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8:22:06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档案学发展，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档案学理论工作者、档案教育工作者和档案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现代中国档案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档案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档案学的研究内容逐步深化，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毋庸讳言，现代中国档案学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笔者认为，要想保持档案学的繁荣局面，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档案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必须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问题的核心是学风问题，而学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科的生死存亡。总的来说，档案界的学风是比较好的，大多数档案学者都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并自觉抵制学术腐败，这是我国档案学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不竭动力。然而，当前档案学研究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不良学风，如抄袭剽窃、自我吹嘘、互相吹捧、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我们不能像对一般商品那样对档案学术研究设计出一套可以量化的、方便操作的标准，但在科学精神、文风文德、术语概念、学术评论等方面为档案学者制定出一些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一）规范学术精神。鉴于档案学的学科特点，每一位档案学者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与档案部门合作，紧密联系档案工作实际，善于从鲜活的档案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透过纷繁复杂的档案工作表象抓住档案工作发展规律。力戒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尤其要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字游戏和空洞说教。即使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我们也不能脱离档案工作实际，因为任何一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都包含着某种特定的应用目的。更何况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本来就互相渗透、互相交叉，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将其非常清楚地区分开来。研究档案史、评价历史上的档案工作现象、档案学思想和档案学理论，也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实事求是既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一种科学方法，彼此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二）规范文风文德。档案学理论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且被档案实际工作者所接受，才能发挥其对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档案学研究者应努力培养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工作作风，不盲从、不迷信、不附和、不武断，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善于提出新问题，勇于开拓新领域，探求新知识，并大力提倡运用清新质朴、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剖析档案工作现状，揭示档案工作规律，预测档案工作发展趋势。切忌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故弄玄虚，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档案学研究者还应加强文德修养，自尊、自信、自强、自律，淡泊名利，谦虚好学，不抄袭剽窃，不，把做人与做学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三）规范档案术语概念。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专家对现有的档案术语概念进行审查清理，在词形、语义、专指性、配套性等方面严格把关，剔除那些内涵模糊、外延过大、语义陈旧、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所谓术语概念，重新建立一套符合档案专业特色的、符合档案学发展需要的术语概念，使档案学者们在统一的术语概念基础上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
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档案科研管理体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因此，适应社会和档案学发展需要，改革档案科研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要与我国档案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及档案工作改革的精神相一致，抓大放小，充分调动各级档案科研机构和档案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档案科研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家档案学发展战略，确立档案科研布局，协调各档案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组织全国性档案学优秀成果的鉴定、转让、评奖工作。在此前提下，有计划地逐步改变我国档案学会条块分割的分布状态，使之完成社会化的转变，成为在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的非官方机构，并注重促进学术民主。
与此同时，要逐步改变目前的档案学研究方式，重建档案科研系统结构，实行档案学研究集约化，优化配置档案科研资源。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微观主体是以档案学研究者为最小单位的，档案学研究者的创新性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物质载体，其提高和改进的途径主要在于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档案科研人才的素质。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宏观主体是以国家为最大规模的，国家的档案学发展战略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核心力量，档案学的整体水平能否提高，关键在于国家的档案科研政策是否正确。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就必须建立档案科研共同体，即建立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的档案科研小组（课题组）或档案科研开发群体。通过档案科研共同体，将不同部门、行业、地区的档案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特别是将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研究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集中资源，取长补短，高质量地完成档案科研课题，并可避免或减少低水平重复研究。档案科研共同体的大量出现是实现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基础和基本任务。
另外，要研究档案学学科发展政策，制定档案学发展战略。档案学发展政策研究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总体上对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进行考察，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合理发展，才能使其同档案工作实践相适应、相协调：二是针对档案学的具体领域或具体方面的发展，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该领域或该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活力。具体来讲，就是要研究各类档案学研究机构的协调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研究经费的划拨政策，档案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政策等。档案学的发展战略是档案学发展的长远性、全局性蓝图，是对档案学未来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规定和谋划。它以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规划当前的行动方案，要求既要重视对事关档案学发展大局的热点问题和重要领域的研究，又要注意档案学理论的整体发展。制定档案学的发展战略一定要结合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规律，紧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尤其要与我国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总体规划相适应。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近20多年来，我国档案学术评论有了一定的发展，不少杂志都先后刊发了篇数不等的述评文章，其中不乏上乘之作。这自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档案学术评论所受到的重视与应受到的重视，还有不小的差距；档案学术评论所发挥的作用与应发挥的作用，也有不小的距离。也就是说，档案学术评论还没有被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水平还比较后，远远不能适应档案学发展的需要。
为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当前我们应下大力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提高对档案学术评论重要性的认识。首先，档案学理论研究者要正确认识档案学术评论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和范围，进而明确开展档案学术评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义不容辞的职责，切实加以重视。中国档案学会及地方各级档案学会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列入各自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召开包括档案学术评论在内的专题座谈会和学术讨论会。档案学会会员及其他档案工作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积极撰写档案学术评论文章，藉此交流经验，逐步完善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分支学科来建设。第二，开辟档案学术评论园地。目前我国既没有档案学术评论刊物，也没有哪一种档案杂志设置档案学术评论专栏，这显然不利于档案学术评论活动的开展。从长远来看，创办一种以档案学术评论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各级各类档案杂志应开辟学术评论专栏，增加理论研究的比重，这对提高刊物的质量，扩大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无益处的。第三，建立档案学术评论队伍。这支队伍应以档案专业教师为主体，因为这部分研究者为了教学的需要，大都对档案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理论造诣相对较深。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档案实际工作者也要结合工作实践，积极参与档案学术评论，对档案理论界的一些观点和现象大胆质疑，发表自己的见解。档案专业学生是档案研究的后备军，应重点加以培养。各档案专业教学点应在课程设置时安排档案学术评论的教学内容。攻读档案学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更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专业主干课来学习、研究。
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泛指档案学研究系统之外的与档案学研究系统直接或间接发生联系的一切要素和条件，主要有：向档案学研究系统给予政策支持的政策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入科研人才的教育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划拨科研经费的经济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提供有用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知识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送组织与管理技术的实践环境，接受与检验档案学理论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以及普及与推广档案学研究成果的中介机制等。
应该肯定，改革开放以后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档案意识逐步增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已为不少人所接受。但是，不利于档案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例如，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档案科研经费一直缺乏稳定的来源，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档案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宣传，深化研究，努力提高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不仅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工作基本知识，而且要宣传档案学及其知识体系，使大家明白建立与完善档案学研究系统、优化其外部环境既是档案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的需要；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社会各项工作的发展也需要档案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档案服务；档案学只有与经济、科技、文化协调发展，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以此唤起社会各界对档案学的理解、重视与支持。各级档案学会要积极鼓励、动员广大会员参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以扩大档案学的社会影响。档案学研究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不断深化档案学研究内容，努力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使档案学在现代科学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多方筹措科研经费，增强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活力。建议国家档案局在“科技三项费用”之外设立一种档案科研专向基金，或向国家科技部申请增加“科技三项费用”的额度，以资助重大或具有典型意义的档案学课题研究。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专业主管机关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划拨一定的经费，专门用于档案科研工作。各级档案学会也要通过各种方式筹集科研经费。此外，档案学研究者要认真组织力量，积极申请国家和地方社科、教委及其他基金项目，也可利用自己在专业知识、科研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展档案学理论研究，以缓解档案科研经费紧张的矛盾。
【关键词】信息时代；档案学；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3-0011-1.5
当今社会，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使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档案一直被人们认为一种记录历史的资料，似乎跟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关系不大。然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档案的载体、管理方式、开发利用等方面都翻开了新的一面。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尤其是伴随着高校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人心，各个学科之间竞争日益严峻，对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组织和服务方面人才的培养，都提出了全新要求。在这种形势下，档案学教育的生存与发展必须正视挑战、充分利用机遇以探索今后档案学高等教育发展策略，使之更好地适应信息化时代的要求，在学科丛林中绽放希望之花。
