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8:21:41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写杨贵妃的诗，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白居易 长恨歌 内容及评价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写景、抒情相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
一、诗歌内容简析
从“汉皇重色思倾国”到“尽日君王看不足”，主要描写了李隆基与杨玉环的相识、享乐及玉环的貌美、得宠。
（一）两人相识
作品中两人是这样相识的，“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即杨玉环到了该出嫁的年龄，然后通过选秀，被李隆基看中。实则两人是这样认识的吗？杨贵妃本是蜀州司户杨玄琰的女儿，小名玉环，自幼由叔叔养大。开元二十三年，被封为唐玄宗之子寿王李瑁的妃子，被唐玄宗看上后，先出家为道，号太真，至天宝四年纳宫中，册封为贵妃，受到玄宗的极度宠爱。李商隐的《龙池》诗：“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 最后两句写夜半后，宴罢归来，宫中的铜壶滴漏声绵绵不绝，心中无事的薛王痛饮后早已睡去，而寿王却彻夜难眠，一个“醒”字非常警策，可见其当时的痛苦情状。所以作者所写与史实是不符的，完全是出于政治的避讳。
（二）贵妃貌美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采用夸张、对比的写作手法，集中描写了贵妃之貌美。无论是白居易的描述，还是其他文人的描述，贵妃的貌美都是比较抽象的。李白的《清平调词三首》，第一首从空间角度写，以牡丹花比杨贵妃的美艳;第二首从时间角度写，表现杨贵妃的受宠幸;第三首总承一、二两首，把牡丹和杨贵妃与君王糅合，融为一体。但整体看，贵妃貌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丰艳”之美，宋代人在《杨太真外传》书中介绍，玉环与玄宗翻书，翻到《赵飞燕外传》，说汉成帝给赵飞燕造了避风台，玄宗说：“尔则任吹多少”;二是贵妃的皮肤特别白皙，作品中“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即是描写语句。五代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记载：“贵妃每有汗出，细腻而多香，或试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红也”。
（三）贵妃受宠
首先是自己受宠，“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其实，贵妃与皇帝也是常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磕磕绊绊的时候。史书记载贵妃与玄宗有两次比较大的感情矛盾。第一次是天宝五载，贵妃因“妒悍不逊”，被玄宗赶回了娘家，后因高力士建议，玄宗接回，贵妃“伏地谢罪”，二人合好，从此“后宫莫得进矣”;第二次是天宝九年，因贵妃“复忤旨”，后来贵妃送给玄宗“一缕青丝”，从此玄宗对贵妃“宠待欲深”。其次是兄弟姐妹沾光。“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杨玉环兄弟姊妹全都因她得以分封，家庭显赫，让人羡慕。杨玉环册封为贵妃后，玄宗又追封其父为太尉、齐国公，其叔为光禄卿，堂兄弟杨官鸿胪卿，杨为侍御史，杨钊赐名国忠，封魏国公，丞相;大姐封韩国夫人，三姐封虢国夫人，八姐封秦国夫人。
（四）奢靡享乐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等句，反复渲染玄宗得贵妃以后，如何行乐，如何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即玄宗的迷色误国。事实上，玄宗与贵妃在华清池沐浴之场景确实是比较奢华的，温泉沐浴是有等级差别的，第一级别是御汤―九龙汤、莲花汤，皇帝专用，第二级别是贵妃汤―海棠汤，杨贵妃专用，第三级别是太子汤，第四级别是公共温泉。虽然，玄宗与贵妃过着歌舞升平的奢华生活，但二人在艺术创作方面却是志同道合之人。据唐人著录的《开天传信记》记载，天宝年间，玄宗上朝听政捂肚子，高力士问其原因，皇帝说昨晚梦见一曲子，没来得及记下，笛子放在肚子处，刚才是一边听政，一边按笛眼，把这首曲子记下来。玄宗还选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子弟”。贵妃则在舞蹈方面造诣极高，她将《霓裳羽衣曲》变为了舞曲，进行领舞。根据唐・李浚《松窗录》的记载，当李白将《清平调词三首》献给皇帝的时候，贵妃则“持玻璃七宝盏，酌西凉州蒲桃酒，笑领歌，意甚厚”;而玄宗则“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
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夜雨闻铃肠断声”，叙述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出逃，马嵬缢妃事件，玄宗与贵妃在马嵬驿生离死别的场面。“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到马嵬驿时，禁军将士不满情绪高涨，将领陈玄礼代表将士请诛杨贵妃，玄宗无法，只好赐杨贵妃死。“黄埃散漫风萧索”，“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通过环境的描写，写出了玄宗在西南行军的路上及在蜀地时痛苦的心情。
自“天旋地转回龙驭”至“魂魄不曾来入梦”，书写李隆基对杨贵妃的思念。
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群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芙蓉如面柳如眉”的睹物思人及“西宫南苑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少”的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另外，从“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语句中，一方面说明玄宗对贵妃的思念至极、度日如年，一方面也侧面反映出玄宗晚年孤独的生活。
自“临邛道士鸿都客”至结尾，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以行动写人，写出了贵妃内心的焦急与迫切;“云鬓半偏新睡觉”，“风吹仙袂飘飘举”，“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描写见情，描写杨贵妃的外在形态，展示其内心情感;最后当道士即将离开的时候，贵妃“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最后感觉还不能表达自己对玄宗的思念，又将“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重重誓词：“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一同寄去，叙事见情，把杨贵妃不念旧情，感恩报德，忠于爱情，矢志不渝的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回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
二、对李隆基、杨贵妃的历史评价
（一）李隆基
纵观历史，由于李隆基晚年的荒、迷色，导致唐朝由盛转衰，但对一个人物的评价要一分为二。首先，李隆基是一个有为的皇帝。他开创了“开元盛世”的繁荣局面，还克己复礼，重用贤相，虚心纳谏，崇尚节俭，“焚珠翠之玩，戒其奢也;禁女乐而出宫嫔，明其教也”。其次，李隆基的时代是一个富裕时代。杜甫《忆昔》：“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最后，李隆基时代还是一个向上的时代。《旧唐书q玄宗本纪》记载，“于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但到了天宝时期，尤其是晚年，除任相失误，拒绝纳谏外，自己也变得骄奢逸起来。元稹《上阳白发人》：“天宝年间花鸟使，撩花狎鸟含春思。满怀墨敕求嫔御，走上高楼半酣醉。”加之唐代节度使制度，军事重心外重内轻，使得唐朝由盛转衰。
（二）杨贵妃
杨贵妃不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她对政事不关心，也不干政，否定“红颜祸水”说。她是一个悲剧人物。她自己没有选择幸福的权利，只不过是皇家王权的礼物和玩弄品，天生丽质不是自己的错，然而却是酿成悲剧的开端。本来与寿王李瑁是郎才女貌的一对，但却被玄宗看上，再到后来的马嵬缢死，都是自己无法改变的，真所谓“红颜薄命”。正如晚唐诗人罗隐《帝幸蜀》诗评价：“马嵬烟柳正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
总之，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写景、抒情相结合，叙事有致，张弛自如;抒情深挚，缠绵细腻;语言优美明丽，自然流畅。
参考文献：
这日，李白打电话到王维处想找他去钓鱼，可不知怎么回事，居然打了五六次都是占线。李白是个急性子，立马叫了部三轮到了王维家，直奔王维书房，“我们去钓鱼吧，现在的鱼可肥啦！”说着就拉王维往外走，不料王维却站着不动：“不，我不去……”李白不禁纳闷，平日里王维是最喜欢钓鱼的了，怎么今日……李白抬手要去摸王维的额头，王维一把挡开：“别摸了，我没生病我是在上网。”“上网？你也上网啦，难怪你和杜甫那老小子一样都不肯出去玩了。难道上网真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吗？”“当然啦！”只见王维一脸兴奋:“上网什么都可以做啊，看新闻，写文章，聊天……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李白天资聪颖，去朝门外书店买了本《怎么做网虫》，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把书上的上网技巧全搞懂了。于是乎，拨号，上网。
