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8:23:13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经济学文献综述，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关键词药物经济学 研究设计 方法学要点
中图分类号：R956；R97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33(2011)06-0285-04
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in thrombosis, DVT)是指血液在深静脉腔内不正常凝结，从而阻塞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常继发于外伤、手术和肿瘤等疾病，其中骨科大手术是深静脉血栓形成的极高危因素。骨科术后深静脉血栓若不及时治疗可能导致致死性肺栓塞和血栓形成后综合征等严重临床后果，造成患者劳动力丧失、生活质量下降和疾病负担增加。笔者以骨科术后深静脉血栓的治疗为例，通过对骨科术后深静脉血栓药物治疗的经济学评价文献进行方法学综述，从而归纳出药物经济学评价设计阶段需要考虑的方法学要点，同时也为其它药物经济学研究提供借鉴。
1材料与方法
1.1文献来源
通过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三大医药数据库检索骨科大手术后防治DVT的药物经济学文献。为了研究最新进展，将时限设定为最近10年（2000-2010年）。排除单独的成本研究、临床试验报告和综述以及经济学评价方法描述不完整的文献。
1.2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以骨科术后深静脉血栓的药物治疗为例，对药物经济学研究设计的方法学要点进行讨论。Avorn等[1] 指出，在静脉血栓预防药物的经济学研究文献中，方法学上的设计会对结果产生很大的影响。以药物防治骨科术后深静脉血栓为例，许多要点如经济学分析的研究角度（全社会角度还是医保支付方）、试验数据的限制（如研究时限的长短）、结果的定义（治疗失败的临床后果以及不良反应）和成本的测量方法等都会影响经济学评价结果。因此，在描述药物的临床和经济性的评价研究中，一些方法学要点需要纳入考虑，见表1。
2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了20篇药物经济学文献[2～21]。其中有15篇选择不同药物进行比较，其余5篇是不同治疗方案之间的比较。20篇文献全部采用了决策分析模型，研究时限分为短期（90 d）和长期（5年）。研究结果均出自西欧和北美国家，且主要采用社会/国家卫生服务角度（6篇）和医保支付方的角度（14篇）。按照上文所述的各方法学要点，作具体论述如下。
2.1对照方案的选择
在药物经济学研究中，对照方案的选择十分关键，对照药物不同，结果可能出现差异。对照方案的选择包括标准方案（最有效的药物或方法）、常规方案（最常用的药物或方法）、最小成本方案、安慰剂和空白对照等形式。临床试验是为了验证试验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因此，与安慰剂比较是其最理想的对照选择。然而，药物经济学评价则不同，它是基于适应证相同的不同药物或者不同治疗方案之间的比较，因此，选择常规方案和标准治疗更具有经济性的意义。例如，在深静脉血栓的抗凝治疗方案中，依诺肝素是临床医疗实践中应用广泛的一种低分子肝素，在与华法林、肝素比较的众多文献分析中都显示具有经济性，是美国胸内科医师学会推荐的标准治疗方案。因此，在设计治疗深静脉血栓的新的药物经济学方案时最好采用依诺肝素这一标准治疗药物为对照方案。在本研究纳入的15篇比较不同药物经济性的文献中，有13篇都采用了依诺肝素为对照方案。
药物经济学研究也可以使用安慰剂对照或者空白对照，此时试验药物或方案往往是作为现有治疗的一种补充治疗手段，或者所针对的疾病仍无有效的治疗干预措施。例如，在深静脉血栓的抗凝治疗方案中，在常规治疗期后选择继续延长一段时期服用抗凝药物，这种治疗方案属于新的治疗方案的尝试，不是完全替代现有的方案。因此，在这段延长期内可以采取空白对照。
2.2研究时限
一项临床研究的研究时限往往可以设定为患者的住院期间、临件的发作期或是患者的整个生命周期，它取决于研究疾病的种类、治疗目标和预期产出。临床试验数据所描述的时间范围常常比患者、医师和卫生经济学家所关注的时间范围要短一些。在治疗深静脉血栓的研究中，由于人为地规定了较短的研究时限，只能收集在给定住院治疗期间所发生的临床数据，要想获得试验后数月或数年的可能受益和风险，就要通过决策分析模型外推获得。当用模型法评价治疗期后某一严重疾病状态（如肺栓塞、血栓后综合征）在长期的发作和影响时，除了列出长期治疗的模拟时限，还要列出短期的原始数据和研究时限。
2.3试验场所
试验场所的差异对试验结果的外推有很大影响。外推包括两种情形：1）将药物在一国的试验数据应用到另一国的研究中。由于国与国之间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如不同的人群种族、医疗环境和健康水平等，这些因素都可能使药物的治疗效果发生变化。因此，在本国的研究中引用药物在他国的临床数据时需要谨慎。2）将理想环境下的数据推广到实际医疗环境中。 与实际医疗环境相比，在理想环境下患者会得到更高水平的监测和护理，能更好地发现和控制不良事件的发生。因此，理想条件下的“疗效”应谨慎地推广为实际环境中的“效果”。比如，Capri 等[2]在比较依诺肝素和磺达肝素的经济性时，药物的安全、有效性数据来自美国和北欧的文献数据，这时就需假定意大利的环境背景与文献发表国家相同，该药物在意大利具有相同的安全性、有效性，再将文献数据应用到意大利的医疗环境中进行研究。
2.4结果定义
在预防血栓的抗凝药物研究中可能存在多种结果：出血这一不良反应可能是轻微的也可能致命；药物预防失败可能导致严重的肺栓塞也可能只是无症状的远端静脉血栓。这些严重程度不同的临床结果会对患者产生不同的临床和经济影响。因此，在药物经济学研究中一定要考虑观察的临床结果是如何确定和选择的。以预防失败导致的临床后果为例，无症状的远端静脉血栓的发生对患者产生的临床影响和成本花费都远远不如肺栓塞对患者的影响，虽然前者也是一个相关的临床结果，但是其重要程度比后者小得多，因此，后者更应被指定为观察的临床结果。
临床结果的指标选择与研究时限也有关系。从给药至90 d可定义为短期时限，这个时期应主要关注的临床结果是有症状的深静脉血栓形成、肺栓塞和大出血；从91 d至5年可定义为长期时限，这个时期主要关注的临床结果是静脉血栓复发率和血栓形成后综合征。除了定义与疾病相关的临床结果，研究中还应定义或测量与患者健康相关的效用结果，如获得生命年（LYG）和生命质量调整年（QALY）。
2.5成本测量
药物经济学研究中的成本测量范围很广，包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理论上一切与治疗相关的资源消耗都应计算。而在具体的研究中，成本测量范围可以适当调整，如在骨科抗凝药物研究中，由于研究对象多为老年患者，已经退休或无工作的情况占大多数，不存在劳动力的损失，因此患者的间接成本不考虑在内，只测量直接医疗成本。以治疗深静脉血栓为例，成本测量范围包括预防成本、诊断和治疗深静脉血栓、诊断和治疗肺栓塞、疑似静脉血栓的诊断成本、确诊静脉血栓的治疗成本、不良反应成本和长期并发症成本等。
成本测量的方法就是将各成本项目的花费总和起来，可以用公式“总成本=单位成本（资源单位价格）×资源使用量”来计算。单位成本可以采用两种形式体现，一种是平均单位价格，如次均检查费用、日均住院费用和次均门诊费用等；一种是明细单位价格，即逐项计算各项具体医疗资源和劳务的费用。药品费用、检查费用、住院费用的单位成本可以从本国医疗卫生服务价格表或医院调研数据中获得，而管理费用（护理、给药和出诊）往往是用专家调查法或从文献中提取获得。
2.6数据来源
文中所纳入的20篇文献全部采用了决策分析模型。当大量基础数据不易得到、研究时限很长且研究预算受约束时，模型法便十分有用。利用决策分析模型进行经济学评价要利用所有相关的数据，不仅有效果数据，还应包括资源利用数据、单位成本数据、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和偏好数据等。很少出现所有数据都来自一个单一来源的情形，一般都必须从多个不同的来源获得所需要的数据。在骨科术后抗凝药物经济学评价的决策分析模型中，效果数据就是各种临床结果的发生率（如早期DVT、PE的发生率，大出血的发生率，以及后期VTE复发率和PTS发生率），这些效果数据主要来源于随机临床试验、观察性研究、文献系统评价和流行病学调查；健康效用数据主要来自文献；资源利用和单位成本数据主要来自本国医疗卫生服务标准、本国医院调研数据或诊断调查组（DRG）以及医保数据库。当这些来源均无法获得数据时则可采用专家问卷调查和参考其它经济学文献。
3结语
除了文中所论述的各方法学要点以外，确定合适的样本量也是药物经济学研究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样本量的大小可以决定不同试验方法的成本是否具有显著差异以及临床更优方案的成本效果比是否更显著地低于预定参考值。本研究中文献均采用模型法，样本量直接假定为1 000人的队列，避开了样本量的计算。而在以临床试验为基础的药物经济学研究中，样本量需要通过经济学样本估算公式获得。而当估算公式中的各个参数难以获得时，每组患者样本量应不得低于按临床试验或队列研究样本量估计公式计算的样本量。
目前，国内针对骨科术后DVT治疗的药物经济学文献极少，但随着抗血栓药物在我国的广泛应用，新型抗血栓药物如利伐沙班、达比加群酯等在我国的应用，治疗骨科术后DVT的药物经济学研究也会越来越多，故在设计新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时，需要像国外的药物经济学研究那样，考虑对照选择、研究时限、试验场所、成本测量、结果定义和数据来源等方法要点，并结合具体研究目的和条件对这些要点进行严谨的设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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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绩效 政策搭配 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
如何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实现一国经济稳定发展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也是学界长期论争的焦点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运用各种模型和实证方法,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绩效及其搭配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经济学文献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定量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is-lm模型(又称希克斯一汉森模型)。根据该模型,希克斯和汉森等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虽然在短期能够影响产出,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产出都没有影响,它们都是无效的,除了提高价格之外。之后,经济学家在其基础上,将视角延伸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mead,1951)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即“米德冲突”。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况。而支出转换政策包括汇率、关税等的实质是在总需求结构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使需求结构在国内需求和净出口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从而开创性地提出“两种目标,两种工具”的理论。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tinbergen,19521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即“丁伯根法则”。若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政府至少具备n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工具之间不会相互影响。蒙代尔(mundeb,1960)提出了进一步的解决办法,指出将每一政策工具分配给它能发挥最大影响力和具有绝对优势的目标。斯旺(swan,1960)用图形说明了支出增减政策f财政货币政策1和支出转换政策(汇率政策)各自的功用,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的搭配来实现内外平衡的模型。蒙代尔(1963)与弗莱明(1962),研究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用于实现内外均衡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经不断完善而成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undell-fleming model),并由此得出了着名的“蒙代尔三角”理论,即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fpaul krugmanl根据上述原理画出了一个三角形,他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ftheetelnal trianslel,从而清晰地展示了“蒙代尔三角”的内在原理。这三个目标之间不可调和,最多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这就是着名的“三元悖论”。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将以上理论和研究方法应用于对我国经济的分析,研究结论不尽相同。马拴友(2004)运用is-lm模型进行分析得出,在我国is曲线较为陡峭而lm曲线较为平坦,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对治理通货紧缩具有更大的效能。张学友、胡锴(2002)运用修正的mf模型,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进行比较,得出在我国现行汇率制度安排下,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要优于货币政策:当前我国的经济政策应以财政政策为主,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施建淮(2007)运用var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中国产出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出,人民币升值在中国是紧缩性的:相对汇率变动的其他效应,汇率变动的支出转换效应是支配性的,因此运用传统斯旺模型来分析中国经济是有效的。徐长生、刘士宁(2006)根据斯旺模型政策搭配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模型中的内部通胀、外部顺差的区域,因此对内可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抑制投资过热,采取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着重解决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外通过本币升值的汇率政策改善国际收支顺差,以实现内外均衡。
也有学者通过计量建模,实证研究了近年来我国两大政策的搭配,但大多集中于对内绩效的研究,鲜有在一篮子货币汇率制度下兼顾内外综合绩效的系统研究。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实证研究了财政货币政策的综合效应,发现中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这是由于我国利率管制严格、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展缓慢等原因所致,而中国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显着,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应该继续实施。王文甫(2007)通过模型分析。发现在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有一条真实变量都以相同的比例增长的均衡增长路径:在均衡增长路径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必须相互协调:财政政策对经济有影响,货币呈非“超中性”。刘斌(2009)基于我国的实际数据的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的政策体制主要表现为主动的财政政策和被动的货币政策组合体制的结论:这种体制实际上是物价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充分体现:因相机抉择的政策会产生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对社会福利水平产生影响,这种体制在今后是否一定要继续保持值得商榷:他强调今后我国应该从现行的体制向主动的货币政策和被动的财政政策组合体制转换。黄志刚(2009)将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fm—f模型1拓展到中间汇率制度下研究发现,不管资本流动性如何,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有效,其效应介于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之间: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最应该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搭配方法,此时政策效果最好。
