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30 08:53:35
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莫言获奖演讲，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11点25分，颁奖仪式在瑞典王室乐曲《国王之歌》的乐曲声中拉开帷幕，随后，交响乐团演奏了莫扎特的D大调进行曲。11点34分，国王一家盛装出场，在领奖台右侧落座。稍后，本届诺奖获奖者在乐曲声中入场，国王一家起立，欢迎获奖者入场，获奖者于领奖台左侧落座。颁奖典礼名流云集，包括上届文学奖得主特朗斯特罗姆及夫人莫妮卡在内的各界精英受邀出席。
每个诺贝尔奖项评选委员会的代表分别介绍了获奖者的成就并依次邀请获奖者上台从国王手中领奖。为莫言介绍的是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提名小组主席佩尔·瓦斯特伯格，授奖词中写道：莫言是个诗人，他……让茫茫人海中的个体得以升华。他以俏皮而难以掩饰的轻快口吻，揭示人类存在的极端阴暗面，几乎无意识地就找到了极具象征意义的形象。高密东北乡收藏着许多中国民间故事与历史往昔，但只有极少真正意义上的旅程得以超越这些，描述出一个爱善与邪恶皆有超乎寻常之能量的地方。莫言的想象力翔越了人类存在的全部，他对大自然有了不起的描绘……他描写英雄、恋人、拷打者和强盗——他尤其擅长描写坚强不屈的母亲形象。莫言的故事里带有神话与寓言的伪装，但到头来他却颠覆掉这一切。莫言采用了源自神话与民间故事的夸张、模仿与派生手法。何时曾有如此史诗式的春潮席卷过中国与世界？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与一个声音对话，这个声音足以淹没大部分的同行者。
莫言是第四位领奖者，在领奖之后，现场奏起了丹麦剧作家卡尔·尼尔森的《阿拉丁组曲》的第四曲《中国舞曲》。
莫言夫妇获准邻坐领奖词简短
由于莫言夫妇都只会讲中文，因此诺奖主办方在颁奖后的宴会上将莫言夫妇安排紧邻而坐，而一般情况下，诺贝尔奖得主在宴会上与自己的家人是分开就座的。
瑞典媒体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开始之前就已经获得内部消息，莫言夫妇由于语言沟通问题，被主办方破例安排坐在一起，“颁奖典礼上的坐席安排是有规定的，不过我们也会根据语言能力来做特殊改变。莫言和他的妻子都只会讲中文，因此需要将他们安排在一起就座。”诺贝尔基金会发言人安妮卡·庞蒂吉斯在接受采访时说。根据主办方安排，在颁奖典礼后的宴会上，莫言身边就座的将分别是他的妻子杜勤兰和中国驻瑞典大使兰立俊的妻子。
莫言的领奖词很简短：“尊敬的国王、王后和王室成员，女士们先生们：我的讲稿忘在旅馆了，但是我记在脑子里了。我获奖以来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由此也可以见证到，诺贝尔奖确实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奖项，它在全世界的地位无法动摇。我是一个来自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一个农民的儿子，能在这样一个殿堂中领取这样一个巨大的奖项，很像一个童话，但它毫无疑问是一个事实。我想借这个机会，向诺奖基金会，向支持了诺贝尔奖的瑞典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要向瑞典皇家学院坚守自己信念的院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我还要感谢那些把我的作品翻译成了世界很多语言的翻译家们。没有他们的创造性的劳动，文学只是各种语言的文学。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劳动，文学才可以变为世界的文学。当然我还要感谢我的亲人，我的朋友们。他们的友谊，他们的智慧，都在我的作品里闪耀光芒。文学和科学相比较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文学的最大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谢谢大家！”
莫言妻子杜勤兰与女儿管笑笑，现场见证了他的这一光荣时刻。在莫言领奖的时候，镜头多次定格在两位女士身上。杜勤兰还能保持一贯的镇定，而管笑笑则按捺不住激动的情绪，泪洒当场。莫言领奖后，位于二楼的乐队开始演奏卡尔·尼尔森的阿拉丁组曲第四曲《中国舞曲》。
“还是那个写小说换饭吃的人”
在莫言的老家高密东北乡平安庄村，10日晚与平时的夜晚一样漆黑安静。莫言二哥管谟欣一家晚饭依然是馒头、炒白菜，饭后仍然是看电视。唯一不同的是，因为来了记者，莫言91岁的父亲没有像往常晚7点就寝，而是安静地在炕头拥被而坐。
仅仅从表面上，看不出这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与万里之外瑞典那场盛宴有什么关系。这个家庭的淡定，以及莫言的淡定，都让人印象深刻：莫言父亲说莫言“得奖前是农民的儿子，得奖之后仍然是农民的儿子”，莫言说，“心如巨石，风吹不动”。
“就应该这样。”莫言的大哥管谟贤说，从小祖父、父亲就教育他们：人，得意时别忘形，失意时别丧志。活得要有骨气。别让人看笑话。
莫言在瑞典的演讲提道，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他的喜悦，只有一个人无法分享，就是在他成长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母亲。这位勤劳、慈祥、善良、一辈子受苦受累的老人过早去世成了奠言一生的痛楚。获奖后，奠言回到平安庄，给母亲上了坟，告慰母亲在天之灵。
管谟贤记得，自己高中时，两个要饭的到家里乞讨，年轻气盛的他质问人家。“你们这是给社会主义大好形势抹黑，你们有公社介绍信吗？”被母亲一把拽到一旁。母亲拿了干粮给了乞讨者。回过来对儿子说“不要这样，人家也不容易。”
“你幸福么？”或许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成为我们的谈资。所以当你想表达此类问候的时候，请三思。
在我们这个时代，被提倡的往往是缺失的，被追问的一定是痛楚的。
所以当我们不愿意痛苦表达的时候，我们便愿意去戏谑、去调侃，掩饰原本并不强悍的内心。
我们可以娱乐央视的天真和那位“我不姓福，我姓曾”的农民工的朴实，当事人是不是天真和朴实那就只有问上帝了。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先生接受央视同样提问的时候，用“我不知道”来回答。算是这个时代问题的标准答案吧。
他不能回答“幸福”，因为这会违背他的文学创作原则，他也不能回答“不幸福”，他知道全国人民的口诛笔伐是多么的猛烈。
莫言幸福，这或许是诺贝尔文学奖留给中国社会的第一笔宝贵财富。
当得知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诺贝尔专家委员们是不是深刻地了解汉语的伟大魅力，“莫言”既是一个作家的名字，更是一个词组，也是一个时代特征的描述。
当莫言获得2008年纽曼文学奖的时候，他上台致词说：请一个叫“莫言”的获奖人致词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我不清楚现场的翻译该作何表述。
之后莫言获得香港公开大学名誉文学博士，他发表演讲说：幸福是一天吃三顿饺子。我想这个对于西方社会来说，是个匪夷所思的回答。因为那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时代。
所以我推断，莫言，或许对于诺贝尔专家委员或者大多数西方读者，它只是一个名字。
但我们知道，莫言，绝对不是莫言那么简单。
莫言空前，莫言绝后。
曾经莫言诺贝尔。
是诺贝尔专家委员会选择了莫言，更是时代选择了他。虽然我们看的更多的是村上春树，但莫言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家。
时间总是嘀嗒地向前，从不回头。莫言现在可以一天吃三顿饺子，诺贝尔的奖金够他吃一辈子饺子，但莫言仍然不敢说自己幸福。
饺子也许不能代表幸福，因为当下的中国也有人可以一天三顿吃鲍鱼海鲜冬虫夏草，他们从来不谈幸福，他们总是默默在剥夺其他人的幸福。
曾经我们不敢奢望幸福，因为我们连一顿饱饭都吃不上，现在我们莫言幸福，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享受一顿美味，未来我们不谈幸福，因为对于幸福的人这不是个问题。
这算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吧。
每个人对莫言、对幸福、对莫言幸福都有自己的答案。
孩子丢了手表，房间里四处也找不到。等他出去了，父亲悄悄进屋，不一会就找到了表。孩子问：您是怎么找到的？父亲：我就安静地坐着，一会儿就能听到嘀嗒的声音，表就找到了。
时间传递给我们“嘀嗒嘀嗒”，也许就是幸福。
莫言幸福，但我们要找到感受幸福的能力。
莫言：
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
北京时间2012年10月11日19：00，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瑞典文学院宣布：中国作家莫言因其“用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莫言也因此成为中国本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
莫言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13岁那年，“”爆发，仅读到五年级的莫言只能辍学回家，以放牛割草为业。好在辍学并没有消磨莫言的文学天赋，他想尽办法阅读所能读到的一切书籍，无书可读时，他甚至捧起了《新华字典》。1976年，他参加，所担任的部队图书管理员一职终于让他大饱眼福。1981年，他开始文学创作。从此，出版长篇小说和获奖就成为他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他先后获得“大家文学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文学奖”、“鼎钧双年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大奖”、“福冈亚洲文化大奖”、“茅盾文学奖”，直至20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本名叫管谟业，他的笔名为什么叫“莫言”？他又度过了怎样的童年时代呢？我们来读读莫言的《我的童年》吧。
【顶级示范】
我的童年
莫 言
在我的童年时期，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照相这码事，知道了也照不起。所以我只能根据后来看到过的一些历史照片，再加上自己的回忆，来想象出自己的童年形象。我敢担保我想象出来的形象是真实的。那时，我们这些五六岁的孩子，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里，基本上是赤身的，只是到了严寒的冬季，才胡乱地穿上一件衣服。那些衣服的破烂程度是今天的中国孩子想象不到的。我相信我奶奶经常教导我的一句话，她说人只有享不了的福，但是没有受不了的罪。我也相信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学说，人在险恶的环境里，也许会焕发出惊人的生命力。不能适应的都死掉了，能够活过来的，就是优良品种。那时候我们都有惊人的抗寒能力，连浑身羽毛的小鸟都冻得唧唧乱叫时，我们光着屁股，也没有感到冷得受不了。那时的我真不简单，比现在的我优秀许多倍。那时候我们这些孩子的思想非常单纯，每天想的就是食物和如何才能搞到食物。我们就像一群饥饿的小狗，在村子的每个角落里嗅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许多在今天看来根本不能入口的东西，在当时却成了我们的美味。我们吃树上的叶子；树上的叶子吃光后，我们就吃树的皮；树皮吃光后，我们就啃树干。那时候我们村的树是地球上最倒霉的树，它们被我们啃得遍体鳞伤。那时候我们都练出了一口锋利的牙齿，世界上大概没有我们咬不动的东西。我的一个小伙伴后来当了电工，他的工具袋里既没有钳子也没有刀子，像铅笔那样粗的钢丝他毫不费力地就可以咬断，别的电工用刀子和钳子才能完成的工作，他用牙齿就可以完成了。那时我的牙齿也很好，但不如那个当了电工的朋友的牙齿好，否则我很可能是一个优秀的电工而不是一个作家了。
1961年春天，我们村里的小学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我们孤陋寡闻，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一个聪明的孩子拿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地吃起来。看他吃得香甜的样子，味道肯定很好，于是我们一拥而上，每人抢了一块煤，咯嘣咯嘣吃起来。我感到那煤块愈嚼愈香，味道的确好极了。看到我们吃得香甜，大人们也扑上来吃。校长出来阻止，于是人们就开始哄抢。至于煤块吃到肚子里的感觉，我已经忘记了，但吃煤时口腔里的感觉和煤的味道，至今还牢记在心。不要以为那时候我们就没有欢乐。其实我们仍有许多欢乐，我们为发现了一种可以食用的物品而欢欣鼓舞。
这样的饥饿岁月大概延续了两年多。到了60年代中期，我们的生活逐渐好起来。虽然还是吃不饱，但每人每年可以分到两百斤粮食，再加上去挖一点野菜，基本上可以维持人的生命，饿死人的事愈来愈少了。当然，仅仅有饥饿的体验，并不一定就能成为作家，但饥饿使我成为一个对生命体验特别深刻的作家。