李白取了个“绝对黑色”的网名进了王维介绍的那个盛唐聊天室。哇！美眉真多啊，“花季少女”、“寂寞的敏儿”、“我是一朵云”……李白看了乐不可支，找了一个美眉“我是一朵云”聊，瞧这名字多有文化多有气质啊。
“我是一朵云，你好吗？”
“哇，绝对黑色，你的名字好酷哦！”
“不敢当不敢当，还是姑娘你的名字好，多么有文化，多么有气质，姑娘家一定是经儒世家？”
“是啊，李白知道吗？”
“李白？当然知道”。
“他是我哥哥。”
“什么……李白是你哥哥？！”
“惊讶了不是，其实他的好些诗都是我帮他写的，就像最近吧，我刚帮我哥哥写了《将进酒》，说实话，我哥哥他根本不会写诗，就会喝酒……”
“胡说八道！我就是李白！”
“哈哈，你是李白，那我就真是李白妹妹了。”
“你你你……”
“唉，一点情趣都没有，害得我白装了半天淑女，老子不跟你聊了，去死吧！”
李白一气之下，离开了聊天室，去了网事悠悠论坛，想去和网友们切磋切磋文学技巧。打开网页一看，里面居然有许多和自己做的诗同名的文章，作者都叫“仅次于白”，心中暗想此人一定是非常崇拜自己，所以连名字都取成“仅次于白”，仅次于李白我嘛，还模仿自己写同名诗，看在他这么诚心的份上，就看看他的诗写得怎么样，指点一二吧。于是就点了《望庐山瀑布》，打开仔细一看，不禁晕倒：日照屁股生紫烟，梦见美眉在前边。飞涎直下三千尺，疑是嫦娥落九天。
罢了，罢了，李白心想还是去看看新闻吧。于是就到了知名新闻网站―大唐新闻速递。打开一看，可怜的李白今天第二次晕倒。
近日要闻：
1.李白因酗酒成瘾，被玄宗皇帝贬为平民。
2.李白贬职后，整天因酗酒闹事，被菜市街派出所拘留。
3.李白被贬另有原因，据高力士透露，李白曾与杨贵妃有染。
4.今天李白府中被大唐反贪局查抄，据可靠人士透露，李白家中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
相关报道：
1.李白每天无酒不欢，最爱喝老酒鬼酒。
2.据统计，李白与杨贵妃一共单独见面过17次。
【关键词】李商隐；反弹琵琶；独创精神
清代吴乔在《西昆发微序》中说：“唐人能自辟宇宙者，惟李、杜、昌黎、义山。义山始虽取法少陵，而晚能规模屈、宋，优柔敦厚，为此道之琼花琦草。”[1]p4高度赞扬了义山能在“取法”前人的基础上，“自辟宇宙”。又云“于李、杜后，能别开生路，自成一家者，唯李义山一人”。[1]p5甚至把其看做李白杜甫之后能自成一家的惟一。由此可见，李商隐的诗歌一定有其独特不凡之处。所以本文就想要通过分析李商隐诗歌中的“反弹琵琶”的独创精神来体现其诗作中不同凡俗的体悟与见解，从而探究出他“自成一家”的魅力。
一、未必圆时即有情
自古以来有许多“咏月”名家，而义山诗中的月亮意象却是极其独特的。虽然同是面对着亘古不变的同一轮明月，诗人却能不从俗流，获得独杼心机的体悟与见解，在历史浩瀚诗海中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
自古以来，传统观念中总是认为月亮初生之时是缺损的，从而令人生出无限的怅然与惋惜。仰望天际的人们总盼着月儿圆满，认为月圆即意喻着团圆美好，吉祥如意。然而当常人皆盼月圆之时，李商隐却独独唱出了反调，其《月》一诗中吟：“初生欲缺虚惆怅，未必圆时即有情。”[2]P196在诗中，诗人认为即使缺月也不必太过惆怅，因为月亮即使圆了也不一定就是美好的、有情的，更有一层深沉意味，暗指人间的团圆相聚就如这圆月未必美好一样，也未必是人人有情的，于是使人惆怅更深。义山的观点，显然与常说的“花好月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以一种“反弹琵琶”的独创精神挑战了人们观念中月亮的经典含义。
对于传说中的月中仙子嫦娥，诗人也有其独特的看法。一般而言，嫦娥在常人眼中为美貌女子，美丽不可方物，气质高雅出尘。但是在《燕台四首・冬》中，诗人却提出了大胆的质疑：“浪乘画舸忆蟾蜍，月娥未必婵娟子。”[3]P16诗人的一句“未必”便将自己的怀疑尽数道出，认为嫦娥不见得一定貌美，也间接隐喻了世俗的盲目信仰。
当然这些独特的见解并非轻易得之，与诗人坎坷压抑的人生经历有着莫大的联系。在诗人人生早期，他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来又因李党的王茂元爱其才而将女儿嫁给了他，也因此使他遭到了牛党的排斥。这段婚姻为李商隐一生的抑郁不得志埋下了伏笔，他一生都在牛李两党争斗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当幕僚，潦倒终身。仕途上的压抑使得诗人需要一个发泄的出口，现实中的他位卑权低，即使有什么独特的见解，亦不会得到太大的关注。于是诗人便在自己的诗作中大胆怀疑，大胆议论，将自己的满腔才华付诸于诗歌的字里行间。
二、不问苍生问鬼神
李商隐的诗歌中有许多的咏史诗，其中可体现其“反弹琵琶”精神的亮点多在诗人的善于逆用典故中。
《贾生》一诗便是极好的例证，诗中言：“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3]p237此典故原出自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居顷之，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4]p1948对于贾生为梁怀王太傅之事，历来文人皆言贾生得遇，而诗人则另辟蹊径，独具慧眼，通过孝文帝与贾谊夜对宣室这一貌似君臣和谐的小细节，点出了贾生看似得遇实则不遇的本质。夜对宣室，汉文帝征见贾谊不问百姓，不问家国，只谈鬼神，正是贾生可以安邦治国的大才不遇甚至遭到冷遇的侧面体现。李商隐全诗运用了欲扬先抑的手法，先说文帝求贤若渴，从“求访”到“夜半虚前席”，在故作赞扬的反衬之下，在“问”与“不问”的对比之中，辛辣地嘲讽了孝文帝求贤若渴的徒有虚名。这短短两句，已含有了诗人对帝王不关心民生国情，不识贤任能的深刻讽刺与批判。诗人明写汉朝而着眼点更在于托古讽今，笔锋所向，却是唐代的社会现实。唐代帝王也如汉文帝一般，貌似求贤若渴，开明睿智，实质却闭目塞听，昏聩无能。他们不致力于国家大事，却想着求得鬼神的保佑，长生不老，因而频繁求仙访道、采药炼丹，诗人通过诗歌巧妙地讽古谕今，借助史事对现实作了深刻的讽刺与批判。在另一方面，诗人也借汉代贾谊的遭遇，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之情。
在此诗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李商隐的观念中，臣子是否得遇并不在于是否有个人升迁奖赏方面的恩宠，而在于君王能否采纳该大臣在国政大略方面的正确主张，这种观点是非常有见地的，体现出诗人的政治见解自有其超凡脱俗之处，这无疑也是诗人不同于常俗的独创之处。
三、不及卢家有莫愁
在男女情感方面，李商隐也有其独到的见解。在他的眼中，男女情爱更多地关乎于个体价值和幸福，而超脱了传统观念中总把男女情感与世俗政治相联系的成规。
在对待李杨爱情的态度上，李商隐就有着敢于“反弹琵琶”的独创精神。自古以来，亡国之祸的背后总是要牵出一个女人来当替罪羊，承担世俗的骂名，而文人们也都历来津津乐道于“红颜祸水论”。唐人咏马嵬之变的诗很多，在艺术上虽然各有特色，但思想倾向上看，其中的大多数是把罪责归为杨贵妃，从而为唐玄宗辩护，如杜牧有诗云：“红尘一骑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5]p201，就将过错推给了杨贵妃。
而李商隐对于这一段历史，却并没有成为一个封建卫道士来大谈女人祸水论，也没有从政治的高度来进行批判，他更加关注的是其中的人物命运，令人感到一丝人道主义的温暖。李商隐将他的视角转向了一直在幕后的唐玄宗，尖锐地提出，帝王既有“四纪为天子”的尊贵，为何还会有“不及卢家有莫愁”的尴尬？作为一个大唐天子，四十多年的皇上，曾经在长生殿与杨妃密誓要“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坚贞爱情在遭遇“六军不发”突变情势下便不堪一击。唐玄宗将杨贵妃“赐死马嵬坡”，以牺牲贵妃来保全自己，这不能不让人对其“爱情”产生质疑。为什么一个当了四十多年的皇帝，还不如普通百姓能够保护自己的妻子呢？这样冷峻的诘问，无疑是对“皇帝的爱情”的蔑视与否定，直指要害，一针见血，指责玄宗不仅是作为一个皇帝，即使作为一个男人，也是一个虚伪自私、懦弱无能的丈夫。尾联的质问讽刺了唐明皇对杨贵妃爱情的虚无和不可靠，更嘲讽了李隆基身为天子无法保全宠妃的无能以及叹息杨贵妃一生荣宠却惨死马嵬坡的悲惨命运，这些质疑已经超越了世俗政治的批判，了恩宠圣眷的至高性，从而更深层次地指向了人性以及个体价值和幸福的追寻。这样的质疑，放在那个帝王为尊的封建社会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而诗人自身也是言行一致，虽然他与王氏的婚姻为他的仕途带来不幸，使得他终生未能施展抱负，但他与夫人王氏却相当恩爱。这些都很好地体现了诗人将男女情感独立于政治的不凡见地，并且敢于以身证道。
另外，在男女情感方面的宫怨题材上，传统的诗作常常是怨而不怒的，虽感叹帝王薄幸，红颜易老，却无论如何感叹，亦不过是同情，而未曾质疑宫人以青春待圣宠的行为是否值得。而李商隐在《槿花》诗中则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清醒和自我珍重：“风露凄凄秋景繁，可怜荣落在朝昏。未央宫里三千女，但保红颜莫保恩。”[2]p111李商隐认为这些宫人不值得，红颜青春比君恩更为珍贵，以青春待君恩，是对自我幸福的放逐。
综上所述，李商隐诗中“反弹琵琶”的独创精神已得到很好的体现。在那个时代，诗人敢于并善于提出创造性的见解，挑战传统观念，独出机杼，不愧为晚唐别开生面、自成一家的诗歌大家。
【参考文献】
[1]吴乔.西昆发微序[M].济南：齐鲁书社，1997.
[2]黄世中选注.李商隐诗选[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刘学锴，余恕诚选注.李商隐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社，2002.