三、总结及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我们发现,大多文献将研究视
关键词：市场；劳资关系；财富；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06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6）04-0258-03
最近，劳工社会学家潘毅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茅于轼[n1]在市场、财富、劳资关系和产业升级等问题上开展了一些争论，劳工学者在讨论中提出了几个重要观点：（一）市场并非神圣而是会经常处于失灵的状态，使工人会在资本市场中的利益受到损害；（二）商人能控制资本，因此能有效控制市场；（三）劳资关系的发展在现行资本市场下并无出路，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本的发展模式；（四）企业的产业升级会造成重大的社会问题，其中最重要是低技术工人的大规模下岗；（五）财富来源自劳动，而不是来自所谓的第一世界产业[n2]。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实际是劳动社会学界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长久以来的批评与怀疑。学科与研究领域的区隔，使本应存在广阔对话空间的诸如新古典经济学、经济社会学、企业家理论与劳工社会学等理论流派彼此缺乏沟通，形成自说自话的局面，无助解决实际问题。本文尝试对上述观点进行经济社会学的思考，打开各理论流派的对话之门，为真正解决中国劳工问题提供出路及契机。
一、市场并非完全被资本所控制
在讨论中有专家认为，市场并不是神圣的，它受资本所控制，难以达到最佳资源配置的目标。大家知道，市场是万能和神圣的论点，是传统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它与“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脉络相辅相成，构成了经济学如何看待市场的立命之本。市场万能论在社会科学界饱受批评，就连自由派的经济学家亦不能否认必须对市场作出一定的规管与调节，才能保障各方参与者的基本利益。那么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什么是最佳资源配置？它能够依靠政府的行政干预力量作出界定吗？企业家理论认为，最佳的资源配置方法是根据不同群体在市场活动中的“贡献”而厘定的[n3]。企业家在产生财富的过程中贡献最大，自然能以利润的名义获取最大份额的劳动成果。企业家理论的缺陷在于，不同群体在市场活动中的贡献既难以客观厘定，亦由于商人与工人在博弈力量中权力关系的不对等，工人在产生财富过程中的贡献被刻意低估与扭曲。笔者认为，真正的最佳资源配置是商人及工人都能在各自的商业及劳动市场中公平、公正地自由竞争，并从中衍生出利益平衡的劳动供求市场，商人或工人都能根据对方的能力作出判断，寻找到彼此合适的员工或雇主。理念型的劳动供求市场的出现，前提是必须首先建立公平和公正的市场体系。它牵涉到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谁掌握和控制了现今市场？根据经济社会学的观点，市场并非自动调节的衍生物，而是被镶嵌到社会网络与社会结构之中，并成为不同利益群体尤其是政府与商人进行互动与利益博弈的场所[n4]。地方政府不仅担当一般意义的市场裁判者与调节者的角色，更是积极的市场活动参与者[n5]。地方政府与商人的关系并不平等，后者的博弈力量往往处于劣势[n6]。政府成为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最大的问题一方面是市场活动产生的财富发生转移，不足以反映商人及工人在市场活动中所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是商人被社会舆论塑造成“掠夺之手”的刻板印象，对工人的劳动价值进行剥削[n7]。两种现象，同样制造了扭曲的市场，与真正公平及公正的市场相距甚远。资本市场的妥善资源分配，也无从谈起。
二、市场并不完全交到商人手上
政治精英作为参与资本市场的特殊群体，是精英再生产理论的具体体现[n8]。特定商人在市场活动中获取利润的多寡，并不全然视乎其拥有的经济资本所决定，同时亦受经济竞争过程中掌握的政治资本程度所影响。在真正的市场化社会中，经济资本往往占据主导性地位，而占据政治资本的群体只能对市场发挥监察、调节或规管等作用。相反，在未成熟的市场中，政治资本的重要性不但可能大于经济资本，而前者与后者的结合亦造成商人群体内部最大的分流。一方面，部分商人同时掌握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使其在市场竞争中更容易脱颖而出，继而控制资本主义市场。另一方面，并未掌握或掌握较少政治资本的“一般性商人”，不但在与其他商人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同时必须承受私有产权得不到充分保障的威胁。在笔者针对港商的研究中发现，商人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经常处于劣势，前者的私有财产有机会被一小部分有法不依的地方政府官员以各种方式掠取，造成维护私有财产权利的缺失[n9]。产权法律对包括中小企港商在内的商人群体而言，不是生产特权，而是庇护不足。试图通过对产权法律的质疑而维护工人的利益，不但本末倒置，同时未能明白市场利润的真实流向。富士康通过产权法律庇护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例子，可以用来审视现有的产权法律。诚然，富士康有机会获取行政力量之助，从而获取经济利益。然而，这种政治资本与行政力量，并非所有商人都能独有。作为政治资本的象征，针对企业的行政监管权与审批权无疑对商人而言是双刃刀，它一方面可以被商人利用作资本生成，另一方面亦能成为商人获取利润的重大障碍。由于行政权力在市场中的特殊作用，必然造成商人群体内部的分化，部分商人更会采取“积极”的态度，以各种方式向行政力量靠拢及进行利益输送，试图形成的利益集团[n10]；而无法拥有足够渠道或资本获取政治资本的商人，则在与前两者的不公平竞争中艰苦经营，时刻面临生意失败的威胁。因此“，市场真的完全交到商人手上吗？”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是劳工社会学以至经济社会学界必须继续深入思考的问题。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从经济行动镶嵌到的社会网络与社会结构中着手，从商人分流的角度研究资本与经济权力的流动。
三、产业升级是和谐共赢的劳资关系的前路
问题是，中国商人在全球生产经济体系中，可以获得“应得的”报酬吗？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为举世瞩目的世界工厂，不仅工人，商人同样堕入跨国竞争的丛林法则。正是由于绝大部分中国企业从事劳动密集的OEM生产，使中国的经济生产模式长年处于跨国产业链的低层，商品与服务产出的大部分利润，被从事ODM及OBM的外国跨国企业所掠去[n11]。劳动密集的OEM生产模式，使中国的劳资关系变成一种“零和游戏”，目标是在仅余的利润上，争夺自身最大的份额。同样地，由于劳资双方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工人往往沦为彻底的输家，赚取不足以维持有尊严生活的微薄工资。因此，建立和谐共赢的劳资关系的真正出路，在于产业升级。只有通过企业向产业上游的转型与挺进，逐渐提高生产技术、加强产品设计概念及建立著名的商业品牌，中国商人才能在跨国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中，获取较为合理的市场利润，从而进一步提高工人的待遇与福利。劳工社会学界似乎亦开始明白问题的根源所在，以香港的“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SACOM）为例，近年来针对苹果（APPLE）、优衣库（UNIQLO）、纵横二千（G2000）、沃尔玛（Walmart）、玛莎百货（Mark&Spencer）等著名跨国企业进行连串的示威抗议行动，要求相关企业妥善解决其在中国的品牌代工厂的劳资纠纷、职业安全、用工条件及工人福利待遇等问题。SACOM与其他类似志愿组织所作出的各种努力，纵使在争取工人权益的宗旨上前路崎岖，但起码逐渐引起国际社会对跨国生产模式中剥削中国工人现象的关注。问题是，仅仅呼吁大型的跨国企业履行自身的企业责任，并不能真正成为解决劳资矛盾的长久出路。企业社会责任，在最极端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眼中，只代表企业尽最大的努力赚取利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避免倒闭。纵使在国际社会不断呼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今天，也往往变成资本主义的“面纱”而已。企业的社会责任，沦为企业对外宣传的伎俩，在公关策略的配合下，成为企业必要资本投资的“支出”。在企业利润获得保证的前提下，它被用作装饰门面；当企业面对经济危机时，它往往被迅速搁置一角，工人的权益自然被抛诸脑后。因此，我们不能奢望通过呼吁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而建立和谐劳资关系，唯有通过整体的产业升级，才能看到双方共赢的劳资关系的前路与曙光。
四、职业培训是工人迎接产业升级的要件
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经济行动不但镶嵌到社会结构中并形成现实市场，同时社会性的博弈亦会镶嵌到企业内部，形成企业内外复杂的社会关系。产业升级并不会自然而然地提高工人的福利待遇，相反它首先衍生出两大难题。首先，在产业升级带来企业利润提高后，利润会在企业内部进行重新分配。作为企业内部的运作机制，必然需要约束力量“限制”商人与工人分配利润的比例，它可以是企业外部的行政力量，也可以是劳动供求市场的合理工资。外部行政力量对企业内部工资水平的影响是微弱的，最常见是根据不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而厘定的强制性最低工资。这里不讨论最低工资的成效，但显而易见的一个趋势是最低工资制度往往成为标准工资，亦即最高工资，以人为的方式限制特定工种的最高支付薪酬，无助于工人工资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约束力量来自劳动供求市场的均衡价格，它成为工人寻找工作与雇主寻找员工的最重要准则。然而，正由于现今的大部分企业仍然以OEM生产为主导，导致产业升级企业的工人数目的基数不足，并为劳动市场工资带来不稳定性，暂未能带动工人的整体工资链的上升。在OEM企业向产业上游迈进的过程中，随着生产技术与自动化程度的提高，的确会导致部分工人面临下岗再就业及被迫投入非正式劳动市场的危机。然而，问题的关键并非从劳动市场外部呼吁提高工人的工资，或试图改变资本的运作方式，而是应从职业培训入手。从事OEM生产的庞大中国工人队伍，普遍存在低生产技术与高度被替代性的特质，使他们难以面对产业升级的巨大浪潮，同时亦削弱自身与雇主的谈判力量。提高工人整体的工作技能实在是当务之急，而相关的讨论范围实际已经超出劳动社会学甚至经济社会学的范围，而必须从更根本的教育改革层面做起。中等职校的发展、学徒制的复兴、中考的分流等，既可减少万千考生挤进高考独门桥的悲剧，同时让众多不适合读书的孩子尽早学会真实的工作技能，提高自身在劳动供求市场的竞争能力[n12]。现今职校教育的失败之处在于学生被标签为教育竞争的失败者，学生自身亦并不情愿投入到生产性行业中，这导致整个职校培训的制度变样，既不能为新生代工人带来工作技能，同时亦无助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而成为向企业输送廉价劳工的渠道。职业教育当今的困境是严峻的，但我们不能将这种结果归咎于产业升级本身，而是应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五、真正的核心是财富的合理分配问题
理论界关于财富来源的讨论一直是个长期而复杂的问题。但是，笔者认为目前最为重要、真正核心的是经济社会学中最为关心的财富分配问题。中国工人现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上述的第一世界产业，占据不同产业链的上游位置，垄断产业链的大部分财富，造成众多产业下游企业利润微薄，经营困难。国际分工造成的跨国经济贸易的不对等，可从大量关于国际市场产业链的研究中得以引证，亦能从比本地OEM生产更为下游位置的外发加工厂或本地品牌加工厂普遍存在的低工资水平加以佐证。OEM生产在中国的发展到达十字路口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它既难以进一步拉动工人工资水平的提升，同时亦面对海外尤其是东南亚等劳动力更廉价国家的激烈竞争。我们试图简单批判经济发展模式的合理性是容易的，而歌颂改革开放前的生产模式与经济成就亦同样无助解决中国工人现今面临的困境。中国OEM生产向产业上游的迈进，会让劳动密集的低技术工人的需求下降，同时令专业技术的生产性职位的需求提升。工人群体内部的逐渐分流既可保障职业教育甚至大学理工科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同时亦可使中国的产业结构从加工生产向生产业的进一步拓展。生产贸易、物流、库存、设计等行业的持续发展，有助改变中国单一的产业结构，并丰富工人在就业市场的选择。产业结构的改变加上逐步取消城市户籍制的趋势，势将成为工人真正自由择业与自主选择居住地的契机。唯有如此，中国工人的职业生涯发展才会看到真正出路的同时，中国企业家阶层亦能获取自身的合理利润，使彼此的劳资关系朝向和谐健康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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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信息经济学
学科体系传统经济新型经济
[分类号]F062.5
1 信息经济学提出的背景
信息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末发端于美国，其启蒙思想最早出自凡勃伦的《资本的性质》(1919年)。1959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J.马尔萨克发表《信息经济学评论》一文，提出信息经济学特有的信息范畴问题，使用了信息经济学这一概念，标志着信息经济学的诞生。而其作为正式的学科概念则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乔治・丁・斯蒂格勒(c.Stigler)1961年在美国《政治经济》杂志上发表的《信息经济学》一文中提出来的。乔治・丁・斯蒂格勒研究了信息的成本、价值、信息对价格和工资以及其他生产要素的影响，第一次将信息作为经济活动的要素和经济运行的机制结合加以研究。信息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始于20世纪B0年代中期，在经济学、信息科学、图书情报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多个学科领域的关注和介入之下取得了众多成果，但对于信息经济学的理解及其所属研究领域的认识尚未实现统一。存在着不同的解读。我国理论界对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研究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信息和信息活动；从信息科学角度研究经济与经济活动；前者侧重于微观，偏重理论研究；而后者侧重于宏观，偏重应用实践。从研究整体情况看，前一理论体系似乎更为人们所接受，国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自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获得197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更有多位信息经济学家5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经济的发展、信息资源战略地位的凸显、信息产业主导地位的形成、信息市场作用的加强，迫切需要我们尽快形成和发展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以指导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桂学文、娄策群编写的《信息经济学》(以下称为“桂著”)于2006年7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与读者见面。该书是桂著作者经多年的教学经验和科研积累，并借鉴和吸收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编著而成的，下文将对其特色进行详细阐述。