当我成为作家之后，我开始回忆童年时的孤独，就像面对着满桌子美食回忆饥饿一样。我的家乡高密东北乡是三个县交界的地区，交通闭塞，地广人稀。村子外边是一望无际的洼地，野草繁茂，野花很多。我每天都要到洼地里放牛。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已经辍学，所以当别人家的孩子在学校里读书时，我就在田野里与牛为伴。我对牛的了解甚至胜过对人的了解。我知道牛的喜怒哀乐，懂得牛的表情，知道它们心里想什么。在那样一片在一个孩子眼里几乎是无边无际的原野里，只有我和几头牛在一起。牛安详地吃草，眼睛蓝得好像大海里的海水。我想跟牛谈谈，但是牛只顾吃草，根本不理我。我仰面朝天躺在草地上，看着天上的白云缓慢地移动，好像它们是一些懒洋洋的大汉。我想跟白云说话，白云也不理我。天上有许多鸟儿，有云雀，有百灵；还有一些，我认识它们但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它们叫得实在是太动人了。我经常被鸟儿的叫声感动得热泪盈眶。我想与鸟儿交流，但是它们也很忙，它们不理睬我。我躺在草地上，心中充满了悲伤。在那样的环境里，我首先学会了想入非非。这是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许多美妙的念头纷至沓来。我躺在草地上想象什么叫爱情，也理解了什么叫善良。然后，我学会了自言自语。那时候我真是才华横溢，出口成章，滔滔不绝，而且合辙押韵。有一次我对着一棵树自言自语，我的母亲听到后大吃一惊。她对我的父亲说：“他爹，咱这孩子是不是有毛病了？”后来我长大一些，参加了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进入了成人社会，我在放牛时养成的喜欢说话的毛病给家人带来许多麻烦。我母亲痛苦地劝告我：“孩子，你能不能不说话？”我当时被母亲的表情感动得鼻酸眼热，发誓再也不说话，但一到了人前，肚子里的话就像一窝老鼠似的奔突而出。说过之后又后悔无比，感到自己辜负了母亲的教导。所以当我开始我的作家生涯时，我为自己起了一个笔名：莫言。现在，随着年龄增长，我的话说得愈来愈少，而且我只说真话。母亲的在天之灵一定可以感到一些欣慰了吧？
【顶级作文经】
我对作文被判零分的同学深表同情
莫言在东莞的一次文学演讲中，有人问他怎么看待现在的高考作文。一贯温文尔雅的莫言破例辛辣了一回，他说：
“我对作文被判零分的同学深表同情，也对判分的老师表示巨大的愤慨！因为你没有必要这么过分。如果我是阅卷老师，我一定会给分数的，绝对不是零分。”
莫言说，他原先以为高考阅卷老师都是博学鸿儒，后来才发现，连他的硕士研究生都会被“租”出去参加高考阅卷。“他们的认识比高考场上的孩子高不到哪里去，所以高考这个庙里年年有冤死的鬼，这个真是没有办法”。因此，莫言只好在演讲的最后奉劝有才华的孩子，在高考时尽量克制一点，莫太冒险。
前瑞典学院院长埃斯普马克曾在北京大学就诺贝尔文学奖做过一次演讲，关于提名，他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有提名权。有四组人可以提名，第一组是瑞典学院的委员们，还有一些其他相关学院的相关委员们。第二组是最大的一组，世界上所有大学里面的语言学和文学教授。第三组是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提名。第四是各个国家作家协会的主席，他们是作家的代表，有资格提名。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任何与诺奖有关的事情，都有50年的保密期，如果你提名了某人，这件事情绝对不能泄露，50年以后才可以说。
因此，依照此说，近些年关于巴金、王蒙、李敖等获提名的消息都是在提名以后马上在媒体公布，这是有违诺奖评选规范的。我们可从这位前院长的演讲中了解到诺奖评选的年度工作程序：每年的2月1日提名工作结束，在无数的提名中，抛去重复的，大概会有200个不同的候选人。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5个人）会准备好这200个人的资料，向瑞典学院的全体院士汇报。进入4月份，200人的大名单会缩减为15人的名单。到5月份，剩下最后5个候选人。最终以投票来决定诺奖得主。瑞典学院有18位院士，每次投票必须有超过12位的委员，投票才算有效。而只有得到超半数的票，12人投票要超过8票，这个人才能得奖。
请注意，这里同时出现了两个机构，一个是5人的“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一个是18人的“瑞典学院”。瑞典学院成立于1787年，它不叫“瑞典皇家学院”，而是独立的“瑞典学院”，诺贝尔奖其他的奖项都是由瑞典皇家学院评选颁发，唯独文学奖由瑞典学院来操作。我也曾像许多人一样，误以为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是由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来决定，其实非也。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与瑞典学院根本就是两码事，这个机构的5个人，其主要任务就是准备很多材料，而这些材料是为瑞典学院讨论用的，他们并没有决定权。换言之，决定权只在瑞典学院。
鲁迅曾拒绝诺奖提名
搞清楚诺奖的评选程序，便可以对中国作家的诺奖情缘做一番梳理。先说鲁迅，这段话几乎是谈到鲁迅与诺奖时的恒定版本――“鲁迅是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奖提名的作家。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定到我国考察时，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被鲁迅婉言谢绝。”由以上程序，我马上想到这样三个问题：第一，这位探测学家是否具备提名的资格？第二，若他没有资格，鲁迅拒绝提名也就无以谈起。第三，即便获得提名，也是200人之一，并没有什么太值得炫耀的。
因此，重要的已经不是讨论鲁迅的拒绝提名，而是他对于诺奖的态度，这就引出了鲁迅在1927年9月25日就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一事写给台静农的那封著名的信。
静农兄：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这“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可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奖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学，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鲁迅80多年前对诺奖的态度，对今天的中国作家，仍不失一针清醒剂。一，鲁迅认为诺奖确实是有水平的，它不是靠侥幸可以得到；二，拿诺奖衡量当时中国的文学状况，鲁迅认为中国还有距离；三，鲁迅是以一颗平常心观之，即世界上优秀作家多的是，而诺奖不可能颁给所有的优秀作家。
除了鲁迅，还有关于林语堂获得过诺奖提名的说法，我从相关材料中了解到有四次。第一次是1944年，这使他成为第一个被推举入选的中国作家；林语堂用英文写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出版后，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仅在美国就卖了10多万部，被国外评论界誉为“中国现代的《红楼梦》”。他的《生活的艺术》也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仅在美国就重印了40版，被列为当年畅销书之一。林语堂的书是直接用英文写的，不存在翻译问题，而且畅销，影响大，因此获得提名。第二次是1972年；第三次是1973年；第四次是1975年被国际笔会举荐为诺奖候选人。我注意到媒体报道常慨叹出这样一句话，“由于种种原因，他仍无缘入选。”所谓种种原因，又给人留下了诸多神秘感。其实，清楚了诺奖的评选程序，也就没那么多神秘可言。因为，即便获提名，也只是200分之一而已。
老舍并非差点儿获奖
现在流行的关于老舍差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叙事版本大体是这样的：1968年（最开始的说法是1966年），中国正值“”。而老舍就在这一年获诺奖提名，到了最后5名决赛名单中还有他；秘密投票结果，老舍第一。但传言老舍已经去世，瑞典方面多方打探老舍下落，后推断老舍已经去世。按诺奖规矩，只授健在者，不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四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成了日本的川端康成。
若按照这个说法，日本的川端是捡了中国老舍的便宜。甚至会有国人心底在说，如果老舍在世，就轮不到日本人获奖了。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在以这样简单的逻辑思考不简单的问题。而这听上去又是那么顺理成章，以至于我们从来不想其中无法解释的矛盾――老舍去世是在1966年，川端康成获奖是在1968年。问题来了，有没有可能把1966年“原本”要授给老舍的诺奖给川端康成保留两年？1968年授给川端康成的诺奖，是否“原本”要授予老舍？
事实上，回答这个问题极其简单，因为诺奖评选规则确定的是，凡与评选相关的信息、档案，都须保密50年。既如此，谁又能、并如何能知道无论是1966年还是1968年，老舍是否进入了当年诺奖评选的最后五人决赛圈？只有等到2016年或2018年老舍去世50周年或川端康成获诺奖50周年之际，诺奖评选档案揭秘的那一天，这段似乎完全由“口传”遗留下来并广布流传的“历史”，才能真正水落石出。
然而，极为重要的一点是，不管老舍是否获得过诺奖提名，都无损于他是一位中国现代大师级的天才小说家。他的文学成就，更不会因他未曾获过诺奖提名而有所降低。
沈从文极可能得奖
瑞典学院18位院士中唯一通晓中文的马悦然先生，无疑在中国作家与诺奖之间，扮演着一个极富意味的角色。他的话常常“一言九鼎”，并时常掀起波澜与争议。近二三十年来，经他嘴里说出的某某将是“最有希望获得诺奖的中国人之一”远不止一次。结果除了莫言，其他中国作家均与获奖无缘。
关键词：莫言；他者传奇；改写与重构；汇通与整合
中图分类号：1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5―0104―06
2012年10月11日，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从而开展了一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与交流。不可否认，莫言作品极富中国特色、民族色彩与文化魅力，历史与传统、幻想与现实、荒诞与朴实、反思与批判在他的小说叙事中悖立又完美地杂混在一起。他立足高密东北乡倾心讲述的充满东方风情与中国特色的现代民间传奇，不仅征服了汉语本土的大众读者，更赢得了印欧语系的西方他者以及诺奖评委的青睐。与此同时，葛浩文、陈安娜等西方译者对莫言作品不遗余力地改写与创造性重构，也使得莫言得以走出本土，因此莫言的翻译小说在语际传播中走向了大卫・达姆罗什（David Damrosch）定义的“世界文学”。
一、“他者"的传奇：东方风情与自我殖民
在谈到自己的作品缘何能够打动欧美学界评委并成为中国本土首位荣获诺奖的作家时，莫言表示：“我想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作品中的文学素质。……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民族的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我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立足于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和种族的、族群的局限。”莫言的故乡山东高密在历史上属于齐鲁大地，自春秋战国伊始，这个地方便以民风淳朴、文化传统深厚、民间艺术资源丰富而著称，齐鲁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能人巧匠、神话传说、红高粱、猫腔戏与黄土地等都曾成为莫言文学创作的灵感与叙事的对象，他也曾在不同的场合与语境下不断地宣扬他对故乡的一往情深与复杂情感。此外，齐地原是著名的志怪作家蒲松龄讲述《聊斋志异》之处，几百年前，蒲松龄曾在距离莫言故土三百里的山东淄川，摇着扇子摆着茶水请过往行人讲述野史轶闻，以搜集素材与构思创作，莫言丝毫不掩饰自身对蒲松龄的敬仰之情，甚至公开宣称要“学习蒲松龄”。但如果说蒲松龄讲述的是充满灵异、神秘与虚幻色彩的“鬼狐传”，莫言立足于故土娓娓道来的则更多的是充满东方风情与中国特色的现代民间传奇。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自觉选择民间立场、承继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说书人”传统、以“讲故事的人”自居而“接地气儿”的莫言，他那充满东方情调、乡土元素与悲悯情怀的故事与讲述，他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进程的深层审视与俯瞰式的叙事，以及他对曾被遮蔽的中国民间老百姓生活、精神情状的细致体验与变异性呈现，都似乎更适合西方“他者”的猎奇心理。在故事的选材、叙事的策略与情节结构的设置甚至语言的修辞层面，莫言在他全力营造的“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共和国中纵横驰骋、恣意想象、激情澎湃，他的叙事性书写不仅征服了汉语本土的众多阅读者，更征服了印欧语系的西方读者以及诺奖评委。