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武则天《如意娘》
传说杨贵妃得宠时，颇喜欢吃石榴，穿石榴裙，但大臣们有些怨言。唐明皇知道后，就命令大臣们见到贵妃，必须下拜。从此只看见杨贵妃的石榴裙下，拜倒了一干朝臣们。后来俗语常用“拜倒在石榴裙下”来形容男子钟情于某女子或形容丽人的魅力。俗语易解，不过，人们对于“石榴裙”的一些历史和逸事知道的可能就不多了。
石榴裙史
要了解所谓“石榴裙”者，我们自然应该首先想到“石榴”这种结果可吃的乔木。但是“石榴”不产于中土，它的原产地却是在波斯（今伊朗）。
时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想灭胡，听说大月氏与匈奴有仇，遂在元狩四年，命张骞出使西域，欲联合大月氏等国共同对付匈奴。张骞十三载而还，带来西域各国使者和异域的奇异植物，石榴也在这时为汉朝所知。
汉地普遍种植这种果物大概在伐大宛取“汗血宝马”之后。当时“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汉书・西域传》）石榴之种也在其中带回长安。西晋张华《博物志》记载更加明确：“汉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安石国”即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
后来唐代元缜《感石榴二十韵》云：“何年安石国，万里贡榴花。迢递河源道，因依汉使搓。酸辛犯葱岭，憔悴涉龙沙。初到珍木，多来比乱麻。深抛故园里，少种贵人家。唯我荆州见，怜君胡地赊。从教当路长，兼恣入檐斜。绿叶裁烟翠，红英动日华……”叙述的便是这段石榴入汉家的历史。当时是采用插条法，把石榴枝插入缸内的泥土里，一边生长一边运输，在漫长的运输时间里，保存其生命。石榴运到长安后，就在皇帝的上林苑种植。石榴第一次开花结果时，宫廷里都感到非常神奇，当作神花、圣果。石榴花有大红、桃红、橙黄、粉红、白色等颜色，但却以火红色的最多，而这种颜色在汉家文化中是最吉祥如意的象征。如汉家婚嫁喜庆都用这种红色。于是汉家“石榴文化”逐渐形成。
后来石榴便慢慢传入民间。汉地的文人学者和老百姓就赋予了石榴许多美丽的含义，如“丹若”、“沃丹”、“金罂”等，皆是红色的意思。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云：“石榴甜者谓之天浆，能已乳石毒。”由此看来，石榴不仅是可食的妙物，亦能解毒。每年汉历的五月，是石榴花开最艳的季节，五月因此又被雅称为“榴月”。这些都显示了汉人对石榴的钟情。石榴结籽很多，故中国人视石榴为吉祥物，还暗含多子多福的意思。故古人称石榴“千房同膜，千子如一”。民间婚嫁之时，常于新房案头或他处置放切开果皮、露出浆果的石榴，亦有以石榴相赠祝吉者。常见的吉利画有《榴开百子》、《三多》、《华封三祝》、《多子多福》等。
如此吉祥的石榴，自然被移之穿戴服饰，石榴裙于是成为汉家女子服饰绝品。诸夏女子服裙虽较早“古之前制，衣裳相连，至周文王令女人服裙”（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中），但后世女子著裙，并未成风，盖汉代和西晋妇女“多服袍类长衣，罕见著裙者”（《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如此，汉家女儿著石榴裙就更要晚一些。
至南北朝时期，石榴裙才出现。特别是梁代盛行宫廷诗，帝王和文人都喜欢歌咏妇人衣裙，如梁元帝的《乌栖曲》中有“交龙成锦斗凤纹，芙蓉为带石榴裙”之句，“石榴裙”之称呼，缘此而来。石榴和女性裙子确实有一种天生的亲缘。盖古代妇女著裙，多喜欢石榴红色，而当时染红裙的颜料，就是从石榴花中提取而成，因此人们也将红裙称之为“石榴裙”。盖“石榴裙”者既取其石榴花式样，又含石榴的火红色之意。这种颜色正符合“绮艳”的宫体之风。女性穿上石榴裙，舞蹈的时候裙裾又如石榴花在飘荡。
石榴的颜色和想象的空间增添石榴裙给人的美感。南朝诗人已经开始歌颂石榴裙。梁朝的诗人何思澄就在他的《南苑逢美人》诗中写道：
洛浦疑回雪，巫山似旦云。倾城今始见，倾国昔曾闻。媚眼随羞合，丹唇逐笑分。风卷蒲萄带，日照石榴裙。自有狂夫在，空持劳使君！
此诗对“葡萄带”和“石榴裙”的细腻歌咏正表现着“贵族男性对女性美的品赏和对女性生活的兴趣”（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编》）。女性因石榴裙而艳丽，石榴裙遂成美女的代称符号。不过，石榴裙闻名天下还是因为唐朝。在唐朝，石榴裙真正成为青年贵族妇女的时尚性感的服装。
大唐裙舞
唐朝是石榴裙的大盛时代，这主要是文化相合的因缘。因为唐代是魏晋南北朝三百五十多年民族融合后的王朝，增强了少年的血性，又胡汉混血，浪漫多姿，是中国文化的最灿烂的青春时光。李泽厚这样说：
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渗透在盛唐文艺中。即使是享乐、颓废、忧郁、悲伤，也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美的历程》）
整个唐代如万花筒般。五胡乱华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融入汉人中。唐人的血缘里流淌着各种民族的因子，所以民族精神焕然一新。性格上完全没有传统汉人的拘束，而是异常活泼、浪漫而强悍。柳诒徵言：“广进异种者，其社会将日即盛强。”（《中国文化史》）
当时这个东亚乃至地球上的一等强国，浪漫多姿，文化多元灿烂，气魄雄大。故其时妇人迥异于前代。
唐朝妇女身体是丰艳而强健的：高祖起兵太原，三女平阳公主就亲率娘子军响应；武则天以铁鞭，铁锤驯马则更显示出当时妇女的豪迈；她们还没有后来缠足的风俗，她们玩蹴鞠，玩各种室外的活动，有妇女的社团等。所以她们是性感而奔放的。
她们的审美观念也是独特的。由于胡文化的融合，她们以皮肤雪白，高大丰腴为妇女美的标准。如杨贵妃的三个姐姐，“皆丰硕修整”（《杨太真外传》）。钱钟书《管锥编》亦考证云：“唐宋画仕女及唐墓中女俑皆曾颊重颐，丰硕如《诗》、《骚》所云。‘有美一人，硕大且卷。……硕大且俨’。”盖“曾颊重颐”即指脸部的丰满，这也暗合了先秦以来的审美习俗。一般来说，女性喜好丰腴的时尚代表了文化的博大自信和宽容。
因此唐代妇女的服饰非常多样化，如她们穿男式的胡袍，戴混脱帽，不过，最能表现她们的媚态和韵味的还是裙。六朝士族妇女已多穿裙，然多还是色调单一的条纹裙，石榴裙虽已有，然亦非普遍。“自盛唐以降，色彩浓艳的裙装取代了较为单一的条纹裙，在唐代女装中，裙始终是最重要的服装。”（《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唐代妇人的服饰发展趋势“是由较为保守、较少遮蔽，向较为开放，较多暴露的方向发展”。（《中国风俗通史・隋唐五代卷》）
唐时妇女著裙颜色花样繁多，如服绿色的、黄色的、银泥裙、金缕裙、百鸟裙等。但是，服石榴裙最为女子喜爱，也是最流行的。我们从唐代周的名画《簪花仕女图》可以看出这种风气。武则天《如意娘》诗云：“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可证当时石榴裙之流行，已成为女性的符号象征。在透明如蝉翼的薄纱衫的掩映下，系在胸部的透着火红的石榴裙飘逸着性感的浪漫气息。
六朝的石榴裙在唐代被改变为胸裙，若隐若现女性的诱惑胴体。它一般由六幅布帛制成，鼎族之家则多到七八幅。红色按照康定斯基的说法，它的“无限温暖不具有黄色的那种轻狂的感染力，但它却表达了内在的坚定和有力的强度。它独自成熟地放射光芒”。（《艺术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石榴裙是属于唐代的，是富有激情的大唐妇女的符号象征。因为它的美正适合了这样一个青春热烈的时代。
石榴裙流行唐代，除农妇著白裙外，通著红裙。上至皇后嫔妃下至平民乃至倡门歌姬皆服之。据说杨贵妃实“好服黄裙”。天宝末童谣就有唱“义髻抛河里，黄裙逐水流”。（《诗话总龟》引《明皇杂录》）想必，石榴裙她肯定也是常穿的。“拜倒在石榴裙下”的传说不仅赞美了杨贵妃，更象征她以服石榴裙彰显了整个唐代妇女娇姿妩媚的风采。当时宫廷和贵族家宴中，们的舞裙中必有服石榴裙者，缓歌漫舞的霓裳羽衣飘逸着女人之香，耀舞长安。而民间的情景可于唐传奇《霍小玉传》窥得几分：文中叙述小玉死后入殓时，李益只见她“容貌妍丽，宛若生平。著石榴裙，紫裆，红绿披子”。石榴裙为代表的唐代女子服饰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礼教的规范。
唐代石榴裙的款式和花样突破了六朝单一的模式。有纯色的，有绣石榴花纹的，红色中也细致分出了朱红、绛红、浅红等等的区别，显得色彩缤纷。而裙子在唐代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初唐时期裙子窄而瘦长，故有“慢束罗裙半露胸”的诗句。盛唐时期，裙子制作得精美华丽，主要式样有间裙、百鸟裙、花笼裙。间裙，就是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的材料互相间隔排列做成的裙子，每一个间隔叫作“破”，有“六破”“七破”“十二破”之分，颜色有红绿、红黄、黄白等等。唐中期后，裙子又变为宽肥。石榴裙在这个演变中，魅力自然变化无穷。窄小时更显女性的妩媚，宽博时又炫出雍容华贵之风。
风流裙韵
石榴自传入中土，与汉代文化和服饰相连，遂成独特的石榴文化，见于文人诗词歌赋不绝。而脱胎于这一植物的石榴裙，更是文人频频吟咏的对象。
歌咏石榴裙最多最流传的还是唐诗。唐代三大诗人中白居易号称“广大教化主”，其诗通俗流丽，传播大江南北。他对石榴裙情有独钟，诗篇不少。其长诗《琵琶行》中曾描写那位琵琶女的惊人色艺时这样写道：“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血色罗裙”指的就是石榴裙，用血色来形容裙子之红，鲜艳可见一斑。在另一首《山石榴》中，他以“商山秦岭愁杀君，山石榴花红夹路。题诗报我何所云？苦云色似石榴裙”来抒发宦海浮沉的飘絮愁思。