2 桂著的亮点与特色
2.1
有机融合了两种理论体系的研究内容
信息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一个开放的动态体系。面对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信息经济正经受着各种波动与考验，作为研究信息经济的经济学，信息经济学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学科范畴与学科体系，新现象、新问题随时出现，需要相应的理论归纳与理论指导。有学者认为，随着时代的变迁，必须赋予信息经济学新的含义，不能仅局限在源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进的一系列经济问题的研究，也不能把信息产业或知识产业的分析排除在外，只有把众多信息经济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将互有联系但又有差别的内容加以融合，找出其中的内在联系，才能最终推动信息经学的发展。
桂著在前言中提出：信息经济学是从信息科学角度研究信息活动中的经济问题的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把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有机地融入到这一研究体系中来。
该著作的内容安排正如上述所言，对信息不对称角度的信息经济学研究与信息科学角度的信息经济学研究进行了有机的融合。全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有三章，介绍与信息经济分析有密切关联的一些经济学基本知识，包括信息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研究体系、研究内容。研究对象、信息经济学的实践基础、理论基础、不完全信息与非对称理论等。第二部分四到八章，主要讲信息经济活动。按照从小到大的信息经济活动的递进序列，分别阐述信息资源、信息产品、信息商品、信息市场、信息产业等内容。第三部分第九章讲解信息经济活动的效果反映与评价，内容为国民经济信息化。
2.2对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提出新的见解
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历程较短，学科体系尚未定型，桂著在借鉴他人观点的基础上重新构架了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认为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层次结构。就其门类而言，信息经济学由普通信息经济学和专门信息经济学两大门类构成，每一门类又是由不同层次的分支学科组成的知识群体。普通信息经济学将信息经济领域中带有普遍性和共性的问题作为主要研究内容。探讨信息经济和信息经济活动领域中的一般原理与共同规律。专门信息经济学是将普通信息经济学，尤其是宏观信息经济学的成果应用于专门的信息领域，对某些专门的信息经济活动进行研究而形成的分支学科。这种体系分类方式比较新颖，国内尚未有同类提法，体现了桂著作者的创造性与丰厚的理论知识积淀。与其他学者提出的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相比，如按研究性质将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划分为理论信息经济学与应用信息经济学；按研究层次或范围分为微观信息经济学与宏观信息经济学；将信息经济学学科体系划分为广义信息经济学和狭义信息经济学等，更具有直观性。这种体系分类方法对信息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进行理论与实践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2.3专门阐述了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的影响
桂著从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组织的影响、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结构的影响、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影响三个角度进行了论述，便于读者对信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辩证关系有更清晰的了解。对传统经济组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传统企业的影响，改变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手段(由价格竞争转向非价格竞争)、企业工作方式、企业生产方式和管理手段，其次对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传统经济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推动第一产业不断升级、第二产业不断升值、第三产业不断增长。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影响主要是对生产力要素理论、边际效益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厂商理论、经济周期波动理论和通货膨胀与事业理论的影响。在信息经济时代，传统经济应该如何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传统企业该如何应对信息经济时代产生的种种问题?桂著对信息经济对传统经济影响的阐述为企业家解决以上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2.4辨析信息经济与其他新型经济的辨证关系
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产生了许多新概念，如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比特经济(bit ooono一my)、知识经济(knowledge―b8sed economy)、智能经济(intelligenoe―based economy)、后工业经济(post indus-trial eoonomy)、新经济(new eoonomy)等。人们对这些
概念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但这些概念的定义并不清晰，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相似之处，容易引起混淆。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比特经济、知识经济、智能经济、后工业经济、新经济都是对信息社会经济的不同称谓。”桂著在第一章中对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信息经济与网络经济(economy 0f net_work、network economy或intemet economy)的关系进行了详尽探讨，便于读者对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有更好的认识。
桂著认为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联系表现在以下三方面：①从关键资源来看，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都是以信息、知识为主要经济资源；②从内容范围来看，知识经济是信息经济的组成部分；③从发展趋势来看，知识经济是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两者的区别表现在关键资源、产业结构、核心能力和组织方面：信息经济强调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资源，以信息产业为主导，而知识经济强调知识资源与智力资源，以科技产业为主导；在核心能力方面，信息经济强调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能力，而知识经济强调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能力；在组织管理方面信息化管理是信息经济时代主要的管理内容和管理手段，知识经济则是知识经济时代重要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内容。
对于信息经济与网络经济的关系，桂著认为两者同样既存在联系也存在区别。联系主要表现在两者都是信息革命的产物，有着共同的目标，并且网络经济是信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别在于两者产生的时间和研究的出发点不同。
2.5对信息产业经济学进行阐述
桂著中虽没有明确提出信息产业经济学(informa-tion industry eeonomics)研究内容，但根据靳娟娟在《信息产业经济学的经济学基础及方法论研究》一文中对信息产业经济学定义的描述：信息产业经济学是一门以信息产业为研究对象、以信息产业结构为研究核心、以当代西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宏观及微观)为经济学基础。系统研究信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结构构成、分布与成长、关联与组织、控制与优化的一门独立的信息经济学的应用学科。桂著在第八章用大量文字对信息产业的概念、特点、地位、经营与管理及信息产业结构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可以认为这部分内容是对信息产业经济学的介绍。
2.6注重基础理论，强调实际，采用案例教学
桂著绕开枯燥的理论和复杂的模型，结合国内外信息经济发展的实例，大量运用事实、数字、生活化语言，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把深奥的道理浅显化，把零散的材料系统化，给读者以阅读的享受。如对信息不对称理论的阐述和对信息经济学原理的论述，具有综合性、实用性、先进性。另外，在信息产业发展的集团化、规模化及国民经济信息化等问题上，一直联系我国社会现状，用实践印证理论，把经济学、情报学的理论与方法和经济学界、信息学界的思维意识、具体行为相联系，并重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与实际经验，这些论述对我国信息产业商品化的开拓发展，尤其是对其生产经营及产业运营具有指导意义。
3 桂著不足
桂著除有以上特色与亮点之外，也存在着不足，主要有两点：①在不对称信息经济的研究中未提及博弈论的理论。博弈论作为当前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与信息经济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因为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使得信息问题在经济学中变得日益凸显，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对信息的研究，特别是重视信息不对称对个人选择及制度安排的影响，而这种关注与重视则直接导致了信息经济学的产生并推动其向前发展，这部分内容没有被桂著所囊括，是其不足之一。②缺少对信息经济学新兴起的研究领域的介绍，如电子商务经济学、信息系统经济学、信息机构经济学、信息资源经济学等。
4 总结
总体来看，该著作观点新颖，见解独特，内容通俗易懂。在实践上，对我国信息经济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在理论上，桂著中的一些独特见解，将对信息经济学学科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有助于信息经济学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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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实验经济学;经济实验;应用前景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2-0022-02
1 引言
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实验室中的实验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经济学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传统的经济学一直被认为是一门先验性的社会科学,而不是理论与观测相互影响的观测科学。这是因为经济学是一门复杂性的学科,这一复杂性既来自于复杂的外在环境,更主要来自于人的因素。人们似乎很难在实验室中建立可重复的经济环境,所以人们一直普遍认为实验室中的实验研究只能用于“硬科学”,而不能用于经济学。直到19世纪80年代,经济学才将试验的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中。目前实验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中的一个新的分支,被列入《经济学文献杂志》的分类体系中。
2 文献综述及实验经济学的发展
实验经济学是在受控制的实验室条件下,分析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经济学家在挑选的受试对象的参与下,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并给以一定的物质报酬,以仿真的方法创造与实际经济相似的一种实验室环境,不断改变实验参数,对得到的实验数据分析整理加工,用以检验已经有的经济理论及其前提假设,或者发现新的理论及为一些决策提供理论分析。
实验经济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738年波努利提出的“圣彼得堡悖论”,但是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实验可以在经济学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则是200多年后的事了。1948年,著名经济学家张伯伦在哈佛大学创造了第一个课堂市场实验,用以验证市场的不完全性。张伯伦的学生史密斯很受启发,开始深入研究经济学的试验方法。他用试验方法检验价格理论,提出经济学领域的“风洞试验”,并具体提出了实验设计的五项原则,首次把实验经济学引入到教学中,为实验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世纪30-50年代),是实验经济学的早期研究。主要包括Thurstone(1931)、Mosteller和Nogee(1951)以及Allais(1953)等对个体决策的实验研究,Nash(1950)、Dresher和Flood(1952)以及Schelling(1957)等对博弈假设的实验研究,Chamberlin(1948)、Siegel和Fouraker(1960)等对市场组织的实验研究。这一时期的实验研究缺乏思想上的指导,对实验的结果持怀疑态度。
第二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是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成熟时期。除了上述所说的人外,Charles Plot和Michael Levine(1978)的工作揭示了议程对选择机制结果的影响。把实验方法扩展到公共选择和政治经济学领域。在Charles Plot和Vernon Smith的努力下,实验经济学建立了初步的理论体系,在方法论上也有了根本性的突破。
第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是实验经济学框架大体形成的时期。行为理论的成熟、合理的预期理论和计算机的应用为实验的进行创造了有力条件,使实验结果更为可靠。1998年,专门刊登实验经济学论文的期刊(Experimental Econmics)创刊,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02年弗农•史密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使实验经济学正式迈入主流经济学的行列。
3 经济学的实验方法与应用
3.1 经济学的实验方法
3.1.1 实验设计
经济学理论的实验不可能完全复制出现实经济的运行过程,因此经济学家一般通过演化模拟分析和方针技巧来构造出与实际环境相似的实验室环境,让实验者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做出反应。在实验设计阶段需要完成的工作包括:
(1)确定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2)确定实验条件的基本要素;
