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8:23:08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档案学研究，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必修课
美国档案学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几乎都有必修课和选修课之分，其中，必修课又包括两个方面：档案学必修课和学位必修课。例如，档案学教育设置在历史学系，必修课就可能包括历史学方面的知识。笔者对美国25所高校进行调研，结果有20所高校明确提出了必修课的要求。1)必修课的数量特征。美国各高校档案学教育必修课数量最多的高达11门，有4所高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所开设的必修课包括了各主办单位的核心课程。密歇根大学、西华盛顿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的必修课都明确规定了要进行专业实习，专业实习算学分。必修课门数最少的只有3门，有3所高校，它们都是将档案学的核心知识作为必修课。除去没有细分必修课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西华盛顿大学，共有12所高校设置了学位必修课，有16所高校都设置了档案学必修课，有6所高校只要求了档案学必修课而没有学位必修课，只有两所高校没有把档案学知识作为必修课。这一事实说明，尽管美国没有完整意义上的档案学专业，但是档案学的教育仍非常注重档案专业素质的训练和培养，同时也很注重培养其它相关专业的基础和核心技能。2）必修课内容特征。《大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分为核心课程（包含了专业知识、职业知识和相关知识）和辅助课程，该课程设置对开设档案学高等教育的美国各高校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了更好地了解美国各高校档案学高等教育的课程内容结构，笔者尝试将以上20所高校的必修课程按照《大纲》的分类进行汇总统计，所得结果见表2和图1。从《大纲》分类的角度来看，美国各高校更重视档案学专业知识的讲授和档案专业素养的培养，共有71门该类的课程。在专业知识方面，较之基础理论，各高校更加注重对档案管理各重要环节的深入讲解，确保所培养的学生在实际的档案工作中能较好的应对；有些高校开设了一些课程，以帮助学生了解档案专业和职业的发展历史，让学生对该专业有更强的归宿感；背景类的相关知识在各高校的必修课中设置的较少，只有三门。《大纲》推荐的辅助课程，在各高校开设得很多，共83门。其中，开设得最多的是相关学科知识和信息技术方面的课程，除了保护学、人文与社会学方面的课程分别只有1门外，其它各类的课程都不少，说明各高校档案学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受学科背景的影响挺大，也很重视与时俱进，开设了很多关于信息技术的课程，另外，也非常重视方法论的讲解，培养学生的独立科研和实践能力。
2选修课
选修课一般也有两种，档案方面的选修课和其他专业的选修课，大多数高校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或者和跟导师商讨共同选择自己的选修课。美国各高校对档案学教育的选修课要求较之必修课的要求就没有那么明确，很多高校都尊重学生的个性和兴趣。有些高校只规定选修课的学分要求是多少，例如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校区等，前者要求选修课学分要达到24个学分，后者要求至少修满9个学分；有些高校会给学生推荐具体的选修课课程，但不强制，例如，肯特州立大学、德雷塞尔大学等会列出推荐的具体课程；有些高校只提示推荐学生选修的课程范围或领域，例如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校区、西华盛顿大学等，前者要求学生在信息学系或者历史学系里选修课程，后者的选择范围包括历史学、档案学、文件管理方面的课程，想要选修其他学科的课程必须与自己的导师沟通选择；还有一些高校就指定了学生选修课的具体课程内容，要求学生从中选择几门修读，如加州大学河滨校区、匹兹堡大学等。总之，美国开展档案学教育的高校对选修课的要求没有必修课那么严，学生自由选择的余地比较大，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以及与导师沟通的结果进行修读，但是他们选修的课程范围主要是档案学方面的知识和档案教育属于学科、专业方面的知识，跟设置必修课的目的差不多都是重在培育学生的档案学素质和一些基本和核心技能。
3实践要求
美国高校在开展档案教育时非常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都会不同程度地要求档案学方向的学生进行实习。在25所开设全日制档案学高等教育的美国高校中，有19所高校都提出了实习要求，但对实习要求的程度都不一样：有些高校直接将实习设置到课程要求里，分别有81所和52所高校把实习作为学生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其中，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除了把实习作为必修课设置以后，还在选修课里设置实习，希望学生进行2次的实习；还有5所学校明确规定实习的学分是多少，其中西华盛顿大学的实习学分最高，每次实习算10个学分，需要两次实习，共计20个学分，而且这两次实习都属于必修课的范围；有78.95%的高校只要求实习一次，但也有4所高校要求实习两次，要求实习两次的高校有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德雷塞尔大学、西华盛顿大学、西蒙斯学院。总之，美国档案学教育在注重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的同时也非常注意培养学生将理论运用到实践的能力。
学科背景与课程分布的关系
1学科背景对档案学教育的课程设置影响巨大，尤其是图书馆学情报学对档案学课程设置的影响更加突出。
如图2和表3所示，对这四种类别的档案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进行统计发现，在美国，不管是在必修课的设置上，还是选修课的设置上，图书馆学情报学类的课程数量都是远远超过档案学类的课程，历史学类课程也占很大的比重，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也与档案学学科发展历程有关。在美国，档案学并非一个独立的学科专业，它仅是挂靠在历史学或图书情报学等学科下的一个研究方向，这种学科背景对其硕士研究生教育课程设置影响巨大。
2院系隶属对档案学专业课程设置影响显著，美国档案学依旧不是一门独立学科，课程设置摆脱不了相关学科的束缚，不具独立性。
关键词：中国档案学；范式理论；范式；科学共同体
Abstract：The research on the paradigm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but there are some shortcomings.The achievement of resear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new perspective， new criteria and new research context； the existing problem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existence of factual errors， lack of theoretical depth of excavation and tunnel vision. The research of the paradigm of Archival Science in China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of the theory of paradigm and related research results in order to make the research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Keywords：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Paradigm theory； Paradigm； Scientific community
得益于档案学者们的孜孜追求和学术探索，中国档案学范式论研究已成为档案学理论重要的组成部分。尤为重要的是形成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使笔者可以站在前辈们的肩上远眺，更有了可以评说得失的基础。
1 文献资料统计分析
笔者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分别以“范式”“范型”“库恩”“科学革命”“常规科学”“不可通约性”“科学（家）共同体”“共同体”等为篇名，并含“档案”为检索词进行精确检索，检索时间为2016年8月2日。共获得相关文献103篇，经过仔细分析鉴别，剔除其中一稿多发和内容重复的6篇，得到97篇有效文献。
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最早研究档案学范式论的文章发表于1991年。经过十几年的沉寂之后，终于在2004年又出现相关研究成果，并一发不可收拾，从2005年开始受到档案学者们的关注并延续至今。
从论文数量来看，中国档案学范式论的研究虽处于较为稳定的态势，但是一直属于小众研究，而且相对集中，四位主要作者共计24篇（第一作者或独立作者），占总数的24.74%。
其中丁华东和陈祖芬不仅研究成果数量多，关注时间长，而且研究内容较为深入、系统，主要表现就是各自博士学位论文的完成及在此基础上出版的专著，即《档案学理论范式研究》和《档案学范式的历史演进及未来发展》。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档案学范式论研究仅有的两本专著。
其余91位作者（包括第二、第三作者及译者）共计73篇，平均每位作者0.8篇，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深入度，蜻蜓点水式的文章较多。
从以上文献计量统计结果可以窥见，中国档案学范式论研究的四位主要作者研究较为深入和系统，观点也较为集中，而其余作者的研究缺乏系统性。但是经过仔细分析和概括，其中还是有其内在联系性的。中国档案学范式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档案学范式论的价值、档案学范式及其转换、档案学的范式演进、档案学（学术）共同体等四个方面。
2 中国档案学范式论研究的得
2.1 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库恩的范式理论一经产生就引起了巨大反响，甚至引发了科学战。虽然他的理论主要是依据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历史形成的，但是却在社会科学领域广为传播和利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档案学的部分学者也加入其中，从范式理论的视角审视档案学，形成了许多新观点、新领域，为中国的档案学理论注入了新鲜血液，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诸多档案学范式概念的提出及转换过程的梳理。尤其要指出的是丁华东的工作。从整体来看，丁华东实际上是在范式理论的视域下，构建了自己系统完整的档案学理论体系。他提出的档案学范式转换过程，不仅是一条明晰的档案学术发展的线路，更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档案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可以看做是档案学历史发展和未来发展的完整图景，从而为后来者进一步探索档案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提供了一种视角和宝贵线索。
2.2 提供了新的评价标准。学术评价标准的确定和选择是学术评价首要和关键的环节，直接影响到学术评价结论的科学与否。科学与非科学乃至科学发展程度的区分和评价标准已有许多先贤提出过自己的观点，比如与库恩同时代的、同被誉为西方后现代主义主要科学哲学家之一的波普尔就将证伪原则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以此为基础建构了自己的科学发展模式：P1TTEEP2（问题1试探性理论排除错误新的问题2），以及著名的“世界1、2、3”理论。[1]而库恩则提出以有无范式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自己的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与波普尔相比，库恩的标准韧性更大，更符合档案学的具体情况。因为在波普尔证伪主义的准绳下，诸如形而上学、数学、逻辑学等重言式命题，都无法用经验证伪，因此是非科学的。而在库恩的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中，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科学革命时期、新的常规科学时期都可以作为科学发展成熟度的标志，相比于波普尔无明显标志词的科学发展模式而言更适合档案学。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有胡鸿杰和陈祖芬两位学者。胡鸿杰只是将之作为中国档案学评价机制研究的一部分，得出的结论也较为粗略。相比而言，陈祖芬的专题研究就显得更加深入、系统。从结论上看，她的研究不仅对档案学的发展程度给予了恰当的定位和评价，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她的研究启示我们，范式理论可以作为一种理论评价标准，科学深入地审视档案学发展的历史和未来。
2.3 提供了新的研究语境。范式理论在各种学科尤其是社会学科中的广泛应用，使得“范式”一词成为科学研究中的时髦用语，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各学科的交叉融合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语境。笔者以“范式”为篇名作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数据中进行精确检索，竟得到17469 篇文献，涉及到40个学科（检索时间为2016年10月5日）。从目前来看，中国档案学范式理论的研究主要借鉴的是社会学、哲学、管理学、科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但是，笔者认为，依托如此广阔的一个语境平台，档案学与更多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必然会随着档案学范式理论研究的深入而得以实现。
3 中国档案学范式论研究的失
中国档案学范式论研究虽然硕果累累，但是毕竟属于小众研究范畴，而且发展历史不是很长，严格从持续关注开始的2004年算起，只有不到10年时间，历史积淀还不是很深厚，还存在很多不足甚至是错误之处。
3.1 存在事实性错误。对库恩范式理论的概括和介绍是档案学范式论研究的起点。经过仔细分析这部分内容发现，我国部分档案学者对“范式”一词的出处问题认识存在误差，而且犯此类错误的文献不在少数，包括两本专著和多达8篇论文。
