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29 18:24:3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妈妈伦理小说，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小说中的四位母亲均来自战火纷飞的旧中国，她们出生并成长于旧中国，在大陆的娘家都曾有着不错的家境，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她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早在她们赴美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因此她们骨子里信奉的是儒家的伦理思想。她们的四个女儿均生于美国长于美国，在美国文化与教育熏陶下成长，与生俱来所信奉的大多是美国文化中鼓吹的个体与独立，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基于这样的背景，四对母女间的代沟和隔阂冲突就与普通美国家庭的情形不同，反映了中美两种文化的冲突。
本文主要从伦理学的角度讨论由于中美价值观的不同而导致的小说中人物间的性格冲突，从而揭示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异同，促进不同文化圈的人们的和谐共处。
一、儒家思想与美国精神的差异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典型，美国文化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代表。由于两国历史发展、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地域环境的差异，中美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伦理思想。一个文化体系的核心就是价值观和人生观，而不同的价值观源于不同的伦理思想。
儒家伦理思想在中国两三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的历史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因而，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的伦理思想，提倡长幼尊卑有序，家庭中小辈必须服从长辈，子女必须绝对服从父母，不得有半点违背。《弟子规》曰：“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否则便是大逆不道，就是“反了”。
西方没有像中国那样一统数千年的传统核心伦理思想，但我们依然可以追溯到其渊源。在早期的欧洲社会中，封建贵族的等级观念很重。14世纪至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其核心是人文主义，把人看作世界的主人，看作是命运的主人，这极大地推动了个人进取精神。另外，在欧美文化中，人们由于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崇尚个性。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就是基督信徒“靠个人信念通过持之以恒的个人灵魂深处追求与奋斗而获得新生”［1］。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提出了“自由、平等”的思想。美国的伦理思想虽然起步较晚，但它继承了以英国为主的欧洲伦理学传统，形成了独特的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其核心是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特立独行，而不是百般服从”［2］431。美国伦理思想虽然没有悠久的历史，却富有“美国特色”。美国“辽阔的土地、独立流动的气氛、积极乐观进取的精神等，为美国伦理思想注入了鲜明的美国特征”［2］427，培育了独特的美国精神。
无论是中国儒家伦理思想，还是独特的美国精神，都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二、《喜福会》体现出的儒家思想与美国精神的冲突
小说中，随着对这四位女儿成长的描写，作者展示了四对母女间的代沟与文化隔阂。这些冲突集中表现了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四位母亲要按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塑造自己女儿的性格，按照自己的期望教育女儿，而在美国生长接受了美国文化的四个女儿要按美国的价值观生活，无法接受中国传统价值观，两代人无法沟通思想因而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四个女儿毕竟在华人家庭中长大，因此她们在无意识中接受的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又与正宗美国人发生矛盾。在女儿方面，她们几乎都不能理解她们各自母亲的过去，而且常常为中国的习俗、规矩大伤脑筋。在母亲方面，因英文的贫乏以及对美国社会的不甚了解，她们无法接受各自女儿疏远自己这一事实。此外，因失落感和望女成凤之心的膨胀，几位母亲都企图控制她们女儿的命运，这无疑激化了母女之间的矛盾。
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冲突其实就是儒家伦理思想与美国精神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家庭中的长幼尊卑和美国家庭中的平等观念之间的冲突
小说中的母亲龚林达一直试图教会女儿韦弗利有关中国的气质：如何服从父母，听妈妈的话，凡事不露声色，不要锋芒毕露……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顺从父母，做事中庸，“出头的椽子先烂”。中国人认为，自己的生命是父母给的，从小到大，每一个成长阶段无不浸透父母的养育之恩。因此儿女必须对父母尽孝。“孝”的第一层含义是不仅要尊敬父母长辈，物质上精神上还要无微不至地关怀父母，而且要养老送终、传宗接代。“孝”的另一含义是顺从。“顺”就是在行动上必须尊重服从父母的意志。按照孔子儒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子女必须服从父母。但是，韦弗利从小受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熏陶，强调独立能力，自我意识和反叛心理强烈，所以她抱怨妈妈对她“管头管脚”。当吴晶妹不愿按妈妈的要求弹琴时，妈妈说：“女儿只有两种，听大人话的和不听大人话的。只有一种女儿可以住在这个家里，那就是听话的女儿。”［3］145晶妹顶嘴道：“我不希望做你的女儿，你也不是我的母亲。”［3］146她认为“我不是她的奴隶，这不是在中国”［3］145，表达了她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无处不在的独立自主观念。妈妈的话一语道破了中美家庭中母女关系的区别。在中国，人们常用“女儿是妈妈的贴心袄”来形容妈妈和女儿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母女关系是诸多家庭关系中最和谐、最容易理顺的。美国伦理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子女和父母之间是平等关系，是朋友关系。美国人在家庭中的权利与平等地位意识极强。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不论长幼，在自己的事情上都享有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其他成员无权干涉。美国人的个人权利意识使得美国父母把孩子作为平等的个体来看待，充分尊重孩子的意见。小说中的四对母女之所以冲突不断，就因为女儿已经美国化了，是典型的“香蕉人”。而中国妈妈仍按华人的传统解释母女关系
例如，在韦弗利第一次婚姻期间，母亲常常不打招呼，随便来访，这在中国人看来再平常不过了，可却遭到了女儿的抗议。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在儒家的伦理秩序中，往往不允许晚辈直呼长辈的姓名，这也是长幼有序的要求，否则会被视为没有教养，不懂规矩。《弟子规》中写道：“称尊长，勿呼名。”而在美国，人与人之间不论长幼都可以直呼其名，越亲密越如此，体现了对平等的追求。小说中，瑞奇初次拜见未来的丈母娘，临别时，他紧握两位老人的手，说：“林达，庭姆，我相信我们不久以后还会见面的。”［3］189林达和庭姆是韦弗利的母亲和父亲的名字，除了几个同辈的至亲好友外，无人这样直呼他们的大名。这个举动在华人眼里就是“没大没小”！可瑞奇浑然不知，还觉得自己与未来的丈母娘挺谈得来呢。但是吴晶妹和韦弗利等人由于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她们总是以“叔叔、阿姨”等称呼长辈。简单的称呼，体现的却是价值观的差异。
（二）中国式的谦虚与美国式的直爽之间的冲突
为了得到母亲的支持，经过精心策划，韦弗利带瑞奇来家里吃饭。因为她知道“烹饪是我母亲表现她的爱意、骄傲和能力的一种方式”［3］186。谁夸颂她的烹饪，谁就会取得她的欢心。赴宴前，韦弗利反复叮嘱瑞奇：“饭后一定要告诉她，她烧的菜是你吃过的最好的。”［3］186果然她妈妈烧了一桌丰盛的中国菜，包括她的拿手好菜梅干菜蒸肉。按照中国的习惯，老太太对自己的拿手菜总是先谦虚一番，说自己的菜
做得如何不好，其实意在获得大家的表扬。那晚，她满心欢喜地端出自己得意的梅干菜蒸肉，骄傲地放在未来女婿的面前，自己尝了一口后故意谦虚地说：“唉，这菜太淡了，没味，真让人难以下咽。”［3］188那句话实际上是提醒大家快来尝一口，然后称赞她烧的菜如何美味可口。但是，在座的人还没来得及这样做，瑞奇就接着老太太的话说：“你知道，只要放点酱油就可以了。”［3］188说着就在这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上倒上了一层乌黑的酱油，顿时老太太变了脸色，气得目瞪口呆，弄得在场的其他人尴尬得不知说什么好。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以谦虚为美德，对别人的赞扬、夸奖常礼仪性地予以否认，更不喜欢炫耀自己的成绩；美国人崇尚自我奋斗，常会对别人的赞扬乐于接受并表示感谢，对自己的成绩也乐于展示。瑞奇把一切都搅混了，可他自己还蒙在鼓里，因为他根本就无法理解中国人这种自贬式的谦虚。
（三）儒家伦理中的家族观念与美国精神中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冲突
韦弗利获得全国象棋冠军后，她妈妈喜欢到处炫耀，自己也跟着出名。女儿看不惯这一套，抗议道：“为什么您总是用我来炫耀呢？您想出名，自己学下棋好了。”［3］97儒家伦理重视家族的力量，一家人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母亲们望女成凤，把自己年轻时的遗憾用最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女儿们身上，无形中给女儿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女儿成名了，母凭女贵，当妈的当然高兴。可是小说中女儿们崇尚的是美国精神中的“个人奋斗”。她们认为自己的成功纯粹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与父母无关。韦弗利对母亲行为的反感使她最终放弃了下棋。
（四）作为华裔的女儿与美国白人之间的冲突
小说中的四个女儿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中国传统教育，但毕竟在华人家庭中长大，由于母亲们的言传身教、长期的耳濡目染，这些传统还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的成长、思想及各自的婚姻，因此她们在无意识中接受的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又与正宗的美国人发生了矛盾。韦弗利打算和白人男友瑞奇结婚。可瑞奇比韦弗利小几岁，她担心这桩美国式的婚姻会遭到母亲的反对。尽管对母亲心存怨恨，她还是想方设法试图先得到母亲的认可而没有如瑞奇所说的“说一句‘妈妈、爸爸，我准备结婚了’”［3］189。母亲总是对瑞奇挖苦讽刺。韦弗利向朋友玛琳娜诉苦，玛琳娜建议：“告诉她住手，别破坏你的生活，告诉她闭嘴！”［3］182女儿让母亲闭嘴，这在儒家文化中也是闻所未闻。韦弗利虽然对中国传统伦理——孝道一知半解，却深知作为女儿，是不能对一个中国母亲说“闭嘴”的，“你会被指控为杀人帮凶”［3］182。韦弗利一方面讨厌母亲干涉自己的婚姻，坚决要独立，另一方面又要顾及中国的孝道，这让她处于矛盾之中，非常痛苦。
小说主人公之一罗丝是位性格温顺的姑娘，一次她受白人朋友泰德的邀请出席他父母的招待会。这是一个典型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泰德的母亲婉转地表示不同意罗丝和泰德结婚。罗丝听后心里虽然不高兴，但没有公开表示反抗。当泰德得知此事时，他大为恼火。首先他对罗丝不为自己的权利斗争感到吃惊和不解，然后他又当着众人的面大声斥责他的母亲不尊重他的权利。婚后罗丝对泰德百依百顺，因为她相信这是她爱他的表现。这是中国儒家思想中“夫为妻纲”、“夫唱妻随”的伦理要求。然而事与愿违，泰德反而对她产生了厌倦提出离婚。这下震动了罗丝，经过痛苦的反思后，她终于明白了，在美国，作为一个人，她应该有自己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因此，她决心为自己在婚姻中的权利和平等地位而斗争。泰德发现妻子原来并不是一个唯唯诺诺、毫无权利意识的弱女子，两人竟破镜重圆，生活得比以前更加美满。在这里，先是泰德违背父母之愿选择了亚裔妻子，而后一向没有主见的罗丝学会了对丈夫说“不”。这两件事都表现了美国家庭中的独立意识。
女儿们在与母亲们的不断冲突中长大，经历了各自的快乐、烦恼与痛苦，也希望能缓和一下母女之间的矛盾，试图去理解母亲。小说行将结束时，女儿们已意识到她们需要了解中国文化才能了解自己，克服自己的弱点，并使其变为优势。吴晶妹的中国行从中国传统伦理角度看，实际上是在尽“孝”，完成母亲未了的心愿。母亲们在遭到长期的反抗后，不再利用母亲的权威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早已成熟的女儿们了，注意到在她们生活的基础上女儿们正在谱写更为美好的生活篇章。母女间的这种和解，不只是两代人之间矛盾的化解，也是作家的希望，希望华裔的后代能在两种文化间取长补短、和谐地融合。
三、结语
中国儒家思想和美国精神相比，无所谓孰优孰劣，各有所长。处在不同文化圈中的人们应该互相宽容、互相理解，取长补短。只有这样，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才能减少冲突，和谐共处，最终实现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
论文关键词：斯坦贝克；生态；生态伦理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重要作家约翰·斯坦贝克习惯上被评论界定义为“愤怒的作家”，其原因是，囿于当时的环境，批评家们只看到了《愤怒的葡萄》表达了作者对有产者剥夺穷人的愤怒，而没有发现其中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在它问世之后，著名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称“《愤怒的葡萄》属于像《汤姆叔叔的小屋》一类的了不起的愤怒之书(angrybook)的范畴”，约瑟夫·沃伦·比奇说它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生产的在30年代被称为无产阶级小说的最好范例”。后来，又有批评家对这部小说大加抨击，说“斯坦贝克要么是描写低等的动物，要么是描写快要沦为动物的发育不全的人”，另一位评论界泰斗艾德蒙·威尔逊说：“《愤怒的葡萄》的字里行间充斥着令人作呕的空话。”“因为威尔逊不喜欢小说把人类降低到一种动物的水平上并让他们具有太多的自然本性，太粗俗也太低贱。”
但自从人类进入20世纪，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和环境灾难使人类从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盲目乐观和狂妄自大中清醒过来。因为，无数的事实说明“现在每天约有100多个物种永远消失，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速度还会加倍甚至翻番。这个星球上，维持生命的资源，如空气、水和土壤，正被惊人地污染或消耗。
诞生于20世纪的生态伦理、生态哲学和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给人们解读文学经典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批评武器，人们开始从生态的角度重新阐释斯坦贝克的作品。美国著名生态学者，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教授(RoderickFrazierNash)在其生态学巨著《大自然的权利》中，引用了西尔多·罗斯雷克(Theod．oreRoszak)的话说，当代的环境主义“从根本上说是颠覆性的”，“因为它的唯一目的就是‘解构’当代美国的社会和文化”。比特·利斯卡的《约翰·斯坦贝克的广阔世界》为斯坦贝克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变化，作者以其非凡的洞察力“预示了一种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斯坦贝克作品的倾向”。美国西南卡莱罗纳大学学者布瑞恩·马斯塔斯(BminMaste．璐)指出：“约翰·斯坦贝克是生态批评领域里一颗光耀夺目的明星”，“是没有得到承认的生态批评之父”。他还说：“事实上，在最近出版的许多生态批评的文集中，斯坦贝克很少被人提及。”
一、伦理与生态伦理
美国伦理学家戴斯·贾丁斯说：“伦理(ethics)一词来自希腊词ethos，意思是‘惯例’(custom)。在这个意义上，伦理是指一般的信念、态度或指导惯例行为的标准。这样，认识到任何社会都有确定惯例的典型的信念、态度和社会标准，因而任何社会都有其伦理。’’
说到环境伦理学，贾丁斯指出：“一般地说，环境伦理学旨在系统地阐释有关人类和自然环境的道德关系。环境伦理学假设人类对自然界的行为能够而且也一直被道德规范约束着。”罗德里克·弗雷泽·纳什在《大自然的权利》中指出：“伦理学应从只关心人(或他们的上帝)扩展到动物、植物、岩石、甚至一般意义上的大自然或环境。”绪论丹)
早在弗雷泽·纳什之前，就有学者看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剥削、蹂躏所造成的巨大灾难。1915年，阿尔伯特·施韦泽(AlbertSchweitzer)讨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1940年，奥尔多·利奥波德(d0leopold)呼唤一种整体主义的生物中心主义道德，他称之为“大地伦理”(1andethic)。深层生态学／生物中心主义(deepecologyorbiocentrism)把一种至少是与人相等的伦理地位赋予了大自然。这对西方几千年来的传统伦理提出了公开挑战。“因为西方传统哲学否认人与自然之间有任何直接的道德关系。根据大多传统的伦理学理论，只有人类才有道德身份(moralstanding)，其他事物只有在服务于人类利益时才有伦理价值。”所以，几千年来，人类把大自然当做奴仆，“自然环境成了被剥削的无产阶级，是被我们大家的工业制度蹂躏的黑人”。
西方的哲学、文化和宗教传统是环境灾难、生态危机的根源，诞生于这种语境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在西方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根深蒂固的。例如，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植物活着是为了动物，所有动物活着是为了人类……自然就是为了人而造的万物。”托马斯·阿奎那更是直言不讳地说：“由于动物天生要被人所用，这是一种自然的过程。相应地，根据神的旨意，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驭之……’’
二、斯坦贝克的生态伦理思想的表现
1．作者极大地关注了小人物的命运和悲欢离合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
正如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折射生态伦理观念一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反映了一个社会的伦理观念，甚至反映一个社会的生态伦理和生态哲学。斯坦贝克作为一个有着生态伦理思想的伟大作家，满怀深情地讴歌了人与人之间的爱心，特别是他关注了小人物的命运和悲欢离合。从表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阐明了自己的生态伦理思想。
生态主义者认为：“人统治自然绝对根源于人统治人。米尔布拉斯指出：“我们的文明是一种统治的文明：这种文明被定向于允许一些人去征服另外一些人。”根植于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西方文明认为“他们应当努力去统治对方，吃掉对方或者被对方吃掉。而美国人则相信，他们必须保持他们在全世界中的强者地位”。
斯坦贝克则反其道而行之，他深情歌颂了处于受压迫地位的黑人，以充满同情的心态描写了贫穷的流浪工人等。在他晚年发表的游记《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中，作者表达了对黑人的同情和赞美。在谈到黑人古柏家时，他写道：“他们是我惟一认识或有接触的黑人……当我听到，譬如说，黑人是个次等民族时，我在想，一定是有关当局得到了错误的信息。当我听到黑人都是脏鬼时，我记起了古柏太太晶亮的厨房。懒惰?古柏先生大型运货马车走在街上的得得马蹄声，总是在黎明时分扰我清梦。不诚实?古柏先生是萨利纳斯极少数欠钱绝不拖过当月l5号的人之一。
作者不仅赞美黑人的优秀品质，还对种族主义分子的丑恶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例如，对他亲眼目睹的女种族主义分子拉拉队反对黑人孩子上学的拙劣表演，他说：“这些女人的表现，赋予了‘母亲’这个词一些很奇怪的定义。更离谱的是，其中一小组人对此事已经熟稔到被称为‘拉拉队员’的地步。”
环境主义者提出：“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必须争取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乔德的妈妈就是在人与人和谐方面的光辉榜样。在《愤怒的葡萄》中，作者热情赞扬了乔德的妈妈，即使自己家处于困境，她也随时准备帮助别人，把宝贵的食品分给别人。乔德妈妈是这篇小说中最完美的女性形象。自始至终，她就是一位导师和女神。她没有姓名，一直被称做“妈”，这更增强完善了她的母亲形象。她细心关爱自己的孩子，也关心需要帮助的邻里的孩子。她善待公公和婆婆，当她看到邻居的孩子围在饭锅的周围，她慷慨地把本来不足的食品均给孩子们。她说：“从来没听说过乔德家或是黑兹利兹家有过路人要借宿、要讨点东西吃或是要搭我们的车的时候，拒绝过人家的要求。”当威尔逊怕因为自己钱少会连累乔德一家时，妈说：“你们绝不会连累我们。彼此互相帮助，我们便都可以到加利福尼亚了。”
在《人鼠之间》这个富有多重隐喻的小说中，作者歌颂了小人物的友谊。它讲述的是两个流浪农业工人关于土地的梦想和相依为命的故事。他们在农业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下被迫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们幻想着有一天他们能有一小块土地，过上愉快自由的日子。尽管莱尼弱智，经常惹麻烦，乔治从不放弃他。有一次，莱尼又惹了祸，觉得对不起乔治，说要走，离开乔治。乔治说，“我需要你留下，和我在一起”，“要是你一个人住在山上，会有人把你当做一匹野狼把你射死的”。朴实的语言，深厚的感情!
