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8:52:4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北京垃圾分类，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垃圾分类过于笼统，北京住宅小区生活垃圾根据《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导手册》一般分为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他3类；大厦一般分为可回收物和其他两类。目前的垃圾分类方法简单易懂，在操作上也更为可行，相比过去没有分类或者只按可回收物和不可回收物的分类方法有了很大进步，但跟国外非常细化的分类标准还有很大的差距，就是跟上海地区推广的“有害垃圾+玻璃+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为内容的黄、橙、蓝、绿四色垃圾分类标准也粗略了很多。分类的简单适用于目前的情况，却不利于初始的垃圾分类与后端的资源化处理的衔接。
缺乏垃圾分类意识，目前生活垃圾主要在居民住宅中产生，一部分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垃圾被居民自己收集起来卖给废品收购站，剩下的经济价值小或者没有经济价值的垃圾被居民直接投放到垃圾箱中，大部分垃圾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分类，垃圾不分类的现象在居民家庭中普遍存在。
政府宣传力度不足。北京市90年代初就被确定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十个试点城市之一，但直到现在，垃圾分类工作也是一直走走停停，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垃圾分类需要的是全员参与，而政府的宣传和管理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跟国外随处可见的垃圾分类宣传相比，北京在垃圾分类方面的宣传力度还欠缺很多。
缺乏完备的垃圾回收体系。生活垃圾分类的最终目的是垃圾的资源化处理和回收再利用，而目前北京市尚未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的垃圾运输、处理、资源化利用的体系，大部分有价值的垃圾都是由环卫工人或拾荒者进行进一步的回收利用，垃圾回收体系的缺乏也导致了居民垃圾分类热情的降低和垃圾分类的难度。
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生活垃圾分类经验
生活垃圾分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管理水平，也反映了市民的文明程度。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在推行生活垃圾的分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大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综合来看，其主要经验有：制定法律、管理严格、政府重视、细化分类、宣传到位。
制定法律
严格的法律是保证垃圾分类实现的关键。美国各个州和城市都订有相应的法律、法规，鼓励或要求每个家庭将垃圾严格分类以便回收利用，而且垃圾分类回收做得好的居民可以享受减少交纳垃圾处理费的奖励。德国1991年实施了《包装条例法》，规定商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承担运输包装、转换包装和销售包装的回收利用义务。欧共体则在1994年制定了统一的包装条例规定，要求其成员国必须在一定期限内对商品包装达到一定的回收利用率。
管理严格
垃圾分类最为重要的一环是政府的严格而有效的管理。日本的垃圾投放时间有严格的规定，不可燃垃圾一星期可以扔两次，而可燃性垃圾只能两个星期扔一次。韩国对分类垃圾混装的家庭有着极严厉的惩罚，如把含水垃圾与不含水垃圾混在一起，会被处以相当于50美元到290美元的罚款。纽约有专门的环保警察检查垃圾分类情况，不在指定的地方分类放置垃圾，会面临25美元到100美元的罚款。
政府重视
德国极为重视生活垃圾的分类，各城市每个居民生活小区都设有大型专用垃圾分类收集箱，用于回收各类垃圾，商店里设有废旧电池回收箱，各居民家庭也都有分类垃圾桶，用于分装废纸、金属等资源垃圾和普通垃圾。日本横滨政府为了帮助市民按照规定倾倒垃圾，向市民们发放了一本27页的关于如何给垃圾分类的手册，超市售出的每一样产品的外包装上都有十分详细的分类标记，会注明此类包装属于什么样的可回收资源，以指导普通市民在家中更便利地将垃圾分类。
细化分类
很多国家和地区对生活垃圾都有非常详细的分类。日本横滨将垃圾分为10种分类类别：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有害物质、纺织品、资源类、纸类、瓶罐、牛奶盒、大型废旧物、公共设施不负责处理的超大型废弃物。台北地区生活垃圾分一般类垃圾和资源类垃圾，一般类又分废纸类、旧衣类、塑料类、厨余类等；资源类包括铁罐、玻璃罐、电池、灯管等。德国居民住宅门前一般都有黄蓝黑绿四只色彩鲜明的垃圾桶，桶上都贴着简明易懂的垃圾分类图案，黄桶收集废弃金属、包装盒和塑料，蓝桶和黑桶分别“吞食”废纸和普通垃圾，绿桶则收集从普通垃圾中新分类出来的茶叶和蛋皮等生物垃圾。法国的垃圾分类包括纸箱、纸片处、废木头处、废金属处、废家居处等等。分类的细化充分保证了市民投放垃圾的准确性。
宣传到位
政府非常重视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工作。日本政府很早就对中、小学生进行环境保护教育，将垃圾问题纳入课本，垃圾分类从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而不是一种麻烦。韩国把垃圾分类作为小学的必修课，使之从小养成好习惯，小学一年级学生就参与垃圾分类劳动，大量的垃圾分类培训和宣传使得垃圾分类深入人心，成为垃圾分类工作不可忽视的一环。
促进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的政策和措施
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生活垃圾的回收既是一种行为和习惯，也是一种约束和经济体系，不但需要居民的自觉行为，更需要政府的法律约束和有效监管。有着良好生活垃圾分类体系的国家和地区大都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法规来约束生活垃圾的分类，北京也应循此惯例，着眼于垃圾的家庭分装、分类投放、垃圾收费和监督惩罚措施等几个层次，在逐步完善生活垃圾分体体系和居民意识的基础上，循序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保证生活垃圾分类的实施。
细化分类标准
相比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令人炫目的垃圾分类细化程度，北京市现行的垃圾分类明显存在不够细化的问题，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北京市未来的垃圾处理越来越倾向于更为环保和经济的垃圾焚烧方法，那么可燃物和不可燃物的垃圾分类则应是顺应此趋势的分类方法。虽然过于细化的分类在目前的居民意识和条件下无法实现，但先进的垃圾分类方法是逐步形成和完善的，相关部门应制定生
活垃圾分类细化的标准和长远计划，分步骤推进，使生活垃圾的分类更为科学合理。
加大投资力度
强有力的资金保障是实现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措施。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对生活垃圾分类的投资力度：一是加强对分类垃圾箱的布局投资。即便在现行简单的垃圾分类条件下，很多社区和街道也并未设置垃圾分类箱，直接导致居民无法分类投放垃圾：二是强化生活垃圾处理、运输等全过程的投资。生活垃圾分类的最终目的是分类处理并资源化，生活垃圾的运输、处理、资源化等后续问题如果无法解决，源头的生活垃圾分类就得不到有效的保证；三是建立多元化投资和市场运作机制。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垃圾设施和分类宣传，比如在垃圾分类箱上设置广告，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吸引企业和社会资本投入等。
加强政策扶持力度
采用政府购买的形式促进生活垃圾分类。政府部门的资源化采购不仅可以大幅度节约资源、保护环境，而且由于政府部门的示范效应，能很大程度上促进垃圾分类在全社会的推广和普及。克林顿政府就规定，政府用纸的60％必须是再生纸，这项措施很快扶植了美国的再生纸行业。北京市也有必要研究制定相应的扶持措施，比如规定所有政府部门采用政府统一定制的分类垃圾箱、政府用纸全部采用再生纸等，通过政府购买行为支持并促进垃圾分类产业体系的形成。
解决城市垃圾拾宝现象。垃圾拾宝现象不解决，居民的垃圾分类就毫无意义，后续的垃圾分类处理也会更为复杂。要从根本上杜绝这一现象，需要居民良好的垃圾分类意识和政府一系列的监管措施。建议一方面加强分类垃圾箱的管理，另一方面考虑将垃圾拾宝者纳入城市垃圾分类就业体系，统一管理和培训，既可以防止因拾宝者造成的垃圾满天飞的现象，又可以解决垃圾工人短缺的问题，从根本上杜绝中国独有的垃圾拾宝现象。
强化垃圾分类宣传
垃圾分类的意识非一朝一夕所能形成，既要靠政府的高效管理，也来源于潜移默化的宣传教育。美国、日本等国家高效的生活垃圾分类也历经了很长的时间才得以形成，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促进此项工作：一是充分发挥媒介优势，在电视广播中投放生活垃圾分类公益广告，传播垃圾分类回收的好处。二是在中小学校普及宣传生活垃圾分类，使生活垃圾分类从小就深入人心，并带动整个家庭的参与。三是加强大众宣传，深入社区进行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印制生活垃圾分类手册、宣传资料等，在社区、机关、校园等地区张贴生活垃圾分类宣传画。组织市民参观垃圾分拣设施、垃圾处理厂，亲身感受生活垃圾分类的好处。
从普遍通识引导，到大力强制分类减量
“十二五”时期，通州区共计完成347个居民小区、36家党政机关、31所学校的垃圾分类达标创建工作。政府部门为每个试点小区（单位）免费配备了垃圾分类收集容器、电动分类收集车，安装了分类宣传引导栏，同时还为每个家庭配备了一组10L的分类垃圾桶。为有效引导居民们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区市政市容委按照每120户/人、每月给予600元的补贴标准，向社会广泛招募垃圾分类指导员（统称“绿袖标”），定人、定岗、定时，在小区指导居民们进行垃圾分类，并对分类不准确的垃圾进行二次分拣。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和培训活动，居民们普遍认识到了垃圾分类、垃圾减量的重要性，提高了分意识，营造了良好的舆论宣传氛围。
为巩固垃圾分类取得的初步成果，2016年，通州区制定了《通州区垃圾减量工作实施方案》，在通识性宣传教育的基础上，采取“强制”与“引导”相结合的形式，对全区范围内责任主体明确的党政机关、学校、医院、科研机构、文化出版、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协会、学会、联合会等社团组织；车站、体育场馆、文艺演出场馆等公共场所的管理单位；食品加工企业；餐饮服务业；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强制开展垃圾分类、垃圾减量工作。
强制垃圾分类、垃圾减量工作由区市政市容委负责组织牵头，区教委、区商务委、区工商分局、区食药监局等部门全力全程配合，按照职责协助通州京环公司与强制垃圾分类、垃圾减量的单位签订服务协议，集中进行运输消纳。按照规定，强制分类、减量的单位，年均承担餐厨垃圾分类运输费1000-2000元。首批被强制的单位共有551家，计划于今年底前全部实现生活垃圾分类运输处理；第二批涉及的单位共计826家，计划于2018年-2019年实现分类运输处理。全区的规划目标是2018年实现城区垃圾减量工作全覆盖，2020年前农村地区垃圾减量工作实现全覆盖。目前，宋庄镇小堡村徐宋路两侧的54家餐饮服务单位已于去年底与通州京环公司签订了服务协议，实施了强制分类，餐厨垃圾减量效果明显。
从垃圾分类闭环不全，到积极落实“智慧分类”
按照北京市“大类粗分”的原则，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餐厨（厨余）垃圾和其它垃圾三大类。除这“三大类”外，日常生活中还会产生诸如衣物、织物、电子等垃圾。为实现垃圾资源的最大化利用，通州区通过逐步构建全覆盖、一体化的“大环卫”服务管理体系，有效扩展环卫作业面，做到了各类垃圾应收尽收，物尽其用。
2016年，通州区政府与北京环卫集团签署了《通州区环卫服务委托合同》，双方共同出资，组建通州京环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环公司”），按照《委托合同》，打造通州区城乡环卫事业发展的主体企业和投融资平台。