白居易晚年隐洛下，养歌姬，过着诗酒风流的生活。《官宅》云：“红紫共纷纷，只承老使君。移舟木兰棹，行酒石榴裙。水色窗窗见，花香院院闻。恋他官舍住，双鬓白如云。”“木兰”舟任意荡流小湖，香艳的歌姬吟唱，诗人弹琴品酒。“行酒石榴裙”生动刻画了一个隐居而潇洒的士大夫的雅致而颓丧的生活。全诗“石榴裙”和“双鬓白云”对比鲜明，行乐生悲之意潜藏着人生如梦的几许悲凉。《谕妓》诗云：“烛泪夜粘桃叶袖，酒痕春污石榴裙。莫辞辛苦供欢宴，老后思量悔煞君。”也是青春和伤情的愁绪。
短寿的天才诗人李贺《谣俗》写石榴裙也别有风味：
上林蝴蝶小，试伴汉家君。飞向南城去，误落石榴裙。脉脉花满树，燕绕云。出门不识路，羞问陌头人。
寂寞深苑中，身穿石榴裙的宫女扑蝶而戏，生命在“花满树”的时刻变得多彩多幻。
唐代以后石榴裙的流行渐有衰微之势，主要是儒家礼教深入，民间审美观亦发生改变，盛唐式的性感胸裙基本消失。但石榴裙依然为女子所爱，之后的文人为石榴裙所作的诗词歌赋，亦是不少。
宋代苏轼《南乡子》描写石榴裙：“裙带石榴红。却水殷勤解赠侬。应许逐莫怕，相逢。一点灵犀必暗通。何处遇良工。琢刻天真半欲空。愿作龙香双凤拨，轻拢。长在环儿白雪胸。”
元代的刘铉在《乌夜啼》中用石榴直指女子的裾：“垂杨影里残，甚匆匆，只有榴花全不怨东风，暮雨急，晓霞湿，绿玲珑，比似茜裙初染一般同。”
明代时石榴裙的说法固定了下来，蒋一葵的《燕京五月歌》将石榴裙称为红裙：“石榴花发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将女儿染红裙。”明代六如居士唐寅在《梅妃嗅香》一诗中有“梅花香满石榴裙”，可以看出在明朝时期，石榴裙仍然为年轻女子所钟爱。
千年，是对我的家乡再合适不过的称呼了，落日余晖，寻常巷陌，杨柳在微风中摇曳。暗红色的天幕下，鼓楼静静屹立。风若遥远的回音，沿着宿命牵着迷思，挥剑穿越，几经历史轮回，叹千年岁月，人生太零碎。如今的她，有一份繁华落尽后的卓然独立的从容与淡定。
这里是孕育花魂的沃土
“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
武则天命百花破雪绽开，百花不敢违抗圣命，唯独只有牡丹桀骜不驯，只按自己的花期绽放风姿。这使天后勃然大怒，将牡丹逐出长安，贬至洛阳。牡丹就这样植根于洛阳，含情脉脉地盛开了千年。
洛阳是河洛文化的中心地区，牡丹文化是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牡丹文化使洛阳成为一个温柔富贵乡，地处中原，文化繁荣，经济发达，才子云集，吟诗作画，相约看花。牡丹文化的繁华酿就了洛阳人的牡丹情结。
牡丹花，朵大色艳，雍容华贵，风骨劲枝，苍劲美丽，馨香醉心魂，以光韵姿香，委婉动人傲视群芳。北宋时期是牡丹文化的鼎盛时期，北宋时期的诗词尽显牡丹优雅浪漫的文化风情，诗人也常常寄于牡丹复杂错综的情感，那时的牡丹成为了神秘的解语花，是抒情达意的美丽使者。一城之人皆为牡丹而狂，花开时节，少男少女们摘花戴花，眉目之间传递着羞涩懵懂的爱意。年长者插花赏花，张幕倚栏，笙箫轩阁，看牡丹绣品，品花饼花茶，谈笑风生，始乐无涯。
牡丹花作为中国的国花，不仅仅是因为其雍容华贵风姿，更是因为牡丹有着与中华民族与洛阳城同呼吸共命运的风骨。洛阳城辉煌时期正是牡丹文化兴旺时期，而当洛阳城因战火烽烟成为废墟时，牡丹文化也没落沉寂。牡丹成为百花之王，被定为国花当之无愧。
洛阳，低吟着赞歌，是孕育了千年花魂的沃土。
这里更是千古名人的故乡
乡情乡恋为一个城市的人文精神增添了光彩。纵观历史长廊，有上百位名人都与河南都与洛阳结下了一生的尘缘。一张不完备的名录在脑海中闪过：孙膑、王充、王勃、骆宾王……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绿洲，在唐代，洛阳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诗坛。多少达官贵人，多少文人骚客，来来往往于洛阳这个繁华的都城。仅白居易一人就写下了八百余首与洛阳相关的古诗。
白居易经历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见证了洛阳的繁华，也看到了洛阳的破败。他追求美好，批判斥责腐败，更写下多首千古诗篇，取得了辉煌的文学成就。那首流传千古的《长恨歌》写尽了唐朝的兴衰，记下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悲剧爱情“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如今，在香山寺，在白园，去寻找遗风胜迹，去感受白居易的人格诗风，慰藉心灵上的故土乡情。
悠长的叫卖声将我拉回到现实，晓风拂面，我静静地望着这历经沧桑的古城。曾几多变迁，如今的洛阳城与其他古都相比，有一种繁华落尽的痛。但洛阳，她没有娇气，她携带着余韵，以卓然独立的从容与淡定融入新世纪的发展与建设中。
风，吹不灭心中的火种；泪，没不住不朽的美丽。
愿我家乡――洛阳，亘古的美丽，永存！
牡丹是什么？
李保光在《国花大典》中记述：“牡丹，是中国固有的特产花卉，有数千年的自然生长和两千多年的人工栽培历史。其花大、形美、色艳、香浓……具有很高的观赏和药用价值……” 以上文字提供了如下几个重要信息：一、牡丹是中国固有的，别国没有，具有排他性；二、数千年前就被人认知，“自秦汉时以药植物载入《神农本草经》”；三、牡丹是香艳绝美的；四、具有观赏、药用等多方面的价值。
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点，牡丹是独特的。而对于她的香艳绝美，唐·舒元兴在《牡丹赋》中将其誉为“花品第一”：我案花品，此花第一。脱落群类，独占春日……玫瑰羞死，芍药自失，夭桃敛迹，秾李惭出……皆其先，敢怀愤嫉！
独特和第一，奠定了其候选国花的坚实基础。
加之其“出道”早，数千年前就被人认知，知名度高。同时，牡丹还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从录入《诗经》进入诗歌；记入《神农本草经》进入药物学；南北朝时，北齐杨子华画牡丹，进入艺术领域；隋炀帝在洛阳建西苑，进入皇家园林，涉足园艺学……牡丹文化兼容多门科学，其构成非常广泛，它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风俗、民情等所有文化领域，涵盖民族文化的基本概貌，成为“文化全息”现象（李保光《国花大典》）。自此，牡丹具有了浓郁的人文气息。而浓郁的人文气息和广泛的人脉基础进一步丰富了牡丹的内涵，提升了牡丹的竞争力。
然而，仅仅这些还不足于让牡丹“炫”到令人痴狂的地步。真正让牡丹集千百宠爱于一身要得益于骚人墨客的讴歌。
“虚生芍药徒劳妒，羞杀玫瑰不敢开”。唐朝徐凝不惜诋毁玫瑰来赞美牡丹超群芳。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化浓”，“一枝红艳露凝香”，“名花倾国两相欢”。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以牡丹与杨贵妃的互喻实现了国色与天香的联结。
“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则以记叙的手法描绘了人们对牡丹的崇拜。
“迟开都为让群芳，贵地栽成对玉堂。”唐朝殷文圭甚至以偏袒的口吻赞美牡丹的高尚风格。
而刘禹锡的“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则直抒胸臆，提案牡丹为国花。“国运昌时花运昌”、“太平盛世喜牡丹”则力图劝谏统治阶级顺应国运民意，完成决策。
据初步收集，历代文人专写牡丹的诗词就有四百余首，还有大量的传说、散文、论著等，当代对牡丹的宣传居功至伟的当数蒋大为的《牡丹之歌》。正是这些文字，扩展了牡丹的外延，实现了牡丹成为候选国花的品牌塑造，成为超级品牌。事实上，唐、清两朝都曾将牡丹定为国花。
品牌当如牡丹
试想，倘若某品牌能得到牡丹一般的爱戴和恩宠，当是企业和企业家，甚至是一个国家的至高愿望。
品牌是什么？被誉为现代营销学之父的菲利普·科特勒在他的经典教科书《营销管理》中提出：“品牌是用来识别一个公司的产品或服务并使其区别于其他竞争对手的一个名称、一个术语、一个标志、一个象征、一种设计或以上功用的组合。”
菲利普·科特勒的解释无疑没有错。他指出了品牌的核心和实质——“识别”、“区别”等词汇点明了“品牌即区隔”这一最本质的特征和功用。有如“万万花中第一流”（唐·徐夤）、“天然国色美无双”（清·陈确）、“天下真花独牡丹”（宋·欧阳修）。
然而，仅仅独特、第一还远远不够。按照“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理论，其他花卉同样是独特的，某一方面也是第一，为什么偏偏是牡丹独占花魁呢？就品牌而言，优秀企业、高质量的产品数不胜数，为什么有些企业默默无闻、有些好产品销声匿迹了呢？
前面提到的牡丹“全息文化现象”，以品牌理论套用，其实质是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产品概念。
人们认识牡丹，先从《诗经》进入诗歌，稍后以药用植物入《神农本草经》，可以看出人们首先是关注她的功能利益的，即观赏和药用价值。作一个无知揣测，在物质匮乏的先秦、秦汉时期，料想人们当是非常看重牡丹的药用价值的。之后，则慢慢淡化，主要侧重于牡丹的观赏价值了。
史海探幽，牡丹虽在隋炀帝时“发迹”，但尚未获得后来的那般荣宠，牡丹真正的大繁荣局面出现在唐宋时代。
为什么牡丹到了唐朝才获得千百恩宠呢？应该归功于唐朝的骚人墨客给牡丹作了精准的定位，并且进行了人格化描述。
刘禹锡的“唯有牡丹真国色”应该是最直接、最得当的定位表述。而众多文人们用拟人、比喻、借代、象征等手法则对牡丹进行了人格化描述。如“娇含嫩脸春妆薄，红蘸香绡艳色轻”（唐·徐夤）。