一、我国档案学教育面临的发展机遇
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背景下，社会各行各业都处于数字化信息社会的环境中，他们对既有档案专业基础知识，又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人才求贤若渴。
首先，作为社会信息系统的档案部门，向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迈进是必然的，在其数字档案馆建设、档案信息资源数字化建设过程中都迫切需要现代信息技术含量高的档案专业人才。这就要求将现代信息技术和档案学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培养出现代信息技术能力强，具有综合素质的专业人才；同时，各级档案部门的在职人员也需要进行现代信息技术再教育，开展各种各样的岗位培训和在职教育。其次，档案载体越来越呈现多样化。光盘档案、磁介质档案等形式的广泛使用，过去传统的纸质档案必然朝向电子、数字、虚拟档案的方向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新型档案管理的高新技术问题研究与教育成为必然，如围绕档案专业人才必须掌握的办公自动化技术、网络技术、软件开发技术、现代通信技术、设备维护技术等发展档案学教育。第三，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档案门类将更加纷繁复杂，数量也急速增加，档案工作将渗透到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迫切需要档案管理的先进技术手段，以提高各类档案信息管理工作的质量与效率，积极开发档案信息资源，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二、我国档案学教育面临的尴尬处境
社会各行各业对档案人才的大量需求，是我国档案学教育的重大发展机遇，但是，受众多现实问题的困扰，我国档案学教育还面临着诸多困境。
第一，档案学本科教育的招生规模不容乐观。从全国范围来看，“十一五”期间开办档案学本科专业的院校总数并无明显增长，学科点建设处于稳定发展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档案学办学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在于档案学专业一直都不是人们所认为的“热门”专业，相应的许多家长和学生对档案学专业了解较少，在报考时一般都不会选择本专业，造成档案学专业的学生多数是被调剂的。第二，课程设置及结构体系不完善。档案学最初是从历史学、图书馆学等学科发展而来，受这些传统学科的影响，学科思维比较单一，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小我”观念和“管家”观念比较严重。在课程结构的设计上比较重视传统的收集、整理、鉴定、利用等档案基础知识的学习。如前述，现代社会各行各业需要具有信息处理技能的人才，而我们的课程设置中对信息管理和信息处理技能方面的课程设置占总课程的比例很小。像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均可以纳入档案学课程体系。第三，实践教学环节在所有教学环节中占有比例不高。档案工作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工作。现代社会，许多单位招聘均要求实践能力强的毕业生。我国档案学本科教育实践教学环节不受重视，导致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紧密，使得大多数档案学专业毕业生在进入单位后，不能顺利的适应岗位需求。长此以往，单位对档案学专业的学生不免产生偏见，认为其基础不过关，档案学教育并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
三、信息时代档案学专业发展的策略分析
依据培养目标，调整课程体系设置。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档案学专业要适应社会需求，在保持学科特色的前提下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在不同阶段设置相应的培养目标。本科生阶段，注重学生对本专业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技能的把握，解决学生就业时的基本需求问题。在课程设置上，应加强实践课程，将专业实习等实践项目作为必修项目，并且有相应的实习时间规定，不能让学生形成实践无关紧要的思想意识。同时，重视信息技能的培训，将相关信息技术列入必修课程，同时将一些更精深的信息技能课程列入选修课程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发展需要。研究生阶段，注重学生学术研究能力的提升，强调掌握档案专业基础知识，更须具备与档案专业相关的信息学科专业知识融会贯通的素质，将学生培养成信息领域的领导者。在课程设置上，应将信息学一级学科基础性的、通用性的课程规定为核心课程，更重要的是将研究方法课程作为必修课程，让学生掌握如何科学的运用研究方法开展独立研究。
深化教学改革，加强专业实践教学。当前，许多专业高等教育的实践教学改革是一个重要课题，档案学专业作为应用文科和管理学科，其实践教学改革任务就显得尤为紧迫。针对信息化社会对档案学专业学生的能力需求，应该加强学生的专业实践教学。
首先，强化学生的专业思想和学科认同感。在档案学专业学生入校后，采取多种形式的活动进行档案意识教育，如带领学生参观档案馆、档案室等，使其初步了解和接触自己所学的专业，培养学习兴趣。同时经常邀请档案专业名师来学校进行档案职业相关系列讲座，不断强化学生的学科认同感，从而在就业时学生才会有强烈的职业归属感。其次，加强业务技能训练，开展社会实践锻炼。档案学专业需要通过实行课程实习、教学实习、毕业实习等环节来训练和提高学生的档案管理业务技能水平。业务技能训练主要还是围绕专业领域，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展开的，然而，学生还必须拥有更为广阔的锻炼空间，这就需要启动社会实践锻炼体系。
把握社会发展方向，构建信息化课程模块。随着信息化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对档案学专业的更高要求，档案学科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也必须对现代信息理论与信息技术进行吸收与融合。教育部在1998年就对档案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提出具体要求，档案高等教育要“培养具备系统的档案学基础知识与文化知识，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的基本技能，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档案机构、信息部门从事信息服务、信息管理工作及研究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档案学高级专门人才”。这也说明，构建档案学专业信息化课程模块既是信息社会发展方向的必然趋势，也是档案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重要步骤，更是完善学生知识结构的必经之路，是达到人才培养目标的理性选择。
综上所述，我国档案学教育，既要适应信息化社会对档案学专业人才素质需求的变化，又要适应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内在发展规律的要求，应该以学习型为前提，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以管理型为基础，有序协调所拥有的一切资源；以创新型为导向，推动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以综合型为目标，有整体意识，将学习能力、管理理论、信息技能与创新精神相结合，使得档案学专业学生成为具备综合素质的人才。
【参考文献】
[1]余珊珊.关于我国档案学研究生教育的思考[J].高教高职研究，2011（10）.
[2]陈素军.从就业角度谈档案学专业教育改革[J].兰台世，2012（6）.
思考之一:我国档案学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的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太强而问题意识淡薄的倾向严重制约了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发展，致使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陷入困境
所谓“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是指，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以概念与概念、范畴与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学科理论体系的严谨完整和包容性作为关注的主要对象，无论是研究课题的确定还是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都主要是以学科理论体系本身的需要为出发点。由于“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的作用，研究者更注重从理论的角度考虑学科的需要，以一种较为封闭、静止的观念和较为狭窄的眼界来构思学术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概念、范畴、逻辑、学科理论体系以及学科本身的知识积累，而构成学科发展前提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则被忽略了。在这种情况下，学术研究便难以从现实中发现问题并获得启迪，因而也难以与时俱进。在我国档案学研究中，这种“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表现得相当明显，不少档案学研究者理论研究的学科意识非常强烈，他们不是从生动丰富的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寻找研究课题，而是从概念、范畴以及它们的逻辑关系中去构思学科理论体系，并以此作为研究的终极目的，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热衷于纯档案学理论的研究。[2]对诸如档案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学科性质、体系结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自上世纪中期至今半个世纪以来，研究热度未减，观点众说纷纭。如档案的定义，提出的观点据说数十种之多，其中虽有精辟之说，但不少却是在概念游戏中“玩”出来的;又如档案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们似乎并不关心如何在档案学研究中运用各种研究方法的问题，而是对构建研究方法体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其二是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泛化”。为了构建“完善”的档案学理论体系，有些档案学研究者不断“拓展”档案学“分支”学科，主要方法就是将档案学与其他学科简单嫁接，即档案学理论+其他某学科理论=档案××学。[3]本来，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是科学发展中的正常现象，档案学吸取其他学科的营养为己所用也是完全应该的。问题是一些档案学研究者缺乏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没有深入研究被引进学科的内涵和外延，寻找出其他学科与档案学的有机融合点，就生搬硬套、轻率“立学”。而一旦“立学”，又几乎无一例外地就是要“建立档案××学学科理论体系”，于是又来了“档案××学”的定义、研究对象、体系结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等等，于是乎档案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就这样层层扩张、无限膨胀。这种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泛化”致使许多似是而非的理论赘疣充斥了档案学领域，而档案学研究中应该关注的许多现实问题却被严重忽视了。
笔者认为，基础理论研究所揭示的本质规律对档案事业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问题是档案学毕竟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纯理论研究不是也不应该是它的主流。如果在档案学研究中 “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逐渐成为自觉不自觉的集体“冲动”而使研究者们趋之若鹜，从而导致“为学科理论体系而学科理论体系、把学科理论体系当作档案学学科建设的全部目的”时，就会形成一种“经院”习气，使档案学理论研究与档案工作现实渐行渐远。特别是当今“档案事业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人们对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各种纷至沓来的新问题感到疑惑，需要档案学理论提供一种有助于解惑的认识而理论又回避推诿”之时，理论研究的作用就难免会令人质疑，学科建设也就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同，这或许就是档案学学科地位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构建档案学理论体系和研究档案工作现实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对立的，档案工作现实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构建档案学理论体系，档案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有助于对档案工作现实问题的深入认识、理解和解决。笔者不仅不反对，而且很赞赏那种真正的档案学研究。笔者认为，我们所要反思的是那种不知“档案工作现实问题”为何物、为思辨而思辨的“书斋式”、“经院式”的档案学研究方法;笔者分析档案学体系构建中存在的隐忧，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在探索档案学体系过程中的种种尝试和努力;笔者在此强调我国目前档案学研究应当从学科理论体系构建向问题意识转变:对档案学这门有待发展的新学科来说，问题意识是这一学科研究取得进展的突破口和着力点，而档案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有赖于对具体档案工作问题的研究进展;同时，作为一门应用学科，档案学本身就承担着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使命。任何一门学科、任何一种理论都是从问题开始，“任何发问都是一种寻求，任何寻求都有从它所求的东西方面而来的事先引导。” [4]任何一个问题当它提出来之时，在它的文字中已经包含了求解方向或解决的途径，甚至包含了提问者准备接受的答案。这就要求档案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反思:我是否提出了一个“问题”，它的“问题性”何在?这一“问题”是否具有“方向性”和“前瞻性”?所谓问题性，是指在什么领域和什么层次上成为问题，是自己提出的“私人问题”还是为他人公认的“公共问题”，在什么角度和多大程度上与前人或传统的问题存在衔接但又与众不同，问题的本身所蕴含的解决的可能性有多大，其潜在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又在哪里。“问题”是否具有“方向性”和“前瞻性”，是指是否存在引导人们通向新的档案学领域的可能性，或者问题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创造的开端。从某个角度来看，我国某些档案学研究之所以发展迟缓，原因之一在于研究者问题意识淡薄导致其所提出的某些问题在“问题性”上有缺失。具体来说，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该问题是别人的问题，不是自己的问题，因而不是与众不同的问题。近年来，人们所讨论的要么是西方语境下所产生的档案学问题，要么是相关学科的问题。我们缺少的是中国语境下产生的档案学学科的问题。其二，该问题缺少方向性和未来性，它难以指明档案学未来理论的方向和实践的方向，它只能告诉我们现在是什么，然后跟着别人的问题走，没有自己的方向，别人的未来就是自己的未来。一个好的档案学问题，或者说一个有足够“问题性”的问题，必定是一个建立在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实践关系之上的问题。[5]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档案学研究应该走出“学科理论体系本位意识”的误区，增强“问题”意识，更多地关注档案学理论发展与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产生和提出的“现实问题”。
思考之二: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要淡化学科观念，强化问题意识;淡化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强化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淡化对国外的依附性，强化民族性与本土性研究，从而努力走出困境
1、淡化学科观念，强化问题意识
在学科本位意识的作用下，我国档案学研究者往往更注重从理论的角度考虑学科的需要，以此来着眼和构思档案学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关注的主要是概念、范畴、逻辑、体系以及学科本身的知识积累，而构成档案学学科发展前提的活生生的档案工作现实则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从事档案学的研究者便难以从现实中发现问题、获得灵感、得到启迪，因而也难以与时俱进，束缚了档案学学科的不断更新和发展，成为阻碍我国档案学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的因素。笔者认为，学科的建设是有其内在规律的，一门学科是否能够成为学科取决于多方面条件，如果不顾这些客观条件，一味地按照已有的学科模式和框架编造出一个学科来，以为只有这样才能算学问、才有地位，只能是对学术研究的误解。笔者还认为，学科本身是需要发展的，这种发展主要表现为学科的不断分化和综合，新的学科在学科的分化与综合中得以产生和建立，但如果认为学科的发展就是学科数量的增加，那就大错特错了，学科的发展更重要的应是学科内在水平的提高，而学科内在水平的真正提高必须以问题为基础与前提。因此，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要淡化学科观念，强化问题意识，从而努力走出困境。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认识“问题”、“问题意识”并“强化问题意识”呢?