京环公司成立后，首先承担了通州城区的道路清扫、垃圾收集、垃圾处理、公厕维护、道路交通设施清洗、废旧物资收集、餐厨垃圾消纳等一体化的“大环卫”综合服务工作。下一步，京环公司还将承担通州农村地区的垃圾分类收集和运输工作，投资建设工业垃圾、电子垃圾、废弃油脂、农村垃圾、畜牧垃圾、园林垃圾处理和再生资源化回收利用设施，构建全覆盖、一体化的“大环卫”服务体系，推进通州区环卫事业不断向专业化、社会化、市场化、城乡一体化协调均衡发展。
紧紧抓住通州区环卫体制改革的契机，通州区政府通过京环公司，充分发挥、利用北京市属环卫的作业优势、科技优势和资源优势，试点打造“两网合一”示范小区，建设再生资源回收柜、智能厨余桶等智慧设施，并计划于今年6月底前搭建完成大件垃圾、织物垃圾、电子垃圾的分类回收体系，在此基础上与实施垃圾分类、减量的单位和社区对接，实施分类运输处理。
智慧分类系统是在“互联网+”背景下的线上垃圾分类回收体系，旨在使可实现资源减量的垃圾依托智能化手段实现分类。智慧分类系统已在马驹桥镇的20个居住小区、城区的5个居住小区试点实施。社区居民通过电话、微信注册，申领具有用户身份识别标识的二维码和“北京蓝・生态卡”，垃圾智慧分类云平台管理系统自动为申领居民建立个人生态账户。
居民们将各类垃圾分类装袋并贴上二维码后，投放到智慧回收柜内。对于居民家中产生的大件垃圾（如废旧电器、暖气片、橱柜、衣柜等），通过微信或客服电话，提交上门服务预约或贴上识别码后，自行运送至指定位置。工作人员现场对智能分类回收柜中的各类可实现资源利用的垃圾及大件垃圾进行核算，同时做好积分录入工作，然后再由回收人员驾驶专用的再生资源回收车，将其运转到指定地点，从而实现了规模化的再利用。
智慧厨余桶（站）与其它垃圾桶（站）并排设置。厨余桶装有居民个人的刷卡记录器。居民通过刷“北京蓝・生态卡”，打开厨余桶（站）的投放口分类投放，同时获得奖励积分。每个居民每天可投放多次厨余垃圾，每天最多有效积分对应前两次。居民们通过垃圾分类获得的积分可线下享受相应的社区服务，兑换日常生活用品，也可通过E资源微信公众平台，线上登录积分商城，兑换代金券、折扣券或生活用品。
据不完全统计，智慧分类系统投放使用以来，2016年4月至10月，仅马驹桥镇的20个居住小区，回收次数累计达到8000人次，回收总件数累计达到60万件，兑换次数达到2000人次；各类资源的回收量包括废旧纸板27.8吨、饮料瓶18.6万个、废旧衣物10.7吨、废旧玻璃4.5吨、塑料类17.3吨、废旧金属5.4吨，其它10吨。
从管理服务体制不分，到形成规范管理机制
在通州区构建一体化“大环卫”格局的背景下，首先构建了城区的梨园镇、永顺镇、潞城镇部分区域，六环内及行政办公区以通州京环公司为主、各乡镇以镇级环卫作业队伍为主的垃圾收运处理服务体系。垃圾收运处理服务体系有效改善了传统粗放式的垃圾收运处理模式，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完善设施建设、强化人员培训、制定奖罚等一系列办法和措施，明显提高了垃圾分类运输的处理水平。
“十三五”时期，通州区将进一步巩固垃圾分类、减量取得的成果，完善统一组织、统一标准等相关配套办法和措施，引导和鼓励城区具备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小区，采取点面结合的形式，建设餐厨（厨余）垃圾集中处理设施，落实属地运营管理责任。同时，要求各乡镇依托自身的环卫队伍，力争2020年建设完成包括餐厨垃圾消纳处理站、筛分设施、密闭式清洁站等分类收集、运输处理设施。区政府将继续加大资金支持力度，给予专项补助支持。各乡镇在建设餐厨处理设施前产生的餐厨垃圾，统由京环公司负责分类运输处理，形成统一完整、协同高效的垃圾分类收集、运输、资源化利用和终端处置的全程管理体系。
这项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是建立责任机制。巩固、完善市容环卫管理体系，在主管部门组织协调、属地管理为主的原则下，将垃圾分类、垃圾减量工作重心下移。规定区政府负总责，街（镇）主抓，明_区和街（镇）主要行政负责人为辖区垃圾减量工作第一责任人。同时成立以区长为组长的垃圾减量工作小组，实行严格的工作责任制，将各项指标分解量化，做到“点、线、面”责任明确，每月召开一次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街道、乡镇参加的工作例会，通报各部门工作进度。
二是建立减量工作监督机制。将垃圾分类减量工作纳入城市综合管理的重要内容，借助数字化城市管理平台和专业队伍优势，实施网络化管理，委托第三方对试点小区、单位进行检查并形成通报机制。同时，发挥市容环卫联动热线和公共服务热线、政务监督热线，以及媒体、社会各界的监督作用，做的及时发现、反馈问题，及时检查、督办整改。
三是建立减量应急处置机制。建立区、街道（乡镇）、社区三级垃圾分类、减量应急处置机制，由京环公司配备专业人员、车辆设备和物资，对分类收集容器中达到80%的各类垃圾及时进行分类运输，做到发现问题或接举报后，按照责任区域和责任分工及时进行处置。
四是建立垃圾减量投入保障机制。垃圾减量资金安排重点以实现减量化为目标，在巩固城区试点小区分类成果的基础上减少分类桶、袋等消耗品投入，加大宣传引导教育，加强精细化管理。
五是加强宣传引导工作。采取八进一支持一试点模式。八进即进机关、单位；进饭店、酒楼；进企业、商场；进市场、超市；进校园、课堂；进宾馆、公园；进社区、家庭；进村庄。一支持即区级委托市级环保组织，全年开展不低于78场的宣传教育活动，为各街道、乡镇提供积分兑换及宣传活动必需的物资支持。一试点即京环公司在居住小区试点以二维码扫描积分、微信、APP平台预约等互联网技术 大力推进“智慧分类”。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必然会导致人们对各种物品的消耗增加，生活垃圾的产生量也会相应增长，亟需建设和完善城市的基础服务设施。为加快改善通州区的生态文明环境，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破解垃圾消纳难题，根据《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通州区“十三五”规划纲要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要求，通州区将进一步强化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体系管理，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资源型、节约型、低碳绿色型社会，培养全社会资源环境意识，并将制定和采取一系列配套方案进行落实。
城市垃圾存量激增的势头已经延续多年。消化存量垃圾，已是北京“十二五”期间城市发展的重大挑战，投资数亿元的大型处理设施也陆续上马。
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固体废弃物管理处副处长张红樱，日前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对北京城市垃圾处理进行了回顾。
只有了解这一艰难而漫长的过程，才能让人们真正理解城市垃圾处理，“还有很多路要走，需要政府、社会、企业、公众共同治理，发挥政府力、社会力、市场力的合力作用，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她说。
以下是张红樱向本刊记者的叙述。
垃圾分选线上有iPhone
1957年10月12日的《北京日报》醒目地刊载了这样一则报道：本市城区就要全面实行垃圾分类收集的办法。破布头、烂铜铁、玻璃和书报全部回收再生；煤渣、破碗盆用来制砖铺路；菜根菜叶、鸡肠鱼肚、蛋壳鸡毛及落叶、杂草沤成了成本低、肥效高的好肥料。
从那时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都是这么做的：分类着眼于垃圾成分和生活习惯。应该说，那20年完成了当时的历史使命，德国、美国很多国家都学习当时北京的废品回收再利用经验。
再提垃圾分类，就是西城区福绥境街道大乘巷在“地球村”环保组织的倡导下进行分类了。当时一些环保人士从国外回来，有很多想法，觉得在城市最能做的就是居民身边的垃圾分类。
6个塑料大桶摆在院内，3个一组，分别写上“废塑料”、“废纸”、“废玻璃”，以供居民分类投放，成效特别显著，一直坚持到现在，厨余也分了出来，西城区也有车辆跟居住小区对接。
1994年阿苏卫填埋场运行，1996年12月15日开始进行垃圾分类。这意味1994年之前做得再细，分完了还得往一块埋。那时的垃圾分类，更多是一个时尚概念。
1996年开始的3年取得了一定成效，人工垃圾车，平均每两三天减少一辆。
原建设部于2000年6月确定北京等8个城市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网上现在对它的评价是“失败”。虽然很多城市开始建垃圾填埋厂，比原来的野垃圾场进了一步，但对于做到什么程度都不是特别清晰。
2000年申奥成功。申办报告承诺：2008年前北京垃圾分类收集率达到50%，资源综合利用率达30%，这些指标也都切实达到了。
但后奥运时代，北京建设和人口规模继续扩大，垃圾问题特别突出。以填埋为主已经不能持续。因为当时垃圾成分变化特别大，可再生资源成分增多，没有回收利用就填埋是极大的浪费。这样就对垃圾分类有了新的要求。
比如，我们国家从2005年进入家电大量抛弃的阶段，前几年冰箱、彩电多，这几年手机、电脑多。在小武基自动分选线，一会儿能出来个iPhone、一会儿能出来个三星。
国际上固废物管理经过四个阶段：简易焚烧、填埋；卫生填埋、焚烧发电；资源再生、循环利用；构建循环经济社会。国际上探索了这么多年，基本上就是这么一条路。
针对历史上形成的野垃圾场，摄影师拍了很多垃圾围城的照片。1994年之前这些野垃圾场都是乱堆乱放，历史积存量很大。现在北京已经开始治理，到2015年将完成1000多座非正规垃圾填埋场的治理。但是，现在垃圾增长速度特别快。
不仅在北京，全国很多城市垃圾存量的增速都在加快。2009年就已经面临几座垃圾填埋场达到设计年限、要封场的压力，减量化势在必行。按照“十二五”规划，2015年底焚烧生化要达到70%，填埋占30%。
分类垃圾必须有终端支持
2009年至今，焚烧、生化、填埋比例由“十五”期间的2：8：90优化为10：10：80。其实到现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于要不要分类还有一些争议。包括业内，也有人讨论垃圾分类是不是做早了。
新一轮垃圾分类的背景可以概括为：第一，垃圾分类是学习先进国际经验，构建循环经济型社会的必经之路；第二，立足北京垃圾问题，源头减量势在必行；第三，它是结合末端处理设施，适应处理配套衔接的实质要求。
北京2008年之前的垃圾处理以填埋为主，垃圾分类一直以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再利用来进行。2009年4月北京市委市政府了《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确定了垃圾处理“增能力、调结构、促减量”的目标，大力推进垃圾焚烧和堆肥设施建设。
到2010年，北京启动了垃圾分类达标小区创建工作，主要就是结合终端垃圾处理设施工艺需要。垃圾分类以分出家庭厨余垃圾为主，厨余垃圾可进行堆肥处理。其他垃圾含水率降低，也可以保证生活垃圾焚烧热值和污染控制需要。
根据北京的情况，先按由简入繁、大类粗分的路线走。因为所有搞垃圾分类的国家都不是一上来就分几十种的，而是先干湿分开。根据中国的饮食习惯，餐厨、厨余比较多，所以干湿分开首要是这部分。现在基本是厨余和餐厨占60%，于是按照国情分了三类：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厨余垃圾。
垃圾分类从居民家庭开始。家里面只分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因为很多家庭都有卖废品的习惯。有些家庭特别是年轻一代没有卖废品的习惯，小区又配置了可回收物垃圾桶。原来厨余不太能分得出来，2013年慢慢达到5%。
自从有了“垃圾分类”的提法，被骂最多的就是“混装混运”。混装混运的原因很复杂，每个时期的主要原因也各不相同。最初是因为只有填埋一个处理手段，进行分类以后，末端没有处理设施来支撑。
那以后，后端开始有设施支撑，餐厨、厨余可以集中或者就地处理，还设了很多分拣中心，再生利用企业也多了，很多高端的处理方式也出来了。这样，回收系统回收量增大，同时有了堆肥和焚烧化处理，速度一下子加快了。
垃圾桶被十几拨人翻过
其实，现在有些小区监测到，一个垃圾桶有十几拨人来翻，最后桶里没剩什么有利用价值的东西。所以清运垃圾的保洁人员才会有一个判断，觉得没有必要分类清运。
也有很多小区的保洁，因为在居民楼下倒腾垃圾桶产生异味和遗洒而被投诉，所以索性一股脑拉到小区垃圾楼站再翻腾分类，也是造成居民误解的一面。
清运工人很熟练，他们有自己的估算方式，决定分类值当不值当。其实现在混装混运的比例已经很低。
当然，如果居民源头分好，可以降低很多成本。比如纸张的回收是分等级的。如果前面分得很好，没有污染和其他成分，在回收利用中等级就会很高。塑料瓶也是，清洗消毒到位才能确保食品级。如果落到“游击队”那里，清洗不干净或者切割不到位，就会降低品次。
最好还是源头保持物料没有被污染，经过简易处理，成本就会降低很多。
垃圾分类工作主要依靠区县落实。像丰台区、大兴区由专业化公司负责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处理及分类设施的日常维护和日常检查，形成了各环节职责清晰、管理体系完整的管理模式，垃圾分类达标效果显著提高。
垃圾分类对每个人都是一个挑战，我觉得可以把垃圾分类作为一种修行。
中华环保基金会参与我们垃圾分类宣传培训多年，李京华主任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在社区做“社会大课堂”活动，一位老大爷问他，我这里有一筐桃，放烂了，怎么分？因为桃肉是厨余，桃核属于坚果应是其他垃圾，这个问题很有挑战性。