在定位基础上对牡丹进行了人格化描述之后，就非常容易让人产生品牌联想。经李白以牡丹与杨贵妃互喻，使杨贵妃成为牡丹的最佳形象代言人。之后，一飞冲天的牡丹的其他特性也随着传播的日益扩大和丰富，让人产生更多的联想。
内涵的丰满和外延的扩展，由物而人而性情，成就了牡丹完整的品牌形象。下图一示意牡丹的完整产品概念，图二显示牡丹的完整品牌形象。
上述论述可以看出，牡丹能树立“国花”形象，没有骚人墨客们的讴歌是无法实现的。这是品牌塑造的第二个层面：只有通过传播才能成就品牌，由个人喜好上升到集体意识。否则，“养在深闺无人识”，则如锦衣夜行，黑暗中抛媚眼。
刘禹锡的“唯有牡丹真国色”，准确地传达了定位，如同广告口号（Slogen）。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则是典型的感性诉求方式，而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一城之人皆若狂”则属理性说教。
更有趣的是，曾有多位皇帝将牡丹移植内廷，召聚群臣宴赏，策划了一出出由“政府搭台”的事件营销。
不知当时万岁爷出了公告没有，但口谕肯定是有的。古时候广告也不发达，不外乎幌子、告示之类，但牡丹的国花形象能做到如此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可见文学作品的强大威力，怪不得阿尔·里斯疾呼“公关第一，广告第二”（The Fall of Advertising and The Rise of PR）。
自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将品牌比喻为牡丹，那是因为品牌与牡丹至少有两点神似：一、品牌是独特的、个性化的、差异化的，是耀眼的、醒目的，如牡丹的香艳绝美；二、品牌需要传播，需要与受众、消费者形成交流、互动，达成性格沟通和心灵契合，正如千百年来骚人墨客对牡丹的吟颂，以及牡丹给予人们的美的印象和愉悦体验。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菲利普·科特勒对品牌的定义，对于刚处于品牌启蒙、认知、培育的中国企业及其企业家来说显得超前和简单的理由。
基于此，我们对品牌的定义是：品牌是一个产品/服务或一个企业在视觉、情感、理念和文化等方面综合形象的反映。这种反映构成了品牌与人们之间的一种关系。从此角度说，品牌是一个产品/服务或一个企业与消费者或关联人之间互动的结果，是建立的一种良好的、持续不断的关系。
以上定义至少包含以下几层理解：
一、品牌是一种区别或区隔。品牌是独特的、个性化的、差异化的；
二、品牌是一种关系，首先需要品牌具备能激发关联人的人文性格气质；
文学创作，是作者内心思想的一种外在体现，或寄托一种情感，或表达一种理想。由于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不同，各有其时代特色和性格特征，既综合反映了作者的生存状态，也表达了内心对精神世界的寄望，其表现方式又与作者个息相关，可能是描绘理想境界的灵志小说，也可能是抨击现实社会的批判文章，可能是唯美的诗词，也可能是平叙的杂文。深入剖析古今作者传世佳作的创作背景，不难发现，在作者身上彰显着迥然不同的个性矛盾，反映出作者在不同程序上的人格裂变，体现在作品上则为既有跌宕起伏的对立冲突、又保持辩证统一的和谐关系，于是一个全新的角色便立体、丰满、直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读白居易《长恨歌》，文中以“回眸一笑百媚生”、“温泉水滑洗凝脂”、“云鬓花颜轻步摇”等句，对杨贵妃的娇媚之态极尽赞誉之词，又用大篇幅文字渲染出唐玄宗李隆基对杨玉环的专宠：“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随后用女子忧怨的语气表达出杨贵妃对旧日情爱的眷恋以及对唐玄宗背弃誓言、马嵬坡赐死的饮恨。字里行间无不倾注细腻的情感，体现其“怜香惜玉”之感触。“才子配佳人”，由于旧时男尊女卑的婚姻制度，家境略好的官宦之家、才子府弟都养有姬妾，白居易也不例外，还留下了“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这样描绘女子相貌形态的佳句，其中樊素、小蛮就是白居易府上最受宠的歌伎、侍妾。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怜香惜玉、温文尔雅的翩翩君子，却成为了逼死关盼盼的罪魁祸首！关盼盼原为一代名妓，徐州守师张愔为其赎身从良纳为妾，建燕子楼。张愔病逝后，关盼盼作《燕子楼新咏》三首以表悼念之情，白居易则和诗三首，并附言“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隐意劝诫关盼盼为夫殉情。关盼盼受其讽喻贪生苟活而伤心绝食，几日后便郁郁而终。也许贯于写讽喻诗的香山居士没想到关盼盼竟是如此性情刚烈的女子，他对于关盼盼之死始终心中有愧，百般权衡中做出了“于垂暮之年放侍姬樊素、小蛮等人各奔前程”的“善举”。试问，你既能劝得他人殉情，又如何罔顾自身姬妾呢？毕竟白居易年老之际，侍妾樊素、小蛮等人才正当花红之日呀，如何忍心再教人步了杨玉环“一坯黄土敛艳骨，三尺白绫掩风流”的后尘呢！
再说人人皆知的《西厢记》。《西厢记》源于元稹的《会真记》，张生原型就是元稹，剧中张生与崔莺莺情深意笃，然，元稹却是薄情之人。他先以《春词》引诱莺莺私下结为夫妻，入得仕途后，又娶太少保韦夏卿之女韦丛，韦丛短命辞世，元稹竟写下30余首应景悼亡诗以博取美名，不久又纳妾安仙嫔。在路过崔莺莺改嫁的夫家时，欲见莺莺不成而诬蔑其为祸水，后博得才女薛涛芳心暗许，共度一年良辰美景至任期满而无疾而终，仕途变迁，元稹先后交刘采春，纳名门之女填房，真可谓“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想必花花肠子如元稹者，其本人在心中也期待和渴望一份能从一而终、不离不弃的真情吧，“现实太残酷，只好在文字里求一个圆满”，纵使他百般负心背叛，却并不妨碍他在其文学作品中勾画一个完美的结局，让人对爱情仍然心生向往。文学作品往往是现实生活的一种补偿，是作者对不完美的现实的一种反抗和寄望。没有梦想，生活何以为继？即使是海市蜃楼的臆想，也不失为一种无奈的安慰和精神的寄托吧。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的名言，言简意赅，以强烈对比的方式表达了对敌人的鄙夷和对解救民众的赤诚之心。我想，这同时也是他对待身边两位女子截然不同态度的真实写照吧。鲁迅与许广平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早已传为佳话，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鲁对许的款款深情。如果说许广平是绚丽舞台上演绎的华美剧目，那么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则是隐匿在帷幕阴影里的那个不为人知的拉幕者。鲁迅迎娶朱安，是在鲁母病危的诓骗和家族的重压下做出的妥协。朱安自嫁入夫家，可以说是孝公婆，识大体，勤俭持家，为其免去后顾之忧，努力当好坚实后盾，甚至对于鲁迅另立家室、并寄回与许广平和孩子的“全家福”时，她也只是羡慕和赞赏。同样作为包办婚姻下的牺牲品，他不曾给过她哪怕从民众的赤诚中分出的一丝丝的关怀和同情。对于朱安的照顾他受之若贻，却不曾正眼瞧过她一眼，他只是把朱安当成了封建婚姻制度的代名词，甚至视为自己屈从于封建礼教的耻辱柱。两个同样温香暖玉般的女人，两个并处于同一婚姻地位的女人，在他的心里却有着“冰火两重天”的天壤之别。在朱安面前，他是名义上的丈夫，在许广平面前，他是深情的爱人，在敌人面前，他是义愤填膺、慷慨陈辞的演说家，在民众面前，他是进步人士、劳苦大众的代言人。
一个人的人格何以分化得如此分明？也许，每一位作者，都是一个多变的演员，在不同的时段分别演绎着迥异的角色；每一部优秀的作品都是作者于多舛命运中开出的奇葩，没有冲突矛盾，没有纠结缠绕，就不能成为一部感人肺腑、引人共鸣的佳作。人格的裂变，有别于精神的分裂，它不是一种病态。它是身份识别的离析和独立，在特定时间内作为一个完整的自我而存在。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为何能博得众家鉴赏？恰恰因为他每每以独立的人格去思忖、考量，写黛玉时他只是黛玉，作诗的风格也必是忧怨居多，写宝钗时他就是宝钗，说的话语圆滑而灵动。人是有着多重性格特征的生命体，多重人格的裂变和交织，否定了人性“非善即恶”的观点，它体现了人性格特点的多元化和思想内容的丰富性，正因为作者有着敏锐的触觉和细腻的感悟，才能通过文字或影像来予以表述，从而由看似平淡的事件中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领悟到更深层次的含意。其内心的挣扎，思想的争斗，无不是在蚕食着他的内心，不吐不快，倾注于笔端一气呵成，引发了相应群体的共鸣，便成为传世佳作。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知常容，容乃公”，正因为人性的多元化、思想的复杂性和包容感，才有了文学艺术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盛大局面。了解了作者创作时的心境，才能理解和包容其作品所表述的情境，才能客观分析其人其事当时的心理特点，我想，这正是作者写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读者阅读的最后落脚点吧。找到了那个平衡点和切入点，我们才能穿越时空的际遇，找到共鸣和回响，才能真切地感知文学作品的蕴意和内涵。（贺丽琼）
古代诗人大多爱花，或借花言志，或借花抒怀。