斯坦贝克笔下的小人物之间的互相关爱、互相同情是对鼓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西方哲学的无情批判，也是对符合生态伦理的和谐人际关系的深情赞美和讴歌。
2．斯坦贝克控诉了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和破坏
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和生态文学批评的矛头就是直指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其主要策略是颠覆和消解西方哲学中的二元对立，如人／自然、意义／物质、大脑／身体、男人／女人等的对立。在生态主义者和生态／环境伦理学者看来，强调自然的重要性，关注动物等其他自然现象，就是对以自然为敌、破坏自然、征服自然的文化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工业主义、享乐主义的抗议和挑战。
肇始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把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自然是功不可没。但是，人类中心主义也随之登场。例如弗朗西斯·培根，要“让大自然及其儿女供人类使用，使她们成为人类的奴隶”。迪卡尔说要使人类成为“大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康德说“人是自然的立法者”，这类表现人类优于自然，要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豪言壮语，标志着人类中心主义在欧美的诞生并对近现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标志着近现代生态灾难的开始。
在《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中，有着生态学背景的作者深情地表达了对红杉林的感情，痛斥了滥采滥伐。他说，“红杉给人的感觉无法传达”，“红杉不像我们认识的其他树木，红杉是来自另外一个时代的使节”。有个人“借着地主的身份所带来的权利，他把所有的树都砍了卖掉。镇上所有的人都对这件事感到震惊，并且愤怒得说不出话来”。因此，“对美洲杉而言，所有的人类都是陌生人，都是野蛮人”。
正如杰帕里尼在《斯坦贝克横越美国》的“导读”中说的：“斯坦贝克最好的小说之所以迷人，部分原因在于作者对于一块土地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还有对土地上的人民和环境之间重要的关系都有深厚的感情。”导读，聊这本书表达了作者对环境问题的极大关注：“美国人在环境问题上的失败到了对人类精神本质的极端不负责任的地步，如同背信弃义。”当然，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中，早就谴责了由于人类的愚昧无知、贪婪掠夺造成的生态灾难。他在小说第一章就描绘了俄克拉何马州的生态灾难：“在雨水冲成的沟渠中，细土像流水似的直往下滚。土拨鼠和蚁狮一活动，尘土就像雪崩似的坍了下来。”此外，由于土地被过度开垦，地表土失去了保护，在干旱气候下出现的“尘暴”，把地表土吹走，“风越刮越猛，在石头底下吹过，卷起稻草和枯叶，甚至还卷起小土块……玉米用它软弱了的叶子与风搏斗，直到根部被猛掀猛撬的风刮松了”。
作者在小说的第十三章，对于造成生态灾难的人类的贪婪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我真不懂这个国家会弄成什么样子……天天有五六十车人从这儿过，都是带着家小和东西往西去。他们上哪儿去?他们去干什么?”“哎，我真不知道这个国家会弄成什么样子。真不懂。” “可是这个国家会弄成什么样子呢?我想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到底会搞成什么样子?”斯坦贝克用重复的手法反复发问，强调了人们的愤怒和困惑。对于这个问题，凯西是这样回答的：“譬如我吧，一向都在拼命跟恶魔斗争，因为我从前认为恶魔是我们的敌人。可是有一种比恶魔还要凶恶的东西抓住了这个国家，不把这个家伙砍掉，它是不会甘休的。”斯坦贝克不正是在暗示，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人类对自然的贪婪掠夺和无情蹂躏是生态灾难的始作俑者吗?
据统计，仅1935年3月，“一场新尘暴席卷了南部平原，毁掉了堪萨斯一半的麦作物，俄克拉何马的四分之一，以及内布拉斯加的全部——500万英亩全部被吹光了”。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尘暴总被说成是‘上帝的行为’，人类则是无辜的牺牲者。其实，尘暴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人类的愚蠢，因为人摧毁了大平原的自然生态。”占阱’美国史学家林恩·怀特在《我们的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里一针见血地指出：“犹太一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它“构成了我们的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指导着我们的科学和技术”，鼓励着人们“以统治的态度对待自然”。
对于人类这种愚蠢的行为，作者在《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中警告说：“如果最多才多艺的生命形态——人类——用他们一直以来所使用的方式努力生存，那么他们不但会毁掉自己，还会毁掉其他的生命。”因为斯坦贝克深知，“自从希腊和罗马衰落，基督教出现以来，大自然在西方伦理学中就没有得到公平对待”。
3．作者充满爱心描写动物，体现了作者的生态伦理思想
盛行于西方社会几千年的“人类中心主义”，不但造成了人类的贪婪无知和狂妄，也唆使人类对大自然实施了残酷的剥削，无情的掠夺和残忍的杀戮，从而导致多种动植物的灭绝。有人警告说：“由于人类的活动，地球生命面临着自6500万年前的恐龙时代以来最大规模的生物灭绝问题。”人类在对待动物问题上一直沿用了错误的做法。
而斯坦贝克则在作品中，反复表现了自己对各种动物的感情和挚爱。在《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中，作者花了很大篇幅描写他的狗查理的活动。在《人鼠之间》这部小说中，开卷就是美丽的大自然和自然界里的动物。“沙滩上树底下，落叶积得厚厚一层，而且是那么干脆。一条蜥蜴走过便会嘎嘎地响起来。一到黄昏，兔子便从树林走出来，坐在沙上。涣熊夜行的足迹盖过了湿渍的洼地，还有从农场里跑出来的狗四散的脚印，和黑夜里跑来饮水的鹿打楔子般裂开的足痕。
在《美国与美国人》中，斯坦贝克谈到了一次打猎的经历。面对郊狼，他说，“我的手指迟迟不愿碰触扳机”“现在我对这两条活蹦乱跳的健康郊狼有了象征性的责任。在万物关系的微妙世界中，我们将永远被绑在一起”。
斯坦贝克的这种生态伦理观念可追溯到达尔文和梭罗的生态思想。生态思想的先驱梭罗在《缅因州的森林》中写道：“森林中并不是没有居住者，里面住满了和我一样善良而诚实的精灵。”他曾经“把翻车鱼、植物、臭鼬、甚至星星视为伴侣和邻居——换言之，他所属的共同体的成员”。早在梭罗之前的1835年，达尔文就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高傲自大的人类以为，他自己是一件伟大的作品，值得上帝给与关照。我相信，把人视为从动物进化而来的存在物，这是更为真实和谦虚的。因为达尔文相信，“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它得到的视野就越宽广。的确，检验一个人是否真正文明的标准，就是他或她扩展其同情或道德的程度”。对人的标准是这样，难道说对一个社会的标准不更应该是这样吗?难道说斯坦贝克不正是一位有着高度的文明精神和生态伦理思想的作家吗?
