。一是做好水里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二是利用怀九河水发展养殖业；三是促进沿岸资源升值、产业发展，农民增收。
发展长城经济，建设旅游大镇。按照“三区两轴一枝花”的大旅游格局，确保年初目标年内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000万元，接待游客70万人次。加快黄花城长城景区开发和长城修复年度任务，形成长城经济板块。
发展红色经济，建设红色名镇。在完善怀柔第一党支部纪念馆建设的基础上，年内将完成国防教育基地建设，使科技、旅游、教育、文化有机结合，促进红色旅游板块形成，力争年旅游综合收入实现200万元，接待游客3万人次。
发展绿色经济，建设绿色新镇。启动天威瑞恒研究所项目，全力配合“神农氏”完成农产品深加工项目，完成石湖峪生态度假村、九渡河文化产业园、四渡河生态园区建设和黄坎生态园区规划。推进与首科集团对接活动，年内至少完成4个实质性项目。通过举办第二届杳花节和第四届栗花节傲足生态文章，加大推介力度。
为将民俗民间文化融入到旅游业发展之中，我们为30多名乡土文化艺术能人建设了九渡河镇旅游文化艺术走廊，提供展位55个。推出《五彩九渡河》旅游宣传片，提升九渡河知名度、美誉度；印发《五彩九渡河》人文故事传说一书，提升九渡河乡村旅游文化内涵。同时，与知名艺术家、新闻媒体、首都高校、市区部门、联乡帮村单位等建立起密切的共建关系。创办了《粟香报》和《九渡河信息》，推进信息化，加强我镇政府门户网站建设，让更多的人了解九渡河。
说明朝是个三无朝代，是脱口秀节目主持人高晓松的一家之言，其认为明朝“无明君，无名士，无名将”。
1、明朝有明君。明朝其实也是明君辈出的一个朝代，明太祖朱元璋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平定天下，成功恢复了中华，带领华夏复兴。其一生勤于政事，建树颇多，特别是创设了大量的制度典章，不但打下了明朝近三百年基业，还影响到清朝。
2、明朝有名士。明朝名士辈出，该时期内，郑和出使西洋，开辟了丝绸之路。李时珍著《本草纲目》，集我国16世纪之前药学成就之大成，被誉为中国之百科全书。宋应星著《天工开物》，成就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
3、明朝有名将。明初军事名将徐达一生骁勇有谋，战功及筑边皆功劳显赫，被朱元璋誉为“万里长城”，郑观应将徐达与”古之所谓将才者“韩信、冯异、王猛、贺若弼、李靖、郭子仪等相提并论，明朝开国名将常遇春功勋卓著，被赞为“虽古名将，未有过之”。
（来源：文章屋网 ）
张艺谋的新片又引起了几乎是和十多年前的《英雄》相似的反应。一面是让许多人想不到的商业成功。在许多人认为张艺谋的市场号召力已经衰竭的时候，他出人意料地在中国电影市场放缓的时期证明了自己的票房能力。他全球性的大制作，看来还是能够得到中国市场的认可。另一面是完全不出意料的网络上一地鸡毛式尖刻的抨击和嘲讽。一片喧闹让这部电影受到了最强的批评，无论是网络的嘲讽还是媒体的批判，张艺谋再度被冠以了缺少“人文关怀”或“已死”这类我们早已熟悉的用在他身上总是显得“恰当”的言论。市场的成功和尖刻的抨击总是奇迹般地统一在这个中国重要的电影人物身上。他总还是众人的焦点，依然能够在这个“小鲜肉”流行的时代，站在那里用电影来展现他自己。虽然这部电影里也有小鲜肉或刘德华、彭于晏，也有国际化的马特・达蒙或总是并不太红的女主角景甜，但我们知道张艺谋电影的关键主角依然是张艺谋本人。所有的毁誉依然集中在他的身上。这一次，张艺谋无疑又给了我们一个“现象级”的电影。他让长城上打怪兽的戏言变成了一部有争议但也有自己独特性的电影。
张艺谋在奥运之后，一直在拍着一些小规模的故事片。而那些电影几乎无例外地受到市场和评论的双重压力。无论是《三枪拍案惊奇》、《金陵十三钗》或《归来》都是视野和规模相对有所局限的电影。张艺谋似乎被自己捆住了手脚，在一个小天地中去讲述一些小型的故事。这些故事无论是惨痛的悲剧还是幽暗的黑色喜剧都似乎和这个急剧增长的市场有了某种难言的“脱节”。他想得到大家的更多认可，无论是“文艺”还是“商业”，但似乎在两者那里都没有得到适切的反应。而且这些年他也经历了一系列的个人生活方面的抨击和商业合作方面的麻烦。这一切都让他面临许多困扰。大家似乎对他没有了期待。
但这一次，张艺谋似乎重新回到了他气势恢宏的“大片”感觉之中。他那些巨大的象征符号，那些宏大的场面和奇想都似乎回来了。他似乎不再想得到大家的首肯了，他好像要豁出去了，一望而知要受到诟病的事情，如要用“小鲜肉”演员这样肯定让“文艺青年”厌恶的事情都能大胆地做了。他现在就是要用我们最近已经不太熟悉，但当年他用《英雄》开创电影市场的“大片”给我们一个看起来是历史，但完全“超历史”的想象故事。正像这部电影开始时特意向我们说明的这是关于长城的“传说”。这样的传说脱离了具体的历史限制，完全是一种超历史的玄想，这里的时代极度模糊，通过汴梁点明的宋朝当然和具体的宋朝可能发生的故事没有任何具体联系。张艺谋还是用一种“超历史”来直接地隐喻当下。故事没有历史的依据，却成了一个全球商业的电影范本，隐喻地对这个世界发言。