(3)选择和确定作为处理变量的关键因素和重要的干扰因素;
(4)为被实验者准备“实验说明”;
(5)进行测试性实验;
(6)根据测试性实验改进或者简化“实验说明”以及实验条件。
3.1.2 比较和评估分析
首先,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普洛特和史密斯将效率定义为被试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并把它作为比较分析互相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对理论模型标准的改进。
其次,采用独立自动变量。在实验中要独立的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准确数据,并进行数据分析。
最后,评估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的基础上。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可能始终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会使人的行为无法预期,因此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一般呈概率分布状态,评估出的结论是用结论与其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
3.1.3 运用行为和心理分析来解释实验结果
经济实验是以社会中的人作为被实验者,而并非假设中的“理性人”,所研究是理性与非理的统一。因此,要借助行为与心理分析的方法,通过运用展望理论、心里间隔理论等行为心理理论,来分析实验中出现的非理性现象。
3.2 实验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实验在经济学中主要有三种用途:理论的验证与评价,寻求新信息和新思想以及验证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3.2.1 理论验证和评价
对各种经济理论进行实验检验,是实验经济学最为重要的作用。当对某个问题只存在一种理论时,可以通过实验找出解释这个理论的条件,并检验理论的效力,如果实验结果与预期存在偏差,并且这种偏差大到无法用随机或简单误差来解释,则这个理论就应该受到怀疑;当对某个问题存在多种理论时,通过设计一个能使不同模型得出不同预期结果的实验,可以比较和评价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
3.2.2 寻求新信息与新思想
实验经济学已在实验中引入原有理论忽略的因素,探索并发现新的理论。推进一个理论向前进步的一种重要途径就是设计实验,构想需要探索的实验情景,然后观察到底会发生什么,以此来搞清楚前进的方向。
3.2.3 验证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在经济学中,存在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仅仅从理论上思考是不够的,而设计一个恰当的实验可以为问题的实际解决提供有益的参考。例如,在政策推行之前,通过实验来检验政策可能带来的效果,能够明显的降低政策的试错成本,为政策的真正推行提供决策依据。
4 实验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实验经济学在我国起步较晚。1994年,汪丁丁教授发表的“实验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建设”一文是我国最早介绍实验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文章。蔡志明(1997)、余剑梅(1999)、高宏祯(2003)等也对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和研究领域作了系统介绍,并阐述了其经济学方法论的意义和应用,介绍了实验经济学中的“最后通牒博弈”、“双向拍卖市场”等模型。
除了对实验经济学的总体介绍外,我国学者也逐步借鉴国外已有的实验研究成果,进行模仿性质的实验研究。孙志明、黄民翔和迟峰(2004)设计了电力竞价实验,考察了按系统边际价格结算和按报价价格结算两种模式对市场电价水平的影响。金雪军、杨晓兰(2004)构造了一个信息完全对称的实验室证券市场,利用来自中国的实验数据对理性预期理论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
其实,我国的每项改革方案的出台和经济政策的实施几乎都需要“实验”,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等。以我国二十多年来的金融市场改革为例,金融领域的改革同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循序渐进,遵循着“试点――推广”的思路进行,不断地试错、完善,这本身就是一种实验的思想。中国金融改革按阶段一步步向前发展,每阶段的改革之前都要对前阶段改革实验的利弊进行总结,来指导下一阶段改革的方向和力度。
当然,中国的经济实验与实验经济学的经济实验还是有一些区别。中国的经济实验一般是首先放在某个地区或单位来进行,即在综合的、在真实环境中实施的尝试,一般周期比较长,对实验结果的解释弹性大。而实验经济学的实验则是放在实验室的仿真的环境下,可以对影响因素进行控制。可以说实验经济学的经济实验是一种小试,而中国的经济实验是一种中试乃至大试。
5 实验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前景
5.1 实验经济学可以为我国的经济改革提供有效的指导。
实验经济学中“风洞”方法的应用可以说是最具有应用价值的方面,即在某项经济改革实施前可以先在实验室里进行模拟操作。例如在决定是否放开电力市场,是否对公共部门实施私有化、民航机票价格改革等问题上进行实验。中国目前正处在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实验经济学的出现为我国经济改革模式的制定提供了先导性平台。目前中国的经济试点具有地区性,容易受到当地风俗习惯、政策、经济基础的影响,在向其他地区的推广过程中可能会产生较大的偏差,应该寻找更好、适用性更广、成本更低的试点方式。
与我国传统的试点改革相比,实验模拟具有成本小、准确度搞、适用面广等优点,可以在不同地方、不同时间、不同人群中重复进行,以此找到规律性的问题。通过实验,可以找到许多规律性的内容和人们行为的共性特征,将其运用到政策的制定中去,从而避免地区改革试点中适应性不广的问题。
5.2 实验经济学在我国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建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史密斯认为,市场经济和价格机制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它将无数个人利己的综合作用反映在一个参数中。以我国股票市场为例,很多经济学家都对股市进行了研究,但效果不大。因为股市中的每个人组合在一起并不一定是理性的,容易出现金融泡沫现象。原来传统的研究并没有对股市中的个进行深入研究,实验经济学能够使我们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观察个体的决策行为,对证券交易制度的有效构建具有极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5.3 实验经济学在我国高校教育中将会起到重大作用
虽然实验经济学传到中国的时间并不长,没有多少人了解它,但已引起了中国足够的重视。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陈禹教授发起成立了我国第一家经济科学实验室。目前,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暨南大学等国内大学的经济学院或管理学院都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学实验室,旨在将实验经济学方法引入我国的经济学研究中。相信随着实验经济学知识的普及和有关政府部门的扶持,实验经济学将会成为我国大学里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可以改变目前国内纯粹地钻研经济学理论的现状。
6 结语
与传统经济学相比,实验经济学不仅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构建了连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桥梁,同时也使得经济学的研究更具有实践性和趣味性。随着实验经济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及更多的研究者参与到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中来,实验经济学的应用范围必将越来越广,为人们的经济生活带来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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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宏观金融课程群建设研究动态与存在问题
1.国内研究综述
在国内，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将原目录中的“货币银行学”专业和“国际金融”专业合并为“金融学（含保险学）”专业。这种调整正是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整个金融课程体系知识面应该覆盖整个金融学科的主要方面，如：金融制度、金融体系、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完整的金融运行结构，包括微观金融运行、宏观金融运行，以提供学生一个有关金融体系的整体框架。2004年9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由王广谦、张亦春、姜波克和陈雨露主编的《金融学科建设与发展战略研究》，该书反映了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承担教育部“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以及我国顶尖级金融学家和金融教育家、高校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金融学科和其他重要高校金融学科带头人对金融学科建设的最新思考，代表了我国目前对金融学科建设研究的最新水平。如中国海洋大学宏观金融学有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中央银行学、金融市场学、中国金融史、货币金融理论前沿、金融理论与政策等；宁波大学设有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宏观金融课程；浙江财经学院采用金融学院模式，宏观金融学课程分布在8个专业方向，具体有金融学、国际金融、利息理论、金融市场学、货币理论、财政学、中央银行学等。
2.存在问题与研究命题
主要存在问题，第一，现有教学改革未能照顾到地方院校办学环境和人才培养目标，重点研究了同类大学为培养高层次金融人才而面临的金融学本科教学定位、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改革问题，未能照顾到地方院校的办学环境和人才培养目标——为社会各个领域输送适应性强的应用型人才。第二，宏观金融类课程急需按地方院校办学环境和人才培养目标进行优化和改革，尽管各院校已顺应金融宏观化发展方向而开设了若干宏观金融类课程，但尚未解决以下问题：宏观金融类课程到底该包括哪些主干课程？如何避免相关课程教学内容的交叉？针对宏观金融类课程要求，如何跟进相应的教学方法改革和实践类课程？上述问题告诉我们宏观金融类课程急需按各地方院校办学环境和人才培养目标进行优化和改革。
二.地方应用型大学宏观金融类课程群设置的特色与创新
1.课程群设置的特色
第一，顺应宏观金融的发展方向。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单一的精英型体系向大众型、精英型、国际化等多样化人才培养体系的转变，本科教育更应强调学习能力和宏观思维能力的培养。
第二，坚持国内外前沿与地方性院校办学模式相结合。本项目坚持国内外前沿与地方性院校办学模式相结合，在改革金融学核心课程体系及教学方法时，既保障学生掌握本学科、专业教学基本要求，又顾及地方性大学办学环境和培养应用性人才目标，强化宏观类课程建设，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实际操作能力，以适应“平台+模块”人才培养模式。
2.课程群设置的创新
第一，倡导团队合作，形成推进宏观金融课程体系建设的机制。课程体系建设既提倡体系的整体性和弹性化，又强调课程内容的系统性、前瞻性和探索性。为此，需要倡导团队合作精神，并形成推进课程体系建设的一套机制。具体设想包括：定期举行读书报告会。通过指定学习教材、专著或其中的核心章节，联系学术动态述评文献；互相交流近期阅读书目、研究课题，探讨本学科前沿理论。集体申报课题、撰写论文；定期举行教研活动，讨论并解决课堂教学中遇到的难点与重点；组织课堂教学观摩；规范教学文件与秩序，鼓励教学改革与创新。
第二，推进课内理论教学与课外实践锻炼相结合。鉴于金融学高度理论性与应用性并重的特点，在教学方式上坚持理论教学与实践锻炼相结合。一方面改革课堂教学方式，在强调讲授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吸收现代教学理念，推进多样化教学法，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动性，从而优化教学过程；另一方面强化课外实践，鼓励同学参与社会实践、学生科研等第二课堂，培养学生的知识学习和应用能力。
三.地方应用型大学宏观金融类课程群实施对策
1.具体设置内容、预期目标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第一，具体设置内容：主要结合国内外金融学科相关宏观金融课程设计的总体趋势，突出服务地方金融机构与企业，强化宏观金融对地方金融的指导功能，坚持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综合素质，坚持国内外前沿与地方性院校办学模式相结合，重点推进应用型宏观金融课程群建设。
第二，预期目标：紧紧围绕金融学科“课程群+核心课程教材+精品课程”三大类建设大框架，形成宏观金融课程群建设的子框架和核心课程建设、造就一支具有敬业、创新精神的师资队伍，并以此为基础，为今后核心教材建设与精品课程培育奠定基础。
第三，解决的关键问题：一是宏观金融课程体系建设，确立宏观金融课程群的核心课程，并规划核心课程教材建设；二是配对形成每门课程的师资队伍，基本保障每门课2名教师；三是完善并形成每门核心课程的教学大纲与考试大纲；四是探索教学改革的方法。
2.实施方案、实施方法、具体实施计划及可行性分析
将推进以下教学改革：第一，改革思路是整合宏观金融类课程，将宏观金融类课程整合成基础、国际、市场、监管四大类，明确每类课程包括的主要课程、设置目的，并从各自金融专业现有基础出发提出具体的建设目标，如规划核心课程教材建设目标、精品课程目标、课程后台建设目标与教学方式创新目标。
第二，强化案例教学和课程设计。对于理论性较强课程，都增设一定经典案例教学，要求学生围绕案例分小组讨论，并撰写学术小论文或读书报告，以增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感性认识、理解能力和分析能力。对于应用性的课程，都将开设一定课时的实验教学，要求学生进行仿真模拟金融业务操作，并撰写实验报告，以增强学生对业务知识的感性认识、理解应用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第三，坚持课内学习与课外实践相结合。一方面要根据本学科、专业教学的基本规格和要求，采用课堂讲授、案例教学、实验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强化在课内向学生传授；另一方面又通过社会实践环节、学生科研、金融论文大奖赛、虚拟炒股比赛等第二课堂形式，培养学生采用宏观金融理论分析各种金融问题与经济现象能力，重点提升学生解决金融问题能力。
第四，探索PBL（Problem-Based Learning，简写为PBL）教学法。通过设计问题为同学搭起各门课程的知识架构和内在联系；通过学生自己收集、分析相关资料以感受和体验知识的分析过程；通过建立学习小组和开展小组讨论，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每一学习小组由5-6名左右的同学组成，选定某一主题组织课堂讨论——包括小组交流、质疑和点评；要求每组制作PPT，内容包括选定主题的文献综述、课堂发言内容以及参考文献，以充分展示同学的学习成果。
[此课题为宁波市教科所“十二五”重点课题：《基于“政产学研”联动的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YZD12025）》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何运信.非金融专业学科教学平台中“金融学”教学内容改革研究[J].怀化学院学报.2007（12）.
[2]龙春阳.课程群建设：高校课程教学改革的路径选择[J].现代教学科学.2010（03）.
[3]孙桂芳.金融学课程教学教学内容的开放性与教学方式的互动性——基于现代教学设计理念的探讨[J].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06（06）.