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陈凯歌的《黄土地》、《霸王别姬》，张艺谋的《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曾以影片和艺术的形式展现东方旧日落后文明与独特的民族性，满足了西方的审美想象与后殖民猎奇心理，并以此频频荣获国际大奖；那么，莫言的小说被翻译为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瑞典语与日语等语言，走向了世界性的语际传播后，就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同样于无形之间展现了齐地的文化风俗习惯与历史传统：在修辞恰当、流畅、归化的译入语境中，西方读者有机会了解与体验中国的民间文化形态，也走进了鲁中独特的地域风情与他们憧憬向往已久的东方人文情怀。张艺谋根据《红高粱家族》改编的电影《红高粱》曾荣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这一事件不仅令世界影坛瞩目了中国，也让世界认识了莫言。“我爷爷”余占鳌与“我奶奶”戴凤莲的传奇爱情以抗日运动为背景，在血红炽烈的高粱地中惊心动魄地上演。《生死疲劳》亦人亦兽、亦真亦幻，莫言把佛家的六道轮回设定为通贯小说逻辑的主旨，叙述了地主西门闹与农民蓝脸一家的生死疲劳与悲欢离合，书写了从到合作化、、、改革开放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乡村沉重的发展进程与蜕变历史。《檀香刑》在情节的叙事上恪守“凤头―猪肚―豹尾”的传统结构形式，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把高密传统悲凉凄苦的“猫腔”无尽地渲染于小说文本中。同时莫言还借用了大量的民间俗语、俚语与散曲作为自己的修辞风格，此般用心都喻示了作者向本土民间传统历史文化的自觉回归。并且在《檀香刑》这部小说中，莫言状写了清末胶东半岛农民揭竿抗击德国殖民者的侵略，叙述了顶级刽子手与清代酷刑檀香刑的“精心”出场与“本色，，出演，可以说，这部小说弥漫着浓重的血腥暴力之气。此外，《酒国》对华夏文明传统中的喝酒文化与权力声色给予了讽喻性的阐释，对人们为了极度膨胀的欲望不惜出卖灵魂、人性，甚至出卖亲生孩子的生命等诸种疯狂、颓废与荒诞的行为给出了狂欢式的书写与隐喻性的批判。《蛙》则对在一个特定时代席卷中国且备受争议的计划生育史给予了深度的叙述……。莫言所讲述的这些东方故事对于汉语本土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关键在于，他在小说中把历史与虚构、现实与荒诞、诗意与黑色幽默杂混为一体，配合威廉・福克纳（William Cuthbert Faulkner）、加西尔・马尔克斯（Gabriel Garcia Mdrquez）般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成功赢得了西方“他者”的青睐。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莫言所讲述的东方传奇与中国故事浸润着醇厚的中华文化底蕴，洋溢着浑厚悲悯的人类普世情怀，但这也并不能说明他的作品比同时代的余华、苏童、王安忆、贾平凹等人的作品更高明且更优秀、具有更强大的批判力度，只是历史――千年华夏文明中的民间文化传统与多年来颇受西方质疑、好奇与感兴趣的中国近现代曲折而又与众不同的发展进程，成就或者成全了莫言。由此我们认为：在当下商业资本全球化的逻辑下，莫言致力于编织种种神秘且奇异的东方旧日风情故事，尽管他是在汉语本土语境中操用汉语（后被译为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瑞典语与日语等他国语言）独立完成书写，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似乎于自觉不自觉之间反映了“自我殖民化”原则：他讲述的民间传奇故事与原乡故土神话不仅吸引着汉语读者，更赢得了西方他者的推崇；他效仿了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湘西”，以此营造了“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地理世界与隐秘王国；他作品中的“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的魔幻现实主义”（诺贝尔获奖评语），都在自觉与不自觉之间满足了长期以来西方在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与不对等视域下的东方想象与猎奇心理。
二、译者成就莫言：改写与重构
2000年3月，莫言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校区演讲时曾经明确表示：“如果没有他（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杰出的工作，我的小说也可能由别人翻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绝对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译本。许多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汉语的朋友对我说：葛浩文教授的翻译与我的原著是一种旗鼓相当的搭配，但我更愿意相信，他的译本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莫言还极力申述他的幸运：“葛浩文教授不但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翻译家，而且还是一个作风严谨的翻译家，能与这样的人合作，是我的幸运。”在中国当代的主力作家群体中，莫言可能是作品被译介到海外最多的汉语本土作者，英文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O、瑞典文译者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与意大利文译者李莎（Pat―rizia Liberati）等出色、地道、恰切的翻译在推动莫言及其作品走出本土、进行跨语际交往的实践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的葛浩文，他的翻译精妙、通顺、流畅、收放自如，莫言及萧红、贾平凹等汉语作家的作品经由他翻译后，地道、精彩得好像用英语书写的源语小说一样。
美籍意大利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其著名的《译者的隐身》（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一书中基于解构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立场，在梳理并总结西方漫长而久远的翻译历史的基础上，对一直以来在英美翻译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的归化翻译（domestication）原则提出了质疑与批判，并号召译者用异化（foreignization）翻译的原则展现被翻译文本中的语言文化差异与异国情调，以抵抗与反对西方主流文化价值对其他弱势语言与文化的干预与压制，进而策略性地颠覆西方印欧语系中根深蒂固的帝国霸权主义与文化殖民主义。但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以葛浩文、陈安娜为代表的这批知名译者正是采用了韦努蒂所批判与抵抗的西方传统的归化翻译原则。在译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选用和具体的翻译过程中，他们都充分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对莫言及其作品进行了归化性的改写与创造性重构，以满足其本土目标语读者的文化思维定势与审美阅读习惯。在他们的翻译活动中，译者并未隐身，而是一直存在与在场。他们对莫言作品的改写与翻译实际上建构了一个西方他者语境中的莫言，这个英语、法语、瑞典语与意大利语语境下的莫言及其作品被归化得如此通顺与透明，却又如此陌生。笔者将以葛浩文的英文译本为例，具体说明译者基于其本土文化立场对莫言的源语文本所进行的译介（translation）、改写（rewriting）与重构（rearrangement）。
例1：河里泛上来的蓝蓝的凉气和高粱地里弥散开来的红红的暖气在河堤上交锋汇合，化合成轻清透明的薄雾。父亲想起凌晨出征时那场像胶皮一样富有弹性的大雾……
译文：The blue chill of the water merged with the red warmth of the sorghum bordering the dikesto form an airy，transparent mist that reminded Father of the heavy，spongy fog that had accompaniedthem as they set out for the battle that morning.
莫言通常善用大量节奏急促的小短句连接成段，却经常被葛浩文删改、挪动或合并、此段便被他合并成为一个跌宕起伏、韵律整齐的长句，其中穿插的两个英文中常用的“that”从句，将整段表述衔接得流畅、简洁又通俗易懂。“像胶皮一样富有弹性的大雾”被他省略了状语“像胶皮一样”，仅仅用“heavy，spongy fog”来说明“富有弹性的大雾”；但他同时在此擅自增加了“accompanied”（伴随、陪伴）一词，既形象亲切又极富情感色彩。
例2：蓝脸还想嗦，一个公社干部上来，将他一把拖到路边，声色俱厉地说：
“的简直是狗坐轿子不识抬举，县长能骑你家的驴，是你家三辈子的造化。”
译文：Lan Lian wasn’t finished，but an official from the co-op walked up，dragged him back tothe side of the road，and said sternly：
“Like a goddamn dog who doesn’t know how 1ucky he is to be carried in a sedan chair.youshould be thanking your ancestors for accumulating good luck，which is why the county chief has cho―sen your donkey to ride.”
莫言的传奇与故事中包含着大量极富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民间谚语、口语、俗语与习惯用语等，为了英语世界的目标语读者能够跨越这种语言文化障碍，葛浩文常常特意做出注解（annotation）或者自由调换句子、段落甚至章节的位置与顺序，根据英文的句法习惯将之转换为更易理解的美式传奇。此处的“狗坐轿子不识抬举”、“三辈子的造化”都是汉语语境中具有特定意义的惯用语，除了用“sedanchair”、“ancestors”、“good luck”等表述基本意义以外，葛浩文还运用三个较长的复句（定语与状语从句）将原本简洁的源语文本翻译得清晰、熨帖。
例3：桥下的奇景吸引着妹妹们，她们站着不动。其实桥上的奇景也吸引着上官来弟，她拖拉着妹妹们往回走，眼睛却始终没离开桥。
司马库得意洋洋地在桥上站着，“啪啪”地拍着巴掌，双眼放金光，满脸都是笑容。他对着家丁们炫耀：
“这条巧计，只有我才能想出来！妈的，只有我才能想得出来。小日本，快快来，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
译文：But they were mesmerized by the activity on the bridge.In fact，Laidi was as curious asthey were，and even as she tried to drag her sisters away，her gaze kept returning to the bridge.where Sima Ku stood，smugly clapping his hands；his eyes 1it up and a smile creased his face。“Wh0 else could have devised such a brilliant strategy？”he crowed to the servants.“No one but me.damnit！Come on，you little Nips，get a taste 0f my might！”
莫言此处独立的上下两个段落被葛浩文轻松地用一个“where”定语从句重新改写，第二段的内容被巧妙地提前并上移，从而使之更合逻辑也更富节奏感与韵律感；“Who else could have devised such abrilliant strategy？”“No one but me”，地道的美式反问从语气层面更加强调并突出了司马库的洋洋得意的炫耀姿态（smugly），“Nips”而不是普遍的“Japanese”，则是典型的美国俚语。
例4：墨水河大石桥上那四辆汽车，头辆被连环耙扎破了轮胎，呆呆地伏在那儿，车栏杆上、挡板上，涂着一滩滩蓝汪汪的血和嫩绿的脑浆。
译文：Omitted.
此段被译者直接省略不译。
例5：父亲周身遍被着万恶的人眼射出的美丽光线，心里先是像紫红色的葡萄一样一串接一串愤怒，继而是一道道五彩缤纷的彩虹般的痛苦。
译文：Omitted.