关于“范式”一词的出处问题，我国学者李醒民做过专门研究。在他的《库恩在科学哲学中首次使用了“范式”（paradigm）术语吗？》一文中，谈到范式的词源问题时说道：“不用说，英语中的“范式”（paradigm）一词源远流长。”而在“范式”一词的使用上，“在库恩之前，就有人在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意义上使用paradigm术语或与之相近的术语。”“马赫至少在1905年（很可能在1895年或1896年）、迪昂至少在1906年（或者在1893年）就在科学哲学的意义上使用paradigm的同义词或近义词，而威纳在1954年、默顿在1941年或1945年就在科学哲学或科学社会学的意义上直接使用paradigm术语了。”[2]此外，早在1956年6月，库恩出席在犹他州大学召开的主体为“科学才能的鉴定”的研讨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必要的张力――科学研究中的传统与创新”的讲演中，“初次公开提出了‘范式’以及‘常规科学’的概念”。[3]
综上不难得出以下结论：（1）“范式”一词不是库恩最早提出的；（2）在科学哲学的意义上最早使用“范式”的不是库恩；（3）库恩的“范式”一词最早不是出现于《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因此笔者认为，对此较为科学的描述应该是：范式是库恩科学观的核心概念，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赋予了它新颖、丰富的含义。
3.2 理论深度挖掘不够。
3.2.1 对具体的概念挖掘不够，集中体现在“范式”和“科学共同体”上。从“范式”的使用来看，首先，中国档案界的学者们存在使用泛化的现象。库恩的“范式”概念是争议较大的地方，主要原因在于其多义性和暖昧性，而正由于此使得许多档案学者在使用“范式”一词时不加任何区别，甚至只是在文章题目中出现，而文意却完全跟档案学范式论无关，如果将题目中的“范式”一词换成“理论、模式、方式、方法”等词眼似乎更准确，这类文献称其为“伪有效文献”也不为过。据笔者在仔细研读文章内容基础上进行的统计，这类论文共计有26篇之多，占总论文数的26.80%。正如倪代川所说：“在有些论文中，如果将‘范式’二字去掉后，似乎也能独立成文，这就会给读者一个直观感觉，好像这些研究停留在概念直接套用的基础上，很难给人以狭义上跨学科研究的印象。”[4]
其次，从对待库恩“范式”一词的发展上来看，中国的档案学者们缺乏全面的把握。不可否认，《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赋予了“范式”一词旺盛的生命力，这一点连库恩本人也没有想到。也正是该书的广泛传播，使得该书中包括“范式”“科学共同体”“不可通约性”等概念饱受争议。“为了澄清‘范式这个概念’，为了回答对‘不可通约性’的批评，库恩做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据说，库恩在晚年就着手写一部取代《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书，在他逝世前，他已完成大部分手稿。”[5]从“专业基体” （disciplinary matrix）到“分类学”（taxonomy）、“词典”（lexicon）等替代术语的使用，“范式”一词的含义其实在库恩那里是愈加明晰的，“正是在典型实例的意义上，我最初才选用了“范式”这个词。但不幸，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的大多数读者都没有看出这个词的主要作用以及我是怎样在接近于现在的‘专业基体’意义上使用‘范式’一词的。我知道现在已不大可能恢复这个词原来的用法了，只有完全从哲学上理解它才合适。”[6]而从中国的档案学范式论研究文献中，只能看到学者们对《科学革命的结构》的拘泥甚至在此基础上的个人发挥，而看不到对库恩的范式概念乃至科学发展观进行全面的理解和把握。这就造成一些较为严谨的学者不敢放手使用“范式”一词而代之以“范型”，结果是为了规避一个极端，而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在“科学共同体”的使用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首先，中国的档案学者们对科学共同体的地位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笔者在档案知网的检索过程中，以“科学（家）共同体”为篇名并含“档案”为检索词，结果竟然为 0，即便在丁华东和陈祖芬的专著里面对此也着墨不多；而与科学共同紧密相关的研究档案学术共同体的论文也只有6篇。在库恩的科学发展观中，“科学共同体”甚至比“范式”更具战略价值，“范式只有在科学共同体这一社会基础的支撑下，才能发挥其推动科学史的力量。”[7]“如果我现在重写我那本书，那么我要从论述共同体的科学结构开始。”[8]而在库恩眼中，科学共同体在本质上才是社会学的内容[9]。因此，在档案学范式论研究中，应更加重视对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希望借助库恩的范式理论建设和发展档案社会学的学者们尤为如此。
其次，对“科学共同体”的认识和理解不够全面，甚至有误差。（1）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是有层次的。“从这一方面说，共同体显然可以分许多级。全体自然科学家可成为一个共同体。低一级是各个主要科学专业群体这样重要的共同体，如物理学家、化学家、天文学家、动物学家等的共同体。这些重要的共同体的成员，除边缘上的外，都很容易确定。只要根据它的最高学位成员的研究课题、专业学会的会员情况和所读期刊，一般就够了。用同样的方法还可以抽出一些重要的子群体：有机化学家或者其中的蛋白质化学家、固态物理学家和高能物理学家、射电天文学家等等。再分下去才会出现实际困难。”[10]就档案学范式论研究而言，撇开高一级的全体科学家共同体不谈，至少在档案学领域之内，按库恩的观点还是可以抽出一些重要的子群体的。（2）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是由严格的准入条件的。“科学家共同体是具有自律性的专家集团，要参加这个团体的成员必须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特别是在对科学的业绩进行评价的时候，除了由共同体成员进行的‘同行评价’以外，不承认其他任何权威。”[11]我国的档案学者们基本上将档案学术共同等同于档案学研究者甚至是有能力开展档案学研究的人的集合。如丁华东按职业背景将档案学术共同体的主体划分为实践群体、高校群体和业外群体。实践群体是在“档案行政与实际业务部门结合中，档案局、档案馆、档案室努力做研究工作的工作人员，其研究的结果是起草管理办法、制定制度，或撰写理论文章、出版专著等”。[12]高校群体包括档案学教师和学生，业外群体是体制外从事档案学术研究与创作、不定期地发表学术成果的一部分人员。显然是大大降低了科学共同体的准入门槛。而且其在分析档案学学术共同体概括时引述了陈兆在2000年做过的大致的统计数据，指出“档案学专兼职人员约在5000人以上。”[13]值得指出的是，陈兆在文中使用的是“专职研究人员和广大的兼职研究人员”[14]，丁华东在此有偷换概念之嫌。此外，单就数量而言，5000人的规模让人很难相信它的意义所指跟库恩眼中的科学共同体是同一件事物。库恩在论述共同体成员身份确定的问题时举过噬菌体专家团体的例子：“它会产生典型的百人左右的共同体，有时人数更少，也更重要。”[15]
3.2.2 对库恩的科学发展模式缺乏全面的研究和实质性认识。从量的方面来看，仅以“范式”为篇名并含“档案”为检索词进行精确检索，能得到84篇有效文献，占总数的86.60%，而其中又有26篇伪文献，占30.95%。首先，正如笔者在前面指出的，“范式”一词虽是库恩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概念，但并非全部，甚至不占绝对的战略地位。对“范式”一词的集中关注个中原因除了追风、赶时髦外，恐怕与我国档案学者对库恩科学发展观的整体研究不够也有关系。
从质的方面来看，中国档案学范式论研究成果更多体现出的是照搬和移植，没有触及库恩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以丁华东和陈祖芬两位代表人物为例。从研究内容来看，两位作者走得是不同的道路。丁华东是以范式论为研究视域，梳理和概括档案学范式演进的历史，一定程度上也对档案学未来发展方向做了有益的探索。这种模式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对档案学发展现象的研究，抽象出的范式演进路径，虽可以清晰地展现出档案学发展的脉络，但是却看不出其内在发展规律，正如一位网友所说：“当我开始反思档案学的构成的时候，我试图用丁华东《档案学理论范式研究》中的档案学范式去解释一切档案学研究现象，但最终我发现，很多时候这种解释都不能非常令自己信服。”[16]陈祖芬则是直接借用库恩的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型来考查档案学的历史和现状，虽然有对未来的一些展望，但是依然看不出档案学发展的内在线索和动力机制。
3.3 研究视野不够开阔。从范式理论所属的范围层次来看，它属于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思潮的一种，与科学证伪主义、科学实在论等都属于“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阵营。这些观点都是在批判现代逻辑实证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关于科学发展模式的理论，虽各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但是又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是可以通过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方式融合的。在档案学范式论研究过程中，如果以库恩的范式论为基础，科学吸收科学证伪主义和科学实在论的理论营养，就不仅可以丰富和完善档案学范式论的研究，提高其理论深度和科学性，还有助于克服思维和视野的局限，跳出“范式”的藩篱。
档案学基础理论作为档案学的基础学科，其决定着档案学的强度和稳定性，在档案学的学科体系中，档案学基础理论属于理论档案学的组成部分，其作为档案学的理论，主要是对档案及档案工作的本质、运动及其发展规律进行揭示。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其具有自身独特性。
（一）概括性
档案学基础理论具有覆盖面广的特点，作为档案学学科的基础，其主要任务是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本质、运动和发展规律进行揭示，具有高度抽象的概括性，更注重于对档案工作本质及规律的研究。
（二）抽象性
档案学基础理论更具有思辨性，其主要是对大量的实践经验进行研究，同时又对一些现象数据进行分析，从而从感性对档案学进行认识发展到理性的认识，抽象性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具体和抽象是对立的两个方面，但其又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所以需要从大量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现象的本身来挖掘其深层次的东西。实践经验和现象较为具体，具有表面化和简单化的特点，所以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就是要透过简单的、具体的表面现象看到其本质的东西，即从表象发展为抽象的规定，同时又将这些抽象的规定在具体的思维行程中具体的再现出来。
其二，档案学基础理论的抽象性其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中，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与新概念、新名词、新模式的运用有效的联系在一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对于这些新概念、新名词和新模式进行正确的评价，同时还要对其在档案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进行研究。
（三）间接性
档案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其与实践并不具有直接的关系，其对实践所起的作用，需要通过理论形式制定的活动规则和应用理论来体现，即通过对应用理论与庆用技术的运用才能用于实践。通过对这一点的正确认识，我们可以对档案学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处理。在我国档案工作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理论脱离实践和实践轻视理论的现象存在，这与我国档案学研究时的许多选题没有直接作用于实践功能的基础性课题有直接的关系，从而导致理论研究和实践之间的脱离。所以需要对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充分的认识，这样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本身的发展及未来发展的预测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评价。
二、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广度问题的思考
（一）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方法上，过多采用罗列式方法，不重视研究档案与档案工作诸种现象的内在规律性，只论触及面，而不论层次，呈现出一种方法论的缺陷
比如，在档案工作的业务环节的划分上，几十年如一，不求变化，不考虑之间的密切联系；在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方面，只是节制地罗列，把档案学搞成一种百宝箱式的东西，导致我们许多档案学著作，内容陈旧雷同，语言乏味无趣，缺乏可读性。这种百宝箱式的研究模式，具有很强的迷惑性，首先是因为其研究不触及深度，不讲层次，可以大面积地照搬照用，不用艰苦地做科研工作，因而省事省力，许多人乐意为之；其次是这种研究结果往往能从面上填补某项空白，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独创性，因而研究者很有成就感。然而，这种百宝箱式研究模式与方法的破坏性，也就在这种富有迷感性的面目背后体现出来了，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并无多大的益处。
（二）在某些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表现出一种比较明显的功利性，常为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所左右
比如有一段时期内，档案界许多人把档案作为商品来研究，以迎合档案部门开展有偿服务的现实需要，结果不仅得出档案是商品的结论，而且把档案的价值研究与劳动价值论等同起来了。关于这个问题，值得深思，档案不是商品，档案服务是能够出售的商品，但程度十分有限，认为档案馆可从向用户收取入馆费、利用费、查找服务费、复印费以及提供证明文件费中获利，这是错误的，只会阻碍档案馆发展的步伐。
（三）研究选题有一定的盲目性，片面追求档案学研究面的拓宽，不少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结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都不大