关键词：产权理论；权利；外部性；制度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1-0-01
一、产权理论
1.产权理论的产生
产权理论是兴起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一部分，科斯被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是产权理论的创始人。在1960年，科斯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中，提出了与传统经济学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不同见解。在他看来，产权的关键问题就是权衡哪个损害更严重，把不受损害的权利给予能带来更大产值的一方。就是需要我们理解什么人是受益的，什么人是受损的，而不是我们狭义理解的产权的概念。实际上，它可以协调人们的关系，同时降低外部性。
2.产权的内容
产权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德姆塞认为，产权就是一种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产权界定了人们如何获得利益或损害他人的权益，以及他们之间相互赔偿的规则，它规定了一个人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能拥有什么和不能拥有什么。产权理论的经济学家们认为，产权不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其本质是物的存在和使用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权是协调人们关系的社会工具，它构成了对个人行为的约束和激励，如果有明确的产权，人们就能够在与他人进行交易时形成合理的预期，从而降低甚至克服外部性的问题，这里外部性就是指自己给别人带来好的活坏的影响。
3.产权安排
对于如何明确产权，科斯定理将产权的界定与资源配置效率联系起来，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反对政府配置资源，主张由市场的力量来配置资源。在科斯看来，如果市场交易费用为零，同时产权得到明确的界定，那么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产权安排就没有关系。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交易费用不会是零，它只是一个假定，它意味着所有的交易活动包括价格机制运作、制度结构变迁等完全是无成本，没有任何耗费的。在市场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产权的安排又必然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
4.产权理论的发展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科斯正面论述了产权的经济作用，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他指出产权的经济功能在于克服外部性，降低社会成本，从而在制度上可以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具体的说，外部性就是指经纪当事人之间在利益关系上存在这样的情况，一方对另一方或其他诸方的利益造成的损害或者提供的便利都不能通过市场加以确定，也难以通过市场价格进行补偿或者支付。
六十年代以后，西方产权理论形成了三个不同的分支。一是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他认为市场运行及其资源配置是否有效，取决于两个因素，即交易的自由度大小和交易成本的高低。后来他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又将交易成本区分为事先的和事后的两类，事先的交易成本是指起草、谈判、保证落实某种协议的成本，事后的交易成本是指交易已经发生之后的。按照威廉姆森的观点，科斯定理的核心就是交易成本。
二是以G. 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是由威克塞尔的契约理论发展而来的理论，他们强调所有权、法律制度对于制定和履行契约的重要作用，布坎南认为，权利除了“所有”的含义之外，还有逃避灾难，要求赔偿，要求履行契约的权利，所以对资源进行交换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合法的权利之间的交换。因此他认为，只要权利界区清晰，交易自愿，资源配置就必然有效。最终他们把科斯定理表述为，只要交易是自愿的，那么初始的合法权利的配置与资源配置有效性无关。
三是以C. 舒尔茨为代表的自由竞争派，他们认为，交易成本经济学所刻画的外部性并非是市场机制的唯一缺陷，除此之外还有其他障碍破坏市场交易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他认为科斯定理强调的是一个自由竞争的条件问题，他将科斯定理定义为，只要交易是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发生的，那么初始的合法的配置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无关，也就是说，只要在产权界区上保证完全竞争，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就能得到充分的保证。以上就是在科斯之后，西方产权理论研究者对它的不同理解而形成的发展。
二、产权理论的影响
1.产权理论的积极影响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最为核心的主张还是私有化，他们认为，私有产权能产生最高的效率，因为私有产权比较其他形式的产权更能够为在它支配下的人们提供将外部性内在化的激励。私产所有者在做出一项决策时，会努力使自己的私有权利的现期价值最大化，并为获取收益所产生的成本也只能由私产所有者个人承担，因此，私有产权安排能够产生最有效利用资源的激励。现实生活中，在许多领域，私有产权制度会产生效率很高的经济运行效果。产权一经界定，个人出于自利的动机就会主动在市场中寻找发挥产权最大效用的交易，产权为自由个人的经济行为提供强大的动力和刺激。并且在私人产权条件下，交易者的成本与获益内部化，从而克服了因外部性而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外部性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交易成本过高，通过合理的产权设计，有些外部性问题可以在市场机制内依靠自由交换而得到有效率地解决。
2.产权理论的不足
科斯提出的零交易费用的假定是不现实的，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迄今所阐述的观点都假定，在市场交易中是不存在成本的。当然，这是很不现实的假定。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这些工作常常是成本很高的，而任何一定比率的成本都足以使许多在无需成本的定价制度中可以进行的交易化为泡影。”另外，科斯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他认为，只要政府管理费用小于市场自由交易费用，那么政府管理就比利用市场机制更为有效。这与他的产权理论的主旨，即私有产权条件下自由交易有效性的基本论点相悖。此外，科斯定理是把效率放在首位的，但我们在寻求使交易成本最低的产权制度安排时，不能忽略追求社会公正的价值取向。对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的产权制度安排，多支付一些交易成本是必要的。而且，尽管科斯主张通过在私有产权的框架下合理的产权设计解决外部性问题，他并没有说所有的外部性问题都能通过这种制度安排得到有效率地解决。
3.产权理论对我国的影响
科斯的产权理论对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及保护私人产权等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我们在产权改革中不能将其产权理论完全照抄照搬运用于中国实践，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而科斯的产权理论的核心是私有化，二者存在不同，因此要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
产权理论传播到中国，存在着不同的影响。张五常是主要传播者，他强烈推崇私有化，他说：“科斯定理的主旨，就是不管权利属于谁，只要是清楚地界定是私有，市场的运作能力便应运而起，权利的买卖者互定合约，使资源的使用达到最高的生产总净值。”新制度经济学家还根据契约理论论证了公有制产权缺乏效率，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资本主义所有制比公有制具有更高的效率。当时的中国在改革中制度薄弱，这一理论就很容易被接受。例如，在我国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过程中，要求产权明晰，很多人就误把财产私有化当作改革，存在狭隘的理解，使利益取向发生了变化，而在道路上出现了偏差。科斯的产权理论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他认为，私有产权越纯粹，资本及有关产权相互间界定越严格，市场机制越有效。尽管我国的企业产权改革实践中，广泛采取了出售、拍卖、产权重组等形式，可是一些地方在推行股份合作制时强迫职工购股，还廉价出售或直接赠送国有企业产权，河南、山东等地要求银行贷款给企业领导购买产权，许多地方借公司改制和破产兼并的计划，暗中侵吞国有资产和蓄意逃避银行债务，出现了化公为私的掠夺现象，造成了国有资产和银行贷款的重大损失。
我们需要借鉴西方产权理论的成果，同时要根据中国的改革实践进行进一步的演化，走适合自己的道路，不可以照搬其成果。对我国公司股权结构的改造，特别是降低其中国有股比重，不应该以私有化为目的。首先，要服从社会经济发展对国有经济的需要要求，同时，这种股权结构改造并不是以私有化为根本目的，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造，即国有股权相当一部分可以改造为非国有但并不是私有的新形式，当然可能还有部分存在私有化的形式，但是要保证总的方向是正确的，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企业产权制度建设。
参考文献：
[1]吴易风.产权理论与实践[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贾娜.产权理论研究综述[J].法制与社会，2010（21）.
【关键词】中国 东盟 农产品 贸易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日趋紧密，有关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的研究成果也颇丰硕。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后，掀起了对该领域的研究热潮，涌现出了一大批论文和著作。本文对此进行了综述。
一、关于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关系的研究
王国平等（2007）针对“早期收获”计划，具体分析了云南—东盟农产品贸易。他们从研究“早期收获”计划对云南农产品与东盟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入手，全面分析了早期收获”计划对云南农业造成的影响，进而研究云南农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品结构和产业布局等方面的改革目标、政策措施，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陈俊伟（2006）主要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分工进行了研究并着重讨论了广西的应对策略。他指出：“东盟是热带农业、林业资源丰富的地方，橡胶、棕榈油、椰子等都可成为各种工业原料。中南半岛几条大河：红河、湄公河、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的出海口都有土质肥沃的三角洲，是东南亚的“粮仓”。在进行农业合作与农产品加工方面都有合作商机。泰国是世界上第一大木薯出口国。在木薯生产上泰国与中国广西开展技术合作，在木薯加工方面中国可以对泰国开展技术输出型合作。缅甸的各种林产品都有待加工。越南的经济林产品有松脂、桂皮、八角，这些与我国广西的林产品恰好雷同。对此可进行技术交流合作。”郑一省(2002)提出：“农业方面将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的重要领域。”其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中国与大多数东盟国家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双方都重视农业发展，相互之间互补性明显，合作潜力很大”，但是没有做更加具体的分析研究。孙林(2003)研究表明虽然中国在一部分农产品上和东盟国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但两者的农产品贸易关系以互补为主。朱允卫（2005）对中泰两国1996—2003年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实证分析表明，中泰两国农产品贸易主要以产业间贸易为主，贸易结 构呈现出很强的互补性。
二、关于影响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因素的研究
李欣广(2002)等对中国与东盟在经济双向开放与国际合作中的农业问题作了具体分析，他们认为中国与东盟的农业都不是很发达，都面临着欧美加澳新（新西兰）等国发达农业的冲击。因此，中国与东盟有必要加强合作，共同面对外部竞争。孙笑丹(2003)利用出口相似性指数、需求反应度指数以及贸易分散度指数分别从产品和市场的角度分析和比较了中国与东盟农产品出口结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东盟三国的农产品贸易无论在市场结构还是在产品结构上都存在很高的相似性：在出口对世界需求反应程度方面，中国的产品结构反应水平高于东盟三国，但是市场结构反应水平低于东盟三国，反映出中国农产品出口开拓市场的能力不足等问题。彭茵（2006）分析了中国东盟农产品贸易的优惠性政策安排——早期收获计划。通过对早期收获计划框架的研究，她指出了早期收获计划对中国农产品贸易和东盟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并提出了应对措施。她认为应该加强双方在农产品贸易的经济合作，取得共赢。在研究农产品贸易方面运用比较多的模型是1951年由泰森斯基提出的恒定市场份额分析。(Constant Market Share Analysis，简称CMS)模型。Kevin Z. Chen，Lian Xu和Yufeng Duan（Kevin Z. Chen，Lian Xu and Yufeng Duan，2000）利用CMS模型对中国1980－1996年农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在此研究时期出现了下降趋势，而政府农产品贸易政策改革加剧了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国外还有不少研究涉及到东亚和中国农产品贸易问题，这些研究多是利用CMS模型侧重分析国家和区域之间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变化的研究。在针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产品双边贸易关系实证研究不断增多的前提下，能够发现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在1998年之后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并且利用CMS模型对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波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文献还是不多的。
转贴于
三、关于CAFTA建设对农产品贸易影响的研究
周建明等（2007）的研究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推动了广西对东盟贸易的发展。从2004年中国与东盟十国的农产品关税开始下调后，广西与东盟各国的贸易额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增幅大都超过20%，增长幅度最大的文莱甚至高达167%。与泰国、菲律宾、柬埔寨贸易的增幅都超过30%。“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初建成效。但仍需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进一步挖掘潜力。卢肖平（2006）对中国东盟十国农业具体的现状贸易方案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在CAFTA框架下相应的政策建议。韦红（2006）运用区域经济学和地理经济学的理论：指出了CAFTA对中国南方农产品不利，而有利于北方农产品的观点。吴士存、朱华友（2006）具体分析了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文莱五国的经济现状，指出了具体农产品种类的互补性和竞争性，并简要分析在CAFTA背景下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刘仁伍（2006）具体分析了2006年东南亚经济运行情况，并指出了在CAFTA背景下我国农业的出口机会于以及有待改善的地方。吕玲丽（2004）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对中国和东盟各国农产品的出口比较优势进行对比，认为：随着CAFTA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规模将不断扩大，贸易的种类将呈现多元化；中国与东盟主要农产品比较优势呈现互补;尽管中国在农业上的比较优势不及东盟主要国家，但在农产品加工方面却显示出了非常强大的比较优势。孙雨嘉（2007）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发展农业合作潜力巨大，中国与东南亚的农业合作已处于起步阶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中国与东南亚的农业合作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加强双边的农业合作可以通过加强制度合作，最大程度利用现有资源来进行。
参考文献
[1]王国平，李见明，马腾飞.“早期收获”计划与云南——东盟农产品贸易.东南亚，2007，（1）.
[2]陈俊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域分工研究——兼论广西的应对策略.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
[3]郑一省.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发展的机遇与挑战.当代亚太，2002，（1）.
[4]孙林，李岳云.中国与东盟主要国家农产品的贸易、竞争关系分折.世界经济研究，2003，（8）.