此段被译者直接省略不译。
在《翻泽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丛书的总序中，著名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与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明确地指出：“翻译当然是对原作的改写（rewriting）；所有的改写，不论其动机如何，均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ideology）和诗学（poetics），因而操纵（manipulate）文学在一定的社会以一定的方式发挥功能。”上文以葛浩文译本为例的分析也彰显了西方译者基于其本土文化立场，主要运用意译（free translation）、简化（simplification）、扩展（amplification）、增补（supplementing）、替换（substitution）等典型的归化翻译原则，对莫言作品进行了具有明显译入语文化烙印的改写与重建。当然我们并不否认葛浩文等译者通顺、透明、恰切的翻译推动并促成了莫言及其作品从汉语语境向目标语文化的旅行与传播，翻译不仅提高了莫言在西方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也使其作品得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传播并可供不同国别的读者欣赏。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其背后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我族中心主义、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与文化霸权的意识，推动莫言走向诺奖舞台的这批并未隐身的知名译者，他们基于其本土语言文化立场，对莫言及其作品进行选择与推广，并以归化式翻译姿态给予贴切、地道的译介与改写，不仅是以其本土译入语读者的审美需求为目的的，而且在流畅翻译的背后，同样忽略了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所强调的“被翻译文本中的语言文化差异与异国情调”。
诺贝尔基金会，是根据阿尔弗里德・诺贝尔遗嘱的规定建立起来的。在阿尔弗里德・诺贝尔逝世后三年半的1900年6月29日，瑞典国王宣布诺贝尔基金会成立，并于1901年2月1日批准并修改了基金会章程和理事会的工作细则。诺贝尔基金会被规定为接受委托来保护在遗嘱中提及的各授奖机构的共同利益，基金会并不干预获奖者的选择过程和他们的最后决定。
组织机构
执行主任是基金会的行政负责人。他负责起草基金会投资政策的基本方向，就投资和人事等问题向董事会提出建议，以及管理基金会的各种财产。他还负责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隆重授奖仪式的安排工作。在五任执行主任中，最杰出的是拉格纳-索尔曼，他是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生前好友与合作者，也是他的遗嘱的执行人之一。
诺贝尔基金会的理事，由各奖金颁发机构挑选，总共有十五名理事，每个奖金机构选择三名。理事们选举产生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但正副董事长不在此内，他们是由瑞典政府任命的。理事会的其它主要任务是，审阅董事会的年度报告及审计员们的财务报告，并对董事会当年的工作进行审核批准。
基金会的董事会，由五名董事和三名副董事组成。他们从董事会的成员中，选举一名执行主任。董事会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基金和基金会的其它财产。
五个诺贝尔委员会各有三至五名委员，分别由所属的机构指定。每个委员会可以召集专家参加评议和推荐工作，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以增选临时委员，临时委员有权参与决定。委员和专家们，可以从超出奖金颁发机构本身的范围去挑选，而且不分国籍。委员会的职能是为对口的相应奖金颁发机构，进行筹备工作和提供咨询意见；但挪威委员会由于本身就是奖金颁发机构，因此其职能有所例外。
诺贝尔学会的负责人和职员，由奖金颁发机构讨论选择。这些任命均不分国籍。
四个奖金颁发机构，包括瑞典皇家自然科学院、皇家卡罗琳医学院、瑞典科学院和挪威议会的诺贝尔委员会。
评奖程序和颁奖仪式
诺贝尔奖是由各评奖机构评定的。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负责评定，在该院有两个诺贝尔委员会――物理学奖诺贝尔委员会和化学奖诺贝尔委员会，均由5名成员组成。生理学或医学奖由卡罗琳斯卡研究所负责评定，该所设有一个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委员会，也由5名成员组成。但这些诺贝尔委员会只有提名权而没有表决权，真正享有确定获奖者权力的是授奖全体会议的无记名投票。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全体会议成员各为300名，生理学或医学奖为50名。
根据基金会章程，诺贝尔奖获奖者按以下的程序产生：诺贝尔奖的候选人不是通过个人申请产生，而是通过推荐方式，经过几轮筛选产生的。每年9月，各诺贝尔委员会向世界各地有关的科学家发出通知，向他们征询下一年度候选人的提名。次年2月1日之前，这些推荐材料必需送达诺贝尔委员会。诺贝尔委员会于4月将经研究决定予以调研的科研项目和候选人通知全体会议。在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最后决定是否对这份名单予以补充。诺贝尔委员会于9月将其授奖意见通知全体会议，全体会议于10月初作出评奖的最后决定。评奖时的讨论要作记录，但该记录严格保密，如有分歧意见，也可要求不予记录。一旦授奖项目和获奖名单经表决多数通过，不得再行更改，并立即向聚集在会议厅外的世界各国的媒体代表公布，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诺贝尔委员会散发征求候选人推荐材料的对象范围，三个自然科学奖大同小异。以物理学奖、化学奖为例，主要包括：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奖诺贝尔委员会和化学奖诺贝尔委员会的成员；以往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获奖者；瑞典、丹麦、芬兰、冰岛和挪威各大学的物理等终身教授；在6所由瑞典皇家科学院选定的高等院中担任相应职位者；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征求意见的其他科学家。
根据诺贝尔基金会的章程，每个诺贝尔奖奖项的获奖者人数为1～3人。奖金的分配也有规定：一人获全奖；两人等分。三人得奖时又分为两种情况：因同一项目获奖时，三人等分；因两个项目获奖时，则一人得一半，另两人各获1／4。
每年的授奖仪式于诺贝尔逝世纪念日12月10日下午4时30分举行。在专为授奖仪式设计建造的交响乐厅里，半圆形的舞台上，左侧坐着王室重要成员，前排是国王和王后；右侧坐着授奖机构代表，前排是当年的获奖者（和平奖的授奖仪式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首先由授奖机构的代表致辞，简单介绍获奖者的科研成果，然后在交响乐伴奏下，国王分别向获奖者授予一张证书、一枚刻有诺贝尔头像的金质奖章、一份奖金。获奖者的简短答词放在随后举行的宴会上进行，宴会以瑞典王室的名义举行。一般在授奖仪式的第二天，举行诺贝尔奖获奖者的演讲会，由每位获奖者介绍其科研成果及其价值。每个人的演讲连同其简历都收在第二年公开出版的《诺贝尔获奖者演讲集》中。现在，人们从因特网上可以及时地得到获奖者的简历、成果公告及演讲等材料。
增值之道
自从一九二六年以来，诺贝尔基金会在斯德哥尔摩有了自己的办公大楼，即坐落在斯图尔街十四号的诺贝尔大厦。
从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遗产接收过来的钱，总共有3100多万瑞典克朗。根据章程规定，将这笔钱的大部分用作“主要基金”（即奖金基金，约二千八百万克朗），剩下的一小部，用来设立“建筑物基金”（行政大楼和每年举行授奖仪式使用的大厅租金）和“组织基金”，五项奖金部门各有一份“组织基金”，用来支付各自的诺贝尔学会的组织费用。
主要基金的增长，是通过每年将它在当年所获净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附加资金，通过无法分配的奖金的利息，以及通过把这些无法分配的奖金的全部或部分（不低于三分之一），交付主要基金作为资本而取得的。每年将主要基金得到的净收入，扣除前面所提到的十分之一，然后平均分成五份，交给各奖金颁发机构使用。各奖金颁发机构，都将自己摊到的那份金额的四分之一，留下作为与奖金颁发有关事宜的费用，其余部份则交给各自的诺贝尔学会，每份金额的四分之三，构成奖金的款项。
除了组织基金之外，颁发各项奖金的部门还有由它们支配的“特别基金”和“储蓄基金”，作为规定范围之内某些特殊目的的费用。
一切基金和其它财产，均属诺贝尔基金会所有，并由它来进行管理。
总而言之，主要基金的收入，在减去32.5％（即10％的附加资本，加上剩下的90％中的百分之25％，作为各奖金部门的经费），然后将它分成五个等份，就是每年颁发的诺贝尔奖金的金额。1901年第一次颁发的奖金，每份金额为15万800克朗。现在的奖金，在票面上要高出70％左右，当然在实际价值上，却要比这个数字低得多。从1946年起，基金会的财产和由此而来的收入，除地方不动产税外，其它税款均被免除。在这之前，总共交出的税款达1350万瑞典克朗。据了解，奖金获得者的所在国家，或者在法律上，或者在事实上，也对这种奖金免收所得税。
1981年，每份奖金的金额为100万瑞典克朗，相当于1901年的6.63倍。
基金会的投资政策，很自然地要把保持和增加它的基金，从而增加奖金的金额，作为头等重要的因素来制定。遗嘱本身曾指示执行人把剩余的财产投资到“安全的证券”方面，从而形成诺贝尔基金。在1901年最初为董事会制定的投资规则中，“安全的证券”这个提法曾根据当时的情况，被解释为意味着金边证券，或者以这类证券或不动产为抵押的贷款，而这类证券和不动产，主要是在瑞典和挪威发行或存在的。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后果所引起的变化，“安全的证券”这个提法，需要根据现有的经济条件和趋势，而重新加以解释。因此，在基金董事会的要求下，原来对于投资的限制，已经逐渐有所放宽。根据这种情况，自1958年以来，基金会原则上可以不仅在证券和有担保的贷款方面投资，而且也可以自由地在不动产或股票方面投资。
然而，在对外国股票投资方面的某些限制，却仍然存在。这些改变的目的是，尽可能地保护住资本和收入。从而使奖金能够不因货币贬值而降低，并且能够抵得住贷款市场利率降低的情况，而不致使这项资本减少。基金会主要是在瑞典和挪威投资它的基金资本。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别的国家进行投资。
奖金缩水
根据诺贝尔基金会测算，当年诺贝尔留下的3100万瑞典克朗折合到今年约为17亿瑞典克朗。按照诺贝尔的遗愿，1900年私人机构诺贝尔基金会创立，每年的诺奖奖金就是来自于基金会的投资收益。
基金会的投资铁律是，保底第一，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收益。早在1901年基金会就制定了“安全证券”定义，包括“金边债券”（gilt-edged）和房地产按揭理财产品。
2011年6月11日，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了奖金缩水的消息，并表示这是从长计议，以防诺贝尔基金资产受损。诺贝尔基金会强调，保全诺贝尔奖的经济基础是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唯有如此，才能保证这一奖项不会断粮，而这就需要更好地守财理财。
奖金降低两成的决定是由诺贝尔基金会董事会拍板的。金额调整的另一个因素是，基金会考虑到了未来几年通胀率的回升，因此给诺奖奖金回调留出了余地。
除了开源还要节流，诺贝尔基金会数据显示，在过去的十年间，基金会货币平均回报水平出现下降，既有诺奖奖金增加的原因，也有运营成本上升的原因。
本报记者查询诺贝尔基金会年报显示，截至2011年，诺贝尔基金会货币投资市值总额为29.73亿瑞典克朗，当年包括诺奖和运营开销在内的支出为1.2亿瑞典克朗，由于全球资本市场的低迷，而其账面利润为－1920万瑞典克朗。
目前，诺贝尔基金会设定的投资策略原则是：50％左右股票（上下浮动10％）、20％左右固定收益资产（上下浮动10％）和30％左右另类资产（上下浮动10％），另类资产则包括投资不动产和对冲基金。
2011年，基金会持有的股票市值为13.15亿瑞典克朗，但整体收益下降了9.3％，相比2009年和2010年的27.3％以及8.7％的涨幅逊色不少。其股票一篮子投资配置中，瑞典股市占比16％、欧洲其他市场17％，美日股市也是投资重要标的。
唐代张怀云：“文则数言乃知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可谓简易之道。……可以心契，不可言宣。”在书“一字”，可“心契”却“不可言宣”的意境里，首届“字体之星”基金计划评审仪式于2013年4月19日在北京敬人纸语隆重举行。备受业界关注的各设计单元奖项也于次日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行的颁奖典礼上隆重公布。其中，“寻找・朗黑”正文黑体设计单元一等奖由岳昕设计的《痴黑体系列》斩获，“寻找・菱新”标题黑体设计单元一等奖遗憾空缺。
由北京汉仪科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仪公司”）主办的“字体之星”基金计划成立于2011年底，于2012年2月正式启动。30万元奖励基金被投入到首届“字体之星”大赛中，其中单项设计奖金最高达5万元。自基金计划启动以来，主办方汉仪公司走访了全国多所知名院校和设计师工作室，进行了关于中文字体设计等内容的演讲，并对大赛进行宣传推广，得到了广大设计师和字体爱好者的支持和认可。大赛组委共收到申报作品703份；其中“寻找・朗黑”正文黑体设计单元共收到申报作品271份，“寻找・菱新”标题黑体设计单元共收到申报作品432份。
字体设计是一门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性艺术学科。字体设计行业不但专业设计机构与人才十分匮乏，现有字体品种总量亦远远落后于同为汉字文化圈的邻国日本。大赛邀请了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导王敏，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博导黄克俭，汉仪公司终身荣誉员工、国家级字体设计大师邹秀英，日本著名字体设计师铃木功，麦肯光明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莫康孙，书籍设计师陆智昌，平面设计师广煜，知名设计师、NOT MAGAZINE主编、创意总监孙浚良，共八位来自平面、字体、书籍、广告等诸多专业领域，拥有多年字体设计和应用经验的精英担任大赛评委。经过评委们的认真评选和多轮商讨，《痴黑体系列》作品获得朗黑单元一等奖。