李主任笑着问大爷，垃圾分类就是要资源节约，您把桃放烂了扔了多浪费！
现在不太提倡二次分拣员，这让居民自觉性变差。希望“绿袖标”能起到指导、宣传、引导的作用。
目前一种主张是要分得更细。事情越复杂就越难推行和坚持，这是常识。有专家援引人类行为学研究说：一个人养成一个习惯最快3个月，一个集体养成一个习惯最快一年，而整个社会养成一个习惯最快七八年。垃圾分类是一个漫长的集体养成的过程，培育的过程。
当然，最好还是从居民源头开始做好分类，国外、特别是德国、日本的家庭都会对一些可回收物进行处理，比如复合纸包装，洗净晾干压平，有利于后期再加工利用。但客观事实是，目前居民参与率到30%就很不容易爬上去了。而且，30%分类的效果可能被70%不分类淹没。
“游击队”占领大部分市场
再生资源这块是由商委系统负责，我们的垃圾分类中可回收物对接他们的再生资源回收车进行收集。2009年开始，先在朝阳区选择“三街两乡”，尝试了“以分出厨余为主，共分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三类”的办法。
马上覆盖整个北京市不太现实，推动速度太快，末端设施处理能力可能跟不上。到2014年应该能达到居住小区70%覆盖，2015年再做300多个居住小区就能达到80%。
现在做“十三五”规划，但发现重点抓居住小区有一定难度。在单位、公共场所，人们受到组织约束，环境影响，纪律意识就比较强。而在小区里，生活的环境就比较放松。
而且根据国外经验，在局部做这个事情，如果没有形成一定规模，在作业、运输方面就很难有质量和效率。另外，有些区域做、有些区域不做，人的意识、行为也很难统一。我们目前还在研讨下一步的各种功能区域覆盖计划。
按照“规范前端、物流配送、专业分拣、厂商直挂”的思路，我们也在推进再生资源回收规范化站点建设，初步形成了覆盖16个区县，由22家主体回收企业、15个分拣中心、4700多个回收站点构成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2013年成立了北京再生资源中心，设立规范站点，还有资源车到小区现场收，但更大的市场份额目前还是所谓“游击队”拾荒大军占有。
曾有来自各种渠道的建议，提议收编“游击队”。但是这很难操作。流动废品商贩在废品回收市场化之后，迅速而全面地占领了市场，有些和物业小区打了很多年交道，打个电话就能上门。
所谓“正规军”的一些规范企业，在回收方面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设电话热线、网上收废，但机动性、灵活性、及时性难以和“游击队”抗衡。
“游击队”基本只收高附加值的东西。刚才说到旧家电处理，现在怎么处理电子垃圾，我们也在和其他部门商量。北京其实有专门处理电子垃圾的工厂，但是吃不饱，原料都被“游击队”弄到了外地。
“游击队”也是市场行为。北京的废品最早在供销社系统消化，属于特殊行业管理，后来被取消，市场也完全放开。
放开后，废品成了“游击队”的天下。很多“游击队”都带有地域色彩，河南帮、山东帮、河北帮，北京很多地方都有集散地。也要求他们去商委部门备案，但因为不是强制性的，所以备案不多，不太规范。
“游击队”的运作比较成体系，但问题也特别多，偷井盖、电缆去卖；把高附加值东西拿走，剩下的乱丢，就地简单处理，而且都是低端回收、低端处理。
政府要跳出这个圈来
这几年我们有一个整体评估：一是减量化、资源化比较明显；第二，以垃圾分类为抓手，启动全社会的低碳新生活方式；三是吸引企业参与，改变行业传统，带来整个产业的升级。
现在还是面临好多方面的问题，包括混装混运、居民参与率低、正确投放率低。我们应该转化理念：不能什么都让政府来做，包括出钱、建设施、发动群众。这些年想的办法也很多，从建到管基本上全覆盖，政府能使的劲全都用了。
要跳出这个圈来，要把政府力与市场力、社会力协调起来。
要利用经济杠杆。现在混合垃圾和厨余垃圾的处理费用已经有价差了，下一步准备拉大，同时对区县建分选、处理设施的给予补贴。
环境治理的原则是，谁污染、谁付费。国外推行了很多年。按袋收费，有个别省市尝试过。实施的后果，是努力几年的垃圾分类成果没有了，甚至有居民把垃圾袋从楼上直接往楼下扔。现在收费，时机还不成熟，当然未来肯定是这个方向。
下一步目标，一个是和末端处理设施衔接，提供充足的高质量原料。还有两个重点，即垃圾分类和再生资源的结合，干湿分开。
再生利用充分，自然也就减量了。厨余也是一个重要指标，2014年纳入首环办考核体系。当各个区县的厨余分出量要打分、作为考核指标时，就会倒逼大家想办法提升分类、减量效果。
总之，源头要减量，能利用的再利用，然后就是资源化的再转化，最后才是无害化处理。
国营垃圾回收日见萎缩。中国是最早提出垃圾分类收集的国家之一。就拿北京为例：1965年，二环路以内，国营废品收购站有2000多个。20世纪80年代后，其规模严重萎缩；1997年，三环路以内的国营废品收购站仅剩16个。
拾荒大军
拾荒大军取而代之问题多多。8.2万人的拾荒者，每年从北京“捡走”9.3亿元，同时还将废弃物转化成为新的资源，客观上减轻了政府处理垃圾的负担，减少18亿元的处理费用，延长了垃圾填埋处理场的使用寿命。但是，这些民间自发的拾荒者，均是无照经营，缺乏规范、检验和约束，致使垃圾在捡拾、收集、运输、加工过程中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他们自身的传染病发病率也较高。
垃圾道
垃圾道成为百姓的苦恼。北京如今高楼林立，垃圾道成为许多地方的卫生死角，脏乱不堪的垃圾道口，蚊蝇十分张狂，加上拾荒者的胡乱翻找，使得居民们每当走过时必捂鼻而过，底层的住户可就无法逃避，在炎热的夏季也不敢打开门户。老百姓期待新型垃圾回收办法的实施。
袋装垃圾
袋装垃圾并非长久之计。北京一些地方开始实行封闭垃圾道，用塑料袋装垃圾定时回收的办法，以减少垃圾露天堆放对环境的影响。2000年2~5月期间，北京组织了“发展绿色流通，倡导绿色消费”的一次大型绿色消费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消费者使用后的商场购物袋重复使用的占89.91%，其中，充当垃圾袋的占57.05%.
不懂垃圾分类
分类垃圾桶的困惑。北京一些街边虽然采用了分类垃圾桶，但许多人不知如何进行分类投放，不知道什么是可回收的垃圾。在一些社区，由于民间环保组织的倡导，也开展了垃圾分类的尝试，但环卫局的垃圾车又把分类好的垃圾倒到一起运走了，严重挫伤了百姓的环保积极性，产生了负面影响。可见，没有完整的收购、运输、销售、加工、成品市场等组织的再利用产业体系的支持，垃圾分类无法产生经济效益，只能是劳民伤财的空忙。
埋不胜埋，烧不胜烧
关键词：流程再造 分类回收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多原本并不复杂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往往是因为现有管理流程存在着不合理性。在对于垃圾分类分量回收这个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先了类似的问题，由于现有垃圾分类回收管理流程存在着诸多的不完整性和缺陷，导致了垃圾分类处理的效果甚微。各种垃圾得不到有效地处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据北京市统计局官方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市生活垃圾日产生量约13573吨（495.46万吨/年）。05年达到了14710吨（536.93万吨/年），06年上升到15800吨（576.69万吨/年）。到2008年，达到1.2万吨，垃圾年产生量约为438万吨；随着北京市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预测垃圾产生量以每年大约2%的速度增长。又时隔五年，我们的城市垃圾又是如何呢？因此，合理分析当前流程的不合理性，这对这些不合理性对现有流程进行流程的再造和优化则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想信息管理的基本流程一样，当前垃圾回收的流程大致可以分成三个过程：垃圾收集、垃圾分类、垃圾处理。这个传统的流程存在一定的缺陷，使得垃圾分类回收工作存在不少问题。本文将从这三个阶段入手，分析垃圾管理流程再造的必要性。
1、垃圾收集阶段
垃圾收集阶段我们着重要解决的是垃圾的来源是什么、收集方式的确定，而且还要明确垃圾收集之后我们要干什么、这些垃圾有什么用途，不考虑清楚这些问题的话，即使我们进行了垃圾的收集工作，也只是将零散的垃圾集中在一起，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当前的垃圾收集方式有很多，比如环卫收集、企业回收、摆放垃圾桶等。通常情况下，这些收集方式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明确垃圾回收的目的。环卫工人将垃圾收集之后，一般是运到垃圾处理厂进行填埋或是焚烧处理，企业则是将一些有用的垃圾回收之后重新再利用，这些零散收集方式势必会造成工作的遗漏和重复，不仅降低了工作的效率，也让工作的结果大打折扣。在对北京市的建工南里小区进行调研时，有居民反应：以前即使是他们把垃圾分好了，可没有人定期来清理；另外垃圾已经分类好了，可环卫工人运送时又混到一块儿，这大大打击了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而且，我国现有的垃圾收费制度不完善，按照环境经济学中的污染者付费原则，居民、生产商和零售商均对垃圾的产生都有贡献，所以三者均应为垃圾处理付费。现在的基本制度是政府全额支付垃圾分类费用，这就导致垃圾分类居民的参与程度和热情不是很高。
2、垃圾分类阶段
在垃圾的分类阶段，比较重要的则是垃圾分类方式的选择，当前的垃圾分类方式已经比较成熟，我们一般将生活垃圾分成四大类：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垃圾包括纸类、金属、塑料、玻璃等。厨房垃圾包括剩菜剩饭、骨头、菜根菜叶等食品类废物。 其他垃圾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的砖瓦陶瓷、渣土、卫生间废纸等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采取卫生填埋可有效减少对地下水、地表水、土壤及空气的污染。这种分类方式有利于垃圾的回收、处理和利用，是比较可取的一种分类方式。而在具体的分类工作上，我们现在还面临这两个方向完全相反的问题：过度分类和分类不足。一方面，对于一些居民素质比较高的社区来说，居民通常都能够对垃圾进行比较充分的分类，环卫工人在进行垃圾的收集时又会将垃圾进行分类，然后垃圾运抵处理厂的时候，处理厂又会将垃圾进行再一次的分类，这样反反复复地分类虽然使得垃圾的分类足够充分，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人力，降低了效率；另一方面，大部分人仍然对于垃圾分类的理解不够充分，居民的垃圾分类知识相对来说比较匮乏，虽然大部分人表示了解垃圾分类，但是了解并不等于知识合格。从调查我们也能发现，半数人觉得垃圾分类“没有意义”、“用处不大”。而更具体一些的问题，比如什么是可回收垃圾、可回收垃圾又分别对应哪几类，居民的认识程度就更不一致了。因此，这些常识的缺失是的垃圾分类不足的现象普遍存在。
3、垃圾处理阶段
目前常用的垃圾处理方法主要有综合利用、卫生填埋、焚烧和堆肥。可回收垃圾通过综合处理回收利用，可以减少污染，节省资源。如每回收1吨废纸可造好纸850公斤，节省木材300公斤，比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每回收1吨塑料饮料瓶可获得0.7吨二级原料；每回收1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比用矿石冶炼节约成本47%，减少空气污染75%，减少97%的水污染和固体废物。厨房垃圾经生物技术就地处理堆肥，每吨可生产0.3吨有机肥料。有害垃圾会进行特殊安全处理。 其他垃圾采取卫生填埋可有效减少对地下水、地表水、土壤及空气的污染。当前一些比较大型垃圾处理厂一般设备都比较齐全，能够对垃圾进行比较充分地处理，但是这要建立在垃圾充分分类的前提下。由于之前所提到的垃圾分类所存在的问题，结合我们对于北京市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中心的实地探访，许多可以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并没有被分离出来，而是与其他垃圾一起被填埋或是焚烧。通过实地探访，我们发现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中心的垃圾处理方式总体来说符合环境保护的标准，垃圾填埋场附近都有人工林和绿化带，但是仍有一部分废液通过暗渠渗出，对当地水质有一定影响。另外，附近的空气中也有一定的臭味。
综上所述，当前的垃圾管理流程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问题间接或直接地造成了垃圾分类回收工作无序和低效的现状。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对现有垃圾回收管理流程进行再造和优化就是非常有必要的。流程再造的核心是面向顾客满意度的业务流程，而核心思想是要打破企业按职能设置部门的管理方式，代之以业务流程为中心，重新设计企业管理过程，从整体上认企业的作业流程，追求全局最优，而不是个别最优。因此，为了解决现有垃圾分类回收流程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可以从这三个阶段入手，结合流程再造的思想，对垃圾的管理流程进行完善和优化。
参考文献
[1]赵亚凡，宋明大. 关于城市垃圾分类收集的思考[J]. 再生资源研究，2002（2）：27-29.