[5]朱允卫.中泰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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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孙笑丹.中国与东盟国家农产品出口结构比较研究.当代财经，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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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周建明，俸克昭，朱汉文.21世纪广西与东盟贸易发展趋势分析.青海民族研究，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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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韦红.地区主义视野下的中国——东盟合作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2]吴士存，朱华友.五国经济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13]刘仁伍.东南亚经济运行报告（200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论文关键词：财政支出结构，优化路径文献综述
一、关于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基本认识
建国60余年回顾、改革开放30余年反思、分税制改革15余年评价以及近年国际经济危机的突发，这一连串的事件都折射出一个强烈的信息，那就是转变发展方式，寻找最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是至死不渝的任务，尤其是怎么样从动态、合理、协调可持续的角度去思考未来我国财税改革的方向、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是一个历史性、国际化、很难给出明确定义的难题，因此在已有科研文献成果的基础上形成新思路、新判断，提出新建议，是创新性财政的必经之路, 因为任何领域里前沿理论新的倡导恰恰是历史怀疑主义的结果。
从诸多改革的实效看，在公共财政框架逐步完善中，税收收入部分的理论研究已趋于成熟，特别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划分是相对明确的。在理论界有关最优税制的分析框架伴随着拉姆齐（1927）[③]对最优商品税和mirrless（1971）[④]对收入税的讨论而基本形成，因此杂志网，相对于已成型的有关政府税收收入的制度和研究而言，目前各国政府的财政研究工作均倾向于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的选择、支出结构的调整和支出资金的绩效监督等方面的研究。
我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加大公共服务领域投入。同时，在近几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了经济发展方向：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我们逆向思考，这些政策性导向恰恰说明我国各级政府财政支出规模、支出结构以及效率都存在不完全合规、不合法、不合理的严重问题，因此寻找最优的财政支出规模（财政的边界问题等）、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民生财政支出等等）以及提高财政资金效率（绩效预算改革等等）也就形成了目前我国公共财政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同样，这一连串问题的解决方法和机制设计都需要我们回归到大量的文献中去寻求答案。
二、多视角的支出结构优化研究文献综述
纵观国内外财政支出结构的研究文献，可谓是卷帙浩繁。相关的实证分析从最初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到目前财政支出自身绩效评价体系的逐步完善，对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问题，各国都在比较适合国情的财政支出结构模式上摸索前行，但理论滞后于实践的现象却在财政支出领域体现的淋漓尽致，其间的文献研究方式也是多视角的。
（一）从政府支出性质、结构和波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角度进行研究
对于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的实证研究表明（主要体现于国外文献）：生产性支出比重的提高能促进经济增长；相对而言，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结论则较为凌乱复杂，目前没有形成统一结论。
1、国外研究尘埃落定
在国外的相关研究多是考察国际或国家财政层面并且已经形成基本共识：尽管个别研究否定了政府性消费，但基本强调生产性支出及其比重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Landau，1983；Aschauer，1989；Easterly，1993)。Aschauer（1989，1991）的一系列研究发现政府生产性支出比重的提高对促进经济增长是有益的。但是Barro（1990，1992）[⑤]发现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率呈负相关关系，他在拉姆齐模型中引入政府支出解释政府生产性支出提供公共物品或解决市场拥挤问题并对98个国家1960-1985年的数据测度了公共投资比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理由是政府消费对经济造成了扭曲。随后ShantayananDevarajan（1996）[⑥]从反面强调了生产性支出的重要性，他们首先利用内生增长分析框架分别讨论了公共支出中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仅取决于支出各项资金的效率，还依赖于支出项目在总量中所占的份额，即支出结构弹性问题，接着对43个发展中国家20年的数据进行了测度并发现传统的生产性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例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非生产性支出却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这是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性支出已超过限度从而造成财政资金的错误配置问题。这一研究补充了由于国家发展程度细分形成了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变化。同时杂志网，Gupta(2005)继续对39个低收入国家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人员工资的国家具有较低的经济增长率,而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资本品和非工资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较高。
2、国内探讨方兴未艾
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随着公共财政制度的确立这方面的研究才逐步兴起，而且随着各时期相关政策制度的变化，其实证分析的结论也是“与时俱进”的，但针对政府支出规模的基本共识是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负向阻碍作用（赵志耘，1991；郭庆旺，1994、2003；孙长清，2004[⑦]；付文林，2006；王春元，2009[⑧]），而对于支出结构的深入研究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肯定生产性支出的促进作用（赵志耘，1991；郭庆旺，1994，2003）；第二类则持相反观点（龚六堂，2001[⑨]）。赵志耘、郭庆旺基于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构建了我国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模型并针对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科研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别进行了经验分析，他们发现：政府公共支出总规模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政府公共支出中的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生产性支出中人力资本的投资支出比物质资本的投资支出更能提高经济增长率，科学研究的投资支出所带来的经济增长远远高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龚六堂对中国实证分析表明,政府的生产性支出的增长对经济增长没有统计学上的影响,经常性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政府生产性支出与经常性支出的波动对经济增长是负影响。更为有趣的是，孙长清在一个简单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基础上讨论财政支出结构优化问题，他对1978年-2000年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性分析，得生产性财政消费与非生产性财政消费均能促进经济增长，只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缺乏弹性。王春元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分析框架并以改进的经济模型，通过对我国1978-2006年相关数据的实证检验，最终结论是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与经济增长的都是负相关关系。
针对具体财政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还有许多（马拴友，2001[⑩]；尹宗成，2006；付文林，2006；王春元杂志网，2009）。马拴友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包含私人投资、公共投资、国防支出、经常性支出、国债、劳动增长率与教育或人力资本在内的模型，可惜公共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是其他们的重点。尹宗成用向量自回归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我国不同种类的财政支出对GDP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影响程度最大的是社会文教费支出，其次是经济建设费支出。付文林得出政府经济建设性支出比重增加会提高GDP增长率,而文教费和维持性支出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有着负的双向因果关系。王春元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经济建设性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国防和行政管理支出对经济增长均具有较大的负效应；医疗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消极作。
（二）地区、国家以及政府的差异性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分析
个体性差异在分析任何问题的时候都是不能被忽略的。基于我国区域间差异的公共支出结构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在近期涌现很多（张钢，2006[?]；朱玉春，2008[?]；张明喜，2007[?]）。他们主要从地域角度分别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张钢通过1978年-200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在中西部地区则正相关。文教科学卫生支出与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性支出在东部地区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在中西部地区则呈负相关。朱玉春利用1997—2004年的各省的数据，通过引入交互项，进一步分析了上述影响在地区之间（东、中、西部）的差异及原因，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及其结构对地区发展的影响在量和质上都存在地区差异。张明喜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是否存在长期的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趋势角度，考察地方财政支出变量发现：地方财政支出在全国范围内未能很好缩小经济差距，但是在东部地区发挥了良好作用，而中部地区的地方财政支出反而扩大了该地区的经济差距，西部地区的作用不显著。具体支出结构而言，经济建设支出、科教文卫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行政管理费用的变量对区域差距都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从不同程度上解释了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性。
从国家级和省级以下政府财政差异性的因素分解入手分析主要有，YUQing（2005）[?]和Kai-yuen Tsui（2005）[?]。Kai-yuen Tsui首先寻找1994年到2000年影响我国国家层面财政差异的潜在因素，然后按照Shorrocks（1982）的分解方法测度每个因素的贡献率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YUQing沿用Kai-yuen Tsui在财政差异领域的分解方法，分析了我国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的各因素（经济、制度因素）对财政差异程度的贡献率发现，人均GDP和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地方财政差异的主要因素。
为了消除各种差异因素自然引出了对地区社会公平和财政资金价值取向视角的分析，其中，刘成奎(2008)[?]对财政支出与城乡二元经济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当前我国绝大部分财政支出项目偏重于城镇,使得城镇累积了大量的资本(技术和人才)；而农村资本累积明显低于城镇。刘晓凤（2009）[?]利用灰色关联理论,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重点与社会公平相关联,得出当前首先是要搞好与社会公平关联度最高的住房保障,其次是卫生和教育,最后是社会保障和就业。
（三）凭借非参数估计手段衡量财政支出资金的相对效率
近年来数据包络分析(简称DEA)以及FCH等非参数估计方法逐渐成为衡量支出绩效的主要计量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生产、教育、社会保障和金融诸领域。目前这种方法在应用于财政支出的效率评价式，有着从国家层面逐步深入到地方、区域效率的讨论，进而讨论专项支出效率，例如社保、农业、教育、科技等方面的财政支出效率的趋势（Ant′onio Afonso 2008[?]，Maria Teresa Balaguer-Coll 2006杂志网，陈诗一 2008[?]，汪博兴 2008，余可 2009[?]）。Ant′onio Afonso利用这一方法估测和解释了葡萄牙地方政府的相对绩效，他们发现不增加市政支出也能提高辖区的相对绩效，并且还讨论了社会等非经济因素对输入指标的影响。MariaTeresa Balaguer-Coll利用DEA和FDH方法等非参数估计估测了西班牙地方政府的相对效率，他们强调强大的市政管理是相对更有效的。丛树海（2005）从绩效评价的内涵出发，根据公共支出绩效评价自身的特殊性，构建了一套全面有效度量一般公共支出绩效的指标体系，遗憾地是他们没有进行数理验证分析。汪柱旺（2007）构建了三个投入指标和五个产出指标从规模与结构角度较为全面地表征财政支出的绩效。马进（2008）从财政支出结构中各个部分的支出额此长彼消的情况入手，分析了我国近年来财政支出政策的相对效率。陈诗一利用DEA非参数技术和受限Tobit模型核算了财政分权改革后中国省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相对效率，研究表明中国大部分省级政府的支出都不是很有效率的，但比较而言，东中部地区的政府支出效率相对较高且相差不大，西部地区与之相比则低很多。汪博兴运用DEA方法分析了我国各区域之间公共支出相对于GDP的效率的纵向和横向差异，发现东部地区资源配置方面日趋合理,而中西部地区还存在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结论。余可采用非参数检验和数据结构突变检验的方法，对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变量在分税制改革前后十年的平均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基本建设支出结构与改革之前没有显著的差异，而支农支出和科教文卫支出的结构分布则具有明显的差。
（四）国家间财政支出结构实践的国际比较分析研究
比较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理解和解释不同社会文化经验是怎样经历和遵从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的，其研究结果，让我们能够通过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实践与取潜在趋势之间更为广泛的知识对比来规划未来，并指导我国的财政支出实践。这里主要分国内财政支出制度和结构的比较（何振一，2000）[21]和国际化比较（王军[22]，2002；李冰，2005），而国际化的比较又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类对比，他们的研究成果都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改革完善提供了有力支持和策略选择。不管如何分类比较，比较分析的对等性和适应性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因此杂志网，以国际组织为单位进行比较以体现他们相似性可能会有新的突破。
三、解决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问题的发展方向
第一，支出类型有待进一步划分明确。在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众多文献中，支出类型划分的多样性是导致实证结果大相径庭的主要因素。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由于内部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很难区分清楚哪些是生产性财政？哪些是非生产性财政？更不要不说哪个更有效的问题了（庄子银，2005）。另外，2007年我国财政支出分类为与国际财政支出科目接轨，按政府功能分类统计口径做了巨大调整，2007年之后的财政支出结构数据与以前数据不可比，而这一层面的问题研究是亟待解决的。
第二，更加强调区域内部的支出结构差异。通过对以上文献的综述研究，我们发现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地区差异比较严重，这主要是由地区区位差异、经济发展不平衡、财政收入不均和不同政策导向等综合因素造成的，这里我们要强调财政学是一门交叉性综合社会学科：（1）对地区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分析仅从经济学视角考察是不全面的。目前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大多还停留在这一层面的研究，而针对造成支出差异的隐性因素（政策、法律、法规等等）贡献率的测算还是空白；（2）对于地区内部的差异分解与地区间差异比较分析同样重要。从优化区域财政支出结构角度来看，辖区内财政支出结构差异贡献率的分解更有意义，而目前研究大多仍然比较地区间或省际间的支出差异，因此选择合适的分解技术全面有效地刻画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的差异才是关键环节。
第三，正确把握支出绩效方法和技术处理等问题。对上面的有关各种现代估计方法在财政支出效率应用的文献综述，我们可以发现几个问题：（1）指标体系的选取才是关键技术问题。DEA方法的主要步骤就是选取输入和输出的决策单元，即评价指标的选择。众多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经济指标（例如GDP等）来衡量财政支出效率，这就忽略了财政支出的公共性、社会性以及政策性，因此这些实证的结果略显片面，并且由于指标选择差异还造成了结论的不尽相同。（2）支出结构综合绩效分析不足。以上分析多是进行总量的分析，即使涉及到了主要支出项目的分类讨论，但支出的结构绩效突显不足，这种情况同样体现于省际和地区层面的支出绩效考察。（3）支出统计口径改变后的支出绩效分析亟需跟进。众所周知，2007年为与国际财政支出接轨杂志网，我国的财政支出按政府功能分类统计口径发生巨大变化，2007年之后基于新口径数据的综合绩效评价分析不足，因此对此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也是具有国际可比性的。
最终，要完整反映我国财政支出结构问题就必须从多角度、分时段以相应理论为背景进行全面考察、研究，因此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剖析研究仅从经济学视角考察自然是不全面的，其政治性、社会性和公共性不容忽视，这就要一方面，利用当今西方的一些财政理论和经济理论，来指导我们财政支出结构的改革和优化；而另一方面，我们要真正重新挖掘我们国家一些优秀传统，不仅仅吸取国际比较后的一些先进思想，还要把我们自己原有因素、一些好的理念加进来，形成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福利分析框架，真正实现“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的顺利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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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小企业；集群；网络