“科学始于问题，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问题的解题过程。” [6]“问题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科发展的生长点。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淡漠问题意识，脱离时代与社会现实，无异于切断了它们发展的源头，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术生命力将随之枯竭。” [7]因为“一切创新都始于问题的发现，而发现问题又源于强烈的问题意识。所谓问题意识，就是对一些尚待解决的有科学价值的命题或矛盾的承认以及积极解决这些问题的自觉。” [8]尤其是对于档案学这样的实践性、应用性较强的人文社会科学，如果问题意识淡薄，脱离现实与社会需要，那无异于切断了它的发展源头，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生命力也将随之枯竭。因此，强化档案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对档案学科的发展极其重要，当前档案学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实现“问题”与“主义”的完美结合。笔者这里所指的“问题”，是指档案学理论发展与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产生和提出的问题;而“主义”则指档案学理论研究与理论体系的建立。那么，如何实现“问题”与“主义”的完美结合呢?具体来说，一要关注档案工作实践，参与档案工作实践。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档案学理论的性质从根本上说是应用性的，是来源并服务于档案工作实践的。因此，档案学理论只有扎根于生动丰富的档案工作实践，从档案工作实践中去发现、寻找并解答问题，这样的理论才是充满活力的。二要有档案学理论的敏感性。当前不少从事实际档案工作的研究者，虽然对档案事业发展和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很了解，但缺乏理论敏感性，看不到具体问题背后隐含的理论，因而其研究往往是从问题到问题，而不是从具体的问题中提炼出带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从理论上加以阐释和解答，即停留在“经验档案学”层次。档案学研究如果长期处于这种水平，是不可能提高它的学科地位的。这就要求档案学研究者一定要加强理论素养，培养理论敏感性，善于从具体问题入手探寻档案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三是既要关注宏观现实问题，也要关注微观现实问题。一方面要关注关系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宏观现实问题，如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给档案工作带来的冲击;网络时代的科技、教育、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对档案工作的影响;知识经济、知识创新与档案事业发展的关系等等。另一方面又要关注档案工作实践活动中面临的、能折射出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大量微观层面的现实问题，如档案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服务水平问题，看起来也是档案管理中的具体问题，但它所折射的却是档案职业精神这样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再如档案信息推送服务、个性化档案信息服务，似乎也是具体的档案业务工作，但它所蕴涵的是全新的档案信息服务理念，是理论工作者不应忽视的。四是要关注热点问题，但不要盲目追逐热点。一方面要关注热点，以积极的态度、参与的激情，密切关注档案事业发展中遇到的种种新问题，并进入这些新的、前沿的学科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又不盲目追热，在热点面前，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以严谨治学的态度、缜密理性的思维去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提出富有创新性的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重复他人的材料和观点。
2、淡化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强化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
从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表面形式看，亦即从文本而言，呈现出数量繁荣但少有质量的提升，即档案学研究成果“量”与“质”不相协调的现象。固然，成熟的理论一定是有体系的理论;但反过来，有体系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成熟的理论，体系也不一定标志理论的成熟。在我国，长期以来，受传统学术研究特别是欧洲传统学术的影响，在包括档案学在内的学术研究中，人们热衷于追求体系，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不管研究对象是否真正具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也不论研究时间长短与深浅，动辄就对对象做完整的系统的理论表述。由于有其他现成的学科体系框架作参照，一些不负责任的学者，很轻易地就能“确立”起一门新的学科，无非就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在这里，所谓学科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学科仅成为外衣，至于内在的实质，却往往被人们忽视了。就档案学本身的发展逻辑来说，笔者认为，关注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是当代中国档案学重获造血机能、克服华而不实之风的关键所在。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就曾把自己的成功之道归结为对物理学“原始问题”的关注，这里的“原始问题”亦即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杨振宁认为科学研究“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就必须面对原始的简单的物理问题，而不是别人的猜想。” [9]对档案学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的关注，实质上也是对档案学研究的完整性与严密性的关注。信息化时代所出现、形成的新问题，是很难完全纳入既成的知识和概念框架以原有的理论体系来认识和解决的。如果囿于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档案工作实践所提出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档案学学科建设、理论研究也就得不到公众的认同、理解和支持，这也是档案学长期遭到社会轻视的原因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表面的热闹只是使档案学术讨论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并不触及档案工作实践问题的深层。一般来说，把握档案学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也就是对档案学学科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的完善。因此，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要走出困境，需要档案学研究者有创新探索的精神和敏锐独到的洞察力，需要其淡化档案学研究形式的完整性与严密性，需要其有对档案学研究内容的现实性与深刻性的把握能力。
3、淡化对国外的依附性，强化民族性与本土性研究
面对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挑战，中国档案学研究面临着既要本土化又要国际化的双重任务。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在我国档案学理论界就颇为流行与国际接轨、跟踪国际学术前沿的现象，然而就在这种与国际接轨过程中，“尊奉”西方思想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种“潮流”，笔者认为这种现象需要我们认真反思。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问题域，只有在本国主问题域中进行的研究，才有可能成为本国所需要的前沿性研究。中国档案学研究由于长期受西方话语权的支配，不仅割断了古代档案人重视档案研究的优良传统，而且也使自身长期处于国外档案工作“注脚”的地位。笔者认为，中国档案学建设实际上有自身的优势，应将这一优势发展成自身的特色。中国档案学建设无可比拟的优势在于我们拥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和丰富的学术资源，如何使这些无比宝贵的文化遗产成为现代档案学学术思想和科学理论的有机构成要素，是中国档案学理论研究原创性挖掘的关键。中国档案学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探索，已经初步构建起了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体系，但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甚微，在一些“宏大课题”上很难有创新的余地，这与我国这样一个“档案大国”(指档案数量)的地位极不相称。中国要由“档案大国”成为“档案强国”，档案学者要想提出富有创见的理论，就必须走出一味强调构建档案学理论体系的误区，真正从学术的视角、世界的眼光来分析“中国档案工作实践问题”，并在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设定疑问，引导出富有见地的新思想和新理论。笔者深信，处于巨大社会转型和档案事业变革的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为丰富的“问题来源地”，无论在档案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还是档案事业改革方面，也无论是在理念革新还是理论转型方面，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说中国档案学目前在理论创新方面还远远达不到西方档案学的境界的话，那么，中国档案学所面对的丰富“问题”确实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所未完全遇到的，有着明显的特殊性。中国档案学要做出独立的贡献，就需要对自己本土中存在的特殊问题做出解释和回应，并通过对特殊问题的分析和研究，逐渐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从而最终提出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思想和理论。这里的“中国特色”可以理解为“中国的”、“本土的”、“民族的”，即“立足于中国本土的、相对于西方档案学的、以追求中国特色档案学领域里的民族独立行为为目的的档案学理论”体系。[10]当然，我们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了提高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科学水平，必须克服档案学研究中中外分家的现象。” [11]不能拒绝与国外档案学界对话，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应当做到“三个必须”，即必须关注档案学发展潮流，高瞻远瞩，在统揽世界档案学发展全局的基础上找到中国档案学合理的起点和发展目标;必须在借鉴和吸收国外档案学学科建设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我国档案学学科的建设;必须在国际通用的档案学术规范前提下，深入研究传统档案学和现代档案学的发展规律与原理，提出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思想和理论，从而建立起中国档案学学科自身的理论体系。[12]