[2]胡秀仁，班斑.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的社会调查[J]. 环境卫生工程，1997，5（1）：27-30.
[3]刘竞.生活垃圾全过程管理体系研究[J].环境卫生工程，2006，14（1）： 36-39
厨余垃圾水分太多，黏黏糊糊的，把干的垃圾都粘在一起，热值不高，所以烧不起来，再好的焚烧技术也烧不起来。你去中国焚烧场也好，去填埋场也好，要想把垃圾分类，就跟分泥一样。中国垃圾的特点，和中国人的饮食习惯有关，中国人做饭就要用油、酱油、醋，全是汤汤水水，这就是中国特色。
新：那据你了解，日本人是怎么烧垃圾的?
黄：咱们现在走的是30年前日本走的老路。现在中国就像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垃圾围城了。大家过度地消费，奢侈地生活，产生那么多垃圾。没地儿埋了，怎么办?烧吧。没烧两天，跟政府对抗。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对抗，比咱们现在还厉害。
我在日本还见了两个垃圾处理专家，是朋友帮忙约的，就是日本垃圾焚烧厂技术方面的高层。日本现在还是以垃圾焚烧为主。全世界2000多座焚烧炉，日本就占了1300多座。日本是惟一一个处理垃圾用焚烧方式达到75％的国家。美国的垃圾处理，焚烧才占到15％，欧洲一般不超过50％，德国是焚烧大国，45％到50％。
尽管以焚烧为主，日本整个国家还很和睦。日本有几个NGO组织，他们负责跟政府讨价还价，去吵架。人家政府并不是去打，去压，并不是回避。
新：你和专家一起去了日本，还在一起讨论，中国的垃圾专家给你什么样的印象呢?黄：政府政策的失误，我觉得就是受到某些所谓的专家的误导。而这个误导又是由于国际利益集团的形成，资本流通的必然产物。发达国家几十年的垃圾立法、垃圾分类，已使得垃圾最终进入焚烧炉的越来越少。发达国家的垃圾是逐年递减。我们北京以每年8％的速度在递增。没经过分类，垃圾肯定是增多呀。发达国家垃圾的回收率在50％以上。通过层层的分类、回收，50％的垃圾又回到物质循环的这个大圈里头了。
我觉得我们有些专家，最起码没有做到实事求是。你一定要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不能受到任何外界因素的左右。哪怕你得出的观点是和政府政策相悖的，你也要本着科学的态度来坚持你的观点。不能一味的取悦某一个利益集团，这样就掩盖了真实的一面。比如在对待二英的问题上，现在好像是我们在把二英妖魔化。但其实是一些专家在对我们进行妖魔化。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二英列为本世纪最大的致癌物之一，它本来就是妖魔了，何来妖魔化。而我们一些专家则是在对二英的美化。掩盖了真实情况。其目的就是使垃圾焚烧厂的建设，能够实施。大力地推行垃圾焚烧。那等于是鼓励二英的排放。
新：你认为现在垃圾处理在政策上有哪些地方不科学?
黄：我们把用于垃圾处理的拨款都花在末端(填埋、焚烧、生物处理)。北京今年在垃圾处理上花了多少钱啊，100亿。这100亿怎么花，95亿花在末端。在国外，同样拨款100亿，他们最起码会把70亿用在前端(指分类)。
要明白这个道理，把钱花在前端越多，你后端要处理的东西就越少。垃圾分类越细，最后要你处理的就没那么多了。你看北京每天要处理的垃圾那么多，1.8万吨，实际上经过分类处理后，真正要末端处理的垃圾不超过3千吨。50％是可回收的，30％是堆肥，剩下的20％才是焚烧。
我们中国还没意识到，花那么多钱建焚烧炉是多么浪费金钱的一件事。烧垃圾是世界上处理垃圾最昂贵的一种方式。我记得一个美国专家这样说过，在炉子里烧垃圾，其实扔进去的是美元。说句实话，焚烧垃圾就是烧钱。
在日本，垃圾焚烧厂一定是公益事业，烧垃圾用的是纳税人的钱，没有任何利润可图，绝对不会以企业的方式去建造焚烧厂。他们严格按照法律要求的指标进行焚烧。但在我们这里，把垃圾焚烧厂当成企业，那企业主自然要把盈利放在第一位，挣不到钱他肯定会想方设法牺牲掉环保的指标，以老百姓的健康换来成本降低。
新：你认为垃圾在前段怎样分类处理最理想?
黄：咱们垃圾分类，最起码分两类，干、湿。一定要把厨余垃圾独立出来。把北京每天的1万吨厨余垃圾干掉了，就剩8千吨。这个1万吨厨余垃圾是罪魁祸首，它不但自己有水分，还把其他的垃圾全部污染。你想想，垃圾袋里放了剩饭剩菜，就全完了，这一坨垃圾就全粘在一起。那你怎么分类，什么机器能把这堆垃圾分出来?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垃圾分类就是干湿分。中国垃圾分类的最低门槛，干湿分，再加有害垃圾，就够了。现在很多专家都开始注意到我的分类方法。觉得这个分法好。但国外是没有干湿分这个概念的，人家的厨余垃圾，首先在生活垃圾中比例不超过30％，而我们是65％；其次厨余垃圾里的水分国外是30％，我们还是85％，垃圾燃烧的热值就大不一样。
而且独立出来不仅仅是独立投放，还需要独立运输、独立处理。这一块，就肯定不能烧。都是水，这么大的有机物，你肯定得进行生物处理，起码你堆肥，这个我不反对。而现在，处理垃圾现在都简单扔进炉子烧。
新：怎样保障垃圾处理科学地进行呢?
黄：首先是立法，在法律的框架下来做这个事情。目本最厉害的几个立法，全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立的。包括二英法，把二英的排放标准大大提高，保护了老百姓的健康。还有焚烧炉运营的规范、监督的机制，首先要在文件上立法。我要立法，我就要约束政府，运用监督我们政府的权力。日本当时建了6千多个焚烧厂。立法一公布，达不到标准的，不管挣不挣钱，全部关闭。然后日本运用科技的力量，运用雄厚的财力，对焚烧炉进行技术方面的改造。所以日本的焚烧炉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立法的参与者，包括政府、百姓、NGO组织，包括相关的专家。而且，科学家及技术人员肯定是立法的重要参与者。
垃圾分类处理，需要各级政府带头，通过宣传普及环保知识、加大财政投入，把工作做到“家”，做到居民的心坎上，将推广分类带来的不便减到最小，才能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响应和支持。
当前，在许多地方，如何处理居民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大量垃圾已成为城市管理的一大难题和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以北京市为例，随着城市扩张，北京的垃圾产生量正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因居住区的延伸，对垃圾焚烧场、填埋场地点的选择难度越来越大，由选址所诱发的邻避冲突正呈加剧之势(据《新京报》11月2日)。对此，实施科学有效的垃圾分类，提高回收再生率是最有效的办法之一。
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和居民不是不知道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总是无法自觉履行，以致于“垃圾分类”虽然喊了多年，效果却并不显著。客观而言，对不少人来说；将其长期以来养成的旧习惯改掉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北京市朝阳区在垃圾分类上的一系列做法值得借鉴。比如，为小区添置接受不同类型垃圾的大压缩箱，全程密闭操作；对垃圾处理站进行改造，全部升级为密闭式垃圾分类清洁站，区财政承担改造费用。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朝阳区市政市容委还为每户居民免费发放“两桶两袋”，其中绿色垃圾袋用于放置厨余垃圾，白色垃圾袋放置其他垃圾。同时，小区公共区域也分别采用绿桶和灰桶，收集不同颜色的垃圾袋。这些公共垃圾桶一旦装满，将被密闭转运至社区附近的垃圾站清理。
垃圾分类，之所以开头难，难就难在打破居民现有生活习惯，对不少人来说，将其顽固的习惯改掉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朝阳区的上述做法启示我们：垃圾分类处理，需要各级政府带头，通过宣传普及环保知识、加大财政投入，把工作做到“家”，做到居民的心坎上，将推广分类带来的不便减到最小，才能得到绝大多数居民的响应和支持。
然而，培养居民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的建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正如专家所言，在一些地方，居民之所以没把家中的垃圾分类当回事，是“既没动力，也没压力”，卖废品赚钱就积极，分类其他垃圾，没收入没奖励。而在日本等发达国家，垃圾没分类，会让邻居瞧不起，环卫车也不收。对于我们而言，实现垃圾分类处理，同样需要政府牵头，建立引导机制和制度。这方面的工作，一些地方已作出了有益探索。如，2009年11月1日，广州团市委联合保利物业推出垃圾分类积分“绿卡”行动，小区居民如果自觉将垃圾分类投放，达到一定积分后将可领取环保袋、节能灯泡、绿植、社区体育设施免费体验券等奖品(据《新快报》2009年11月2日)。积水成渊，聚沙成塔。每一个看似微弱的努力都是向目标进发的动力之源。奖励是调动积极性的催化剂。推出积分“绿卡”行动无疑可有效激发居民垃圾分类的热情。但应当看到的是，除了需要有奖励措施之外，也必须保持一定的惩罚力度。否则即使有强大的决心，一把无刃剑是不会有什么威力的。美国食品大王鲍洛奇说：“光奖不罚，懒惰的人将更加偷懒；光罚不奖，勤奋的人将失去进取心”。放在这里也可以说，光奖不罚会消解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和效果。有专家建议：“未来将建立垃圾从量收费制度，用‘谁产生，谁付费，谁分类，谁受益’的经济杠杆，达到前期减量”。笔者赞同上述观点。同时认为，发挥奖惩机制的“风向标”和“指挥棒”作用，既可为居民提供垃圾分类的动力，也可产生相当压力，使他们明白，只要认真搞好垃圾分类，才可以获得社会好评和鼓励；否则，就要受到舆论谴责和经济处罚。
之所以要为朝阳区的垃圾分类的做法叫好，因为全国像朝阳区这样围绕目标，制定并推行一系列措施的地方确实不多。尤其是，朝阳区政府在这方面舍得投入，特别是财政投入。但愿其他地方像北京市朝阳区那样积极行动起来，政府带头，加大投入和引导，将垃圾分类变成每一位居民的实际行动，且能通过建章立制和完善配套措施，使垃圾分类工作日趋可操作性，促进居民区绿色元素不断孵化长大，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出应有贡献。
一、欧盟委员会垃圾管理政策
欧盟垃圾处理政策已发展近三十年，并通过一系列的环保行动规划出立法框架，旨在减少垃圾对健康和环境的影响，并创建一个节能减排的经济体系。欧盟环保行动方案明确了垃圾的预防和管理，其首要目标是确保垃圾不会随经济增长而增多。这些措施已取得成效，在上世纪90年代，德国与荷兰的垃圾产生量呈逐年下降趋势。
欧盟的目标是通过新的垃圾预防措施大量减少垃圾的产生，从而更好地使用资源，鼓励向可持续性消耗的模式转变。垃圾管理方法基于以下三个原则：
（一）垃圾预防
在任何垃圾管理战略中，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把减少垃圾产生量放在首要位置，并通过减少产品中的危险物质来减少垃圾的危害性，这样垃圾的处理将会变得更简单。垃圾预防与改善产品的生产方式和影响消费者购买需求（如简易包装或无包装的绿色产品）紧密相连。
（二）循环和再利用
