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8:23:19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晏子为齐相，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晏子将使楚，楚王闻之，谓左右曰：晏婴，齐之习辞者也。今方来，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对曰：为其来也，臣请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盗’。晏子至。楚王赐晏子酒。酒酣，吏二缚一人诣王。王曰：缚者曷为者也？对曰：齐人也，坐盗。王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晏子避席对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王笑曰：圣人非所与熙也，寡人反取病焉。
《晏子使楚》的阅读理解题：
1．解释下列句中划线的词语。
（1）圣人非所与熙也 （ ） （2）齐人固善盗乎（ ）
（3）吾欲辱之，何以也？（ ） （4）晏子避席对曰（ ）
（5）酒酣 （ ） （6）左右对曰（ ）
2．用现代汉语写出下列句子的意思。
①酒酣，吏二缚一人诣王。
②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3．楚国君臣采用了怎样的计谋来侮辱晏子的?(用自己的话回答)
4．晏子的回答，体现了一个外交家的风范，请指出晏子外交语言的特点。
《晏子使楚》的阅读理解题参考答案：
1、1、同嬉，可玩笑。 2、本来3、用
4、离开座位，表示郑重。5、畅快 6、回答
2、①酒喝得正畅快的时候，两个小官吏捆绑着一个人到楚王面前。
②橘树在淮河以南就成长为橘；在淮河以北就成了枳，两者只是叶子相似，它(果实)味道是不同的。
关键词:《晏子春秋》；晏子；齐国；丧葬
《晏子春秋》是记述齐国贤相晏子的一部著作，是研究晏子及同时期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作为齐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晏子文化，是中华文化特别是齐鲁文明的重要内容。兹以这部典籍为依据，简单探讨一下齐国当时的丧葬礼俗及晏子的丧葬观。
一、齐国的丧葬礼俗
丧指哀悼死者的礼仪，葬指处置死者遗体的方式，丧礼为古代的“凶礼”之一。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丧葬仪礼日臻完善。从《晏子春秋》中，可以看出齐国的丧葬礼仪主要有招魂、哭踊、入殓、出殡、守葬等环节。
招魂，古人称为“复”或“复魂”。一般在人死之初，派人拿着死者的寿衣登上屋顶，面向北叫喊死者的名或字（男名，女字），然后将寿衣盖在死者的身上。齐景公的宠妾婴子死后，晏子曾劝齐景公离开死者的房间，因为有位懂道术的客人“将有鬼神之事焉。”此处的“鬼神之事”，显然属于招魂仪式。
哭踊，即哭丧。无声为泣，有声称哭，大哭叫号。此外，人死后还要擗踊。捶胸叫擗，顿足称踊，一般为男踊女擗。庄公被崔杼杀死后，晏子“枕君尸而哭，兴，三踊而出”；景公听说晏子死后，“行哭而往，伏尸而号”，“操玉加于晏子而之，涕沾襟”，“免而哭，哀尽而去”等，都属于哭踊之列。国君大臣如此，一般的庶民也不例外：逢于何安葬完母亲后，“解衰去，布衣履，元冠茈武，踊而不哭，而不拜，已乃涕而去。”
入殓，是向死者遗体告别的仪式，分为小殓和大殓。小殓主要指给死者穿衣服。“大殓”指收尸入棺，又称“入柩”“落材”“归大屋”。“大殓”意味着死者与世隔绝，与亲人永远诀别，所以十分隆重。《晏子春秋》中有多处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婴子死后，齐景公守丧三日仍不许入殓；晏子提出“殓死不失爱，送死不失丧”；晏子“二桃杀三士”后，齐景公“殓之以服，葬之以士礼”。
出殡，又称“出葬”“送葬”，即将死者棺材下葬墓室，封土造坟，是丧礼中最隆重的仪式。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在《晏子春秋》中也有不少：景公曾说：“削人之居，残人之墓，凌人之丧，而禁其葬，是于生者无施，于死者无礼。”禁止人家出殡，对活着的人来说是不施恩，对死者则是不讲礼。梁丘据死后，景公要“欲丰厚其葬，高大其垄”；齐景公经晏子劝谏后，“乃使男子者袒免，女子发笄者以百数”为盆成适其母送葬。
出殡之后，死者的亲属还要为其守丧，亦称“守孝”“守制”。“守丧”指生者在一定时间内，在声音、言语、饮食、居处、衣着等方面按照相应的礼仪和规定，对死者表达哀悼之情的一种习俗。晏子在为其父守丧期间，“粗衰，斩，苴带、杖、菅屡,食粥,居依庐,寝苫,枕草。”
二、晏子的丧葬观
（一）于生者有施于死者有礼
死者肉体的“安息”之处，人们称之为“坟”“墓”“冢”等。入土为安，坟墓成了死者的“生活场所”，所以古人对墓地的选择十分重视。父母死后合葬是古人的一项习俗，所以后死者便以先死者之墓为墓地。由此，便可能有种种不便。
例如，逢于何父亲的墓地变为宫殿的地基后，他母亲去世后父母的合葬便成了问题，因为没有把死人埋在宫殿中的先例。晏子认为：“古之人君，其宫室节，不侵生民之居，台榭俭，不残死人之墓”，所以“未尝闻诸请葬人主之宫者也”。古时候的国君不侵占活人的住所，不破坏死人的坟墓，因此没有这样的事例。但眼下“君侈为宫室，夺人之居，广为台榭，残人之墓，是生者愁忧，不得安处，死者离易，不得合骨。丰乐侈游，兼傲生死，非仁君之行也。遂欲满求，不顾细民，非存之道。”现在的国君正好相反，这使得活人不能安居，死者得不到安息，必然给国家带来危亡。最后，连景公也认为“削人之居，残人之墓，凌人之丧，而禁其葬，是于生者无施，于死者无礼也。”侵占人家的住所，挖毁人家的祖坟，人家的丧事，而又禁止其父母合葬，这样做对活着的人无恩，对死去的人无礼。另外，书中盆成适葬母之事与此类似。
（二）殓死不失爱送死不失哀
成人后死亡，特别是老人寿终正寝的，均有搁在家中最少三日后再入殓下葬的习俗，俗称“隔三朝”。《礼记•问丧》中说：“三日而后殓者，以候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看来古人隔三朝有希望死者复生之意。
齐景在婴子死后三天，拒绝让其入殓。晏子认为“死者之不可以生”，未经景公同意便收殓了婴子。他赞叹古代的圣贤君主：“殓死不失爱，送死不失哀。”收殓死了的人，但不过分亲爱；为死了的人送葬，但不过分悲哀。主张“即毕殓，不留生事，棺椁衣衾，不以害生养，哭泣处哀，不以害生道。”收殓死者不报复生的幻想，所备棺椁衣被不要妨害对活人的供养，哭泣悲哀不要伤害了养生之道。若不听从劝阻，将会“诸侯之宾客惭入吾国，本朝之臣惭守其职”，导致外国使者和本国臣子的不满。况且“朽而不殓，谓之戮尸，臭而不收，谓之陈”，陈列尸体和臭肉是“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诽”，有违明君的本性，将会受到百姓的指责。
晏子以为，人死不能复生，不要因自己的宠爱而使丧葬之礼毫无节制，凡事要适可而止，以社稷大局为重，以人民利益为先。
（三）慧眼识佞忠厚葬必忠臣
人们借举办葬礼表达自己对亲人的怀念，葬礼办地隆重一些也在情理之中。希望死者得到安息，所以建造豪华的坟墓也情有可原。对国君来讲，厚葬忠臣是理所应当，但若葬之非人也就可笑了。
齐景公认为梁丘据是忠臣，所以在他死后准备把丧事办地隆重一些，把坟墓建造地高大一些。晏子却认为“臣专其君，谓之不忠”，梁丘据并非忠臣。“导亲于父兄，有礼于群臣，有惠于百姓，有信于诸侯”，劝导国君亲近父兄，对群臣以礼相待，对百姓施加恩惠，对诸侯讲究信用的人才算忠。接着反问景公“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维据尽力以爱君，何爱者之少邪？四封之货，皆君之有也，而维据也以其私财忠于君，何忠者之寡邪？”如今全天下的人民和财富都归国君所有，但为什么钟爱国君的人这样少呢？晏子点名真正的原因是梁丘据“防塞群臣，拥蔽君”，阻塞群臣、蒙蔽君王。最终，齐景公停止了建造高大坟墓的劳役，废除了对梁丘据厚葬的命令。
（四）勿使民怨君勿使侯轻国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人们在和宠物相处的过程中，慢慢培养出了感情。宠物死后，适当地安葬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毫无顾忌地大肆厚葬，恐怕并不合适。
景公在其猎狗死后，命令朝外的官员给它置办棺材，宫内的侍从给它准备祭品，并认为这样做是“细物”，小事一桩。晏子却认为此种做法不妥：“孤老冻馁，而死狗有祭，鳏寡不恤，而死狗有棺。”孤苦的老人受冻挨饿，而一条死狗却享受祭祀；鳏寡无靠的人得不到救济，而一条死狗还占用棺材。如此荒唐的行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百姓如果知道这事，一定会怨恨自己的国君；诸侯如果知道这件事，一定会轻视我们的国家。如此便会“怨聚于百姓，而权轻于诸侯”，导致百姓的怨恨和诸侯的鄙视。于是景公命厨师杀狗烹肉，拿来和群臣会餐。
丧葬本身无可厚非，但若因做法不当而使得百姓抱怨、诸侯鄙视，那就不是“细物”了。
（五）必有补死者勿深害生者
中国古代的丧葬礼节详细而完备，在如何具体操作问题上，晏子有他独到的看法：
他曾反对景公把孔子封到尔稽，理由之一便是孔子“厚葬破民贫国，久丧道哀费日，不可使子民。”孔子提倡厚葬浪费民财致使国家贫困，主张长久守丧哀而不止，不可能爱护百姓。孔子的弟子鞠语在母亲死后，举行了很隆重葬礼，并且守丧三年，哭声悲痛。景公听说后，对此表示赞赏。晏子却认为：“古者圣人，……非不知能累世殚国以奉死，哭泣处哀以持久也，而不为者，知其无补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导民。今……崇死以害生，……圣王之所禁也。……此……路世之政，道事之教也。”古代圣人不会竭尽所有来祭祀死者，不会旷日持久地哭泣守灵来哀悼死者，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对死者无益，对生者有害，因此不这样去引导人民。尊崇死者来伤害生者是圣王所禁止的，并不适合为政治民。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晏子的丧葬观，在变通的基础上，以维护姜齐的统治为主旨。其中许多重要的观点，对今天的社会丧葬仍有较大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2-01-01.