当然，《长城》“豁出去”的最大一点，是其强烈的好莱坞怪兽电影的“重工业”气息和张艺谋贯熟的中国式东方符号之间的直接“拼贴”。好莱坞式的电影独有的“重工业”的怪异巨兽想象和张艺谋惯用东方符号和中国式的整齐划一的人阵强力对接。这里视听效果的营造，故事的打造和明星的创造无一不深刻地显示着这部电影的“全球商业”的超级背景。这是有最大的观众群，已经在全球电影市场上凸显了自己巨大影响力的中国电影和有着最强大技术与创作积累的好莱坞的一次直接对接。这里的“全球商业”彰显了它各种高技术的充分应用，跨国团队的运作和全球的电影合作，特别是中文和英文的混合，中文对话和英文对话无障碍地直接在电影中被展现。人们都会了解英文的历史背景，也会知道这两种语言在电影中的混合和交叉使用是有多么的不可思议，没有文化上和历史上的合理性，但就是这样“豁出去”了的拼贴和对接，让这部电影有了一种特异的、极端的、直接的、强硬的“跨”文化特性。这种“跨”就有某种强烈的特质，是一种强行的兼容。最有趣的是居然电影中还讨论了英文的使用，景甜说她的英文是和那个被囚禁了许多年的雇佣兵所教。这些都来源于当下电影的“全球商业”的特性，而这个全球商业确实是由英文和中文来主导的。这种“全球商业”的特性让这部电影有了自己的一种“跨国性”。而这种“全球商业”的特质又是在它受到冲击的当下被张艺谋凸显出来。这种全球性的特质又是必须靠着这部电影中所要抵御的“恐怖”来凸显的。
这里的怪兽虽然有了来自中国传统的名字――饕餮，但其形象和状态却是和中国文化中的妖魔鬼怪相互异质的，这些漫天遍野，无穷无尽的狂野的动物，实在难以看出在中国文化中的脉络。它们看起来有点像好莱坞的怪兽电影里的怪兽，但这些怪兽却也完全没有好莱坞电影里怪兽的复杂和诡异。它们没有任何自我，不能凸显任何个体性，只是无穷无尽的野蛮，向着可怕的毁灭一切的目标奔驰。它们身上只有“恐怖”。它们狼奔豕突，能够吞噬一切。故事里它们也构筑了历史，就是它们的“恐怖”正在越来越强大。而文明人难以防守他们疯狂的、无差别的攻击。这其实有某种当今世界难以控制的无差别暴力制造者的影子，类似吞噬一切的ISIS等等。张艺谋的故事又回到了惊心动魄的“恐怖”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恐怖和当年《英雄》的来源正好形成了一个反差。在《英雄》中，秦王“箭阵”的整齐划一，无可抵御的暴力，让世人被其震惊。这个秦王的暴力却是来自某种以“天下”之名出现的绝对理性。它是可控的、有其内在的肌理和逻辑的。在《英雄》上映的2002年底，我写的文章《英雄：新世纪的隐喻》中，我把这种暴力阐释为一种“帝国”的暴力。而《长城》的暴力，则是一种疯狂的、绝对的非理性的毁灭之力。其间除了毁灭其他一切之外，别无逻辑可循，而张涵予所演的老殿帅的死亡和刘德华所演的军师或鹿晗所演的士兵都死于和饕餮的悲壮战斗。而这些战斗的力量，来源于技术的发明和发现的不断更新以及文明所具有的力量。这些文明的产物也是让人触目惊心的战争机器，也有《英雄》里箭阵的震撼力，但当年不可一世的战争机器，现在却在饕餮面前显得不堪一簟T谡饫镂拿魉依赖的是技术、人的理性和探究的能力以及牺牲的精神。这里最核心的，也是感动了马特・达蒙的是景甜所演的新殿帅所说的“信任”的力量，而“磁铁”所代表的控制怪兽的理性力量。饕餮们除了无差别的杀戮和毁灭之外别无所图。
这里有趣的隐喻是西方男性和东方女性之间的有趣对比，张艺谋似乎在重复西方式的想象，但这个男性却是虽有能力，却缺少掌控力和关键信念的，是女性所具有的“信任”的表达和力量感召他参与了这场文明和野蛮的对决。女性反而掌控了故事的进程。景甜扮演的女统帅，当然超出了中国传统的限度，但却在当下隐喻式的状态下凸显了自己的某种特异力量。西方人本来获取黑火药的绝密技术，却成为关键的战士参与了文明与野蛮之战。“饕餮”，当然是这个世界上不可控的恐怖，是绝对的恐怖之恶。它们具有的不仅仅是攻击力，而且是无所不至的渗透力。它们从刺杀老殿帅到直接越过长城侵犯汴梁。而这个“长城”既是中国的符号，也是文明抵御野蛮的前沿。怪兽的存在需要中西文明共同的努力来制服和消灭，这才会守住世界秩序。这里有个让马特・达蒙服膺的观念叫“信任”，双方虽然有诸多不同和矛盾，如想得到黑火药的洋人和中国之间有多方面的问题，他们之间也有许多猜忌和不同的利益纠结。但在毁灭性的绝对暴力的怪兽面前，却需要一种共同的合作。唯有信任能超过文明人的唯利是图和不择手段，才有能力对付野蛮的饕餮，获得生存下去的机会。这个故事里的马特・达蒙之外的两个西方人的故事就是如此，那个被监禁25年的不顾一切要自己逃走的人最终却受到的意外惩罚。而马特・达蒙的那位朋友也最终经历了挫败。
这里的主题是唯有文明人的信任和合作才能让吞噬一切的饕餮止步。中国人之间的信任，马特・达蒙所演的勇士和中国人之间的信任都是对抗恐怖的唯一的力量。在“我们”和“你们”成为“咱们”之后，对抗他们的战役才有了绝地反击的可能，虽然有文明一面的颟顸和荒唐，但却最终是和绝对的“恐怖之恶”的决战中获得了自己的更高价值。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有绝对的“恐怖之恶”无所不在的渗透和进入，因此文明的缺陷才能被理解，文明的守护才更为重要。这个主题其实相对简单，也显得黑白分明，但在当下的情境下，似乎获得了某种不同的意义。这在某些方面让人想到了阿勒颇、苏尔特或摩苏尔，让人想到了和ISIS这样的力量之间的战争。其实有些网民也从这个角度观察这部电影，他们的说法过于直接，但也从一个方面揭示了这部电影隐喻的某种力量所在。
这样的故事其实让人想到今天的世界格局中对抗极端恐怖的状态。张艺谋用自己一贯的直接性，把隐喻做得异常地清晰和明确。“恐怖隐喻”对世界的提示正是和他的“全球性”的商业相适应的。正是全球商业的运作，让他关于人类命运的隐喻变成了一部让人看着热闹的“怪兽”电影；也是怪兽电影的全球商业特性，让他的这个关于“恐怖之恶”的表达获得了一种能见度。