注释:
[1]冯惠玲、周毅、黄霄羽:《档案学科“十五”回顾与“十一五”展望》，《档案学通讯》，2005(4)。
[2]管先海:《对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若干思考》，《北京档案》，2006(4)。
[3]管先海:《走出档案学研究的误区》，《中国档案》，2005(2)。
[4]连成叶:《执著的追求》，《档案学通讯》，2004(2)。
[5][10]管先海:《对中国档案学理论原创性研究的思考》，《档案管理》，2005(1)。
[6][英]卡尔·波普尔著，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北京:三联书店，1987。
[7]刘大椿:《问题意识与超越情怀》，《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4)。
[8]王永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光明日报》，2004-04-05(理论周刊，8)。
[9]杨振宁:《杨振宁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738。
在一个基层档案馆馆长看来，任何一个学科都是有学术尊严的。很大程度上，尊严就是存在的理由，就是学科价值。讨论档案学的学术尊严问题，本身就是对档案学学术尊严的质疑，抑或是对提升学术尊严的期待，对档案学发展的期待。
一、长度――档案学的历史
档案学界普遍认为，中国档案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她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期：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时间为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重构与渐进发展时期，时间为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完善与繁荣时期，时间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
关于档案学与历史学的渊源，学界素有讨论。有的学者认为，档案学脱胎于历史学。有的则认为，档案学与历史学是一对孪生兄弟，但历史学是老大。我比较认同自古以来“史档不分家”的说法。在档案概念未出现之前，档案的角色其实就是历史工作者眼中的史料(历史文献、文书资料)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作的需要，逐渐区分开来。而在实践中，关于档案学历史的研究，曾将档案学归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其主要依据就是“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结构和功能。而我国档案学教育的鼻祖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学科发展史也证明了“史档”的亲密关系。
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率先开办了档案学专业。但1955年成立“系”开始招收本科生的机构是“历史档案系”，“档案”成为历史的“下属”，直到1978年，档案学系才正式设立。1979年，档案学系开办硕士研究生教育，最先设立的专业却是中国政治制度史，属历史学范畴，直到1982年，才设立档案学硕士专业招收首届档案学专业硕士生。到1985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扩建为档案学院。在上海市档案局的帮助下，1994年，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也办起了档案管理专科。历史学和档案学这种相互交叉、渗透的关系今天依然存在，部分大学的档案学专业甚至就设在历史学院或相关背景学院内(见表一)。事实证明，在我国，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硕士教育，档案学的发展都是源于历史，最后仍然部分地和“历史”保持联系，带有历史的烙印。大部分则归结到“管理”领域，部分地呈现出管理学向历史学的延伸。
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此后，部分高校纷纷效仿，皆缘于“信息化”这个时髦的字眼。今天，已有8所大学更名(见表二)，但档案学科设在管理学院的仍然居多(见表三)。
需要指出的是，“为历史研究提供素材”乃至从整体上“为历史研究服务”，并不是档案学基本学科结构所体现的功能，而是其学科“衍生结构”的一种价值取向。这种状态说明任何学科都不是绝对独立的：“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科学体系的开放性。中国档案学通过这种对其他学科和研究领域的‘靠近’和‘入侵’，既可以使自身理论更加成熟，又能够强化本学科的学术地位及其尊严”。既如此，窃以为，“为历史研究服务”无甚大碍，所谓“有为才有位”，关键在于我们的“服务水平”；“元问题”依旧混乱又有何妨?关键是要“有尊严地活着”。
二、宽度――档案学科的空间分布与实践平台
目前，我国30所高校的档案学专业多定位于管理学领域，实则徘徊于管理学和历史学之间(参见表一、表二、表三)；近年来“档案学系(院)”名称几近消失，相比其他学科发展速度较慢，总体规模较小，本科生生源越来越少以致难以为继；培养规模小成就了高就业率，毕业生的竞争没有其他行业那么激烈；计算机、管理学、经济学类课程大量增加，档案学类课程压缩到少而又少。孙二明甚至认为，近年来档案学教育的改革，很难说是成功的。
这些事实说明，整个社会对档案学的需求不大，档案学的市场不广。档案学能否在这样的形势下，做到立足档案，在管理学和历史学之间“左右逢源”，需要处在“上游”的档案学人的大智慧，不能回避。
档案学界不应拘泥于“元问题”等纯学术问题的研究，更应关注当下档案实践的发展，从中丰富档案学的学科内涵，拓展档案学的覆盖面和影响面。档案学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品质，不仅要培养专业人才，更要为档案馆和档案事业建设提供具体的理论支持与指导。因此，在坚持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更应强调应用理论研究往“实”处走。
连“马达加斯加的企鹅”都知道，在和老鼠的比赛中，不仅输掉了冰面，其实也输掉了尊严。实践平台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档案学的实践平台主要是指各级各类档案馆(室)。这是档案学直接伸向社会，建立社会基础的关键部分，这是档案学的优势。问题是，广大档案工作者，这些馆室的主人，基本上足不出户，看守着档案过日子，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和相邻的图书馆系统相比，档案馆的主管单位是国家档案局，图书馆的主管单位是国家文化部。图书馆公开宣传称“读者是上帝”，类似“读者服务月”的活动繁多，但档案工作却有些裹足不前，2009年7月通过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甚至也没有将档案工作列入。我曾经将档案学和基层档案工作比如成“上游”和“下游”的关系，如果“下游”不丰沛社会上哪来的声音和影响?又何来口碑和尊严?
三、高度――档案学的学科水平
学科水平的重要标志是重点学科和博士点。这也是对学术尊严最重要的考量。我国目前有2000多所大学，另有1000多所民办大学，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但设有档案学专业的高校只有上述表中所列30所，其中，只有中国人民大学的档案学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只有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云南大学、南京政治学院五所大学设有档案学博士点。和相邻的历史学相比，明显处于落后地位。几乎每所综合性大学乃至师范院校，都设有历史学，几乎涵盖所有“985”高校和大多数“211”高校；历史学一级学科具有“博士一级”授权单位共25个，多个高校及中国社科院设有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与历史学相比，档案学和图书、情报三者共同“拥有”一个一级学科，换句话说，档案学只是1／3个一级学科，其规模、影响比历史学要小得多。而在管理学大家庭内，几乎每所高校都设有管理学专业，管理学一级学科“博士一级”授权单位多达130余所高校，其中最少的就是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具有“博士一级”授权的单位仅4所高校。
“不能够蕴涵不应该”——档案学学科体系
档案学的学科体系是在档案学的发展中逐渐完善起来的，根据档案工作的不同方面、种类、角度，档案学从一门学科发展为以档案学为中心的一个学科群体。自档案学诞生以来，其学科体系始终围绕着档案与社会、档案与利用的关系这两个基本问题而设定。吴宝康先生最早用描述性的语言概括了档案学的学科体系：“档案学是由若干科学课目共同组成的，因此档案学实际上就是这些科学课目的总称。这些科目是：中国档案史、世界档案史、文书学、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档案文件公布学。”[3]（p88）随着档案活动的开展，档案学不可避免地向其它学科涉足，一些新的科目如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文献鉴辨学、知识管理、档案计算机管理等等逐渐形成。由此，许多学者对档案学学科体系开始了重新设定，出现了“二分法”：理论档案学和应用档案学；“三分法”：理论档案学、应用档案学和档案管理技术；[7]（p82）“四分法”：理论档案学和应用档案学、叙述档案学和辅助档案学，[8]还有些学者提出了“五分法”、“六分法”、“七分法”。学者们对档案学科体系的不同划分，成为一些人质疑档案学独立学科地位的理由，即它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暧昧，没有自己独立的研究范畴和话语体系。从理论上讲，一切对档案工作有利的研究都应纳入档案学研究的范畴，也正因此，档案学者们对档案学科体系有着诸多的划分。我们应该看到，每一种学科体系的设定和划分都是一个历史阶段人们对档案工作和现象认识的产物，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必然带有时代的局限性。档案学学科体系的历史阶段性，意味着它必须始终面对来自档案学理论与实践的持续挑战。现论的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决定了它不可避免地要涉足其它学科领域审视档案学问题，随着人们认识的改进，档案学体系的设定必然会发生新的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档案学科不断成熟完善的一种标志。德国档案学者赫尔曼.鲁姆叔特尔认为，档案学与其它学科研究领域虽然交叉重叠，但是，档案学的独立性与协同性并不是一对矛盾，来自其他学科的挑战，正是档案学发展的加速器。[9]（p213）事实上，并不独档案学科存在“借用”现象，其它临近学科图书馆学、情报学、历史学、信息学都存在这一现象，这并未对这些学科的独立学科地位构成致命动摇。因此，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吸收相关学科的成果。当前的症结集中体现在“不成熟的心理、理论和实践条件，很难使跨学科研究在档案学术研究中发挥出应有的效果，反而使部分学术成果有悖于跨学科的价值取向。”[10]概而言之，档案学学科体系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寻求到一个终极确定的答案，实属困难，正因如此，档案学学科体系不能支撑整个档案学独立的大厦，我们不能妄把档案学独立学科地位的支点归为档案学学科体系。档案学要想赢得尊严，就必须更加关注现实的档案实践问题，回到最真实的档案学之境来。