[关键词]《(晏子春秋》 军事名词 参战人 编制 武器装备
军事名词是军事文化的积淀，是战争的历史产物。通过对先秦军事名词的研究，既可以展示这些词的词义演变轨迹，探索词义变化因素。了解相关的军事文化。同时为先秦战争的研究以及创作和理解以先秦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提供一定的参考。
在《晏子春秋》中，“战争”一词用“兵”表示，如“好兵而忘民。”(《内篇问上》第二十五)同如“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内篇杂上》第十二)与战争相关的军事名词有51个，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内容：1、参战人2、编制 3、武器及装备。下面我们逐类分析。
一、参战人
参战人包括三类词：军队、战士以及指挥者。表示军队的词有：师、兵、军、三军等词。表战士的有：士、戎士、兵、伏兵、卒、武夫等。指挥者有军吏、将军。
(一)、军队
1、师
在《晏子春秋》中“师”共出现了29次，和军事相关的有9次。意思很单一，都是表“军旅、军队”。比如：
①“师过泰山而不用事。”(《内篇谏上》第二十)
②“今令而杀兵二人，是师之半也。”(《内篇谏下》第五)
⑧“今君之游不然，师行而粮食，贫苦不息。”(《内篇问下》第一)
2、兵
《晏子春秋》中“兵”有四个义项，都和军事相关，其中一个是“军队”。如：
①“兵弱于邻国。”(《内篇谏上》第二十五)
②“吾(伏)(仗)兵而却三军者再。”《内篇谏下》第二十四1
③“兵强不劫弱。”《内篇问下》第八)
3、军
“军”。指军队。比如：
“师若果进，军必有殃。”(《内篇谏上》第二十二)
4、三军
“三军”。统称军队。比如：
“吾伏兵而却三军者再。”(《内篇谏下》第二十四)
(二)、战士
表战士的有士、戎士、兵、伏兵、卒、武夫等词。下面主要探讨“士”、“兵”、“卒”三词的词义关系。
1、士
《晏子春秋》中“士”有四个义项，仅有一个与军事相关。意为士兵，如：
①“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岁。”(《内篇谏上》第二十)
②“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国之邪逆。”(《内篇问上》第一)
③“军吏怠，戎士偷。则王子成甫昵侍。”《内篇问上》第六)
2、兵
“兵”意为士兵，如：
①“为我杀兵二人。”(《内篇谏下》第四)
②“其后杀兵四人。”(同上)
③“今令而杀兵二人。”(同上)
3、卒
“卒”也意为士兵，如：“于是破之臣，东邑之卒皆有利。”(《内篇问上》第四)
“士”、“兵”、“卒”三词在现代汉语中都应当属于军事术语的“战士”这一语义场。并且在理性意义上已经成为同义词。但是这三个词却经过了不同的运动过程，而且还有不同的运动趋势。
“兵”的本义是兵器。在甲骨文中已经有“兵”，为兵器的意思。如“贞勿锡黄兵。”《说文》释“兵”为“械也。从升持斤，并力之貌。”“兵”在词义演变过程中由兵器义，引申转移为指兵器的使用者。如张联荣先生所说：“不但区别性义素有所变化，而且指称义素也变了。比如常举的例子‘兵’：兵1：(杀伤敌人)+器具兵2：(杀伤敌人)+(有组织)+(人)。”这其中还有一个从单数、单称到复数、统称的过程。在《晏子春秋》中出现在单数形式时指称士兵、兵卒，如上文作“士兵”义项的“兵”《左传》中“兵”的义项有四个：①兵器：②战事，武事：③军队：④动词，攻击，刺杀。没有单数义的士兵、兵卒。复数意义的“兵”指“军队”，如《左传・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简上国之兵于宗丘。”《晏子春秋》中也有这种用例。如“使怨积于百姓，兵弱于邻国，汝当死罪三也。”(《内篇谏上第二十五》)在《战国策・赵策四》也有用于复数意义的“兵”，比如：“必以长安君为质。兵乃出。”应该说，兵卒、士兵义在前，军队义在后。但是《汉语大词典=》丰巴两个义项并为一个义项，这是不大科学的。需要指出的是“兵”的“军队”一义是“士”和“卒”所没有的。
“士”最初指未婚男子，如《易・归妹》=“女承筐，无实：士l羊，无血。婚攸利。”李道平纂疏：“曰女曰士，未成夫妇之辞。”后来用于成年男子的通称，如《诗经・周颂・载芟》：“依其在京，有依其士”。又有用于男子的美称，如《诗经・郑风・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与军事相关的较早用例见于《老子》，义为“将领”，如“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王弼注：“士，卒之帅也。”到《左传》、《荀子》时，士的地位已经下降，词义变为“武士、兵士”，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子玉使斗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凭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荀子・王制》“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晏子春秋》也有这种用例，详见上文。
“卒”字虽然在甲骨文中已出现，但是与军事无关。“卒”是“象用粗布做的上衣，为下人隶卒所穿之衣。”按《说文》“卒，隶给事者衣为卒，卒。衣有题识者。”在甲骨文中“卒”仅用作地名、方国名、祭名。作“步兵”是后起之意，后又泛指士兵，如：
①“于是破之臣，东邑之卒皆有利。”(《内篇问上》第四)
②“以故汉王得数十骑西门遁……诸将卒不能从者，尽在城中”(《史记・高祖本纪》)
以上“卒”即指士兵。“卒”用于军事出现得比“兵”、“士”晚，而且一出现时就与士兵相关。指士兵中的一个兵种，即“步兵”，如“车驰、卒奔。”(《左传・宣公十二年》)由此可见，“兵”、“士”、“卒”是同一语义场中不同时段的产物，也处在不同的层面。从时段上来看，“兵”应该是最早出现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了“士兵”义项。“士”虽然出现也较早，但作军事用语时与“士兵”义项相结合出现较晚。“卒”作军事用语也比较晚。但它一作军事用语就与士兵相联系。
“兵”、“士”、“卒”三个词虽然都同属于一个语义场，但是最初并非处于同一个层面。“兵”是一个上位概念，因为“兵”的意思是：杀伤敌人的有组织的人。“士”指兵士、武士、甲士：“卒”则是“步兵”，是“兵”的下位概念。但是到春秋战国时期。“士”和“卒”两个下位概念都出现了向上位靠近的趋势，由下位的词上升到与 上位的“兵”同等地位，最后成为三个所指相同的词。这是词义引申的作用下，“士”、“卒”义域扩大的结果。在《晏子春秋》中三者已经同在一个层面，即“兵”、“卒”和“士”都属于同位概念。
“士”和“卒”由于和“兵”连用，形成种概念加属概念的复音词，也致使“士”、“卒”的义素发生变化，义位向“兵”靠近，比如“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管子・权修》)属概念的“兵”和种概念的“士”合成为复音词，“士”义为士卒、士兵，升为与属概念“兵”平等的上位概念。在晋・傅玄《晋鼓吹曲・顺天道》中有“兵卒”的用例，也是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复合成词，指代与上位概念一致，为“士兵的旧称”。同时也出现了种概念加上属概念复合成词等同于属概念的所指范围。比如“士兵”、“卒兵”。“士兵”最初义为士大夫和军队。如“伏惟将军国富政修，士兵怀附。”(《后汉书・窦融传》)用于“指军队中的基本战斗成员，与官相别”出现更晚。“卒兵”指士兵，如“百里之神，千里之君，汤执其中和。举伊尹，收天下雄隹之士，练卒兵……为天下除残去贼。”(汉・袁康《越绝书・外传枕中》)此外，“士”和“卒”也组合成词。“士卒”最初指甲士和步兵。比如：
(1)“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管子・主政》)
②“嵩温恤士卒，甚得众情，每军行顿止……。”《后汉书》)
“士卒”到后来才泛指士兵，如“身先士卒”。“卒士”用于指战士，如“将帅不严威。民心不专一，陈士不死制，卒士不轻敌，而求兵之必胜，不可得也。”《管子・重令》因此“士”和“卒”也处于与兵同等的地位。现代汉语中还有“走卒”一词，其中“卒”依然保留有“步兵”的一些性质，正因为“卒”本为步兵，所以与“走”结合成词。
“兵”、“士”、“卒”虽然发展到处于同一层面，但是并非就稳定了，这种相对的稳定随着词义的发展又逐渐被打破，出现新变化。“兵”发展至今变化不大。特别是在作战人员“士兵”一义上。它是一个自由语素，既可以单独成词，也可以和其它词素复合，形成合成词。比如：“士兵”、“炮兵”、“步兵”、“兵器”、“兵役”等。构词能力最强，既可以作为中心词素与其它的词素相结合，也可以作为区别词素。修饰其它词素构成偏正式。“士”作为单音词时，在现代汉语中与军事相关的意义为：①军人：②军人的一级。在尉以下。作为作战人员的“军人”讲时，只能以合成词的形式出现，但构词能力也较强，如“战士”、“兵士”、“将士”、“士兵”、“士气”等。而“卒”在现代汉语中与军事相关的意义为：①兵；②差役。只有用在对举的情况下，才保留了“士兵”之义，比如在“一兵一卒”中。它的构词能力最弱。“走卒”义也与“士兵”相距甚远，指差役。比喻受人豢养而帮助作恶的人。“卒”用于表军事类的词义出现最晚，但变化很快，而且用于表该义项的“卒”，其活动力也最弱，它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最先退出历史舞台。它现在已经退出基本词汇的行列中，这与它自身的活动力密切相关。在生物界存着优胜劣汰的现象，在词汇领域中也同样遵循这条规律。活动力差，构词能力弱，不能适应多变的社会，不能满足语言自身的要求。必然生命力就弱，最终成为被淘汰的对象，成为历史词。