斯坦贝克的生态及生态伦理思想极其难能可贵。这实际上体现了生态伦理学家们提倡的把人的“天赋权利”扩展到动物、植物以及整个自然界的“大自然的权利”。他的这种思想类似于“生物中心伦理”(bio．centricethics)。该理论认为：“所有生命均有内在价值。”生物中心伦理的一个早期版本是阿尔伯特·施韦泽的“敬畏生命”(reverenceforlife)理论。施韦泽说：“落时分的非洲，我们正在一群河马之问乘船逆流而上，在我的脑海中突然闪出一个念头，那就是要‘敬畏生命’。”
关键词：陈力娇；动物小小说；悲悯情怀；生态保护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0—0319—01
近年来，龙江作家陈力娇创作颇丰，尤其在小小说创作上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先后荣获全国读者最喜爱的微型小说奖、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中国新世纪小小说风云人物榜·新36星座奖、中国小小说第五届金麻雀奖等，这些奖项的获得是对陈力娇小小说创作的肯定与褒奖。在陈力娇的这些小小说中，有一类动物小小说，数量虽不多，但却颇引人注目。作家以动物的视角来审视与反思人性，寻求人类生存的哲理内涵，引导人们树立生态意识。
一、心怀大爱的悲悯情怀
有人说陈力娇是位具有宗教情怀的作家，她的作品引人向善，倡导人类找回博爱之心。正因如此，渴求人与动物和谐共存的诗意书写成为陈力娇动物小小说叙事的最大特色。
从陈力娇的小小说中，我们能感受到人与动物之间深厚的情谊，动物的忠诚与人性的纯真互相映衬，令人心生悲悯之情。在《猎犬黑豹》中，猎犬黑豹跟随科考队一起去南极考察，途中遇到冰壁滑落，黑豹勇救队员小吴而受伤，伤口感染，高烧不退。科考队伍为了在指定时间内到达营地，决定放弃黑豹，不忍心丢下黑豹的小吴不得不伤心地与黑豹离别，他“像放孩子一样把黑豹放在了冰地上，又不放心，就把自己的一件红色羊绒衫给它铺上，然后留下了足够黑豹吃的食物”。然而坚强的黑豹却奇迹般地从另一条路径提前到达了指定地点。结尾小吴的一句“黑豹，哥们儿，没忘了带着我的羊绒衫呢”令人动容，黑豹勇敢、忠诚、不弃不离的品格感天动地。
小小说《红泪》也写了一个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感人故事。小说中的蟒蛇壮壮非常善良，他因母亲误把山下老伯的小孙子缠死而与母亲分开，在被鼠夹打中生命奄奄一息之际，他爬到老伯家，欲替母赎罪，希望老伯能用自己身上的肉、皮、胆等去换钱，再养一个小孩。然而老伯同样是个善良之人，当他发现壮壮受伤之后，立刻让儿子把家里的急救箱拿出来为壮壮治疗，人与动物的心灵在此真正做到了息息要通。小说结尾蜡烛滴出的“红泪”蕴含深刻，老伯的大爱情怀使壮壮与老伯的儿子感动落泪，也使读者感动落泪，作家呼唤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大爱情怀力透纸背。
在《阿宠的春天》中，雪青马阿宠为了拯救困在井下的四十九条饥饿矿工的生命，它默默地咬断了自己的大动脉。为了人类，它不仅奉献了自己的双眼（这匹马因出生不到半年就被送到井下长期劳作导致眼瞎），还奉献出了整个生命。阿宠对人类的大爱之举令人肝肠寸断。阿宠死了，但是它生命的春天刚刚开始，因为它把牺牲与奉献的精神播种到了人们的心间，它把博爱的种子播散到了人间。
从陈力娇的动物小小说中，我们能感受到她对动物的深情，这不仅是从动物立场出发的对动物的尊重、敬畏与同情，更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的大爱情怀。
二、生态保护的忧患意识
当下，人类对大自然的生态破坏令人发指，树立生态意识已成为当务之急。在小小说《胜利》中，面对人类对自身家园的侵略与洗劫，土拨鼠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保护家园，保护同类，保护生态平衡，其实也是在保护人类。小说借土拨鼠妈妈的口道出了人类的灾难，“人类在自讨苦吃，没了我们，狼就不来了，没有了狼，兽类就不会那样矫健了，当一切都灭绝，土地就风化了，风沙会把城市吞没。”小说结尾，尾巴上被人拴上爆竹点燃的土拔鼠像一个英雄，他镇定地跃上人的肩头，对伤害他们的人进行奋起反击。小说的寓意很深刻，的确，世间万物都处在食物链的复杂关系之中，缺失一个，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因人类的一己贪欲而导致生态失衡，后果是惨重的。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认为，“以往的伦理观念是处理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现在到了需要一种处理人与大地关系的新的伦理学的时候了。”是的，人与大地上的植物、动物、土壤等等都是一个共同体中的成员，彼此是平等的。然而，现实社会中，人类却常常把自己当成是世界的主宰，因此，许多悲剧就发生了。陈力娇在动物小小说中表达了对生态保护的忧患意识。
这一点在《回家》中也有突出的表现。《回家》中写了一群想要逃离困住他们栅栏的猪，这些猪不满人类给它们吃添加剂，不满人类束缚他们的自由，不满人类对它们的肆意屠宰，于是它们想出来一条打地道的逃生之路。地道打通后，珍珠、亮蹄和四眼一起把小丽和十二个猪崽送了出去，而它们则用自己的身子把洞口堵上了。这篇小小说通过对猪的生存遭遇的描写，引发读者对动物生存的人道关注。作家叶广芩曾说：“能感受快乐和痛苦的不仅仅是人，动物也同样，它们的生命是极有灵性的，有它们自己的高贵和庄严。我们应该给予理解和尊重。”的确，动物是有灵性的，关爱与奉献，诚实与善良，忠诚与勇敢以及团队精神等，这些人性中既伟大也普通的品质在动物身上同样存在。因此，作家希望每个人都发现这样一个道理，即“我们和动物同属于一个家族，人类所具有的东西动物不会一点儿没有，动物所具有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也为人类所分享。”①然而，长期以来，人类常常是残忍地对待动物，“人类常以开发文明为借口，破坏美丽的大自然，甚至思议杀害野生动物。而我始终想赋予它们安宁、平静的生活，人类应该停止虐待野生动物，这是我最大的心愿。”②不错，对动物没有怜悯之心，对人类也不会有怜悯之心，正如昆德拉所说的，对待动物的态度是检测人性的标尺。残忍地对待动物的人不仅是人性丑陋之人，也是生态良性发展的罪人。
陈力娇的这些动物小小说犹如一曲曲苍凉、悲壮的牧歌，它们丰富了小小说文学的形象画廊，具有鲜明的生态意识与人性救赎的哲理意蕴。作家深入地挖掘了动物身上的人性光芒，呼唤人们对动物的同情与怜悯，倡导人与动物间的和谐大爱。相信胸怀大爱的陈力娇会写出更加优秀的动物小小说。
参考文献：
关键词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论，《觉醒》，艾德娜
随着19世纪末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和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开始用写作来表达女性声音，凯特・肖邦的小说《觉醒》在当时最具代表性，但由于其婚外恋主题触及了美国伦理道德禁忌，故该书一直被视为有伤风化的禁书，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得到评论界客观、公正的评价。
作者在《觉醒》中对女主人公心理活动描写精湛、分析透彻，艾德娜的非正常人格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一本我、自我、超我契合。本我是与生俱来的无意识的各种本能欲望和冲动，本我以追求本能冲动和被压抑欲望的满足为目的。自我与外部世界直接联系，使欲望冲动遵守现实要求。超我是理想自我，以指导自我限制本我活动为主要职责，包括“良心”和“自我理想”。弗氏认为：如果本我、自我、超我三者彼此和谐运作，就会形成一个发展正常、适应良好的人。如果三者失去平衡或长期发生冲突，就会导致个体适应社会困难，形成非正常人格。
在艾德娜心理发展过程中本我占绝对优势，一直操纵她的思想和行为，她的一切都是以快乐为目的，寻求所谓一时满足，当她梦醒后无法接受现实回到自我。在小说结尾，超我虽然一时占了上风，但在超我、本我和自我激烈斗争中，超我还是没有限制住本我，本我最后击败了超我，她最后只能以死来作为对破坏业已存在的社会秩序和败坏伦理道德的补偿。艾德娜的本我、自我、超我长期处于冲突中，致使她适应社会困难，神经质特征明显，是个典型的精神病人，无法过常人生活，形成了非正常人格。
合理的婚姻关系应该以爱情和义务统一为伦理基础，艾德娜对丈夫没有感情。对孩子关心很少，对丈夫和孩子都没有尽到做妻子和母亲的义务，她儿子生病，她却“很肯定朗武没有发烧”，与其他克里欧的女人明显不同，她“不是妈妈型的女人”，很少做家务活，好像自己是个过客。尤其在格蓝岛偶遇劳伯特后，她更加为所欲为、变本加厉，本我支配了超我， “她再次感受到童年时期、少女时期和刚成年时曾经体验过的痴迷恋情。”罗伯特使艾德娜释放本能冲动，“什么宗教、信义，一切都可以不管了”。非理性本我冲昏了头脑。全然抛弃了现实中自我，也违背了爱情排他性伦理本质。一般来说，婚外恋者从婚外对象身上，常可以获得从其配偶身上得不到的精神上慰藉及生理和心理的满足。当一个人婚外恋心理得到满足的同时，罪恶感也随之而来，必须及时用理性、道德和责任感的力量去驾驭自己的行为才能有效地阻止其发展下去，否则，婚外恋随时会使家庭产生危机甚至解体，败坏了当事人的名声，艾德娜的个案表明了她没有及时从不道德婚外恋中醒悟而导致身败名裂。
她的那些积极使她更肆无忌惮地抛弃家庭。她搬到了自己的“鸽楼”，为婚外情提供了固定场所，自此以后，她无拘无束、不道德地过起了婚外生活。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女婚外恋者只是想得到的一时满足，而不想使自己的婚姻、家庭解体，她们的婚外情大多在偷偷摸摸中进行，惟恐其丈夫等熟人发现，就这点而言，艾德娜则比其他女婚外恋者走得更远。艾德娜离家出走后，她的丈夫给她寄信仍希望她重新回到家共享天伦之乐，她却不思悔改。在感情旋涡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过着脱离自我并遭人唾弃的生活。
劳伯特离开艾德娜后，“她的日子变得乏味多了”，本我冲动也达到了极限，“她要远远的游出去，游到别的女人从来不曾游过的地方!”几乎每天都要到芮芝小姐家等候他来信，她丈夫看到她魂不守舍还特意找医生进行心理咨询。医生说：“她行事不太正常，很古怪，不太像她原来的自己…”她整个的态度――对我，对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变了。”医生认为她暂时无法治愈，任其发展到道德化超我战胜本我，她会良心发现，重新回到现实自我。然而，她的本我已发展到一发不可收拾，精神病已发作到了极点，支配她另寻新欢以满足本我冲动，道德化超我对本我没有起到限制作用，厄络宾的吻，“是她这一生中，第一次真正触动到她的本性”，给她充分满足与宣泄。然而，好景不长，盼望已久的白马王子劳伯特先生终于回来了，起初艾德娜感到很兴奋，但后来发现他已失去往日热情：“你是礼昂・庞特里耶的太太。”此时的劳伯特决心已定要重新回到社会中，劳伯特心里虽很爱她，但不想也没有勇气冲破传统伦理道德禁忌被社会所不容，此时的艾德娜仍痴迷不悟：“我们应该是彼此的一切。”她的本我在和自我、超我斗争中依然占据绝对优势，艾德娜的本能冲动战胜了理性，对社会缺乏认识，走进了一条脱离社会的死胡同。劳伯特意识到他们已无法沟通就很快离开了她。显然，罗伯特在道德观念上依然认同女人的最后归宿还是家庭，艾德娜对罗伯特无心冲破传统道德感到彻底失望了，幻想终身和他相守的美梦也随之破灭，此时，她开始对现实进行思考：这些欲望只能是昙花一现。此时在自我和本我斗争中，自我暂时告胜，然而，艾德娜没有足够勇气再回到社会中，道德化超我也时而浮现在脑海中，她感到对不起丈夫、孩子和家庭，但事时境迁，再也无力弥补自己的过失，于是，她向大海深处游去，“她一直往前游……并没有回头望。”她要大海净化她的灵魂，虽然她向往自由是合理的，然而，她的做法却令人难以认同，最后虽然有所悔悟，但仍没有勇气接受现实回到社会中，而以死来寻求所谓的解脱，以生命为代价来消极逃避社会，又是极端自私的表现。
通过细读文本，读者会发现其实艾德娜丈夫平时对她很关心，可以说达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她晚上游泳回来时，他担心她会“累坏了”，她丈夫出门在外也一直惦记着妻子，“庞太太收到寄来的礼物，是她先生寄的”，周围的女人很羡慕庞太太，“公认庞先生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艾德娜的丈夫在格蓝岛度假期间，并未干涉她与劳伯特的交往，对他们很宽容，并没有限制她的人身自由。艾德娜丈夫和孩子关系非常亲近，“小孩看见爸爸都要跟着去”。相反，艾德娜作为妻子，“居然对他的事那么无动于衷。对他所说的话那么不重视”。他们有一双可爱的儿女，在别人眼里家庭非常完美，然而，艾德娜并没有去珍惜，作为家庭核心成员之一，理应为孩子负责， “如果照顾孩子的责任不是母亲的，究竟还会是谁的?”相夫教子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最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根据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出人的整个文明程度。”家庭的幸福要靠夫妻双方共同营造，一般来说，夫妇结婚有了孩子以后，双方在感情上不像新婚时那么炽烈了，这时候，双方需要互相理解、互相体贴。当一方发现对方有了不顺心事时，应多用劝慰对方，使之感到家庭温暖与幸福。由于女性生理特点决定了家庭尤其需要女人呵护，这也符合家庭伦理。她非但没有呵护家庭，反而破坏了家庭的正常秩序，做了伤风败俗之事，败坏了家庭伦理。由于家庭是社会细胞，从而也必然危及社会稳定。
艾德娜的婚外情及抛弃家庭等一系列不道德行为打破了社会禁忌，破坏了19世纪末美国南方社会业已存在的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败坏了维多利亚时期女性传统伦理道德，对家庭和社会都造成了严重影响，也造成了她的个人悲剧。她全然变成了离经叛道的女性，这些堕落思想和行为都是在非理性本我支配下进行的，她的本我没有有效地受到道德化超我控制和约束，这决定了她必然是个悲剧性人物，她的婚外情也注定毫无结果，只能是自作自受，犹如“一只断了羽翼的飞鸟……坠入水中”。她虽然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但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自由”代价直至生命。