目前针对于档案学的研究我们需要对其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但对于需要重要研究的内容则是有讲究的，需要选择一些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同时与实际联系密切的课题和研究领域。但在当前我们对于档案学的研究上我们存在着许多无意义的行为，其并没有立足于档案鉴定理论的基础之上，往往被意义不大的研究所渲染。如对于档案价值的哲学思辨，其将档案价值简单的与价值问题等同起来，得出结论说档案价值是档案自身属性对主体需求的满足，是主体需求对档案自身属性的肯定关系。完全忽视档案价值的特殊性，这样使得档案价值研究失去为档案鉴定理论提供指导意义，因而，尽管档案价值理论研究很热闹，但实际工作中则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加快鉴定步伐的问题却没法解决。
关键词：档案学；基础理论；直接形成；探索
《档案直接形成论》一书由刘东斌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笔者自收到该书的第一时间起，就冒着室外最高超过摄氏40度的高温，认真拜读并爱不释手。仅仅用三天的时间就浏览了全书，并紧接着进入重点内容的细读。该书是刘东斌先生苦坐冷板凳十余载，遍览相关方面的论述，不畏艰辛深入研究，终于将他对“档案直接形成论”（档案形成在前）观点思考与论证的结果以鸿篇巨制的形式，向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献上了一份厚礼。
认真拜读之余，着实被他那严谨执着的精神所感动。字里行间充分体现了刘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不畏艰辛的敬业精神，并明显感受到了这本书的特殊之处。现就对该书的感受写成系列读后感，以表对刘先生的尊敬之情并与他就有关问题展开商讨。此为开篇，主要论述该书与众不同的特点，并为其点赞。
1 治学严谨
学术研究是一项“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特殊工作，从事学术研究者不仅需要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而且还必须要有严谨的治学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治学是否严谨也是研究者人品的试金石。
纵观《档案直接形成论》一书，此书的参考文献和脚注众多。在“参考文献”中分别列出“图书”171条、“期刊”408条、“其他”9条，共计588条。而在504页正文中使用的脚注共有1494条，其中6条以上者就有63页，而没有脚注的则只有52页。当然，由于参考文献和脚注众多，所以尽管全书依版权页标注有606千字，但真正属于作者自己的论述比例颇少，综观作者本人论述（观点）的篇幅或许难以超过四分之一，也许可以称得上是专著之最了。但若要问对书中如此之多的引述阅读之后的感觉如何？就笔者的直觉而言是读来一点也不感到累骜，更不显难以接受，反而觉得此种论述方式很有必要和味道。做学问就是要以广泛浏览已有研究成果为基础，以深入细仔的理解、分析和研究为基本要求，并最终提出自己的看法、认识、观点，这才是应有的科学态度。刘东斌先生在该书中体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1.1 充分体现了刘先生做学问的严谨态度。本书的立足点是颠覆“文件是档案的前身，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这一档案学理论中传统的基本观点，并大胆提出“档案是直接形成的”（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这涉及的是一个档案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且作者是要对其实施彻底的颠覆，这就不仅需要极为大胆的魄力，更需要拿出系统的、符合逻辑的、有理有据的论述。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一种需要，刘先生用了十几年的功夫，化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本着“沙里淘金”的精神，认真研究了与之相关的论述，经多闻阙疑后，针对各种论述做出了自己的点评，这就使得他的论述有理有据。让人读来不仅没有通过剪切加粘贴的办法，将别人的成果据为己有的感觉，反而明显感到作者坐破寒毡、磨穿铁砚的治学精神，这种做法也符合了科学研究所需要遵循的道德规范。
为了充分听取反响意见，刘先生早在2008年5月就将其文章贴到了“档案界论坛”上“《论档案形成在前》欢迎拍砖，尤喜冷砖！” [1]广泛听取网友的意见，至当年12月6日，共发帖202个，足见其反响的热烈程度。随后又于2011年5月由刘先生本人将此贴顶起，再次引起新一轮的讨论，至2013年10月7日，帖子增至595个。2014年1月刘先生本人再次顶起，至2016年6月，帖子已经增至947个。足见刘先生对此问题研究的执着。
1.2 符合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大凡理论尤其是基础理论的产生、形成和发展都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即发展不能脱离原有的基础，发展主要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通过对原有理论中合理内核的不断充实、丰富从而达到发展；二是通过对原有理论中不够准确甚至谬误之处进行扬弃和修正，使其得以沿着科学的正确方向走向新的高度；三是随着实践的深入发展，对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认真的总结、提炼和归纳，以实现对已有理论的补充和完善。理论的发展只能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而来不得半点的自以为是和凭拍脑袋随意论述，而《档案直接形成论》正符合了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发展的基本规律。
1.3 此种方式对读者大有益处。读罢本书，面对如此特色，不仅不为厌恶，反倒还为其拍案叫绝，另一个原因是从读者的角度来看，能够从中得到诸多的益处。在我国档案界，真正能够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者也许为数不多，而长期在实践部门工作的同志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者更是凤毛麟角。但渴望了解档案学基础理论发展动向的档案工作者却为数众多，而在这为数众多的档案学人中，对于现状的了解则相对有限者居多。该书通过近1500条注释，向读者展示的是一个内容丰富、高度浓缩的信息库，为读者提供了了解这方面研究中历史发展信息的阶梯。读者通过对本书的阅读可以获取大量的信息，其中富含的“营养成分”对读者来说是大有裨益的。
2 自成体系
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一项繁锁辛苦的工作，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大凡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对原有档案领域的名言（刘先生在“前言”的开头讲到，“中国档案学理论有句名言：‘文件是档案的前身，档案是文件的归宿。’简言之即‘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的颠覆，那势必是需要有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才能胜任的。但这对于痴心于档案事业，并对档案学理论研究拥有高度责任心的刘东斌先生来讲，却注定也是一个充满创新与挑战的工作。记得这个问题在“档案界论坛”上讨论时，刘东斌先生面对大家观点相左的议论曾谈到“可能最关键的还是我的水平问题。限于水平，无法用简短的论述来证明我的观点。”[2]是的，这确实不是仅凭三言两语就能说得到位的，而是需要有一个相对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让读者较为全面地理解“档案直接形成论”“档案形成在前”说，那怕最终还是认为此观点是不正确的。
2.1 追根溯源。一是从我国档案产生之源来论述档案形成在前。作者在第六章“档案的直接形成历程”中讲到，“档案之意先于文件，可以从‘结绳记事’‘刻木为契’等档案起源时的原始档案中看出端倪。档案起源的动因只是为了满足人们记忆的需要，人们发明‘结绳’‘刻契’等原始记事方法，其记事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人们记忆，起到记事备忘的作用。它只有档案的记忆作用，而没有文件的管理办事功用。”（146页，此为上述引文在《档案直接形成论》中所在页码的序号，由于本文是该书的读后感，所以凡对该书内容的引用，均采用此种精简的标注法）
如果顺着刘先生的思路来理解其结果，那么从人类产生档案的源头上来论述“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似乎还是有些道理的，但笔者对这一观点的认识还是有所不同，具体论述将在随后的读后感中展开。
二是从“档案形成在前观”的提出追根溯源。刘先生引用了丁志民发表于《档案工作》1985年第1期上的《档案信息观》一文中的一段话，“人类最早产生的比较完备的记录形式当首推档案了，而其他记录形式则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适应社会需要逐步产生的，它们在某些方面取代或发展了档案的功能”，“许多其他记录形式部分地源于或派生于档案。”（146页）由此看来，“档案形成在前观”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只是当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而刘先生对此问题却引起了高度的关注，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论述文章和著作，并孜孜不倦地注重对此问题的研究，以致最终将一部60余万字的专著奉献给了档案界。
2.2 论述全面。《档案直接形成论》一书从分析“文件”和“档案”的定义入手，论述了“档案的本质属性”“档案的形成观”“档案学逻辑起点”“档案的直接形成历程”“档案实体”“档案副本”“收文不是档案”“档案与文件的关系”“档案与档案工作的关系”“档案价值”“档案与现行文件公开”“电子档案管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与文件连续体理论”，最终还着重论述了“档案直接形成论的理论意义”。全书共设16章，从直接或间接的角度，对诸多领域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构成了富有自身特色的“档案直接形成论”（档案形成在前）的理论体系。
3 实践性强
本书论述的内容属于档案学的基础理论。大凡基础理论往往会让读者感到晦涩难懂，尤其是对长期在实践部门工作的档案人员而言，往往在读完一部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字的专著后，感到如同是雾里看花，实在难以看清其真正的面貌。即使是一些属于档案学应用理论范畴的专著，如档案价值、档案价值鉴定等，往往读完之后也让读者实在难以能在其理论与档案工作实践中找到一座联系的桥梁。而《档案直接形成论》尽管论述的是档案学基础理论，但由于其论述通俗易懂，且又是建立在对大量已有研究成果的引用、分析和点评的基础之上，所以能让读者了解这一方面的研究现状如何，作者的观点是什么，这个观点是如何形成的，新观点的可取之处在哪儿，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整个论述不显高深莫测，更不显虚幻不定，让读者感到好读、可亲，这也许就是刘东斌先生长期在档案局办公室和业务指导科工作的缘故吧。
4 贡献颇大
尽管《档案直接形成论》一书，在“档案的定义及其本质属性”“档案形成在前”说，以及对“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 观点的颠覆等，笔者自有不同看法（将在随后的读后感中逐一表述），但该书对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的贡献仍然不可低估。
4.1 做了必要的探索。作者在前言中讲到：“档案直接形成（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可以解释许多‘文件是档案的前身’的观点无法解释的理论问题。”我们暂且不论“档案直接形成（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是否真的“可以解释许多‘文件是档案的前身’的观点无法解释的理论问题。”但笔者还是愿意承认刘先生所做的探索是非常有益的。既然传统的“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观点已经受到来自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档案学理论等诸多方面发展带来的挑战，并面对某些问题已经呈现了无力解释的窘境，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其进行躬身反思。既然随着档案事业的深入发展，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现象层出不穷，有很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亟待我们去研究、去攻克，那就需要有大胆创新者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崎岖道路上勇敢地探索和攀登。毫无疑问，刘东斌先生用具体行动向业界表示：他做到了。
4.2 对档案学基础理论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档案直接形成（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到底是否正确，或说其正确性占比有多大，自然还有商榷的余地，但就本书对档案学基础理论做出的有益贡献还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刘先生在前言中还讲到，“诚然，它并非尽善尽美。但是，哪怕它只要能比‘文件是档案的前身’的观点多解释一个理论问题，也算为中国档案学理论添砖加瓦了。或许它是个谬误。只要经过论证，它确实是谬误，那也算为后人趟了回路，说明此路不通，为后人提供一个反面教材。”
关键词：档案学人专业责任档案学术
对档案学人的研究首推胡鸿杰教授，他是最早关注档案学人并将其作为一个元命题进行过专题研究的学者，“是中国档案学人及其文化素质、知识结构、人生经历等‘主体特征’，决定了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理念和模式。一部档案学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档案学人的成长史和生活史。因此，对档案学人的研究就势必成为档案学研究的重要内容。”[1]档案学人是中国档案学术研究的脊梁，在档案专业发展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概念界定
（一）档案学人
对“档案学人”这一命题，目前学术界尚无严谨的概念界定，学者们只是约定俗成地将档案学理论研究者泛泛称为“档案学人”。胡鸿杰教授认为，档案学人是档案学研究的主体，并将其大致划分为“启蒙者”、“开拓者”、“继承者”三代。[2]
目前，较为流行的划分是将学人分为“草根派”和“学院派”，这种划分方法没有十分科学的依据，充其量是一种形象比喻，但是却以其超凡的亲和力为档案领域甚至是其他领域广为接受。大致说来，草根派主要是一线档案工作者之中既有实践感悟又有一定理论素养、对学术研究感兴趣且实际从事过学术研究的人，学院派主要是指高校档案专业的教师及部分接受过系统的理论训练并热衷于档案学术研究的学生。草根派的优势在于其丰富的实践经验，学院派的优势在于其较高的理论素养。
档案学研究的主体主要来自三个群体：高校的档案专业教师、档案专业的学生和一线档案工作者，但是其中真正对档案学术研究有所贡献的毕竟是一部分人。