(三)、指挥者
《晏子春秋》中指挥者的军职用“军行”表示。如“()[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内篇问下》第十七)。指挥者有“将军”和“军吏”，如：
“军吏怠。戎士偷，则王子成甫蜞侍。”(《内篇问上》第六)
“劫诸将军大夫及显士庶人于太宫之坎上。”(《内篇杂上》第三)
“军吏”泛指军中的将帅官佐。
二、编制
“春秋以前，军队数量较少，军队编制中‘师’为最高建制单位。进入春秋后，军队数量大增，‘军’级的军队编制开始出现。从而导致了战争规模的扩大。”但在《晏子春秋》里编制方面的军事名词仅有“卒”一词。并且“卒”作为编制，在《晏子春秋》中有一条用例，即“()[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内篇问下》第四)何为“卒列”？《荀子・议兵》：“仁人之兵，聚则成卒，散则成列。”杨惊注：“卒，卒伍。列，行列。言动皆有备也。”“卒”，杜预注为“百人为卒”。“卒”本是属于“战士”这个小语义场的词。在《晏子春秋》中的“卒”也有属于军队编制的语义。如在“卒列无长”中。“卒”是春秋时期军队的编制。以一百人或二百人为卒。《周礼・地官・小司徒》“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卒是一百人。齐国是以二百人为一卒。如《国语・齐语》“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师之”。由此可见。“卒”作为编制在春秋时期已经产生了。
古时军事单位和行政单位常是二而一的，平时是居民，战时编成军队。如“庆氏亡，分其邑。与晏子()[邶]殿，其鄙(卒)[六十]，晏子弗受。”(《内篇杂下》第十五)再如《国语・齐语》“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司为卒，卒有卒帅。”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争连年。所以在军事上的投入是很大的，对编制当然也很重视。“卒”在《晏子春秋》中不但用于军事上，还用在居民的编制中，正是这一时段历史面貌的体现。这样的局面也正是“卒”作为编制的义项得以存在的土壤。“卒”是一个历史词语。所以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用于编制的义项也逐渐消失了。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已经没有这一义项。《现代汉语词典》“卒”字条上与军事相关的义项只有两个：①兵②差役。
三、武器装备
军事类词中表武器装备的名词如：兵、兵甲、直兵、兵革、长兵、战车、兵车、弓、矢、干戚、剑、甲、刃、戟、曲刃、介胄、戚、竖刀等。在这一个语义场中有三个层面。第一层有：兵、兵甲、兵革等三组词，它们用于“兵器”这一统称，第二层是“直兵”、“长兵”，它们是从形的角度又将兵器分类。余下的词处于第三层，是第二层的下位概念。在下位第三层的概念中，又可以分出如下的小类：
(1)车类如：车、战车、兵车
(2)弓箭类如：弓、矢
(3)刀具类如：干戚、戚、剑、刃、戟、曲刃、竖刀
(4)战袍类如：甲、介胄
“由于战国以前作战以战车为主”。所以《晏子春秋》中车类名词在武器装备类名词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6]兵车的多少和优劣与战争结果息息相关。同时车类武器装备也是国家强弱的一个评判标准。如：
①“今君之朝臣万人，兵车千乘，……官未具也。”(《内篇问上》第六)
②“昔吾先君桓公，从车三百乘，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今吾从车千乘，可以逮先君桓之后乎?”(《内篇问下》第三)
可见，当时统治者是很看重车类武器装备，这不仅表现在数量上的追求。而且还表现在对它的修缮上，如“兵革之不完，战车之不修，此臣之罪也。”(《内篇杂下》第十二)
关键词：管仲；晏婴；知人善用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3-0004-01
《管晏列传》记录了春秋齐国的两位著名宰相管仲和晏婴的事迹。此传分三部分：一是管仲的传记，主要记录了管鲍之交；二是晏婴的传记，主要记述其不拘一格提拔人才；三是司马迁本人对管仲与晏婴的评价。读完《管晏列传》，不禁想知道太史公将这两人合写的原因。
《史记》列传内，合传的不少，命意各不相同，将管仲与晏婴合传难道只是因为两人都是齐国的贤相吗？不尽然。
（一）表面原因：管仲与晏婴行事相类，思想相近，都为齐国强盛做出了突出贡献。
管、晏二人都是齐国的贤相，治国方略上虽有不同，但都以民为本，重视民生，尽心竭力地辅助国君治国。
管仲“以区区之齐在海滨”，流通货物，使齐国国富兵强，而且他与百姓同好恶，顺应民心民意，体现了其以民为本的思想；晏子同样重视民生，办事尽心尽力，且身体力行，崇尚节俭，任齐国宰相时，“食不重肉，妾不衣帛”，深受百姓爱戴。
处理政事上，管仲“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利用局势，转危为安，颁布政令也顺应民心；晏婴则是与国君直言以对，或遵循法度，或斟酌而行，诸事办得合理合法。
重视民生，顺应民意是你管仲与晏婴为政上最大的共同点，也是是司马迁将二人合写的重要原因。但《管晏列传》对这一部分着墨很少，而用了大量的篇幅写两人生活中的一些轶事。这是为什么呢？
（二）深层原因：太史公将管、晏二人合写以寄托难言之隐。
通观全文，主要讲了管仲与鲍叔牙相交之谊、齐桓公善用管仲，共成大业之事，以及晏婴知人善用，举荐人才的行为。由此不难看出，太史公是借此文颂扬举贤荐能的美德，以抒发自己受腐刑之辱及得不到赏识之怨。
先看管仲，《管晏列传》中，不仅道出了管仲对鲍叔的感激之情，也让我们体会到了鲍叔对管仲的情谊之真：管仲贫困时，鲍叔不嫌其贫；管仲办事不利时，能看到主客观原因，并坚信管仲之才；管仲身陷囹圄时，他不仅力挽狂澜救出了管仲，还向桓公推荐管仲，自己甘居其下。
鲍叔牙可贵的不仅在于能包容管仲那些与世俗观念不符的行为，还在于能理解他，设身处地地为他着想，相信其潜能，并甘心居于其下。可以说，没有鲍叔牙，就没有管仲的伟大功业，太史公这句“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真是恰如其分。这句话不仅道出了鲍叔牙对管仲的知遇之恩，也切实表达出司马迁对管鲍之交的钦羡与向往，含蓄地抒发了自己知音难觅的切肤之痛。
如果说，鲍叔与管仲是知音，那么，齐桓公和管仲则是知遇之恩，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君臣之间的信任与相互扶持。齐桓公不计一箭之仇，重用管仲，而且对其无比信任，管仲为了治国，向桓公要求“三归”、“反坫”，桓公都一一满足，并无任何怀疑；而管仲则报之以无比的忠心，不仅能抓住时机，转危为安，还能从国家利益出发，不计个人得失。齐国有了管仲，称霸诸侯；管仲也是因为齐桓公，才成为万世敬仰的功臣。
再来看看晏婴，太史公先写了晏婴的经历：“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三代，后面侧重描述了他知人善用、举荐人才的事。
晏婴在路上遇见了身陷缧绁的贤人越石父，晏子立马解下马，赎回了越石父，表现出其求贤若渴的心情。到家后，晏子一时疏忽，没有邀请越石父进门自己就进去了，越石父严厉斥责了晏子，认为“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螺绁之中”，甚至要和他绝交。晏子不仅没有生气，还检讨了自己，向越石父诚心谢罪。呈现出了一个胸怀宽广、礼贤下士的贤臣形象。
第二件事，更加突出了晏子的形象。晏子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仍表现得很谦恭。他的御者却甚为自得，御者的妻子感觉悲哀要求离去，御者从妻子的告诫中幡然醒悟，变得谦逊退让，勇于责己。晏子察觉到御者的变化，在了解事情原委后，大胆地推荐他出仕，为国所用。
总的来说，太史公主要写了管仲被举荐终成大业与晏婴举荐人才两件事。怀才不遇的感叹、企羡明君的赏识才是这篇列传的主旨。司马迁因替李陵进言而被汉武帝施以腐刑，而管仲与桓公有一箭之仇，仍被桓公重用为相，相比之下，太史公是多么生不逢时，只能感叹明君难求啊；司马迁落难之时，“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而越石父与晏子素昧平生，晏婴能以马赎出身处缧绁的越石父，这样一比，太史公可谓是痛到极致，莫可名状。在《管晏列传》中，司马迁以“相知”为灵魂贯串全文，突出表现朋友之间，君臣之间，贵贱之间，主仆之间的知遇之情，以表明自己生不逢时，知音难觅之痛，深刻反映了作者心灵的孤独与寂寞，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对汉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不满与怨恨。这才是将管晏合写的深层原因。
2011版初中语文新课标对文言文的教学目标作出了这样的描述：“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基本内容，注重积累、感悟和运用，提高自己的欣赏品位。”由此可见，文言文教学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文言阅读能力，学生通过对字词的认读、理解，对语句的品味、感悟，感受文本的人文熏陶。教学中如果一开始就进行字词教学，学生既感到困难又感到单调，不利于文言兴趣的培养。如果能合理借助学生已有语文积累及所教“文”的内容，从学生读得懂的地方入手，在“文”中渗透“言”的学习，采用以“文”带“言”的方式学习文言文，就容易培养学生的兴趣，达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笔者针对不同类型的文言文，结合自己的教学，谈几种“文”“言”并行，以“文”带“言”的情况来构建文言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一.故事切入，激发兴趣