关键词：朱天文；电影文学；身份；乡愁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以小说名世的朱天文，也是台湾新电影的知名编剧。1983年之后，她作为编剧与侯孝贤导演长期合作，创作了许多为台湾电影赢得国际声誉的电影作品，其间亦不断出版同名电影剧本及电影小说。电影是拟态的艺术，小说是讲述的艺术，作为独立的文艺样式，这些电影剧本和小说有自己独特的审美韵味，与侯孝贤最终完成的电影既有内在联系，亦有较大差异。本文的研究对象仅涉及朱天文的电影剧本和电影小说，并将其统称为“电影文学”。作家阿城认为侯孝贤是贵金属，朱天文是稀有金属，如果没有朱天文，侯孝贤的电影成不了一种独特合金，不会是今天这样。电影学界对侯孝贤导演的电影作品研究汗牛充栋，可是对其最重要的合作者、御用编剧朱天文的电影文学涉猎不多，文学界对朱天文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她的长篇小说上，对她的电影小说研究亦几乎没有关注。这些缺失对于台湾电影和台湾文学来说是一个遗憾，本文将着重研究朱天文的电影文学，以期弥补这个遗憾，也借由朱天文的电影文学研究对侯孝贤的电影做出更多角度的读解与补充。纵观朱天文的电影文学作品，可以发现“乡镇”构成了其主要的叙事背景，基于此，呈现于朱天文电影文学中的“乡镇”，成为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朱天文的电影文学彰显着时代的风貌，依主题而言大致有三类：个体成长的记忆，族群历史的重构，以及笼罩下的都市生态。乡镇作为一种叙事空间，为台湾社会的时代变迁与生活面貌提供了可资观照的视域。概言之，在朱天文电影文学对于记忆和历史的书写与重组中，乡镇既承载了个体成长的叛逆、彷徨和创伤，也承载了家国与族群的离乱、忧患与艰辛，从而整合人性人情的多重寓意，寄寓着创作者对现实的观照，对历史的内省，对故土的乡愁，以及对传统弥散的悲剧性心态。
一、迷惘的身份
台湾地形复杂，自古是航海要冲，兵家必争之地。台湾逐步进入中国历史，可以从南宋的海外贸易开始追溯。历经荷兰的殖民地统治、倭寇的骚扰、“开台圣王”郑成功的秉政与坚守、清政府的“汉化”大开发、后长达50年之久日本的奴役、光复后的“威权”统治、以及1970年代后走向政治民主、经济腾飞且积患重重的新时代。几经离乱、繁复曲折的历史带来的不仅仅是台湾充满血泪的发展历程，而且还带来了台湾人对其“身份”认定的迷惑。1946年台湾作家吴浊流在日本出版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在作家笔下，台湾是亚洲“身份”不明的孤儿。1972年大陆，台湾失去了联合国的席位，失去了政权合法性的依据，“身份”不明且日益尴尬。台湾音乐教父罗大佑写了一首著名的同名歌曲《亚细亚的孤儿》，歌中唱到：“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西风在东方唱着悲伤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反映在文化认同和归属感上的身份不明，是朱天文电影文学重要的寓意。
“身份”的惆怅，涵盖于个体生命成长、族群历史重构、传统的重建以及现实生态的呈现之中，表达着对于台湾有关历史身份、现实身份和文化身份的探讨与反思。《戏梦人生》将布袋戏大师李天禄的个人生命历程与台湾自清末至日据时期的历史融为一体，于跌宕的命运中组建着台湾复杂多变的历史身份。淡水河边的小镇，戏台上锣鼓声声，戏台下咔嚓咔嚓剪辫子――台湾由此步入殖民统治时代。从淡水镇到石碇镇，再到台中的后里，不断转换的乡镇背景，隐喻着迭变丛生的历史，而这不断漂移的历史所折射出的台湾身份，亦显得格外复杂和凝重。与不断转换的历史身份相偕而至的是复杂的文化身份。语言是人类历史的集体记忆库，文化几乎无法和语言相区别，只有透过语言，文化才有可能发生。朱天文电影文学中的乡镇上既活跃着布袋戏和歌仔戏，也回响着日文歌、闽南语歌曲，以及来自老上海的“时代曲”；来来往往的人操着闽南语、客家话、粤语、沪语和字正腔圆的国语，各种各样的口音里甚至夹杂着日语和英文单字。巴赫汀认为“所有语言行为的重点乃为了夺取权力与权威。”大陆的母体文化、殖民文化、本土文化、外来的西式文化，以及威权统治下的政治话语，都在台湾文化里刻下缕缕印痕，造就了台湾文化的繁杂离散，从而使人们在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上陷入寻根的惆怅。
较之复杂的历史与文化身份，台湾的现实身份却更为暧昧和尴尬。《好男好女》的“戏中戏”，浮现的正是历史埋下的现实困境。剧本中，梁静与蒋碧玉、阿威与钟浩东、现实与历史互为参照。历史中的钟浩东死于政治迫害，现实中的阿威死于黑帮仇杀。历史中的钟浩东和蒋碧玉夫妇富于理想和家国情怀，抗战时期参加大陆的抗日游击队，重返台湾后又介入左翼政治运动。现实中的阿威和梁静却混沌而虚无――阿威深陷于，梁静沉湎于。粤东和粤北的乡村，以及基隆的八堵小镇，承载着昔日的历史，也承载着历史曾经辉映的生命之光；但对于梁静而言，她生活的背景只能是当下的都市，到处都是“Whiskey Agogo，声色犬马”。台湾的现实就如梁静所看到的车窗外流逝着的城市街景，“一切都像是临时搭建的”，人无处安身，精神无所归依。
自1990年代末期以来，乡村和小镇所代表的乡土社会背景从朱天文的笔下悄然隐退，此前一直时隐时现的都市替换为叙事的主背景。但就朱氏电影文学的整体而言，后期的“都市”和早期的“乡镇”同样构成了一重镜像，从而使对台湾现实身份的迷惘更加清晰。在《千禧曼波》中，薇其和豪豪这对都市中的少年男女，就像游走于珊瑚丛中的热带鱼，迷失于其中。在乡镇，成长之年的青春只是无知地放浪，“无父”状态下任性的荒唐；但在都市，少年男女萎化为空洞的躯骸，即使喝水、吃东西、抽烟等动作，也成了纯身体性的行为。打电玩、嗑药、和朋友鬼混，以及对薇其的纠缠，几乎成了豪豪生活的全部内容。生活看不到丝毫光亮，一如他的居室，“屋里像刚给炸弹炸过，弥漫着烟味、硝尘。到处是空啤酒罐、可乐瓶、零食、喝光的龙舌兰”。这种精神空虚，正是“无根”造成的。无论《恋恋风尘》中阿远和阿云山长水远般的情怀，抑或《风柜来的人》中黄锦和和小杏欲说还休的恩情，都在都市腾涌的喧嚣中化为乌有，人变成了“稻草人”。朱天文这样不动声色地描写都市男女身体交缠的欲望：“他们一直在，一次又一次。他们全身湿透了，天花板上的镜子都起了雾气。”摆脱豪豪的纠缠后，薇其远走日本，找寻被黑帮追杀的“捷哥”，但“捷哥”久久没有消息。独处东京甲隆阁旅馆，她看到驰风掣影一掠而过的JR线电车，看到“窗外街光焚城一般，樱的枯枝”。这荒芜的风景，书写的是身份认同的凌乱。一个欲望炽烈而生命感缺失的时代，赋予台湾以“无根”的困境，如若疏远了传统与文化母体，终将无身份可言。
二、无尽的乡愁
“日据”结束，台湾回归中国后，当局推行“三七五减租”和“耕者有其田”政策，繁荣了台湾的农业经济，增加了台湾的财富。随着1970年代台湾经济的腾飞，台湾进入到工业化社会，农民劳工大量涌入城市，农村日益衰退，只剩下老弱妇孺，田地荒芜，满目凋敝，乡土社会逐渐瓦解。“乡土是一个予人安全感与永恒感的想象世界，身在其中，人与社会及自然世界的关系是可知的、亘古不变的。”伴随着时光的流逝，以及农业社会的分崩离析，所有美好的一切都将烟消云散，成为以往，“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凝结成乡愁。
以家族为基本社群、以村落或小镇为基本居住群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先生认为这是一个“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熟人社会稳定有序、伦理昭彰，总呈现出人性的温情。
在朱天文的电影小说《小毕的故事》中，毕妈妈的悲剧唯有在乡土社会中才会发生。头一次见面，毕伯伯见“毕妈妈白皙清瘦可怜见的”，就“只觉惭愧，恐怕亏待了人家母子”，决意“除了一个安稳的家”，还要满心满意“爱惜她一生”。而在毕妈妈这边，同样“心底是感激的”。就这么在彼此的感戴中，毕妈妈和毕伯伯共同生活了十年，直至她突然开煤气自杀。小说以讲述者的口吻这样解释毕妈妈的死因：“毕妈妈的一生是只有毕伯伯的。其实，这世上的哪一桩情感不是千疮百孔？她是太要求全，故而宁可玉碎。”在毕妈妈与毕伯伯之间，更深的是彼此的一种恩情。毕伯伯带给毕妈妈“一个安稳的家”和“爱惜”，于是她默默守护着这份人际的恩情，成为她全部情感的寄托。她“总把自己收拾得一尘不染，走进走出安静的忙家事，从不串门子，从不东家长西家短”。内心似乎总隐藏着对于对方的“亏”与“欠”，在她看来，自己有了家，小毕有了爸爸，这一切如同拯救。然而毕伯伯对小毕说出的那句气活――“我不是你爸爸，我没这个好命受你跪，找你爸爸去跪！”，却在无意中伤及毕妈妈小心翼翼守护的恩情。随着恩情的伤害，生命的寄托也随之坍塌，死就这么成为毕妈妈的选择。
台北县淡水镇，安详宁谧的眷村，这是《小毕的故事》的背景，由此而形成的是一个人情温淳的传统社会。毕妈妈的悲剧，一方面映照出传统社会中人对于人情的珍视，另一方面也谱就人性人情之美的绝唱。之所以谓之“绝唱”，乃因无论小镇抑或眷村都已散入记忆，一个薄情寡恩的商业社会正取代乡土社会。同样的失落也发生在《安安的假期》中，乡间如画的风情和质朴的人情，营造着一个唯美的世界，但却散发着挥之不去的惆怅。因为这个近乎童话的世界，只能永驻于童年的记忆――“曾经有一年夏天，绿得特别的绿，它只是属于安安这个小男孩的。”对那个唯美世界的回忆只能是挽歌，是“乡愁”。
历史变动和社会转型冲击与破坏着作为基础社会的村镇，城市社会的强势发展消解着传统的社会秩序和文化结构，婴儿与污水一起被泼掉。因此，对乡土社会的观照，就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和浓烈的人文情怀。朱天文在《风柜来的人》和《南国再见，南国》中描述了人在城乡之间的转化，乡村的年轻人纷纷外出，而其“出走”的主要动因即在于生存和个人发展。阿清们从风柜出走到高雄，从乡村社会出走到工业化的都市社会，在工业社会的熏染下，乡村青年原有的纯朴很快消融。《南国再见，南国》中，“扁头”南下嘉义，回樟脑寮老家讨要家族先前卖祖地时应分给自己的那份钱，我们看到的他，充满发财的欲望和蛮横的戾气，而与之厮守的“小麻花”，亦非昔日的阿云或小杏，而是“颓废的，前卫的”，昔日的质朴、善良与单纯都已渐行渐远。
朱天文特别设计了平溪与侯硐一带的铁路和隧洞，在开场和结尾出现了两次，结尾是这样的：火车过平溪线山洞，明亮，黑暗，但这会儿，是在火车尾所看到的，倒退的山洞景观。远远传来歌声“夜上海……”
是一头金黄假发的小麻花，在“KISS”钢琴吧唱《夜上海》，颓废的，前卫的。
火车过山洞，明亮与黑暗，都快速倒退离去，都倒退离去的南国风物，一直往后离去，由明亮而进入黑暗。
黑里出字幕：
一、80后爸爸的自我表达
（一）编导文章作为80后的一员。《小爸爸》属于家庭伦理剧，但是《小爸爸》又比以往的同类型电视剧有了很大进步。这在于它是一部“80后”自我表达的影视剧，以前的那些家庭伦理剧，像赵宝刚的《奋斗》、《婚姻保卫战》等，其编剧和导演都是50后、60后、70后，这就有很多观点不够符合80后这一代的想法。文章是80后的一员，而这部电视剧就是文章带领的一个编剧团队打磨的。它势必能在最大程度上反映80后观众的心理状态，表达80后观众的集体意识。所以《小爸爸》可以说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二）编导文章作为新晋的小爸爸。在现实生活中，文章刚刚完成了一次从大男孩到成熟男人的蜕变，初为人夫、初为人父，相信他本身的经历一定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影视创作，并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电视剧《小爸爸》中的于果和文章的成长有颇多相似的地方他在从一个大男孩转变为爸爸的过程中，肯定也曾经历过彷徨、不安、惊喜、不适等各种情绪的波动，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生活体验，才使得文章在创作《小爸爸》时，不是着眼于塑造一个全能型父亲，而是着眼于刻画爸爸的成长过程。
二、父亲形象的大胆构建
中西文化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为母性崇拜，后者为父性崇拜。中国影视剧上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妈妈，例如《渴望》中的刘慧芳，《老娘泪》中的程大娘，《奋斗》中杨晓芸母等等，但是荧屏上父亲形象的构建却是相当滞后的。
以往的电视剧中，父亲形象不外乎三种：（1）缺位的父亲。比如在电视剧《浪漫的事》中，主人公是母亲和三个女儿，父亲被安排为早早去世，外化为相簿中的一张照片。（2）无力的父亲。即父亲没有办法对儿女表现自己的权威，进而“统治”其子女，《金婚》中的张国立扮演的父亲就是这样的角色。（3）全能的父亲。如果父亲形象既不缺席，也不被打压，那么我在我国影视作品中往往又把父亲塑造的过于完美。电影《海洋天堂》中就是如此。而《小爸爸》则重新诠释了新时代“爸爸”的内涵，改变了以往影视作品中父亲形象缺位、无力或者高大全的局面。电视剧中文章饰演的爸爸于果不是以这样一个伟大父亲的形象出现，起初甚至连合格都沾不上边。但是后来于果开始慢慢转变，懂得关心夏天的情绪，设身处地为夏天考虑：亲手做蛋糕陪夏天给夏小白补过生日，甚至在夏天生病的时候穿上白裙，扮成妈妈来陪伴他。不靠谱的老爸慢慢蜕变成了“中国好爸爸”。
三、基于受众的“使用与满足”
“使用与满足”理论指站在受众的立场上，通过分析受众对媒介的使用动机和获得需求满足来考察大众传播给人类带来的心理和行为上的效用。与传统的讯息如何作用受众的思路不同，它强调受众的能动性，突出受众的地位，文化传播应从受众的心理动机和心理需求角度出发。该理论还认为受众通过对媒介的使用情况，影响着媒介传播的过程和效果。
《小爸爸》这部电视剧是从市场受众的角度出发，把握受众心理和需求，让《小爸爸》更加契合观众的口味，而不是让观众去适应电视剧。我们知道这些年，网络上崛起一批伪娘、著姐，这其实反映的是我国教育中存在的父性教育缺失的情况。孩子健全人格的确立离不开父亲的关心与爱护。大多数受众都意识到或者说呼吁父性教育登上历史舞台，《小爸爸》正是满足了受众的这一强烈需求。
《小爸爸》也非常全面地考虑到网络受众人数之众多，所以除了利用传统的电视播放平台外，还在网络平台上播放。对于上文四地卫视的选择，除了对各大卫视收视率有所考虑外，还对地域有所选择，投资方所希望的是能够覆盖到全国。根据索福瑞46城收视率数据，《小爸爸》在四家卫视联播的情况下，最高收视率依然突破1%；与此同时，该剧在优酷和土豆开播3天播放量突破1亿，也刷新了双平台大剧最快破亿纪录。
四、强强联合，打造精品
（一）四方投资，强强联合。《小爸爸》的投资方除了SMG尚世影业，还包括完美世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下称“完美世界”）、北京华美时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下称“华美时空”）以及文章自己的北京君竹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下称“君竹影视”）。其中，SMG尚世影业侧重于营销发行，完美世界签约的导演滕华涛则担任《小爸爸》的监制，君竹影视与华美时空侧重于创作。
（二）打造精品，超前规划。《裸婚时代》后文章一直没有电视新作。时隔两年，文章携《小爸爸》再次回到电视圈，同时还拥有了新身份――导演和编剧。接受采访时文章不止一次强调：“《小爸爸》就像我和马伊的第二个孩子，它承载着我的梦。”由此可见，文章这两年韬光养晦，潜心写小说，编故事，磨砺演技，学习导演和制作技巧，就是为了给观众们呈现一部精品影视剧。SMG尚世影业总经理助理徐晓鸥说：“我们当然是有战略规划的，一年投资几部剧，势必有一两部是打造成精品剧，我们从一开始就介入《小爸爸》运作。”
五、结语
2013年中国大陆电视荧屏好剧大量涌现，掀起了新一轮收视热潮。当代都市轻喜剧《小爸爸》凭借年轻一代父子之情的新颖视角以及精彩紧凑的剧情脱颖而出，在9月份同时播出的五部新剧中，口碑和收视都遥遥领先。可以说这部由小爸爸导演的电视剧，以小爸爸的成长故事为线索，唤起和迎合了当下观众内心对真实的爸爸的需要和想象。
参考文献
[1] 父职的消解与重构：家庭伦理剧中的父亲形象[N].中国妇女报，2013-10-22.
[2] “小爸爸”吸金神话：单集销售超400万[N].第一财经日报，2013-09-26.
[3] 《小爸爸》：“文氏风格”的开启[N].中国艺术报， 2013-09-22.