笔者认为，既然档案学人的主体特征决定着中国档案学的基本理念和模式，那么他们就应该且只能是对档案学术研究有着真正贡献的人，因此，笔者尝试将其概念界定如下：档案学人是对档案学研究具有浓厚兴趣、具有专业责任感，实际从事档案学术研究且在一定程度上做出贡献的档案学科学共同体。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从事研究工作的持久动力；责任就是力量，更是保证学术研究科学健康的航标。只有同时具备浓厚兴趣和专业责任感的学者才能始终关注档案学理论发展的前沿，才能持续不断地开展理论研究，而只有这样的学者才是真正对档案学有所贡献的人。
（二）专业责任
“责任”是指“分内应做的事”[3]。档案学人之于档案专业，“分内的事”当然就是档案学理论研究了。
“档案学理论研究可分为两部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档案学基础理论主要是从横向、宏观的角度，揭示和研究档案、档案工作、档案事业、档案学科的基本概念、特点、作用、原则、规律，并对历史事实和实践经验进行抽象的概括和升华，为档案学其他分支学科，为档案工作实践和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基本理论和方法。”而“档案学应用理论具有鲜明的实践特征，主要是为档案馆和档案事业建设提供具体的理论支持与指导。因此，档案学应用理论研究的根本取向在于在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尊重档案工作实践的客观发展情况及其实际需要，着力于解决档案工作实践中所出现的较具体的各种理论和认识问题。”[4]
对档案学人来说，档案学术研究不仅仅是词典上解释的做分内应该做的事。它更是一种付出，一丝包容，一份执着。真正能够称之为档案学人的人只是一少部分人，因为这部分人都具有共同的特质，那就是热爱档案学，对档案学术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对于他们而言，从事档案学术研究已经超脱了低级趣味的束缚，而成为一种自觉。
由于“中国档案学人及其文化素质、知识结构、人生经历等‘主体特征’”的不同，不同来源的档案学人有着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草根派主要关注的是档案应用理论研究，学院派主要关注的是档案基础理论研究。但是作为承担着档案专业发展重任的档案学人来说，仅仅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于一门已经发展成熟的学科而言，档案学人这一群体实在是太小了。据统计，“2010年各高校档案学专业教师总数为314人”，而“2010年全国4所高校共招收档案学专业博士研究生15人。”档案工作人员之中可称之为档案学人的数量没有具体统计数字，但是可以通过一组对比数据管窥其全貌，“档案学科31名核心作者（高产作者）中29人来自高校，仅有2人来自档案实践部门。”更为严重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由于实行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型，推行公务员制度，相当大一部分档案工作人员转为公务员或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再评审专业技术职称。于是，档案实践部门工作人员研究档案学的动力大为降低，研究力量日益萎缩。”[5]如此小的学人群体，必须要有一种视专业发展为己任的强烈责任感，除了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深入研究、有所建树外，还必须要有大爱无疆的胸怀，着力培养热爱档案专业、立志于档案学术研究的后备力量。
二、什么是档案学人的专业责任
（一）学术研究之责任
上海交通大学原校长叶恭绰1921年在开学演讲中说：“尝以为诸君修学当以三事为准衡：第一，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试申言之。”[6]笔者以为，以这三条准则考量当今档案学人的学术研究之责任尤为精当。
1.独立性。档案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减少对行政力量的依附。中国档案学发端于“行政效率运动”，而研究的对象和基础——档案实践工作自古以来就是政府的附庸，而至今依然依赖于行政力量而存在。也就是说中国档案学的学术研究与行政力量有一种近乎天然的联系。二是减少功利因素的影响。受社会环境的影响，档案学界不可避免地也遭受了不良社会风气的污染——急功近利地争抢各种科研课题却敷衍了事，剽窃抄袭屡见不鲜……说到底都是一颗功利心在作祟。三是摆脱去档案化的倾向。目前，档案领域去档案化的倾向非常严重，学术成果中大量充斥着挂靠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理论解说档案问题的现象，更有甚者，许多档案学学者、博士研究生染指图书、情报甚至是计算机科学等其他领域，为他人作嫁衣裳，而对档案学本身的问题却不闻不顾，尤其对档案学元问题鲜有人研究。
保持档案学学术研究之独立性对档案学人来说是一种两难的抉择，一方面档案学对行政力量的依赖关系无法在短时间内打破，要求档案学人完全摆脱功利性因素的影响去搞学术研究也不太现实，更为困难的是，由于档案学发展历史较短，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论体系，有时不得不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理论；另一方面，要想促进档案学的发展，保持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是其首要条件。因此，对于档案学人来讲，如何尽自己的努力摆脱枷锁，独立地研究学术是一项长期的命题。
2.有用性。所谓学以致用，任何学术研究成果如果没有发挥出它的价值，就是一堆废品。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档案学理论研究其最基本、最大的价值就是为档案工作实践和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基本理论和方法，着力解决档案工作实践中所出现的较具体的各种理论和认识问题。因此，对于档案学人来讲，你的研究成果要么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理论性，要么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或者二者兼有，否则就如同种了庄稼却不能打粮食一般，费时费力。
3.精深度。对于学术成果而言，越是精益求精的成果其作用就越大。要达到精深的高度，首要任务是资料的储备，档案学术研究尤甚。实证主义方法应该是档案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的科学方法，只有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在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研究成果才能紧密联系档案工作实践，解决档案工作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才能对档案工作实践有理论指导意义。
（二）学科发展之责任
2007年9月，教育部下发《教育部关于公布国家重点学科名单的通知》（教研函[2007]4号），公布了自2006年12月以来进行的国家重点学科考核评估、增补和一级学科认定等三个阶段工作的结果。武汉大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获得了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继续巩固了该学科在国内的优势地位。藉此，该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档案学专业随即跨上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台阶。”[7]经过九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档案学业已获得了社会的公认，其学科地位也在不断提高。而与此相应地是，支撑其发展的科学共同体——档案学人的数量极为有限，增长率很低。尤为令人担忧的是，当今，档案学研究领域去档案化现象极为普遍，作为未来中流砥柱的档案学博士研究生们其博士论文选题与档案学渐去渐远。
档案学的发展需要档案学人共同努力。首先一定要有忧患意识。既然档案学的边缘化趋势已经不可避免，档案学人就没有必要为此杞人忧天，但是决不可放任自流。造成档案学边缘化趋势的因素很多，有一些甚至是无法克服的。但是边缘化不等于消亡。其次是要回归本位。本位是什么？对档案学术研究来说，本位就是档案学本身，就是“档案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8]，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理论只能是一种借鉴，决不能喧宾夺主。再次是要培养一批批有志于档案学术研究的生力军，为档案学术研究的发展储备力量。
三、强调档案学人专业责任的意义
（一）克服两种心态
“研究主体的心态如何，将直接关系到学科本身的学术状态及其价值的实现”，造成目前中国档案学“资源优势之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出现资源浪费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其研究主体的盲目心态。这种盲目心态主要表现在‘盲目的自信’和‘盲目的自卑’两个方面。”[9]
笔者以为，这两种心态主要是档案学研究主体在面对档案专业地位发生变化时的两种极端反映。档案学植根的档案工作实践自古以来就是在政府的庇护下发展的，而中国档案学说到底不过是“行政效率运动”这一政治运动的产物。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档案学及其档案部门不得不从政府的翅膀下走出来以应对政治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对于已经习惯于躲在政府权力庇护下并已产生严重依赖心理的档案学和档案部门来说一时难以适应。不太敏感的人由于对这种变化感受不强烈，依然生活在政府行政力的阴影里而过分乐观，而较为敏感的人在面对社会的冲击、尤其是档案学边缘化趋势不断加剧的现实时过分悲观，由此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极端心态。
责任心是一种舍己为人的态度，是一种发奋图强的干劲，更是一种永不消失的精神。时代的发展带给我们专业的不仅仅有挑战，还有机遇。只有视专业发展为己任的档案学人，才能客观公正地看待档案学专业发展的事态和学科所处的地位，也才能不断关注档案学发展的前沿并进行理性地思考和研究。
（二）化解两种倾向
当今档案界有两种倾向对档案学的发展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一种是挂靠倾向，一种是追风倾向。挂靠倾向前文已有叙述，在此不再赘述。追风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方向的趋同。时代的发展也为档案专业的研究领域带来了许多清新的空气，如电子文件，家庭档案等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英雄，后来者充其量称之为模仿。对于学术研究而言，盲目地跟风无助于学术。近年来，中国档案学术界出现了一种令人欣喜的事态——久违的理性化，集中表现为对民生档案等内容的关注。但是，很快这种理性化的苗头就被淹没在盲目跟风的大潮中。其昙花一现的乏力，根本原因就是缺乏专业责任感。责任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坚守，更是学人从事学术研究的根基，根基不稳只能如墙头芦苇随风倒。
四、强化档案学人专业责任感的措施
（一）将草根派引入档案专业的教育队伍
草根派档案学人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一定的理论素养，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具备着一种对本职工作异乎寻常的责任感。精神力量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传染并在受体身上发扬光大。将草根派引入档案专业的教育队伍，不仅可以为学生带来鲜活的实践经验，更为重要的是可以给他们带来精神熏陶，逐步培养他们对专业的兴趣和责任，甚至是对档案专业的热爱。
目前，我国开设档案学专业教育的高校普遍缺乏师资力量，尤其是高学历、高水平的教师，与此同时，许多开设文秘专业的高校对档案教育也有着强烈的需求，许多高校从学校档案馆甚至是校外档案局（馆）聘请既有理论水平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一线工作者承担一些教学任务，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而通过此项途径走进专业教育的草根派也大有人在。笔者认为，在聘请草根派档案学人做兼职教师方面，步子可以再大一些，甚至可以和学校档案馆乃至校外档案局（馆）联合培养学生，北京联合大学和北京市档案局（馆）校政合作培养档案人才的模式就非常值得学习和借鉴[10]。
（二）坚守自己的责任
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这句话对档案学人来讲尤为重要，尤其是对档案专业的教师和博士研究生，前者是档案专业学术研究的主力军，后者是主要储备力量，均是档案学术资源和权利的主要占有者。档案专业教师，尤其是教授、副教授们，他们不仅占有丰富的学术资源，而且还把握着关乎档案学发展的命脉——招生的权利。在博士研究生招生的过程中，这一权利体现地更为明显。档案学博士的招生规模非常小，每年也就15人左右，这是档案学术研究十分珍贵的储备力量。因此，将那些热爱档案专业，有志于档案学术研究的人招收进博士生队伍并加以认真负责地培养就显得十分重要。相应地，对于已经占据这一地位的学生来讲，视专业发展为己任，为将来真正从事档案学术研究储备知识，就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发展积累资本，而是专业发展赋予的重大责任。档案专业需要的是有责任心的博士研究生，而不是敷衍了事只为混文凭的人，因为它没有资本，承担不起这种资源的浪费。
（三）重振学术正气
学术正气是学术研究责任感的凝聚和体现。目前，档案学领域迫切需要重整学术正气，尤其是诚心诚挚、客观科学地进行学术讨论的正气。笔者一直坚信，诚挚客观的学术讨论不仅是一种对学术研究负责任的态度，更会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档案界已经许久没有这种讨论的氛围了。由于档案学研究领域的圈子很小，彼此之间都很熟悉，大家都抱着一种与世无争的态度，生怕说错话得罪了他人，殊不知这种气氛是不利于档案学术研究的。争论出真知，有争论才能知道自己的不足，才能促进学术的进步，如果大家都抱着一种事不关己的态度，档案学术研究只能是一潭死水，毫无生机可言。
“事越辨越清，理越辩越明”。学术争论不仅仅是观点的商榷，思维、模式、方法都可以成为争论的对象。争论的阵地也不必局限于专业期刊，目前我国几个重要的档案专业论坛都可以成为战场，而且在论坛上争论更加自由，也更加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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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胡鸿杰.化腐朽为神奇——中国档案学评析[M].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10：174.