教学故事性较强的文言文，可选择从故事内容入手，唤起学生阅读文本的兴趣。教学设计利用文句中存在的字词障碍，作为深入故事情节的切入口。通过“文”“言”并行，让学生在趣味的教学中牢固掌握文言字词的基本含义以及用法。如教学《晏子使楚》，我设置了这样的问题：晏子出使楚国时，楚王为什么要侮辱晏子？他是怎么做的，又说些什么？晏子又是如何应对的？事情结果又是如何？这些问题，串联了故事情节的始终，学生在朗读的基础上，在故事情节驱动下是能够寻找到相应文句的。迎合学生对故事内容细节的期待，教师可以适时引导学生仔细揣摩语句中重要文言词汇，如，“晏婴，齐之习辞者也”的“习辞”，“王视晏子”中的“视”，“齐人固善盗乎”中“固”，“得无楚之水士使民善盗耶”中“得无……耶”等，通过这些字词，既让学生进一步了解故事情节，理解了人物形象，同时也完成了“新课标”要求掌握的文言字词的任务，可谓一举多得。
二.画面切入，赏析品味
教学写景散文类文言文，可采取从画面入手的方式，让学生熟悉画面，描绘画面，把文言字词教学穿插其中。学生在由浅入深的赏析品味过程中实现对字词的理解与积累。如教学郦道元的《三峡》，指导朗读后，可播放展示三峡美景的ppt，让学生感知三峡的美在于山和水。然后在自读课文时，要求学生用自己的语言描述文中三峡山水的景色，再由同学互评、修正，这一过程教师引领学生关注句中关键词语的意思，根据这些字词的含义再完善图景。如学生选择“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明确了字词“湍”急流的水、“潭”深水、“清”清波的意思。如果仅仅描述成“白色的急流，碧绿的深水，回旋着清波，映出了倒影”，就有失生动，结合“湍”等词的含义可以让学生展开联想、想象，丰富语句中所展示的画面内容：到了春天，江水上涨，水流湍急，激荡回旋，震撼心魄；到了冬天，江水透明洁净如一汪深水，水面如镜，微风拂过，细纹环绕，倒映着两岸的山色。在这样以“文”带“言”的训练中，学生既准确理解了文言字词，加深对景物特征的了解，又有助于对写景散文的整体感知，为揣摩作者写法打下基础。
三.朗读切入，吟诵领悟
论述类文言文具有很强的思辨性，常常结构严谨，情思精微，学生对其内容、思想的把握要难于前两类文言文。教学中，可采用朗读建构课堂的方式，在朗读中翻译，在朗读中感悟。如教学《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以“读文导入”的方式引入教学，教师在古典配乐的背景下朗诵，为教学烘托一种气氛。然后再以对答式朗读开启课文教学。让学生在老师出示的问题中摘读原文语句。可这样提问：古人认为决定战争胜负有哪三种因素？学生答：天时、地利、人和。追问：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在战争中孰轻孰重？用原文回答。生答：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追问，你能说说这句话的意思吗？学生回答，教师强调文言词语“不如”的含义“比不上”。教师顺势继续追问：天时为何比不上地利？找出文中具体解说的语句，从而引出对“三里之城”这一段的释意，完成重要词汇的积累。……就这样问题层层相扣，步步深入，师生在朗读中译文，在对话中生疑、释疑、解疑。学生既了解了课文大意，又同步完成了“言”的积累，学习兴趣浓厚。接着我再以品味式朗读推进教学，让学生在文中找出最喜欢的语句，读一读，从用词、修辞、句式、表意、含情、蕴理等角度品一品，说一说，悟一悟，从而落实教学目标。本课教学中，有学生选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这一句品读，并陈述喜欢的理由：这句话含有哲理，它揭示战争中君主施行仁政的必要性。学生能透过表面悟出文句的内在，是很不简单的。
当然，实现文言文的有效教学，值得探讨的方法还有很多。真正的高效应该以学生浓厚的兴趣为基础，应该“言”“文”并行，以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学情为依据，确定教学目标，从而实现教学的高效。
陈雪峰，语文教师，现居江苏海门。责任编校：秦晓燕
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中的文言文，是中国古典文化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们都是流传千古的经典名篇。如果我们能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培养学生主动学习为目的，在教学实践中积极探索，对文言文的教学进行有效的教学设计，就能激发学生对文言文的阅读兴趣，进而学好文言文，从而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更好地传承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明。
关于初中文言文的阅读教学，粗浅地认为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重视导入，激发学生兴趣。导入新课，是教师在每节课中的一个教学环节。导入自然，简明而有趣味，就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可据不同的课文采取不同的导入方法。可介绍作者，写作时代背景，叙述情景、渲染气氛，也可叙述与课文有关的故事趣闻等。例如：《晏子使楚》一文，我叙述晏子的轶事来引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从中了解晏子不卑不亢的风度，机智善辩的才能。有时要导入的内容较多，还会利用多媒体课件来增强教学的直观性、形象性、生动性。例教学《三峡》一文时，我配放了一段古典音乐，加入山水画的插图，使抽象的课文叙述具体化、形象化，很好地调动了学生的兴趣。
二、重视朗读，培养感知能力。文言文语言结构和现代汉语不太相同，重视朗读，语感就能得到有效的训练。朗读，能让学生逐渐进入诗文所营造的意境，体会文言文语言的美，受到审美教育，而且能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训练语感，掌握文言知识。“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于漪老师曾说：“要反复诵读，把无声的文字变成有声的语言，读出感情，读出气势。如出自己之口，如出自己之心。”散文类的文言文可以采用此法。可从以下几步着手：1、听课文，读准字音。教师可泛读，尽量做到声情并茂，用自己的感情去感染学生。也可让学生听音频朗读，让他们感觉到文章的美，来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2、分读课文，体会文意。可个人读，男生读，女生读，让学生以读为乐，养成自觉朗读的习惯。3、齐读课文，对课文有一个整体认知，力求读出整齐美，从而对文章有所感悟。也可利用好早读，例如听名家朗读去模仿，从而领会文章的思想感情;大家齐读，读出整齐的气势;小组读;自由读来读出感受，读出感悟。像《爱莲说》《陋室铭》等多篇文言文都可通过朗读来收到这样的效果。总之，要想尽办法让学生的读不停留在文字表面，而是走进文字，发现文字背后古人说话时那抑扬顿挫的风采，体会古人那隐含在文字里的深沉的感情，久而久之感知能力就能得到很好的培养。
三、重基础知识的积累，培养阅读理解能力。初中文言文可分为由易到难的三个阶段：初一重基础，认识文言文;初二重理解词句，品析文段;初三重领会主旨，拓展延伸。初一我要求学生对文言字、词、句加深记忆和理解，重视基础知识的积累。教会学生使用工具书，勤查工具书，例《古汉语常用字字典》，要求学生借助工具书读明白原文。叶圣陶先生曾说过：“语文教本只是些例子……从语文教本入手，目的却在于阅读种种的书。”新课标也要求初中学生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阅读简单的文言文。文言文中常见的词汇现象，如一词多义、通假字、词类活用、古今异义等，在复习时加以巩固。初二除了继续重视基础知识，还重理解词句，品析文段。教学时可采用多种方式，比如简单的文言文就以学生讨论为主;难懂的文言文就师生合作，文言趣事、古人轶事穿插其中，激发兴趣，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同时加强课外阅读和教材中古文的联系。书本的学习是为了掌握文言文基础知识，进而把这些知识迁移到课外文言文的阅读中。近来中考很重视文言文课外阅读。所以做好由课内向课外的拓展很重要。只有经常运用才能把所学的知识真正化成自己的，才能“熟能生巧”。所以要么不做，凡是要学生做的课外文言片段必定讲评，来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初三我就重视学生在整体理解基础的前提下，重点掌握词语句式，领会主旨，拓展延伸。同时教学时给学生讲明“熟悉课文，灵活迁移”的原则，加上技能技巧的训练，文言题的成效不错。我还特别重视文言文的复习巩固。初三了，学生要学会将文言文各篇目联系起来，要学会归纳文言文语言知识规律，要灵活翻译句子，要学会举一反三、学以致用，提高阅读理解能力，为升入高一级学校打下扎实的文言基础，进而提高文学素养。那么“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师在这三年中要慢慢渗透这“文言文阅读教学三部曲”，持之以恒，让学生不仅学会，而且会学。学生一旦掌握了这种学习方法，就会主动地去学习，从而养成学习文言文的良好习惯，受益终身。