“应该蕴涵能够”——档案学学科功能
综上，档案学独立学科地位的支点既不取决于档案学学科属性，也不取决于档案学学科体系。那么能够标明档案学独立学科地位的支点究竟是什么？什么才能够支撑起档案学独立学科地位的大厦？换言之，档案学不能被其它学科所替代的决定性要素是什么？笔者认为这个决定性要素即是档案学无可替代的学科功能。笔者从“应该蕴涵能够”得出的结论并非是否定档案学学科性质及学科体系的重要性，这些基本概念和问题正是档案学学科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石，笔者此文之意在于凸显档案学科不可被替代的立足点正是档案学学科功能。“‘功能’即指事物的效用和价值，对一定的主体来说，功能是某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应有意义和基本论据所在。因此，对功能、效用、价值的关注，是人们作为主体关注一定客体的着眼点。人文社会科学的功能即人文社会科学在社会认识和社会实践中的功效和可能起的作用。”[11]（p26）那么，档案学的学科功能有哪些？这些功能对社会和人是否有用？对社会档案需求的满足程度如何？笔者认为档案学在档案活动中承担两种学科功能，一是解决人类档案利用难题，二是指导档案实践，二者是档案学必须存在的生命根基。第一，档案学的直接功能：解决人类档案利用难题。档案是人们在日常事务过程中形成的直接记录，对人类有着重要的信息情报价值。面对大量纷繁复杂的档案，如何满足人类的档案利用难题？档案学作为解决人类档案利用的必修课程，其最直接最基础的功能就是向档案工作者传承档案学基本理论知识及其蕴含的档案文化理念。指导人们解决档案利用难题，档案教学改革也必须能够体现出档案学的这一直接功能。在信息知识社会的今天，档案工作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职业”，更是一种“专业”，档案工作者的不可替代性正是有赖于档案学解决人类档案利用学科功能的有效发挥。然而反观现实，我们不能忽视档案学在解决人类档案利用的过程中似乎陷入了瓶颈，档案学帮助人们解决档案利用的学科功能并未真正发挥效用，多次档案教学改革成果也不明显。档案学在教学实践中价值弱化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重理论轻实践，操作知识过少，部分理论滞后或超前于档案实践，尤其是一些社会因素、政策因素等并未给档案学直接学科功能的发挥提供适宜的社会环境，这些都严重阻碍了档案学直接功能的实现。第二，档案学的间接功能：指导档案实践。社会对档案学的歧视以及很多档案人不自信的很大原因在于档案学面对档案实践应用的解释功能和指导功能大大弱化了。也就是说，档案学危机的终极根源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冲突。档案学不能对档案实践有效指导，人们就有充分理由对其提出质疑。我们必须注意到，档案学者深思熟虑的理论成果多被实践者束之高阁，而实践者面对工作中的难题依旧束手无策。“理论脱离实践”成为困扰我们多年的难题，完全脱离实践的档案理论不仅很难保证其正确性、科学性，也不具备任何实际价值，由此形成的理论只能是经院派理论，没有实现的土壤，因此，档案理论必须源于实践。可以说，创建档案学理论本身不是目的，它的真正目的在于为档案实践服务。虽然档案理论必须源于实践、指导实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档案理论可以直接用于实践。指导档案实践的功能，更多的是以“间接”的方式实现的。也就是说，并非是直接的、具体的档案学理论才能指导实践，恰恰是概括性和普遍性的档案学理论更能指导实践。从各学科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学科理论并不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而是提供一种思维意识和观点，使人们在解决问题时具有正确的观念。至于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所取得的效果，并不是理论的能力所及。具体到档案学来说，它不可能仅以档案实践中的具体情境为研究对象，因为适用于指导某种档案情境下的理论，必然会脱离另外情境及其它档案实践者的需要，这也违背了理论所固有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的本质。过于具体的档案学理论构建“往往偏重于档案实践，从而失去了主体意识和学科自身的特点，失去了档案学的学术尊严”[12]。档案学的教学改革不能过于强调操作技能实践，不利于档案学独立学科地位的形成。当下，我们的档案学理论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很大原因不在于理论性过强，过于抽象，而恰恰在于它的理论性过差，概括性不强，不能真正发挥深化认识，指导档案实践的功能,从而动摇了档案学的学科地位。
本文作者：张江珊作者单位：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关键词：高校档案；档案教学；教学改革
信息化时代档案教学改革和课程资源整合是一个系统工程，其目的是培养能适应档案事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改革的关键是要遵照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和档案工作创新发展的需要，把握不同板块的知识结构和逻辑顺序设计，不断调整档案课程资源与档案工作实践需要的度。培养能适应信息化时代档案事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一、整合和调整档案课程资源
传统的档案管理，是以档案实体为对象进行管理的。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在档案领域内广泛应用，档案工作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档案信息的数字化和管理手段的现代化，使档案工作从以纸质档案管理为主逐步向以电子文件管理为主的方向转变。档案数字化是档案信息化建设发展的必然趋势，档案工作的发展必将走上信息化、数字化的道路。
档案信息数字化有助于档案信息资源的加工和整理，以及档案信息的及时获取和有效利用，提高档案信息的利用率。档案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加强档案信息数字化建设，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档案信息资源，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电子文件的鉴定、归档、整理、利用问题，电子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问题，电子文件的安全问题，电子文件长期保存等问题，将直接影响到电子文件的管理。需要我们学习有关管理电子文件的知识，尽快掌握电子文件管理的规律。数字档案馆是通过馆藏档案数字化和电子文件的接收，整合各种档案信息资源，建立各级各类档案数据库，建立一个多层次、分布式、规范化的档案数据库，并通过档案信息网络平台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共享。
在数字化条件下，电子文件和档案信息，它们具有非人工识读性、信息与载体之间的可分离性、信息存储的高密度性以及多种媒体信息的集成性等特征。这就使得电子文件和档案信息的安全性难以得到保障，档案工作者将面临许多尴尬和种种困难。为此，当务之急就应加强对电子文件信息的保护，保障电子文件信息的内容安全，防止电子文件信息被非法变更与破坏，确保电子文件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长期可存取性。
二、整合和调整档案课程资源是档案学科和人才培养的需要
（一）档案学课程整合和调整的思路
信息化时代的档案学科面临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频繁渗透，促使档案学要不断地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地吸收和学习其他学科的知识。档案学要走一条理论与技术相结合、传统与现代相融合、国内与国外相借鉴的道路，围绕着档案管理的基本理论、以电子文件的管理以及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为中心，构建自己的学科体系。
档案学教育不能再像传统的档案学教育那样囿于基础知识范围内，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在档案领域内的应用，对档案工作、档案馆和档案人员产生了重大影响，要求档案工作者应用信息管理的新技术，解决档案工作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信息化时代的档案学理论是在传统档案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们要在档案学研究中取得进展，就必须从传统的档案研究中汲取营养，为档案学的发展提供有参考价值的经验。
（二）遵循档案教学的有关规律和规定
档案教学计划的制订是有其自身的规律。基于不同的发展目标和专业定位，各校都制定了有关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设置的规定。课程体系充分体现档案学的知识性、实践性和应用性。课程设置必须符合档案教育和档案事业发展的需要。当前的档案教学，口径越来越宽，专业的界限逐渐淡化，基础不断加厚，更注重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三）优化档案专业课程体系
原有档案学专业划分过细，培养的人才专业口径较窄，综合能力较弱，已不能适应学科专业结构的变化。为此，应按照“宽口径、新内涵”的思路，对原有的专业课程结构进行系统优化。优化专业课程结构必然引起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在调整课程时应注意淘汰那些脱离实际和内容陈旧的课程，增添一些适应社会需要，能反映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型课程，逐步拓宽专业知识，增强学生的适应性和应变能力，其重点应放在优化专业课程教学上。
三、档案课程资源的整合
信息化时代档案学科的发展，使档案学专业由文科式的教学模式向应用型、管理学科模式转变，加强档案应用型人才的信息素养和信息化技能的培养是档案事业发展的需要。高等学校的教育要为每个学生展示自我创造机会，即尽最大可能把每一个学生培养成具有“个性”的复合型人才。为此，教师要把握时代的脉搏，重新审视时展的态势，重新规划学校的发展和改革，不再满足于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的现象，不再满足于简单地为提高学生读书成绩而制定某些措施，要对当代教育发展趋势有全面的认识，体现教育理念的提升。
实践教学是大学本科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传授知识，开发智力的有效途径。通过实践教学活动，可以使学生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相结合，对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有着重要的作用。由于我们的档案学科的教学资源不够丰富，教学内容从概念到理论，所以，课程通融性也比较差，与基础课之间，缺少有机的内在联系。档案学课程资源，可以拓展的空间有限。我们应打破旧的实践教学框框，坚决改革那种徒有虚名的无效的实践，使学生得到有效的基本技能训练，发挥他们每个人的创新潜能。让创新意识的火花成为日后创新的成果。
四、结束语
档案管理的传统方法逐渐被现代信息技术所替代，数字化、网络化使档案工作的重心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电子载体的应用使某些传统的基础理论产生动摇，信息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图、情、档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我们原来的课程设置已经不能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需求。档案教育必须顺应潮流，及时整合和调整教学内容。
参考文献：
［1］丁光勋.数字时代的档案教学改革与课程资源整合[J].档案管理,2008,(4).
［2］蔡爱娣.档案教学"三实法"[J].职教论坛,2004,(2).