关键词：暴力；叙事进程；叙事判断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0-0043-02
一、引言
诺曼・梅勒的成名作《裸者与死者》被公认为美国二战战争文学的一部里程碑式的杰作。《裸者与死者》继承了美国一战文学作品中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风格。梅勒在小说中运用了传统的自然主义的手法，对岛上恶劣的自然环境，人物的内心和军旅生活做了细致的描写。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直接的叙述、戏剧性的小插曲、传记性的白描。梅勒本人也坦承自己的创作深受多斯・帕索斯和海明威等一战作家的影响。同时，《裸者与死者》又突破了一战后“迷惘的一代”个人失落的精神局限，把视角从个人转向了整个美国社会。浸润在美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极权主义倾向在《裸者与死者》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再次，梅勒以参加菲律宾战役中的莱特岛之战的经历作为《裸者与死者》的写作素材。为了能够更加真实的描写侦察排的军事活动，梅勒甚至参加了战时的侦察小分队的活动。梅勒将小说的写作技巧融入到纪实作品的风格被之后的许多作家所模仿。
正是由于《裸者与死者》对美国战争文学甚至是美国社会文化的重要意义，国内外的学者从未停止过对其的研究。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繁荣发展为从艺术手法和主题两个方面全面评价小说提供了多维的批评视角和方法。国内学者孙淑丽（2007）在其论文中通过对小说中人性与意象的特点的分析，讨论了战争与人性之间的复杂关系。石雅芳（2004）从文化语境角度对小说进行解读，认为其“受读者青睐的主要原因在于小说具有适时性、预见性及普适性这三方面的内涵”。这些研究对读者理解梅勒的创作思想和意义确实有很大帮助，而与此同时也激发了读者从不同的视角来思考小说。
但是，在众多国内外对《裸者与死者》的研究中，暴力场景却鲜少被人们所注意，也没有对其系统的研究。诺曼・梅勒在《裸者与死者》中创造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暴力场景。梅勒将大规模的暴力个人化了，将暴力置于扭曲了的人性之中。小说中描述了大量非理性的暴力，诺曼・梅勒通过这些暴力场景想要向读者传达哪些信息值得我们研究深入研究。
二、暴力场景的呈现
小说中侦察排中士马达内从日军尸体口中拔取金牙的场景被美国学者贾斯特・伊辛格称为是“对暴力最深切的追求和对人性的毁灭”。梅勒对这一暴力场景极具技巧的呈现使读者对此印象深刻。 笔者将从叙事进程和叙事判断两个方面其进行分析，探讨叙述者通过这一暴力场景想要向读者传达哪些信息。中士马达内拔金牙的叙事进程中主要的不稳定性是马达内从发现金牙到取得金牙内心的变化和周围环境的变化：从马达内最开始期待发现值钱的东西到发现尸体里金牙的喜悦，再到怕被他人抢先的焦急，再到用枪托砸落金牙的急切，再到取得金牙内心的内疚与欢欣，最后到他看到失去金牙的尸体上的蛆的心惊胆战。这里叙事进程中的张力主要指叙述者的压制叙述(叙述者明显在叙述中压制了某些信息但在其他地方又透露出这些信息)来邀请读者做出反应，保持读者阅读兴趣。读者一开始会对马达内的做法感到厌恶，不解和疑惑。但是读者读过之前马达内的“时光机：骑兵生涯”的一段就能理解马达内拔金牙的初衷。（因为自己是墨西哥人的身份在美国社会艰难的生活和渴望出人头地赚大钱养家的愿望）。但为什么会既内疚又心惊胆战由进一步引起读者的兴趣，邀请读者做出判断。
中士马达内拔金牙的场景主要包含四层叙事判断。首先，作者首先将马达内的身世在第二章以“时光机”的叙事手法详细说明，那么叙述者在之后讲述马达内拔金牙时的急切心情和得到金牙后的欣喜时，隐含读者将会对马达内的贪婪冷酷的判断基础上，增加新的一层评价。虽然就其所作所为而言他仍然与魔鬼无二，但可以理解马达内这么做的初衷。其次，叙述者讲述马达内得到金牙后的内疚（“内疚和欢欣，一时都交集在一起，他不禁想起了小时候有一回偷了妈妈钱包里几个小钱的事。他暗暗骂了一声：‘见鬼！’”），邀请读者对其做出评价。直接引语“见鬼”是马达内对自己想起小时候的事的评价，也暗含了叙述者对马达内的评价。“内疚”表现出马达内意识到了自己这种行为的不妥，展现了其人性的一面。为了平复他内疚的心情，马达内将尸体翻了个面，但他并没有放弃金牙，又使读者做出马达内渴望金钱的想法胜过了其道德心的判断。再次，马达内看到翻过来的尸体上的蛆“打了个寒颤，不知怎么突然感到一阵心惊胆战”。虽然得到了金牙，马达内饱受自己道德上的折磨，这又使读者对马达内感到同情。最后，读者开始注意到作者他创造了这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从而引发我们对他的创造进行伦理评价。
三、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梅勒通过叙述者讲述马达内拔金牙这一事件，邀请读者思考一个极端的人类行为并利用“时光机”来证明这一行为既有极端性又具有人性。具体来说，他想让读者对马达内这个角色着迷，对他的做法产生反感但是又可以理解，再到最后对他的同情和复杂化，这样，梅勒通过叙述者讲述马达内拔金牙这一事件就邀请读者思考诸如生命，战争，尊严，忏悔及叙事的力量与局限等多种问题， 在丰富了小说的内涵的同时也激发了读者从不同的视角来思考小说，讨论了战争与人性之间的复杂关系。
参考文献：
[1]孙淑丽.权力与人性的冲突――解读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2）.
[2]石雅芳.试析《裸者与死者》的文化语境 [J].外国文学研究，2004.
[3]谷红丽.诺曼・梅勒与美国文学传统[J].外国语言文学，2005（3）.
[4]王敏.人性与兽性之争――读诺曼・梅勒的《裸者和死者》[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8（4）.
[5]郭爱竹.诺曼・梅勒的生平与创作[J].外国文学，2002（2）.
[6]温华.徘徊在权力与战争中的“裸者与死者”[J].艺术学院学报，2001（3）.
关键词： 孙惠芬 人性抒写 生命本真
文学是人学，其天职是关注人的心灵与存在。人性是文学表现的内核，人性的深度决定着文学的深度；人性的斑瓓丰富决定着文学的斑瓓丰富。人性和环境是密不可分的。马克思说：“整个历史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1]在当今社会变革的时代，人类对自身的困惑和认识自身的渴望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强烈，作家对人性的书写也呈现出空前的关注。东北作家孙惠芬是一个执著的乡土歌者。20多年来，她辛勤地笔耕于乡土文学的梦苑。她的小说创作不以故事取胜，在散文化的书写中透视出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执著注视。她以女性独特的笔墨抒写着对乡土的深挚眷恋，发掘着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阵痛和厚重乡土文化所泛起的波澜，逼视着农耕文明和现代文明冲撞中人的现实存在。姜广平说孙惠芬的创作是“从人心或人性的缝隙里挤进去，打开了人心的一扇大门”。[2]孙惠芬在许多创作谈中都谈到了她对人性的关注。她说：“我写作的理想是探寻人性未知的领域。”[3]作为女性作家，孙惠芬敏于心灵的质感，总将细腻微妙的笔墨探进人性缝隙，从凡俗人物和世俗生活中找到一种精神因素，以一颗悲悯之心去体察人生现世生存的个中三味，捕捉人性的暗影和无以言说的悲哀，挖掘琐碎鲜活的生活场景下隐藏的人性的复杂与迷惘，显示出日常生活中人性的挣扎，常常触及人类生命存在的某些本真状态。
一
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的组成是非常复杂的，在芸芸众生的世界，人和他周围的人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从哲学层面看，人的生命中其实就两个人：自己和一个对手。孙惠芬的许多作品都深入到人性的这种哲学层面。她采用同构方式，在人物和对手的对峙中，彰显出被生活遮蔽的人性潜在，给小说叙述带来了极大的张力，加强了小说叙事的力量和深度。《蟹子的滋味》中，母亲82岁了，却“居然不知道蟹子的滋味”。在家里，“她从未馋过，不但不馋，看自己的儿女吃，反而很高兴”。但在女儿家里，“婆婆没有她有福，却每顿饭都要品尝蟹子的滋味”，这让她“一闻到蟹子的味就心里发堵”，她想吃又不敢说吃。激发母亲吃的欲望的是婆婆，“婆婆，就是对面楼上照过来的灯光”。小说在“吃”与“不吃”的对峙中，凸现了母亲隐藏自身本性的压抑痛楚和无法实现内心渴望的焦灼难耐。母亲的乡村威望是她难以卸去的心灵厚枷。这枷锁使她无法像婆婆一样自由地释放吃的欲望，最后因婆婆的病情释然了母亲这种痛楚的压抑，失衡的心灵获得的是一种无奈的超然。
小说《给我漱口盂儿》，从“漱口盂儿”这个实物的存在写起，引带出一连串纷乱如麻的家庭纠葛。奶奶的漱口盂儿是贯穿小说始终的核心。“给我漱口盂儿”，奶奶饭后的这句喝令，是她的教养，是她在家庭中保持威严的象征。奶奶喜欢坐在自己选定的背景中生活，认为那是“素”、是“雅”、是品位。妈妈一开始就是奶奶口中“没教养的”，是和奶奶对峙的另一面；妈妈不甘心永远生活在奶奶的阴影中，被奶奶嘲笑。在经过反复的酝酿之后，妈妈从软弱中找到了一种报复的力量。她不辞劳苦，割草赚钱，花钱重新建房，然后以主人的身份把奶奶从象征权力的东屋请出。丧失东屋居住权的奶奶，遭受了从未有过的精神打击。妈妈的软弱变成一股令人心惊的力量，然而她胜利的背后凸显的仍然是一种人性的脆弱。最后奶奶摔碎了漱口盂儿，“她的精神，好像随那细脖子杯一起碎掉了”。“妈妈也把一只手捂在胸前，脸上呈出少见的惶恐，好像她的心也在抽动。”看似平常的生活脉流中，却蕴藏着惊心动魄的人性较量，读后，让人不得不钦佩作者的敏锐和深刻。
《民工》中鞠广大在城里打工，妻子因生活所困和他的至友郭长义有染。妻子死后，返乡的鞠广大诚挚地邀请郭长义参加了妻子的丧礼，在村人面前堂堂正正、大大度度做一回男人。但是男人骨子里的骄傲尊严和对女性的霸权，绝对不会就此安息。作者在之后的另一个中篇《歇马山庄的两个男人》中，用平实的生活叙事，演绎了一场男人间惨烈的心灵较量。鞠广大利用种种无言的羞辱，打垮了在村中拥有威望的郭长义，甚至是郭氏家族。尊严是男人的一面旗帜，因丧失了尊严，郭长义便如抽筋扒骨，就此萎顿。作者在谈到关于《蟹子的滋味》这篇小说的写作时说：“一个人真正的解放，是非常难的，这不是说人难以改变自己，而是你会发现，许多时候，你在解放自己欲望的同时，就伤害了别人的欲望，这就不单纯是女人的问题，而是所有人的问题。”“你只要跟着你的人物走一遭，你就会知道人类情感是多么丰富复杂，它有时并不按照你的设计，它真的是剪不断理还乱。”[4]
二
我们在孙惠芬的小说中，总能感受到她对乡土人性的敏锐捕捉和深刻理解与表达。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是靠传统的礼治来约束人的存在。在乡土社会中由于从小在被窥中长大，人是没有隐私的，是通透的。“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5]但是由于乡土社会对个人本性的忽略，人的存在却是孤独的，特别是情感世界的孤独。作者在作品中真实地表现了这种孤独和孤独的注定不被理解。张五忱丧失了男性的能力，在表演孙悟空时，极尽所能，挥洒着自己人生的绚丽和对女性的渴望；张五贵不愿下大田，躲在家里扎纸活，却不收分文，纸活的精致，正是他对自我价值的展示。人们只看到了孙悟空原地转圈的精彩、纸活的惟妙惟肖，却不能体会他们内心真正的渴望和期待。刘秉德是村长的父亲，他想找个后老伴，征求儿媳徐兰的意见。徐兰因怕小姑子们的口舌，让公爹去问小姑子。老人误认为是儿媳不同意，将心结郁积起来，结果酿成了后来上塘的一系列悲剧（《上塘书》）。母亲从来没有吃过蟹子，婆婆的“吃”强烈刺激着母亲品尝蟹子的欲望，使母亲有了种种怪异的行为，而“我”认为是有身份的母亲对婆婆的挑剔。小说最后，当母亲忍不住要向“我”表达自己的心理时，“我”却误以为理解母亲的心思，打住了她的话头。即使母女之间，也有一道厚厚的隔膜（《蟹子的滋味》）。鞠振安和妻子那么相爱相依，他们渴望理解又躲避着内心的真正进入，在孤独和排解孤独的焦灼中挣扎（《三生万物》）。孙惠芬总在力图审视和描绘这种人性的孤独，并用理解的情怀为每一个人的孤独寻找着独特的释放方式，但最终为人与人之间这种不彻底的信赖和不彻底的隔膜而感叹，流溢出淡淡的愁绪和浓浓的忧戚。由于看和被看的乡土生存状态，乡村人具有浓郁的权力意识和权力崇拜。民工每年出工前都要到村支书刘大头家“浇油”，托他照顾家人，明知这是个形式，仍旧年年如此；村长的父亲经常被人塞给长寿的上梁馒头；三哥总追在四哥舅哥后边耀武扬威，背后却想取而代之；鞠广大和刘大头女人势如水火，但当三黄叔将刘大头的小姨子介绍给他时，他又毅然应允，认为这是联手打击郭长义的最好办法。潘秀英非常痛快地把大嫂主任的位置让给小青，自信人退威信不退，自己在村庄人心中的位置不会被推倒，但闲置下来后，她却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安放心理之所，精神彻底颓唐下来。林治帮是个典型的权力追求者，他用某种现代手段，取得了村庄的统治权，又因遭遇“黑眼风”，主动退下了乡村的权力平台。但是他要自己选接班人，企图落下让贤的声名，又利用潘秀英对男人的贪恋，让自己的女儿小青当上了大嫂主任。他不顾买子占有儿媳的奇耻大辱，坚决支持小青和买子的婚事，对权力的欲求已经越出了他对乡村伦理的依从。听到小青和买子离婚的消息，病重的林治帮“砰一声倒下，中弹的士兵似的”，“他拽过国军，说儿子，求求你去跟买子说，叫他做我的干儿子，我死了定叫他做我的干儿子”。他置自己的性命于不顾，也要将权力的冠冕延续在自己的脉流上。他渴望这种虚妄的焊接。这是一种人性的荒诞与疯狂，但又是多么真实的乡土权力者的写照。就是在描绘向城求生的现代行为时，作者也没有停留在表象上，而是集中表现了这一时代现象中所蕴涵的当代农民具有人性和文化双重色彩的生存欲求。二哥看重荣誉，事事进取，以住进县城城郊来告慰下一代，尽管那里破败、狭窄、简陋，被城里人所不齿；四哥注重脸面，渴望光宗耀祖，喜欢事事超过别人；侄女的想法则现实得多，就是吃城市粮，当待业青年，由公家负责分配工作，而“我”的内心却在渴望欣赏。在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作家对现代化过程中人对城市的倾慕意识和跻身行为做出了朴素的解释，即人类最基本的因而也是最普遍的精神需求和人性向往，虽然这一切带有极大的无奈和创痕。
人性的开掘是孙惠芬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侧面。她在创作谈中，一再强调了对人性的关注。“无论总统还是乞丐，都需要我们关注他们的灵魂深处。抒写人生命运的悲喜交加，挖掘人在悲喜交加的命运中隐藏的人性的复杂与迷惑，会是我永远的追求。”[6]“我认为最好的小说，是写出了素常日子中素常人生的素常心情，是写出素常心情中蕴涵着的素常人性。”“事实证明，你只要认真探索人性，你就会知道困惑是永远的，它真的是此起彼伏，险象环生。”[7]孙惠芬用自己的笔墨，精心营造了一处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热闹的众人世界。她不拒绝审视现实，更关注人性的现实存在。她从人性的角度，真心地爱护着、悲悯着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在精心的刻画中烛照出自己对人生、生命、人性的诸种理想。
三
孙惠芬的人性寻找是非常深刻的。她在平常的生活中看到了人性的深邃和困境，具有浓重的现代意识。但是纵观孙惠芬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人物生命的神秘意蕴：人不能左右自己，隐藏在生命中的“不可预知的冥冥之中的神秘魔力”才真正结构着生命的转机；“每一个生命，都在这悄悄酿就的偶然的转机中得以延续、延伸、永恒。”[8]《赢吻》好像一个喜剧小品。才阳这个众人瞩目的漂亮女孩，仅仅因为打扑克输了，被留着长头发、满脸青春痘的桑子桐赢了一吻，少女的心就被吻活了，他们恋爱了。人类最神圣、亘古以来一直被讴歌的爱情，变出一种异味。《生命梧桐》中，罗汉和路兰经过一段感情的不谐，甚至罗汉已有外遇的情况下，仅仅因为房子外面长了一棵梧桐树而重归于好，重新体悟生命的快乐与和谐。人的生活被一棵树左右着，似乎有些无奈和荒诞。在《歇马山庄》的深层结构中，我们分明感受到了这种冥冥中的神秘魔力：突来的“黑眼风”让深富传统女性内蕴的月月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庆珠的意外死亡彻底改变了买子的人生轨迹，月月和买子的约会总是因神秘外力的存在而仓促结束，导致买子对月月的不解。仿佛有一只神异之手在播弄着人的命运，翻云覆雨。在它面前，人显得如此无奈和渺小，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把握自身的痛苦与幸福。作者在创作中也显示出血脉对人性的掣肘：人无论怎样挣扎，似乎都逃不脱这种命运的怪圈。“不管你爬出多远，只要没离开地面，只要对方肯用心，顺着你的蔓，总会摸到你的根”（《吉宽的马车》）。鞠广大拼命在摆脱父亲那种“秧子”形象，吉宽骨子里就有父亲享受马车的安逸因子，买子的不安分和执著缘自父亲的遗传。林治帮拼搏了一生，挣下了令人羡慕的家业，又坐上了乡村权力的交椅，但当他瘦骨嶙峋披着宽大的衣服出现在修道的村人面前时，作者仍旧让村人想起他要饭的父亲。
作者说，“无论自然生命还是人的生命，都有一个冥冥之中的存在，都有一种东西在冥冥之中操纵……它操纵着你，你却永远不知道它在哪里，它操纵着你，你却永远不知道你的前方有什么。”[9]这种神秘力量的左右，让人变得荒诞、无奈，显示出了作者内心深处的惶惑和对人性探索的迷失。她虽然走进了人性的日常缝隙，却在缝隙里，没有能够找到足够支撑日常人性在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精神原点。这也许是孙惠芬创作需要超越的地方。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38.