谢玉芳，教师，现居江苏常熟。
吕祥森，江苏扬州人，199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中国藏书票协学会会员、山东省博物馆学会会员，首届山东省齐鲁文化之星。
1994年设计中国古车博物馆正厅大型汉白玉浮雕《运载千秋》。
1996年为齐国历史博物馆设计壁画《贤相晏子》《合纵抗秦》《一鸣惊人》。
1999年国画《子在齐闻韶》在纪念孔子诞辰2550年全国书画展中被评为优秀作品300家。
1999年创作临淄区稷下小学汉白玉浮雕《中华文化名人》。
2000年版画《上下五千年》获第6届中国工业版画展金奖。
2001年版画《郎木寺的云》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第15届新人新作展。
2002年版画《倒计时》获第7届中国工业版画展银奖；版画《时空对话・石油》入选第16届全国版画展。
2002年创作临淄金茵小学陶瓷壁画《放飞希望》《稷下学宫》。
2003年创作管仲纪念馆大型浮雕《吉祥四维》。
2003年创作临淄一中汉白玉浮雕《知识改变命运》《文明的阶梯》。
2004年创作淄博圣惠楼酒店陶瓷壁画《吉祥圣惠》。
2005年版画《齐人蹴鞠系列之二・过人》入选第6届全国体育美展。
2005年创作临淄金山镇峰山大型浮雕《金凤朝阳》。
2008年创作中国陶瓷博物馆大型陶制壁画《齐人蹴鞠图》。
2008年创作临淄太公文化公园姜太公像基座浮雕《锦绣海岱》《淄水泱泱》《渭水访贤》。
2008年创作淄博康浪河面业有限公司陶瓷壁画《聚贤康浪河》。
2009年版画《齐人蹴鞠系列之三・争球》入选第7届全国体育美展。
《新课标》下的小学语文教材，留给学生遐想的空间更大，有很多文本叙述的“空白点”，这就是教学的拓展“眼”。为学生的说话、写话训练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如果教师在教学中善于捕捉这一契机，设置一些疑问，让学生展开联想，去思索、去填补……这样不仅有利于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而且能培养学生的想象能力！同时能活跃课堂气氛，为课堂教学添彩！
1.填补文本内容的“省略 ”
在小学语文教材中有相当多的写人记事的文章，文本中许多作者刻意不将事情写满写实，为读者提供想象的空间，或在人物的对话中安排省略，或在心理活动处“留白”，让读者去揣摩。作为课堂的主导者，就应该善于利用这些“留白”，巧妙地引导点拨，让学生填补文本内容的省略，进行说写训练。
比如人教版第十册《晏子使楚》一课中，想像楚王心理活动的描写就是一个拓展“眼”，可设计这样的说写训练：楚王三次想侮辱晏子，反遭晏子诘问，楚王听后心里会是怎么想的·最后在晏子要离开楚国时，楚王为他送行。这里又可抓住人物语言的“留白”，进行拓展，引导学生发挥想像，填补文本内容的“留白”，加强语言实践训练。
2.联接情节之间的“跳跃”
情节之间的“跳跃”便是文本中所要描述的情景的“留白”。 引导学生进行情节的“补白”，可以使学生与作品之间架设起情感共鸣的桥梁，同时拓展学生想象的空间。文本在学生的“二度创作”下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自然地展现文本中所要描述的情景来。这便是加强学生语言实践的又一个有效拓展“眼”。下面笔者以人教版第十一册中的三篇课文为例说说怎样在情节“跳跃”处“补白”。
比如《地震中的父与子》一课，因父亲的伟大作者是“浓墨描绘”的，而相对来说儿子的伟大作者是“轻描淡写”的。教学时，引导学生根据父亲在废墟上“挖”的情节想象儿子在废墟下“等”的具体画面进行说写训练，如儿子会想些什么·会和同学们说些什么·会做些什么呢·这样让学生走进了阿曼达的心灵，引起了情感的共鸣，就能更好地理解课文的内容，感悟阿曼达的伟大之处。同时凭借这一“留白”,放飞学生想象的翅膀,拓宽学生心灵的空间,从而使学生享受到语文和人生交汇的美好意境,也使学生的生命潜能得到更好的开掘。
又如《老人与海鸥》这篇课文，我们领会到老人与海鸥相依相随的深情，文中好些情节的省略，可谓是作者的匠心独具，看这句话：照片上的老人默默地注视着周围盘旋翻飞的海鸥们，注视着与他相伴了多少个冬天的“儿女”们……这里省略了多少内容，老人注视着海鸥，他还在喃喃自语些什么·在教学中，就该引导学生走进海鸥老人的内心，去聆听他内心的牵挂。当学生想像老人可能说出的话时，一样字字含情。这样有效地引导，就能使我们的学生收获的更多。
同样《草虫的村落》文本中“他们意味深长地对视良久，然后一齐欢跃地走回洞穴里去。”“意味深长地对视良久”，这里无声胜有声，在这深情的对视中，他们相互在倾诉些什么呢·“蜥蜴面前围着一群黑甲虫，对这庞然大物投以好奇的目光。他们友好地交流着，好像攀谈得很投机似的。”黑甲虫和蜥蜴在交流些什么·将这些话题展开，引导学生进行语言实践的训练，学生感到兴趣而且充满童真。
3.补叙结尾设下的“悬念”
有些课文的结尾含蓄，言尽而意无穷，给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让学生依据原文，进行创造性的续编，对于发展孩子的创造性、合理性思维，培养写作兴趣，提高写作水平都有很大的帮助。
例如人教版第九册《青山处处埋忠骨》的结尾一句：“电文稿下是被泪水打湿的枕巾。”那么，主席这个夜晚是怎样度过的·引导学生补充空白，可以满足学生的情感需求，实现对阅读空白的召唤，既能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又能训练一下人物描写的方法。随后，又让学生思考，为什么作者没有把它写出来呢·从而让学生学习体会作者这种“留白”的写法。
企业在经营管理上自觉与不自觉都必然依据某种价值观念的导向与支配。在中国现有的经济生态中，有知识教育背景的人和没有知识教育背景的人在管理上的成效可能是一样的，但在长时段中去考察，企业规模与效益较大的管理者，一般都能自觉在长期管理的过程中，经过管理实践，逐渐将相关的知识与经验构成观念，并由此观念建立某些原则，转化成系统思想，再落实为决策架构主导企业的运行。这就是人们常常所说的这个企业有“文化”或认为这个管理者有“管理哲学”了。这些年来讲“企业文化”、“管理哲学”之话不绝于耳，可多数人总觉得有些虚无缥缈。其实，如果把自己实施的管理策略、市场营销计划与著名公司的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加以比较的话，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企业文化或管理哲学那实实在在的力量了。
追问系统理论中的同质性整合
现阶段所谓的“管理哲学”理论大多是舶来品。如西方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企业管理中的“传统理论”注重组织或行政管理制度文化的建立，这是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理想型官僚组织”理论在企业文化上的展现。其后，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与自我实现”理论又导致了企业管理中“行为科学理论”的风行。行为理论克服了传统理论偏重于组织结构和规则制度的研究，转而着意于组织结构内的成员心理行为对企业组织影响的研究，提出企业文化要关注人性、自治、创新、开放与民主等价值体系的建构。
60年代以来，系统科学的诞生和发展成为20世纪科学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阐述事物的系统性、整体性、全面性、层次性和动态性。这些理论观点在企业管理文化上又掀起了“系统理论”热潮。系统理论的倡导者认为传统理论与行为理论各有缺失：一个偏重于组织与行政管理．过分强调了管理决策权的层级节制与集中，过分注重了专业机能的分工，使管理系统不能适时地与外部社会的政治、社会的变化协调起来；一个又过于夸大了企业内部成员行为与心理的作用，过分依赖对人性的管理．而忽视了组织结构与规章制度的重要性。系统理论采两个理论之长，弃其之短，把企业内部管理与外部环境视为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动态的系统。系统理论还认为企业内部是一个系统，企业的外部也是一个系统，用系统理论的话说是“子系统”。因此，系统理论要求我们用普遍联系的观点，依据人、事、时、地的变化，调整修正企业的管理模式、组织结构与营销方式。
系统理论说起来似乎有些抽象，其实我们分析一个成功的企业文化时，可以看到现代企业不再像以往抽象地强调“团队精神”，而是希求每个成员相互支持的互补功效，因为现代企业不需要每个员工个个都是超人。再比如，跨国企业的成长道路差不多都是通过整合、并购、参股、控股等资源重组，成为优势互补、资源分享合作的共同体。系统理论正在推动一个朝向整合与互补的新经济时代的发展，特别是在数字化经济时代，一个封闭系统的大企业无疑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反而一个开放系统的小企业通过创新、应变却可能做大做强。以往大规模企业通常在市场上占有绝对的权威，今天规模的大与小已经不是企业存在和发展的绝对的、惟一的因素了。系统理论中多元有机的整合互补的思想，对今天企业生存发展有着重大的指导作用。
我这样简要描述西方哲学或社会学家的理论对企业文化的影响，不是认为各部类的专业经济学家的理论没有作用，只在说明哲学和社会学对企业文化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说西方系统理论对企业文化的建构有这样如此大的影响的话，那么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哲学也应该对今天的企业文化产生重大的启迪。如果说系统理论强调的是各个子系统相互依存于大系统，大系统又是另外一个更大系统的子系统，如此结构是个永远开放的系统的话，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各个子系统会相互支持互补?如果各个子系统在性质上是相同的话，它们的互补是否还可以有创新的动力?换句话说，产品相同、组织结构相同、营销方式相同的两个企业整合后是否会继续保持创新能力?从企业的长远目标看，这个问题不能不令人疑惑。我这个追问主要不是回答经济社会中的实践问题，而希望从中去思考我们的思维方法有无局限。