《痴黑体系列》设计者岳昕，现年55岁，几十年如一日地任教于字体设计领域，除了教学外，自己也进行字体设计的创作。“这么多年，我从未获得过任何奖项。以前，每当我走入教室之前，我都会担忧，不知道自己对字体设计的理解、自己的教学方式是否已经陈旧，是否脱离了现代字体的应用。”颁奖现场，岳昕感概地说。然而，“字体之星”和评审们对他的肯定，让他重获信心。评审之一的铃木功，在初评现场就对《痴黑体系列》表示了极大的认可：“这个作品一看就知道是位功底很扎实的人设计的，但我完全没想到会是一位55岁的设计师。因为他的字体里，不仅有很深厚的字体功底，也富有极强的现代感。是一款非常出色的现代黑体。”
在设计领域的众多门类中，字体设计无疑是被遗忘在角落里，却又被人们理解成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当我们打开电脑，word里就应该有宋体、黑体……各种各样的字体供人们选择并使用。然而，每一个字的背后，都是字体设计们日夜艰辛奋斗的成果。横、竖、撇、捺，每一笔都经过缜密地思考、绘制、勾勒后呈现出来的。由于汉字的庞大数量，让中文字体的开发面临巨大的考验。获奖者岳昕的经历，似乎更能折射出几十年来，中国字体设计行业举步维艰的状况。但是，就是有些人、有些机构和企业出于对汉字的热爱，愿意将青春奉献出来：如国家级字体设计大师邹秀英，从事字体设计30年，经历过三次开颅手术，依然热情不减；如汉仪公司，成立20年来，尽管中国字体的大环境并未有突破性的好转，依然向国内外推出近200款中文字库。
每一位了解中文字体设计的人都知道，设计字体是一回事，开发成产品则是另一回事。岳昕在颁奖现场，还向汉仪提出了自己的一个夙愿：“我有个不情之请，希望《痴黑体系列》能够在汉仪的帮助下，我能和汉仪的字体设计师们一起，将它开发成一款成熟的、能够被使用并可以销售的中文字体。”我们期待，有一天当我们打开word文档，开始菜单下的字体栏里有这样一个选项：汉仪痴黑体。
【关 键 词】初中语文；演讲；阅读；写作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6-0146-02
语文知识的学习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语文教师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如何使原本枯燥的语文知识变为学生喜爱学习的知识，改变语文是枯燥乏味应试工具的现状。这就要求语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投入爱的力量，让学生喜欢课堂，喜欢语文学习，提高学生使用语文交际工具的能力。
一、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投入情感，关爱学生。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真实地投入自己的情感，以情来感化学生。情感教育是培养学生创造力的教育，它促进学生潜能的开发，是人性化的教育，情感教育是指教师用心去关怀学生，用善良的、美好的、温暖的、正面的、积极的引导方式，在心灵与道德的层面给与指导与帮助。用好语文教学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教师要投入情感，鼓励学生大胆地说。比如让学生有感情地去诵读课文、精美的散文等，让学生演讲，有感情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在素质教育的背景下，情感教育已经成为中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过程，是中学生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步骤，在教学中恰当地运用情感教育，将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有利于完善学生的品德，促进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在教学中，教师合理地运用情感教育，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课堂上一个关爱的眼神，一个鼓励的动作，都会给予学生莫大的精神动力。
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课堂教学切忌教师的一言堂，而是要在课堂上留出时间让学生来演讲。在我的课堂上，上课的前5分钟我是留给学生的，每天都有两三个学生上来演讲。演讲的内容，可以是与课文教学有关的，也可以是学生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可以是当今社会上流行的语言，也可以是你对当今某个社会事件的看法和观点等。经过这样的练习，学生能够大胆地走上讲台，很好地组织自己的语言，运用普通话来表达出自己的思想，这虽然不一定和语文教学有关，但是体现了语文的重要交际工具的特点。同样，在讲解课文的时候，我也尽量把课堂让给学生，学生能讲出来的我就不讲，通常是在课堂上以小组为单位，让学生自己搜集资料来讲解，教师做好补充说明。如，在学习唐宋散文时，我让对唐宋散文比较精通的学生再进行深入地学习研究，然后在课堂上来展示他们的成果，这样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自信，活跃了课堂氛围。在学习小说专题时，可以让学生准备好小说的写作背景、作者的生活背景等方面来让学生讲。对于那些阅读量很大的学生来说，这些资料的搜集是相当容易的，学生自己搜集整理来的资料，他们对资料的占有和掌握会更牢固，教师对学生的查漏补缺也可以让学生记忆更加深刻。这样经过初中三年的锻炼之后，语文真正成为他们将来上高中乃至走入社会的工具，学生对于某个特定的事件敢说能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语言表达能力大大提高。这样才能符合课程标准提出的学生能够“注意对象和场合，学习文明得体地进行交流。”并能够“自信、负责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做到清楚、连贯、不偏离话题。”
二、在快乐中阅读提高自己
阅读与鉴赏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搜集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材编者、文本（作者）之间的多重对话，是思维碰撞和心灵交流的动态过程。阅读的过程是学生不断充实精神生活，完善自我人格，自身人生境界，加深对个人与社会、自然、国家关系的思考和认识。在初中语文的阅读教学中，教师要激发学生的阅读内驱力，让学生从内心深处喜爱阅读，真正走进文章的境遇中去；在课堂教学中，要组织好学生的合作探究能力，集学生的集体智慧，让学生在共性中发挥自己的个性阅读，得出自己的阅读见解；拓宽学生的阅读空间，阅读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程，需要师生的共同努力，教师在传授学生的基本阅读技能之后，主要靠学生的课外阅读量来扩充。教师可以按照课程标准规定的课外阅读来让学生去读，通过阅读教学，要让学生做到对阅读材料能做出自己的分析判断，努力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阐发、评价和质疑。
让学生乐于阅读。语文教学的重要任务是阅读教学。短文分析也是语文考试中的难点部分，很多学生对阅读分析都感到很困难，这就要求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要适当地给以学生帮助。快乐阅读是提高学生阅读的重要途径，也是一个重要的捷径。教师平时可以在语文课文教学之余，推荐给学生一些经典的好的读物，这既要和新课程标准要求的课外读物相符，还要符合学生的兴趣。如，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作为中国第一位诺贝尔奖项的获得者，我们国人都为之骄傲自豪，这时教师可以推荐学生去阅读其获奖作品《蛙》，学生带着敬佩之心去拜读，可以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谈谈自己的感想。对于一些优秀作品，教师要从更高的层次带着学生鉴赏，如对文言文、诗歌、散文的鉴赏，学生的理解层面可能还比较肤浅，这时需要教师的讲解来提升。
三、写出真实情感，做快乐自己
写作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难点。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写作评价要根据各学段的目标，综合考察学生作文水平的发展状况，应重视对写作的过程与方法、情感与态度的评价，如是否有写作的兴趣和良好的习惯，是否表达了真情实感，对有创意的表达应予鼓励。初中学生对社会、人生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也已经有了一定的阅读量，积累了创作素材，可以尝试去写各种题材的文章。作文训练也是教学中教师对学生重点训练的对象，在作文教学中学生要学会写各种题材的文章，我们要研究近几年的中考作文，多看满分作文等好的学生作文范例，多背诵经典美文、名言名句等，这些都有利于提高我们的作文含金量，在写作的时候适当引用能够起到画龙点睛之效。作文写作还要求学生平时多读多写，在读写中来提升，找到自己的灵感，运用合适的文体写出优美的文章来。
哈金的成功,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征途的“传奇故事”。作家、评论家,乃至读者,都在破译他身上和笔下的密码,解读密码背后隐藏的令人好奇的亮点。
刚迈进2010年,哈金在台湾又拿出两部新著:短篇小说集《落地》(时报出版社)、评论集中译本《在他乡写作》(联经出版社)。1月底,他应邀在台北国际书展演讲,这是他继2001年后睽违9年再度访台。哈金作品的中译本都在台湾出版,台湾读者对他并不陌生。书展现场,挤满读者,听他谈《从移民经验看华美文学》。
新作《落地》写的是北美新移民的生存悲欢,由12个短篇组成,以纽约法拉盛为背景,写大陆新移民的生活故事,有烫衣工、性工作者、作曲家、和尚、家庭护理、临时夫妻、教授等,他们各有或辛酸或荒谬的生存处境,有的故事看似喜剧,实则悲凉。在哈金笔下,释放出人间的温馨、人的尊严和对未来的热望。《落地》是哈金移民华人书写的再次延续。哈金在美国,早前他的小说题材几乎都与中国有关。哈金创作的《战废品》开始将目光移出中国。2007年,哈金的长篇小说《自由生活》出版,首度将小说背景搬离中国,塑造的是20世纪80年代留学或移居美国的新一代华人。
哈金说:“从写中国到写美国,是一个很大的跳跃。《战废品》是某种过渡。此后,我的小说会主要写关于美国的。这本书是试一试水,写了中国、朝鲜、美国的相交。转而写美国,我得改变很多东西,所以我必须谨慎。总的来说,这个过渡和转型是成功的。”
这些年来,哈金的新作几乎每一部都在英语文坛引起轰动。好奇的读者纷纷发问:他要教书,还有时间创作吗?他说,他每天都争取写一点。如果教课,就写一两个小时,写些短文;不教课时,就在家里写一天。他一般会在学校假期写出长篇小说初稿,而后在开学教书时一再修改。
人的表达欲,总要寻找宣泄渠道的。欲望产生动力。
有人说,没有根而生活,是需要勇气的。那在异域用非母语创作小说,更需要勇气。
用“获得语”写作
哈金用英语写作,对移居海外的华人移民作家而言,用的是“获得语”,即作家所移居国家的语言。语言是一堵“大墙”,但人释放能量的欲求,是与生俱来的。在中国,哈金学的是英语专业,但初到美国连听英语广播仍似懂非懂,11年前,哈金的英语小说陆续获奖,成了中国作家在海外的“获奖专业户”。
英译中国作品,与华裔作家用英语原创的作品,两者可谓天壤之别。从“边缘”走向“中心”,是华裔移民或旅居作家用“获得语”,即非母语写作的动因。近10年,文化中国的边界逐渐扩大。20世纪的西语文坛,出现过林语堂、张爱玲、黎锦扬、蒋希曾,但总体上说他们还比较孤独。如今一个华人移民“获得语”作家群已经出现。他们中间有美国的裘小龙、李翊云、闵安琪、严歌苓、范,法国的戴思杰、山飒,英国的郭小橹、张戎、薛欣然,德国的罗令源等,用非母语写作的华人移民作家群正在扩大。作为文化中国的一项项成果,令人目不暇接。
这可称之为一场文坛“奥运”。一群移居海外的华人移民作家,与在海外出生的华裔作家一起,用“获得语”,即作家所移居国家的语言创作文学作品,他们历尽艰辛而跻身主流,与所在国的作家同处一条跑道竞技博弈,难度可想而知。华人移民作家要创作,首先需要面对语言问题,要打入文坛主流,不能不用所在国语言写作,经历痛苦的语言转换过程,沉寂多年后才有望喷薄而出。
他们终于取得非凡成绩,一项又一项奖牌呈现了“开花结果在海外”的盛景。他们逐渐甩掉“华人作家”、“华裔作家”的标签,而成为所在国家主流读者热捧的“本土作家”。他们从文化“夹缝人”转而成为悠游东西方的“世界人”,背依两种文化获得更宽广的话语空间。中国现代性的一大特征,就是中外文化中各领域的渗透融合,华人移民作家的外语文学作品,将中国文化延伸到异国文字中。在这条以“获得语”写作者的跑道上,最为瞩目的领军人物,无疑是移居美国的哈金。
哈金的短篇小说集《好兵》获得1997年“美国笔会/海明威奖”;长篇小说《等待》获得199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2000年“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为第一位同时获此两项美国文学奖的中国作家;《等待》一书则已译成20多国语言;《新郎》一书获得亚裔美国文学奖,及 The Townsend Prize 小说奖;《战废品》一书入选2004年《纽约时报》10大好书,2005年获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
哈金说:“在国外,我的情况和纯粹的汉语作家不同。贾平凹、莫言他们都有了中国作家的身份,每写出一本书就有一定范围的市场。对我而言,就需要持续写作,去赢得一个身份认同,每一部作品都要寻找一个新的启程,否则就可能无以为继。”
在国外用“获得语”,即非母语写作,都得首先考虑生计。生存是头等大事。人一到国外,写作必须马到成功,而且每年要持续成功,艰难可想而知。哈金说:“我是移民,用所在国的语言写作理所当然。大家都是为了生存,都写得很艰难,不容易写出有分量的作品来。但正因为难,才有人来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能不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最难的,所以我劝大家不要盲目地闯入另一种语言。我不鼓励用非第一语言写作,太难了。”
虽然屡获美国重要文学奖,哈金说,他用中文写作很有把握,但用英语写作,就变得理性了,感受到那种局限。但他仍不会改以中文创作,人生太短了,经不起换来换去,折腾来折腾去。哈金想的是,继续用英文写作,如何再攀越另一座高峰,在非母语文学创作系统中,以康拉德和纳博科夫为师,写出独创的风格,“一种不是土生土长的人的英语,然而又很自然”的语言风格。
哈金的新书《在他乡写作》,包括他在休斯敦莱斯大学,以移民作家为题发表的三篇学术论文,还收录2008年他在布朗大学的演讲《为外语腔辩护》。这是哈金的第一部评论文集,显示作者对“移居作家”身份具有清晰的认识和警觉。这些文章的主要论点是,移民经验的核心是语言,移民作家必须接受事实,他永远无法完全驾驭他用来创作的外语,但他可以善用自己的边缘位置,扩充英语的语言能量。
我问,用英语写作是为了谋生?