1 “微观档案学”辨析
“微观档案”的说法由来已久，与之相关的定义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从档案工作的“微观性”出发所作的界定，认为微观档案学是指从微观视角研究档案工作的规律性[1] [2]；第二类主要是从档案形成主体的“微观性”出发所作的界定，认为微观档案是由个体或较小的社会组织形成的社会价值微小的档案[3] [4]。档案工作包含宏观和微观两种视角，可以按照这两种视角进行框架体系的梳理，但需要注意的是，“档案学研究的微观视角”和“微观档案学”并不能完全等同，“微观档案学”作为学科的分支是否可以成立还要看其是否具有独立的理论内核和独特的社会价值。
正如微观经济学通过研究个体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以达到解释宏观经济现象的目的一样，从档案形成主体的“微观性”出发研究个体的档案管理行为，会面临许多与传统档案管理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问题，具备形成独特理论内核的基础，有可能形成特有的发挥价值的领域。“微观档案学”的概念界定应该从档案形成主体的角度进行：如果把国家档案事业的整体管理理解为“宏观档案管理”，而将各类社会组织的档案管理理解为“中观档案管理”，则个体档案的管理就是“微观档案管理”。这里的“个体档案”是指个体在生命历程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与机构档案管理当中的“人事档案”的主要区别在于：个体档案是从个体需要的角度出发判断记录的保存价值，类型更为多样、数量更为庞大。
因此，本文所述的“微观档案学”是指研究个体档案形成、收集、整理、保存和利用规律的科学领域。“微观档案学”与普通档案学的基础理论是一致的，档案学当中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前端控制理论、档案价值理论等基本原理对“微观档案学”同样适用，只是在具体实现形式上有所变通而已。“微观档案学”与普通档案学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微观档案学”以个体为参照体系，相当于普通档案学参照体系的“缩微版”，其目标是构建个体知识和记忆的系统化采集保存和利用体系，研究如何应用档案学基础理论建立个人工作和生活的秩序体系，促进个人效率的提高、职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升等。第二，“微观档案学”强调对个人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各类纷繁复杂知识和信息的组织和整理，对作为普通档案学核心问题的证据效力问题则关注较少。第三，“微观档案学”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强调档案学理论和方法为人的发展服务，也关注人类大脑记忆原理对档案整理保存体系的借鉴意义。
2 “微观档案学”述要
“微观档案学”以档案学基础理论为指导，涉及知识管理学、心理学、神经科学、信息科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是档案学与相关学科的交叉学科，其典型性的研究内容主要有：
第一，研究“微观档案学”基础理论，弥补一般档案学理论对个体档案的形成和保存问题关注不足的问题。普通档案学理论是对机构档案工作实践的总结和提升。在机构档案工作视野之外，内容丰富、类型多样、数量巨大的个体档案尽管不像机构档案那样具有非常明显的凭证效力，但是，对个体而言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形成、保存和利用规律的特殊性是“微观档案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二，探索数字化时代，个体通过各类信息技术交流、工作和生活时“轨迹”的留存问题。如何收集和保存电子邮件、网站购物、手机短信、微博、博客、网络社群等日常生活中的各类证据信息，实现不同来源信息的整合并进行合理、合法利用等问题是“微观档案学”研究的内容。
第三，人生经历的数字化采集、归档和利用方面的研究（CARPE： Capture， Archival and Retrieval of Personal Experiences）。美国微软公司研究员戈登?贝尔（Gordon Bell）从1998年开始着手实施一个名为“生命比特计划”（“My Life Bits”）的项目，该项目旨在发明一种设备，可以记录下日常所遇到的一切事物，利用这些数据建立起个体记忆的数据库。基于My Life Bits项目的实践经历，戈登?贝尔和其同事吉姆?戈梅尔（Jim Gemell ）合著的《全面回忆：数字记忆将如何影响一切（Total Recall： How the E-Memory Revolution Will Change Everything）》一书于2009年9月由Dutton Adult出版社出版发行[5]。
第四，辅助个体记忆能力的提高，探索生物记忆数字化存储的可能性。1945年，美国政府战时研究部门负责人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在《Atlantic Monthly》7月号上发表了《As We May Think》一文[6]，提出用一种名为Memex （memory extender ）的装置增强人类记忆能力的构想。范内瓦?布什提出的Memex以微缩胶片为基础，能存储个体拥有的所有书籍、资料及信件。他主张Memex应该模仿人脑的联想功能就像人的脑细胞一样，一旦捕捉到某些信息，马上就能沿着复杂的路径网络，找到相关的事物，这种思想后来被应用到超文（Hyper Text）的设计之中。尽管生物记忆的数字化存储在目前来看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是，其体系设计要用到档案学理论和方法是毋庸置疑的。
第五，通过档案学理论和方法建立个体知识管理体系。个体知识管理是将个体拥有的各种资料、随手可得的信息变成更具价值的知识，最终服务于自己的工作、生活的过程。通过对个体知识的管理，人们可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增强信息素养，完善自己的专业知识体系，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竞争力，为实现个体价值和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在个体知识管理体系建立过程中，如何将不同时间所接触到的各类不同类型的知识进行分类存储和管理，通过个体日常档案管理体系的建立来推动个体生活秩序的建立和学习工作效率的提高，是微观档案学研究的课题。
第六，研究个体档案数字化采集和保存的“云服务”提供体系。随着云计算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的不断成熟，未来人类可以借助移动通信终端非常便捷地在“云”中记录和保存日常生活中的很多细节，为具有这类需求的人群提供服务意味着巨大的市场空间，需要政府机关和各类社会组织共同协作，通过公益和企业服务相结合的方式来满足。
第七，研究个体知识和记忆保存过程中的伦理和法律问题。例如，个体生命历程的数字化采集必然涉及其他人群，如何协调与这些相关人员的关系问题，如何在保存个体经历的同时保护个体隐私，等等。此外，对采集和保存的个体档案信息知识产权如何归属，如何进行合法利用，对于属于个体数字化遗产范围的档案信息如何进行保存和管理等都需要进行深入探索。
摘要：本文分析了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在档案职业人才需求视角下的档案学高等教育改革，并据此提供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改革可
>> 以社会需求和就业为导向的高等教育改革探析 基于人才需求的会计教育改革研究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改革探讨 信息时代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发展之思考 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改革研究 以社会人才需求为导向加强独立学院专业建设的研究 以就业为导向,继续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 日本高等教育改革及启示 关于企业人才需求现状与职业学校教育改革发展方向的调研报告 基于大众化教育的会计人才需求与高等教育研究与分析 浅谈企业人才需求与职业院校教育改革 “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改革 美国职业发展为导向的体育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改革及启示 以“计算思维”为导向的高等计算机教育改革实践 基于廊坊市企业技能型人才需求调查的网络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研究 中国人才需求结构性失衡及高等教育反思 当前英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若干趋势及启示 中美高等教育比较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 美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 以经济市场人才需求为导向的商务英语教学策略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4]Job Board[EB/OL].[2015-12-28] . .
[7][9]张斌.我国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状况调查分析[J].北京档案，2015（4）：12-15.
[8]中国档案学会档案学基础理论学术委员会.档案教育发展的研究报告[R]. 2010.
[10]徐拥军，张斌.中国大陆档案高等教育发展研究[J].2011年海峡两岸档案暨缩微学术交流会论文集，2011：102-118.