关键词：信息理论；技术；档案学；影响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每个学科都有了突破性的改变，推进了档案的资源建设，档案学的内容更加丰富。而且在其发展上，慢慢的接入正轨，此时，信息技术的在不断地发展，比任何的一个领域发展地都快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对档案学有着直接与间接性的影响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档案学教育被人重视，有助于人们不断深入理解档案和档案学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档案信息资源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全方位的、不可替代的综合贡献力。
一、信息技术相关概念
根据美国的一个数学家所言，信息就是信息，它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你不了解它，那么你就不知唯物主义。他认为，物质、能量、信息就是三位一体的。所谓的信息技术，其概念有宏观与微观，以一般的角度而言，信息技术就是为了管理和处理信息的一种总称。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是文字、计算机、图像等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改变着人类社会的记录内容与方式，同时也改变着人类社会包括档案观在内的信息观念和思想。在信息技术引发的这种变革过程中，档案与生俱来同信息的一致性和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档案学能积极适应和主动调整这种变革。档案学者作为主导档案学变革的主体，档案学以其自身知识结构等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及其选择的研究角度为推动档案学创新发展的突破点。
二、信息技术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古代信息技术。在古代的信息技术阶段当中，其指的就是在文字的创造、语言的运用等信息技术的改进。
第二阶段：近代信息技术。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信息技术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尤其是计算机的普及，无形中推动了信息技术进入下一阶段，也就是现代信息技术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其主要是包括电话、电报的出现。
第三阶段：现代信息技术阶段。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信息技术进入了现代信息技术阶段。其表现主要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对于微处理技术等等。
三、信息技术与档案学
信息理念与技术的发展，不只是让档案学者对档案的认识有所改变，还让全人类对其认识有所改变。从信息资源的角度来看，档案慢慢地会被档案信息的概念所替代。
四、信息理论与技术对档案学的影响分析
通过分析，则可知以下几点：
（一）、信息理论与技术对档案学的内容影响
信息理论与技术在无形中，促使着档案学者对档案学的理论有另一种的了解。时代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都让档案学者对档案学的理解得以进一步的拓展。在新的档案管理与观念中，对研究档案学的人员来说，可以有新的研究内容与理念。以适应新时代要求和档案发展要求的态度去调整乃至创造新的档案学理论，使档案实践活动走得更远、更好，为档案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是所有档案学者和全社会的共同面临的挑战，对传统档案学来说亦是艰巨的挑战，是否能适应现有档案实践活动的需要，是否满足社会发展需要，是否满足人们的利用需要，传统档案学理论应得到重新对待。
（二）、信息理念与技术对档案学研究主体的影响
档案学研究的主体主要是取决于思维方式与研究角度。因为思维方式与研究角度决定了档案学者的视域与逻辑性，但是，在档案学的研究中，视域与思维方式与社会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尤其是学术环境的发展。随着信息理论与技术的发展，可以说，在每一个学科，每一个领域中，都对信息有所应用。所以，档案学在信息理论与技术的影响之下，在研究内容上，有所改变，而且，信息理论与技术对档案学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三）、信息理论与技术影响着档案学理论的创新
对于档案学的创新，信息理论与技术对其有直接的影响。档案是对人类生活的一种记录，这种积累决定了档案学的延续性，也决定了档案学的继承性。但因环境的改变，档案学也会随之变化。从而也就对档案学的创新性具有一定的影响。
（四）、信息理论与技术对档案学的机制有一定的影响
通过信息理论与技术的影响，我们分析可知：信息理论与技术和档案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信息理论与技术对档案学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并且，还可以让档案学因信息理论与技术的改变，形成一定的机制。
五、总结
总而言之，信息理论与技术对档案学的内容、研究主体、创新与机制都有一定的影响。对于信息理论与技术，将会对档案学造成一定的影响，如：信息理论与技术对档案学的内容影响、信息理念与技术对档案学研究主体的影响、信息理论与技术影响着档案学理论的创新、信息理论与技术对档案学的机制有一定的影响等。因此，在档案学中，一定要注重信息理论与技术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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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档案学学术共同体的沿革及意义 试论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发展与对策 近十年我国旅游学术共同体的发展格局与分类评价 论我国档案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对策 论我国劳资关系从利益矛盾体到利益共同体 论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 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我国情报学非正式学术共同体的构建 略论教师评课共同体形成的四大要素 试论我国档案事业发展趋势 大力推动两岸“海洋经济共同体”形成与发展 我国高校辅导员职业共同体研究 网络学习共同体及其对我国成人教育的启示 我国社区教育共同体建设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社会道德共同体及其型构策略 试论“生―生型”学习共同体与高校学生自我管理 旅游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机理分析 共同体与环境共同体 浅析民族共同体与政治共同体 试论我国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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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档案学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
黑龙江大学档案学自2004年被授予硕士点后，八年来培育近百名硕士研究生，毕业生就业情况以省内居多，政府机关、事业单位、高校为主。通过学生的录取以及就业情况，加之师资力量的不断充实，其课程体系设置也在不断地发展完善。黑龙江大学档案学专业归属于信息管理学院，体现学科一体化的优势，“这种学科之间的融合不仅体现在教学目标上，而且体现在专业课程的设置和课程内容的讲授上，但是在课程体系充分考虑到学科之间共通性的基础上，还要特别注意档案学学科在课程体系中的独立性问题”［1］。黑龙江大学硕士培养计划采用学分制模式，学生在校三年共修学分不少于35分，其中包括公共英语5分，公共政治4分，必修课21分，选修课5分。第一学期以公共课为主，除了研究生学院开设的公共英语和公共政治，还需修两门专业基础必修课，其一为信息资源管理理论课程，其二为组织管理与文档管理课程。作为档案学专业的入门课程，上述两门课程分别从信息学及管理学为切入点，引导档案学硕士，特别是跨专业考生明确档案学专业的学科属性、学习目的、学习方法，朝着正确的方向规划档案学课程的学习，并为接下来的专业学习夯实基础，提前掌握专业领域的学习技能。第二学期除了继续学习公共英语，以专业理论课为先，分方向选修课为主(黑龙江大学档案学硕士研究方向分为档案学基础理论、信息资源管理)。其中:档案事业管理理论与实践、档案学理论研究为学位必修课程;档案学名著选读、中外档案事业发展比较研究为档案学基础理论方向学员必修课程，信息资源管理方向学员选修课程;信息法规研究、数字档案馆研究为信息资源管理方向学员必修课程，档案学基础理论方向学员选修课程;VB程序设计为学位选修课程。第二学期是档案学硕士研究生深入系统地学习专业理论知识以及实践技能的阶段，是整个研究生学习期间的主修课程，也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独立钻研的学习阶段。第三学期开设的五门课程均为学位选修课，学生可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及兴趣爱好，选择想要深入研究的课程进行学习。每学期专业课结课以撰写结课论文为主要形式，VB程序设计课程、动态网站开发建设课程为上机考试。在系统学习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后，第四学期院系组织进行毕业论文的开题工作，第五学期学员的主要任务便是通过资料收集、实地调研等形式正式进入毕业论文的写作阶段，并为第六学期的论文答辩以及择业做充分准备。
档案学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创新
(一)设置符合社会需求的教学模块
从档案教育与社会需求的供应链角度看，高校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毕业生应对社会需求的能力，反之，社会需求也正促动着高校的教学课程设置向前发展。很多用人单位为减轻培养人才的资源，直接录用有一定工作年限的往届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应届生就业率，因此，高校在设置研究生课程之时，必须以社会需求为培养目标，按照既定的目标开设课程模块。笔者认为，高校应按照就业方向将原有课程整合为相对应的模块，例如现代公文管理与处理系统模块、档案学理论研究模块、办公自动化模块、电子政务模块、电子商务模块、档案信息化建设模块、数字档案馆研究模块、电子文件模块等。其中，档案学理论研究模块为档案学硕士通学课程，其他各类模块可由学生依据兴趣爱好及发展方向自行选择，模块内的所有课程为该生必修课，各高校可根据学校特色、区域特色、师资力量有计划地进行课程模块整合。
(二)加大选修课的比例、扩大选修课范围
目前，我国28所开设档案学硕士点的高校，在课程设置方面各有利弊，就黑龙江大学档案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而言，专业课比例明显高于基础课，学生仅在第一学期接受一门信息资源管理及一门组织管理课程，除了英语、政治两门公共课，均为档案学专业课，且在35学分的前提下，选修课程只需得到5分即可。“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信息学院档案与文件事业专业求该专业硕士须修满40学分，其中至少24学分须是信息学的课程;密歇根大学信息学院档案与文件管理专业硕士生须两年内修满48学分;美国匹兹堡大学信息学院档案、保存及文件管理硕士专业要求须修满36学分，共计12门课程;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信息学系档案学专业信息学系要求档案学硕士须修满19门课程，共76学分”［3］。可以看出，同样在学分制教育背景下，美国高校的学分明显高于我国，而且门类多样，选修课比重也高于我国。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图书、情报、档案学科的交叉性日渐明显，扩大选修课的范围，将信息理论、信息技术、文秘、历史、管理等方面课程融入到档案学的课程设置中，既可以拓宽硕士研究生的知识面，同时也能使学生在选修课程时，提前为毕业后的择业作前期规划，并有目的地学习专业知识。
(三)增设实践课程以及实地调研课程
我国高校在研究生教育过程中仍然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模式，重课堂、轻就业，理论与实践脱节，是困扰档案学硕士研究生就业的另一因素，很多毕业生在工作过程中会逐渐意识到在校期间所学的理论课程与实践工作很难融合，特别是对待一些技术领域的问题，显得手足无措，致使档案工作者的综合能力得不到提高。在国外档案学硕士教育课程体系中，普遍将实习与实地调研纳入到学分管理下，占8－12学分，从开设的课程来看，国外对于讲授档案学纯粹理论的课程较少，理论联系实践的课程较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我国档案学本科生在第三学年第二学期会接受院系安排参加实习，提交实习报告，而硕士研究生则缺少实习的机会。从生源来看，档案学硕士有很大一部分学生属于跨专业考生，对于这部分考生来说，没有实践经历，无法系统化地学习理论知识，更不可能将所学到的一知半解的理论知识应用到日后的实践工作中。与高校就业指导中心、档案机构组织联合教学，增加档案学硕士社会实践的机会，也使得在校生能够提前积攒社会经验以及专业技能，为毕业后的择业打下基础。同时，实地调研课程也应纳入学分管理中，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理应在研究生期间培养，当时代主题日益彰显的背景下，档案学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设计却显得毫无新意，最大的原因便是缺少实践经历以及能反映论文可用性的实践数据。基于此，笔者认为，无论从学生能力锻炼、还是独立研究能力培养、或是顺利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角度来说，实地调研都关系着学生能否在毕业之时交出一份真正合格的毕业论文，甚至关乎学生日后的发展前途。档案学硕士培养单位与用人单位共同带动档案学硕士研究生就业已成为重要趋势，社会需求是提升档案学硕士就业率的关键因素，高校作为输出人才的部门，培育出一支符合社会需求的档案专业人才队伍，是其不容推卸的责任。课堂是教师传授知识、学生接授知识的平台，课程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学生日后发展取向，因此，在当今复杂的发展形势、严峻的就业形势下，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应主动做出调整，结合国内外知名学校相关课程体系设置的优势，为培养适合我国国情以及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求的高级人才的档案学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
本文作者：倪丽娟任越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
对档案学科的认识问题
谈到档案专业高等教育，首要问题是对档案学科的认识。教学双方对档案学科有什么样的认识，就会产生相对应的具体行为。目前，我国档案专业高等教育体系已经形成，现设有档案专业本科的院校已达到29所，档案学科地位也有所提高，但对档案学科的认识在教师和学生中的反应差距仍较大。
1 教师对档案学科在总体上持乐观向上态度