他答,也是为了找到生命的一层意义。写作其实是一个痛苦的行业,是一种消耗自己生命的方法。对我影响特别大的是卡夫卡的短篇小说《饥饿的艺术家》,人间的食物满足不了他的饥饿,而在他把饥饿当成艺术的过程之中,连他自己本身的艺术行为都变得没有意义了,以至于饥饿就成为消耗生命的方式。
再问哈金,以后还会不会改用中文写书?是否不排除也用母语写作,成为双语作家?
哈金说,这真的很难,目前我仍觉得汉语是我的第一语言,但继续走下去,英语很可能成为我的第一语言。作家应该以第一语言来创作。用中文写作,不太会了,写短小篇幅的,当然不排除,但大部的作品,应该继续用英语。最好的年华都用在英语写作上了,如果换成中文写作,无疑就像自杀。这是很痛苦的决定,找到一条路以后,必须勇往直前。人生不能反反复复,生命毕竟是短暂的。这真的有些折磨人,多年来一直穿着小鞋走路。我力争以平常心对待,多想想自己的幸运之处。
是啊,人生路上稍一犹豫,稍一软弱,就走不下去了。由此,将失去自我,在这个世界上了无痕迹。
他是个“真正的谦谦君子”
两年前的7月,哈金应香港书展之邀作演讲嘉宾。我和哈金整整接触了一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他演讲完毕,我才发现有那么多香港文化界名人来捧场,他们以笑容和握手包围着哈金。
哈金在讲坛上作《个人与文学》演讲,谈个人与集体,与国家的关系,包括为谁写作。其实,听他的演讲有点沉重。他在演讲中说,要用第二种语言写作,对他而言,是一种痛苦。他没有解释痛苦的原因。语言毕竟不只是交流和沟通的工具,它还是一种文化,母语是人们成长文化背景的主要构成,而第二语言,一般而言只是工具语言。哈金的痛苦或许还不仅此,还在于一个作家的生存无奈。跑到别人的土地,为了生存,要获得当地人的认同,就要设法跻身主流,可想而知,这有多难。
北京作家刘震云开讲,身穿宽松衫的哈金,悄悄坐在会场后排。他不愿坐前排,他说:“讲者看到我坐前排,或许演讲会紧张。”哈金总是为别人着想。
哈金为人憨厚是毋庸置疑的。
一次,在女作家虹影北京的家,就听她说过,哈金是个很谦虚的人,完全没有文化人的轻狂,不喜欢流言蜚语,“如果要我形容,他是真正的谦谦君子。”
这次香港书展邀请的演讲嘉宾中,哈金是最没有特殊要求的,作为邀请方,免除了许多心思。他坐普通经济舱飞机,从美国来香港。因美国和香港的时差,书展的一周里,他始终没有调整好时差。面对每天排得满满当当的媒体采访,他耐心回答不同媒体类似的提问。他说话实在,对媒体和读者的亲切和善令人印象深刻。首次来香港,按理说该为自己留出观光时间,但只要有作家嘉宾演讲,他都会出现在会场上。张大春、陈丹青、阎连科演讲,会场上都能见到作为听众的哈金。于是,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刘冉说:哦,大师原来是这样炼成的。
一次与哈金、阎连科等作家用午餐,约了去湾仔春园街41号金凤茶餐厅。那是香港一家传统港式茶餐厅,环境简陋,逼仄,陈旧,嘈杂。一只菠萝包,一杯不加冰的冻奶茶,一碗餐蛋面,都是香港最本土的,可惜不是时候,没吃到名闻遐迩的蛋挞。哈金吃得津津有味。
我们从最本土的食物,说到最本土的作家。其实,移民作家,要甩掉“华人作家”、“华裔作家”的标签,成为所在国主流读者热捧的“本土作家”,即用所在国语言写作,再与所在国作家同一竞技场博弈,难度可想而知。
我们边吃边聊,话题又转了去家庭和婚姻。
我问哈金,你夫人在哪儿工作?
他说,太太是学数学的,1987年出国时还不会英语。近年她身体不太好,就没有再工作。
我问,你们只有一个儿子?
他说,我和太太住在波士顿南郊的一个小城里,儿子在布朗大学读历史博士生。
我问,他能说中文?
他说,儿子会听、会说中文,但不会写。这还得学,因为他是学历史的,从汉源的角度说,汉语还是很有帮助的。
我问,家在郊区,离波士顿大学上班远吗?
他说,我去波士顿大学教书上班不很方便,但乡下比较安静。上班先自己驾车去另一城市,而后转乘地铁,路上要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一问一答,虽在用餐,却像是一场传媒采访。我习惯了做采访者,他也似乎习惯了被人采访。
我继续问,你觉得自己能算是称职的好丈夫好父亲吗?
他淡然一笑,不过,还是作了回答:在我的成长中,缺乏可以称职地做人的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写作使我对妻子和儿子更体贴些,更多地为他们着想。至少,我可以说,研读真正的文学,可使一个人活得更有人性。我非常幸运,妻子和儿子从未要求我空出更多时闲陪他们,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这些年来可以写出这些书。
他的话,可谓“滴水不漏”。
抵达比回归更重要
爱是圆的。真正的爱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
与哈金聊起“衣锦还乡”的话题,他说“对我而言,生活就是一种冒险,因此,抵达远比回归更有意义。”他认为,移民抵达异地的经验,好比探险,比回归更具意义,更具活力。这与移民中常见的怀乡和渴望回归的心态相反。对此,他说,回归是回到一个地方,但那个地方已经变了,你自己也变了,因此最好是到了一个地方,去创造家的感觉。回归到原地,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但从西方文学与哲学观点看,是一种退缩,不再成长了,走到边界,却不肯向前,就像修理旧伤痕一样。
每个人都得在人生交叉路口,作一次次抉择。
哈金喜欢独处。在香港那几天,常常看到他独自在下榻的酒店四周信步。
用英语写作,也使他感到孤零零的。他得在没有文学同胞的条件下,孤独地写。
他决定用英语写作,他自称,是因为他没有其它谋生手段。
1986年,哈金到美国攻读博士的专业是英美诗歌。这个专业在美国很难找工作,他的很多同学都转去读法律或者MBA了,但他自称没有这个能力。于是,他只能稍微改改自己的专业。他被美国大学录取时,曾附带了几首英文诗。他的一个导师就鼓励他转专业,学小说写作。第二年还给了他奖学金。之后,他又被聘到美国艾默里大学教写作,并被聘为“住校作家”(美国大学把发表小说视为学术著作成果),那时哈金就开始用英语写小说。
世上有多少寓必然于偶然的事情,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
他说:“没有单一的动机,必要才是关键。因为我必须生存,我没有其它学位。但也得承认,野心也是原因之一。用英语写作,我得面对那些大师。这是一个伟大的传统,要求你有条不紊地工作。”
他指的大师,是他在布兰戴斯读书时,师从诗人法兰克・比达特(Frank Bidart)多年,从他那里学到很多诗艺。哈金承认,从他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是耐性,“对一个作家而言,耐性就是一切,通常,这是一个有能力的作家与没能力的作家之间的分野”。此外,哈金还两次参加被誉为“作家摇篮”的波士顿大学写作班,第一次是旁听,第二次是以正式学生身分听课。他跟莱斯利・爱泼斯坦(Leslie Esptein)、阿哈龙・阿佩尔菲尔德(Aharon Appelfeld)和琼・西尔珀(Joan Silber)学习写小说。他说,那两年对他帮助很大,缩短了他的“学徒期”。在美国,至少1/4的作家,是从不同的写作班里出来的。当年哈金那个班12人,其中四五个后来都成了很出色的作家。
我问哈金:你如何选择故事,使《落地》各篇互相支撑,以呈现中心主题?
他答:这些都是真实的故事,或报纸上的报道。我对各种故事作了选择,短篇小说集只有200多页,讲究的是精致。我听过一些故事,觉得可以写,但一直没有想到可以放在哪儿,后来去了法拉盛,才找到灵感,故事发生在这儿。写作中最大难处是如何用英语传递移民的话语。这往往没有现成的根据,只能创造,还要让读者读来可信。这部集子主要写大陆移民,他们刚来美国。我要的移民,是当下正在发生的故事。香港和台湾移民大多已经生根,不少人已经是老板和专业人士了,度过了最初阶段。我对大陆移民也相对熟悉些,他们大多生活在最底层。
我问:你用英语写作,许多中国人对此不理解,甚至不满。有评论甚至认为,你的作品之所以能获得国际上的认同,有个重要原因,就是“错误地刻画中国,对洋人卖中国货”,迎合外国人对中国的窥视欲,以博得喝彩,你如何回应?