中国哲学中的和同之辨
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可以从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和同”理念得到启示。我们来看春秋时代的《左传／昭公二十年》一书中记载的齐侯与晏婴的一段对话。
齐侯问：“唯据(据即梁丘据。是齐侯的大臣)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子?”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焯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这段对话是晏子与齐侯讨论与他的侍臣梁丘据在上下级关系问题上，如何克服、防止下级阁员一味迎合，献媚上级，不能或不敢表示意见的情况，提出了“同”与“和”两个概念。“同”是指对君主的意见，大臣投其所好，应声附合，不提出反对意见或建议；而“和”是指大臣敢于对君主的意见提出反对意见和建议，其目的是防止君主的意见有不周全或错误的地方。晏子主张“和”而反对“同”。“和”与“同”这两个概念固然是在描述君臣之间什么是正常的依存关系，但在中国古典哲学看来，“同”与“和”本质上也表达了自然界的事物的成长与衰亡的状态。正如《国语／郑语》书记载史伯回答桓公的一段话：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以他平(互通)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相加)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和六律以聪耳。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
这段话不难理解，是说任何事物都是中不相同的因素所构成的。不同的事物之间相互支持，才能有生命力，这叫“和实生物”；如果相同的事物相加在一起，事物就不能发展了，这叫“同则开继”。春秋时代的这个“和同之辨”反映了中国哲学的思辨能力和基本的价值观。这个“和”的理念
就是“和谐”的观念。
和谐并非性质相同事物的叠加
早期“和谐”观念是源于对音乐的理解而产生的。比如“音韵和谐”、“音律和谐”、“乐音因序而和谐”，这是说八音的和谐，一定是长短、疾徐、高下、刚柔等不同声调的相互协调才能让音乐和谐，如果只有一个声调就不和谐了。和谐的音乐能反映天地万物的自然之美，其原因是和谐的音乐与天地的时序和万物的规则相符合。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作《乐论》指出：“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昔者圣人之作乐也，将以顺天地之性，体万物之生也”。因为古代中国就认为音乐有“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所以又可以用“和谐”的理念去理解家与国的安定，故有“夫妻和谐，家富足”和“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祸乱之所起也”的说法。
“和谐”不仅是个价值理念．也是一种思维方法。我们理解“和谐”的内涵，要看到它是多元事物存在的对立统一体，是众多不同事物结聚而均衡的统一体，而不是一类性质相同事物的叠加，因为世界上事物存在的方式永远是对立统一的。这里是用大家熟悉的哲学语义来说的，我们换成汉代董仲舒的说法：“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
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
董仲舒这段话是对《易经》所说的“一阴一阳之渭道”的阐释。“道”是指世界的规律与秩序，“阴阳”是表示两种不同的事物的符号。所以说世界是阴阳所生成的，任何一物都涵阴阳，一切变化都源于阴阳的相互作用。
[关键词] 成语 企业 激励机制
成语“两桃杀三士”源于《晏子春秋》讲的是杀人的阴谋。齐景公身边有公孙捷、田开疆、古冶子三位勇士。三人都立过大功，但都恃功自傲，不可一世。齐相晏子劝景公除去三人，但他们武功超人，无法以力取胜。于是，晏子让景公给三人送去两个桃子，让他们论功劳大小分食桃子。三人互不相让，最后弃桃自杀。这让我们联想到现代经济学讲的激励机制。
一、激励机制的概念
激励机制，是指组织系统中，激励主体通过激励因素或激励手段与激励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的总和，也就是指企业激励内在关系结构、运行方式和发展演变规律的总和。激励机制包含两个要素：第一，发现他需要什么，然后用这个事物作为员工完成工作的报酬。第二，确定他的能力是否可能完成这项工作，也就是说，需要和能力是实现激励功能的两个要素。激励并不是无条件地简单满足员工的任何需要，而是要以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组织绩效提高的方式来满足员工的需要，要对需要满足的方式和程度予以控制。
激励机制本来不是要害人的，而是要鼓励人的，但许多激励机制设计不合理，客观上起了“二桃杀三士”的作用，不仅没有提高效率，反而降低了效率。上世纪80年代，广东许多民营企业老板把发红包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年终时由老板亲自给员工发红包。每个红包的大小由老板决定，而且要求每个人保密，互相不知道红包有多大。这种激励机制的目的是让每个员工都感谢自己，好好干活。结果事与愿违。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贡献大而红包小，对老板不满，或者不好好干活，或者离去。发红包在这时就起到了“二桃杀三士”的作用。可见在激励过程中激励是需要讲究技巧的。
二、激励过程中常遇见的问题
企业管理者们都想通过自己的激励措施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来为他们工作，但实际的激励效果却不那么明显。他们往往单凭经验或感觉行事，常常步入无效激励的胡同。
问题一：士气低落才激励。很多管理者都认为激励是常规性的工作，无须花太多的精力，等到公司内部人员频繁跳槽，才认识到激励的重要性，但已为时过晚。
问题二：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有失偏重，形式单一。现实中，一些企业老总并不总是考虑员工的内心需要，即马斯洛的高级需要。在激励时不分层次，不分形象，不分时期，都给予物质激励，形式单一，造成激励的边际效应逐年递减。造成企业费事费财，激励效果不尽人意。
问题三：轮流坐庄搞平衡，挫伤了先进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企业激励过程中往往难以做到拿真正标准来衡量，评先评优轮流坐庄，今年你当，明年我当，年年如此，年年走过场，先进不再带头，后进保持着落后，激励成为可有可无的工具。
问题四：缺乏考核依据，激励成为无源之水。一些企业管理制度不健全，没有工作标准，难以对员工进行合理的业绩考核。企业效益好时，领导一拍脑袋，就发奖金。大多数企业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当官”的多拿一些，员工少拿一些。奖金成了“大锅饭”，发了白发。激励下属没有依据，不能调动大家积极性，不能促进企业的发展。
三、以人为本，确定富有人性化的激励机制
企业应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切实体现出对员工保持不变的尊重，才能赢得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激励机制才会发挥激励作用。
1.强调以人为本，重视企业内部沟通与协调工作
知识经济的发展要求企业员工具有灵活性，创造性，积极性。因此，人力资本的管理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和“人高于一切”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员工是公司最为重要的资产，他们值得信赖，应当受到尊重，能参与公司有关决策，会因为受到鼓励而不断成长，挖掘他们自己的潜力、发挥他们的才能。
2.为员工安排的职务必须与其性格相匹配
每个人都有性格特质。比如，有的人安静被动，另一些人则进取而活跃；一些人相信自己能主宰环境，而有些人则认为自己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环境的影响；一些人乐于挑战风险，而另有些人倾向于规避风险。与员工个性相匹配的工作才能让员工感到满意、舒适。比如说，喜欢稳定、程序化工作的传统型员工适合做会计、出纳员等工作，而充满自信、进取心强的员工则适宜担任项目经理、公关部长等职务。如果让一人干一种与其个性不匹配的工作，工作绩效可想而知。
3.慎重奖励，针对不同的员工进行不同的激励