屈原爱兰花，有“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兰藏幽而有芳”，“纫秋兰以为佩”等名句。陶渊明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他的传世名句。杜甫作诗一向严肃，却有“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的句子，桃花盛开，深红浅红，浓淡相间，令人流连，一句中连用两个爱字，爱花之情溢于言表。白居易写有一首《白牡丹》：“白花冷淡无人爱，亦占芳名道牡丹。应似宫中白赞善，被人还唤作朝官。”这是诗人自我调侃的诗。以白牡丹自喻，说她有点冷淡，虽有牡丹之名，却不讨人喜欢。
唐代权贵多喜爱紫牡丹，不喜欢白牡丹，所以裴潾有诗云：“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先开紫牡丹。”此诗表面上写牡丹，实际是写人情世态。诗人在忠州时，在城东坡上种了许多桃李，作诗说：“养树既如此，养民亦何殊？”从种花树中悟出养民的道理。临别时，写有绝句二首，其中云：“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城桃李种新成。”“楼上明年新太守，不妨还是爱花人。”表明了对老百姓的殷殷之情。元稹与白居易齐名，写有一首《江花落》：“日暮嘉陵江水东，梨花万片逐江风。江花何处最断肠，半落江流半在空。”表面写眼前景色，实际是抒发诗人凄凉的情绪。
司空图的《故乡杏花》：“寄花寄酒喜新开，左把花枝右把杯。欲问花枝与杯酒，故人何得不同来？”在孤寂中，收到故乡寄来的花和酒，睹物思人，一喜一忧，表达了丰富的情感。黄巢的咏花诗就另有一种气派。《题》：“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咏物言志，为抱不平。表示自己将来如若大权在握，就让桃花与在一处盛开。《》：“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是黄金甲。”剑拔弩张，充满杀机，要改造乾坤了。刘禹锡的“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花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是一首著名的政治讽刺诗。描写他去后所栽的桃树，而今引人注目，观赏之人络绎不绝，辛辣地讽刺了当朝那些显赫一时的新贵。因为这首诗“语讥忿，当路者不喜”，刘禹锡被贬到更远的地方为官。
周敦颐一生爱莲，他的《爱莲说》脍炙人口，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花之君子者也"的名句。苏轼的《海棠》：“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濛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将花比为杨贵妃，爱花之情跃然纸上。欧阳修喜爱牡丹，著有《洛阳牡丹记》，并作了一首长诗《洛阳牡丹图》，想象丰富，词章华丽，历来为人称道。林和靖隐居于杭州西湖孤山，一生不娶，植梅养鹤，自谓“梅妻鹤子”，他的咏梅诗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蕴藉含蓄，意境隽永，一向为人赞赏。此后，这两个词即成为梅花的代称。后来，姜夔用《疏影》、《暗香》作两首咏梅词赠送范石湖，传为有名的词作。
金代有神童之称的麻九畴，写有《红梅》一首：“一种冰魂物已尤，朱唇点注更风流。岁寒未许东风管，淡抹浓妆得自由。”诗中着力描写红梅的风姿神韵，赞美红梅的品格精神，其本意是借梅抒情。元代赵棠的《吊琼花》：“名擅无双气色雄，忍将一死报东风。他年我若修花史，合传琼花烈女中。”早在唐代，有人就在扬州城东栽琼花一株，，经宋人用八仙花接木移植，成为天下无双的珍奇花木。欧阳修守郡时，建无双亭以示爱重。元兵攻入扬州，此花就不再开放。此诗虽是凭吊琼花，实际上是颂扬一种不畏，宁死不屈的民族正气。
明代李冬阳爱水仙，其诗云：“淡墨轻和玉露香，水中仙子素衣裳。风鬟雾鬓无缠束，不是人间富贵装。”写出了水仙的清幽素面。汤显祖则酷爱茶花，曾赋诗赞曰：“四海一株今玉茗，归乐长此忆琼姬。”其居处名为“玉茗堂”。清代张铁琴则咏油菜花了抒发自己的抱负：“嫣红姹紫弥天下，关系苍生只此花。”
一、比较形象，更好的把握作品的内涵。
诗歌必须用形象去反映生活，抒感，而不是空洞的说教和理性的诠释。叙事主人公形象有何不同，各有哪些深刻的意蕴，通过比较阅读就能加以分别，进而更好的把握人物及作品的深刻内涵。如《长恨歌》尤富有色泽美，杨贵妃可谓“淡妆浓抹总相宜”。《琵琶行》不但详尽写出了琵琶女弹奏的全过程，而且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弹奏的音乐效果。通过对形象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长恨歌》中既有作者对唐明皇的荒误国，杨贵妃以色邀宠的批判，更有对他们之间忠贞不渝的感情有所同情；而《琵琶行》既刻画了一个不幸歌女的形象，又通过“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抒发了自己“谪居卧病浔阳城”后的苦闷心情。再有《诗经· 卫风·氓 》和《孔雀东南飞》中的主人公也有很大的区别：前者女子忠于爱情，陷入爱河后无法解脱，在被抛弃后，又变得坚强而坚决；后者刘兰芝，她“生小出野里”，勤劳美丽，对爱情坚贞不移。通过对诗的人物形象的分析比较，人物的性格及思想特征就能把握到位，进而领会诗歌的思想内容及广泛的社会意义。
其次，将抒情诗中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进行比较阅读。我们看《离騷》中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忧国忧民，献身理想，则体现了一种不愿同流合污，追求美政，九死未悔的高尚节操。陶渊明的《饮酒》哪里是写松，而是歌颂保持节操的人。所以抒情诗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要借助具体描写的景象和物象进行比较，才能品味深意，把握情感。我们还可以将诗作者同抒情主人公进行比较。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周瑜破曹之时年方三十四岁，在作者的想象中，周瑜身着戎装，手摇羽毛扇，头戴着配有黑丝带子的头巾，风度潇洒，从容指挥，在说笑之间，轻而易举地就把曹操水军战船烧成灰烬，而苏轼写作此词时年已四十七岁，长周瑜十几岁，早生华发却功业未成，对比之下作品既有作者对历史人物的景仰，也包含了对自己现实状况的不满。他只好用自我嘲笑的口气说：“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此外，同一种意象，在不同意境中表达的情感也不同，例如的《咏梅》与陆游的《卜算子 ·咏梅》其形象就明显不同，前者是傲霜挺立、笑看风物的形象，后者是寂寞孤独、无衣无着的形象。而王安石的《梅花》中的梅花同样也是傲寒，但表现了一种风度与品格，洁白无瑕而又暗暗地给他人送去清香。
总之，通过比较，我们会对诗歌形象，特别是古典短诗的形象，有更加深刻的领会，从而更会的理解诗歌思想内容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二、比较思想感情，把握诗人创作的动机。
古典诗词都是作者特定情感的产物。而作者的情感不可能凭空而发，总要借助一定的物象来传达。赏析诗词要善于从字里行间读出作者特定的思想、特定的心境和特定的情感。很多诗歌题材基本相同，但情感却差别较大，这时就要细心比较分析。如王昌龄《送 柴 侍 卿 》“流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和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两首都是送别诗，而《送》诗中“不觉有离伤”“一道同风雨”“何曾是两乡”等词语，在劝慰友人中表达出诗人洒脱、乐观、豪爽的感情。《黄》诗用“烟花”“孤帆”“尽”“唯见”等词语，表达出友人去后诗人惆怅、难舍、牵挂的感情。
再如 张维屏《新雷》“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著，只待新雷第一声。” 龚自珍《己亥杂诗》（其五）“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两首清诗都含新生事物，但前者通过“春生”“千红万紫”“新雷”，寄托了对新生活、新气象的渴望与期盼，后者通过“落红”“春泥”“花”，寄托了对新生事物的无限关爱。
明确了诗歌的情感，诗人的创作动机也就很清楚了。
三、比较表达技巧，获得更多的审美体验
表达技巧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抒情方式、表现手法、篇章结构、修辞方法。具体的有：对比、衬托、映衬、抑扬结合、点面结合、动静结合、叙议结合、情景交融、借古讽今、托物言志、开门见山、卒章显志、白描、细描、铺垫悬念、伏笔照应、比喻、比拟、排比、对偶、夸张、借代、设问、反问、双关、用典等。多从诗歌的表达技巧方面比较赏析，我们对诗歌的把握会更加深刻。如李贺的“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南园》其一）和“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不见年年辽海上，文章何处哭秋风？”（《南园》其二）这两首诗都运用了反问、比喻、借代等修辞手法。而第一首诗“男儿何不带吴钩”运用借代的修辞方法，用“吴钩” 代指武器，表现出作者想从军参战、建功立业的志向。第二首诗“晓月当帘挂玉弓”运用比喻的修辞方法，表现了读书人通宵达旦苦读的情景，将月亮比喻成弯弓，便寓有诗人参战的遥想，生动形象地表现出诗人在动荡的时局中欲显身手、欲有所作为的心理。李白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直接抒发对权势的鄙弃； 而刘禹锡的《石头城》，其诗借古讽今，抒发了国势衰微的感慨，含蓄地表达了内心的情感。如李商隐的《锦瑟》运用了比喻的手法，李贺的《李凭箜篌引》都运用了夸张手法，贺之章的《咏柳》则运用了拟人手法。