[2][3][9]姜广平.我喜欢朴素的力量”与孙惠芬对话[J].莽原，2005（3）：105-120.
[4]孙惠芬.城乡之间[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57-58.
[5].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7.
[6]孙惠芬.写作不是获奖，是生命[N].深圳商报，2005-6-29.
关键词：余华；《兄弟》；视角；语言；模式
中图分类号：I0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8-0032-01
余华，先锋文学的领军人物，凭借作品中独有的叙事特色一直受到文坛的关注。他将创作重点放在叙事技巧上的，无论在先锋时期还是90年代转型之后，一直追求用不同的叙事技巧丰富文章的内容。《兄弟》问世，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批评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人们对这部作品褒贬不一。但余华认为这是他迄今为止最满意的一部作品，他把《兄弟》称为“两个时代相遇以后诞生的小说”：一个是中的故事，那时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命运惨烈；后一个是当代的故事，浮躁、众生万象。这是他在叙事技巧上不断探索的又一部力作。
一、人物与叙述者的两重叙事视角
英国作家帕西・路伯克说过：“小说写作技巧中最复杂的问题，在于对叙事观点――即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的运用上。”叙事视角是叙事者在向读者讲述故事时所选择的角度，包括比人物知道的多、和人物知道的一样多、比人物知道的少等多种视角。视角的承担者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叙述者，他作为旁观者，站在情节之外讲述故事，这种视角对人物无所不知；一类是故事中的人物视角，也叫“内视角”，这种视角注重人物情绪的主观抒发，增加文本的真实感。
《兄弟》中，余华采用了两种叙述视角，叙述者的视角与故事中人物的视角相结合，这两种视角交替运用，灵活转换，使文本更为生动真实，增加了作家与读者内心的交流，极大地提高了文本的艺术表现力。叙述者的叙事视角具有舒卷自如，灵活多变，无拘无束的特点，当作家从这种视角进行创作时可以尽情的发挥，不受限制，因而这种叙述视角在文学作品中极为常见，更受到了作家们的喜爱。在《兄弟》的整体讲述过程中，作为叙述者的余华采用的是第三人称视角，这种视角有助于叙述者对文本的整体把握，在讲述的过程中可以从各种角度、全面的行驶叙述者的权利。叙述者可以根据文本的需要选择性的描写故事情节、人物行为、心理活动等等。余华通过这种视角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伦理颠覆、浮躁的两个时代相遇的故事。故事里充斥着血腥的味道、暴力的情节，死亡的恐怖，贪婪的欲望和的背叛；故事里也充满了爱，夫妻间的相濡以沫，兄弟间的同生共死，陌路人的友好帮助。
但无所不知的叙事视角也是有缺陷的。冯・麦特尔・艾姆斯说：“无所不知的作者不断的插入到故事中来，告诉读者知道的东西。这种过程的不真实性，往往破坏了故事的幻觉。”因此《兄弟》中同时也使用了人物的叙事视角。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通过把现实中的个人情感投射到文本内的人物身上，以人物的视角观察事物，通过人物的表达抒感。例如宋平凡死后，棺材铺的四个男人为了尸体放进棺材，不得不砸断了他的腿，李兰“看到自己丈夫的两条断了的小腿搁在大腿上，像是别人的小腿搁在她丈夫的大腿上……看到了几片骨头的碎片和一些粘在棺材板上的皮肉。”余华凭借李兰的痛苦表现自己对宋平凡的同情，缩短了读者与人物的距离，血淋淋的场面震撼着人们的内心。这不仅提高了文本的表现力，同时也增强了文本的真实性与可读性。
二、粗鄙荒诞的叙事语言
余华在作品中倾心于打破日常的语言秩序，组织一个自足的话语系统。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它既为作家表现现实生活服务，也为向读者传达感情服务。“叙事作品并不象造型艺术那样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通过视觉唤起不同的情感体验，而是通过感觉，使我们感受到某种情感。而这种感受必须与我们的经验相联系，并伴随着我们的想象创作出‘假设’的人物与事件，然后陷入其中被感染的。”余华为了表现两个时代里人们的被压抑的贪婪的人性、病态浮躁的社会和扭曲的世界，在文本中使用了大量的荒诞粗鄙的语言。
文本一开始就用大段的文字谈论女性的屁股“现在满世界都是女人的光屁股晃来晃去，在电视里和电影里，在VCD和DVD里，在广告和画报上，在写字用的圆珠笔上，在点烟用的打火机上……什么样的屁股都有，进口屁股国产屁股，白的黄的黑的还有棕色的，大的小的胖的瘦的，光滑的粗糙的，幼的老的假的真的，琳琅满目目不暇接”。接下去的叙述更是荒诞不羁，粗鄙不堪，李光头在厕所偷看女性的屁股，“粪池”、“阴沟”、“粪蛆”、“”、“拉屎撒尿”，不堪入耳。这段描写直击读者的味觉，视觉，听觉。真实、详细的描绘带领读者共同经历了一次厕所偷窥，更准确的体会到李光头偷窥的感受。人是一种高级动物，不同于一般动物，人不仅要得到物质上的满足，同时也得需要精神上的满足。李光头靠着这次偷窥换来了五十六碗三鲜面，刘镇的男人们都来找李光头，听他讲述厕所偷窥的过程。厕所的偷窥是一次集体偷窥，反映了时代中，人们的本能收到压抑，虚伪的道德捆绑这人们的精神世界，变态扭曲的心理只能通过变态扭曲的方式达到平衡。
与时代人们本能压抑的状况相比，当下的社会人们的精神世界是开放的。但是过度的开放带来的是良知的泯灭，道德的流失。源源不断的处女来信，让李光头有了在刘镇举行全国性的处女膜奥林匹克大赛的想法。可刘镇的处美女大赛竟然是一场裸的肉体交易，更为可笑的获得冠军的是一位孩子的妈妈。“精神上的处女”、“人造处女膜”、“波霸丰乳霜”、“增强丸”是现实中人们精神世界贫瘠的真实写照，这是一个伦理道德丧失了底线的年代。粗鄙荒诞的言语中透出作者对当下精神文明的反思，余华将现有的世界否定解构了，但遗憾的是他并未在作品中为我们呈现一个新的世界。
三、首尾重复的情节模式
“在情节模式中，人物与事件是它的核心。一般地来说，事件是为人物设置的，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人物的性格逐渐得到塑造和突现。或者说，事件的发展过程中，也就是人物性格成长的过程。”情节是为了人物的命运设计的，人物命运的发展也推动者情节的发展。
在《兄弟》中，文本的开头与结尾重复叙事，作品从“我们刘镇的超级巨富李光头异想天开，打算花上两千万美元买路钱，搭乘俄罗斯联盟号飞船上太空去游览一番。李光头坐在他远近闻名的镀金马桶上，闭上眼睛开始想象自己在太空轨道上的漂泊生涯，四周的冷清深不可测。李光头俯瞰壮丽的地球如何徐徐展开，不由心酸落泪，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在地球上已经是举目无亲了。”开始写起，中间穿插着李光头与宋钢四十年间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他们从陌生人到兄弟，从李光头情场失意宋刚婚姻幸福，到李光头商场八面威风宋钢贫困潦倒，最后宋钢自杀，李光头坐在镀金的马桶上，决定去太空游览一番。他像个老人一样爱唠叨了，左一个宋钢，右一个宋钢，他只带了一件东西去了太空――宋钢的骨灰盒。情节叙事模式始终关注人物的命运，首尾重复的故事情节更是唤起了读者的情感波澜，性格决定命运，李光头和宋钢的曲折经历，不同命运结局，给读者留下了无穷的回想空间，对人性的反思，对道德，良知的呼唤。
参考文献：
[1]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9.
诚然，没有性的恋爱，爱何以栖息？老三和静秋之间始终没有越过“那一道防线”，对当今的不少年青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可是从那个特定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山楂树之恋》的老三和静秋确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小说的虚构，也不是禁欲主义的“爱情游戏”。朴素与纯净的原基色，为荒唐岁月的风花雪月的风情披上了一件原生态真实的纪实虚构外衣，加上原叙述者已任教于美国某大学的“静秋”原型值老三去世30周年之际，将自己的日记回忆录交给好友艾米，托她以小说形式把老三的故事写出来，旨在对老三的在天之灵作一种缅怀祭奠，其可信度就进一步给力了。且让我们透过这外衣揭起那场无性之爱的背后遮蔽的头盖，领略无性之爱的风情吧。
一、完美恋人：白马王子与白雪公主的现代演绎
作家苏童曾指出：《山楂树之恋》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中国情圣”。诗人李亚伟则认为：《山楂树之恋》的主人公心理情况，与我们每个人的初恋非常相似。诚然，白马王子与白雪公主的现代演绎无论是放在当今横行的世界，还是放置于彼时特殊的年代，如此的纯情都显得不可思议，涉嫌夸张，给人不食人间烟火感觉，但是，作为文学追求的一个侧面，极限唯美爱情最根本最原始的特质不正是这样的吗？
“中国情圣”自然是白马王子老三，白雪公主是故事叙述者静秋。老三是军区司令员的儿子，英俊潇洒，才华横溢，重情厚谊，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是一个长相、身世、人品极品的帅哥，既多情又专情，对静秋爱得深切又关心备至，富于自我牺牲的完美情人王子典范。静秋是一个地主后代的女儿，漂亮白净，有着魔鬼般性感的身材，天使般善良的心肠，是一个典型的美貌加智慧的佳人。然而生不逢时，在一个家庭成份决定命运的时代，注定地位低下，注定自保自卑。这部小说真正打动人的就是主人公的“纯”度，真正吸引人们的是他们演绎的那段在山楂树下飘盈风花雪月意味的初恋纯爱故事。
老三认识静秋，源于1974年静秋和一群学生去西村坪体验生活，编教材，住在村长家。老三喜欢静秋，爱上静秋不是乌托邦的，作为一个健硕的年轻小伙子，首先是建立在静秋丰满的肉体吸引，建立在美好的性梦幻之上。但在革命年代，他只能选择：克制。他默默地等待静秋毕业，等待静秋工作，等待静秋转正，等到静秋所有的梦想实现，却因白血病夺去生命。且看，老三在日记本扉页上的遗言“我不能等你一年零一个月了，我也不能等你到二十五岁了，但是我会等你一辈子。”这对于目前流行的非虚构的写作来说，无疑是原生态的话语。老三是纯洁的，因为他的言行，对静秋的感情出于对男女之事的了解，对静秋的保护和尊重而自制。
作为青春期懵懂少女的静秋，其实对理想男性也有憧憬幻想，爱情在语境中从来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即使没有性的羁绊，也摆脱不了历史的重负。那代人因为特殊的成长背景患上一种“思想洁癖”，把性与不洁等同。正如巴赫金所说：“文学在自己的内容里反映着意识形态视野，亦即异己的非艺术的（伦理的、认识的等）意识形态构成五物。”（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见《巴赫金全集》中文版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页）静秋生活在氛围中，或多或少无意识地接受影响，为自保自觉躲避，选择：抵制。对于高中女生静秋来说，不能因自己影响到成分有问题的家庭，故爱情让位，她的行为必须遵循革命政治意志，必须遵循主流意识思维，成为与时俱进，要求上进的革命好学生；对于谈情女生静秋来说，她时刻自觉地在灵魂深处狠批欲望私念，潜藏着深度的对革命话语的恐惧，跟老三只要觉得距离近点，接触亲热点，内心深处产生负罪感，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情调，这种自我折磨使本是甜蜜的爱情变得苦涩，也使少女的天生的羞涩美变成了干涩的忸怩。
显然，因为白马王子的克制，因为白雪公主的抵制，这个故事的现代演绎就不是大团圆结局的，是一部伤感的童话。但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却合符了弗洛伊德的升华：“舍却性的目标，转向他种较高尚的目标”。（〔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9页）只是留下了记忆的回味——日记。现实中的“老三”死后，1977年， 现实存在的原型——原作者（“静秋”）在参加工作后，一边教书一边记录她与老三一起走过的日子。后来，她还把老三的故事写成了一个3万字左右的小说，可惜小说遭遇退稿，家人相继移民，家里的东西都扔掉了。幸运的是这篇写在日记本里的回忆录被她妈妈保存下来，并带到了加拿大。2006年，“静秋”将三十年前的回忆录交给了好友艾米，故事的纪录者是艾米，编写成了小说《山楂树之恋》得与读者见面。“怀旧”气息萦绕在山楂树周围，使得伤感的唯美更为浓重。
二、浪漫细节：朴素纯净诗意凄美
《山楂树之恋》作为一部纪实风格的爱情小说，爱情故事非常简单，简单凸显出朴素纯净，没有任何悬念，结局却异常凄美，而这都是通过作品的浪漫细节处理的叙事策略，凸显出其深远意蕴。
首先，作者虚构的是一个无性的恋爱传奇童话：或许，无性的恋爱才是纯粹的恋爱、高尚的恋爱，梦幻的恋爱。如同天下所有的童话恋人，革命年代的老三与静秋不喜欢谈性论趣，喜欢探讨“等待”和“永远”等浪漫话题细节，他们的话语有浓重的时代烙印。比如：她扑哧一笑：“等一辈子？等到了，人也进棺材了，那你为什么要这么等呢？” “就为了让你相信我会等你一辈子的，让你相信世界上是有永恒的爱情的……”他又低声叫道，“静秋，静秋，其实你也能一生一世爱一个人的，你只是不相信别人会那样爱你，你以为自己一无是处，其实你……你很聪明，很漂亮，很善良，很可爱……很……我肯定不是第一个……爱上你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不过我相信我是最爱你的那一个……”比如：“从我遇见你的那一天起，我就在心里恳求你，如果生活是一条单行道，就请你从此走在我的前面，让我时时可以看见你；如果生活是一条双行道，就请你让我牵着你的手，穿行在茫茫人海里，永远不会走丢。”
其次，作者极写了老三的自我牺牲精神。从某种角度来说，在那个荒唐年代里，很多人的心理多少都有点扭曲，不太敢甚至不太会表达自己的心思。在这种情势下，老三的真才显得弥足珍贵。他偷借给静秋外国名著，他帮她教材，他帮她买紧缺冰糖，他帮她一起打零工，他的一举一动是全心全意的，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而透露出浓浓的情意。这样的行为在今天看来或许不足挂齿，而在一个物质贫乏的年代，这已经是青年老三所能做到的一切了。并且这些“原生的现实”经过意识形态的“折射”成为小说的情节因素存在而进入作品。（巴赫金：《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见《巴赫金全集》中文版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也许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所流露出的小资情感更加让人刻骨铭心，更显得浪漫温情。作者艾米作为静秋的日记的加工者，叙事虽是艾米，对话基本都采用了日记原文。比如老三的反问：“静秋，你这样折磨我的时候，心里是不是很高兴？如果是，那我就没什么话说了，只要你高兴就好。但是如果你……你自己心里也很难受，那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呢？”比如老三的表白：“静秋，静秋，你可能还没有爱过，所以你不相信这世界上有永远的爱情。等你爱上谁了，你就知道世界上有那么一个人，你宁可死，也不会对她出尔反尔的……”因此一个被思恋折磨的白马王子跃然纸上，可以每夜过河就为了看一眼白雪公主，没船回去就在河边亭子里过夜，已近乎残忍的克制静静守护在白雪公主身旁。