如果垃圾的产生不可避免，那么应该尽可能地回收大量的材料，这样既可以保护环境又可以循环再利用。欧盟已经明确重点关注几种具体的“垃圾物”，包括包装废弃物、报废的车辆、电池、电器和电子垃圾，目的是降低其对整体环境的影响。欧盟要求各成员国制定关于这些垃圾回收、再利用和处置的法律。一些欧盟国家已经制定了相关措施，使回收的包装垃圾量达到包装垃圾总量的50%以上。
（三）改善最终处理方法和监控措施
如果有不能被回收或再利用的垃圾，应该将其安全地焚烧，垃圾填埋只作为最后的处理方法。这两种方法都需要密切监控，因为两者都具有造成严重环境破坏的潜在危险。欧盟近期批准了一项指令，规定了严格的垃圾填埋场管理指导方针。它禁止某些类型的垃圾如废旧轮胎进入填埋场，并设定目标，减少可生物降解垃圾的数量。而另一项指令规定了强制性限制焚化炉的排放级别。欧盟还希望减少二f英和酸性气体的排放，如氮氧化物（NOx）、二氧化硫（SO2）和氢氯化物（HCL），它们对人体健康是有害的。
由此可见，欧盟首先通过对垃圾产生量的控制和循环利用来减少最终必须要处理的垃圾量，因为减量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根本方法。
二、欧美垃圾分类收集方法实例参考
垃圾分类是垃圾收集和再利用中最重要的环节。世界各发达国家都为垃圾分类提供了各种便利的条件及大量垃圾分类的基础设施，并通过各种规定和措施来促进垃圾分类回收工作的展开。
（一）美国的包装处理
美国在垃圾收集过程中对包装容器的处置有严格的界定及处罚制度。政府规定，当地居民有义务参加垃圾分类和循环再造。在企业延伸责任制下，生产商支付产品包装的处理费用。
近几十年来，美国垃圾减量方法之一就是最小化包装：企业生产更环保、更节俭的包装，消费者协助政府回收废弃的包装。目前，美国有几个州在试运行包装垃圾抵押金制度，居民交付废弃包装时再返还抵押金。
（二）德国的精细分类
德国设有独立的垃圾收集系统。在每个住宅附近都设多个专用垃圾桶（按颜色分类），而且为方便工作人员收集，垃圾桶距行车道不能超过15米。不同颜色垃圾桶收集不同种类垃圾。在德国每个超市都可以回收旧电池，大型家电则需要与专门机构预约处理。
（三）瑞典对化学品的收集
在瑞典，有特殊规定的危险废弃物应丢弃在指定地点的特殊生态站中。生态站是为收集电池、化学品、油漆残余、气雾罐、旧机油、溶剂和荧光灯等有害化学品而专门设置的。
从欧美国家对垃圾收集处理的相关规定中可以看出，各国对可回收废弃物和特殊废弃物的收集处理相对比较细致，体系也比较完善，且都在垃圾源头进行分类和预处理，以大大提高垃圾的再利用效率，把对环境的污染降至最低。
三、欧美城市主要的垃圾处理方法
（一）垃圾填埋和焚烧简述
除了3R原则（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目前城市垃圾的主要处理方式是填埋和焚烧。
填埋：垃圾填埋后，有机垃圾在自然分解过程中产生气体，主要是甲烷和二氧化碳，这两种气体是引起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
焚烧：有机垃圾和其他物质焚烧后，转化为底灰、烟气、粉尘微粒及用于产生电力和热能的蒸汽，可以有效减少垃圾量。
在北美，填埋和焚烧基本持平，而欧洲以焚烧为主，其中丹麦和瑞典在利用焚烧能源方面走在世界前沿。2005年，丹麦4.8%的电力和13.5%的热能都来自焚烧。总体而言，欧洲国家在城市垃圾处理中对焚烧的依赖较强。
（二）北美、欧洲垃圾填埋和焚烧现状
1.美国的垃圾焚烧
1975年10月，美国第一家商业化垃圾焚烧厂建成于马萨诸塞州，并成功运营至今。1990年，美国有186个垃圾焚烧设施，后来慢慢减少至不到90个在运行，主要原因是由于焚烧技术无法满足对环境保护的要求，同时填埋的方式成本更低。但是现在，处理技术的进步使得焚烧这种方式的优势逐渐显现，政府也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和优惠政策来鼓励这种处理方式。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焚烧会逐渐代替填埋成为美国处理城市垃圾的主要方式。
2.欧洲的垃圾焚烧
2001年之前，垃圾管理未引起各国政府重视。随着垃圾量不断增加，许多国家逐渐意识到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解决垃圾问题，从而促进了欧洲垃圾管理法规取得新的进展，垃圾开始被看作是一种资源而逐渐得到利用。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禁止危险垃圾填埋处理，加上私人经营的垃圾焚烧炉可以享受税收抵免，过去十年间，欧洲有很多垃圾焚烧设施建成并运营。
较一般意义的焚烧和填埋而言，焚烧发电显示出独特优势，受到了北欧许多国家的青睐，他们通常将垃圾处理与废热发电结合起来。此外，由于没有足够的场地用于填埋垃圾，一些国家也倾向于焚烧处理。
3.加拿大的垃圾填埋与焚烧
为减少对环境的损害，加拿大安大略省2008年针对垃圾填埋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新标准，涉及内容包括水文地质和地表水、设计报告、保护地下水的选址设计、现场管理与监督、填埋场关闭及关闭后的管理，以及填埋场管理人员对应事故和其他问题的财政保障等。
加拿大政府没有强制执行焚烧排放规定，而是制定了指导方针。这些方针由加拿大环境部根据2006年《加拿大清洁空气法案》制定，涉及内容包括焚烧产生的二f英、呋喃和其他有害物质。但议会没有强制各省执行，各省政府可自行决定如何将政府的指导方针融入地方法规中以进一步实施。
（三）垃圾焚烧的事实
许多环境学家认为垃圾焚烧会产生大量的二f英类物质，会对人类健康产生威胁，而如今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早期的垃圾焚烧设施气体清洁技术不达标，排放了大量的二f英，而目前新的焚烧技术产生的二f英气体很少，其排放物主要是二氧化碳。
所以反对焚烧处理的人在没有充分了解当前清洁排放技术的情况下所做的定性言论未免有些偏颇。一些环保组织认为焚烧是产生二f英和呋喃的罪魁祸首，即便是最新的焚烧设施也会产生污染，这些说法都没有量化根据。
在北美，填埋方式因由来已久而普遍采用，焚烧方式虽然广受争议，但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具有废转能的优点，现在也逐渐成为主流的垃圾处理方式。其实两种方法都会对环境产生危害，只是哪种危害小的问题。
四、北京城市垃圾处理现状
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北京市的垃圾基本是采用简易堆放的方式进行处理。从1991年开始建成大屯转运站和阿苏卫填埋场，北京市的垃圾处理才进入无害化阶段。
在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大批的垃圾填埋场陆续建成，填埋也成了北京处理城市垃圾的主要方式，填埋量占垃圾总量的90%以上。但是，在这些填埋场之中大部分都是非正规的，截止到2006年，北京市共有非正规垃圾填埋场1011处，垃圾囤积量达8000万吨以上，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土地资源，污染了地下水及周边环境，还严重影响空气质量和人体健康，已经成为政府和市民共同关注的问题。
垃圾填埋处理已经渐渐不能适应北京这种飞速发展的特大城市的要求。2009年，北京每天产生生活垃圾已经达到1.84万吨。令人担忧的是，生活垃圾的数量仍在不断增长。为了填埋这些垃圾，每年要消耗掉约500亩土地。不仅如此，就垃圾处理能力而言，北京的垃圾填埋场也在超负荷运转，这会加大填埋场污染控制的难度。如果不采用其他更加高效的垃圾处理方式，按照每年8%的生活垃圾产量增长速度，几年之后全市现有垃圾填埋场将全部填满。
2009年，北京市市人大代表在十三届二次会议和市政协委员在政协十一届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提出要加快垃圾焚烧厂的建设，进一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建设宜居城市，学习借鉴国内外经验，制定垃圾处理工作方案。从2013年开始，北京市计划三年内建成各类垃圾处理厂37座，其中大部分为垃圾焚烧厂。
但是，建造垃圾焚烧厂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还不被广大市民所接受。他们认为焚烧所产生的有害气体会严重影响环境和身体健康。杭州市余杭区就曾因垃圾焚烧厂选址问题发生过居民抗议事件。所以，政府相关部门应大力宣传和普及相关知识，使大家从了解到认可，再到支持。
实际上近年来，随着焚烧处理技术的进步，国外对生活垃圾焚烧厂实施了大规模的结构调整，通过更高的环保标准来改造旧的焚烧厂，关小厂、建大厂，向规模化、大型化发展。在技术的改进和知识不断的更新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对二f英产生来源有了科学认识；并且随着垃圾焚烧技术的进步，尤其是高温焚烧技术和更先进的烟气净化技术，在垃圾焚烧过程中已能充分控制二f英等有害物质的产生。
科学专家经过检测发现，城市生活垃圾的焚烧并非是产生二f英的主要原因。有数据显示，大气环境中的二f英90%来源于一些污染较重的工业，如炼钢、火力发电等工业锅炉燃烧、纸浆漂白过程以及医疗垃圾的低温焚烧等。垃圾焚烧还有利于减少碳排放，斯德哥尔摩耶夫勒大学和皇家理工学院的专家研究发现，垃圾焚烧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和有害气体比堆砌和填埋同样数量垃圾的产生量要少，因此垃圾焚烧对环境更加有利。如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焚烧垃圾，不但可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还可以产生热能和电力。
针对北京的情况，垃圾焚烧逐渐取代填埋成为北京市处理垃圾的主要方式，这样不但节省了宝贵的土地资源，还可以通过先进的技术来减少环境污染，也能实现垃圾二次利用和转化成能源，可谓一举多得。
五、对北京的启示
通过对国外垃圾处理政策与经验的分析发现：城市垃圾处理是一套体系，每个环节都很重要。
首先要从源头控制垃圾产生量。目前，我们的关注点基本集中在垃圾产生后所导致的各种问题上，而忽略了怎样减少垃圾产生这一源头问题，导致在垃圾产生预防上还有许多空白，例如规范生产型企业的正规化，合并同类型企业，鼓励企业使用更简易的包装等。
其次再通过回收和再利用进一步减少垃圾量。例如杭州目前正在试点垃圾分类回收兑换机，居民把诸如塑料瓶、旧电池和玻璃等废弃物投放到机器的指定投放口，到达一定数量后机器会反馈给居民电影票。这样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来让大家体会到自觉分类带来的好处。
最后结合北京的实际情况选择最合适的垃圾处理方法。政府相关部门要注重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完善这一领域的管理组织体系，避免诸如垃圾分类出现先分后混的乱象。加强相关设施的建设，学习先进的经验和技术。加大相关的知识文化宣传，使大众正确认识这一领域问题的重要性，把垃圾分类回收纳入到基础素质教育，让垃圾处理这个问题可持续发展下去。
参考文献：
[1]张红，李纯.国际科技动态跟踪――城市垃圾处理[R].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2]杨艳梅.国外城市垃圾处理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4（04）.
[3]向亨裕.瑞典生活垃圾的回收与处理及启示[J].节能与环保，2012（09）.