人的需求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等若干层次。当一种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员工就会转向其他需求。由于每个员工的需求并不相同，对某人有效的激励措施可能对另一人就没有效果。管理者应当针对员工的差异对他们进行个别化的激励。比如说，有些员工偏好于工资，而有些员工偏好于休假。有针对性的激励容易使员工觉得自己享有地位和受到尊重。
4.激励机制要保持公平
员工工作中难免将自己的报酬与其他人比较，如果员工感到不公平，会造成令其失望，他不再努力甚至跳槽的可能。管理者在设计薪酬时，员工的经验、能力、努力程度等应当在薪水中获得公平的评价。只有公平的激励机制才能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当激励由齐景公决定时，奖励功臣的桃子就变成了杀人刀。当奖励由一套公开而又可操作的制度决定时，桃子可以变成有效的激励手段。激励机制具有两面性：合理的制度化激励机制能提高效率，不合理的人治激励机制会降低效率。不让激励机制变为负激励机制的关键是激励机制的制度设计。
参考文献:
[1]中华成语典故[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
那么作为老师如何完善自己、塑造高尚人格，让自身的人格魅力在教育实践中散发光芒呢？
一、用爱铸就师魂
学生真正喜欢的教师，必须要有诚挚博大的无私爱心。如慈母般地用真挚丰富的情感去感染、教育学生。他们不会因为学习成绩的好坏与家庭背景的不同高看或歧视某些学生，他们容得下性格脾气各不相同、兴趣爱好互有差异的学生，他们关注学生身心发展，关注学生学业成绩，也关心学生思想品德与行为习惯，更把学生的喜怒哀乐、寒暑冷暖放在心间。他们和学生沟通时常说的口头禅是“吃饱了吗？”“苦不苦？”“没关系，老师理解你。”看到学生精神萎靡，他们习惯性的动作是摸摸头，倒杯水，递片药。看到学生因玩耍而满身灰尘时，他们禁不住就给学生掸掸灰。
二、用智慧拨动学生的心弦
人生需要大智慧，而教师更需要大智慧。教师智慧意味着教师在教学中的应变力和组织力。日本著名教育家斋藤喜博士认为，教育智慧在教学展开过程中时刻对学生的反应做出相应的决断和组织力量。教师智慧的不同，教育效果是不一样的。有智慧的教师，往往能对发生的教育问题沉着应付，巧妙处置，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如一位教师在教《晏子使楚》一文时，提问道“晏子三次智斗楚王，表现了晏子怎样的品质？”一位学生答道：“见风使舵。”立刻引起一些学生的哄笑，教师却满怀热忱给予褒奖，并以此为契机，引导学生在更高层面上展开思考，使学生在充实而热烈的学习气氛中感受到理智的满足和情感的愉悦。
三、用幽默激发学生兴趣
前苏联教育家斯维特洛夫认为：“教育最主要的也是第一位的助手，就是幽默。”语言大师老舍也说：“幽默者的心是热的。”实践告诉我们：课堂上的笑声会制造出积极的气氛，使“教”与“学”变得轻松而有效。运用教学幽默，在活跃的课堂气氛中，学生才能积极主动地进行思维创造活动，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我身边的一位语文教师，英俊潇洒、风趣幽默，深受学生爱戴。
在执教《借书不还，天打雷劈》一课中，这样问道：“同学们借过书吗？”学生回答道：“借过。”老师又问道：“有不还的吗？”学生答道：“有。”老师道：“啊哈，没还书的同学你一定会遭雷劈的。”语音刚落，教室里已是一片笑声。幽默睿智诙谐的语言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增强了学生的注意力，学生在愉快欢乐的课堂气氛中自然地受到知识的感染、吸引，最大限度提高了教学效果。
四、用博识征服学生
前苏联教育家赞可夫说得好：“扩充教师的科学知识量，几乎成了提高学生知识质量和提高教师在学生中威信的最重要的条件。”一个思维敏捷、激情奔放、知识广博的教师一定会让学生惊叹不已，百般信服。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要想激情满怀、洒脱自如地搞好教学，教师必须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在拥有扎实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还应猎取其他领域的知识。为此，教师最关键的是要做到一个“勤”字：勤读书、勤看报、勤学新知识、勤写读书笔记、勤做资料卡片、勤反思领悟、内化知识。一个“勤”字，将引来源源不断的“知识活水”。
鲁迅曾要求青年学生“完善知识结构，大可看看本分以外的书”，主张博采众长。因此教师不仅要有深厚、扎实的专业知识，同时也应具备广博的其它门类知识，让学生在惊叹声中来认识你、了解你、亲近你，使你永葆活力。
有位语文教师在执教《水之歌、水之思》一课，随口说出了几大洋和几大河的面积及水量时，学生都露出痴迷状。总之，现代语文教师应以“博、大、精、深”作为自己素质提高的奋斗目标。
五、用礼仪教会学生处世之学
原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有句名言：“从口袋里掏出脏手帕的教师，已经失去了当教师的资格。”教师的风度仪表对学生的品行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对课堂教学也有直接的“干预”作用。教师仪表基本要求是语言文明、幽默、风趣；穿着朴实、整洁，具有时代感；举止稳重端庄，待人热情谦逊。
大约十年以前,曾在荣宝斋看到启元白先生题的一幅字,记得是这样几句:
「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
唐诗是嚷出来的,
宋诗是讲出来的,
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
启功先生集大俗大雅于一身,他自己的诗词作品结集,也只以《启功韵语》名之。这几句白话,大约是他多年悟出的心得,言简意赅,可谓一部简明中国诗歌史。我的体会,这是讲唐代以前是中国诗歌的发韧期,自然天籁,朴拙浑成;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期,直抒胸臆,而又各具面目;宋代是中国诗歌的转型期,思辨机趣,融情入理;宋代以后则是中国诗歌的滥觞期,流派繁多,然而缺乏原创。
我们不妨以此为线索,从社会文化史发展中撷取若干片断,来回顾一下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的缘由。
一,诗源于巫
诗歌和其他艺术的起源一样,是令艺术史家、哲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家们颇伤脑筋的事情。上一世纪以来,便有「劳动、「模仿说、「游戏说、「移情说、「冲动说等多种说法的争论,外人不足与论。中国典籍上,也恰好有帝舜时期的「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竹书纪年》帝舜元年条)「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卜商《毛诗正义·诗序》)「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越绝书》)等等记载,以备各种阐发西来学说之某一派系的学人们共同征引,好在中国的语言文字有着充分的模糊性。我揣测,这些争论也许永远没有结论,也许只有模糊的结论,也许结论是各种说法的中和。因为不管这些学科今后将以什么样的人类状态作为模型,是与世隔绝,至今仍然过着原始生活的部族呢,还是以婴幼儿的成长发育过程状态,这些实验和举证,都永远不可能确切模拟出人类原始创生时代的文化活动了。
鲁迅《门外文谈》自称是“‘杭育杭育’派”,意思是主张“劳动创造”论的。这用于口头创作,本来也不错。世界上很多民族都经历过口唱心授的长篇“史诗”阶段,如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奥德赛》、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古日耳曼的《尼伯龙根之歌》、古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以及我国藏、蒙古民族的《格萨尔王》等等。但在汉民族的诗歌发展过程中,似乎却缺少了这样一个环节,这曾经使一部分奉行统一规律学说的人士大惑不解。我想,也许是因为中国文字起源早,历史和文献不必依赖口传形式保存,何况象形文字早就具有宗教意义上的符咒作用的缘故。
中国古文字起源之一,是来自卜蓍,这是由一个有趣的发现证实的。1899年,当时任国子监祭酒(国立大学校长)的学者王懿荣因病照方抓药,偶然在向来被叫做「龙骨的中药上面,发现了神秘的符号似的花纹。经过研究,证明这是一种当时尚未被认识的古文字,于是他派人把中药铺里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开创了后世称为「甲骨文的研究。1903年,《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号铁云)出版了《铁云藏龟》专门着录甲骨文字,1913年孙诒让的《契文释例》则是我国学者第一部考释甲骨文的专着。从此殷商时代的文献开始为世人所知。中外学者经过多年的考证研究,断定目前发现的约十万片刻在龟甲或者兽骨上的甲骨文文献都是殷商王朝后半期占卜的文辞,即卜辞。
殷商民智未开,人神杂糅,可谓「文化混沌的时代。《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生活社会中事无大小,都以卜蓍为决,如同今天保留着原始习俗的许多民族一样。「卜是用龟甲兽骨,「蓍是用蓍草来「占(预测)某事吉凶祸福的两种方式。占卜的结果需要记录下来,这就是甲骨文献的由来。占卜预测的仪式往往伴随着歌舞,这会影响到卜辞的音乐性,也许这才是中国诗歌的由来。例如:
「今日雨,
其自西来雨?
其自东来雨?
其自北来雨?