作为日益活跃的经济要素，中小企业集群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新兴高科技和服务产业的主力军，同时，中小企业还具有吸收国有企业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能力。尽管如此，从现有的中小企业集群研究来看，尚存在较大的拓展空间。中小企业集群内部企业的战略行动、集群化的经营模式，以及相应的集群管理模式等问题尚有待进一步从理论上加以阐释。因此，本文试图借助网络的视角构建和发展中小企业集群研究的整体构架。这对现有的理论研究以及企业实践发展都是一个有益的探索。
一、现有研究综述
（一）国外产业集群的研究传统
从集群研究的发展历史来看，这一领域的开拓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的讨论之中。一般认为，马歇尔是关于产业集聚现象的最先研究者。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将相近产业的企业在特定区域内部所形成的集聚称之为产业区，在产业区内部的企业通过相互协作、相互竞争，提升经营效率。在马歇尔之后，德国经济学家韦伯也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了探讨，认为工业区位内部企业之间是通过不断相互联系而实现区域的工业化的。关于产业区的讨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意大利的社会学家Becattini在系统考察了意大利中部地区后，探索了得益于本地劳动分工基础上实现的经济外部性以及企业之间的相互协同作用。之后美国学者Piore、Sabel、Sforzi、Audretsch、Park和Markusen等人都进一步对新产业区理论进行了探讨，并且推动了这一理论向产业集群理论的发展。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随着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发展，很多学者用这一视角来分析产业集聚问题。Scott认为产业集群的兴起和增长是企业内部和外部交易成本之间进行抉择的结果：产业集群主要源于生产中的分工、公司间交易活动的结构以及区域发展中的集聚经济。杨小凯在继承劳动分工和交易费用的概念的基础上，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分析了劳动分工与交易效率问题，认为企业、市场、契约都是降低交易费用的重要制度安排，企业内分工深化容易形成大企业，企业外分工深化容易形成产业集群。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集群出现了很多全新的研究视角：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从产业空间分布的视角考察产业集聚现象，将地理区位作为分析市场和竞争的一个重要问题。波特为代表的战略管理学派主要是从竞争优势的角度考察产业集群，波特对产业集群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且提出了产业集群的钻石体系，以分析推动产业竞争优势发展的各类竞争要素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区域创新学派则是从区域发展的整体角度考察产业集群现象。根据区域创新学派的观点，少数创新企业的存在通常是不够的，只有当创新在区域里变成系统的，也就是说区域创新系统出现之后，广泛和持久的创新效应才能被获得。
（二）国内中小企业集群研究
国内的集群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发展非常迅速。王缉慈（2001）认为:企业集群是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因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并且对北京中关村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现象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以营造区域创新环境为核心的产业集群战略。李新春（2001）根据对广东企业集群的不同发展形态的观察，将企业集群划分为历史形成的企业集群、沿全球商品链形成的企业集群以及创新网络企业集群。同时，针对国内企业实践特征，国内的学者对于中小企业集群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仇保兴（1999）认为中小企业集群是由一群彼此独立但相互之间又有特定关系的中小企业所组成，在这一特定关系中隐含着专业分工和协作的现象。李永刚、祝青（2000）认为浙江的众多小企业集群是由生产性小企业群落和商贸性小企业群落混合构成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储小平（2002）认为对于中小企业集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的江浙与广东一带。其中，江浙的学者们注重从区域经济、非正式制度、制度变迁等方面进行分析，广东学者则更着重于从企业网络或者企业家网络的角度来研究企业集群，同时也强调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在集群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三）现有研究评述
从现有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发展来看，尽管这一领域已经得到了蓬勃发展，但是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针对集群内部企业的战略方案和行动特征研究尚不够深入，尤其是以中小企业为构成主体的企业集群。现有的研究，总体上都肯定了集群内的企业能够通过相互协作获取更多资源。事实上，除了协作以外，集群内的企业还应当拥有自己的独特战略模式。这一战略受到了竞争环境、产业特征、个体特质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在现有的研究中，对于这一点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
其次，对于集群本身的运作规律的讨论尚有待进一步研究。集群的运作规律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集群内部微观企业的行动特征所累加而成的整体运作特征，由于微观企业层面的战略特征尚不够明确，使得这一方面的内容也不够清晰；另一个方面则是集群内部企业与集群外部机构之间的关系，虽然现有的很多研究强调了集群外部机构对于集群内部企业的支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还是一种单向的联系，忽视了可能存在的逆向作用机制。因此，考虑到这种双向的作用机制，需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发展进一步的理论模型。
再次，中小企业集群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还需要重新认识。中小企业本身具备较强独特性，其资源禀赋和战略方案与一般的企业存在不同，这就必然导致了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集群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与一般企业集群存在不同。基于现有的研究基础，针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更为规范的基础性研究，另一方面则应当尝试纳入实际数据并且采用科学规范的分析方法来验证理论命题，提高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总而言之，现有的企业集群研究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然而，几点不足之处也较为明显。因此，针对中小企业集群的系统性理论体系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
二、中小企业集群研究框架：基于网络的视角
本研究是对传统集群概念的扩展。和传统的研究视角不同，本研究是基于网络的认知视角来分析中小企业集群。基于网络视角的集群研究，一方面需要对集群内部的企业构成加以分析和整合，另一方面则是要将集群的概念拓展到集群以外的经济实体，例如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将这些实体单位纳入集群网络之中，形成超越集群关系之上的网络关系。总体说来，未来的中小企业集群研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
（一）中小企业集群网络概念的拓展和内涵分析
中小企业的发展规律不同于一般的企业，中小企业的集群也不同于一般的产业集群，有其自身的独特属性以及演化模式。基于网络化的研究视角探讨中小企业集群，就是要积极拓展中小企业范畴的集群网络这一概念。研究人员需要经由系统规范的概念建构过程发展这一创新概念。通过理论上的梳理和整合，结合一定规模的实际中小企业资料来印证这一概念的一致性和可靠性。
（二）中小企业集群网络的运行模式
基于中小企业集群网络的概念建构，未来的研究需要探讨这一网络的运行模式。本部分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集群内部企业的战略行动模式。虽然从微观企业层次来看，这一战略行动并不与集群的形成乃至发展有直接关系，但是，在企业制定并且执行战略方案的过程中，企业之间形成了较强的互动联系，客观上增强了集群的内部稳定性和积极效应。另一方面则是集群内部企业与集群外部实体机构之间的关系。未来的研究需要深入到集群内部，根据中小企业集群网络的不同构成成分的识别，讨论它们之间的双向关系以及表现模式。
（三）中小企业集群网络的成长机制
对于中小企业集群网络整体而言，需要探讨其发展特征，以及影响这些特征的内外部因素。例如集群网络的稳定性和拓展性，前者指的是中小企业集群内部企业以及外部机构所形成的网络关系是否具备较强的稳定性，尤其是在市场经营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后者则是指集群网络是否具备较强的外部拓展可能，伴随着集群的发展，如果有更多经济实体愿意加入这一网络关系之中，说明这一集群网络具备较强的成长性。这些属性特征的发展变化模式构成了中小企业集群网络的成长机制。
（四）中小企业集群网络的管理方案和政策建议
基于中小企业集群网络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从立足产业战略规划的层面，回答如何推动中小企业集群网络的构建和发展，并且进一步借助中小企业集群网络推动区域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要通过中小企业集群网络的发展整体上形成一种适合于中小企业成长的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这也是未来的研究
重点之一。
三、结论
本文对中小企业集群研究进行了拓展，并且提出了一个基于网络视角的研究框架。这一框架首先回答了中小企业集群网络这一概念是什么，进而探讨这一网络化的集群概念的运行模式和成长机制，最后针对相关决策部门提出了中小企业集群网络的管理方案。这一研究是现有中小企业研究的有益丰富和补充，未来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可以在本研究的基础之上，继续探讨中小企业集群的构成及运作规律，应用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从理论上归纳和总结中小企业的成长模式，进而结合实际企业数据和区域发展背景来探讨本研究中的相关理论观点和研究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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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羊群行为;金融市场;股票市场;文献综述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前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对全球经济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羊群行为往往是金融市场整体情绪和市场泡沫的主要推动力,对市场的有效性有着重要影响。在目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对其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羊群行为的简介
“羊群行为”源于生物学对动物聚群特征的研究,指动物(牛、羊等畜类)成群移动、觅食。在生物学领域,用来定量描述动物的聚群行为。在人类社会尤其是经济生活中,人们也发现了有意识地模仿别人决策的现象羊群行为。在金融市场中的“羊群行为”(Herd Behavior),又称“羊群效应”(Herd Effect)是一种特殊的非理,它是指投资者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模仿他人决策或者过度依赖于舆论,而不考虑自己的信息的行为。
二、羊群行为在金融领域的表现和形成原因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早在1936年就发现了投资活动中的非理性羊群行为问题,但是在较长时期内并未引起理论界的重视,直到1980年之后,部分专家学者才开始认真研究投资者行为的羊群效应。近年来,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在资本市场运作以及投资、融资、买卖等金融活动中普遍存在“羊群效应”。目前,金融领域的羊群效应问题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正成为金融证券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热点。
在我国金融市场上,造成“羊群行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金融市场上信息的不完全和不对称。在信息不完全和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下,投资者无法直接获得别人的私有信息,但却可以通过观察别人的买卖行为来推断其私有信息,这时就容易产生羊群行为。
第二,金融市场上信息的阶梯式传播。信息的阶梯式传播(Informational Cascading)是通过观察其他投资者的行动和由此行动产生的后果,然后进行模仿。在投资者拥有有限理性时,决策时不是依据自己已经拥有的信息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而是依据其他投资者的行动做出选择。
第三,金融市场上特殊的报酬结构。在基金投资中与基准挂钩的报酬结构下,基金经理会跟随市场潮流或同行投资,以免业绩落后于指数或同行。如果投资这类股票遭受损失,也比投资其他股票的损失较容易被基金持有人所接受。
在我国股票市场中存在着羊群投资行为,由于信息有效性较低,市场中的信息不能真实而迅速地在投资者之间进行扩散,损害了资本市场有效进行资源配置的功能。
三、股票市场上羊群行为的国内研究情况
20世纪90年代,大量外国文献从不同的方面做了研究,Lakonishok等(1992)用特定时期基金经理对特定股票买卖方面行为的趋同程度来测度羊群行为的方法,构建了著名的LSV模型。但是这一经典模型存在缺陷:一是该模型仅仅考虑了投资者的数量指标,而没有考虑买卖的股票数量;二是只能判断特定期间的羊群行为,而不能预测羊群行为的持续性。Wermers(1995)从市场上股票收益率的角度出发,研究了美国股市共同基金交易方式的规律性。他在LSV模型的基础上,对羊群行为测度指标做了修正,提出了证券变化测度指标(以下用PCM表示),该指标同时考虑了买卖的方向和买卖的强度。但是PCM也存在缺陷:一是由于该指标是以买卖的权重为基准确定的,必然大的基金通常得到的权重就较大;二是由于该指标只考虑权重的变化,可能引致伪羊群行为导致的股价变化作为权重的一部分参与计算。
国内的研究始于2000年后,朱军等(2001)使用个股收益率的分散度指标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和William等(1995)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实证结果进行比较,我国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程度高于美国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程度的结论。孙培源等(2002)指出宋军等(2001)在分析方法和论证逻辑两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更为灵敏的检验羊群行为的回归模型,利用1992年1月2日至2000年12月29日沪、深股市所有个股的日收盘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政策干预频繁和信息不对称严重的市场环境下,我国股市存在一定程度的羊群行为,并导致系统风险在总风险中占有较大比例。
吴福龙等(2004)使用了CSSD和CSAD两个个股收益率偏离度指标建模,对沪、深股市的羊群效应分别进行了独立和联合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沪、深股市乃至中国股市整体上都存在显著的羊群效应,在市场下降时比市场上升时的羊群效应要强;这一结论在市场存在规模效应时也具有很好的鲁棒性;引发羊群效应的重要因素是股市系统风险较大。郭磊等(2004)提出了股票市场理性与非理性羊群行为检验方法,用1997-2003年期间上海和深圳股票市场交易所有A股个股日交易数据,直观地显现了中国股市羊群行为的动态演变特征,将股票市场羊群行为强弱转变与市场走势有机的结合起来。此文的检验方法,是在产业与资本市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IFM)基础上建立的,弥补了传统股票市场羊群行为检验方法的缺陷:离散状态市场羊群行为的存在性检验。
张宗强等(2005)用CSAD模型,以上证180指数样本股票在2002年7月1日至2003年12月31日之间共366个交易日的数据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了上证180指数股票呈现明显的羊群行为特征。并对LSV法、PCM法和CH法羊群行为实证研究方法进行了评析。
王婧等(2006)首次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来测度羊群行为,分别用中国和美国股票市场2000-2005年每个交易日的数据,对中国和美国两个股票市场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和美国市场随市场组合的羊群行为存在显著的变化和独立的一致性;不论市场上升或是下降都存在随市场组合变化的羊群行为;每次市场一个较大的下跌和上升周期是羊群行为发生变化的一个拐点。此外,此文提出了新的测度模型:可以考虑时间序列波动的影响,对不可观测变量的求解也能得到比一般的回归模型更合理的结论;但是在反应国际投资者情绪时测度性较弱。
董志勇等(2007)基于GCAPM提出了一个新的测度某一特定资产组合的羊群行为的模型,并利用国内上证和深证两大市场的相关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实证检验得出了不同于传统CAPM的结论,并发现两大市场中有相当比例的资产组合存在着显著的羊群行为。他们建立的模型能有效检验某一特定资产组合是否存在羊群投资者,弥补了以往羊群行为检验模型的缺陷。但是新模型是在严格的假设前提下建立的:把市场上的投资者类型抽象成两类,θ值在0附近等。
况学文等(2008)基于PH(Patel和Hendricks,1991)模型进行修正的基础上,从公司管理者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模式出发,以2000-2005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10个样本行业为对象,分析了行业内上市公司债务权益选择中的羊群行为的存在性。于鑫(2008)通过使用CSSD、CSAD和RCSDI3种检验模型,以上证180指数的股票和深圳成份指数的股票为研究对象,用2002年7月1日至2005年7月1日个股的日收盘价数据,对深沪两市股票市场的羊群行为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2004年以前深沪两市A股市场存在着显著的羊群行为,此后羊群行为并不显著;熊市时的羊群行为强于牛市时的羊群行为。并且发现RCSDI和CSAD指标比CSSD指标对羊群行为更加敏感。
国内对羊群行为研究起步较晚,近几年专家学者们做了大量研究。对股票市场上羊群行为的研究也做了初步的探索,但国内文献的实证方法多数是沿用国外学者的实证模型,对模型的创新较少。从以上研究的成果可以得出,在我国股票市场上羊群行为比发达国家显著,这说明我国股票市场还很不成熟,需要进一步完善。由于国内文献的实证方法多数是沿用国外学者的实证模型,鉴于模型的缺陷,基于这些指标的实证研究的结论对未来的预测也就值得商榷了。
四、羊群行为研究的发展趋势
当前金融危机波及全球,世界经济艰难前行,各国政府正采取一切努力推动经济向前发展。虽然这次危机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但是经济的全球化使各国经济体密切联系,没有一个国家能幸免于难。这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深思和研究。
第一,我国对于股票市场羊群行为的研究得到了不断地发展,还处于初步研究阶段,需要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另外,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资本市场上证券投资基金的羊群行为研究上,对金融市场上其他领域的研究很少,应做进一步的探讨。
第二,对羊群行为的实证研究大多是采用国外学者的实证模型,这些模型本身就有一定得局限性,其实证结论必然和实际问题有一定的差距,未免影响对实际问题的指导作用,应对其不断完善。另外,我们应在模型的创新上做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Wermers R.Mutual Fund Herding and the Impact on Stock Prices[J].Journal of Finance,1999(54).
2、董志勇,韩旭.基于GCPAPM的羊群行为检测方法及中国股市中的实证依据[J].金融研究,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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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况学文,何恩良,徐新华.行业内上市公司债务权益选择中的羊群行为――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8(2).
5、饶育蕾,张轮.行为金融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6、王婧,易丹辉.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股票市场的羊群行为[J].统计与决策,2006(9).
7、于鑫.我国股票市场羊群行为实证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8(7).