人类历史与垃圾同行
垃圾始终伴随着人类，见证了社会的兴衰发展，据《汉书》记载，早在公元前223年，就有了环卫工人。但同时，垃圾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诸多困扰，尤其是在人类社会迈入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后。美国人从1924年开始填埋城市垃圾，到了1980年代，到了无处可埋的地步。
1972年以前，城市垃圾大部分都被运往农村做肥料，那时候的垃圾里极少金属、塑料，大都是些烂菜叶、剩饭，顶多有些脏土，所以，农民很欢迎城市的垃圾。可到了1970年代前后，城市垃圾的成分日益复杂，塑料袋、玻璃、电池、有毒金属等构成了垃圾的主体。
在国际上，1972年是个分界线，农民从那年开始拒绝再接收城市垃圾。中国大概是在1979年，开始出现农民拒收垃圾肥料的事情。从那到现在快30年了，城市垃圾只能堆放到城郊空地，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垃圾围城的局面。就连首都北京也不例外，几年前同样处于垃圾环带的包围中，只是最近两年才有所好转。
垃圾一方面扼杀、吞噬着城市，改变着城市风景，同时也启发了一种全新的城市发展模式，用现在的时髦说法，就是循环经济。据国际相关权威机构统计，2005到2007年，3年间全世界主要的工业原料有40％来自于废旧物资。2005年一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回收的废旧物资总量价值2500亿美元，欧洲是废旧物资循环利用最好的区域，单是用纸一项，全欧洲再生纸占了消费总量的70％。
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米其林轮胎。他们著名的“371承诺”，每条轮胎能够翻新3次，使用7年，行驶100万英里。废旧的轮胎使用3次之后，即使最后彻底不能再奔跑，仍然能够做成橡胶粉被利用。
为什么欧洲会这样呢?在当代世界格局中，资源争夺是国际斗争最重要的议题，欧洲地域狭小、缺乏资源，历来如此。对于他们来说，废旧物资是跟石油、天然气同等重要的战略资源。
而在全球范围内同样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废旧物资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这一点，在西方国家的政治议题中早已是共识，只是在中国我们还认识不足。不过，这也只是时间问题，迟早大家都会明白，垃圾绝不仅仅只是垃圾，它是一堆宝藏，重要的是看我们如何去管理这些宝藏。
走向垃圾综合管理
把垃圾当成资源来对待时，我们就应该用“管理”这个词，而不是“处理”。如今，欧美国家最先进的主流思想就是走向垃圾综合管理，结合中国垃圾实情，对于垃圾管理，主要应该遵循以下一些原则：
一、合法性。在中国，我们管理垃圾目前要遵循的最重要法律是2005年出台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这部法律的基本思想是先进的，主要提出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
其中最重要的在于减量化。目前，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最发达的欧美日，城市垃圾每年都能做到负增长，东京从1989年就开始了负增长，至今已持续了19年。欧洲除了希腊和土耳其外，全部城市都能做到垃圾负增长，这是人类社会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对于中国来说，资源化则是更加现实的问题，研究垃圾的学者都会说“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这个就不用细说，单是垃圾管理带来的就业大军就是很可观的数字，在中国，600多座城市，一共有230万垃圾产业大军，光北京就有17万之众。
无害化则是一个基础性原则，对于垃圾的各种处理方式，主要目标就是避免污染环境。
二、系统性。垃圾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从产品生产开始，就应该给予考虑，在垃圾管理先进的国家，有各种法规，在新产品出厂时，就对废弃后的回收和利用做了规定，主要由生产厂家承担这项工作。当垃圾产生后，从前期的垃圾分类到厂内分拣、再生产品的制造、销售以及重新使用都需要系统安排，任何一个环节没有准备好，都于事无补。
以北京为例，前几年搞垃圾分类，到处宣传环保，制作分类垃圾桶，前后花了一亿元，最后却换来老百姓骂声一片。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听政府的话，加强环保意识，小心翼翼地把垃圾分类丢，可垃圾车一来，一股脑把所有垃圾都堆进去了。其实，北京到现在也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的垃圾分类处理手段和设施。这样就既浪费资源，又欺骗了民众的信任和感情。
东京也曾经有过没有系统考虑垃圾问题而带来的城市管理教训。当时日本人找到了垃圾焚烧发电这个处理法宝，市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投入25亿美元，在东京城区各地建设了25座最先进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可是刚刚开工没多久，其中10座就停了，因为没有垃圾吃了。市政府在设计之初，根本没考虑过垃圾负增长的情况，现在，东京的垃圾越来越少，这些焚烧发电厂大部分都面临被拆除的状态，这个事情让东京市民对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了强烈质疑。
三、经济性。垃圾管理同样也要遵循经济学的最优原则，要用最少的钱来获取最大的收益。这里的收益不单指经济收益，更包括环境收益和社会收益，要将环境、经济、社会三方收益综合考虑，平衡处理，决不能为了省钱、挣钱而危害环境，更不能漠视垃圾处理场地周边居民的利益，为了处理垃圾而造成居民成天投诉，这同样是得不偿失。
建立系统操作体系
要实现垃圾的综合管理，只靠政府远远不够，甚至，主要的工作也不能由政府来承担，而应该遵循责任分担的原则，政府、企业、公众都是承担责任的主体。其实，建立这个系统并不是很难，很多企业都愿意做，公众的环保意识也在日渐高涨，政府应该只从立法、监督、处罚三方面努力，剩下的事情都交给企业去做。
另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差异性原则。垃圾成分与地域、气候、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都有密切关系，每个城市的垃圾都是不一样的。以北京为例，海淀区跟丰台区的垃圾成分就有很大不同，北京跟青海的垃圾差异就更大了。
基于这种差异，我们在管理垃圾的时候，就一定不能实行统一的标准和工艺，一定要分类对待，摸索出最适合本地的垃圾管理经验，也因此，中国管理自己的垃圾不能照搬西方经验，而应该由我们自己的学者和技术人才在实地调研中国城市垃圾状况的基础上，总结出本土模式。
可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形成一整套完善的垃圾管理思想体系和实际操作经验，所以在垃圾问题上，中国的600多座大小城市一定会不断出现各种问题和矛盾。即使在经济最发达的香港，即使他们的垃圾热值已经达到每公斤8200千焦(4200千焦即可直燃)，也因为缺乏系统的垃圾管理思想而时常被垃圾问题困扰。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不断增加，从2000 年的1. 18 亿吨增长至2012 年的1. 71 亿吨; 与此同时，北京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从244. 39 万吨增加到648. 31 万吨，2012 年人均垃圾日清运量达到1. 0kg，而台北市已降到0. 37kg。随着垃圾处置量稳步增加、处置标准的提高、用工成本的增加，垃圾处置的政府责任和资金压力也越来越大。然而，现有公开的统计资料仅包含生活垃圾末端处置费用，不是生活垃圾全生命周期的成本，并且，缺乏详细的界定，以至于误导社会并影响正确的决策。因此，文中尝试在界定生活垃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管理内容、管理标准的前提下，应用市场价格估计成本，即文中所称的社会成本核算，旨在为社会提供生活垃圾管理的成本信息，揭示生活垃圾管理所占用的社会资源，纠正公众的认识偏差，促进垃圾分类。
生活垃圾处置属于城市公共产品，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垃圾产生量迅速增加，其管理成本呈逐渐增加趋势[3]。很多发达国家采用各种措施努力控制生活垃圾管理成本，包括垃圾处置经营模式改革、实施垃圾分类促进减量等[4]。Lohri 等[5]将生活垃圾管理的总成本按照成本类型分为固定资产投资和运行维护费用，按照管理环节将其划分为收集成本、运输成本、处置成本、垃圾费征收成本、公共部门管理与服务费、资源回收成本。Debnath 等[6]建立了生活垃圾管理服务的全成本核算框架，按照成本要素将其划分为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进而按照生活垃圾的主要管理过程将成本要素划分为收集成本、转运成本、处置成本。Kinnaman[7]为确定生活垃圾最优回收率讨论了生活垃圾处置全社会成本的估算方法，对社会成本进行了界定，认为社会成本包括垃圾收集与处置成本、家庭回收成本、处置外部环境成本、回收外部环境收益等。Fiorucci 等[8]和Costi 等[9]采用非线性优化模型核算了意大利热那亚市的生活垃圾处置成本，包括回收成本( 含收集费用) 、运输成本、处理成本。此外，学者还研究了生活垃圾管理各环节成本的构成，如，运输成本包括人工成本、燃料和车辆费用( El - Hamouz) [10]; 填埋成本包括基建成本、操作运营成本、垃圾运输到填埋场地的成本( Assamoi) [11]。国外针对生活垃圾处置成本核算的研究较为成熟，由于国内外生活垃圾收集处置经营管理模式、垃圾处置标准的差异，在成本的界定与划分上有所不同。
国内学者在生活垃圾成本核算方面做了尝试。陈科等[12]基于垃圾计量收费的定价思路，估算北京市1998 年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填埋的社会成本，分别为21. 7 元/吨、37. 0 元/吨、39. 1 元/吨。何品晶等[13]认为垃圾处置成本应涵盖收集、运输、转运、处理等环节的费用，计算了2009 年杭州市余杭和临安的垃圾处理成本，分别为253. 5 元/吨和276. 6 元/吨。褚祝杰等[14 - 15]围绕生活垃圾按排计费的费率，根据边际成本定价法核算了垃圾处置的边际费用，包括固定费用和变动费用。国内研究已对生活垃圾处置成本进行了初步核算，但尚未准确界定生活垃圾处置的全社会成本，并不是以市场价核算的全成本，核算所用数据资料不细致不系统。
北京城市规模大，垃圾产生量多，生活垃圾处理面临严峻挑战; 北京的生活垃圾管理是我国特大城市的典型，良好的垃圾处置成本控制具有示范效应。文中参照国外的成本划分方式，并结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现状，对生活垃圾处置的全社会成本进行界定，进而提出基于市场价格的全社会成本核算方法，据此测算北京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置的社会成本，以揭示当前垃圾处置所占用的社会资源。
1 生活垃圾处置的社会成本与核算方法
1. 1 社会成本界定
城市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厨余和其他垃圾三类，如果可回收物、厨余未分类并混入了其他垃圾，则算作其他垃圾。文中估算其他垃圾处置的社会成本。若可回收物、厨余已分类存放并单独处置，则不进入其他垃圾处置系统，文中不对此继续分析。北京市虽然试点垃圾分类已有14 年，但至今基本没有实现源头分类，因此，文中使用的生活垃圾( 进入填埋场处置的) 实质是其他垃圾。生活垃圾处置是指将生活垃圾从小区公用垃圾桶运送到密闭式清洁站、转运站直至垃圾卫生填埋场或焚烧厂进行安全处置的过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包括收集、转运与安全处置环节。以北京市为例，收集环节通常由各区环卫中心负责，将社区、机构公用垃圾桶中的垃圾收运到密闭式清洁站; 转运和安全处置环节的责任主体通常是市环卫集团或各区环卫中心，将垃圾从密闭式清洁站送至大型垃圾转运站，而后负责垃圾的卫生填埋或焚烧。生活垃圾处置全社会成本并未包含资源回收成本，原因是可回收物与其他垃圾并不属于同一管理系统，资源回收利用以价格和利润为导向，属于市场行为，并非公共支出的范畴[16]。北京市卫生填埋的比例为70%，是主要的无害化处理方式，文中针对最终卫生填埋处置的垃圾进行全社会成本核算，焚烧处置文中不做研究。生活垃圾处置全社会成本指全过程的、社会为其安全处置直接或间接支付的并以市场价核算的成本，包括财政支出的费用和未以货币形式体现的成本( 如，土地成本) 。由于城市生活垃圾处置并非完全的市场化行为，运输环节的真实成本用市场价反映; 同时，北京土地资源稀缺且土地存在机会成本，在核算中应考虑土地成本。
社会成本应包括私人成本和公共成本，由于生活垃圾处置属于公共服务范畴，因此，其社会成本实际为公共成本。按照生活垃圾管理的生命周期，文中将其社会成本划分为收集成本、转运成本和卫生填埋成本。收集成本指从社区公用垃圾桶将垃圾收运到密闭式清洁站和清洁站的全部成本，不包括社区内的垃圾清扫。转运成本包括密闭式清洁站至转运站的运输成本I、转运站建设和运营成本、转运站至卫生填埋场的运输成本II。其中，转运站成本指垃圾经过筛选、压实及最终渗滤液达标处理等产生的费用。卫生填埋成本指在渗滤液达标排放、填埋气回收处理条件下，垃圾填埋场的建设及运行成本。按照成本发生的时间尺度，将其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其中固定成本即为基建成本，需计算固定资产折旧，可变成本即为运行维护费，直接构成当年成本。而且，在生活垃圾处置缺乏市场化的背景下，垃圾处理厂建设用地、运输等多个环节存在隐性成本。
1. 2 成本核算方法
基于管理环节划分的收集成本、转运成本、卫生填埋成本需涵盖各环节的所有费用，核算方法详。其中，采用平均年限法①估算固定资产折旧，净残值率按照其原值的4% 确定。采用机会成本法估算垃圾处置占用的土地成本，且认为商业用地价格能够反映土地的机会成本。运用市场价格替代法估计运输成本，主要通过对物流公司的访谈获取相关数据。
2 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置社会成本核算
2. 1 收集成本
北京市生活垃圾收集费用尚无统计资料，收集环节采用案例社区核算方法。以西城区阜外西里社区为例，该社区占地129. 1985 万m2，常住人口6159 人。社区其他垃圾清运量1168 吨/年( 2012 年调查数据) ，人均其他垃圾日清运量为0. 49kg，与北京市城八区居民户的人均垃圾日产生量0. 44kg 近似②。尽管2012 年北京市城区人均生活垃圾日清运量为1. 0kg，但由于居民具有流动性，差额0. 51kg 应是在机构的产生量，假定机构和社区的收集成本差异不大，可用社区的代替。其他垃圾由西城区环卫中心收运到密闭式清洁站，进行压缩并以集装箱形式由市环卫集团送至大屯垃圾转运站，在转运站进行压缩并装入大型集装箱，最终运至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