目前，从总体来讲，档案专业教师敬业精神可嘉：一是努力调整专业课程设置。档案专业课程近年来经常处于微调之中，使学科知识不断丰富，尤其是吸纳了不少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课程，注重为现代化建设培养复合型人才；二是积极努力地进行教学方法改革。增加实践性教学内容，设置实验室，对学生实习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本目的在于努力提高学生动手能力；三是提高本院校教育层次。原为本科教育的院系力争设立硕士点，原有硕士点的正力争设立博士点。至2006年，设有档案专业硕士点的已经有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专业、中山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信息管理系档案专业、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等17所；设有档案专业博士点的有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档案系等2所。
2 学生对档案学持迷茫之观
一是认为自己不喜欢档案专业，由于学校调剂才阴差阳错地就读档案专业。一方面随着档案专业教育的发展，招生数量逐渐增加，另一方面高中生中对于档案专业的了解太少，所以在考生选择志愿时往往数量不够，于是有些高校就在录取后对考生的专业进行调剂，这样无意间使学生产生先天抵触。如某大一学生发在网上的“浅谈对学习档案学的认识”一文中讲道：我们有很多同学不自信，当人家问起你学啥专业，我们支支吾吾半天才回答上：学档案学的。
二是认为档案专业没有多大前景。一部分学生凭着对档案专业的有限了解，在经过一段时间实习后产生误解：“似乎一般人经过几个月培训都可以胜任档案工作，我们为什么还要学四年?”从而对档案学科产生怀疑。再加上档案学理论中绝大部分原本就是实践性非常强的，所以使得学生对档案专业本科、硕士、博士的专业知识结构表示出担忧。
三是认为档案专业教师缺乏实践。因不少教师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分配从事档案专业教学的，这方面问题已在学生中产生影响。还是那位大一学生讲：“现在档案学专业教师有很多是刚刚毕业的研究生，他们没有离开过学校，没有接触过实际工作，如何能给学生更多的实践知识呢?”。确实，档案学科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档案专业教师如果没有必要的实践体会，很难把课讲生动、讲明白，难免会从理论来到理论去，使学生毕业到工作岗位后，面对工作实践中反映出来的问题仍然不能应对自如。
3 出现差异的原因分析
形成上述现状原因何在?笔者分析，从主体看主要是不同的经历形成了不同的认识。教师由于已经将档案专业教育作为自己的职业，有的已经在档案专业教育岗位上取得颇丰成果，甚至将档案专业教育作为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感情使然，让他们对档案专业教育、对档案学科情有独钟，面对困难和问题时，便会以积极进取姿态从容应对。而学生由于刚刚接触档案专业，之前档案对于他们来说只是白纸一张，所以情况不尽相同。一部分随遇而安、认同感强的学生，能在较短时间内调整心态，认真钻研进去。而对于一部分不安于现状、或是确实另有理想的学生而言，就会逐渐产生抵触甚至排斥心理，他们在面对档案学科的不足时，可能会随意扩大，使自己与档案学渐行渐远。也有人对档案学科期望过高，认为这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具有完整的体系和丰富的知识结构，档案学科应当在社会科学(有学者认为是管理科学)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应当给予更高的学科地位。笔者认为，档案学作为新兴的、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基础理论部分就是那么几个专业课目和知识结构，它不会因为是本科教育就立即会比专科教育高出一等，也不会因为是研究生教育而比本科教育高出一等。
档案专业课程设置问题
1 档案专业课设置中自身存在的两个主要问题
一是偏重实践。认为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正是档案管理实践促成了档案学的产生与发展。所以现在各校有将人才培养方向确定为实际应用型人才的趋向，对档案专业课程的设置在应用学科上大做文章。这样自然会出现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一方面档案学的基础理论多年来没有多大发展，甚至连一些基本理论到现在还存在中专、大专、本科换汤不换药的状态。这样老师教来无味，学生听来更是终觉不深。另一方面在应用性课程的设置上显得比较散乱，在一定程度上淹埋了档案专业的特色。
二是档案学理论脱离实际。笔者以为这事实上是不可能只从学科设置上得以解决的问题，原因在于我国档案事业发展速度太快，一方面是来自于从业主体对档案事业认识的深入，如三个体系的提出；另一方面是档案业务的深入发展，如各种新类型档案载体和形式的产生。这些发展了的实际永远是跑在理论之前的，所以仅仅从学科知识来讲，即使教师在讲课时通过对教材进行补充讲授来弥补教材建设在周期上的问题，解决了一时之需要，但等到学生四年抑或更长时间毕业走上工作岗位时，新的现象、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于是从档案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就又会埋怨档案专业教育理论脱离实际。依笔者之见，这一问题只能有待于档案专业毕业生通过继续学习来求得真正解决。
2 档案专业课中缺乏职业思想教育内容
笔者与学生接触感到，目前急需加以灌输的就是档案职业思想。学校要从档案职业道德教育人手，逐步为学生树立档案专业思想。要进行专业教育，让学生真正了解、关心自己的专业；了解其发展概况、就业方向、研究领域等，树立专业意识，维护专业尊严。只有了解进而热爱档案专业，学生才能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对待档案专业知识学习。
档案专业毕业生走上岗位后的优势
1 档案专业毕业生的就业
回顾20世纪80年代，图书档案专业的学生可以说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毕业时根本不用担心工作，用人单位排队要人。如今却今非昔比，一些学生无法把自己“推销”出去，产生很大思想落差，后悔选错专业。
几位档案专业学生向笔者咨询“档
案学专业就业前景如何?”笔者回答，“应当说还是相当乐观的。首先从实际看，上海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档案专业毕业生历年来就业率是高的。其次是档案专业有其兼容性，一部分档案专业毕业生实际走上了文秘岗位。”然而，目前随着各级档案馆参公的实施，进档案馆工作需要经过考试，难度增加，这使得档案专业毕业生又几乎失去一个主要的也是比较向往的就业途径。
2 档案专业毕业生到工作岗位后的优势
这是一个思想和专业技能的共同体问题。有的学生通过接触实际工作后感到，具有高等学历的自己与那些没有多高学历的大叔大妈们相比，也没什么优势可言。这确实有一个如何面对心理期望与残酷现实的落差问题。因为实际工作中，不管你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关键看重的是你的实际工作能力如何。所以笔者认为，学生毕业踏上工作岗位后首先要树立实干为先的基本观念，不能认为一些具体的业务工作是技术工人做的，高学历的主要就是从事管理和研究的。在网上曾看到有些在一线档案部门工作的大学生，急于想找到自己与没有高学历的老同志的区别，甚至还有些怀才不遇的感觉。笔者认为，只有立足本职，埋头实干，真正经过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过程。才能有更大的作为，优势也才能真正体现。
关于档案专业研究生的研究能力问题
关键词：档案学教育 现状 问题 策略
档案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档案工作的发展规律，以及其资源管理、信息开发的理论和方法。当前社会客观形势的变化，要求档案学教育要以科学理论为方向，培养能为现代社会作贡献的新型档案学人才。现在我国的档案学教育还存在一定问题，教育者要把握好其发展目标，在实践中提高档案学教育水平。
1我国档案学教育的现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我国各大院校的档案学教育都产生了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改革，课程和专业体系都发生了变化。目前档案学教育主要任务时力争本课程的独立性，要求缩短课时，强化专业知识内容。其改革原因包括两点，第一是社会、经济、科学的发展需求，第二是学科内部对本专业现存问题和学生学习现状的反思。档案学属于应用学科，要促进其发展，必须要先适应社会发展的大环境，然后再从内部进行科学改革。
2目前我国档案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2.1专业基础立足点不稳定
档案学教育对创新型人才的培育需要以专业知识为主要基础。传统教学中也包含了一些优良的内容，应予以保存。而让学生系统地学习并掌握档案学专业知识理论和实际操作技巧，巩固专业基础，才是档案学教育目前要完成的首要任务。
2.2扩展范围和创新意识缺乏
目前档案学教育的涉及范围仍比较狭窄。档案学教育应当放眼未来，开拓教育范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独立发现问题并处理问题的能力。
3我国档案学教育的改革策略
3.1把基础作为档案学教育的立足点
能否为学生树立起科学系统的档案学专业知识架构，是档案学教育能否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专业知识基础是教育的核心，也对整个知识系统架构起着重要作用，需要引起教育者足够的重视。
国家教育部在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下将档案学专业由历史学划为了管理学类别，这就昭示了档案学这一专业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并且其专业知识内容也正在持续修改并趋于完善。将其具体落实到课堂教学中，就涵盖了档案学理论、档案管理学、文书学、科技档案管理学、档案文献编撰学、档案保护技术学等多达十六门的学科课程内容。因此，要提高档案学这一学科的钻研能力，继续开拓创新，就必须要系统地进行档案学专业基本知识的理解学习，并掌握其运用方法。
3.2调整知识结构，促进融合创新
当产生某种学科的社会情况发生改变时，与该学科联系紧密的专业知识结构也应当作出相对的调整。调整并不是要把学科分离开来，而是“跨越”学科，帮助学生脱离传统理念对知识的掌控，促进知识的融合与创新。要从宏观概念上搭建出完整的教育框架，增加一系列相关学科课程与辅助课程。从而使教育内容和专业体系跟随社会发展变化的脚步作出正确调整，持续拓展，形成和谐完善的专业知识结构。
各大学校强化素质教育时，档案学专业课程也遭到了一定影响，要么就缩短了课时，要么就减少了课程数量。因此，要加强“多元化”教学方式，把学科与学科横向联系起来，认识到档案学专业在实际应用中的意义和重要性，凸显档案学的存在价值，使档案学知识拥有包容性与延展性，从而改变学生的知识架构。档案学教育应该要增加教学内容的技术含量，引导教育观念和方式的革新。老师的责任是“教”，除了教授书本内容，还应该指导学生怎样学习，养成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而学生的任务是“学”，不只在课堂上学习知识，在课外也要重视阅读，培养创新精神，提高自己的整体素质。
3.3明确培养方法，明确教育方向
对档案学专业人才的培养要讲求方式方法，使学生全面发展。要在学生素质提升的前提下使学生掌握现代档案学管理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档案学人才培养要突出其“独立自主”的优秀品质，要在自身基础知识稳固的情况下，立足于科学的浪潮之上。因此，档案学教育要明确教育的方向，重视学生实际能力和操作能力的培养，把学生的知识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例如，可以安排学生在放假期间去各单位的档案部进行实习，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找到方向。要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参与度，迎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与人才需求。
4.结语
关键词：档案记忆；社会记忆；档案学思想
自1996年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以来，加拿大档案学家特里・库克（Terry Cook，1947～2014）先生就与中国档案学的研究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他所提出的“后保管模式”、国家范例向社会范例的转变、“四个档案范式”、档案记忆建构，以及他进行的一些后现代主义的档案学思考，都在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引入，并由此引发了新的学术探讨和学术导向。作为一位具有后现代意识的档案学家，在近20年的时间里，库克先生的学术影响力应是国外学者在我国影响程度最高的一位，其学术思想值得我们深入总结和挖掘。这里，仅就库克先生的档案记忆建构理论和思想作一提炼、解读和分析，以纪念这位思想前卫、富有社会洞察力的前辈学者。
1 开启档案记忆研究之门的重要学者
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库克作了题为《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的主报告（简称特里・库克的“十三大报告”），报告一开头，他就援引1596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向中国政府提出建造“记忆宫殿”这一历史典故，指出今天“全世界的档案人员，仍然在建造记忆宫殿”；并提出了记忆宫殿建造的一系列问题：
“回顾自身发展史，我们的档案人员在建造记忆宫殿时是如何反映广泛的社会现实的呢？档案人员自觉和不自觉地采用什么样的设想、理论、概念、策略、方法和实践呢？为什么采用它们？它们多年来有何变化？又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我们为什么样的统治政权结构服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影响我们‘智力配方’的是什么社会力量……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记忆的政治功能以便更好地确定未来方向。”[1]
在库克看来，记忆的结果并非无可争议。他引用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美国历史学家杰尔达・拉勒等学者的观点说：自古以来，掌权者决定谁可以说话，谁必须保持沉默，即使在档案材料中也是如此；从中世纪到本世纪，妇女都被排除在社会记忆工具和机构之外，其中也包括档案馆；而非洲档案人员也在怀疑欧洲文字文明衍生的古典档案概念是否适宜于保存以口述形式记录的非洲文明。他认为“在希腊神话里，记忆是众神之母，通过她，我们才能进入健康和富有创造力的‘成熟期’”。因此，他以记忆为牵引，阐述了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通过回顾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史，引发我们思考、探索档案工作者如何“更好地确定未来的方向”，从而更好地构筑人类记忆的“殿堂”。