张艺\的《英雄》曾经在那个特定的世纪初，提供了一种商业的成功和他所直感的世界图景。而在2016这个世界变化，黑天鹅事件频出的时刻，张艺谋又摆脱了这些年持续的小型故事电影的局限，直接地用一个全球商业运作电影方式，讲出了他对当下的一种观照。这个电影当然是全球商业的，但它仍然不是好莱坞的商业电影，而是张艺谋的。它独特的拼贴和独特的故事仍然有其自己的意味。他还是那样猛烈而直接的甚至有些粗俗，但又让你被他的力道之大所惊骇。他还是不被舆论和人们所限制，还是要“豁出去”，一如当年的《红高粱》或《英雄》，就是要让你惊骇莫名。
我们可以再问，这个当下的张艺谋究竟让你如何感觉？他的那种商业力量或隐喻力量让你反感、震惊还是震撼？但无论如何，他还站在中国电影的此时此地，让你困扰，构成挑战，也受到市场的欢迎和舆论的继续抨击。
《读者》为什么会有如此突飞猛进的业绩？30年来发展的理念是什么？在未来的发展上又会有怎样的发展战略？带着这些问题，记者专访了读者出版集团副董事长、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彭长城先生。
理念：从博采中外到人文关怀
《传媒》：《读者》这些年一路高歌猛进，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你们的办刊理念和发展思路是什么？
彭长城： 在广大读者的眼里，《读者》的风格似乎是不变的，但社会在不断进步，从一本杂志的发展来讲，其风格不可能一成不变。
《读者》创刊以来，编辑理念是在不断调整中，从“博采中外，荟萃精英，启迪思想，开阔眼界”的办刊思路，到“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读者”，后来明确提出“人文关怀”和“打造中国人的心灵读本”的办刊方针，不论是内容，还是发行都实现了质的飞跃。但《读者》自创刊以来的以时代需求为着力点，坚持始终如一的人文关怀没有变，因为只有人性的东西才能够征服人心。
打造“中国人的心灵读本”的发展理念是顺应时代的需要。《读者》力求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提倡轻松阅读、快乐阅读，努力使面对巨大竞争压力的人们感觉到精神的解脱和慰藉，鼓舞读者，激励读者。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对真善美的追求，始终以高雅文化、人文关怀为主调，抵制低俗。我们希望通过《读者》内容的创新树立独特的气质，通过经营上的创新打造长久的发展模式，通过技术上的创新顺应时代的潮流。
对于《读者》杂志的成长和发展，可以换句话说，是我们一直在关注“人”本身的成长和发展。《读者》30年来，就是在践行这一理念。以人性、人道、善良、美好为标尺，旗帜鲜明地倡导人文关怀，从“人”本身到社会的进步，这是辩证的关系。《读者》的人文关怀就是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这不仅体现为一种文化的关怀，体现为情感的关怀，体现为成长及实现人生价值的关怀，也体现为对社会发展的关怀和责任。
《传媒》：《读者》坚持的“人文关怀”的动力来自哪里呢？
彭长城：《读者》能被各个年龄段的人所喜爱，这让我们备感欣慰。努力走在时展的前列，我们不断进行好中选优，百里挑一，把最精美的精神食粮奉献给读者。每期《读者》有数千万人阅读，这何尝不是一种最大的安慰和动力。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不仅是国家文化振兴的需要，更对我们出版人提出要求，就是要更能符合老百姓对精神文化的追求，在新的时代需要和要求下，努力进行探索；以不懈探求的精神全身心投入编辑实践，像关爱自己的生命一样关爱杂志，用一种职业的坚守，用一种大的视野和大的时代观去做好自己的工作。
《传媒》：目前出版单位都很重视保护作品的版权。在编辑过程中，你们是如何选择稿件的，又是如何尊重作者，保护作品版权的？
彭长城：《读者》作为一本文化类综合性杂志，注重文化知识的传播和积累。编辑们编发文章时，不仅注意其思想性，更注重可读性、感染力和渗透力。努力去体会和挖掘文章的韵味，使之能阐述人类文明的真谛，倾注社会关怀，与读者产生共鸣，可读、爱读、耐读，在互动交流中陶冶情操，达到心灵沟通的效果。以人为本、尊重读者、依靠读者、回报读者是编辑原则的体现。
在尊重读者的同时，我们更尊重作者。《读者》在中国期刊界率先大批量实行一稿三酬，使作者权益得到维护。早在2003年8月，《读者》就与百名作者、作家签订了作品使用合同，在执行著作权法、依法办刊上保护版权，安全出刊。当前，数字出版、网络出版迅猛发展，这也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在尽最大努力让作者受益。
责任：回报读者，回报社会
《传媒》：《读者》在发展过程中是如何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者关系的？
彭长城：一本刊物，对社会发展抱着积极的态度和一种责任意识，才能给这个社会做出贡献并留下印记，才能在更深的层面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实现沟通和碰撞。《读者》走过了30年的风风雨雨，如今能引领期刊的发展，这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心，离不开千千万万读者的爱护。顺应时展潮流，《读者》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树立文化产业化思想，努力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互利互济、互相促进，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和谐统一。