总之通过对表达技巧的比较分析，诗歌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审美感受。
四、比较语言特色也是诗歌阅读不可或缺的环节。
诗歌语言凝练，用最精练的语言和短小的篇幅来反映生活、表达感情。因而诗人必须在自己丰富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进行艺术的再创造，选择那些最富特征性的景物加以提炼、概括，塑造形象，开拓意境，从而使所反映的生活更集中、更生动、更突出、更典型。因而玩味诗歌语言，借助想象和联想再现生活场景，揣摩诗人的感情。诗歌语言的品味赏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比较体悟：
1.用词巧妙，如“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境界全出，写出了杏花怒放，万紫千红，蜂飞蝶绕，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写出了花儿在朦胧月色之下，摇曳不定，花影斑驳的美妙景象。再如“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其中的“一枝”与“数枝”相比，“一枝”更能突出梅花开得早。可见，一字之差，运用的妙处，自不待言。
弦管遍天下
明万历年间，中秋节，苏州人倾城阖户奔向城外的虎丘，共赴“中秋曲会”。张岱和袁宏道躬逢其盛，各自记下了当时的月光：月上柳梢，万人空巷，各色乐队大吹大擂，千人合唱最著名的曲段；月华渐浓，歌喉相斗，合唱的人变成观众，决定歌者的胜负；明月浮空，伴奏只留洞箫的清澈悠扬，歌者三四人，清声亮彻，听者魂销；三鼓，月孤气肃，歌王登场，四座屏息，无箫无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落泪。
这就是昆曲在明记里的传奇。此间二百多年，昆曲在大江南北姹紫嫣红开遍，点染人世的喜怒哀乐，渗进凡尘的生老病死，敬神、吉庆、宴客，昆曲如影随形。林立的职业戏班，从庙会到堂会，谈儿女情，说家国事，忙碌粉墨生涯；官宦文人，蓄养家班，终日流连，比肩琴棋书画；曹雪芹写元妃省亲，先要安排贾府去姑苏买一批唱曲的女孩；乾隆为昆曲在紫禁城里建了许多戏台，自己也登台票戏。
这优雅精致、流丽悠远的戏剧，从苏州出发，盛开在明清。诗歌黯淡的时代，诗魂潜入昆曲，用歌舞吟咏诗情，用身段挥就画意，风华绝代，姗姗来迟。
水磨调
南方的精致，体现在打制红木家具上的，是最后一道工序：用节节草蘸水，细细研磨家具的每丝纹理，极尽细腻，俗称“水磨功夫”。“曲圣”魏良辅就是昆山腔的“节节草”。他苦心孤诣，十年磨曲，融合南北唱腔精华，使最初平直青涩的昆山腔，终得“功深熔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的至境，世称“水磨调”。这细腻、婉转、清雅、圆润的唱腔，美丽的歌喉缠绕在每一个字上，延至数息，每一个音都在缠绵悠远的意境里，一唱三叹。从此，水磨调从江南发端，迤逦悠扬，配上极尽婉约的身段，与音韵词曲丝丝入扣，喜怒哀乐淋漓尽致，“一声即钩耳朵，四句席卷全场”。
当年，艳名远扬的陈圆圆，便是“声甲天下之声”的歌伎，她唱昆曲，“其人淡而韵，盈盈冉冉，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如此，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疯狂举动，便在情理之中。不止美人的妙歌，《夜奔》的林冲，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台上惶惶奔走，悠远苍凉的唱腔，上下翻飞的身段，带出黑夜中的近水遥山、僻野荒村，更有心中的搏杀挣扎，传神、深邃、阔大。“无声不歌，无动不舞”，歌、舞、诗、画的神采，都在伶人的载歌载舞中飞扬。
传奇
水磨雅韵，让一个民族为之迷醉。饱读诗书的文人穷其一生，为昆曲写传奇剧本，安放现实和人心、历史和梦境、惆怅和深情。于是，这个时代最华美的才情，在昆曲中绽放，传唱成不朽。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牡丹亭》之后，中国人的春色，就在那个园子里，“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于断井颓垣。”一出《游园》，满台警句，怀春、伤春、青春的绮梦一字字敲打在心上。这边是杜丽娘和柳梦梅的情深，冲破生死阴阳的界限；那边是《玉簪记》，道观中的潘必正和陈妙常，冲破了红尘和空门的樊篱，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青春和爱情，在流丽悠远的水磨调里，缱绻得一字千钧。
绕过后花园的儿女情长，深沉的兴亡之感，在百转千回的身段里迸发。《长生殿》里，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秋天，是“天淡云闲，列长空，数行新雁”，转眼间繁华惊变，夜雨闻铃断肠声，一点一滴又一声，和愁人血泪交相迸。《桃花扇》里，秦淮歌伎李香君，抛却满头珠翠一身绮罗，坚贞的血，点染成桃花扇；史可法带着三千子弟，守不住扬州城，郑重地脱下明朝衣冠，从容沉江。桃花扇底送南朝，一个王朝300年的基业，毁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止于何地，时空的沧桑和生命的寂灭，在水磨调里，细细道来，绮丽哀婉，又郁愤苍凉。
不在梅边在柳边
清末，粗糙却强健的“花部”“乱弹”们――京腔、秦腔、梆子腔――开始兴起。1790年，徽班进京之后，“雅部”昆曲被取而代之。乱世的人们，再也不愿意听那种过于高雅、缓慢、完满的声音。昆曲飘零，滋养着后起之秀：京剧的同光十三绝，一半人擅唱昆曲，号称“昆乱不挡”；梅兰芳在京剧里，安放昆曲的雅致、内敛，方成大家；袁雪芬说昆曲是越剧改革的奶娘。这沧桑的百戏之母，像一堆燃烧过烈焰的灰烬，但灰烬深处尚有余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是历代文人对白居易文学成就的高度评价。《长恨歌》突破了《琵琶行》伤痕情感的故事高度，把一代帝王唐明皇与绝色女子杨玉环的爱情悲剧通过“人性”的底片扩散出来，使人品读了“其情悠悠，其意切切”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情感世界。
《长恨歌》的主旋律是以“情”为中心，并以之统摄全诗。诗人把“情”作为写作与歌颂的对象，那种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以其独特的人性之美奔涌倾泻于作者的笔端。“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诗歌用对比夸张的艺术手法极写杨玉环的美丽与娇媚。正因为此，才引发了唐玄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荒唐误国之举。“渔阳鼙鼓动起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悲剧的序幕拉开了，剧情进一步发展。“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马嵬坡生死离别的动人一幕，使大唐帝王李隆基完全转化为爱情悲剧的男主角，他真正的爱情生活也划上了最后的句号。日后的李隆基便处在一种不尽的悲痛、怅恨、留恋之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便是这种余痛在心，无情无绪心态的真实写照。我们知道，唐玄宗之后的唐肃宗听信宦官李辅国之言，把唐玄宗迁于西宫，实际上等于软禁。此时的李隆基寂寞忧思，孤灯难眠，真是“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诗人抓住了悲剧男主人公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裂肺的“情”，用酸恻动人的笔调来写李隆基对杨玉环的梦牵魂绕、哀婉缠绵、孤寂伤感的相思之情，读来真是令人荡气回肠，慨叹不已。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对爱情无奈的叹息，是对爱情受命运捉弄，被政治伦理摧残的深深痛惜，此恨之深，穿越时空，永恒回响。
那么，迁居西宫的李隆基，虽说过上了“软禁”的生活，难道真的是到了“落叶满阶红不扫”的悲惨境地吗？我的猜测有三：他一人孤独地生活，无人侍候，无人清扫；他无情无绪，没心思让人清扫；睹物思人，触景生情，自己不愿意扫，也不让人扫。
知道些历史知识的人都明白，犯了大逆不道之罪的皇亲国戚被看押于“专府”――宗人府。宗人府是中国古代管理皇室宗族的谱牒、爵禄、赏罚、祭祀等项事务的机构。例如:明初设大宗正院，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改称宗人府，以亲王任宗人令，其后事权归于礼部。清代宗人府沿袭明制，设于顺治九年（1652年）。长官改称宗令，由亲王或郡王内选充。宗人府负责收发文件、管理宗室内部诸事、登记黄册、红册、圈禁罪犯及教育宗室子弟。据《光绪会典》规定，本府及所属各单位共有职官219人。清代宗人府位居内阁、六部之上，以抬高皇族成员的身份。试想宗人府那里对犯戒的皇室子弟尚且有宫中官员专门伺候，何况李隆基居住的是皇宫中的西宫。就是“软禁”，那里自然也会有“失势”“失宠”的前朝太监、宫女的侍候，更不用说还有一群前朝的妃嫔等的陪伴。分析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大胆地排除前两种猜测，而第三种正是我们所要共同探讨的。李隆基失去杨贵妃之后的心情，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悲痛、怅恨、留恋、哀婉孤寂的无限相思。“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作者对李隆基思“ 情”伤“恨”的宣泄性描写已大大超越了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甚至诗人主观的理想成分也一览无余。