各位领导、同志们，朋友们：
大家好！
档案学会理事长本应由我们局领导担任，但由于种种原因由我来担任学会理事长，当然离不开局领导的直接领导和各位同志们支持。为进一步把档案学会的各项工作做好，努力开创我市档案学会工作的新局面。下面我就如何做好档案协会工作，讲几点意见：
一、档案学会工作虽说是一个社会组织、群众性团体。但做好档案协会工作，必须在市委、市政府和×××市档案局的正确领导下，积极而主动地开展工作，不能远离全体档案工作的整个大局，要深刻理解档案学会工作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全市工作大局，服务于基层，服务于全市档案管理工作这个根本宗旨，才能真正有所作为，才能不断地开创我市档案工作的新局面。
二、档案工作学会是会员单位和全体会员的“家”，是大家的良朋益友，是大家的“知音”。因而，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一定相互加强联系，相互沟通，相互学习，相互取长补短。如果把档案管理工作看作是纵向联系和垂直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学会工作将是横向联系和横向发展的组织。今后我们不仅要加强本地各（县、区）有关档案工作的联系，还要逐步加强与兄弟地市之间和省内外的档案协会的相互联系，努力把我们的协会办成开放型、知版权所有识型、学术型的协会，为提高我市档案工作的水平乃至全市的知名度做出积极的努力。
三档案管理有规矩，档案学术无。不断提升我市档案工作的管理水平，提高档案管理人员和会员单位的政治、业务素质，是我们学会重要工作之一。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进一步广泛和积极地开展档案学术交流活动，并要定期进行学术研讨、技术切磋和培训工作，不断提高我们档案协会工作的新水准、新境界，并在今后的工作实践中做出新的更大的成绩来。
四广泛开展活动，定期召开会员工作会议、理事工作会议，切实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做到共同进步、共同提高，努力实现“大家办协会，协会为大家”的目标。
最后我想说的一句话是，现在使用频率最多的一句话是“与时俱进”。我想做好我们档案学会工作，也应该“与时俱进”，如果把这句话展开讲，档协会工作不仅要与时俱进，同时还要与“事”俱进，与“势”俱进，与“世”俱进。也就是说，档案协会要与具体“事宜”俱进，与“形势”发展俱进，与世界事态和时展俱进。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我们的职责和义务。
谢谢大家。
Keywords： new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driven； archive science； research perspective
1 引言
近几年来，随着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数据处理技术、智能技术以及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由大数据引发的社会革命，围绕大数据以及相关的新技术形成的新技术背景，成为各个行业热议的话题。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物联网、移动互联等技术已经或者即将成为国家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也都在这种新技术形成的浓厚氛围中抓好机遇，紧跟时展步伐，马不停蹄地进行各种创新和改革。档案学当然也不例外，围绕这些新技术以及新技术环境，出现了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虽然目前的研究整体上仍处在尝试、摸索和思辨的阶段，实践相对较少，但是随着这些技术真正意义上的普及，档案学也必将在技术环境和技术应用的驱动下，发生深层次的变革。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围绕着这些新技术的研究成果仍然比较零散，缺少系统的、全面的对该研究主题的剖析。因此，本研究拟在系统搜集当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新技术环境驱动下的档案学研究主题进行深入分析，以使得学界能够在充分了解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把握档案学新兴研究主题深化的方向，从而推动研究更加深入地进行下去。
2 数据搜集和基本信息分析
2.1 数据搜集
本研究选取中文文献集成平台“中国知网”作为数据获取来源，文献类型不作限定。由于本研究关注的新技术环境，包括大数据、移动互联、物联网、云计算和智慧城市，虽然出现的时间节点不尽相同，但基本都是在2009年以后出现的，同时为了避免时间选取区间不同对数据量的影响，本研究将成果的发表时间限定为2009年1月1日至2015年5月27日（检索时间），且采用中图分类号G27*将成果限定在档案学领域。分别采用“大数据”AND“档案”“云计算”AND“档案”、（“移动”OR“手机”）AND“档案”“物联网”AND“档案”以及“智慧城市”AND“档案”进行主题检索，经过不相关文献的去除以及数据去重处理，共得到586篇文献，其中档案领域关于大数据和智慧城市的研究成果都是从2011年才开始出现。
2.2 基本统计信息
2.2.1 文献年代分布。这586篇文献中，会议论文有37篇，学位论文9篇，期刊论文540篇。图1是这些文献的年代分布图，由图1可知，2009年、2010年档案学对这些技术环境的关注刚刚开始，2011年文献翻了一番，2012年文献数量开始迅速攀升，从2009年至2014年图像显示来看，文献大体上是呈指数增长，2015年的数据虽然绝对数量与上一年没有可比性，但是由于我们统计的数据基本上是年度总出版量的20%左右（以出版物的卷期来进行推算），所以，仍然可以预见到这类文献的增长趋势。
2.2.2 高频关键词。关键词是作者对其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相比标题、摘要这些内容单元，分析过程无须进行文本预处理，因此非常适合作为研究主题探析的知识节点。本研究利用SATI 3.2[1]题录分析工具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统计结果显示，这些文献共包含1932个关键词，总词频为3858，篇均词频为2，根据词频分布特征，选取频次不小于5的100个关键词作为高频词，表1列出了排名前十的高频关键词。通过这些高频关键词可以大体了解在新的技术环境中，档案学关注的热点和研究重心并没有偏离档案学研究核心，仍以档案信息的管理、利用为中心，只不过在研究手段和视角上融入了新的技术手段以及对新环境影响有了更多的思考。
为了大体了解自2009年至今，档案学在这些技术环境的推动和辅助下研究主题的沿袭和变迁，我们根据关键词在当年总关键词中所占的比例，列出了2009年至2015年的高频词，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云计算”和“档案信息”在每年的高频词表中都出现了，“档案管理”和“物联网”则只有2011年高频词表中未出现，它们都是这几年来研究的重心。从研究主题的变迁来看，2009年的高频词中出现的关于移动互联技术的词汇较多，而在其他年份高频词表中则没有显现，2010年至2013年的高频词非常相似，都是关注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背景下档案管理、利用和存储。从2011年“大数据”和“智慧城市”在档案学中开始受到关注，到2014年，“大数据”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并且在2014年和2015年都居于榜首。“智慧城市”则在2015年成为关注焦点。
3 新技术环境下的档案学研究主题剖析
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近几年档案学在新技术环境影响下研究主题的结构以及这些研究主题的研究视角，本研究拟采用共词分析方法对频次不小于5的100个高频关键词进行主题分析。
3.1 基于共词分析方法的主题结构剖析
利用SATI3.2[2]题录分析工具生成共词矩阵，将该数据输入SPSS19.0工具中，采用系统聚类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聚类，结果如图2所示。由图2可知，根据这些关键词的共现关系，可以将新技术环境下档案学的研究主题大体分为8类。主题一，主要关注物联网对档案学利用、检索、服务等的影响；主题二，关注移动互联技术以及移动终端对档案资源建设和档案服务的影响；主题三，关注大数据时代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去挖掘档案资源；主题四，关注云计算技术影响下的档案资源存储和管理；主题五，关注社会记忆以及社会记忆的媒介的环境；主题六，几乎涵盖了档案生命周期管理的整个流程，但比传统的档案管理更加注重对各种档案资源的系统化、数字化以及网络化的管理；主题七，关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城建档案管理；主题八，关注大数据时代档案管理面对的挑战。
从分析的结果来看，前四个主题以及主题七分别关注的是我们数据搜集中的物联网、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以及智慧城市技术的相关研究内容，主题六则是把这些技术环境与档案管理和档案服务等这些档案学一贯的研究重心进行了很好的融合，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档案学对技术的关注不仅仅是浮于表面和流于形式的关注，对于技术嵌入到档案学发展才是学界对其的关注重心。
3.2 新技术环境下主流档案学研究主题剖析
通过对搜集到的586篇文献的进一步解读，笔者将新技术环境下的档案学的主流研究主题大体分成三个方面：一是对新技术的应用框架设计；二是新技术的应用实践介绍；三是从学术视角形成的对新技术影响的思辨。
3.2.1新技术应用框架设计。从文献调研的结果看，有关新技术环境下档案学的研究成果大多数属于该研究主题。这些研究大体是沿着“新技术概念和特点剖析――新技术与档案工作的契合――新技术在档案基础设施、资源建设、平台搭建、信息共享、服务模式、档案存储和传输等方面的潜在影响、应用框架设计以及需要应对挑战的设想”这样一条思路来展开研究，即一方面肯定这些技术对档案管理和服务带来的机遇，同时又在认识技术带来的挑战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应用方案，但是仍处于理论框架研究阶段，还没有真正付诸实践。例如，云计算在档案信息化技术设施建设、档案业务平台建设和档案利用等领域的发展前景描述[3]；从云存储、基础设施服务云平台、软件服务平台、馆际云服务的角度论述云档案馆的实现方式[4]；物联网环境下测绘资料档案管理的探索[5]；基于物联网的实物档案智能管理平台架构的设计方案[6]；大数据背景下的第四代档案馆建设[7]；大数据时代档案管理与服务面临的问题和挑战[8]；在智慧城市框架下，建设基于物联网的档案感知系统、基于云计算的档案数据处理平台、基于移动互联网和手机阅读的档案信息服务平台[9]；智慧城市背景下的智慧档案馆建设[10]。
3.2.2 新技术应用实践。浙江省丽水市档案局创新数字档案管理模式，创建了1+9+N的数字档案室管理系统、登记备份系统和“云档案”信息共享系统，已经完成了系统的研发，并进入了实施阶段[11]。2012年，金华市档案馆通过在机房改造中引入物联网技术，较好地实现了对机房的动态监控和安全管理 [12]。
2013年6月9日，广东省档案局借助“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契机，正式向社会宣布广东省档案馆、珠三角9个地级以上市档案馆、云浮市档案馆和佛山市顺德区档案馆共12家综合档案馆分别建成政府公开信息查阅系统（手机版），并向公众提供服务[13]。广州市城建档案馆在现有的广州市城建档案检索系统及基于WebGIS的检索系统基础上，研究了基于移动的城建档案检索应用，开发了基于HTML5和LBS的城建档案检索系统，实现了移动终端上城建档案信息与GIS信息的关联，提高了城建档案信息化水平[14]。
嘉兴市档案局在2013年因积极开展民生档案远程利用服务工作，着力为群众开通“百姓家门口的档案馆”而广受各方好评。2014年，嘉兴市档案局又以运行微信公众服务平台――“掌上档案”再次进入公众眼中。公众可以通过手机关注微信公众号“嘉兴档案”，随时查阅档案资料、进行查档咨询[15]。
3.2.3 新技术环境的学术思辨。2011年6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举办了主题为“新技术环境下学科理论与实践发展探讨”的博士生沙龙，围绕新技术对档案学诸多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16]。《论大数据对档案工作的影响及其带来的挑战》一文，对档案界有关“大数据”和“档案”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量和质的归纳分析，对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17]。《档案大数据研究热的冷思考》一文指出：档案大数据成为档案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存在一些过度炒作与概念透支现象，对档案大数据研究中概念的误读和档案数字化建设误区进行了剖析[18]。