该社区的收集成本具有代表性: 首先，北京市90% 以上生活垃圾经过密闭式清洁站运至垃圾转运站或处理设施，且密闭式清洁站均执行北京市统一标准③; 其次，多数密闭式清洁站由所在区县环卫部门负责管理运行，该社区密闭式清洁站由区环卫中心运营，在运营方式上较为一致; 再次，密闭式清洁站之前的收集成本主要是从公用垃圾桶到密闭式清洁站的运输费用，而收集工与收集设备一般由环卫部门根据社区规模统一配备，另外，由于核算的是单位垃圾收集成本，可避免不同社区因其规模、垃圾产生量不同而导致收集工及收集设备配备不同引起的成本差异。并且，本研究核算其他垃圾处置的社会成本，与社区是否进行垃圾分类关系不大。
西城区阜外西里社区有38 个其他垃圾专用桶，平均一个桶服务162 人，垃圾采用电瓶车密闭收集。密闭式清洁站位于社区内，占地约140m2，主要固定投资为一套吊装设备。收集成本分为公用垃圾桶成本、运输成本、密闭式清洁站成本。其中，密闭式清洁站土地成本根据北京市2011 年的商业用地价格以及商业用地40 年使用年限计算，为38. 3 元/吨。收集成本合计727. 2 元/吨。
2. 2 转运成本
( 1) 转运站成本。大屯垃圾转运站位于朝阳区大屯乡，是国内首座密闭压缩式②且符合卫生条件的垃圾转运站，执行《关于北京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水污染物排放适用标准有关问题的公告》。该转运站于1994年投入运行，2008 年12 月经过改建后正式运行，占地9667m2，其主体建筑物为垃圾压缩车间，另有车库、门卫、地磅、污水池等附属建( 构) 筑物[20]，主要承担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的垃圾转运( 涵盖阜外西里社区) ，总投资10417 万元，设计转运能力1800 吨/日，若按20 年使用寿命，其单位垃圾基建折旧为7. 6 元。2012 年，大屯垃圾转运站运行维护成本为39. 1 元/吨，包括人工费、动力费、材料费( 含轮胎) 、工艺费、修理费、设备折旧、资产税费、期间管理。其中，人工费占比最高( 49. 26%) ，其次是工艺费( 12.38%) ，动力费和设备折旧费分别占4. 72%、4. 30% 。参照密闭式清洁站土地成本计算方法，转运站土地成本为4. 7 元/吨( 2011 年数据) ，转运站成本合计51. 4 元/吨。
( 2) 运输成本。考虑到不同社区生活垃圾运输路线及运输距离不同，本研究以大屯垃圾转运站和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的主要服务区域( 西城区、东城区、朝阳区) 的平均距离核算垃圾运输成本。西城区、东城区、朝阳区的中心位置距离大屯垃圾转运站分别为17. 1km、10. 9km、12. 5km，即运输I 的平均距离为13. 5km，而运输II 即大屯垃圾转运站至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的距离为24. 0km，因此，垃圾的平均运输距离为37.5km。北京市生活垃圾均由集装箱密闭清运，可按普通货物运输价格估算，根据对物流公司的访谈，按照平均运输距离37. 5km 计算，单位垃圾的运输成本为150. 0 元( 2012 年价格) 。
2. 3 卫生填埋成本
2011 年北京市环卫集团阿苏卫、安定、北神树三个垃圾填埋场处理的垃圾量占北京市城六区垃圾清运总量的53. 5%。其中，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位于昌平区百善乡，是北京市第一座符合现代卫生填埋标准的大型垃圾填埋场。填埋区实施气体表面收集及全密闭工程，通过点燃和沼气发电两种形式对填埋气进行综合利用; 渗沥液出水执行《关于北京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水污染物排放适用标准有关问题的公告》。该填埋场于1994 年建成并投入运行，填埋场工程主要包括防渗处理系统、渗滤液收集处理系统和沼气收集利用系统。该填埋场占地604000m2，总投资1. 1 亿元，使用寿命17 年，日垃圾处理能力2000吨，主要承担东城区、西城区的全部生活垃圾以及朝阳区、顺义区、昌平区的商业垃圾的卫生填埋( 涵盖阜外西里社区) ，单位垃圾基建成本为8. 5 元。2012 年，环卫集团三个填埋场的运行维护成本均为110. 0元/吨，即为政府补贴价，其中，材料费占比最高，为50. 09%，其次是工艺费21. 77%，动力费和设备折旧分别占1. 34%和2. 65%，成本结构详。参照密闭式清洁站土地成本计算方法，垃圾卫生填埋的土地成本为264. 5 元/吨。因此，卫生填埋末端处置的社会成本合计383. 0 元/吨。
2. 4 可比价格调整
为了更加准确且完全可比，有必要对不同年份的价格调整为以2012 年为基期的可比价。贴现率的选择在跨期成本( 或收益) 分析中非常重要，结合2000 年以来2. 24% - 4. 14%②的国有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文中选择4% 作为基准贴现率。同时，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③调整因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波动。调整后的单位垃圾填埋处置社会成本为1530. 7 元。
3 讨论
北京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置社会成本核算结果表明，收集成本占全成本的比重高达59. 1%; 转运成本占13. 3%，其中，转运站和运输分别占3. 5%、9. 8%; 卫生填埋成本为421. 7 元/吨，占27. 6%。收集与卫生填埋成本构成全成本的主要部分。垃圾收集环节属于劳动密集型，人工费占收集成本的36. 5%; 而真正用于垃圾处理的费用较少，转运站和卫生填埋的作业成本合计188. 4 元/吨( 未包括土地成本) ，其他1342. 3 元主要产生于收集与运输环节以及往往被忽视的土地成本。此外，在生活垃圾处置社会成本中，土地的机会成本为328. 1 元，占全成本的21. 4%，垃圾处置占用的土地资源不容忽视。
根据《中国环境年鉴》中相关数据核算北京市2012 年生活垃圾处置成本为151. 2 元/吨。该成本包括垃圾处理厂的固定资产投资、运行维护费用( 能源消耗、设备维修、人员工资、管理费及与垃圾处理厂运行有关的其他费用) ，为垃圾处理厂的处置费用，仅占垃圾处置全社会成本的9. 9%。依据公开统计资料估算的垃圾处置费用仅为末端处理作业成本，远低于垃圾处置的全社会成本。
2012 年，北京市生活垃圾清运量648. 31 万吨，根据1530. 7 元/吨的垃圾处置社会成本，估算其垃圾处置的社会成本总额达99. 23 亿元，占当年北京市财政支出的2. 1%，人均垃圾处置支出高达556. 4 元/年。不难看出，垃圾处置的社会成本已经非常高，垃圾减量已刻不容缓。
4 结论与建议
文中依据生活垃圾的管理环节，明确界定生活垃圾处置全社会成本，提出基于市场价的全社会成本核算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北京市的案例核算，得出如下结论:
( 1) 2012 年，北京市生活垃圾填埋处置的社会成本为1530. 7 元/吨，包括收集成本905. 1 元/吨、转运站成本54. 0 元/吨、运输成本150. 0 元/吨、卫生填埋成本421. 7 元/吨。通过该方法核算的成本涵盖垃圾从收集到卫生填埋处置的全部成本，远高于由公开统计资料估算的处置成本，垃圾处置的全社会成本被低估。
( 2) 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置的社会成本已经相当高，人均垃圾处置支出达到556. 4 元/年。
( 3) 垃圾收集成本、转运站成本、运输成本、卫生填埋成本所占比重分别为59. 1%、3. 5%、9. 8%、27.
5%，收集环节成本远超过中间转运成本和末端处置成本。
( 4) 生活垃圾处置社会成本中的土地成本所占比重高达21. 4%，在成本核算中不应忽略。
最新垃圾分类的演讲稿600字左右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有人的地方就有垃圾，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扔出许多垃圾，它们通常先被送到垃圾中转站，然后再送去填埋或者焚烧。而垃圾填埋和焚烧的费用相当高昂，处理一吨垃圾的费用约为xx元至xx元人民币。
我们无法阻止垃圾的产生，但却可以尽量减少它的产生量，并通过积极的资源回收再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如：每回收1吨废纸，可制造好纸x公斤，节省木材x立方米，等量生产减少污染x%……如此既可节约资源，又能维护环境整洁。特此，向大家发出倡议：
每个班级设置一个分类垃圾箱，实行垃圾分类投放，一个用来收集可回收物，另一个用于装其他垃圾。其实在教室里，垃圾分类并不复杂，“可回收物”比如矿泉水瓶和纸张扔进蓝色垃圾袋里，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用过的餐巾纸和湿巾并不属于可回收物，需要扔进标有“其他垃圾”的桶里。除了矿泉水瓶和纸张之外，其他的垃圾都扔进标有“其他垃圾”的黑色桶里。我们的水果都需要在食堂里吃完，不能带出来，所以教室里没有厨余垃圾。三年级的孩子中午在教室里吃完饭，也请将吃好的水果皮放进餐盒随着保温箱一起送到食堂处理。
为了更好地保护我们学校环境，请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吧！从正确分类、投放垃圾开始，让我们的学校更加清洁美丽，让我们的校园生活过得更加环保美好！
最新垃圾分类的演讲稿600字左右
尊敬的老师们：
你们好！
有幸站在这里，我感到是一种荣耀，我此时的心情非常激动。我演讲的题目是：垃圾分类，改善环境！
应该说垃圾问题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大难题。几乎到处是垃圾的情景早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相信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把北京不好的印象留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队员和新闻，因为它会严重损坏北京乃至中国的形象和声誉。
我们现在是中学生。我们必须提高我们保护环境的意识，从现在做起，为我们的家园做贡献。
在我们的生活中，每天都要产生大量的垃圾象废纸，塑料瓶，可乐罐，电池等等。在我们学习美化环境这篇课文时，我和几个同学在讨论时发现许多扔进垃圾桶里面的垃圾实际上是可以回收的。所以我们就想如果能把垃圾进行分类就太好了。我们把想法告诉了班主任并受到了老师的大力支持。于是我们几个成了垃圾分类的志愿者。首先我们找来三个大箱子，把他们放在教室的一个角落里。一个用来装废纸，一个用来放塑料制品和可乐罐，还有一个用来收集旧电池。在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全班同学都加入到垃圾分类的活动中来。在一个月内我们就收集了三箱子废纸，一箱子电池和一箱子塑料瓶。这些垃圾卖了28元，我们用这些钱买了几棵小树栽在了学校的周围。我们的行动受到了校领导的高度赞扬。现在我们仍然坚持垃圾分类活动，我们以为改善环境出了一份力而自豪！
我们一定会抓住这次机遇并为之全力以赴。我们一定让北京的天更蓝，水更绿，空气更新鲜！
最新垃圾分类的演讲稿600字左右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垃圾分类，人人有责》。
但丁曾经说过：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事实证明，这句话是正确的。比如：纸质、玻璃、布料和塑料类的垃圾可以回收，回收后，可进行二次利用。
在中国的山东地区，政府为了激励大家分类回收垃圾，用了一种特别的垃圾箱。你只要扔对垃圾的类别，便有积分奖励。
如果大家在生活中不按垃圾分类扔垃圾，城市的环卫工人就会花费很长时间对垃圾再分类，一点点地分离出可回收的垃圾和不可回收的垃圾。
我在《奔跑吧，兄弟》电视节目中曾经看过郑恺和王彦霖与垃圾分类的阿姨一起工作的场景。两位嘉宾戴上了口罩还会反胃，可是那些阿姨们却很轻松地说：“没关系，一周就习惯了。”听似轻松的话，实际却不知那些垃圾分类的阿姨有多么辛苦！同学们，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扔垃圾前多停留一秒，把垃圾分类后投放，便可以大大地提高她们的工作效率。
不光扔垃圾要注意分类，在生活中，我们还要尽量少制造垃圾。
在杭州，有一个干涸的大湖是用来专门填埋垃圾的，工作人员本来预计二十四年才能把这个湖填满。但是，人们却只用了十二年便把湖填满了。现在靠降解来处理垃圾，像塑料类和电池等有害垃圾，降解需要几百万年。
垃圾分类，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垃圾分类小达人”！
最新垃圾分类的演讲稿600字左右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由于单纯追求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和能源、资源节约。我国为解决能源资源消耗过大，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问题付出了高昂的发展代价。
你们知道吗？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扔出许多垃圾，它们通常先被送到堆放场，然后再送去进行填埋。垃圾填埋费用十分昂贵，处理一吨垃圾的费用约为xx人民币。难道我们对待垃圾就只能束手无策了吗？其实，办法是有的，那就是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是十分重要的，垃圾你有分类吗？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外国是如何垃圾分类的。就拿澳大利亚来说吧！走在悉尼的大街小巷，垃圾分类的桶一目了然。虽然乱扔垃圾的现象时有发生，但被发现后要付出“惨重的代价”，高达xx澳元（约合人民币xx元）的罚款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我要向全校师生提出垃圾分类建议：
一、全校同学要确立“关爱环境从自我做起”的理念，强化节能排减的意识。
二、可回收与不可回收垃圾分类存放。
三、倡导少用一次性用品，拒绝一次性餐具，节约资源，减少白色污染。
四、从节水、节电、节粮为荣，让节俭美德代代相爱。
To promote textiles waste recycling and re-use in China， the article analysed the relevant domestic laws and policies in detail. Furthermore， the author also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establishment of textiles waste recycling policy.