在档案学研究中，对档案记忆属性和功能的阐发虽非久远，但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已经出现。国外较早作出档案记忆论述的，要追溯到国际档案理事会第二任主席、法国国家档案局局长布莱邦，他认为档案是一个国家的“记忆”，档案馆保存的是一个国家最珍贵的东西，即一个国家的历史证据和作为国家灵魂的材料。我国将档案作为记忆来看待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对档案起源的论述。1961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档案史教研室编的《中国档案史讲义（初稿）》中指出，“在原始社会里，人们的生活实践，要求彼此交往，当时只能依靠语言来表述和交流思想与经验。但是语言不能远传，也难记忆。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为适应复杂的社会生产和生活上的要求，人们就开始了‘结绳’、‘刻契’的记事方法。结绳和刻契是帮助人们记忆、处理事务的一种方法”。进入80年代后，中国人民大学陈智为教授在《档案社会学概论》中将“延伸记忆”作为档案的文化表现之一，他继承并发展了档案起源论中关于结绳、刻契为人类记忆辅助系统的思想，指出从档案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其每个发展阶段都是以增强人类的记忆功能为核心的；国家档案工作体制的出现，使档案记忆系统成为社会专职的机构，人们开始有意识有目的地控制档案记忆功能为人类服务。[2]但这些论述只是对档案功能的一种观念表达，并未进入学理性层面。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的20篇主、辅报告中，涉及“档案记忆”的有9篇之多，[3]但真正进入进行论述并提出思考的只有库克的报告。纵观近20年来的档案记忆研究资料，仅就笔者所见，也以库克的“十三大报告”及其后的相关报告为较早。如2000年在澳大利亚档案工作者协会年会（主题为“超越屏幕：捕捉共同的和社会的记忆”）上作的《超越屏幕：文件连续体和档案文化遗产》报告；2001年在美国密歇根大学举办的“档案与社会记忆”系列研讨会上作的《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报告等。因此，我们虽不敢说库克先生是档案记忆研究的开山鼻祖，但作为开启档案记忆研究之门重要学者的身份是可以肯定的，他的研究引发了档案学界对档案记忆问题研究的持续关注和深化。
2 特里・库克档案记忆思想的要点与表达
根据现有文献，我们对特里・库克的档案记忆思想内涵大致可以提炼如下：
2.1 “档案就是我们的记忆”。在档案是不是社会记忆（或历史记忆、集体记忆）的问题上，我们有些学者还存在疑虑，或认为档案只是社会记忆的载体，不是社会记忆本身；或认为档案具有社会记忆属性，但不能成为社会记忆；或认为社会记忆是活的，而档案文献是死的，等等。而在库克的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从一开始他就将档案视为社会记忆。在“十三大报告”中，他用时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让・皮埃尔・瓦洛的话说，“档案里包含了国家和人民‘集体记忆的关键’”；在《档案馆、档案、权利：现代记忆的建构》一文中，他强调“记忆就像历史一样根植在档案之中，没有档案，记忆就会摇摇欲坠、对成就的认知就会消退、对过去的骄傲就会消散。档案挽救了这些损失，档案包含了已经消失的证据，这在现代社会尤为贴切……档案仍是理解历史的基础，对我们的经历、认知、叙述予以证实。档案就是我们的记忆。”[4]
对档案记忆，库克赋予了它崇高的价值和意义，把它和民众的根源感、归属感联系起来，认为“在普通公民看来，档案不仅要涉及政府的职责和保护公民的个人权益，而且更多地还应为他们提供根源感、身份感、地方感和集体记忆”。 [5]为此，档案人员“掌握了个人和社会幸福的关键，这种幸福来自于过去的持续经验以及根源、归属和性质的认识”。[6]库克的这些论述已得到档案界广泛的认同和引用，并已产生现实性影响。
2.2 “将社会记忆的定义局限于有权者形成并留存的文件记录，已不再为人们所接受”。档案在社会记忆之中，既是社会记忆的独立形态，又是社会记忆的组成部分。因此，单纯从库克这句话的表述上看，并不能体现出其中所潜含的档案记忆思想，因为，社会记忆本身就不能局限于有权者或官方的文件记录。不过，结合库克的原文，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作为社会记忆的档案不能仅限于有权者或官方的文件记录，而应有更为广泛的档案文件记录。
库克在论述加拿大档案宏观鉴定法的形成与发展时指出，最初的档案原则的经典论著都是由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撰写的，主要关注的也是政府、公共或集体文件，研究这类文件向档案馆如何有序移交，研究如何保护它们的原顺序和最初的分类；私人和个人档案则被赶入了图书馆和图书管理人员的地盘。由此，“传统的档案观必与档案馆和档案工作业已形成的顽固偏见相呼应，那就是为主流文化和当权者服务。这种做法让官方叙述占有特权，却忽视了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的记录，忽视了他们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国家的影响”。但在近几十年来，对档案机构存在原因的看法发生了一次集体转移，即“从以国家为基础的司法――行政档案话语向更广泛的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用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档案话语”转移。“宏观鉴定注重管理的职能而不是每个政府机关的结构或工作活动，它像重视国家的作用那样重视公民和团体的相互作用，它包罗所有载体，寻求多种叙述和有争议的热点论述，它有意识地将边缘者、‘另类’、失败者与成功者一视同仁，设法给它们一席之地。”[7]库克的这一思想突破传统的官方记忆的阈限，将民众（民间、私人）记忆思考纳入档案“记忆宫殿”的建造范围，体现出后现代主义学者对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实证主义的档案观进行诘问、反思和修正；也体现出后现论家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社会的边缘地带”。[8]
2.3 “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在《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一文中，库克从后现代的视角，考察了档案和档案工作者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影响和作用，批判性指出，固有的观念认为，档案工作者记录过去而非未来、处理历史事件而非现实或未来事件，他们不构建历史和记忆，只是从事保护工作而非记忆工作，这种抹去符号的做法使档案成为“幽灵”，在知识形成的构成中并进而在整个社会中处于隐形状态；但事实上，档案工作者在档案活动中并非是自然、客观、中立的。他针对加拿大历史学家乔伊・帕尔的论点，分析指出，“历史诠释行为并非发生在史学家打开档案盒之时，而是在档案工作者装盒之际，在于另外98%被销毁的未装进档案盒的文件潜在的影响”。因此，他认为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和历史记忆的积极因素，是“构建社会长久记忆的主建筑师”。[9] “档案工作者作为档案的保管者对那些建构记忆和形成认同的档案通过积极的管理、鉴定、挑选、描述、保护、使用等行为施加影响”，[10] “档案工作者在其各项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掺进自己的价值，因此，有必要非常审慎地检讨自己在档案生成和记忆形成的过程中所做的选择”，要使“幽灵必须变成血肉之躯”。他引用一位南非档案工作者的话说，档案工作者从事的工作纯粹是在建构未来的文献遗产，他们决定“哪些生活将传递给后代”，决定着什么被记忆什么被忘却，谁能声名远播，谁最后无声无息。为此，他提出并倡导档案工作者在档案记忆的形成过程中，“不仅有义务保护或记录过去，还有责任把未来的需要和期望铭记于心，惟其如此，才更能反映社会的价值而不只是某些重要用户或传统用户的价值”。[11]
2.4 “让我们的‘记忆宫殿’反映出适合于新世纪的新‘后保管’秩序”。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电子文件的大量生成，如何确保“电子记忆”这一人类新型记忆形态得到有效保护，成为国际档案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和现实挑战。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库克在总结档案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结合电子文件的出现及其管理，梳理分析了档案领域存在的12个关键性问题，并提出“这些问题从整体上要求我们在1996年采纳一种新的概念范例作为我们未来档案理论的基础”。这一新的概念范例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的“后保管模式”，其核心为：“从由此产生的文件或产品转向文件背后的创造活动或创作意图”；“将传统理论对实体保管对象――实态文件的关注，转变成对文件、文件形成者及其形成过程的有机联系、目的、意图、相互关系、职能和可靠性的关注”。[12]国内学者对后保管模式多从电子文件管理角度加以解读，认为其中包含着新来源观、宏观鉴定法和知识服务，但其意涵和范围不止于此。库克将后保管模式作为解决电子文件管理的思维变革，更将其作为构建新的全球信息秩序的指导思想，在报告结尾处，他说“让我们的‘记忆宫殿’反映出适合于新世纪的新‘后保管’秩序”。以记忆开篇，以记忆作结，库克在构思和谋划新世纪档案“记忆宫殿”建造的设计理念与实现路径。
3 特里・库克档案记忆思想对我国档案学的影响
是中国成就了库克的“国际地位”，还是库克的档案学思想本身就具有“国际地位”？近年来，库克的档案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是一个值得思考和探讨的学术现象，还需要放到国际档案学的发展全局中去衡量和评价。但不管怎样，库克档案学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讨论，一方面，说明我国档案学的开放姿态，另一方面，也说明库克思想中有符合时代要求的精神要旨。这种精神要旨笔者认为，就在于库克以后现代主义者的眼光观察我们的档案世界，将档案、档案工作放到整体社会环境中，思考并探讨社会变革对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以及作为一位档案学者的专业应对。他强烈呼吁“我们需要想方设法把自我满足的封闭的档案界转变成为与当代社会同步、对社会有益、并具有活力的档案界，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在数字时代变成毫无用处的化石”。[13]
在库克的档案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社会变革及其专业影响的深刻认识。在提出后保管模式时，他指出：“在档案论述中出现的这种‘后保管’不仅反映了档案论述的自身发展，而且反映了上个世纪以来文件形成和文件保管现实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起因于国家概念的演变以及国家与其公民的相互作用的变化，公民对国家档案机构和全民集体记忆性质期望的变化，组织结构的根本变化和随之出现的‘后韦伯组织理论与实践’，现代文件的巨大数量和丰富载体，计算机和通讯新技术，政府和公民对信息的新利用以及在利用上的新限制，社会学理论和哲学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广泛变化。因此，在档案思想中即将出现的‘后保管’模式，不仅仅是因为电子文件带来了困难。”[14]
正是由于在社会变革中思考和把握档案现象，所以库克的档案观由静态走向动态，由实体走向建构，档案工作者的作用由中立走向中介。“库克认为，后现代社会，档案学的变化核心是：档案不再被视为静态的实体，而是一种动态的、虚拟的概念；档案不再是人类活动的被动产物，而是个人或组织所从事的社会活动的积极体现；档案不再产生于稳定的、垂直的行政体系中，而是产生于现代网络中那种动态的平衡的体制。”[15]库克由此也深刻体会到各种社会因素在档案学、档案记忆留存中产生的作用。“以前普遍被认为是客观、公正、无私的东西，人们开始认识到其主观成分”；“任何科学对于其内容、方法和人员的选择，所接受的标准，失败的原因无不反映了现实的需要和利益，无不体现了更深层次社会的、语言的、意识形态的、性别的、情感模式和权力的斗争”。[16]在论述档案记忆的构建时，库克特别谈到权力对档案记忆的影响。“嵌入在档案馆和档案中的权力关系尤为重要”，“档案馆有权优化或是边缘化，它们既可以是特权的工具也可以是反抗的工具，它们既反映权力关系，又包含权力关系”；“所有这些因素都意味着有些人能够创建和保护档案，而另一些人则不能”，[17]如此等等。看到各种社会因素对档案学、档案记忆的影响，不仅为档案学融入更多的学术元素，增强其时代生命力；也使我们对档案记忆的分析更好地与社会融合，在社会中把握档案记忆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自库克的档案记忆观引入以来，档案记忆研究已成为档案学理论的新增点。学者们围绕档案的社会记忆属性，档案与社会记忆的传承、建构和控制，档案与国家、民族认同，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与国家记忆建构，档案记忆研究的学术坐标和研究纲领等问题，发表了一批学术成果。截止到2013年12月，在CNKI数据库中，题目直接标明“档案记忆”的论文计29篇；在题目标明“社会记忆”的论文中，档案学成果约占30%。在国内学术交流、科研项目立项、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中，档案记忆也备受瞩目。2000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上海大学图情档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等都曾举办过以档案记忆为主题的学术论坛、学术讲座；至2014年，已有4项相关课题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如果说1997年，库克引导中国档案学研究“走进记忆之门”，那么现在可以说档案记忆研究已“登堂入室”，在社会记忆研究中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并已成为档案学的一种新范式。
不仅如此，由我国档案部门发起实施的“城市记忆工程”实践项目也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2002年以来，在青岛市档案局馆的示范带动下，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广州、沈阳、太原、长沙、福州等一些大中城市档案部门相继规划实施城市记忆工程，从自发走向自觉，已成为“传承与建构社会记忆的亮点工程”，并正在向“国家记忆工程”、“城乡记忆工程”、“乡村记忆工程”、“数字记忆工程”拓展，为档案工作的实践创新提供了探索方向，更为档案记忆研究提供了实践载体和理论场域。或许如库克所言，“这些以‘记忆’概念为中心的档案关注点”，“反映出越来越多像我这样的档案工作者一直在探索后现代革命对于档案行业的社会使命的意义”。[18]
特里・库克的档案记忆思想对档案记忆建构的理论与实践、档案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功能与价值，以及在社会变革中思考档案学发展等都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虽然他的档案记忆思想还未能形成丰富的体系，留下一些遗憾，但或许正是这种缺憾，能留给后来者更大的创新空间。哲人其萎，我辈奋之！
参考文献：
[1][5][6][12][14] 特里・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C]//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编.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143～176.