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经济学家中间存在着大量纷纭的观点。本文从风险规避、信息获致、公司治理、储蓄动员和促进分工等方面论证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同时经验研究结果尤其是国际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那些金融抑制状况较为轻微、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政府金融监管较为有效的经济，有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和较低的金融风险。
关键词
金融发展经济增长金融风险金融自由化
一．理想的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
对于金融体系之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问题，经济学家们持有异常纷纭的观点，这些结论迥异的研究成果简直使人迷惑。自熊彼特、戈德史密斯、格利和肖、麦金农以来以至于内生金融增长学派，大量经济学文献肯定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积极关系，但也有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持保留意见。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反对熊彼特所坚持的金融部门引导产业部门并激发技术创新行为和企业家精神的论断，认为是企业领导而金融追随，经济发展为某种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创造了需求，而金融体系只是自动和被动地对这些需求作出反应，这就否认了金融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有些经济学家不相信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说法，著名经济学家卢卡斯断言，经济学家过分夸大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则经常以故意忽视金融来表示他们对于金融体系作用的嘲讽态度。在一本包含有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发展经济学前沿》的论文集中，并没有涉及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而且在尼古拉斯有关发展经济学的综述中，也没有讨论金融体系问题，甚至在列示他所忽略的问题的清单中也未提及金融问题。20世纪末期金融危机的全球性蔓延更加使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作用产生了疑虑。鉴于金融体系在现代经济中的巨大影响，对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完全视而不见是不现实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金融体系在现代经济中居于核心的地位，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是近几十年来不可否认的经济现实。经验研究证实，运转良好的金融体系确实对于经济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我们特别指出“运转良好”，是强调金融体系的两面性，即在金融体系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金融体系有可能引发大规模的货币危机和经济危机，对经济增长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一个不存在金融抑制、达到完全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而且金融监管非常有效的理想经济中，金融体系的运作可以对经济产生积极推动作用，我们在这部分内容中就是试图描述这样一个理想情形下金融体系对经济发展可能具有的积极功能；而经验研究尤其是国际比较分析的结果也表明，那些金融抑制状况较为轻微、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政府金融监管较为有效的经济，比那些金融抑制严重、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比较滞后、政府金融监管效率低下的经济，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和更少的金融风险。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可以从至少五个方面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分而言之：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风险的交易、风险的规避、风险分散化和各交易主体的风险分担。在所有风险中，流动性风险（liquidityrisk）是最为普通的一种金融风险，所谓流动性（liquidity），就是一种资产可以以协议价格被转换为购买力的速度和便利程度，而所谓流动性风险的产生，是源于与将一种资产转换为交易媒介相联系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informationalasymmetries）和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s）都可能影响流动性，加剧流动性风险，这些摩擦产生了一种动力，导致可以提高流动性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产生。直觉和历史事实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在提高流动性方面的作用，使我们在流动性和经济增长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经济中的高收益项目往往需要较长时期的资本承诺，但是储蓄者却不希望长时期放弃对其储蓄的控制权，因而假若金融体系不存在或者金融体系出于非常幼稚的发展阶段，就不能提高长期投资的流动性，因此较高收益率的投资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史学家希克斯通过对英国经济史的研究，认为工业革命时期英国金融市场的发达使得流动性风险得以减轻，这是工业革命发生于英国的重要原因。根据希克斯的研究，工业革命最初几十年所生产的产品其实在很早之前就被发明出来，技术创新本身并不能自动保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相反，技术创新的成果需要大量的长期的资本投入和资本承诺，而在18世纪的英国，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性的新要素正是资本市场流动性。在存在流动性金融市场的情况下，储蓄者持有诸如股票和债券等转换便捷的流动性资产，同时，资本市场将这些流动性金融工具转化为非流动性的生产过程中的长期资本投资，假如没有金融市场这种转换，需要大规模长期资本投入和资本承诺的英国工业革命就不会产生。除了降低流动性风险之外，金融体系还会降低与个人项目、私人厂商、个别产业和地区有关的金融风险，也就是所谓具有个人特征的风险（idiosyncraticrisk）。银行、共同基金和证券市场等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都可以提供风险分散和分担以及风险交易的渠道，通过改变资源配置和储蓄率水平，金融体系提供风险分散化的服务可以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率，而且对于技术创新有推进作用。在金融发达的国家，金融市场体系提供了流动性和风险分散机制，满足了大规模长期性投资和大规模技术创新的需要。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获得更多有关投资和资源配置的信息，这对于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相对于金融体系而言，私人的信息获致成本（informationacquisitioncosts）更高，私人没有能力和动力去搜集大量的有关企业、管理者以及经济态势的信息，因此，私人信息获致成本的高昂创造了金融中介产生的激励。金融中介机构在获致信息方面的优势使信息成本得到节约，因而有利于有关投资机会、投资收益、经营管理状况、宏观经济等信息的收集和传递，这就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并促进了经济增长。运转良好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完备的金融工具，是经济中各种投资信息的重要传播渠道，这些信息引导着经济资源的市场配置。在金融自由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一般拥有发达的股票市场，股票市场是有关厂商的各种信息获取和扩散的通道，当股票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增大的时候，投资者就会获得更多的有关厂商经营管理以及宏观经济态势的信息。而在那些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信息获致的成本高昂，这就阻碍了私人资本向长期投资的转变，阻碍了高收益投资的形成，资本配置的效率被严重降低。金融抑制的消极后果之一是使得信息获致成本增大，从而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和改善公司治理。大量金融中介和金融机构的存在，降低了投资者获取有关经营者信息的成本，尤其在股票市场上透明度较高的股票价格，成为一种获致成本极低的公共品，投资者很容易通过股票价格以及股票市场上公布的其他公司信息来判断管理者的经营业绩，对企业经营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促使经营者改善公司治理和调整企业战略。所以在金融自由化程度较高从而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投资者从发达的金融体系中获取了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投资者对于经营者的监督，因而，金融体系在这里似乎充当了一个无形的社会管理者和社会评判者的角色，发达的金融体系可以依照市场原则对资金的流动进行有效的配置，可以对经营者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从而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从而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相反，在金融抑制的经济中，信息获致成本较高，人们难以通过金融体系来获得有关公司经营的信息，因而投资者就难以对经营者的业绩作出适当的评价和监督。为了克服这个缺陷，在金融抑制的国家就会特别抑制金融市场（比如股票市场）的作用，而试图以银行等间接金融机构甚至政府的直接干预来形成资本配置的主要手段，金融市场对厂商行为的监督约束机制被削弱，因此就不得不以政府的权威形成另外一种监督与约束的机制，而后者显然是成本高昂的。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动员储蓄(mobilizingsavings)和大规模资金积聚。动员储蓄和促进资本积聚是金融体系最基本的功能之一，通过加强流动性、提供风险分散化机制、以及降低信息获致成本，金融体系可以有助于经济中的分散资本的快速和大规模积聚，从而为工业化和长期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资本。动员储蓄是要花费成本的，但是发达的金融体系通过大量的金融中介机构、金融工具和广阔的金融市场，降低了由不同私人手中收集储蓄的交易成本，同时也成功地使得储蓄者在放弃其储蓄控制权的时候感到安全可靠，降低了储蓄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美国经济史的事实表明，在美国19世纪后期的经济发展中，投资银行在储蓄动员中起到重大作用。许多投资银行利用自身与欧洲市场的联系而从境外筹集了大量资本，还有很多投资银行与美国境内的实业家和银行建立密切联系以利于储蓄动员，还有的投资银行在各州之间巡回宣传以向居民户出售证券，这些资金筹集行为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在金融自由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有关动员储蓄的金融创新层出不穷，所有这些金融创新的目的都是降低储蓄动员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从而对于资源配置效率起到有效的增进作用。而金融抑制的国家进行储蓄动员的方式是通过利率的扭曲、对金融市场的压制以及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单一化而实现的，这些金融抑制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可以起到动员储蓄的作用，但是长期来看却抑制了储蓄和投资的形成，增加储蓄动员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现象，长期中抑制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有利于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交换。斯密思想中的核心观念之一，就是较低的交易成本可以允许更大的专业化分工，因为一个专业化分工较细的经济所包含的交易比自给自足经济（autarkiceconomy）所包含的交易要多得多，专业化分工得以形成的基本条件就是交易成本要足够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由于其金融体系的发达，使得经济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经济中专业化程度的加深，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意味着更活跃的交易与技术创新，从而也就意味着更强劲的长期经济增长。总之，以上我们综述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金融体系对于经济发展所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并对金融自由化经济和金融抑制经济的绩效逐一作了比较。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金融体系的这些积极层面的作用，都是建立在理想化的假设之上，现实中的金融体系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会使得上述功能受到削弱，尤其在金融体系遭受重大冲击的时候，比如在严重的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时候，金融体系的崩溃会对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同时，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也会伴随出现一些金融脆化和金融动荡的情形，这些金融不稳定因素的存在，也削弱了金融体系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NextPage]
二．基于经验研究和国际比较的结论
经济学家们已经在金融发展和金融自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相关关系上进行了大量经验研究，这些经验分析涉及公司层面的研究、产业层面的研究、特定国家的研究以及更广泛的跨国比较研究，这些研究都揭示出在金融体系的作用和经济的长期增长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的关系。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结果都很难使我们下结论说，金融体系仅仅是自动地对经济行为和工业化作出反应，或者说金融发展仅仅是经济增长过程的一个附加产品。有关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之关系的开创性研究始于戈德史密斯，他使用了1860-1963这一个世纪中间35个国家的统计资料，得到结论说：“假如考虑几十年这样的长时期，在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平行关系；在数据比较充分的国家，甚至出现这样的规律，即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同时伴随着金融发展的平均速度的快速增加。”但是戈德史密斯的经验研究存在着若干缺陷：一是其经验数据仅限于35个国家；二是未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进行系统性的控制；三是没有考察金融发展是否与生产率提高以及资本积聚有关联；四是金融中介的规模未必能够准确衡量金融体系的作用；五是金融体系之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紧密关系并未揭示其因果关系，这些缺陷，戈德史密斯自己也有所察觉，而这些开创性的成果为以后的研究者奠定了方法论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者开始在方法论上弥补戈德史密斯的缺陷，对经济增长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更精密的考察。King&Levine考察了1960-1989年这30年间80个国家的数据，并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要素进行系统性控制，研究了资本积累和生产率提高的渠道，建立了衡量金融发展的其他方法，并分析了金融发展水平是否可以用以预测长期经济增长率、资本积聚和生产率的增长。
King&Levine使用四种方法来衡量金融发展的水平，试图以此更准确地评价金融体系的作用。表1概括了1985年四种指标值相对于人均实际GDP的比率。第一个指标DEPTH，表示金融中介规模或金融体系流动性负债与GDP的比率，结果显示，最富国家的公民（按人均收入额计算属于前25%的人）的年收入的三分之二是以正式金融中介中的流动资产形式持有的，而最穷国家的公民（按人均收入额计算属于最低的25%的人）仅有四分之一的收入是以流动资产形式持有的。可见，在实际人均GDP和DEPTH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关系。金融发展的第二个指标BANK，表示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在配置信贷方面所占据的地位，它等于银行信贷与银行信贷加中央银行国内资产的比率。设置这个指标的目的，是要说明，在一个国家中，银行一般比中央银行更有可能实现金融体系的信贷功能以及其他功能。虽然设置这个指标有着内在缺陷，比如银行并不是提供有价值的金融功能的唯一金融中介，另外银行也有可能只为政府所有的企业或者公共企业提供信贷，但是这个指标大体可以反映金融中介在一个国家信贷行为中的重要性。在最富国家中，BANK这个指标达到90%，相反，在最穷的国家，商业银行所提供的信贷数量几乎与中央银行所提供的信贷数量处于同等水平。第三个指标PRIVATE，等于提供给私人部门的信贷数量在总信贷数量（不包含对银行的信贷）中的比重，而第四个指标PRIVY，等于提供给私人企业的信贷数量占GDP的比重。这两个指标背后的假设是，那些为私人部门提供信贷的金融体系比那些仅仅为国有部门和政府企业提供信贷的金融体系更有动力投身于加强对于企业的研究，更有动力进行公司控制，也更有动力去提供风险管理服务、动员储蓄和提高交易水平。从表中可以看出，在人均实际GDP和流向私人部门的贷款数量之间，存在着统计上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King&Levine接下来继续探讨1960-1989年间标志着金融发展水平的这四个指标（F）与同时期三个经济增长指标（G）之间的经验关系的紧密程度。三个经济增长指标是人均实际GDP的平均增长率、人均资本存量的平均增长率和总生产率增长率，所谓总生产率增长率，即“索洛余值”（Solowresidual），是用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减去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的0.3倍。如果用F（i）表示1960-1989年间代表金融发展（DEPTH，BANK，PRIVY，PRIVATE）的第i个指标的值，用G（j）表示同时期代表经济增长（人均GDP增长率、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生产率增长率）的第j个指标，用X表示控制与经济增长相关的其他要素（如人均收入、教育、政治稳定性、汇率、贸易、财政有货币政策等）的条件信息矩阵，那么在77国中进行12次回归分析的公式就是：
G（j）=α+βF（i）+γX+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