哈金答:我开始用英文写作,就预期有一些中国人会把我看成“卖国贼”。当事情真的发生时,我还是受到伤害,仿佛一扇门当着我的脸砰地关上。写给什么样的读者看,这不是我考虑的因素。作为一个在美国大学教小说写作的教授,我只考虑怎么写人物和故事。其实我的不少作品虽然受到西方学术界的认可,但普通读者并不喜欢看,因为有不少美国读者也认为我的书比较沉重,看完了会让人不舒服。有人认为,我写作是为了西方读者,实际上,读者的概念是不清楚的,写作应该是为心中理想的读者。我始终强调要找到自己的文学传统,要强调伟大的文学,自己都不把写作当一回事的话,那读者还能当一回事吗?由于我的处境与中国作家不一样,是用另一种语言写作,遇到什么具体问题也不同,至于作家的生存方式,每个人应该有自己的选择。
关键词：视讯视频；电视栏目；欣赏教学；语文素养
我所任教的学校，是一所县级职业中学，学生素质参差不齐。我现在使用的语文课本是根据教育部2009年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要求编写的教材，分成基础模块、职业模块和拓展模块。三个模块各有侧重点，都注重现代文的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的实践运用，特别是语文综合实践活动的鲜明主旨，彰显了职业教育的教学特色。有这样好的教材，更要切实提高语文课堂的效率，但要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和文学素养，仅靠单一的课堂教学，效果不显著，也培养不了文学素养。现如今，视讯日益发达，我们的生活被电脑资讯和手机资讯包围。在课堂教学上，现代教育技术的运用也越来越广泛而频繁，电子教案、电子课件、电子视频成为我们教学中不可或缺的资源和手段，给予了我们视频素材的海量欣赏和语文知识累积的教学尝试。既然我所教授的班级是计算机班，那就从多媒体教学入手，就视频素材的欣赏与语文教学的关联，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要明确的是我们要掌握的是知识点，要欣赏的是正能量，要拥有的是人文性。因而选择怎样的视频素材欣赏至关重要。要走好语文文化能量之旅，需要知识的积淀和能力的陪伴，能不能成为一种文化的“咖”，湖南电视台的《百变大咖秀》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注解：在专注欣赏别人的个性表演时，揣摩他人的与众不同，加入自我的认识与突破，便塑造出了那个传说中的经典形象。明星模仿“大咖”如此，语文知识的累积也是如此。在不停地重复学习中进行模仿运用，在模仿运用中学会融合贯通，在借鉴中出新出彩；选好视频素材后，找出为我所用的闪光点，从而积累丰富语文素养，语感和鉴赏力便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一点点地累积起来。
语文知识注重日积月累，而知识的累积不仅仅是文化素养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文化情商的涵养。说出来的话语，是否能让老师听得明白；写出来的文字，是否能让老师读得下去，关键在于舌尖里、笔尖下的文句是否有情感、有内容。发自内心的语句，字里行间浸透个人情感，拥有个人见识和真切感悟的语段是可以感动许多人的。这就是文化情商的作用。欣赏这样富有情感的视频素材，给我们带来的是直击心灵的情感碰撞。在周四下午的连课里，我就选用了如下一些视频素材：《道德与观察》、《今日说法》、《社会与法》等法制栏目；《传奇故事》（《经典传奇》）、《鲁豫有约》（《爱传万家：说出你的故事》）等谈话叙事类节目。
曾有网友评《鲁豫有约》：一段段窝心的真情，三千六百秒赤诚对话。这的确是一档在对话中表露真情和传递真心的栏目。在我看来，欣赏这样的视频，是最直接，也是最面对面的触动心灵的碰撞与感动。如相信自己的尼克·胡哲，他说：人生最可悲的并非失去四肢，而是没有生存希望及目标！真正改变命运的，并不是我们的机遇，而是我们的态度。我还记得他的名言：不停地尝试，就能走向成功；相信你自己，就能做得到；只要有梦想，你就有希望。在观看这期节目时，我让学生抄下了上面的两句话，并和他们共勉；我还找出他的演讲视频及2009年出版的励志DVD《神采飞扬》并介绍了于2010年出版的他的自传式励志书籍，与学生一起感受他多彩的人生。我看重的是，在聆听时，让学生们走近他们的内心，走进他们的成长历程。我认为他们的经历不仅可以成为学生写作的素材，更可以激励他们走好今后的学习与人生之路。
当然，我不仅仅选用严肃正统的，课堂里更需要笑声，在笑声中引发共鸣，在笑声后获得感悟。借鉴美国著名脱口秀明星节目《深夜秀》而引人注目的《一周立波秀》进入了我的视野。我选择的视频素材大多是他对过去一年的重大新闻事件的“笑谈”和“盘点”，让人在笑过之后印象深刻。周氏风格说道平凡人的平凡生活，阐释简单人的简单心理。他的语言秀，很值得我们推敲学习。我曾经让学生到电脑中查找，在课堂上交流。如：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用对偶句、反义词阐释生活）。时间太瘦，指缝太宽（真是至理名言）。鸵鸟的幸福，只是一堆沙子（理由和幸福都可以如此简单）。西游记告诉我们：凡是有后台的妖怪都被接走了，凡是没后台的都被一棒子打死了（透过现象看本质）。我又不是人民币，怎么能让人人都喜欢我？！（很个性的自我剖析）……这些经典语录在调侃自己的同时，却也可以让他的听众感受到积极的心态与阳光的旋律。观众也在他词语的正说反说中得到宣泄和过滤。我们是小菜，还是水饺，看后，心中自有分晓。
课堂上，我还让学生们欣赏了记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和浙江电视台的《杂志天下》栏目。我还给他们看过与他们未来职业规划相关的《职来职往》栏目。看各类视频，学习为梦想而坚持，为目标而打拼，为理想而努力。作为职业中学的一名语文教师，我希望我的学生在我选用的视频中学会欣赏视频，跟着我的解说，运用这些视频，而不仅仅是停留在视频的观看上。我希望我的学生用心观赏视频，存储视频的精华影像，看到好用的用一用，用了之后，留存心中的依然是那抹不去的感动和永存印记的知识。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学校里的学习不是毫无热情地把知识从一个头脑里装进另一个头脑里，而是师生之间每时每刻都在进行心灵的接触。的确，在观看时，适时的点拨，恰到好处的注解，也就是加入观看视频片段时老师的旁白，有时简短的三两句话，也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虽说不一定有画龙点睛的作用，但至少拉近视频、学生和老师之间的距离，真正达到情感的交流与心灵的共鸣。这样也就做到了于漪老师所说的“披文以入情”，触动他们的内心深处。在欣赏视频素材时，真正达到语文教学中听说读写综合能力的培养与提高，这样，我想传授的语文知识与语文情感一定或多或少会累积在学生们的心里。每个学生对所选视频的兴趣也许不尽相同，但在教师的牵引和指导下，有了情感的互通和知识的解读后，师生之间共同的观赏与交流，师生之间的畅所欲言，就变得有意义了。之后让他们写周记，可长可短。再之后，应对比较长的读后感，就觉得有方向和目标。比如，看完电影《孔子》后，学生对孔子的印象就不再是老学究的样子，不是一天到晚“之乎者也”的迂腐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位真正有学问，有信仰的，心怀天下的夫子，并不是说周润发先生演的孔子多么成功，但起码孔子的形象明朗清晰化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鲜活可感的具体人物。看后让学生结合课本《论语》选段谈谈孔子，他们对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也不再模糊了。
荀子说：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知识需要更新，更新重在累积，累积要懂欣赏。视频带我们穿越到了过去，也感悟到了现在。在视频里欣赏这样的荧屏经典，在视频中再现这样的文学经典。我由衷地感到：欣赏视频素材是这样的芬芳，累积语文素养是那样的幸福!当我们在用眼阅读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中再次提起“自己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温故一下选入基础模块（上）中的《卖白菜》一文，真正体会了他说的“用耳朵阅读”：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写作素材。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我也希望我所选用的这些视频素材也有朝一日成为学生有用的语文素材。都说音乐是没有国界的，2012年，一首《江南Style》风靡全世界，它的网络点击率竟然登上了吉尼斯纪录。的确，只要视频有人上传，即使我们不能亲临现场观看，那种激情四射，也能让你感同身受。不用说现在网络疯传的张家界版鸟叔，歌手吴克群在央视《梦想合唱团》里作词的《江南Style》也别有一番风味。不仅他们相信，感动中国，一定有奇迹。我也相信，不管作秀也罢，宣传也罢，我们都要感谢这样世界性的视频，不仅让你领略潮流Style，还带来了全民皆欢的效应，何乐而不看呢？对于枯燥而刻板的语文课文的学习，加入适当的视频片段，对于加深语文知识理解与记忆，从而累积文化底蕴，我觉得功劳是不可抹杀的。虽说观看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但观看时的轻松与愉悦，是单纯地阅读课文所无法比拟的。
当新的一年到来时，央视的《焦点访谈》出现了时尚的网络用语“高富帅”、“白富美”和“屌丝”，它们冲击我们敏感的神经。我期望我选用的视频能成为像央视《对话》栏目说的那样，也能成为学生“思想的盛宴”，至少能给他们最真实的人生情感体验。我也期望这种教学尝试能给学生带来更多的语文乐趣，能让他们紧跟时代流行的元素，感受文学的无穷魅力。
哲学大师卡缪说：请不要走在我的前面，因为我不喜欢去跟随；请不要走在我的后面，因为我不爱充领导；我只期望你与我同行。就让我在语文课堂上用好视频素材，与学生共同欣赏，一起提高我们的文化情商，在语言表达和语文活动中大显身手。
面对屏幕上快乐家族的快乐无限，天天兄弟的天天向上，就让我们像航母Style那样，一路走起，与视频同行，与精彩同行！
参考文献：
[1]语文（职业模块财经、商贸及服务类）课本[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李海林.语文教学科研十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
关键词：教育；教育比较；创新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21-0005-04
何谓“钱学森之问”？简言之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问题的提出缘起于2005年7月29日同志去看望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老先生时，钱老发出这样的感慨；“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1]钱老的这段话主要说明三个问题：首先是我国学校规模不断扩大，学生也在不断增多，其中不乏优秀的人才，但是这样的“人才”并不是世界一流的、大师级的、如钱老所说的“人才”；第二是我国高校在办学模式上存在问题，按照目前的模式办学，培养不出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第三是我们缺乏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创新是国家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学术科研发展的动力，学术独立和学术创新是我国教育十分需要的。以世界著名的诺贝尔奖为例，截止到2012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共有306位，占全部获奖人数的42%，其中包括8位美籍华人，而中国在2012年才出现了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钱老所说的“杰出人才”应该就是这种能够获得世界一流奖项的具有独立创新精神的人才。那么，我们的学校为什么不能如美国的学校那样培养出如此之多的杰出人才？中国的教育到底存在着怎样的问题？是什么导致了这些问题的存在？笔者将从当代中美教育比较的角度做出一些初步的解答。
一、课堂——教师扮演的角色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学记》中的这句话揭示了中国千百年来“师道尊严”的传统思想。在中国，尊敬师长在教育中无疑是被摆在重要地位的，强调教师的权威性，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在课堂上是绝对的中心。这种“教师中心主义”的思想造成了学生过分盲从、依赖老师，认为老师说的就是对的，学生往往缺乏独立思考、敢于质疑的精神，唯师是从。而美国则主张“学生中心主义”，把学生放在课堂的主体地位，教师只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美国人强调追求真理。在他们看来，老师是带领学生走向真理的向导，学生对老师满怀尊重，也是向真理表示深深的敬意。[2]在中国的课堂上，只有当老师提出问题并要求学生回答时，学生才会发言，在老师讲课过程中随意打断老师被看作是很不礼貌的行为，无论是发言还是讨论，必须要在老师的监控之下，而且回答的内容也强调要尽量符合标准答案。在美国的课堂，学生可以随时向老师发问，或者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们往往就某一话题展开讨论，没有规定的标准答案，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真实的表达出自己的看法，师生间相互学习，平等互动，整个课堂洋溢着民主的氛围。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美国的学生往往很有自己的主见，经常会对很多事情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也是与其开放民主、鼓励表达真实自我的课堂文化分不开的。我们也应该看到一个值得肯定的现象，就是中国教师目前普遍会对学生回答问题采取鼓励的、支持的态度，即使学生回答错误，也肯定其积极思考、主动发言的精神，并启发学生回答出正确的答案，并且在一些开放性问题中也鼓励学生畅所欲言的回答。但是不可否认，仍然存在着强调答案“标准模式”的现象，强调标准答案，强调抓住采分点，甚至强调标准的回答问题的模式，比如“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顺序，等等。这些无疑压抑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把学习知识的过程看作是对于问题的标准回答，关注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记住了答案，取得了好成绩，才是学习好，才是学会了。我们现在经常提倡要建立一种“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也许在中国这种伦理型社会中，师生之间永远无法做到真正的平等，但是我们应该努力做到一定程度上的平等，这种平等表现为尊重学生、理解学生，不仅做学生的良师，更要做学生的益友。尊重学生，赞赏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敢于质疑的精神；理解学生，相信每个学生都有无限的潜能，都有成为“好学生”的上进心和可能性，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不剥夺他们成为优秀学生的权力。
二、资源——优质教育的条件
教育资源包括教育经费、师资力量、教学质量、硬件设施等，教育资源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教育质量的优劣。可以看到，虽然国家不断的在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我国仍然存在着教育资源缺乏、教育资源地区间差异大等问题。