再次，作者构设了一个浪漫的死亡结局。老三应诺静秋的妈妈，在静秋转正后再来找她，为期一年零一个月。再见面，老三不幸患上了白血病。在病房里，他们相拥而卧，若按剧情一般会有。可是她只是说：“那就做吧。”二人相对，用手默读对方的酮体，最后老三小心地俯向她的身体。……那是他们最后一次相处。隔了半年，静秋才知道那晚他们其实并没有行夫妻之实。这里，身体意志让位于各自政治伦理规范的“超我”，无性的恋爱，也只能以一方的死亡告终。 “当老三的预言一个接一个开始成为现实的时候，老三的人却成了一个美丽的梦想。”其实，村口伫立的山楂树的传说或许隐隐预示着不祥，据传山楂树原本是开白色花的，解放前因小鬼子进村杀害了革命烈士，花叶从此就神奇地变成了红色。静秋遇到了会用口琴吹《山楂树》的老三，老三最终葬于见证他们爱情的山楂树下，永远遥望静秋的方向，老三与静秋爱情被定格于最凄美的一刹那。正如凤凰卫视的鲁豫所说：“我喜欢，又痛恨这样的叙述，到最后还让人肝肠寸断！”
三、时尚元素：爱情叙事话语的政治化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山楂树之恋》爱情故事的背景是荒唐的岁月，自然会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色彩，希翼如王蒙先生所说，“但愿不再有”。但非虚构作品《山楂树之恋》还是出现了，无疑这是一出在荒唐的岁月中中国式扭曲的生活写照，中国式扭曲的人性的爱情书写范本。众所周知，新时期文艺生产中用“”来点缀爱情， 成就了不少高收视率的影视作品，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幸福像花儿一样》，到《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捧红了一茬明星，大众的趣尚是爱看美女穿军装。这里为何说是时尚元素呢？其实，我们是从“复古”的意义上曰之为时尚，尤其是爱情叙事话语的政治化给当下的读者就有一种强劲的冲击力：奇特与新颖。客观来讲，艾米应没有自觉的政治意识，只是因人物的生活年代原因，在作品中透露出政治无意识。
首先，爱情故事背景话语的政治意味。
众所周知，山楂树只是山间很普通的一种树，朴实无华，很难引人注意。《山楂树》则是一首前苏联歌曲，歌词大意是说两个青年同时爱上了一个 姑娘，姑娘觉得他们都很好，不知道该选择谁，于是去问山楂树。歌曲最后唱到：“可爱的山楂树啊，白花开满枝头；亲爱的山楂树啊，你为何发愁？最勇敢最可爱的，到底是哪一个，亲爱的山楂树啊，请你告诉我。”显然，在一个谈情说爱被鄙视为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山楂树》显然是“黄色歌曲”。在作品中，艾米把山楂树描绘为一种美丽的树，她的光芒甚至超过任何一种绚烂的花朵。其意味何在呢？山楂树的象征意味是昭然的，一是这是普通的人之爱恋，只是老三俩彼此的遭遇波折，惺惺相惜让凡花——山楂树的花儿绽放得更灿烂。二是爱情在意识形态的压制下一直积聚着抗争的能量。
其次，爱情故事叙事话语的政治意味。
20世纪70年代的故事设定，为所有现代人看来不可能的情节找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空间来发生。老三的家庭背景与静秋的家庭背景规定了白马王子和白雪公主的故事框架。老三的父亲作为司令员，曾经也被打倒过，老三在认识静秋之前，出于家庭的安全保护，也有过政治联姻约定。静秋对性的无知可以得到解释，对自己的胸大和自卑可以让人理解，因为年代的特殊，家教的严格，不敢与老三发生过于密切的关系促成了整部小说一而再再而三的波折。老三和静秋都是革命年代的青年，他们的爱情话语都是一种对政治话语的模仿，世俗之爱的书写被刻上了浓厚政治意识的烙印。
“我不能等你一年零一个月，我也不能等你到二十五岁，但是我会等你一辈子。”，这无疑是经典的爱之誓言！从相恋到执手，老三和静秋的爱情没有大团圆，但他们的情感是纯真的，老三的撒手而去，不知可是在启发我们：什么是爱？什么是没有性的真正的爱？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我们无意去鼓吹无性之爱，其实，艾米作为记录者，只是将当事人“自己的生活”记忆还原，恰巧生态语境是这个荒唐的岁月，非物化的纯情与政治化的理想或许就是那个时代的恋爱观，物质和不是关键，替对方着想，为对方付出，才是美好的，才是主流的。诚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荒唐岁月的意识形态对人的身体意志和自由生命意志的伤害是极其严重的，钳制人的内心，形成内生机制，以单向度的革命政治的思维面对现实生活。静秋一副魔鬼身材（如今是性感），让她产生自我厌恶，痛苦于自己不革命的长相，恐惧与日俱增，意识形态囚禁了身体；静秋和老三隔着厚厚的大衣，也有类似高峰体验的反应，但直到老三死去依然保持是处女与童男。另一方面，作者真实虚构的童话结局是残酷的，也许不少读者希冀在故事中寻找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童话去抚慰不曾得到的内心梦的期待，可是，老三的死去，静秋的无知让期待挂空，生命激情的过度压制与缺席，让我们又不得不真切的去面对当下的日常现实。正如艾米在《山楂树之恋Ⅱ》结尾所写的那样：故事完，生活未完；谢谢关注故事，请继续关注生活。
提及“非主流女性写作”这样一个话题，有个需要注意的关键词“非主流”，这也是容易让人产生质疑的地方。我这样说，只是为了与一直成为主流的传统文学有所区别。就女性书写的总体发展态势来看，“主流”和“非主流”这样的定位也是带有相对的阐释意义的，它不但是对创作的中心和边缘的指认，体现了价值判断取向上的限定性，而且也会因认知理念和判断标准的不同而存在着指义上的差异性。
相对“非主流”的不易判断，比较容易的是对支撑“主流写作”的“主流作家”这一身份的确认，人们可以通过对作家的主体创作取向，以及创作成果，还有其对社会、对公众的影响力的大小来加以认定。通常以一般人的理解，主流作家曾经或正占据着文坛中心而非边缘的地位，成为某一时期文学话语中心的承载者。主流作家的创作对社会、对公众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并产生着相应的文学效应。主流作家在社会上拥有特殊的社会声誉和社会地位。另一种意义是，由于在受众中有普遍的知名度，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读者群或阅读圈子，这种知名度往往也影响着刊物和出版机构的出版发行。而在研究者的理性观照中，主流作家意味着能不断地为文学研究提供大量的可供分析阐释的文本，其创作在思想蕴含、社会生活和技巧创新上对文学创新、对文学的发展往往构成一种新的挑战意义。而出于官方和文学领导机构的立场，主流作家也常常是各种政府文学奖项的获得者，他们不仅在文学活动中，而且也在各种社会文化活动中发挥着作用。
而“非主流”写作显然在许多方面与这些相悖，甚至不在同一的评价平台上。但是在网络背景下，这种传统的认知观念却在发生漂移。非主流写作在文坛处在边缘的地位，而在网络中却成为中心；年轻读者多，尤其在80、90后的受众中有很高的认知度，形成了自己的阅读圈。更重要的是这些非主流作家的创作，常常成为图书市场的宠儿，成为热播的影视剧的原创，网上点击率已经影响着出版机构的出版发行，成为营销策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女性编剧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尤其是在青春偶像剧、家庭伦理剧、都市职场剧、宫闱争斗剧、爱情婚恋剧方面常常是女性编剧统领天下。尽管非主流写作，也包括非主流女性写作在当下仍然不被主流文坛所重视，不被官方体制所看重，尤其未被研究者给以足够的关注。但实际上，这些看似是非主流的女性创作，却有着令人不可忽视的力量，以高点击率的网络文本和大卖的畅销书，以及改编影视剧的热潮，不断地掀起一波波潮汐，喧哗着在向人们传达着一种未可估量的潜在的发展方向，令人不能不对非主流女性的写作给予关注。
一、非主流女性写作现象透视
非主流女性写作已成为当下凸显的社会现象或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景观，不论是写作人数和作品数量，以及在网络内外阅读圈中的影响，都日渐兴盛。由网络的高点击率，极高的电影票房，频频引发的电视剧收视热潮，以及出版发行的巨大印数所形成的一个个聚焦热点，不仅吸引着社会公众的注意力，而且也在不断地提升着人们对非主流女性写作的整体印象。审视非主流女性写作现象，有这样几个突出的特点：
1.非专业化、匿名的写作
非主流女性写作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她们很多人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业作家，大都是在文化机构和体制外的自由写作者，有着各种各样的身份和职业，知识结构和个性背景亦千差万别。她们在现实生活中或是女白领、外企高管、大学生、女教师、自由职业者，甚至是普通的全职太太和全职妈妈。其中一些人不仅处在主流社会的边缘，而且也在地域的边缘，像桐华、艾米是美籍作者，六六是新加坡籍。一般在传统文学创作领域，作家大都是学中文或相关专业的，但这些人中很多是理工科出身和学经济的，从事的职业也与文学无关，像匪我思存以前是会计，写《杜拉拉升职记》的李可做着外企经理人，写《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的辛夷坞原先在国企上班，后做全职妈妈，艾米是普通的家庭妇女。
非主流女性写作都是从网络上开始起步，因而最初基本上都是匿名写作，像艾米、六六都是笔名，网络人气属重量级的匪我思存，本名艾晶晶。还有辛夷坞，本名蒋春玲。写《后宫・甄传》的流潋紫，本名吴雪岚。《步步惊心》的作者桐华，本名叫任海燕。这些匿名作者，都是在作品大红很久之后，人们才知道她们的真名。《杜拉拉升职记》走红时，连李可身边的人都不知道她就是作者。写《失恋33天》的鲍鲸鲸一开始也是以“大丽花”为网名，在豆瓣网上发帖子。还有《裸婚时代》的作者月影兰析，凭借《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一举成名的唐七公子（现改为唐七），至今都不知道她们的真名。在这些人出名之前一般很难搜到她们的照片或者更具体的资料，只是有一些来自网民的难辨虚实的爆料，她们一般只是通过网络来与读者进行交流。有些人后来之所以被曝光，主要是因为作品被改编成影视而大红大紫之后，各种签售和传媒的宣传，才将真实面目展示给了公众。
2.走红于网络或影视
非主流女性写作崛起于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网络为这些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能充分自由地表达自我的机会。她们最先主要以“零门槛”进入的网络为载体发帖子，作品的首发基本上都是在网络，而成就她们创作和作品声名的是榕树下、起点文学网、晋江原创网、豆瓣网、红袖添香、小说阅读网、腾讯小说等各类原创小说的门户网站，很多人成为文学网站的专栏。
这种依靠网络技术的写作，走的是一条迥异于传统文学的路径，打破了传统文学旧有秩序和规范，不论是写作、发表都不存在障碍。她们的创作多是以连载的形式，间断地发帖子一点点完成的，与那些几乎是每天上网的受众在第一时间就能直接见面，在写作者与读者之间有一种互动交流，甚至可能会根据读者的意愿来修改人物的命运和情感走向，由此形成了一种文本互动生成的新形式。
点击率决定着她们的成败，点击人气使作品会被数百家网站转载，可以吸引到更多的受众。而超高的点击率不仅在网络上捧红了她们，而且在网络走红后，这些网络原创作品便会成为图书出版和影视改编的直接来源，成为热播的影视剧，像《杜拉拉升职记》《步步惊心》《甄传》《山楂树之恋》《来不及说我爱你》《千山暮雪》《佳期如梦》《大漠谣》《裸婚时代》等等。《失恋33天》《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还创下了电影票房奇迹。影视剧的热播，反过来又提升了她们的身价，使她们签约不断，人气火爆，成为出版社和影视公司不惜血本争抢的对象，而高版税、影视化相应地也会刺激大量的无名或有名的女性的创作热情。
3.以类型化写作而冠名
非主流女性写作体现出类型化的特点，这一方面是出于她们自身的写作特点，另一方面也是出于门户网站宣传，或是出版商营销策划的需要。她们的创作常常会被赋予某种类型化的冠名，比如辛夷坞，被冠以青春文学新领军人物，独创“暖伤青春”系列女性情感小说。匪我思存被冠以国内原创都市爱情小说的领军人物。艾米的《山楂树之恋》被誉为“史上最干净的爱情小说”。桐华被称为中国文坛言情小说“四小天后”中的“燃情天后”。流潋紫的《后宫・甄传》被誉为“后宫小说巅峰之作”。这种冠名可能是网站或出版商的一种炒作，但从中也可以把握到她们的写作趋向，以及图书市场的需求动向。
4.作品高产出高增长
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非主流女性的写作，也随着网络文学的渐兴渐盛而走强，进入了作品的高增长期。成为领军人物的一些作家，如桐华、匪我思存、辛夷坞、唐七公子都是些高产作家。桐华的书有11部，像《步步惊心》《大漠谣》《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都是2册，《云中歌》分为3册。匪我思存迄今为止已经出版了21部书。辛夷坞有8部书。按人们对传统作家的看法，像她们这样的年纪，在不长的时间里出这么多作品简直是不可思议。而且她们的作品常常是排列销售榜首，有数种版本，而且不是只出一次。网上的阅读者更是不计其数。
5.受到青年受众的热捧
她们的作品，主要是在年青人中间集聚起了自己的受众群。这些青年受众大都是与新媒体关系密切的学生和白领，尤其是80、90后的年青人正成为主要的受众，他们往往是在第一时间从网络上读到文本，直接在网络上进行互动交流，继而又从网上一路追捧成为影视剧的观众，形成了一种新的阅读势力。她们大受年青人喜欢的另一个原因是，非主流女性写作的主力多是些80后生人，青春靓丽的形象再加上柔美细腻的文字，更容易吸引同代读者。
6.对传统文学构成一种冲击
这些非主流女性写作已经对传统的主流文学形成一种争夺话语和空间的力量。她们的作品迎合了大众娱乐和大众消费的市场化需要，日渐挤压着传统文学的空间，也在网络及影视中占据了越来越多的份额。过去传统的文学经典是影视改编最主要的来源，而现在热播的影视原创大都来自网络，很多网络女性，尤其是人气，如桐华、匪我思存、辛夷坞、鲍鲸鲸几乎是所有的作品都已经被影视公司签约。所以非主流女性的写作不仅争夺和改造着读者，而且也使自己的写作模式逐渐地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二、非主流女性写作的主要特点