《读者》注重弘扬人的主体精神，倡导对社会、公众的终极爱心，关注社会，关注环境，关注公益事业，关注自然灾害后的重建，关注教育，关注老弱病残，关注每个人的发展。就在近两年，读者集团及股份公司向汶川地震灾区捐款120万元，向青海玉树地震灾区捐款500万元，向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区捐款200万元，捐教材图书70种，15万册，码洋100万元。2010年8月，读者杂志社携手甘肃、贵州、云南三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分享《读者》，传递爱心――爱心订阅赠送《读者》”公益活动。读者杂志社向三省贫困地区的90所学校捐赠2010年《读者》全年杂志和一批合订本。《读者》一直在尝试用一本杂志的微薄之力为社会奉献自己的力量。
《读者》的社会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公益事业。多年来，《读者》杂志积极调整办刊思路，适时整合刊物内容，在市场营销和品牌经营方面加大力度，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大的活动。《读者》品牌和影响力的提升，使《读者》成为读者心目中信得过的期刊。
股份化：壮大实力，阔步前行
《传媒》：从单本杂志到多种出版物，一路走来，特别是以“读者”命名的读者出版集团成立之后，发展思路有了什么样的调整？
彭长城：顺应国家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在探寻做大做强的道路上积极探索。
第一步，在2006年元月，由事业体制的甘肃人民出版社改制为企业体制的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近两年，逐步完成了股改方案论证、资产梳理、财务业务规范、资产权属确认、战略投资者的选定、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和职工权益保障等诸多工作。
第二步，2009年12月，经新闻出版总署、甘肃省委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省政府批准，读者出版集团与中国化工、时代传媒、甘肃国投、酒钢集团共同发起设立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标志着集团的体制机制改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市场化程度实现了质的突破。读者出版集团董事长吉西平先生带领集团班子，在谋划集团发展战略、调整出版结构、完善产业布局等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集团上下把内容创新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以《读者》品牌为依托，探索资本运营和对外合作新途径，不断壮大实力，争取早日上市，为集团的未来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发展新媒体：实现华丽转身
《传媒》：从期刊内容的数字化，到阅读终端，再到门户网站的全新上线，《读者》在数字化方面是如何设计的？
彭长城：创新是企业，尤其是文化企业得以长久生存的灵魂。早在2003年，《读者》就推出短信交流平台，了解读者旨趣，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与互动。《读者》杂志社的网站在建立初期，就成为国内出版行业中点击量最高的网站之一。2008年，集团在手机报等跨媒体的出版方面就开始运作，与联通、移动运营商合作，进行跨媒体经营合作。2010年，读者数码公司又全新推出读者电纸书，并取得总署颁发的出版、复制、发行牌照。同时，集团持续建设数字化资料库，对旗下所有杂志、图书和音像制品等品牌资源进行有序整理，以实现多种产品开发利用。
2010年12月，读者出版集团门户网站正式上线运行。网站还建有包括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核心产品《读者》杂志在内的10余种期刊和近千种图书的数据库。该数据库具备了在线阅读、下载、版权贸易等商务功能，将成为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商务平台，为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数字业务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围绕出版主业，大力发展数字出版所包含的新型出版业态，是时代的需要，也是科技与人文结合探索的结果。集团目前正在努力实现“一个主题多元化发展、一次制作多形式出版、一次生产多媒体、一个产品多层次开发”的新业态布局，研发数字出版最前沿的产品，打造最先进的网络传播方式，构建完整的数字出版产业链，迅速将内容与技术结合，使上游与下游得到同步延伸。