[2]陈智为.档案社会学概论[M].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12～13.
[3]王德俊.当前国际档案界学术新动态、新观点概述[J].兰台世界，1998（11）：5～6.
[4][10][17]Terry Cook. Archives， Records， and Power： The Making of Modern Memory[J]. Archival Science，2002，2（1-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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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M].华夏出版社，2003：13.
[9][13][18]特里・库克.四个档案范式――1840年以来西方档案观念与战略的变化[J].档案学研究，2011（3）：81～87.
[15]王静，王萍.评特里・库克以后现代思想诠释档案学[J].档案与建设，2005（7）：10～13.
关键词：《档案管理》；核心作者群；文献计量学
由河南省档案局主办的《档案管理》是北大核心来源期刊，从1996年～2014年连续6届入选我国档案学档案事业类核心期刊，在国内档案学领域的影响力和社会知名度越来越大。作者是决定期刊质量的关键要素，而核心作者是期刊质量保证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对核心作者进行研究，可反映刊物的用稿、学术风格与研究特色，也可窥视档案学研究的区域性发展水平、研究趋势、关注热点等总体现状。
1 核心作者及发文量
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数据统计来源，选取《档案管理》2006年～2015年共2699篇论文（除去未标注作者论文），共统计出第一作者1334人。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作者发文篇数最低值可由公式M≈0.749*（Nmax）1/2计算[1]，将Nmax =51代入可得出M≈5.35；李文以1995-2005年的M≈5.07。按照取整原则及便于与李文以一文作比较，取值5作为核心作者最低发文标准，共得到69位核心作者，限于篇幅，本文只将发文量排名前20的作者列于表1。
表1可见，20年间排名前20的作者一直处于核心作者群的有7人，一直排名前20的有胡绍华、刘东斌、吴雁平、管先海。1995年～2005年20位核心作者全部来自河南，其中4位来自高校，其他均来自档案局馆；2006年～2015年20位核心作者有15位来自河南，5位来自外省市，其中12位来自档案局馆，5位来自高校，3位来自企事业单位。该刊经过20年的发展，一是核心作者队伍已相当稳定，既有档案学界的中坚力量、基层档案部门的实力干将，也有高校、企事业单位的后起之秀，他们对刊物的支持和信赖，对刊物质量、学术特色打造、刊物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二是核心作者群知识结构更合理，既有理论性强的档案学基础研究，也有实践性强的业务工作论述，显示刊物的学术价值不断提高，业务更加接地气。三是核心作者的来源更开阔，已突破河南省作者独霸刊物的情势，说明《档案管理》社会知名度越来越高，在立足区域、面向全国的容纳性上做得越来越好。
核心作者2006年～2015年在该刊发文793篇，占此时期总发文的29.4%，高于10年前的23.2%。说明刊物在培养学术带头人、发现和提携新人，提升稿件质量、培养高产作者群体方面做出了持续努力。
2 核心作者系统及单位分布
表2可见，核心作者主要来自档案局馆和高校。从作者数看，高校占比已超档案局馆，其他单位已有作者挤身核心作者群。从发文量看，档案局馆发文占比44.8%，人均发文量16.9篇，远超高校与其他系统人均发文量8.4篇、10.9篇。与10年前比，作者系统分布更为合理，系统间作者发文量均大幅度提升。
69名核心作者分布在河南、安徽、湖北、广西、江西、江苏、浙江、陕西、北京、上海10个省市39家单位，地域更广泛，分布更分散，期刊开放性更强。表3可见，河南省档案局，濮阳、开封、南阳市的档案局和郑州大学、郑州航院是发文重地，汇聚了众多档案学研究人才，科研实力雄厚。10年间，中国人民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发文量剧增，说明高校正成为档案学界科研的重要支撑，中国铁物等单位作者挤身核心作者群，一方面说明该刊对企事业单位档案管理研究的关注不断增多；另一方面说明企事业单位档案学研究者的科研能力在逐步增强。
3 核心作者合著度分析
论文合著率及平均合作强度是衡量作者合作程度的重要指标，合著率指合著论文量占论文总量的比率；平均合作强度=总合作人次/合著论文量+1 [2]。有40位核心作者存在合著情况，总合作数153篇（档案部门、高校、其他合作篇数各为60、82、11），总合著人次405（档案部门、高校、其他合作人次各为150、173、82），平均合作强度3.65（档案部门、高校、其他平均合作强度各为3.5、3.1、8.5）。为便于比较，表4列举了10位高产作者合作研究的总体状况。10位高产作者的总合著量60篇，总合著人次200，平均合作强度4.33，高于平均合作强度3.65。从总体来看，10位高产作者的平均合作强度较之10年前均有提高，由1.17升为4.33；从系统分布来看，10位高产作者所属档案部门、高校、其他的平均合作强度分别为2.94、3.29和5.15，明显高于1995年～2005年平均合作强度，即1.46、1.33和0。说明作者间合作越来越密切，有部门间、同行业不同单位间的合作[3]，跨行业、跨地区、跨学科间的交流，师生间的互助合作，还有“档案界”网站针对档案基础问题或业务展开的讨论集锦。可看出刊物在推动档案学研究的互补性和合作度方面做出了明显的努力，但目前机构内部合作与导师挂名带学生的居多，提高研究合作度、挖掘群体潜力和智慧仍是档案学研究者的努力方向。
4 核心作者发文被引情况
69位核心作者的793篇论文中，有49位发表的文章不同程度地被引用，占核心作者数的71%，总被引篇数为198，总被引频次为674，人均被引频次13.76 次，篇均被引频次3.4次，均高于1995年～2005年15位核心作者论文被引用、人均被引频次7.47次和篇均被引频次1.78次，其中刘东斌、海、傅荣校、丁华东的文章被引频次均在50次以上，被引14次及以上的数据详见表5。说明10年来《档案管理》的影响程度和社会知名度明显提高，所刊稿件质量明显提升，作者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明显增强。
4.1 作者自引分析。刘东斌、吴雁平、李兴利、程训方、王茂跃、倪代川和王新才7位核心作者存在自引现象，共30次，作者自引率为4.5%，高于比邦兹和斯奈德统计的社会科学文献自引率3.4%，低于1995年～2005年该刊作者自引率8.9%[4]，其中刘东斌自引频次为19，位居第一。说明7位作者研究实力深厚，在该刊发文具有研究的连续性和系统性。
4.2 期刊自引分析。17位作者进行了期刊自引，共130次，期刊自引率19.3%，略低于1995年～2005年15位作者的期刊自引24次，自引率21.4%。虽然19.3%的自引率高于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7.5%的自引率，但与自然科学主要期刊30.44%的自引率仍有较大差距[5]。其中，刘东斌、海、王茂跃和刘子芳期刊自引次数分别为46、15、15和10，位居前列，反映出该刊在用稿和选材方面较稳定，载文具有一定关联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和特点。
5 核心作者发文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情况
2016年5月通过“人大复印资料”全文数据库获取2006年～2015年间该刊被转载的文章68篇，69位核心作者中有22位作者34篇论文被转载，分别占核心作者人数的31.9%，发文总篇数的4.3%；而1995年-2005年有10位核心作者18篇论文被转载，占核心作者人数的20%和发文总篇数的3%，说明10年来核心作者论文转载率已有较大提升。其中，1995年～2005年10年间，刘东斌、刘永和海转载篇数分别为5、3、1，占发文量百分比分别为17.8%、13.6%、10%，除刘永外，其余两人的转载占发文比均高于2006年～2015年的数据，详见表6。
6 结论与探讨
20年来，《档案管理》作为档案学档案事业类核心期刊，一直在我国档案事业中发挥着引导和核心作用，将来也肯定会创造出新辉煌。
《档案管理》作为立足河南、面向全国的档案学档案事业类核心期刊，在保证向河南省作者适度倾斜前提下，可打造“大区域”研究特色带，成为国内其他区域特色研究融入度不断提高的更加开放的期刊。
《档案管理》形成了以胡绍华、刘东斌、吴雁平、管先海、海、李兴利、程训方等核心作者群中的最核心圈，刊物可围绕这些最核心的作者构建档案学的研究“主题圈”。大家围绕最前沿的研究主题，在合作中可能会碰撞出思想火花，产生档案学研究的新思路、新方法、新观点，有利于该刊精准打造学术特色，进一步提升刊物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