本文依据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委出台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和《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行业标准，以及北京、广州和杭州等城市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地方标准，结合我国《废物资源化科技工程“十二五”专项规划》，国务院的《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和《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 — 2015年）》，以及《纺织工业“十二五”科技进步纲要》和《纺织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等文件，对我国关于废旧纺织品回收及再利用的相关政策及措施进行了梳理，以便行业及相关企业和社会团体进行了解和掌握。
一、我国与废旧纺织品回收及再利用相关的政策与措施
我国自2009年实施《循环经济促进法》以来，从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将发展循环经济、推进再生资源的回收和再利用列入“十二五”规划中。
从国家层面来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被写入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并提出要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和垃圾分类回收制度，推进资源再生利用产业化。党的十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从纺织行业层面来看，我国《纺织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支持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2015年初步建立纺织纤维循环再利用体系，再利用纺织纤维总量达到800万t左右的发展目标。加强资源再生循环及利用的重点任务是：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理念，逐步建立健全纺织制品回收再利用循环体系，制定相关的法规和标准，设立纺织制品回收再利用管理和监控体系等。
我国现行的与废物分类、回收及再利用有关的政策及措施，主要包括相关的法律、管理条例及“十二五”发展规划的相关内容（图 1），但缺乏针对与废旧纺织品回收及再利用相关的政策制度，无法满足废旧纺织品回收及再利用的需要。
1. 立法层面
法律法规是保证废物管理和有效利用的强有力手段。我国颁布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中提出“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简称“三化”），为垃圾治理工作的基本原则。但废旧纺织品回收及再利用在我国尚未进入立法层面。
（1）《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和危害性为原则
在我国2005年4月1日开始施行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实行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量和危害性、充分合理利用固体废物和无害化处置固体废物的原则，促进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发展。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八条明确指出：生活垃圾，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
（2）《循环经济促进法》以废物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
在我国200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中，所称的循环经济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的总称。其中，所称的减量化，是指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再利用是指将废物直接作为产品或者经修复、翻新、再制造后继续作为产品使用，或者将废物的全部或者部分作为其他产品的部件予以使用；资源化是指将废物直接作为原料进行利用或者对废物进行再生利用。
仅就废旧纺织品回收及再利用制度建设而言，我国尚未在法律层面进行立法。例如，《循环经济促进法》中规定了建立健全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对废电器电子产品进行回收利用、报废机动车船的回收拆解、机电产品的再制造，以及生活垃圾、污泥的资源化等进行了具体规定。但未将废物或垃圾分类收集、处理等内容纳入法律法规，且缺少实施细则。因此，上述法律在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中只起到原则性作用。
2. 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层面
垃圾分类的目的是回收和再利用。垃圾分类是指按照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以及对环境的影响，并根据不同处置方式的要求，将垃圾区分成不同的种类。
目前，我国涉及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主要为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图 1），在上述各种生活垃圾的分类管理标准中，对废旧纺织品的归类存在一定的差异。
（1）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行业标准已将织物垃圾归为可回收物
根据2004年12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由国家建设部颁布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的规定，城市生活垃圾可分为六大类：可回收物、大件垃圾、可堆肥垃圾、可燃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是指适宜回收循环使用和资源利用的废物。主要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等五大类。其中，织物是指旧的纺织衣物和纺织制品，主要包括废弃衣服、毛巾、床上用品、桌布、书包、鞋等。
为了规范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标志，2003年建设部了《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志》，涵盖了14个垃圾类别标志，标志应按规定的名称、图形符号和颜色使用，以适用于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工作，同时也适用于有关产品的外包装。
2009年建设部颁布的《生活垃圾采用和物理分析方法》（CJ/T313 — 2009）将我国生活垃圾按物理组成分类为厨余类、纸类、橡塑类、纺织类、木竹类、灰土类、砖瓦陶瓷类、玻璃类、金属类、其他及混合类共11类。
上述 3 个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行业标准的特点主要包括：一是将废旧纺织品的名称统一为“织物”或“纺织类”，即英文为“Textiles”；二是将废旧织物作为生活垃圾的一种，并视为可回收垃圾。
（2）我国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未将废旧纺织品纳入分类收集范畴
为提高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能力和水平，指导各地选择适宜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路线，2010年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联合出台了《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并将废纸、废金属、废玻璃、废塑料的回收利用纳入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范畴，但未将废旧织物纳入其中。
（3）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地方标准有差异
如表 1 所示，北京、广州和杭州等 3 个城市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对织物垃圾的归类、名称使用、回收箱的设置均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①地方标准对织物垃圾归类存在差异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中将织物归为可回收物类，这与建设部颁布的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国家标准相一致。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中的可回收物，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或者为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但已失去原有全部或者部分使用价值，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物品，主要包括废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电子废弃物类、织物类等。
而广州和杭州将织物垃圾归在其他垃圾类中。其中《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中的其他垃圾包括大件垃圾以及其他混杂、污染、难分类的塑料类、玻璃类、纸类、布类、木类、金属类、渣土类等生活垃圾。而《杭州市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置工作实施方案》中的其他垃圾主要包括：受污染与无法再生的纸张，受污染或其他不可回收的玻璃、塑料袋与其他受污染的塑料制品，废旧衣物与其他纺织品，破旧陶瓷品，妇女卫生用品，一次性餐具，贝壳，烟头，灰土等。
②地方标准对织物垃圾名称使用的不统一
各个地方的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对织物垃圾的名称使用并不统一。如《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中使用“织物类”，与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及其评价标准》国家标准中的名称相一致；《广州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暂行规定》中使用“布类”，而《杭州市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处置工作实施方案》则使用“废旧衣物与其他纺织品”。
③城市社区回收箱设置不便于织物垃圾的回收
北京市按照“大类粗分”的原则，一般将生活垃圾按照“可回收物、厨余垃圾/餐厨垃圾、其它垃圾”等 3 类设置回收箱；广州生活垃圾回收箱则分为 4 种：有害垃圾箱、其他垃圾箱、可回收垃圾箱和厨余垃圾箱。杭州生活垃圾回收箱也分为 4 种，包括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和其它垃圾。虽然如此，但均存在一个问题：3 个城市的生活垃圾回收箱难以让居民辨识，废旧纺织品究竟应投放在可回收类垃圾箱还是其他类垃圾箱，难以界定。
3. “十二五”规划层面
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的“十二五”规划均十分重视再生资源的回收和再利用，从制度建设层面、技术层面和再生纤维利用等方面均提出了具体的目标。
（1）从国家层面提出再生资源和生活垃圾回收体系和分类制度建设（表 2）
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和垃圾分类回收制度，推进资源再生利用产业化。另外，我国《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到2015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要达到80%，健全生活垃圾分类回收制度。
再生资源和生活垃圾的分类回收需要制度保障，“十二五”规划充分体现了政府在制度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2）从产业层面提出废旧纤维回收和再利用体系的建设和标准制定（表 3）
在国务院出台的我国《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 —2015年）》中，针对废旧纤维制品的循环利用提出，到2015年我国再生纤维利用占纤维加工总量比重要提高到15%。
我国《纺织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提出，2015年初步建立纺织纤维循环再利用体系。建立健全纺织制品回收再利用循环体系，制定相关的法规和标准，设立纺织制品回收再利用管理和监控体系等。同时还提出，2015年我国再利用纺织纤维总量要达到800万t的发展目标。该规划从产业层面明确了“十二五”时期，我国废旧纤维回收和再利用体系建设和制度建设的目标，提出了再生纤维的利用水平。
（3）从技术层面提出废旧纺织品回收再利用的技术主攻方向（表 4）
在我国《纺织工业“十二五”科技进步纲要》和科技部等部委出台的《废物资源化科技工程“十二五”专项规划》中，从技术层面解读了废旧纺织品的回收利用。
《纺织工业“十二五”科技进步纲要》提出，“十二五”期间要重点完成50项节能环保关键技术攻关，其中包括 2项废旧纺织品的回收利用技术，即纯化纤废旧纺织品的再利用技术研究以及天然纤维和混纺废旧纺织品的再利用技术。前者主要包括研究合成纤维材料的生物改性及生物降解、纤维废旧料的回收利用、开发纺织废料回收及再利用成套装置及技术；后者主要指开展废旧纺织品回收、清洗、分类分拣、再利用关键技术及相关设备的研究，以解决废旧纺织品回收利用的技术问题。
科技部等部委出台的《废物资源化科技工程“十二五”专项规划》提出，2015年我国废旧高分子材料产生量要超过4 000万t，同时提出了 8 项废旧纺织品资源化利用技术及装备的开发。
二、发达国家废旧纺织品回收及再利用的相关政策与措施
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早就开始了对废旧织物的回收及再利用研究。在欧盟众多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中均涉及了纺织品回收和再利用条款。例如：欧盟环境保护法（1990）第 2 部分，将废旧纺织品视为“可控制的垃圾”，列为回收、处理、可回收处理类的垃圾；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在2008年欧盟废弃物指令第二次修正案中，提出了纺织废弃物回收再利用议案，规定欧盟各国在2015年年底前必须构建纺织废弃物的回收体系。
英国政府倡导全体民众将废旧织物视为可回收、可再利用资源，并提出“零废弃经济（zero waste economy）”的社会发展目标，2008年英国织物再利用总量达2.7万t。
据调查，每年每个美国居民大约丢弃70磅重的旧织物，其织物垃圾总量约占城市固体垃圾总量的5.2%，其中只有15%的织物垃圾会被再利用，其余85%则被填埋处理。2011年底，美国纺织品回收协会（The Council for Textile Recycling）提出到2037年实现织物垃圾“零填埋（Zero by 2037）”的目标。
三、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