“走出去”：树立民族品牌
《传媒》：《读者》不仅在国内，而且在海外也有相当的影响。《读者》是如何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在“走出去”中有哪些经验？
彭长城：相信大家都了解到了，2010年8月25日，《读者》杂志获准入台发行，这是大陆第一本杂志获准进入台湾地区，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鼓舞。从对文化的传承上来说，让更多的人阅读《读者》、关注《读者》、了解《读者》的文化，也就将《读者》应有的能力发挥出来了。《读者》杂志将集合和调动知名作家，发掘出更多更好的题材，开启两岸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读者》创刊以来，通过外交部、教育部驻外机构团购，通过国家三大对外发行机构在海外宣传推广，特别是留学生、出国人员的购买及学汉语外国人的需要，《读者》在海外已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目前《读者》已销售到9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坚持以中华文化为主线的前提下，努力把中华文化置入世界文化的大构架中。《读者》正在策划出版英文版《读者》，使之不仅能打入海外华人市场，还要争取更多的国外读者，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传媒》：读者出版集团和《读者》在未来的发展上有什么新的规划？
一、上世纪80年代几种称谓的来源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纪录片史上一系列重要的作品中，《话说长江》在片头打出“电视连续节目”的标识，仅仅强调这是一部多集节目；《的诱惑》被称为电视艺术片、电视风光片；《雕塑家刘焕章》则被称为人物电视报告文学。1986年7月5日至1987年3月28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话说运河》，从当年的评论集《开拓》中可以看到对这部片子的七、八种不同命名，它在多位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口中分别被称为电视片、电视系列片、电视连续节目、电视系列纪录片、艺术纪录性的系列电视片、专题性质刘忠波的电视节目等，其中冯牧对《话说运河》的界定非常有意味，称它是一部“艺术纪录性的系列电视片”①，该称谓几乎包含了其它命名的全部特征，成为艺术片、纪录片、系列片、电视片的总和。虽然从《话说运河》自身的角度欢迎多个命名，新称谓能体现出新形态的意义，甚至表示一种新的价值追求，但同一本评论集中对纪录片的称谓不能统一的情况，正反映出对纪录片属性的界定并没有相对一致的认识。回顾80年代纪录片的各种称谓都具有很强的阶段性，大都可以起到满足区隔社会阶段和政治时期的需要，首先从社会语境的角度分析几种新称谓的来源和意义。“艺术片”这个词比较早地被频繁地用在电视纪录片身上，“艺术片”的命名包容性较强，但有效性很弱，凡是具有艺术审美性的电视节目都可以叫做艺术片，这种叫法的出现和纪录片去政治化诉求密切相关，体现的是追求纪录片审美本体的意图。这种叫法是对纪录片在某一时期基本被政治意识形态完全覆盖的一种反拨，前因可以追溯~]1953年中国纪录片发展的重要事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厂的成立。国内纪录片并没有由新影厂成立获得独立的形态，从“新闻纪录电影”的称谓就可以看出这是一种新闻片和纪录片的混合类型，主要采用政论报道的形式，内容以政治时事为主，更多地作为一种新闻样式而存在。
建国初期，国内受前苏联的新闻观念影响较大，列宁提出的“形象化的政论”一度被用为新闻纪录片的指导思想。在新影厂第一次创作会议上，就指出“学习了苏联建国初期，列宁关于新闻片的论述、明确了新闻纪录电影是‘形象化的政论’。会议还着重研究了新闻纪录电影真实性的问题。认为真实性是新闻纪录电影的生命，不真实将使新闻纪录片在政治上丧失威信。必须对一切虚假现象作严重的斗争。”@1954年，新影厂的总体改造制片新方针则又提出要把新闻纪录电影提高到党报的水平。新闻纪录片从理论到创作实践都受苏联电影的影响，以下一段记述就可以说明：“1949年10月1日建国的前夕，苏联派有两个摄制组，以著名导演格拉西莫夫和瓦尔拉莫夫为首，来中国摄制两部文献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国配备了摄影师徐肖冰、吴本立、苏河清、郝玉生等十个人参加工作并向他们学习。格拉西莫夫和瓦尔拉莫夫及摄影师都到新影讲授他们的工作经验及有关创作问题。其后苏联著名摄影师卡尔曼多次来作讲演，编导克里斯基、谢特金娜都到中国来和我们合作拍摄影片，这个阶段能观摩到的影片也只有苏联的影片”③到了“”期间，新闻纪录片更加注重影片的政治服务功能，拍摄题材狭窄，群众运动的发动是重要的拍摄内容，纪录片成为表现政治乌托邦激情的工具，还出现了样板戏纪录片电影，“纪录片”这个词汇的政治色彩变得日益浓厚，成为迎合政治潮流的代名词。