可以被归入非主流女性写作的作家或说是很多，写作类型也多样化，从她们的各类文本中，可以归纳出这样几个比较集中的写作特点：
1.偏重言情的感性表达
作为女性，她们呈现出比较感性的特性，所喜欢表现的题材，多涉及到青春、友情、爱情、婚姻、家庭这些多与情感有所关联的内容，不管是写校园青春、都市职场、宫闱争斗、家庭伦理、爱情婚恋，也不论写作类型是穿越、玄幻、重生、历史架空、武侠等等，绝大多数都围绕着“情”字展开，“情”是想像的酵素，是纠结人物的扣钮，也是情节生发的线索，言情成为她们创作最主要的特点。
言情首先体现在对爱情的大书特书上，不管是历史场景，还是当代都市，都只是一个让爱情生长的空间，而这爱情多是唯美的、纠结的、痛苦的、悲伤的，痴情缠绵，惊心动魄，生生世世。最具代表性的是艾米的《山楂树之恋》，老三和静秋的纯真初恋，被诩为是史上最纯的爱情。唐七公子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虚构的是青丘帝姬白浅和九重天上的太子夜华之间的三世爱情，是一种玄幻的乌托邦式的描写。辛夷坞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都写的是男女主人公从中学的情蔻初开，彼此深爱着对方，一直延续到大学及至后来的爱情发展，因家庭原因或是误会而分开，又在数年后相遇，是爱的过程，也是成长的故事，辗转曲折，又令人心伤。顾漫的《何以笙箫默》也是从一段年少时的爱恋而牵出一生的纠缠。
这种言情还体现在语言的表述上，她们或是用清丽唯美哀婉的文字去进行渲染，使人纠结不已，或是用一种对爱情、情感体现出个人认知的探讨话语去触动人心。她们都是些催泪高手，很会赚取读者的眼泪，这也是她们的作品让年轻读者欲罢不能的所在。
2.写作更自由更时尚化
非主流女性的写作基本脱离了传统文学的写作模式和传播方式，以自己喜欢并且可以把握的叙事方式，更自由而没有任何羁绊地去写作，她们一般不会完全去遵循传统小说的模式，不大顾忌语言的要求、结构的完整、叙事的规范，而是随心绪、情感而为。
比之传统作家，非主流女性的写作不会受到历史和认知的束缚，有很多超越现实的自由想像，特别是一些另类的思维更受到欢迎。像桐华的《步步惊心》中的当代都市白领张小文，在浴室换灯泡却因脚一滑穿越到清朝，变成了马而泰・若曦，带着对清史的熟悉进入宫廷，卷入了九王夺嫡的争斗。她的《大漠谣》《云中歌》《曾许诺》甚至架空了历史，《大漠谣》写大将霍去病爱上匈奴狼女，并与她携手抛家弃国共赴西域。唐七公子的《华胥引》也是典型的历史架空小说。流潋紫的《后宫・甄传》《后宫・如懿传》亦真亦幻，都是不能拿真实的历史去计较的。
时尚化是她们能得到80后以降年轻读者喜欢的主要原因。非主流女性写作的主要干将基本都是1980年代出生的，所以她们的小说讲述的多是80后年轻都市男女的情感故事。像鲍鲸鲸的《失恋33天》、辛夷坞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我在回忆里等你》《许我向你看》，桐华的《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匪我思存的《爱你是最好的时光》《爱情的开关》《来不及说我爱你》，顾漫的《微微一笑很倾城》，这些书名都很能抓取年轻读者。可以说作者和读者与小说中的人物生长时代的文化养料，或说是代群文化都是相当接近的，这使他们拥有了类似的生存经历及趋同的思维方式，所以小说中的人物设定很符合读者认定的青春偶像，说话行事方式时尚爱好等，都能迎合当下的时尚潮流，甚至是小说叙事的话语方式，情感的、调侃的、幽默的、搞笑的，也都是年青人所熟悉的句式，很容易引起他们的共鸣，并且成为他们认可的另类经典台词。
3.表现性别的优越感
性别的优越感成为非主流女性写作的一个明显的特点，与其说这些80后的作者女性意识强烈，倒不如说她们个人的意识更为突出。身为女性，又个性张扬，这种性别特点使她们常常会以主体意识突出的“我”，也就是女性的视角去观照对象，《失恋三十三天》以女性日记体直播的方式，记录失恋后的生活。《后宫・甄传》也是以第一人称女性的视角来展开叙事的。通常是女性在作品中占据着主置，一切都是以女性为主导，由女性来操纵。依附于穿越、架空历史、玄幻等方式，置换生活中的男女地位，表现女尊男卑、女强男弱，男性取悦臣服于女性，女性去奴役男性等等，在自己虚构的世界中满足一种精神幻想。但另一方面，女性好幻想的特点使她们的文本更多样化，也由此体现了性别写作的丰富性。
因为在网上可以匿名写作，所以她们可以更为直接便利地表达自我，叙事中有意无意都会流露出强烈的女性意识，处处透着身为女性主体的傲人情怀和个性魅力，甚至很多时候表现得很自恋。这也是她们的作品女读者多，受到女粉丝追捧的原因之一。
4.多样化的文类和文体
从非主流女性写作的成果中，可以看到多种类型的作品，像都市言情类、青春校园类、穿越武侠类、玄幻类、架空历史类等，很多人成为类型化写作的高手。她们的作品支撑了某种类型小说，如匪我思存的小说，以细腻独特的女性视角，反映了当代都市女性对于爱情、两性关系以及女性个体独立性的认识，成为当代网络言情类小说的代表。辛夷坞主要是青春类文学。流潋紫精诗词，好历史，古典文学积淀深厚，成为后宫类作品的代表人物。但也有的人是操作多种类型，如唐七公子《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属于玄幻类的，《岁月是朵两生花》是都市言情类，《华胥引》是典型的历史架空小说。在文体上，她们也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像日记体直播、女尊文等，在文体的创新上有更多的追求和尝试。
三、非主流女性写作的未来前景
网络背景下的非主流女性的写作，其实绩已经从网络、图书出版、热播影视剧中凸显出来，成为大家可感可视的一种现实图景。与“五四”新文学和新时期文学出现的女性写作有所不同的是，不仅现在的写作方式和写作载体变了，而且写作者自身的构成也与过去截然不同，以前是精英或是类精英式的写作，现在从家庭主妇到职业作家，都参与其中，成为大众女性的写作。从精神价值内核来看，也从以前的思想文化体系的精英取向而走向了大众娱乐、大众文化消费层面，与前两次比较，当下的女性写作具有了更为广义的指义。
非主流女性的写作，正处在一个快速生长的进程之中，以当下的、或是前瞻性的眼光来审视其强势的发展势头，可以看到其今后的几大优势：
1.新媒体与市场化的互涉互补
进入新世纪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一体化的中国文学开始分化为传统的纯文学，以畅销书为主打的市场化文学，以及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文学，形成了三分天下的新板块。非主流女性写作起步、走红于网络，占据着各大门户网站，在网上有数亿的点击率。但另一方面又依赖于高点击率走向了市场化，与纸媒质之间形成了新的供求关系，成为图书市场上的畅销书，名列销售排行榜的前列，所以占据了两方面的优势。她们在网络上与读者进行互动交流，依照读者的需求来定制修改，而效果又马上会在市场上体现出来。反过来，图书市场的需求也会直接地影响到创作，使她们会在写作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应对策略。
2.在影视剧市场中占据越来越多的份额
网络小说本身就带有大众文化、大众娱乐的内质，这和影视的性质是相近的。在网上获得超高的点击率，集聚了人气，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实际上也是通过广大的受众进行了一次次的筛选，所以编导选用这样的原创作品，一般不用担心收视率，失败的概率要远小于那些未知的要靠编导去辨别甄选的本子。而且一般喜欢网络作品的读者都会留意影视的改编和播出，从网上一路追捧成为影视剧的观众。像张艺谋执导的艾米的《山楂树之恋》虽未大获好评，但喜欢原作的读者都会成为电影观众。
这些非主流女性都比较年轻，熟悉同代人的思想和生活，写起他们的生活得心应手。另外身为女性，对家庭伦理、爱情婚恋有着细致的感知体验，想像奇异，题材特殊，所以由她们作品改编的、或是她们自己编剧的穿越剧、宫斗剧、都市言情剧、偶像时装剧、家庭伦理剧都比较流行。她们的作品也成为各大影视公司搜寻的重点，一些作家的每一部作品都提前被影视公司所签约。
3.拥有以年轻受众为主的阅读和收视市场
现在的年轻一代都离不开电脑和手机，他们的阅读主要靠这两个工具，每天会上网阅读，所以他们会很容易地接触到女性的作品，比较熟悉这些人和作品，有些读者甚至是追着某一连载小说在网上读一至两年。被视为原创爱情小说领军人物的匪我思存，她的作品主要是在网上连载，有超过千万的80、90后的读者追着去读。当下手机又成为重要的载体，她们的作品因受年轻人的喜欢而成为签约的主要来源。而由网络原创改编的影视剧也是青年受众的热捧对象。在青年受众的文学接受上，网络、手机和影视占据着优势，传统纸媒质文本正渐渐地失去已经习惯于网上阅读的年轻受众。
4.后备强大新人层出不穷
据一些数据统计，目前网络注册的总人数已经超过百万，而在网络空间中，占据80%之多的是女性，她们无疑具有主体地位。这个巨大的基数，以及后续扩展的不可估量性，都可以想见目前被我们认为是非主流女性的写作未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尽管从整体来看，她们人数虽然很多，良莠不齐，成气候的不多，但相对于传统文学领域不足10万人的各级专业作家来说，她们在人数、年龄上都占有很大优势。尤其是在受教育程度上，她们超过了传统作家群，普遍都受过高等教育，资质很好，像流潋紫写的清宫小说，可以看到她非常好的古典文学功底，熟悉历史，对诗词曲画有很深的了解和把握。女性天生就有一种想要倾诉的欲望，和希望获得他人关注和欣赏的行为动力，网络的宽松环境和丰富的资源为她们这种倾诉和表现提供了充分的自由和展示平台，这会吸引着更多的人投身其中，成为网络女性写作的强大后备。
还有一点必须提及的是，非主流女性的写作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女性大都具有一种写作的热情，而且有一种浪漫的激情，好幻想，情绪化，这让她们在写作上非常投入。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女性的坚持和韧性，在网上能一直坚持写下去的多是女性，这也是她们能出来的原因。
老公因为战地记者的身份,有时会不声不响地消失很多天,在CNN转播的巴勒斯坦扔石头的镜头中会出现。两个孩子,儿子到一年级还不会10以内加减法,经常在院子里挖个坑把自己埋起来,假装是芋头。女儿的愿望是变成哈姆太郎,偶尔会摆一下小公主的姿态。
面对这些火星式的家庭成员,她也以火星的方式来对待,每天都发生着光怪陆离的故事。
她因为害怕毛毛虫,就要1岁多的儿子去抓。还曾不小心把女儿掉进了商场的马桶,再把女儿放在烘干机里烘干。她会陪老公一起吃狗粮,只因为老公想起了不知道吃了多少年联合国难民救济粮的少年。
她那粗线条的看似不可理喻的方式,却把两个孩子培养得很懂事。女儿3岁半时就会半夜起来给爸爸盖被子,怕爸爸感冒。坐着旋转木马时虽然害怕,但转到父亲这一面时却会呈现灿烂的笑容。两个孩子会想方设法地撮合成父母复婚,在爸爸身体查出癌症时,两个孩子都用自己小小的言行感动着爸爸,给他最后的温暖。
因为在小渔村长大,她“以为人是更简单的生物”,为了梦想她曾一路前行,整整25年,艰辛不断,终于成长为日本绘本天后,获得了包括“文春漫画奖”、“手冢治虫文化奖”在内的一系列奖项,可谓光芒万丈。
然而,这些对她来说都不重要,生活也同样,她经历了一切,也获得了一切,她始终生活在生活之外。面对大海,她许下心愿――“无论投胎几次、转世几回,我始终都要做妈妈。 ”
书名:《每日妈妈5 黑潮家族》
作者:西原理惠子(日本) 译者:何凝一
出版:中国铁道出版社 价格:20元
始终都要做妈妈
几乎是从一开始,西原理惠子在我的脑海里就不是一个作者,而是一个女人,再翻一下她的简介、照片与文字,差不多了,就是这样一个女人:流浪、出家、结婚、生子、离婚、复婚、丧夫、赤贫、暴富……在这个过于浩瀚铺张的世界上,在这个有些死水微澜的人间,她经历了,也收获了,但这些对她来说都不重要,她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始终都要做妈妈”。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说真的,像她在日本拥有的那些明星粉丝一样,我也羡慕她,因为她说出了从嘴巴穿越内心最后抵达灵魂的愿望。
读者|左左
最喜欢书中对于family的诠释
最喜欢书中对于family的诠释:family是由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组成的。在她的书中,从来不严肃地讨论教育,也从来不板着脸对孩子们说话,因为每当孩子们犯错时,她会暴怒,会变脸,会发狂……处罚起孩子来也不留情面,不过责骂却变成了做习题,相信读者会注意到,她的生气只是针对她自己。她喜欢和孩子们聊聊天,结果总是出乎意料……别样的教育方式却并不显得生硬,其实我想作者西原女士也并非特意地考虑过有关教育的问题,这多少还是和她的性格以及经历有关吧?很多事情在经历过后才能理解,人也会因此而变得更为包容,同时才能更深刻并自然地去实施。
读者|何家鲸
妈妈无法代替孩子走路
在父亲去世不久,单身妈妈带着儿子女儿生活。在孩子心目中,爸爸是去周游世界了,去当海盗了,调皮的儿子甚至还告诉爸爸“当海盗就不用做数学题了”。妈妈认为,孩子不需要过早地了解这个世界的荒谬与残酷,岁月会慢慢教会他们一切。面对淘气的孩子,妈妈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纯真的愿望。摔跤在所难免,尽管妈妈千叮咛万嘱咐,却始终无法代替孩子走路,也许有些坎坷是孩子必须去经历的,也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真正长大,成长的路上伤痛如影随形,但人生依旧是美丽的。
读者|赵甲思
来世仍要当妈妈
做个如西原理惠子般幸福的女人吧,为赚钱和教育孩子奔波着。劳累时,约上隔壁麦家五个孩子的妈妈小聚一番,偷偷给自己做点点心,榨一杯橙汁,叼上一根香烟,在氤氲的雾气中漫无边际、随心所欲地骂着孩子们,同时又发誓来世仍要当妈妈。
读者|邱然
书名:《孩奴 新妈上岗记》
作者:林琳
出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0年6月
定价:28元
编辑推荐:越来越多的“80后”升级为妈妈了,身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她们,对新妈上岗这个话题自然有态度要表。这是一本现实、好看的家庭伦理小说。
书名:《幸福财女计划》
作者:张达红
出版: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8月
价格:28元
编辑推荐:作为一名经过严格投资理论和实践训练的专业人士,本书作者提供了一种明白晓畅的理财人生启蒙:管理人生的资产负债表,优化人生的投资组合,追求最有效益的生活曲线。
书名:《百万宝贝计划》
作者:顾冰
出版: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