我国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到2012年达到4%。令人振奋的是，我国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但同时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教育经费应该用在哪，怎么用？联系到我国的基础教育，虽然目前我国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但是在硬件设施上是否也应该加大投入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小学的教室里，都设有图书角，但仔细观察发现，图书数量和种类十分有限，学生也不是想看就看，想拿就拿，何时可以阅读这些书籍要听从老师的指令，阅读的时间也有严格的规定。又例如音乐课，学生往往接触不到乐器，只有老师才能够演奏乐器，学生只是看和听，没有直观的感受，如何激发学生的兴趣？还有体育课，体育器材也是有限的，而且仅限于体育课使用，学生即使在课间也不能随便拿来玩。还有美术课、手工课，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是好的，但是学校教学资源不足，上课还要学生自己准备各种工具，不仅给学生增加了负担，而且给家长增加了任务。在自然科学课上，寥寥无几的标本和器材被锁在柜子里，学生只能观察，亲手实验的机会很少。试想，如果不从幼时起就多给学生亲自动手接触科学的机会，如何能激发他们对科学的兴趣，如何能培养他们的科研精神？在这种环境之下，教育资源被视为学校的财产，而不是为学生服务的，学生使用这些财产要在老师的严格监控之下，不得损害学校利益，这样一来，素质教育、创造力的培养就不免有了流于形式的意味。反观美国学校，美国教育的理念是“以学生为中心”、“学生个性发展为最高目标”，在这种理念之下，美国的基础教育会大力开发教育资源，将教育资源配置投向学生，为学生服务。所以，在美国的学校里，教师和行政人员的办公空间是十分有限的，节省空间是为了增加教室和学生的活动场所，各种教室、实验室、体育场一应俱全，如果学生想用电脑，可以随便出入电脑实验室，学校不会为了保护财产而大门紧锁。
教师在教育中地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仅高校需要大师，基础教育更需要大师，因为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他们对于学习的态度和方法等都处于逐步形成期，在这样的时期，得到老师正确的教导和指引是相当重要的。我国的师资力量仍然是有待加强的，很多一流的人才往往不会选择当老师，特别是基础教育的老师，很多本身并不优秀的人出于就业的选择进入教师行业，所以，我国的教师队伍可以说是良莠不齐。我国需要加强师资力量的建设，特别是基础教育的师资，不仅要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加强对教师资格的审核，也要提高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吸引更多的一流人才加入到教师队伍中来，还要加强教师的评估考核。美国的教师教育也曾经历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其中，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组织的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值得我们借鉴。每个美国教师候选人只有通过普瑞克西斯考试体系（Praxis Series）对其学业技能评价、学科专业评价、课堂行为评价才能获得任教资格，而且新任教师想要进入教学领域必须通过课堂教学评价。美国现代教师资格证也有对有效期限的具体规定，大多数州的教师资格证书需要终身更新，各州普遍规定了获得更高一级证书的要求，同时还把证书等级与教师的待遇联系起来，鼓励教师改进工作、积极参与进修。[3]完善教师质量保障体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同整个教师状况、甚至整个教育状况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关系。[4]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还是在实行各自为政的教师资格考试制度，每个省的政策和考试都各不相同，缺乏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考试制度。不过，我国目前正以河北、上海、浙江、湖北、广西、海南六个地区为试点，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考试制度，对教师资格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而且教师资格证也由终身制开始改为五年审查制，这些对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来说都是有益的改革。
目前，在中国的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矛盾，那就是社会公众接受高质量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严重短缺之间的矛盾。大量的科研经费、优质教育资源、高水平师资集中在一批“985”、“211”重点大学之中，高校之间发展水平不平衡，两极分化严重。但是一流大学中的学生数量毕竟占少数，大部分学生还是集中在普通高校之中，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不能忽略这部分学校和学生。在我国，要想在高中毕业就能进入一流的高校，高考是必由之路，竞争十分激烈，就考试内容来说，也是记忆性的东西居多，所以从进入高中，甚至是进入学校开始，一切似乎就为了高考这个终极目标而存在，激发学生对知识的兴趣、培养学生的科研精神和创造能力似乎都成了奢侈的理想主义，因为只有高考取得了好成绩，才有可能进入一流的大学，只有进入了一流的大学，才有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如果高考没有进入好的大学，想再追求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就得通过考研、考博这条单一的深造路线进行，所以，不仅是高考队伍庞大，考研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就其内容来说，仍是脱离不了应试教育的窠臼。高校和高校之间缺乏纵向的交流，普通学校的学生很少有机会能去一流学校考察学习，缺少优质的教育资源只会让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由于高校的扩招，现在的学生想要进入大学已经不是难事，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高等教育如何由量的公平飞跃到质的公平，给更多想做研究、做学问的学生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也能享有一定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培养出更多的人才。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0年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危机与出路》一文中所指出的：“没有更多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国家将会越来越难从全球性知识经济中受益。接受高等教育的国民越多、层次越高，国民素质就越高，国际竞争力就越强。”[5]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有一些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美国学生上大学不会一考定终身，在美国，比较重要的与我国高考相类似的考试是一个叫SAT的学生素质考试，在全美的不同地点按统一时间、统一内容、统一考卷来进行考试，这是到目前为止高中毕业生申请大学最重要的测验。中美高考最大的不同在于美国的考试比较灵活，一年之内可以有很多次机会，而且学生可以重复考试进入大学，美国学生可以从一进高中时就参加SAT考试，这几年中哪次成绩最好，就以那次的成绩来申请大学，有些初中生也去参加SAT考试，目的是检验一下自己的水平。所以，美国的SAT考试对于高中生来说是自由参加的，可以做好充分准备，不怕某一次失手，没有中国高中生那样大的压力。SAT只是高中生进入大学的参考条件之一，要想进入顶尖大学，考试成绩与综合素质各占50%，除了考试成绩之外还要看个人因素，也就是综合素质，包括：教师评价、课外活动表现、文艺体育特长、领导能力、义工服务等，推荐信也是十分重要的，这是美国教育体制鼓励学生走出校门，参与社会实践的措施之一。这样的多元评价体系，引导学生重视个性的发展，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因为这些都会在大学入学中被评价、被关注。[6]所以，美国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多个学校，也可能会接到多个学校的录取通知，学生完全可以自己做决定选择接受哪个学校，也可以拒绝自己不感兴趣的学校，甚至在进入学校之后转而申请其他的学校或专业，还可以在上学期间申请休学一段时间去参加社会实践。可以看出，在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美国，兴趣可以成为学生学习的主导，学生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对自己的学习生涯做出规划。
三、理念——独立创新的精神
独立创新的学术精神指的是研究学术问题的自由意志和创新精神，它体现了真诚追求真理的态度。学术精神要求的是超脱于学术权威、政治力量，独立自由探寻真理的纯粹精神，可以说独立创新的学术精神是科学研究工作的灵魂。美国哈佛大学第19任校长昆西曾着重指出：“大学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追求真理，而不是去追随任何派别、时代或局部的利益。”2002年，哈佛大学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在北大演讲时表示：“检验一个大学的研究，最终得看它对真理的贡献。最重要的是要有最优秀的、最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如果这个思想是最优秀的、最富有创造力的，它最终一定会找到其重要的应用。”在哈佛，每个刚进入校园的新生都会收到一本哈佛学生指导手册——“Don't plagiarize！”，“Plagiarize”源自希腊文，原意是“偷别人孩子的人”，现在的意思是：剽窃。“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的孩子，如果你未经注明，就引用了我们的思想，就是偷了我们的孩子！”这种解释非常形象地表明了哈佛的育人理念，更是一代又一代哈佛人被锻造成各界精英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7]在这种学术精神的引领下，真理被摆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求学的过程就是求真的过程。不断的掌握知识、探索世界的过程，就是不断接近真理的过程。
我国的大学也在倡导独立创新的学术精神，但是这种精神并没有渗透到学生的灵魂里。多年来的应试教育、教师中心已经让学生变得依赖书本、依赖权威，不愿意独立思考。再加上外界的种种因素，就业的压力、功利的目的等，导致我们的学生缺乏原创性、创新性，抄袭成风，写论文、搞研究沦为形式主义、功利主义。独立创新的学术精神应该从小培养，而我国的基础教育恰恰缺少这种功能，要学习的知识书本上乃至各种参考书上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只要记住就行，学生缺乏“从做中学”的实际经验，偏重灌输、接受式的教育，没有自己的思考和探索，也提不出问题来，更别说创造性的培养了。就拿留作业来说，现在中小学的作业仍是以巩固所学知识为目的，以各种默写、抄背、做卷子为主要内容，至于观察自然或动手的项目则被看作不重要的副科，可做可不做，把主要任务完成就可以了。培养学生的独立创新精神，首先就是要改变一下这种僵化的作业形式，可以看出，我国学生做作业完全是为了应试的目的，偏重记忆，掌握知识，应对考试。而美国的学生，甚至从小学就开始针对某一问题写论文，也许他们的论文还谈不上有多高的学术水平，但是在这种写论文的过程中，他们有自己的思考，有亲身实践，有收集资料、整理资料的过程，还锻炼了表达能力，这种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作业形式也是值得我国中小学借鉴的。
四、文化——教育问题的根源
很多教育问题归根到底都来源于传统文化问题，我们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其实这也是与我国的文化传统有关的。
我国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实行的，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文化的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制是主要的选士制度，在历史上存在了1300多年。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成为平民子弟出人头地的唯一道路，读书人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条狭窄的晋升之路上，但这是一个金字塔形的考试，中举者寥寥无几，而大部分考生却将终生时间浪费在科场上。这种考试导致了学校形成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学习风气，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独立性弱，依赖性强，也养成了中国人讲究功成名就、功名利禄的功利主义思想。再审视我们今天的社会，虽然科举制早已废除，但是我们的教育事业中仍然处处可寻科举制的影子。高考取而代之，仍以应试教育来选拔人才，学校教育内容围着高考转，多强调记忆、背诵，考生人数众多，要经过激烈的竞争，少数胜出者才能进入好的学校，学生和家长功利心重，读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考好大学、找好工作，没几个人把做学问、学知识作为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业。在中国人眼里，人和人之间是存在等级的，有一个体面的工作，尤其是做官，才是有出息的，在今天毕业生人数众多、就业难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而在美国的文化传统中，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在他们的思想观念里，国家公务员和普通的园丁在人格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家长也不会对孩子寄予过分的望子成龙的希望，进入大学也不是人生唯一的转折点。在这种压力较小的情况下，他们更多的是挖掘孩子的潜力，培养他们对知识本身的兴趣，而不是注重学习知识所能够带来的利益，在这种轻松的充满探索意味的学习氛围里，学生也能够更好的追求真理，并对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做出进一步的研究。
教育改革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中国正在实现和平快速的崛起，我国的教育也要相应的建立以现代教育为基础的新发展模式。我们要转变传统教育思维，开发更加灵活的教育方式，建立更加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特别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推动量的公平向质的公平转变，为人才的流动创造一个良好的平台。同时，还要清除封建教育遗留下来的毒素，摒弃功利主义、形式主义的学习风气，鼓励创新，在全社会建立适合创新型人才生活和成长的社会文化环境，[8]从小培养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培养学生独立创新的学术和科研精神，创造具有现代气息的教育文化，促进学生自由全面的发展，从而培养出更多的一流人才。
参考文献：
[1]庞跃辉，史银.中国教育怎么了：求解“钱学森之问”[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2-3.
[2][7]杨立军.从十大名校看美国式精英教育[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15，6-7.
[3]张彦云.美国教师资格证书制度研究及借鉴[D].保定：河北大学，2005.
[4]刘翠航.美国教师资格证书体系评析[J].外国教育研究，2004，（11）.
[5]房保俊.国家高等教育理念创新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1.
[6]熊丙奇.正视问题 积极应答“钱学森之问”[J].中国高等教育，2010，（7）.