8O年代初社会语境的变化，使“纪录片”的叫法受到冷落与贬斥并不难理解，“艺术片”这个称谓的出现正代表了新时期对纪录片艺术审美性的恢复及坚持。不光是艺术片，还有电视片、专题片、电视艺术片等，都开始有意地回避“纪录片”这个称谓，实质上回避的正是纪录片完全被政治工具化，也体现了对审美属性重视的倾向。除了“艺术片”的称谓，“电视片”的使用频率、也是很高的。此时，国内电视传播网络逐渐形成，纪录片也开始进入电视荧屏，据统计“1979年全国只有485万架电视机；但这个数字以每年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幅度疾速增加。1982年是2761万架。自1981年开始，电影各项发行放映指标逐年下降，仅1982年就比1981年减少5I万场次，观众少了9．4亿人次。”④纪录片被笼统地称为“电视片”，这和“艺术片”相似，都是一种属性不够明确的叫法。电视片应当是电视节目的总体概称，只要是在电视上播出的节目都可以叫做电视片，纪录片在电视上播出必然是电视片，这种命名有效性同样是很有限的，可以体现出的是随着电视媒体的发展，纪录片由电影放映转向电视播出，拍摄媒介亦由胶片转向磁带，电视开始成为纪录片最重要的播出平台，在影视分家形成的契机下，“电视片”的叫法才出现了。
二、纪录片称谓的恢复过程
“纪录片”是文化政治中的重要词汇之一，它的命名涉及到一种社会话语策略，从“纪录片”叫法的“复活”中就可以得到佐证。通过“话说系列”的成功，纪录片确认了新的社会角色，其功能和价值都与以往不同，不但政治色彩受到了最大限度的削弱，民族、历史和文化精神成为核心价值取向。此时，“纪录片”作为词汇的社会含义发生了变化，命名发生变化亦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转化。通过考察历史可以发现，“纪录片”这个词汇的恢复与1991年《望长城》的播出密切相关，亦平在《说不清的咋拍和拍啥》一文中细述了如何为《望长城》正名以及最终被命名为纪录片的过程，他说：“这部被冠以CCTV特别节目的片子，到底应该算哪一类?系列片?专题片?专题艺术片?新闻专题片?好像都沾点边，又都让我们感到不满意。这时，我们想起了那个早就熟悉的名称——纪录片。我们觉得《望长城》还是叫纪录片最合适。”⑤最终，《望长城》片头打出了“大型电视纪录片”几个字，明确恢复“纪录片”这个称谓。这时，对重新提出“纪录片”的合理性并不是没有质疑，甚至包括创作者自身，“纪录片?这不是太老掉牙了吗?有的文章已经把纪录片归结为陈旧落后、过时的片种，说是要用新闻专题片来取代纪录片。看来这帮人这是没招了，竟然把别人淘汰的东西当宝贝。其实，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没少想一个问题：到底是拍一部什么样的片子?我们一直在想，也一直在拍。我们拍了各个地方，各个朝代，各种样子的长城；我们也拍了摄制组的许多活动；但我们拍的更多的是那些生活在长城内外的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真实地记录下他们和他们的生活。这不正是纪录片?《望长城》播出之后，许多喜欢它的观众在来信中有一种普遍的看法：《望长城》和以往的专题片、系列片不一样，它的真实、自然、朴实使人耳目一新。你看，老掉牙的纪录片竟让观众感到新鲜。”⑥文章进一步明确说：“如果说，纪录片让我们感到久违，那么应该说是近些年来在屏幕上这类真实记录、表现老百姓和他们的生活的片子不多见了。
由此说来，纪录片不但不应该淘汰，而是应该大力提倡和发展。是要为纪录片正名吗?我们没想过这事，只是觉得现在纪录片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⑦从《望长城》之后，纪录片的提法逐渐普遍，但是相当数量的观众(包括学界业界也未获得统一，对“电视上的哪些节目是纪录片?”这一问题仍无法明确回答，常常就以“电视片”或者“特别节目”的称谓笼统带过。亦平表示说：“遗憾的是直到前不久，有些报刊文章说到《望长城》时，还是一会儿是系列片，一会儿是专题片。看来我们是用心良苦，却还有许多人没注意。不管怎样，这不单单是在《望长城》的片头加上‘电视纪录片’几个字，它表明我们终于明白了应该把长城拍成一部什么样的片子。”@90年代初期，大多普通观众对于纪录片的属性都欠缺一定程度的了解，举例来说，《纪录片编辑室》播出《毛毛告状》之后，在观众中引起了较大反响，编导在创作手记中记录道：“没想到播出的收视率到了第一位，从未有过这样，比电视剧和新闻都要高许多。街上认识不认识的，都在讨论毛毛的故事，电梯里认识不认识的都在猜测这故事的结果。那时候，电视纪录片的概念还未像今天这样为大家所接受(在这以前习惯称‘专题片’)，所以，不明白的说，‘那个《毛毛告状》的电视剧真好看，我看的眼泪直掉’，明白一些的说，‘那个《毛毛告状》比电视剧还好看，头一次看到电视里放这样真实的东西’。”⑨同时，纪录片的命名又出现了另一倾向，一部分人出于对真实性的尊重，以纪实语言为标准，把一些主观性较强的影片故意提出到纪录片概念之外，将其命名为“专题片”。有论者主张“电视纪录片是对社会生活的客观记录，不允许创作者主观意识的直接表露，主体意识要尽量隐藏，让事实本身说话。