征集地区档案史料，优化馆藏结构
下面记述的是几则征集实况及对馆藏结构的影响：
1982年4月，从南桥镇中街居委会征集到“百年老字号”鼎丰酱园的部分档案，共整理成29卷，其中最早的一份《鼎丰公记酱园合股开办议据》形成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这些档案的进馆既开了私营企业档案进馆之先河，又将馆藏档案的起始年代向前延伸了64年(原馆藏档案中最早的形成于1931年)。
1990年11月21日从县财政局征集到奉贤籍画家尤士芬(1826－1886年)的画作13幅，其孙尤斗山的画作3幅。生于奉贤县齐贤镇的尤士芬年轻时拜松江王眉亭为师学画，在画坛颇具声誉，但他的作品据新编《奉贤县志》记载为“惜几经兵燹，作品已荡然无存”，此次征集弥补了这一空白。
努力征集名人档案，丰富馆藏门类
县档案馆自1991年下半年起，开始收集整理高宗达老师的人物档案。至1993年6月建立了县第一个人物全宗，案卷108卷，并于6月11日举行了高宗达人物档案捐赠仪式。旋即又选择了科技界名人姚龙涛和文化艺术界名人沈杰作为建档对象，并于1994年建立课题组对《社会名人档案管理》进行专题研究，10月经市档案局正式批准立项。1995年7月完成课题研究任务，共建立3个名人全宗计222卷(册、盒)，还制定了《奉贤县社会名人档案管理暂行办法》。9月19日课题通过专家组评议，认为“该课题材料完整、立题新、研究有一定深度，并具有市内领先水平。”
在这些基础上还建立了奉贤县档案征集基金。1995年8月7日。在档案局举行的“姚龙涛、沈杰、高宗达三位名人档案捐赠暨‘奉贤县档案征集基金建立’仪式”上，三位向县档案馆捐赠了个人的档案，高宗达还向档案局馆捐赠900元作为档案征集基金的启动资金，随后县档案局等9个单位及严永官等3人向征集基金捐款，共筹集到16300元。
随后，名人档案工作进入正常运作。及时物色各种代表为建档对象，适时开展指导、服务和为名人整理档案的工作。并先后又征集到6位名人档案进馆。至2008年，已经征集名人档案9个全宗，共进馆档案912卷。
积极征集奉贤书著，建设地区文献中心
奉贤县档案馆对奉贤书著的接收和征集工作由来已久，至1986年时，就收藏到清乾隆版、清光绪版《奉贤县志》、及部门志、乡(社)镇志22部。只是当时并没有将其作为一项专门的任务来进行，也没有将这些书籍作为一个专门的门类来加以集中保管。随后该馆结合档案史料的征集工作陆续又征集到部分奉贤书著进馆。至1996年年底，在奉贤县档案馆已经收藏有奉贤书著90册(志书因为另外设类而不在其中)。
奉贤，自古以来崇尚“敬奉贤人，见贤思齐”的美德。奉贤籍的志士仁人在各项事业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少人还著书立说，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了弘扬他们爱岗敬业，勤于钻研的精神，也为了让后辈不愧对“奉贤”的美称，奉贤县档案馆于1996年12月起，将征集奉贤书著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县档案局(馆)采取多种途径进行广泛宣传，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共征集到来自全国14个省市作者出版的各类书著360余册。在此基础上，加上原馆藏部分共选择303册进行介绍，编辑了《古华书萃》一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4月公开出版，使奉贤档案馆有了第一部公开出版的编研成果。
自1999年以来，奉贤区档案馆就将征集奉贤书著作为一项常规工作列入每年的征集工作计划，历年来每年都有一部分奉贤书著征集进馆，自2001年至2007年又征集到奉贤书著近400册。
从事档案课题研究，提高人员整体素质
1993年，奉贤区档案局(馆)承担了第一个市级档案科研项目“社会名人档案管理”课题，从此拉开了奉贤从事档案课题研究的序幕，至2008年先后又承担并完成了“档案学术评论的理论与实践”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乡镇档案管理模式研究”两项；与南汇联合承担并完成“乡镇农业、农村档案工作研究”一项；参与市档案局(馆)及华东师范大学等共同研究的“上海市档案管理法规研究”等科研项目5项。
《档案学术评论概要》是“档案学术评论的理论与实践”课题的主要成果，中国档案出版社于2006年8月出版。该书以“档案学术评论的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对象，首先对我国档案学术评论的产生、内涵、性质、功能、特征、标准、原则等基本问题进行了论述。对于我国档案学术评论的深入发展具有指导作用，填补了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一个空白。
30年峥嵘岁月，30年春华秋实；30年风雨历程，30年薪火相传。回望来路，我感慨万端，展望前途，我更是豪情满怀。这30年来，每一个中国人都沐浴着改革的春风、享受着开放的果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在本地区档案事业取得飞跃发展的同时，我在档案工作岗位上也取得了能够聊以的成绩。
1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概述
1.1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内容
二十世纪，美国档案学者菲利普?布鲁克斯最早提出了“文件生命周期”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研究文件从最初的形成到最终的销毁或者永久保存的整个运动过程、研究文件的属性和管理者主体行为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对“文件――档案”运动过程以及运动规律和客观描述，是实现文件管理的高效化，指导档案工作全过程的基本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基本内容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文件从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运动过程；二是根据文件价值形态的变化，文件的运动过程可以具体划分为不同阶段；三是文件运动的每个阶段都以其特殊的价值形态，与文件的服务对象、保管场地和文件管理形式之间存在内在的密切联系。
1.2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重要意义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在文件数量急剧增长的专业背景下产生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形成标志着现代档案学的发展成熟。当达国家的档案学者十分重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研究，并将其作为现代档案学的基本理论之一，档案人员在进行现行文件管理的具体工作当中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作为重要依据，其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准确、完整的解释了文件运动的整体性和内在的关联性；二是体现了文件运动的阶段性变化；三是揭示了文件运动过程不同阶段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
1.3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电子文件时代的指导价值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可作为电子文件管理全过程的理论基础，通过对电子文件进行前段控制。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电子文件时代的指导价值在于：可以保证电子文件的真是可靠，可以实现电子文件的归档完整，可以满足电子文件安全利用的需要。
2 电子文件对档案工作的影响
2.1 对档案归档工作的影响
电子文件是由拟稿者直接在磁盘上进行编写和修改的，保存之后便可实现共享，消除了传统纸质文件与档案之间的明显界限。由于电子文件的全过程是在计算机上完成的，因此归档工作也必须以磁盘或者光盘的形式进行操作，归档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文件本身，还包括该文件的读取软件乃至于整个的操作系统。
2.2 对档案分类的影响
电子文件中的文件信息和文件载体是可以分离的，因此对档案的分类也不同于传统纸质文件的实体分类，实体分类中的单线排列方式显然不适用于电子文件的概念式分类整理需要。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指导下，新时期电子文件在形式、特征和内容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电子文件通过计算机系统进行快速、高效的分类排序，并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数据资源共享。
2.3 对档案价值鉴定的影响
根据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电子文件的档案价值在于文件的自身价值和文件的可读性，原有的价值鉴定方法和鉴定内容、鉴定标准均发生了变化，分析范围也扩大到了电子文件的读取软件和操作系统。由于用户需求的不断增加，电子文件中的信息和数据也必须不断进行修改、完善和补充，因此确定电子文件的固定保管期限是十分困难的，且我国在电子文件价值方面尚无相关法律法规，因此电子文件档案价值的鉴定也无定论。
2.4 对档案学理论研究内容的影响
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档案学理论的研究内容，以往的档案学理论研究对象为传统的纸质档案。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电子文件逐渐取代纸质文件，档案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以往的档案学理论和研究模式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原有的档案管理思想和档案管理原则也应与时俱进，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作为依据，不断进行调整、补充和完善。
3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指导下档案工作应采取的对策
3.1 做好电子文件归档的技术处理工作
电子文件的迅速发展为归档的技术处理工作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其特殊性要求档案工作者必须熟悉电子文件的工作领域，以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作为指导，正确操作电子文件的接收、处理、存储等工作环节。档案工作者要通过技术处理，将归档后的电子文件修改成为“只读”文件，以此作为电子文件档案的识别和保护手段，维持电子文件的原始结构，确保电子文件档案的真实可靠。
3.2 解决好电子文件的保存问题
由于电子文件以磁带、磁盘和光盘等作为载体，不同于传统纸质文件的容易磨损，因此从理论上讲是可以长期保存的。但是电子文件的储存介质如果保存不当也可能受到外界磁场的影响，或直接受到灰尘、水份的侵害。因此，对于需要长期保存的电子文件必须将其载体密封在塑料保护层当中，并进行定期复制，以防发生信息损毁。
3.3 实行档案管理立体化发展战略
传统的纸质档案在管理过程中呈现直线状态，即将档案的全部信息展示在一个平面上。随着电子文件数量的不断增长，在原有的档案管理平面结构基础上，又新增了档案信息载体的内容，形成了三维式管理结构，这种立体化的发展战略更适合新时期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下对于电子文件档案的管理要求。
3.4 提高档案工作人员能力素质
档案工作人员作为档案管理工作的直接执行者，其能力和素质直接影响到档案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因此，档案工作者必须要适应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新时期档案事业的变化趋势，增强自身的知识储备，主动学习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在档案工作方面的先进经验及优秀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