其自南来雨?(郭沫若《卜辞通纂》三七五)
就具有明显的节奏和韵律感,无疑是后世诗歌的先声。
卜蓍形成的着作,就是向来被称为「六经之首的《易》。《易》是一部博大精深,意蕴深厚的伟大着作,我们无意对它作全面的评价,只想指出在它的的卦爻中,已经保留有完整的古代歌谣,如描写抢婚风俗的:
「屯如邅如,
乘马班如。
匪寇,婚媾。(《屯》六二)
「乘马班如,
泣血涟如。(《屯》上六)
(大意为:男子威风凛凛地骑着马到女家来了,他不是强盗, 而是来为婚事来的。马儿走远了,女子还在伤心地哭着。)
又如描写牧场景象的:
「女承筐,无实;
士(圭+刂)羊,无血。(《归妹》上六)
(大意为:女人抬着筐子轻盈地走着。男子剪着羊毛干净利索。)
再如描写作战胜利后情景的:
「得敌。
或鼓或罢,
或泣或歌。(《中孚》六三)
或欢宴宾朋情景的:
「鸣鹤在阴,
其子和之;
我有好爵,
吾与尔靡之。(《中孚》九二)
后一首从双鹤唱和作比起兴,已与《诗经》中的许多诗歌手法相似了。
二,诗教与文化设计
据说孔子五十读《易》,「韦编三绝。但中国诗歌史,一般以为是由他删诗,订为《诗经》为开始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诗经》以前的诗歌或者没有收集和保存下来,包括孔子删除的那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后世儒生,尤其是汉儒崇尚孔子的「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周易正义》)
以「微言大义之说,把《诗经》的地位抬至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实源于西周的文化设计。 诗在周公设礼之初,已有特别意义。《周礼》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春官宗伯下·大师》)但是到了东周,「礼崩乐坏,颂诗成为政治、外交或礼仪上的重要活动的表达方式之一。我们不妨随手举几个例子:
《左传·文公三年》:「公如晋,及晋侯盟。晋侯饷公,赋『菁菁者莪,庄叔以公降拜曰:『小国受命于大国,敢不慎仪?君贶以大礼,何乐如之,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也。晋侯降辞,登成拜,公赋嘉乐。这里引用的《菁菁者莪》是《诗经·小雅》中的一首。
《左传·隐公二年》:郑庄公听从颖考叔之劝与其母姜氏「隧而相见时,「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遂为母子如初。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而类。其此之谓乎?这里引的诗,保存在《诗经·大雅·既醉》中。
又如士季谏晋灵公:「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惟群臣赖之。又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衮不废矣。(《左传·宣公二年》)这里前一句所引诗为《诗经·大雅·荡》,后一句在《诗经·大雅·民》。
再如晏子相齐,「景公饮酒酣,曰:『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饮,请勿为礼。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过矣,群臣因欲君之无礼也,力多足以胜其长,勇多足以弑君,而礼不使也。禽兽以力为政,强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礼,则是禽兽也。群臣以力为政,强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将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故也,故《诗》云:『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礼不可无也。公湎而不听。少间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举则先饮。公怒色变,抑手疾视,曰:『向者夫子之教寡人,无礼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举则先饮,礼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曰:『婴敢与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无礼之实也。君若欲无礼,此是矣。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闻命矣。觞三行,遂罢酒。盖是後也,饬法修礼,以治国政,而百姓肃也。(《晏子》)这里引的诗就是《诗经·风·相鼠》的结句。
以上四例中,第一例是将诗运用在外交场合的,第二例是用于评论的,三四例则是用在以臣谏君,作为公理常识引用的。
在政治外交场合引诗,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引用得体,要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势,如第一例中所引《菁菁者莪》原意即是颂相聚之欢的,正适合于那种微妙的外交场合,这被认为是「类,所谓「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春秋左传·襄公十五年》)「不类被认为是有失礼仪的行为。引用全诗来「类当前情势,也并不容易,所以也允许只引用其中的部分,这就是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后世有「断章取义的成语,即出于此。
如今一般认为,现存《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属于地方民歌,「雅(《大雅》《小雅》)是朝廷乐调,「颂(《周颂》、《鲁颂》《商颂》)是庙堂祭祀的乐章。包容既广,题材亦泛,所以孔子以「温柔敦厚为「《诗》教也。(《礼记·经解》)「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包咸注为「兴,起也,言修身必先学诗。朱熹的注则说是「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于此得之。)同时他也不否认诗有其他功能,「子曰:小子何莫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所以《诗》被订为「六经之一。
汉代文化政策为「独尊儒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首开先河,於是汉儒纷纷强调「微言大义和「纬候足征,出现了近人皮锡瑞所云「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经学历史》第三章)的现象,每每由政治意义索解《诗经》,后世的文字狱的理论依据,实创于此。据说汉武帝曾与群臣和诗,号为「柏梁体,但是形式既无新意,内容又言之无物。因此有汉一代,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诗歌创作。
先秦另一个传统是骚赋,而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骚赋原其初,也可以说是长诗,想象奇特瑰丽,感情真切奔放,成为汉代文人创作的主流样式,也从此和诗歌一途分道扬镳,故存而不论。
真正继承了《诗·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倒是这一时期的民歌,即所谓「汉魏乐府。象《古歌》:
「秋风萧萧愁杀人,
出亦愁,
入亦愁。
座中何人,
谁不怀忧?
令我白头。
胡地多飙风,
树木何修修。
离家日趋远,
衣带日趋缓。
心思不能言,
肠中车轮转。
格调自由,情感真切,把离人游子在塞北的乡愁情思描写得淋漓尽致。另一首大胆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也同样如此: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形式比较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民歌,如描写牛郎织女神话的《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
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
扎扎弄机纾。
终日不成章,
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
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
脉脉不得语。
至于叙事类的歌谣,如《陌上桑》这样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作品,开启了后世长篇叙事诗的四大名作《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琵琶行》和《长恨歌》的先河。
班固《汉书·艺文志》总结先秦两汉的诗歌创作是说:「传曰:『不歌而颂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论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宗秦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可见两汉诗歌创作的主流,仍然是继承「十五国风传统的「乐府民歌。
三,诗歌与人生
汉魏之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由西汉建立的「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受到汉末政治腐败和体系化的外来文化佛教的东渐这两大冲击,趋于式微。社会动乱引起人生无常的感喟,鲁迅曾说:「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魏晋风度及药与酒之关系》)但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佛教思想中的「人生说和「轮回说,搞得人们心理不得平衡,于是产生了「生死情结。王瑶沿着鲁迅的思路研究这一时期文人心态,发现「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励人底同情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阮籍是这样,陶渊明也是这样,每个大家,无不如此。(《中古时期文人生活·文人与药》)他认为,在《诗三百》里找不到这种情绪,楚辞里也并没有生命绝对消灭的悲哀,儒家「未知生,焉知死,回避了这个问题。「生死问题本来是人生中很大的事情,感
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和亲切,自然是表示人有了自觉,表示文化的提高,是值得重视的。所以魏晋被称为「为文自觉的时代,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非常有建树,其影响之深远,可以说是透过盛唐,直达现今,在诗歌发展史上尤其如此。这不奇怪,也可以用马克思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学说解释的。 汉魏之际是以「建安文学着称于文学史的,「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他们身边的文士,如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阳等。这些人各着文赋数十篇,声名最高,被称为「建安七子。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就是说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这指史家所谓的「建安风骨。「风骨二字文学史家的解释尽管还不完全一致,但大体说来,是指一种独特的风格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了。前人爱用「慷慨悲凉四字来形容这种风格,读起来也确实有味道。
现在看来,这一时代为什么在短暂的时期取得那样突出的文学艺术成就,是有一些值得重视的原因的。这里至少可以举出三点来讨论:
第一,汉代自董仲舒以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但是曹操却提倡「通脱,不拘细节,这有点思想解放的意思。鲁迅说,「思想通脱以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所以魏晋之际文学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大的变化,曹操也被称作是「改造文章的祖师爷。可见要实现变革创新,是需要「通脱的。
第二,是对文学的重视程度的问题。汉代及以前,文人是被当作「倡优畜之的,即使是司马迁、司马相如这样的一代文豪,地位也是低贱的。曹操重用邺下才人而始有「建安七子这样的文学集团,而曹丕提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鲜明主张,使文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学家艺术家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也由此引起了竞争,这也是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因素。在这个时期,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诗人。
第三,批评风气的形成,是又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东汉末年,本有「月旦评人的习惯,就是每个月的月初要品藻评鉴一下人物,好象生活会似的,这就成为汉末清议举荐制度的基础。曹丕作《典论·论文》,对「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的风习作了分析,进而对当时文士的优长和弊短一一品定,被视为中国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开创之作。当然,他是皇帝,不会有怕得罪人的顾虑,但是后代认为他的批评没有丝毫以势压人之处,相反倒是中肯、公正、态度也满亲切的。后来继续的有《诗品》、《画品》、《文心雕龙》等一批品评高下,评论优劣的着作,对当时以至后世的文艺繁荣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促进作用。可见繁荣文艺永远需要健康、正常的批评,既不能搞「大批判,也不能「老虎屁股摸不得。
在后人看来,汉魏之际的文士诗人都是一些怪异的家伙,当然也还有另外一种比附而来的好听的说法,叫做「个性解放。外界消除了儒家观念的束缚,但心里面横亘了佛学所谓「生死,这滋味恐怕并不好受。这集中表现在《古诗十九首》中这样一些诗句中:
「人生天地间,
忽如远行客;
「人生寄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