电视专题片反应社会生活的时候，是有较强主体意识的渗透，它直接表现创作者对生活的看法和主张，允许采用‘表现’的手段，艺术地表现生活。”⑩这种观点认为纪录片与专题片的主要区别在于创作者主体意识的显现程度，按照这个标准以两部同是反映题材的影片作为实例，可以将《的诱惑》界定为专题片，而《藏北人家》则为纪录片。这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对纪录片与专题片的区分，即用主题的处理方式来衡量是不是纪录片，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种划分方式是否有弱化纪录片内涵的危险，纪录片形态的创新和多样化是一种正常的发展规律，创作者和观众的审美意识也不断地发生演变。是否采用长镜头、跟踪拍摄和同期录音等纪实手法也曾经是区别纪录片和专题片的重要标志。编导童宁说：“我一直认为，纪录片是可以不用拉开架式拍摄的，什么直升飞机、军舰全上，那种气吞山河的东西准确的应该是专题片，纪录片是一种个人化的精神产品，应该反映出个人的智慧。”⑧对此，陈汉元的提问更具代表性，他说：“在中国的习惯上先有观点再拍片子，这种片子现在都被称为专题片。所谓专题片就是作者毫不隐瞒自己的想法，从题目开始就非常明白无误的告诉观众他要说什么，就是要说服观众接受他的观点，并且乐意接受他的观点。这类片子的特点在它的时空和材料都是按照创作者的观念来安排的。又一次说到列宁说的，这类片子是形象化的政论片。政论没有什么，在中国也曾经创作出了一部又一部在全国引起轰动的政论片。所谓有争议的，就是有一些人说，政论片只能算专题片，在国际上没有专题片这一说，到底归到哪一类为好呢，总不能说它不是纪录片。”~1993年学界和业界关于“中国电视专题节目界定”的讨论，其中包含了《电视纪录片的界定和创作》、《电视纪录片与电视专题片的界说》、《电视纪录片特征辨析》等一系列代表性论文，进行了一次对纪录片命名的规模较大的集中研讨，也建立了几套概念标准和分类形式，但各种概念标准并没有得到完全一致的认同，统一命名的效力也并未发挥。纪录片称谓的不确定，并非单纯地建立评价标准与分类体系就能够解决。电视娱乐节目兴起，真人秀节目大量出现，“非虚构娱乐节目”潮流愈加猛烈，部分节目出现了一种反文化的态势。纪录片在流行文化生产市场也许并无优势，但人文思想价值一直被重视，逐步成为了文化含量较高节目的代名词。以纪录片命名电视节目或者栏目，变成了对电视节目文化含量的一种捍卫和对纪录片社会正面影响力的尊重。
三、中外概念的对接与影响
中国纪录片称谓的成因不仅与作品的风格类型、拍摄方式和功能应用等密切相关，西方纪录片的影响也是称谓形成的一部分重要来源。从80年代初期起，中外纪录片的交流愈加频繁，中日合拍《丝绸之路》时，很多创作者就有意识地学习、选择和吸收国外纪录片创作观念，并试图与国内纪录片创作接轨。《丝绸之路》由11位日方编导、8位摄影师，l1位中央电视台的编导及多位摄影师合作完成。1980年4月，中央电视台和日本佐田雅仁企画合拍《话说长江》，其后的《黄河》、《望长城》等也都具有合拍的性质。90年代开始，西方纪录片通过各种交流形式进入国内，其中包括影展、评奖、影像传递等，人们的专业认识视野进一步扩大。例如，弗雷德里克•怀斯曼和d,JIl绅介等成为获得中国学界和业界高度评价的有代表性的国外纪录片导演，他们的创作理念和方法也直接影响了一部分中国创作者。但在中外纪录片概念的问题上，双方一直很难得到统一，对纪录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互有异同，常常出现一般西方原生性概念在跨文化过程中造成困境的情况。纪录片形态多样，整体性称谓有着显而易见的缺陷，“‘纪录片’这一个名词，就像‘非虚构片’一样，其实是被用来泛指一群性质相近却又不完全相同的影片，而非单指某种独沽一味的影片。”⑩以英语称谓为例，英语中很多专属名称包括的范围并不宽泛，类别特征很明显，人类学纪录片被称为ethnofiction；电视播出的真实形态的类型节目被称为realityteleviSion(真实电视)；混合了动画和纪录片的则被称为animateddocumentary(动画纪录片)；拍摄音乐家活动或者演唱／演奏会的被称为concertdoucumentary(音乐会纪录片)，马丁•斯科塞斯拍摄的《最后的华尔兹》，梅索斯兄弟拍摄的《最后的庇护》都可以归入此类，音乐纪录片中还细分有rockmentary(摇滚纪录片)；导演拍摄旅行的过程，常见的内容有记录城市风情、民俗活动等，被称为traveldocumentary(旅行纪录片)，维姆•文德斯的《乐满夏湾拿》就是这种类型的纪录片。英语世界运作的纪录片概念丰富多样，又有相对独立性。
Documentary称谓本身便词义丰富具有多义性，存在大量的相似性家族概念，其类别体系中有nonfiCtionfiim(非虚构影片)、Semi—documentary(半纪录片)、docudrama(纪录剧／戏剧纪录片)、doCuS0ap(纪录肥皂剧)、mockd0cumentary／fakedocumentary／pseudodocumentary(伪纪录片)等等相关概念。具体来说，非虚构影片的称谓不仅涵盖了纪录片，还包含了纪录片之外的其他非虚构类型；纪录剧是指根据真实事件重新搬演的影视节目，弗拉哈迪的《摩阿那》、《路易斯安娜州的故事》、《亚兰岛人》都被一部分西方研究者归入纪录剧的范畴，甚至一些纪实风格的传记电影也划入了这个概念，当前成为一种常见而独立的电视节目类型；伪纪录片是指借用纪录片纪实手法进行虚构叙事的影片，这种手法形式也成为常规的节目形态。这种类型的影视片模仿纪录片的外貌尽可能接近人们所共识的纪录片的样子，修辞性过浓，迈克•摩尔的《罗杰和我》等影片就被批评家指为mondofilm(一种伪纪录片类型)。