物是人非，心何以堪。睹物思人，触景生情。那片片“落叶”不正象征他们过去甜蜜爱情生活的岁月与日子吗？那地上的“落红”也就是落花，不正象征着永远失去的艳妃杨玉环吗？“落叶满阶红不扫”不正是风流帝王李隆基对他的宠妃杨玉环以及他们过去爱情生活的全身心投入的回忆、陶醉与纪念吗？
历史上文人所写的诗中，有关“落叶”与“落红”的诗句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屈原《湘夫人》中“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杜甫《登高》中“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刘勰《文心雕龙》中“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孙逖《淮阴夜宿二首》中“木落知寒近，山高见日迟”；郎士元《送别钱起》中“暮蝉不可听，落叶岂堪闻”； 陆游《北窗》中“北窗鸣落叶，愁绝夜迢迢”。这些诗中的“木叶”或“落叶”就是时光流逝，令人感伤，生活如片片叶子的象征。
元稹《行宫》诗中“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欧阳修的诗句“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李清照《一剪梅》中“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晏几道的诗中有“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名句。《红楼梦》中有“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透过这些诗词中的“落红”或“落花”，我们想象到的不仅是枯萎的鲜花，更重要的是这些意象的背后是指如花一样的人，即曾经艳丽无比使人赏心悦目，最终又枯竭了生机失去了生命的美丽女子。“落叶满阶红不扫”也正形象地展示了唐明皇李隆基的情感世界：回忆与感伤曾经如叶片般的活力四射的日子，迷恋于珍惜如鲜花般的倾城倾国的艳妃杨玉环。写花名词“花开犹是十年前，人不似，十年前俊”，“花开寂寞红”。古人对花与女子的巧妙联系已是早成定论，在此我不再细说。“落叶”总让人想到生命的流逝，怀念过去曾经拥有过的日子。“落红”总让人产生一种伤春惜玉的绵绵情思。龚自珍不是也曾说过“落红不是无情物”吗？
从诗中我们看到的唐明皇的性格是另一种理想化的塑造。它否定的是所谓皇帝头上光环四射而上升为半神化的“天子”，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普通人的形象，一个有、有感伤、重情意、有缺陷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人。
诗人是以“情”为主调，以“情”为中心，绘就了一幅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画面，让主人公的“情”去打动读者，使之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因而此诗获得了永恒的艺术魅力。
在我国历史上反复证实了一个政治与文学“定律”：一个在文学上最聪明最有作为的文人，往往在政治上是最愚蠢的人，而他们是直接受害者，他们的遭遇和命运也最残。
作为统治阶级对“文字狱”的处理，最聪明的办法往往是杀人不见血的冷淡、冷场、冷待、冷宫、冷冻、冷处理、冷板凳等，一般不采用处置流放和杀头的极端方式。因此，历史上“杀人不见血”的“文字狱”比比皆是，让“文字狱”受害者只能是“哑巴吃黄连”、“牙被打掉往肚子里咽”。
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长期盘踞在劳苦大众头上，高高驾于至尊至高的位置，他们的谎言不可揭穿，一旦犯上，就招来塌天大祸。九候戳破了商纠王的谎言，结果被剁成了肉酱；屈原戳破了楚怀王的谎言，结果被迫投江身亡；司马迁戳破了汉武帝的谎言，结果被阉割了。
关于历史上的“文字狱”，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王者与书生之间有隔膜。王者总认为自己一介草莽武夫尚且弄得天下，而那些满腹经论的文人比自己更能，便起了杀心，于是便有了“文字狱”，尽管那些书生文人倍加小心，但也躲不过在文中被寻章摘句、穿凿附会、罗织罪名的命运。
清朝的皇帝比较用功，康熙朝编《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乾隆朝做《四库全书》，保存了很多重要的典籍。不过皇帝们也时时用一下那个钳制士人思想的密招——“文字狱”，但凡大部分的书，都会牵连那么一些人士因字获祸，《四库全书》有，《康熙字典》也有。乾隆朝，江西举人王锡侯就是因为改编《康熙字典》，遭遇了杀身之祸。
有时看起来并非大事，但只要触动皇帝的敏感神经，就会招来杀身之祸。清朝有一秀才在秋月下读书，等散步回来，发现书卷上被风吹乱，便在扇子上写一对联：明月有情常照我，清风无事乱翻书。他被扣上“反清”的帽子而被斩首。
但是在“文字狱”比比皆是的王朝中，也有唐朝属例外。
魏征，大唐名相，以直谏扬名于世。隋末，投瓦岗，兵败归唐，佐太子，玄武兵变，易主畏秦王。唐太宗时，进为宰相，成为大唐王朝决策主要人物之一。魏征，有胆有识，进谏如流，敢言他人所不敢言之言，曾向太宗面谏五十次，呈奏十一件，一生谏诤二百余事，达数十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坚定，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对唐初社会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正因为这样，赢得了皇帝的信赖和器重。公元643年，魏征病死，唐太宗痛苦失声说“用铜作镜，可以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可以知兴亡；用人作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死去，我失去一面镜子！”创了历史上君“畏”臣之先例，树了历代君臣关系的典范。
除此之外，唐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唐德宗李适离长安路过新店时，顺便作“民意调查”，他问子民赵光奇：“百姓乐乎？”赵光奇并未山呼万岁，而是大胆说实话：“不乐”。李适又问：“今岁颇稔，何为不乐？”赵光奇如实回答说：“诏令不信”。接着他毫不客气地历数了朝廷不讲诚信，不兑现政策的表现：“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始云所米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牛毙，破产难支……”赵光奇反问李适：“百姓愁苦如此，何乐之有？”弄得李适十分尴尬，无言以对。最后，赵光奇直言相告皇上：“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面对这样尖锐无情的批评，李适非但没有发火，反而作了妥善处理：“上命复其家”，免除赵光奇一家的赋税和徭役。
另外，在唐朝诗人骂当世是普遍的。
李商隐写“打油诗”：郦岫飞泉泛暖香，九龙呵护玉莲房。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唐太宗与杨贵妃到郦山洗澡这样的个人隐私，李商隐也敢在诗文里抖一抖，批一批，还涉及到“”这么敏感的问题。
白居易比李商隐更厉害，他把唐玄宗与杨贵纪到郦山洗澡的事用长篇大论来倾述：“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不仅骂你“懒政”，还骂你“荒政”；“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更骂你“乱政”。
孟浩然在唐玄宗面前写诗“归终南山”道：“此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对皇帝不任用他而大发牢骚，而玄宗并未因之而治罪，只是说：“卿不求仕，朕也未厌卿，为何拿此语诬我？”
公元648年，徐敬业打出反武的旗号，唐初四杰骆宾王写了声讨武则天的檄文，锋芒直刺武则天：“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意思指武“作风不正”，是个狐狸精。武则天没有动怒，却只是“嬉笑”，还不说应该请骆宾王来做官。
除此之外，杜甫反映豺狼当道，民不聊生的《三吏》、《三别》；陈陶的《反战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李绅的《悯农诗》“……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类大家耳熟能详的诗句，不胜枚举。这些杂文诗的批判力度，也远远超出我们当今社会的容忍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