遗憾的是，这些概念在国内纪录片概念体系中没有能够准确对应的称谓，各种不同形态特征的纪录片，或者笼统地称为纪录片，或者被排斥在纪录片之外，只是简单地区分为纪录片和非纪录片。另一方面，很多国外的纪录片概念在中国都经历了一个被选择、反应和吸收的传播过程，同时并不放弃中国纪录片概念固有的文化内涵、民族特色和创作规律，将西方纪录片参照为命名标准。国内引进了“真实电影”、“真理电影”、“直接电影”、“新纪录片”等一些译词，为纪录片增添新义。相比中国，西方的称谓虽然多样但相对含混，新译词营构过多的概念容易产生诸多歧义，造成释义的暧昧性。比如，“真理电影”来自于苏联的译词，源于维尔托夫的《真理电影报》；“真实电影”则来自于法语名称Cinemav6rit6，是让•鲁什对自己一系列电影实验的命名；“直接电影”是从美国的directcinema~一词翻译过来的。以多元化背景的非同一标准来辨别大多数的纪录片属于某一类别是颇有难度的。从接受状况来看，目前对这些译词有了相对一致的认识，但也很难完全统一，甚至出现诠释之意偏差很大、理解上大相径庭的情况。以上通过考察中国纪录片称谓的演化轨迹，探寻纪录片概念在中国的成因，分析诸种称谓之间的关联，体现出来的正是不同时代社会语境下“如何处理纪录片概念”这一命题。纪录片形态的演进，使得很多称谓已经拥有了独立的节目形态，甚至从纪录片范畴中剥离了出去，新的称谓又不断地涌现，正是这些众多的称谓部分或者全部涵盖了纪录片的界定，在不断命名的过程中纪录片获得了丰厚的内涵。
Abstract: With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the urbanization, cities in China become more and more crowded, and the elevator apartment has taken the major part of people’s living style, which left the neighborhood with less communication and connection. This essay focus on the current elevator apartment in Chengdu city, using several professional methods to evaluate the built environment, with which we can summarize the household space form of residents’ connection, as well as looking for more perfect design process for our living environment of nowadays.
关键词： 电梯公寓；邻里关系；入户空间
Key words: elevator apartment；neighborhood；household space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04-0319-01
0引言
现代居住区的住宅层数越来越高，建筑密度越来越大，在这样的高密度生活空间中，我们的邻里关系将何去何从？城市规划是与此问题紧密联系的综合性学科，有必要从住区规划的角度去改善这个问题。
成都市中心和城南区域在一定时间段内是电梯公寓的主要开发区，城南的电梯公寓已发展得较为成熟。因此调查中选择了城南的三个电梯公寓组团进行研究。他们分别是位于南二环与三环之间的航空花园、位于南三环外天府长城及凯丽滨江花园。
1入户空间形式的分析
高层公寓的入户空间主要分为两种：一是进入单元门的一层入户空间，主要功能为休憩、接待、交通，该空间宽阔明亮，供整栋楼的居民使用；二是标准层的入户空间，主要功能为交通，只供住在本层的居民使用。针对天府长城、凯丽滨江各标准层入户空间形式，归纳如表1：
2入户空间心理的分析（如表2所示）
3入户空间设计现状及发展趋势
为了解专业设计人士对入户空间的看法，我们针对入户空间设计的现状发展和未来趋势，访谈了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的陈鸿老师。
访：实地项目中关于入户空间的设计，建筑师考虑的多么？
陈：现在的设计对入户空间主要考虑的还是用地效用的最大化，设计师们的主要精力还是在住宅空间。而且你发现没有，现在卖房也都是把一个个住宅空间模型拿出来，很少附带入户空间的模型，所以很难看出一层几户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居民和消费者的关注也很少深入到这个阶段。对于建筑师在设计时，更多的要考虑甲方的要求，很现实的就是容积率要满足，户型要好卖，除非遇到一个比较开明的开发商可能会好一点，但大部分开发商肯定都是以经济利益为第一嘛。
访：怎样的入户空间能够更好的促进人们的交往呢？
陈：设施设备必有，光线要明亮不能很暗，至于布置形式可以随时调整。每层的入户空间也要考虑公共交往性质的空间。就现在来说，每层的交往空间也逐渐在普及，因为大家不仅仅考虑到交往问题，还有自身的安全问题。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彼此都不认识的话，邻居都没人管你。同一层的住户还是希望有一个交往，比如说外来人偷开你的门，要是邻居看到的话都帮到你。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